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大跃进”(修正稿)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0 21:41:00 点击:122943 回复:3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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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的“大跃进”(修正稿)
  高致贤
  按:本文初稿分段发表后,得到版主关怀,网友重视,回复中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有网友说原帖中的一些回复胡搅蛮缠,影响阅读。建议我另弄个版本再发一次,以便有个完整概念。我采纳了这个建议,重发此修改稿。
  
  当我国的经济建设正迈上正轨之时,不免让我想起“大跃进”前后那段日子的转换,姑且称之为“向左转”吧!
  因新旧政权交替,1950年家乡闹过一段时间饥荒,全由人民政府普发救济粮来度过。我们家虽未完全断炊,也曾经领到过救济大米,用于煮稀饭度日。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吃过的一次政府救济粮。
  土地改革后,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农业生产上的互助组,合作社,也相继建立起来。1956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之前,多数农民的口粮已自给自足了,我家有了余粮,多吃半年是没有问题的。人们可以敞开肚子吃个饱,不需限量下粮分饭吃了。
  然而,随着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策后,高级农业社的建立,懒汉有机可乘,农业生产开始下降,至少是停止了发展势头。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对农村情况就了解不多了。
  伙食全由学校免费提供,每月生活费6元,一日三餐:早餐,鸡蛋花稀饭,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汤,全系荤菜,不定量,吃不完。节约下来的伙食费还给学生发衬衣、雨伞等。每餐饭菜都是现煮,吃剩的就作为猪饲料,或送给附属小学的学生食堂。
  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校区内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玉米。
  我们初师部的学生不参加老师们的政治会议,但可以看老师们贴出来的大字报。
  管伙食的何姓总务主任的贪污、腐化问题被揭露出来了:他进一趟县城就要花十多元钱,相当于两三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说他和一个女学生有男女关系。于是,引起全校学生的极大愤慨,我们班的学生更是愤恨,因为那个女学生就是我们班上的。学生参与写大字报,很快就将那个总务老师逼得跳下深坑自杀了。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虽然每月供应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来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总是不够吃。虽然在此之前也是定量供应的,但不够吃时可以向国家粮库多购。
  反右之后,政治一过硬,再不能超定量供应了。但因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如果说国家供应的口粮不够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学生天天要吃饭呀,粮食已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没有粮食卖,新上任的革命领导班子,尤其是接任那自杀的总务主任的班的新主任,更是千方百计不使学生分饭吃。为此,学校想了许多办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将师生自己种的粮食果蔬补充食堂,但一年的劳动成果,几天就吃光了;
  二是大加猪油。民间有“多买油肉少买米”的节粮经验,当时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猪肉,于是,学校多买些熟猪油,把饭蒸熟后,将热化了的猪油汁从饭甑口上灌入饭中,饭上全是油腻,学生们吃得很香,还是节约不了多少口粮;
  三是多加蔬菜热饭吃。民谚说:“热饭三年,买块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汤水与饭混合热吃,可以节约口粮。可学校热了饭,学生们吃得更多,照样无济于事;
  四是买碎米。口粮不够的问题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学校所在地的县里供应学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标可买3斤碎米。学校又吃了段时间的碎米饭。大跃进开始,其它单位争买碎米的人多了,学校就买不到碎米了;
  五是红薯代粮。红薯也属口粮类,但一斤粮的指标可买5斤。红薯与大米混蒸,第一二顿,觉得很甜,可多吃几顿后,学生们就争看刮那粘在红薯上的米饭吃,因而产生抢饭纠纷。……
  为体现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胜利,为学生不分饭能吃饱的问题,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终是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不管你够吃不够吃了。
  学校实行按量供饭制后,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我便约起我的一个好友,夜间去偷吃我们自己种的萝卜,结果发现地里已被别人偷了很多,因为是监守自盗,大家都处于饥饿难当之中,谁也不去管谁。
  
  为弥补反右以后的教师空缺,我们提前一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区中心小学工作。
  上班前的这个暑假是回故乡度过的。那时,农村已办起了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回到家乡,不但吃饭不定量,而且不开钱。农民也像军队一样,后勤、前线严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饭,其他社员管生产。与军队不同的是,吃饭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里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只要是人民中的一员,还分什么你我?走进哪个食堂都可以吃饭,一天吃几顿都可以。所以,有的社员趁此偷奸耍懒,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
  农民家里积蓄几年的生活物资,通通献给了公社食堂,农村劳动力都集中精力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地里的庄稼没有能够完全收回来,烂在地里了,公社食堂尽量吃的“共产主义生活”成了昙花一现。
  我到瓢井区中心小学报到后,被安排在区委机关食堂搭伙,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虽说刚去掉工资的一半,但因吃饭不定量,比在学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搭伙者都十分高兴。
  学校没有上课,我被抽调到区委(当时还没有改称公社)工作组,立即安排下乡。我被派到兴隆公社——也称管理区,任务是督催农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烧炭、炼钢铁。一个个原始森林毁于我们的督促滥伐之下,还不能满足于“超英赶美”炼钢铁速度的政治需要。于是,区委指示: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学校或幼儿园,老人送进“幸福院”,青壮年统一住进民兵团,男女分开,集体食宿。腾空出来的木架房,便将木料拆来充木炭炼钢铁;土高炉烧出来的“铁狗儿”(不合格的生铁)不够充数,就将农民家中所有的铁器搜来充当公社的上交任务。
  学校开学,我从工作组回到学校,但没有上课,仍是带着学生去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也烧出些“铁狗儿”来。
  当时读书不受年龄限制,农村连十五六岁才发蒙的都有,学校发起“少年超甘乐”的运动,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组织出校去参与土法炼铁的“人民战争”,哪怕只能拣小块矿石、运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蚂蚁搬家”的“人民战争”之中。教师成了炼铁的大炉师,哪怕1斤可用的铁也没有炼出来,“火线入党”的人却不少,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称为大辩论)的师生也很多。
  
  大炼钢铁告一段落后,学校终于复课了!
  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公社划一片土地给学校,我整天带着学生到一个叫做马驮子的地方去开展深翻土地运动。
  土地适当深耕可以增产,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们像挖战壕一样,将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着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来,把原种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庄稼长不好。
  深翻土地完成后,我们又在土里种小麦高产实验地。针对过去种大稀秧的习惯,有人提出适当密植可增产,于是政府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们带头搞样板地,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求每亩下种100多斤,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开始用点播,种子用不完,改为撒播,几手铺满一层,还是用不完,结果有个平时俏皮捣蛋的学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麦种往地里倒,有的地方堆了一层,终算完成了下种任务。
  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很快就被沤死,我们又带着学生去间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几,仍然密不透风,人工帮助排沟,也有许多麦苗被沤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来。但也要上报“大增产”;
  增产多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不敢报,也没有谁验收。但有的实验地是经过召开现场大会验收的。验收得到了大“增产”。有参加验收会的同志告诉我:邻区有人将几亩田里已成熟的水稻移植于一亩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风,稻穗上摆鸡蛋也坠不下去,怎不增产?可是。该公社的粮食产量还是“增”不赢我在的区(公社),为什么?虚报。
  当年使用的是摇柄式电话,同个方向的单位共用一条电话线,用铃声的次数和长短来区分所要的单位。如一长两短,是甲公社的,两长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条线上通话,可以互相兼听。我们那边是三个大公社同用一条电话线,县里一摇电话,三个公社的电话铃同时都响,凭铃声的长短次数来区分要哪里的。各公社每天向县里报一次粮食产量的收获进度,长石和瓢井同在一条电话线上,长石是先进公社。为当先进,听人说,每次瓢井都让长石先报粮食产量,并偷听长石所报的数字,而后比长石高报一些。当晚县里公布评比结果,瓢井的名次总是在前;长石不服气,次日再报高,瓢井如法炮制,结果不言而喻,长石不服气,再提高数据,仍然比不过瓢井。当时的粮食产量就是这样“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办公室去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白天不必下去收,到晚上要上报前,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
  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参与社员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少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不少,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
  
  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
  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1960年的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补种或重栽,农民已饿死不少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 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
  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人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也只是个理论数据,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层层盘剥,15斤都没有吃上。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房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怎不俄死人?求生欲旺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中的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农民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好似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
  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叫高老八的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后来有资料显示:那3年中,全国饿死好几千万人。
  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人被打戍“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大方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的一位领导人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设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发“十二条”文件,全国开始整风整社,具体内容是反对“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钱粮物资;“五风一化”: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违法乱纪风和干部特殊化。(各地说法不尽一致,可查档案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认罪退赔,处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干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文革中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才知道的。当时当地只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自留山,开放自由市场,但不准粮食上市,也未包产到户。但改原来的人民公社统收统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包的内容大致是,小组包工、农户包工、农活临时包工(记不很准),超产奖励。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一平二调,已经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归属完全打乱了,所以重新划分并固定下来,才能实现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原则。
  夏天,我作为工作队员,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区工作,始知中央已经下了撤销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党委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个叫孙家寨的生产队,默许那个食堂可以称口粮给社员回家煮饭,这可违背了纪律,受到批评,但此时已不敢斗争和戴右倾帽子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位郝科长,不知他是哪级派来的,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听公社干部叫他郝科长。他穿着很旧,戴个“油渣帽”,整天和社员一起,听社员说活。一天中午饭时,他走到书记食堂保管室门前,大声叫司务长开门,说:“再不开,老子就踢进来了!”门开后,公社书记和司务长正在吃饭,马上请他一起吃饭。他督促着司务长把他们吃的酒肉白米饭抬到大餐厅去和社员一起吃,司务长早被吓瘫了,书记战战兢兢,不走。他便骂开了:“你们这些狗日的,群众吃糠都吃不饱,你们却肥酒大肉随吃!”正在用餐的群众听到了,内心万分痛快,但却不敢拍手,不过,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后来,郝科长叫公社粮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务分给群众去完成,群众从中得点细糠来造饭吃。大家说,加工这点米,还得几顿饱饭吃。虽说吃的不是尽粮饭,群众也已满意了!
  郝科长走了,全县整风整社的试点就在瓢井进行。大会上公开逮捕了达溪公社、桃园管理区和石堰(?)生产大队三级的3个领导人,而后是2个“红旗”管理区的书记被逮捕,一个“白旗”管理区的书记借出粮食来支援重灾区。当时评先进的标准就是看谁的粮食产量报得多,多者插红旗,少者插白旗。
  1961年10月,在落实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离职进修中师3年。
  学校仍然按定量分饭吃,而且比开始时分得更细。开始时只分到桌,每桌一盆饭,由各桌的学生再分。再分难公平,闹起矛盾,最后只好将干粮直接分到个人:每人一个饭盒,分装干粮于盒内,食堂统一蒸熟。一人吃两份也吃不饱。人饿久了,胃特别装得,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说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有个老师当了公共食堂的司务长,请学区校长和我去过年,三人吃饭,他下了3斤米,杀了两只鸡,割了4斤牛肉,还有萝卜白菜四五斤,炖得一大锅,外加两瓶酒。要是现在,20个人也吃不完吧,可我们三人吃得一点不剩,还不觉得很饱哩。有个司务长关照,我一餐吃完一桌人的中饭。当时我都怀疑是否会把肚皮胀破?却还能背着120斤煤回学校。
  
  我们进修的学校,仍然实行勤工俭学,自种果蔬来补充伙食,但分饭一直到毕业。不过,这时副食市场已开放了,有钱有市,可以买点粑粑之类的副食品来弥补饭量之不足了。我们是带全薪脱产进修的,尽管每月才25元工资,也可能买到25斤包谷黄粑了。
  “三包一奖四固定”之后,农村生产形势发展很快,农民各自开伙,吃饭不再定量,市场上有酒有肉卖了。可学校食堂分饭直到毕业。
  农业经济刚在恢复,中央又下达了23条,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打“暴发户”,划“新地主”,巩固集体经济,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自留山统统收归集体,有的地方把自留地也收了,自由市场立即关闭,每年要清理农民几次,看有没有人多占了集体土地?农民自养的牛马羊等大性畜,全收归人民公社,一切都回复到统购统销。买豆腐、肥皂、火柴等等生产、生活日用品,都要按定量发票,凭票供应,市民每人每月可买半小块肥皂,大约50克吧。工业日用品,农民是不能享受到的。在商品枯竭、票证发达的生活环境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鄙入已有另文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
   2008年1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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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pcar4 时间:2008-01-21 00:51:26
作者:紫色心雨258 时间:2008-01-21 01:01:35
  好贴
作者:wendian 时间:2008-01-21 01:14:57
  请LZ多写点那段时间的经历,谢谢!
作者:cyeee 时间:2008-01-21 05:50:20
  强帖留名
  
  虽然没经历过这些.....但看了lz文章,触目惊心.....
作者:我就是刁民 时间:2008-01-21 13:10:59
  惨不忍睹,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
作者:毕荒 时间:2008-01-21 13:37:57
  历史的真实,真实的历史!
作者:一生中的第一 时间:2008-01-21 15:09:35
  历史不能被湮没。
作者:cnzzsbd 时间:2008-01-21 15:15:29
  看的那叫一个寒啊!!!换到现在,反正都是死,不如跟那些所谓的领导拼了!
作者:为坐敬亭山 时间:2008-01-21 17:26:36
  收藏完整版本的!谢谢老高!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1 18:10:13
  谢谢关心。
作者:gengyanlin 时间:2008-01-21 18:25:59
  老高的话我相信是真的..
作者:打工仔123 时间:2008-01-21 19:24:19
  老高伯,
  向您致敬。
作者:shamana 时间:2008-01-21 23:40:43
  我老家四川营山,我爷爷 奶奶 大伯全是被饿死得。大伯偷吃的,被发现,一脚踢过来,死了!还有,我爸说老,当年老家没发生自然灾害,就是不知道这粮食跑哪去了。有知道的筒志不?
  • 二狗子的人生: 举报  2019-01-18 09:49:19  评论

    因为是高积累高征购时期,比如你一年种1000斤,你得上交800(8成上交)斤。可是你虚报产量为2000斤,那你得上交1600斤,可是实际上你只重了600斤,,因此你把自已600全上交 还差1000,所以要挨饿。那你上交的粮食上哪去了呢,国家出口了,养城市人了,出口换钱建工厂,这也是后30年改革卖厂的事
我要评论
作者:第一山河 时间:2008-01-22 00:30:18
  我很关心这段历史,谢谢楼主
作者:第一山河 时间:2008-01-22 00:47:16
  我很关心这段历史,谢谢楼主
作者:tzf8635 时间:2008-01-22 10:49:20
  以史为鉴 支持楼主
作者:gohorse 时间:2008-01-22 10:54:11
  书签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2 11:05:24
  当年确实没受自然灾害,可虚报粮食产量,上级把粮食调运去供应职工、市民后,农村己无粮食了,所以当年饿死的都是农民。其他人也饿,但没饿死。听说勒紧裤带饿肚子还外债去了。
  • 凯迪猫223: 举报  2019-01-21 23:27:20  评论

    评论 zxpkhq :前苏联档案已经解密,你不会去查?问东问西的,太蠢了
我要评论
作者:xiaosan741 时间:2008-01-22 13:46:50
  触目惊心!!!!!!!!!!!!!!!1
作者:朱周毛 时间:2008-01-22 14:59:18
  顶
作者:朱周毛 时间:2008-01-22 15:01:26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2 11:05:24 
    当年确实没受自然灾害,可虚报粮食产量,上级把粮食调运去供应职工、市民后,农村己无粮食了,所以当年饿死的都是农民。其他人也饿,但没饿死。听说勒紧裤带饿肚子还外债去了。
  
我要评论
作者:公子语 时间:2008-01-22 15:48:13
  听说勒紧裤带饿肚子还外债去了。
  ********************
  听说?永远只是听说!!!!!!!!!!!!!!!!道听途说的东西能当成吗?
作者:如是新一 时间:2008-01-22 15:52:54
  有一些或许是你个人编的.但还是实话多一些.说出来了你心里或许也会宽很多.大家也原意听.谢了.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2 15:59:12
  请版主将回复中的广告删除好吗?
作者:中国特色1 时间:2008-01-22 16:20:59
  可怜我们的祖辈,谁能还他们一个公道?
作者:中国特色1 时间:2008-01-22 16:29:07
  而祸国害民的东西至今仍然挺尸“中南海”,请问中国人算什么?
作者:小名小明 时间:2008-01-22 16:35:38
  关注
作者:lissong 时间:2008-01-22 17:53:49
  我们进修的学校,仍然实行勤工俭学,自种果蔬来补充伙食,但分饭一直到毕业。不过,这时副食市场已开放了,有钱有市,可以买点粑粑之类的副食品来弥补饭量之不足了。我们是带全薪脱产进修的,尽管每月才25元工资,也可能买到25斤包谷黄粑了。
   ........................
  
