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的回忆录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2:00:00 点击:32324 回复: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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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老人家辞世十余年,最近整理出他生前口述的回忆录,出于篇幅和隐私的原因做了删节。废话不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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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回忆
  前言:
    一九八六年过去了,屈指一算,我在人世间已生活了八十五个春秋。我国唐代诗人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已大有改进。终年九十,甚至百岁也不为稀。然而,生命究属有限,所谓“长生不老”、“彭古寿高八百”都是神话。
    人类自进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以后,人剥削人人压迫的现象日益加剧。有些人把自己以至子孙的幸福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上。他们不劳而获,穷奢极欲还说什么“人生及时行乐”。说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则饥寒交迫,度日如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写照。这样的苦乐不均,两极分化,当然会引起阶级对抗,并逐渐形成民族对抗国家对抗。我生活的这八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些激烈的对抗中度过的。我曾亲眼看到:由于旧中国的腐败落后,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者的欺凌,而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统治者,抗敌无能失地辱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也亲眼看到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老一辈革命家,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而英勇奋斗。特别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抓紧时间学习和工作,力争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推翻这个“众暴寡、强凌弱”、“人吃人”的阶级社会,创造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互助合作、共同生产、共同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共同享受美满生活的新社会。现在他们这个崇高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华民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我呢?说来很惭愧!我走过一段弯路,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我在年轻时曾受过压迫和剥削,损害和侮辱。深知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我曾立志用功学习,立志为劳动人民做点好事,为国家独立富强多做工作,但效果不够理想。这种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不一致的原因,有些是当时条件的局限,也有些是自己认识的错误。明确的说,我只看到我们国家腐败落后,有亡国的危险,没认识到救国要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个人奋斗,不会组织团结、教育人民共同努力,无异“缘木求鱼”。但从总的方面说,我也经过不少风雨见过不少世面。为了追求真理,冒险犯难。终于在抗日战争初期认识到只有善于组织、团结、教育人民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脱离国民党辞去国民党军队少将师参谋长职务,闲居广西桂林,专心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说。在几个得力的朋友帮助下,走向了光明大道。因而也不能说是“虚度了一生”。
  九十多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点滴流水,或是短暂的一瞬。但在我生活中,人类社会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我们的祖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也不为过。在这巨大变化中,我亲历其境,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不仅对自己有教益,而且可以让我的后代和青年们知道我们的国家在解放前是多么腐败落后,蒙受帝国主义的欺侮是多么严重,劳动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同时也让他们加深理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俗话说:“创业难,守成不易。”年轻人是祖国的花朵,未来的希望。不仅要守住革命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创造的伟业,还要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巩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完成先烈和老一辈革命家未竞的事业,任重而道远!
  关于我在旧中国的经历和思想情况,已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入党时向组织上作了汇报。一九五二年审干时,又写了两万多字的自传,作为党审查我的参考材料。这个回忆录是在自传上写成的,范围较广泛,内容较详细。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低,有些词不达意,也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好,某些观点还可能有错误。但个人经历和思想情况是真实的。有个革命先烈(姓名记不清了)说过:“人生在世,要牢记昨天。珍惜今天,创造明天。”我这个回忆录,可以说是“牢记昨天”。
  我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是无情面的解剖我自己”。我将基于这个精神。写好我这篇回忆录。倘若我的后代和青年人能从我这篇回忆录中获得某些借鉴和启示,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一、 小时候的生活环境
  (1)故乡
  一九零一年十二月八日,即清王朝屈服于“八国联军”入侵后签订卖国的“辛丑条约”的这一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我出生在湖南华容县城东北七十华里的一个小农村。
  华容县那时有三十多万人口(现有六十八万多人),盛产粮、棉、鱼,是湖南较富裕的县份之一,它东南连接洞庭湖,西邻南县、安乡县,北靠长江。站在县城附近的黄湖山上向西南看,是无边无垠的田野,一直伸向东南面的洞庭湖,向东北看,是连绵不断的山岳、丘陵、湖泊和垅田。我出生的这个小农村,周围数十里叫东山。因为县境里的山,都在县城的东面。其中较著名的有大墨山、天井山、狮子山、桃花山、昂头山和望夫山。这个小村子当时属华容县、文宣区、望夫团,现为华容塔市驿镇、邓家桥村、第三居民小组的四个小自然村之一。
  东山的自然面貌,是“七山一水一分半田,半分道路和庄园”。在我出生直到长大成人离开时,所有的山丘很少树木,有的生长着稀疏的灌木和芭茅,大部分是光秃秃的童山耀岭,一下雨就引起水土流失:江、湖、港湾的水,没有利用,也排泄不畅,多雨水灾,少雨旱灾;高产农田种一季中稻,亩产三百斤左右,低产田种一季早稻,亩产只有两百斤;所谓高产田不过是比较肥大,并没有水利设施,遇到天旱,同样是歉收或“颗粒无收”。人们叫这些田块是“望天丘”。
  听老年人讲,我出生的这个小村子,是我祖父二十多岁分家时从相隔两里的老屋搬来种田临时搭盖了两间房屋,后来又有个姓黎的搬来种田,两家连接起来合盖了几间土墙瓦房,堂屋共用。由于韩黎两家人口逐渐增多,到我出生时,两家共盖了十多间上墙瓦房,成了一个小自然村。这个小村周围,是起伏不大的丘陵,每隔一里左右散布着小村庄。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在这里开辟大小不整齐的旱地,种着棉花、豆类红暑等旱作物,地势较平的地块,开辟成水田,种一季水稻。在这片低丘陵的西北面,有高出地面约二百公尺的望夫山,据传说,这座山的北面长江北岸大片地区,是古代战场,即现在属湖北省的江汉平原和襄樊、荆州等地,春秋战国以至三国时期的统治者,曾在这片地区作战,劳动人民被迫出征,他们的妻子登此上哭泣,向北望夫生还,所以叫“望夫山”。另一传说,是秦始皇筑长城,在这里征去了很多民夫,他们的妻子登此山望夫早日生还。在望山北坡,是悬岩绝壁,绝壁上有个“羊子洞”,山的东南面坡度较缓。人们都从东南面攀登而上,山顶建了个“娘娘庙”,供奉着“望夫娘娘”看庙人是年过六十孤老头李名山,他会拉二胡。我在十三、四岁时,向他学习过拉二胡。在这片丘陵的东北面,有高约两百公尺的赶子山。据传说 ,在千年前,这座山的北面有户人家的儿子不孝父母,被父母赶到此山居住,后来这个不孝子弟垦山种树、种粮,原来光秃秃的山变成了青山。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将这座山起名为赶子山。
  赶子山的东南面有沉塌湖,大荆湖,西面有白洋湖。这些湖水草丰富,鱼类甚多。这样,便构成了故乡山水如画的自然面貌,但是在长期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下的劳动人民,过着小农经济生活,丰年勉强可以度过,灾年难免饿饭,甚至要离家逃荒。
  (3)私塾
  我七岁,进私塾念书。这个私塾离我家一里地,是设在两个农家共用的堂屋里,有我伯父第二个儿子韩鸿文(他大我一岁后来改名叫韩凤山)和邻居黎家二儿子黎礼堂,我们三人同伴走读。当时已是清王朝统治我国的末期,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发起的“维新运动”,虽受到顽固派的压制而失败(戊戌政变,谭嗣同被杀害,康、梁外逃、光绪皇被囚禁、慈禧太后掌权),但由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侵略日益加深,国民不懂声、光、电、化,国防无从建设。而国内官僚资本主义又在萌芽、滋长,需要科学知识。因而清王朝还是采纳了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如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的意见。废除了科举制度,在大、中城市办起了洋学堂。但是广大小城镇和农村的学龄儿童,却仍然进私塾念孔、孟的书。私塾教室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牌位。每天早晚,学生要向其“作揖”,每月初一、十五,还要向其跪拜叩头。至于孔孟的说教,则更是人们在言行上必须遵守的准则,谁也不能违反。
  我开始念的书是《三字经》。接着念《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即所谓"四书"。这些都是很难懂的书,老师不讲书,学生自己要读三年书。还必须熟读后,在老师面前背诵。我因此费了很大的劲,流了不少汗,有时还因背诵不完整而着急流泪。现在回想我那时之所以用功念书,可能是由于老师不断夸奖,加上自己有强烈的自尊心所致。也许是认为“发奋读书”长大了可"做官"。当时社会上流行“学而优则仕”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意思是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发财,还可以娶一个漂亮的妻子。
  《三字经》的第一句,是“人之初,性本善”。像这样的句子,老师不讲解,七岁的学生是不懂的。我的启蒙老师方玉轩,是没有考取秀才的老童生,他除了教私塾外,还兼做中医,并经常给人家择婚期,定住宅门向,看坟山风水,人们称他为“阴阳先生”。
  人之初是否性善?至今还有人争论,就是这位阴阳先生讲解,也不会讲清楚。那时人们一般都认为孩子生下来是“性善”的,因为小孩都会亲父母,这就是所谓"天性"是善。可是也有人说,小孩亲父母是因为母亲给奶吃,父母常抱他,所以就亲父母。不过有这样说法的人是极少数。这一年,我念完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也读完了,并能背诵,老师很高兴。第三年,念完了“尚书”。“五经”中的《诗经》、《书经》、也念完了。所谓“五经”,就是《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和《春秋》,春秋又叫左传。我还念完了《幼学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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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动回贴置顶 时间:2009-05-15 22:04:19
  LZ好厉害 一个老人的回忆录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2:05:36
  (4)换朝代(略)
  
  (5)孔孟之道
  民国元年春节后,即一九一二年二月,我已念了三年私塾,十一岁了。老师开始给我们念过三年书的学生讲书,他从《三字经》讲起,每天讲二小时。这个老师姓张,湖北石首县人,是逃水灾到我家后村李家屋场教私塾的。他教书很严,经常打骂学生,由于他瞎了左眼,学生们私下叫他为“独眼虎”。由于他是湖北人。讲话口音有些学生听不准确,发问的多,也引起他生气。有些学生的家长给他提了意见,后来有改进。他对孔孟之道较熟悉,人们逐渐对他有了好感。他讲书很认真,有时入了神,摇头摆脑,津津有味,可以说是个"孔孟信徒"。
  他开始讲《三字经》的第一页“人之初,性本善”......。“昔孟母,择邻处”,他说:人之初生,本性是“善”的,在生长过程中容易趋向“恶”,所以要教育。孟子的母亲认识到习性对人们的影响,为了让孟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而三迁其居。原来孟子的邻居是屠户,每天杀猪,孟子跟着学杀猪,迁居的邻居家是“吹鼓手”,孟子又跟着学吹喇叭,最后迁居到一个学校旁边,孟子就学礼、学文。所以孟子后来成为“亚圣”。当时我认为孟母的确贤惠,不愧是圣人之母。没认识到"美中不足",这里包含着“轻视劳动人民”,因为那时人们认为杀猪和吹喇叭是社会上的"下贱"职业,而读书知礼才是“高贵”的人。
  有一次老师讲《论语》上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说,弟子指年轻人,也包括你们学生,你们在家要孝顺父母,出外要尊敬长辈,说话要诚实,做事要谨慎,做了这些以外,还有余下的时间就要学礼、学文。我当时认为这样是对的,没想到还应参加体力劳动。
  在讲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老师说,做官施政要正直,因为已身正才能正人,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当时我认为这是真理,没认识到在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是办不到的。现在看来,在社会主义国家,各级干部的确是应该“正人先正已”,这样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孔子之道,对孩子们确实起了某些作用。但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一切事物不会静止不变,社会生活实践是可以鉴别香花和毒草的。事实上,我们国家有许多爱国人士和老一辈革命家在小时候也念过孔孟的书,但后来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旗手。当然也有些老顽固,他们不善于"古为今用",把孔孟学说视为不可变革的圣经,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帮凶。
  (6)有趣的问答
  有一天,老师讲君子与小人,讲了一大串君子这样,小人那样。如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了等等。有个学生问老师,农民是不是小人?”老师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这似乎说农民是小人,农村私塾学生都是农民子弟,听老师讲农民是小人,都不服气,这个学生,又问老师,我们发奋读书,是不是可成为君子?老师说,难矣。但他立即考虑到这样解答会伤害学生的上进心,又接着说:“孔夫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然而也说过“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者,还有困而学之者,只有困而不学,才是下愚”。“学而优则仕”,“人皆可以为尧舜”你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君子。
  最使我难忘的是老师讲到《孟子》上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今人乍见儒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儒子之父母也......”老师说,先王是指舜、禹、汤、文、武,他们是行仁政的榜样......。有个学生问老师,假如这个小孩已落入井中,井水很深,下去救小孩的人也会淹死,这该怎么办?老师说,井水深当然很危险,但为了抢救小孩也应下井去抢救:“不成功,便成仁”。又有个学生站起来说:为了抢救小孩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其精神可佳,但应该吸取这个教训,也应准备橡皮圈,带上橡皮圈下井,就不会淹死人。听说外国洋船上都备有橡皮圈,我们应多向人家学习“防患未然”。我当时认为这个同学说的很对。后来老师又讲“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他说君子这样做是出于侧隐之心,小人是不会有这样心情的。有个学生站起来说:今年过端午节。我家请老师吃饭,杀了一只鸡,老师不仅听到这只鸡的惨叫,而且还看到了这只鸡的挣扎,可是老师却吃了它的肉,也喝了它的汤,为什么老师没有侧隐之心?当时老师眨着眼、皱着眉,无可奈何地说:“我不是君子。”
  
  (7)开门见山
  在老师讲过一年书以后,开始教我们念过四年书的学生做文章。这时我已念完《礼记》,正在念《春秋》,并摘读了《古文观止》。学生第一次作文,叫“开笔”,老师给我们出的题目是论语上摘下来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它的全篇,是“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我根据全篇意思归纳到孝悌的重要,写好第一篇约五百字的文章,交给老师,他在我这第一篇文章上用红笔批了“开门见山”四个字。由于这是老师在我第一篇文章上的批语,所以我记忆犹新。现在回想,他可能认为我把题意写得简略恰当,没有转弯抹角,没有废话,又是第一次作文。但他批的“开门见山”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开门,门前是山,既妨碍视线,也阻碍交通,我这个学生长大成人不会有出息。
  这时私塾学生做的文章,比清王朝统治时期科举制的“八股文”有改进,但仍然离不了之乎者也矣焉哉的文言,文章内容也仍是孔孟之道,字体要写端正,不能草书。私塾没有星期日,每十天由老师出题写一篇文章,每次约两小时(农村没有钟表,每做一篇点完一根长香)。每个题目都是孔孟及其弟子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我在做过几篇文章以后,老师又要我学做“诗”,诗分五言、七言绝句和律诗两种,绝句要合音韵和平反,律诗除此而外还要中间句对口。如李白的五言绝句"床前明月光,疑上地上霜,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光、霜、乡”都是平声而又同音。毛 作的“送瘟神”、二首律诗中有“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几乎每个字都对准了。
  为了学会做诗、作对联,老师还要我们熟读对口词(俗称顺口溜),如“星拱北,水朝东,春风荡漾,晓雨朦胧,三迁慈母教,一贯圣人功。”像这样的句子,容易读熟,也好记,只要运用恰当,是很好的,也是有趣味的,是我国文化的优点。其缺点是咬文嚼字,不仅费劲,而且勉强凑合,不切实际有时过分夸大,离题太远,也容易把人们搞成书呆子。
  在我学习写诗,写对联时,正是一些老秀才、老顽固同提倡做白话文的新学生在文化方面斗争激烈的时候。记得离我家很近的地主邓运章的儿子邓华人,由长沙某中学毕业回家当绅士,他家有个佃家是从长江北岸逃水灾,牵牛赶车带着全家老小来到东山种田,吃尽辛苦,因而不久病死了。他们儿子请邓华人写了一篇恸文(类似现在的悼词)用白话体,说了这个佃农逃荒受难吃糟糠的经过和可怜。附近有个老秀才季和亭很不高兴,写了一副对联送给邓华人。上联是:“老子骑青牯牛(相传旧中国时有个道学家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到中原传道)过来,荒年成饿饭,地皮都尽,只得吃猪糟,养活全家七八口”;“先生是黑鸡婆抱的,客岁才出窝,天日未知,不该放狗屁,熏死东山万把人”。邓华人见了这付对联。立即到季家对季和亭拳打脚踢,季逃到堂屋躲进神柜内。(因为邓是地主恶霸的儿子,季怕邓)邓华人也送了季和亭一对联,“三拳两足钻神柜,九死一生像鬼巫”。
  文章、对联、诗词歌赋,是封建社会文人必修的课程,是考取秀才、举人、进士、状元和做官的阶梯,但都离不开孔孟之道,因为封建统治者利用它来巩固统治地位。在清王朝后期,也有四书五经未读好而取得“功名”的。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利用金钱或权势而入学、中举,甚至做大官。
  我共念了四年半私塾,写过一些文章和诗。如果现在拿出来看看,肯定有些句子和含意是可笑的,可惜现在找不着了。总体来说,孔孟之道,对我是有过毒害的,由于后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在思想行为上当然有所改进。现在回想,这几年的攻读,不仅对我无害,而且有益,因为让我认识了不少方块字,对我一生自学起了帮助作用。
  10)人们的精神面貌(有删节)
  
  我念过几年孔孟的书,毫无例外我当时是信奉儒教的,也由于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又信道。记得我八九岁时就跟着父亲祭天地,拜祖先,敬神、敬鬼,十三岁时到礼堂祭祖当“相礼生”(司仪),所谓相礼,是在礼堂上下厅堂摆设香案相礼生站在案旁喊礼,如上厅喊点烛、焚香,下厅接着照喊,执事人即点烛焚香。喊礼的腔调很像唱歌。礼堂祭祖,每年秋收后即农历九月十五日开始举行两天或三天,如有不孝顺父母的要叫到礼堂教训,严重的“打屁股”,最严重的叫"逆子",要绑在梯子上送到水塘淹死,我曾亲眼看到有个逆子被淹死了。这种法律叫“家法”,也叫“族规”。
  我在十三四岁时,叔父家里住着叔母的婶娘,年已六十多岁,吃斋念佛,因而他家经常有斋公斋婆来往,有个姓郑的年约六十岁的庙公会讲善书,常给我看善书。在开场讲善书时,也带我去听,因而我也学会了讲善书,此后他就要我上台讲。善书上尽是些好人行善得好报,恶人作恶将恶报的故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到处流传。现在看来,这个道理是对的,不过衡量善恶的标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有不同,在氏族社会杀俘虏是恶,把俘虏养起来做奴隶是善,现在养奴隶也是恶;封建社会的地主收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价发财,是合情合理的,现在认为剥削劳动人民,是恶。
  (11)社会风云(略)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2:08:21
  二、在摸索中进入成年
  (12)学 徒(略)
  (13)地主兼商的店(略)
  (14)肖家桥畔(领略)
  (15)当兵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在肖家桥听到有人说湖南督军赵恒惕正在岳州(今岳阳市)招兵。新兵每月薪饷贰元(一元等于两串多铜元),还每月可分到一元左右的伙食补助,华容已有很多青壮年去当兵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三考虑,认为当兵可能是我的出路。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是旧社会流行的谚语,因为那时的军队是封建军阀们争权夺利、升官发财的工具,决不是象他们所标榜的是什么“保国卫民”的武力。事实上他们的军队也无力保国,更谈不上卫民,只会骚扰人民。因而有正当职业的人都不愿意当兵,特别是当兵要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念过孔孟书的人会懂得“明哲保身”,不会冒这个风险。我想当兵是有多种原因的,我在十一岁时离我家一里地的地主邓运章的女婿袁柱臣参加武昌革命军起义后回家探亲,他身穿陆军服,头戴金边帽,脚登皮靴,腰跨东洋刀,显得很威武,我当时很羡慕,心想我长大了也要去当兵,邻居黎家两叔侄黎文焕、黎家振在辛亥革命第二年应募去武昌当兵,一年后都当了班长,我也羡慕;民国以来,南北军阀混战,一九一八年冬天,北洋军阀军队从湖北监利南渡长江打南军,在塔市抢劫并烧毁了房屋三分之一,我痛恨北军,去湖南陆军当兵是抱有报复思想;而起主要作用的是我对家庭不满和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就是想“向上爬”。因为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如岳飞、薜仁贵、关羽、赵云等都是从当兵起逐步爬上去的。
  在上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无视了孔孟之道,什么“父母在,不远游”,什么“善战者服上刑,”都在我脑子里不起作用了。我下定决心后,向汪罗山借了两串铜元做旅费,不带行李(因带行李说明去当兵肯定汪罗山不会让我走)当天走了二十多里到三郎琳我姐夫易承先家住宿,第二天到巴陵县属土桥(今岳阳县属土桥镇)乘帆船过洞庭湖到岳州,随即报名入伍。这时是民国十年五月,即一九二一年六月,我还不满二十岁,个子高大,身强体壮,招兵人员表示很欢迎。
  在岳州入伍的新兵,都集中在一起,进行紧张的训练。一个月后,我被编入湖南陆军第一师、第二旅、三团、三营、九连当二等兵。我们称呼的“士兵”,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士又称为军士,兵称为列兵,军士即班长,上等兵即副班长。上士有文书上士、军需、军械上士之别。上士一般可升级为准尉司务长。军官分三阶九级,上将、中将、少将称高级军官,上校、中校、少校称中级军官,上尉、中尉、少尉称下级军官。我们连长周某某第一次给新兵上课,讲的是长官姓名、籍贯、出身等等,如说我们的督军赵恒惕,湖南衡山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师长宋鹤庚,湖南湘乡县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团长刘兴,湖南祁阳县人,营长廖磊,广西人,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连长、排长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或湖南讲武堂毕业。师参谋长方崭英,日本士官毕业。旅长唐生智(唐是湖南东安县人)也都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因此,我们这个军队是很有名望、有前途、有文化的军队。
  (16)援鄂之役
  (此处有删节) 常德练兵,除操场、野外练习等术科外,每周还有十多小时在讲堂上学科。连、排长多数是保定军校和湖南讲武堂毕业。我对学术两科都感兴趣,讨厌的是“整理内务”,每天要把被子折成方块,摆成每班一条线,枪支得擦拭干净,每逢星期天营、连长要到每间士兵卧室检查“内务”,据说这是要养成士兵对上级绝对服从的“性格”。长官讲话要士兵绝对服从,稍有违反,轻则罚立正,重则禁闭或打“军棍”。所谓军棍是用木制的一种“刑具”,两寸宽、一寸厚、两尺长,上节用红漆下节用黑漆挂在营门口以示军威。记得一九二二年春节,我们班的副班长当采买,给官长伙房买的菜,连长认为不好,说是副班长揩了油,连长叫司务长打副班长的军棍,事后副班长回到班内我看到他大腿被打得皮破血流。在过春节时,放假三天,官长外出嫖赌,士兵也在胡来,平时讲军风纪,这时却没有人过问。
  民国十一年二月即一九二二年三月,我患痢疾病,还有同连的两个弟兄也患痢疾,连长把我们三个人安排住在一间阴暗潮湿的房子里,每天或隔一天来一个中医看病,官长不来看我们,只有平时比较要好几个弟兄常来。十多天后病稍好,官长也不给我们吃好一点的饭食,还是要好的弟兄们送来面条、鸡蛋等补品。从此我感到南军并不比北军好,也深深感到这支部队决不像赵恒惕所标榜的是在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同时我也认识到当兵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容易向上爬。
  我在岳州入伍时,曾给汪罗山写过一封信,说明我要当兵的原因,他回信还责备我没向他说清。我也写信告诉了母亲。同我经常通信的是伯父第二个儿子韩凤山(原名韩鸿文),他大我一岁,我们小时候同在一个私塾念书,我们相交很好,有如亲兄弟。我失学后他仍在念私塾,这时他在故乡“改良私塾”教书,这时我接到他的信,说我母亲正在患病,希望我请假回家一趟,这样,我未经请假即开小差回家了。大概因为我是病人,走后连长又可吃一个空额,所以没有追捕我。(我入伍时也没有报真实家庭住址。)
  我从常德回家,三百多里路程走了五天。到家时母亲卧病在床,见我回家又高兴,又流泪,两个月后就病故了。这时我已是二十出头的青壮年,既是成年人,也是当家人,但因与张昌菊不和,呆在家像蹲在冰窖一样的冷,又到离我家两里地李永发杂货店当店员。堂兄韩凤山几次劝我不要当店员,要我再读两年改良私塾后教书为好,我也考虑到老当店员不是出路,干什么都要有文化,现在家庭人口少(妹妹已出嫁)我可以再念两年书。在民国十二年正月即一九二三年二月辞退店员到一个比较高级的改良私塾念书。
  (18)改良私塾(略)
  (19)先秦诸子(略)
  
  20)半个老板
  (21)军阀摊款,官逼民变(略)
  (22)再度从军
  这一年的秋天,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争权夺利,爆发了又一次有名的“直系战争”。吴佩孚统率的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于爱国思想,率所部李鸣钟、鹿钟麟由古北口、怀柔回师北京,反戈一击,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吴佩孚南逃,接着冯玉祥又赶走了住在紫禁城王官前清皇帝溥仪,全国人民都欢呼叫好!但是北洋军阀军队,并未打垮,它的二号人物皖系军阀段祺瑞上台,号称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是黎元洪和徐世昌当总统时的内阁总理。是亲英派,张作霖是亲日派,他们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玩弄下,有时勾结,有时争夺,因而这两派军阀又连年混战,一直没有止息。南方各省的军阀,也连年不断的混战,受害最深的是四川、两湖等省的劳动人民。其它各省也无一片干净地。
  时局如此混乱,社会如此黑暗腐败,我同堂叔合伙开的药店又亏了本,我内心感到十分不安,认为我们的国家不经过一场革命,许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可是革命从何处着手,我又感觉到茫然!这时离我家五里地黄鹤岭有个地主黄舜卿的儿子黄祖轲,在武昌“武汉中学”毕业后,通过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关系,认识了一个招兵买马,组织军队的团长张英武,花了一笔钱搞到了一张“招兵委员”的委任状,他知道我当过一年兵,要我同他一起到湖北宜都县白沙地区去招兵,并要我给他当“教练”。我同堂叔韩咏棠商量,他极力主张我去,这也因为打官司受了气,他答应给我旅费和照管我的家庭。(我走后他把药店搬到塔市,并雇请了一个店员)就这样,我又第二次从军。
  黄祖轲,号立三,大我五岁。他虽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思想很进步,在“武汉中学”念书时写过一篇进步的文章在报纸上刊登。他的校长董用威(即董必武)当时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黄与张英武认识,就是通过董老的关系。张英武是国民党地下党员,名义上是为湖北省组建新军,实际是搞国民党地下武力,准备在北伐时起义。黄祖轲花钱当招兵委员是为了参加革命,他的地主父亲愿意拿出这笔钱是为了让儿子当军官以“扬名声、显父母”他们父子的动机是完全不同的。
  这年冬天,我同黄祖轲正在鄂西宜都白沙地区招兵训练,还没有编好连队,突然被驻在宜昌的北洋军队第八师王汝勤部队包围,逼迫我们缴枪解散(我们只有十多支步枪),这时张英武也在白沙,经他派人谈判,结果当官的发三十元、当兵的发十元作旅费,把新招的一百多名兵遣散了。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听到有人密告是国民党人在组建军队。同时在汀西也发生了这一事例。
  在鄂西这段时期,我同黄祖轲成了知心朋友,他对我谈了一些关于国民党的事情,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组织“同盟会”,联络海外和国内爱国志士进行革命活动,以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有些同盟会会员做了大官,其中有些人腐化变质了,后来进行了清洗,改组为“国民党”。不久又改为“中国国民党”,总理是孙中山,他现在在广东成立军政府,孙为“大元帅”,在俄国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提出纲领性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实行国民革命”。他又说,他有个同班同学余洒渡,在广东黄浦军官学校第二期学习,常和他通信,这个军校是俄国帮助创办,学生学习六个月,见习三个月以后当排长。他还对我讲,国民党奉行“三民”,并将这个主义内容简略地告诉了我。从此我认为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可以改造动乱的社会。
  在出事的当天夜晚,我问他我们怎么办?我说,我是不想回家了。他说,他也决不回家,并很决断的对我说,我们到武汉去找我的校长董必武先生,要他介绍我们两人去广东,考黄埔军校。当时他很激动,并念了我国旧民主义革命初期惨遭清王朝杀害的徐锡麟(或秋瑾)烈士生前做的一首七律诗,其中有“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的壮语。同时他又叮咛我,去黄浦参加革命是秘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时是民国十三年冬月,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2:14:12
  三、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23)租界——国中之国
  我同黄祖轲从鄂西到武汉,见董必武,他名义上是武汉中学校长,实际是在做党的地下工作,并负责介绍两湖、四川、河南等省知识青年去广东参加革命。他给我们写信介绍到广东考黄埔军校。
  投考黄埔军校,规定要中学毕业(旧制中学四年毕业不分初高中),黄祖轲有武汉中学毕业证,我是由华容东山同乡包泽英搞到一张“岳阳联合中学”毕业的假文凭。包是上海大同大学的医科学生,寒假回家路过武汉和我们见面的。我们从武汉乘英国太古公司轮船到上海,这时正在过春节,要在上海等几天再乘太古公司的海轮去广州。沿途要保守秘密,因为当时国民党的活动只能在广州公开,其他地方都要保密,听说在上海和香港都关押着去广东考黄埔军校的知识青年。我第一次到武汉、上海,亲眼看到“租界”外籍巡捕,他们依仗着主子的威风,骄傲无礼,随意打骂我国人民,特别是打骂拉黄包车的劳动人民。那时英租界的巡捕是印度人,他们头缠红布,人们叫“红头阿三”法租界的巡捕是安南(越南)人。黄祖轲在武汉住了四年,他对汉口租界情况很熟悉,据他说,租界是“国中之国”是中外冒险家的乐园,是罪恶渊莆。许多作恶多端、搜刮了民脂民膏的军阀、政客、地主、富坤住在租界,他们凭借外国人的势力,过着无耻靡烂生活,也有不少中外流氓住在租界鬼混,什么“按摩院”、“仙人跳”、“人兽交”等等无奇不有;而偷、盗、诈骗,则是极为平常的事,有些初到租界不小心的人,常常会吃亏。
  由于等候船期,我们在上海住了五天,到过法租界霞飞路(现名淮海路)游乐场,看到了几个奇形小孩,有的头大如斗,其他部分很小;有的手和脚相连;还有两个小孩孪生在一起。据说这是冒险家和流氓们买来生理正常的婴儿经过人工造成畸形,供人们参观,藉以廉钱的。在英租界黄浦公园,日租界的虹口公园,法租界的法国公园,都在入口处挂有“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牌子,有个叫哈同的外国流氓,初来上海时一无所有,鬼混了几年就发了大财;在英租界他有华丽的高大洋房,有宽敞的园地,有名的“哈同花园”,就是这个流氓的私人花园,在进口处也挂了“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赛马场、赛狗场和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现已入为百货公司或商场)等游乐场,还看到了油头粉面、口涂胭脂、眼角发青的卖淫女郎,后面跟着婆妈,含着苦笑找客;在马路两旁人行道上的下等妓女(又名野妓),每到黄昏甚至大白天向行人使眼色,如果行人看她一眼,就会被她拉住要求你到她家喝茶,如果你不慎,除了花钱以外还会得到“花柳病”,遗传后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这些不慎人的写照。那时上海患性病的人很多,因而医治花柳病的街招到处都是。按说这种病很难治好,而且肯定还会遗传给后代。
  我在汉口上船时,黄祖轲给了我一本《孙中山先生十讲》,在船上看了两遍,对照上海这些情况,感到中国非革命不可,而革命如能按照孙中山先生的办法执行,租界一定可以收回,不平等条约一定可以取消,腐败落后的中国也一定可以得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于我没看到有关中共的书报,也没听人说过,只知道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立了工农政府,俄国劳动人民得到了解放,所以孙中山先生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24)黄埔军校
  一九二五年二月中旬,我同黄祖轲到达广东黄埔。黄埔在广州城东四十里,是珠江下游的一个小岛,也叫长洲,是由香港到广州的水路必经之地。岛上有集镇、田园,树木葱绿,风景优美,站在炮台上遥望珠江,水天一色,大小船只往来如梭,感觉不到这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策源地。军校房子宽大,可容纳两千人,原是广东海,陆军军官学校的校舍。当时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兼长洲要塞司令,廖仲凯任军校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我们一到黄埔,就找见了黄祖轲在“武汉中学”同班同学余洒渡,据他说,这个学校是一九二四年春夏之间由国共两党合办的。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统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五百多人已毕业,分配在新建立的两个教导团任排长、付排长、司务长、少数人任班长,也有少数人任连党代表或机关政治干事;(黄埔一、二期学生文化程度不齐,有大学生、也有小学未毕业的)第二期学生有四个中队,近五百人,正在学习;第三期入伍生有一千多人,已在一个月前开学,编为九个中队,张治中任总队长。
  为什么国共合作办的军校,由蒋介石当校长?后来我才知道是这样: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一个盐商的儿子,后来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一年后又被保送到日本振武学校学习,辛亥革命时,浙江人陈其美(英士)任上海“沪军都督”,蒋和陈因同乡关系,回国任陈部团长(人和枪很少)陈死后,蒋流落上海参加了杜月笙、黄金荣等人的青洪帮,并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生意。一九一七年到广东投入许崇智领导的粵军当参谋,一九二二年,由张静江介绍到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参谋,这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炮击观音山大元帅府,孙中山到永丰舰避难,蒋介石也到了永丰舰上,(后来,为了纪念中山避难,永丰舰改名中山舰),他曾向中山先生提过书面意见,为中山先生所赏识,派去俄国考察军事教育,回来又向孙写了报告,孙令他筹办黄埔军校,孙自兼校长,李济深、蒋介石任副校长,后来由张静江的力保,蒋介石当上了校长。
  由于我和黄祖轲没有赶上第三期学生入伍时间,军校不收。好在董必武给我们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军校,一封给广东石井兵工厂厂长雷大同,我们又到石井找到了雷(雷大同是中共党员也是国民党员),由雷写信给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我们拿着信见了廖,这才批准我们免试进军校学兵连学习。这个学兵连刚成立,第一任连长姓名记不清了,第二任连长杭毅,排长先后有刘家树、高振鹏、罗奇、万全策,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课程和三期入伍生相同,由于我当过一年兵,参加过作战,当了第一班班长,我这个班的学兵有黄祖轲、康代宾(后来改名康泽,因他有个四川同乡在军校政治部工作的关系,保送到莫斯科学习,毕业回国当了国民党有名的大特务。)、黄逵等中学毕业生。
  同年三月,学兵连的学兵个别填表,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我同黄祖轲表上填的入党介绍人是董必武、雷大同,当时我是心满意足的,在操、课方面下了苦功,同时也热情勤恳教育学兵,特别使我高兴的是我们经常在军校大花所听到周恩来同志和俄顾问的讲话,他们讲话通俗易懂,富于说服力,使我这个穷孩子出生的班长初步懂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道理。
  这时黄埔军校在俄顾问帮助下已成立了党军(人们叫学生军)两个教导团,第一团团长何应钦、第二团团长王柏令。钱大钧、蒋升文、雇祝同、刘峙、沈应时、刘宸尧等分任营长,正由蒋介石与俄顾问率领在广东东部对陈炯明所属的反动军队林虎、洪兆麟等部队作战,即有名的黄埔党军第一次东征。这两个团的军官,全部是军校教官和第一期毕业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他们打仗勇敢,在部分粤军和彭湃领导的东江农军协助下,从二月上旬到三月中旬就攻占了东江大部分地区,消灭了成千上万的敌人,陈炯明率残部退往闽南,林虎率领残部退往赣南,仅杨坤如困守惠州。
  (25)复杂的革命阵容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2:43:50
  (略)
  
