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陈无能、丧师辱命——西路军事件的“新旧版本

楼主:江东天狼 时间:2011-06-09 21:37:00 点击:8944 回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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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无能、丧师辱命——西路军事件的“新旧版本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的30军、9军、5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即西路军。1937年3月失败,几近全军覆没。1937年,中共中央对西路军的失败做出决议:国焘路线造成的严重的恶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37年12月,毛泽东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也谈道:“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注释写道:“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⑴

毛泽东的谈话和著作以及《毛泽东选集》中的注释,是中共中央决议的精神,并非毛泽东个人的观点。
  
  1980年代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决议,遭到了颠覆。这个颠覆并没有形成中央决议,而是以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为代表的与西路军有着直接关系的领导人,进行了颠覆。——1991年6月,《毛泽东选集》的有关注释被修改为:“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关于西路军的内容,在李先念的压迫下,也进行了修改,于2002年10月重新出版。重点在于: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不承认是“奉军委命令”过河;李先念发火下,2002年10月重新出版时,写明“奉军委命令”。
  
  
  泽民 在2001年11月7日徐向前诞辰100周年的纪念会议上讲话时,讲道:“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指徐向前—笔者注)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 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江泽民 只讲徐向前“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 兼西路军总指挥”,而不谈“过河”奉谁的命令。
  即陈云、李先念、徐向前等对毛泽东中央的颠覆,在中共最高层和党史学界,也是难以被接受的。当历史资料逐渐公开流传于民间时,关于西路军问题的争论,成了历史爱好者的一个热门焦点。这个“焦点”表现出一道“风景”:公开刊物上,颠覆毛泽东中央决议的文字大行其事,相反的观点则难以露面;网络上却表现出另一番情景:为张国焘翻案的,几近过街老鼠。
  
  一、“草地会师”与分裂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草地会师”。中央政治局进行了数次会议,做出了“北上”的决议。决议得到了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一致赞成。尤其是徐向前、陈昌浩,他们从战略的角度认为,“北上”是正确的。但是,张国焘因为权力欲望的不满足,不久后便开始反对“北上”,主张“南下”。中央政治局以及徐向前、陈昌浩数次对张国焘给予劝说;随张国焘一起行动的朱德等,也对张国焘给予规劝和督促。也就是说,在中共中央高层以及军事领导人高层,除了张国焘外,都是赞成“北上”的,只有张国焘个人反对北上、坚持南下。
  
  1936年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来“密电”,内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被叶剑英首先拿到,并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前去劝说陈昌浩、徐向前,遭到拒绝。10日凌晨,毛泽东率红一、红三军团和中央总部毅然北上。毛泽东等做出单独北上的决策,是鉴于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鼓噪下,与中央已经形成了某种对立,稍有不慎,即会酿成严重的武装内讧。毛泽东在1937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面对着张国焘说道:“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当时如果稍为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是包括张国焘在内都承认的一个共识。
  
  徐向前等不承认“草地密电”的存在,因而,“草地密电”也在颠覆之列。毋庸讳言,这种颠覆对徐向前及其不利。“草地密电”如果存在,则草地分裂的责任就是张国焘的。这种责任归结并不排除中央高层的“教条主义者没有贯彻毛 的团结方针,对四方面军吹毛求疵,横加指责,也起了不好的作用”⑵,因为毛泽东当时就痛斥了张闻天等人的这些作为。如果否认“草地密电”的存在,则分裂的责任基本是徐向前和陈昌浩的。
  
  首先,没有“草地密电”,也就是没有张国焘“强令”右路军(草地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司令朱德率红四方面军大部与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行动;余部则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为“右路军”,随中央行动)“南下”的事情在。被拿来当作“密电”替代品的“陈谈右路军南下令”的9月9日的张国焘的电报,是发给中央和徐陈的,而非仅仅发给徐、陈的。
  
  这个电报清晰的显示:电报是发给徐陈和中央的,而且,张国焘并非“强令”,而是“立候示遵”的商请。徐向前回忆“九日,张国焘电复我们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⑶。也就是在张国焘与中央还在“立候示遵”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却打定主意要“南下”了。即连张国焘都不知道徐、陈已经决定南下了,还以为徐陈依然支持北上呢!也就是说,是徐、陈破坏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而非张国焘:张国焘有不同意见,属于正常,但并未见诸于行动,而徐、陈则直接决定南下。
  
  其次,徐、陈明确知道中央坚决北上、不会南下,又自我改变态度决定南下,而且,到中央红军“北上”这个期间,按照徐向前的回忆,中间徐陈与张国焘之间再无别的电报往来。这样的情况下,不跟中央商讨也就罢了,却也不向张国焘汇报,就匪夷所思了。徐、陈是在“坐等”中央改变北上的决策?显然不可能,因为徐陈明确知道中央决不可能改变北上的决议。
  
  那么,徐、陈是在“坐等”什么结果?徐、陈自顾自的“坐等”,北上的道路必然给国军堵死,这无疑是徐、陈“坐等”的目的。中央决议北上,徐陈不听指挥,等“熬到”北上之路被国军堵死时,中央也就北上不成了。——这种手法,在西路军时期再次重复运用(后文详细叙述)。
  
  
  再次,徐、陈当时的态度,决定着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统一和分裂。张国焘即使在“左路军”高层,南下的主张也是孤立的,朱德、刘伯承等高层领导人都在督促张国焘执行中央决议,徐、陈如果坚持原则维护中央决议,张国焘本人则不敢强行南下而导致分裂。换句话说,即徐、陈缺乏党性,用“枪杆子”迫使了红军的分裂。
  
  
  
  当毛泽东亲自前去询问徐向前时,徐向前所表现的态度,还不如张国焘。张国焘的“立候示遵”的电报,强调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不宜再分开:“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决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⑷徐向前则向毛泽东强调红四方面军不能分开:“晚上,毛 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⑸
  
  徐、陈改变态度决定南下后,就与中央之间的问题是否有过商议和对策?从常理上讲,无疑有过探讨:中央肯定不会同意南下,怎么办?徐、陈即使不曾商议,但在各自的脑子中,也必然进行考虑。徐向前对毛泽东说的那番话,也就是其考虑的结果:第一、北上南下已经不可调和,最好“坐等”北上的时机消失,中央就不得不“决议”南下了;第二、即使中央不改初衷坚持北上,“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却也要与张国焘会合南下;第三、中央即使要强行北上,也必然明示,两个方面军分开了,责任也在中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强调的也是这些。问题是,徐“回顾”时,依然“忘记”了党性原则,即徐向前依然认为用军队压迫中央这种毫无党性原则的行为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徐向前在“回顾”草地事件时,什么都想到了,惟独依然没有想到党性原则。
  
  也就是说,徐陈对各种情况都料到了,唯一没有料到的,是中央在获悉张国焘的密电后,会“不打招呼”的悄然北上。而从毛泽东在1937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看,毛泽东决策悄然北上,主要鉴于两军当时的态势“稍有不慎,就会打起来”。“两军”当时的态势,即包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总体: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拥兵自重压迫中央,红一方面军的彭德怀等虎视眈眈、枕戈以待,形势一触即发。
  
  二、徐向前再度拥兵压迫中央
  
  从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中看,草地改变态度支持南下,并非受到陈昌浩的影响,而是鉴于张国焘坚持南下的情势下的自我考虑。因此,当陈昌浩改变态度时,徐向前便二话不说就赞成了。实质上,徐向前在中央跟陈昌浩之间,也起着关键作用:“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高层领导能参与中央决策的,也就徐陈二人;陈昌浩改变态度遭到中央批评,徐向前此时如果以军事考虑规劝陈昌浩,事情未必没有转圜,但徐向前却表态支持南下。由此,徐陈拥兵“坐等”、压迫中央,红军想不分裂都难了。
  