  粑粑?贵州就是这么叫的吗?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2 21:41:52
  黄粑,糍粑,发粑……都叫粑粑。叫粑粑又怎么啦?
我要评论
作者:凤凰座Alpha 时间:2008-01-23 00:27:24
  粑粑在北方貌似是SHI的意思......................
  
  
作者:陋空堂 时间:2008-01-23 01:46:52
  我觉得回忆文章只写你看到的就行了,什么“有资料显示。。。好几千万。。。”就没有必要了。
作者:lissong 时间:2008-01-23 02:13:53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1-22 21:41:52 
    黄粑,糍粑,发粑……都叫粑粑。叫粑粑又怎么啦?
  
  
  作者:凤凰座Alpha 回复日期:2008-1-23 0:27:24 
    粑粑在北方貌似是SHI的意思......................
    
  高叔不好意思了,我是北方人,好奇问下.丝毫没对你有不尊重的意思!但如果你来北方可别把吃的叫粑粑...............
作者:allyly1021 时间:2008-01-23 18:34:17
  感謝樓主!!這段歷史我一直在關注,敢披露的人畢竟太少。。
作者:allyly1021 时间:2008-01-23 18:36:44
  可靠數據公布的是那階段餓死4000萬人,可憐的中國人民,上了共產黨的當!!!
作者:陆诚仁 时间:2008-01-23 19:26:00
  请楼上拿出公布的是那階段是餓死4000萬人可靠數據来。如果是丁疎提供的就免了,因为有人已合理地证明他采用的原始数据和推算方法多有问题。
作者:龙骧大将军 时间:2008-01-23 19:46:35
  记号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3 20:56:28
  外交官资中筠在今年第1期《书屋》“大跃进”50周年祭中发表《“大跃进”余波亲历记》一文中讲到国的外交官也有饿浮肿的……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3 21:32:35
  
  60年饿饭时农民为何么不去逃荒?
  高致贤
  1960年全国饿死那么多农民,他们为什么不去逃荒呢?逃荒也很难呀!为什么逃荒也会有困难?
  所谓逃荒,就是逃到外面去讨一口残汤剩饭充饥。当时全国农村均已由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农民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均在公共食堂集体开伙。一家一户自身难保,谁还有饭救济他人?食堂绝对不会给逃荒者饭吃的。职工当时请假回家探亲,也须首先要拿到单位批准的请假条和准于到某地探亲的通行证。凭此二证到公共食堂领取批准时间内的粮票和伙食费,途中凭通行证买车票;回到家中便向当地公共食堂报到,凭请假条和通行证,购买在家时间的饭票,按时凭票到公共食堂进餐。不难设想,逃荒者能在外面弄到饭吃吗?
  农民外出要经大队介绍到公社,并经公社审察批准后,由公社开具准假证明和通行证以及发给口粮。逃荒者能得到批准证件和口粮吗?一个“组织军事化”便画地为牢,离开本地食堂就没有饭吃,能逃什么荒?即使你不吃不喝(这是不可能的)逃出去,也要被公社干部带着民兵将你当成逃亡犯五花大绑送回原藉,有的人等不到送回家就被折磨死了。
  必须持有准假条和通行证才乘车、住宿;有此二证还须有粮票和钞票才吃饭。能有这些条件的逃荒者吗?
  所以,农民逃荒比不逃荒死得更快,这就使农民只有被慢慢饿死在当地了!
  那么,有没有逃荒的?有。但那是在办公共食堂之前,且是能拿到粮票和一定钞票的单位职工或民校教师等。且只能逃到新疆等边区。我们当地就有。途中也有饿死的。他们逃的时候农民还有饭吃,不想外出,还在家等着过“共产主义”哩。等到农民饿得想逃荒之时,划地为牢圈如铁桶一般,哪里还能逃出去?所以,那时候农民逃荒也困难呀!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3 21:37:06
  大跃进的史料应该抢救
  高致贤
  大跃进五十年了。大跃进开始后才跨入社会的我,转眼就挨近72岁了,原写了个局限于个人亲历的大跃进的一些琐事贴上网,意外地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很快点击数万次,回复近2000条,说明青年网民们对真实的大跃进史实是关注的、需要的,本想再多写点大跃进时期的见闻史料,怎奈觉力不从心,故想起本文题目。其理由有三:
  一是大跃进曾经留下许多虚假文字资料。如大跃进风头上的1959年国庆十周年,F县就出了一套《高歌猛进的XX》的书,其内容不言而喻。1961开始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央对大跃进的错误作过纠正,但随之而来的“四清”、“文革”都要坚决保卫“三面红旗”,故大跃进的错误并未得到真正的纠正。
  二是农民是大跃进中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大跃进中饿死的是农民,而且多是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先饿死,我县当时有个全国的先进区,区所在地常有外地人来参观学习,为保证区所在地不露馅,故区里将边远管理区的口粮平调到中心区来吃,边区农民先饿死。就像当时的农村保城市,农业保工业,全国保北京一样,职工、市民有口粮供应,中心地区的农村也有官面子上的临时平调保证。故职工、市民饿不死,重工业工人还不挨饿,中心地区农民饿死的也不多。
  三是经受大跃进苦难的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大跃进开始连小学毕业生都弄去当教师——吃国家供应粮了,扫盲班毕业的也可弄个公社干部当当。有点文化还当农民的,只有被管制的“四类分子”,他们哪敢写?且那些人几乎已不在人世了,在的也写不了啦!受害最深的农民写不了。写得了的受害不深。故无人认真去写。它不同于“反右”直接受害最大的是知识分子,“文革”中知识分子也首当其冲。所以,相比较之下,对“反右”和“文革”的错误揭露得比“大跃进”的深。故对大跃进的真实史料需要抢救。
  如何抢救?我以为:当时亲历的老人们,能写的动手自己写。不能写的动口,讲给后人听,请他们记录下来。即使当时被形势所逼参与瞎指挥的,把害人方式揭露出来,也对历史是一种贡献,谁还会追究你的责任?只会赞扬你的风格高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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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3 21:38:39
  我亲历的“大跃进” 处理干部情况(补充)
  高致贤
  1961年贯彻中央12条的整风整社运动开始,大方县在小北路的达溪、瓢井、长石三个区试点。集中这三个区的区、社、大队三级干部在瓢井区开会。会上公捕了达溪区区长郝XX,X源管理区书记张XX和石艳(?)大队支书。区长刑满回乡当农民,书记保留工作,大队支书狱毙。
  会后继续整风,先由社队干部向群众退赔“一平二调”时乱收群众的物资,公社已无多少物资可退还了,没有物资可退也就算了。主要的是干部要向群众赔礼道歉,而且要陪到让群众满意。为什么?“五风一化”猖獗时,社队干部打骂捆绑群众已成家常便饭,干群关系已恶化到了敌对程度,所以上级要求那些作风最恶劣的干部要向受害者磕头赔礼,有的挨了群众的耳光也要跪着听取受害者倒苦水。
  说来也奇怪,那些在“大跃进”中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的公社干部,整风整社中变得像狗一样,亦任受害最深的群众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除了群众原谅度是处分他们的一个参数外,说明当时的党委说话是算数的,处理是严格的,X潭县委书记就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群众原谅度大的留当地工作。问题严重的,各人背着行李到县里集训,实际就是集中检查交待问题,也没有哪个敢逃跑,而是听凭组织处理。县里根据干部问题大小,分期分批解脱安排工作。瓢井区只有两个管理区书记被逮捕法办。
  与此同时,又从商贸等业务部门抽调了一批同级干部到区和公社(管理区)担任领导职务。瓢井区委书记王XX当时正在上级进党校,故未参加整风,党校毕业后调任另一个区的区委书记。接替他主持瓢井区委工作的副书记罗XX,通过县里集训后,安排到县供销社作一般职工。
  后来,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中央领导在会上承担了责任,对已处理的干部作了甄别,有的又恢复了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的整风整社中下台的干部起来造反,后来上面又不准下台干部翻案。继续任职的,又成了被造反的对象。因为文革要捍卫“三面红旗”,也就没有再怎么清算“五风一化”的旧账了。
  
  
  • 风影ying: 举报  2019-03-13 02:09:13  评论

    听我妈(82岁),我们县建水库有干部打死人的情况,这个干部后来判刑了。
  • 风影ying: 举报  2019-03-13 02:10:14  评论

    说明一下----主要是监督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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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快乐猪猪 时间:2008-01-26 15:54:15
  
  
  作者:陆诚仁 回复日期:2008-1-23 19:26:00 
    请楼上拿出公布的是那階段是餓死4000萬人可靠數據来。如果是丁疎提供的就免了,因为有人已合理地证明他采用的原始数据和推算方法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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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拿出你认为可靠的数据出来,推算没有问题的数据(附上推算方法,另,现任政府的数据不算,因为当局者利益相信大家都懂)
作者:乱吠的狗 时间:2008-01-26 17:54:42
  好贴,顶,这是个有良知的人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6 21:25:41
  预祝评友们春节愉快!
作者:davidleung26 时间:2008-01-26 22:34:11
  了解共党的过去
  
作者:最牛B 时间:2008-01-26 23:22:35
  作者:㊣快乐猪猪 回复日期:2008-1-26 15:54:15 
    
    
    作者:陆诚仁 回复日期:2008-1-23 19:26:00 
      请楼上拿出公布的是那階段是餓死4000萬人可靠數據来。如果是丁疎提供的就免了,因为有人已合理地证明他采用的原始数据和推算方法多有问题。
    ==========================================================
    请拿出你认为可靠的数据出来,推算没有问题的数据(附上推算方法,另,现任政府的数据不算,因为当局者利益相信大家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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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得数字是2000W.去年是3000W,今年是4000W明年争取饿死5000W!
作者:闲煮酒 时间:2008-01-27 00:12:22
  如何抢救?我以为:当时亲历的老人们,能写的动手自己写。不能写的动口,讲给后人听,请他们记录下来。即使当时被形势所逼参与瞎指挥的,把害人方式揭露出来,也对历史是一种贡献,谁还会追究你的责任?只会赞扬你的风格高尚呀!
    
  赞成!!!
作者:海之尘 时间:2008-01-27 00:47:32
  看到那些质疑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人,就想起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的日本人。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确实没有多少底气要日本人道歉.......
作者:火云1982 时间:2008-01-27 01:12:44
  曾经认真拜读过原稿,所以进来顶贴!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历史回忆性质的文章!
作者:拥抱未来的爱 时间:2008-01-27 03:08:41
   好贴
作者:zy8341 时间:2008-01-27 11:42:25
  现在还有左派, 还在替"饿死3000W人"鸣冤叫屈, 我真不知道他们的脑子是不是被狗吃了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27 14:13:11
  1960年饿多少人的具体数子很难有个准确数,但有个死绝人口户数是可以查到的。那就是三年困难过后,银行、信用社对贷款无法收回的死亡绝户进行豁免,这个豁免户的登记表、统计数应该存在银行档案内。从死绝户可见饿死人之一斑。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1-31 21:37:16
  不信者,请摆事实吧!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03 11:49:36
  祝各位评友春节愉快!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07 11:54:05
  现在可以不再过“革命化”的春节了!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0 09:59:53
   作者:于冰1 回复日期:2007-10-7 19:10:45 
      关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人口数字:
      
       根据《2003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出来的“1949——2004年的历年人口统计表” 的1957-1964年人口统计数字:
        
        年 份  年末总人口(万人)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7    64238      34.03     10.80     23.23
        1958    65346      29.22     11.98     17.24
        1959    66012      24.78     14.59     10.19
        1960    66207      20.86     17.91      2.95
        1961    66457      18.02     14.24      3.78
        1962    67295      22.63     10.02     12.61
        1963    69172      40.00     12.11     27.89
        1964    70499      30.68     11.50     19.18
      
      
       1954年人口总数,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服务部分别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03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整理并采用的数据;因为1954年末人口总数为60,266万人,与相关的自然增长率基本一致。
    ---------------
    可算算人口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9 19:47:02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04:16 
      楼上说的好!幸好老人们都还在,以后满嘴造谣的时候还要想到有人证!
      
      我现在就来具体举证!
      
      据测算,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又比1960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省份是河南、山东、山西、安徽和江苏等,其中安徽可能是最严重的。1960年安徽省的死亡率上升到千分之六十八,比全国平均数高出3.5倍。
      中国人数减少4000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
      
      (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记实》 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第一版)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07:05 
      者:民主精英掘墓人 回复日期:2007-9-23 20:53:20 
        别拿60年代的饥荒来扯淡,中国还有从那个年代活着的人,他们会告诉你真相,
      =============================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
      
      口述人:李某某 男 74岁 退休干部 2006年11月11日下午记录于李某某家中
      
      要说60年大饥荒,根子还在大跃进吃食堂炼钢铁,我就从58年说起吧。
      我在1957年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阳地区方城县杨楼公社黄狼山大队监督劳动。58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大丰产不丰收。为啥子?人为造成的,听我慢慢说。夏季麦收,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亩产300斤小麦能报800斤,其实那时候小麦亩产大多是200多斤。当时实行统购统销,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因为虚报的产量高,上缴的小麦也多,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有的队小麦基本上征收完了,有的队千方百计瞒一点,口粮就能多留一点。例如在杨楼公社,有的队人均口粮有60多斤小麦,有的队人均口粮才20多斤小麦。我所在的大队土地多,58年麦季人均口粮近百斤,在全县可以说是是寥寥无几。黄狼山大队还存有一些黑豆,当时每个生产队是一个食堂,吃食堂时,队长挺精明,把黑豆磨成豆腐,搀到稀面条汤锅里,再和点面,看着稠乎乎的。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到了八九月份,大炼钢铁开始了。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集中到一块,修建小高炉炼钢铁。杨楼公社的炼钢铁处选在一个叫尚洞的岗坡上,一共修建了800个小高炉。修建时都是就地取材,挖土和泥巴垒成圆柱体,外径80公分到1米,内径60公分左右。把农民家里的水缸砸破,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炉底座的内芯。小高炉修建的多,看起来密密麻麻,点起火更有气势,夜里十多里地外都能看见火光冲天。公社一个领导知道我有些文化,就让我写诗歌颂扬小高炉。我写的顺口溜现在还能背下来: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烧炉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杨楼公社范围内,碗口粗的树木全部砍完当柴火,另外家家户户的门板、木床、桌子、椅子、凳子,都拉到小高炉处当柴烧。专门有人负责劈柴,那些柜子箱子,八磅大铁锤砸下去就粉身碎骨,然后把这些干柴垒成垛子,有两米多高,一米多宽,象寨墙似的,最多时弯弯曲曲足有一里地长。砍伐的树木锯成半米长或一米长的树段,也堆成堆,把这些湿柴搭配着那些干柴烧。有一次要放卫星,就是800个炉子都冒火,连续烧七天七夜。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人都得在炉子边守侯着,瞌睡了就打个盹。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检查团发现就要“炒铁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极分子围成一圈,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这边踢一脚,那边打一拳,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被别人揭发。为了杀一儆百,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打的鼻青脸肿。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得,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炼钢铁天天吃蒸红薯煮红薯,吃的人只吐酸水。58年那年秋庄稼长的好,红薯又多又大,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3000多斤。可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庄稼丰产不丰收。秋天又下了连阴雨,红薯沤烂在地里,也没晒红薯干。豆荚炸口豆子发芽,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砟多长。你想想,如果当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后来木柴树段烧光了,公社就组织农民去平顶山担煤。从方城到平顶山100多里路,一路上看到地里的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饭锅,走到那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小高炉用当地的贫铁矿石,铁矿石烧化后,个别炉子流出来一些黑乎乎的铁,可是铁和渣凝结在一起,一敲就破。烧到冬天,上级又要求修建20个高6米的大高炉,外径有两米到三米,内径有一米到两米,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因为缸渣不够了,就砸农民家的瓷碗。经过所谓的土专家指导,这次大高炉除了用铁矿石,还用“引铁”,就是把铁车轱辘,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门环,铁门鼻等铁器收集一空,放到高炉里。当铁矿石烧化时,还要放石灰石,目的是促使铁浆和铁渣分离。20个大高炉确实炼出了1000多斤铁,产量最高的卫星炉产有二三百斤铁,都是一种粗生铁,据说能打造简单的犁铧等农具,别无他用,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
    请参照。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0 10:03:39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13:16 
      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收成不错,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外面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吃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一天傍晚,我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人多,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爬上井口存活,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14:47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二
      
      口述人 孙某某 退休工人 男 7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门口 2006年11月12日下午
      
