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田事变的背景,看看这篇文章就明白了---------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1:00 点击:15648 回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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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20世纪上半叶,对于旨在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暴力革命是贯穿其历史的主轴,农村则是其革命成功的战略重心。学术界关于中共乡村革命已有较多研究,早期学者多从土地动员方面追溯中共革命成功的原因,尤其是分田运动引起较多关注。如萧作梁(Hsiao Tso-liang)、金一平(Ilpyong J. Kim)和徐金一(Hsu King-Yi)都认识到,中共在苏区的分田运动,无论在政治和经济层面,都对革命动员造成较大影响。{1}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更趋于精细,注意到土地动员的局限性。如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和吴应銧(Odoric Y. K. Wou)发现分田和减租减息等“社会平均(Social leveling)运动”并不一定能够动员农民参加革命,{2}黄金麟也认为中共土地动员预期目标的“应然”与执行过程的“实然”存在较大落差。{3}然这些观点多是从土地动员效果的宏观意义或地域差异进行解读,{4}那么,为何分田运动不能产生预期的动员效果呢?
  
  
    中共能在乡村社会发动革命,在城市中求学的青年学生曾是重要推手之一。{5}最早进入乡村社会进行革命活动的往往是本地学生,他们利用自身人际网络在农村建立组织,为中共力量渗入乡村社会打下基础;{6}1927年后,随着农村暴动的兴起,青年学生也有可能被派到非本籍的乡村地区指导革命。这两大群体构成了中共乡村革命中所谓的“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7}他们的共同合作推动了革命的发展,然而,他们之间的权力竞争也同时存在。{8}既有研究显示这点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有所表现。黄宗智(Philip C. Huang)和韦思谛(Stephen C. Averill)对于江西苏区的研究都指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在分田运动上有不同意见。本地干部有浓厚的地方观念,他们会抵制可能侵害到自身利益的政策,这就使得分田无法深入。而外来干部为了排除这种阻挠,则对本地干部采取激烈的政治整肃手段。{9}然而,外来干部的激进手段就能保证土地革命的成功吗?外来干部的分田政策及实践自身是否存在缺陷?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强制推行的分田运动是否就能够更有效地将农民动员起来呢?农民对此又有何反应?整肃并不能完全消灭本地干部,他们又如何继续应对外来干部的动员呢?是否这些土地革命中的“地方因应”,才真正影响到中共苏区革命的深入进行呢?黄宗智和韦思谛对此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论述。
  
  
    以1927年后的中共苏区史来看,不同地区的革命情形亦有差异。陈耀煌就认为,“土地革命”在鄂豫皖苏区仅仅是流于口号,并无实际内容。{10}这与江西苏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形成鲜明对比。即使在江西,区域差异仍存在。毛泽东曾将江西时期的割据区域分为四种类型,即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及方志敏式。{11}其中李文林式的东固根据地囊括了赣西吉安、吉水、兴国等十余县,是由李文林等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经营而成。相比于井冈山等区域,吉安和吉水一带相对富庶,这也使得李文林等地方干部可以实现经济自给。{12}当朱毛等外来干部从井冈山进入到该区域时,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便开始紧张。外来干部要求以分田来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地方干部对此却显得十分消极。后来分田虽然实现,但动员效果却远远偏离了外来干部的预期目标,富田事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13}事变并未带来更为强大的动员效果,相反却使得驻东固的红二十军撤出此一地区,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亦使得中共在东固根据地的统治终结,外来干部在此地发动的分田运动也宣告失败。这段历史说明整肃并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有效动员,而中共在东固根据地的失败也正与上面所说的具体地方性因素有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所造成。{14}
  
  
    本文以1927 ~ 1931年的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考察重心,来探讨中共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问题。此前学者的探讨较流于宏观,可能与资料缺乏存在一定关系,未能利用到丰富的地方档案资料及地方革命史文件。本文以这些资料为基础,重构东固地区,尤其是其核心区域吉安与吉水两地的分田运动。文章将从地方干部形成和发展谈起,讨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微妙关系,及其在分田运动中的具体表现。同时,对地方农民的角色加以详细论述。也许只有对本地干部及农民的反应有足够的认识,我们才能加深对中共苏区革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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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2:44
  
  
  二、地方干部的形成与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
  
  
    吉水和吉安两县相邻,皆位于赣西,与永丰、兴国、安福、峡江、分宜等县相邻,赣江横贯两县县境中部,为农民的土地耕作提供了良好的水利条件。{15}据1929年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阮啸仙在省委会议上的报告,“江西的土地的关系(赣西自耕农多)半自耕农占多数”,另据同属吉安地区的万安县委在1928年的调查,赣西地区“土地非常零散,自耕农及半自耕农占农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16}这与中共在上世纪50年代初对赣西土地关系的认识相去不远,且也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吉安和吉水人地占有关系的一般状况。{17}仅仅从土地占用率和剥削率来说,很难想像革命会在这一地区发生。{18}研究显示,土客关系、宗族矛盾及反洋教运动等可能在革命爆发中起了相应的作用。{19}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关注到以青年学生为首的知识分子在地方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一)地方干部的形成
  
  
    1925年8月间,吉安和吉水等地的青年学生先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以办学为掩护,宣传“穷苦人民闹革命”的激进思想。{20}一年后,北伐军进入江西境内,带动了中共组织在这两县的扩展。在此过程中,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中共党员利用自己的家庭和社会网络控制了各县事务,他们成为中共地方干部的主要来源。一般说来,地方干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地方武装干部,一是地方党部干部。{21}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这一暴动行为坚定了江西省政府 朱培德在江西实行“分共”的决心。6日,朱培德部第八师师长朱世贵在吉安城开始“清党”,7日,吉水也陷入搜捕中共党员的喧嚣之中,曾在朱德部下任军事教官的中共党员李文林(吉水金滩区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回到赣西并随即领导青年学生转入农村,等待上级党部的进一步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决定没收“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和财产,以红色恐怖和武装暴动来反击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9月,八七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共江西省委,省委制定了秋收暴动的计划,并要求有会匪的县份,立即联合会匪武装,准备武装暴动。{22}10月,中共赣西特委成立,吉安及吉水等地的中共组织也先后恢复。他们即开始做联合会匪的工作。当地会匪主要隐匿于吉安与吉水两县交界的两块山区。在李文林、赖经邦等人的策动下,中共地方干部与东固、水南及兴国等地“三点会”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于11月底成立了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纵队;水南区的会匪武装则被编为第八纵队;1928年初,路口山区的会匪分别被改编为油田游击队与吉水游击大队,稍后又被合编为第九纵队。7月,在武装暴动中,第八纵队哗变,{23}余下的七、九纵队主力被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简称“红二团”)。12月,红二团以一部分武装与原安吉边界游击队在延福合编为赣西游击第一大队(简称“一大队”),大队长周益棠,指导员罗万,秘书长郭士俊,{24}活动于吉安、吉水北部地区。次年4月,原国民党军第二十师骑兵连连长杨云清部被一大队打败,被收编为第二大队,杨云清任大队长。这两支部队成为后来红三团的骨干力量。{25}
  