  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南下失败后,1936年7月,不得不开始北上。但张国焘并不情愿,企图借北上而实施西进,被陈昌浩赶来制止。“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⑹不但陈昌浩维护中央北上的决策,即使李特此时也拥护北上的主张,这使张国焘在“伤脑筋”的同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凉”:“真是邪门了,到陕北,这些人还不知是怎样对付我?”⑺
  
  为此,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于9月16日至18日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李卓然、董振堂等。张国焘主张红四方面军由临潭西进青海,经循化、乐都翻越祁连山,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即“西进”——“向河西走廊和新疆前进”,后来成为“西路军”的主要行动目的——遭到朱德等大多数人的反对。陈昌浩也给予反对。朱德等主张集中一、四方面军主力,在静会地区击败胡宗南部,红四方面军应立即北上。会议否决了张国焘西进的主张,通过了北上的决议。张国焘也被迫同意北进,并主持会议做出“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四方面军以迅速进出于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界石铺地区,争取迅速与一方面军会合,相机消灭胡宗南部西进先头部队。” 9月18日,张国焘领衔把会议决议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以电报向中央做了通报。
  
  会议否决张国焘的主张,与陈昌浩等关键时刻的反对,后者给张国焘更大的震撼,连夜骑马赶到漳县。漳县是徐向前所率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张国焘进门便喊:“我这个 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人赶紧上前安慰。
  
  张国焘向徐向前、李先念等叙述了岷县会议,并叙述了自己的西进主张。张国焘把西进的第一步,具体为西渡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足点。这个方案与徐向前此前提出的方案基本吻合。9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红二、红四方面军,指示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原、隆德之间。徐向前得知后,提出以主力从永靖以南的莲花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张国焘岷县会议前的西进,就基本上是这一方略,但遭到了包括红四方面军陈昌浩、李特等在内的领导者们的反对,并在岷县会议上给予了否决。此时向徐向前提出来,正所谓“一拍即合”。
  
  这种“合拍”,以共同对中央的怀疑为根基。中央在9月10日发出指令后,徐向前提出建议由张国焘上达中央。中央于13日回复:“唯我们意见红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静会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者”,“对东敌作战宜以红二、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1个军协助之。”张国焘和徐向前认为:“在西兰通道与胡宗南决战的任务,事实上就是以红四方面军为主承担,而不是原来所说的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南北夹击。”张国焘因而置之不理,进而西进,被岷州会议否决后,来到徐向前指挥部。
  
  “我(徐向前——笔者注)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 ’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于是,徐向前、李先念等人作出部署:红四方面军以2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为立脚战;以1个军暂时留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部队;以两个军继续布防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尔后以这3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⑻
  
  在徐向前、李先念等这些“枪杆子”的支持下,张国焘推翻了岷县会议决议,按照徐向前、李先念等人的筹划调兵西进。徐向前则自充先锋,带先头部队查勘行军路线。——事隔近半个世纪后,李先念于1983年3月25日给中央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中却写道:“9月14日,育英、洛甫、恩来、博古、泽东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胡宗南部的活动情况及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的电报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并确定由一、四方面军执行这个任务。这时,朱德、陈昌浩和西北局的大多数同志及在前方的徐向前同志都主张北上,张国焘却坚持沿洮河西进青海,由于中央的命令和实际上这条路也走不通,张国焘才改变了主意。”⑼
  
  “坚持沿洮河西进青海”的,是徐向前、李先念。尽管张国焘“哭哭啼啼”,但其没有能力改变中央和岷县会议决议。徐向前、李先念在安慰张国焘一番后,再规劝其执行决议,张国焘也必然作罢。徐向前、李先念不但以实力压迫中央和西北局,而且指责陈昌浩想取代张国焘。陈昌浩在四方面军的处境,也就从此变得非常微妙:张国焘对陈昌浩严重不满,徐向前、李先念等则诽谤陈昌浩想取代张国焘,陈昌浩基本处于孤立状态。 Q *lZ;~R
  所谓人算不如天算。四方面军高级干部除了徐向前、李先念等少数人积极助推张国焘与中央对抗外,绝大多数都给予反对。基层干部战士也给予强烈反对:不少干部战士出走,甚至整连整连的出走,留信说“等到你们真正革命时再见面”。
  徐向前的先头部队出发两天,就获悉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根本走不通了。张国焘不甘心,想绕道继续西进,再次遭到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反对。徐向前也在碰壁后表示反对:“我知道,从鄂豫皖出来的同志,再也不想折腾。”——这反对象当初草地拒绝毛泽东一样,一如既往的“侧面”进行。这种“侧面”的意义在于:草地时以“四方面军不宜分开”为理由而不是以对事业有利考虑,而且好象是中央和毛泽东要四方面军“分开”似的;此时反对张国焘,也同样放弃了自认的“正确主张”,以“再也不想折腾”为理由,即好象“折腾”的只是张国焘一个人。
  
  张国焘、徐向前西进失败后,张国焘提出绕道西进,坚定的支持者徐向前也侧面表示反对。由此,张国焘乱了方寸。9月25日26日,张国焘与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合署名向中央连续发出多封电报。其中25日12时电文中,张国焘第一次委婉的承认中央:“我们决定红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毛泽东称赞道:“张国焘同志的转变不小,进步不小,这是一个大台阶!第一次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接受党中央的领导。”⑽并趁热打铁规劝张国焘北上。
  
  张国焘语无伦次:“请重看20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时机紧迫,万祈鉴察。”“红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⑾
  
  这是张国焘在方寸已乱的情况下给自己找台阶下,并把西进的责任侧面推给中央。这些电报实质上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徐向前、李先念等支持张国焘推翻西北局决议时,也是抱着与中央发生“横的协商关系”这个观念。此时,张国焘委婉的放弃了“横的协商关系”,扭捏的提议“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也并非要接受中央指导,而是拖延时间,等待徐向前回来,以另谋出路。
  
  毛泽东则抓紧时机,促使三军会师。9月27日发电张国焘等:“迭接26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的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并指出按照9月18日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行动。
  
  从25日到27日三天的电报往来可以看出,张国焘非常不甘,用电报形式迁延时间。“处于进退两难中的张国焘整日愁眉苦脸,既不再下达北进的命令,也不说西渡的话,谁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⑿——张国焘在等指挥先头部队西进探路的徐向前。28日,指挥西进先头部队的徐向前无法西进后回到总部,向张国焘、朱德汇报情况,并看到中央命令北上的电报,表示道:“西渡难以实现,不北进还有什么好的出路!”
  