      1950年,我才14岁。大哥在南阳一家工厂工作,经他引荐我进厂当了通讯员,负责给领导打水、断饭、取报纸信件等杂事。一直干到54年,下车间当了工人。我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只是埋头干活,不敢多说话。到了58年,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儿子有一岁多了。有一次开会去的晚了一会儿,领导问我为啥来晚了?我实话实说:上街排队给儿子买个烧红薯吃,才来晚了。顺口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就开我的分析斗争会,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1960年春天,我在农村的嫂子领着儿子突然上门,一见面吓我一跳,嫂子和侄子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嫂子说生产队食堂断顿了,已经饿死人了,再不跑娘俩也要饿死,就拄个棍子领着孩子一路要饭往南阳来投靠亲戚。家家都没啥吃,一路上要饭也要不来,娘俩饿得晃悠不动。厂里食堂开饭时,我打回的饭还不够她娘俩吃。
      60年秋天,厂里干脆宣布把我开除工职,派人带枪押送回祖籍劳动改造。我老家是邓县十林公社黄岗大队柳堰生产队,可大队让我到了赵岗生产队。因为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就开始饿死人,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我去了算个男劳力。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吃的饭不重样,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下地干活时,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春上饿死的人多,哪还有棺材,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玉米糁,干红薯叶,自家做饭饿的轻了。那年秋季收成稍好,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赵岗生产队一人二分自留地,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这才度过了鬼门关。现在我回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是59年秋天把我押送回去,我这地主成分谁管你死活,在60年非饿死不可。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18:24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三
      
      口述人 吕某某 退休工人 男 6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吕某某家中 2006年11月12日晚
      
      我老家在南阳地区唐河县源潭公社宋沟大队杜楼村。大跃进时我小学三年级,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算个半劳力。我们那里57年初开始吃食堂,大多农民不愿意去,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去,每家兑粮食,顿顿做好吃的,吃干饭蒸馍,故意眼气吸引人,就这还没有几家愿去。57年四五月份,干部到各家各户收粮食,强行让吃食堂。四个生产队开了4个食堂,人们都得去吃。开始吃的还好,熬米汤,蒸红薯,炒菜是白菜萝卜,有方桌,有凳子,大家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还挺新鲜。58年初两个生产队的食堂合成一个,吃饭人更多了。大蒸笼直径有一米多,十几层,吃饭时稀饭一人一碗,蒸红薯一人三斤,还能吃饱。58年大炼钢铁开始后,我到处拣砖头,垒小土炉。小高炉直径有2米,高有4米,大风箱有3米长,得用几个人才能拉动。家家户户门上、柜子上、箱子上的铁器铜器都被拧走去炼钢铁。我还跟着大队人马去白河捞铁砂,先用铁锨在河边沙里挖个大坑,把80公分宽、2米长的筛子铺在上面,用水冲沙子。沙子冲走了,黑铁砂留下了,用手捧起来放到筐子里,满一筐了抬到小高炉去炼钢铁。59年秋季种了麦后,上级不让捞铁砂了,一人发了两个小米窝头,我就步行回家了。回去后食堂散了,没粮食吃了,人们这才想起地里没收回来的红薯,一窝蜂去挖那些已经沤坏了的红薯吃。红薯挖完了,再去找那些红薯码子。地里实在找不到吃食了,又想起粪坑里有积肥用的坏红薯,人们又翻开粪坑扒拉起来。积肥时还泼有粪尿,人们也顾不得脏臭,扒出来红薯洗洗再吃。啥都吃完了,就去吃青燕麦。把燕麦洗洗,切切,放些盐在锅里炒炒,就这样吃。燕麦吃光了,再找大雁屎,放碾子上压成沫子,在锅里炒一下吃。冬天饿的受不了,在地里吃豌豆秧,吃的一嘴绿沫子。快过春节了,实在没吃的,政府救济来了,一人发一块月饼大小的榨过油的芝麻饼,第二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花生饼,第三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蓖麻饼。蓖麻饼有毒,人们饥不择食,吃了后上吐下泻头晕眼花。过春节时,上级按一个人3斤麦子发救济,人们又集中到食堂来,把麦子在石磨上碾,人们都饿的有气无力,几个成年人都推不动石磙。大家轮着推,麦子只碾两遍,就下锅做麦麸汤喝。葫芦瓢一人三瓢,就那还不够喝。麦麸汤稀的能照见人影,我三叔在食堂里说了句:端起碗,晃人眼。意思是说稀汤象清水,把人的眼睛都照花了。干部听到后窜上来把碗夺过去,当场批斗我三叔,罪名是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能照见人影的麦麸稀汤大年三十喝到初一就没有了,上边又把剩余的麦子收走了。
      过了春节后,人们就没见过一粒粮食,只有吃白菜根,腊菜根,猪牙草,扒榆树皮。春天捋榆钱,捋柳叶吃。我和两个弟弟都饿的胳膊腿精细,走路一步三晃。爹娘看撑不下去了,就给当兵复员后留在黑龙江虎林县一个农场的哥哥去信求助。哥哥来信让赶快开迁移证明。我家5口人,办了6个准迁证。为啥子,因为没有路费,正好村里一个志愿军老兵愿意去,他也饿得不行,就主动拿出几百元复员费当路费。我们6个人又是赶路又是坐车,在路上走了几天几夜,才赶到东北。那里土地多,灾荒不严重,在去农场的路上,我从一个豆杆垛下扒出几粒黄豆,放嘴里一嚼真是香啊。见到哥哥嫂子后,吃饭是玉米糁汤和窝窝头,哥哥只准我们喝稀汤,怕猛一下吃窝窝头肚子受不了。1964年我当了兵,觉得父母带我们到东北是救了全家人的命。许多战友都说家乡家里饿死了人。我的班长是63年的兵,家在湖北北边紧靠河南地界。69年部队让他复员,班长就痛哭流涕。因为他全家人在60年都饿死了,村里看他是孤儿,才把他送去当兵。班长哭着说,我回去找谁呢?住哪儿呢?后来部队又多留他一年。
      回想60年,比比现在,还是改革开放好。我现在住着水电气暖齐全的三室两厅,吃穿不愁。现在城里人平常吃饭就比过去过年吃的还好,农村粮食也吃不完,家家都能吃上白面馍了。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19:35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四
      
      口述人 何某某 退休干部 男 62岁 采访地点:宾馆 2006年11月14日晚
      
      我老家在南阳镇平县石佛寺公社石佛寺公社大队第三生产队。提起60年,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我给你从统购统销说起。记得是53年开始统购统销,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卖余粮。那时候粮食产量低,我们那儿一亩小麦多则产100多斤,少则产几十斤。哪有多少余粮?不交干部就逼着交,逼的有人上吊。一搞统购统销,市面上粮食也少了,人们碗里的饭也稀了。有个顺口溜讽刺统购统销,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端起碗,照相馆。”(意思是说碗里稀汤能看见人脸)。
      “毛 万岁,买馍排队。”(当时供应紧张,买馍也要排队。)
      “站了半天,买了一千。(当时一千元折合后来一角钱,能买两个小馍。)
      后来搞合作化,就开会让生产队长报余粮,哪个生产队长第一个报产量必定倒霉。因为你报亩产小麦200斤本来就有虚头,后报的生产队长肯定要一个比一个报的多报的高。先报产量的生产队长就是落后分子,要被“扫暮气”,就是拿扫帚往他身上打扫。这还是温柔客气的。还有“过筛子”,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中间,一圈人围着推搡来推搡去,推的你站立不稳直跌跟斗。折磨人的还有“坐飞机”,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板凳上,屁股撅起来,两只胳膊向后伸着,一圈人围观监督。时间长了姿势不标准,下边一踢凳子,摔你个人仰马翻鼻青脸肿。交了公粮,一人才分几十斤麦子。我们老家58年麦收前开始吃食堂,一开始能吃饱,糊涂饭,汤面条,蒸红薯面拌红薯叶的窝窝头。58年吃食堂还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各家不准住自家房子,必须住到别的人家去。名义上说是共产主义了,其实是好抬你的家具扒你房子,门窗梁柱檩条都扒了当柴烧。吃食堂时我也下学了,因为我父亲去世早,我是老大就回来劳动,怕人家说我们没男劳力干活,吃食堂是沾便宜。大炼钢铁都集中在大队所在地老毕庄,烧炉子砍伐了好多大树。男女劳力到河里淘铁砂,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家中沾铁的物件都收走当原料。59年秋粮长的也行,可强壮劳力都去炼钢铁了,耽误了收秋。等劳力们元旦前回来,红薯、豆子、玉米都烂到地里了,还错过了种麦时间,只好犁地种些豌豆。59年没收来粮食,食堂没了家底,人们就吃不饱了,可我们生产队还没饿死人。60年春天就不行了,食堂断粮,政府发带皮的谷子,一人一天7钱,煮的稀汤象是刷锅水,喝了撒泡尿肚里就没啥了,人饿得走路都摇晃,这只脚踢那只脚。我们生产队有80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和5岁以下的小孩饿死十五六个,比例绝对超过百分之十。成年人青年人耐抗一点,可也饿的走了样脱了相,胳膊腿细,肚子大,就象现在电视上照片上那些非洲灾民。我们生产队多亏种下的那些豌豆,没饿死的人吃豌豆青苗才勉强保命。我熬过了饥荒,1964年当兵走了。
      现在看来,饿死人不是天灾,祸根就是浮夸风大锅饭就是瞎指挥穷折腾。炼钢铁劳民伤财吃食堂饿死人不说,对环境破坏也厉害。过去我们那里是大树参天,草木茂盛。我曾经放过牛,牛走着吃草,走着走着,又高又密的荒草能把牛遮掩住。可大炼钢铁砍了大树,吃食堂又接着砍树,破坏了植被,现在是荒坡秃岭穷山断水。大炼钢铁吃食堂既是坑害当年的老百姓,又是祸及子孙遗害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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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0 10:06:27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20:51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五
      
      口述人 张某某 57岁 男 农民 采访地点: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岞岖乡 2006年12月13日上午
      
      
      我家就在这儿寺河村尚岗组,57年吃食堂时我才8岁,家家户户不准有锅不准点火。我家藏了口锅,有天烧了锅热水,几个队干部看见烟囱冒烟了,马上冲到我家里,抓起铁锅狠狠摔在地上摔成了几块。食堂开始吃的是糊汤面,还能吃饱。57年后半年就把粮食吃的差不多见底了,食堂开始吃红薯,蚕豆叶放点盐当菜。我们这里是岗坡地,当时种小麦少,种红薯多,58年在食堂里主要吃红薯,可也限量。每人一顿是8两蒸红薯带一碗稀玉米汤,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59年日子更难过,连红薯也吃不上了,人们就吃干红薯叶,吃野菜,吃野草,吃树叶,吃树皮,饿极了还偷吃青苗。有一天队里用红薯生红薯芽子,我趁大人不注意,偷了一个红薯跑到僻静处,一吃觉得比蜜糖还甜啊!60年春上,村里就开始饿死人,尚岗生产队吃食堂时108人,饿死了31人。饿死的人没人抬,都饿的没了气力挖墓坑,有的死尸被老鼠掏吃了眼睛,露着俩黑窟窿,看着又惨又怕。队干部夜里能偷偷吃小灶,一个也没饿死。队干部就吆喝人们,把尸首拖到沟里,填上土掩埋了。邻近的淅川县饿死人更多,我姑姑嫁到七八里路远的淅川县唐房村,60年春上食堂有许多天不冒烟,一个生产队仅剩下20多人,有一家四口都饿死了,这户人家也绝后了。当时人们傻呀,饿死也不敢往外跑。话说回来,就是跑你能跑到哪里?你也跑不远,都没啥吃的,逃荒要饭也没人给你。还活着的人都饿的胳膊腿精细,身上浮肿,走路拄个棍子一摇三晃迈不动步子。我记得1960年前后,我们村就没有妇女生小孩,后来知道都是饿的绝经了。1963年,我们这里分了自留地,允许开小片荒地,这才慢慢缓过劲。可没过几年安生日子,66年又开始文化大革命,穷折腾啊。
      现在好了,粮食吃不完,农村也能吃上白面馍,吃肉也不稀罕了。特别是现在政府免了农业税,农民负担轻省了。我种了麦子后闲着没事,就到镇上干零活,一天给20多元。你要打听60年的事到淅川去,那里比内乡饿死人多。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28:09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六
      
      口述人 张某某 85岁 男 离休干部 采访地点:张某某家中 2007年3月13日上午
      
      
      1947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区武装工作队。48年10月南阳解放后,我们100多人的队伍开进了城市。那时候百废待兴,到处都缺少人需要人。南阳市副市长兼酒精厂厂长邰士芳和我认识,把我调到了酒精厂。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峡运来两车火纸,再卖到社旗,赚点钱去买粮食制曲。后来我一直在工厂生产技术科上班,1957年反右刚开始时,厂里的锅炉坏了,我到省工业厅去请技师来修锅炉,那时候郑州已经开始反右派。本来我家庭出身不好,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我看到这个风头后,回来更胆小更老实了。组织号召提意见,我啥话也不说,可以说没有一点言论。可后来为啥子被打成右派?就因为上级给酒精厂分派了10多个右派指标,特派员袁世定抓反右运动,他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关起门来编造材料,写上张某某说,共产党不好,现在吃不饱。当时也确实吃不饱,可这话我根本就没说,自然不承认。你不承认,领导就白天黑夜召集积极分子批斗你。你还不承认,领导就逼供诱供,说你承认吧,承认了包你没事,保你过关。咱相信领导的话,就违心承认了。这一被迫承认不打紧,马上就被监督劳动。等上边报批后,就全副武装把我们这10多个右派押送到农村劳动。1957年五一之前,我被押送到方城县独树公社下曹村劳动改造,老婆和4个孩子被赶回社旗农村老家。
      
      我到农村后,就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农民为人忠厚淳朴,也没有歧视我,对我还很关照。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炼钢铁吃食堂,我和一个社员每天去放树。干部说已经快实现共产主义了,谁家的树都可以锯,村里村外碗口粗的树都放光了。放倒的树去烧木炭,再拉到小高炉当燃料炼钢铁。1958年初冬,我又被指使去修鸭河水库。干了3个月,上级又让右派回南阳集中学习。学习时听说要给右派平反,大家暗自高兴。后来又听说毛 不同意,扬言给右派平反他就不干了。过后,不让右派们学习了,在几个村庄轮流劳动。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卷烟厂的和柴油机厂的反右运动特派员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也成了右派分子。那时候还在吃食堂,就是发几个蒸红薯。卷烟厂的特派员也是右派分子苏文华吃红薯时把红薯皮揭扔了,革命群众看到后一涌而上,开现场会批斗他。后来食堂连红薯也没有了,只是喝菜汤。菜汤里有菜叶萝卜,吃饭时一人一瓢,撑的肚子大,一撒尿肚子又空了,人人都饿的身上浮肿。幸运的是我劳动的地方是市郊菜队,没粮食多少有菜,虽然饿还没饿死人。我老家社旗大冯营前营村就惨了,1960年前后,一个村两个生产队饿死54人。我那4个孩子饿的在床上起不来,我老婆去打水,关系好的乡邻在食堂做饭,不吭声偷偷扔到水桶里两疙瘩芝麻叶。我老婆回家后,让几个孩子吃了,几个人才缓过口气。1961年初,组织允许我回家看看,家里一贫如洗,地上铺了些干草当床,盖的破被子露着棉花套子。老婆孩子见到我,抱头哭成一团。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29:23 
      ( 张某某之子插话: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劳动改造,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去时,我那年才4岁。1958年开始吃食堂,也就是粗茶淡饭,起初还能吃饱。大家敞开肚子吃,很快生产队就被吃空了家底。大炼钢铁又耽误了秋收,后来就开始喝稀汤。1959年,一天一人三两八钱的定量,干部多吃多占,群众还吃不到这个量。1960年三两八钱的定量也没了,人们稀汤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粪,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磙碾碎吃,到酒精厂挑酒糟吃,人们都饿极了,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都往嘴里咽。你问吃树皮没有?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连树皮也没得吃。家里人饿极了吃牛粪,牛拉粪了都去抢,回来后家里也没锅,铁锅在大炼钢铁时都砸了当原料了,食堂解散后铁锅也买不到。我妈就用个破洗脸盆子,把牛粪拍成饼状,放在洗脸盆里用火烧烧,填肚里充饥。我爷爷抗不住饿死了,死时皮包骨头,顶多几十斤,我妈和我们几个饿的都动不了,乡邻帮忙才把爷爷埋了。)
      
      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后,才给右派改正,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杆做人。那个年代真是不愿回想,想起来就掉眼泪。还是现在好,吃的饱穿的好,说话也自由自在。我要养好身体多活几年,享享老来福。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0:53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七
          
