商鞅死因新说

楼主:小园香径长 时间:2018-09-06 07:12:00 点击:2932 回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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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死因新说
  作者:黄坚


  商鞅的死一直是个能撩人兴趣的话题,因为死的方式太惨烈了——五马分尸。五马分尸是通俗的说法,《商君列传》说的是车裂,但车裂的说法太“文雅”,有点含糊不清,很难直观地引起人的强烈震撼感,五马分尸就要简明直接得多,不过含义却有了变化。在电视剧里,一个大活人商鞅,被绑在五匹马车中央,活活给撕碎了!这的确更符合人们的想象和趣味,或者说更对人们的潜在胃口。但五马分尸五马分尸,说好的是“分尸”,怎么成了“分人”了?事实上,车裂作为古代一种磔刑,是加之于尸体上的。我们看《史记》里写嫪毐作乱,其党徒被俘后,也是“皆枭首。车裂以徇,灭其宗”。《苏秦列传》写苏秦临死前对齐王说,“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可见都是死后再车裂以徇。不仅中国古代如此,苏格兰独立战争重要领袖威廉•华莱士,就是美国电影《勇敢的心》的原型人物,也是被英格兰统治者斩首后分尸数块。这种在杀人后还对尸体进行追加式的切分处理,作为一种泄愤手法,一直延续到了当今世界各地都有的某些犯罪现场。因此我怀疑,至少在先秦时期,是否有过大分活人的正式公开刑法?起码车裂应该不是。何况司马迁写得清清楚楚,商鞅在黾池被杀后,才遭受车裂,随后整个家族被灭。
  不管怎么说,也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商鞅,商鞅这种命运结局,都难免让人唏嘘感慨。商鞅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
  说起商鞅的死因,前辈学者多有提及。
  胡适说,“变法时结怨甚多,故秦孝公一死,商君遂遭车裂。”
  郭沫若说,是公子虔之徒实行报复。
  王子今的看法是,“变法时打击旧势力之严苛”。
  这些说法,颇具代表性,也有共同点。它们都以商鞅变法时与人产生的矛盾为着眼点,尤其是跟“太子党”的矛盾、冲突为主要原因,等到太子成为新君,清算旧账,商鞅的厄运就来了。基本上,这就是一种“报复说”。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也算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但我觉得有点太简单、太表面,没有点到要害。
  相比之下,陕西学者杨东晨的说法,有点与众不同。
  杨东晨认为,商鞅之死的根本原因是“功高震主”。商鞅在秦国集政权、军权为一身,秦孝公对又是他言听计从,成为百官之首,权势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17岁的秦惠文君继孝公之位登基,内心恐惧,深感商鞅是心腹政敌,除掉他而夺回大权命题必然结果。杨东晨认为,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跟秦国旧贵族和统治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结下的仇怨,是商鞅之死其次的原因。总之,杨东晨认为商鞅之死是秦国权力斗争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报复杀人”。(详见杨著《王朝兴亡 秦兴亡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我认为杨东晨的看法,要比胡、郭、王的说法好很多,基本上回答了商鞅之死的真正原因。只是我感到稍有不足的是,杨东晨的解释,依然完全滞留于与商鞅本人紧密有关的事实与关系上,没有把商鞅的死因,从这些个人化和具体性的因果链中暂且抽离、提取出来,放到一个更普遍、更一般的历史范围和时段中来考察,简单说就是没有往前再进一步,视野再开阔些,把商鞅之死放到历史的某个“大家庭聚会”里,来探寻商鞅之死的根源所在。