  张国焘、徐向前只好与朱德联名电告中央:“决仍照原计划北进,以出会、静,会合红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约6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原计划”,即9月18日西北局岷县会议决议。
  
  
  五、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确定西路军任务,向中央索取“合法”手续
  西渡黄河的四方面军三个军以及总部直属部队,由于徐向前的主张,并没有遵照中央命令执行宁夏战役。徐向前回忆道:“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
  既然如此,抢着渡河干什么?西进又要干什么?
  中央制订的宁夏战役,对渡河部队指定的任务是攻取定远营。徐向前、陈昌浩“搬家”式的过河后,借故不执行原定命令,目的就是西进。陈昌浩并不赞成徐向前的主张,但因为之前反对张国焘西进被徐向前等人指责为想取代张国焘而失去往日的“果敢”。召开高层干部会议表决,徐向前的意见自然占据上风,成为决策。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中央军委,按照徐向前的决策提议渡河部队:“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及时)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
  出“凉州”,是徐向前与张国焘的既定计划。这一目的早在10月25日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名义发出的《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所做的部署中,暴露无遗。毛泽东接到电报后,即给彭德怀发电指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而《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提出作战部署致中央军委及二、四方面军电》的电报,则是盗用了彭德怀的名义。这个电报的部署,即是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事前商决后制订的,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显然是张国焘和徐向前。因此,徐向前以种种理由拒绝执行宁夏战役指定的任务,主张西进,而西进的目标,就是凉州方向。
  同日,朱、张回电徐、陈,自然同意,并根据徐陈对“二马”的轻佻估计回电道:“我们估计五、九、三十军三个军必能单独解决二马,海原战役也有把握取得胜利”。
  
  同日,毛泽东根据由张国焘转给中央的徐、陈和朱、张的电报,发电张国焘并转徐、陈、指示:“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日,毛泽东、周恩来又电张国焘并转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并要求四方面军余部的四军、三十一军西渡黄河。
  徐向前、陈昌浩孜孜于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而此时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早已无法渡河,而且在鏖战。因此,一心想把四方面军全部渡河的张国焘,此时也无法支持徐向前、陈昌浩这个要求了。11月5日,朱、张致电徐、陈:“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
  朱德、张国焘赋予了徐向前、陈昌浩“机断专行”之权,并强调“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过河部队的“任务”是什么?是执行宁夏战役首先攻占定远营。徐、陈不予执行后,所谓“任务”,即宁夏战役可行后的建立根据地和接通远方,而宁夏战役已经因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作为几近“不可行”。而且,不管是张国焘还是徐向前、陈昌浩,本来也不打算什么宁夏战役,而是一心打出一个“独立的新局面”并接受远方的接济而壮大自己。所以,徐向前、陈昌浩在接到中央3日的指示后,并不理睬,而是向张国焘要求四方面军余部全部渡河,并申明打算放弃现有地区向凉州方向进取。
  此时的张国焘已经懊悔万分,预料到过河的四方面军结局不妙,寄希望于徐向前、陈昌浩的独立指挥能挽回过河部队的败局。因此,张国焘指示徐向前、陈昌浩“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这也正好与徐向前、陈昌浩的主张高度一致。因而,6日,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制订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张国焘迅速批准这一计划:“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应)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7日,徐向前、陈昌浩告知张国焘:决定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等现有地区,西进执行《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并高昂表示能“独立完成任务”。——这里必须要说的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所拟订的“任务”,即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而此时中央根本无法与徐向前、陈昌浩的指挥部直接联系,更没有赋予他们这些任务。
  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商决好“任务”,并“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的去执行他们的计划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向中央索取“合法”名义。7日,徐向前、陈昌浩拟订出“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组织名单,发电中央要求批准。“西北前委”书记和“西北军分会” ,自然由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担任,但陈昌浩因反对张国焘西进并被他人指责为想要“取代张国焘”,并不愿担任“书记”和“ ”,提议由徐向前担任。徐向前当然不会“上当”,向中央报呈的名单中,依然是陈昌浩。
  中央接到张国焘转来的电报后,致电张国焘,拟给过河部队“西路军”的番号,并提议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1月10日,朱德、张国焘复电中央,同意给予徐、陈部队以“西路军”名义。11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正式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命名为“西路军”,任命徐向前为西路军总指挥兼军政委员会副 、陈昌浩为西路军总政委兼军政委员会 。但是,毛泽东并不放心西路军的情况,企图使他们东返,随即又发电询问:“⑴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徐向前、陈昌浩很清楚中央要他们东返的意图。陈昌浩主张东返,徐向前主张西进。开会表决,徐向前西进的主张占据上风。但是,徐、陈并不理睬中央的有关询问。这大约跟“西北前委”和“西北军分会”的要求和西路军的批复,有着重要关系。
  12日,徐、陈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喜讯”,并决意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创新局面。朱德、张国焘回电批准:“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中央得不到徐、陈的答复,已经判断出徐、陈不会东返,但对徐、陈西进依然不放心。因而,12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再次询问西路军的有关情况及行动方向:“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徐、陈回复:“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拟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凉州”,成了徐向前等心目中孜孜以求的“福地”。
  13日,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徐、陈的“宏伟”计划。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并转中央:“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后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同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消灭胡宗南一部,以策应西路军。
  15日,张国焘致电中央,通报西路军传来的“喜讯”:数战获胜、且给养不缺。随即,中央批准了徐、陈的计划:“同意你们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
  徐向前、陈昌浩开始信心百倍的指挥西路军行动:建立根据地、打通远方接受接济。但很快遭到挫折,于是,徐、陈开始质问中央:西路军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哪个先哪个后?
  古今中外,将帅若是者,莫此为甚!
  六、徐、陈无能,丧师辱命
  徐向前、陈昌浩在得到朱、张并中央的15日电报后,即开始实施其“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的西进行动。
  16日,河东国军毛文炳部西渡黄河。张国焘由此预感西路军败局已经形成,并主动向毛泽东求救:“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
  17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也开始“反复”,竟然声称不知道该“先打通远方”还是先在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
  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
  1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告之:“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并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加紧军事训练”。同日,河东红军重创胡宗南精锐第二旅。
  实质上,徐向前、陈昌浩的主张,也许正如徐向前回忆的“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
  事实上,西进不是徐向前“同意”,而是徐向前极力主张、中央不得不“同意”。其次,徐向前、陈昌浩在“一鼓作气插过去”的心态下,作茧自缚。这个“茧”本来是要“缚”中央的,却“缚”住了自己:“一鼓作气插过去”的心态下,却主动提出“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朱德、张国焘以及中央都批准了这一计划,并相信他们通报的“喜讯”。
  此时,朱德、张国焘早已授予徐向前、陈昌浩的“机断专行”权,并要他们“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实质上,徐向前、陈昌浩此时也十分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事实,是河东红军不但不需要他们策应,而且在策应他们,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想法设法保住西路军立于不败之地。但是,徐向前、陈昌浩刚一行动,便方寸已乱:“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本来就是“烟幕”,“一鼓作气插过去”又没把握,在“现地区”也将无法立脚,更不想东返。因此,即使朱德、张国焘明确告诉他们“速打通远方为要着”,也就不当回事了,开始一步一步的向中央讨要“具体指示”。
  由此,张国焘明确感到西路军败局已经开始:“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九军在古浪“损失惨重”,发生在11月16日——18日。“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25。
  1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表示:“到永昌再向甘州进,决用力巩固丰乐堡、永昌地区,以甘州为重点,争取休补与执行党与军委所给予的任务”。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即致电通报中央:“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同日,周恩来致电朱张并转徐陈:“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图,也须调查清楚”。
  此时,毛泽东正运筹打击南敌以迫使毛文炳部回渡黄河从而解除西路军的后追之敌。21日,河东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精锐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停止了进攻。26日,西渡黄河的毛文炳部开始向东回渡,29日,全部撤回了河东——张国焘预感西路军败局已定而忧心忡忡、束手无策,求救于毛泽东;毛泽东“围魏救赵”,不但极大的解除了徐向前、陈昌浩的危局,而且奠定了河东的新局面。但是,徐向前、陈昌浩此时已经“扶不起来”了。
  