      口述人 远某某 55岁 男 民间艺人 采访地点:南阳市袁某某住所 2007年3月20日下午
        
          
      记得58年大跃进吃食堂时,我才5岁。我家9口人,父母、3个哥哥,1个嫂子,两个姐姐和我。吃食堂那是干部逼迫的,把各家的铁锅都收走去炼钢铁,锅台也拆了。干部带人挨家挨户搜查,把家具粮食都拉走集中到生产队,你不去吃食堂就没啥吃。可去吃食堂也饿肚子,开饭时,大人是一个黑窝头,小娃子是半块黑窝头,喝的稀汤照见人影,汤里面有些红薯叶和野菜。我们那儿一开始吃食堂就没家底,统购统销早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挤干净了。上面派人来检查,都是弄虚作假,在粮食囤下面放些红薯藤叶包谷芯,上面铺上一层布,再摊上一层粮食。上边来人一看,粮食满囤堆的冒尖,不给你拨粮食,还要调你粮食。自打吃食堂,人人饿的受不了,只有干部日子好过,夜里在食堂关起门吃小灶。我大哥原本在区政府工作,父亲怕他为催粮什么的得罪人,就不让他干了,回来后也饿的受不了,就带着我大嫂先跑山西去了。58年冬天,惠庄开始有人饿死,死的人有老人,有小孩,也有青壮劳力。有个乡邻名叫惠大祥,实在饿极了,看见牛拉粪手抓着就填嘴里。人饿成那样动都不想动,干部还要让农民出工炼钢铁挖水渠。你要敢往外跑,抓回来就要绳捆索绑挨批斗。
      父母眼看撑不下去了,就商量着外逃保命。59年春上种棉花时,父亲留下看家,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趁一个半夜跑了。我年纪小跑不动,二哥担着挑子,一头挑个薄被子,一头挑个花篓,让我坐里面。 我们一家从高庙向南到桐河,再向郭滩,走到一个村庄时迷路了,来回转悠一直到天亮。我坐在花篓里面,不时看见路两边有饿死的人,曝尸野外也没人管没人埋。这个记忆在我脑子里一直抹不掉。从郭滩再往南走,路过一个村庄时,路边地里刚种了棉花,地头有洒落的棉籽。母亲看到后象见了宝物,一家人就蹲在地头拣棉籽。拣了两小捧,母亲带着我们到村里找了一户人家,借了个石臼把棉籽捶碎,又借用人家的盆子添水烧火熬了点汤,一家人喝汤垫垫肚子。上路不久坏事了,个个呕吐不止。母亲才知道棉籽用了农药六六粉拌种,这是中毒了。母亲呕吐的轻一些,因为母亲喝的少,想让儿女多喝点。她赶快用碗端路边河沟里的水,让我们几个喝。吐净了肚里的东西,总算没出人命。到了夜里,一家6口人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挤在一起盖那一床薄棉被。白天接着走,记得路过一个街面时,我饿的头都抬不起来。二哥用身上仅有的5毛钱,买了一个熟兔子头。那兔子头放的天数长,已经干了,我咬着吃了才好受点。三哥比我只大4岁,也是走不动,见二哥没让他吃兔子头,就边走边骂,骂二哥偏心眼。
      一家人跑到河南靠近湖北的地界,还是吃不饱,又跑到湖北枣阳丰乐河。那里地亩宽人口少,当地人看我二哥和两个姐姐都能干活,就收留了我们。落脚安置住之后,母亲捎信让我舅舅也来了。1960年春天,父亲也饿的受不了跑来了。一家人在湖北三年,我就在那里上的小学。后来湖北地方政府下令,不准收留外地人。我们打听老家食堂散了,允许开自留地了,一家老小拉着架子车回来了。
      大饥荒过去已经40多年了,可我一想起来还感到后怕。现在虽然吃的饱吃的好,可我还是不敢糟蹋半点粮食。我真是饿怕了,一辈子都忘不了。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1:56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八
            
      口述人 章某某 61岁 男 退休工人 采访地点:南阳市章某某住所 2007年3月21日晚上
          
      我1946年出生,老家在邓县赵集公社宋岗大队第六生产队。58年我十二岁,正在上小学。说饿死人是天灾我不信,58年我们那儿粮食丰收,麦场上麦秸堆天拥地,有只老母猪在场里扒个窝下小猪,小猪会跑了,人们才知道。记得是下半年开始吃食堂,主食就是蒸红薯,随便吃,管你肚子饱。喝汤多是蒸红薯水,有时候也吃面条。隔些天还要改善生活,蒸白面杠子馍,或者把蒸红薯用手捏成糊状,搀些白面发酵后蒸熟,还说这就是面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吃食堂,就是灾年粮食少也饿不死人,后来饿死人就是集体吃食堂惹的祸根。人们敞开肚皮吃,吃的少了只嫌吃亏,谁也不心疼不节俭粮食。59年下半年粮食紧张了,稀面汤就象现在的捞面汤,劳力一人三碗,老人一人两碗,小娃子一人一碗。有的人把稀面汤用瓦罐掂回家,再搀些野菜、树叶熬熬,看着稠些,一家人分喝了。人们吃不饱饿啊,千方百计找东西吃。我就吃过燕麦、黄蒿、刺角芽、槐树叶、榆树皮,样数多了。大炼钢铁把茶杯粗的树都砍光了,还有小榆树。人们把榆树外面的一层皮刮掉,把二层皮剥下来,放在瓦上焙干了,用石臼捣碎吃。人们把燕麦薅回来后,洗洗切成段,用铁锅用瓦盆烧火一加热就吃了。农民家里的铁锅是被干部收走了,个别家里还藏有铁锅。燕麦薅光了,胆大的就薅麦苗吃。黄蒿味道苦,弄回来后烧热水滤一下去去苦味再吃。村里村外的小槐树,发一次芽人们捋一次,发的芽还赶不上人们捋的快。有一天我和母亲捋回来一些槐树芽,用藏起来的那口铁锅扒拉一下吃了。队长见我家院子冒烟了,赶来搜出了那口铁锅,说你家也没啥东西可罚,当场把铁锅摔破走了。
      到了60年,人们饿的更狠了,我还吃过青蛙卵,吃过蝌蚪,吃过蝎虎,吃过老鼠。扒房子逮住几只蝎虎,打死后放在瓦上一烤,半生不熟连骨头都嚼嚼咽了。那时候老鼠也饿的跑不快,逮住老鼠一剥皮,用勺子烧火一燎吃了。有一次,我从河沟里弄回来一盆子青蛙卵,偷偷点火煮熟,饥不择食盛碗里就吃。谁知道那青蛙卵黏糊糊太热,一下子把我口腔都烫破了。快过年时,我哥从湖北回来,带了一小筐红萝卜和一棵大白菜。我趁大人不注意,拿了一根红萝卜,躲屋里用被子蒙着头啃,真觉得味道甜啊!那棵大白菜吃完后,我把白菜根埋到院子里,一发芽我就掰着吃,后来等不及发芽了,我又把白菜根也扒出来啃吃了。上学的时候,同学们个个饿的有气无力,靠着墙根晒太阳捉虱子。一次放学回家,我看见村里有个老太婆坐在门口,瘦的皮包骨头,穿一件破棉袄,手从棉袄破洞抓棉絮塞嘴里嚼,一咽一伸脖子。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3:42 
      (章某某老伴插话:那时候人饿的瘦不要紧,就怕虚胖浮肿要命。人一浮肿,手一按一个窝,脸肿的把眼挤成一条缝,离死也差不远了。我老家的村子离宋岗不远,大队办了个病院,把浮肿病人都集中到那里面。可病院也不是有东西吃,人都饿疯了,谁也顾不上谁。俺有个邻居喊老五奶的,儿子害浮肿也进了病院。老五奶从北坡沟里拣回来一个死娃子,回家后把头剁了,脚剁了,把身子煮了。她自己还舍不得多吃,盛瓦罐掂到病院让儿子吃。儿子问是啥肉?老五奶说你甭管啥肉快趁热吃吧!老五奶回家路上下起了小雨,她又冷又饿,脚一滑摔倒起不来了,就趴在地上呼喊。俺爹听到喊声,赶去扶起她到我家屋里,烧拢一堆柴火让她取暖。59年冬天俺四爷死了,留下一床破棉被。俺爹把那床破棉被拿出来给老五奶披上,才把她暖过来。老五奶的儿子也没躲过这一关,还是饿死了。我当时不知道老五奶煮死娃子的事,后来俺俩一块在地里挖野菜,问她那天下雨出去干啥子?老五奶才原原本本告诉我,还说人肉吃着香。)
      我爷爷60年元月死了,用个白茬棺材埋了。到了3月份,食堂没柴火烧,队干部带人扒我爷爷的坟。土扒开后露出棺材,我哭着坐在棺材上阻拦,被大人拉开。人们撬开棺材,我看见爷爷尸首还没腐烂,胡子还是好好的。人们把棺材盖和四周的木板起走,只留下棺材底板,又填土掩埋了我爷爷的尸首。我奶奶是过罢春节死的,没木料做棺材,用麦秸稿纤一卷埋了。同队张明甫的父亲和兄弟都饿死了,用牛车拉着路过我家门口,车上并排躺两具稿纤卷着的尸首,脚还在外面露着。张明甫哭一声爹啊,用鞭子打一下牛,想让牛走快点。可是牛也饿的瘦骨嶙峋,哪能走的快?59年到60年上半年,我们大队就只有死人没有添人,生小孩也活不了,母亲饿的没奶水,那时候又没奶粉。宋岗大队有20多个生产队,大队就在翟郭村附近划出一块地,规定饿死的人都埋那里,后来那块地被大家叫做乱葬坟。
      那时候虽然饿,可人们胆小老实啊!公社就有粮库,库里也有粮食,可领导不敢放粮,老百姓也不敢抢粮。60年生产队发红薯芽子时,人们也不敢偷吃红薯,谁偷吃被发现要斗你打你。当时打人成风,大队干部打小队干部,小队干部打社员群众。当干部相对好过,开会、查夜能在食堂吃点夜饭。人们饿的走不动路,还得去上工。队长敲几遍钟,人们才晃晃悠悠赶到。60年快割麦时,不知道从哪里调来一些大米,量也不大。人们把大米用石磨碾成粉,食堂烧汤让大家喝,喝了才有点力气割麦。割麦时候,人们在地里把麦穗用手一揉一搓吃生麦粒,或者把麦穗点火一燎吃了。在场上打麦的时候,人人都偷麦子,往鞋壳篓里装麦子,在裤子里面掖个小布袋装麦子,然后借口上厕所,回家把麦子倒出来。干部这时也是睁只眼合只眼装着没看见。麦子豌豆下来后是正经粮食,人们炒麦子吃,煮豌豆吃。人饿的饥肠辘辘,吃到嗓门还嫌饿,有的人吃的多消化不了,反而胀死了。60年下半年食堂散了,开始“拔钉子”,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到邓县茶鼓楼。民愤大的撤职继续关押,民愤小的又回来继续当官。61年往后虽然日子还艰难,可自己做饭比吃食堂强多了。我总算熬过了饥荒,1964年当兵走了。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5:09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九
      
      口述人 崔某某 83岁 男 农民 采访地点:南阳市崔某某住所 2007年3月23日上午
      
      我家在南召县马柿坪公社南坪大队第三生产队。我出身贫苦,干活老实,不惜力气,先后当过初级社干部,高级社干部,1957年还当过一段副社长,吃上了公家饭。干不多长时间,自己辞职不干了,为啥子,心里头怕哟!记得是1957年的一天上午,县供销社的两个右派被押到马柿坪来了。那时候上级号召大鸣大放,动员大家提意见,领导还在会上动员说,热爱毛 ,就要提毛 的缺点,就是帮毛 洗脸擦灰。这俩右派也不会给毛 提啥子意见,可能是给领导提了意见,对当时一些事说了怪话,结果就被打成了右派。这俩右派一来就被关进了黑屋,我们吃过午饭后, 一个县里来的领导大喝一声,把那俩坏蛋押出来批斗!几个人跑到屋里,把那俩右派拽着胳膊按着头押了出来。人们一拥而上,拳头打,耳光扇,那个年青的右派脸上被打的黑青,头发被拽掉几缕子,短头发的右派也被打的脸上黑一块青一块。县领导说,低头认罪!那俩右派就赶快低头。领导又说,学个飞机走。那俩右派把两只胳膊朝后伸,头向前拱,有人还上前把俩右派的胳膊朝上使劲揎,疼的俩右派呲牙咧嘴也不敢吭声。把俩右派摆治够了,又押着在马柿坪街上游街,后来也不知道把这俩右派弄哪儿了。经过这件事,我想谁不说句错话,说错话就这狠劲整,我真害怕,就回家种地还当农民去了。
      我们那儿是浅山区,麦子产量不行,全靠秋季。58年不是灾年,那年玉米收成不错,生产队收的玉米堆满了场边的仓库。可浮夸风厉害,逼着下面虚报产量,玉米产量能报到一亩2000斤,交的公粮也多。58年农历六月十八,我们村开始吃食堂,一个食堂有近百十口人。开始不管伙食好坏能吃饱,麦糁子玉米糁子掺野菜熬汤,等六七天蒸一回黑窝头,让干活的劳力吃。58年冬天就吃不饱了,一人一天定量是八两毛粮,干部、炊事员再多吃点,社员群众还吃不到八两。黑窝头也不蒸了,都喝稀汤。老人大人一人三碗,半小伙子一人一碗半,小娃子一人一碗。喝了稀汤肚子揎起来了,一会儿洒泡尿又饿了,只有眼巴眼望等着吃下一顿。为啥子?家里粮食都被搜光了,大锅小锅也被掂走了,只留下床和被褥衣服。食堂吃不饱,人们就吃山野菜。野菜吃光了,人们把玉米芯放石磨上碾,碾不碎放锅里炒糊,再放石磨上碾,然后筛筛煮着吃,吃嘴里不好下咽,拉嗓子,吃了屙屎也作难。
      人们吃不饱,还得炼钢铁。我就负责烧炉子,炼钢铁用的是从河里淘的铁砂和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铁器。三天三夜炼一炉,出的铁水冷却后是生铁,做犁铧等农具还能用。树不论大小,一律放倒烧木炭,木炭再去当燃料炼钢铁。有一天,上级又要大跃进放卫星,要求一夜建三个炼钢铁的红炉。那炉子有两米多高,我在炉膛里抹泥巴,已经熬了三天三夜,实在撑不住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后半夜猛一惊醒,听见外面人声乱吵吵,出来一看,原来是负责烧炉子的两个人也困的睡着了,让炉子跑火灭了。干部巡逻发现后,要开他俩的斗争会。其中一个人是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干部让他站在中间,众人用拳头打用脚踢,我叔叔崔某某也上去又打又踢表现积极。谁知干部又说,崔某某,你也站那儿,该斗你了!众人又围上来打我那本家叔叔。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刚才挨了我叔叔的打,这会儿报复他,打的更起劲。那时候人们也不知道咋啦,吃不饱饭整治人还恁有劲头。
      59年食堂的饭更稀了,稀的象是刷锅水。干部炊事员到最后吃,锅底还沉点稠的。人们饿的头晕眼花,瘦的皮包骨头。后来有人饿极了,还吃滑石面,把滑石面和水拍拍,烙成饼吃,吃了拉不下屎,肚子胀的青疼。有的人饿的身上浮肿透亮,大队成立了病院,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俺们那里饿死的有老人,有大人,有小娃子。
      
    
    
    作者:揭露伪装 回复日期:2007-9-23 21:37:05 
      (崔某某老伴苏某某插话:我那大闺女是58年生的,起初还有点奶水。食堂吃不饱,奶水也没了,我也饿的没气力,早上抱着闺女就起不来床,得把她放在床上,自己才能慢慢起身,再给她穿衣服。那时候有小孩的妇女也得下地,把小孩交给一个妇女专门照看。我闺女在食堂的定量是一天一两玉米面,我把她的口粮称回来,搅玉米糊涂喂她,总算捡回一条小命。)
      1960年,饥荒更严重,县里又四处抽调劳力去修建周湾水库。我也去了,人有上万人,每天抬石头,挖土方,在一个山口筑拦河大坝。一个大队建一个炉灶做饭,自己带些玉米糁,顿顿喝稀汤,肚子吃不饱,活重受不了,有人就偷跑。抓不回来便宜你,抓回来就是拳打脚踢斗争你。南坪、白庄两个大队去的劳力编成一个连队,男男女女四五十人住两小间房,地上是连趟铺,一个挨一个,女的住门边,方便出去解手。上级知道我过去当过干部,就让我当了连长。领导亲口对我交代说,你前边那个连长管教不好,有的偷懒,有的装病。你当连长只管打,打坏了我负责!那时候打人成风,团级营级干部指挥连长打人,看谁干的慢就打。我知道人们刚吃了饭,干头遍活还有点力气,半晌就没劲干活了。一天吃早饭时,我站那儿讲了几句,我说老少爷们都是乡亲,我也下不去手打人。不是大家不愿干活,而是没劲干活。大家最好别跑,吃过饭干了头遍活,只要团长营长不来,你们可以歇歇。看领导来了,大家赶紧卖劲干活。你们少受罪,我也少作难。大伙一听都同意,以后我们连干活,领导没在时悠着点,看见领导来了多挑快跑,领导夸我带队带的好。大伙累死累活修好了周湾水库,上边又说山洪来了冲毁大坝,下游遭水灾更严重,又把大坝给扒了,我们都回去了。
      60年下半年食堂散了,大家各回各家重起炉灶,后来又允许农民向生产队借地自种自吃,虽然还是粗粮加吃糠咽菜,好歹饿不死能保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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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0 10:08:30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9 20:01:35 
    【 以下文字转载自 Maozedong 讨论区 】
    【 原文由 gongziyu 于 Fri May 14 21:16:11 2004 发表 】
    