  我由此联想到一句俗语: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句俗语的意思很简单,人人都懂,就是天子换了,朝廷里的大臣也得换。当然不是原来所有的全都得换,这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要且首要被换的,只是其中某些人。有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君自然是最大的新官,而“三把火”的“第一把火”,自然就是换人。换谁?就成了王朝皇权交替之际的第一看点。
  假如你留心过古往今来的政治舞台,你就会知道,每逢王权交替之际,首先被换的,是那些曾经在最高政治舞台上占据最核心、关键和重要位置的人。也就是在新君上台之前,有地位、有能量、有影响的人物,通常是或隐或显的领袖型关键人物。地位、能量和影响,就是换人三原则。换句话说,这种更换,被换之人与新任国君之间之前是否有过什么纠葛和过节,并不必然是什么要紧事,至少往往不是被换的真正原因。有时情形看上去还刚好相反,新君与被换之人之前不仅没有什么公开明显的矛盾冲突,他们的关系,无论在公权力还是私人情感方面,反倒有着颇深的渊源,甚至新君的上位登基,就是由这位随后的被换之人一手扶持造就。但新君上台之后(往往还是甫一登基),一俟时机成熟,就会随即反手将这位“恩公”借机换掉或除掉,此乃宫中常事。就是说,无论新君与被换者之间,是否有过如商鞅与“太子党”那样“划脸”与“割鼻”的矛盾和对立,其被换的命运结局,恐怕早已写就。方式倒不必尽如商鞅式的车裂而终,和平分手者也偶有所见。名义则有多种多样可供选择,谋反,除奸,或反腐,都是最常见常用的。
  卖国或里通外国,也是起源颇早的罪名,张仪就不幸落入了这一罗网。据《史记 张仪列传》,张仪像是紧步商鞅后尘一样,在高度信任他的秦惠文王刚刚驾崩,秦武王刚刚继位,就遭到了新政府里“清流派”群情汹涌的语言围攻,“群臣多谗张仪”、“日夜恶张仪未已”,这跟秦惠文王即位之初“宗室多怨鞅”的局面极其相似。按理说,张仪在秦廷服务二十年,主要一直是在外奔波游说,不像商鞅着重、着力于内部变革,更容易得罪内部自己人,史书上从没写过张仪得罪太子或“太子党”之类的,尽管司马迁说过一句“武王自为太子时不悦张仪”,但“不悦”的意思太含糊笼统,看不出有什么多尖锐的矛盾冲突,然而“张仪惧诛”,明确感受到了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于是情急之下,张仪自己为自己巧设一计,这才得以侥幸脱身,最终叶落归根,回归故国,否则商鞅的结局,就有可能在不远处等着他。相比之下,嫪毐和吕不韦的命运结局,就没那么“好彩”了,最终一个被杀之后车裂,一个被逼自杀。其实在他俩之前的魏冉,也是一个商鞅式人物,只是结局没那么惨烈(而且崛起、终结于同一位君王任内,算是商鞅式人物的特殊“变体”,明朝严嵩与此类似)。嫪毐、吕不韦之后,李斯和赵高又继续重演了商鞅式的故事。两人相比,李斯是更典型充分的商鞅,赵高则像一颗稗粒式商鞅,大概是受限于时间和身份的缘故。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商鞅式人物及其命运结局,在秦国和秦朝的出现频率和耀眼程度,要远高于其它先秦诸国(这不是说其它诸侯国就没有商鞅式人物,我认为时间还在商鞅之前的伍子胥,就其命运结局而言,也是一个商鞅式人物),显示出强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原因何在呢?显然跟秦的政治制度环境高度有关。简单说,越是集权和专制程度发达和成熟的国家政权,商鞅式人物出现的可能性就越高,其命运终局方式也是高度相似的。
  也许确如人们所说的,“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百代都行秦政法”,至少有一点,秦汉以后,商鞅式人物及其命运结局的故事,开始不停地翻版重演。这些故事参与构建了既单调重复又五彩斑斓的中国历史长轴画卷。我们且随手举些事例。汉文帝跟周勃的故事,算是个平淡轻柔版的商鞅式故事。(汉景帝和周亚夫还“狗尾续貂”地接力了一把)到宣帝和霍光,故事恢复了它的力度感,仿佛历史的幽灵获得了它展现的机会。霍光本人虽得以寿终正寝,但宣帝此前可始终是如芒刺在背。可以设想,如果霍光死得再慢点,结局就很难预料了。