  21日,徐、陈致电中央:“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22日,中央致电徐、陈:“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并建议改变目前的作战方法,集中兵力齐头并进,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歼灭马家军一部则可以促使马家军停止围攻。24日,徐、陈致电中央:“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如何速示”。——徐向前、陈昌浩的目的依然是徐向前与张国焘以前商定的目标:出甘西——25日,中央回电徐、陈:“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再次授予作战方法。
  此时,中央已不再希冀徐陈完成什么任务,唯一的希望是徐陈能保住西路军这支队伍。因此,中央明确告诉徐陈“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张国焘也同样如此,张国焘回忆:“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这种情形,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况,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期挽回厄运。”○
  张国焘无能,“研究各项情况,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却在军事以及政治上无能帮助徐陈,便寄希望于毛泽东。毛泽东解除了西路军的后顾之忧即马文炳部后,多次授予徐陈作战方略,11月28日,再度致电徐陈:“感觉你们部队仍不集中。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进,退则集中退,打则集中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房不缺,如以此打法为好,望酌行之。”
  但是,徐、陈本无对马家军作战的考虑,因此,不听毛泽东授予的作战方略。陈昌浩叙述道:“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唯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27而且,徐、陈对西进也毫无信心。如有信心,在朱德、张国焘就已授予“机断专行”、中央指出“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的情况下,完全可以迅速西进。
  然而,徐、陈决意在“争取在甘、永、凉线过冬”(12月6日电)。同日,中央回电徐陈:“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各天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
  12月9日,徐陈回复道:“我们拟在山丹、永昌、凉州线上,争取三十到四十天休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建议五军届时直出安西,连休息时间约二月十五以内到达安西,无论情况如何变动,五军可按时到达目的地”。
  徐向前、陈昌浩究竟想干什么?从历史的资料及其回忆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打算“一鼓作气穿插”,又无信心而根本不“一鼓作气”;面对马家军,极力避战;根本不打算东返。毫无疑问,徐陈此时跟张国焘一样,已经预感到败局又束手无策,便把主要心思放在推卸责任上面。因此,徐、陈不但完全“失去”了渡河前的那种“雄才大略”,也“失去”渡河后初期的那种“轻舞飞扬”。而是提出一些自知的无理要求,并误导中央批准他们的自我主张,然后表示“执行”;受挫后,再责问中央。
  七、徐、陈无能,丧师辱命(续)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毛泽东早在1936年8月,就开始殚精竭虑的筹谋统一战线。击退胡宗南的中央军,是一个关键。11月末,不但击退胡部开创了河东的新局面,而且解除了追击西路军的马文炳部。12月12日,统战工作的成功,促使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徐、陈在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又提出新的要求:“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这种不谋自身军事、专谋“全局战略”的行为,是徐、陈的主要特征。但中央此时早已由徐陈的表现,有了跟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一样的预感,因而在徐陈没有这个请求之前,就已经筹划迫使马家军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并要求张学良所属的于学忠部西进解徐、陈之危。张国焘回忆:“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
  15日,中央指示徐陈:“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但随即传来周恩来、博古发回的信息:“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18日,中央根据情况,明确致电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中央赋予徐陈的任务,只有“打通远方”了。这是徐陈跟中央斗争的胜利:从最初的自拟“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到责问中央两者哪个为“先”,这些本无必要的“要价还价”,目的自然是“一鼓作气”的西进;而中央从来没有阻止过其“一鼓作气”,只是在其喋喋不休的情况下,按照其要求多次“批准”。这次,终于索取到“一鼓作气”的明确批准。
  在此之际,周恩来20日应张学良要求,向中央发电,希望“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中央接此电报,正在“沉吟”,22日,徐、陈发来电报:“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徐陈的打算,恰与周恩来的主张相同。同日,周恩来也致电中央:“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
  徐陈在徘徊,周恩来在催促。毛泽东于23日答应周恩来的请求,并复电商议:“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同时,徐陈再度来电:“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但“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徐陈的“徘徊”,目的十分明确,即不能东返也不能西进:西进,“二马”牵制;东返,所提条件匪夷所思。因此,把责任抛给中央:让西进,则“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让东返,就得答应条件。
  24日,周恩来再度向中央“万万火急”的提出:“无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毛泽东当晚致电周恩来,告知徐陈“东下有许多困难,子弹又极少,提议仍执行打通新疆计划,否则要求于学忠在古浪与之夹击马敌,并问兰州究竟(有)弹药、被服补否”,“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同时电告徐、陈:“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毛泽东十分清楚徐、陈根本不可能执行东返命令,也不可能“直插西进”。同时,更希望周恩来能与张学良商量通,答应徐陈的条件,以促使徐陈东返。因此,夹在中间,两头安慰,以图解救西路军。恰在此时,25日,张学良要陪同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因而无法完成任务。徐陈该日也回复:“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但“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
  “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 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28。——中央24日电要徐陈“在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徐陈就这样准备了“一切意见”,并决定即刻西进。
  有“智者”说什么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第一次是11月11日中央电报)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各个击破安全东返的机会也是有的。事实上可以看到:即使东返,即使中央按电报接应,但有徐陈这样的指挥者,西路军也必然覆没!
  27日,中央只好致电徐陈:“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中央赋予徐、陈西进的全权机断。
  八、徐陈无能,丧师辱命(续)
  尽管马家军不接受统战,但西安事变对其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徐、陈西进暂时没有多大阻力。1937年1月1日,西路军之红5军兵不血刃攻取高台。但是,徐、陈却把部队分散成很难迅速联系的状态,相互联系需要两天多的时间。对董振堂率领的先头部队,连一部电台都不给调剂。
  1月2日,徐、陈致电中央:“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对各方情况及我方行动有何指示?”——中央已经授予“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机断权,而事实上,这个机断权自始至终都存在,徐陈想要什么指示?
  原来,徐、陈由于不听中央指示,索取到“占领甘、肃而州,一部占领安西”的批准后,发现这一带并非他们想象的“安西风大,沿途有人、房、树林及煤”(徐陈12月9日致中央电),而是一片荒凉。而中央早在11月18日就通报徐陈“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这种情况下,徐陈自然又要故伎重演了。
  1月4日,徐陈向中央表明,又无法西进了:“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可怜西路军两万将士,竟遇到这样的指挥者!
  1月5日,中央回复徐陈2日、4日电:“(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徐陈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一下子便“有理”了。1月6日,致电责问中央:“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把西路军的损失、西进不利和停止不进的原因,都栽赃给了中央。而且,还在孜孜于整个四方面军全部渡河。
  混帐如张国焘这样的,中央还能对付;徐陈这样的,中央(包括张国焘)则无计可施了。1月7日,中央复电徐陈:“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徐、陈不顾一切了。8日致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这一下,张国焘都感到脸上发烧了,随即单独致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高台董振堂部,此时已逐渐被马家军围困,而因为徐陈没有给董振堂部这个先头部队配备电台,还被蒙在鼓里。而且胡乱判断敌情,做出错误部署。而且,又向中央要求休息一个时期后全力东进(该电报也跟“草地密电”一样找不到了)。16日,中央复电徐陈“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
  1月20日,马家军攻破高台,军长董振堂以下红五军主力三千余众损失殆尽。毛泽东都获悉这一消息了,徐、陈却还不知红五军董振堂等三千余人全部壮烈。21日,徐陈决定东返,但致中央的电报却让人唏嘘:“以乘绥东进击敌,相机配凉、古,接通兰州,增加抗日所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此时,徐、陈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张国焘早已对西路军不抱任何希望,毛泽东殚精竭虑调配红军和东北军积极救助,徐陈依然不知所以然的大唱高调!
  22日,徐陈开始东进。毋庸讳言,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徐陈这些表现难以抱什么希望,即断定徐陈依然是一如既往的“耍花招”,很快就会自食其言!24日,中央致电徐陈:“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徐陈果然又改变主意。同日,徐陈致电中央:“我方基本上坚决执行东进计划,但因情况变化可能折转西进或取民勤抢占定远营,或绕道大通再到西宁或平番。”
  26日到27日,红三十军在西洞堡、龙首堡地区击溃马步芳第一00师手枪团,全歼青海省宪兵团,缴获枪支1200余支以及大批军用物资。27日,徐陈致电中央,决定原地坚守:“敌已备于东,马上东进时[不]易,于[宜]在甘州以西周转一时,求各个击敌,争取与进□,万一东北地区受阻,可否即在现地区争取时间。东进外务[援]必不可靠,可否再从远方从新疆方面应援”,“实情望今夜速实告,以便可东则东,可西则[西],接济无望,即不能到安西”。
  