    
     三年困难时期的美苏因素及粮食产量
    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大约三千万人的事的原因,除了大跃进外许多人都认为美国人封锁,苏联的逼债是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国家不愿进口粮食,实在是没办法,美国人搞封锁,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为了还苏联人的债,只好把粮食卖掉.真是雪上加霜,事情清楚明白得不需要证明.
     有人就说"考虑到当时苏联的背信弃义,一方面是造成进口支付手段欠缺(援助终止),另一方面使得出口换汇压力增加(逼债),这无疑也使得进出口平衡受到巨大威胁,调整起来也会更加困难。"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关于封锁
     如果只有美国封锁.别国不封锁,这种封锁有用吗?我从没在卖过一粒粮食给别人,饿着谁呢?
     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曾表示可以考虑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我国出口粮食。另外中国1961年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进口了大量粮食使1961年的粮食进口量达到了580.97万吨!
    比如<人民日报 >2003.08.01 第三版 加拿大中西部纪行(下)就说 "几乎所有访问温尼伯的中国代表团都十分动情地谈起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加拿大小麦局冲破国际禁运、向中国出口小麦,而那时加拿大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接待我们的吴小姐来自中国,她笑着说,’中国人不会忘记老朋友,从来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我倒是很想听听他们是怎样冲破封锁的!不过我更想知道
    中国人是如何不会忘记老朋友,从来就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二,关于逼债
     如果说突破封锁是可以大书特书的话,比如"智过封锁线""智运军火"之类的故事我们也见得多了,逼债说就更站不住脚了.没有逼债的1959年出口了大量的粮食(415.75万吨),到中苏关系破裂的1960年出口了272.04万吨,是上年的65.43%大幅减少,而到了第二年更是大量进口.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为了还苏联的债,我们进口了大量粮食,由于大量进口粮食,导致大量人饿死."?
     一个人如果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既还了旧债,又买了大量家当,是不是要追究一下"不明来源财产"呢?
     当时的苏联也不是那么绝情的1961年中苏贸易会谈公报(1961年4月8日)上就说"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帐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新华社4月8日电)原载1961年4月9日《人民日报》
     又要感叹一句"怎么感激?"
    
     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56)(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说到三年困难时期的起因有人说天灾为主有人说人祸为主,不管什么原因,粮食大减产是事实,但粮食减产是不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呢?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为建国以来最低,也只比1950年少4亿斤 ,而人口增加了大约20%,照推理,人均口粮应该是1950年的80%,但大家想想,当时能达到这个数的人有多少?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太值得思索了吗?
    ------
    参考
  
  
  作者:贵州老高 回复日期:2008-2-10 9:33:17 
    请好好上文吧!会有帮助的。
  
  
  • niulishanghai: 举报  2019-07-11 10:57:37  评论

    虚报数据导致征收的粮食太多,这是人祸,不是天灾。全国那么大面积,不可能都歉收。好多人都提到大炼钢耽搁了秋收,好多地方的人回忆说当年甚至大丰收,根本就没有歉收这一说,这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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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0 10:19:07
  大跃进之时我是学生、教师,刚纠大跃进之错,我又当学生了,故对农村灾难写得肤浅;我现在年老且旅居外地,又不便再深入调查大跃进的更多实情了,故借来网友之调查以飨读者。我完全相信上述调查。
作者:往事无须再回首 时间:2008-02-10 10:25:49
  这就是我一直崇敬彭德怀元帅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革命元勋,不是因为他打赢了艰难的朝鲜战争,就为他在庐山会议上敢对那个“神”一般的人拍桌子!
  
  
  地方上那些“小彭德怀”我也一样钦佩。
  
  
  今天的中国,敢于这样拍桌子的还有没有?我不知道。。。。。我自己不敢,所以我恨自己。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0 11:29:47
  三年困难时期
   刘少奇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
  
  
  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可以说,刘少奇是党内看到困难形势的严重性并敢于触及造成困难真正原因的领导人之一。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发现1962年财政预算中存在三十多亿元的赤字时,刘少奇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同时,刘少奇说过“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三面红旗可以让人家怀疑几年”之类的话。刘少奇还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其他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形势,处于经济工作调整第一线并担任“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的周恩来最为清楚。1960年年底,周恩来针对农业方面由于高估产而带来的严重问题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面对全国性的粮荒,周恩来和陈云冒着政治风险,决定进口粮食,以纾民难。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结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刘少奇插话说:“想要快一点,结果是跌了大跤,反而慢了。看来,搞社会主义光有好的道德、好的感情、好的干劲不行,还要适应客观规律。这一跤是要跌的,跌得越痛越好,跌得不痛就感受不深”,“问题是跌痛了没有”。周恩来说:“我是感到痛了。”他认为,工作中出现的这些缺点错误,中央应负很大责任。因此,当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到中国的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客观地回答说:“我们钦佩你公正的判断。当然你看到的是好的一面,我们的工作也还有缺点,也许你没有说,也许你还没有发现。”苏共二十二大期间,周恩来向赫鲁晓夫告别时说:“目前,我们国内还很困难,去年遇到了那么大的灾荒,这一年我的头发白了很多,这次一定要赶回去。”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参加了福建的讨论。发言中,地方干部反映了许多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以及党群关系紧张等情况,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些发言“都是很健康的”,对他们的发言“都要尊重”。他说:“你们已经说了很多,主要是对省委说的,但也说了许多是中央的事情,这一点我是心中有数的。”并且他还作了“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切中时弊、感人肺腑的发言。西楼会议期间,周恩来非常赞同刘少奇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料到。”他还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作为党内为数不多懂经济的、被毛泽东誉为“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陈云,也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心知肚明。他指出:“你们讲话不要怕‘左’和右,如果有人说你们右了,我来承担;要开除你们的党籍,找我好了。”七千人大会上,陈云没有讲话,但于2月8日在参加七千人大会的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上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来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他在讲话中谈了发扬民主问题,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在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到河南、湖北等地检查工作,看到中原大地赤地千里、灾情严重,群众衣不暖食不足,处境异常艰难时,沉重地说:“浮夸风给人民带来这样大的灾难,我们真是对不起人民啊!”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1960年11月25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 。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1961年12月13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
  
  原因
  当时出现的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加上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从而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比如当时政府倡导的土法上马大炼钢,缺少燃料,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缺少炼钢的原材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它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尽管人口仍然增长,但1960年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其1951年的水平。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0 18:32:46
  评论1949   1.1318
  1950   1.3213   16.7%
  1951   1.4369   8.7%
  1952   1.6392   14.1%
  1953   1.6683   1.8%
  1954   1.6952   1.6%
  1955   1.8394   8.5%
  1956   1.9275   4.8%
  1957   1.9505   1.2%
  1958   2.0000   2.5%
  1959   1.7000   -15.0%
  1960   1.4350   -15.6%
  1961   1.4750   2.8%
  1962   1.6000   8.5%
  1963   1.7000   6.2%
  1964   1.8750   10.3%
  1965   1.9453   3.7%
  1966   2.1400   10.0%
  1967   2.1782   1.8%
  1968   2.0906   -4.0%
  1969   2.1097   0.9%
  1970   2.3996   13.7%
  1971   2.5014   4.2%
  1972   2.4048   -3.9%
  1973   2.6494   10.2%
  1974   2.7527   3.9%
  给大家一个数据,看看集体化是否是造成减产?个人的历史观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因此个人的回忆往往是扭曲的记忆。粮食产量的增加依赖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这是一个常识,还有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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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评论。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6 11:58:57
  饿死几千万农民,没饿死的已无力种地了,粮食怎不减产?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7 10:35:44
  修正稿仍需补充。敬请批评。
作者:张来电 时间:2008-02-17 22:20:19
  当时毛批准进口粮食了。。李先念主持搞的。。。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8 16:34:52
  高层决策我不知道,我只写我亲历的那一小点点。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19 20:46:26
  “大跃进”五十年祭
  高致贤
  我们亲历的“大跃进”转眼就半个世纪了!五十年过去,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亲历过“大跃进”的人已经不多了,当时执政的中年人就更少了。连我这个当时20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已年逾古稀,写作已感困了。当时农村文盲很多,旧社会的文化人多出身于地富家庭,阶级成份高,被管制。新社会脱盲就可当干部、小学毕业生当区委秘书,有点文化者当了公社干部,多为“大跃进”推波助浪,得罪了人民,现在不愿回首。自已受害最深的农民能写回忆录的几乎没有,他们的后代有文化了,又不相信历史会那么荒唐。当时被管制的文化人不敢写。以后的政治运动都是在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反对这“三面红旗”就是反革命,牙齿缝里对“三面红”迸出半个“不”字也要被批判斗争,故尔“大跃进”的错误、罪恶被掩盖下来,使当时的一些错误做法被沿袭下来。现在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那段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的时候了。鄙人不才,只能回忆记录当时自己亲历的生活片段,以此作为引玉之砖,期盼方家佳作。
  1956年秋天,我考取了毕节师范学校,伙食全由学校免费提供,每月生活费6元,一日三餐:早餐,鸡蛋花稀饭,佐以油炸花生米;正餐,四菜一汤,全系荤菜,不定量,吃不完。节约下来的伙食费还给学生发衬衣、雨伞等。每餐饭菜都是现煮,吃剩的就作为猪饲料,或送给附属小学的学生食堂。
  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校区内的荒地被开垦出来种上蔬菜和玉米。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虽然每月供应男生36斤,女生30斤,今天看来已不少了,可因副食品缺乏,总是不够吃。但因反右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如果说国家供应的口粮不够吃,那又怕被戴上“否定反右斗争取得的伟大成果”的政治帽子。但1000多学生天天要吃饭呀,粮食已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市场上没有粮食卖,新上任的革命领导班子,为不使学生分饭吃而想了许多办法:
  一是大搞瓜菜代。将师生自己种的粮食果蔬补充食堂,但一年的劳动成果,几天就吃光了;
  二是大加猪油。民间有“多买油肉少买米”的节粮经验,当时市场上还可以买到猪肉,于是,学校多买些熟猪油,把饭蒸熟后,将热化了的猪油汁从饭平面灌入饭中,饭上全是油腻,学生们吃得很香,还是节约六了多少粮;
  三是多加蔬菜热饭吃。民谚说:“热饭三年,买块大田”,意思是,加些瓜菜汤水与饭混合热吃,可以节约口粮。可学校热了饭,学生们吃得更多,照样无济于事;
  四是买碎米。口粮不够的问题反映到地委,地委指示,由学校所在地的县里供应学校一些碎米,每斤大米指标可买3斤碎米。学校又吃了段时间的碎米饭。大跃进开始,其它单位争买碎米的人多了,学校又买不到碎米了;
  五是红薯代粮。红薯也属口粮类,但一斤粮的指标可买5斤。红薯与大米混蒸,第一二顿,觉得很甜,可多吃几顿后,学生们就争看刮那粘在红薯上的米饭吃,因而产生纠纷。……
  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不管你够吃不够吃了。
  学校实行按量供饭制后,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我便约起我的一个好友,夜间去偷吃我们自己种的萝卜,结果发现地里已被别人偷了很多,因为是监守自盗,大家都处于饥饿难当之中,谁也不去管谁。
  
  为弥补反右以后的教师空缺,我们提前一年毕业了。我被分配到瓢井区中心小学工作。
  上班前的这个暑假是回故乡度过的。农村办起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回到家乡,不但吃饭不定量,而且不开钱,像军队一样,后勤、前线严格分工,炊事班管做饭,其他社员管生产。与军队不同的是,吃饭可以打破食堂界限,走到哪里都可以吃。理由是,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走进哪个食堂都可以吃饭,一天吃几顿都可以。有的社员便趁机不参加生产劳动,到处巡回混饭吃。
  农民家里积蓄几年的生活物资,通通献给了公社食堂,农村劳动力都集中精力大炼钢铁去了,只有老人带着小孩儿搞秋收,地里的庄稼没能完全收回来,烂在地里了,公社食堂的“共产主义生活”成了昙花一现。
  我到瓢井区中心小学报到后,被安排在区委机关食堂搭伙,每月9元钱的伙食费,虽说刚去掉工资的一半,但因吃饭不定量,比在学校食堂好得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搭伙者都十分高兴。
  学校没有上课,我被抽调到区委下乡工作组,派到兴隆公社——也称管理区,任务是督催农民日夜加班砍伐林木、烧炭、炼钢铁。一个个原始森林毁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还不能满足于“超英赶美”炼钢铁速度的政治需要。于是,区委指示:社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小孩送到学校或幼儿园,老人送进“幸福院”,青壮年统一住进民兵团,男女分开,集体食宿。腾空出来的木架房,便将木料拆来充木炭炼钢铁;土高炉烧出来的“铁狗儿”(不合格的生铁)不够充数,就将农民家中所有的铁器搜来充当公社的上交任务。
  学校开学,我从工作组回到学校,但没有上课,仍是带着学生去挖铁矿、建土高炉、炼铁,也烧出些“铁狗儿”来。
  当时读书不受年龄限制,农村连十五六岁才发蒙的都有,学校发起“少年超甘乐”的运动,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组织出校去参与土法炼铁的“人民战争”,哪怕只能拣小块矿石、运1斤木炭的,也投入到“蚂蚁搬家”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教师成了炼铁的大炉师,哪怕1斤可用的铁也没有炼出来,“火线入党”的人却不少,受到批判斗争(当时称为大辩论)的师生也很多。
  
  大炼钢铁告一段落后,学校终于复课了!
  我担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包工头。公社划一片土地给学校,我整天带着学生到一个叫做马驮子的地方去开展深翻土地运动。
  土地适当深耕可以增产,政府就指示越深越好。我们像挖战壕一样,将耕地挖去一丈多深,搭着木梯把地底下的死泥土背上来,把原种活的肥沃表土壅到地底下,表土不肥沃,庄稼长不好。
  深翻土地完成后,我们又在土里种小麦高产实验地。针对过去种大稀秧的习惯,有人提出适当密植可增产,于是政府号召密植,且要求越密越好,命令我们带头搞样板地,总结经验,大力推广。要求每亩下种100多斤,其理由是种一收百便可收10000多斤,谁也不敢反对,稍有半点不同意见,便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开始用点播,种子用不完,改为撒播,几手铺满一层,还是用不完,结果有个平时俏皮捣蛋的学生立了“功”:他用撮箕抬起麦种往地里倒,有山地方堆了一层,终算完成了下种任务。
  麦芽发出来,因不能透风,很快就被沤死,我们又带着学生去间苗,拔了一次又一次,剩下百分之几,仍然密不透风,人工帮助排沟,也有许多苗被沤死,未死的也抽不出穗来。但也要上报“大增产”;
  增产多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们不敢报,但有的实验地是经过召开现场大会验收的。验收到了大“增产”。参加验收会的同志告诉我:邻区有人将几亩田里已成熟的水稻移植于一亩田中,使植株密不透风,稻穗上摆鸡蛋也坠不下去,怎不增产?可是。该公社的粮食产量还是“增”不赢我在的区(公社),为什么?虚报。
  当年使用的是摇柄式电话,同个方向的单位共用一条电话线,用铃声的次数和长短来区分所要的单位。如一长两短,是甲公社的,两长一短,是乙公社的等等。同条线上通话,可以互相兼听。我们那边是三个大公社同用一条电话线,县里一摇电话,三个公社的电话铃同时都响,凭铃声的长短次数来区分要哪里的。各公社每天向县里报一次粮食产量的收获进度,长石和瓢井同在一条电话线上,长石是先进公社。为当先进,听人说,每次瓢井都让长石先报,并偷听长石所报的数字,而后比长石高报一些。当晚公布评比结果,瓢井的名次总是在前;长石不服气,次日再报高,瓢井如法炮制,结果不言而喻,长石不服气,再提高数据,仍然比不过瓢井,当时的粮食产量就是这样“提高”的。
  我曾被抽到公社参与一些上下联系的工作,开始时,我不懂窍门,还下到基层去收集数据,可上报时,数字必须经公社值班领导人批准。费气吃力收集的数据,常常被领导人一句话就否定了,随后定个数据上报。于是,我学“巧”了,不必下去收,到上报时,请示领导给个数据就如数上报了。
  工作上的先进,就看同一项工作谁先进行,谁先完成,不管客观条件如何,都得齐头并进。我县山区,山高谷深,海拔从700多米到2300多米,我工作的地方,海拔1800多米。1959年全县低洼地方秋收工作开始时,我们那里的包谷棒子才蔫须,正好烧嫩包谷吃,可公社下令抢收,学校放农忙假,夜战收包谷。因为包谷尚未完全成熟,至还要一个月才能收得,所以,仅提前秋收这一项,便要减收一半到七成,可上报的数字还是“大增产”的。
  