事实上,霍光家族在霍光死后没多久,就被灭族,连名义都跟商鞅一样,谋反。从唐初李渊、李世民父子武力相代,到唐玄宗兵变登基,中经高宗武则天夫妇的特殊朝政,近百年间,几乎无一时无一步不在书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激烈故事。北宋朋党之争,每次“幸运大转盘”式的要员“大换班”,都跟新旧皇帝的交替连在一起,皇帝一换,党人随即就换。像宋钦宗刚一上台,首先除掉以蔡京、童贯为首的“六贼”,人们都以为是除奸,其实背后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把戏。至于明朝的魏忠贤和清朝的和珅,尽管身份不同,但他俩命运终局的本质,跟商鞅如出一辙,是丝毫不差的历史翻版。
  再往后的事,就不用我说了。
  在后世这些简直有点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家族相似性”的商鞅式人物身上,我们很少看到他们以前跟太子有过什么“划脸”和“割鼻”的矛盾冲突,对此你可以从汉文到嘉庆逐一清点,看看事实是否如此。可见把商鞅之死直接归因于报复的想法,实在有点太简单和表面了。至于《盐铁论》中文学之士所说,商鞅相秦,严刑罚于国,俗日坏而民滋怨,所以秦惠文王即位后,烹菹其身,以谢天下,好像不是为了报私仇而是出于平公愤才杀的商鞅,更是一种夸大其辞和虚张声势的说法,完全没有搔到问题的痒处。
  那么,痒处在哪呢?
  在以上这些“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换人游戏中,有两个看点需要特别指出,首先是新君的年龄,我们来简单列个表:
  秦武王20岁登基,张仪随即亡命离秦;
  秦始皇13岁即位,20岁行冠礼,随即灭嫪毐,除掉吕不韦;
  秦二世,21岁即位,杀李斯;
  汉文帝20岁即位,之后有周勃下狱;
  汉宣帝18岁即位,23岁时霍光死,两年后,霍氏灭族;
  唐太宗27岁,玄武门之变后即位,裴寂罢官流放而死;
  唐高宗21岁即位,之后联手武则天清除长孙无忌、褚遂良一班托孤重臣;(托孤重臣有时可归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商鞅式人物,据说常以不得善终者居多,最有名的要属清朝“辛酉政变”的八大臣)
  唐玄宗25岁即位,清除太平公主势力;
  宋钦宗25岁即位,随即铲除“六贼”;
  崇祯16岁登基,清除魏忠贤;
  康熙8岁登基,16岁即位,擒除鳌拜;
  秦惠文王20岁即位,随即杀死商鞅;
  这就是传说中的少年天子和青年皇帝。
  这是一个行动快于思想的年纪,一个快刀斩乱麻的年纪。一个羽翼未丰而又雄心勃勃的年纪。鲁迅说的,“我不是怕同种,就怕你要吃掉我”的年纪。立威,成为是这个年龄的君主最急迫的心思。权力,最高权力,对于正值青春峰值的肉体来说,正如情欲正饱满绽放的横陈玉体,有着最强烈的吸引和危险,要么拿下征服,要么窒息于其深渊般的诱惑,正好对应了莎士比亚为哈姆雷特写的那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以上所举,只是些成功事例,至于在相反一面那一大堆被欺凌、被吞噬的年少皇帝,何在少数?看看东汉,就知道个大概了。
  一个社会环境中最一般、最经常、最热闹地表现出的几种基本矛盾,年纪矛盾位居其一。
  皇权更替之际,换人游戏的第二个看点,是被换之人和先王的关系,或者说,他在先王时所展现的权势与声势。我们必须要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商鞅与秦孝公的关系众人皆知,不必多说,郭沫若赞为天下无双。商鞅在孝公时所赢得的权势和声望,同样毋庸赘言。《战国策》里说,“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这话或有夸张成分,但情形也可想见一般了。
  权势煊赫,声名满天下,这是商鞅式人物的必备特征。比如张仪,为秦相二十年,当时人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这恐怕就是秦武王为太子时不悦张仪的原因吧?想想这位“有力好戏”的武王是怎么死的?跟人举鼎比赛,绝膑而死,他会甘心看着张仪在他前面风光无限?结果张仪仓皇出走,侥幸捡了一命。