  (26)孙中山先生逝世杨刘叛乱
  一九二四年冬,段祺瑞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他和冯玉祥联名电邀孙中山先生去北京,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共商南北统一和许多重大的国事问题。孙先生应邀由广州、上海再经日本于年底到达北京。这时段祺瑞又提出不开国民会议,改开排斥工农代表和青年学生代表参加的“善后会议”,孙不同意。此后孙患肝病,日益严重,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病逝于北京铁狮子胡同寓所,这时他还不满六十岁。
  孙中山先生逝世,是中国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也是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一大挫折。当时全国人民都对这位推翻帝制、首创共和的先驱者表示哀悼,广州市和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军校并组织了若干宣传队,分别到广州和附近集镇宣传先生伟大的功绩,宣传先生手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重要性。我曾带着一个宣传队到集镇由广东籍的学生讲演,因镇上的人不懂普通话。
  孙先生去世后,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革命阵营内部反动势力逐渐抬头。这一年的五月,杨希闵的滇军、刘振寰的桂军与香港英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等相勾结,图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自由行动。为了削平叛乱,东征军兼程回师广州,军校学生也同时出动,六月十二日开始总攻击;在广州的工人特别是铁路工人和近郊区农民帮助下,很快就消灭了滇军的主力,滇军一个师指挥所设在石牌,为海军大炮击中,师长赵成棵被击毙。在西江地区的桂军刘振寰部队由粤军和广西李宗仁部队解决了。在惠州附近的一部分滇军,来不及增援赵成棵,为朱培德统率的滇军招抚收编。从此就解决了杨、刘叛乱事件。
  接着大元帅府政组为合议制的国民政府,以汪精部、胡汉民、廖仲凯、许崇智、谭延阙等五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 。
  (27)工人运动
  我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年成长壮大,到一九二五年即开始与外国资本家作斗争。这时上海有二十个日商纱厂,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和剥削我国工人,每人每日的工资仅一角五分,工作时间长达十小时以上,还用提存储蓄金的办法,强迫工人将百分之五的工资作为储蓄金,十年期满才发还。更可恶的是雇用童工为“养成工”,威胁成年工人。上海近四万纱厂工人,于一九二五年春开始有组织的罢工。上海如此,其他地方也一样。这年四月,青岛日商纱厂因压制工人罢工,日帝国主义派水兵登陆驱逐工人出厂,并武力打伤工人,造成了“青岛事件”。青岛罢工运动,在中共正确领导和全国工人阶级的支援下胜利结束。帝国主义者看到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力量的壮大,他们就决心向工人运动挑衅,企图把它溺死在血泪中。这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纱第七厂停工,事前并未通知,工人上工时厂方关闭门,并对工人开枪,工人代表顾正红中弹牺牲,十三名工人受伤,因而引起上海学生和工、商界愤怒,大力支援罢工运动。五月三十日上午,上海学生和工、商界愤怒;大力支援罢工运动。五月三十日上午,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在英租界南就路宣传讲演,并慕捐支援罢工工人,英租界巡捕进行干涉,并捕去学生多人,下午南京路上人山人海,群情激愤,要求巡捕房释放被捕学生,英籍捕头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打死四人,打伤二十三人,这就轰动世界有名的“五卅惨案”的由来。不久,华南爆发了香港罢工和广州罢工,后来统称为“省港罢工”
  上海“五卅惨案”罢工运动,广东的“省港罢工”运动,全国工人阶级大力支援,打击了当时称为最强大的也是对我国最凶狠、最狡猾的英、日两个帝国主义者,它们勾结和利用我国的军阀、资产阶级腐败分子,骑在我国人民头上做尽了坏事。这时广州革命空气更加高涨,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为了支援上海罢工和省港罢工运动,举行示威游行,黄埔军校师生也参加了,当游行队伍通过沙基时,河对岸沙面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军队隔河用机关枪向游行队伍射击,当场打死五十二人,打伤一百七十多人,其中有黄埔军校学生文起代等人(军校学生死伤具体数字记不清了)、第二天,军校开了追悼会,学生总队长张治中在会上报告惨案发生经过时,泣不成声,全场师生员工近两千人嚎啕大哭,气氛极为悲壮!
  (28)廖仲恺被刺汪、蒋当权
  (29)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就在一九二六年的初春,谣言一个接着一个传到第一军内部,我开始听到是说,第一军要缴第四军的械,又说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阴谋倒蒋,并发现第四军攻击蒋介石的传单;接着又传说汪精卫要打倒蒋介石,说蒋介石对俄国帮助的武器分配到各军表示反对,将驱逐俄顾问回国等等。这些谣言来自何方,目的是什么?很难断定。我私下问黄祖轲和黄逵,他们说:“这是第一军内部孙文主义学会放出来的,革命将要受到严峻的考验”。也就在这时,第一军内部左右两派斗争更为激烈。三月二十日,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当时传说,是因为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李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未到黄埔前就是中共党员,学过海军,这时因海军局长斯美洛夫回国,由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李之龙代理局长)。派中山舰到黄埔,与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训练主任严重、军官团团长张治中、政治总教官高语罕等人内外合并,捉拿蒋介石。并传说住在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也背叛了蒋介石。当时蒋介石在广州,不在黄埔,蒋事先已得到密告,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三月二十日凌晨逮捕了李之龙,派兵包围了俄顾问罗延、加伦将军等人的住宅,派部队收缴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拘捕了第二师第六团团长代表胡公等人。同时蒋介石还派兵两营到黄埔监视和软禁了邓演达、严重、张治中。后来蒋又向国民政府报告说是“误会”。
  中山舰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许多人不明真相,据说是孙文主义学会捣鬼。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和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同志等人主张对蒋介石的阴谋予以揭露和打击,但陈独秀右派主义领导集团不同意,他们怕国共分裂,怕得罪蒋介石,怕资产阶级退出统一战线,让了步。陈独秀还给蒋介石写信说中共党员在工作中太“过于负责”。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以来找不出蒋介石有反革命行动。甚至吹捧蒋介石是“民族革命中的柱石”。
  由于陈独秀无原则的让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得寸进尺,把第一军所有中共党员软禁,并调到广州“集训”。同年五月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其结果是半身不遂的张静江(浙江人,卖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陈果夫(浙江人,陈其美的侄子,蒋介石的亲信)当上了组织部长,蒋介石又兼军部部长;规定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委员会中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机关的部长;中共发指示给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员不准参加中共组织等等。
  
作者:nazisub 时间:2009-05-15 22:52:19
  赶上直播了!这文章让我感到历史的真实,LZ加油!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3:09:47
  谢谢,以为没人看呢呵呵。。。。。。我再整几段儿,很长,今儿弄不完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3:18:06
  (30)蒋介石的花招
  
  (31)戴季陶的理论
  
  (32)怀疑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黄祖轲、黄逵被软禁,接着随同全军政工人员押送到广州。从此我感到失去友情的寂寞!我所在连的连党代表应时杰和连长陈福颜,排长高觉民、杨昌薄(黄埔三期)相处关系很不好,但和我的关系较好,应走后,他们旁敲侧击,说我也可能是中共党员。但那时第一军当排长的中共党员很少,他们又知道我不是知识分子,也就放下来了,他们对我说:“做政治工作的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在第一军争权夺利,挑拨离间,企图搞垮国民党,他们上台实行工农专政”。这些话,我很不以为然。我认为中共党员个人品德,学识能力,并不比同级的国民党党员弱,特别是他们打仗英勇,我们第七团团党代表蒋先云,就是在第二次东征打惠州负重伤的,但这种看法,我只能隐压在心里,不能向他们流露。
  回忆中共党员在第一军,练兵作战都是有功劳的,他们由于对革命工作热情负责,因而引起军事干部的忌妒。自己不愿干,又忌妒别人干,这正是我国政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落后民族的通病。俗话说:“占着茅坑不拉屎”。当时第一军的军事干部就是这样。特别是在各级党代表被迫走了以后,原来纪律严明、生气勃勃的第一军一落千丈,军官们贪污腐化,日甚一日。我们连的连长陈福颜(河北新乐县人)狂嫖烂赌,染上了花柳病。因而我十分怀疑这样的部队,怎能有战斗力。
  周恩来同志离开第一军后,国民政府派邓演达为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邓是国民党左派,又有谣传说邓是第三军派来监视蒋介石的,加以中山舰事件也谣传说,牵连到邓,因此第一军中、上级军官不欢迎邓到职,挡了驾。三个月后,部队准备北伐,才派来一个有名的右派谬斌来当第一军党代表。这时的第一军已经是死气沉沉,操场野外见不到师长、团长,营连长也常常穿着便衣到茶楼、酒馆、妓院去玩。这样的部队,任何人都会怀疑还能打仗吗?
  (33)进军北伐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革命军正在准备北伐时,第七团从潮汕铁路线上的奄埠开到广州附近的石排,改为第一师第一团,叶剑英同志担任团长,张际春同志任第二营营长,我们第四连二个排长都升了级,高觉民调到另一个团当副连长,杨昌溥升任本团第二连连长,我升任本连中尉排长。六月中旬,叶剑英同志调任师参谋长,记得他在离开第一团时集合排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革命军队里的干部何处需要就到何处去,好比机器上的零件,只要这个机器是一个工厂一个型号。几天后,张际春同志也调走了,这时孙元良任第一团团长。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四川小军阀孙震的儿子,公子少爷习气很严重。这个团第一营营长万全策,二营营长郑作民,三营营长杨步飞,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
  这时广西已经统一,湖南也有变动,广州国民政府先后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开始向湖南反动军队聂开鑫及湘北、鄂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进攻。在广东的第四军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团长叶挺,全团军官多数是中共党员)也于七月初进到湖南,进军北伐的序幕从此揭开。
  七月九日,蒋介石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职,在广州北较场开誓师大会,宣布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白崇禧任参谋长。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留广东主持后方军务,由副军长陈可钰代理军长;第二军军长谭延留广东代理国民政府 ,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军长;第五军李福林部留守广东;第一军的一、二两师为总预备队,归副军长王柏令指挥,第一师师长王柏令兼,第二师师长刘峙,何应钦另率两个师由东江攻福建;朱培德的第三军集中南雄、始兴一带,待机进攻江西;程潜的第六军两个师随第四军,后向湘赣边境前进也准备进江西。当时大军北伐,号称二十万人马,轰动全世界。。
  在大军出动时,第一军的中、下级军官有些人怕打仗,人们叫他们是“怕死鬼”。我所在的第四连连长陈福颜称病住院,部队走后他另找工作不回连(后来在老家河北新乐做小生意,一九三四年,他到北平找何应钦,他原是何的卫士,何又派他到二十五师任连长,事有凑巧,关麟征安排他到一四六团当连长,这时我任这个团的中校团附,我们见面时他感到很难堪。我开玩笑对他说:“你如果参加北伐也可能不在人世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工农群众工作做得好,北伐大军进展很快,八月初占长沙,接着就攻下了岳阳。九月中旬,第四军兵临武昌城,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打垮。第一军于八月二十日进攻岳阳,二十三日,蒋介石令王柏令率领第一师由岳阳乘火车开回株洲,随即转进到浏阳,归第六军军长程潜指挥,准备进攻江西。当时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号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北伐军攻湖北时,吴佩孚要他由赣西出兵攻湖南,孙传芳不理采。
  (34)攻克江西
  江西守敌是孙传芳统率的所谓中央军第一师邓如琢(邓兼江西总司令)部驻南昌,第二师谢鸿勋部驻修水、武宁、铜鼓,第六师杨如轩部驻赣州,另有滇军杨池生师也在赣南,此外还有江西地方军第一师唐福山部驻萍乡、老关,第二师蒋镇臣部驻吉安,第四师赖世璜部驻会昌,还有第九混成旅张风岐部驻南昌、樟树,补充旅刘宝题部驻抚州,总兵力共七个师两个独立旅共约十多万人。北伐军攻江西,开始是第一军一个师,第六军两个师,第二军、第三军,总兵力约八万人。九月六日打响第一枪,第二军当天占老关、萍乡,七日占安源,十二日占袁州(宜春)。第六军七日占修水,十日占武宁。第一军的第一师也在八日占铜鼓,十一日占奉新。赣南方面,由于赖世璜举兵内应,赶走了两杨,北伐军即任命赖世璜为独立第一师师长。此时万安以南全被第三军朱培德部占领,国民政府即任朱培德为攻赣总指挥,赖世璜为国民革命军十四军军长。
  在北伐军攻占萍乡时,邓如琢即令驻南昌樟树的张风岐旅增援唐福山师,接着又亲率他的第一师开樟树,以致南昌空虚,程潜指挥第六军和王柏令师分别由安义、奉新向南昌急进,于九月十八日占领牛行车站(南昌北站),兵临南昌城下。十九日在工人、学生和省警备队的内应下,北伐军突入南昌城。此时孙传芳到了九江,指挥新到九江的北军虏香亭、郑俊彦两个师向涂家埠、乐化急进,企图抢占牛行车站以截断北伐军的后路,又令邓如琢回师反攻南昌城。程潜感到孤军深入的危险,即令驻在牛行车站的第一师第一团协同第六军之一部开赴乐化附近,堵截北军前进,同时令突进南昌的北伐军向赣江西岸撤退。由于第一团团长孙元良不听指挥,动作也太慢,致使乐化战斗失利,伤亡也不小,第二连连长杨昌溥阵亡。(杨原是我同连的排长),接着又放弃了牛行车站,以致由南昌撤退的北伐军受到重大损失。记得乐化战斗的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北伐军撤离南昌是中秋节的第二天。
  北伐军退出南昌几天后,蒋介石亲率第一军第二师到达瑞州(今高安县),程潜向蒋告状,要求严惩孙元良,十月初,蒋介石到奉新,把第一军一、二两师集合在奉新城外河滩训话,大意是说这次攻南昌失利,是由于有些将领和军官不听指挥,特别是孙元良。为了整顿北伐军的纪律,我已把孙元良枪毙了。接着又假惺惺地装着孔明挥泪斩马谡心里难过的样子说:“孙元良太年青了,我不该让他当团长。”是的,孙元良的确太年轻,那时才二十一岁,胡宗南比他年纪大,同时也只是第一师第二团的中校团附。当时有不少人怀疑总司令真的枪毙了孙元良。人们认为枪毙一个团长,无非是为了杀一戒百,但为什么不当众执行呢?后来真相大白。原来蒋校长爱护黄埔学生,实际上是植党营私,树惠于人,建威在己,他私下给了孙元良一笔钱,送他去日本留学了。公开宣布枪毙了是欺骗程潜和整个北伐军官兵(第二年即一九二七年九月,我任第一军补充团第三营营长,路过杭州去浙西,这时孙元良回国,住在杭州西湖饭店,碰巧我也住在西湖饭店,无意中和他碰见)。
  北伐军第一次攻进南昌,撤退时遭受损失,第一师师长王柏令也有重大过失,他在进南昌的第二天就身穿便衣玩妓院,把部队交副师长王俊指挥,撤退时未跟上队伍,还是穿便衣逃出的,程潜将这一情况也报告了蒋介石,因此蒋不能不撤王柏令的师长职,以王俊升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团新任团长徐图远,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他原在第七团当过少校团参谋长,第七团改称第一团时调任北伐军总部中校参谋,流氓气很重,在团内毫无威信。
  进兵江西的北伐军三次攻南昌,一、二两次未成功,第三次是在十一月上旬进行的。当时第三军已进到吉安、抚州。在湖北作战的第四、第七军和贺耀祖独立第二师已转进到赣北截断了南浔铁路,特别是第二、第六两军,由于有中共党人李富春、林祖涵(林伯榘)等同志领导的政工人员发动工农群众大力支援,逼进了南昌城,而南昌守敌又都是溃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孤立无援。十一月六日北伐军第三次兵临南昌城下,命令在城内困守的北军开城投降,集合到七里街附近听候改编。北军却提出要方本仁进城收编。这个方本仁是前任江西督军,垮台后逃到广州。广州国民政府认为江西地方部队都是他的旧部,遂委任他为江西宣慰使兼十一军军长,要他随北伐军进入江西,策动唐福山、蒋镇臣等江西地方部队响应革命。九月中旬,方本仁派他的参谋长贺守中到吉安,劝告蒋镇臣在响应北伐军,被蒋扣留,接着方本仁亲自到吉安,也被蒋扣留。在赖世璜倒戈第三军进到吉安时,方本仁才逃出。
  十一月八日夜间,北伐军在一个工人同志帮助下,从德胜门旁边一条阴沟爬进去两个连,打开城门,北伐军一个团蜂拥而入,未费多大气力就占领了南昌城,一万多守敌尽成俘虏。十日,江西人民要求将被俘的张风岐、唐福山、岳思寅及兵站司令候全本等人交人民审判,得到北伐军的同意。于是人民群众在唐福山、张风岐的背上各贴旗一面,上写纵兵殃民的某某人,绑在省长公署大门前的石狮子上任人参观,又将岳思寅、候全本用露天小轿抬往城内外游示众,人人拍手称快。后来由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江西省工会、省农协、省学联等组成“江西人民载判犯委员会”判处了唐福山等人死刑,执行枪决。
  南昌攻克后,孙传芳从湖口乘船逃回南京,他指挥的虏香亭、郑俊彦、周风岐等几个师也纷纷逃离江西。到十一月底,江西全境已无北军。这时北伐军立即准备向浙江、安徽两省攻击前进。
  
