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有时比“白色恐怖”更恐怖(转载)

楼主:geng007100k 时间:2009-11-24 22:19:00 点击:2166 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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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0年初起,各苏区先后进行了以肃清“A B 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随着运动的扩大和升级,许多人被杀害、撤职、处分,大批冤、假、错案出现在红军队伍、党政机关及革命群众之中,给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直到今天,一提及那残酷、痛心、悲惨的一幕幕,都令人毛骨悚然,都令人叹惜不已,都令人不可思议。
  
  
  A B 团的“AB”是英语“Anti-Bolshevik”的缩写,意思是“反对布尔什维克”。1927年1月,国民党右派分子段锡朋、程天放、王锡礼等人在江西南昌建立了这一反动秘密组织。它专门排斥江西省各级党部中的共产党人。1927年3月1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停止江西省党部的工作,并将段锡明等开除国民党。4月2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被工会、农会、学联及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捣毁,逮捕A B 团骨干30多人。AB团被解散,从此销声匿迹。
  
  
  改组派,是国民党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等为反对蒋介石独裁控制而组成的一个派别,他们标榜“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精神”,于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各省市发展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争权夺势,并积极策动各派系军阀反蒋。
  
  
  改组派并无多大市场,A B 团只是昙花一现,社会民主党则只是个别缺乏知识的青年红军战士嘴上说说而已。虽然也曾在江西的一些地方发现所谓“改组派AB团”,但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大搞“肃反”运动。
  
  
  1930年初,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以“打A B 团”为中心的肃反斗争,而肃反的扩大化又导致了12月份红20军反对红1方面军总前委的“富田事变”。
  
  在赣南,仅仅在1930年12月7日至10日晚的4天之内,被红1方面军总前委派到东固负责“肃反”的李韶九,就在省苏维埃 曾山、省行动委员会宣传部长陈正人的配合下,抓捕了120人,处决了50多人。江西行动委员会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苏维埃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都先后被抓。红22军政委邱达三则先行一步,进入监牢。
  
  
  1930年11月下半月和12月上半月,短短的1个月内,不到4万人的红1方面军,就打了4400多名AB团分子,杀了几十个团长。
  
  
  红1军团中,不仅把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科长抓起来,就连14岁的勤务员王东保也抓了起来。是罗荣桓让负责肃反的军保卫局放了他。副官长游邦栋被打成AB团后被砍掉了左手小指,以示清白。特务营政委陈志坚因打AB团不得力,而也被说是AB团。12师宣传队长等100多人被抓。
  
  
  1931年2月,中共中央给红1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中,再次强调:A B团是蒋介石政府反革命的得力工具,要各苏区开展肃清A B团与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随后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都错误地进行了“肃反”斗争。
  
  
  更为错误的是,像扩大红军那样,规定“肃反”数字,下达抓人杀人的指标。
  
  
  真不知:这“指标”的妙计高招出自何人?又有何理论基础?是否中国特色?
  
  
  从5月起,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把县苏维埃政府 肖连彬、原县委书记邓希平抓捕杀害。政府、工会80%的干部被打成“社会民主党”。
  
  
  4月下旬,肃反有功的李韶九被任命为苏区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1930年12月,闽西苏区的中央代表就认为:闽西没有创造真正的红军,对闽西干部作了错误估计,决定对其彻底改造。因此,照搬了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开展对社会民主党等资产阶级政治派别进行斗争的指示,在闽西开展了所谓“肃社党”运动。红12军100团政委林梅汀被指挥为“社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
  
  
  1931年2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发出第20号《通告》,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及裁判肃反委员会,“集中大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闽西先后抓捕了60多人,林海汀等许多同志被公审后枪杀。随着“肃反”升级,红军连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大部被杀。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候补执委中有半数以上被杀,到8月,被抓捕者达两千以上。连张鼎丞、郭滴人都有了问题。
  闽西肃反委员会 林一株是个品质很坏的人,他逼供、指供,心狠手辣。他还派一个大肚子女人来守肖劲光的电话,监视肖的行动。闽西肃反到最后,林一株自己也被逮捕。。他上任后,更神气十足地将矛头指向发动“富田事变”的红20军,上至军长肖大鹏、政委曾炳春,下到副排长,全军700多人成了“AB团分子”。
  