  正因如此,先秦两汉就有人注意到了商鞅以及类似人物的下场跟先王之死的关系,如《战国纵横家书》里说:“秦孝王死,公孙鞅杀;惠王死,襄子杀。”这话又见于《战国策》。一直到三国,还有人说,“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而败。”(《三国志 魏书 王毌丘诸葛邓锺传》)这是一种对直观事实的洞察性结论(自称在秦宫管事二十年的 赵高,对此尤其具有一双深邃的鹰眼,详见高与二世和李斯的对话),不过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勘破商鞅式人物命运跟先王之死的内在关系。
  无论是商鞅、张仪,还是历史上后来那些商鞅式人物,他们平生所获得的权势与声势,无不与前任君王(即相对于后来新君而言的先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在先王时期积攒下的深厚权势与声势,在新君登基后,面临了一个如何转轨与接轨的现实问题,他们事实上成了先王遗留下来的一笔特殊遗产。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笔特殊遗产,成了新登基的君王最先面临的重大问题。
  我曾在网上偶然看到过一个说法,专制君主对于前朝遗产有种特别的恐惧。这是一个聪慧且富有洞见的观察。这里说的恐惧,包含了深深的嫌厌和排斥的意味。当然,前朝留下的艳姬美妾,大概是不会嫌恶和排斥的。所嫌恶恐惧者,是那些会引起新君内心梗阻不快的东西,比如旧都、宫殿等某些建筑场所,或其它手泽遗迹,但情形有时又会恰恰相反,就像越是前朝的艳姬美妾,越会趋之若鹜、甘之若饴,弗洛伊德对此有过反复分析说明,所以同一巨型办公场所,也可以延用数朝。总的来说,最让新君内心恐惧不安的,自然要属商鞅式人物的存在了,芒刺在背,恐怕还要算是轻描淡写的。如何面对和处理商鞅这笔遗产,成为考验新上任的秦惠文王最具挑战性的一道试题。年青的秦惠文王很快交出了他的答卷,商鞅被杀,随后被车裂,然后被灭族。
  这种处理政治遗产的方式和结果,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信息?在政治和历史两个方面,又蕴含了怎样的规律与内容?应该如何加以解析?这里我们开始触及到作为系统的权力组织,它在置换交替之际的特殊性质和表现。
  一般情况下,在某一姓氏王朝内部,最高权力基于私有性质的传递,通常是由父传子的(当然会有例外情况,如兄弟或叔侄相传)。因此,中国人所特有的敬祖认宗传统,从源头上说,就含有权力正当性传承的性质。这种以血缘为外在标志和媒介的权力关系,往往被赋予了一种感恩色彩,因为很显然,没有父辈的给予传承,就没有后代君王的享有天下。然而,这种看似最自然而然的顺位进入关系,其中却隐含了不易为人察觉的诡异与惊险,并不总是如其外表所示的详和自然、庄重肃穆,或感激涕零。与此同时,还会伴有种种阴暗与对立,不安和角逐,甚至是剑拔弩张的生死对决。这一点,中国历史大概是地球上上演此类剧目最多的舞台。事例繁多,不遑枚举,若要举例,则汉武帝与太子据的“巫蛊之祸”,李世民和武则天的废杀太子,以及康熙与太子的故事,都要算是最有名的。据说康熙最后悲切吐语:“诸阿哥中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容。”李世民一身兼逼父退位和废除太子,更是最为典型。至于其它那些或默默无闻或有目共睹者,遍布各类史籍,足供有历史癖好者一头扎进二十四史,或其它史里去做田野考察。
  权力,最高权力的传递,恰如一个成语所形容的,乃是授人以柄,权柄,——别忘了,柄端有刃。所以在这个成语的前后,往往还伴随有另一个成语:太阿倒持。
  权力传承之际,往往如身临悬崖峭壁,身处锋刃之端。而且,先王时期政局越是相对稳定,经济越是繁荣发展,外事越是顺利辉煌,文化越是群星璀璨,新君即位之初,越易有壁立千仞之感,须有如履薄冰之心,而商鞅式人物,也就越有孕育生成的可能(物质条件是一切事物永恒的实在基础,单一稳定的政局,也更有利于某种政治参天大树的茁壮成长)。这样,在权力交替之际,转折与变异,对立与矛盾,也就会在瞬间爆裂式地膨胀和扩张。因为这里正是一条激流湍急的卢比孔河的界桥所在,它的前后涉及到两个新旧不同的权力系统的置换与重组(哪怕仅仅只是形式和名义上的改头换面,或换汤不换药)。如何组建、编排完全属于自己的新权力系统?