作者:我是无耻无畏 时间:2009-05-15 23:21:36
  感觉像看中国革命史。
  
  缺乏对史料的考证,只是引用,了无新意。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3:28:16
  有耐心您慢慢儿看,没兴趣撇开罢了。您想要什么新意?本来就是老人老事儿,角度不同罢了,我对着手稿(记录的不是我)和录音整理的呵呵。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3:30:46
  (35)东南砥定
  十一月下旬,第一军的一、二两师,进抵上饶、玉山,十二月上旬进入浙江的江山、龙游等县,我们第一团到了兰溪。这时我升任第三连连长。何应钦带的部队攻福建,进展很快,防守福建的北军周荫人部节节败退。浙江内部也起了分化,部分浙江地方军倒戈,因而第一师仅在龙游县属的洋埠附近打了一仗,在桐庐附近稍有接触(我在桐负轻伤未下火线)。二月中旬,第一师即很顺利地进入杭州。杭州城内的商店和居民,在门口摆设香案以迎接北伐军进城,有的还鸣放鞭炮,说是迎接“天兵”。这时第一师师长王俊调任宁波防守司令,由副师长兼师长第三团团长薛岳任师长。
  北伐军之所以很顺利的占领浙江,是因为浙江省长夏超内应,但由于夏超的准备工作未做好,力量不足,被孙传芳派兵镇压,夏超战死。接着浙江地方军周风岐倒戈一击,赶走了北军白宝山师,广州国民政府任周风岐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军长。
  三月初,第一师进到嘉兴、嘉善一带,准备前进上海。此时孙传芳的部队在长江两岸节节败退。芜湖,安庆已为北伐军占领,南京也指日可下,鲁军(张作霖驻山东的部队)毕庶澄部队到南京,防守沪宁铁路线上的大城市(包括上海),松江大桥北端筑有坚固工事,不易攻克,第一师奉白崇喜命令(白任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经平湖、金山,绕道攻上海。第一团于三月二十一攻占龙华。这时上海几十万工人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起义,直鲁军的总指挥毕庶澄逃入租界,他的中、上级军官也大部分逃跑,有组织的工人武装占领了上海各要点,缴获了很多敌军武器,俘虏了上万敌军。由于我这个连是先头大部队,有几个武装工人同志向我报告,说是离北站很近的宝山路商务印书馆货栈还有敌军一个连固守,不愿缴枪,要求我带队前去解决,我立即带队前去,守敌见是北伐军到了马上挂出白旗,缴枪投降了。
  就在这时,北伐军第二、第六两个军也攻克了南京,沪宁铁路上的直鲁联军纷纷向长江北岸溃退,从此东南砥定,北伐告一段落。
  四、在大革命低潮中
  (36)自卑感
  在旧社会,人们以“世代书香”或“富裕家庭子弟”而自豪。国共第一次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要中学毕业生才能报考。当时不是富裕家庭的子弟,怎能上中学呢?我到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到第一军当排长、连长,在学习、练兵、行军、作战中,日常生活接触的多半都是中学生,或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有时流露出看不起我这个穷孩子出身的班长、排长、连长。我当排长时,黄埔三期同学还未毕业,但后来和我同连当排长的三期同学杨昌溥、高觉民,在出师北伐时,他们都升任了上尉连长,而我还是中尉排长,因而产生了一种自卑感。总想积蓄一点钱,找机会再念两年书。(当时中尉排长的月薪是六十元,上尉连长是八十元)也常有人们问我是黄埔第几期毕业?我说我是黄埔学兵连的班长,是按照第三期同学待遇。实际上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人们一直认为我是“杂牌黄埔学生”。因此,我又产生了找机会再进军官学校“镀金”的思想。在这种“自卑”思想的情况下,我省吃省用,埋头工作、学习,对政治不感兴趣。我抽空自学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学语文课本,也酷爱当时比较进步的书报、杂志和读小时候读过的《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西游记》、《说岳传》等小说,对军事书籍如、《射击教靶》、《野外勤务》、《孙子兵法》,尤其感兴趣。有些同事们对我开玩笑说:你这样钻研军事学术,将来可能成为有出息的军事家。其实,他们内心是轻视我的,认为我没有文化基础,做有出息的军事家,谈何容易。总之,努力自学和再找机会到军校学习,当时支配了我的思想。
  在北伐军到湖南时,毛泽东同志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到湖南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向地主、豪绅斗争。当我们第一师到达湖南浏阳时,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但我当时却不关心这件事情,只是认为有组织的农民给了我们部队行军,宿营的方便。这也说明我在认识上的模糊,没有认识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农民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是一支主要的力量。有一天,我们部队经过浏阳东北向江西铜鼓县前进时,看到成群的农民正绑着地主、豪绅,并给他们戴着高帽游行,士兵们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没有认识到这是打击地主豪绅威风的好方法。我小时遭受过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和侮辱,北伐军的士兵也多半是来自农村的穷苦农民,我应该乘机向士兵进行阶级教育,但是我当时没有这种认识。
  我对当时的工人运动,也是认识模糊的。如我在连长任内时,我们连在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消灭了敌军一个连,参加战斗的还有组织的工人同志,之后他们要求我给他们两挺轻机枪,两箱子弹(都是当时缴获敌人的),我没同意,只给了他们几支步枪,一箱子弹。我认为革命就要打仗,而打仗靠军队,工农群众帮助军队打好仗就行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是由于不关心工人运动,不关心政治,只想向上级多交战利品而立功受奖。这是一种落后的自私表现。
  当时北伐军口号,或者说政策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总政治部编了一首军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现在看来,这也是不全面的。此外,第一军自一九二六年三月,所谓“中山舰事件”,赶走了中共党员以后,这个军的各级军官都不关心政治,以我当时的处境是不能例外的,即使在某些方面同情劳苦人民,也不能有所表露,更不用说有所行动了。
  当北伐军进到上海时,上海各租界的外国军队戒备封严,全副武装站在铁丝网内监视着我们。上海北火车站离英、日租界很近,上级再三要我们不要接近他们的戒备区,唯恐引起意外事故。我当时认为这是上级考虑到不能在北伐胜利中引起国际上的麻烦,等北伐胜利,全国统一后,外国人会尊重我国的独立,租界问题可以经过和平谈判而解决的。我绝没有想到,这时的蒋介石正在与帝国主义等勾结,准备反革命事变。
  (37)人事纠纷
  第一师占领上海后,分驻在南市、闸北和吴淞一带整训,师长薛岳认为上海工人起义,对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帮助很大,因而他和上海工会负责人相处很好,受到工人群众的拥护。这个师的第一团团长徐图远,是浙江人,第二团团长胡宗南,也是浙江人,第三团团长黄国棵是广东人。由于徐图远在第一团毫无威信,在浙江作战时又犯了错误,到上海后又嫖妓染上了性病,薛岳撤掉了他的团长职,调他到师部另行分配工作,第一团第一营营长万全策(广西人黄埔一期)为第一团团长。这样就引起全师浙江籍的军官们的反对,大闹人事纠纷。
  第一师的各级军官,大数量浙江、两广和湖南人,湖南人不爱闹派系,广东、广西人由于语言关系,有时在一起说这说那,形成了一派,人们叫“两广派”;浙江人由于是蒋介石的同乡,受到蒋的宠信,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他们常流露出骄傲情绪,年长日久,就和两广派发生了纠纷。当浙江人知道徐图远被撤职,万全策升任团长时,起哄了。他们造谣说:“薛岳对外勾结上海工会里的反革命分子,对内排斥异己,重用和提升两广人。”又造谣说:“薛岳是暗藏在第一军的中共党员”。接着他们联合起来向蒋介石作报告,不让万全策到职。蒋介石是浙江派的头子,又是北伐军总司令,他这时正准备镇压上海工人,举行“清党”,于是他命令第一师离开上海,去南京驻防。上海防务,由第二师刘峙部接替。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总工会时,上海满街都贴出“欢迎第一师当驻上海,反对西山会议派走狗刘峙”的标语(西山会议派是一九二五年林轰、邹曾、谢持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柩所在地开会反对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一派)。接着蒋介石令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限制上海工人武装活动,又把新改编的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驻上海,以此镇压工人的力量,并任令周凤岐为上海警备司令。
  四月九日,第一师由上海乘火车移驻南京。这时师内传说薛岳已被北伐军总司令部扣押,因为来了新师长邓振铨。在部队到达南京时又见到了薛岳《告全师官兵书》内有“投机取巧者愈众,努力革命者愈危”等语。后来才知道薛岳已逃往广东,当上了陈济棠部队的师长。(同年十二月“广州起义”薛岳师被起义工人武装击败,此后薛又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将领。)
  四月十日夜晚,第一师第一团中校团附程式召集全团连长以上军官开会,但是第一营营长万全策,二营营长郑作民(湖南人黄埔一期),三营营长容有略(广东人黄埔一期)均未到会。团参谋长杨步飞(浙江人黄埔一期)首先发言,他说:“薛岳在上海勾结反革命分子,对内利用私人,排斥异己,企图打倒总司令,他是暗藏在第一军的中共党人,现已逃走等等”。会议最后由程式拿出一份写好了的报告,要到会人签名盖章。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要求上级叫徐图远回团复职。当时,虽有人不欢迎徐图远,但又不敢反对。第三天,即“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屠杀工人,收缴工人纠察队装。这一天,徐图远也回团复职了。?
  蒋介石的“反共”宁汉
  蒋介石在上海做了周密的布置,他还联络青红帮整掉上海总工会。又于四月十九日在南京成立了包括“西山会议派”、大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大地主官僚在内的“国民政府”,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当时人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看法是“军队北伐,政治南伐”,因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旧官僚已纷纷南下当了蒋介石组成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官。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这天深夜,黄祖轲突然到了我连,他当时在北伐军二十一师陈诚团某连任连指导员,据他说,他是逃跑出来的。他们二十一师的师长严重(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湖北人,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与邓演达关系很好,这时蒋介石不信任他)已自动离职,不知去向,该师政工人员也大部分逃走了。我问他打算去何处,他说,他准备绕道去武汉。我见他未带行李,送给他壹百元。他临走时,要我保重,并要我不能忘记劳动人民的利益。我说,我们两人同到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是为了救国救民,你对我有帮助,我不会忘记的。
  蒋介石的这一反革命行动,得到了帝国主义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分子大声喝彩,他们在财政上大力支持蒋介石,而蒋也因为有他们做后台,才敢于反革命。当时在军事上蒋介石有把握能指挥的部队不多,而在经济上由于有上述后台的支持,比武汉方面强。特别是长江下游被南京封锁,引起武汉物价暴涨,人民生活逐渐感到困难。当时的北伐军如二、三、六、七等军,为了军费关系,反蒋不坚决,而何健第八军许克祥团又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省工会 和省农会负责人被杀害。湖北地方部队夏斗寅部勾结四川反动军队杨森等反对武汉国民政府并向武汉进军,这两件事虽未扩大,但也动摇了武汉国民政府。
  湖南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北伐军占领的南方几省中成绩最好,组织起来的农民最多,也最有力量。省农协遭到破坏后,各县的农协会仍在继续战斗,农民使用的武器都是鸟枪和梭镖,当时城乡的铁匠铺,生意好极了,日夜忙着制造梭镖。据说当时地主豪绅看见梭镖就发抖。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5 23:40:09
  (39)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我在第一师闹人事纠纷时,由于不关心政治,态度消极,但是我也对徐图远不满。对万全策升任团长是欢迎的,因为万全策原是黄埔军校学兵连第二排排长,后来是副连长。我到第七团第二营四连当排长时,他是这个团第一营副营长。他当营长,我是他这个营的第三连连长。他认为我练兵、打仗都不错,对我很好。在浙江、上海作战时,都给我记了功。徐图远复职,他因有病,也由于升了团长不能到职,内心有点难过,请准了病假到上海养病,临行时还找我谈了话,主要是勉励我好好地把兵练好,准备继续北伐。
  这年六月初,我患严重胃病,加上我在浙江桐卢作战负轻伤未下火线,身体虚弱,经徐团长批准我到南京鼓楼医院养病,连长职务由副连长代理。六月下旬,病情好转,我向医院请假到上海某医院看望营长万全策,他对我说,他不想再回第一团工作,正准备向校长(蒋介石)写报告要求调到其他团。我说,我想在养病期间回湖南老家一趟,处理几件家务事。他同意了,并要我给他留下我老家的通信地址。
  我从上海经武汉回到湖南华容东山。这时张昌菊已在一年前带着他的孩子搬到塔市她娘家去住了,老家几间房子已破烂不堪,有两间住了一个姓李的贫农单身汉,他给我家种着八亩田。弟弟良材由于受到过继的母亲虐待,在一个姓李的富农家做长工。伯父、叔父两家还好,只是叔父多病,家庭更穷困。伯父第二个儿子韩凤山,正在领导家乡农民运动,见我回家,他很高兴,由于我住在他家,他把家乡的革命运动从开始宣传到发动农民和组织农民、武装农民,以及为何斗争地主豪绅等等谈的非常详尽。我在广东期间,他已不教私塾,在长沙私立“公益师范”学校念书,曾和我经常通信。北伐进军中,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回到故乡和他两个同学领导农民运动。据他说,许克祥在长沙的暴行,华容稍受影响,有少数领导人产生了某些顾虑。当时文宣区农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易枪一(又叫易端章),他是我在私塾念书时同学,大我三岁。我到黄埔后写信劝他到广东,他于一九二六年春到广东进毛 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来随北伐回湖南华容组织文宣区农协会。这次他见我回故乡极高兴。据他说,家乡开始宣传革命、发动群众时,接受最快的是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感觉锐敏,理解力强,能说会道,行动也很积极。但少数青年知识分子易犯“风头主义”的毛病。其次是手工业工人,他们中间虽有些人乱搞男女关系,或有赌博恶习,但一经说服教育,很快就转为革命积极分子。问题是少数流氓无产者为敌人收买利用,叛变革命,危害很大。对地主豪绅最痛恨,革命最坚决的是贫雇农(应该是产业工人革命最坚决,组织纪律性最强,但农村没有产业工人),因为贫雇农受地主豪绅的压迫剥削最严重。
  华容东山的地主豪绅,在一九二六年冬和次年春的农民运动高潮中,被农民杀了不少,罪恶比较小的也戴高帽游了街,他们过去的威风,已经全面扫地,只有个别的外逃。恶霸地主邓运章和他的劣绅大儿子邓华人已被杀掉,连他的小儿子邓锦泉也给杀了。城乡赌博之风已绝迹;小脚妇女正在放脚,并积极参加各种会议;祠堂庙宇已改作学校,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学文化;盗贼、小偷、吸鸦片等等也已绝迹。离别不到三年的故乡,真是“换了人间”!不过这样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才起头,山水田地自然面貌还没改变。山还是光秃秃的,水也没有治理。确切的说,应是:“故乡山河依旧,人事已非”。
  对家乡这样巨大的变化,我和当时绝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好的很”。但我们的敌人却认为“糟的很”。我的启蒙老师方玉轩原是望夫团的绅士,但不算“劣”,在这次农民运动中他看不惯,同情地主,在听到有些农民群众要抓他时,他逃跑了,以后成了东山大恶霸。我另一个比较进步的老师包韶露,在“五四运动”时期是积极分子,但在这大革命中却观望、旁徨。当我到他家看望他时,他说,“老年人不中用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言下之意似乎有点埋怨年轻人在“瞎闹”。
  湖南许克祥反动军队发动“马日事变”,以后,陆续分驻各县,摧垮了各县农协会,恢复了县团防局。外逃的土豪劣绅纷纷回到县城,继而又恢复了区团防局,豪绅地主回到家中向农民反攻倒算。他们把领导农民运动的干部称为“暴徒”,称农民为“暴民”,称手工业者为“痞子”,说农民革命运动是“痞子运动”。他们带着团防局丁勇到处抓人、杀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在家乡久留,就抓紧时间办了三件事:一是把弟弟良材接回家,让他耕种自己的八亩田,并让他与堂叔韩玉秋脱离继承关系。二是把张昌菊的孩子过继给我已死的大哥为子,以后称我为叔父。三是和张昌菊离婚。这三件事都是经过伯父章常、叔父金陵和张昌菊的叔父张光第(区农协负责人)当面谈好的。只是张昌菊不愿意同我办离婚手续。我给她二百元钱,说好此后她的行动与我无关,。这时是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华容全县已在白色恐怖之中,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转入地下活动,有的逃到武汉。何长工同志就是逃到武汉的一个。也有的逃武汉,路经岳阳时被捕,如韩国栋、欧阳梧等人就是在岳阳被捕押送到长沙杀害的。由于我是第一军的现役连长,是由南京请假回故乡处理家务事的,谁也不敢抓我。
  七月中旬,我离开故乡,同几个知识青年由塔市乘船到新堤,再到武汉。临行时,韩凤山、易枪一曾再三要我留在家乡搞革命,我因为是一个现役军人而没有接受。 结果,韩风山也随我到了武汉,易枪一留在故乡继续领导农民做地下斗争。(一九三零年,易枪一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秘密到南京,在两个华容同乡掩护下治病,这时我已离开南京,不久他病故了。)韩凤山在武汉入伍,到贺龙领导的二十军学兵营当兵,他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后来在红军二方面军某部当师政委时牺牲!他的儿子韩明清是烈属已七十多岁,老伴李正安大我两岁,还健在。韩明清有四个儿子,老大曾任华容塔市镇镇长,老二在华容公安部门工作,老三是小学教师,都是中共党员。
  (40)分歧路口
  我这次回到故乡,还特意到黄祖轲家看望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儿,并打听到黄祖轲自南京逃出后,在汉阳兵工厂工作。我到武汉的第二天,即到汉阳兵工厂去看望黄祖轲,他不在,我留下了我的住宿地址。第二天,他到武昌斗级营一个小客楼找到了我。据他说,汪精卫已下令“分共”陈独秀对汪精卫让步,要中共党员请假离开武汉各机关各学校,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的军武装也解除了。七月十五日以后,汪精卫开始大捕、大杀中共党员。他又说,现在可能有人在监视他,他准备在一两天内随某团去广东,并再三嘱咐我,不要为革命低潮迷惑,要本着我们早已确定的革命目标勇往前进。我同他在斗级营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午饭。他告诉我,原在第七团任团党代表的蒋先云,已在河南某部任团长时,作战牺牲了!临别时,他要归还我在南京给他的壹百元钱,我婉言拒绝。想不到我们这次分手,竟是永别!
  华容逃到武汉的知识青年,有的被反动派杀害,有的被监禁,少数到军队当兵。当时反动派说什么:“宁可错杀一百,不能放走一个”。在这种情况下,我往何处去?我再三考虑,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随黄祖轲去广东,我向他提出这一意见,他不同意,他认为我身体有病,不能长途行军而过度疲劳,并说:“留的青山在,不愁无柴烧”。二是回南京鼓楼医院治病,病好以后回第一军暂时当着连长,以后再看形势如何而定。三是暂在武汉治病,读书,因为我手中还有二百多元现款,可以维持半年。由于斗级营是在黄鹤楼附近,我在黄鹤楼散步时,见到一张武昌水陵街“美术专门学校”贴的一张暑假招补习英语、数学广告,并可在学校住宿。我随即报名,搬到美术补习班补习英语算术。八月初,有个华容东山同乡季书佩来找我,他是黄埔第四期政治科毕业,曾在北伐军某部当连指导员(可能是中共党员),他要我同他回华容 ,以黄埔学生名义找工作,表面反共,暗里帮共,我同意了。我们第二天就离开武昌乘火车去岳阳。由于车上人太多,上不了车,我们背着行李爬上车顶坐着,由于过度疲劳,在半夜里睡着了,行李不知何时丢失,这真是“屋漏又遭连阴雨”!就这样,我们空手回到故乡东山,易枪一听说我们回来了,非常高兴。但两天后,我突然接到万全策的信,他说,何应钦任命他当第一军补充团团长。约我速到上海某旅馆会面,同去浙江兰溪县接收新兵训练,我立即回信同意到上海找他。
  我走后不久,季书佩当上了华容东山文宣区区长,他在工作中因袒护中共地下党员,华容反动当局将季书佩监禁。半年后季逃到南京,经第二师郑洞国团一个叫何章的营长介绍到第二师师部任上尉参谋。(何章是华容人黄埔三期毕业,蒋、冯、阎中原混战时,在营长任内作战阵亡。季书佩在抗日战争初期任某部队团长,在上海作战时牺牲。)
  (41)大革命失败的原因
  (此处有删节) 我在大革命失败后,没有下决心离开蒋介石的阵营,走了一条弯路,至今深为遗憾!有人说,我当时如果走上反蒋的路,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革命的胜利,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革命先烈们的鲜血浇灌出来的花朵和果实。我在黄埔军校学习时,经常观看校政治部领导的“血花剧社”演出的话剧,它鼓舞军校师生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有些故事非常感动人,可惜我现在记不清了。
  (42)走上弯路
  八月下旬,我带着华容东山四个知识青年(徐惠芳又名徐维桑、陈宗藩、李子春、刘某)经武汉到上海,在某旅社会见了万全策,他带我们到浙江兰溪县接收新兵。他向何应钦保举我任补充团第三营营长。在接收新兵中,我的胃病加重,又突发急性肝炎,全身发黄,不进饮食。万全策派军医送我到杭州住医院。一个月后,病情稍有好转,准备回营练兵。这时第一军在镇江附近与孙传芳南渡长江的军队作战,伤亡很大,何应钦令补充团的新兵全部交给第一军补充缺额,补充团停办军官又听候另行安排工作。我继续住院疗养。十一月底,连以下军官又都安排了工作,我出院到南京,这时南京中央军校在蒋介石(这时蒋介石下野住在日本,他要何应钦、张治中在南京创办军官团深造黄埔各期毕业生)命令成立军官团,我高兴地报考,被录取编入第二营第七连学习。这是我几年来的心愿。
  南京中央军校,是黄埔军校迁来的,校长是蒋介石兼任,教育长张治中,当时正在训练第六期学生。军官团由军校领导,团长是黄幕松中将,不久黄被派去西域任特使,由冯轶裴中将继任,第一营营长林振雄少将,第二营营长周址少将,第三营营长廖士翅少将。连长是上校,排长是中(少)校,学员全是黄埔军校各期毕业生,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课目以军事学术科为主,政治课次。政治部主任是曾养甫。军事教官多为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讲武堂毕业,多数是从旧军队来的。军事学科是战术、筑城、兵器、地形等所谓四大教程,术科是操场制式教练,野外勤务和实兵战斗学习。政治课是各国革命史、三民主义等孙中山著述。
  由于我只有中学毕业的文化水平,在学习中确实感到困难,好在和我同寝室的原在学兵连的同学何良信(江西贵溪县人)是中学毕业生,他对我帮助很大,我至今怀念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犯了错误被监禁,现在下落不明)
  我在军官团学习期间,每逢星期日我都到私人办的补习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一九二八年暑假,同学们有的回家探亲,有的到上海去玩,我还是留在团内补习功课。在期考和毕业考试,我的成绩还可以,特别是战术作业和野外实兵指挥学习,我名列本连前三名。
  我在军官团学习期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随即与宋美龄结婚后回到南京,复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在财政上窃取了权力,就大肆扩军。从此,新军阀混战,越来越凶。在蒋介石未复职前,唐生智已大肆扩军,占据两湖和安徽三省,反对南京政府,李宗仁、冯玉祥联合出兵讨唐,唐失败下野出国。接着张发奎率部进广东,发宣言攻击南京政府,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与之合作。张发奎失败后,汪精卫隐退出国。
  蒋介石复职后,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恺、丁维汾五个常务委员负责,但实权则握于蒋介石之手。他复职之时,为避免国人骂他是军事独裁长,特于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中提出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政治分会 。又决定将阎、冯所部军队番号改为集团军,以蒋介石兼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代理),二、三、四集团军总部,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其佘不属于四个集团军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自后,这四个集团军连年混战,互相残杀!
  一九二九年初,我在军官团毕业,这时蒋介石正在向德、意、法西斯统治者学习,他向德国买枪炮,向意大利买飞机,并请来许多德国顾问,在军官团毕业学员中择“优”留下六十名组成教导队,由德国顾问训练。我是这六十人中之一。接着成立教导第一师,原军官团团长冯轶装任师长。这时原军官团第二营营长周址任军校军官研究班主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参谋万全策任军官研究班大队长,他们二人写报告向张治中建议,要我到军官研究班第二队任少校区队长,因而我留校没到教导第一师。这个师是蒋介石部队中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后来改为八十七师。(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被解放军消灭)
  我在军官团学习时,由同学石扬名介绍他的小姨子张剑云同我订婚,她念过三年小学,当时不满十六岁,同我订婚又念了两年小学,十八岁时同我结婚。她的父亲张玉堂,山东滋阳县人,家庭贫农,早年在张勋部队当过兵,这时在南京赶马车为生。
  一九二九年四月,蒋介石兴兵“讨伐李宗仁,由于蒋收买了李的部下李晓瑞、杨腾辉两个师,未费多大气力,顺利地攻占武汉。李宗仁,逃香港,白崇禧、黄绍雄逃越南,不久三人于秋冬之交又回到广西,成立“护党救国军”讨蒋,后由几个国民党元老从中调解而“和平解决了。”
  我在军官研究班任区队长时,故乡湖南华容仍处在革命低潮中,不少领导农民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被反动派杀害,少数外逃。有个县农协负责人廖一贯,因为他的侄儿廖志超在南京中央军校学习,他逃到南京,有一个认识他的华容人在南京发现了他,向警察局告发,被关进南京监狱,我和廖志超还到监狱看望了他。
  我的弟弟韩良材,是乡农协负责人,在进行地下工作中,因劳累过度病故。这时逃到南京的东山知识青年,凡是认识我的,都来找我。如黎南杰、蔡逸民、李重辉等人。我给他们或介绍工作、学习或在生活上给以帮助(我那时的月薪一百三十五元)有个中学毕业生韩岁 ,我介绍他到某通讯训练班学无线电通讯,他在学会使用机器后,携带收发报机逃跑了。此人后来下落不明。可以肯定已逃到当时的苏区。
  黄祖轲从武汉到广东,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他听说我在南京军校,给我写了一封信,因没有写明通信地址,我无法回信。他回到华容故乡,做地下革命工作。后来他参加了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牺牲!
  方之中同志(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北伐进攻江西时,他在第六军某部任指导员,我们在南昌会见过)也在家乡华容领导农民斗争了一段时间,失败后到南京住在湖南会馆,我去看望他,要他立即离开南京,因为在南京的华容人有人认识他。他到上海做地下文化工作,常和我通信。抗日战争中他到了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起义部队董xx军任参谋长,建国后任天津警备司令。现已八十多岁,已离休住在天津。
  从一九二七年年底到一九三零年三月,我在军校学习和工作中,获得了不少军事知识,为我后来练兵、作战,特别是为我任旅、师参谋主任和师参谋长奠定了基础。
  
作者:成扬 时间:2009-05-16 10:17:29
  向老人致敬!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6 11:04:29
  五、离开军校后的一场经历
  (43)在连、营长任内
  一九三零年底,唐生智在河南反蒋战争中,唐的部队被蒋介石打败,两万多俘虏兵,被编为教导第二师和教导第三师。教二师师长由南京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兼任,教三师师长由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钱大钧兼任。
  教导第二师的各级军官,大多数从军校调任。学生总队长汤恩伯调任教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学生中队长杜律明调任第二旅第六团第一营中校营长,我任第一旅第二团(团长胡琪三)机关枪连少校连长。我在军校两年多的生活,从此结束。
  教导第二师驻浙江,编成两个旅六个团。这年夏天,汪精卫到华北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反对蒋介石,引起蒋、阎、冯中原大混战。双方动用了几十万大军。教二师参加了这次大混战,伤亡两千多人。我在河南开封附近作战时,左肩膀负重伤,几乎残疾,至今每逢阴雨天还发痛。
  这次混战近半年,双方死伤十多万人,河南、山东两省的老百姓遭受了大灾难!据河南《赈务洪编》记载,河南死亡人口近十万,逃亡在外接近百万,房屋、财产损失八千多万元。山东也损失不小。
  这次混战,由于蒋介石拉拢张学良,许以平、津地盘,引诱了张学良率部进关,向阎锡山后方压迫,阎、冯战败下野才告结束。
  在这场混战结束后,教二师又开回浙江,改为第四师,师长徐庭瑶。由于伤愈回部军官两百多人,无法安排,办了个军官教导大队,师参谋长富文兼任大队长,我任第二队区队长。同我一起任区队长的有石觉。
  一九三一年四月,第四师接收浙江省税警团,这个团是宋子文财政系统的机械装备团,团长赵君勋,美国留学生,是赵恒惕的弟弟。第四师接收这个团后,改为特务团,我任这个团的第一营营长。不久,赵辞职(赵君勋现住北京是民主人士)刘子清接任团长。刘是江西乐平县人,黄埔二期毕业。
  同年五月,第四师又扩编了两个补充团,补一团团长戴安澜(徐庭瑶的安徽小同乡黄埔三期毕业)补二团团长梁恺(湖南耒阳县人黄埔一期毕业)。这时第四师共九个团,两万多人。六月,两广反蒋,第四师革命由浙江开武汉准备经湖南打广西。这时杜律明升任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张联华)二十四团团长。在上海乘船时,我这个营和杜团同乘一条船,临时归他指挥。在船上两天两夜,我发觉杜律明工作细致,日夜巡查乘船官兵的军风纪。他发觉我营比较安静,和我谈话时还表扬了我。通过这次乘船,他对我有了初步了解,我对他也有了初步认识,认为他是关心部队,了解详情的好团长。
  第四师到达武汉后,两广问题已“和平”解决。但附和两广反蒋的驻在河北的石友三部队(原冯玉祥属下军长)仍在平怿铁路各车站扣留车辆,声言向平津进攻张学良的东北军。蒋介石令第四师开河北邯郸,协助张学良打石友三,结果,石友三部队大部分被东北军消灭,一部分在南宫县被第四师缴械。
  当时附和石友三的山东著匪刘桂棠(外号刘黑七)部队约三千人仍困守河北大名城,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拼命指挥本师和收编不久的河南著匪崔邦杰部队(约两千多人)一起围攻大名城。大名城南有条卫河,徐庭瑶以为刘桂棠不会向南逃窜,布置崔邦杰攻南门。在合围后,炮兵轰炸了西城,但刘匪坚强抵抗,爬城的第四师部队,死伤一百多人,我营阵亡第三连连长一人,伤排长二人士兵伤亡三十多人。当天深夜,刘桂棠串通崔邦杰,从南门逃窜,并向东转移使正在东门外各村庄休息的杜律明团受到突然袭击,损失不小。事后,第四师集中到河南开封整训。
  刘桂棠部队从大名城窜往山东,后为国民党某部队收编,收编不久,又流窜到热河。在长城抗战时投降了日本侵略军。日寇投降后,刘桂棠为蒋介石收编长期为害山东,解放战争时,刘在山东为我解放军打死。
  崔邦杰在大名城放走刘桂棠后,其部队在开封补充。河南省 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调任崔邦杰为绥署少将参议。并在开封城内给他一套很舒适的寓所,让崔的家属居住。但是崔的匪性不改,认为他的部队编织是刘峙的参谋长彭启彪和第四师师长徐庭瑶出的主意,怀恨彭和徐。有一天,他请彭启彪和徐庭瑶到他家吃饭,徐未去,彭去了。在吃饭时,他解除了彭带去的警员武装,将彭杀害,事后他全家乘着早已准备好了的汽车出开封南门,逃到豫西南重操旧业。
  接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令张学良不抵抗,十多万东北军退入关内,让日本侵略军先后侵占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他呼吁“攘外必先安内”,把已在华北的军队调到南方“剿共”。第四师也在这年初冬由开封调到武汉。
  这年长江发大水,湖北江汉平原遭受了大面积的水灾,我亲眼看到逃难到武汉的灾民有不少饿死在武汉街头!国民党的军政官员毫不过问,有些官员和富商还以廉价买灾民少女作妻妾。还有些官员竞强奸灾民妻女,真是禽兽不如!
  这年年底,贺龙将军领导的湘鄂边区工农红军东渡汉水,准备越过平汉铁路与豫、皖、鄂边区工农红军会合,北上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通电主张停止内战,团结一致抗日但蒋介石不采纳)。蒋介石令第四师十二旅到应城、长江埠一带“堵击”红军,结果十二旅全部被红军消灭,旅长张联华被俘,两个团长被打死。当时我这个营驻汉阳兵工厂,我认为杜律明被打死很可惜,后来才知道杜律明因父死已回陕北奔父丧,打死的是以中校团附代理团长职务的周凤岐。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楷、蒋光鼐等部队,奋起抵抗。第四师奉令由武汉开江苏镇江,归张治中第五军指挥,准备到上海参加抗战。我营官兵都兴高采烈,摩拳擦掌,等待着与日本侵略军拼战。但到达镇江附近时,却奉令停止前进。原来蒋介石已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了“上海及其附近不驻中国军”的停战条约。
  (44)在团附任内
  一九三二年六月,第四师驻安徽蚌埠,我调任补充第二团少校团附(相当于解放军的团参谋长)。事有凑巧,我到职的当天深夜,第三营九连一个班的士兵带枪逃跑,并夺去连长的手枪,打死了连长。原来国民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士兵生活虽比杂牌部队士兵生活好,但由于募兵制,招募来的兵,有不少地皮流氓,而管理训练又不严,加以蒋介石不断收编土匪部队,士兵携枪潜逃,多半是受了钱财的勾引。这次整班潜逃,仅是其中一例。
  这年九月,补二团中校团附(副团长)吴国藩,被调升某师当团长,徐庭瑶派师部军法中校主任王起凡(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徐庭瑶的安徽老乡,又是亲戚)兼任,因为他没当过排、连、营长,下团当团附他也干不了。但是徐庭瑶又为什么要他兼任团附呢?是为准备提升他当高级军官。由于王超凡不下团到职,因而我又代理中校团附的职务。
  一九三三年元月初,第四师调出四个团组成第二十五师(原来孙连仲部队的二十五师,已于一九三二年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工农红军,蒋介石捡到了这个番号),原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关麟征升任二十五师师长,杜律明任师七十三旅旅长,张耀明任七十五旅旅长,这三人都是陕西人,也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我任杜旅一四六团少校团附代理中校团附职务。因为王超凡调任二十五师军法主任仍兼任一四六团中校团附。
  一四六团团长梁恺,自以为是黄埔一期,又是由蒋介石的侍从副官派到第四师当团长,他满怀信心认为这次能升任旅长,结果落了空。当这三个师的组成命令下达后,他愤愤不平以对我;说:“关师长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他边说边拿出组成师的人事命令给我看,他说:“两个陕西人由团长升了旅长,杜律明升旅长我没意见,因为他当团长比我早,工作能力也比我强,张耀明升旅长实在不能令人心服”。于是他称病请假到南京住医院,要我代理他的团长职务。
  一年半前在河北大名放走刘桂棠。在河南开封杀害彭启彪的崔邦杰,这时又聚众近两千人,在河南南部沈丘、项城一带为匪,向老百姓要枪、要马、要钱,老百姓叫苦连天。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当时驻皖北阜阳,河南省 兼开封警署主任刘峙令杜律明率部进剿。杜受令后,想起了过去在大名吃过崔邦杰的苦头,因而这次清剿崔匪的行动很积极。由于崔匪很狡猾,有一套对付清剿办法,杜旅捕捉了十多天,历尽辛苦,毫无所获。好在一个初春的大雪天,豫南平原雪厚三寸以上,杜旅终于找到了崔邦杰人马足迹,但杜率部追了大半天,人困马乏,仍未追上。他召集两个团长和旅参谋主任,研究情况,再定行止。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是追匪的先头指挥者,他认为部队太疲劳,应停下来休息做饭吃,明天再跟踪追击。旅参谋主任曾谦也同意戴的意见。我当时是后尾团,杜律明问我有何意见,我说:“崔匪也要吃饭睡觉,我们今天辛苦一点继续追,可能追上,否则雪化了,或刮风掩埋了足迹,就不好追了。”杜律明同意我的意见,并命令我团由后部变成前锋,让戴团吃完饭以后跟近。
  我奉命后,全团忍着饥饿快步行军,终于在当天黄昏前追上了。原来崔匪正在一个叫李母子庄的大村里吃饭,准备住宿。我立即令各营展开四面包围。尽管匪徒们组织敢死队突围,但在我团密集火力封锁下绝少逃脱。不到两小时全部被解决,打死百余人,生俘一千多人。清查结果,内有肉票妇女二十多人,崔邦杰已在前一天离开了这股匪,他的两个小头目宋天祥、杨小猴已被击毙。
  事后,刘峙电令加奖了杜聿明,并向蒋介石报告为杜立了功。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6 11:12:50
  (45)热河沦陷,长城告急
  继“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在我国东北完成其建立伪满州国的侵略计划,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出动了“关东军”第六、第八两个师团以及部分伪军、特种兵等约四万多人,先后向我山海关、热河等地进犯。当时国民党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早已命令张学良要他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聿不准抵抗”。他宁愿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这就使东北三省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刺刀铁蹄之下度过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的根本原因。在这次日寇进犯热河、长城时,驻防在长城内外的东北军,有何柱国、万福麟、王以哲、汤玉麟等部队约十五万人奉命不予抵抗。首先是何柱国部队,弃守山海关。接着日本侵略军分路向热河入侵。当时驻防在热河的部队,有汤玉麟(汤是热河省 )部三万多人,万福麟、王以哲的部队约五万多人,还有驻在热北、热中的崔兴武、孙殿英、刘桂棠、李守信等部队共约六万人,另有冯占海、邓文、檀自新、李海书等东北义勇军约四万人。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热河全境沦陷。
  日本侵略军进犯热河时,防守热东朝阳的汤玉麟部队邵本良团首先叛国投敌,打开了热东大门。而万福麟部队也从热东退入关内;在热北的崔兴武、李守信、刘桂棠也接着叛国投敌;孙殿英部队由热中退到察北;三月四日,汤玉麟亲守热河省会承德,逃到天津外国租界寓公里。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热河呆了近三年,听到许多年老人说,长城抗战前的热河省 汤玉麟,外号汤二虎,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老搭档,靠拉枪杆子起家。他统治热河六年多,做尽了坏事,老百姓都说:“汤玉麟在热河压根儿针鼻大的好事都没做过。”比如他任用二儿子汤佐辅为省财政厅厅长,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地亩税预征到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又任用他的大儿子汤佐荣为省禁烟局长,名为禁烟,实则大种鸦片,到处贩卖烟土,使许多热河人都染上了大烟嗜好,而汤家却大发横财。老百姓说:“汤家三父子是吃人的三只大老虎”。
  民国十五年,汤玉麟带着一个旅至多约五千人到热河省当 ,连年扩军,六年时间就扩大到三万多人。他长期不发军饷,军队需要费用,全由地方摊派。他属下的军队,中、上级军官,多是他的亲信,骑兵团长汤玉书,炮兵团长汤玉铭,是他的亲弟弟,热河快要沦陷时都升了旅长。像这样纵兵殃民,把热河搞成“人间地狱”的省 ,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只有逃跑。
  在热河全境快要沦陷时,蒋介石令徐庭瑶组织十七军,辖第二师(师长黄杰)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另配属该军骑兵第一旅,独立炮兵第四团、第七团,重迫击炮第一营,共四万多人,从二月下旬起陆续开往河北。当时第二师在洛阳,八十三师在湖北孝感、花园,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刚由河南项城移驻安徽蚌埠,七十五旅随师部在许州。这三个师和骑兵、炮兵部队,历年来都在南方各省“剿共”,从来未进行过对日本侵略军作战训练。对防空、防坦克、以及现代化筑城作业,都一无所知。这时北方仍在下雪,官兵们没有大衣和棉鞋,虽有朱庆澜、杜仲远、黄炎培、车向忱等人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捐助了一部份,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蒋介石根本无诚意抗战,他派嫡系部队十七军到华北,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阴谋诡计是把他的军事力量伸向华北,以便赶走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叫嚷“保外必先安内”,这次热河沦陷,长城各地告急,他又叫嚷“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这种消极态度,不仅影响到他的将领们没有决心抵抗敌人而等待外交方面的交涉,也使日本侵略军摸到了蒋介石的底,而得寸进尺。而且这种“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还是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战情况下勉强定下的。
  关杜旅于三月一日由蚌埠乘火车首先到达河北通县。这时梁恺团长才由南京回部,许多战备工作要做,可是梁团三个营的营长都请假到北平城内去玩。我建议不能准假,但梁团长本人也要去,我就没办法了。这样一来,后果极坏,下级军官接二连三的请假,我只好让他们轮流离去。结果三个营长在北平城内嫖妓,都染上了性病。(第一营营长钟西彤在长城抗战结束后,他的未婚妻到北平看望他,两人未婚先同宿,使女方染上了淋病,左腿瘫痪,女方向法院告状,结果法院判决由男方花了一笔钱而解除婚约。)
  梁团少校团附王铮(黄埔四期政治科毕业,四川人),由于害怕同日本侵略军作战,请长假闲居北平,长城抗战结束后,又由他的四川同乡曾扩情派到关师教育大队任政治教官。(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任某兵团少将政治主任,被解放军俘虏,现在下落不明)
  更奇怪的是师有政训处(主任黄徽津,江西萍乡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团有政训室,政工人员不少,可是他们不做宣传教育工作。为什么要抗击日本侵略军?抗战前景怎样?官兵们都不知道。
  在二十五师全部到达通县后,师长关麟征第一次向全师官兵讲话,他在讲话中无中生有的夸奖张耀明的七十五旅,用意是要杜旅向其学习。张旅是原来第四师的独立旅,关任旅长,他这样讲话,无异是夸奖自己,引起杜旅官兵不满。此后两旅长期不团结。在这次大会散会后,杜聿明对我说,我们七十三旅刚成立,就在豫南李母子庄消灭了崔邦杰匪部一千多人,刘峙主任还表扬了我们,师长应该在大会上讲一讲。我说,师长可能是忘记了这件事。
  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于三月四日侵占热河省会承德,协同第六师团进犯了长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等重要关口。喜峰口守军宋哲元部队(原冯玉祥旧部)迎头痛击来犯之敌,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大刀杀敌,使敌人的机枪、大炮失去作用,打了大胜仗。可是蒋介石认为这是一支“杂牌部队”,不给予弹药补充,还妄想借敌人之手,消灭这支部队。直到四月中旬,部队弃守冷口,喜峰口侧背受到敌人威协,才自动撤退。如果当时防守长城各口的我军都像宋哲元这支部队坚强抵抗,敌人是无法飞越长城的。
  (46)古北口之战
  在承德沦陷时,东北军王以哲军一零七师(师长王以哲兼)防守在承德西面溪平县城,这里有滦河作依托,可以固守,最少也应该阻滞敌军前进的时间。但这个师一与敌人接触,稍有伤亡即撤退到巴克什营,让敌人安渡滦河。继而溃退到古北口。这时十七军军部正由蚌埠乘车向北平前进。由于承德沦陷,敌人逼近古北口,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张学良(主任是蒋介石兼)直接指挥关师于三月六日由通县出发,八日凌晨到密云,当夜又命令向古北口增援,暂归王以哲军长指挥。
  关师在九日傍晚于石匣出发向古北口前进时,一零七师正由古北口向后撤退,人马车辆毫无秩序,似乎有敌人在后面追赶,但我们一直没听到枪炮声。这不仅是影响了还在古北口防守的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张作相的儿子)的官兵士气,也影响了正在前进中的关师的士气。原来一一二师师长张建柜要求王以哲也要撤离古北口,王不同意,要张建柜等待关师到达接防后再说。关师于九日深夜赶到古北口,王即令关接替张师防守任务。关不同意,认为部队连夜行军,十分疲劳,而弹药、给养未跟上,古北口地形不熟悉。他提议在张师后防守第二线阵地。王同意了。
  关麟征当即作如下部署:“以七十三旅一四五团(团长戴安澜)担任右自龙儿峡经将军楼后面高地至古北口南关之线,构筑军地防守;”以一四六团(缺一个营)占领南关(不含)西南高地至西河镇(不含)东端高地之线。七十五旅以一个营占领西河镇及其右侧高地,以一个营在龙儿峪右侧向羊子路警戒,负责全师的右侧安全;其余为预备队,位于古北口东关后侧皇道甸附近。师直属部队位于东关,师指挥所在古北口南关街关帝庙。
  关麟征这样部署,是有私心的,他认为七十五旅是他的亲信部队,不愿意安排重要任务。我同梁恺团长带着两个营(一个营留作旅预备队)于十日凌晨占领了上述阵地,构筑防御工事。由于古北口周围多是石山,构筑工事,十分困难,士兵们只好移石作掩护。上午七时左右,我同梁恺团长到长城上视察前沿阵地。我对梁说:“这里的确是天险,长城又高又厚,前沿都是悬岩深谷,敌人很难接近,只要坚守住关口,敌人决不能飞越长城。”古人说:“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是有道理的。虽说现在我们的敌人有飞机大炮,但总要步兵占领。”梁同意我的看法。他说,飞机大炮轰不垮这又高又厚的长城,问题是关口不属于我团防守范围,我团两个营的兵力,只能保住本阵地,如果关口有失,就难办了。我说,师旅都有预备队,而且也都控制在关口附近,可能不会出问题。为了慎重起见,我建议将我团左翼抽出两个连控制在右后,以防右侧出事。梁同意了我的意见。
  日本侵略军第八师团的一个旅团及附属特种兵约七千多人,侵占北平后,经平古公路克什营向古北口进犯。三月九日迫近古北口北街。自十日上午起,飞机不断飞临古北口及其两侧上空侦察、扫射、轰炸,张关两师均有伤亡。就在这天,王以哲离开了古北口,并令张师留下一个团防守古北口及北关街和北关口右侧长城上的将军楼,交关麟征指挥,其余撤退到西河镇。按说,这时张学良已被迫下野去上海,准备出国,东北军将领已无心思抗战。
  十一日凌晨,敌飞机大炮向古北口北街、北关口、长城上的将军楼,狂轰滥炸。上午九时左右,敌人坦克车掩护步兵侵占了北关街。奇怪的是关麟征不派师预备队支援,因而北关街和北关口相继沦陷,敌人攻进北关口以后,一面攻南关口,一面爬上长城攻占了将军楼。
  这时的关麟征藉口将军楼失守,杜旅受威胁,他带着一四九团前往右翼作战(应该责成张耀明旅长指挥一四九团),糊里糊涂负了轻伤。他负伤后,回到师指挥所,电请何应钦任杜聿明为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任梁恺为七十三旅旅长,他本人到北平住院养伤,把棘手溃败的难摊子交给杜聿明。
  关于关麟征在古北口作战负轻伤,师里有三种传说。一是说关自伤;二是说关在发现附近有敌人时,令士兵投掷手榴弹,由于投弹过近炸伤了师长;三是说敌人打伤的。(关的个人品德很不好,他在北平住院养伤时,许多爱国人士、爱国团体派代表到医院慰问,尊称他是“民族英雄”,但他在医院诱奸了一个女护士,激怒了这个医院的职工,院外也有人知道,并传到了二十五师。)
  我们的祖先,为了抵御外侮,动员了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流了无法计算的血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建筑起举世闻名的长城天险,想不到竟有这样的不孝子孙,轻易地让长城天险成为外寇入侵的坦途,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十二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在古北口南关左侧阵地上,用望远镜看到由右侧溃退到潮河支流干沟的官兵,纷纷向平古公路上狂奔,南关口和南关街也有官兵向后溃退,我立即用电话向杜聿明代师长报告,他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要我指挥控制在右后的两个连增加到右翼,阻止侵入南关口之敌爬上长城;二是要我派团属特务排到公路上拦阻溃退官兵向后跑,并要他们爬上公路东南侧高地继续抵抗。第一个任务没问题,侵入南关口之敌几次爬长城都为我军击毙或打伤,终未得逞。但第二个任务,我无法完成。因为公路东南侧尽是悬崖陡壁,爬不上去,而且溃退下来的官兵中有旅长、团长,他们比我官大。我将这情况再打电话报告杜聿明代师长,这时电话已不通了。
  二十五师溃退下去的官兵,完全失去了指挥系统,也正是敌人大炮射击和飞机轰炸,扫射的好目标。这个师的官兵鲜血,染遍了平古公路和潮河河滩(现为密云水库淹没区)。梁恺旅长不听我的忠告,也随着溃退官兵在公路上被敌飞机炸伤,随他多年的一个勤务兵被炸断了左腿,一四五团中校团附邓某也被炸死。
  在古北口之战,二十五师共伤亡官兵四千多人,而在阵地上伤亡的仅一千多人。也就是说在溃退中牺牲和受伤的官兵近三千人。
  这天下午五时以后,敌炮停止了射击,飞机停止了活动,我命令两个连撤退。除在阵地上伤亡三十多人外,撤退时无一伤亡。这次战斗中的负伤官兵,多数未抢救下来,特别是溃退中负重伤的官兵。回想起来,实在令人痛心!这天黄昏时,我带着两个连到了南天门,遇见杜代师长,他身边仅有两个卫士和两个通信兵。他正在用长途电话线向刚到密云的十七军军长徐庭瑶报告古北口作战情况,并要求他派人收容溃退下去的官兵。当时防守在西河镇的一五零团一个营,早已撤退到南天门左侧高地。杜见我带着两个连安全到达南天门很高兴,并谦虚地问我有何意见,我说,这一带地形很好,我建议就在南天门筑阵防守待援。他说,他也有这样打算,要我给他代写命令,由他签发。十三日凌晨,第二师第四旅(旅长郑洞国)赶到南天门接替了二十五师的防守任务。两天后,二十五师溃散官兵,在密云集结整理。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6 11:21:15
  (47)南天门之战及其以后
  南天门离古北口十华里左右,在潮河南岸,两侧是连绵不断的高地,地势险要,是平古公路上的交通道口。徐庭瑶的十七军,在这里防守了五十多天。这是因为右自潮河南岸的黄土梁至左翼长城上的八道楼子,十多华里一线,便于构筑防御工事,并在第二、第三线也筑有比较坚固的预备阵地。同时敌人侵占古北口后也需要休息,准备再增加兵力。因而在四月二十三日,才开始向南天门进攻。
  这时蒋介石委派杨杰任第九军团总指挥,除指挥十七军外,又增加了肖之楚的二十六军。杨杰原是陆军大学的校长,是有名的军事家,他向何应钦(这时何应钦已接替张学良的职务)建议,我军有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应以一部坚守南天门,主力用于敌人两侧和敌后,求得围歼入侵之敌。这种部署,从战术上看,比消极抵抗被动挨打高明,但是又与蒋介石主张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有抵触,因而何应钦不同意。并再三要求蒋介石把杨杰调走。结果杨走后,徐庭瑶升任第九军团代理总指挥。
  由于从古北口入侵之敌不多,其后方更空虚,四月五日,第二师派出行动队到色树沟以手枪和手榴弹袭击敌人,打死敌骑兵军官一名,骑兵二十多名,并炸毁了敌汽车数辆。八十三师也派出行动队袭击古北口北街。四月十一日又破坏了偏桥至承洼的公路桥,几天内敌军汽车不能通过。日本报纸曾刊登说“中国军队在运用‘苦鲁已金’战术”。但是何应钦知道后,在电话上责备各师长说:“你们这样干,会引起敌军前进”。徐庭瑶也认为“各师行动队在敌后活动,是敌军猛攻南天门的原因之一”。
  四月十六日,敌飞机轰炸了第二师所在地石匣,十八日又轰炸了十七军所在地密云。二十日夜间,敌军一部由古北口一个姓李的汉奸(原任保长)带路,袭击我阵地左侧长城上的八道楼子,第二师守军一个连大部分伤亡。四月二十三日,正面敌人开始向南天门及其两侧进攻。
  八道楼子失守,第二师师长黄杰大为震惊令第六旅旅长罗奇率部反攻,反攻无效又派第四旅旅长郑洞国(第二师还有一个独立旅旅长钟斌在正面防守)率第八团并指挥第六旅之十一团继续反攻。由于敌军居高临下,我军反攻不下,屡遭伤亡。只好在当天夜间将接近八道楼子的阵地移到第二线。
  敌军侵占八道楼子后,乘有利地形,以陆空军及炮兵向南天门左侧阵地据点四一二高地猛攻,守军伤亡很大。奇怪的是徐庭瑶指挥的两个炮兵团和一个重迫击炮营,为何不轰击敌人侵占的八道楼子和攻四一二高地的敌军?我估计是他怕敌人报复。
  四月二十五日夜间,由刘戡的八十三师替换了第二师防守。这时二十五师在南天门右侧阵地防守,由于阵地工事构筑坚固,对面潮河河滩很深,敌人不易接近。八十三师在三天内被动挨打,伤亡了官兵三千多人。据说刘戡师长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伤亡了这么多人,极为悲愤,拔出自己的手枪企图自杀,被该师参谋长抢去了手枪,才自杀未遂。二十九日以后,敌虽停止了进攻,但仍以飞机、大炮向南天门第一线阵地和我军后方阵地轰击。
  五月十一日,敌人乘我第二师郑洞国旅增援八十三师时,猛攻我第一线阵地四零五高地,郑旅又伤亡很大。十二日敌军增加了进攻兵力全线猛攻,南天门第一线阵地终被敌突破。这时二十五师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还防守在第一线的西北,支持到十三日才撤退到后方六里的新阵地。从此十七军全部撤退到二、三线阵地。这时敌坦克部队很活耀,十四日,十七军又继续后撤。徐庭瑶指挥的炮兵损失殆尽。
  在敌人坦克部队越过石匣镇后,二十五师一四六团(新任团长郑明新,我是该团中校团附)奉命在石匣西南的南山口阻击敌坦克部队,该团第二营营长何斌因害怕坦克车,用自己的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何称是敌人打的,竞离开阵地,到后方医院养伤。全团官兵都知道何营长是“自伤”。
  军团总指挥徐庭瑶,于四月十四日命令二十六军肖之楚部队,进入九松山预备阵地,又令二十五师之一部担任石铁峪,五座楼之线的警戒,其余部队撤退到密云整理。十七日,又撤退到怀柔、顺义之线。八十三师奉何应钦命令担任北平城防,并构筑防御工事。第九集团军长城抗战,到此终结。将领们表面上说我们“还要继续坚强抵抗”,而内心却在等待着外交上的交涉。
  这时日本侵略军西义一第八师团已大部进关,兵临香河、通县,北平受到三面包围。北平军分会代理主任何应钦(蒋介石兼主任)在五月二十四日夜间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将北平军分会撤退到长辛店以南,北平防守任务,由第九军团总指挥徐庭瑶负责。在会上,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国民党亲日派他一直在暗地里和日方接触)提出他当天曾和在北平的日本武官接触,据说如果中国方面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停止向北平进攻,用外交方式结束这次战事。于是会议决定派军分会作战处长徐祖贻为军使(徐是日本陆大毕业,精通日语),于次日凌晨乘汽车由日本武官陪同出东直门到顺义县城外某村庄日军第八师团部所在地,与师团长西义一进行会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可能考虑到一口气吞下整个中国,还没把握,只要中国方面同意他们提出的苛刻条件,就可以暂停战。当天下午,徐祖贻回到北平,带回日方提出的三点意见。一是华军撤至延庆、昌平、顺义西南地区和通县、香河、宝抵、芦台以南地区;二是五日内日方派代表与华方讨论停战条款;三是谈判地点在日军占领地区内。何应钦派军分会参谋长黄绍雄于当天起程去庐山请示蒋介石,蒋早已知道了这些情况,并对黄绍雄说,已电告敬之(何应钦)同意派代表到日军占领地区内进行和平谈判。
  五月三十日,何应钦、黄郛受蒋令派参谋厅厅长熊斌(日本陆大毕业)到日军占领地塘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所谓“塘沽协定”。把祖国大好河山热河省、翼东各县继东北三省之后,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者组织敌伪政权!以蒋介石为首的日本留学生亲日派何应钦、黄郛等人,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败类。
  这次抗战,我军先后参战的有四十多万人,十倍于敌,又有长城天险,可最终还是失败,这是古今中外众败于寡的少有战例!这次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谈了不少,这里再谈几件事:一是当时参加抗战的将领,多数和蒋介石一样,没有诚意抵战,加以内部矛盾重重,多是想方设法谋取升官发财,想方设法保存自己的势力,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同仇敌忾。尔虞我诈,损人利已,损公肥私,成为公开秘密。二是有些将领封建思想浓厚,赏罚不公。如徐庭瑶重用安徽老乡,挂名中校团附的王起凡,根本没有参加作战,在古北之战结束后,竞升任七十三旅副旅长(不久又调升为商震部队少将政训主任)。关麟征也是重用陕西老乡;三是战场纪聿不严;如一四六团第二营营长在战场自伤下火线,我建议梁恺旅长给以惩罚,但他说这会损坏七十三旅的名誉,“家丑不可外扬”不同意,结果他伤愈后不敢回部,不知在何处混了几年。在抗日战争时,梁恺当了一九五师师长,何斌又为梁恺任用为某旅参谋主任,影响极坏。
  
