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承担?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1 17:14:00 点击:93313 回复:2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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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5 17:51:32
  反毛右派非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可是你看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发生前,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要求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毛泽东要求多种!“*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如果听毛泽东的,三年困难时期还会发生吗?

  面对这样的事实还说毛泽东要对三年困难时期负责?

  是刘少奇邓小平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






作者:世事如棋2011 时间:2014-01-15 23:09:04
  作者:霜晨月007 时间:2014-01-15 17:37:03   作者:霜晨月007 时间:2014-01-14 12:47:17   
  @世事如棋2011 136楼 2014-01-14 09:20:50
  举报 回复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4 01:26:33
  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当时是不是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经济工作?
  1958年11月21日上午武昌会议讲话记录中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节选如下:
  在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现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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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如棋2011 148楼 2014-01-14 14:42:55
  这对话你居然看出是毛激进刘彭稳重?还扯什么150到200一个月,真要这样那他们的对话完全不合逻辑了吧?感觉似乎说的是年消费水平吧?真服了你了!
  =================================================================
  你的逻辑又如何了。
  他们的在讨论回应徐水有关希望将自己列入全民所有制,当时舆论说全民所有制才是共产主义性质,公社集体所有不是共产主义性质,关键是希望拿国家工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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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插言:“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
  (彭真插言:“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毛泽东接着说:“照你的说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上面这三个人话你去请教一下你的小学语文老师看看是什么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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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老师为你汗颜,老师教过你没有,穷有相对穷,有绝对穷,赵本山比李加成穷,对吧,老毛在这里说的穷是那种穷?是彭的比刘的要求穷,老毛他知他的全民企业工资多少钱一个月?当年150--200元/月是什么含义?上校级才120元/月,150--200到军级有没有?能达到此工资水平7亿人中有没有100万?150-200元/月在中国当时你说成绝对穷,我看,你能否找到一个支持者。
  稍微有些农业常识和一点历史知识,看到他们的谈话,虽然三人都一致同意转,但刘彭明显在敷衍,好象这样,刘说:“你如果8秒跑出百米,给你到全民厂就业”,彭说“比8秒慢点才好,用了9秒就应安排了,否则人家就不愿去全民厂了。”
  什么农业常识?当时稻谷7.5元/100斤,150-200元,需每个农民每年要产出粮食约3万斤,与实际生产能力差多少?是实际能力的40多倍,怎生产,农业只起“稳”作用。要其他业赚钱?历史事实已告诉大家,老毛推崇的是计划经济,所有生产资料都统一分配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只能加工,国营企业在特殊照顾下工资才有50-70,集体企业能有国企水平?老毛对商业的理解是财富搬运,不准他人经商,公社办个碾米厂,办个农机修理厂说可使全公社每劳有150-200元工资?他们当年连2元/月都不胜任,要他们长一百倍工资。其实,即使刘彭再降低条件,公社与国营厂看齐,一样收入,公社永远也转不了。
  如果你给刘彭安一个这样罪名:表面支持“转”,暗里反对,是“阴谋家”。这样就没人驳你了。
作者:欧阳谢倩 时间:2014-01-15 23:30:48
  外婆说那会看到谁家冒烟都不行,食堂的饭就是稀饭,一人一勺跟水似的,就是啊!怎么可能就是大自然饿死人的!
  
作者:世事如棋2011 时间:2014-01-15 23:31:14
  作者:霜晨月007 时间:2014-01-15 17:37:03  
  作者:霜晨月007 时间:2014-01-14 12:47:17   
  @世事如棋2011 136楼 2014-01-14 09:20:50
  举报 回复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4 01:26:33
  回答你这个问题。
  首先,当时是不是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经济工作?
  1958年11月21日上午武昌会议讲话记录中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节选如下:
  在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现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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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如棋2011 148楼 2014-01-14 14:42:55
  这对话你居然看出是毛激进刘彭稳重?还扯什么150到200一个月,真要这样那他们的对话完全不合逻辑了吧?感觉似乎说的是年消费水平吧?真服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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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逻辑又如何了。
  他们的在讨论回应徐水有关希望将自己列入全民所有制,当时舆论说全民所有制才是共产主义性质,公社集体所有不是共产主义性质,关键是希望拿国家工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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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插言:“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
  (彭真插言:“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毛泽东接着说:“照你的说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时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

  上面这三个人话你去请教一下你的小学语文老师看看是什么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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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醒你吧,如果在日常中不便直接提反对意见时你就用刘彭这种支持式反对吧。这种反对形式实践上使用不少呢。
作者:世事如棋2011 时间:2014-01-15 23:58:15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5 17:51:32   
  反毛右派非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可是你看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发生前,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要求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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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这里说的“播种面积”是指什么?你怎么连农业的名词术语都要糊涂就发表这么肯定评述?你上面有毛刘彭讨论“转”问题中的园林化是怎样?规划有多少风景区,占用多少土地?是谁不珍惜土地?在指示互相矛盾下你执行那个方案?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6 08:58:11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5 17:51:32   反毛右派非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可是你看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发生前,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要求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毛泽东要求多种!“*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如果听毛泽东的,三年困难时期还会发生吗?

  面对这样的事实还说毛泽东要对三年困难时期负责?

  是刘少奇邓小平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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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听毛泽东的,三年困难也会发生。

  毛奴,明确地告诉你,三年困难肯定会发生。

  第一,当时中国实行的统购统销的剥削农民的农业粮食收购计划,农民种多少粮食都被收走了。然后每年给农民的粮食少得可怜。毛泽东说:教育农民要吃少一点,吃稀一点。

  所以种得多,国家收得多,国家粮仓里满满的,老百姓穷昨揭不开锅。

  所以就算像毛泽东说的,多种一点,增加粮食耕地,也不行。

  再增加一倍面积,把粮食种到美国去,都不行,因为粮食都被国家征走了。种多少都被收走,毛泽东是中国最大的地主。

  这是由毛泽东的统购统销的政策决定的。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的,由毛泽东学习斯大林的模式,企图以剥削农业的方式,来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和产成品销售市场的模式决定。

  农民真正避免饥荒是因为允许农民有了一点自留地和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国家为什么要拼命向农民要粮食,让农民吃不饱。

  一个是服从国家工业化的需要。工业化需要廉价的农产品原材料成本,
  二个是服从城市发展的需要,粮食要优先给城市里的人吃,

  所以我们这些在城市里的人,不要觉得自己和三年大饥荒,和饿死许多人没有关系。正是为了保城市里的人,农民才饿死这么多。每个人都应该有负罪感

  三个是政府内部有特殊用途。

  比如保从中央到县各级领导人的吃喝,这是不可能缺少的。李锐的女儿说三年大饥荒时到河南一个县委副书记家里吃饭,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还有三年大饥荒毛泽东不吃肉,早就是被证明是一个假话。

  再比如政府办的那些党校培训班之类的,当时许多人争着上培训班,因为只要一去,就可以吃饭,浮肿也消失了。表面上是国家政府的名义 ,实际上有权力的人都可以个人沾光。

  还有就是援外了,那三年援外一点也不少。国际社会要援助中国,也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

  第二,各地的浮夸风,导致每年上交的粮食更多。本来农民就不够吃,再加上浮夸风的影响,所以收的粮食更多。农民只能饿饭。

  可是浮夸风毛泽东是知道的。因为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和社论,是毛泽东头天必要审核后,才能发出去的。

  有了浮夸风,上面一个劲地向下边要粮食,村干部乡干部县干部,只好把农民的口粮都出走。



  楼主像个邪教徒似的,天天念叨刘少奇不听毛泽东的,才出现饿死人的现象。有意思吗

  都是黑社会犯罪团伙。

  黑社会老大当家,老大让二当家的不要杀那么多人,杀十个就行了。二当家的非要杀一百个。

  于是二当家的真的就杀了一百个人。

  大家都说, 这个黑社会老大是伟大领袖,二当家的真坏。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09:22:42
  编瞎话,胡说八道,反毛右派的表演真让人恶心。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6 09:27:02
  其实农业真不是这个搞法。毛泽东在49年之后,把中国领上了邪路。

  我们可以看看台湾农业是怎么搞的,其实49年后台湾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农业也十分薄弱。但陈诚领导的土改却十分成功,让台湾的农业成功起飞

  台湾的三流农产品卖到大陆来,还是最好的。

  当时在50年代第一次台湾土地改革做的时候,当时社会矛盾激化,所以他要做的是先解决公平的问题。所以第一次土地改革背景是在台湾土地占有不均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台湾是1949年光复的,从日本人手上国民政府去接收,光复的时候,台湾那个封建土地制度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还是封建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

  这样子就造成了一个不公平,地主占了农地的50%以上。台湾这个地方其实很小,小得可怜,它东西宽只有100多公里,南北长不超过400公里,总共只有3.6万平方公里,而且它三分之二都是山地。



  台湾在49年的时候它的农地只有80多万公顷,地主占了45万公顷,还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是由所谓的公地,这个公地就是台湾当局掌握的,就是从日本人手上接过来的那些公地,而农民占了多少土地,只有五分之一,20%左右的土地,很少很少,而且这个土地局限在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那大部分的农民叫佃农跟雇农,是没有土地的,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不均衡就造成了台湾这种社会不公的现象。

  而且当时台湾的地租非常严重,就说农民没地嘛,那要跟地主承租土地,所以地租很高,那个地租达到最少都有50%,一般有的严重的70%到80%,就是一个农民的年收获量要百分之七八十要交给地主,但是你要扣除生产成本啊,这个生产成本还不包括劳动成本,仅仅是指像种子、肥料这些成本,这些成本一般正常成本是25%,我辛苦耕作一年,是收入很少,那我肯定就生产积极性就不高了。所以这个就是台湾当时要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其实国民党也意识到了,孙中山的思想就是如此啊。




  第一次土地改革,其实有三步,分了三步走,第一步叫做三七五减租。就是一个农民,农地一年的正常收入,如果是100%的话,他要扣除25%的生产成本,不包括劳动成本,这个扣除去剩下75%,你这个利益,过去是地主拿大头,农民拿小头,甚至都没有拿,到现在对半分,一人一半,地主一半,农民一半,那就是37.5,所以三七五减租也叫做二五减租,这第一阶段改革。



  第一阶段改革从49年开始到1952年,差不多整个台湾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进行了三七五减租,那当然有些改革它在同步进行,所以第二阶段的改革就叫公地放领,你要改革土地,好,那你就自己先动手嘛,你自己,公地先拿出来,你不能先把地主地拿来,公地先要做,因为台湾当局从日本人手上接收过来的土地,也占了耕地的将近四分之一强,所以他要把这些公地先拿出来,


  这个标准是怎么给农民呢,就是按一年的正常收入,一年的农作物收入的两倍半,这个作为地价,这个卖给农民。那农民怎么还,这个地给我了,我怎么还给台湾当局呢,分10年,20期。

  所以当时台湾在50年代,大概80%左右的公地都放领给农民了,这些土地是农民私有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农民的私有财产。

  公地放你做的同时,也慢慢在推动第三个阶段的改革,叫做耕者有其田。所谓耕者有其田,耕者都要有他自己的田,所以就把地主的地也开始收了,是台湾当局先把地主的地先收上来,然后再放给农民,那收的标准。

  台湾当局收地主的地,怎么办,收完了,我不能像大陆一样没收,杀地主,因为要有偿,有偿的话就70%的作价是叫做土地债券,还有30%是股票,因为台湾有一些国有,所谓的国有企业叫公有企业,像工商,农林,水泥,造纸这些企业,30%股票,

  然后根据你的地的价格,然后作价给地主。

  然后把这个地从地主手上拿来以后再转手,放给农民,这个放给农民的标准也比照公地放给的标准给农民。



  第一次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这个成效首先是一个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我刚才前面说了,土地制度的,土地制度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更多的是社会的问题。



  它缓和了当时台湾激烈的社会矛盾,使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基本上解体了。过去台湾是叫做大地主、小佃农,地主很大,佃农很小,那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完以后,台湾的这个地主这个阶级就没有了,因为地主所保留的地,只有0.4公顷,而且这个地你只有所有权没有使用权,那个农民承耕的那个耕地也好,地主的地也好,大概有0.6公顷,

  所以这个地主阶级已经没有了。而且在台湾农村中,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的主要成分了。当然台湾的这些农民分成中农、小农跟大农,所以土地改革以后,台湾就变成了小农经济。



  它的经济效益在于,这个就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以台湾在50年代还是个农业经济社会,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所以这个农业稳定地发展了,使台湾社会也就稳定了,也就发展了。

  农民种地积极性非常高,因为土地是自己的,粮食吃不完才卖给国家。绝对不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那第二点它的经济效益就是增加了资本积累,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因为地主他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土地债券,得到的是这些股票,所以,当然那个小地主,他的这个钱有限,他可能拿去花掉了,那大地主,他可能就变成资本家了,所以它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而且农民他有了钱以后,他就有一些储蓄,那这个储蓄就会转化为工商资本,就会促进台湾工业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

  而且农民他从土地解脱出来以后,他有的剩余劳动力,他会流到城市去,

  而且农业发展了,他的农产品就会增加了,他要出口,要发展,这个商业有发展的,

  而且他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像食品,像纺织,所以第一次台湾的土地改革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这第一次土地改革,它其实是要解决台湾农地,我说它这个土地公平性的问题。但是他第二次土地改革,他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土地公平的问题,是倒过来,他是要解决土地使用效率的问题。



  当时经过了第一次土地改革以后,台湾的土地制度是一个以小私有者为基础的一个小农经济,这个小农经济就不适合,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它慢慢工商化,工商社会以后,进入了工业社会以后,它就不适合工业社会的发展,所以要实现专业化,要企业化和机械化。


  所以台湾第二次土地改革的背景跟第一次地改革的背景就不太一样。当时台湾的背景就是因为台湾为了发展工业,牺牲农业,就是要“贱谷伤农制度”,所谓贱谷伤农制度,台湾推行一个叫“肥料换谷制度”,肥料的价格很高,而他收购农产品的价格又很低,所以农民辛辛苦苦耕作,他卖到的钱很有限,但是我买肥料的价格又很高,所以它那种贱谷伤农制度就抑制了台湾农业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农民的收入偏低,这跟我们现在大陆的情况都有很相似的地方。所以农民靠耕作土地所获得的收入还不如非农业收入,所以当时台湾随着工业的发展,很多人就去搞兼业,当然台湾的兼业跟大陆的农民工不太一样,大陆农民工是离乡背井到了沿海地区,而台湾它就是那么小,所以它叫兼业农,兼业农叫离农不离村,因为他的工厂就在他的家乡的边上。而且当时台湾为要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的目的,因为这个耕地面积太小,每户只有一公顷左右的土地,那么小的土地,不适合机械化耕作,所以阻碍了这种规模经营,没有规模经营的话,就不符合工商社会的经济发展的需要。



  当然还有很多原因,就是台湾随着工业的发展,地价在不断地上升,尤其是城市周边郊区的那个地价,等待升值,我就不去耕作土地了,所以当时这个土地废耕的现象也比较严重,所以台湾要进行第二次土地改革。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6 09:28:12
  那第二次土地改革主要是要地尽其力,地利共享,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它的第一个措施叫做加速农地重划,辅导小农转业,要把农地重新划,

  当时土地改革的时候,就说这个地你分得这个一公顷左右的地,可能是东一块西一块,它现在要求你重划,划成能够连成一片,然后让你能够有利于耕作。

  然后因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很多地,现在我们农村也是这样子,很多地都抛荒了,都扔在这边了,没有耕作啊,那有一些农民还在耕作,有一些没有耕作,

  他就要你辅导你小农转业。你这个不耕作的土地,你要给有耕作的土地的人,你要承租给他或者怎么样,你通过什么手段,希望你,辅导你要进行一些小农转业。

  然后让大农能够耕作你的土地。当然第二次土地改革,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土地的转移,你只是限于农业,只是限于你是耕作者,

  你不能把它卖给那个非自耕农,你只能卖给自耕农,这个就叫农地重划,辅导小农转业。

  其实台湾的第二次土改很像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三权分离的政策。



  那第二次土地改革的第二点就叫做推广共同经营,专业化经营和委托经营这三种经营,这种资本主义商业经营的方式。

  第一个叫共同经营,什么叫共同经营,共同经营其实分三种,一个叫做合耕合营,就是说合耕就是在生产领域是合作的,然后在经营,在流通领域也是合作的,叫合耕合营。第二个叫做合耕分营,生产领域你合作,经营领域,流通领域是分开的。那还有一个叫合营分耕,就说在生产领域是分开的,但是在流通领域是合作的,其实有三种叫共同经营。



  第二个就是专业化经营,所谓专业化经营,因为台湾,种粮食的种粮食,种水果的种水果。台湾就希望鼓励往这方面发展。

  第三个就是委托经营,一种委托经营叫代耕,代耕就是生产领域我委托了,那我这个流通领域,我还自己做,那还有一个叫代营,代营的话就是,流通领域委托你,生产领域我自己做,所以这个是叫委托经营。