  
    在地方武装的形成过程中,青年学生党员、土匪武装及宗族势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6}青年学生党员在地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而以三点会为代表的土匪武装晚清以降即在赣西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7}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分共”行为,李文林等人与三点会化敌为友,并逐渐取得对这一武装的领导权。另外,地方武装干部的形成还得益于宗族力量的掩护,无论是接受新式教育的青年学生,还是以段月泉为代表的三点会首领,大多数出身于各地的名门望族,这为他们形成稳固的势力群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东固和延福,不仅是东固根据地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吉安地方武装干部的根基。{28}
  
  
    地方党部干部的形成与青年学生的关系则更为紧密。晚清以降,乡村政权基本控制在地方精英手中。所以“分共”前,虽然中共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但为了控制乡村政权,却不得不与地方精英合作,以致大部分农协组织被他们控制。{29}“分共”以后,青年学生将前述会匪武装引入乡村社会,发起暴动,直接导致“土豪劣绅”与中共决裂并逃往城市避难,乡村政权亦由青年学生们接管。这些知识分子多是中共党员,与地方社会关系密切,{30}他们利用亲戚、朋友,尤其是宗族的关系发展组织。{31}对于目不识丁的农民来说,这些知识青年就是权威。例如万安暴动即由几个老师发起领导,如谌光重、曾天宇等人,一般农民只认识他们,对中共则毫无认识,所以江西省委批评道,暴动并“不是党的领导”。这固然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地方革命中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也可能造成上级党组织所谓“知识分子专政”或“书记专政”的局面。{32}
  
  
    具体而言,省委要求地方党部吸收工农干部参与实际的领导工作,知识分子却自认入党时间较长,更明了党内情形,又能说会写,具有工农党员所不具备的条件;省委要求他们发动日常生活斗争,知识分子却一心想着如何弄到武装,如何捉反动派筹款。{33}另外,生活浪漫腐化也是省委对地方党部干部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恋爱、嫖姑娘和打麻将是此时各级党部的通病,{34}对于上级指示和政策,大多只是在党部机关中发命令、做计划,或者随便在工农分子中找几个投机分子做下级党部的领袖。上行下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特委还是县委,“对于下层工农群众的实际情形完全隔膜”。{35}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要求提拔工农干部,“增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将地方干部逐步纳入省委控制范围。然而,从整个江西党发展的趋势来看,此项举措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正如九江县委书记华鄂阳所说,各区党务,如秘书、宣传和组织及学生运动等,没有知识分子根本开展不了。{36}很长一段时间内,书记虽改由工农分子担任,却不得不以知识分子作秘书,从而又导致了“秘书专政”。甚至在德安县的某些地方,“书记形成秘书的勤务兵,开起会来区书(即区委书记——笔者注)在外放哨。”{37}吉安等地亦是如此,中央屡次强调重用工人干部,但遍查吉安各地,工人本身就少,要找出合适的工人干部就更困难了,无奈,赣西特委只有向省委要人。{38}然而,省委本身的领导群体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39}故“知识分子专政”并非地方干部获罪的症结所在,是否听从省委指挥,才是问题的实质。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3:29
   (二)地方党部与地方军队
  
  
    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了武装暴动和分配土地的口号。数月后,万安暴动建立了江西革命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从而使赣西掀起了一股暴动热潮。{40}在实现暴动的同时,地方干部是如何因应中共中央对于分配土地的指示呢?具体情形,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吉水县略窥一二。
  
  
    吉水县的宗族势力一向兴盛,尤其是同水地区。{41}1927年“分共”前,大姓宗族——陇洲村王以匡的排斥就使得中共农协组织难以在此渗透。朱培德宣布“礼送中共分子出境”以后,王以匡等人更是利用宗族力量捕杀中共农协干部。当中共暴动开始兴起,王以匡等人便组织红枪会以相抗,地方基础较厚。{42}在此情形下,同水区委找到赣西游击第一大队,要求惩处王以匡等人,以推行组织工作。在一大队进攻下,红枪会受到沉重打击,王以匡逃往吉安,一大队随即也回到了路口山内,这次行动被称为“阜田暴动”。细察这次暴动不难发现,这基本上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并未涉及发动群众和分配土地的内容。鉴于这一点,赣西特委和吉水县委对同水区委提出了严厉批评,县委认为,消灭红枪会固然无可厚非,但必须通过自下而上团结民众的方式去消灭它,区委的这种依赖红军发展基层组织的动机是典型的“军事投机”。{43}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赣西特委和吉水县委的指控呢?“分共”以后,虽然中共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但是政策标准及步骤均不明晰。{44}更重要的是分配土地时如何兼顾各个阶层的利益呢?在万安暴动中,地方干部确曾计划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佃雇农,然而,群众中不同的声音让地方干部陷入茫然:佃农、半佃农要求分好田地,这势必引起自耕农的反对,而豪绅地主、地痞、“富农”等更是直接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另外,赣西土地分散,地主少,仅没收地主土地实难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种种因素使得整个暴动期间,除“间有焚烧田契者外”,各地并没有分配土地的迹象。{45}万安暴动可能反映了全国暴动区域的一般情况。在本文所关注的吉安、吉水等地,情况或许更不理想,据江西省委的报告显示,吉安县委除了联络东固会匪外,甚至从未有过分配土地的提议,红二、四团等除了频繁地进行武装暴动外,长期处于“只打土豪不分田地”的状态。{46}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一指控的合理性,即暴动脱离了农民群众。中共中央认为,要想夺取政权,必须得到农民的支持,“军事投机”却把整个基层革命引至了反方向,吉水县委不愿深入农村做细致的日常生活斗争工作,一味地宣传“朱毛就要来了”,实际却不见朱毛红军的踪影。{47}1929年初,一大队和二大队被合编为第三纵队,并在阜田和延福等地游击,国民党军队闻讯即赴“围剿”。在这次交战中,三纵死伤士兵6人,群众死亡更近40人。事件后,延福、儒行、阜田等地区委对三纵极度不满,甚至鼓动当地农民解散三纵,把武器分散到基层农协,分别组织自卫。{48}更让省委不满的是,地方武装在“打土豪”过程中经常报复式地大烧大杀,“土豪劣绅”往往利用这些做反面宣传,说“游击队是土匪”,导致赤白对立,{49}“吉安有些乡村农民抢亲也用C·P名义,土匪打家劫舍也冒用C·P头衔”,{50}故很长时间内群众看到东固的队伍就“望风而逃”。{51}
  
  
    或许我们可以假设,赣西特委既然发现地方武装“军事投机”的问题所在,即有可能对此作出改变。然而,地方党部与地方武装之间的复杂关系让我们必须对这一估计重新考察。
  
  
    “分共”前,中共地方组织是由上级党部物色合适人选筹建起来的,然而暴动后,建立组织的方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依赖红军的军事力量发展起来;另一种是由地方党部发展起来。{52}总体而言,前一种发展方式在暴动时期较为常见,如吉水区委就是红军攻城时建立起来的。{53}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中央和省委都极力强调对地方武装的政治领导,但地方党部却很难对地方武装形成领导关系,相反在许多方面还要受到诸多掣肘,经费就是其中之一。
  