  
  1931年12月,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书记。他由广东进入闽西时,从一位红军团长那里得知闽西约有6000“AB团”,不免大为震惊。于是,他到苏区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肃反扩大化。
  
  
  捕风捉影,严刑逼供,滥施肉刑,乱供乱信,赣西南90%的党政干部,都是肃反的对象,闹到谁也不敢当干部的地步。
  
  
  甚至陈毅也被得意忘形胆大妄为的李韶九怀疑为A B 团的黑后台。陈毅的妻子、才20岁的肖菊英,在惊吓中投井自杀。整日地抓人,大批地杀人,人心惶惶,谈肃色变。
  
  
  红7军军长李明瑞,于10月在于都被错杀。
  总前委向各部下达任务,要求如数完成。单是只有6000指战员的红22军,就有500多人的指标。
  
  
  红3军团3师政委谢翰文因在“肃反”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黄克诚接任3师政委。黄则因在第2次“肃反”中,抵制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而被抓了起来。 要不是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大发雷霆,拍桌子瞪眼 ,黄克诚 也可能 成了“肃反”委员会的枪下之鬼。当然,师政委他是当不成了。
  
  
  那是在1931年9月,中央苏区第2次“肃反”开始,红3师的组织科长周鉴、政务科长盛农、宣传科长何笃才等一批干部被肃掉。何笃才,1928年任红4军28团迫击炮连党代表,当28团2营营长袁崇全胁迫该营及机枪连、迫击炮连叛逃时,在团长王尔琢被叛徒打死的情况下,他与其他同志设法把队伍拉了回来。
  
  
  不久,黄克诚又收到本部“黑名单”。名单上的人,大多是连队的基层干部。他便让这些人上山躲藏起来。每天派人送饭,打仗时让他们各回原部队作战,打完仗再上山躲藏,以免被“肃反”所杀,而这些人战斗时依然英勇杀敌,冲锋陷阵。
  
  
  天下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而对于这些不知何时被“肃反”所杀的红军指战员,我们究竟是该叹?该怜?该赞呢?可叹,可怜,可赞,也许兼而有之吧!但笔者此时此刻却是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
  
  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天机”泄露,这些忠诚的革命战士、党的优秀干部,终成“肃反”冤魂。
  
  
  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带人开进红军总医院,院长戴济民和不少好同志被当做AB团而受到审查监禁。前任政委李用之被陷害致死。傅连暲也险些被杀,是张闻天及时救了他。
  
  
  左权被指斥在苏联期间有托派嫌疑。直到1942年他牺牲在战场,都未澄清。
  
  
  肖华因来自兴国,而据说兴国AB团最多。肖华便“顺理成章”地成了AB团嫌疑犯。
  
  
  于都县委秘书黄维汉经常看别人写字,写得好的就当作AB团杀了。他还经常听别人说话,若是谈话有条理,也就是AB团,自然格杀勿论。县机关100多人,只有两个炊事员不是AB团。就这样,他一手杀了很多人。1931年,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去于都检查工作,放出不少关押的“AB团”分子。
  
  
  字写得好,话说得好,都成了AB 团的根据。其荒唐之极、荒谬之极, 令人惊诧。而更为令人惊诧的是,这与30多年后“四人帮”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如出一辙。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必然联系 ?看写字,听说话,查出身,凭籍贯,逼供 ……于是乎,AB团越抓越多,杀而不绝。抓来抓去,连项英都牵涉进去,这位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临时中央政府副 、中央军委副 ,才感到供词不可尽信。
  
  
  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作出《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过去对AB团及一切反革命派认识不正确,将AB团扩大化了,以为一切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可以当AB团看待,以为一切从异己阶级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团,把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犯错误的党员与群众都与AB团联系起来,甚至发展到连工农群众都不能信任了;于是觉得AB团是肃不清的了。”
  2月底,在对肃反扩大化的急刹车时,那个闹得苏区军心混乱、民怨沸腾的李韶九,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后来又因民愤极大,而被押向了刑场。
  
  
  但“肃反”扩大化的马车,还在下坡路上快速下滑,很难刹住。或者说,这马车的车夫本来就不想刹车。
  
  
  1932年2月,赣东北苏区开始“肃反”。在中央代表曾洪易的主持下,红10军政治部主任、苏区创建人之一的吴先民,红10军参谋长舒翼,闽北苏区创建人之一的陈耿等一大批党政军主要干部被杀害。
  