作者:awossrn199 时间:2009-05-16 11:40:43
  值得思考
作者:qiaopgb199 时间:2009-05-16 11:41:48
  不顶不行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6 16:52:19
  六、抗日战争前夕
  (48)在教育大队长任内
  一九三三年夏,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败,何应钦、黄郛、蒋介石命令签订丧权辱国的“圹沽协定”。以后,隐居在泰山的爱国将军冯玉祥到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继续抗战,并收复了察北要地多伦及其以南两个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认为冯玉祥“捣乱成性”,破坏了国家“既定政策”。在同盟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等率领下收复多伦,正向热河西部前进时,蒋介石令何应钦派徐庭瑶十七军协同日伪军向抗日同盟军前后夹击。同盟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被迫出走,吉鸿昌到天津后被国民党特务伙同天津租界外国巡捕逮捕,并移送到北平监狱杀害。
  同年秋,二十五师驻北平安定门外北苑营房,师部驻北平城内下斜街一个有漂亮花园的大楼。副师长杜聿明要我筹办师教育大队,我写好了教育计划,修整好了房屋(北平安定门内靠近雍和宫的柏林寺)。在开学时,师长关麟征派他的亲信吴泽通任大队长,我任副职。我们两人都是现役中校团附,来教育大队工作是兼职,关麟征为了让吴泽通便于领导我,特许吴佩带上校领章。吴患三期肺结核病,不能工作,长期住医院疗养,他介绍一个姓邓的中尉常务副官来大队掌管经费开支,此人贪污成性,钱目不给我看,使我在教育事务工作上深感困难。两个月后,吴泽通病故,我接替大队长职务,邓副官辞职。我追查他的贪污行为,查到他贪污的钱已交给吴泽通。由于师长关麟征袒护吴泽通,也就没深究。
  教育大队,下属三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机关枪、迫击炮)中队,共五百人,主要任务是轮训现役班、排长,以提高他们的军事知识和指挥作战能力。前后共办了三期,每期四个月。在第一期开学时,北平军分会政训主任曾扩情派他的四川同乡王铮(即古北口作战前请长假离团的额外少校团附,解放战争时任某兵团少将政训主任,后来被我解放军俘虏现在下落不明)来大队任少校政治教官。在他上政治课时,我曾旁听,他向学员灌输“四维八德”封建思想。说什么:“我国受帝国主义者的欺负是由于人心不齐和内乱引起的”。说什么“我们的领袖(蒋介石)英明地提出让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须实行新生活,恢复旧道德”。这样的政治教育,我当时非常怀疑。再加上我几年来深切地感到封建思想在军队中的危害,使许多军务工作无法办好,思想上很苦闷。由于我在南京军校两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在军事知识上自认为有些进步,加以杜聿明对我的器重,使我多年来的自卑感逐渐消除。但是祖国危亡,中华民族受辱,内心感到十分担忧!好在教育大队住在北平城内,我经常抽空到图书馆借阅书报刊杂志,寻求精神弥补。
  我阅读过冯友兰写的《一种人生观》,梁启超文集《饮冰室》,订阅了胡适主篇的《独立评论》。我还读过《科学与人生观》,这两本书是陈独秀、丁江、张君励等人在一九二零年前后写的文章,是我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表现。书的编者把陈独秀的文章列在第一篇,因为他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时很难看到这样观点的文章。我还读过日本人渡边秀芳著高明译的《中国国民性纶》,大意是说,中国人受了孔、孟、儒家学说的影响,同时又接受了老子、庄子道家学说,因而信天命,重孝道、敬鬼神,保守自私,好文弱的和平等等。并列举了从古到今许多例子作证明,对我国人民极尽侮辱之能等。如说中国人迷信神鬼到了顾死不顾生的地步,普通人家死了父母,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给死者买付八个人抬的棺材。还说有名的《水浒》上有个西门庆,为了想娶潘金莲,许了王婆一具好棺材,结果王婆和潘金莲终于毒死了武大郎。又说,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封锁了俄国海军的后勤,补给钱而中国人却“见利忘义”,冒着生命危险,向俄国海军高价出卖食物,当日本海军捕获了他们时,他们跪地求饶,最后知道也不免于死,又归罪于天命等等。把我国人民形容的一钱不值。书中说,日本人也接受了中国儒家学说,如忠君、孝亲,但摒弃了道家的保守自私,所以培养成“武士道”精神。由于日本人接受了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所以才有“明治维新”。这本书主要发是鼓励日本军阀武装侵略我国,让日本人民觉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不堪一击的,是可以在几个月内征服的。这个日本人渡边秀芳,虽然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位置颠倒了,但他的文章也揭露了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华民族,由于遭受了长期的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而显露出来的精神弱点。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对我刺激很深。我一直认为这个日本人是我一个很好的反面老师。
  我还同情过提倡“平民教育”,“实业救国”的梁濑溟、晏阳初等人办的《乡村建设》。并想请几天假亲自到山东邹县,河北定县去参观他们的实验县。
  一九三四年秋,天津“大公报”刊登了虚作孚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改造中国之困难,及其必循之道路”。文章大意是说,我国公共事业所以办不好,主要是人们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只要提倡科学,发扬民主,则一切事情都好办。并举出他在四川办“民生实业公司”和合川农场作例证。这篇文章,我读后极感兴趣,曾把它剪下来保存了一个时期。这些都说明了我当时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反共、反人民、反进步的法西斯封建统治是感到不满的。然而,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提出的民主是真正民主吗?“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制下可能吗?科学是否能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我当时是认识不清的。但是这些书报杂志上的文章,都充满了爱国情感,在当时对我是有很大帮助的。
  一九三四年,是蒋介石的宗旨是“保外必先安内”,安内必须“剿共”,必须“恢复旧道德”,必须“实行新生活”等,也是最喧闹的一年。他调集几十万大军“剿共”,还令驻在华北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各抽掉一个旅到江西,增强他的“剿共”军事实力;在庐山轮训少校以上军官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和教授,让这些人都成为蒋校长的学生,都成为他的忠实信徒。他还利用金钱收买的手段,给这些去庐山受训者十倍以上实际开支的旅费。我们教育大队的郝飘文受训回来后,向我谈了很多情况我深为不满,在轮到我去受训时,我以教育工作繁忙,向关麟征、杜聿明要求不去,他们同意了。但杜聿明给了我几本书要我熟读,其中有《大学钟庸》、《纪效新篇》、《曾胡治兵语录》、《曾文正公家书》等。他说,这几本书一定要读好、读熟,以后你当团长时,校长(蒋介石)要召见,要当面考试,因为当时有这样的规定(抗日战争开始时取消了这一规定)。我对这几本书看了几页,不合口味,就“束之高阁”了,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我肯定当不上团长。
  这年秋末冬初,宋美玲到北平推行新生活运动,她头上挽鬓,带着耳环,满脸脂粉,涂上口红,身穿旗袍,足蹬高跟鞋。有人说她的打扮是中西合璧,活像妖怪。但从这时起,北平有些女学生竟然向她学习,剪了鬓装上假鬓,家庭妇女都学着带上耳环。当时北平大街小巷到处贴着实行新生活的标语。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6 17:07:18
  (49)办学生军训
  这年冬天,教育大队已办了三期全师现役班、排长轮训完毕,何应钦又令二十五师在柏林寺办了个“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副师长杜聿明任班主任,要我当他的助手。这个军训班有两百多名大学生参加,名义上是说增强大学生的爱国思想和军事知识,实际上是为了“安内”。这时杜聿明刚从庐山受训回部,本着蒋介石的意旨,大讲“四维八德”经常使用我计划的军训时间。并先后邀请在庐山受过训的大学校长和名人学者来班讲课,把封建理论有系统的向学生灌输。同时还要求学生严守军事纪聿,做实行新生活的模范。有一天,杜聿明请来他的陕西老乡天津大公报的负责人张季挛讲演,主题是实行新生活的重要性。这位报人讲的没有涉及到旧道德,学生们很高兴。在快要下课时,忽闻到课堂里有大便臭味,原来是有个学生要解大便,没请假上厕所,拉在裤子里。杜聿明当场表扬这个学生听课用心,全堂哄笑。杜又批评哄笑的学生破坏了课堂纪聿。
  这时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军队、学校,规定每天早晨要举行“早会”,由领导人作“精神讲话”。杜聿明是班主任,又住在柏林寺,所以每天由他讲。他认为我也是军训负责人,也应该登台讲话,我再三推辞。有一天早会,他说他嗓子痛,一定要我讲,可是我上台讲了十多分钟,他认为不合他的口味,散会后,他轻声对我说:“你讲的偏左了”。其实,我也只讲了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粗浅知识。自后我就再不上台讲话了。
  蒋介石在庐山办的轮训班,不仅是训练了少校以上军官,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和教授,同时还训练了大批特务,派到全国各大、中学校充当“军训教官”。目的是扩大全国学校的特务组织,严格控制大、中学校学生的思想。这样做了他还不满足,又在全国创办“高中一年级学生集训总队”。
  一九三五年春,二十五师奉命在北平德胜门外黄寺大楼办了个“北平市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师长关麟征兼任主任,副师长杜聿明和一个北平市军训总教官白某兼任副主任。由杜聿明住在黄寺负责,杜又把我拉去任军训总队附,掌管军事教育。总队下分五个大队,共十五个中队,受训学生近两千人。大队长由二十五师中级军官兼任,中队长由各学校带队来的军训教官担任。名为军训,实则是政治教育为主。学生每听完一次政治课,都要分组讨论,有时也由中队长出题讨论。
  在开学的当天,北平军分会政训主任曾扩情讲话,主要是讲“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讨论时,有个学生独持异议,该队中队长把这事报告了总队部,关麟征命令扣押了这个学生。几天后,关召集全总队开大会,把这个学生拉上台,宣布这个学生是共产党派来的,送宪兵团关押。
  这时的北平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儿)和各系统的特务,横行霸道,到处抓人。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监狱关满了中共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二十五师一四五团第二营营长赵永善,文书王正心,因有一个姓高的上尉参谋(陕西人外号高歪嘴)向关麟征密告说赵和王是中共地下党员,未经审讯清楚,关就下令把这两人枪毙了。一九四七年,我起义进到解放区后,去齐齐哈尔“解放军官团”讲话时会见了被我解放军在辽东俘虏的二十五师副师长贾培德。在谈话中他告诉我说,关麟征枪毙赵永善时,怀疑我也是中共地下党员。贾培德是关麟征读中学时的老师,那时在关师一四五团当连长,经常接近关,所以他知道这件事。一九六四年夏杜聿明来南昌观光,曾和我谈过一席话。据他说,“由于王正心(陕北绥德人,毕业于绥德师范,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教育大队学习时,常和你接近,关麟征怀疑你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要关押你,你当时正在帮助我办学生军训,我主张先派人查清楚,待查清后再关押。后来查明,你和赵、王案件毫无关系,你在北平也没有进步的朋友,因而可免。”我说,“谢谢你救了我,否则我还不知要坐多长时间的监狱。”
  蒋介石采取上述一系列反共、倒退的反动措施,满以为合乎日本侵略者的口味,可以减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挑衅,缓和一下华北的局势。但日本侵略者看透了蒋介石的底,得寸进尺。就在这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向何应钦提出要求,如撤消北平军分会,要国民党中央军撤离华北等等,逼着何应钦签订了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在这个卖国条约签订的前夕,何应钦召集有关党政军负责人开会,杜聿明参加了。他回来对我说:“这次会上有些人认为日本侵略者太欺负人了,不主张撤退,但何应钦说,委员长(蒋介石)有命令不能打仗,要忍辱负重撤退。”杜又说,当时到会的人有不少流了眼泪,他也没有例外。
  “何梅协定”签订后,“北平市中学生集训总队”要立即解散(第二师在保定办的学生集训总队也同时解散),关麟征在集合学生讲话时,宣布学生各回学校学习,全场两千多人嚎啕大哭。事后有人议论说,日本侵略军又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今后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捣乱”,中国是不会亡国的。但也有人说,民族感情是可贵的,不过有些人特别是有地位、有权力的人,遇到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有矛盾时,竟忘记了民族利益,甚至出卖民族利益,这样的人古今中外都有。当时我听到这些话还不够理解,后来事实证明,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汪精卫在年轻时企图刺死清王朝末期的摄政王载丰,未遂而坐牢。他在狱中写绝命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决,不负少年头。”可说是充满了民族感情,汪精卫能说会道,。我在广州和南京多次听过他的讲演,他口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很坚决。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期,竟跑到南京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做了汉奸。
  蒋介石对学生进步思想的控制,没有阻止住历史的进展。北平大、中学校受过军训的学生,有不少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年冬天发生了有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并有不少学生先后到延安,成了抗日战争中的骨干。一九四七年我起义进到解放区时,就见到了几位曾在大学生寒假军训班和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学习过的学生。一九四八年春,我带的起义部队扩编为翼、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时,十七团团政委赵凡夫就是集训总队的学生(赵曾任江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现已离休)。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6 20:37:17
  (50)任旅、师参谋主任
  “何梅协定”签订后,二十五师南撤到河南洛阳,我调任七十三旅参谋主任。一九三六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到山西,准备北上抗日。蒋介石令陈诚率领几个所为“中央嫡系部队”的新装备师到山西,其中有二十五师。同年夏天,红军主力从山西撤退回陕北,在山西大宁附近,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与红军渡河的掩护部队接触,该旅伤亡不小。关麟征吹牛说是打了大胜仗。红军撤离山西,他说成是他指挥七十五旅打“跑”的。几天后,他在晋西汾阳召集全师营长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七十三旅,说该旅行动慢,协同不力,否则红军不会“逃走”。听训的七十三旅营长以上军官低头不语。他表扬七十五旅不仅打共军英勇善战,在古北口抗日也是“英勇顽强”的。其实,在古北口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时,是七十五旅首先溃退的。杜聿明副师长最清楚。但杜已去南京机械化学校学习,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本来两旅就不和睦,关麟征这次讲话是火上加油。后来实践证明,在抗战争中,七十五旅屡次溃败,因为关麟征、张耀明的陕西老乡,多在七十五旅任职,其中有些人既无能,又骄傲,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同年七月,两广反蒋。关师集中河南信阳,准备开广西讨伐李宗仁。这时关麟征赶走了他的师参谋长(广东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姓名记不清了),提升师参谋主任姚国俊(陕西人黄埔军校四期陆大某期毕业)为师参谋长,并准备提升七十五旅参谋主任刘世为师参谋主任,刘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陕西人,来该旅工作不久,许多人不认识。当这一消息传出后,七十三旅的军官纷纷议论说:师部各处主任都是师长,副师长和参谋长的陕西老乡,成了“陕西会馆”,不久的将来,全师军官全都会换成清一色的陕西人,我们非陕西籍的军官赶快打好背包准备走吧。关麟征听到了这些议论,觉的提升刘世不妥,他考虑了十多天,终于决定提升我这个湖南人任师参谋主任。我到职后,关送给我一个德造望远镜,一匹栗色骏马(是杨虎城送给他的),一支德造小手枪。谁都知道,这是关麟征在拉拢我。
  同年八月,两广问题,“和平解决”,蒋介石遂全力以赴向陕、甘、宁边区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剿”。蒋自任“剿匪总司令”,以张学良副之。九月,蒋介石令关麟征率领二十五师由河南信阳开陕西宝鸡,继而进驻甘肃天水,并指挥四十九师李及兰部队。这时胡宗南也指挥着两个师由四川西北部进到甘肃。这两支“中央嫡系部队”,名义上是归张学良指挥,实际上这两支部队的行动都要请示蒋介石。
  十月中旬,陕甘边区工农红军之一部,在甘肃靖远县附近西渡黄河,蒋介石令关麟征率部抢占靖远,与渡河红军之掩护部队接触。当天蒋军飞机向关纵投信带,告诉关说:“靖远附近的打拉池有红军大部队集结,贵纵队切不可孤军进入”。投信人叫左纪章。这天李及兰师进驻郭城镇,关师进到靖远县城,如果打拉池的红军向靖远围攻,这个所谓新装备师,很可能被消灭。
  这时日本侵略军与蒙奸德王、李守信等叛国部队勾结,正在向内蒙进犯,贺兰山西面的内蒙阿拉善旗(今巴彦浩特)亲王达理扎雅允许日军在定远营修建飞机场。蒋介石令关麟征将李及兰师交胡宗南指挥,由关亲率二十五师经宁夏越贺兰山进驻阿拉善意旗的定远营。当时杜聿明已由南京机械化学校回部,蒋介介石又令杜率七十五旅前往内蒙西部的额济纳旗。由于塞外天气寒冷,杜聿明到宁夏省城(今银川市)筹备寒衣,接着又发生了“西安事变”,七十五旅未去成。
  关师进驻阿拉善旗后,关麟征一直住在宁夏省城,吃喝玩乐,流连忘返。他与宁夏统治者马鸿逵结拜为盟兄弟。“西安事变”,何应钦电令关师火速向西安靠拢,归胡宗南指挥。到宁夏中宁附近等他回部。在部队到达中宁后两天,他回部了,但他“按兵不动”。当时有谣传说关与甘、宁、青马家统治者订有密约,坐观“西安事变”的成败。
  有一天深夜,译电秘书拿着胡宗南发来的急电给我,内容主要是令关师速向西安靠拢,报尾有“雨东,雨东,何去何从(雨东是关的另号)”。我拿着电报送给关看,他看后流泪。并说:胡宗南对他有误会。他要我立即与师参谋长姚国俊研究行军计划,令部队第二天行动。我当时想到他因胡电而流泪,是感情激动,也是他归胡宗南指挥,内心不服。他曾流露过“胡宗南私心很重,胆小怕死,胡之所以升官快,是因为胡是校长(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关麟征二十一岁当团长,二十四岁当旅长,二十六岁当师长,真是一帆风顺。他自认为他比胡的资格老,能力强。
  本来由中宁经同心城、因原、平凉,直趋西安附近只要十天左右,即可到达,但因固原、平凉均有红军驻守,关师只好经海原、静宁、张家川,到陕西旧县、咸阳。
  在关师到达旧县的前两天,中国共产党本着团结救国的精神,已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了蒋介石。二十五师全师官兵得到这个好消息后,都感到十分高兴,认为我们从此不会再打内战了。在家欢欢乐乐过一九三七年元旦佳节。
  我这次随军在陕、甘、宁三省地区,到了不少国民党统治区的穷乡僻垠,亲眼看到这些地方的劳动人民所遭受到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造成生产上的落后,生活上的苦难!这些地方多半是黄河支流渭、洛水系的上游,是我国汉、回民族的发祥地。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森林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到处是深沟,田地破碎,旱地上种小米、玉米,亩产不到百斤。人、畜饮水特别困难,居住在此的人家要挖旱井,等到冬天下雪,把雪倾倒旱井内让雪化成水后再取用。人们说,宁可给你一升粮,不能给你一勺水。可见水的宝贵。其实,粮食更宝贵,因为雨水少,又缺肥,粮食产量低。人们的衣着也十分困难,冬天穿一件破羊皮衣,夏天赤脚,穿鞋袜的很少,男女老少都赤脚。而统治者不管人民死活,长期横征暴欲,穷夸极欲,尽情享乐。
  在国民党军队里,官兵关系也十分恶劣。记得二十五师由张家川到陇县,要越过关山,山高路陡,士兵身背子弹二百发,加上手榴弹、步枪、米袋、军毯等共计五十多斤,爬山会十分吃力。在前两天我建议减轻士兵负担,把米袋和子弹减半用车运、马驮,关麟征却不同意。他长期以来用车、马代替运输队,运机关物件和军官们的行李。师和团的输送连编制缺着,饷项给私人装进腰包。在这种情况下,我曾向杜聿明副师长透露不平之感,但他只是苦笑而不作答。特别使我记忆犹新的是:关麟征和杜聿明爱讲封建迷信故事,有时还弄几个铜钱卜卦,我当然不信这一套。在陇县休息时,他们大讲特讲,我顶撞了他们几句,杜聿明笑着指我的鼻子说:“韩主任的鼻子有点向左边歪。”我大吃一惊(一九六四年杜来南昌观光,在和我交谈中他还记得这件事)。原来他们说神道鬼,算命看相,并不是缺乏科学知识,而是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用封建迷信麻醉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政治的神话与经济的现实》这本书,很说明这一问题。
  一九三七年春,关师由陇县驻甘肃泾川县城,派出一四九团(团长覃异之)驻西峰镇,不久,由一五0团徐幼常营去西峰接替。当时西峰镇还驻有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之一部,军团负责人程子华派了一位联络员到泾川。师长关麟征常住在西安,付师长杜聿明已去南京帮助徐庭瑶建立机械化部队,师参谋长姚国俊要我同师政训主任黄微泮(江西萍乡人黄埔二期毕业,中共叛徒)接待这位联络员。我们和这位联络员谈话近两小时。他态度很好,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很清楚,对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以及抗日必胜的道理,讲得很诚恳。听了他的谈话后,我深深地感到我是一个腐败落后、封建统治者的帮凶。但是在当时情况下,我又没有办法和勇气决心离开。
  我上面的这一段回忆,是本着尊重历史,才能忠实于历史的观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句话,是值得我深思的。王首道同志有几句话阐述的很好。他说:“昨天、今天和明天,是时间的延续,是分割不开的,不了解昨天,就不能全面地理解今天,更无法正确地预见明天。”这就是“观今宣鉴古,鉴古而知今”道理的延伸。所以,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回忆我曾经接触过的人和经历过的事。
  