  
    一般说来,地方党部的经费来源有三:第一,向党员收取党费;第二,向上级党部即省委要钱;第三,从地方武装“打土豪”收入中支取。然而,前两种收入来源皆不乐观。按规定,党员必须按月缴纳党费,但多数地方却收不到党费,因为许多青年学生加入中共是迫于就业困难,{54}甚至是为了“吃党饭”。{55}向省委要钱更是一种奢望,因为省委本身向中央要钱也很困难,{56}所以只能告诉他们,下级党部的经费主要需要自给;{57}这种自给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依靠地方武装接济。然而地方武装“打土豪”所得未必能按时按量“上缴”,地方党部断炊是经常的事。即便赣西特委亦如此,这就使得党组织与地方武装处于一种尴尬的关系:地方武装向特委等党部缴纳经费本是责任和义务,结果却变成地方武装向上级党部示威的一大资本,地方武装干部甚至根本就瞧不起上级党部的干部。{58}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地方党部和地方武装干部本身就很难分割,据笔者对东固根据地领导者的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1人曾为地方党部的负责人,后来又成为地方武装的重要首脑,其中包括李文林、段月泉、罗万、郭承禄、赖经邦及袁振亚等。{59}也就是说,地方党部足以形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是故,在“分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其说地方干部是在奉行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还不如说是处于自为发展的状态。这一状况极大地阻碍了中共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当然,也为外来干部的介入埋下了伏笔。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4:16
  (三)外来干部的介入与减租减息
  
  
    东固根据地的日益扩大与发展,使它与省委及其它割据区域的联系日益频繁,同时也引起了这些外部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更多关注,更有甚者,直接介入他们的革命活动。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在国民党军队的“三县会剿”下离开井冈山,几经波折后于2月20日与李文林等在东固螺坑顺利会师。在东固山下,毛泽东以井冈山的经验极力动员李文林等地方干部“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债、抗税”。考虑到闽西地区的白军势力较弱,稍作休整后,毛泽东即率红四军入闽游击。对江西省委而言,此时全省的革命形势并不乐观,各类反映下级党部官僚化、形式化(如虚报斗争成绩)及秘书专政的报告不绝如缕,这让他们忧心忡忡。{60}失望彷徨之际,东固会师的消息传到省委,这让他们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改善全省的组织工作。1929年4月,省委决定派出三位干部至赣西、九江和赣州指导革命,其中省委常委冯任被任命为赣西特委书记兼吉安县委书记,负责赣西工作。
  
  
    上任伊始,冯任即对特委、各地组织及地方武装进行了调整和整顿。5月,冯任主持召开赣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特委,刘士奇、萧立、黄宜和曾山等人先后进入特委的权力核心,这意味着他对赣西地方组织的重新洗牌。{61}最为重要的是,冯任以减租减息等计划介入地方革命。1929年春夏之交,江西等地遭遇旱灾和虫灾,{62}以赣西吉安和吉水等地最为严重。{63}对此,省委认为是一次发动群众斗争的好机会,并且可以通过斗争将吉安各地的党务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故指示冯任以吉安、吉水一带为中心发动减租减息、抗租抗债等秋收斗争。{64}在吉水的同水区和水东区,中共地方支部动员农民实现了减租二至三成,个别村庄甚至减租至五至六成。{65}经过近数月的整顿,赣西的党务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省委认为赣西特委“已彻底改变旧的组织路线”。{66}然而,冯任等赣西特委领导人也开始面临地方干部的挑战。
  
  
    首先,特委难以控制地方武装的财税。1929年6月,冯任对红二、四团进行整编,增加了大批政治工作者。然而,彻底改造难以推行,二、四团对政工人员非常排斥,以致这些派去的人很快就要求调离,甚至以“自由行动”相要挟。{67}三纵队的问题更难处理,一方面体现在原一大队和二大队之间的矛盾;{68}另一方面,中央特派员汪克钧本是被派去做政治工作的,却很快与三纵队站在同一战线上,公然对抗特委,甚至扬言要枪毙特委巡视员。{69}为了不触动地方干部,冯任最后以处决杨云清和汪克钧草草了事。他原本以为以政工制度来改造地方武装即能实现对地方武装财税的掌控,然而笔者在现有的资料中尚未找到二、四团向特委缴纳经费的直接证据,只有红三团偶尔上缴50、100元不等的数目。{70}
  
  
    其次,特委的减租减息工作也阻力重重。如前所述,中共在吉安的割据区域,一是儒(行)延(福)坊(廓)地区(含阜田等区),二是纯化、儒林、东固一带的地区(含水南等区)。但需要注意的是,领导这些地区,尤其是延福、阜田、儒林等地暴动的地方干部多出自富裕家庭,{71}红军“打土豪”斗争使大地主都逃到城市中,导致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的斗争对象逐渐调整为小地主及富裕家庭,这势必侵犯到这些地方干部的利益。是故,到讨论减租问题时,吉水县委就曾明确规定,“党员的租不准减”、“同志的租债不准抗”!延福区委也抗议“革命革到自己身上来了”;外延区委则主张非党员的租减四成,党员的租只能减三成。{72}冯任作为外来的组织体系干部,并无强大的武力威慑,相反,地方干部由于有武力支持反能抵制外来干部的动员。
  
  
    韦思谛认为,在外来干部到来以前,地方干部很好地利用了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阶级等“底层精英”(lower elite)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吸引了农民群众的追随者(peasant followers),并实现了对他们的改编。{73}然而,上述的内容告诉我们,赣西特委难以实现对地方武装的领导,即便是以冯任为首的外来干部到来后,亦无法对他们形成有效的领导。而韦氏在文中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使得他对于地方干部势力,尤其是对地方干部抵制外来干部的行为似有低估,从而也影响了他对后来外来军事干部介入地方革命的判断。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5:11
  
  
  三、红四军控制下的分田运动与攻打吉安
  
  
    面对着各地对于土地革命的阻滞,中共中央再一次地提出分配土地的要求。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要求各地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74}是年底,中共江西省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响应了这一决议,{75}然而此时省委的关注焦点在工人运动,对于农民运动和分配土地并无太大热情,我们从赣西特委此时正忙于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斗争便可看出这一点。不过这种情形很快被打破,1929年2月,朱毛红四军从井冈山区转移到东固地区,正是在这一外来军事力量的促动下,使得赣西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同时也使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一)外来军事干部的介入与“富农路线”的阻碍
  
  
    1929年8月,鲁涤平接替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 ,同时带来了湖南“剿匪”的经验,他极力推行分区清剿的政策,同时拉拢地方民团,在各乡镇建立守望队和铲共义勇队。{76}在战略上,他准备从赣西入手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消灭中共在吉安城的组织;第二,镇压北路行委,即延福为中心的区域;第三,进攻东固。是月底,前两步即已实现,东固危在旦夕。在这一打击下,中共赣西党内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相继坍台和反水,党员意志无法统一,外来干部纷纷向省委要求调离。10月,江西省委改组,并计划对各地的军事工作进行重新布置,冯任调回省委,赣西特委被迫重新改组。15日,特委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王伯元当选特委书记,然实权掌握在湘籍干部刘士奇手中。恰在此时,省委特派员江汉波和省军委书记蔡升熙到达吉安,他们向赣西特委传达了中央49号通告,要求地方党部以攻打城市来“武装拥护苏联”和“反军阀混战”,为了响应这一号召,省委作出了“攻打吉安”的决定。然而,吉安城防森严,要攻下必须要大量的人力。显然,仅仅依靠红二团、三纵(即红三团)及红四团是不够的,惟有动员广大农民参加暴动。为此,赣西特委除了需要党政军权力统一外,还必须给农民“分配土地”。{77}然而,面对着强大的地方干部群体,无论是分田,还是集中地方武装的兵力,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如果处理不好,将会使外来干部彻底走向本地干部的对立面。
  