  九、今日独怀董振堂——高台冤魂?
  董振堂,1895年生,河北新河人。1917年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炮科。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由排长逐级递升至师长。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时,被调到江西“围剿”红军。同年12月14日,在毛泽东的亲自策划下,董振堂与赵博生、季振同等率第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举行宁都起义。1932年,毛泽东以中央临时政府 的职位亲自批准董振堂入党。
  
  “宁都起义”总指挥季振同谈起义原因时说道:第一,我们是信仰毛 。起义部队被编成红五军团,与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共同成为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但是,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以及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等并不信任红五军团,攻打赣州不让红五军团参与。赣州之役造成红军和苏区危难而不得不求助于毛泽东,毛泽东命令红五军团参战解围。但是,季振同、黄中岳很快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 的身份,否决了这个判决,改判十年有期徒刑。1934年长征前,季振同、黄中岳被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秘密杀害。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董振堂因军事任务未能参加,其政委李卓然参加了遵义会议。李卓然在赶来参加会议时,首先去见毛泽东,这显然与董振堂有着密切关系,两人都积极支持毛泽东成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1936年红一红四方面军草地会师后,红五军团被编入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董振堂反对张国焘南下,遭到黄超的殴打。朱德夫人康克清回忆:“到噶曲河边后,支起了帐篷......可能是住下的第二天,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就在张国焘的帐篷里谈话,在座的有黄超,张国焘,总司令(朱德),董振堂,还有些什么人,记不清了。在谈话的过程中,只听黄超的声音很大,我们就靠近一点,看见黄超‘啪啪’打了董振堂两个耳光。当时张国焘没作声,老总也不好作声,但董振堂很沉得住气,他什么也没说”。——此时,黄超已取代李卓然出任红五军团政委。张国焘分裂南下后,随四方面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如何长工等,都积极支持张国焘,并对中央进行了声讨,但是,董振堂却跟朱德、刘伯承一样,依然支持中央。
  1936年10月,三军会师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团也被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命令西渡黄河,成为组成“西路军”的三个军之一。过河不久,董振堂因反对徐、陈的主张,被陈昌浩撤职,但由于徐向前的反对而依然担任红五军军长。
  1937年1月1日,董振堂率领做为西路军先遣队的红五军攻占高台。黄超做为红五军政委,则率领一部驻扎临泽,并把配备给红五军的唯一一部电台带走。1月2日,徐、陈致电中央:“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4日,徐、陈再度致电中央,“均在高台战敌”的意向十分明确。5日,中央回电批准:“(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但是,徐向前、陈昌浩并未按照中央指示行动,而是把部队拉成“一字长蛇阵”,徐陈总部与董振堂部驻扎的高台,间隔有两天的距离。而且,如何“均何在高台战敌”,也未做妥善部署。徐陈的精力许多放在与中央的电报“打仗”上,这让张国焘都感到脸上发烧,不得不亲自出面发电“弹压”徐陈。
  徐陈虽然一直对整个中共的军事部署一再“指点”,却对西路军的军事方略散漫,而且,即使对徐陈亲自掌握的除董振堂的红五军以外的部队,也十分的散漫!董振堂率领先头部队攻占高台、临泽,徐陈获悉后即率部队西进,但很快在甘州(今张掖市)西南的甘浚堡突然遭受马家军的围攻,吃亏和受挫就成了必然。时任红五军保卫局长的欧阳毅回忆:“这次突围的主要教训是地形、路线、方向未侦察清楚,向导没有准备好,干部没有掌握着部队,有些部队没有切实遵照出发时间”,“这一突围,确实是莫大的损失,确实是莫大的耻辱,在精神上给了西路军以莫大的颓丧。敌人的士气则更提高了”。李聚奎回忆道:“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前卫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的乱跑。明知在敌人左右只隔300米远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徐陈对西路军的军事指挥,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时期,徐陈驻扎在倪家营子,距离高台120里。在徐陈的指挥下,董振堂红五军在高台的情况,西路军总部自然有着种种理由无法“了解”:
  9日,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蜂拥而来,将西路军分割包围,集中兵力进攻高台城。12日,二马4个旅另3个团和民团一部,配以飞机、大炮,围攻高台。此时的西路军,还有一万八千多人。高台被围,枪炮声响彻云霄,驻扎在临泽的黄超等听到激烈的枪炮声,却并不侦察情况。只在接到徐陈的命令后,派人设法传达给董振堂。徐陈给董振堂的命令“杀气腾腾”:“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军事重点。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关于徐陈的这个命令,也有黄超“假传圣旨”一说。具体如何,则已经无法知道。毋庸讳言,笔者倾向于不存在“假传圣旨”的问题。
  首先,黄超听到枪炮声,即使不派人员侦察也不向徐陈汇报,但是,从1937年1月12日到20日这八天时间里,徐陈与黄超之间不可能没有联系,黄超也不可能不把情况进行汇报。其次,即使黄超再坏(八十年代初,黄超即被平反并被树做烈士),也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向徐陈隐瞒军事情况。这一点,由黄超事后并未受到徐陈的制裁可以证实。
  徐向前回忆:“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一月十二日,敌以一部兵力钳制临泽地区我九军、三十军,而集中四个旅另三个团和民团一部,猛攻西面的五军驻地高台县城。五军仅有电台一部,置于住临泽的该军政委黄超处,无法与总指挥部取得联系。董振堂指挥部队孤军奋战,拼死坚守阵地。经一周激战,因原收编的部分民团叛变,里应外合,县城被敌攻入。五军与敌巷战十余小时,终因敌众我寡,被敌消灭。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参谋长刘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少部突围进入南山的部队,亦被反动民团俘获残害。我们获悉五军危急的情报后,立即派出骑兵师前往接应,但途中与敌遭遇,激战中大部损失,师长董彦俊、政委秦贤道均壮烈牺牲
  徐陈获悉高台消息派军驰援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月19日西部军总部派出的援军是红八十八师一部和西路军骑兵师驰援高台;一说是1月23日徐陈才获悉情况派兵驰援:“高台战斗过程中,西路军总指挥部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直到1月23日红军电台破译了马家军的电报,徐向前才知道高台危急。他火速派出唯一的骑兵师星夜前往增援
  奇怪的是,驻扎临泽的黄超所部对高台的增援,竟然与徐陈派军驰援是同一天!这种“不约而同”,是巧合还是另有机缘?——黄超与徐陈之间,可以随时电台联系。当时随属黄超所部的人员回忆:他们从远远传来的枪炮声中得知高台发生了战斗,黄超既不派人侦察联络,更没有派兵驰援的意图。徐陈派兵出援的那天,黄超才下令红三十七团团长饶子健率红三十七团二营一个营兵力增援。而在此期间,黄超则曾派人化装潜入高台向董振堂传达徐陈命令“如果失守,就要你军长的头”!
  由这个命令可知如下疑问:一、徐陈到底什么时候获悉高台情况的?这个问题,只有黄超与徐陈这个时期的来往电报能够给出确切答 案,但这些电报很可能也象“草地密电”那样不存在了!即这个时间内,徐陈与黄超之间没有联络!也即是黄超假传“圣旨”;二、如果是黄超假传“圣旨”,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徐陈为什么十多天不与黄超联络?!
  正是这个命令,使得准备突围的董振堂,只好拼命死守。死守必然全军覆没,是一个明朗的结果,刚收编不久的民团战场哗变,也就成了一个必然!而距离高台最近的黄超,在对董振堂的增援上,却能与徐陈“不约而同”!如此之“默契”,实在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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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亥辛 时间:2011-06-09 22:27:08
  可叹董将军,铁骨丹心,血煞黄沙
作者:zap997 时间:2011-06-09 22:51:26
  脱帽,默哀
作者:老鹰ABCDEF 时间:2011-06-10 00:17:04
  董振堂先生千古,也是没办法,军人以战死为归宿,
作者:jl261 时间:2011-06-10 00:41:52
  关于这段历史,我也积累了一些。楼主史料找得还算齐全,分析的内容则有待商榷。另外论坛上有几个朋友也都是四方面军问题的好手,得闲约在一起讨论讨论吧。
作者:臭江边的俊男 时间:2011-06-10 01:39:16
  这是一段纠缠不清的公案。可惜的是虎将董振堂,虎落平阳啊,对手却是一群狼
作者:中国老病人 时间:2011-06-10 08:12:08
  12年前,曾经写过河西一叶。
  