  第三个内容就是叫实现农业耕作的机械化和产品的商品化。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要慢慢实现机械化,


  所以台湾的机械化做得是比较早,在70年代台湾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了,到了80年代,台湾的机械化程度已经达到95%以上,它的机械化程度是比我们高得多,我们现在大陆有些地方机械化程度高,有些地方,尤其在山区恐怕这个人工的成分还比较高。



  那第二个出现就是农产品商品化,

  当然现在台湾农产品是非常做得不错,台湾的一流的农产品是卖到日本去,二流的农产品留着他自己吃,三流的农产品现在到大陆来,卖到大陆,三流的农产品卖到大陆,跟我们大陆的农产品比较,还是有差别的,它还是属于中高档产品,我们大陆农产品还是中低档的。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6 09:37:13
  @一针见血一 210楼 2014-01-16 09:22:42
  编瞎话,胡说八道,反毛右派的表演真让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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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我高度评价了你的大作,“严肃认真”,同时就三年大饥荒的缘由,请教于你,本人同样是认真的,但未能得到你的回复,为什么呢?
作者:wuwei10271 时间:2014-01-16 09:59:49
  @天军 81楼 2014-01-13 15:00:58
  回复第80楼(作者: @一针见血一 于 2014-01-13 13:26)
  早就追究了,七千人大会也开过了。当时的老百姓理解这是缺乏经验犯的错误,因此早就原谅了,而且继续跟……
  ==========
  好一个“早就追究了”!
  饿死超过千万国民,连一句道歉都没有,好像真是天灾造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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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见血一 83楼 2014-01-13 15:23:31
  刘少奇早就死了,他在阴间道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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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军 84楼 2014-01-13 16:21:32
  1. 是老刘的责任吗?老毛作为组织的最高领导,当负何责?
  2. 按照你这么说来,当年入侵中国的最后一个鬼子死了,倭国也不用为当年的烧杀抢掠负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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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见血一 87楼 2014-01-13 16:38:56
  看清楚----
  第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毛泽东从1958年10月开始反“五风”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刘少奇是在1960年6月灾害最为严重的时候才认为1960年上半年开始出现了问题。两者在时间上前后相差20个月!
  第二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59年毛泽东要求多种粮食,而实际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是少种粮食。如果刘少奇听毛泽东的多种粮食,三年困难时期还会发生吗?事实胜于雄辩,错误就是刘少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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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晨月007 91楼 2014-01-13 17:54:02
  楼主真是好耐心,你想和他们这种人讲理是永远也讲不清的,他们压根就不会听你讲道理的!
  毛早就说过刘邓那么搞会死人的可人家不听啊,毛那时退居二线说话不那么管用,搞五风的又是从基层一直到刘邓这么一个广泛的官僚集团,所谓法不责众,真要追究个人责任也不是那么好追究的,像刘说的那些浮夸风的话也不好拿来治他的罪,无非拿来批判一下他而已,文革中也批了他这些,邓也一样,邓站在万斤稻上打了X的照片就是文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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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见血一 92楼 2014-01-13 18:08:49
  你说的有道理。
  我回复他们并不认为可以与他们讲清楚道理,说服他们。我是借他们的跟帖不断重复我的研究结果给网友看。
  他们不能用直接的事实驳倒我的研究结果,只能证明他们的无理和无耻!
  -----------------------------
  哈哈哈哈哈哈,
  你都说“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错误不是政治问题。而且全党都有责任”了,岂不是你在煽动中国老百姓要“追究”到中共的“责任”啦?
  你把“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错误”归咎于“全党都有责任”!那才是“意图抹黑共产党”呀!
  中共“建国”以来,“同意” 发动朝鲜战争、反右、庐山会议、“造成三年困难时期”、“文革”等一系列的错误,你要是都把他们归咎于“全党都有责任”!这才是“意图抹黑毛泽东和共产党。造谣,污蔑,胡说八道,无所不用其极,太过分了”!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
  @wuwei10271 95楼 2014-01-13 18:21:06
  你看看:连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 问题的决议》都要把老毛与中共做一个“切割”!借以维护中共的形象!
  你为老毛洗地也太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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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晨月007 108楼 2014-01-13 19:45:49
  居然还有死抱着决议不放的人,共产党的决议多了去了,莫非独独你看到的这个决议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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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uwei10271 163楼 2014-01-14 21:54:23
  哈哈哈和哈哈哈,看来你觉得“共产党的决议”都有不是“真理”的嫌疑?
  你这才是“意图抹黑毛泽东和共产党。造谣,污蔑,胡说八道,无所不用其极,太过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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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晨月007 201楼 2014-01-15 17:45:00
  哟,那你怎么不去看看文革时代的决议,你是说毛时代的共产党和邓时代的共产党是两个不同的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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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时代的共产党和邓时代的共产党已经是两个不同的党了!

  毛时代的共产党完完全全是按照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的模式行事!“消灭资产阶级”,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实行计划经济!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里!控制舆论、搞一党专政!

  邓时代的共产党开始放弃“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转而鼓励“资产阶级”死灰复燃-----现在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了!
  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抛弃了祸国殃民的“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实行部分的市场经济!
  已经不把一切控制在自己手里了!

  不过控制舆论、搞一党专政还是没有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时代的共产党和邓时代的共产党还算是一个党!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6 10:00:08
  @一针见血一 210楼 2014-01-16 09:22:42
  编瞎话,胡说八道,反毛右派的表演真让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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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人家楼主当个毛奴容易吗?理解万岁嘛 。



  人家楼猪在论坛中被蹂躏了许多次,依然傻大黑粗地,地站在论坛中,供人嘲笑取乐,决不悔改,为水晶棺材中的腊肉招魂。这样的精神,难道没有可取之处吗?

  人家不就是没有反击的能力,没有反击的知识储备,经常被炮轰得鼻青脸肿,丢人现眼嘛,

  人家楼猪总有一个优点,就是坚持。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这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告诉我们的。斯大林可是毛泽东的老师噢。他的话,一句应该顶两万句吧。

  伊斯兰圣战组织中的人肉炸弹,不都是这样被洗脑之后坚定地为了人类伟大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吗?

  一般人有这个勇气和决心吗?

  人家楼猪虽然什么 都不懂,就翻来覆去的几句话,就象程 咬金的三板斧一样,反复地耍弄,

  但知识少也不能怪他呀。

  是毛泽东不让老百姓学习。中小 学停课,大学停课,批斗 老师校长,大串联,那才是革命嘛。

  再说了智商是爹妈给的。也不关他什么事。

  知识份子是最臭的,发展生产,富强国家,自由民主不需要知识,只需要全国人民搞武斗 就行了。人家楼猪不过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不学习,最光荣嘛。无知者无畏。这是王朔的告诉大家的话噢。


  人家楼猪还懂得什么叫政治正确,天天高声赞扬,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才办的错事,是好心办错事。不愧在混的,知道的生存潜规则。

  这才叫积极份子呢?我党手中掌握极大的资源,向党表忠心,当个顺民,是最安全的活法。不象我等异端,天天给执政党挑刺,哪天有关部门看你烦了,来个跨省,小老百姓只有吃不了揣着走。

  哪比得上楼猪当个毛奴,既安全又沾光,真是机智无比。

  既然不要宜将剩勇追穷寇,那就更不需要沽名学霸王了。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6 10:06:05
  其实人家楼主当个毛奴容易吗?理解万岁嘛 。



  人家楼猪在论坛中被蹂躏了许多次,依然傻大黑粗地,地站在论坛中,供人嘲笑取乐,决不悔改,为水晶棺材中的腊肉招魂。这样的精神,难道没有可取之处吗?

  人家不就是没有反击的能力,没有反击的知识储备,经常被炮轰得鼻青脸肿,丢人现眼嘛,

  人家楼猪总有一个优点,就是坚持。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这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告诉我们的。斯大林可是毛泽东的老师噢。他的话,一句应该顶两万句吧。

  伊斯兰圣战组织中的人肉炸弹,不都是这样被洗脑之后坚定地为了人类伟大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吗?

  一般人有这个勇气和决心吗?

  人家楼猪虽然什么 都不懂,就翻来覆去的几句话,就象程 咬金的三板斧一样,反复地耍弄,

  但知识少也不能怪他呀。

  是毛泽东不让老百姓学习。中小 学停课,大学停课,批斗 老师校长,大串联,那才是革命嘛。

  再说了智商是爹妈给的。也不关他什么事。

  知识份子是最臭的,发展生产,富强国家,自由民主不需要知识,只需要全国人民搞武斗 就行了。人家楼猪不过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不学习,最光荣嘛。无知者无畏。这是王朔的告诉大家的话噢。


  人家楼猪还懂得什么叫政治正确,天天高声赞扬,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才办的错事,是好心办错事。不愧在天超混的,知道天超的生存潜规则。

  这才叫积极份子呢?我党手中掌握极大的资源,向党表忠心,当个顺民,是最安全的活法。不象我等异端,天天给执政党挑刺,哪天有关部门看你烦了,来个跨省,小老百姓只有吃不了揣着走。

  哪比得上楼猪当个毛奴,既安全又沾光,还不怕丢脸,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亭信步。真是机智无比。

  既然不要宜将剩勇追穷寇,那就更不需要沽名学霸王了。

作者:wuwei10271 时间:2014-01-16 10:09:31
  @1997回归之夜 211楼 2014-01-16 09:27:02
  其实农业真不是这个搞法。毛泽东在49年之后,把中国领上了邪路。
  我们可以看看台湾农业是怎么搞的,其实49年后台湾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农业也十分薄弱。但陈诚领导的土改却十分成功,让台湾的农业成功起飞
  台湾的三流农产品卖到大陆来,还是最好的。
  当时在50年代第一次台湾土地改革做的时候,当时社会矛盾激化,所以他要做的是先解决公平的问题。所以第一次土地改革背景是在台湾土地占有......
  -----------------------------
  “毛泽东在49年之后,把中国领上了邪路”--------------------高度概括。

  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已经“走向邪路”的中国改回“正路”上来!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6 10:52:17
  @1997回归之夜 211楼 2014-01-16 09:27:02
  其实农业真不是这个搞法。毛泽东在49年之后,把中国领上了邪路。
  我们可以看看台湾农业是怎么搞的,其实49年后台湾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农业也十分薄弱。但陈诚领导的土改却十分成功,让台湾的农业成功起飞
  台湾的三流农产品卖到大陆来,还是最好的。
  当时在50年代第一次台湾土地改革做的时候,当时社会矛盾激化,所以他要做的是先解决公平的问题。所以第一次土地改革背景是在台湾土地占有......
  -----------------------------
  “毛泽东在49年之后,把中国领上了邪路”--------------------
  @wuwei10271 217楼 2014-01-16 10:09:31
  高度概括。
  所谓“改革开放”就是要把已经“走向邪路”的中国改回“正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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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没错

  中国在清政府的统治下,日益走向保守,没落,尽管我们还认为清朝的GDP占世界多少份额时,其实中国在软实力上已经大大落伍了。

  当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探索出了许多代表现代政治文明的新思想,新制度,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却长期忽视,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其实中国有几千年的伟大文明史,中国有原有的制度上,只需要进行部分的调整和改进,就可以重新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几次殖民入侵,打醒了中国人

  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以来,中国一直在进行现代化的探索和努力

  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被两件事情打断了,一个是日本侵华,让中华民国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战争

  一个是毛泽东统治中国,使中国重新成为了奴隶制国家,文明程度倒退了几千年。

  而且毛泽东统治中国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大于日本侵华。日本侵华对中国经济有催 毁性打击。

  但毛泽东建立的斯大林式的集权体制,则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癌症。

  是制度性的,根植入中国 社会和中国人心中的奴化的制度和思想。

  基辛格70年代秘密访华后,回去和朋友讲在中国的见闻,

  他说:我到了一个古老的封建王国。


  我想举一个台湾社会治理的例子。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曾经介绍过台湾的治理模式:

  台北政府和台湾政府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不用天天请示汇报。

  台北 政府独立行使职权,向台北当地的立法委负责,向选民负责。

  同样,台北的各局,比如文化局长,和台北政府的市长之间也不是上下级关系。也不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文化局长独立依法行使职权,如果绩效差,则以辞职来负责。

  中国的官场文化则完全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这真是中国人的极大悲哀。

  最高领导人去吃个包子,引起轰动,还有武汉人,坐高铁专门去包子店领导人坐过的位子,去体验一下。

  这种对权力的崇拜真是让人恶心。
作者:余汉谋字幄奇 时间:2014-01-16 11:11:18
  按楼主的“逻辑”,纳粹大屠杀的责任,不应由希特勒来负,应由具体执行者戈林,希姆莱这些操办者来负;

  苏联镇反大滥杀,不应把帐算在斯大林头上,应由具体执行者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来负;

  柬埔寨红色高棉的大暴行,不应把帐算在波尔布特身上,应由具体位置上的农谢,乔森潘等人负全责;

  1927年四月发生在上海的所谓“四一二政变”,不应让蒋介石负责,应由具体执行者,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兼上海卫戍总司令白崇禧和上海警察局长杨虎负主要责任;

  希特勒,斯大林,波尔布特,非洲的阿明,博卡萨皇帝等人,都只应算是负次要责任的领袖.....................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1:28:12
  @一针见血一 210楼 2014-01-16 09:22:42
  编瞎话,胡说八道,反毛右派的表演真让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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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泉 213楼 2014-01-16 09:37:13
  楼主,我高度评价了你的大作,“严肃认真”,同时就三年大饥荒的缘由,请教于你,本人同样是认真的,但未能得到你的回复,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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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1:30:17
  看完反毛右派的跟帖,得出一个结论----反毛右派就是仇恨新中国的东西!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6 11:35:32
  @一针见血一 222楼 2014-01-16 11:30:17
  看完反毛右派的跟帖,得出一个结论----反毛右派就是仇恨新中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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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告诉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中华民国和皇权时期是旧中国,你就信了?

  毛奴都是单细胞动物,很容易上当受骗。

  用学者张维迎的话来讲,所谓“新中国”,这种说法,这叫语言腐败。就是以国家的名义行骗

  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语言腐败。比如文化大革命,表面上是很正义的名称,实际上是革了文化的命

  还有所谓的“新中国”,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新中国不新,旧中国不旧。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6 11:42:57
  其实人家楼主当个毛奴容易吗?理解万岁嘛 。



  人家楼猪在论坛中被蹂躏了许多次,依然傻大黑粗地站在论坛中,供人嘲笑取乐,决不悔改,为水晶棺材中的腊肉招魂。这样的精神,难道没有可取之处吗?

  人家不就是没有反击的能力,没有反击的知识储备,经常哑口无言,经常被炮轰得鼻青脸肿,丢人现眼嘛,

  人家楼猪总有一个优点,就是坚持。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这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告诉我们的。斯大林可是毛泽东的老师噢。他的话,一句应该顶两万句吧。

  伊斯兰圣战组织中的人肉炸弹,不都是这样被洗脑之后坚定地为了人类伟大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吗?

  一般人有这个勇气和决心吗?