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首先必然是对旧势力的排除和清理,才可能导入新权力因子的植入。这样,原先那些体量巨大、占位关键、影响广泛的人物,就成了需要率先逾越克服的障碍,除非他们能同样顺利进到新系统中,融入新权力谱系,成为有机和谐一分子。然而对于这一点的判断取舍,完全取决于刚刚登基的新君,——如果他已有足够的权势。假如新君的判断是否定性的(恐惧和嫌恶会起作用),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掩埋掉先王的遗迹,让那个觉得碍眼堵心的家伙彻底消失。于是中国历史上那些近于雷同的故事剧目,就源源不断、前仆后继地上演了。
  据说在日本安土桃山时代,当德川家康凭实力取代丰臣秀吉家族后,他做了一件事:
  德川氏将丰臣家所建的大坂城石墙和水堀全部破坏,覆以数米厚的土,再兴建更高的石墙,把丰臣大坂城的遗迹全部埋在地底。天守设置在不同的地点,位置更高,并采用完全不同的设计。德川家用全新且更为雄壮的城郭,将丰臣氏留给世人的记忆彻底埋葬。(《岛国东瀛零星印象记--大阪城》,见于北京铁老白的新浪博客)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掩埋和消灭,并不仅仅出现在政权交替的改朝换代之间,它同样也发生在同一王朝最高权位的传递之时,尽管形式上要显得貌似平缓和自然得多。
  这也就顺便帮我们理解了一下西方文化中的弑父现象。在赫西俄德的《神谱》里,克洛诺斯杀死了其父乌兰诺斯,之后宙斯又战胜了其父克洛诺斯,同样是以暴力方式。
  最高权力的交错,常常是在锋刃之间实现的。
  权力本身,就是一柄最锋利的刀刃。
  所以谈论商鞅的死因,你不能离开权力交错的背景。权力的身影,才是商鞅之死的根本转轴。只有牢牢抓住这根转轴,你才能轻轻推开一扇旋转门,看到里面的真实场景;而权力交错的瞬间,则是那个最关键致命的时间点。
  最后我们来聊聊两个相关词语。
  一,谋反。
  商鞅最后是以谋反的罪名被杀的。但他究竟有没有谋反?司马迁的叙述,留下了一个扑朔迷离的背影,到现在成了件说不清的事;既然说不清,那就不要非要勉强去说清楚。然而关于商鞅谋反,有一点是可以说清楚的,即商鞅当时有没有谋反的实力?这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它跟商鞅的死,有直接密切的关系。
  所谓谋反,须有两大前提和要素,一是要有人,只身一人不成其为谋反;二是要有对人员的组织动员能力(装备倒还在其次)。
  北师大教授晁福林说,商鞅举兵谋反,身边有10万之众。(《春秋战国史丛考》,苏州大学出版社)这是个有点骇人听闻的数目,我是不太相信的,但如果说商鞅掌握了一定数量的人,跟着他走,这是可以想象的。举证繁冗,恕不缕述。
  更关键的是第二点,商鞅是否有对秦人的动员组织指挥能力?人多人少,如果商鞅根本调动不了他们,都是白搭白说。
  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商鞅变法。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所在,就是把原来近于一盘散沙的秦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组织起来。《商君列传》词句俱在,开卷即知。概言之,就是城乡联动,兵民联动,其结果是,“乡邑大治”,整个秦国上下,在游客荀子的眼里,呈现出井井有条、秩序井然的面貌。关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社会的组织状况,有兴趣者可参阅已故山东学者张金光教授的《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一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鞅对于秦军的改造。商鞅本人多次率领秦军与魏国交手,深入魏境,屡立战功。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专才,商鞅在先秦两汉史籍中,多有见载,而商鞅对于原有秦军的整体改造,堪称脱胎换骨。张荫麟在引述《荀子 议兵篇》有关段落后加评语说,“所说秦国的兵制正是商鞅所创的”。(《中国史纲》,江苏文艺出版社)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商鞅和秦军的关系,恐怕会让任何一位君王心神不宁,暗自心惊。