  1尽管毛泽东,张国焘等对于西路军在行动指导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2人主观上没有毁灭西路军的意图,客观上的作为也不能导致西路军的必然失败。
  作为西路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者,首要责任应当由徐陈来负。
  
  2整个西路军高层中没有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3徐陈在军事上的指挥是拙劣的,尤其高台战役被围城打援,各个击破;战役指挥连素称粗鄙的马家军都不如。
  
  4西路军不但在战术上有问题,在精神意志和团结方面也存在重大问题。高层就不团结,西路军和中央军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内部,30军和9军和5军之间,及他们与总部之间,都存在这不少龃龉。
  
  我记得有个西路军渡河时,子弹的统计,30军每枪30发,而5军每枪仅5发子弹,既然都是革命同志,30军每枪匀5发子弹给5军又如何?
  徐陈在最困难的时候,视部队为包袱,只顾自己逃命。
  甚至在最后崩溃的时候,西路军将领们在逃命的时候依然不能精诚团结,有些人宁可被俘,也不同李先念支队一起走;有些人,枪里的子弹不是匀给革命同志,而是用来杀害革命同志,而杀害的理由仅仅是自己无端的猜疑;真是丑态百出。
  
  5 西路军的失败戳穿了所谓4方面军英勇善战的鬼话,不论是战斗技术还是战斗意志,4方面军都不比中央红军强。
  在河西战役中,西路军真正阵亡的不足1/3,西路军最后崩溃前仍有近万人左右。大部分是在西路军崩溃后被俘杀的.相对来说守高台的原中央红军的5军团基本做到了抵抗至最后一刻,被俘者比9军,30军要少得多,9军连军长都被俘去。
  
  那么为什么又老是传说4方面军英勇善战呢?很简单,后来八路军改编时,虽然遭受西路军的损失,4方面军即129师中的原装红军还是最多的,而1方面军中真正从江西走到陕北的,不足5000人,而4方面军从大别山和川陕出来的却近2万人。
  
  6西路军在男女作风方面也存在相当问题,9军军长吃饭时是和两个老婆一起吃的。西路军渡黄河时,战斗部队没有都渡过来,钱粮和妇女独立团倒是很完整的渡过来了。我实在看不出这个妇女独立团,对于提升西路军的士气和战斗力有什么作用,倒是很明显的提高了对手马家军的士气。而且这个妇女独立团最后也是大部分被俘的,而非战死。
作者:朱亥辛 时间:2011-06-10 11:51:09
  太祖一贯长于将将,好于五湖四海不拘一格擢拔人才,反例如许和尚故事,正例如瓜爷爷故事
  西路兵败,竟有人恶意攻击太祖故意葬送西路军,太祖一死,此类言论再度沉渣泛起
  可叹五军团牺牲在戈壁上的英勇将士,万里征途,血染黄沙,最后竟然成了政争的筹码和工具
作者:臭江边的俊男 时间:2011-06-10 15:29:09
  西路军之被俘的确数量惊人(相对纵横各时期其他各路共军而言),这也是令人深省的。 共军一向有牺牲光荣,被俘可耻的传统。西路军却有点例外。
  
  
  另外,说说徐陈之误。
  
  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徐陈完全有独自的决策权力,他们却完全不懂或者不敢作大决心,大决策。 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独当一面,更没有独当一面时面临绝境的经历。 当然,他们相对就是平庸之人,只有在张国焘或老毛这类枭雄手下,才能发挥才能。
  总之,一支军队失败了,最直接最大的责任人,就是它的统帅。
  
  二,在险境下,能保持革命力量,这就是为革命立功。就算因此而违抗上级命令,事后也不会受很大惩罚。在西路军这种逃出去又不会给其他红军造成损失的情况,能突围绝对是受中央支持的。 而徐陈却把失败原因推诿到中央身上。怎么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西路军的正确策略该怎么办?
  不用想该怎么办,想想如果老毛在徐陈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办就知道正确道路在哪里了!
  老毛肯定会筹集给养,然后不顾一切,往新疆突进!
  两万余部队,就算有一万突进到新疆,接受苏联的武器和训练,就能成为一支虎猛之师,成为最有力量的革命本钱!
  
  看徐陈之无能,令人唏嘘,真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最后还两人脱离军队,放弃责任,逃回后方。而陈更干脆逃回家乡去算了。两个人真是物以类聚了。
  其实,如果率领部队冲到新疆,领到武器,鸟枪换炮,山鸡变凤凰,成为最强大的共军一支,还用怕中央追究不听指挥吗? 如此,这支虎贲之师,还能在马上来临的抗日战争中大放异彩,让党在抗战中占据更有利 地位。
  徐陈真是党的罪人。
作者:臭江边的俊男 时间:2011-06-10 15:32:52
  在战略上,一般共党要员,差老毛还不是一分两分
作者:张海祥 时间:2011-06-10 15:59:34
  西路军中,来自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几乎全员战死,相比之下,来自四方面军的部队则大批投降。
  两支部队在战斗意志上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作者:thz166 时间:2011-06-10 16: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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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infosea 时间:2011-06-10 16:08:11
  红四一个特点就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自已在变通上不行.
  这和张陈治军有很大关系,有个性的死于非命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80师在朝鲜,
  比它还困难的部队都冲出来了,就它损失最大
  