  人家楼猪虽然什么 都不懂,就翻来覆去的几句话,就象程 咬金的三板斧一样,反复地耍弄,

  但知识少也不能怪他呀。

  是毛泽东不让老百姓学习。中小学停课,大学停课,批斗老师校长,打死老师,大串联,那才是革命嘛。

  再说了智商是爹妈给的。也不关他什么事。

  知识份子是最臭的,发展生产,富强国家,自由民主不需要知识,只需要全国人民搞武斗就行了。人家楼猪不过是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不学习最光荣嘛。无知者无畏。这是王朔的告诉大家的话噢。


  人家楼猪还懂得什么叫政治正确,天天高声赞扬,说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才办的错事,是好心办错事。不愧在天超混的,知道天超的生存潜规则。

  这才叫积极份子呢?我党手中掌握极大的资源,原谅宽容党执政中的小小的失误,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小小的失误找到原谅的理由,
  向党表忠心,当个顺民,是最安全的活法。不象我等异端,天天给执政党挑刺,哪天有关部门看你烦了,来个跨省,小老百姓只有吃不了揣着走。

  哪比得上楼猪当个毛奴,既安全又沾光,还不怕丢脸,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闲庭信步。真是机智无比。

  既然不要宜将剩勇追穷寇,那就更不需要沽名学霸王了。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1:53:21
  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
  侮辱和谩骂是理屈词穷的表现!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6 12:57:26
  @一针见血一 210楼 2014-01-16 09:22:42
  编瞎话,胡说八道,反毛右派的表演真让人恶心。
  ---------------------------
  @观泉 213楼 2014-01-16 09:37:13
  楼主,我高度评价了你的大作,“严肃认真”,同时就三年大饥荒的缘由,请教于你,本人同样是认真的,但未能得到你的回复,为什么呢?
  -----------------------------
  @一针见血一 221楼 2014-01-16 11:28:1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
  说话请自重!这体现言者之素质。
  我的问题,你没看见?是否需要再说一次?
  这是一篇探讨大饥荒缘由的文章。楼主用了大量史料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一严肃认真的探讨。
  楼主的观点是否就是楼主所说的“造成三年困难是大办食堂,1958年和1959年"减少耕种面积"又"征收过头粮"的人为原因,与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楼主确定的话,鄙人不才,愿意就此请教楼主。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3:11:44
  @一针见血一 210楼 2014-01-16 09:22:42
  编瞎话,胡说八道,反毛右派的表演真让人恶心。
  ---------------------------
  @观泉 213楼 2014-01-16 09:37:13
  楼主,我高度评价了你的大作,“严肃认真”,同时就三年大饥荒的缘由,请教于你,本人同样是认真的,但未能得到你的回复,为什么呢?
  -----------------------------
  @一针见血一 221楼 2014-01-16 11:28:1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
  @观泉 226楼 2014-01-16 12:57:26
  说话请自重!这体现言者之素质。
  我的问题,你没看见?是否需要再说一次?
  这是一篇探讨大饥荒缘由的文章。楼主用了大量史料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一严肃认真的探讨。
  楼主的观点是否就是楼主所说的“造成三年困难是大办食堂,1958年和1959年"减少耕种面积"又"征收过头粮"的人为原因,与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楼主确定的话,鄙人不才,愿意就此请教楼主。
  -----------------------------
  1958年大跃进中与三年困难时期有关的事情是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和1959年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超额征收统购粮。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6 13:23:17
  @一针见血一 210楼 2014-01-16 09:22:42
  编瞎话,胡说八道,反毛右派的表演真让人恶心。
  ---------------------------
  @观泉 213楼 2014-01-16 09:37:13
  楼主,我高度评价了你的大作,“严肃认真”,同时就三年大饥荒的缘由,请教于你,本人同样是认真的,但未能得到你的回复,为什么呢?
  -----------------------------
  @一针见血一 221楼 2014-01-16 11:28:12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
  @观泉 226楼 2014-01-16 12:57:26
  说话请自重!这体现言者之素质。
  我的问题,你没看见?是否需要再说一次?
  这是一篇探讨大饥荒缘由的文章。楼主用了大量史料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一严肃认真的探讨。
  楼主的观点是否就是楼主所说的“造成三年困难是大办食堂,1958年和1959年"减少耕种面积"又"征收过头粮"的人为原因,与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共同作用的结果”?
  如果楼主确定的话,鄙人不才,愿意就此请教楼主。
  -----------------------------
  @一针见血一 227楼 2014-01-16 13:11:44
  1958年大跃进中与三年困难时期有关的事情是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和1959年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超额征收统购粮。
  -----------------------------
  这是造成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既然谈到责任,先要明确是什么事情造成的,因此请你明确阐明。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6 13:29:00
  如此,就是讨论三个问题
  1.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问题
  2.1959年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问题
  3.超额征收统购粮问题

  对吗?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6 14:57:20
  楼主一开始就说“‘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柯庆施”。
  请问,这个口号出现于何时?是先有这个口号,才有这个现象,还是先有“放开肚皮吃饭”,才有这个口号?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6 15:02:39
  就这三个问题,分别讨论。先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晰了。
  首先请教公共食堂与“放开肚皮吃饭”问题。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8:09:05
  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地讲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其要点: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8:41:02
  在1958年11月21日上午武昌会议上
  毛泽东说: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啊?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防止、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天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象唱戏拉胡琴,弦拉的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啊?!
  毛泽东接着问:农业指标搞多少?   
  刘少奇回答说: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
  【刘少奇能吹吧】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9:13:10
  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11月1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几天内开三至四次会:
  1、讨论第一次郑州会议我起草的两个文件。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
  2、讨论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办。
  毛泽东说: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昌会议先做准备。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一条线划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它问题以此类推。
  尽管毛泽东千辛万苦力纠“左”倾错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进行耐心的教育,然而他们听了吗?没有。郑州会议结束后不久,他们照样利用人民日报鼓吹浮夸风。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共产风”、“高指标风”,照旧鼓吹,有增无减。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9:19:50
  刘少奇邓小平就这样昏天黑地的搞到1960年6月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才发现出了问题。为时晚矣!
  一转身,刘少奇就把自己变成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英雄。做人怎么可以这样?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9:32:42
  知道吗?
  中央书记处是党中央的直属办事机构,直接对政治局和常委会负责,书记处书记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分管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书记处书记权利是很大的。书记处是党的直接办公单位,如果党中内是国务院的话,书记处就相当于办公厅,当然重要性不能相比。 书记处主要党的日党工作,中央文件的批发,收集管理,对中央的文件及批示进行转发及检查。 如:书记处出台的什么文件先由中央领导批示,需书记处发出,交胡总阅示并根据批示交与另一位领导阅示,此事不能从胡总直接交下一位领导,面必须经过书记处发出,并做好记录。 如下级党委有报告到中央,也是先交书记处,书记处再根据文件内容确定交由哪位领导阅示,并根据批示确定后面的工作。所有这些程序都是必须的,不能更改。 中央所有的大小会议,都必须有书记处的人员在场并做好记录(原始记录)并存档。如果有党内最高层会议,也是由书记处安排并记录。 所有领导的指示、中央的文件、决定都必须在书记处有备案,一切文件、决定不是经书记处下发,都不作为党的文件和决定,下级党组织可不执行,领导个人不能避开书记处而向下级发出文件和决定,只能认定为个人行为。

  所以,当时人民日报上那些代表中央的,放卫星的文章都是经过邓小平的批准发出来的。
作者:世事如棋2011 时间:2014-01-16 19:38:59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8:09:05  
  为继续纠正“左”倾错误,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反复地讲纠正“左”倾错误的意见。其要点:
  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
  毛泽东说:现在有的人吹得太大了(按:指刘少奇),我看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现在一吹,吹得那么厉害,想当先锋,这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情都有一定的度量,有相对的规律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说过渡就过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但要具备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还要有国际条件,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
  58年10、11月全国人民在干什么?你能回答吗?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9:40:09
  毛泽东要求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意见通过中央文件的方式根本发不出去,无奈毛泽东只能以【党内通信】的方式让几层的“村官”知道。邓小平除了应该对减少粮食播种面积承担责任外,还应该对三年困难时期负什么样的责任?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19:56:17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 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 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 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 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 的信是歪曲 写这封信的意图。把 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 注意了解。】
作者:北洋旗舰a 时间:2014-01-16 20:48:04
  @霜晨月007 108楼 2014-01-13 19:45:49
  居然还有死抱着决议不放的人,共产党的决议多了去了,莫非独独你看到的这个决议就是真理?
  =================================================

  你这奴才要与党中央唱对台戏??

  共产党的决议教诲你这奴才: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20:56:09
  @北洋旗舰a 241楼 2014-01-16 20:48:04
  @霜晨月007 108楼 2014-01-13 19:45:49
  居然还有死抱着决议不放的人,共产党的决议多了去了,莫非独独你看到的这个决议就是真理?
  =================================================
  你这奴才要与党中央唱对台戏??
  共产党的决议教诲你这奴才: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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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毛右派拥护共产党的【决议】,可见这个【决议】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作者:北洋旗舰a 时间:2014-01-16 21:48:55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6 20:56:09
  @北洋旗舰a 241楼 2014-01-16 20:48:04
  @霜晨月007 108楼 2014-01-13 19:45:49
  居然还有死抱着决议不放的人,共产党的决议多了去了,莫非独独你看到的这个决议就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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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奴才要与党中央唱对台戏??
  共产党的决议教诲你这奴才: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
  -----------------------------
  反毛右派拥护共产党的【决议】,可见这个【决议】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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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产党的决议教诲你这恬不知耻的奴才: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6 22:30:35
  楼主是不愿对所论述的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吗?
作者:世事如棋2011 时间:2014-01-17 01:06:32
  谁说他们谈话有关收入不顾及时间单位?你的知识少又怪得谁 ?
  在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
  大跃进的基本情况你都都晕晕昏昏就奋力辩论,只要去研究一下大跃进时公社收入,“一块钱的共产主义”,就是每个月一块钱工资,徐水的二、三元也是月工资。一两块钱月工资是当时普遍现象。你虽没有这方面知识,但你不会推测是小时工资或年工资,因为中国实行的是月薪制,并且2元相对小时薪或年薪太过不合理。他们谈话说有关收入就是月工资。对于刘说的人们基本都理解是月收入,也应该理解是月收入。
  你说刘说的是年收入,是一个什么样局面?14元/月,按彭的推算8-10元/月就可以转,当时公社基建大开支多,所以只有2元,如果停了基建,则中国约有一半公社就可以达到此数,可以转,转就是中央财政补钱,补多少钱?要给每人补40-60元/月,只有傻子才肯出天文数字财政补贴,那个政府有这种能力!
  你在答这类题的时候,最好自我评估一下,合不合理,是谁的语文老师是体育专业或是诡辩,你论吧。认真点吧,你的老师真为你汗颜呢。

作者:世事如棋2011 时间:2014-01-17 08:07:04
  作者:霜晨月007 时间:2014-01-16 22:13:36  
  看来你的语文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就是你在诡辩,刘彭说的150到200元的消费水平是指一年还是一个月上面没写,如果是指一个月的话那毛后面说照刘彭的意思是十八年建成大有希望是趁穷之势来过渡就显得莫名其妙了。算了,你孤芳自赏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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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150-200元认为是年工资,否则毛的“十八 年建成大有希望是趁穷之势来过渡就显得莫名其妙了。”
  如果你仔细点,如果是年工资,你对“十八年”更不可思议。刘13元/月、彭8-10元/月为指标就可以转。当时农民月工资该是多少?工人的工资里含着食饭钱,农民的饭钱多少?自己的伙食费,另加1.5个非劳力的伙食费,即含2.5个人的伙食费,平均人伙食费4-5元/月,月就是10-12.5元,加发的1-3元,如果放缓基建,多发一点(1-2元),都超过刘彭的指标,是即时转,毛的“十八年”你更加不可思议。
  以13元为基数,你算算年平均递增是个什么数18年后就接近150元,这个数你约可认为是农业年增长规划数了。
  你评说,对于“18年”,150元是年工资金还是月工资你论断吧。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7 08:46:51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 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 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 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 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 的信是歪曲 写这封信的意图。把 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 注意了解。】

  ----是那些人在抵制毛泽东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努力?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7 12:17:38
  @一针见血一 248楼 2014-01-17 08:46:51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 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 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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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能否直接面对我的请教,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7 14:20:46
  @一针见血一 248楼 2014-01-17 08:46:51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 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 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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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泉 250楼 2014-01-17 12:17:38
  楼主能否直接面对我的请教,还原 历史 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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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磨磨唧唧,有病。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03:28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原地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红旗举得最高,“经验”出得最多,饥饿也十分严重。河南的饥荒是从政治运动开始的。1957年7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国右派分子总数55万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干部总数的15%。1958年又在党内开展了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运动。政治运动造成了恐惧和狂热,造成了浮夸和残忍,也造成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悲剧,其中,“信阳事件”最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信阳事件
  据当年中共中央监委(即中纪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调查的李坚对我说,河南饿死人最多的有三个地区,一是信阳,二是南阳,三是许昌。当时信阳影响最大,成为震动一时的“信阳事件”。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区接壤。在1958年,信阳地区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当时驻马店为镇)。全区面积28000平方公里,850万人口。这个区的一大半面积曾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数十万人。当地的老人说:“对共产党来说,大别山树有功,草也有功。”这里是河南省的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素有青山绿水、鱼米之乡的美称。著名的鸡公山风景区就在信阳。人们说河南省“三阳开泰”(信阳、南阳、洛阳),是指这三个地区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三个地区。就在这样一个地区,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饿死的人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来,这个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时隔40年,外界还不知其中内幕。
  1999年9月,为了解“信阳事件”真相,我专程赴信阳调研,陪同我的是新华社河南分社高级记者顾月忠和大饥荒年间常驻信阳的新华社记者鲁保国(后在中共驻马店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退休)。由于顾月忠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关系,信阳市委对我们接待十分热情,但得知我们这个调查题目以后感到为难,他们让宣传部把我们送到鸡公山,希望我们在这个著名的旅游胜地玩几天就打道回府。我们在山上呆了一天后就下山,并利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完成了调查任务。
  我们在住地狮河宾馆召开了几个“信阳事件”当事人(健在的当年地委和县委干部)的座谈会,同几位关键人物进行了个别交谈,还下乡访问了一些农民。回到郑州后,又查阅了历史资料,终于弄清了信阳事件的基本情况。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05:14
  1、政治高压下的胡言乱语
  在中国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政治斗争,下面也会搞同样的政治斗争,而且越到下面斗争越扩大、越残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杨、王”(见后文)之后,接着是反右倾运动。
  我们可以从信阳地区光山县看到河南省反右倾运动的残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县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批判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张福洪被扣上了“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在批判会上,县委书记马龙山带头踢了张一脚,群众就一涌而上,揪头发,打耳光,踢膝盖。12日以后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张斗争了两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头发也被揪掉了一块,身上的黄军装被撕得一条一条的,行走很困难。13日又把张交给县委机关干部批斗。马龙山又在斗争会上打了张两个耳光,斗了一天,张已经不能走路了。14日又斗了一天,是县直属机关斗的。15日交给公社干部斗,这时张只能趴在地上,斗他的人用脚踢,头发一块一块地被拔光了。16日张福洪又交给公社斗了半天,张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说张装病,又斗了一次。18日说张盼望蒋介石来,又组织干部把张从床上拉下来斗一次,张要喝水没人给,19日中午张福洪死了。据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后来的回忆中说,1959年春天,为了解决农民饥饿问题,马龙山曾让张福洪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当时其它地方也这样做,中共中央没有批评)。庐山会议以后,把包产到户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马龙山不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搞的。在专制制度下,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张福洪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其它各县的反右倾斗争也很残酷,如息县批斗县委副书记丰佩然,说他否定三面红旗。县委书记徐锡兰主持。徐锡兰坐在上面,手枪放在旁边。丰佩然站在下面,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头打,有人用脚踢。
  据信阳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为此挨批斗的大约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压下各级干部不得不胡言乱语。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新闻,消息传开之后,6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一大队2分队平均亩产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
  这三颗“大卫星”都是信阳地区放出来的,是反右倾斗争的“硕果”。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中,谁要对高产提出怀疑,就给谁带上“给大好形势抹黑”、“怀疑派”等政治帽子,谁要说高产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斗。
  1959年信阳出现旱灾。在当时全国一片狂热的情况下,信阳地委提出“大旱大丰收”的口号。明明受灾减产,却要说产量超过1958年。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专员张树藩在8月初开了一个各县负责人会议,让大家实事求是地估计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预防饥荒。这个会议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庐山会议精神传了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计产量。在这样的气氛下,产量越报越多,后报的比先报的多,各县领导不敢先报,怕报少了挨批。据当时大会工作人员余德鸿40年后向本书作者回忆,开始报了300亿斤。当时张树藩和邱进敏二人不相信这么多,让大家再报,报了150亿斤,最后落实到72亿斤。地委常委讨论时,九名常委中有8名认为1959年比1958年更丰收,1958年是56亿斤,1959年72亿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张树藩只相信30亿到40亿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信阳由张树藩带领县委书记出席(地委书记路宪文没有出席)。会议一开始就让各地委书记报产量。张树藩先报了地委常委讨论的72亿斤,然后又讲了他自己的意见(30亿到40亿斤),省委对张树藩很不满意,问地委书记路宪文:“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在省委的逼压下,路宪文又召集到省里开会的县委书记重新报产量,县委书记们都低头不说话。在路宪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胆地反问:“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吗?”路宪文说:“有人对家里报的产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张树藩。接着,召开扩大会议,按照省委的意图要各地区找右倾典型,并对右倾典型开展批斗。对说过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随即撤了曹明的职务。
  2、根据胡言乱语确定征购指标
  浮夸不是数字游戏,最终要由农民来承担实实在在的恶果。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河南是粮食大省,粮食征购的压力很大,对所属地县,能多征购就多征购。张树藩在上引回忆录中写道:
  扩大会议以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逃荒要饭现象。很多公共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以红薯叶、野菜充饥。
  中央和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讲的征购数比张树藩说的16亿斤小一些,但也认为征购过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1959年信阳旱灾。全区粮食产量32.58亿斤,比1958年减产46.1%。而当时信阳地委把产量估计为64.27 亿斤。省里根据这个产量安排信阳征购任务为9.6亿斤,比1958年多征4300万斤。地委又向各县加码5%,征购任务总共10.49亿斤。全区完成征购任务之后,除了种子、饲料之外,剩下的口粮每人平均全年只有164.5斤(原粮)。按每人每月35斤计,可吃4个月。当时没有副食,没有油,35斤原粮只有25斤左右粮食,也是半饥半饱。加上全区有180万人搞水利,吃掉了相当一部分粮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检查说:“去年信阳全区秋季粮食总产量估计只有20多亿斤,却夸大为64亿斤,省里给信阳地区分配的征购任务是9.6亿斤,而地、县、社又层层加码,比省里任务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购任务完成了7亿多斤,就有3751个食堂仃伙(37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搞反瞒产,认为瞒产私分具有普遍性,几乎社社有,队队有。” 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反瞒产私分的力度,加剧了饥饿。
  1958年,信阳地区组织了120万劳动力大办钢铁,占全地区劳动力总数的30%。商城县放出日产钢铁6000吨的“超级卫星”,冶金部在商城开现场会。土炉子里炼不出铁,就把农民做饭的锅,门上的铁鼻,庙里的钟,全都化了铁块向上级报喜。大炼钢铁消耗了一些粮食。50多万劳动力大办滚珠轴承,水利工地上的200万人,这些上工地的劳力曾一度放开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粮食,留在生产队的粮食就更少了。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06:02
  3、血腥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征购指标太高,征购工作就很困难。农民交不起粮,政府反而认为是生产队隐瞒了粮食产量,私分了粮食。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就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县召开万人大会反瞒产斗争的经验。
  鸡公山现场会把反瞒产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岁的李瑞英(张树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亲身经历的鸡公山现场会的情况。她当时任信阳地区妇联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让妇联主任李瑞英带一个工作组去鸡公山公社总结亩产万斤水稻的经验,这是信阳县委书记徐国樑的试点。李瑞英等在那里呆了一个月,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农民都在挨饿。她没有总结经验,以工作组的名义向地委书记路宪文写报告,要求给这个公社21万斤粮食。路宪文不但没给粮食,还给李瑞英扣上了右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鸡公山公社也发现社员挨饿,回来对路宪文说了实话。路宪文说:“王秉林也动摇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倾,按照路宪文的意见,在鸡公山公社组织了一个反瞒产私分成果的现场会。会上展示查出来的瞒产私分的粮食。在这些箔屯里,上面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下面都是稻壳。在鸡公山现场会上,地委提出,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干部要过“三关”:群众叫喊关,人口外流关,食堂停伙关。接着,又组织干部参观罗山县“四摊子反瞒产私分会”(四摊子:干部会,贫农会,统计会计会,富裕中农会),在这以后,大部分县召开了贫雇农大会、现场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谁要是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大丰收”、“右倾”等政治帽子,并进行批判斗争。还把食堂缺粮停伙说成是群众威胁干部,把群众遗弃子女、饿死路旁说成是“向党进攻”。