作者:500018 时间:2009-05-16 21:5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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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7 10:37:02
  七、如此抗战
  (51)西安事变(有删节)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蒋介石被东北军扣押于西安,即我国近代史上起到转折作用的“西安事变”。
  这次事变,可以说是我国进行抗日战争的“催化剂”。在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等”八项救国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同志到西安,进行和平谈判,并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这次“西安事变”是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并让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经过十多天的谈判,蒋介石终于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条件。这一方面是由于全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气势高涨的压力,很多国民党军队对“让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抵制,另方面也是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在中国的横行霸道,有损他们在华利益,态度有了新的变化的结果。而这种变化又有利于蒋、宋、孔、陈四大家庭的利益。所以宋子文在事变中奔走呼吁和平解决。
  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为找回自己的面子,扣押了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并又重唱他的“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老调。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行动更加频繁,全国军民要求抗日的压力更大。是屈服投降,还是用兵抵抗?这个紧迫而又严重的问题,摆在蒋介石面前。他的谋士们献计献策,孔祥熙就提出:“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意思是说,日本武装侵略我国,势必损害英、美在华利益,他们之间总会发生冲突,我们就可参战,最好是“观战”。张群说:“和必乱,战必败,败而后和”。意思是说,在全国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高潮中,再屈辱求和,热血势必引起国内大乱,不如在日寇武装侵略我国时采取消极抵抗的态度,战败而后求和。蒋介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七七”事变以后,他一直采取消极抵抗的国策,不敢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并借用敌军之手消灭异己的所谓“杂牌部队”,准备在战败后屈服求和,实现他建立法西斯封建王朝的梦想。
  (52)“七七”事变(有删节)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平津驻屯军河边正三旅团所部一个中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学习,借口走失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卢沟桥东北端宛平县城搜查,当时守城部队是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吉鸿昌的侄儿)团,不同意日军深夜进城,遂致发生冲突。这时宋哲元正在山东朱陵县原籍给父亲修墓,接到二十九军与日军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的电告后,回到北平。宋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二十九军军长,蒋介石电令他不抵抗,要他“设法使局势和缓下来”。七月十八日,宋哲元到天津与日寇师团长香月清司会晤,表面上对卢沟桥事件双方“表示歉意”,实际上是宋哲元奉蒋介石命令向日寇求和。
  七月十九日,宋哲元由天津回北平,即到南苑解散“二十九军军官训练所”,又到西苑解散“北平市学生集训总队”,被解散的军官和学生向宋哲元长跪,要求对日抗战,逼的宋哲元没办法,只好说:“我是奉命行事,我个人没主意,希望你们不要当我是汉奸”。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就通电全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我国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摆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抵抗,才是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打击,并立即准备应付新的事变。全国上下应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七月九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说:“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可再有疏失。“要求蒋介石”本御侮抗战敌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并提出:“红军将士愿作抗日先锋。”蒋介石这时正在庐山避暑,面对强敌入侵,他始终不相信我国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把希望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悬崖勒马”以及“国联援助”上。七月十七日,他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无论何人皆有守土之责任”。但是他只给人民以守土抗战的责任,不给人民以守土抗战的权利。他既不发动和组织全民抗战,又不团结、教育广大人民,而是害怕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他独裁、专制的封建法西斯王朝。
  七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北平南郊我国兵营南苑,炸死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三十七师师长赵登禹,以及数以千计的官兵!二十八日北平沦陷,三十日天津被侵占,华北局势,从此日益恶化。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和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语论压力下,才不得不勉强做出“抗战”的决定。
  七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中说:“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同日,他释放了沈钧儒、沙千里等七君子出狱,并开始释放政治犯。这一方面表示出蒋介石要抗日,但另方面他又派外交部亚州司长高忠武到上海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谈判和平解决华北问题。
  (53)华北战场敌我概况(有删节)
  这时日本侵略军除已在平津附近的香月、矶谷两个师团、在翼察边境的坂垣师团外,又先后调来三个师团和特种兵部队,共约十万人左右。我军宋哲元部原来的四个师、五个独立旅,已扩编为三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队共约十四万人,称为第一集团军,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防地是津浦铁路北以及永定河南岸东所地区,总司令部在河涧县。刘峙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孙连仲、孔炳勋、曾万锤、冯钦哉、关麟征等部队,共约十七万人,防地是平汉铁路北所涿州至保定及其左右两侧地区,总部在保定。这两个集团军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将由蒋介石自兼。阎錫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全部晋绥军及高桂滋、部立煌、汤恩伯等部队,共约二十万人,防地是自南口向西沿平绥铁路线至张家口及其以南地区。也就是说,华北战场上的我军,共有五十一万人。
  上述敌我兵力的对比是一比五。而敌人师出无名,失道寡助,又是在异国作战,情报、补给其困难很多,条件远不如我。特别是华北地区,西部多山,东部多河流,敌军的机械化部队也不能显示其优越性。在这样易守难攻的情况下,如果蒋介石,阎锡山、刘峙等人稍有抗战诚意,有保卫民族、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发动和组织当地人民群众,军民合作,共御外侮,以一部份军队坚守阵地,主力用以打击敌之侧背,这个战役是可以取胜的,至少也不会失败得那样快,那样惨!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7 10:49:48
  (54)保定附近漕河之战
  八月初,蒋介石令他的嫡系部队二十五师,由陕西咸阳乘火车到津浦铁路线上的沧州。而后又徒步西行到保定,到达后,师长关麟征,升任五十二军军长,下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我由二十五师参谋主任调任该师七十三旅(旅长戴安澜)一四五团团长。刘峙在保定召集了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开会本着蒋介石的战略方针,决定的战术是“节节布防,节节抵抗”。实际上是“节节被动挨打”。不让部队出击。
  五十二军的防守阵地,是保定西北郊漕河南岸。我团在漕河南岸大不留村及其两侧。那里地形开阔,阵地前沿是漕河,河两岸是望不到边际的小米、高粱地,高粱长得比人高,因而开阔地又是隐蔽地,敌人很容易接近漕河北岸。部队日夜修筑工事,一般说,阵地是能够坚守的。
  由于政工人员不做政治宣传工作,为什么要抗战,抗战的前途如何?官兵们都不知道。战地广大群众,也无人负责组织教育,大部分逃走。更谈不上军民合作。
  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华北战场敌军也开始南犯。八月二十五日,我第二战区的张家口、怀来沦陷;二十六日,南口、居庸关失守;九月八日,天镇、阳高沦陷,十一日广灵失守;十三日,大同、阳原、蔚县、来源沦陷。第一战区的固安,九月十三日沦陷,涿州、琉璃河十六日沦陷,定兴、徐水二十一沦陷;二十三日津浦铁路线上的沧州沦陷。
  沿平汉铁路南犯敌军川岸师团,在九月二十一日侵占徐水县城的当天,矛头指向保定,五十二军首当其冲。敌飞机不断侦察、扫射、轰炸保定及五十二军阵地。二十二日天亮后,敌以飞机、大炮掩护步兵向我团和我团左翼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之一四九团猛攻,我团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大部分被敌炮击毁。中午前后,约有三百多敌人徒涉漕河,向我第一营阵地猛攻,我团中校团附霍锦棠,一营营长陈仪章负重伤,连、排长和士兵伤亡两百多人!但因我团平射炮、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烈射击,官兵用手榴弹猛炸,接近阵地的敌人,死守阵地,我团当面渡河之敌大部被消灭,少数向后逃跑。随后敌又增加兵力渡河攻我左翼之一四九团阵地,该团第三营营长徐克良是军长、师长的陕西老乡,平日骄傲,打仗怕死,他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向后溃退。覃团长令第二营增援,这个营的营长李正谊也是军、师长的亲信老乡,有所恃而无恐,随着徐营向后溃退,因而一四九团阵地被敌突破。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由左右夺去了他的手枪,伤而未死。在渡河之敌侵战覃团阵地后,我团左翼受敌侧击,我第三营伤亡残重,该营营长颜受延用电话向我要求缩短左翼阵地,向右翼第一营转移,我坚决不同意,我带着第二营之两个连和团属特务排增援第三营,坚守原有阵地,虽又有严重伤亡,但全团阵地始终完整,寸土未丢失。
  令人气愤的是军、师都有预备队不增援覃团,致使覃团溃退,并让敌人继续渡河,使我团左侧受到严重侧击,全团伤亡官兵近半!
  这天夜晚,南渡漕河之敌,约有二千人左右。二十五师后面五里地有王均的部队和满城县城东南面赵寿山的部队。如果刘峙、关麟征等人,稍有民族气节,稍有守土责任感,这股渡漕河南犯的敌人,当天夜晚是完全可以消灭的。否则也可以在第二天消灭它。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平汉铁路东侧的漕河南岸守军阵地,又被敌人突破,冯钦哉的部队也放弃了满城县城,于是刘峙首先离开保定,向南逃跑。五十二军奉命于二十三日深夜撤退,从此十多万大军像脱缰之马,向南狂奔,保定不要了,定县、新乐、正定等城市不要了,平汉铁路两侧大片地区都不要了!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四日保定沦陷。二十八日,定县、新乐沦陷。当时华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华北劳动人民,从此蒙受着严重灾难!
  在保定沦陷的第二天,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与敌短兵相接,用手榴弹和剌刀杀敌,大打胜仗,消灭敌军坂垣师团两千多人,缴获大量军用骡马、大车和弹药等军用物资。可是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却被蒋介石封锁了,国民党军队和全国人民都不知道。
  滹沦河南岸自安平经晋县到平山之线,筑有较坚固的国防工事,准备保卫石家庄。然而刘峙没有再抵抗南侵敌人的打算。五十二军一直退到河南彰德(今安阳市)、新乡一带,在南渡唐河、滹沱河时还淹死了不少官兵。孙连仲、曾万钟(王均)、冯钦哉、赵寿山等部队退入山西,以致石家庄于十月四日沦陷。
  (55)观台附近漳河之战
  敌军川岸师团侵占石家庄后,以一部沿平汉路南进,主力绕过娘子关侵犯山西,企图与北路进犯忻口之敌会攻太原。南侵之敌则在几天内就侵占了顺德(今邢台市)、邯鄣、磁县,未遇到任何抵抗,真是“如入无人之境”。
  十月中旬,侵占磁县之敌分出一部向西侵入彭城镇,准备在六河沟(观台)附近南渡漳河,侵占林县、鹤壁,与在磁县之敌会攻彰德、新乡。五十二军奉命转向六河附近漳河南岸筑阵防守。十月十九日该军到达目的地。二十五师于十月二十日凌晨进入漳河南岸阵地,这时由彭城镇南犯之敌步兵约五百人已到漳河北岸,并正在徒涉漳河。由于二十五师七十五旅抵抗不力,又不抡筑工事,该旅之一五零团竟被渡河之敌冲垮,团长曾谦阵亡!全团溃退。当时七十三旅的官兵,纷纷议论说:“七十五旅是豆腐旅。”
  我团由于在漕河战斗中伤亡近半,原作为师预备队,位于七十五旅之后约千米的村庄,这时奉命增援七十五旅。我率部跑步赶到第一线,令第一营冲上去抢占了曾团放弃的两个小山包。令二、三两营占领第二线阵地,支援第一营,并阻止敌人后续部队渡河。
  上午九时左右,敌飞机、大炮向我纵深阵地猛烈轰击,我右翼一四六团下面,又有约三百多敌步兵渡河登陆南犯,该团团长郑明新负轻伤(有人说他是自伤)阵地被突破。我令第二营支援,营长谢蔚云负重伤。七十五旅之一四九团(团长刘亚懋)也有重大伤亡。好在我团第一营坚强守住了两个小山包,该营营长和第二连连长英勇牺牲!这天敌我相持到黄昏以后,渡河之敌最多是一千人左右。张耀明师长和七十二旅旅长戴安澜,到我团指挥所,我建议集中我师全部力量,一定要在当夜解决渡河之敌。但是张耀明不同意,他说:“军长已准备抽调第二师之一个旅支援我师,等到达后再决定。”
  当天深夜,关麟征命令全军撤退。这样消极抗战,被动挨打,徒遭伤亡,实在令人气愤。十月二十一日拂晓前,南渡漳河之敌,全部撤退到漳河北岸,我估计是由于敌孤军深入,又没有后续力量。
  这次漳河战斗,敌军人数少,时间仅一昼夜,二十五师竟伤亡两千多人。我团少校团附钟湘涛负重伤,伤亡营长以下官兵三百多人。关麟征却大吹牛皮说是五十二军在漳河打了一个大“胜仗”(其实上是打了大败仗)。说是“国军在漳河消灭南渡之敌数千人,残敌向北岸逃窜”等等,武汉国民党报纸在头版上刊登了这一消息。
  二十五师经过漕河、漳河两次战斗,全师伤亡四千多人,需要补充整理。关麟征、张耀明找我和戴安澜旅长到军部谈话,一见面,关就说,“你们很辛苦”。接着说,“七十三旅在这两次作战中都很坚强、英勇,今后还要发扬光大” 又说:“雪庵 (我的别号 )这个团伤亡最大,人数最少,急需补充整理,已电告洛阳师管区给你补充,你立即将剩下的士兵拨补到其他团,带着剩下的班干部、排、连、营长去洛阳,按团的编制接收官兵,训练两至三个月,再回前方打胜仗。”戴旅长说:“这样不好,应该把这两次作战不力的团拨散。”可是关坚持己见,还是要反其道而行之。
  第二天,我含着眼泪将六百多名经过战斗磨练的老兵(我团原有官兵两千伍百多人,这时只剩下一千一百多人),全拨给其他团。我带着,刚由第六连连长升任第二营营长的奚濯之,刚由第九连连长升任第三营营长的何培德(原三营营长颜受建已升任师部中校参谋)和刚调整好的半数连、排长,仅剩三分之二的班长和勤杂人员共四百多人,到洛阳接收新兵。
作者:彰德邺下客 时间:2009-05-17 10:58:16
  来过彰德??
作者:炎黄一子 时间:2009-05-17 17:22:25
  
  民间语文?珍贵!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7 17:54:03
  有人看就成,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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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要打好仗,必须练好兵
  在蒋介石嫡部队当团长,人们都认为是“发财致富”的好差事,特别是在部队行军、作战时,伙费、侦察费、草鞋费、这费那费都可“揩油”,“吃空缺”是公开的秘密。我调任一四五团团长时,团政训主任余陶(湖南来阳人黄埔六期毕业)对我说,当团长的办法,是把团的经费收支包给军需主任赵乃杰负责,团长每月支用六佰元。我说,这样不好,请你对赵主任说,我只拿月薪一百二十元,特别办公费五十元(国民党官员贪污成风为了“养廉”文官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规定有“津贴”,名之曰“特别办公费”),多出的钱要上交,或留团作公用,收支钱目,一定要给我看,以便我和军需主任共同负责。余对赵说后,赵很不高兴。他对我说,经费上交,会影响到其他几个团,团内存公款,上级也不允许,只能少报少领。赵为什么不高兴?因为实报实领,他不能“揩油”。我为什么要这样办?因为我从当排长起直到当师参谋主任,深深感到蒋介石嫡系部队中有经济权的主管官与副职、幕僚人员的经济收入太悬殊,因而常闹不团结。团长拿的钱比团附多几倍,师长比副师长、参谋长多几十倍,这怎么能同心同德练好兵、打好仗呢?蒋介石嫡系部队,之所以没有战斗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经济不公开,贪污腐化,打仗怕死,却是主要的。这是历史事实,是实践证明了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我在洛阳军分校要来了二十多名下级军官,补充了连、排长缺额,但还缺第一营营长,两个团附,我多次要求上级委派,没得到解决,台儿庄附近作战时,上级才从七十五旅派来雷某任第一营营长,两个团附却一直缺着。洛阳师管区给我二千二百多名新兵,我按当时团的编制,编成三个营,每营四个连(其中重机枪一个连,团直属捷克造苏罗通小炮(能高射打飞机平射打坦克)一个连,通讯、警卫各一排,八二迫击炮一个连。分驻洛阳城东北郊几个大村庄开始训练。
  我接收的新兵,全是豫西各县人,有抓来的,有比较富裕人家出钱代替的,有近百人抽大烟,逃风很严重。我采取了一些办法,如:将抽大烟的集中戒烟,并让他们吃好一些的饭菜;将新兵的伙食尾子(每月一元多)和月饷给他们寄回家,并在油印的信上慰问他们的家属;发动驻地群众给新兵做军鞋,写慰问信,开慰问会;同时让新兵抽时间帮群众做农活,搞卫生;自我以下军官和新兵吃同样的饭菜,穿同样的军服;我同政训主任余陶经常给新兵上政治课,讲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抗战,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的道理。
  在两个多月的训练中,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很好,全团官兵生气勃勃,学习热气腾腾。特别是新兵和家属不断通信互相慰勉,团部又掌握了他们的家庭情况和地址,他们逃跑有顾虑,减少了逃兵。
  在军事训练上,着重锻炼射击、投弹、刺杀、工事构筑、夜间演习、野外勤务等项目。训练时间虽不长,但从效果上看,是比较好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上旬,二十五师南渡黄河到平汉铁路线上的漯河整训,我团由洛阳移驻漯河,归还建制。在漯河,我又抓紧时间训练了近一个月。师部办军邮的负责人问我:“你们团的来往信件,怎么比其他团多几信?”我把我采取的办法告诉了他。他认为这个办法很好。但同时也有“好心人”对我说:“你练兵是采用共产党八路军的练兵方法,有人在议论,你要注意。”我说:你好心提出的意见,我理解。不过,我们练兵是为了打仗,是为了战胜强敌日本侵略军。不练好兵,就不能打好仗。我们应该把兵练到能攻、能守,特别是要练到不怕敌人而恨敌人,不想些办法,难以达到目的。我又说:“我没当过共产党,也没当过红军,我这些办法未必与共产党、八路军练兵相同。我听说过冯玉祥的练兵方法,在长城抗战时,他的旧部在喜峰口就打过大胜仗,我是在向他学习。”(这时冯玉祥已放弃隐居生活,离开泰山,正在参加抗日战争)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7 18:00:02
  第八章、徐州会战
  57、会战前敌我概况
  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快要沦陷时,蒋介石委派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徐祖贻为参谋长,长官部设徐州。任务是指挥保卫津浦铁路线的防御战。防区是北自济南及其两侧黄河南岸,南至浦口及其两侧长江北岸东自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所辖部队番号及驻地如下:
  1、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第一三一师、师长覃连芳,第一三五师、师长苏祖罄,第一三八师、师长吴德宏。驻地在海州(现在的连云港),防止敌军在海州附近登陆。
  2、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光雄,第一一四师、师长弁中珩,驻地青岛,阻止敌军在青岛及其附近登陆,南京沦陷后,该军调驻津浦路南所.
  3、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兼,辖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第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两个军共四个师,连同山东地方团队,共约六万人,驻地济南以北及其两侧黄河南岸,阻止敌军南渡黄河。
  4、第五十七军、军长缪微流,辖第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第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驻地苏北。
  5、第八十九军、军长韩德勤,辖第三十三师、师长韩德勤兼,第一一七师、师长李宁维,驻地苏北。
  6、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下辖五个团,约一万二千人,驻地山东临沂。
  此外,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驻青岛,人数不详。
  以上我军有八个军,十九个师,连同地方团队及海军陆战队,共约二十多万人。
  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以三个师团渡江北犯,指挥官烟俊六。津浦路北线敌军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并附特种兵部队共约两万人。
  从敌我兵力,战场地形等各方面衡量,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然而纵有黄河、长江天险,却任由让敌军实破,长驱直入。
  58、会战序幕
  十二月中旬,南线日本侵略军,“安”渡长江北犯,浦口失守,十二月下旬北线敌军矶谷师团也“安”渡黄河!
  李宗仁在“徐州会战”回忆中认为蒋介石治军分亲疏,他的“嫡系部队”的待遇,比“杂牌部队”优厚,并有借敌军之手以消灭杂牌部队的暗算,因而引起杂牌军的指挥官保存实力,消极抗战!而防守长江北岸和黄河南岸的我军,正是蒋介石认为的“杂牌军”。我完全同意李宗仁的看法,不过我认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不少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高级指挥官,而杂牌部队也有不坚强抗战的,下面有许多实例。
  大敌当前,而指挥官各怀鬼胎,当然就不能团结一致,同德同心,抵御外侮!特别是高级指挥官,更要有诚意抗战,对参战部队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偏袒,而借敌之手,削弱正至消灭异己部队,这是等于帮助敌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军第十师团及部分特种兵,在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下,在山东济阳、青城附近,兵不血刃而南渡黄河,韩复榘带着两个军和地方保安部队六万多人不抵抗,向鲁西南逃跑。二十七日,济南沦陷,接着太安、大汶、柳州、济宁相继沦陷。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敌军第五师团及部分特种兵,由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在青岛附近登陆,防守在青岛的沈鸿烈海军陆战队也不战而退,因而青岛、高密、维县等地相继沦陷,并南犯吕县、临沂。我临沂守军庞炳勋部队,坚强抵抗,接着我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部支援。这两支部队,原是爱国将军冯玉祥旧部,他们的火热的爱国心,也善于打防御战敌军。敌军坂垣师团猛攻临沂不下,城外又有我张自忠部队的袭击,终于退守吕县,因而延缓了坂垣师团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攻徐州的时间。这支所谓“杂牌部队”,却不是像李宗仁所说的“保存实力”,“消极抗战”。三月下旬,敌军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犯邹县、滕县。这时四川部队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所部第四十一、第四十五两个军,由山西第二战区调到第五战区,李宗仁令邓集团军赶赴邹县抵抗。邓令第四十一军开邹县,军次滕县、邹县已失。该军军长孙震邵以第一二二师守滕县,以第一二四师在滕县城外策应。三月十六日,敌军攻陷滕县城,我第一二四师师长王铭章以下全师殉国!
  这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二十军团军团长汤恩伯所部第五十八军(军长王仲廉),已到达临城(今薛城镇),李宗仁令该军前往增援孙震军,但王仲廉军长将部队转移到山区避战。汤军团之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第十三军,军长张轸,由利国驿、贾湾附近东渡运河,到达兰陵镇及其附近地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所部第三十军,军长田镇南,第四十二 军,军长冯安邦,独立第四十四旅等部队,这时也由第一战区到达第五战区。李宗仁令其防守台儿庄及其西侧运河西岸。
  三月下旬,我军在津浦铁路北线的守军已达三十多万人。三月二十一日,敌军矶谷师团先后侵占了临城、枣庄、倖县。二十三日,敌以濑谷旅团为骨干,附骑、炮、坦克等约六千人,由倖县向台儿庄进犯。
  
作者:雪哭了 时间:2009-05-17 18:08:43
  mark。
  
  请继续。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7 19:34:19
  59、台儿庄及其附近之战
  防守台儿庄的我军,是孙连仲所属之第三十三师,师长池峰城。这支部队,原是爱国将军冯玉祥的旧部善于打阵地防御战。一九三三年三月,长城苦峰口抗战时,与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短兵相接,以大刀、手榴弹杀敌,打过大胜仗。这次又遇强敌前进,毫不害怕。当台儿庄外围各村庄被敌侵占,继以猛烈炮火向台儿庄北城轰击,城头被打开缺口,但守军仍坚强抵抗,虽被敌军突入城内西北角,我守军仍与敌逐屋争夺,毫不动摇。他们以一颗爱国、恨敌的火热的心,用大刀、手榴弹杀敌,不愧是中华民族的好子孙!
  当时中、外记者云集徐州,他们过分宣传、扩大战果,甚至说攻台儿庄的敌军矶谷师团和攻临沂的板垣师团,已大部份被我军消灭。国民党报纸更扩大战果,有些头脑发昏的人,甚至说“抗战快要胜利结束了,不必发动广大群众抗日了”。
  在敌军开始进犯台儿庄时,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在附近山区的五十八军和在兰陵镇附近的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会攻敌之左侧背枣庄、倖县,但是汤恩伯自恃是蒋介石的嫡系,很骄傲,也很狡猾。当时我在汤军团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一四五团任团长,徐州会战后期,任第二十五师师参谋长,对汤军团的行动都知道。他的电台有时不与战区长官部电台联络,李宗仁有时不知道汤恩伯在何处?即使电台联络上了,汤对李的命令也敢于打折扣,甚至不抵抗。当汤奉令攻敌之左侧背时,慢吞吞地令第五十八军攻枣庄,令第五十二军以大队协助攻枣庄,一部与第十三军攻倖县。当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旅经郭里集向枣庄前进时,由于战地群众未发动、组织,群众都逃走了,部队失去了耳目,而又侦察不严密,郭里集炮楼上有敌警戒部队,第七十五旅受到突然袭击,伤亡近百人。随后调来炮兵,轰垮了炮楼,但大部分敌军撤退了,仅打死十多名敌军。接着敌军以大炮、飞机向郭里集轰击时,第七十五旅即撤出郭里集向东北山地转移。第八十五军也只派出了一个营向枣庄接近,随即撤退。所谓攻击敌之左侧背,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这次行动,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是认真负责的,在开始向枣庄前进时,他令第二师协同攻枣庄,在师长郑洞国派人与第八十五军去联络,但到处找不到。汤军团指挥部队正在移动,电话不通。关麟征派军参谋长姚国俊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覃异之找到军团长请示汤恩伯究竟还打不打枣庄?汤说“情况有变化,暂时不打了,部队要转移”。
  三月二十九日,(这时临沂仍在龙炳勋、张自忠部队固守中)方面敌军板垣师团派出步、骑、炮联合兵种约三千人,侵入临沂西南面,兰陵镇北面的向城镇,并有一个加强中队步、骑兵约二百人侵入向城南面的刘庄。这是汤军团近六万人是一显身手的好战机。但汤恩伯怕部队受损失,盲目地“保存实力”,竟让这股孤军深入之敌,大摇大摆南窜到台儿庄附近与敌矶谷师团会合。仅令第五十二军“监视”刘庄之敌。关麟征受令后,立即命令我团“包围刘庄之敌而消来之。”我很高兴接受了这一任务,乘借机会锻炼我团新兵。我要求关军长给我一连炮兵(卜福式山炮四门),他同意了。我立即令第一营(营长雷某刚从七十五旅调来)占领刘庄西北约千米的两个小村,构筑火网阵地,防止敌向西北方面逃窜,令第二营(营长奚濯之)向刘庄东北面接近,炮兵连和迫击炮连在刘庄南约九百米小村占领阵地,团指挥所在炮兵阵地,其余部队在炮兵阵地后约三百米的小村。当天夜晚,团指近所与各营架通了电话。
  三月三十日凌晨,我令山炮和迫击炮开始对刘庄轰击。刘庄居民约五十多户,男女老少,早已逃走。村外四周是麦田,地形平坦开阔。由于村里有部分茅房,在炮轰半小时后,起火燃烧。这时我第二营之一个连,已进占刘庄东北角几间房屋。据该连报告,敌人在刘庄外治房屋墙壁上挖有枪眼,墙脚下挖洞,上盖门板,门板上盖上,守兵在洞里打枪,因而我军接近时颇有伤亡。战斗至黄昏时,有四十多个敌人向村西逃出,全被我第一营消灭。这时我亲率第三营增援第二营,同时令第一营派出一个连突进村内。午后八时左右,我二、三两营全部进村,战斗结束。俘敌五十多名内有伤兵三十余名,其余全被打死。在清扫战场时,还有少数敌人躲在墙脚洞内不肯出来投降,顽强抵抗,均被打死。日军练兵,每班都带着有“武运长久”的小白旗,每人都随身带有小刀,自杀者亦有。据说这是所谓“武士道精神”。从俘虏口供和缴获文件得知,敌是板垣师团以片野联队为骨干的步、骑、炮联合部队,其任务是增援攻台儿庄的矶谷师团,守刘庄之敌军加强中队,其任务是掩护其主力南窜。
  我团在这次战斗中,有两名排长阵亡,三名排长负伤,士兵伤亡八十余人,而日军则死伤和被俘共一百八十多人。增强了我军与强敌作战可以取胜的信心,鼓舞了士气,锻炼了我团新兵。这次小胜,得力于炮兵,而敌人孤军无援,我又以多胜少。
  这时敌矶谷师团之漱谷旅团,仍在台儿庄城内与我军池峰城部队进行拉锯战,在得到庄野支队增援后,更为疯狂。孙连仲令第三十师师长张金照派出一个团归池师长指挥,接着又令第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率领敢死队二十个组,向侵占台儿庄城里东北角之敌进行突击,终于地四月六日将敌人逐出台儿庄,打了个胜仗。当时中外新闻记者得到了这一消息后,纷纷赶到台儿庄,也有几位记者到了我团,察看了刘庄,报导了一些胜利的消息,并拍照了台儿庄和刘庄战地的情景。
  60、税阁和陈岑附近之战
  在我军击败攻台儿庄之敌以后,正是我军乘胜追击受挫之敌的好战机。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向倖县、枣庄之敌攻击,汤令第五十八军由抢犊崮山区绕过枣庄攻倖县,令第五十二军攻枣庄,并拖延到四月十三日才出动。这天上午七时左右,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之右,向枣庄攻击前进。我团经陈岑及其西北两个小村向枣庄东面前进,我左翼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经税阁向枣庄南面前进,该团团长高鹏,知道税阁有敌军固守,在前进到离税阁五里的两个小村时停止,并向上级谎报他团已占领了税阁。这时我团已驱逐了陈岑敌人的军士哨,占领了陈岑。上级认为高鹏团已占税阁,即令我团向枣庄东面前进。我令第三营营长何培德指挥该营在陈岑及其东南面的高地构筑阵地,掩护团主力攻击前进,令第二营营长奚濯之率部经陈岑西北约千米的小村向枣庄东南角前进,我带着其余部队在第二营后跟进。这个小村有敌人警戒小分队,在我第二营攻击中向枣庄逃跑,少数被我击毙。当我第二营进占这个小村后,枣庄之敌炮兵向小村猛烈轰击,税阁之敌也向小村射击,我第二营伤亡近百人。我即令第一营停止前进,就在村外麦田构筑工事,我带着团属特务排进入小村,却找不见奚营长,据第六连连长王存忠说,奚营长在二十多分钟以前令他代理营长职务,去向团长报告战况去了。我心里明白,奚营长已临阵逃跑了。我立即向上级报告,高团没有占领税阁,税阁之敌最少在五百人以上,税阁不攻占,我团受侧击,不能再前进,是否我协同高鹏团先攻占税阁,枣庄放到下一步,上级同意了我的意见。但奇怪的是高团却始终不动,我只好把前进改为防守。下午二时左右,我团阵地成了枣庄和税阁之敌的前进目标,炮弹都落在我团阵地上。团指挥所这个小村,几乎为敌炮火荡平!我打电话给第三营营长何培德,要他派两个连增援,但接电话的是第七连连长覃天仇。据覃说,张营长已离开阵地,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又心里明白,张营长也临阵逃走了。这时不仅是枣庄,税阁之敌向我团攻击,我右翼也有炮弹射来,并发现敌步兵从东北面向陈岑前进,我团有受敌包围之形势。好在旅长戴安澜已令第一四六团向我右翼增援,战况将到了缓和,成了敌我相持局面。这天黄昏后,我团奉令撤退,一到宿营地,清查出这次战斗中我团伤亡近二百人,第二连代连长袁双亭在阵地上牺牲!这时第二营营长奚濯之装着有病回到营内,第三营营长何培德也回营了。
  第二天凌晨,我把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团长高鹏谎报占领税阁的情况,报告了师长张濯明。也将奚濯之和何培德临阵脱逃的情况,报告了旅长戴安澜戴旅长认为要严肃战场纪聿,奚、张两营长应受惩罚。问题报告到军部,军长关麟征令将奚濯之押送到军部军法处,并于四月十七日,下令将奚濯之枪毙了。而高鹏,何培德犯罪却不过问了。有人说,高与何是军长、师长的亲信同乡,有罪也不会受到惩罚。
  敌军矶谷师团, 是在四月六日被我军击败退出台儿庄,李宗仁在当天就下令汤恩伯军团进攻倖县、枣庄,而汤竟拖延到四月十三日才开始行动,而在行动上也是敷衍了事,根本谈不上有诚意杭战。大敌当前,关系到我民族、国家的存亡,汤恩伯真是在犯罪!
  61、虎皮山防御战
  敌军板垣师团,进攻临沂不下,除了派出庄野支队南下与矶谷师团会合以后,又继续派出板本旅团南下,这支部队已于四月十三日到达枣庄东南面。敌军矶谷师团由于攻台儿庄失败,遂绕过台儿庄与板垣师团南下部队会合,企图进攻邳县,越陇海铁路南下,包围徐州。
  第五十二军奉命撤退到邳北面燕子河经连防山至艾山西之线构筑阵地,阻止敌军南下。第二十五师在第二师之左,占领连防山经半步店子、虎皮山、至艾山西之线。我团奉命防守连防山。四月十七日凌晨,我带着三个营长(第六连连长王存忠代理第二营营长)和团直属单位负责人先到连防山察看地形。连防山是有近两百户居民的大村庄,四周筑有高约三米的土围墙,墙外是筑墙取土挖成的小河沟,沟外是麦田,平坦开阔,村里有街巷、商店,树木成行。只要加筑工事,组织火网,是可以坚守的。在我团到达后,正要开始加筑工事时,又奉命转移到半步店子、虎皮山,将连防山交第七十五旅第一五零团防守。
  半步店子在连防山西侧约五百米,有二十多户居民,再向西约三百米是虎皮山,此山高约二十米,东西多约千米,山是光秃秃的石多土少的孤山,山的南面是艾山,艾山北坡有起伏不大的丘陵。我团的布置是:以第二营防守半店子及其以西至虎皮山东侧,以第三营防守虎皮山团直属苏罗通小炮连在虎皮山西侧,迫击炮连在虎皮山东侧,其余部队随团部位于虎皮山后约千米的小村。各单位进入阵地后,即抓紧时间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战斗。团指挥所位于虎皮山后五百多米处小山丘上,离第三营指挥所百米,可以观察全团阵地。
  四月十九日,敌飞机不断飞临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投弹和扫射。二十日凌晨,敌炮开始向我阵地轰击,并以坦克车掩护步兵向我虎皮山作试探性进攻,均被我炮火阻止。我当时估计到敌人必以虎皮山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因为占领了虎皮山可俯瞰我阵地的大部。敌军第一天向我虎皮山进攻未得逞,二十一日上午又向连防山进攻,高鹏团抵抗不力,一与敌接触,稍有伤亡就溃退,因而连防山被敌占领!  当天下午二时,第七十五旅旅长张汉初将高团收容完毕,准备以第一四九团(团长刘)协同高团反攻连防山,关麟征军长不同意,这时第二师防守部队也丢失了一个小时,关说:“谁失的阵地,就要谁负责反攻夺回来”。因而高鹏又集合部队于下午三时向连防山反攻。敌人用炮火猛烈射击,高鹏中弹身亡,部队又第二次溃退,伤亡近两百人!国民党报纸刊登“国军第二十五师高鹏团死守连防山,打死打伤敌人*****,全团团长以下官兵英勇殉国,还刊登了高鹏“烈士”的照片。”
  敌军侵占连防山的同时,我防守半步店子的第二营受敌侧击,并有近百名敌人侵占了半步店子东北角几间房屋,我第二营第五连拼死抵抗,与敌逐屋争夺,形成胶着。四月二十一、二十二这两天,敌炮射向虎皮山的炮弹,至少在三百发以上,随着我在一起的通信、警卫、传令兵等,有一人阵亡二人负重伤,虎皮山及其南面全被敌炮烟雾笼罩。二十三日凌晨,敌军在大炮、坦克车掩护下,用步兵猛攻虎皮山,我令坚守阵地的第三营官兵与阵地共存亡,该营营长何培德也表示坚决照办。我令第二营代营长王存忠率第六连从半步店子西北角向猛攻虎皮山的敌步兵左侧猛烈袭击,又令第一营派一个连袭击敌之右侧,密集在虎皮山北坡的敌步兵突被冲击,死伤甚多,残敌纷纷向后逃跑。我第六连也伤亡过半,英勇杀敌的第二营代营长王存忠不幸牺牲!在敌人向后逃跑时,又遭我苏罗通小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射击,大部分伤亡。这天夜晚,敌人又派出部队再攻我虎皮山,但我防守已有准备,敌人又有伤亡,我阵地更加坚固。
  四月二十四日黄昏后,我团奉命将防务交第七十五旅第一四九团接替。敌我形成了胶着状态。我团在半步店子和虎皮山,防守了五天五夜,伤亡三百多人,而敌人死伤至少是五百以上。由于敌人以炮火掩护,离阵地稍远地所,不能清查,时值初夏,天气渐热,阵地前沿的敌尸臭气很大,而麦地敌尸敌人也不敢掩埋。在这次战斗中我第一营第一连有一个排长冲击敌人右侧时畏缩不前,我将他枪毙了。杀自己的排长是不应该的,但杀他一人却减少不少人的伤亡,也守住了阵地。
  四月二十七日,我奉令升任第二十五师少将师参谋长,军部电话通知我,要我去军部一趟,我见了关麟征军长,他说:“你这几次作战有功,我已向上级给你报功(国民党政府后来给我颁发了奖状和一枚青天白日奖章,一九四七年我在东北率部起义时仍掉了)。”他又说:“你现在是第二十五师参谋长,要多帮助耀明(张耀明师长)练好兵,打好仗,有机会,还让你带兵。”意思是说让我当旅长。第五十二军在邳县北面的防御战,已形成敌我相持状态。从俘虏敌军的文件中,了解到第二十五师阵地之敌,是日军矶谷师团,进犯第二师阵地之敌,是日军反垣师团之板本旅团。
  第二十五师在台儿庄附近作战中,成绩不大,但伤亡损失不小,除了四月中旬由洛阳调来一个补充团,已补充了各团缺额外,又于五月,初将第七十五旅残余士兵拨给第七十三旅,第七十五旅到河南洛阳接收新兵训练。这时国民党报纸又鼓吹“国军在台儿庄及其附近打了大胜仗”。外国报纸也跟着鼓吹,蒋介石声言要死保台儿庄,争“国际面子”。因而又下令调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周磊的七十五军,覃道源的二十二军,樊崧甫、李延年、虚汉、李仙洲等军,交李宗仁指挥。这样,第五战区北战场,李宗仁的兵力已达到五十多万人,而日本侵略军在这个战场上仅有矶谷和板垣两个师团,加上特种兵部队,总共不过是四万多人。后来何应钦在《八年抗战之经过》中说,台儿庄战役,消灭了敌人三万多,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消灭了敌人两万多。如果这些数字真实,那就是敌军矶谷、板垣两个师团已大部分被我军消灭了。据《蒋家王朝》作者荣孟源所述:“台儿庄战斗结束时,陈诚报告日军阵亡五、六千人,投降者亦有千人(实际俘虏七百一十九人)总计毙、伤、俘敌共七千多人”。这个数字比较真实。
  