  
作者:臭江边的俊男 时间:2011-06-10 22:10:31
  太祖虽最精通清除异己,却又更精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于连排长中提拔林彪,赋予豹子头彭德怀重任而屡屡忍其顶撞,尊重粟裕的决策,团结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任弼时高岗饶漱石等等,大道无形地压服周恩来且令其一生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这些人杰远胜当年刘邦团队中的三杰,所以老毛以及他的团队,在如此险恶环境下,能夺取天下,称雄东亚,窥视寰球。
  相比张国焘,气度狭小,杀尽好汉,最后落得个被部下拖鞋抽脸的境地,不奇怪。
  王明之流,除了搞小宗派,拢集一帮书呆子,还能干出啥动静?
作者:臭江边的俊男 时间:2011-06-10 22:23:55
  西路军本来是是好棋。
  陕北地贫民弱,养不起三路红军六七万那么多,东征西打是必然的。作为最强的红四,承当最艰难的西征任务,是最佳选择。说太祖企图假手灭之,也太小看太祖的气量了。党指挥枪,在党权牢牢把握的情况下(已经跟苏联建立电台联系,苏联支持毛),张国焘翻不了天。实际上,张国焘被动北上,已经是自甘被动,把后半生交给老毛了。所以他在西路军战役期间,基本没发号施令。一个视军队为私产的人,这种行为实在不寻常。其实,恰恰说明他缴械投降,放弃军权了。他的红四,交给党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太祖不可能害怕红四!
  红四的可怕,只可怕张国焘一人。他已降服,红四实际上就成了党的一条凶狗。
  所以,说老毛想假手敌人清除异己,是没道理的。
作者:臭江边的俊男 时间:2011-06-10 22:33:55
  个人认为,河西战役的最佳策略,应该是以听话的红二、董振堂五军,加上红四之三万,共约五万人,带足给养,突击过河,然后一股气往西北走,绝不停留恋战,全军一口气打到新疆为止。大约可以有三到四万人顺利到达新疆,接受苏联武器装备和整训。这样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后,即1937年一月到四月之间,兵精粮足武器先进的西路军再打回来,将马家军击败,控制河西走廊,建立国际通道,令留守陕北的两万红一、一万红四,得到武器给养接济,整个大西北,都将是红色一片。
作者:dongyang1225 时间:2011-06-10 22:43:07
  可惜了董振堂,虎落平阳!
作者:mhymark 时间:2011-06-10 22:49:31
  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土匪习气甚浓
  
  没有经过毛泽东思想全面的改造
  
  红军和红军质量差别甚大
作者:zap997 时间:2011-06-10 23:00:21
  再次脱帽默哀
作者:亿家灯火 时间:2011-06-13 02:41:13
  作者:朱亥辛 回复日期:2011-06-10 11:51:09  回复
  
    太祖一贯长于将将,好于五湖四海不拘一格擢拔人才,反例如许和尚故事,正例如瓜爷爷故事
    西路兵败,竟有人恶意攻击太祖故意葬送西路军,太祖一死,此类言论再度沉渣泛起
    可叹五军团牺牲在戈壁上的英勇将士,万里征途,血染黄沙,最后竟然成了政争的筹码和工具
  
  =====================
  
  今天看了《长征》电视剧,虽然是改编的,但是也促成一些思考,仅供大家参考:
  红四方面军作为张国焘的嫡系,在张国焘的鼓动宣传下,事实上成为了中央红军的“准敌人”,甚至差点发生火拼和截杀中央红军的情况。密电事件,完全使毛泽东对这支部队失去了信任。尽管红四方面军后面很不情愿地北上了,但是是在遭到国民党军队沉重打击下被迫北上的,更加严重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我估计毛泽东绝对很担心这支部队,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重新成为反毛的势力。因此,如何处理这支部队,成了烫手的山芋,用又不能用,杀又不能杀,毕竟,疑人不用是中国历代的传训。因此,不敢说西路军的灭亡是“借刀杀人”,但是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的怀疑和不信任显然是非常大的。至于陈昌浩由此沉沦,也是必然的了,尽管陈昌浩后来改正了,中央后来平反了,但是不能代替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对陈昌浩的厌恶和痛恨,毕竟陈昌浩比较忠实地执行了张国焘的指示,而当时的毛泽东与张国焘已势成水火,陈昌浩站在张国焘一边,显然是关键时候站错了队。一旦给人形成不好的印象,再想扭转就极其困难了,陈昌浩与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例子。
  
  毛泽东确实是有秦皇、汉高祖、唐宗、朱元璋和朱棣那样的雄才大略的人才,张国焘想跟毛泽东斗,显然是死路一条,而张国焘的悲剧性人生,更是他自己的选择错误的必然结局。
作者:wind329 时间:2011-06-13 03:05:36
  m
作者:gdy68667986 时间:2011-06-13 10:33:52
  前有西路军,后有新四军,不过是某些人借刀杀人的牺牲品而已。
作者:朱亥辛 时间:2011-06-14 00:47:05
  太祖在人事上惟一污点(以成败而论,而非道德论,别和我死磕哦)是反AB团。而且太祖只整干部,对底层者,太祖是一直保持亲近状态的。下下人有上上智,这话太祖肯定读过,而且读到脑海去了,嘿嘿
  顺带提示反毛者,太祖非好杀之人,他爱看对手降伏后的低首状,当然,反毛者可以以此得出更狠的结论,毕竟士可杀不可辱嘛,哈哈
  
  西路军本来的计划就是新疆的苏联军火,这是除了琼纵之外全数红军的唯一指望,当然,谁也没能料到,张公子会在之后很短时间内送来大礼
  另外,除了红四,其余红军会合时,外貌比叫花子差不了多少,别说张国焘,就是换上任何一位回帖者主理红四,也会产生改组政治局、一统中共的想法,这就是作为会思考的人,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再另外,西路军把妇孺带上,这充分说明张、陈(或许还有某某),执行任务时是带了私货的,规划任务时是美好前景在望的。老营随军转进,嘿嘿,一般人是干不出这样的部署的
  