  在反瞒产私分中,对干部和群众采取了种种刑罚,仅光山县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职干部526人,在反瞒产后期打死人更多。乔培华根据有关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未刊稿)中记录了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湾小队社员汪平贵被迫交出家里的一点粮食,还遭到扁担9毒打,因伤势过重,5天后死去。汪死后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继饿死;
  1959年10月,罗湾小队社员罗明珠无粮可交,被捆绑吊起来毒打,并用冷水淋冻,罗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陈湾小队社员王太书因无粮可交,捆绑后用扁担和大棒毒打,四天后死去,留下14岁的女儿王平荣,也被饿死;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捆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淋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湾小队队长刘太来,因家中无粮可交,被捆绑起来毒打,20天后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湾小队社员郑金厚、罗明英夫妇,在反瞒产中,从家中搜出银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个小孩无人看管全被饿死;
  1959年10月2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银厚被诬陷家有存粮,脱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用冷水淋冻,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钟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湾小队社员王其贵,因无粮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伤,10天后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湾社员徐林生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两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湾小队社员余文周,因交不出粮食,余文周及其15岁的女儿余来凤都遭到残酷毒打,因伤势过重,10天内父女二人先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将冯吊在大队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湾小队社员张芝英,因交不出粮食,惨遭毒打后又用冷水淋冻,致使张当场死亡。张的三个小孩也先后饿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社员涂德芝,因无粮可交,被捆绑到食堂,毒打成重伤,10天后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湾小队社员简明秀,因交不出粮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冻,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湾小队社员郑中林,因无粮上交,遭毒打后不省人事,4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队长徐志发,因没有从村里搜出粮食,被大队干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湾小队社员涂德怀,因无粮可交,遭毒打,10天后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罗湾小队社员李良德,因无粮可交,被连续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捆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其宰杀耕牛,捆绑起来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陈增厚,因无粮可交,被毒打成重伤,5天后死亡;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07:41
  1960年1月8日,陈湾小队54岁的社员李陈民,在家煮饭被干部发现,以“粮食来源不明”罪,对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关于这个槐店公社,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况,现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占原有总户数的9.7%。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全社有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占干部队伍总数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干部231名),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这里打人有历史。1957年反右派时没有一个右派不挨打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头上剃上“右”字,把犯错误的人集中起来用猪槽盛稀饭,让他们用手抓着吃。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压、残酷斗争的情况下,说假话成了人们的一种生存本能。潢川县委委员宿世良、农工部长徐从在伞陂寺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他们白天在生产队里吃不上一顿饭,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顿,但不敢说生产队已经停伙的情况。伞陂寺公社党委书记莫怀光在下面工作一天半没有吃到饭,回公社不敢说下面的情况。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贾新元在信阳事件发生后对省委工作组说:“当时我不是不知道,去年报名服兵役的200人当中,体重合格的只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斗争很激烈,曾经三次到县里反映情况,但因怕戴右倾帽子,走到县委院里、门口,返回来了。回来还不得不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书记宋士九到伞陂大队督促征购,这个大队的队长对他说:“下面实在没有粮食了。”宋书记批评大队长:“你这是右倾思想,你看问题太简单了!”这个大队共召开了四次的反瞒产、查漏洞的大会,四个生产队长都被批判,三个队长被大会斗争,24个作业组长人人过关,其中19人被斗。这个大队被迫报出藏粮24万斤,但验收时一颗粮也没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老农民余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产队会计)向本书作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把生产队干部集中到张李开会。让报粮食。不报就集训、批判、斗争、拷打。结果说出这里有一仓库谷子,那里有一仓库黄豆。报了粮食就要上交,明天几点钟送到。为了过关,我们队也说了假话。第二天我守在队里的电话旁,10点钟,电话响了,问:粮食送来没有?我说,正在装。12点钟又来电话;粮食为什么还没送到?我说正跑在路上呢!后来又来电话催,我说,我是会计,不知道!晚上又集中开会,不说假话就挨打。怕挨打,多数人都说假话。”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11:34
  就在大量饿死人的时候,各级干部并没有想到救人,而想的还是如何完成征购任务。潢川县任务完成得不好,省委让他们写一个报告。潢川县委1959年10月30日的报告认为,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首先是县委和公社党委领导思想不够明确,对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对粮食问题是我们同资本主义在农村斗争的焦点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党内外一部分干部右倾思想成了粮食工作的主要危险,突出表现是不承认大丰收。第三是干部作风不够深入,抓得不具体,不细致。这个报告提出要通过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辩论来搞征购。其实,写这个报告时,潢川县已经大量饿死人了,报告对此只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欢这个报告,并于11月17日向全省转发,提出了要组织粮食入库的新高潮。怎样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转发潢川县委的报告的按语中写道:
  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提的情况很具体,不仅找到了粮食征购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倾鼓干劲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材料准备。
  潢川县桃林公社,食堂停伙、社员挨饿不仅没有放松征购,反而更加紧了。县里说,下面有粮食,就是不拿出来,别看白天食堂停伙,晚上吃干饭,让各级查漏洞、查隐瞒,见粮就往上送。吴集大队杨楼生产队留了25斤“泥巴苏”稻种(水稻的一个品种),也拿去顶征购任务入库了。县、公社几乎每天开电话会议,要进度,搞评比,让任务完成不好的队在大会上作检查。

  有的大队书记听说要开电话会议就吓得发抖。何陂大队为了查漏洞、查瞒产,搞车轮战术,大队干部轮流值班,一连开了十天十夜生产队干部会,动员,辩论,自报隐藏粮食数量,下去验收,验收没找到粮食就再动员,再辩论,再自报。最后把全大队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粮食。
  县社干部这种态度是上级逼出来的,更是那种政治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信阳事件发生后,

  中共潢川县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检查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保持连续三年潢川在征购工作中的红旗。在征购任务完成了60%进展很困难时,地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我们排到了倒数第三名,省委宋致和书记在电话会上点了潢川的名。”“我们分不清实事求是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个人主义思想严重,患得患失,不敢说实话,怕把产量报低了,说是否定大跃进、大丰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上级满意,官运就亨通,上级不满意,就会丢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级,不顾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为了讨好上级,就逼下级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级逼一级,逼到下面就不择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见的手段。
  息县的征购工作也很残酷。11月初,在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下,强征购、反瞒产仍在继续进行。公社代理第一书记钱庆怀,在他主持的10个大队中,每天夜里12点开汇报会,凡是征购任务完成排在后三名的,当夜进行批斗。据这个片8个大队统计,被斗的大队干部22人,小队干部39人,作业组长44人,当场打死1人,打后死去的7人。对讲实话的干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绩”、“右倾分子”的帽子,进行无情斗争。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刘炳智说没有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当场被斗,四个人抬起刘的四肢,像“打夯”一样往地面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伤。40年以后,我到息县采访,这里的老农民还记得这位钱书记。老农民说,钱庆怀原来是副书记,公社书记熊永宽到县里开会去了,让钱留下来搜粮食,他带领十员大将(公社武装部长等打手),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搜,有一点粮食就弄走,搜走了上万斤粮食,因此他有“政绩”,由副书记升为代理书记。息县在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中,对被斗对象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刑罚:捆绑、吊打、揪头发、炒盐豆。
  我在调查中发现,山东、甘肃在反瞒产中也有这种刑罚。什么叫炒盐豆?1999年,我问了不少河南人和山东人都说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肃省通渭县找到了一位被炒过豆子的老干部,他向我介绍了这个刑罚的情况:执行者有很多人,他们站成一个圆圈,被炒的人(一个或多个)站在中间,四周的人把他们从这边推到那边,又从那边推到这边,这样不停地推来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来继续“炒”,直“炒”到站不起来被抬出去。一些有心脏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这种刑罚称为“洗毛芋头”。
  据不完全统计,在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共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成重伤以后致死的360人,自杀的479人。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据防胡公社9个大队统计,29个干部打死群众91人。大队支书王心月亲自打过150多人。副支书朱炳堂手拿皮带见人就打,打过44人,打死人数未查清。大队团支书王凤才共打过36人,据群众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只承认3人。
  1959年冬天,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称卫星人民公社)第二任党委书记郭书志(第一任书记陈丙寅被上级派遣组成“中国嵖岈山人民公社农业代表团”出访印度)接任时,粮食已被征购一空,他正发愁没粮食吃的时候,接到了地委书记路宪文的电话,路书记火冒三丈地吼:“当前粮食问题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丰收是客观存在的,是事实,不承认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闻名全国、全世界的地方,怎么也发生闹粮问题?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狠狠打击闹粮的不法分子。私分瞒产是普遍的,多数是在干部有组织有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藏粮食从天空到地下,从山坡到河沟,从村内到村外,这是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要开展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极右派的斗争,不要手软,要狠狠地斗,狠狠地批,把粮食挖出来。明天,你们遂平县要组织一个挖粮报喜的高潮,向地委报喜。否则,以违犯党的组织原则论处。”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12:52
  在路宪文的命令下,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急忙赶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对郭书志说:“开会,召开三级干部会,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办公处前的空场上。他们的讲话很严厉;“我们要下决心、下狠心把粮食挖出来,不留一点死角。该斗的斗,该捕的捕,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迁就。谁庇护他们,就连他一块斗。”接着分组讨论,自报粮食。


  胜桥大队党支部书记高德,在县里召开的三天反瞒产私分大会上吓病了,在家吃了几天药刚刚见好。听到通知他开会,心里就很紧张。听说要留下来讨论挖粮食,心里一急,眼前发黑,一头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识地说:“没粮食.....真的......没粮食......”人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进屋子里,仍然浑身发抖。


  一位叫包根的小队会计,被当作重点突破的对象,对他开展批斗。包根经不住拳打脚踢,就说生产队长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粮食500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斗对象。他开始看不起包根的软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间。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头发拉了起来。有人拿来一条凳子,让朱用一只脚站在凳子上面做“金鸡独立”。没待朱站好,就有人冲上来一脚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们冲上去又是一暴打。打过,又让他做“金鸡独立”。朱被打得血流满面,还没承认藏粮食。于是,就用一根细麻绳把朱捆了个结实,麻绳勒进肌肉里,再把绳子搭到树上,使劲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烟的功夫,朱遂平满脸豆大汗珠往下滚,脸呈猪肝色。朱遂平开始求饶:“放了我吧,我说,我全说。”参加会议的生产队干部看到这势头纷纷交待:这里藏粮食多少万斤,那里藏豆子多少万斤。


  三级干部会大获全胜。中共遂平县委立即向信阳地委报喜:三天挖出粮食45900多斤。会后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粮,一两粮食也没有找到。