作者:成功在哪 时间:2009-05-18 10:33:08
  好,继续写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8 11:32:07
  62、放弃徐州
  日本侵略军强攻台儿庄失败,绕道南侵受阻,乃增加兵力,采取南北两路会攻徐州。五月十日,第五十二军奉令将防地移交给李延平的第二军接替,开河南补训练。这时汤恩伯升任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升任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兼第五十二军军长。第二十五师夜行军经徐州、黄口,于五月十四日凌晨到达陇海铁路线上的李庄车站附近宿营。这时由津浦路南所北犯之敌,已侵入到宿县西北,由鲁西南南犯之敌,已侵占丰、沛地区,并派出搜索部队侵入陇海铁路线上的黄口,正向李庄车站进犯,他正在派部队迎击。我立即同张耀明师长研究,他主张部队立即向铁路西南转移,我认为不可,因部队通夜行军,已十分疲劳,现正在休息,集合需要时间已来不及了,而且部队车辆、骡马多,行军时目标也很大,易受敌机轰炸。敌军黄口的人数少,可能是侦察部队,可令覃旅长布置小炮打战车,用轻重机枪打骑兵。张师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立即打电话给覃旅长,忽然听到小炮和机枪声,原来覃在给我打电话时,正布置小炮和轻重机枪阻击敌人。结果,敌军认为中了我军埋伏,回头逃窜了,并扔下了被我小炮击毁的一辆战车。
  当天下午,关麟征来到了李庄附近第二十五师师部宿营地,他一见到张耀明就说:“你这个猛张飞,真是粗中有细”。意思是说,张师长指挥炮兵打战车,机枪打骑兵,很有计谋。关麟征常叫张耀明是猛张飞,而自称是关公。
  第二十五师经周家口、漯河,于五月下旬到达临汝县城及其城外各村庄整理补充。这时第五十二军又增编了一个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这个师是由河南省两个保安旅编成的,武器装备远不如第二十五师。
  在徐州西面陇海铁路被敌截断、津浦铁路南北两线的敌军又迫近徐州,李宗仁心里明白不仅是台儿庄难保,徐州也危在旦夕,他不能不下决心撤退五十万人马。但是谈何容易,各部队都有重武器、骡马、车辆,徐州附近铁路上有许多车辆还装着军用品,这些东西如何撤退?真是问题成堆,因而在撤退时遗弃了大批军用物资!
  五月十八日,李宗仁长官部离开徐州,辗转了十多天退到河南潢川。日本侵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徐州。
  日寇侵占徐州后,以一部分兵力治陇海路西犯归德、开封,主力南下沿长江西上,准备进攻武汉。沿陇海路西侵之敌,于六月五日侵占开封六日,中牟、尉氏沦陷,郑州告急!蒋介石不顾河南、安徽两省千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竟下令于九日掘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寇西侵。当时有许多老百姓说,蒋介石用兵堵不住敌人,只好用黄河水来阻挡。
  六月中旬,我奉令调任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离开第二十五师的这天,张耀明师长请我吃饭,饭后到我房间内和我谈了一席话,他说:你在第二十五师多年,练兵、打仗都有功劳,特别是你来到师部时间虽不长,但对我帮助很大(从在战场撤退直到临汝,都是夜行军,他每夜都由八个担架兵轮流抬担架让他睡在担架上,还要派武装护卫。因副师长张汉初已去四川奔母丧,张耀明要我代替他指挥部队),老实说,我是不愿意你走的,但是当旅长比当参谋长好,我又不好留你。”我说:“我很惭愧,我对第二十五师没有贡献,师长对我帮助很大,好在“第一九师是第五十二军的下属一个师,师长升了军长,我还是你的部下。”张耀明立即脸红了!我也立即感到不应说这句话,因为第二师师长郑洞国,资格比他老,能力比他强,声望也比他高,郑未离开第五十二军,他当不上军长,我这样说,是给他戴高帽,也是自作聪明,“泄露天机”。不久,郑洞国终于受到关麟征排挤、打击,不得不离开第二师去杜聿明第五军任师长,张耀明果然升了第五十二军军长。
  在强敌入侵,大片国土沦陷之时,国民党军队高级指挥官仍在勾心斗角,以权谋私,实在令人痛心。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8 11:36:08
  第九章、武汉会战及其以后
  (63)会战前的概况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徐州后,以一部分兵力沿陇海路西犯归德、开封,主力南下循长江北岸西侵,于六月十二日侵占安庆,再陷潜山、太湖。同时以海军溯长江西上,企图突破马当要塞,进犯湖口、九江。
  日寇步步进逼,蒋介石慌了手脚。他暗中派遣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到日本,与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陆相坂垣征四郎谈判,企图在日寇未侵占武汉前妥协求和。日寇提出谈判条件是“蒋先生(蒋介石)通电下野,一切政权与军权,交给汪先生(汪精卫)。蒋介石不能接受,所以不愿立即投降。蒋介石声言下决心全力“保卫武汉”,实行“焦土政策”。他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官兼武汉卫戌总司令,任命薛岳为第一兵团总司令,张发奎为第二兵团总司令。
  第九战区共辖六个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孙桐萱、第九集团军吴奇伟、第二十集团军商震、第三十集团军王陵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第十九集团军罗卓英。各集团军以下有军团长,我只记得关麟征是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李汉魂是三十军团军团长,其余军团番号和军团长姓名记不清了。
  这些集团军和军团,下辖二十六个军,六十三个师。军、师的番号和军、师长姓名如下:第二军军长李延年,辖第九师师长郑作民,第五十师师长成光耀。第五十四军军长霍揆章,辖第十四师师长陈烈,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第九十四军军长郭忏,辖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第五十五师师长李及兰。第十二军和所辖二十师由孙桐萱兼军、师长,第二十二师师长贺粹之,第八十一师师长张测民。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辖第九十师师长欧震,第五十师师长韩汉英。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辖第一五九师、一六零师(师长姓名记不清了)。第十八军军长黄维,辖第十一师师长彭善,第四十三师师长周祥初,预备第九师师长张言傅。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辖第九十八师师长王甲本,第七十六师师长王凌云。第四十九军军长刘多荃,辖第一零五师师长王铁潢,第七十九师师长陈安宝,预备第五师师长王和华。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兼,辖第一三九师师长李肇英,第一四一师师长宁肯堂,第一四二师师长傅立平。第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辖第二十一师师长候镜如,第九十一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二军军长韩全朴兼新十三师、新十五师。第七十八军军长夏首勋,其所辖师的番号和师长姓名不详。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辖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绸,第一八零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一军军长于学忠,辖第一一三师师长周毓英,第一一四四师师长牟中珩。第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辖第一四三师师长由刘汝明自兼,第一一九师师长刘汝珍。第七十一军军长宁希濂,辖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第三十六师师长蒋伏生,第八十八师师长记不清了。第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辖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兼,第一三二师长何荃津。第二十六军军长肖之楚,辖第四十四师师长陈永,第三十二师师长王修身。第三十九军军长王和影,辖五十六师师长刘尚志。第五十五军军长姓名记不清了,辖第二十九师师长许文耀,第七十四师师长李汉章。第五十八军军长孙渡,辖新十师、新十一师、新十二师。第六十军军长虚汉,第一八二师、一八四师。第十三军军长张轸,辖第一一零师师长由张轸自兼,第五十二师师长冷欣。第八十五军军长王仲廉,辖第四师师长陈大庆,第八十九师师长张雪中。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兼,后为张耀明,辖第二师师长郑洞国,后为赵公武,第二十五师师长张耀明,后为张汉初,一九五师师长施中诚,海军陆军战队第一旅旅长林秉周。湘、鄂、焊边区游击总指挥樊嵩甫。此外还有第九十二师师长黄国梁,第九十三师师长甘初。以上九战区总兵力约六十五万人。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率第三兵团总司令孙连仲,第四兵团总司令李昌仙。下辖六个集团军。新第二集团军孙连仲兼、第十一集团军李昌仙兼、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二集团军邓锡候、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第十十七集团军杨森。各军团长,我只记得第十七军团为胡宗南,第三十军团为李汉魂。军长有: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辖第十八师、第一八九师。第八十六军军长何知重,辖第一七二师、第一七三师。第七军军长周祖光,辖第一七一师、第一七四师。第四十八军军长张义统,辖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第一七六师。第三十一军军长云松,辖第二三一师、第一三五师、第一七零师。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兼,辖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第四十八师。第八十七军军长刘谯古,辖第一九八师师长王育英、第一九九师师长罗树甲。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城,第一三四师师长杨韩才。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辖一二二师、第一二四师。第四十五军军长陈升勋,辖第一二五师、第一二七师。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兼,辖第一师师长李铁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刘安琪。第九十军军长李文,辖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第二十八师师长董剑。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兼,辖第一五一师、第一五九师,第一八七师师长彭林生。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辖第一五四师、一五六师。第七十三军军长王东原,辖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兼,第七十七师师长彭位仁。第九十军军长李觉,辖第十九师师长李觉兼,第六十三师师长陈光中。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辖第七十一师师长王耀武,第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第八军军长李玉堂,辖第三师师长李玉堂兼,第四十师师长宁思一。第七十五军军长周品,辖第六师师长张祺、第十三师师长吴良琛,预备第四师师长命傅正模。第十六军军长李理珩兼,辖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辖第一一六师、第一三零师师长周福成。以上共计十八个军,四十七个师,约四十九万人。
  进犯武汉的日本侵略军,指挥官是烟俊六大将。他统率的部队计有第三、六、九、十、十三、十六、二十七、一零一、一零六、近卫等十个师团,加上海军、空军,以及特种兵部队等,最多是十八万人左右。敌我两军兵力对比,是十八比一百二十。加之敌人是在外国作战,师出无名,情报、通讯、给养、弹药等补充均有困难。武汉地区远更多山,近更多湖泊港湾,易守难攻。在这样种种情况下,如果蒋介石有保卫武汉的决心,这个战役是完全可以取胜的。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9 11:14:46
  (64)战斗经过
  六月下旬,日本侵略军海军突破我长江马当要塞,侵占彭泽。七月五日侵占湖口,九江于七月二十六日沦陷。这时我第二十九军团关麟征所辖五十二军已由豫西移驻湖北花园,随县一带。接着又奉命离开第五战区移驻鄂东南的大冶、阳新一带,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第五十二军新任军长张耀明,下辖第二师师长赵公武、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第一九五师师长梁恺。
  八月初,陈诚到阳新城外一个大村庄关麟征军团部,召开旅长以上“战地会议”,我是第一九五师五六六旅旅长,参加了会议。会上,陈诚没有听取到会人关于敌我情况的汇报。仅由他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把部队摆到第一线、第二线,美其名曰说是“节节抵抗”,实际上是不让部队出击。他在会上还讲了一套革命道理,不让到会人发言,交流抗战中的经验教训。
  侵占九江之敌,和田直孝的一零一师团,以一部分兵力沿南浔铁路南犯马迦岭,以主力(一个加强旅团)西犯瑞昌。防守瑞昌及其东北高地的孙桐萱集团军,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又经过较长时间构筑的防御阵地工事,竟抵抗不住。当时第五十二军正在瑞昌西北山地构筑防守工事,我站在我旅阵地前面山头上,亲眼看到孙桐萱的部队纷纷从瑞昌城及其附近高地撤退,少数向北溃散,大部分向瑞昌至武宁大道上狂奔,人马车辆,毫无行军秩序。瑞昌遂于八月二十四日沦陷。
  从八月二十五日起,敌飞机不停地到第五十二军阵地上空侦察、扫射,投弹轰炸。二十七日开始炮击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阵地磨山,接着又轰击第一九五师阵地望人山。二十九日凌晨,敌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开始爬山猛攻。第二十五师七十五旅一四九团团长刘世懋用自己的小手枪打了自己的大腿一枪,声称是敌人打的,离开阵地,到汉口住医院。该团官兵都知刘团长是自伤,因为敌人步兵尚未接近,在掩护内的团长怎么会大腿受伤?
  八月二十九日黄昏后,第五十二军在第一线的二十五师、一九五师奉命撤退到第二线阵地,这里原有第二师在构筑阵地防守,增加了两个师,应该能固守,但在敌人连续进攻下,还是被动挨打。守了三天,由于上级不让部队出击,结果又彻退富水河西北岸,美其名曰说是保卫阳新、大冶。五十二军这次在瑞昌西北山地作战,三个师共伤亡四千多人(我旅伤亡一千多人)。九月中旬,该军奉命将防地交张轸的十三军部队接替,撤退到武长铁路线上的咸宁、贺胜桥整理补充。
  这次战役,关麟征认为第一九五师五六五旅旅长林茂华作战不力,撤消了他的旅长职务,该师师长梁恺认为林是黄埔四期和陆大某期毕业,要他当师参谋长,但他不干。旅长和师参谋长同是少将级,为什么林不干?原来在蒋介石嫡乡部队中当旅长,不仅是有权力,而且在经济上能捞点油水。
  这时长江南岸的重要据聚点马头镇、富池口等地,也因陈诚嫡系部队霍揆章的第五十四军防守不力而沦陷。该军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畏罪潜逃。接着黄石港、阳新、大冶相继沦陷。长江北岸之敌,也在八月下旬配合南岸之敌西犯浠水、黄罔,守军有肖之楚、覃连芳、常云松、周祖光、刘汝明、徐源泉部及川军之一部共二十万人。他们也是“节节抵抗,节节挨打、节节溃退”。
  由豫南、皖北渡过黄泛区的敌军,连续侵占潢川、光山、信阳、罗山,并有一部芒种敌人侵占了湖北麻城、黄陂等重要城镇。装备精良的胡宗南军团,照样是“节节抵抗,节节溃退。号称天险的武胜关不守。李宗仁的第五战区长官部,被迫由潢川搬到颧水,再迁黄陂宁埠,三迁黄安夏店,四迁安陆陈村,最后迁到鄂西北老河口。”
  十月中旬,武汉已被日本侵略军三面包围。蒋介石坐镇武汉亲自指挥的五、九两战区一百多万人马,并没有为坚决“保卫武汉”而“背水一战”。他早已下令撤退武汉三镇,实行他“焦土抗战”的政策。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少,人马和各类物资多,无法按时撤退。到沦陷时,还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无法离开。
  这时日本侵略军,又派出一支部队,从海上南侵,进犯广东,未遇到任何抵抗而登陆。广东原有的部队已先后调到湖南和江西,因而登陆后的敌军长驱直入,和平常行军一样,于十月二十日侵占广州。
  三面包围武汉之敌,于十月二十五日侵占汉口,二十六日侵占武昌。蒋介石急忙逃往长沙,陈诚急忙逃往鄂西,连下令烧武汉也来不及了。这是武汉人民不幸中的大幸!事后人们纷纷议论说:“保卫武汉是武汉不保卫。”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9 11:16:33
  (65)武汉沦陷以后
  武汉沦陷后,陈诚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 。长官部和省政府设鄂西恩施。薛岳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长沙。李宗仁第五战区四十多万人除留第二十一集团军瘳磊部队十多万人在大别山区,进行所谓“游击战”,“敌后抗战”外,大部分撤退到鄂北和豫西。瘳磊还兼任安徽省沦陷区的省 。(后来瘳磊病故由李品仙继任)陈诚指挥的六十多万大军,一部分撤退到焊西北和鄂南、湘北,划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大部分撤退到鄂西,以“保卫重庆”。
  第五十二军撤退到湘北新河东南地区,不守岳阳,据说是害怕日本海军的攻击。因而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没有费任何代价,于十一月十二日侵占了岳阳。
  岳阳距长沙还有一百四十公里,蒋介石准备放弃长沙,并命令湖南省 张治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执行他的“焦土抗战”的政策,放火烧了长沙房屋三分之一。十多万居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无法计算,使长沙人民蒙受了极大的苦难!
  日本侵略军侵占岳阳后,并未南进。蒋介石对长沙人民无法交代,就归罪于长沙警备司令邓悌、警察局长文重孚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徐是南京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毕业生是我这个队的学员),把他们三人枪毙了。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长沙人民,同时想挽回“蒋委员长”的威信。但是人们都说:“邓悌、文重孚、徐昆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
  这时,第二十九军团军团长关麟征升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第七十三军(军长陈沛)。第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随后又增加了第四军(军长欧震)。其右翼平江、通城方面的防守部队,是川军相轰统率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这两个集团军共有近二十万人。
  由于当时战争已进入第二阶段,日寇对蒋介石、汪精卫诱降,将侵占武汉的军队撤出大部分转移到华北和其他沦陷区,向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这样也就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压力。湘北前线,仅有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分布于武长铁路线上自羊楼司经临湘、岳阳至麻圹之线,及其东南地区某些山头和村庄。第五十二军在湘北新河东南岸,右接相轰的部队,左至鹿角之线筑阵防守。这个军的三个师,每师两旅四个团,另有师直属的一个补充团,每团约二千五百人。这三个师都有近半数是新兵。我旅(五六六旅)在武汉沦陷后,到湖南职陵接收了一个团的新兵。先在鹿角附近筑阵防守,防止日寇海军陆战队在鹿角附近登陆。随后又转移到新垟河中所南岸,以一个团防守阵地,新兵集中到防地后几个大村庄训练,时间将近半年。由于敌我相持时间长,新兵得到了较好的训练。但蒋介石没发动战地群众,组织、团结和教育群众。他的军队某些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又贪污腐化,正至“纵兵殃民”,因而战地广大居民,弃家外逃,有的还为敌伪利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中旬,张耀明军长命令第一九五师五六旅派出一个团,袭击临湘南约十多里的忠坊村敌军据点,守敌是一个加强中队约二百人,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该旅旅长刘平亲自指挥,梁恺师长和我也到忠坊村东南高地观战并向刘平以及军部架通了电话。刘旅长用两个团的迫击炮连集中火力对守敌轰击了一个小时后,即令步兵冲锋,守敌虽有伤亡,但仍顽强抵抗。我步兵两次冲锋,均被守敌击退。刘旅伤亡三百多人,冲不进去。我向梁师长建议要军部派山炮连来支援,因迫击炮轰击破坏不了坚固工事。梁向军部要求派炮兵,张耀明军长说,炮兵离忠坊太远,又无公路通车,用马驮运需要几小时。他只答应补充迫击炮弹。午后三时左右,由临湘县城窜来敌军约四百人支援忠坊守敌,我又向梁师长建议由我旅派一个团阻击来援敌军,梁报告张军长,张竟下令攻忠坊的我军立即撤退。这次战斗,消耗了几百发迫击炮弹,两万发步机枪弹,伤亡四百多人,结果是长了敌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刘旅有不少的官兵,痛骂上级无能。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19 11:57:58
  (66)一次奇怪的惩罚
  早在武汉临陷前,我有个湖南华容同乡包泽英(他是早期中共党员,被国民党监禁,抗日战争开始释放),送给我几本进步的书,其中有毛 名著《论持久战》。我在战争炮火中偷偷地读了几遍,结合我在保定漕河、河南漳河、台儿庄附近、武汉会战等抗战实践,深深感到在一个战役和战斗中,指挥官的态度十分重要。对正义、进步的战争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有所领会。毛 说:“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又说:“明明要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以致不能在新的有利机会中再打击敌人”。又说:“指挥官必须与下级同艰苦、共患难,同心同德,赏罚严明,团结奋进,才能提高士气,增强战斗力”。这本书,对我思想教育起了极大的作用。我在旅长任内,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自己的薪金给士兵编印爱国识字课本,连队增设文化教员,摘写《抗战经验论谈》,以提高各级部队长的指挥作战能力;旅部办《吼声》油印小报,激发官兵抗战情绪等等。这些措施,都被上级和同僚们视为“异羰”,阻力重重。
  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上级令我旅派出一个团袭击羊楼司南面的詹家桥敌军据点,我给师长梁恺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必须有山、以主力打击敌之援军(战术上叫“围点打援”)。并说上次刘旅攻忠坊,浪费了弹药,冤枉伤亡四百多人,我感到这样打仗不是好办法。又说,我们在湘北已呆了大半年,而战地群众至今未发动、组织起来,逃走的老百姓,有的还被敌人利用,这是我们政工人员的失职。梁师长接到我的信后打电话对我说,“你的意见很好,军队有炮兵,但要军长同意使用,我已把你的信送去军部了”。事有凑巧,刚好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来军部与张耀明军长商谈人事问题,见到我的信,大做文章。原来第一九五师一直没有副师长和师参谋长。梁恺有一个黄埔一期同队的同学李禹祥(湖南来阳县人又是梁恺的小同乡)在胡宗南部队当旅长,梁恺写信邀李禹祥来任副师长兼师参谋长 ,李回信同意,但胡宗南不放。梁恺又想要我当他的副师长兼师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由他的来阳小同乡黄埔四期学生刘一华团长升任。并把这个想法向关麟征、张耀明谈了,关、张表示“要考虑”。现在看到我这封信,就大骂梁恺无能,遇事迁就我,只听我的“摆布”。几天后,下令撤梁恺的师长职,降我一级,调任上校师参谋长,并“记处死刑”(即应杀而暂时不杀的意思)。罪名是“怯敌”。还说价值规聿什么这是“从轻处分”,因为我随他“工作多年,不无微劳”。
  我接到这个命令后,再三问自己究竟错在何处?我找到了答案,我错在走错了路。是在自己有了某些认识、沉不住气,政治上不老练。我又问自己究竟有无怯敌思想和行动?也找到了答案,怯敌的不是我,而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某些奴才。例子很多,我这里仅举两例:关麟征、张耀明的亲信老乡刘世懋在瑞昌抗战时自伤下战场,他身为团长,在国家、民族存亡时自伤离战场,这不是怯敌吗?关麟征在漕河、漳河战斗中指挥两个师而对付不了千余渡河之敌,下令撤退,这不是怯敌吗?更为稀奇的是刘世懋伤愈回部后,关麟征、张耀明要提升刘当旅长,那时五十二军没有旅长缺,关和张找七十三旅旅长覃异之谈话,动员他任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但覃不愿意当军参谋长。于是关麟征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报请上级提升覃异之中将军参谋长,让出旅长缺给刘世懋,覃只好从命。当时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是少将,张耀明军长也还是少将,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件怪事。
  在我受到这个奇怪的处罚后两天,张耀明军长打电话要我到军部一趟,一见面他就说:“你这次受处分,克怡(梁恺的别名)有责任,他不应把你给他的信送到军部”。又说:“现在异之(覃异之)去当一九五师师长,你要帮助他练好兵,打好仗”。我说:“异之和我是老朋友、老同事,我们一定会互相帮助。”
  