  这样来看,商鞅是有谋反实力的。他有自己的封邑,有强大到无敌的动员组织能力,还有对秦军直接的统军作战能力,这一切会在秦惠文王心里投下多大的阴影面积?相比之下,年青新君自身境况又如何呢?秦二世即位之初的一番话,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史记 秦始皇本纪》)我猜想秦惠文王即位时的情况,应该相差不大。这样他跟商鞅之间,就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权势落差。
  在这种情况下,商鞅有没有谋反的动向,起没起谋反的心思,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秦惠文王恐怕已经把他摆在了谋反的位置上。《春秋公羊传》里有句话叫“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意思是对于君父不能存有谋逆之心,否则即应被诛杀。问题是“将”还是没“将”,由谁说了算?自然是君王。你看李斯在狱中为自己的忠诚所作的剖白,简直到了披肝沥胆、椎心泣血的地步,有用么?没用。李斯到死都没明白,他之所以会死的必然机理原因。
  何况商鞅的某种政治理念,也可能渗进了他的死亡。《商君书 说民篇》最后有段文字: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这段文字该作何解,或许会有仁智之见,但它们直接指戮了君王之所以为君王的肺腑最柔软处(权力核心;试想,一个没有决断权的君王,还是君王吗?那就是虚君。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虚君就是个“稻草人”,是个让人同情怜悯如光绪的可怜者。《鹖冠子》里“主不虚王”四字,我认为是中国人最永续坚固的政治理念和心态),是显而易见的。据已故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先生判断,《说民篇》的作成时代恐怕相当早。(《商鞅及其学派》,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是说,它们很可能非常接近商鞅本人的思想。如果真是这样,当秦惠文王得知商鞅此类想法时,他又会作何感想?
  分权始终是君王大忌,何况是移权和夺权。
  因此,跟商鞅之死有关的另一个词,是禅让。《战国策》里有句话:
  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传商君,辞不受。(《秦策一》)
  这话跟说商鞅谋反一样,有人信,有人不信。郭店楚简出土后,里面有篇《唐虞之道》,是专讲禅让的,于是有人大作文章,认为战国时期,禅让是一种不可否认的思潮和实践,也就是认为,秦孝公欲传位给商鞅的说法,是可信的。如果说谋反还需要一个过程,充满未知不确定性,禅让就直接剥夺了未来君主的继承权,王位转移改姓了。于是我们看到《战国策》随后一段话是:
  人说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愿大王图之。”
  “国危”,“身危”,一针见血切中问题的要害。商鞅极有可能威胁到秦惠文王的人身与王权和王位,这是首当其冲的最大危险,至于“且夫商君,固大王仇雠也。”不过是其次的理由和考虑罢了。
  从纯粹理念和心理上说,王权是不可分、也不可移的(但真到了要分、要移之时,也是无如奈何之事);从本质上说,它始终是零和游戏。
  《史记 秦始皇本纪》里有一行话,好像从没被人特别留意过:
  二世与赵高谋曰:“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后来二世果然也模仿秦始皇的巡行天下,东行郡县,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遂至辽东而还。
  我觉得秦惠文王的追杀商鞅,之后车裂以徇,再灭其族,一系列作为举动,除了题中应有之义外,跟二世对秦始皇的致敬模仿秀,其用意也有相仿佛的地方。