  1959年12月,已经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了,河南省委还念念不忘征购任务。

  省委副书记宋致和12月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村生产情况很好,“在逐步认清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强调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发动群众深入工作后,部分县(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购进度有较快的进展,完成了任务,而有些征购进度仍然迟缓,至今完成情况很差。”他认为“没有完成任务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种”,一是大丰收,征购任务不重,能够完成任务,基层干部存在思想问题;二是有思想问题,也有工作问题;三是工作努力,但生产差。他认为“凡是大队和生产队贫下中农占优势、掌握了领导权的,既能完成征购任务,也能安排社员生活;凡是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篡夺了领导权的,瞒产私分严重,既不肯完成征购任务,社员生活也没有很好安排,因为他们瞒产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过,宋致和在这个报告中还是拐弯抹角地为农民说了两句话:“这些地区目前不应该单纯地抓粮食征购了,必须全力转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员生活,....如果再硬突粮食征购,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7 16:23:51
  @一针见血一 248楼 2014-01-17 08:46:51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 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 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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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泉 250楼 2014-01-17 12:17:38
  楼主能否直接面对我的请教,还原 历史 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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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见血一 251楼 2014-01-17 14:20:46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磨磨唧唧,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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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话还不清晰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你连这些基本的过程都不敢回复,还谈什么历史与责任?
  你始终不敢直面回答问题,只能认为你在选择性谈论历史。
  再次提醒你,请语言文明些!你这是自曝心虚!
作者:观泉 时间:2014-01-17 16:28:37
  请问:何时出现免费公共食堂的?柯庆施是何时说了“放开肚皮吃饭”的?
  这涉及谁倡导的责任问题,你就如此回避了?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32:29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社员称大队办公室是“阎王殿”。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后报告:“全区大队以上的干部共有5万人,犯有种种违法乱纪的干部估计不下50%,一时打人成风,成千上万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残,绝大多数公社、队设立监狱和劳改队,乱捕、乱扣成风。”
  4、恐怖的饥饿和死亡
  粮食强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现食堂缺粮现象。当时就多吃菜,少吃粮,劳动力吃粮,非劳动力吃菜,一天吃一顿或两顿,后来有的食堂几天吃一顿。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伙。11月中旬,潢川县桃林公社12个大队122个生产队的291个食堂,缺粮的为100%,断粮80多天。吴集大队在9月中旬(农历8月13,离中秋节两天)就停止向食堂拨粮食,10月中旬全大队所有食堂全部停伙。全公社连一棵活的榆树也没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从1959年9月有7645户,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户,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为15.64%,绝户692户,绝户率为9.27%。何陂大队死亡率为24.9%,其中劳动力死亡率为49%。断粮80多天,断粮后社员先瘦,后浮肿,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临死时吐水。两种死亡的特点是死时不发烧,反而体温下降,临死时都能吃东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饭。吴集大队马路生产队社员杨春山,怕儿子没人管,在自己即将死去的时候,把两个三四岁小孩扔到坑里淹死,以后自己死去。群众死亡率达14%以上。
  在断粮以后,公共食堂寻找了各种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马盖房搓绳的材料。现在,人们先用铡刀把稻草铡碎,放在大锅里炒干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过箩成面状,再掺上百分之三十红薯干面再做成窝窝头。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农民烧火做饭的燃料,平常年景连牲畜也不吃,现在也成了食品。吃的办法是,去掉外皮,放进锅里炒干切碎,磨成面,掺上红薯干,做成窝窝头。
  吃白鹭屎。白鹭是一种水鸟,以鱼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饥饿的人们把白鹭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锅里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树皮、蚌壳、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年9月,当年新华社常驻信阳记者鲁保国陪我到信阳了解当年情况,他回忆:“1959年下半年我乘长途汽车从信阳经罗山到固始,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沟里一具一具的尸体。车上的乘客谁也不敢谈论饿死人的事。在罗山县城西门外我看到一具尸体,就给罗山县委打电话反映了情况。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成了绝户。虽然到处有饿死人,但领导干部还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杨守绩请人吃饭,喝皮丝汤。”
  我问鲁保国:“作为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情况,你为什么不写‘内参’呢?”他回答说:“亲眼看到说真话的人受那么多的摧残,我哪敢写‘内参’?”
  1999年9月10日,在信阳狮河宾馆,71岁的余德鸿(1959-1960年任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的秘书)向本书的作者回忆说:
  粮食被征购走了,秋收刚过农民就没粮食吃。我们到遂平县石寨铺检查农业生产,路经青石桥大队,想住在这个大队里。大队长慌得不得了,我们说:“简单一点,随便弄点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9点半他才端上吃的来,是几块南瓜做的糊糊。大队长说:“瞒也瞒不住了,你们不来我们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伙几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这两个小南瓜纽纽。”我们到息县东岳庙公社王庙大队,已经下午5点半了还没有人下地。为什么不下地?农民说:“今天的饭还没吃呢!”我们还看到两棵榆树被砍倒,树皮被剥光,有人还一边剥一边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还没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这还是秋收过后不到一个月的情况。以后的情况更惨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农历10月草根树皮吃光了。以后就大量饿死人。我家在淮滨县防胡,回去两次。阴历年前从包信到防胡几公里路边看到6具尸体,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外面传说尸体被狗吃了,还说狗吃人吃红了眼。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时哪有狗?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本书作者注:信阳地方志上写的是48.3万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我是淮滨人,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
  我采访余德鸿两年以后,他给我寄来一份他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其中写道:
  在全地区18个县市中虽然有好有坏,灾情有轻有重,饿死人有多有少,但悬殊不是很大的,没有饿死人的社队是没有的,没有饿死人的农户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对淮滨县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因为我不仅是淮滨县人,五十年代初期,我还在那里担任过土改工作队的大队长、区团委书记、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副县长等职。记得当时淮滨县有50万人左右,有人说死了18万,也有人说死了16万或17万,占总人口的30%左右。但从我家住的防胡公社来看,说全县的死亡30%不算大。据原防胡公社党委书记熊任宽回忆,防胡公社5万人左右,共饿死了2.2万人。占总人口的40%多。其中吴砦大队(我家那个大队)死亡人数占人口的52%。小余庄生产队(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户、75口人,共饿死38人。冯庄大队小李生产队13户人家死绝了9户。黄岗大队马楼村原有400多人,饿死了300人左右。杨围孜大队王庄生产队207人,饿死107人,其中死绝了6户。原地委党校副校长李心龙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总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我于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仅包信到防胡的9公里的路旁,见到尸体约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极其难过。从防胡回家的4公里的路旁,发现了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发现大片尸体,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苇塘附近又发现一片,数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36:39
  1999年秋,我到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见到了70多岁的老农民余文海和他的两个儿子余海龙、余海滨。家里空空的,余海滨在北京打工,刚回来秋收。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村西头一个坑里埋了上百人。那时四个庄一个食堂。余庄、高庄、蔡庄、徐庄都集中在余庄吃饭。锅拿走了,家里不让做吃的,连烧开水的东西也没有,只好用搪瓷缸烧开水喝。在家里想弄点野菜吃也难。有的家饿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里用被子盖起来。为什么放在家里?一是没有力气抬,二是想留个名额还可以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尸体在家里放一个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谈到这里,送我来采访的司机小陈问:人肉好吃吗?余文海回答说:蛮好吃的!就是软一点。)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
  余文海说,冬天过后,将死人都埋在村边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坑是1958年挖的,原来是作别的用途)他领我到这个大坑边,指给我看。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长满了庄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迹。谁也不会想到,在这一片令人悦目的绿色下面,竟有几百具饿殍的尸骨!不过,在原来的大坑附近,人们种了几棵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只有这几棵吸收了饿殍营养的大树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河南省的档案资料留下了很多饿死人的记录。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据工作组调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还要多一些。
  报告称,死亡人数中男多女少。据1959年9月底统计,全区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统计,全区实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变了原来的男多女少的情况。固始县死亡的人数当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据平舆、汝南等8个县死亡人数统计,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报告称,壮年劳动力死亡多。潢川县死亡人数中,青壮年占54.7%,固始县青壮年占67.9%,淮滨县6大队死亡的1464人当中,劳动力占54.2%。与此相关的是造成很多孤儿。仅固始县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儿,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儿。
  报告称,各地有一些死绝户。据潢川县仁和公社的陈湾、杨集、彭店等5个大队统计,死绝户为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陈湾大队因死亡人数过多,把原有的51个村庄合并为41个村庄。
  报告称,社员比基层干部及其家属死亡率高。据淮滨县桥沟公社的万围、左围大队统计,万围大队、生产队干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员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围干部死亡占11.8%,社员死亡占15.24%。该县城郊公社杨波大队共有156户,没有死人的31户,其中干部13户,炊事员4 户,磨面的1户。该大队前店生产队共31户,没有死人的6户中就有干部5户,炊事员1户。
  “五类分子”(即历次政治运动中定的地、富、反、坏、右)比劳动群众死亡多。据上述左围大队统计,该大队贫农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3%,地主富农死亡占其总人数的31%,坏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阳饿死人最多的时间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这4个月。1月后还在继续饿死人。
  省地县联合调查组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小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报告称:
  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该公社总人口的比例为14.5%,谈店大队黄营生产小队小黄营食堂原是四个村庄21户、96人,死50人,占原有总人口的53%,死绝了两户,现在这四个村庄并为一个村庄。徐营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没人埋,后来两个小孩也死了,四具尸体整整放了十几天。伞陂寺大队陈寨生产队杨大围子小队原有23户、119人,死51人,死绝3户。由于死人太多,没死的人没有力气,死人没有人埋。杨有兰一个小孩死在食堂里整整放了十几天。后来还是支书程林德找人在一个坑里埋了36具尸体。
  全社10月半开始停伙,到12月7日,共停伙53天。县里干部都知道,不敢说。
  朱岗食堂,37户,共138人,死亡47人,死绝5户。没死人的户是干部、会计和劳动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绝户是劳动力少,没人挖野菜。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

  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百年潮》发表张树藩这篇回忆时,删去了这一段。本书作者依据张树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补上这一段。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信阳的老干部对本书作者说,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地委书记路宪文的小车是从死人的尸体旁边开过去的,但他们却没有向上反映情况。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调查报告说:“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
  饿死这么多人,没有人哭。死尸冬天没处理。一直到春节发粮食,公社出面组织人,一人发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这样的井)里拖,尸体都变形了也分不清谁是谁,拖到一个土井里集体埋了,一般是一个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遭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43:16
  我1999年到河南调查时,在一些老人中传说张铁匠冒死上访的故事。后来在档案馆中我才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张铁匠即河南省民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张富,铁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阳调查生产救灾情况。他先后两次把所了解的情况向省委书记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监委书记刘名榜汇报过。张富在潢川县了解了仁和、双柳两个公社。仁和公社杨楼大队有1900多人,当时死了300多人,双柳公社从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张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打印后分送潢川县委、省民政厅和刘名榜,并于12月底向宋致和与刘名榜作了口头汇报。
  春节期间,张富又以拜年为名,到刘名榜家中反映信阳死人的情况。刘名榜装作打盹,只说了一句:“工作上有错误,以后写个报告吧!”张富很着急,准备向中央反映。张富找到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肖剑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意思。肖怒气冲冲地说:“下面不是你说的那个情况。谁欺上瞒下?你到中央去告谁?”第二天,张富偶尔见到了刘名榜,刘问张:“你为什么要到中央告状?你知道底下的问题没解决吗?什么事都要你过问!”张富准备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厅的处长找他谈话,威胁他,接着民政厅党支部副书记找他谈话,并紧盯着张富一步也不离开。还对张富说:“省监委来电话,不让你去中央,已经通知了公安部门,你想走也走不了。”后来民政厅赵厅长劝张富休息。第二天,张富去火车站买票,又受到阻止。
  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不顾各种阻力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多。1960年4月初,身为监委书记的刘名榜看到已经掩盖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监委反映了固始县饿死人的情况。
  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农民饿得走不动了,还不能在外人面前显出饥饿的样子,有的地方(如光山县)不让走不动的饥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还是转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阳调查。
  7、死人事件暴露后还极力捂盖子
  1960年5月。潢川县伞陂寺公社党委得知省委工作组即将到来的通知以后,立即召开大队电话会议,说公社党委向县委报的死亡人数是500多人,不准多报。并连夜派人到各大队进行部署。经过部署的团结大队当即下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生产队长、会计:公社分配我们大队死亡人数34人,大队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数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队分配数字如下:一队4人,二队5人,三队5人,四队5人,五队2人,六队7人,七队4人,八队2人。”还下通知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能统计。伞陂公社第一次向上报的死亡人数523人,第二次报的是3889人(后又改为2907人),后来省委工作组调查结果是6668人。
  统计死亡数字时上级规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统计时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随着问题的暴露,死亡人的数字就多了起来。“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现已初步查明已达8万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3万来人,现已增加到近10万人。嵖岈山公社过去只报死600多人,现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0%。”


  信阳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揭发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的材料中说:1960年5月,杨蔚屏到信阳检查工作。地委副秘书长王秉林接待并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杨书记一直没有提到去冬今春发生的问题。王秉林主动向他汇报信阳死人的问题,杨不表态。光山县秦河公社书记讲公社死人的情况,杨书记还是不表态。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向杨书记反映光山死了38800人,杨书记指示:“弄清死人数字要心中有数,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灾荒,死人问题以后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说,杨书记这次来信阳共10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顿招待饭以外,其余都是在县以上的机关吃的,每顿都是五六个菜和一个汤,有肉有鸡蛋,还喝酒,看了一次戏和三次电影。
  王秉林说,1960年5月,地委向省委书面报告死人的数字,省委在地委报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内)”,以图缩小死亡人数,然后上报中央和下发各县。信阳地委在自己的检查报告中认为自己犯的是“方针政策上的错误”,杨蔚屏改为“是粮食工作中的错误,是主观主义和工作方法的问题。”杨书记这一改,就把信阳的错误性质大大减轻了。
  1960年7月的地委扩大会议(即鸡公山会议)是捂盖子会议。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瑞英向本书作者介绍: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刘名榜主持这次会议,信阳地委的领导人和各县的县委书记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其目的是缩小信阳事件的影响,掩盖省委和地委的错误,减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阳事件上的责任。鸡公山位于湖北、河南交界处,是著名的避暑胜地。清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在这里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别墅,民国年间被达官贵人辟为避暑胜地。一望无边的绿色山头上掩荫着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别墅。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面色红润的领导干部们是面有菜色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杨蔚屏在会上讲:“信阳的工作总的是好的,省委是满意的。一般地讲,地委、县委、公社党委的干劲都很大,热情高,有力争上游的劲头。错误是暂时的,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潜力是很大的。”“至于死人数字,48万或者45万都没有关系,不是数字少3万就好,多3万就厉害。”


  “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如果上半年搞还搞不下去,现在可以了,可以坐下来解决问题了。因为毛泽东 给了我们一个指头的机会。”这是指毛泽东讲“三面红旗”中出的问题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有了毛泽东这句话,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指头了”。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46:01
  信阳饿死人的问题已经掩盖不住了,李坚、李振海等花了三个月时间的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105万人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心急如焚,从7月20日开始,信阳地委在鸡公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派杨蔚屏、李立、刘名榜参加。原来被打成右倾的干部对这次会抱着很大希望。希望能揭开盖子。但是,这次会议还是捂盖子。面对这种情况,张树藩同志连续做了三次发言(总计长达1.4万字),揭出了信阳地区的实质问题,从而打乱了会议部署。路宪文、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等人,背着张树藩开了秘密会议,认为张树藩继续进行右倾机会主义翻案,决定将会议转向集中批张。后在杨蔚屏等的干预下,才没有进行。....会议开到8月15日结束,最后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拘留。


  1960年9月底,省委派杨蔚屏、刘名榜再次到信阳。由刘名榜向地委常委传达吴芝圃的指示:“信阳地区在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成绩不小。发生这个问题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一个时期来说,至多也是三七开,至于广大干部党员,全区坏人也只占4%-5%,个别严重的地方也不过占10%-20%,不会太多。”“信阳地区的问题是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有错误。”在这个传达会上,杨蔚屏说:“中央对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省委对路宪文的处理(当时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没指示,省委也没有权处理他。”

  1960年11月,中央派来的李先念、徐子荣、王从吾和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在吴芝圃的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让张树藩在信阳步兵学校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喝茶时,吴芝圃当着中央领导人的面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对吴芝圃这种虚伪态度,张树藩毫不客气地反驳:“芝圃同志,你真是一点情况也不知道吗?对我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敢斗我吗?既然省委批准的,又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计产量时我说得少,反瞒产私分时我不仅没反出粮食反而拿出了700多万斤粮食去给群众吃吗?我说干部强迫命令、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才给我扣上了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省委批斗我的根据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么说一点不了解呢?对我的批斗不是你安排的吗?我还找你谈什么?”这时,吴芝圃的脸红得像一块红布,非常难堪。张树藩还要继续说,陶铸连忙阻止说:“不要再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你批错了,我们给你平反,不要再说了。


  8、中央对信阳事件的调查和决策
  据张树藩回忆,1960年2月,中央内务部郭处长到信阳作过调查,郭处长听说饿死了20-30万人,立即回北京作了汇报。“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以后,向部领导做了汇报,部领导向国务院秘书长 作了汇报, 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马上派李坚、李振海两位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
  本书作者从李坚那里得知,1960年4月,中监委接到河南省监委的报告,派调查组到河南调查,调查组成员有李坚、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经过李瑞英老人的介绍,本书作者到万寿路李坚的家中,采访了80多岁的李坚。中监委是中纪委的前身,李坚从中纪委副主任的职位上离休。这位老人思维还很清晰,但耳朵聋,交谈很不方便。经三次艰难的交谈,他告诉我他“三下河南”的情况:
  1960年4月8日,王从吾将河南省监委书记刘名榜反映固始的情况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4月12日,中央监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王从吾向董必武汇报的全国城市党的监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据董必武在会上的指示,中央监委派我们去河南固始。
  在这之前内务部钱瑛反映浮肿病死人的情况,谭震林批评了内务部,说:“浮肿是不是粮食问题造成的还没有结论。”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顾虑的。我带了两个人去河南,在省里见了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他谈了一些情况,但谈得不多。省里又派了两个人,一共5个人一起去信阳。我们5个人都有顾虑:“彭德怀都挨整了,我们还能说话吗!”到了信阳,地委又派了两个人,一共7人。我们出信阳,经罗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沟里都有没掩埋的尸体。
  我们到了固始,说死了3万多人。杨守绩在省党委校学习,我们就住在杨守绩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早晨起来,在固始县城街上,看到十多个人被五花大绑,用一根绳子穿起来游街,说是被抓的“流窜犯”,实际是逃荒的农民。
  我们到商城,看到还在修水利。县委副书记告诉调查组,商城死了几万人。从商城到新县(将军县),路上看到一个妇女趴在路边不动,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还有气,就把她带到公社,让食堂给点吃的,活过来了。在光山县泼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谈,他们都说家里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山东肥城人,南下干部,他说的死亡人数少。从光山县回到信阳路上,看到一个十六七岁的男青年死在路边,尸体上趴满了苍蝇,天热了,尸体有气味。我们回到信阳地委,找到地委书记路宪文,希望他加强救灾措施。我问路宪文:死这么多人,是不是坏人破坏造成的?路回答说:不可能是坏人破坏。他说饿死人的原因是浮夸,加上吃食堂。如果让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于死这么多人。专员张树藩见到我哭了,我问死了多少人,张说40万。这40万是公安局说的数字。我怕这个数字站不住,我让我带的两个人在监委会上向各县监委书记分头核实各县死亡人数(后来告诉我105万)。我再到确山看一看,又到许昌看一看。在许昌停一天就回到郑州。到郑州核对,也说信阳死了40万。


