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自由人性的光辉映照出中国社会的黑暗
我知道当下中国象我这样为一个电视人物的故事而哭的男人很少了。
2009年12月27日夜里,央视的 “[面对面]――志愿者卢安克”节目使我热泪盈眶,在次日阅读卢安克相关资料、重看节目视频、浏览柴静博客有关评论时,我又抑制不住的一次次心酸和流泪。在泪水中略感欣慰和有所倚靠的是,在这个夜晚还有很多国人为这个来自德国的志愿者的故事所感动、震撼、不眠……然,哭者寥寥。
柴静哭了,不哭是不可能的,以她那敏感的心。可是她怎么就不能将自己放纵地哭出来,而要掩饰成“让人感激的狼藉” 呢?评论中一位显然是她的好友名叫三哥的还是道出了真情:“告别卢安克。一转身,你就流泪,从广西淌到北京,淌出一句话“这让人感激的狼藉”。 索性,在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吧,内心深处的纷扰都释放出来,轻松自己,轻装上路,任重也道远。我,哭了,七尺男儿啊,何况是你;与你一样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了卢安克?为了留守儿童?为了大山深处的那户户人家?不知道,确实不知道。但,我还想哭,卢安克,你走进了我的心中。怎么也挥之不去,那眼睛,那发色,那不标准的普通话。或许,怎样的提问都显得苍白……卢安克,你带给她太多的不平静。这些不平静都留给我吧,都来吧!都来吧!来拷问我的灵魂,我,该怎样活着?”――看到这,我还是哭了。
我为什么哭泣?是为了卢安克吗?起初,我以为是的。就象我们通常为电影主人公哭泣,是因了他们的苦难遭遇而洒下同情的泪水。可是,卢安克本人何曾带给我们这些悲戚戚的小我情怀。他通身洋溢出平和、安详、纯净乃至圣洁的光辉,只会使人油然而生崇敬之情;他经常被众多孩子簇拥之时脸上挂满幸福的微笑,谁不为他感到高兴;他每月只花100元生活费,餐餐吃红薯叶,残破的胶鞋露出了脚趾,瘦削的身躯在泥地里打滚……只会使我们讶异、惭愧、羞耻,继而无地自容;当他回首那场几近死里逃生的车祸,他从容地认定是车祸把他的命与这块土地连得更紧时,我们唯有为他感到庆幸并衷心祝福……所有这些,我们可以勉强从贫乏的语言中找到一个归纳的词语“感动”(我实在不愿使用这个已经被国人滥用的词,概因这些年各大媒体包括央视 “感动中国”之类的鼓噪,是何等的虚妄、苍白、无耻)。但所有这些“感动”,归结起来都是崇高、快乐、幸福、欣慰、鞭笞这些有益的、积极的、美好的感情和思想,即便是当你看过有关卢安克的文章,了解到他1997年卢安克在南宁的一所残疾人学校义务教德文,结果因没办下“就业证”,被公安局罚了3000块钱;1999年他又从德国回到广西,跑到河池地区的一所县中学当初中老师,因不能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家长们有意见,学校把他开除了;2006年,签证到期的他申请加入中国籍遭到拒绝只好返回德国这些经历,也顶多加之以无奈、愤慨之情,唯独不至于让人为之泣下。
在电视里柴静反复追问卢安克活着的乐趣下,他回答说:“比能表达的更多的乐趣”时,柴静似乎还未了悟。而事实上,电视片通篇都在给出这个答案――在“自由”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而别人不想做,做自己愿做而别人不愿做,做自己能做而别人不能做,做自己能做好而别人做不好的事(在我博客里转载的《卢安克――让中国感到羞愧的人》中,卢安克回答采访者关于人生价值话题时的原话是“做到别人不能做或不愿意做的事,我就有了价值。”)――舍此,人生还有什么更多的乐趣。其实,在这里卢安克所说的“人生乐趣”,已经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快乐”了,而是“人生价值”或者更高级的指向为“人生意义”, 也便是他在电视片结尾的旁白:“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家,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后代;一个人为了他的学生,学生就是他的后代;如果一个人为了人类的发展,那么人类就是他的后代”。因为卢安克身上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朴实、纯净、简单,所以我也不必在此对他的“生活乐趣”妄加上升到“人生意义”来演绎。我也相信卢安克自始至终并没有深思也不需要这么高远的人生意义,因为对他而言,他的个性、家庭教养、社会教育、文化、志趣、能力包括他认定的命运,决定了他在这块土地在这里的孩子们身上能够做出最适合自己的事,获得最多最大的人生乐趣,足矣。
所以我明白了,当我乍以为我是为卢安克本人哭泣的错觉,相当于柴静追问卢安克“你的父母是否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属物”的幼稚,我们都是在用中国人的心智水平、道德标准、情感指数、精神境界去理解和认知卢安克及其家人及其先进国家的人。须知,西方国家自从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几百年的民主思想发展,早已造就了一代代身心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真正的人,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为他人、为国家、为社会乃至为人类创造出最大的价值,每个人都在享受人生最大快乐同时为他人带来快乐。试想,卢安克是自由快乐的,他的父母当然是自豪和快乐的,所有有幸认识卢安克的人都应当是欣慰的。
当然,对卢安克事迹的报道之所以引起国人如此巨大的反响和内心震颤,还因为貌似跨入信息时代的中国其实还处于精神领域的闭关锁国状态,我们虽然也从只鳞片爪的电影电视中得知不少外国人在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地长年从事各项自然研究或社会活动,但却不可能深入了解他们的动因、思想、感情和过程,因此无法产生共鸣。今天,当卢安克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展示他在我们国家10多年的生活经历时,有了切身体会和设身处地的对比,这才让我们惊为天人的同时,发觉到在同一个世界里人与人在精神境界上的巨大差距,很显然,这种精神差距造成的心灵冲击远大于晚清皇帝乍见西方钟表时惊为怪物的愕然。而事实上,卢安克式的人物,无论在德国,在美国,在任何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所有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是极其普遍、正常、自然,数不胜数的,这只要从卢安克一个家庭即有三人从事这方面的社会活动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