  2018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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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个咪 时间:2018-09-06 15:17:15
  mark
作者:五个咪 时间:2018-09-07 02:13:09
  mark
作者:风破楼 时间:2018-09-07 09:27:45
  推荐!
作者:楚南天问莎士比亚 时间:2018-09-07 11:56:21
  有些道理
作者:山午 时间:2018-09-12 05:23:25
  盛极而衰,激流勇退是要智慧和勇气的
作者:styzccs 时间:2018-09-12 07:15:21
  天涯共此时,点赞你我他~

  有缘天涯共掘金,无缘见帖不留赞~
作者:回形镳 时间:2018-09-12 14:38:34
  楼主循循教诲咱们:
  院外政客,从来都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故“知进退”,也就成了政客们首要的专业操守。
  否则,小命不保。
作者:回形镳 时间:2018-09-12 14:42:09
  逆者险,从者福,顺者昌。
作者:播火者 时间:2018-09-12 15:01:08
  楼主说的不错,不论是心理,还是权力,都分析的很到位。

  有一点儿,我个人的理解是,心理还是权力,都和自由度有关系,父与子,君与臣,都构成了一种互动的自由关系,即自由的域。对这个域进行量化,就是自由度。

  而父对子,君对臣,都是自由度最大的,即生杀予夺的,这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与父亲的自由度博弈,就有一个此长彼消的过程,如果再叠加君与臣的关系,比如皇帝与太子,那就是最激烈的博弈了。

  父与子,君与臣,在心理和权力上的互动,围绕着自由度的大小的消长,我认为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然,从心理上来说,对自由度的攫取,总是竞争而来的最享受,让渡而来的,受让者始终是弱者地位,没有成就感。

  自由和竞争,才是天性。无竞争,不自由,无竞争,不享受:)
作者:回形镳 时间:2018-09-12 15:02:06
  周至秦汉,西北称为关内;
  隋唐之时,称为甘凉道。
  都是力持纯朴,却由于内外交流交易而越呈复杂之局,故长期刀兵不断,财富不断外流。
  连周勃、周亚夫家族都迁往江南,成汝南第一世家。
  所以为政之难。
  商鞅、吕不韦、李斯、萧何等,初时推政易,随后越益艰辛:一头系着纯朴,另一头系着越益复杂之诡局。
  以至于隋唐不断尝试向东迁都。
作者:播火者 时间:2018-09-12 15:05:20
  君主和一般人的追求不同,大臣也和一般人的追求不同。两者的心理要求有叠加的部分。

  常人,不过是生存,然后生活幸福。

  君主是丰功伟业,历史扬名,大臣也有类似的需求。彼此成就,彼此合作竞争,那算计就是最基本的。
作者:播火者 时间:2018-09-12 15:11:36
  现代国家的内阁制,也存在一个组阁班底的问题,这说明权力的操作,有一种必然的模式,因为人是最自由的存在,其内在的张力就是追求自由度的最大化。这个是没办法的。