  在郑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当时毛 也在郑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饿死40万,这是建国以来最重大的事,想找毛 汇报这事。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去。我在郑州参加了毛 接见省干部的活动。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47:20
  吴芝圃让农业书记找我谈。我说,路上还有死人,救灾力度要加强,水利工程要缓一缓。
  我们在河南除调查了信阳以外,还看了其它地方。我认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区一是信阳,第二是南阳,第三是许昌。我们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调查情况写了一个书面报告。中监委还没有上报中央,谭震林就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是书记处书记,是副总理,分管农业的。对这个报告意见不一致,就没法上报。中央监委常务书记刘澜涛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调查。于桑调查的数字是60万。这时才以王从吾的名义写了报告送给刘少奇。刘少奇批示:“发动群众,把形势扭转过来。”刘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着手解决信阳的领导班子。
  1960年10月,我们第二次去信阳。我带了三个人(有中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个人。这次调查的数字是饿死人100万。我从信阳到新乡了解情况,看到原阳也饿死了人。我亲眼看到一个戴皮帽子的人饿死路边。在原阳我接到电话,中央要我回去汇报。我回北京后,安子文听了我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报告。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派人作了调查。11月15日,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也要解决三分之一地区的问题……”毛泽东 的批示,把信阳事件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这样,就把大批基层干部集中起来“集训”。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49:08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将《四名干部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处。10月24日,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26日上午,毛泽东在李富春送的报告中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这四名干部是不是李坚等四人?也许是李坚向我介绍时,大概时间太久,误将李富春错为周恩来;也许是从另一渠道的四名干部送材料给李富春。王从吾、徐子荣1960年12月1日《关于信阳地区封建势力复辟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报复情况的报告》上呈的领导人中,有周恩来、李富春,可见,除了周恩来以外,李富春是过问过信阳事件的。河南省委党校乔培华1990年10月30日上午访问王从吾记录提出了与李坚说的大体相同,是中监委通过安子文向周恩来汇报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排除重重困难,直接到村子里找农民群众了解情况。这才知道问题太严重了,饿死人的数目很大。后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又调查了其他几个县,情况同样严重。通过初步调查,查有实据死人数目70多万。这一情况立即汇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的主要领导,他们感到问题重大,决定当天晚上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信阳的情况,紧接着,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又写了一个关于信阳事件的书面报告,上报周恩来。周恩来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的报告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向毛泽东 谈了信阳事件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紧急会议,通告信阳事件。周恩来在会议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说:“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原来没有一个人汇报,中央不知道。”会议上周恩来决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组,马上深入信阳地区,进一步调查情况,向中央作详细的汇报。由周恩来亲自点将所组成的工作组是高规格的。组长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副组长是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他们率领从三个单位抽出来的几十人前往信阳地区。中央工作组在信阳调查了一个多月,情况比较严重的县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组回到北京后,又给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份正式报告并附有零星报告和随时报告。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安排,调拨大批粮食到信阳以解燃眉之急,同时指示从河南省直属单位抽调了一批干部到信阳工作,帮助当地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和整社整风运动。
  从各种不同的历史资料看,从1960年2月开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门几次派人到信阳作过调查,10月份,毛泽东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泽东是怎样看信阳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4号)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这个文件一再强调“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

  但是,毛泽东这些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文件上批的,我还没有找到。


  中央调查组王从吾、徐子荣给“ 、总理、富春同志并子文同志、中南局陶铸、任重同志并省委”的报告称:“从群众的控诉揭发的事实看,完全证实了 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千真万确的是反革命复辟,是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地主、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


  在甘肃省档案馆我看到了西北局张德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传达资料。
  张德生传达说,毛泽东 1960年10月27日、28日两次谈话,其中谈到信阳问题。毛泽东 说,信阳很多地、富、反、坏篡夺了领导权,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区是大好形势,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势。大不好形势的地区有三种情况:一是地主封建残余钻到我们队伍中来了;第二种是我们的人蜕化变质,如信阳地区9个县委第一书记讨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成为地主的代言人,只有一个没有变;第三种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打人、杀人成性。


  刘少奇也曾在一个报告上批示:信阳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让信阳人民来个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坏和国民党残余为什么能如此猖狂?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过去所说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对象是地主、富农和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这个逻辑,对信阳事件的处理,除了应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补课”。


  实际上,信阳是老区,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彻底。土改以后省委副书记孟飞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阳搞土改复查,结论是肯定的。但是,毛泽东既然这么说了,下面就得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

  于是,在信阳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矛头直指农村基层干部。
作者:石依 时间:2014-01-17 16:49:54
  这年头还用讨论这个问题,自古以来,中国人无论多不好的年份,养活自己没问题的,困难,饿死人在于,粮食都出口换工业用技术设备了,什么人负责,一把手啊。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53:50
  从中央派来大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对信阳事件的看法。
  、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王从吾(中央监委副书记)分别就信阳事件作了重要讲话。
  王任重说:
  这次中央开会,毛泽东 两次谈了关于革命运动的问题。 说,不仅社会主义革命没完成,民主革命也没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还要继续搞革命。虽然上一次 就提出信阳问题是敌我问题,但是认识不深刻。这次 这么一讲,特别是同志们讲了情况以后,认识更深刻了。

  听了 的指示,到光山县看了以后,思想才明确了,确确实实县社都有敌我问题。


  现在看来,目前我们认识上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是不是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地当成了敌我矛盾处理呢?不,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认识上有错误,那就是对明明显显的敌我矛盾认识不足,对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国民党实行资产阶级报复的本质没看清楚。

  国民党残酷烧杀抢掠也不过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红安在10年内战时期被敌人杀了10万人。全县48万人剩下38万,但那是10年搞的。比较起来,光山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残酷的情况如果说不是敌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着群众死亡,硬是扣着口粮不发,明明看到食堂停伙,也不准群众家里冒烟,不准群众挖野菜,不准群众出去逃荒,群众饿得走不动,连个拐棍也不让拄,对待人民不如牛马,任意打骂,一直打到死,连一点人性都没有,这不是敌人是什么?


  要爱人民恨敌人,要领导人民申冤报仇。我看起码要杀他几千,甚至杀他上万。这些人为了保存他们自己,大批杀了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非狠狠地杀他一批不可。
  在这些地方要进行第二次剿匪反霸,进行第二次土改镇反,进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发动群众,打倒敌人搞革命。


  为什么干部队伍烂掉这么多?为什么“五风如此严重?为什么党的政策贯彻不力? 也问过我们,是不是搞了以后还会再犯?我们说,真正采取革命的办法,充分发动群众,搞好了,干部群众觉悟提高了,也许不至于再犯。


  今后怎么办?挑选干部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地主女儿结婚,起码对领导干部要加以控制。


  徐子荣在讲话中说,要把这一仗打好,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战斗。要把民主革命这一课补好,现在已经开始了,作为一个革命来讲,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现在是贯彻下去的问题了。现在看来,信阳问题暴露得差不多了,整个死亡人数还在增加,破坏实在严重,800万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样子。这确实是敌人的大谋杀。信阳从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经历了一场很严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铺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个村庄被毁灭掉了。除了干部及其家属外,群众没有一家一户能幸免,一家死一个两个是轻的,有1900多户死绝了。


  按照当时的思路,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成份不好的人干的。事实上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调查组已有统计:信阳事件中五类分子比劳动群众死亡多),他们在土改、镇反以及各项政治运动中已经下入了十八层地狱,他们不可能干这么大的坏事。作为从事公安工作的徐子荣眼睛还是盯在这些人身上。徐子荣在这次讲话中说,有很多县社钻进来的五类分子、地主恶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动会道门、特务可是不少。应当肯定有的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石绍举有一班人,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闹一气,为了提拔坏人把地主改成富农。徐锡兰也是提拔了一批坏人搞坏事。马龙山问题更大,和香港派来的特务有勾结。分析起来,这个地区土改不彻底。现在专案不少,都要查,信阳已有三五千了。


  王从吾在讲话中说,从信阳和其它地区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证明了毛泽东 的指示,信阳问题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对劳动人中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是阶级敌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办国民党的事,是反革命复辟。信阳地区的党政组织的领导权被坏人夺取了,变质了,基本上烂掉了。

  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初步调查是地主出身,入党后私自改为中农,抗战时期和托派张慕陶有关系。其他5个书记,除一个被打击排斥以外,4个书记对信阳事件都有严重罪责。地委基本上烂掉了。全区18个县市先后任县委书记20人中,初步查出2个当过汉奸,12个蜕化变质,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儿做老婆。这14个人当中70%都有严重问题,现已停职反省。在职6个当中,一个当过伪保长,一个犯过严重错误,另4个待继续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罗山5个县的县委书记共41人,有钻进党内的漏网富农,日伪保安队员、维持会长、三青团、强奸犯4人,蜕化变质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这29人占总数的70%。


  由于对信阳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复辟,因此,在对主要责任人定罪的问题上,中央监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领导人曾经拟定过,在信阳,大县杀800人,小县杀400人,每个大队杀3-5个人,全地区杀上万人。这个方案中央没有批准。最后决定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

  后请示毛泽东,他说:我还没有杀过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最后的判决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判3年徒刑,8个县委书记的处理结果是: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这些人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县委书记被逮捕法办以后,他们的家庭、亲属也受到株连。息县徐锡兰被抓走后,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门,扫地出门。出生不到两个月的儿子,因母亲关押不能带孩子,只好强行断奶,活活饿死。其余三个孩子最大7岁,最小的3岁,沿街要饭达三年之久。光县县委书记马龙山被捕以后,妻子带着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县,到处流浪,以拾菜根、要饭充饥,拾垃圾、卖破烂度日。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被捕后,妻子也抓起来了,三个孩子在家受凌辱,同学们对他们又骂又打。


  当时在民主革命补课的大风暴中,他们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检查。


  路宪文的检查说:“我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去冬今春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大问题上,离开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在一个时期工作方针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

  他说,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抗旱斗争胜利后的农村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秋季产量作了浮夸的估计,把灾年当丰年。高估了粮食产量,多征购了粮食;第二,对农村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在解决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把粮食紧张的一切现象都说成是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因而错误地在全地区范围内开展反瞒产的斗争。第三,我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我在粮食工作中存在着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征购上总想多征购一些,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出了问题有办法,在统销上总想少销一些。


  显然,路宪文的检查和上级对他的定性相差很远。
  当时被认为十恶不赦的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检查中倒是说了一些当时没人敢说的真话。他除了承担一些责任以外,还认为:“这样严重的事件不是发生在一个县或一个公社,而是全区性的,并且普遍而严重。这就足以证明了地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够正确的。”(如果他知道这样严重的事件不仅发生在信阳,而且发生在全国,他敢说中共中央不正确吗?)他在检查中还认为,出现这个事件的原因是“几年来,特别是去冬今春以来,单纯强调所谓国家观点,将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并以此为纲,大反右倾,实行错误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马龙山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真不简单,可能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才豁出来说出这样的话。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55:28
  这些倒霉的县委书记现在大多数已经离开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阳第二干休所找到了风烛残年的石绍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阳的一部分离休的老干部住在这里。走进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着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晒太阳。这就是石绍举。他步履蹣跚地把我们领到家里。这是一座二层小楼,家里摆设简单而杂乱。在一楼的客厅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很大的毛泽东 像。我采访时他已经81岁了,思维不很清楚,但过去的事还记得。


  他说1958年在郑州和毛泽东 一起看戏,看的是穆桂英挂帅。

  “毛泽东 坐在第七排,吴芝圃陪着,我也在第七排,在边上。”

  他把和毛泽东一起看过戏当作终生的荣誉。石绍举是江苏人,1940年参军,七次负伤,1958年前后在淮滨县和固始县都当过县委书记。他老伴张生芝,当年任固始县妇联主任,倒是记忆清晰,表达得也很清楚:


  1960年农历11月7日晚上10点钟,全地区同一个时间捕人,捕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大队和小队干部,食堂管理员、炊事员有的也捕了。固始县就押了3万多。先把他的枪下了,戴上手铐押走了。家抄了,门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训。他是被捕,我是集训。

  集训班四面都架着机枪。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霉了。杨守绩的老婆出身地主,两口子全都抓起来了。他们4个孩子当时都很小,大的七八岁,小的三四岁,父母抓走了,孩子们哭着喊爸喊妈。在固始开万人大会批杨守绩。


  大概是老伴的谈话勾起了他的回忆,石绍举也接上了话荐:
  对我是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过,还是吃干部粮。当时的事不能提,提起来我就睡不着觉。当时不是没有粮食,就是不敢动。看到农民没吃的,我找粮食局副书记周义原,我想借出三五百万斤,等收完了粮食再补上。周义原说,粮食是有,但是吴芝圃书记说过,国库里的粮食一粒不能动,每天进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区里报,一下子拿三五百万斤那怎么行?其实当时早两个月发粮食就不会饿死那么多人。
  谈起饿死人,老太太把话接了过去。她说:
  我奶奶饿死了,我姐姐也饿死了。我姐在息县,是头年11月饿死的。死后放在家里,没有埋。为的是想顶个名额,在食堂领一份吃的。实际上,食堂早就停伙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几个月,眼和脸被老鼠啃得不成样子了。家乡的人饿得没办法跑到我这里来,我不敢留,那时不让农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给点吃的赶紧把他们打发走。

  我是妇联主任,最知道妇女的苦处。那时百分之六十的妇女不来月经,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妇女子宫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太不符合实际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们也逐步放松了。1963年9月到10月间,他们先后从牢里放出来,分别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1978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社会都解冻,又批准他们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还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人世。当他们知道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他们不服气,还不断地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在下面,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路宪文是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较俭朴。在那种体制下死心眼紧跟吴芝圃,在吴芝圃的多次表扬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面几个专说好听的参谋,所以犯了错误。信阳饿死人的问题暴露以后,吴芝圃把责任全推到路宪文身上。他在批判路宪文的会上说:“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过去不认识你路宪文,现在我可认识你了!”下面干部就在省委书记面前求表现,纷纷上去殴打路宪文。原来一直保路宪文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慰屏表态说: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应当立即枪决。
  路宪文在申诉书中一再强调,在信阳发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发生了,信阳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饿死人的情况在全省都发生了,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处理是错误的。1993年,离休已经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文中总结信阳事件发生的原因时说,“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用政治斗争的办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面,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这是一条重要教训。文中还写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因为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马上过共产主义生活。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理权都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所关心,群众对党组织有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了粮食就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会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是产生信阳事件的社会原因。
  我很想见一见路宪文,准备同他深刻谈一次,但是,在电话中,他当律师的女婿说老人身体不好,婉言谢绝。
作者:养只狗叫希特勒 时间:2014-01-17 16:57:38
  刘不死!天理难容!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6:58:11
  二、“潘、杨、王”事件
  路宪文说得对,信阳事件不是孤立的事件。在南阳,在许昌,在商丘以及其它地方,都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只不过信阳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而已。河南问题不是某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而是全省的问题。有人说,没有“潘、杨、王”事件,就没有全省的大饥荒,也就没有信阳事件。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潘、杨、王”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重大政治事件,这就是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之间,十多万人挨整,20多万人受株连,100多人致死。两年以后,又说搞错了,为被整的人平了反。
  多年来,人们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情况不甚清楚。2001年3月到5月间,我三次访问当事人杨珏。从林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杨珏住在王府井西边不远的晨光街10号5-14号。这是一个高级干部住宅区。他虽然已86岁,但思维清晰,他夫人冀雨不时插话补充。为了帮助我弄清历史真相,杨珏还打电话给在山西的王庭栋(在省人大常委主任的职务上离休),王庭栋很快给我寄来了他写的回忆材料。此外,我还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才比较清楚。
  “潘、杨、王”是指河南省委的三位领导人。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潘复生是平原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区政委,杨珏是平原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庭栋是平原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办公厅主任。

  1952年12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张玺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后来当国务院总理的朱熔基这时给他当秘书)。当时正好撤消平原省(其地域划归河南、山东、河北),张玺推荐潘复生到河南接替他的职务。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省任副秘书长。1955年,杨珏调到河南任书记处书记。张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时,吴芝圃是第二书记,吴是河南人。在一般情况下,张玺调走了,吴芝圃很可能接任第一把手。潘复生来了,河南干部中有怨言:“河南就找不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这是批判”潘、杨、王”的人事背景。
  吴芝圃,1906年3月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夏,考入杞县县立甲种农校。在这里,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924年暑假,吴芝圃考入了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班,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他衩组织派遣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听了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等课程,临近毕业的时候,他跟随毛泽东先后到曲江、海丰等地,参观学习阮啸仙、彭湃等领导的农民运动。