作者:成功在哪 时间:2009-05-20 10:27:03
  然后怎么样了?......我天天看,找的好辛苦,经常要往后翻几页才找到,难道很多人对这么真实的个人历史不感兴趣吗?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20 21:50:38
  来了,有人感兴趣就成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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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如此“湘北大捷”
  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侵略军第六师团出动了步、骑、炮联合兵种共约五千人,强渡新泽洒南犯,向第二十五师及一九五师阵地进攻,同时又派军舰护送步兵约两千人在鹿角附近登陆,攻击第二师之左侧背,关麟征指挥十多万人,不派部队增援第一线,竟为数千敌军吓倒了,下令五十二军撤退,不要抵抗。并不准备守第二线阵地。第一九五师信阳河南岸步仙桥西北阵地坚持抵抗了一天伤亡近千人,营长史恩华牺牲。由于左右两侧的友军都已撤退,不得不最后放弃阵地。
  这天正是农历中秋节日,我亲眼看到步仙桥及其附近一带数以千计老百姓,携儿带女弃家逃难,状极悲惨!一九五师是最后撤退的,退到汩罗江南岸停止,准备继续抵抗,但军部、关总部早已撤退到离汩罗江五十多里以南,我们用无线电联络,军部回电说:“我军没有防守汩罗江南岸的任务”。并令我们“第一九五师南撤到金井待命”。我同覃异之师长研究,认为南侵之敌不过数千人,决不会深入而攻长沙,我们不可后退过远,要与敌保持接触。
  当时在长沙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已准备好放弃长沙,在日寇开始南犯的第三天,长官部就搬到粤汉铁路线上的朱亭,并准备下一步搬到衡阳。他没有估计到这次日寇南侵是试探性的,到汩罗江以后就停止了。并接着撤回到原驻地。由于第一九五师始终与敌保持接触,当敌人向后传撤退时,我们也跟着向后转,所以我们一直追到我们的原驻地,得到了关总部、战区长官部的电令嘉奖。国民党“中央社”随一九五师的记者胡定芬、彭河清发电告“捷”,于是国民党报纸大事宣传“湘北大捷”。这两位随军记者还吟诗歌颂,在一首七聿诗中有:“洞庭水覆倭奴焰,幕阜山相汉将旌”之句。接着又拍摄了“湘北大捷”的电影片,覃异之师长和我还是影片中“主角”。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好笑。
  “湘北大捷”后,长沙各界爱国人士组织慰问团,到湘北慰问“国军抗战有功的将士”关麟征总司令部设宴招待,在宴席上,我国有名的爱国文学家田汉,因多喝了几杯酒,写了一幅对联赠给关麟征,“千杯不醉,一战成功”。
  在“湘北大捷”的喧闹中,独有一个爱国青年《大刚报》记者王淮冰,写了一篇题为《奔赴长沙》的战地通信,大意是说,在日寇南侵中他由衡阳奔赴长沙,路过朱亭时遇见了第九战区长官部某熟人,知道了自称“精忠报国”的司令长官薛岳已由长沙撤退到了朱亭。并说长沙各机关、学校和部分老百姓都在向南转移,他逆人流而奔赴长沙,而长沙已是空城。这篇通讯在衡阳《大刚报》上刊登了,可是两天后,“湘北大捷”拱动全国。薛岳认为王淮冰“造谣”,要封闭《大刚报》,要抓王淮冰,王躲到关麟征总部(因王知道关与薛岳有矛盾),不敢露面。这个故事,是王淮冰同志在1983年写信告诉我的。
  “湘北大捷”的首“功”是一九五师,我这个师参谋长当然也有“功”,关麟征总司令下令撤消了对我的纠纷,恢复了我的少将级。
  这年冬,第一九五师调离第一线,驻金井整训,我因患牙病,请了几天假到长沙医治,路过关总部,顺便到总部看望几个同事,这时梁恺任五十二军副军长,因与张耀明不和,住在关总部,我也看望他,同时也看望了关总司令。我踏进关的办公室,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我泡茶。他对我说“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希望你今后好好地干工作,要有功不骄,有过则改,有机会还是要你带兵的”。接着我也看望了姚国俊参谋长。总部政训处少将主任黄徽津在座。黄问我:“你的老家华容县有人向总司令告你的状,说你捐了五千元巨款给中共党人在华容办中学,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不是五千元,是一百元(实际是一千五百元),因我是华容东山人,这个学校办在东山叫东山中学,校长名叫朱婴(又名朱辟安是被释放的中共党员),也不一定是中共党 人。”我又说,“我从当营长起,常捐款在故乡办小学,只所这样,是因为我小时没读什么书,文化水平低,在军队里工作感到有困难,希望让故乡的孩子们多读两年书。”黄说:“总司令也不相信你捐了五千元。而且他一直认为你练兵、打仗都不错,对你的印象很好,只是认为你思想有点“古怪”,也有点“骄傲”你要多注意。”他又说:“我们同事多年,知道你家里人口多,孩子们小,应积蓄一点钱给家用,但感到你很少考虑到这一点,同僚们都不大理解。”他这一席话,使我从此提高了警惕,以后我在言行上再不能粗心大意了。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20 21:56:25
  (68)蒋军将领以权谋私
  一九四零年初夏,第五十二军集中在金井及其周围几个大村庄整训。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令各军在经费节余中拿出一部分给士兵做蚊帐,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经费是包干制,是按照编制人数发给的,实际上各部队都有不少缺额,所以有节余。第五十二军的缺额很多,节余的数字很大,都被有经济权的官员装进了私人腰包。有一天,张耀明军长集合全军官兵讲话,大意是说:“现在夏天到了,晚上有蚊虫,由于国家财政困难,不能给士兵做蚊帐。”现在要求大家省吃省用,自己拿钱交后勤部门统一做蚊帐,每人只需交几元钱,如要公家开支,数目就大了。比如我们全军有三万多人,如果要军长给你们每人一支香烟,就要三万多支,我固然拿不出这样多的钱,你们得到一支烟也没什么便宜。反过来,如果你们每个人送我一支烟,我就发财了。”讲到这里许多人笑了。他接着又说:“现在当然不是要你们每人送我一支烟,我说的是一个比如,说明集腋成裘的道理”。事实的确是这样,资本家和地主剥削劳动人民而发财致富,也是“集腋成袭”的。我觉得当时发笑的人,是在苦笑。事后,有个参谋向关总司令写了封匿名信,大意是说,现在各师缺额很多,特别是师,团两级(这时旅一级机关已撤消,每师三个建制团,一个补充团)的输送连一直缺着,每逢行军,就要使用民伙,实际是“拉伙”。而且师长与副师长、参谋长,团长与国附的经济收入相差太远,这样会引起不团结,也会影响战斗力。希望总司令重视这一问题,但是这封匿名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同年五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向鄂西增兵,声言要进攻重庆,陈诚的第六战区嫌兵力少,蒋介石准备在其他战区调兵增援。关麟征在重庆的“局中人”(何应钦)事先通知了关,关唯恐把他集中在金井整训的第五十二军这支“基本部队”调走,便急急忙忙令该军立即出发去“袭击敌后据点”。当时已是夏天,士兵还穿着棉衣棉裤,夏季服装正由长沙起运,两天后即可运到金井。我打电话向军参谋长吴震川要求让士兵换了夏服后行动,吴说:“总司令命各师立即行动,一天也不能迟延”。结果,士兵穿棉衣行军,背着步枪、子弹、米袋、手榴弹等重约四十斤,汗水直流,因而逃跑和病倒的很多。从金井到羊楼司、临湘一带的敌后据点约近两百华里,部队行军要走三天。全军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行动,结果一个敌后踞点也没攻下。弹药消耗了很多,而自己伤亡一大堆,特别是第二十五师伤亡近千人,还埋怨一九五师动作慢,埋怨第二师不协同,引起三个师的不团结。但是关总司令的目的达到了,薛岳已另外抽调了一个军去支援六战区。知道内情的人都说:“这不是在抗战,而是在犯罪”!
  同年七月,日本侵略军进犯越南,海防、河内相继沦陷,蒋介石命令关麟征率领第五十二军开广西。并指挥已在越桂边境的两个军,“保卫广西”。在五十二军集中到柳州时,张耀明军长召集全军团长以上军官开会,名义上是说“开袭击敌后据点得失检讨会”,实际是要解决三个师闹不团结的问题。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发言,因听到几位指挥官发牢骚,我有所感触。我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其中谈到了仓促出动的问题,大意是说,攻击敌人坚固据点,应有周密的计划,计划不周,我们当参谋的有责任,但是要计划周密,各部队协同,也要有时间,我不理解这次行动为何那么仓促?最后由张军长总结发言,他讲了二十多分钟其中有几句似乎是解答我提出的问题。他说:“兵贵神速……出敌不意……这是我们军人的常识……军部没有什么错误”。散会后有人议论说:“我们的军长真不错,《孙子兵法》学得好”。
  第一九五师在越桂边境的靖西县,呆了两个多月后移驻安山县。一九四一年春,又转进到田阳县的田州镇。同年夏,经百色到云南富宁,随后与军部一起驻广南县。这时关总部已到云南文山,指挥已在滇越边境的两个军,其中有原属陈诚系统的第五十四军,军长黄维。这个军有少数中、上级军官向关麟征告状说黄维贪污。实际上是这部分人想赶走黄维。关麟征抓住这个机会,想把五十四军整成自己的嫡系部队。他第一步向何应钦要求把黄维调走,另行安排工作。由于何应钦与陈诚有矛盾,关麟征又是他亲信将领,因而同意了关的请求,调走了黄维。第五十二军军长张耀明调任第五十四军军长,遗缺由关麟征兼任。关的第二步是由五十二军三个师各抽一个团与五十四军各师一个团对调,美其名曰说是“打破系统”,实际是破陈诚的系统而为关麟征的系统。这样一来,五十四军有部分中、上级军官不同意,联名向陈诚告状,陈诚向蒋介石报告说关在胡闹,会影响两个军的战斗力。于是蒋介石下令停止三个团对调,并令张耀明仍回五十二军,五十四军军长由该军副军长升任。
  关麟征“整顿”五十四军的意愿,不能实现,他又在五十二军内部下手。他以“贪污”罪为名,将随他工作多年的第二十五师师长张汉初撤职查办,并将张监禁(解放战争时期张在胡宗南部某师任师长,被八路军俘虏),以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姚国俊任二十五师师长。不久,蒋介石“整顿”杨虎城旧部孙蔚如的十八军,用陕西人“改造”陕西部队,调张耀明任第十八军军长,接着张升任某集团军副总司令,又调出二十五师师长姚国俊升任十八军军长,姚遗缺,由七十三旅旅长刘世懋升任。在赵公武升任五十二军军长时,又由一个陕西籍的旅长刘玉章升任第二师师长。在姚国俊任十八军军长后,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王作栋(陕西人黄埔四期)调到十八军某师当师长。陕西人大出风头。
  我从一九三三年长城抗战以后,就深深地感到蒋介石统率的军队特别是他的所谓“嫡系部队”,决不会有好下场。他的军队中人事、经理、教育、作战等等都十分落后,在人事方面,他的将领们都是“任人唯亲”,而被亲者有所恃而无恐,既骄傲,又无能,贪污腐化打仗怕死。
  一九四一年十月,我下定决心,称病请假,到广西桂林养病。这时我刚满四十岁。
  第十章、桂林闲居和被迫逃难
  69、理想与现实
  由于我长期患轻微的胃病,身体瘦弱,特别是预料到国民党军队肯定覆灭,不愿意为它陪葬,因而借口请病假到桂林养病,实际上是闲居。我的理想是在广西桂林多读进步的书报,并设法找到中共地下党员接上关系,加入中共组织。然而,现实与理想不一致,在生活上发生了问题!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财政上极困难,不得不大量印发钞票,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得惊人。我在少将师参谋长任内,月薪是三百元,特别办公费二百元(国民党文武官员贪污成风,规定文县长以上,武官团长以上,每月发“津贴”,名曰“特别”办公费,用以“养廉”),可是在我养病期间,二百元津贴停发了,三百元月薪当时只能买到二百多斤大米,其他家用就无着落了!这时我四十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加上孩子的外祖母住在我家,帮我带孩子,一家八口,负担很重!
  在国民党统治期间,社会上流传说,“中级军官是小富翁,高级军官是大富翁。”事实的确是这样。五十二军的团长以上,如郑晓新、张汉初、陈林达、刘玉章等人,在当团长时就在大城市买了房子,在老家买了田地。至于关麟征、张耀明、赵公武等人,在抗日战争初期即有数字不小的钱存入香港外国银行。我也当过团长、旅长,但既不是大富翁,也不是小富翁。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我的经济情况。
  一九二五年春,我在黄埔军校学兵连当班长,月薪是十二元,每月除伙食和零用以外,略有节余,同年任少尉排长,月薪四十五元,一九二六年七月,任中尉排长,月薪六十元,同年升任上尉连长,月薪八十元,一九二七年六月,我请假回故乡,身边带有五百多元现款,因而顺利处理了家务事。一九二八年,我在南京军校军官研究班少校区任队长,月薪一百三十五元,除交黄埔同学会百分之十的会费和伙食、零用等以外,每月积存九十元左右。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文武官员开始减薪一百三十五元减为八十元。一九三三年三月,我任中校团附,月薪一百元。一九三六年六月任上校师参谋主任,月薪一百二十元外还有五十元津贴。这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外祖父母跟我住一起,一家七口,加以物价不断上涨,家用开支包括房租,月薪一百多元。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任少将参谋长,月薪一百五十元,特别办公费一百元。以后任少将旅长,月薪和津贴未变。总起来说,我在十多年内,拿到的工资和津贴,在节省开支的情况下积存的数字是不小的,但是既没浪费,也没存钱,除了接济和帮助了一些穷朋友以外,在故乡华容东山办了小学和中学,余下很少。我一生没有发财致富而享乐的打算,也没有为子孙后代积蓄财富的打算。这样说,似乎是自夸,可事实是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们都可作证。
  由于我小时候的生活穷苦,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到黄埔军校参加革命时,多次听到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教导,他有两句话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他说:“一个革命者在生活上千万不要脱离群众,在工作上千万不要忘记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也研究过我国先秦诸子的学说,墨子说:“有力者助人,有钱者分人,有德者教人。”这些关于人生哲学的话,我不会忘记。但是我也不是“一尘不染的君子”。我在旅长任内,师长梁恺认为我的工资和津贴大部分用在士兵识字教育上,家庭生活艰苦,他派军需主任送去我家一千元,事后他才写信告诉我。我离开五十二军时,军长张耀明、师长覃异之,各给我五百元,我当时想拒收,但又怕得罪他们。接受这些捐款,都等于是“分赃”。他们送给我这两千元,我在桂林盖了三间简单的平房,因而我家住桂林不必付房租。
  我离开国民党军队,恰好是四十岁。这时我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孩子的外祖母(外祖父已去世)一直跟着我带孩子,一家八口,生活很难维持,怎么办?做投机生意,没有本钱,我也决不愿走这条路;再回关麟征总部当少将高参,我更不愿意。在苦闷中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了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南进,梦想征服东南亚各国,并已侵占了越南、缅甸,旅居这些国家的华侨,纷纷回国。回到桂林的侨胞,无房居住,我将住房卖出,另在桂林东郊买荒地盖房,盖一栋,卖一栋,搬一次家。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共盖了九栋,搬了八次家。回国的侨胞们,也乐意买我新盖的房子,因为我盖的房子是自己设计,自购材料,价格比较便宜。给我盖房的工人也乐意,因为我付出的工资比较高。这样薄利多销,所得利润,勉强维持了家用。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20 22:24:04
  69、读书和交友
  桂林有个“新生活书店”可以买到各种进步的书,还可买到《新华日报》由于五十二军的中、上级军官的家属都住在桂林,认识我的人很多,因而我买进步的书报阅读,都要严守秘密。一九四二年,有个华容同乡杨明清,来桂林住在我家,他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一九三八年,国民党火烧长沙时,他回到故乡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华容县警察局长徐上达,认为他是“急进分子”,下令抓他,他逃到湘北前线找我,那时我任旅长,正在连队增设文化教员,推行士兵爱国识字教育,我安排他到连队任文化教员。他经常在旅部办的油印小报《吼声》上写文章,思想较活跃、进步。 一九三九年,湖南第一师范在安化县复课,我帮助他完成了学生。他毕业后,又到湘北找我,这时我任师参谋长,连队文化教育已停办,我介绍他到师政训处工作,后因他和该处秘书王某吵架,犯了军规被关禁,释放后离开了五十二军。
  杨明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他有个同班同学邓钧洪,邓在毕业后到桂林铁道部门办的小学任教员,不久升任教导主任。杨到桂林找到我,同时也找到了邓,由邓介绍到这小学任教员。不久,邓辞职,到桂林体育场附近的“平民书店”任经理,杨升任教导主任。
  据杨明清秘密告诉我说,邓钧洪是中共地下党员,“平民书店”是中共在桂林的联络点。同时我又认识我的大孩子的老师肖漪萍,并经常和他见面,谈话了解到他思想进步,对抗日战争前途表示乐观,我认为他也可能是中共地下党员,但是我又不敢问他。
  由于杨晓清把我湘北抗战时的生活作风和工作之风,以及思想情况都告诉了邓钧洪,因而邓由杨转交我一些秘密文件阅读,其中有周恩来同志由重庆回延安时的报告。我的大孩子也告诉我,他的老师肖漪萍,常开秘密会,要他在会场外站岗。这时我知道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我已有为认识。但他们严守党的纪聿,始终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桂林有各系统的特务到处横行,抓人、杀人,而在桂林活动的“托派”,也有向中共地下组织进行破坏,我同肖漪萍见面和阅读秘密文件,以及阅读进步书报,都要十分注意。
  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因公到桂林,顺便接他住在桂林的母亲去昆明,他听说我离开五十二军后闲居桂林,特意到我家看望我(我离开五十二军时,他曾电邀我去昆明任职,我以有病需医治,婉言谢绝了),并请我吃饭,他对我说:“现在已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美、英、苏等国都参战了,这几个国家正在大力支援我们,我国抗战前景好的很,最后胜利大有希望,你这样消极是很大应该的,还是去我那里工作为好”。但是我和他的观点不一样,我认为抗战前景虽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已失去民心,俗话说,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国民党军队,决无好下场。我的希望,寄托在善于组织、团结、教育人民,和广大人民一起,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持久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可是这些话又不能对他讲,只好说:“我的胃病没治好,身体很虚弱,病情好转,我一定前来追随你。”
  一九三四年春,梁恺任国民党中央军校分校副主任(主任黄杰我也熟悉)他要我去任少将总队长,我也以有病不能工作,婉言谢绝了。
  