  好比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也是这个原因,是代际间的自由度竞争,导致了人口数量的下降。
作者:播火者 时间:2018-09-12 15:12:44
  利益驱动的本质,也是对自由度的追求最大化的趋势所驱动的:)
作者:中国杨神经 时间:2018-09-12 15:58:46
  所以,这方面朱德做的比较好。林彪比较差。
作者:回形镳 时间:2018-09-12 16:37:32
  那会与新疆石河子市的领导聊大天。
  越聊主题就越明确了:就是一种“不讲道理”的坚守。
  因为别人全不给你讲道理的:你一弱,别人就干翻你;你一退,别人你进;你退寸,别人就进尺。
  你就不能不简单地坚守。
  却决不能纯朴。
作者:回形镳 时间:2018-09-12 16:44:31
  别人又不及你有文化。
  起码你可以种种粮食种种核桃红枣什么的。
  别人群居的地方,可以搞到寸草不生的。
  一面临经济萧条种群危机了,第一个念头就是杀与抢。
  连与你商量一下的念头都木有。
作者:回形镳 时间:2018-09-12 16:52:59
  世界史上最著名的“战争民族”,都几乎跑咱们西北道上来了。
  除了打仗之外,其它的文化力几乎都木有。
  结果全国都几乎“绿色经济”了——起码夏天如此。
  就新疆这个公鸡尾,却始终是白白的一片。
  归制王化与发展经济,也就成了新疆最难的俩大老大难问题。
作者:回形镳 时间:2018-09-12 17:00:37
  所以吧,可见秦相之难。
  历史上的秦相,全是最委屈的一群。
  ——空间广袤,状况复杂,又不是单纯的施政之事,完全就是在文化碰撞的风口浪尖之上。
作者:回形镳 时间:2018-09-12 17:19:34
  你搞高文化高文明,别人就简简单单一个奴隶制。
  还在一边惦记着你。
  你一力弱,别人就大砍大伐你。
  中华文明几次大型国祚危机,都处于你只讲虚理,不讲实际实力的儒家年代。
  ——咱中华文明何时封闭过?你米国才是孤悬海外的封闭国家呢。
作者:wm198223 时间:2018-09-13 15:55:34
  其实,大臣有时候忘记了自己的本分,有几件事情是大臣不能干预的,最高集团的组织人事工作,一把手管组织,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不管中国、美国、英国;其次就是领导的更迭,也就是接班人的选择。

  做到这两点,大臣有时候表现的再僭越,最后也有可能善终。

  不信么。

  比如张昭,张子布。

  张昭对于孙权僭越到了上面程度,孙权称帝很晚,但是瞎子都知道,东吴六郡那都是他的天下,自称吾、孤还是朕,都无所谓。

  但是张昭管理孙权到了这种程度。

  随手几个例子。

  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鞌。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羣贤,岂谓驰逐于原野,校勇于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柰天下笑何?”权谢昭曰:“年少虑事不远,以此慙君。”

  权于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羣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慙色,遂罢酒。

  权以公孙渊称藩,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昭谏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权与相反覆,昭意弥切。权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衆中折孤,孤尝恐失计。”昭孰视权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牀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渊果杀弥、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住门良乆,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昭容貌矜严,有威风,权常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



  张昭这样僭越,但是有几件事情,他是完全不插手的。

  首先就是丞相,群臣都以为丞相非张昭莫属。初,权当置丞相,衆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寮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但是这里完全看不出来张昭要谋求丞相之位。

  其次就是太子人选,孙权的接班人那是命运多舛,但是完全看不到张昭参与的迹象。

  最后就是孙策的称号问题,张昭有如今地位,当然最该感谢孙策,但是孙权称帝,追尊孙策为什么呢?不是追尊帝号,权称尊号,追谥策曰长沙桓王,封子绍为吴侯,后改封上虞侯。

  这里也看不出来张昭说什么了。

  张昭其实更像什么?管家,或者说管家婆,看起来好像大事小情都管,但是管家始终知道谁是主子,自己是奴才,管家可以管主子吃吃喝喝,但是不能逾越根本。

作者:桃花庵里我独眠 时间:2018-09-21 16:59:41
  扫清权力障,杯酒释权是历史上最仁义的恩典,还有人说三道四
  但是做皇帝大权旁落.就算皇帝说没关系,羽翼们也不会放过
  从政从商都是如此
作者:zhsoo 时间:2018-10-12 07:36:44
  好
作者:读写学评 时间:2018-10-14 00:31:17
  战犯,皆死有余辜。
作者:styzccs 时间:2018-10-20 20:40:28
  第一次听说
作者:读写学评 时间:2018-10-20 21:37:44
  @styzccs 2018-10-20 20:40:28
  第一次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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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秧这个战犯,罪大恶极——以杀人多少论功,才培养了老秦这批恶狼。周代早有“共和制”雏形,秦统一六国,遗失的正是“共和”秩序成果——以至于形成了以武欺法的“分合成败周期率”。

  ——全人类都反对战争。任何事情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可行高效办法——协商合作。失协商、失合作,是人类弱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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