  革命战争年代,吴芝圃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对毛泽东崇拜有加。

  他也像毛泽东一样,酷爱古书,下乡时还带上一竹箱线装书随时阅读

  杨珏说,在北京开会时,吴芝圃到琉璃厂花300多元买了一本旧书,非常高兴,一回到宾馆就津津有味地吟诵。下基层时坐着小面包车,还带着一箱古书。路过试验田,有人说:“你看这麦子长得多好,下去看看吧!”他们下去看了赞不绝口,到了地委,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汇报时说今年收成不好,吴芝圃反驳说:“你应当下去看看,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
  1、潘、杨、王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
  为什么要批判这三个人?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在农业合作化的推进速度上,潘、杨、王等认为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后来还有万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两万多人闹事(年前主要是闹社,年后主要是闹粮)。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参与“闹社”的群众近6000人。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中的242个生产队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1957年春节前后,全省开展了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仅商丘地区的民权、永城、夏邑三个县就有1397人被捆绑、吊打、罚跪、游街、大会斗争、管制、扣押,因而致死者9人。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主持了工作。他一上任,就着手纠正他认为工作中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要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即农业税),不计征购任务(即向国家卖“余粮”);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门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讨论后于1957年6月25日公布实行。接着,潘复生先后召开了县委办公室主任会议和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各地区向群众深入宣传这个《宣传要点》,并切实推行这个《宣传要点》。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减少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他看到一些农民蹲在马路边看送公粮的马车,有的低头不语,有的泪流满面。原来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留给农民的口粮多是鲜红薯,一到春季就烂掉很多。他回来后向省委汇报了这一情况,并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这些意见使他们戴上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罪状。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久,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行一个月就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00:01
  2、潘复生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免职
  1957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的五次全会(扩大)第一次批判潘复生的“右倾错误”,认为《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会还批评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 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会议决定立即收回这一文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多次谈到要准备党内分裂,多次提到全国一半省、市、自治区发生分裂、权力斗争,一种是右派反党,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把潘复生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复生、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潘复生是好人犯错误”;“有的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复生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但是,毛泽东还是把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潘复生同志不是闹分裂。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在会外吴芝圃向 邓小平汇报了河南的党内斗争,邓支持说:“真理在你们这一边。”
  在这次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3、“潘、杨、王”的“八大罪状”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就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义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
  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
  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
  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
  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等几个文件);
  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毛泽东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认为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
  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消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芝圃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
  4、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此时杨珏还没有免职)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当时认为,这场运动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刊。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京广、陇海铁路的火车一进入河南境界,从车厢里的广播中就会听揭批“潘、杨、王”的稿件。根据省委布置的任务,全省各地到处都写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剧本。各级党组织层层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传达部署和讨论,并且通过座谈会、算帐对比会、报告会、展览会、广播会广泛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大字报铺天盖地,据省委1958年10月统计,全省共贴出批判“潘、杨、王”的大字报16亿多张(原统计资料如此)。大字报数量如此之多,是因为层层往下布置。不写大字报,就有可能被打成“小潘复生”。在半年时间内,从省委机关到农村生产队,都在批“潘、杨、王”,都在“拔白旗”,谁要有不同看法,或曾经同意《宣传要点》的看法,就成为“白旗”被“拔”掉,成为“小潘杨王”而受批判。而在这场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就会成为“红旗”而受到提拔重用。其实,多数农民是不得不跟着走,有不少人连什么是“潘、杨、王”也搞不清楚,很多农民以为“潘、杨、王”是“潘阎王”,是一个凶恶的人。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九次全体会上,潘复生正患着病,发高烧躺在家里,与会者把他“揪”到会上进行批判斗争,不准他坐,不让喝水,批判者指着鼻子大声斥责,他只能低头认罪不能申辩。批判以后,潘复生拖着病体,走几步蹲下休息一会儿,休息了多次才回到家中。
  潘复生家门口扎了三个稻草人,象征潘、杨、王三个人(这种稻草人在全省很多地方都有)。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还组织小学生从窗户向他们家屋里撒尿、砸石块。潘、杨、王三家的门窗玻璃全被砸烂,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床上地下满是砸进来的石头瓦片。他们除了要写交待、检查材料以外,还在专案人员的看管下,到贴大字报的地方大声念揭、批自己的大字报,念得口干舌燥不给水喝。每天下午都要挨斗,他们站在中间,低着头,批判的人辱骂他,有些人拳打脚踢,往他们脸上吐口水,吐得他们满头满脸。
  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潘复生的夫人赵玉琴是老病号,也拉出来一场一场地批斗,杨珏的夫人冀雨是河南省委委员、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省委领导杨蔚屏多次逼她揭发杨珏,冀雨没有揭发,就一次一次地批斗,也戴上了“严重右倾”的帽子,由正厅级降到副厅级。王庭栋的夫人刚生下孩子两天,被人认出,立即被赶出医院。他们三家的孩子也受到歧视,有的被撤消了学生干部职务,有的被摘掉红领巾,身心受到摧残。王庭栋的儿子患病不准住医院。连杨珏家不识字的保姆也被强令揭发,并动员她离开杨家,这位保姆说:“我走了,五个小孩谁管?”坚持留了下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的驴圈房里,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03:20
  浮夸风是从1958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2亩9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3000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100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10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11178斤,按2.9亩算,平均亩产3854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3530斤上报。第二天(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璜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2亩9分小麦亩产3530斤。
  继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105斤的消息传开之后(这个消息登在《人民日报》6月8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2分队又有2亩9分地总产量达到10238.6斤,平均亩产3530.75斤,比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1425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750斤的3 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2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6人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2亩9分地的小麦长得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120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2亩9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吾、卫星社社长钟德清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过数次丈量,丰产事实完全可靠。
  ……
  方璜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75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3583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璜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2、亩9分小麦亩产达到了3530.75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8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

  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3853斤的经过。

  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7320的卫星。”
  周恩来于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7320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7201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7320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去核实。王秉林回来说是真的。1999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就登了。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04:29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

  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

  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

  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

  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

  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

  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

  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是可信的。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

  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 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表1-1 1957-1961年河南省粮食情况

  项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亿斤)          
  原粮 246 281 217.6 185.9 144.2
  贸易粮 213.91 244.35 189.22 161.65 125.39
  征购(亿斤) 63.89 99.79 67.65 26.58 22.62
  销售(亿斤) 46.27 73.49 73.20 40.28 31.27
  净拥有(亿斤) 196.29 218.05 194.77 175.35 134.04
  总人口(万) 4840 4943 4979 4818 4830
  人均净拥有(斤) 405.56 441.13 391.18 363.95 277.52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1-1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1.15即是)。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1月-12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例如,1958年粮食产量244.35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1958-1959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1958年的秋收与1959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本书其安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217.6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6%,达到99.79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40.84%。1959年征购67.65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5.75%,此外公社还征了5.5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粮食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在全省大搞“以反瞒产私分为中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挨户搜查,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06:24
  4、“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100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万到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7月到9月,每天有3000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并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2万户,7月20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大会,有10万人参加,

  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著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

  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

  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1958年10月20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1958年8月初到10月20日止,被打人员共122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10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1958年3月18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9月12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9月15《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 铁1.8万吨,放了“卫星”。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1958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150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1958年全省基建投入16.04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14.16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8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378000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129万人,职工总数超过1957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1959年4月,在全国一度对1958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80万吨调为22万吨,生铁由150万吨调为80万吨,粮食由500亿公斤调整为325亿公斤,基建投资由18.6亿元调整为13.6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5.14万吨,生铁69万吨,粮食只有97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18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1959年的实情,在12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1960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增长55.7%,粮食270亿公斤,钢铁达到150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

  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1960年2月4日至19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07:53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1959年2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32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1959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7月23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1959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


  四、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1959年农业产值35.55亿元,比1958年下降8.9%,粮食总产量97.45亿公斤,下降22.9%;1960年农业产值再下降11%,粮食产量仅有88.69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74万头)。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5%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1960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吴芝圃在1962年1月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年、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 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


  1959年1月至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2月25日,署名“山东即墨县1220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4.8两(16进位,相当于10进位的3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 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1960年2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1960年3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66%。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2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4月15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1958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后。1958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461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 1958年6月7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6月9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1959年9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1960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11月21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

  1960年头11月22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4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14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11:08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起。

  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岁),于1960年4月19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究竟河南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300万。到20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500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表1-2 河南省历年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年份 年平均人口(万)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1955 4606 30.79 11.75 19.04
  1956 4693 35.85 14.00 21.85
  1957 4787 33.67 11.80 21.87
  1958 4891 33.15 12.69 20.46
  1959 4961 28.06 14.10 13.95
  1960 4898 13.98 39.56 -25.58
  1961 4811 15.25 10.20 5.05
  1962 4872 37.50 8.04 29.46
  1963 4970 45.08 9.43 35.65
  1964 5089 35.84 10.61 25.23
  1965 5170 36.10 8.45 27.65
  1966 36.04 8.24 27.80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2000年,第103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1955,1956,1957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1964,1965,1966年三年出生率之和)/3]/2
  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万人,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11:54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 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 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 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17:53
  三年大饥荒没有造成大规模农民反抗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通常会引发的农民的大反抗,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有的会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从而实现王朝更迭。20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的规模是空前的,死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的,为什么没有引发重大的社会震荡?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历史之谜。
  一、大饥荒年代的社会治安
  在1958-1962年间,由于苛政害民、饥民遍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据陕西省兴平县、宝鸡市和西安市雁塔区三个地方统计,1960年发生的116起“反动标语”和信件中,有50%是针对粮食问题的。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局部地区出现了小规模的骚乱和暴动,边民大量外逃,刑事案件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骚乱和暴动
  骚乱和暴动较多地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原汉族地区相对少一些。这是因为,政府对中原汉族地区的控制比少数地区更为严密,民间没有武器,没有非政府组织;有些少数民族性格骠悍好斗,并有枪支武器,有些地方头人还能够起一定的领导和组织作用。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常出现民族骚乱和暴动。民族骚乱和暴动的原因比较复杂,不全是“大跃进”造成的。但是,不可否认,农业合作化中的过激政策、大跃进中的失误,群众生活太苦,至少是民族骚乱和暴动的重要诱因。对这些骚乱和暴动,政府讳莫如深,报纸上通常不作报道,现将散见在地方志里的一些资料摘录如下,供读者参考。
  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介绍了“丽江小凉山暴乱”、“富宁县瑶族骚乱”、“维西县伏击事件”、“归化寺武装冲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宣威事件”等暴乱。其中“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和“宣威事件”规模最大。这里不再复述。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老馆里,本书作者调阅了几十本1990年代编修的地方志,从中看到了以下记载:
  1958年4月18日,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韩乙奴为首的200余名匪徒,胁迫群众4000多人,率先在青海省循化县发起武装叛乱,随之牧业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反革命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历经五年才得以平息。“从1958年4月到1962年3月,为期5年共进行大小战斗3639次(其中部队作战2811次,地方干部和民兵作战828次),毙敌1.6万人,伤敌4876人,俘获4.68万人次,招降5.88万人次。缴获无座力炮4门、高射机枪4挺和其它大量武器。”
  1958年3月18日晚,甘肃省卓尼县录竹全区发生武装叛,上迭区(今迭部县)扎尕那、北山地区也相继发生叛乱。
  1958年7月,云南省在鹤庆、永胜、宾川三县结合部的四角山发生土匪骚乱。
  1958年8月15日,甘肃省广河、东乡发生大规模的叛乱。“在马国忠等人的策划下,广河、东乡等县相继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呼喊反动口号、捣毁政府、杀害干部、抢劫银行、破坏公路及通信线路等。8月下旬,兰州部队在民兵的协助下,及时平叛,9月中旬叛乱平息。在平叛中,有扩大化问题。”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1958年四川省荣昌县破获“归根堂”、“乾元堂”、“万全党”等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
  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
  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
  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
  1958年12月27日,云南省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发生暴乱。
  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
  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
  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
  1959年4月16,云南省建水县岔科公社白云村发生暴乱。生产队长李万成被杀,夺走民兵枪支14支。4月26日平息。
  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
  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
  1958年,贵州省黔东南州共破获反革命案件24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天柱县的“自由中国民主同盟西南联合反共战斗军”反革命暴乱案、黎平县的中黄农场劳改犯预谋叛国投敌反革命集团案、归养反革命集团预谋暴乱案和岑懂“四一”反革命集团复活预谋暴乱案。四案共逮捕首犯、主犯35名。1959年这个州共破获反革命集团案19起。1960年10月这个州镇远县破获“中国自由民主党”预谋暴乱案。1961年1月,在锦屏、剑河、黎平三县结合部的青山介地区破获“中国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反革命预谋暴乱案。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20:23
  1960年6月,贵州省江口县农民大量饿死。全县不足10万人却饿死了4万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起来暴动。带头人当中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因为他们家里的孩子也饿死了。手无寸铁的农民很快被现代武装的军队平息。曾开仓放粮的县长饮弹自尽。因虚报粮食产量而激起民变的县委书记也投河身死。
  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1961年7月,反革命集团“工农民主党”首犯徐世清盗窃“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50发,在眉山、邛崃、新津等地抢劫粮库和运粮汽车。
  1960年12月20日,甘肃省镇原县屯字公社发生“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
  1960年10月28日,湖南公安厅、株州市公安局和凤凰县公安局在凤凰县的腊尔山、沱江镇抓获以吴求富、龙绍海为首的“中国民主救星党”阴谋暴乱案,抓获40多人。
  1960年12月,云南省宣威发生“反革命暴乱。
  1960年12月,河北省邯郸市破获“新星会”阴谋暴乱案。首犯阎普真(女)利用“疫病”流行的机会,成立武装组织“仁义军”。12月13日阎普真带领95名道徒人企图占领河北省永年县老城。被公安部门全部抓获。
  1961年4月,四川省剑河县公安局破获太拥公社展模管理区反革命集团“中国英雄党”案,首要分子被逮捕法办。1962年8月,剑河县公安局与三穗县公安局配合,捕获涉及剑河县南明、大洋、磻溪、平岑和三穗县瓦寨、顺洞等地的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政司令部”全部成员。
  1961年四川省垫江县在西山虾蟆湾一带破获预谋反革命组织“中国国民革命军”,捕获头目5名。
  1961年7月,吉林省公安部门破获“中国民主党”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赵革东是原怀德县委宣传部长。
  1962年11月10日,云南省南华县沙桥、五街地区发生反革命武装土匪暴乱,11月22日平息。
  1963年,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公社黄草营大队发生反革命武装叛乱。
  四川省阿坝地区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
  1962年云南镇沅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
  在地方志里(特别是各地的“公安志”)这样的记载很多,本书不再一一列举。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里翻阅。
  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并没有政治动机,只是为了填饱肚皮。有些地方官员把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联名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
  边民外逃
  在苛政、饥饿和干部恶劣作风的压迫下,边疆的居民大量外逃。我所掌握的资料中得知,大规模的边民外逃有三处。
  一是西南边界。云南省沿边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8万人 ,从现存材料上看,外逃人员超过了此数。仅德宏州外逃人员就有近6万人。在本书《大饥荒中的云南》一章中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二是广东深圳,从1958年以来就出现了成批的人逃往香港,但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1960年,而是发生在1961年和1962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参与这次偷渡外流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详见本书《岭南风云》一章)
  三是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1962年春夏,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前苏联。
  哄抢粮食
  饥民哄抢粮食的事件很多地方的档案馆有资料记录。哄抢粮食多发生在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饥民哄抢运粮列车。哄抢粮库的情况也有发生。
  张掖地委1961年1月7日晚向省委的报告 说,武威车站自运粮一开始,群众就成群结队地到车站偷粮,1月5日,白天约有五六百人,晚上约有200多名青年人,到车站偷粮、偷煤,共偷去青稞90多包,约18000多斤。驻车站炮兵团警卫战士阻拦不住,有的向战士掷石头,逼迫战士后退。有的喊话说:“你们不敢开枪打我们。”有的一个人纠缠战士,其他人去偷。据了解,当时警卫战士已架起了机枪,以阻拦群众。下午,到车站的群众已增加到1000人左右,县委常委黄进忠,从炮兵团又调两个排。同时,抽了部、局长10多人,到车站附近的生产队了解情况,教育群众,安排社员生活。张掖地委得知情况后立即撤回新调去的两个排战士,不准打骂群众,不准拘留,绝对不准开枪,对远道而来吃不上饭的给他们做饭吃,说服他们回去。这天下午6时张掖地委乔生瑞向省委电话报告说,警卫人员架了一挺机枪,又从炮兵团抽了两个排的战士。
  中共酒泉市委1961年1月11日、14日连续向省委的报告 说,从1月5日到8日,先后三天有400多名群众成群结队地抬上梯子,拿着口袋,手持木棒、刀子、铁铣等到面粉厂抢粮。有的是搭上梯子越过墙去硬要,硬拿,有的在墙上挖洞进去偷,还有一些人在公路上趁天黑拦劫拉粮的皮车,用刀子将装粮的口袋割破,一涌而上,抢到粮就走。5日曾鸣枪驱散,但后两天有人继续抢粮。对鸣枪行为酒泉市委向地委和省委作了检查。
  省委天水工作组和中共天水地委1961年1月23日联向省委的报告 说,最近以来,铁路沿线社会秩序十分混乱,列车被抢被偷事件不断发生,继续蔓延,日益严重,损失非常惊人。北道车站检查组去年12月份检查了进站列车338次,发现有142组列车被盗。另据统计,1960年10月到1961年1月22日,共发生列车被盗事件420次。其中,1961年1月的20天中就发生184次。被盗地区由小到大,由站到线,逐步蔓延发展,偷盗人数由单个发展到三五成群、结伙作案,由小量地偷窃粮食到大宗地见什么偷什么,由黑夜秘密偷盗到白天公开抢夺。
作者:abcd194888 时间:2014-01-17 17:21:32
  终于明白了,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三年大饥荒时,原来是放开肚皮吃饭。把这个国家吃成那样的,早知道如此,58,59年少吃一点多好啊,那绝对不会饿死这么多人。现在中国比那个时代的人多多了,千万记住历史教训绝。对不能又是放开肚皮吃啊。。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22:51
  2月17日,毛泽东在一封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信中,对两广在剿匪和镇反中的“宽大无边”政策,再次提出严厉批评……随着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批准和公布,广东各地,再次掀起镇反高潮,成批镇压反革命分子。并定下指标,在大城市须按0.5‰比例杀,在农村须按1‰比例杀。
  按3月份一个月统计,全省处决反革命分子8039名,超过了解放后至1951年2月的14个月内所处决的总和(5218名)。现在(截至3月份)全省共已处决13257名,关押49281名。
  通过游街、举行宣判大会、街头布告、动员、上门宣讲,以及诗歌、小说、电影等等形式的铺天盖地的宣传,形成全民镇反的高潮。 4月25日,广州市举行了有3万人参加的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当场判处198名反革命分子死刑。会后三天之内,政府收到群众投寄的拥护信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信件,竟多达3万多封。
  3月以后,雷霆万钧,高潮叠涌,各地都有不同规模的公审大会、控诉大会。在报纸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我检举了我的爷爷”,“我不承认他是我的父亲,我要控诉他”,“我的丈夫是特务,现在人民政府枪决了他,我很欢喜”。
  广东的情况不是个别的。朝鲜战争开始以后,为了纠正一些地方对反革命分子处理“过宽”的倾向,根据政务院和最高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东北地区迅速大规模地逮捕了匪特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处决近千人。 广西接到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后,扣押了各类反革命分子8万多人,其中一批人被处决。
  建国初的彻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五十年代中期又进行了多次肃反。在1955-1957年,全国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工厂进行了三次肃反运动。大跃进期间,公安部门还强化了各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农、林基层单位的治安保卫系统,基本达到了“无一死角”。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形势下,中共中央对公安工作发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国“每一个角落都打扫一下”,其具体方法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展开内部肃反和社会镇反运动。大跃进运动展开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江苏省又在全省公私合营工矿企业、手工业合作社等其它基层单位共141万人口中进行第四次肃反。“这一次肃反任务比第一、二、三批的总和要大一倍以上”。由于肃反任务过于繁重,就批判“肃反只能慢慢搞”的右倾保守思想,从而“促进了肃反运动的大跃进”。在这次肃反期间,全省共收到检举材料40多万件,对地富反坏份子普遍地开展了一次审查评议工作。1958年3月,江苏省在镇江、常州召开了各地、市、县的肃反现场会议。6月下旬,南京大学进行“肃反补课”。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第四次肃反进展尤其顺利,江苏全省“搜出各种反动证件三万一千余件”,给一些“翘尾巴”的地富反坏份子重新戴上帽子。在强大的国家威权的震慑下,全省有25000 名“反、坏份子”投案自首,或补充交代了问题。到了1958年11月,又在大跃进期间新建、扩建单位共77万人中继续开展肃反运动,直到1959年第三季度才结束。经过这次肃反运动,实现了“三见底”:“反革命组织见底,外来人口、长期外出回归人员政治情况见底,现行破坏事故见底。”大跃进期间,公安力量的地位得到明显的突出。1959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基层的领导,南京各公安派出所支部与街道支部合并为街道党委,多数党委书记由原派出所长担任,公安部门与所辖地段的所有单位建立了经常的工作联系,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已全面渗入到每一个角落。
  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运动,使社会反抗力量大为削弱,没有人敢当反抗的带头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的一份报告分析说:“由于几年来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上各级政治机关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抓紧了打击现行、挖掘残余、大搞改造、加强预防等工作,给敌人连续不断的沉重打击。所有这些,促使全省敌我斗争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比过去更少、更弱和更加分化孤立了。”