  
    该如何分田呢?事实上,红二、四团等地方武装一直处于打土豪的游击状态,并无分田的打算,而以刘士奇为首的赣西特委对此更是毫无经验可言。而此时东固区委书记毛泽覃却为他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朱毛红军入闽游击时在东固根据地留下了一批伤员干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1929年2月底,毛泽覃在东固建立区委,自任区委书记,并于是年8月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经验筹划分田,其具体办法是:以乡为单位,“抽肥补瘦,分甲乙丙三等扯平”均分。{78}所谓“抽肥补瘦”,即没收土地后,以原耕为基础,让肥田多的人抽出一部分给瘦田多的农民,以便肥瘦均衡。
  
  
    需要澄清的是,刘士奇掌控赣西特委前,东固并未与赣西特委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实行的农运政策看出。东固会师以后,朱毛红军的嫡系势力控制了东固区委,并以他们在井冈山的模式进行分田,然而以冯任为首的赣西特委似乎并未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得而知,也许与特委对东固区委控制力薄弱存在直接关系。{79}但当刘士奇执掌赣西特委以后,即以东固的范例筹划在赣西展开大规模的分田运动。所以,这就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图像:1929年上半年,赣西突然挤入了两股外来干部的势力,即省委组织体系的外来干部和朱毛军事体系的外来干部,省委干部自然不愿意与客籍军队分享资源,然而刘士奇突然倒向朱毛红军使得省委干部惊慌失措并表达了极度的不满。当分田计划提出以后,立刻遭到了省委干部江汉波和黄宜等人的强烈反对。这种反对意见在特委破获事件以后尤为强烈。{80}
  
  
    与此同时,从井冈山败退下来的红五军到达遂川县,人员的大量伤亡使彭德怀亟需兵力补充。在随军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组织下,1930年1月18日,红五军召集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把红二、三、四、五团(新策反的罗炳辉部)及各地的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委,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会上,省委干部江汉波和黄宜再一次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基于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形,不应该扩大红军,而应分开游击,即便是要合编,也需要得到中央、省委乃至下级党部的同意。但他们无力阻挡合编实现。{81}
  
  
    然而,对于地方干部来说,强行分他们的田和改编地方武装显然要遭到抵制。是故当这两项的决议下达到基层,地方干部反应极为强烈。大多数地方根本不同意分田,有些党部则提出“好的土地要分配(给)党员”,没收土地只能没收豪绅反动派的,不没收地主的;兴国县土地部长钟祥元更以环境动荡、“群众害怕分田”等理由抵制特委的动员;{82}反抗最烈的要属延福区委,罗万、郭士俊、郭象贤、刘秀启等所谓“四大党官”倚仗红三团的武装力量,拒绝服从命令。因为两年来的秘密割据状态让他们非但不用向国民党缴税,反而可以继续向农民收租。{83}数月前的减租减息和抗租抗债已经让他们作出了极大让步。然而分田却等于要把自己的土地分给那些向他们交租的农民,这让他们无法接受。当然,刘士奇对这点亦默然于心,他采取调罗万等人来特委训练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以逼他们就范;如若不从,就对他们进行人身控制。然而,这些地方干部并不屈从,他们一方面利用宗族势力向群众极力渲染外来干部想对本地人痛下杀手,{84}另一方面秘密购枪,怂恿农民进行武装自卫,甚至派人捣毁传达分田指示的革委会。{85}
  
  
    本地干部能够接受的“革命”,首先需要建立在地方利益和自身利益不受损害的基础上,{86}一旦有违于这一点,本地干部可能会退而选择较为温和的方式,甚至抵制外来干部的动员。{87}而外来干部则不同,中共中央暴动的命令以及整体的革命生存战略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如何最大程度地实现群众动员才是他们所关心的,所以他们会倾向选择激进的方法来应付前者的反抗。当然,从本质上说,所谓的“糜烂地方”,用江西省委的话来说,不过是地方干部“企图排除外来的知识分子,由他们自己起来干”的借口罢了。{88}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5:58
  (二)二七会议与红四军强势主导下的分田
  
  
    面对地方干部的抵制,刘士奇决定请由闽返赣的红四军来解决难题。时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与刘有姻亲关系,很快,刘的请求得到了毛泽东的积极回应。{89}1930年2月2日,刘士奇指示吉水白沙和水南游击队到永丰县荇田迎接毛泽东到吉安县参加联席会议。{90}
  
  
    2月6 ~ 10日,由红四军前委召集的“二七会议”在陂头召开,与会的包括红五军、六军、赣西和赣南特委。刘士奇在报告中指出所谓“党官”正在“排斥外地工作同志,拒绝党组织的改造”。{91}
  
  
    此时的红二、四团皆已编入红六军,变成了红军的正规部队,{92}省委干部和地方党部的干部很难有实力与外来干部形成武力上的对峙,这也是二七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外来干部从表面上能够推动分田的根本原因。随后,联席会议提出了党目前的三大重要任务,即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及扩大工农武装。在分田问题上,毛又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具体表现在对如何组织分田的争论。当时在会上有两种代表意见,其中毛泽东、刘士奇及曾山等人主张“没收一切,平均分配”;而另一派以省委特派员江汉波、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他们主张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富农剩余土地、祠庙土地,依照耕作能力进行分配。{93}
  
  
    在毛泽东等人看来,当时赣西党的最重要任务是争取广大农民群众起来革命,时间宝贵,所以平分一切土地,即以乡为单位,把各乡所有田地的总数除以该乡人口总数,就是每人应得的田亩数,这样做可以节省动员的时间成本。但江汉波和李文林等人认为:自耕农占赣西农民的大多数,分田地、烧田契将使他们的土地所有权丧失,由此产生的恐惧感会让他们反对分田,加重农民的不安心理;{94}另外,平分土地过分强调平均,会造成有劳动力的家庭无田可耕,有田的却缺少劳动力,导致生产率下降;如果以劳动力为单位,可以发展生产,增加总产量。{95}毛泽东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发展生产,如果以劳动力分配土地,有农具、有劳动力耕种的多半是富农和中农阶层,广大的贫农则将会是受害者,这样我们也就很难争取到群众。{96}最后,会议通过“平分一切土地”的提议。对分田持反对意见的江汉波被开除党籍,李文林被排挤出权力核心。{97}对各级党部在分田上的延宕,毛也提出了严厉批评。{98}
  