  
  1934年6、7月间,第5次反“围剿”最艰苦的时候,红22师在筠门岭战斗中失利,国家保卫局无辜逮捕了师政委方强,将一批团营干部撤职查办,有的被判处劳改,有的被判处死刑。
  
  
  就在长征前夕,宁都起义领导人中的季振同、黄中岳,一个红5军团原总指挥、1个红军军长,被捕风捉影地说成“叛变分子”,而错误被杀。
  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缺乏作战经验的项英和负伤未愈的陈毅、贺昌,负责苏区红军游击队的斗争。这3人都不是本地人。而本地有作战经验,又与群众血肉相连的领导干部,都在几次肃反中被杀掉了。如赣西南群众领袖毛泽东极口赞誉的英雄人物—李文林,1934年肃反中被处死(当初也曾是“肃反”带头人)
  
  
  那些被“肃反”错误处死的优秀分子,临死时,竟然连喊句“共产党万岁”,都成了罪恶。在闽粤赣,一次宣判十几个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人”。保卫部门负责人一一宣读他们的“罪行”材料后,主持会议的人高声问:“该不该枪毙”,台下群众高喊“枪毙”。于是就枪毙——这这么简单!
  
  
  有人听到判决后,高呼“共产党万岁!”会议主持人说:“这是反革命分子临死还在欺骗群众,多阴险!于是,在善良的群众心目中,这些“罪犯”更加死有余辜。
  
  
  共产党人枪毙共产党人,被枪毙的共产党人,对着枪毙他们的共产党人,高呼“共产党万岁”——真实的笑话!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一枪毙命或一刀砍死,这还算死得“轻松”。更多的死者并没有这种“幸福”。石头砸死,钝刀剌死,推下山摔死,乱棍齐下打死,捆上投水淹死,拳打脚踢致死,用生锈的铁丝刺穿睾丸疼痛而死。如此种种,不可尽数。可怜无数的革命战士,可叹一批批优秀干部,死得自己不明不白,不止冤屈;而且令人毛骨耸然,死得悲惨!
  
  
  群众,对敌人恨之入骨的群众,而又十分单纯善良的群众,一经发动起来,便屈从于一股迷误、昏乱、疯狂的热情,那么自觉,那么虔诚,那么亢奋。热血沸腾 之下,做出多少让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乌烟瘴气之中,相互怀疑,胡咬乱供,打击报复;人人戴上了有色眼镜,个个成了“偷斧子的人”;亲密的战友成了仇敌,革命的同志成了内奸;今日还在杀敌战场上冲锋陷阵,不知明天还能否活着;个个心惊肉跳,人人胆战心寒;“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红色恐怖”甚至比白色恐怖更为恐怖!
  
  
  “肃反”之风自然也刮到湘赣边根据地。省委委员刘志杰、保卫局长林瑞笙、副局长谭牛山,负责肃批工作,他们在军内抓,在地方抓,越抓越凶。先后杀了湘赣省苏维埃 袁德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于兆龙、赣南地委书记李梦彬、红军独1师政治部主任陈韶。最后刘士杰把谭牛山也抓了起来。
  
  
  刘士杰的作法引起了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张平化、王恩 茂等人的反对,刘士杰就到中央,向博古进行了扩大事实的汇报。中央偏听偏信,竟于1933年2月改组了湘赣省委,撤销了王首道的省委书记职务。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又开除了王首道党籍。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被法办,接着是又一大批军政干部被抓被杀。倒是这个乱捕滥杀苏区党政干部的陈洪时,于1933年8月叛变到萍乡投敌,当了国民党江西省的招募专员。投敌时他将密电码、军用地图、文件、省委公章、枪支弹药等全都交给了敌军。
  
  
  与毛泽东共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袁文才、王佐也被错杀。井冈山群众因此对红军、对共产党产生了隔阂和疑虑。
  永新县接连把6届县委打成AB团,只有1人被允许自首而幸免一死,其余统统被杀。
  