  太祖是在整风后慢慢达到权力顶峰的,在世时,为何没见这么多董狐笔出来为太祖故意葬送西路军喊冤,为何吕端死后,此类声音才渐渐增高,嘿嘿
  再叹董振堂,太祖让朱老总随军西征多好,朱毛的名位在共产国际是注册过的,即使内心不尊重,陈等至少不敢在礼节上轻慢
作者:郭梦林 时间:2011-12-31 22:50:28
  不要给西路军抹黑!
作者:吃点点 时间:2012-03-23 00:00:44
  可惜了啊
作者:东_方_秀_丽 时间:2012-05-03 17:31:43
  本文还比较客观
作者:喜欢吃泡馍 时间:2013-11-29 14:41:50
  @中国老病人 6楼 2011-06-10 08:12:08
  12年前,曾经写过河西一叶。
  1尽管毛泽东,张国焘等对于西路军在行动指导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2人主观上没有毁灭西路军的意图,客观上的作为也不能导致西路军的必然失败。
  作为西路军的最高军事指挥者,首要责任应当由徐陈来负。
  2整个西路军高层中没有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3徐陈在军事上的指挥是拙劣的,尤其高台战役被围城打援,各个击破;战役指挥连素称粗鄙的马家军都不如。
  4西路军不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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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正确,其实,最该说太祖“借刀杀人”的,应该是张国焘,但是请看看张国焘代表作《我的回忆》,连他都没说是“借刀杀人”。
作者:火星来客444 时间:2017-05-30 19:21:47
  有人说毛假借西征灭四方面军,有点言过其实。
  一、1936年10月红军长征会师后,总兵力约近六万人,当时在山西的国民党军有六七十万人,红军在那西北连草都不多长的不毛之地,红军不但很容易给国民党军消灭或困死,更不要说发展壮大红军了。当时红军分部西征打通新疆(当时新疆是前苏联支持的盛世才当权),得到前苏联的军火与经济的支持是红军首脑包括张国涛的心愿,是红军生存下去的最佳选择。
  二、张国涛南下失败,红四方面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由八万多人,锐减至35000人,已经证明张国涛南下是错误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也同样认识到张国涛的错误。这也证明毛泽东提出的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此时张国涛的另立中央已经自已取消,毛泽东在中央的位置已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此刻朱德在四方面军已经有所掌权,张国涛在红四方面军中已渐渐失去威信,毛泽东在中央已经竖立起了一定威信,作为当权者,对仅存下来的六万红军种子当宝贝似的,那里还有加害之理。
  三、毛泽东提出北上抗日也是根据红军生存的需要,日本侵占中国已经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提出结束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已经深得全国人民和东北军的欢迎。经过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多次游说,最终束成西安事变,束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客观上挽救了当时红军危险的处境,这也从中证明了毛泽东的远大战略思想的胜利。
  四、以反毛派所晒出的中央与西路军的电报来说,也不能说明是中央乱指挥导致西路军的失败,那些电报还有可能是断章取义,看那些电报很多还是建议,最后决定的还是由徐、陈根据战场情况定夺。再者,当时国民党已经重兵集结陕北,中央建议西征军暂停西进,应该是避免红军过于分散被各个击破的考虑。后来中央建议一时东返一时西进,这也不能说明什么,试想当时张学良为了迫蒋抗日,已经准备西安起事兵誎,或者后来已经西安事变成功,国共两党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西征军当时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东返、西进都要与马步芳作战,不但有可能被消灭,还会给国民党破坏国共谈判的口实。中央当时考虑的应该是尽量与国民党在谈判桌上解救西路军,事实也是这样做的,最后,事与愿为更不能说明中央有意陷害。
  五、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红一军团约2万人,红三军团约1、8万人,红五军团约1、2万人,红九军团约1、2万人。到达陕北,红一、红三军团约余6000多人,红五、红九军团约余7000人。这说明什么,说明毛泽东对井冈山嫡系红军与其他红军的区别,红一、红三军团是毛泽东的命根子,长征所有恶仗、硬仗都是红一、红三军团来打,损失也最大,所以,毛泽东对红军起码是一视同仁。反观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参与一方面军西征,被围高台不准突围,最后的结果是董振堂以下三千多名将士全部阵亡,其他西路军最后还有四千五百人逃回延安,红五军也是毛泽东的心肝宝贝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到底是谁的心胸狭窄,谁的心胸开阔。
  六、有人会说,红一方面军江西瑞金出发时8、6万人,到达陕北只有约1、4万人,反观红一方面军,尽管南下损失巨大,到达陕北仍有3、5万人,说明张、徐、陈指挥的确是不错的。但这也不能说明毛泽东比张国涛差了,试想红一方面军是保护着瑞金共和国政府、中央一起搬家长征,"象林彪说的红一方面军象是四个轿夫抬着中央政府长征“,前面有湘军、桂军重兵堵截,后面有几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追赶,加上中央三人团的瞎指挥,单过湘江就损失剩余三万多人,后经四渡赤水、金沙江、大度河、过雪山、草地,到达陕北还有一万多人已经是很不错了。四方面军长征路程短,经过的大多数是山区,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军与中央政府同行,是蒋介石先首先要消灭的对象,更加是重兵围剿,损失比其他方面军要大是很正常的。
  综上所述,说西路军的失败有人借刀杀人是言过其实了。试想,如果,毛泽东真的是那么心胸狭窄,后来,他领导的中国革命能成功吗。
作者:ceshi1999 时间:2019-09-24 10:50:36
  个人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最关键原因,是到了高台、临泽地区后,发现前面自然条件太差了,到安西的几百里路是荒漠,无法取得补给。安西县就是现在的瓜州县。共产国际最后确定的交货地点安西,如今是“安西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作者:ceshi1999 时间:2019-09-29 14:38:39
  ㈠西路军继续西进占领高台后,徐向前、陈昌浩在三天之内报告了迥然相异的情况

  1937年1月1日,西路军前锋相继占领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高台。

  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报告中呈现的是一派乐观:“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他们的口气却为之一变:“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

  高台以西的情况,其实中央在年前的11月18日就已经向他们通报过了:“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西路军首长却仍然是一派乐观,现在却又突然报告了“西进”不利的消息,又提出了“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及“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这样难以实现的要求,还抱怨中央“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中央又该怎么回答哩?


  ㈡中央电令根据徐陈报告的情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

  1月5日20时,军委 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徐、陈大为不满,于1月6日电复中央,发出指责并提出要求:“近来各方情况此间甚不明,究竟整个战略企图如何,西路军基本任务怎样,据历次来电变更很大,致西路军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并影响到今后行动”,“究竟前电所称远方货物到达时间是否属实”,“既不能希望任何外力援助,则建议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

  军委 团年前12月27日已经给了他们“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之权,他们也兴冲冲地选择了继续西进,现在却反过头指责中央,这还有理可讲么?西路军的基本任务原来就是他们年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来的,其间中央要他们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本来也在他们的信心满满的包票之中,而且也是为西路军在远方物资到达之前求得生存着想,怎么现在反到成了中央的过错?四军、三十一军远在数千里之外,正在准备应付“西安事变”后内战再起的危局,这道远水又怎么能来解他们的近渴?况且,路途阻隔敌军重重,他们怎么就不怕这支援军再陷危局?


  ㈢中央回电说明情况,徐向前、陈昌浩坚持要求河东四、三十一军驰援

  1月7日,军委 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军委并没有变更你们的基本任务,也没有要你们久停不进,仅要你们暂勿西进,暂在原地休整,这是根据你们四日来电所述的情况而指定的。二马根本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成立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远方物资只送至安西,送致肃州是不可能的。四军、三十一军已集中长安附近,也不可能策应你们。因此,目前你们只能依靠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

  8日,徐向前、陈昌浩再电中央:“再请求将三十一军、四军向凉州进,以便彻底夹击此敌。不然,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但此地有其特点,不可忽视”。

  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们不再坚持西进,而认为“单靠西路军恐难完成其任务”。

  同日,军委 团两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他们“应从信赖本身力量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的任务”,大概是中央也知道现在是说什么“徐陈”也不可能入耳,除非满足他们提出的那些没法满足的要求,所以只好又请出了“张 ”这尊菩萨——当日,军委 团副 张国焘以个人名义再电“徐陈”:“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因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

  朱德、张国焘已于年前的11月30日到达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

  可以认为,从此时开始,他已失去对西路军的指挥权。

  结论:西路军进至高台停止西进,是在西路军首长自己通报的困难情况后中央作出的指示。而且,西路军首长自己也认为继续西进已不可能,所以并没再象此前那样坚执西进之意,而转而向中央提出了一些无法满足的要求。这个责任,只能由西路军首长自己负责。

  但数十年后,《历史的回顾》对此依然耿耿于怀:“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

  这是整个《历史的回顾》最难以令人接受的诛心之论。

  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作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不也提出了“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的要求么?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无端揣测!在军委此间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也根本没有把西路军考虑在内——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困在高台附近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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