  不限量、不收钱的“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借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早收造成大损失不算,还要搞个早种造成大减产。
  为争先进、当标兵,我们下种也不落后,继大年三十在工地上过“革命化的大年”外,正月初一又在耕地上过“革命化的春节”,作备耕,元宵节就破冰下种栽包谷,种子被冻坏了,谷雨节后不见苗,被迫重栽,农民已饿死许多了,不死的也无多少劳动力了,一直补种到六月,这还有多少收成? 一个“很先进很红火”的公社书记也不得不承认1960年地里的野草高过包谷株,耗子在地啃包谷也要跪着。但上报的粮食产量还是“大丰收”的。
  1960年,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饿死人最多的一年。1959年,先进的长石公社已经开始饿死了,但谁也不敢说。我们原就餐的机关食堂并入人民公社的书记食堂。干部口粮每月降到21斤,农民的口粮每月才15斤,大家扯平吃,实际连15斤都没有吃上,被公社书记和食堂事务长贪污去了,教师开始消瘦、浮肿,吃“糠服丸”(用糠加点糖来治脬肿的药名)了,但除了上课还要参加农业生产。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余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欲望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
  1960年初夏,我带学生到路布管理区去搞“双抢”:抢收抢种。到那里一看,不少农户门前已经长了青草,似好无人行动了,但进门一看,往往还有个奄奄一息的人躺在床上,抑或有具尸体在屋中,我们的任务就改为埋人了。
  所谓埋人,就是将尸体从室内拖到室外,在房屋附近挖个土坑,坑内垫点儿乱草,就将尸体放入其中,草草掩埋掉。半个月的中心工作,掩埋的死人不少,有的村内几乎看不到农民活动了。
  我请假回家一次,20来公里的路上,就看到路边摆着3具尸体和1个奄奄一息的人,已经无人过问了。在家中待了3天,就看到村前的小路上死了两个人。有个是在路边挣扎了一天多才慢慢死去。后来有资料显示:那3年中,全国饿死好几千万人。
  为什么饿死那么多人无人问津?有,只是说了不起作用,反而要捱整。彭德怀大元帅上书的结果尽人皆知,我们当地就有不少“小彭德怀”,地区一位部门的正处级领导到当时全国先进的长石公社检查工作,发现已有人饿死了,很客观的向县委汇报(当时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也要由地方党委领导)后,被县里上告到地委,说他“想拔红旗”,结果受到处分,其他人谁还敢说?说了也不起作用。
  我家乡有个公社(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当时的行政区名是政社合一,一个单位两个名称,区叫大公社,也叫区;区下属的乡,叫公社,也叫乡或管理区),有的社员已饿死了,但国家在该社的仓库中还有很多粮食不卖出,于是,公社秘书向区委副书记汇报,想私自开仓济民,得到默许,他们一夜间便将部分仓储分给公社附近的群众,但都造册登记、签名领取,共同保密。因有这次开仓,该公社的群众感激干部救济,齐心协力生产,夺得比其它大队更好的收成,秋后一斤不少地还清了国家仓储,该乡死人也少。照说,这应属爱民之举,可因“私开国库”,有关干部逮捕的逮捕,开除的开除,撤职的撤职。可是,将他们放到群众中去斗争,群众就是不斗。后来,通过整风整社,对这些干部的处理作了部分改正,但首先提出开仓济民的那个人,就永世不得翻身了!唉——!
  1961年春,中央下发“十二条”文件,全国开始整风整社,具体内容是反对“一平二调”:即平均主义、无偿调拨钱粮物资;“五风一化”:即虚报风、浮夸风、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和干部瞎指挥风。(此记忆不尽准确,可查档案材料),向群众赔礼道歉、认罪退赔,处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干部;农村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是文革中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才知道的。当时当地只给社员划了自留地、自留山,开放自由市场,但不准粮食上市,也未包产到户。但改原来的人民公社统收统分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分配原则。并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三包的内容大致是,小组包工、农户包工、农活临时包工(记不很准),超产奖励。四固定就是:土地、劳力、耕牛、农具固定。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一平二调,已经把土地、劳力、耕牛、农具的归属完全打乱了,所以重新划分并固定下来,才能实现队为基础的经济核算原则。
  夏天,我作为工作队员,被大公社派到八堡管理区工作,始知中央已经下了撤销公共食堂的文件,但因公社党委还没有表态,谁也不敢撤,我分工到一个生产队,默许那个食堂可以称口粮给社员回家煮饭,这可违背了纪律,受到批评,但此时已不敢斗争和戴右倾帽子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郝科长,不知他是哪级派来的,也不知他叫什么名字,听公社干部叫他郝科长。他穿着很旧,戴个“油渣帽”,整天和社员一起,听社员说活。一天中午饭时,他走到书记食堂保管室门前,大声叫司务长开门,说:再不开,老子就踢进来了!门开后,公社书记和司务长正在吃饭,马上请他一起吃饭。他督促着司务长把他们吃的酒肉白米饭抬到大餐厅去和社员一起吃,司务长早被吓瘫了,书记战战兢兢,不走。他便骂开了:“你们这些狗日的,群众吃糠都吃不饱,你们却肥酒大肉随吃!”正在用餐的群众听到了,内心万分痛快,但却不敢拍手,不过,已看到有人敢摸老虎屁股了。后来,郝科长叫公社粮管所把加工大米的任务分给群众去完成,群众从中得点细糠来造饭吃。大家说,加工这点米,还得几顿饱饭吃。虽说吃的不是尽粮饭,群众也已满意了!
  郝科长走了,全县整风整社的试点就在瓢井进行。大会上公开逮捕了公社、管理区和生产大队三级的3个领导人,而后是3个“红旗”管理区的书记被逮捕,一个“白旗”管理区的书记借出粮食来支援重灾区。当时评先进的标准就是看谁的粮食产量报得多,多者插红旗,少者插白旗。
  1961年10月,“大跃进”的错误开始受到一些制止,在落实中央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中,我被派回母校离职进修中师。
   2008年1月24日修改于深圳
  
作者:凯2005 时间:2008-02-20 21:39:23
  看完这篇文章,我更加懂得了伟大领袖邓小平对中国是如此的重要!
作者:杀五毛救中国 时间:2008-02-20 21:56:04
      爱天涯,爱生活!
    
    歷史,印證了這個世界的發展,文化,傳承了人類的思想。爲了我們共同的愛好,欢迎您的到来! qq群 225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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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youfenyu 时间:2008-02-20 22:15:55
  看完这篇文章,我更加懂得了伟大领袖邓小平对中国是如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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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了,邓先生同样是当时国家最高领导核心之一, 对大跃进的失败同样负有责任.
  
  
作者:yucca1979 时间:2008-02-21 01:13:22
  老高辛苦了。
作者:梁江勇 时间:2008-02-21 01:49:42
  有人忘了但有些人不会忘!
  
  人的生命比不上政治需要。。。。
作者:东周列国123 时间:2008-02-21 06:37:26
  最近喝西北风了吗?领导时常问候,百姓感激涕领,和谐建设百年,我朝天下第一.
作者:狂热的芯片 时间:2008-02-21 23:18:10
  那人还“挺”在天安门,是等待历史惩罚吧!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22 07:27:12
  历史老人就是淘金匠,淘尽泥沙始见金。
作者:羽吹雪 时间:2008-02-22 10:35:34
  作者:公子语 回复日期:2008-1-22 15:48:13 
    听说勒紧裤带饿肚子还外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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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永远只是听说!!!!!!!!!!!!!!!!道听途说的东西能当成吗?
  ===========================================================放P!告诉你,连还外债都不是,白送给亚非拉的穷鬼白眼狼们了!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24 14:07:25
  毛泽东力批反冒进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做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示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就要在领导层中统一认识。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讲话。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坚持稳定发展的人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不能满意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11月下旬,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
  
    1957年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1958年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脾气,周恩来等提出过的反对急躁冒进的主张受到严厉批评。毛泽东后来说:杭州会议,我在那里放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就在杭州,实在憋不住了。几年之气,就向薄一波发泄。我说:我不听你这一套,你讲什么呀?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横直你是强迫签字”。毛泽东在周恩来面前发了一通牢骚,说:“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崇拜偶像’?不管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载为什么军队多了几十万人,招收工人学徒多了100多万人?我说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多加人,我不懂,我也不知道。”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思想和组织动员,随后毛泽东召集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就反冒进等问题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作者:liubeiwozu 时间:2008-02-24 23:52:21
  左棍们居然可以说毛时代是中国最好的时代,唉!人可以没有良心到这个地步!支持老高.
作者:lvdszl 时间:2008-02-25 04:39:53
  第二次郑州会议毛的讲话怎么和上面的精神貌似一点都不一致啊,倒是有人冒进冒的利害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25 15:19:27
  · “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了吗?
   -----兼与雨晴网友磋商
   对于1959-1962年造成全国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当时正式的说法是由于“全国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此种下倒刘的祸根。这一空前绝后的人间惨剧已经过去快50年了,到底真相如何,多年来经过解密的档案,党史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许多党内老同志以及亲历者的回忆,现在已基本明了。经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查阅气象资料,那几年风调雨顺,并无大的天灾,再说,中国这么大的版图,东西南北中,全都“大灾”,况且一连三年,历史从来没有过,估计以后也不大会有。至于“苏联逼债”,最近,《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2期刊登了国防大学教授徐焰题为《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一文,对此事叙述颇详,笔者将其中有关章节摘编如下。
   中共自1921年建立后,便由共产国际提供活动经费(实际由苏联出钱),在建党初期是地下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档案统计,1927年共产国际秘密拨付给中共的经费约100万银元,当然这些都不是债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苏军淘汰的旧装备(也有少部分新的先进的),这些装备大部分系有偿(半价)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13亿美圆,折合30亿元人民币。1955年苏联交还旅顺港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
   中苏关系破裂后的很长时间里国内曾出现一种传说,即斯大林时期援华慷慨热情,赫鲁晓夫则扮演了撕毁合同和“逼债”的角色。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档案和亲历者的回忆,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援助最多质量最高的恰恰是赫鲁晓夫。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包括44项军工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包括军事工业)的基础。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原子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当年周恩来的两任军事秘书周家鼎和王亚志回忆此事时说,虽然后来中苏交恶,苏联终止合同撤走专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厂,却毕竟比我们自己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1958年中国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国刮起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经济很快陷入困境。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对苏贸易额占一半,向苏出口主要是粮、油、肉、蛋,从苏进口主要是机器和武器装备。在1959、1960两年间,由于国内大饥荒,从农村收购困难,对苏出口无法按期交货,中国对苏联新增贸易欠债25亿卢布。
   据当年李先念副总理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自1950年以来中国对苏联债款、欠款加利息总额为人民币57.43亿元,至1960年,中国已偿还33亿元,即抗美援朝武器债款已基本还清,所余欠款为“大跃进”期间因无法按期交货的贸易欠款和交还旅顺港时的遗留装备的欠款共约23亿元。1959年以后,中国每年的财政预算500亿元以上,偿还这23亿元的欠款不是问题。根据国内已公布的统计数字,1960-1964五年间每年向苏联还款为:3.63,5.19,8.54,9.61,12.16亿元,至此全部还清,每年还款额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左右,当然不会是造成中国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那么苏联在中国困难时期是否“逼债”了呢?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之间出现严重分歧,交恶日深。同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反修”问题,会上有人说“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此时的赫鲁晓夫一心要维护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也期望缓和对华关系,从1960年末到1961年春,主动部分恢复了对华的经济和国防的援助,1961年2月赫鲁晓夫写信给周恩来,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当时最先进的米格-21战斗机的样品和全部技术资料,2月27日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3月8日周恩来答复表示感谢,但出于“争气”,不接受粮食,接受了古巴糖。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们都知道,古巴糖在“三年困难时期”,成了粮食低标准的重要补充。而进口粮食,当时美国报价最低,出于政治考虑,中国转而从价格较高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1961年3月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对中国的10亿卢布贸易欠款,可分5年还清,不计利息,4月间双方就此达成协议。不过在当时,“苏联逼债”及由此造成中国经济困难一说,又以宣传报道和基层干部宣讲的方式长期传播,甚至直到现在仍为国人所记忆。但在当时中共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逼债”一事。可见“逼债”也好,“还债”也好,作为掩饰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只是对国内的交代,我们普通老百姓几十年来对此一直深信不疑,50年后的今天看来,此说不实。
   徐焰教授,少将军衔,博导,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历史分会副秘书长,著作颇丰。
  
   来自网络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25 15:21:11
  · “困难时期”:贵州湄潭县饿死12万人
   〈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11期刊登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一文,摘要如下。
   1987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编撰工作,查看资料知道了这个事件的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由原来凤岗、余庆、湄潭三县合并而成,人口60.5万,农业人口56.57万。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5个月期间,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占全县人口20%强,占农村人口的22%。遗下孤儿4737人。全家死绝的“绝户”户2938户。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食堂长期缺少油水,农民普遍吃不饱,农民吃饭问题面临绝境。浮夸风变本加厉,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1959年上报粮食产量8.462亿斤,实际只收了3.22亿斤,比1958年还减产了32.6%,虚报了5亿多斤。但上缴公粮和征购粮却要按虚报的8亿多斤计算,为了完成上缴任务,一场骇人听闻的所谓“反瞒产、反私分、反盗窃”运动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实际就是要从农民手里搜刮来每一粒粮食上缴,以免露馅。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5级干部会,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表扬,准许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就是“反革命”,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直到与上面的数字吻合才过关。绥阳公社书记声称反出“瞒产粮食”1200万公斤,被树为典型,县里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去参观,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反出来的粮食,就造假,用乱草、秸秆、石头、糠壳堆起来,上面盖上一层粮食。1959年12月底,遵义地区又在该公社召开反瞒产的现场会,参观造假的现场,推广“经验”,在全地区推开。就这样农民的一点点口粮、种子粮统统被搜刮去了,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普遍饿得浮肿,走路拄棍,东倒西歪,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只有等死。1960年1、2月份饿死人最多,全县每天有上千人死亡,有的全家死绝,地上床上摆满死尸。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面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搜光,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致残,有的活活被打死。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拦路抢东西吃,偷宰耕牛,盗窃粮食,于是1960年元月,县里又开展反盗窃运动,大搜大捕,在下面设立“教养队”、“劳改队”、关押点,设立临时法庭,公社一级就有权批准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对关押的人白天监督劳动,晚上批斗,一斗就用刑,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全县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关死的200多人。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大搞“开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有的民工还没走到工地,就倒在路边死了。
   为了掩盖这么严重的问题,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对邮政通讯的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本人亲自扣押51封信件,凡向上反映情况的都要受到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市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书记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名义,把群众赶上山去,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了36人,把尸体丢到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的还未断气,扔时还哇哇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致死的200多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撤消一切职务的干部1680人。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1960年6月逮捕了原县委第一书记,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8月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书记**和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队支书***二人。后来人越抓越多,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以左反左,不但没有找出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反而使事态重新扩大化,把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下面干部吃不了兜起来。
   据毛泽东原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文革后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现仍健在)在他的文集中说,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口非正常死亡近4000万人,超过中国有史以来有记录的历次灾害死亡人口总和,也大于8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总数(死亡1500万,伤2000万)。
   2007-12-21
  
  来自网络
  • niulishanghai: 举报  2019-07-11 11:30:34  评论

    妈呀,和平年代,竟然比战争年代死的人还多,完全是自己人折腾自己人啊,这就叫“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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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vdszl 时间:2008-02-26 01:10:31
  老高,用〈三年困难时期”苏联逼债了吗?〉搜出来的结果,有一篇文章和你的观点相反的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26 16:24:42
  (接上文)
  
  第二面“红旗”是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秋,毛泽东见人民日报社论使用“大跃进”一词,夸奖“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因为对“冒进”的批评使他耿耿于怀,他终于找到了“跃进”这个褒义词用来自我表述。
  
  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典,听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十五年赶上美国。他随即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三十年赶上美国。这是国际上的“赶超”大目标。而在国内,他清醒地知道“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所以农业要“以粮为纲”。一九五五年公布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三类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但那是预计十二年后即一九六七年才达到的目标。
  