  
  远在大西北的陕甘根据地也未能幸免而成为“沙漠上的绿洲”。
  1935年10月21日,中共陕甘晋省委发出指示,决定建立政治保卫系统,颁布赤色戒严令。接着是大批逮捕党政军领导干部,实行“肃反”。
  10月6日,政治保卫部门下达密令,以开会为名,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骗回瓦窑堡逮捕,进行“审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1月上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命令陕甘晋省委停止“肃反”。毛泽东、周恩来听说根据地主要创建人、陕北红军主要领导者的刘志丹及高岗等人被关押,立即派王首道、贾拓夫去瓦窑堡释放刘志丹等人。
  
  周恩来指着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严厉批评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不久,党中央决定撤销戴季英等人的职务。
  
  
  11月24日,徐海东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红25军还有300多‘反革命嫌疑犯’,要求解决他们的问题。毛泽东说:“他们长征都走过来了,是最好的历史证明。党员、团员,要一律恢复他们的组织生活,干部要分配工作。”并要求徐“亲自去办这件事”。这些在鄂豫皖苏区被打成的“反革命”、失去自由二三年的囚犯,当听到军团长称他们“同志”的时候,都激动地哭了。
  
  
  但无论是中央苏区,是湘赣边,还是陕北,比起鄂豫皖苏区的“肃反”都“相形见绌”,“大逊风骚”。虽然这些苏区的“肃反”也错整、错捕、错杀了相当一批党政军的优秀干部,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1931年5月,鄂豫皖苏区第3次反“围剿”尚未结束,新上台的王明所把持的中央就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由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 ,撤销了中共鄂豫皖特委,由分局直接代表中央实施领导,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红军 和地方武装统归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
  从此,张国焘集鄂豫皖苏区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炙手可热。大革命时期,他就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又曾企图阻挠南昌起义。1928年6月中共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初,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张国焘来到鄂豫皖苏区不久,就 承王明“左”倾路线旨意,再次开始“肃反”。1931年9月13日,他免去曾中生红4军政委职务,由陈昌浩接任。接着相继抓捕了红4军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28团团长潘皈佛等20余人。后又抓了11师师长周维炯、12师师长许继慎。
  
  
  9月底,张国焘亲自主持红4军的“肃反”。到冬天,“肃反”又从红军部队以扩展到地方机关。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还组织了巡视团。到各师监督“肃反”。“肃反”对象主要是日军中过来的,地富出身的和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这所谓三种人,一时间,红军中留鹅头的、戴眼镜的、镶金牙的、读过书的都成了富农,而加以清洗。张国焘还说“工农同志犯了错误,党可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同志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不重事实,不深入调查研究,轻信口供;严刑逼供揭发“同伙”;几个人一起吃顿饭,就是“吃喝委员会”,反革命;两个人说几句话,就是秘密活动,就是改组派、A B 团、第3党。白色恐怖,人心惶惶,连王树声、徐向前他们之间都不敢在一起多说话。
  
  
  3个月内,就抓捕、整肃了干部、群众达1万人之多,有2500多名连以上、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的红军指挥员,以及一批地方优秀干部被无辜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1932年先后被逮捕、杀害的主要干部有:
  红10师师长、黄埔军校毕业生陈奇
  红11师师长、商南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维炯
  红12师师长兼皖西北特委军事委员会 ,原红1军军长,黄埔1期毕业生许继慎
  红12师政治部主任、黄埔3期毕业生熊受暄
  红13师政委、鄂豫边革命委员会 曹学楷
  黄麻起义组织者之一、红75师政委戴克敏
  独1师师长徐百川
  独1师政委焦福兴
  红4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王秀松
  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 郑行瑞。
  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王培吾
  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主任李荣桂
  皖西特委书记兼军委会 姜镜堂
  鄂豫皖苏区税务局长徐明人
  徐向前的夫人程训宣
  
  
  窑工出身的徐海东因痛惜战友在省委书记沈泽民的瞎指挥下而无谓牺牲,也被打成“第三党”,并险些被处决。后来沈泽民因此而自责目悔,这表现了他的襟怀坦白。若是换了张国焘,徐海东恐怕不会成为共和国开国大将。
  
  
  1933年,红4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对国民党军3路围攻作战时,张国焘又搞起了“肃反”,名单由张国焘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逼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
  
  
  红28军军长廖荣坤,为开辟、巩固鄂豫边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作出过重要贡献,被杀害。
  