  
    二七会议后,吉水和吉安的各地党部开始组织分田。最早分田的是水南区第九乡的木口村,他们先划分阶级,然后以原耕为基础,“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分土地。随后,水南、白沙、折桂、中鹄、仁寿等区的大部分村庄亦按此原则进行了土地再分配。{99}吉安县的西区也开始分田,纯化、儒延等区则进行第二次分田。在初次分田的地区,如水南进展非常快,三天就已经分好了。{100}贫农为了捍卫分田的利益,纷纷加入红军,2月26日,在水南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的配合下,红四军很快将来袭的刘峙部唐云山旅击溃。{101}
  
  
    虽然“围剿”东固、水南的国民党军队被击退,但北路地区兵力单薄。4月6日(农历三月初八),国民党军金汉鼎师接防吉安,成光耀旅的两个营进驻吉水阜田市。原来逃到南昌、吉安等地的地主士绅返回阜田,组织成立了“六县清乡剿匪办事处”,逐村建立守望队,配合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北路行委急忙向在北路游击的六军第一纵队长李韶九求援,李以经费和子弹不足为由逃往湘南。{102}北路行委只有率延福区委、吉水县委转往路口山避难。{103}当地农民先后纷纷反水,吉安县儒行、坊廓全部沦为白区,安福、新喻、峡江等县的乡村苏维埃政权也为守望队所取代,吉水的“仁寿、同登两区组织完全消灭”。{104}此事件被称为“三八反水”。
  
  
    6月2日,成光耀部撤出阜田。北路行委便于次日率领吉水县委及延福区委的地方干部回到阜田市。6月中旬,阜田、同水召开了近六千人的群众大会,追悼“三八反水”中的死难农民,并决定要以“打土豪分田地”来反击劣绅的白色恐怖。自中下旬起,吉水县阜田、同水、金滩等地及峡江县各区的农民被动员起来分田。本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两抽”原则,每人平均分田一亩多,如阜田区第一乡每人分田一亩;同水区第十五乡东塘村每人分田一亩三分,有些村则人均分到一亩五分;金滩区第九乡大桥村和神江圩每人分田二亩。{105}吉安县儒坊区据毛泽东的调查显示要稍多一些,每家能分田二亩半左右。{106}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6:47
   (三)攻城动员与分田的关系分析
  
  
    至1930年5月,赣西21县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分田,{107}外来干部以分田来动员农民攻打城市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从1929年10月第一次攻打吉安起,到1930年10月4日攻下吉安,历时一年,前后九次,史称“九打吉安”。外来干部何以使农民保持如此稳定的战斗力呢?攻下吉安城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总结道:凡是彻底平分了田地的地区,如吉水、永新、兴国等地,便能发动广大群众,完成地方暴动,甚至参与攻打吉安的行动,然而不分田或者分田不彻底的地方,效果就不容乐观,如安福县由于在分田问题上的延宕,导致这一区域在国民党军队“围剿”下迅速反水。{108}而刘士奇和刘作抚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09}从总前委及刘士奇等外来干部向中共中央论证分田合法性的角度来说,这本无可厚非,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分田果真能在攻打城市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动员效应吗?
  
  
    从前文阮啸仙、李文林及江汉波等人对赣西土地关系的认识中不难发现,自耕农与半自耕农占了近70%,{110}另据上世纪50年代的官方数据统计,江西地主和富农的比重约占8%(其中地主3%,富农5%),{111}这一数据近年来也得到了相关学者的证实。{112}也就是说,对土地进行平分,最终只有约20%的农民(大部分是贫农和佃农)能够分到土地,而近70%的自耕农却要分出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如果不考虑分田中的其它因素,{113}仅仅就理想状态的分田来说,得到实际利益的只有少数农民。如何让这部分农民跟随中共去攻打城市是外来干部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现有史料看来,利用土地与农民的天然关系,是刘士奇等人成功实现动员的重要原因。因为对于分得田的贫农来说,地始终是从地主手中抢来的,诸如王以匡等地主却并没有被铲除,他们在吉安等城市避难,一有机会他们便会反攻,最安全的办法是把他们捉回来直接杀掉。{114}
  
  
    然而,随着攻打吉安逐渐陷入攻坚战和持久战,外来干部逐渐意识到,分田对于攻城动员所能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有限,那么,那些并没有在分田中受益的农民(即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何以加入到攻打城市中来呢?或许我们需要从当时苏区的环境中寻找答案。
  
  
    首先,繁重的放哨任务使得农民也希望通过打下吉安来减轻负担。苏区建立以后,为了不让白区侦探混入苏区搜集情报和搞破坏,苏维埃政府安排了赤卫队等日夜轮值放哨。其中尤以夜哨任务最为繁重,每晚需要四个人轮值上、下半夜,如遇有国民党军队进剿,至少要十人以上轮哨,甚至有时需要二十多人。{115}其次,中共为参与攻城的农民提供较好的生活保障,这为农闲时期的农民提供了另外一条生财之道。据毛泽东在吉安县东塘等地的调研显示,“赤卫队、少先队每次出发要草鞋费、剃头费、吃烟费,五百钱的也有,一串钱的也有”,实报实销,多退少补,每月还有三元零用钱,{116}对于青壮年农民来说,这一待遇确实较为优渥。{117}第三,经济封锁之后,苏区内工业品奇缺,其中盐为之最,这对于整天劳碌在农田中的农民来说,可谓是致命的。所有这些都给外来干部的动员提供了便利条件。赣西特委在攻打吉安时,除了制定“要巩固和扩大苏维埃,就要打到吉安去”之类的宣传口号外,更多地提出了一些鼓动口号,如“要争取分田胜利,就要打到吉安去”、“要消灭豪绅地主反动派,就要打到吉安去”、“要盐吃,只要打到吉安去,要不放哨,只有打到吉安去”。{118}
  
  
    更为重要的是,外来干部与农民此时都对城市中的财富有着共同的渴望。对外来干部来说,虽说攻打吉安是贯彻“立三路线”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为了要消除党内的悲观情绪,具体来说,到1929年底,无论是各级党部,还是地方红军皆已陷入了生存困境。早在万安暴动时,江西省委即已发现,“聪明的土豪劣绅已将家产全盘搬在城市中去了”,致使“不但各地津贴无法供给”,地方党部和武装也无法发展游击战争。{119}另一方面,苏维埃区域割据的形成依旧没能缓解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严密经济封锁所产生的压力,农产品不能流通,而“土豪劣绅”早已将现金转走,造成红军在苏区腹地无土劣可打,各项耗费却比较大,以致各级苏维埃政府感到维持起码的办公都很困难,{120}所以赣西特委向中央请示道,“非拿下吉安、赣州不能解决这一财政恐慌”。{121}
  
  
    而对于农民来说,到城市中“发洋财”比分田具有更大的诱惑力,据刘士奇分析,农民之所以迫切要求打城市,其主要原因包括:“(1)进城去杀反动派;(2)城市有工业品;(3)农民欢喜毁城墙”。{122}三者之中,抢夺城市中的工业品和“发洋财”的心态占了更大的比重。且让外来干部越发苦恼的是,农民这一“发洋财”行为经常难以控制,他们经常在“进城后则把全城不问贫富先抢劫一空,有时还乱杀乱烧”。{123}刘作抚在攻吉前向中央请示,“在攻打某一城市,在这一城市的附近数十里的农民我们没有领导的力量,在攻打城市时即自动的起来无组织的参加。想进城市去发洋财,是不是准他们进城?”{124}中共中央后来作何回复,我们不得而知。但后来红四军攻占吉安后的混乱场景证明,刘作抚的担心绝非多余。{125}
  