  2、利用专政工具连续严厉打击
  大跃进以来,专政机关也对专政工作实行了大跃进,任何反政府的言论和行为以及犯罪嫌疑都被及时发现和严厉打击。1958年6月24日到8月16日,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肃反斗争进行了总结,还作出了《关于彻底肃清山区、结合部、水上、落后地区漏网外逃反革命分子和流窜犯的决议》,加强了肃反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清理力度。根据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的决议,各省纷纷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59年6月,吉林省共挖出残余反革命分子9058名,反动会道门骨干943名;捉住流窜犯677名。还揭发出隐瞒成份逃避管制、改造的地富分子4959名。此外,还清查出嫌疑分子11145名。战役中收到群众检举揭发材料26839件,其中有价值的16538件。在群众压力和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有2232名反革命、流窜犯投案自首。1960年7月,吉林省将“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区”的批捕人犯的权限下放到县委和省、地委工作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打击力度 。据本书作者党握的资料,吉林的情况具有普遍性。1958-1960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 1958-19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5813人, 在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分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劳动教养702人,被打击的坏分子大约占总人口0.7%。 这些被打击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冤假错案。
  除了常规打击以外,各地还集中组织力量,进行突击性的打击。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统一部署,1961年12月13日到19日,吉林省在城市、铁路沿线的集镇,集中力量统一领导,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对盗窃和投机倒把活动,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围剿。这次行动,全省组织了2万多名干部参加,检查了12487个重点场所和部位。全省共发现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和可疑、嫌疑分子共9905名,其中集中审查8733名,拘留审查1172名。清查处理了7713名。其中逮捕了39名,劳动教养79名,强制劳动143名,行政拘留315名。其它属一般问题,转交有关部门或经过批评教育后放回。由于广泛发群众,群众检举各种犯罪线索1万多件,扭送违法犯罪分子52名。在强大的声势下,7天中坦白自首的盗窃、投机倒把、走私分子2000多名,坦白出来的集团有21个。 1961年四川崇庆县开展了7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909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造成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12起。
  为了防止敌捕乱杀,有的省对捕人、杀人有控制数字。但是,1960年,感到原定的捕人、杀人的指标不够。如,1960年吉林省捕人的控制数为5000人,杀人控制数字为80人。到6月底,全省已捕2575人(其中,反革命分子714人,其它犯罪分子1861人)占控制数字的51.5%;杀53人,占控制数字的66.25%。吉林省政法委党组给省委的报告说:“据目前情况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深入,特别是改造落后地区、三反运动和城市调查摸底工作的全面展开,必然会有许多敌人被揭发暴露出来,捕人、杀人也就会相应地增多……为了争取主动,领导心中有数,必须将捕人、杀人的控制数加以调整。我们的意见是,捕人控制数由5000人增加到6500-7000人;杀人控制数由80人增加到160人。” 吉林是一个饥荒不算严重的省份,杀人的指标成倍突破,一些饥荒严重的省份,捕人、杀人就更多一些。
  除了加强打击以外,大跃进一开始,各地基层政权对“敌对势力”加强了控制。《垫江县志》记载:“从1959年起,采取由党员、团员、民兵、治保员组成‘包夹小组’,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监管起来;实行一月一训话、季度一考评、年终总评的制度。根据表现好坏,摘‘帽子’或戴上‘帽子’,由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予以宣布。” 四川省垫江县的作法具有普遍性。

作者:1997回归之夜 时间:2014-01-17 17:24:03
  3、严密的组织、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食品供应
  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严密组织。1958年“大跃进”时,中国共产党有1500万党员。在“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约束下,所有的党员都必须听从党的意志,并带动和监督他周围的群众执行党的意志。党组织的控制深入到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车间、每一所学校、每一家商店,每一个连队。共产党还领导着共青团、工会、妇联、少年先锋队等“群众组织”,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共产党所控制的组织里面工作、学习和生活。每一个人都只能从组织里得到生活资料,只能从组织那里得到信息。每一个人的行为和思想都受到组织的控制。很少有人发表与政府不一致的言论,反政府是极其个别的极端行为。

  流民失控最容易造成社会动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注意减少流民、控制流民。自1953年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供应。而这些票证只能在居住所在地领取。1958年1 月,国务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由公安部门主管全国公民的户口登记工作。各级公安部门将加强户口管理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户口的控制,公安部门对每一个居民的情况了如指掌。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它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拿证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以外,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由于把农民紧紧捆在土地上,社会上基本没有流民。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1961年11月2日,吉林省政法工作负责人徐守身在省委召开的整顿城市治安秩序的电话会议上讲话 说:最近中央公安部、内务部召开了会议,研究了收容自流人口和整顿城市的治安秩序问题。因此,吉林省8个市在11月都要行动起来,到年底要求见效,到春节要求见大效。为了实现这个要求,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坚决制止流动人口。首先要堵住外流的口子,教育农民不要外流。第二是铁路要卡紧,火车上要严格执行凭票上车、凭票就餐制度。凡是流入城市、铁路沿线的流动人口,一律收容起来,有一个收一个。有家可归、自己愿意回去的,就遣送回乡;实在不愿意走或有困难的,也可以安置到农村。对遣送不归或假籍贯的人,要集中劳动,边劳动,边审查,边教育,边处理。
  二是认真解决城市闲散人口。经过整顿以后,户口工作要加强起来。城市户籍警一般只管500户,力量不足的要补充。户籍警按干部待遇,并且不得轻易调动。对旅店、饭店、澡堂等复杂场所控制要严,防止坏人混入。立即停止对外售票的舞厅。
  三是加强交通要道的治安工作。此外,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要整顿内部秩序,加强纪律,建立制度,堵塞漏洞。
  徐守身还说,要有计划地大张旗鼓地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中央公安部指示,各个大城市都要选择典型案件杀几个,中等城市、农村也要杀一点。杀人要开万人大会,会上要有市长讲话,当场宣判,立即执行,张贴布告,做到家喻户晓,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那时,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新生政权得到人民的信赖,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把大家引向美好的共产主义,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

  所有报刊,所有会议,所有的课堂和讲坛,都千篇一律地宣传政府的声音,发布对政府有利的信息。党支部、共青团、民兵、妇联、工会、学校,都向群众灌输中共中央的意志,抵制和消灭一切与中央声音不一致的“杂音”。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一切文化教育,都集中地朝一个方向影响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全国上下,真正做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
  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谁要否定“九个指头”,谁就是否定“三面红旗”。用空洞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淡化人们实实在在的饥饿,压制人们对饥饿的不满。

作者:rjzd9999 时间:2014-01-17 21:52:17
  @一针见血一 202楼 2014-01-15 17:51:32
  反毛右派非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可是你看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发生前,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要求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
  -----------------------------
  你是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的信徒:谣言重复三次就成为真理。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7 22:22:43
  @一针见血一 202楼 2014-01-15 17:51:32
  反毛右派非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可是你看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发生前,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要求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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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zd9999 291楼 2014-01-17 21:52:17
  你是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的信徒:谣言重复三次就成为真理。
  -----------------------------
  脑残了不是。
  我这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的原话,何来“谣言”一说?如果我说的是“谣言”,你只管用事实来揭穿好了。
  估计你办不到!蠢货。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7 22:26:52
  @世事如棋2011 247楼 2014-01-17 08:07:04
  作者:霜晨月007 时间:2014-01-16 22:13:36
  看来你的语文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就是你在诡辩,刘彭说的150到200元的消费水平是指一年还是一个月上面没写,如果是指一个月的话那毛后面说照刘彭的意思是十八年建成大有希望是趁穷之势来过渡就显得莫名其妙了。算了,你孤芳自赏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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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150-200元认为是年工资,否则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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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晨月007 288楼 2014-01-17 19:37:23
  刘彭说的150到200的消费水平是包括非劳动力还是特指劳动力呢?能看出不包括非劳动力吗?
  如果是150到200一个月的话那毛还会说他们这是认为要趁穷之势来过渡有利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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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霜晨月007,你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理他。这段对话的意思表达让小孩子听都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听不懂?他是心歪了,脑子不正常,别理他。
作者:rjzd9999 时间:2014-01-17 22:56:22
  @一针见血一 202楼 2014-01-15 17:51:32
  反毛右派非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可是你看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发生前,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要求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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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zd9999 291楼 2014-01-17 21:52:17
  你是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的信徒:谣言重复三次就成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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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见血一 292楼 2014-01-17 22:22:43
  脑残了不是。
  我这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的原话,何来“谣言”一说?如果我说的是“谣言”,你只管用事实来揭穿好了。
  估计你办不到!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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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骂人了?骂就是无赖,无能,失败的表现。有点风度不行吗?别以为我不会骂。我只是不愿意降低自己身份而已。
  你的那句话重复多少次了?站的住脚吗?你自己说了,那个报告是农业部党组打的。邓小平管的书记处批准的,刘少奇又管党中央。所以责任就该刘,邓负。那谁管刘,邓呢?其实那个人自己都承认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91页)。他自己承认,全社会共识,你还要替他洗白,能洗白吗?!
楼主一针见血一 时间:2014-01-17 23:03:41
  @一针见血一 202楼 2014-01-15 17:51:32
  反毛右派非要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可是你看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就要发生前,向全党发出的号召是什么?
  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要求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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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zd9999 291楼 2014-01-17 21:52:17
  你是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的信徒:谣言重复三次就成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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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见血一 292楼 2014-01-17 22:22:43
  脑残了不是。
  我这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的原话,何来“谣言”一说?如果我说的是“谣言”,你只管用事实来揭穿好了。
  估计你办不到!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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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jzd9999 295楼 2014-01-17 22:56:22
  怎么骂人了?骂就是无赖,无能,失败的表现。有点风度不行吗?别以为我不会骂。我只是不愿意降低自己身份而已。
  你的那句话重复多少次了?站的住脚吗?你自己说了,那个报告是农业部党组打的。邓小平管的书记处批准的,刘少奇又管党中央。所以责任就该刘,邓负。那谁管刘,邓呢?其实那个人自己都承认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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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在北京开会期间,给毛 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五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
  。。。。。。

  【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 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 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 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 的信是歪曲 写这封信的意图。把 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 注意了解。】

  ----是哪些人在抵制毛泽东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努力?
  刘少奇直到1960年6月才在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工作中发生了较多的问题,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问题,等等。”

  刘少奇这时还认为是1960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工作中发生了较多的问题”,根本没有意识到是从1958年末和1959年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毛泽东的提醒和号召在一年半以前就已经发出,刘少奇和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全当没听见!

  难道还能够说三年困难时期的直接责任是毛泽东的?!

  事后毛泽东还主动承担责任,承认错误。足见毛泽东的大度和担当!

  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中昏天黑地的搞到1960年6月三年困难时期最严重的时候,才发现出了问题。为时晚矣!
  一转身,刘少奇就把自己变成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英雄。做人怎么可以这样?
作者:世事如棋2011 时间:2014-01-17 23:47:46
  举报 回复 作者:霜晨月007 时间:2014-01-17 19:56:14   @世事如棋2011 246楼 2014-01-17 01:06:32
  谁说他们谈话有关收入不顾及时间单位?你的知识少又怪得谁 ?
  在谈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苏联生活水平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
  大跃进的基本情况你都都晕晕昏昏就奋力辩论,只要去研究一下大跃进时公社收入,“一块钱的共产主义”,就是每个月一块钱工资,徐水的二、三元也是月工资。一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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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找到毛那次讲话前面的一段话,刘彭的讲话是毛那次讲话中的插话。你再诡辩的话就自己一个人去自得其乐吧!

  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
  =================================================================
  这里说的是人平,不是劳平。当年是6亿人,说到5亿就是农民大小老嫩平均,如果粗算,一劳养1.5无劳,则劳力年收入就有200元。
  这里我怎看也不明白:“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这工人是产业工人是否含第二、三产业工人,还是各行业领工资的人?这家属指工人家里人?是家里有劳动力的人?还是家里有领工资的人(因大量工人的家在农村),
  “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你说这里是月工资还是年工资?我看似月工资,这里不用年薪来表述。但河南用的是人平还是劳平?同样需要人去猜。
作者:世事如棋2011 时间:2014-01-18 08:39:24
  举报 回复 作者:霜晨月007 时间:2014-01-17 19:56:14   
  特意找到毛那次讲话前面的一段话,刘彭的讲话是毛那次讲话中的插话。你再诡辩的话就自己一个人去自得其乐吧!
  =============================================================================
  你不同意刘彭150-200元是农民劳力的月薪,我不认为是农民劳力的年薪。剩下还有一种可能是农村人平收入。以劳力与无劳之比是1:1.5-2推算,农民劳平年薪是375-600元。此数正是国内商贸系统工人的收入。当年有这种收入的家庭在国内是“富”之列。
  在当年,工人家庭收入不能说是绝对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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