  
  红9军23团政委陈海松年仅20岁,是个优秀的干部,由于徐向前的力争,才得以幸免。后来成为2野虎将的周希汉中将也是被徐向前所救。
  以后又秘密逮捕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红4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张国焘亲自审讯。给他们扣上“阴谋活动”、“反革命先锋”、“推翻党的领导”、“投降敌人”等大帽子。红4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和不少优秀的干部战士被处决。四川白区党组织派到川陕苏区的200多名党团员,几乎全被杀光。在长征途中,又秘密杀害了曾中生。
  
  
  张国焘搞“肃反”,几乎把黄(安)、麻(城)起义、商(城)、南(县)起义、六(安)、霍(山)起义,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军政干部,都以“改组派”、“A B 团”、“第三党”的罪行杀光。他的作法又得到中央的倍加赏识,并在所有苏区推广,使更多的屈死冤魂,饮恨千古。
  
  
  1937年在延安,徐向前才听说程训宣和王树生的妹妹等一批人被抓走后杀害了他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周说:“没有什么罪,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几十年后,徐向前回忆、总结鄂豫皖肃反的教训时指出:
  第一条,根本不应该派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来鄂豫皖当一把手;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
  第三,逼、供、信,确实害死人;
  最后一条,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扩大化。
  他告诫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重演。”
  
  
  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不甘示弱,他使湘鄂西的“肃反”后来居上,登峰造极,成为“肃反”最残酷的革命根据地。
  1932年5月,在不满1个月的时间里,夏曦就抓了1500多人,弄得苏区上上下下人人自危,个个胆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彼此相视而不能多语,几人有事而不能相聚。有人屈打成招,有人刑后乱咬,如此恶性循环,反革命越抓越多。后来又逮捕了:
  湘鄂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万涛
  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
  省委监委委员候蔚文
  省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
  省委巡视员潘家辰
  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
  省银行行长戴补天
  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
  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
  红3军参谋长孙德清
  红3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
  红7师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克成
  红8师师长段玉林、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参谋长胡慎卫
  红9师政委李剑如、参谋长张应南、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参谋处长童士秀。
  21团团长蔡祝封、24团团长刘庶值,25团团长张杰,27团团长杨嘉瑞、参谋长李考候。
  
  
  其中刘革非、段玉林、彭国材、戴补天都是洪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上述20多名湘鄂西苏区党政军中重要干部在“公审”大会之后被乱棍打死。可怜这20多名党政优秀干部,战场上的杀敌英雄,蒋介石重金不能买其首,却如此惨死,令亲人痛心疾首,令仇者拍手称快。
  湘鄂西省委秘书长谢觉哉也在被杀者黑名单之内,只因当时被俘在敌营中关押,而幸免一死。
  
  
  当时未被打死的其他“反革命”被铁丝穿肩胛骨再系在长绳上押送别处,有伤痛过重走不动者,便被就地处死。当敌兵追来时,又将那些走不快的全部推入路边湖中淹死。其状之残让人如今听来都胆战心寒,欲哭无泪。
  
  
  红7师师长孙德清被杀害后,新任师长王一鸣因按夏曦的瞎指挥打了败仗,险些全师覆没,又被夏嫁祸于人,当“改组派”而杀掉。
  
  
  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照夏曦指示作战失败,丢失湘鄂边苏区,也被夏当“改组派”而拳打脚踢致死,死时周小康的眼珠子都冒了出来。
  
  
  鄂北苏巡视员尉士均按夏曦御敌之策,分兵把守,寸土必争,使红3军26师只剩百十多枪,苏区全部失陷,特委书记沈宗源携款潜逃,尉士均又成了“改组派”而被抓起。
  
  
  红3军见尉士均等人被抓,上下惶恐不安,生怕大祸临头,有人连夜逃跑。
  
  
  贺龙也被夏曦列入“改组派”黑名单,迟迟没敢下手。这是因为贺龙红军内威望太高,又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红3军参谋长戴赤英,由夏曦写了条子,让关向应亲自带人去抓,说“红3军一败洪湖,再败大洪山、一直败到退到今日”,就是戴赤英他们这些改组派的。当贺龙、段德昌找夏去力保戴时,夏派自己的干将用刺刀挑死戴赤英。
  