  
    1930年9月30日,红四军抵达吉水阜田区,准备第九次攻打吉安。中共吉水县委、延福区委在北路行委的领导下,组织了赤卫队、冲锋队及运输队等数万人随军攻吉。{126}10月4日夜,红四军攻克吉安城。10月5日,吉州十属各县苏维埃政府的裁判部,纷纷组织专人到吉安捉拿藏匿在城里的地主。以吉水县为例,阜田、同水及金滩等区的赤卫军和少先队,则将该县最大的豪绅王以匡抓住并就地处死。另据载,阜田区从吉安城共捉回三百多名反动派,先罚款后将他们处死,“有一个晚上就杀了五十多个”;其它地方,如金滩、中鹄、水南、水东等区亦是如此,“罚款的罚款,杀的杀”。{127}
  
  
    东固根据地分田的个案表明,外来军事干部介入赣西地区的革命活动并不顺利。一方面,由于分田侵蚀了地方干部赖以生存的基础,故而遭到了他们的激烈抵制;另一方面,分田只使少部分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由此产生的攻城动员效应并不理想。这也构成了外来干部分田运动的两大难题,它们将持续地影响中共的群众动员。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7:40
  四、土地动员的困境:吉安、吉水分田运动之解析
  
  
    对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外来军事干部来说,攻占吉安并不能满足他们持续革命的诉求。为了解决庞大的军队组织所带来的财政困难,他们需要更深入地通过土地革命来进行更大规模的群众动员,从而建立更为广阔的苏维埃政权。然而,分田政策的内在缺陷、地方干部在分田中的上下其手以及农民的消极表现左右着外来干部的分田动员,继而影响着中共苏区革命的深入发展。
  
  
    (一)分田政策的误区与反复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强调,当土地革命的“红旗子一打起”,就代表要没收一切土地,故而“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分配。以毛在井冈山和闽西的经验看来,平田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128}相比于地方干部所主张的只没收地主阶级、祠堂庙产及公堂会社的土地,它可以使原本复杂的分配程序变得简明而迅速。{129}这样的策略确实为革命动员带来了显著的成效,但却由于损害了中农的利益而产生了一系列后遗症。{130}
  
  
    应以何种地域单位来平分土地呢?《二七土地法》规定以乡为单位,其优点在于可以调剂有无:因为一乡之内,有些村庄根本就没有地主,缺少耕地,而另一些村庄有地主,耕地较多,以乡为单位将满足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最初,毛确实想以此来控制分田。但后来他惊讶地发现实际情形完全两样,各地“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131}其原因是:第一,大村庄不肯拨田给小村庄;{132}第二,农民对于“摸熟了的田头”,都舍不得抛弃。他们“宁愿在本村分田少一点,不愿离了本村迁往别村”。{133}这种分田的方式显然影响到农民的军事动员效率。
  
    平分土地并未充分考虑到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的困难。一方面,雇农没有钱,基本上讨不到老婆。{134}相对于农村社会中的富有阶层,“按人口平分土地”必然使贫雇农吃亏;另一方面,贫雇农缺乏生产工具。{135}虽然土地法规定,苏维埃政府应该把地主农具全部没收并分配给贫雇农使用,但实际上区乡干部却“把它们出卖了”;{136}另外,战争对农具的破坏,更降低了贫雇农对农具的占有率,纵然分得田地,他们的产量也远不及“富农”。{137}鳏寡孤独的生存困境是外来干部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一弱势群体“没有生产能力又没有亲属代耕”,只能“请人代耕”,按照租田制的规则“酌量分些生产品”,一般只能得到出产品的三分之一,这样的话,他们虽然“分得到几亩田,仍是得不到利益”。{138}即使是生产能力较高的农户,由于经济封锁造成农产品过剩,交易缺乏,他们也只愿意耕自己的口粮田,故出现“有田无人耕”的现象。{139}
  
  
    但更严重的问题却是与分田运动的仓促有关。正如前文所述,江西苏区基本上是靠红军发展起来的,分田运动也是循着这一轨迹发展,即红军打下一个地方,便开始分配土地。然而,此时的外来干部并未像延安时期通过发动阶级斗争(如批斗大会)的方式来进行土地斗争,{140}而是“限制三天至五天就要把土地分好”。{141}这就导致分田方式的单一化,具体说来,红军初到一地,多是在地方苏维埃政府和党部干部的协助下对农民进行派田。问题同时伴生,地方干部在分田中的上下其手及富裕农民隐瞒肥田等现象阻碍了分田动员的顺利进行,最终招致了农民对此普通地心怀怨念,“未革命以前佃田还可以勉强敷衍生活,现在得的田不好,本来分得的田作来就不够吃,还没有不分田以前好”。另外,分田本为进一步的战斗动员做准备,然而,利益不均却招致动员受挫,如纯化区的农民就说,“不革命的也分得田地,我们革命的也是得同样的田地”,那我们为什么要革命?{142}派田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争议,究其根源是由于调查时间太仓促,以致无法明确一个乡有多少田、多少人、哪些人该分田、哪些人不该分田。所以毛泽东自己也承认,“这样的时间太短促了”。{143}
  
  
    面对农民要求重分的呼声,外来干部只好命令各级党部进行重分。一般来说,重分主要有如下四种方式:第一,按人口一切平分,如安福与吉安、分宜交界的边界区及吉安之延福乡;{144}第二,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如吉水县水南区和吉安县的纯化区等;{145}第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第四,改按人口均分,后又改为“以人口与劳动力混合为标准”平分。{146}考虑到大多数地区都分过两、三次以上的田,故而重分的形式可能还有更多。
  
  
    反复的重分很快导致了农民思想的混乱。频繁地重分甚至让农民感到绝望,“分来分去,到底分到那年那月止?我不要了!”{147}如“固江、安福因分得次数太多,农民又没有取得土地所有权,因此农民纷纷表示不要土地,或不愿多耕土地”。{148}吉安县的西区“以乡为单位”在1930年8月进行第二次分田,但由于“乡太大了,田远的隔六七里”,导致此次分田之后农民也不要田,该区被迫又组织了第三次分田。吉水也经历了几次分田,如水东区仅1930年就先后分了三次,第一次是农历正月犁田前,第二次是6月收割时,第三次是秋收时,且规定分田分青。{149}农民不要田导致荒田现象日渐严重。在东固,虽然每人最低能分到16石谷田,但“许多田无人耕”;在水东,频繁地分田,加上地处赤白交界处,靖卫团时常骚扰,荒地现象更为严重;在水南,为了给参军的农民免去后顾之忧,留了许多公田,可农民任其荒芜,他们说,“我分了几担谷田,够得吃了”,为什么还要公田?所以“荒了几百担谷田”。{150}
  