作者:可惜我不是帅哥 时间:2009-05-20 22:4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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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21 12:29:57
  69、被迫逃难
  我在桂林定居期间,虽明知肖漪萍、邓钧洪是中共地下党员,但他们一直没表露自己的身份,我也不便向他们申请加入中共组织。我还想去延安,因为我听说华容县老中共党员朱婴、方之中在延安工作。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捕杀中共党员时,他们在南京,我曾做过掩护他们的工作。但是路程太远,家庭老小又不能随去,只好呆在桂林,等着有机会时再行动。
    一九四四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南进”政策失败,它在东南亚的军队为从海上撤退,又怕英、美两国的海军,它的同盟国德、意、法西斯军队也正在败退。在五、六月间,侵占我国湖南省城长沙后,接着进犯衡阳,桂林动摇。据了解,许多机关、学校、居民开始疏散,邓钧洪去湖南沦陷区搞地下工作,肖漪萍,杨明清去贵阳,我因最小的孩子快要出生,爱人张剑云不便行动,也因还有一栋房子没买出,身边没旅费,更因错误地估计衡阳到桂林还有七百多华里,不必这样匆忙,所以未动,
  九月初,湘桂边境黄沙河沦陷,桂林不能再住下去了,我只好被迫带着全家和简单的行李,同数以万计的桂林居民,向广西西南山区“逃难”。
  在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下,有钱有势者生,而且是舒服、享乐的生,无钱无势者死,而且是辛苦、受罪的死,有人却认为生者光荣,死者可耻。这现象,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腐败黑暗、专制的压迫、抗战无能的统治下桂林沦陷时,数以万计的逃难群众中表现最明显了。当长沙沦陷,衡阳动摇时,住在桂林的蒋家官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发了国难财的富商们就纷纷乘火车或汽车搬家,他们所有家具什物都搬上了车,有的去重庆,有的去昆明,搬走得最近的也到了贵阳。他们在路上当然是舒服、安全,到了目的地,更可以加倍享乐。这时桂林还有近十万人。接着衡阳沦陷,由长沙、衡阳逃难的人们拥进了桂林边境的黄沙河。国民党军队三十多万人马,像一群鸭子,被日侵略军三个师团至多是五万人,追赶的四散逃跑。
  我在九月十二日,乘一个在桂林兵工厂工作的亲戚照顾,在桂林北火车站乘上了火车,但不是坐在车厢里,而是全家坐在车的顶蓬上。这列车装满了兵工厂的机械和职工家属,车顶是用树皮搭盖成人字形,我想了许多办法才坐上去。这列车的车底上也用木板和绳子扎起来载上了人。由于逃难的人多,桂林南、北两个火车站成了人山人海,车站轨道被列车占满了,开不出去,我乘的这列车等了十多个小时才开动。我是九月十三日离开桂林,而防守桂林的国民党军队,这时就开始放火烧城外的房子,美其名曰“扫清射界”。据说桂林城防工事花了不少建筑费,但是敌人刚接近,守城部队就逃跑了。
  由桂林到柳州的四百华里,我乘的这列车走了三天,因中途各车站轨道都被装着机关、学校、难民等车辆占满了,列车无法通过。车到柳州北站到西站,又用了四天,到西站后却没有开动的消息,原因是路方要先开花了钱的车,而且以钱的多少决定开车顺序。我的孩子们在车顶上日晒夜露,尤其是雨天,全家就像“落汤鸡”。每个车站因停车多而时间又长,满地是大小便,太阳一晒臭气难闻、病人、死人,每个车站都有。这样,我的孩子们会活不下去的!我只好背了暂时不穿的几件衣服,到柳州街上拍卖(有钱的商人这时仍在柳州廉价收买衣物运往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卖高价),托一个朋友帮助,花了很大代价取得准备先开的一列车顶上的位置,由柳州经过两天到了宜山。因为不花钱不仅是上不了车,也不知道那一列车先开。
  我到宜山后,打听到西去近两百里的金城江车站有两万多人在候车。由金城江再往西去,火车要爬坡换车头又要等很长时间。我想起我在五十二军工作时,宜山城内有熟人,宜山县城西去一百多里的九渡镇也有熟人。因而我就在宜山下车,找到了曾在一九五师当上尉副官的周某,托他租了一匹马,我的爱人剑云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小儿子骑马,请人挑着简单的行李,我带着五个能走路的孩子步行了两天,到达九渡。这里是五十二军副军长兼湖南衡来师管区司令覃异之的家乡,他全家八口人都住在老家。我承他家照顾,帮我找到了住所。几天后,覃副军长从湖南常宁县带着十几个武装士兵和几个军官绕道湘南经柳州到了九渡,我建议我同他以宜山、都安河池等县山地做根据地从事游击活动,他不同意。他认为日本侵略军不会到九渡。他竟以近千万元公款到宜山购买布匹和在九渡购买粮食、食盐,想从中获利,发一笔“国难财”。
  桂林沦陷后,柳州失守,接着宜山沦陷,覃副军长还以为九渡是安全地方。在宜山沦陷后的第五天。由迁江县城撤退下来的某集团军副司令带着两个团到九渡,随着他的还有我早就认识的某参谋长。我们在谈话中,知道到了这支部队共有五个团,是某集团军右翼部队,准备撤退到河池、南丹之间的山地去。他们说:“这个仗无法再打下去,谁想打仗,谁就要倒霉”。又说:“某集团军总司令早已退到贵州省境内,重庆的最高统帅,对当前的抗战形势也不大关心,他(蒋介石)最近只有两件事感兴趣,一是陪伴陈小姐,二是发动十万青年学生从军。”他们在谈话中,表现出极大的愤慨。
  这批部队刚从九渡西去,敌人的骑兵就追到九渡,我全家同覃的全家被迫逃到九渡西面山区加发洞,这里住着覃的亲戚,帮我们找到了住房。这时,我们听说某副总司令带的步兵被敌人骑兵追上了,副总司令被打伤,我认识的那个参谋长被打死。
  覃副军长囤积的粮、盐、布,在敌人侵占九渡时,全部损失,但他身边的财物还有不少,他害怕再受损失,带着他的夫人和四个孩子经百色回云南文山五十二军(他到文山后,被调任住在重庆的青年军第四师师长),留下两个小的孩子和他姨妹全家四口仍住加发洞。他还给我准备了乘马,要我和他同行,我的家属暂和他的姨妹住在一起,以后再去云南,我未同意。他临走时和我谈了一席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现在我国抗日战争形势已有大转变,美国正在大力帮助我国,最后胜利在望”。他知道,我对五十二军的几个负责人包括他在内是不满意的。他说:“我们衡量人要看他的全面,不能只看他的某些缺点,过于苛求,大致过得去就行,如果用显微镜看人的面孔,那当然是满脸大麻子。”我当时笑着对他说:“我已离开五十二军三年了,现在不好再回去”。他又说:“你不回五十二军,可以到杜光亭(杜聿明)那里去,早就听说他欢迎你去”。结果我还是下定决心不走,他再三嘱咐他的亲戚,要在多方面照顾我家的生活,必要时,共同行动。
  覃走后不久,敌人小分队到了加发洞,我家简单的行李被抢走!加发洞的老百姓送给我两床破旧棉被,才渡过冬天。由于敌人小分队到处搜山,我在两个月内,移动了三次住地,最后搬移到都安县的下乡镇。
  广西西南山区,少数民族散居,他们生活的困苦,实在难以形容,如果说,世界上真有所谓“地狱”的话,那他们就是生活在“地狱”里。他们居住在半山腰或山沟里,用乱柴扎起来做房子,上盖树枝和树皮,四面进风,冬天全靠烧柴烤火取暖。穿的衣服少而且破烂。在石头缝里种玉米作为粮食,很难吃上油和肉食。他们没有农具和耕牛,也无法用耕牛,全靠一把砍柴刀和松土用的像狗舌似的一柄锹。这个地区山与山之间也有谷地、良田,但多被地主和富农占着,穷人的女儿多嫁给富户我的做妾、做婢,成为富家能说话的劳动工具。
  我到下坳后,听说宜山至河池、南丹沾铁路、公路逃难的人们,遭遇更为悲惨。当敌军侵占宜山县城后,金城江接着沦陷。敌人骑兵小分队从左翼进占南丹,把难民行列拦腰截为两段,前一段为敌骑追上,行李衣物被敌枪光,青年妇女被敌人奸污。最先头的难民逃到都匀附近时,又遇上国民党军队溃退士兵,以检查“汉奸”为名,把难民的衣物枪走,难民讨饭到贵阳。停留在河池的难民,知道南丹沦陷,有日本骑兵拦头时,只有向公路两侧的山地逃,但结果也同样悲惨,因为敌人步兵侵入河池后,又同侵入贵州。独山骑兵回头,到南丹与河池之间“搜山”。我到安县属下坳后,有几个难民从河池逃到下坳,他们沿途讨饭吃,瘦弱到不像人。他们中间有两个是浙江人,原在湖南做五金生意,有一个是广西合山煤矿的小职员,还有一个是柳州某小学校的教员,他们告诉了我许多不忍听的悲惨遭遇。他们逃难到金城江等乘火车去贵阳找朋友,但是等了一个多月搭不上车,眼看在金城江的难民病死的一天比一天多,他们的小孩子也死了两个,只好和别人一样扶老携幼,沿着公路拥挤在逃难的人群中向南丹步行,但在中途得到前面传来的消息,有一座桥梁被国民党军队炸断了,河水深,不能过去。他们和许多难民一样走投无路时,后面有日本鬼子兵追上了,有的丢掉了年幼的儿女和年老的父母,只顾自己往路旁山地上逃,有的一家被冲散,哭声和呼叫声震动山谷。敌人在未逃脱的难民中带走了一大群年轻妇女,送到所谓“慰问所”。接着之说:他们和父母妻儿失散后,逃到离公路十多里的一个村子,村里的坏人不准他们进村,说是怕难民中有汉奸。他们当夜露宿在山沟里,半夜又来了十多个带枪的国民党士兵,以“检查”为名把他们随身携带的衣物抢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剥去。那煤矿小职员说,他的妻子正在患痢疾,被冲散后生死不明!说这话时泪水直流,我当时只好怀着同情的心,回到自己的住所,说了一句:“这是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反人民的结果”。
  在日本侵略军退出独山、南丹以后,就在河池、宜山及其他各县组织伪政权,每一个乡镇都有日本兵担任警卫,这些伪政权的负责人地主、恶霸、流氓。他们对待乡民,无恶不作。下坳北面有个宜山县属的龙头镇,这里有日本兵一个小分队(等于排约四十人),设了个镇公所,所长是当地有名的恶霸。他们召集附近各村坏人到伪镇公所开会,会议决定各村接受日本“皇军”“劝告”“皇军”随时检查;要各村给“皇军”送粮、送菜,并规定多少猪肉和鸡鸭;要各村青年男子,随“皇军”外出挑运东西,要青年妇女输流到“慰安所”“服务”,实际上是供日本兵取乐。就这样由近及远,使整个乡村就范,如有不服从者“皇军”就要进行“讨伐”。所谓“讨伐”,就是捉人,烧房子。最初有些老年人害怕捉人和烧房子,劝青年人忍受。后来各村倍感困难也最使人们忍受不了的无休止的强拉妇女,拉去了就不放回。有血性、有勇气的年轻人就联合起来反抗杀亲日派,杀鬼子兵。于是“皇军”进行“讨伐”,抓人、烧房子。龙头镇周围各村的年轻人被鬼子兵杀害了不少,房子也被烧了很多!国民党宜山县流氓县长(桂系的一个失意军官花钱买的县长)却业旧压迫、剥削劳动人民,收缴民枪,间接援助敌伪杀害自己的同胞!”
  我在下坳住了四个月,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将家属托姓韩的熟人(原在一九五师任上尉军需)照顾,自己离开下坳,步行到独山,由独山县公安局长原十五师一四五团少校团附钟湘涛帮我安排乘汽车到贵阳。我在贵阳会见了肖漪萍,也会见了《大刚报》副总编辑王淮冰。我在逃难中写的揭露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情况,以及假抗战、真反共、反人民某些事实,想投某进步刊物上发表,给他们看后,他们认为要从长远利益着想,不主张刊登。他们主张我到昆明杜聿明防守司令部去,暂时有个落脚之地,以后看情况再说。王淮冰并给我向杜聿明发电报,第二天就接到杜的回电,欢迎我去昆明,并给我寄来了足够的路费。
  我于五月中旬到昆明!立即写信,让住在下坳的爱人张剑云带着孩子来昆明,并告诉她到独山时找钟湘涛安排汽车经贵阳、安顺到昆明,因为贵阳、安顺都有人照顾。她到昆明后,杜聿明并叫他的后勤负责人蒋瑞清给我置备了全家需用的行李衣物。这些朋友们对我的照顾,我终身不会忘记。
  这里叙述一个故事:五十二军衡来师管区新兵团有个姓晏的连长,在衡阳沦陷前,到湘桂铁路线上某城市住的步兵学校学习,衡阳沦陷后,学校搬到贵州。他是湖南醴陵人,其妻和一个四岁的孩子随他住在耒阳,请假到耒阳接妻儿,绕道湘南经柳州到宜山九渡,随后又到龙头镇,准备步行回贵州,接着河池、南丹沦陷,龙头镇也来了敌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敌人用欺骗宣传所谓“招抚流散难民”,“遣送难民回老家”的号召,到一个“难民登记处去登记,结果,到登记了的难民青壮年,却安排做苦工,不能和家属小孩在一起,年青男女没有送走一个。十多天后,他逃到下坳找我,这时我已离开下坳,后来他随着我的家属到了昆明。当他和我见面时,我问他的妻子和小孩是否同来,他望着我淌着眼泪,说不出话来。我后来介绍他到防守司令部警卫团当上尉副营长。”
  我渡过了七个多月的逃难生活,吃尽了艰难困苦,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慄!我的老伴张剑云同志,和六个孩子也跟着委屈、受罪,正因为我全家历尽苦难,所以都痛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腐败、无能。张剑云同志后来到东北帮助我做准备起义工作,也是因为在思想上对形势有了正确的认识。
  在旧社会,由于我不善于交际,拉拢人,知心朋友不多,但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我来说,感觉到还不是那样明显,这也是因为我待人真诚、直爽,不会说假话、耍手段。我在逃难期间,凡是认识我的人,都对我有帮助,这里我对他们表示真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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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21 12:50:53
  第十一章、再任国民党高级官
  (70)、在昆明期间
  我于五月中旬到昆明,杜聿明保举我任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少将高参兼直属部队指挥官,这是我离开国民党军队三年多以后,再次佩带蒋军高级军官领章。但这时我是“人在曹营心在汉”。
  我这个职务,主要是指导司令部教育作战处和管理教育司令部各直属部队(警卫团、通信营、汽车团等),工作较清闲,杜聿明要我抽时间编写《抗战经验》,作为教育部队的参考材料。我在两个多月内写了五万多字,后因日本侵略军投降而作罢。
  这时杨明清在昆明“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这个学院院长罗承升,又名罗苦闻,湖南华容县人,一九二一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同志相熟,后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加入了无政府主义派。大革命时期回国在华容县办教育,大革命失败后,他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南京等地做教育工作,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党人。(全国解放后,他应周恩来同志电邀到北京任文史馆专员,一九五六年国庆节,我作为江西观礼代表团团长去北京观礼,曾到他的住所看望了他,当时他已年近七十,现已去世)我同杨明清在昆明常到他的寓所看望。
  杨明清在昆明与中共地下党人有联系,有一天,他约了刘乐洋同志和我见面。刘在昆明是中共地下党人比较负责的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给昆明《扫荡报》编写社论。他的爱人易淑娟在昆明城外某中学任教员,也是中共党员。他们夫妻俩都和我谈过话,他们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分析很中肯,对我大有启发,使我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
  当时,龙云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兼云南省 。他在云南统率的部队,名义上有二十多万人,实际上只能指挥原来的云南部队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此外有一个独立师(师长龙绳武龙云的大儿子),宪兵、警卫各一个大队,一个炮兵营和各县保安队、警察等共十余万人。其他如邱清泉的第五军三个师,青年军第二零七师、宪兵第十三团,机场警备部队四个团、装甲兵团,以及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所属直属部队等等,要通过杜聿明才能使用。
  龙云是云南少数民族(莾族)的头人,是老军阀唐继尧的部下,他统治云南十多年,不仅有他一手培植起来的十多万军队,也有庞大的家产。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假装进步,与在昆明活动的各民主党派关系较好。这时昆明有个“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迁到昆明联合组成的,简称“西南联大”。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和学生有不少进步的民主人士,其中也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是心怀不满的。有个星期天,杨明清带我到西南联大参观《垟报》,那真是洋洋大观,许多精辟的见解,醒人耳目的评论,增长了我不少知识。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说:“西南联大的垟报,是中共党人的喉舌。”说某些民主人士是“俄国人”。如说闻一多是“闻一多夫”,罗隆基是“罗隆斯基”,国民党特务早已准备杀害他们。
  两年前,杜聿明统率的“远征军”,从缅甸撤退到印度东部,后来在美国军队协助下,打退了日本侵略军,并修通了印、缅、滇公路,“远征军”撤回到云南。从此美国来云南的军事人员日益增多,住地和供应常与龙云发生纠纷。美国人曾向蒋介石建议,赶走龙云而蒋介石也早想动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征服大东亚”的美梦。在美、英、苏等国军事压力下,终于屈服投降。当时我国举国欢腾,认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此脱离了战祸。昆明各界和全市人民放鞭炮庆祝,高级官员相互请酒和开跳舞晚会。我既不会喝酒,也不会跳舞,更没有钱请客吃饭,因而我在这时很少外出。有一天下午,杜聿明请客,我不能不参加,有个美顾问和我同席,翻译向他介绍我是台儿庄抗战英雄,美顾问亲切地和我握手,微笑着说了两句话才坐下。我不懂英语,问翻译顾问讲什么?翻译说,他讲台儿庄战役,有些消息是不真实的,只有打通缅甸北部的战役中,贵国确实出了不少英雄。我当时感到美顾问,这样讲是因为缅北战役有美国人参加。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认为“外患已了,内忧正深”。他急急忙忙准备大打内战,大量印发《剿匪手册》。他委派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在美国海空军协助下,调动躲在大后方的国民党军队,接收沿海、沿江及内地大城市。同时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停止活动,令日伪军暂在原地维持社会秩序,等候国军受降接收。他为了赶走龙云,令卢汉率领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到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并接着令龙绳武的独立师也去越南。接着蒋介石派飞机到昆明接杜聿明到重庆,面援赶走龙云的办法。
  杜聿明由重庆回昆明的第二天,到我办公室告诉我,要我指导教育作战处准备好沙盘演习教育,假想“围攻昆明城”,以便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之用。我当时莫明其妙,只好照办。会后,我才预料到这是杜聿明执行蒋介石命令要赶走龙云了。
  九月下旬,蒋介石由重庆秘密到四川西南部的西昌,并派了他的亲信王叔铭由西昌乘飞机到昆明给杜聿明送信。九月二十九日黄昏后杜令他的司令长官部少将以上军官包括我在内乘几辆汽车出昆明西门到空军基地岗头村开会。到会的有杜部师以上军官,还有当天从西昌乘飞机来的关麟征、李宗黄、龙涤波(宪兵十三少将团长,湖南湘乡县人,黄埔四期毕业,军统分子)。会议主要是传达重庆国民党政府撤消昆明行营,免去龙云行营主任兼云南省 职务;任命卢汉为云南省 ,在卢来到任前由新任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任命龙云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此外还有蒋介石致龙云的亲笔信。
  在这个会议上,杜聿明按照上次会议所作的沙盘演习,采取军事行动,并派专人监视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学生,防止他们“捣乱”。也令司令长官部“调查室”(军统特务组织负责人,李统桢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我任第二十五师教育大队长时,他是大队上尉政治教官,这时是少将军衔)昆明的中共党人。
  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我回到城内立即通知杨明清转告刘乐洋和易淑娟要他们当夜逃避。后来据说这次“昆明事件”,中共地下组织未遭受破坏(刘乐洋夫妇现已离休住在长沙)。
  当时龙云的主力部队远在越南,昆明城内仅有警卫营,炮兵营和一个宪兵大队和若干警察,城外有新成立不久一个步兵师(师长龙绳祖是龙云第二个儿子)。在龙云接到命令和蒋介石的亲笔信以后,不肯离开昆明。由他的警卫营保护死守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昆明城内西北角一座小山)。宪兵、警察也拒不交枪。到三十日下午,昆明城内基本上停止了战斗,部分县的保安部队和昆明城外的部队都服从命令交枪,只有保护龙云的警卫营声称死守五华山,拒不交枪。杜聿明也不敢炮击五华山或派飞机轰炸,成了僵局。昆明城内外由杜军维持秩序,但城内老百姓买不到柴米和菜有些怨言。十月三日,宋子文由重庆乘飞机到昆明,亲自到五华山与龙云面谈,并担保龙云同宋子文同乘飞机去重庆。在昆明西郊机场上飞机时,杜聿明亲自送龙云上飞机,并向龙道歉,龙对杜说,这不能怪你,你是遵照命令行事。龙云到重庆后立即就任参议院长。蒋介石接见他时,他又说:“这不怪委员长,是杜聿明胡闹”。蒋介石为了安抚龙云,责备杜聿明做得过火了,下令免除杜聿明昆明防守司令长官职,任命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但是过了几天,蒋介石又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随同新委派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去接收东北。
  这时华北的天津、北平、秦皇岛等城市。已由何应钦在美国海空军支援下先后派蒋军接收。杜聿明于十月中旬任“昆明防守司令长官部”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先带了一批参谋、通讯和后勤人员去秦皇岛,并由蒋介石命令已在上海受降的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在越南受降的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由美国海空军运送到秦皇岛,交杜聿明指挥,作为出关接收东北的军事力量。因为这两个军都是原教导第二师发展起来的,杜聿明较熟悉。在杜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召开了司令部处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决定留昆明的司令部机关及直属部队和家属由我和政训处长负责准备好待命行动。当天夜晚,我到杜聿明寓所送行,并和他谈了一席话。我说:“根据前天司令部情况汇报(司令部每周有一次汇报会),八路军林彪已带领十万人出关去东北,苏联红军有可能交防给八路军,如果是这样,我们去东北就会有麻烦”。他说:“有协定,苏联不会这样干”。他又说:“我们出关当然也要准备打仗,听说林彪带去的十万人有不少是徒手。”现在已是冬天,东北渐冷,他们没有棉大衣和棉鞋,装备很差,小米加步枪的八路军,真的和我们打起来,也不堪一击“。他讲这话时,神情很愉快,似乎很有把握接收东北。接着蒋介石又先后派了几个军去东北,用以增强接收东北的军事力量,其中有在越南的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随后又派去了新一军、新六军和关福麟的东北军。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22 11:03:00
  71、从昆明到锦州
  八年抗日战争,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抗战无能,大部分党、政、军官员又贪污、腐化、怕死,大半河山沦于敌手!除了部分投机倒把的商人发了“国难财”以外,中华民族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当时蒋家王朝的财政支出,全靠滥印钞票,引起十分恶劣的“通货膨胀”,物价不断飞涨,昆明市的大米每斤壹佰多元,租一间住房要壹千多元。我这个少将军官的月薪是壹万元,加上二千元津贴(叫特别办公费)不够八口之家的开支。中法大学文学院长罗苦闻,在由湖南华容逃出时带上了不少图书。日寇投降后,他卖出图书准备回老家华容,承他借给我五万元作家用。这笔钱我后来虽已偿还,但当时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在这里表示感谢!
  十一月初,我奉命率领新更名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机关、家属和直属部队近万人。由美国装备的汽车团分批运送到广西南宁,再运送到越南海防,五百多名家属留南宁。我乘坐的是一辆小吉普指挥车,带上杨明清。这次万人行动,未出差错,但也有少数中级军官从昆明带私货到海防出卖,其中有警卫团一个营长带了几十两大烟,被查出后撤了职。
  在海防候船时,有少数中级军官嫖赌,并有些人染上了“性病”。我还听到旅居海防的华侨说,五十二军在海防时,军风军纪很坏,有中上级军官狂嫖滥赌。第一九五师副师长郑明新在海防要了个华侨的女儿做小老婆,并已带去东北,许多中下级军官染上了性病。
  十二月中旬,部队由海防和鸿荃两港口乘上美国几艘运输舰。于十二月下旬到达辽宁葫芦岛登陆,再乘火车到锦州,这时杜聿明已随五十二军住在锦州。
  我到锦州后,立即向杜聿明报告部队沿途车运和船运情况,踏进他的办公室,见他正伏在办公桌上写日记。我说,司令长官工作这样忙,还在写日记?他放下笔和我亲切握手,并说:“你一路辛苦了”。又接着说,“写日记是老头子(蒋介石)给我的任务之一,年终还要派专人送给他审阅”。从这件事来看,蒋介石对杜聿明的控制是严格的。我把部队车运和船运情况简略向他汇报后,他说,五十二军从海防到东北,军风军纪一直很坏急需整顿。他又说司令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在海防也有不少人破坏军风纪(早有人向他报告),但比五十二军好。接着他谈了东北当时的形势。他说:“林彪带出关的八路军,已抢占了大半个热河,其先头已到达辽西。黄克诚带领的部队,已在山东半岛渡海到达旅顺、大连,看来非打仗不可”。他又说:“五十二军正向辽东开进,十三军也到达朝阳、北票、义县。在越南的六十军和九十军正在海运中,大概年底还有两个军可到达东北”。
  两天后,杜聿明派军医人员以检查各级军官身体健康为名,查出长官部机关直属部队和五十二军之一部分军官患性病的有百分之十。他叫军法处下训令,严格批评了这些患性病的军官,并规定以后再有犯这类纪聿者从严处罚。
  当时锦州有十多万人口,有一半多日本人,是辽西比较大的城市。自杜聿明的长官部和五十二军的一部分进驻以后,闹得乌烟瘴气,最遭殃的是日本妇女。杜聿明三令五申不准军人嫖赌,但不起作用。除杜本人不嫖赌外,很少人不断犯。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骧住在原锦州铁路局日本人局长的一座小楼上,每夜要这个日本人的十八岁少女陪伴。赵家骧还酷爱打麻将,有时玩到深夜。有一天,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和副军长梁恺,请我到一个大饭店吃饭。我进去时,他们二人正抱着日本少女亲咀、摸弄,见我走进房内,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赵公武说:“日本鬼子侮辱了我国不知多少妇女,我们现在也应该报复”。杜聿明的长官部,每到夜晚,处长们都出去耍,很难在机关或住所找见他们。高级军官如中、下级军官就更放肆,甚至有少数士兵在街上或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去强拉日本妇女。锦州有个纺纱厂,女工多是日本妇女,她们只好剪去长发,不穿和服穿西装假装男人。但有时被识破,也不能避免受侮辱。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22 12:06:48
  (72)任阜新市长
  我到锦州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正式成立“直属部队指挥部”,我还是兼任指挥官少将高参曹福谦兼任副指挥官(他是山西应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他的长兄曹汝谦是黄埔三期政治教官,一九二六年春,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党代表蒋先云的助手,我很熟悉,是中共老党员,后来在华北做地下工作时牺牲),指挥部有少校参谋和上尉参谋各一人,杨明清任指挥部上尉书记。
  一九四六年元旦夜晚,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他办公室谈话。他说:“十三军八十九师今天已将阜新市的八路军赶走了。这里属热河省管辖,是一个大煤矿区,市里有近二十万人口,有两万日本人。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接收这个市当市长?当时我考虑长时间蹲在高级机关很难接近八路军,更不易找到中共党组织,赵公武、梁恺曾要我去任五十二军参谋长,我未同意。但当市长做行政工作,我没有经验,杜要我去接收大员,可能因为我太穷,让我去发“劫收财”(当时人们传说接收是劫收。我考虑后对杜说,请你让我多考虑一下,明天早晨再决定)。”
  我回到指挥部和杨明清商量,他很积极的主张我去当市长。他说:“我们去做市政工作当然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而是接近群众的大好机会。至于怕没有人帮助,我可写信到湖南邀邓钧洪、肖漪萍来阜新,他们和我联系”。这是“心照不宣”的话。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杜聿明同意去阜新。
  第二天,杜聿明写了封信,要我去见住在锦州的热河省 刘多荃,并约好元月三日派汽车送我去阜新。杜聿明给我介绍他的中校副官何瑞云(山东人是杜聿明在第四师任团长时的司号长,一直随杜工作)任阜新市公安局长,又介绍中校秘书李某给我当秘书主任,李嫌官小不愿去,我保举杨明清任秘书主任。杜又叫他的后勤部门借给我“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当时一万元等于抗战前一百多元)”。
  同车去阜的还有新任阜新县长张天权,张是山东人早年在日本某大学法聿系毕业,当时任十三军军法处上校处长,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去阜新任县长的。他一和我见面,就紧握我的手,称我“老大哥”。他说,“阜新县虽不属市的管辖,但今后请你多帮助、多指教”。
  由于我们是下午从锦州起程,傍晚到义县,在八十九师驻义县一个团的团部住宿。这个团的团长是我在教导第二师任少校机关枪连连长时的中尉排长,相识十多年,见面很亲热。他帮我打电话给军长石觉、师长万全仁,让我们互相在电话中问好。因为十三军中、上级军官我全熟悉。
  我们于元月四日上午到阜新,立即组织市府机关开始办公。因我带去的人很少,只好把原日伪统治时期的市府职员进行登记选用。原市政府大楼,已集中一千多日本人居住,我们另找了一栋两层楼房作为新市府办公房。
  日伪统治时期的阜新市,市长是日本人,苏联红军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接收,市长被关押。十一月初,林彪带领八路军到阜新,由红军移交给八路军,林彪委派马如龙任市长,叶舟任阜新县长。阜新县有近四十万人口,其中蒙族有三分之一。市区人口有二十多万。我到阜新时,市区一片凄凉景象,原有的大型发电厂,有三台五万瓦的发电机,全被苏联红军运走,全市无电无水。两个大型露天煤矿,所有设备也被红军搬走,工人无工可做,大部分走散。矿区房屋,也大都被破坏。全市区有近两万日本人,都分区集中几幢空楼房里,由原煤矿矿长久保孚(日本人)任日本居留民事务所所长负责组织日本人劳动。
  元月中旬,杜聿明来阜新视察,我带他参观了不能发电的电厂,不能生产的煤矿,也参观了凄凉景象的市面。随他来阜新有长官部少将参议焦实斋。焦是河北井泾县人,早年留学英国。我和他认识是一九三四年,当时我帮助杜聿明办“北平市大学生寒假军训班”,他是北平“民国大学”的教务长,常到我们军训班给学生讲课。抗战时期,我在五十二军任旅长,他介绍他的弟弟到我旅任中尉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和平解放,他是傅作义的谈判代表,现在住北京,是民革中央常委。一九八零年十月,我在北京还会见了他,他现已年近九十岁。他随杜聿明到阜新,我问他,我怎样才能当好这个市长?他很幽默的说:“要靠你的本事”。
  杜聿明到阜新视察,对我有帮助,他批给我步枪一百支,子弹三万发。又同意我印发小票三佰万元,在市面流通。他又同意我扩编一个警察大队。这时原在一九五师任中校参谋的钟毅(后改名钟良)来阜新,我介绍他任警察大队大队长。焦实斋也介绍了他两个老同学来阜新市府任科长,但干了两个月,觉得没有发财的希望就请假走了。
  我在阜新市长任内,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修理好了十多栋受到破坏的公房;二、是培训中、小学教员,使停课半年的学校能在春节后顺利复课;三、是创办了救济院、几座保育院;四、是顺利地处理了日伪遗留下来暂时用不着的物资,解决了财政上的困难。市府有一辆小汽车,经过修理也卖给煤矿使用,我同杨明清乘自行车到处采访民情,筑求民隐。在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掌管财政工作的旧科长李振林拿着账本问我工资怎样发?我说,我只拿我应得的工资,发放以后剩余的钱留作公用。他后来对他的朋友说,他干了多年的财务工作,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廉洁”的市长。就这样,我看到阜新人民眼里露出喜悦的光彩。但是市党部书记长江济,市参议会议长邹子身等人却对我不满意,他们要我增加这两个单位的办公费,要我安排他们推荐不必要的人员,我不同意。他们造谣说我是挂着国民党接收人员的牌子,做的是共产党的工作。
  有两件事很难办,一是在市区居住的日本人虽有人管理,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他们劳动,但是他们有时离开住地或单独行动,就遭到人们的打骂甚至打死。有三个日本人安排在市医院搞清洁卫生工作,被住院的病人打死了两个。日本居留民负责人久保孚到市府向我告状,并要求我下令以后不能再发生类似事情。久保孚说:“日本在过去对贵国人民的确是罪该万死,但这是少数军阀们应负的现任。而且事件已成过去,我们已低头认罪,他说这些话时眼泪直流。我当时安慰了几句,并答应惩罚凶手和下令禁止无故打骂日本人。第二件事,是许多市属机关的职工讨日本少女作老婆或作临时老婆,甚至一般的工人、农民也这样干。有的是女方自愿,有的不是纠纷很多,经常闹到市府或公安局。市面上公安局长何瑞云,已有老婆和孩子,他也找了个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市府有个别科长和科员也这样干。他们不怕批评,不怕处罚,偷偷摸摸的干。当时,云南部队九十三军有一个团驻阜新。这个团刚来时团长看望我,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世界上只有日本妇女对丈夫是恭顺,讨个日本妇女作老婆是人生幸福”。几天后,他真的找了个十八岁的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在遣送日本人回国时,这个少女哭闹着要回国才放走。这些事件的发生有人摇头,但也有人却认为“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应该受到惩罚”。甚至市政府东北籍的职工,也有少数人同情这些人的说法。认为这是“日本鬼子自己造成的恶果”是“罪有应得”。
  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在阜新的日本人分批遣送回国。国民党政府规定回国的日本人只准携带少量的生活用品和沿途需要的食物,其余财物由地方政府没收归公。阜新市没收日本人的财物很多,仅原煤矿矿长久保孚就有五十多两黄金。这些财物处理后,有人主张补助市府职工少许,我没同意。我认为,这都是阜新人民的血汗应该用于公共事业的开支。
  五月上旬,我的爱人张剑云带着六个孩子从南方到了阜新。沿途虽有不少军官的家属同伴,但一路吃了不少苦,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两岁,又患麻疹。从此,我这个多难的家庭,总算是又团聚了。我内心感到喜悦。
楼主您很象飞行员嘛 时间:2009-05-24 11:34:59
  (73)迎着风浪前进
  这时,杨明清同志早已写信到湖南,邀请邓钧洪和肖猗萍两同志来阜新帮助工作。邓于六月下旬到阜新,带来了党的温暖,我们的工作有了方向,开始迎着风浪前进。
  国民党阜新县长张天权,到任六个月做尽了坏事。特别严重的是贪污腐化,把许多无罪的人关进监狱。全县蒙汉两族人民纷纷向东北行营、东北保安司令部和热河省政府告状,但这些上级毫无办法。只好下令将阜新市、县合并。合并后的市政府机构撤消,由我继任阜新县长。
  张天权是日本留学生,会讲日语。他原有个日本老婆,住在天津。他上任阜新县长时,又找了个十九岁的日本少女作临时老婆。他的县参议会设在县府大院,十多个参议员中有二分之一抽大烟。阜新县人民编了一个歌:“两个参议员出,三个参议员进,不是赌钱、抽大烟,就是合计害百姓”。张天权上任时借了杜聿明的后勤部二十万元未还,印发了两百万元小票未收回。向县银行借款和预收税金几百万元,这些都没有出账。有人估计,他在六个月中至少贪污了东北流通券两百万元。当时一万元等于抗战前的一百五十元,两百万元等于三万元,数字不小。我问来监交的热河省政府民政厅李厅长,我应该怎么接?他说:“张县长交什么你接什么,张县长任内欠的债,由他负责”。李厅长又说:“张天权在阜新胡闹,刘 早有所闻,只因张是十三军军长石觉介绍的,十三军正在保卫着热河,刘 不便得罪他。李厅长这些话,说明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关系。
  更可笑的是张县长走后,国民党锦州《新生报》刊登的一篇“启示”:“恭颂前阜新县长张天权启事”:“我阜新自日寇侵占以来,人民深陷水火,去年正庆光复,又遭共党……幸张公天权到任以来勘乱扶正,救民水火……今因张公高迁,同人等……以示报德。阜新县县党部、县参议会率全县四十万蒙汉人民同启”。
  阜新县原有五个区公所,每个区都有警察分局和保安分队。我接收后都撤消了,警察和保安队员都集中到县城整训。这样一来,八路军游击队就到处活动无阻了。四乡的土豪劣绅,失去了依靠,只好纷纷逃到县城。他们到县城后向县党部(县党部书记长仍是江济)县参议会哭诉(县参议长王涵三、副议长贾玉昆)要他们向我请求恢复区公所,放那些警察和保安队员回去,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又向刘多荃、杜聿明告状,说我“政治主张乖廖不打八路军”。
  当时有名的蒙奸李守信、汉奸索华忱、崔兴武,都在阜新、彰武等县招兵买马,向老百姓要这要那。他们原是日伪统治时期的伪军头目,垮台后又得到了熊式辉、杜聿明许可,组织地主武装打八路军,号称自负盈亏中将司令。他们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经过杜聿明的同意,关押了崔兴武和索华忱,赶走了李守信,阜新和邻近几个县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可是,这些措施都对地主豪绅不利。县监狱关满了政治犯和所谓“中共嫌疑犯”,由郑钧洪同志以政治秘书名义,分别谈话后释放了二十多人。有个名叫崔灿的穷苦知识分子,因遭人陷害被投进监狱。他自己认为仇怨不得昭雪,必死于监狱。我们把他释放了并安排他当小学教员,他为了感恩载德写了一首旧体诗:“灾祸从天降我身,横遭诬陷进牢门;若非明镜韩县宰,苦海冤仇那得伸”。可是县党部、县参议会却议论、反对。他们说:“那有不经过司法机关的审理,就随便把犯人释放的?他们散布谣言,说我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完全是中共党人的一套。在试行所谓“二五减租”中,他们更是千方百计的为地主撑腰。”
  当时先后到达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已达二十多万。杜聿明还嫌少,又委派了八个东北保安支队司令,到处抓兵。仅阜新一县就摊派五千人,搞得全县鸡犬不宁。我同邓钧洪、杨明清商量好,由我写信给杜聿明,建议由我在阜新组织上一个支队,免去征兵任务。杜回电同意,要我到沈阳面谈。谈的结果是:已在热河凌源的东北保安三支队司令刘清霖,不听指挥。下令将这个支队七、八、九三个团共三千多人缩编为七八两个团。另由,我在阜新组织一个第九团。我兼支队司令,刘清霖为副司令,并由刘率领七八两团到阜新整理训练。杜聿明的用意是想把这支毫无训练的地主武装整训成“正规部队”,为他效命,但他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我受令后,把原在阜新县境活动以赵序五为首的所谓“大刀队”一千三百多人改编成第九团,任赵序五任团长,郁怀忠任中校团附。郁是南京中央军校十三期毕业,曾任一九五师步兵连长。我委派他任第九团第三营营长。几天后,刘清霖来阜新。他说,七八两团官兵,都是凌源人。不愿意离开凌源,他无法带到阜新。并说他现在有病,向我请假去朝阳住院养病。我无权应允,只好又到沈阳去请示杜聿明。这时,杜聿明正患肾病。也因第二十五师在辽东与共军作战,全师覆灭,师长以下官兵全被俘虏。他曾在这个师当旅长、副师长对这个师有感情,内心难过,在家养病不见客。他听说我到了沈阳,即通知我到他家会谈。他一见到我就说:“二十五师的覆灭是雨东(关麟征)耀明(张耀明)用人唯亲的结果”。意思是说李正谊、何培德无能,不应该让他们当师长、副师长。我说,“说起二十五师的人事,真是一言难尽。你在抗战前离开了这个师,以后的情况可能不知道。李正谊自恃是关、张的亲信同乡很骄傲。在保定漕河抗战时当营长,不听他的团长覃异之的指挥,随着另一个营长徐克(也是关第的亲信同乡)让放弃阵地,向后溃退,覃团长愤而拔枪自杀,幸有左右官兵抢救受伤未死。当时我在这个师第一四五团任团长,防守在覃团右翼阵地上,所以很清楚。这样的营长几年后居然当了师长。关于何培德、刘亚懋(前任师长)等人也不是因为抗战有功而升官快,只因为他们是军长、师长的亲信老乡。何培德在漕河抗战时,是我团第九连连长。刘世懋在武汉会战中是一四九团团长,曾自伤离开战场。”
  这次我和杜谈话的结果是:将第八团交五十二军整编,另由我在阜新,以县保安大队为基础,再组编第八团。同意第七团留在凌沅,同意刘清霖到朝阳养病。我保举阜新县军事科长钟良任第八团团长,杜不同意,他委派长官部赵家骧参谋长的同学刘斌任团长,钟良任中校团附。并委派了长官部上校参谋虚广作为三支队上校参谋长。接着又派了二十多名军校某分校毕业生到三支队任职,其中有少数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我自兼任东北保安第三支队司令以后,所有阜新地主武装,都收编到八九两团,集中在原市政府所在地海州整训,县政府机关也搬到了海州。四乡地主失去了依靠,逃到海州,对我造谣污蔑,说我害怕八路军,把“四乡武装力量集中到县城保护自己”。当时我又未和中共地方党组织取到联系,有些事情很难办。邓钧洪同志曾到县城北面八路军游击区想打通一条路取得联系,但未成功。他又到北平找“国共谈判小组”的共方代表,结果也不能解决问题。直到一九四七年元月,他化装到海州西面五十多里地的桎梏台找到了八路军驻热东的十七旅,会见了该旅政治部主任李质,说明他自己的身份,并介绍了我长期以来的思想情况和现在的打算。可是李质同志和热东党组织还是半信半疑。在这以前,阜新县城和海州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他们认为我是假装进步,是最“狡猾的敌人”。据说还想暗害我,但是我全不知道。
  邓钧洪到桎梏台的当天夜晚,李质安排他住在招待所,他遇见了几天前被十七旅俘去的三支队排长皮广正,认识邓是阜新县政府的职员,但不知道姓名。皮被释放回来报告我说,这个人是八路军混进县府的侦探,要我查办。我说,你精明能干很好,我马上查,你不要对别人讲。邓钧洪从桎梏台回来也告诉了我这件事。几天后,皮广正在我住房门口碰见了邓钧洪,邓进到我的住房,皮跟着进去,皮说,“这个人我在八路军招待所见过他”。我爱人说,你不要乱讲,他是司令的秘书。事后,我同杨明清、邓钧洪研究如何处理这件事?杨主张杀皮灭口,我和邓不同意。因为皮是四川人,是钟毅的同乡。是钟介绍到三支队任排长的,再找他谈,说邓是我派去八路军做反间谍工作的,并不准他向外人讲,否则要处罚。这件事就这样处理了。
  邓钧洪第一次到桎梏台,李质要他办两件事。一是要我向中共党组织写封亲笔信,并密告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的概况。二是给他再送去二十张即有三支队司令部和阜新县政府字样的空白公函。二月中旬,邓钧洪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空白公函再次去桎梏台,回来时带了些宣传品。在离海州二十多里的地方,碰上了三支队的巡查哨兵,邓怕他们搜身,拿出身份证。并要他们派两名骑兵护送他回支队司令部好在巡逻兵是三支队的,否则又会有麻烦,因为海州驻有九十三军一个团。
  经过邓钧洪两次与八路军联系,十七旅派了两名干部化装住到海州,也与我见了面谈了话。这时我湖南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周里,又派了周太暄、陶涛两同志来阜新,帮助我们做起义准备工作。我们计划暂时在阜新搞两面政权,训练好三支队的两个团,在有利于起义的条件下举行起义。
  一九四七年三月,全国形势大变,蒋介石命令百万大军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驻陕西的胡宗南部队,也倾全力进攻延安。杜聿明在东北也大事调动部队,声称先攻下辽东,再挥兵北上渡松花江攻哈尔滨。驻热河凌源、平泉一带的十三军八十九师,调辽东作战。令我率领八九两个团由阜新开往凌源县,担任凌源城防和锦州至承德的铁路线上几车站的护路任务,归云南部队某集团军司令虚浚泉指挥。这样,我们准备在阜新起义的计划随作罢。我热东党组织和十七旅(旅政委谢镗忠)的同志,得到这一消息后很不高兴,因为他们正在做准备帮助我起义的工作。
  我于三月十九日带着周太暄、陶涛两同志以及我的家属和八九两个团,分乘两列火车由海州经义县、朝阳到凌源。车过朝阳时,我本应下车到朝阳城内去看虚浚泉司令官,又怕引起麻烦而作罢。我离开阜新,由杨明清代理县长。留邓钧洪在海州任中学校长,继续与十七旅联系。我在阜新一年多,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工作,阜新人民对我是有好感的,但国民党县党部、县参议会,以及大大小小的地头蛇们却反对我怨恨我。当我离开阜新的第三天,国民党的消息,说我从阜新带着两个团“投降了八路军”。听说杜聿明见报后摇头大笑,因为我奉他的命令去凌源的。当我看到报纸上的这假消息时,立即打电话请示热河省 刘多荃,问他怎么办?他说,他已发电报社“更正”。
  在我离开阜新前不久,热河省政府派来一个叫刘去非的人要我安排他当县府秘书。他带来一部无线电台,有时私自收发报。他一到阜新就与县党部、县参议会秘密交往。他对三支队第九团挑拨离间,九团团长赵序五装病,不随部队去凌源,就是他在中间作怪。九团原有官兵一千五百人。这次行动,逃跑两百多人。
  
作者:阳光畅想 时间:2009-08-16 01:23:06
  顶一下,关注中
  
作者:可惜我不是帅哥 时间:2009-08-27 12:43:46
  怎么不见果粉来护主啊。
作者:gdhjtj 时间:2009-10-14 17:02:46
  请问这位老英雄是哪位?五十二军的抗日英雄我都认识的。
作者:蒙古人得银威 时间:2009-10-14 18:02:51
  再这样些下去肯定会被认为是五毛,光头的粉丝是很不高兴地
作者:我是冠军候 时间:2009-10-17 01:20:17
  欢迎弃暗投明啊
作者:雄关漫道1976 时间:2009-10-17 11:01:38
  楼主如果要说历史的话,必须以客观立场,一说一个反动派,什么叫反动派?就像中共以前说反革命一样,什么叫反革命?必须抛却政治立场来说,才能使人信服。
我要评论
作者:雄关漫道1976 时间:2009-10-17 11:03:42
  整个故事都像教科书,我们从小就是看这样的教科书长大的!
作者:lemanhb 时间:2009-12-30 22:34:22
  这个应该是韩梅村的回忆录吧?
  看到精彩处突然断了,楼主看到后能继续更新吗?
作者:洞中仙叟 时间:2010-01-22 17:25:51
  作者:您很象飞行员嘛
  
  
  他们说你老婆象飞机场。
  不是我说的啊
作者:山之dai也 时间:2010-01-22 18:28:06
  五千年灿烂至极,今且为苍生指点
  历史群:101538740
作者:湖北石首喻家碑 时间:2012-07-04 18:42:53
  拜读了
作者:albertwz 时间:2012-07-21 14:25:57
  我操,那个张天权居然是我大佬爷 - 我姥爷的亲哥哥
作者:标志军 时间:2017-12-09 22:21:30
  今晚流浪至此,打下书签帘子;明天再来窜门,看后报名从军。
作者:标志军 时间:2017-12-11 23:20:54
  看过真实可信,可惜留下太少;人已去世多年,秘密从此断了!
作者:银龙网络 时间:2017-12-12 23:08:07
  @雄关漫道1976 2009-10-17 11:03:42
  整个故事都像教科书,我们从小就是看这样的教科书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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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多说个人的经历。
作者:thin160 时间:2020-01-10 22:14:24
  mark
作者:thin160 时间:2020-01-11 06:15:36
  找这篇回忆录很久了。可惜不完整
作者:xh563211112013 时间:2020-02-12 14:46:10
  有工夫看看
作者:天军 时间:2020-02-17 09:20:58
  1941年,正是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居然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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