  一九五八年三月,借“反右派”获胜之势,中共中央通知全国“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运动”,要求“用同样的财力和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甚至多好几十倍的事业”,这就开始失去必要的冷静了。但这不是一般领导干部就可签发的,毛泽东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就曾规定, 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他看过方能发出,“否则 无效”(尽管他可以批示“不看了”)。此件当然经毛过目。
  
  果然,毛泽东四月十五日写的署名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刊于六月《红旗》创刊号),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革命正向前奋进,“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国际如此,国内自然尤甚。五月下旬八大二次会议后,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 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央政治局提交报告,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他后来自述,“工业以钢为纲”,也是在毛问他时,他比照“农业以粮为纲”提出来的。
  
  斯大林曾说过“胜利冲昏头脑”的话,不知是否包括空想中的“胜利”也能冲昏头脑。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在制定全面大跃进计划的同时,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当年生产一O七O万吨钢而奋斗。为什么是一O七O万吨呢?原来这是一九五七年实际钢产量五三五万吨基础上“翻一番”的指标。请注意,这个“翻一番”“翻两番”的思路,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往往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总值的远期描述。
  
  第二个五年计划更加膨胀:粮食年产量一万三千至一万五千亿斤,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二至三倍,钢年产量八千至一万吨,约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三至十七倍;这已是连续翻番了。
  
  北戴河会议后,人民日报又在八月二十七日发表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还不知这篇社论的“来头”,但它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用置疑的。
  
  一个粮,一个钢,五年计划且不说,光是当年的指标,在不断加热的政治气氛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层层下压,层层加码。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全都压到几亿农民身上。农村社队的生产活动,也如七千万人上河工一样,类似经典作家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无异于罪犯或奴工服劳役。学习徐水模式,都改为团营连编制,“洼里吃,洼里睡”,白天黑夜“连轴转”。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翻地越深越好,深到八尺一丈,把 阴土都翻了上来,密植越密越好,哪怕密不透风,照片上小孩坐在密植田的庄稼顶上……干部督战,但也是事出无奈,他们都向上级立下军令状,社队干部在三 (级)干(部)会上,要经历挑战应战打擂台拔白旗画乌龟以及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以及“甘居中游”等的批斗,不得不走上浮夸谎报高指标之路。我六十年代中期到河南,还听人说起大跃进时社队干部一接到三干会通知,都先把头发剃光,因为批斗时是要揪头发的,甚焉者去开会时先跟家属告别,不知这次能不能回来。
  
  河南省新闻出得特别多。省长吴芝圃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当场揭发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毛泽东带头为他鼓掌。于是,六月间河南遂平县卫星社在四天里,先后放出了小麦亩产二一O五斤、三五三O斤两颗“高产卫星”。苏联放飞了人造卫星,中国也绝不后人。此后,全国一片“卫星上天”之声。直到第一颗“高产卫星”诞生地所在的信阳专区饿死百万人,而在同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武昌)已经获悉农村人口中发现浮肿病。转过年来,青黄不接时,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大刮浮夸风时,各社队纷纷竞报“高指标”,接着来的是“高征购”,按你谎报的产量收购。家家已经盆干钵净了,还不罢休,认为是干部群众瞒产私分,便下令大搞“反瞒产”,像苏联当年的“余粮征集队”一样,对农民绝不手软。农业劳动生产者,不仅是驱使和奴役的对象,且成了搜刮的对象,犯罪嫌疑人。
  
  又是那个人民日报,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为了落实当年生产一O七O万吨钢的突击任务,号召“土洋结合,大建高炉,多出钢铁”。还是主要向农业要劳动力(城市人也要参与,但毕竟带有走过场性质)。大队人马开进深山老林,砍伐林木,家家户户,砸锅献铁,一切为了“一O七O万吨”!九月底,大炼钢铁的人增至五千万,十月底六千万,年底多达九千万,占全国人口近六分之一。这年年底,冶金部终于说了几句老实话:土法炼钢成本每吨二五O至三OO元,而生铁调拨价格全国平均一五O元,土铁产量估计至少一千万吨,总计亏损十五亿元左右。全国森林也经历了空前一劫。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八届八中全会,继续坚持大跃进的方针,要求在一九五九年内完成原定一九六二年完成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且在十年内(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前)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第二面“红旗”大跃进的始末。
  
  “三面红旗”第三面——人民公社
  
  第三面“红旗”是人民公社。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2-26 20:59:23
  上面三则资料来自网络。
作者:liubeiwozu 时间:2008-02-27 10:57:33
  我们当地一税务人员因为说了一句"三面红旗我看不怎么红,淡红淡红的."结果被打成瘸腿.
作者:填鸭有毒 时间:2008-02-29 23:13:11
  
  
  
  
  
  
  作家杨显惠:为大众留下大饥荒记忆
  
  [详细]
  http://news.ifeng.com/special/dajihuang1958/
  
  
  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
  
  [标题 简介]
  
  历史不会忘记
  2003年,杨显惠的夹边沟系列结集出版,名为《夹边沟纪事》。他在后记中写道:夹边沟事件是当时甘肃省委极左路线的产物,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甘肃历史上惨痛的一页;是二千四百多名右派的苦难史。作者将调查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和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
  
  “它如同一场梦魇”
  1965年,杨显惠离开兰州,奔赴千里之外的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他被分配到十一师第六团四连小宛农场,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战友们全天候地开荒修渠、引水灌溉。小宛农场除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青年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从别处转移过来的右派。他们在解除劳动教养之后,不准回家,安置在农场里继续劳动。就是和他们的闲谈中,杨显惠听到了“夹边沟”这三个字。一下子,杨显惠牢牢记住了“夹边沟。
  
  “盖子终于揭开了”
  1999年,杨显惠开始写作“告别夹边沟”系列。2000年,上海文学连续发表12篇,远在千里之外,夹边沟右派的后人们传阅着每一篇,奔走相告:夹边沟的盖子揭开了!他们带着这些纪实小说,清明节上坟时焚烧,以告慰父辈冤屈的亡灵。
  
  “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的心脏痛得要命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从酒泉出发,乘车驶向酒泉至金塔的公路,在第二十八个里程碑处,左拐,再向北走数公里,有一片连绵的沙丘,散落其间的,是一些半截的土墙框。这里就是夹边沟,那些零散的墙框,就是当年右派们住的地窝子。
  
  没有人想及的灾难
  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二千多劳教分子果腹。从省上到张掖地区到农场,坚决贯彻执行的是对劳教分子的改造与惩罚,这二千多人的生存条件如何,以夹边沟的土地面积、生产条件,能不能让二千多劳教分子凭靠种田养活自己,从以后的结局看,那时并没有人想及。
  
  夹边沟的饥饿
  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一下顿的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晰蜴,抓来烧着吃或者煮了吃。
  
  那些在痛苦挣扎中死去的人们
  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土豆),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他们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个人一口气将160斤洋芋统统吃光。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之下,活活胀死。
  还有一名右派,趁麦收时吃了过量的生麦子,又尽饱喝了些开水,到了夜里,胃肠里的麦子发酵膨胀,剧烈的疼痛使他在铺上翻滚不已,喊叫了一夜,终于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
  
  活人吃死人
  1960年的冬天,夹边沟右派们真正进入了生命的绝境,最为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活人吃死人。
  
  
  
作者:填鸭有毒 时间:2008-02-29 23:16:43
  
  
  见证那个年代人们饥饿的绝境
  
  “这段饥饿的历史不容回避”
  1958年到1960年,定西人因为饥饿,没有食物吃,村里的人就剥树皮吃。一个村一个村的,如果哪儿有一片榆树林,很快榆树皮就被剥光,白花花一片。最严重的时候,杨树的树皮,杏树的树皮都被剥了吃。树皮没得吃了,就吃谷糠。
  
  爷爷死了
  “爷爷死了,身体摆在炕头。我们想把爷爷从炕头移到上炕,那里凉,是炕火到不了的地方。因为饥饿,抬不动。我们就翻着轱辘,把爷爷从炕头翻到上炕……”
  
  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
  “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
  
  娘出去要饭再也没回来
  “这天的后半夜,我们一家人再也没睡觉。奶奶和娘一哭,我也哭起来,两个妹妹也哭。后来还是奶奶先止住哭说,金元他娘,不要哭了,天明了你到庄里喊几个人来,把你大抬埋了。”
  
  为活命姐弟出门讨饭姐姐受辱
  “我大去世后烧了七天纸。那几天我大姐姐就说,烧过七天纸领着我要饭去。在家里吃树皮吃谷衣非饿死不可。我娘不同意,说这都快到腊月了,出去冻死呢。我奶说我娘,你叫他去吧,你就这一个独苗苗了,蹲在家里饿死呢!我娘不拦了。”
  
  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
  “奶奶去世的时候,她的几个儿子都没有了。我大大是死在引洮工地的,挖土方的时候崖塌下来砸死的。二大是右派,送到酒泉的一个农场劳改去了,农场来通知说已经死掉了。我大娘外出讨饭,听人说饿死在义岗川北边的路上了,叫人刮着吃了肉了。我大是奶奶去世前一个月从引洮工地回家来的,到家时摇摇晃晃连路都走不稳了,几天就过世了。”
  
  
  • 姚广驰: 举报  2018-10-26 13:39:47  评论

    评论 填鸭有毒: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比万恶的旧社会还要万恶!谁之罪?谁之过?!
  • niulishanghai: 举报  2019-07-11 11:48:45  评论

    这一段历史,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啊,不堪回首的历史啊,可悲的是有好多人还认为毛时代好,这是人间惨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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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填鸭有毒 时间:2008-02-29 23:18:15
  延伸:信阳、湄潭事件及其他蔓延全国的骇人史实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
  信阳事件发生时,作者正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了解事件全过程。他指出,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
  
  安徽山东饿死人真相
  惠民县北镇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6%,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
  
  原四川省政协 廖伯康:四川饿死了1000万
  杨尚昆问:“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杨尚昆:“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廖伯康:“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安徽亳县: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据多点调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人吃人的现象多处发生……上述惨景出现后,悲惨歌谣广为流传,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是什么导致了大饥荒与饿死人?
  
  茅于轼: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主要原因
  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经济落后或气候不好。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雷颐:“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当“社会”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
  
  记住苦难,也要记住爱
  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3-01 17:54:27
  1960年我在瓢井小了任六年级的班主任,班上就有一个姓黎、两个姓李的家里其余人均饿死了的孤儿学生。由孤儿院送来读书的。这些学生现在还健在。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3-01 17:58:18
  是什么导致了大饥荒与饿死人?
    
    茅于轼: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主要原因
    政治制度不良和争战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它对饥荒的责任远远超过经济落后和粮食歉收。但责任者往往把饥荒的责任推给了经济落后或气候不好。人民权益的丧失会恶化饥荒的后果,使得本来容易克服的困难变成灾难性的。
    中国三年饥荒是因为取消了国际国内的粮食自由交易,又不允许饥民出门讨饭,最后只有饿死一条路。防止饥荒再次发生的不只是增加粮食生产,更重要的是让百姓有交换的自由,有流动的自由。何况没有自由粮食也增不了产。所以说:自由是抵抗灾害的最有力的武器。
    
    雷颐:“大跃进”带来大灾难
    当“社会”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
    
    记住苦难,也要记住爱
    从那种境遇中活过来的孤儿,不能忘记。亲眼看见一家七八口亲人饿死的情景,侥幸活过来的人,不能忘记。今天,后世的国人也不应该忘记。按照犹太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的观点,忘记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的不幸是伦理的背叛,忘记与自己并没有多少关系的人类的非正常死亡是道德感的丧失……
  xxxxxx
  说得多好啊!
作者:amlen 时间:2008-03-03 23:56:16
  连苏州郊区都有不少因为饥饿导致浮肿病而死的人,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楼主贵州老高 时间:2008-03-04 15:34:14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汇报会上,点了彭德怀的名,称彭德怀搞两面派手
  法。
   12月,林彪、江青接见军事院校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鼓动造反派揪斗彭德怀。
  江青煽风点火地对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朱成昭说:“你们红卫兵这也能,那也
  能,怎么就不能把彭德怀揪出来呀?让他在山里头养神,将来好回来反我们,把我们打
  入十八层地狱呀!”江青诬陷刘少奇同志,说“刘少奇在彭去西南之前,就对彭德怀说
  林彪身体不好,还由你彭德怀当国防部长”,还煞有介事地说:“他要是当了国防部长,
  我们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几天后,陈伯达、康生、戚本禹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造反派代表韩爱晶等人,
  看了他们整理的叶剑英“罪行材料”后,明确说:“你们攻击点没有选对。你们先不要
  搞叶剑英,告诉你们,彭德怀现在在成都,是‘三线’的副总指挥,在那里没有人敢动
  他。要把他揪回北京,打翻在地——
   这是首长指示,”并谎称“已经毛 同意”。
   在江青、康生、戚本禹的策划下,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分别组成“专揪彭
  德怀战斗团”和“赴川揪彭敢死队”,气势汹汹奔成都而来。
   1966年12月,成都的一个冬夜,永兴巷七号的彭德怀住宅被来自北京的负有特殊使
  命的红卫兵包围了。
   红卫兵们越墙而入,宣布“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把彭押回北京。
   1966年12月27日,铁骨铮铮、耿然直言的彭大将军被揪回北京。
   红卫兵把彭德怀从成都押到北京火车站,立即向戚本禹报告。当时,戚本禹作为
  “中央文革”成员正在人民大会堂开“碰头会”,他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海瑞”
  由红卫兵押送,已经到达北京车站。
   周恩来总理站了起来,说:“这件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周总理随后
  离开会议室,亲自作了安置。
   虽然是错综复杂的处境,周总理为了保护党和国家的栋梁,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彭总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
  次上书毛 。信中写道: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
  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驻地。23日转北京地院
  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部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从1966年底到1967年上半年,彭德怀虽然暂时被监护起
  来,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1966年6月16日,“文革”刚揭幕,戚本禹、关锋就写信向江青、康生、陈伯达三
  人献策。这封信说:
   我们觉得,分配给彭德怀做这个工作(指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是不恰当的。据我
  们了解,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常的活动。因此,我们再一次提出意见,
  希望中央考虑撤销他的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
   从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的许多事实看,彭德怀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为
  了在广大群众中揭穿他的丑恶面目,为了彻底清除这个隐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考虑在
  适当时机在群众中公布彭德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由于这场夺权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我们推翻一个地方的、部门的反动
  政权的斗争,因此,必须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
   彭德怀的存在,他的活动,他的品德,使窃国作乱之徒如感芒刺在背,坐卧不安。
  在广大群众中,彭德怀仍是一面耀眼的旗帜,真理的旗帜。但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修正
  主义的一面黑旗”。因此,要进行他们的“夺权斗争”,必须使用野蛮的法西斯手段,
  而且事不宜迟,这就是所谓“当机立断,采取断然手段,和平过渡,是不行的”的目的。
   1967年初,戚本禹还单独用密件给他们的“旗手”江青写信一封,内称:“红卫兵
  从西南带给我的一件关于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材料,送上,请参阅”,“彭德怀的这
  个两面派谈话,欺骗了一些幼稚的学生(彭德怀在谈话中公然露骨地正面肯定了朱德、
  邓小平)。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北京的学生已经做了斗争的准备。”
   尽管恶言相加,人们仍然可以从戚本禹的这封密信中感到,彭德怀言行中渗透的
  “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评语》
  仍然深受群众的尊敬,特别是在“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之毒雾弥漫中华的时刻,他的坚毅冷峻的面容,刚直不阿的品格,使得小丑、侏儒们恨
  得牙痒痒地,非要置他于死地、踏上几只脚,才能放心。
   7月12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在人大会堂接见韩爱晶等人,下达了折磨彭德怀
  的信号。
   戚本禹口沫横飞:“你们要彭德怀交代反毛 的罪行,应当要他低头认罪。他要
  是不老实,得对他厉害点,对他不能客气。”
   7月18日,戚本禹对彭德怀专案组恶狠狠地训话:“毒蛇僵了,但没有死。纸老虎
  彭德怀杀人不眨眼。彭德怀是军阀。
   不要看他装可怜相,如壁虎一样,装死。实际没有死,是本能的反映。动物、昆虫
  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何况这些吃人的野兽,要打翻在地,踏上几只脚。”
   彭德怀“没有死”,他们绝不甘心。
   他们非要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才善罢甘休。
   就在康生、陈伯达支持戚本禹讲话几天之后,1967年7月19日,韩爱晶有恃无恐,
  在北航开会揪斗彭德怀;年近七旬的彭总,被“打翻在地”7次,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警卫战士于次日向“中央文革”作了一个报告。不需要任何
  修饰和添加,让当年的原始记录来控诉吧!
   昨天北航开了三四十人的小会斗彭德怀。会上打了彭德怀,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
  肺部有些内伤。明天还要斗。
   问韩爱晶为什么武斗,他说中央文革小组讲“不要武斗,但对群众不要限制过多
  (意不大武斗即可)”,并说总理的“五不”指示是过时的,中央文革有最新指示。
   7月22日,卫戍区又向上反映,彭德怀被殴打后,“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痰吐不
  出来,吃不下饭,起不了床。据医生初步检查(未透视),可能有些内伤。”
   这个“革命”,哪里有一丝一毫“文化”的气味呢?什么“触及灵魂”!彭德怀同
  志的头部、胸部何止被“触及”,他的肋骨被打断了两根。
   请看一份《关于彭德怀1967年7月19日至22日监护情况》的记录吧!
   自19日参加斗争会后,食欲大大减少,精神很苦闷……进室后就躺在床上休息,胸
  部疼痛,呼吸困难,不断发出哎哟、哎哟的声音,当晚未吃饭,不能吐痰。让他写材料
  时说:“我现在不能写。”我们说,那不行。他又说:“写不了,要不杀头算了。”至
  22日精神稍好,起来后有点发牢骚,不断出长气……而又躺在床上,但一夜未睡好。20
  日说:“今天胸部疼的面积扩大,而且又重了些。从床上起来很疼,也非常困难,起床
  时需要哨兵拉我一下,不然的话就起不来。”经医生检查胸部左右两侧第五根和第十根
  肋骨骨折,脉搏和血压都有增加。
  