  
    但是从当时战争动员的角度来说,重分又是必须的。攻打吉安的动员能力表明,外来干部要动员农民参军,就必须更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只要效果不好,就必须重分,这也是他们最后的选择。然而,苏区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重分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意味着对之前分田过程中“富农”和地方干部的清算,以便动员农民再次起来革命,但同时也意味着农村社会必将陷入混乱的境地,这就是重分与动员之间的悖论。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8:34
  (二)谁是分田运动中的受益者?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分田的受害者非地主和“富农”莫属。地主是这场分田运动最大的斗争对象,他们所有的财产和田地都被没收。在初次分田中,他们得到了坏田,然而,随着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被贯彻到地方,地主便完全不分田了。所以,大部分地主都被强大的革命动员排斥到了农村社会的边缘。{151}从现有史料来看,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赣西南特委都认为富农在分田中占有天然的优势,人口多,农具多,“什么都超人一等,收获十足,生活当然较为富裕”;{152}另外,富农还经常采用非正当的手段,如多娶一个老婆或娶童养媳,以便多分些田地。{153}为此,中共中央制订土地法,划分阶级,以便限制富农,使贫农得益,可对于广大的基层苏维埃干部来说,最大的困扰是该如何划分村民的阶级,其中尤以谁是“富农”最为突出。因为“富农”与“富裕中农”之间本身就没有很明晰的界限。{154}据张国焘回忆,苏区对这两个阶级的划分基本上就靠主观判断,{155}甚至后来“有二十块钱”和“养得起老母猪的”的农民也被当成了“反富农”的阶级对象。
  
  
    地主和富农的边缘化,并不代表广大的贫农、雇农或佃农一定会是这场分田运动的受益者。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156}历次出台的土地法也确实规定要给贫雇农分好田,可实践表明,贫农在分田后,一些本应获得的利益却基本流失,{157}这也无怪乎他们抱怨革命前与革命后并无差别。尤有进者,有些地方甚至取消了代表贫雇农利益的雇农工会。但是他们的义务与责任却加重了,如被迫应征当伙夫、交通员、赤卫队等。{158}农民开始在中共的动员工作中愈发懈怠,如吉安县西区政府开会或搞运动时,农民基本不到会,多半是儿童团在凑数,以致到后来,永阳乡苏要找个伙夫也只能用捆绑的强制手段。{159}
  
  
    从赣西地区的分田实践看来,“党官”才是最大的受益者。具体到分田实践,这一地方主义则表现为把持分田、“发洋财”和“分假田”。把持分田指红军和临时苏维埃政府在执行分田时采取特殊化政策。对政府负责人、苏维埃委员、红军干部要求分给好田、多田,为此,外来干部批评他们是“脱离群众的露骨表现”。{160}动员分田之前,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都会先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然后分给农民群众。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却并非如此,干部们大都认为“打土豪是解决个人问题”,金戒指、金圈子都收归己有,甚至“藉党招摇,向乡人讹索钱财酒食”。{161}
  
  
    在许多地方,党官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根本就不曾分田,而他们在给特委的报告中却说已经分了田,故曰“分假田”。如遂川、安福、泰和及吉安县西区都出现分田造假名册,当被发现时,干部们则辩解称“自耕农多,农民不要分田”。安福县的一支部书记在支部会议上更是强调,禁止任何党员向上级党部反映他们分假田的状况,否则即加以整肃。{162}当然分假田与下级党部无法及时完成上级限时任务也有关系。如赣西特委限期纯化区一个星期分完土地,三周后检查发现五十余个乡村只有9个村分了田。{163}
  
  
    从外来干部动员的预期目标来说,“革命”应该是这场分田运动的最大受益者。通过分田动员打吉安虽然在短时间内解决了一些财政困难,但持续性地解决红军以及各级指导机关的日用开支,仍需要继续依靠分田运动来实现,这个过程包括几个阶段,一开始红军是以分田中“打土豪”的收入来建立自己的财政来源,然而随着土豪越打越少,“最后就靠打富农”,但是即便如此,狭小的空间和贫瘠的乡村让土豪富农很快被打尽。{164}为维持革命的持续进行,征税就显得尤为关键了。赣西南特委以累进制为原则,即按照农民分田每年收谷数量,对其分等征税。{165}但征税必然会引起农民的反感,{166}甚至一般的党员也无法理解。{167}荒田现象造成农民收入降低,农民也不愿意拿谷子来缴税。加上征税过程自身存在的问题,所以征税效率就不是很高。{168}
  
  
    应该清楚的是,外来干部分田的初衷是为了打破“党官”们,即韦思谛所说的“地方精英”对于农村社会资源的控制,继而纳入自己的统筹范围,从而使苏区社会成为自己发展革命和建立政权的财税补给站。然而,地方干部却在分田过程中对这些社会财富加以截留或挥霍,使外来干部的这一计划基本落空。不能不说,这已经触犯了外来干部的根本利益。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09:27
   (三)分田后的农民动员:地方干部与红军的矛盾
  
  
    吉安的占领,对于群众来说意味着革命的胜利。农民中间普遍存在着“安居乐业,永久太平”心态。{169}但是随着国民党的“围剿”和地主武装的反攻,基层苏维埃政权又重新陷入紧张状态。因为他们不但要完成上级安排的重分和扩红的动员任务,更重要的是应付眼前的危机,保障刚分到手的土地。尽管地方上有一些群众武装,如赤卫队、游击队及少先队,但省苏维埃政府要求农民配合整体作战计划,甚至离开自己的村庄去外地作战,省委与农民、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分歧亦随之产生。
  
  
    早在1930年5月,赣西特委组织第五次攻打吉安时,原本计划准备分西、北、中三路进攻。但西路却并未进行战争动员,最终只有中路参与了行动,西路的“取消主义”在这次行动中表露无遗。{170}东固区委在分田以后,便进行大规模地规划建设,{171}不愿意将地方干部派出去,{172}地方武装也被看作是区政府的守卫。{173}这应该说反映了地方干部的一般心态,在他们看来,扩大苏维埃,向外发展是红军的任务,与地方政府无关。{174}
  
  
    水南区的扯皮作风则表现在对红军的给养上。1930年11月21日,正值红军反“围剿”时期,毛泽东到水南区木口村调查分田情形,经过水南街时,看到“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175}但实际情形则要糟糕得多。据1931年2月水南区一次联席会议的记录,各乡虽已彻底平分了土地,但对于与红军配合作战方面,各乡却显得参差不齐,只有11.7%的乡有坚壁清野工作,41.1%的乡有红军给养工作。{176}同时,地方主义还表现在对红军救护的问题上,如江西省委要求吉安县纯化区和兴国县第八区帮助红军医院组建担架队,区委的负责人却说,医院不是我们的,是省苏区的。{177}
  
  
    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由于他们并没有从这场分田运动中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导致他们根本就不愿当红军,况且要动员他们背井离乡到外地去作战就更难了。即便最终以各种手段,如强捆、欺骗、拈阄等实现了扩红动员,但开小差的比例却非常高。以公略县1932年7 ~ 9月的扩红为例,共征兵两千四百余人,然中途发生开小差的人数竟达千人以上,占总征兵人数的41%。{178}
  