  
  红3军政委邓中夏被夏曦打成“改组派”头头。红2军团政委周逸群,苏区主要领导干部李良耀、汪毅夫、陈协平、谭蔚文、王进之、覃苏等人被打成“改组派”骨干。与贺英齐名、曾救过贺龙的巾帼英雄谷德桃也被打成“改组派”而杀掉。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2军团创建人之一的段德昌,被以开会为名诱捕后又被打昏数次。后与王炳南、陈协平一齐被杀害。
  
  
  段德昌被钝刀砍死。死时仅29岁,正是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之时,却含冤饮恨于九泉之下。湘鄂西苏区人民在他的坟前偷偷栽了29颗松树,以示纪念。(建国初,国家政府将第一号烈士证书颁发给他的家属。后来,又被定为我党33位军事家之一。)
  
  
  陈协平被石头砸碎了脑袋,死前他对贺龙说了2件事:
  第一件:“洪湖人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不可忘记洪湖人民;”
  
  
  第2件:红3军子弹极缺,那子弹留着打敌人,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
  其言谆谆,其骨铮铮,其心耿耿,即使铁石心肠,也会泪出眼眶。
  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红3军9师师长王炳南被打断一条腿,头肿得老大,眼肿得睁不开,浑身是伤。他与被打折10指、浑身肉烂的陈协平被关在一个不能坐、不能躺的狗窝里。虽天寒之时,两人都伤口化脓,臭气熏人。
  
  
  后来,夏曦以红3军和湘鄂西中央分避内改组派已深深打入为理由,而解散了党团组织。接着是第三次“肃反”,10天左右,就又抓了300多部队营以上、地方区以上干部。被抓的人10人一串儿,用铁丝穿透肩胛骨,赤脚光身,到各乡游街。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往他们身上吐唾沫,扔石头。五峰县苏维埃 易发琛只因和段德昌喝过一次酒,也被抓了起来,用“背火背篓”、“铁牛耕地”等邪招酷刑折磨他。在游街时,被石头砸死。
  
  
  各团都成立了“改组派连”,被抓的人都集中在这个连,手带铐,脚带镣。行军时把枪挂在他们脖子上,稍露不瞒,就 打脚踢,走不动的,当场打死。
  
  
  夏曦解散红3军和湘鄂西中央分局党团组织后,组成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夏曦、贺龙、关向应、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卢冬生。在第三次“肃反”时。宋、叶、盛被打成“改组派”,在行军中秘密推下山涧摔死。结果红3军和湘鄂西亿分局只有夏、贺、关、卢4个党员了。从第一次在洪湖“肃反”算起,至此已抓了“改组派”两千人,其中军队营级以上政府区级以上干部都被以各种残酷惨忍的各种手法杀害。
  
  
  谁知,夏曦又搞起第四次“肃反”,几天之间就又抓了70多人,没两天就处死了41人,过了一两天,又有28人死在棍棒之下。他们中有: 27团团长杨云生、25团团长周大本、红3军政治部政务科长谷万春。
  从1932年5月至1934年秋,湘鄂西先后发动了4次“肃反”斗争,杀害了苏区绝大部分党政干部,整掉了党的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丢失了苏区,使数万红军锐减到3000人,9/10的连以上军队干部被抓,不少人被杀。
  天若有情天落泪,青山着意化为碑!呜呼,成千成万的红海冤魂!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历史不能重演,教训应当吸取!
  但历史总在重演,教训很难吸取!
  延安的“抢救”运动、1957年的整风反右、“文革”10年浩劫……。
  为什么我们总要犯同样的错误?为什么我们总要犯“左”的错误?
  我们现在看到的“革命史”、“党史”之类的书,竟很少介绍这些内容,对于许继慎这些不能不提及的书中,要么避而不谈其死,要么说其“牺牲”,岂非咄咄怪事!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谈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鲜血”。可惜,真的猛士似乎并不多!这是为什么?转自www,huachengn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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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冥然若梦 时间:2009-11-24 22:23:56
   SF
作者:爱较真的爷们 时间:2013-08-01 21:50:09
  我真的不能理解,别个都想弄死你了,还不反抗,命都没还那个啥狗B党性!要是我肯定会打那些肃反专家的黑枪的,我先弄死他再说。老子革命为了活命。
  
作者:yuanyuxiong 时间:2019-10-01 08:27:45
  那些人为什么不造反或逃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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