   一片忧国忧民心
  
   可是,尽管处境危难,没有人身自由,彭德怀的忧国忧民之心,仍然没有丢掉。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他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条消息,讲到
  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
   彭德怀浮想联翩,欣然命笔: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
  时,该厂矿渣很多,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
  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
   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
   石棉矿渣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
  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1967年4月20日晚石穿,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石洞中滴水穿石得到启示
  而自取的。这种精神,本来会感动上帝(如果有的话)。
   但是,在横扫“牛鬼蛇神”的年月,生产、农肥,是难以提上日程的。
   在批斗时,彭德怀经常昂着头,有时露出轻蔑的冷笑。
   “抗日战争时你干了什么坏事?”批斗会上有人责问。
   “打死了几万日本兵。”彭总回答。
   “为什么打百团大战?”
   “打敌人嘛!”
  xxxxxxxxxx
  来自网络
作者:广州熊 时间:2008-03-04 16:11:00
  十四、过苦日子河南食人
  
  (一)
  
  (二)
  信阳地区1958年成立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号称最高亩产几十万斤水稻。1959年遇到大旱、大灾,说成“特大丰收”。一个村党支部23个党员,死了20 个。剩下的3个给省委写了封血书,恳求救济村民,结果被扣压并要查处。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蕃估算(全地区)饿死的人可能在20——30万之间,而 调查数字则多了好几倍。(引自张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原载《百年潮杂志》)
  ——《南方周末》1999.8.20.14版:《渴水的信阳》
  (按)信阳有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九县。即依张之估计,平均每县死3万余人,亦非小数。此地本属穷困地,饥民造反窠,唐朱粲据此,元末徐寿辉起此,太平军、捻军据此。饥荒至大量饿死人之时,食尸食人即为连锁反应。
  
  (三)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报告后致林彪信,大意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型工 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四清运动,又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商业、服务行 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此即“5.7指示”。于是,大办5.7干校。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5.7干校设河南息县,校址原为劳改队。1969年11月15日,首批人到罗山,后迁息县东岳公社。下去的有何其芳、俞平伯、蔡 仪、钱锺书、吴世昌、吴晓玲等。邹荻帆(诗人)说:“有一次,我去陈宾宜(《世界文学》副主编)处看他。陈的房东老乡说起河南怎么穷,‘饿死人那年’怎样 挖死人肉吃。说着说着突然来了一句:‘要是你们所长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外文所长为冯至,70岁,胖,近视,走不稳。”
  ——《无罪流放》(光明日报出版社)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重日说:“到了东岳,村子里男人少,多是妇女和小孩。他们说:‘村里没有一家没饿 死人的,都是后来凑起来的。这家老头,那家老太,男人、女人,小娃们,都不是原来完整的一家。忆苦的时候,老乡说,最饿时人都不敢出门,据说人饿极了,极 个别的都吃人的,知道路人相食吗?’我记得李自成在陕北起义的时候,历史上也有三年大饥荒,记载有路人相食的事。”
  ——《无罪流放》
  
  十五、1959年重庆石桥卖人肉包子
  
  作家虹影说:“母亲怀上我时,是一九六一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省 ——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七百万人。全国饿死四个人中就有一个 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冬天的冰雪中,以及一九六二年 “青黄不接”的春天。”(p.42)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二年中一直忍着饥饿,剩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二斤,节省给本省二 斤,节省给本市二斤,节省给本单位二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
  (按:定量又层层折扣,只见重庆市一处。)
  
  “同一年(1960年),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附近能吃的观音土都被挖尽,吃在肚子里,都发胀了,解不 出大便,死时肚子像大皮球一样。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 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到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 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进步,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家里人饿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才可有出头之日。干部说谎导致饥荒,饥荒 年代依然要说谎,才能当干部。”(p.189)
  
  “一九八零年作者进十八岁的前一晚,养父悄悄给我五角钱。生日这天,我跑到石桥一个水馆子买了两个肉包子(每个两角,余一角抵粮票),带回家,给养父与妈各一个。”
  
  “她(妈妈)拿起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
  
  “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多得很,还排队。”
  
  “我的话未说完,母亲手一甩,把碗撂回柜上。他扶住绷子床的柱头,干呕起来。‘水馆子的包子!’母亲恶心地摇头,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你这人太疑心了点。’父亲不快地说。”
  
  “‘哪是疑心?’母亲说,‘那是啥子年?’”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亲说。”
  
  “那阵子肉多稀罕,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说没证据,也有证据。母亲说和她一起抬了两年石头的连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连个影子也找不到。”(p.76——77)
  ——虹影《饥饿的女儿》(原载英国《泰晤士报》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译出)
  (按)灾荒年(1958——1961)水馆子曾卖人肉包子。虹影十八岁生日买两个包子孝敬父母是八零年。她母亲因回忆过去,心理上有逆反情结,故撂下不吃,要作呕。不是说八零年还在卖人肉包子。
  
  十六、长沙卖人肉包子
  
  十七、甘肃明水农场右派董坚毅等尸体被剜食
  上海籍主治医师、兰州省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右派董坚毅,于1960年国庆前由夹边沟(酒泉县)农场调至高台县明水乡新划荒滩建新农场。董坚毅坚决不吃不 卫生不消化草籽之类,于1960年12月份死亡。掩埋不深。死后几日,尸被抛出,“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包裹(尸体的)毯子都 不见了。……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肯定非狼所啃,盖刀剜者伤口齐整,狼啃必有撕裂。)
  
  董坚毅之爱人顾晓云自上海来探亲,知董已故,要求去看坟,难友多方推脱。纠缠数日,受董嘱托之李汉文方领伊 去看坟。尸体“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尸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 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子上少了两块肉,露出 带着血丝的骨头。”
  
  同受改造之“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
  
  被改造之晁崇文还责问魏:“王院长(农场卫生院)是不是你动的?”
  
  在夹边沟月粮十八斤,59年已饿死些人。调明水,口粮又减为日食小七两(十六两为一市斤),月只十四斤,死亡数加剧。上文点名被刮食者董坚毅、王院长、xxx(魏长海刮尸人名不明)等,总共被食若干,无概数。
  
  刚到明水无狼,很快野狼成群。天不黑狼群即出,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从1957年10月开始,夹边沟有三千名右派。“到1960年12月中央纠正甘肃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还劳教人员时,夹边沟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夹边沟记事.上海女人》(杨显惠着,天津古籍2002年版)
  
  同书《饱食一顿》篇:文质彬彬,年事已高之工程师牛天德吃高吉义呕吐出的洋芋疙瘩与排泄出来的污秽物。有人阻止他吃,他骂那人是禽兽,不是人。
  (按)围城中食秽,古史中有例。
  
  十八、大跃进死人与食人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 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 “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考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 1600万至2700万。”从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 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左右。”金辉着《“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 《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一文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国家统计局 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2158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 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内地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 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
  ……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数据表(部分):
  年份 -2度区
  (涝) -1度区
  (偏涝) 0度区
  (正常) 1度区
  (偏旱) 2度区
  (旱) 120个站
  总指数 全国平
  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 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以上 数据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1958年6月14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 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0—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 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 力奋斗。”9月16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7万斤的卫星烟田, 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 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年和1959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1959年卖的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 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现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1959年的指 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 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1360万斤,却虚估为40500万斤,超过实产3.6倍。高指标、高估产的结 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266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1.180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 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征购了5974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 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 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8月24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 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 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 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 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 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粮食的局面。(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 年2月1日)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 有184户,892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社实有200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 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档》,1959年初)
  
  1959至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 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 人,发病的就有2
作者:广州熊 时间:2008-03-04 16:11:00
  十四、过苦日子河南食人
  
  (一)
  
  (二)
  信阳地区1958年成立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号称最高亩产几十万斤水稻。1959年遇到大旱、大灾,说成“特大丰收”。一个村党支部23个党员,死了20 个。剩下的3个给省委写了封血书,恳求救济村民,结果被扣压并要查处。据当时的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蕃估算(全地区)饿死的人可能在20——30万之间,而 调查数字则多了好几倍。(引自张遗作:《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教训》,原载《百年潮杂志》)
  ——《南方周末》1999.8.20.14版:《渴水的信阳》
  (按)信阳有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九县。即依张之估计,平均每县死3万余人,亦非小数。此地本属穷困地,饥民造反窠,唐朱粲据此,元末徐寿辉起此,太平军、捻军据此。饥荒至大量饿死人之时,食尸食人即为连锁反应。
  
  (三)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报告后致林彪信,大意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型工 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四清运动,又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商业、服务行 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此即“5.7指示”。于是,大办5.7干校。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5.7干校设河南息县,校址原为劳改队。1969年11月15日,首批人到罗山,后迁息县东岳公社。下去的有何其芳、俞平伯、蔡 仪、钱锺书、吴世昌、吴晓玲等。邹荻帆(诗人)说:“有一次,我去陈宾宜(《世界文学》副主编)处看他。陈的房东老乡说起河南怎么穷,‘饿死人那年’怎样 挖死人肉吃。说着说着突然来了一句:‘要是你们所长来,我们都会把他吃了!’外文所长为冯至,70岁,胖,近视,走不稳。”
  ——《无罪流放》(光明日报出版社)
  
  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重日说:“到了东岳,村子里男人少,多是妇女和小孩。他们说:‘村里没有一家没饿 死人的,都是后来凑起来的。这家老头,那家老太,男人、女人,小娃们,都不是原来完整的一家。忆苦的时候,老乡说,最饿时人都不敢出门,据说人饿极了,极 个别的都吃人的,知道路人相食吗?’我记得李自成在陕北起义的时候,历史上也有三年大饥荒,记载有路人相食的事。”
  ——《无罪流放》
  
  十五、1959年重庆石桥卖人肉包子
  
  作家虹影说:“母亲怀上我时,是一九六一年的冬天,是三年大饥荒最后一个暗淡的冬天。仅仅我们这个四川省 ——中国农产品最富裕的一个省,美称“天府之国”——就饿死了七百万人。全国饿死四个人中就有一个 是四川人,大部分人饿死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冬天的冰雪中,以及一九六二年 “青黄不接”的春天。”(p.42)
  “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母亲在前二年中一直忍着饥饿,剩下粮食给五个子女。当时这个城市定量成人二十六斤,‘主动’节省给中央二斤,节省给本省二 斤,节省给本市二斤,节省给本单位二斤,落到每个人身上只有十八斤,其中只有六斤大米,其余是杂粮——玉米、大豆、粗麦粉之类的东西。”
  (按:定量又层层折扣,只见重庆市一处。)
  
  “同一年(1960年),在母亲的家乡忠县关口寨,附近能吃的观音土都被挖尽,吃在肚子里,都发胀了,解不 出大便,死时肚子像大皮球一样。大舅妈是村子里头一个饿死的,大表哥从读书的煤校赶回去吊孝。到忠县前的丰都县,饥饿的惨状便不忍目睹,插着稻草卖儿卖女 的,举家奔逃的,路边饿死的人连张破草席也没搭一块。过路人对他说,小同志,别往下走了,你有钱有粮票都买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到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 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进步,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家里人饿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才可有出头之日。干部说谎导致饥荒,饥荒 年代依然要说谎,才能当干部。”(p.189)
  
  “一九八零年作者进十八岁的前一晚,养父悄悄给我五角钱。生日这天,我跑到石桥一个水馆子买了两个肉包子(每个两角,余一角抵粮票),带回家,给养父与妈各一个。”
  
  “她(妈妈)拿起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的,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
  
  “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多得很,还排队。”
  
  “我的话未说完,母亲手一甩,把碗撂回柜上。他扶住绷子床的柱头,干呕起来。‘水馆子的包子!’母亲恶心地摇头,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你这人太疑心了点。’父亲不快地说。”
  
  “‘哪是疑心?’母亲说,‘那是啥子年?’”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亲说。”
  
  “那阵子肉多稀罕,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说没证据,也有证据。母亲说和她一起抬了两年石头的连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连个影子也找不到。”(p.76——77)
  ——虹影《饥饿的女儿》(原载英国《泰晤士报》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译出)
  (按)灾荒年(1958——1961)水馆子曾卖人肉包子。虹影十八岁生日买两个包子孝敬父母是八零年。她母亲因回忆过去,心理上有逆反情结,故撂下不吃,要作呕。不是说八零年还在卖人肉包子。
  
  十六、长沙卖人肉包子
  
  十七、甘肃明水农场右派董坚毅等尸体被剜食
  上海籍主治医师、兰州省人民医院泌尿科主任、右派董坚毅,于1960年国庆前由夹边沟(酒泉县)农场调至高台县明水乡新划荒滩建新农场。董坚毅坚决不吃不 卫生不消化草籽之类,于1960年12月份死亡。掩埋不深。死后几日,尸被抛出,“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包裹(尸体的)毯子都 不见了。……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肯定非狼所啃,盖刀剜者伤口齐整,狼啃必有撕裂。)
  
  董坚毅之爱人顾晓云自上海来探亲,知董已故,要求去看坟,难友多方推脱。纠缠数日,受董嘱托之李汉文方领伊 去看坟。尸体“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尸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 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子上少了两块肉,露出 带着血丝的骨头。”
  
  同受改造之“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
  
  被改造之晁崇文还责问魏:“王院长(农场卫生院)是不是你动的?”
  
  在夹边沟月粮十八斤,59年已饿死些人。调明水,口粮又减为日食小七两(十六两为一市斤),月只十四斤,死亡数加剧。上文点名被刮食者董坚毅、王院长、xxx(魏长海刮尸人名不明)等,总共被食若干,无概数。
  
  刚到明水无狼,很快野狼成群。天不黑狼群即出,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从1957年10月开始,夹边沟有三千名右派。“到1960年12月中央纠正甘肃左倾错误,抢救人命,遣还劳教人员时,夹边沟尚存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
  ——《夹边沟记事.上海女人》(杨显惠着,天津古籍2002年版)
  
  同书《饱食一顿》篇:文质彬彬,年事已高之工程师牛天德吃高吉义呕吐出的洋芋疙瘩与排泄出来的污秽物。有人阻止他吃,他骂那人是禽兽,不是人。
  (按)围城中食秽,古史中有例。
  
  十八、大跃进死人与食人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大大小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 堂”已经不远了。……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 “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考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 1600万至2700万。”从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 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左右。”金辉着《“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 《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一文中说:“全国在1960~1961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319万。”国家统计局 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2158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成瑞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 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内地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 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
  ……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18年间全国旱涝等级数据表(部分):
  年份 -2度区
  (涝) -1度区
  (偏涝) 0度区
  (正常) 1度区
  (偏旱) 2度区
  (旱) 120个站
  总指数 全国平
  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区和1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1961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 1957年(总指数+25,平均指数+0.208)和1958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75)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0。(以上 数据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368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1958年6月14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 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5000斤到10000斤到20000斤的水稻,亩产10000—20000斤再到200000斤的山芋, 亩产3000斤的烤烟,亩产2000斤的玉米,亩产1000斤的大豆,亩产双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1958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 力奋斗。”9月16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凤阳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7万斤的卫星烟田, 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 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年和1959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1959年卖的最多。因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 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现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1959年的指 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 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1360万斤,却虚估为40500万斤,超过实产3.6倍。高指标、高估产的结 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266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1.180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 年,总产只有10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征购了5974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的 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 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两年来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61年8月24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 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 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 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 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 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粮食的局面。(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 年2月1日)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 有184户,892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社实有200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 副业多种经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档》,1959年初)
  
  1959至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 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 人,发病的就有2
作者:梦见你笑 时间:2008-03-04 21: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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