  
    面对动员困难,赣西特委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并非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来扭转局面,但落实困难。比如规定优待红军家属来吸引地方武装参军,可执行效果却非常不理想,“很少看见有地方按条例去实施”,即使有执行的地方,也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如“政府工作人员实行礼拜六或工作日多半是徒有一个形式,上工迟,下工早,中间又吃红军家属的酒茶”,导致红军家属极度不满,甚至写信到红军中要求自己的亲属回来耕田。{179}
  
  
    综上所述,由于分田政策内在的缺陷,导致土地需要多次重分,进而使得到后来农民不要田、荒田的现象相继出现,土地动员的效果消减殆尽;同时,地方干部在分田中一方面操控分田,要好田、要多田、“发洋财”及“分假田”等,无奇不有,致使贫雇农等阶层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分田运动中的打土豪收入及分田后的税收也为地方干部所截留。更有甚者,地方干部的“取消主义”、“建设主义”的观念在分田后表露无遗,这就极大地违背了外来干部以分田动员农民的预期目标。外来干部为了使自己的想法贯彻到乡村社会中去,选择了激烈的整肃来消弭这场动员危机,这就是富田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180}
  
  
  
  
  
楼主carls 时间:2011-12-20 12:10:23
  五、结 论
  
  
    土地与农民生计最密切相关,能否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需求,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是政党革命最关键的一环,事实上“清党”后国共两党的争夺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是两党都无法回避的。对于国民党来说,基层社会的“党棍、军阀、官僚、土劣”是困扰其政权稳定的一大问题,{18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就试图解决土地问题,如他在江浙一带相继推行“二五减租”制就是明证,但在地方官僚和土劣的强力抵制下,这一努力最终没有成功。{182}对于中共来说,暴动时期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则是外来“指导革命”的干部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通过“土地动员”的方式来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某种程度上说,中共的这一策略在特定时期内对农民动员确有裨益。也许正因为此,韦思谛才提出,即便是本地干部反对分田,外来干部同样可以控制他们,使分田政策有效地实施下去。但这些外来干部果真能成功控制地方干部吗?笔者通过对东固根据地的考察发现,外来干部在最后仍很难完全达到这一目标。
  
  
    国民党“清党”后,由于处于秘密割据的状态下,土生土长的中共地方干部形成了自己稳固的势力,外来干部想要介入这一区域,首先就必须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冯任在赣西减租减息和整顿地方武装的实践就告诉我们,对待地方干部,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与他们和平共处,共享资源,如果外来干部措施激进,无疑会引起本地干部的反抗,甚至令外来干部陷入生存困境。外来干部为了贯彻中央政策、缓解生存压力,必须打破这一和平共处格局。以本文为例,外来干部就选择了以分田的方式来直接吸引农民参加革命。但分田本身有时就会对本地干部利益形成冲击,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干部的抵制,两大群体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本地干部虽然拥有地缘优势和武装,但当外来干部以更为强大的红军作依恃时,其优势便无法体现。不过,严厉的惩处并不能解决地方干部自肥的问题,而外来干部则只能以频繁的重分来消解地方干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过多的重分又损害了农民的耕作利益,甚至导致普遍抛荒,当这些矛盾激化至极,外来干部可能又会使用整肃的手段。
  
  
    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内耗”中,农民最终也失去耐心,分田运动则陷入瓶颈。1933年,中央苏区不得不以“查田”的方式来替代简单的“肃杀”,然而在查田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与分田并无二致。尤有进者,肃杀几乎使维系外来干部与农民之间联系的地方干部被捕杀殆尽,导致地方社会人人自危,社会凝聚力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形下,外来干部必须独自且直接面对“麻袋中一个个的马铃薯”。{183}种种事实表明,相比于那些被肃杀的地方干部来说,外来干部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毕竟有限,而且农民的“发洋财”心理及浓厚乡土观念经常让他们手足无措。无奈之下,外来者不得不再次依赖那些在肃杀中残存的地方干部,所以在中央苏区的群众动员工作中,地方党员干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分田的个案告诉我们,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与农民的动员、本地干部与农民对外来干部的回应构成东固根据地的两条主线。从1927年12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的会师,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的西走,在这7年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外来干部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战略转移,这当然与国民党的“围剿”存在必然联系,但是否也与地方资源的残酷争夺,尤其本文所谈的“地方性回应”有关呢?{184}具体来说,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江西时期本地干部因应外来干部革命动员的主旋律,同时这也成为中共土地革命深入的主要障碍,可以说江西苏维埃的最终失败与这一点存在密切的关联。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许可以继续追问,延安时期的情况又何如呢?不可否认,这两个时期存在着相同之处,即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矛盾始终贯穿着陕甘边区的历史,然而,与江西时期不同的是,外来干部能在陕北割据达十数年之久,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何在?除了外在环境的变化,是否也得益于外来干部自身对社会动员机制的改善呢?{185}这些问题都有待研究者们进一步来探讨。
我要评论
作者:chenqifigo 时间:2011-12-20 13:42:14
  标记
作者:TSSB201109B 时间:2011-12-20 23:27:30
  3
作者:止于至仁 时间:2012-07-25 19:01:15
  很深刻的一篇文章!不过如果再深入一些就好了!
作者:cr361 时间:2016-01-14 18:26:34
  有人认为土改是很容易,共产党搞土改,老百姓就会疯了一样不计后果地跟着共产党干。
  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的。
  实际上,各地土地集中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江西。据1929年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阮啸仙在省委会议上的报告,“江西的土地的关系(赣西自耕农多)半自耕农占多数”。赣西南地区更分散,据同属吉安地区的万安县委在1928年的调查,赣西地区“土地非常零散,自耕农及半自耕农占农民百分之七十至八十”。
  这种状况,加上敌人势力强大,使得土改的分寸很难把握,老百姓的支持比例也未必高。
  比如说一户下中农,5口人30亩地,人均耕地不算多,如果平均分配可以分得40亩地(打压地主、富农就更多了),这家人会支持土改吗?
  未必,大未必!因为既然要重分,为了耕作方便,就可能打乱原来格局,打个比方,这家人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原来的30亩,保留10亩,分出去20亩,新分30亩。
  但这家人会担心:一旦共产党败了,地主回来了,因为咱家势力弱,所以很可能新分的30亩泡汤、而且分出去的20亩会要不回来了(被地主霸占)。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一个因素,还有“好田”、“坏田”的担心,革命队伍中本地人(免不了有人有私心)与外地人(事不关己)的矛盾,地主、富农咋分地,老百姓的传统观念难以扭转,家族、宗法势力的影响等等问题,莫衷一是,所以土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作者:cr361 时间:2016-01-15 15:36:15
  地方武装不少来自土匪、宗法势力,加上旧文化影响,恶习、陋习多。
  分田办法的困扰(按人口分,没有老婆的贫雇农不沾光)、生产工具……
  问题多多。
  革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作者:attituder 时间:2017-05-22 22: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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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风二十一郎 时间:2017-09-12 14:09:16
  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确实是不容易,“打土豪,分田地”光喊口号是不顶用的,要做多少深入细致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确实是一流的,不然也不能走到今天,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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