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24:00 点击:375562 回复:2832
脱水 打赏 看楼主 设置

字体:

边距:

背景:

还原:

上页 1 2 3 428 下页  到页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窦应泰


  引子

  1984年10月15日清早,两个骑自行车的华裔青年人,沿着美国旧金山通往大理市郊的一条幽静小路飞快地驶来。显而易见,这两个陌生人早已多次来此探路,并已选准了目标。现在他们终于轻车熟路地驶进一片临靠大海的高级住宅区。附近悄无人迹,两个青年人忽然丢掉了自行车,然后悄无声息地蹑足潜进一座静悄悄的大院。这时,他们发现车库的门恰好没有上锁,于是两人便迅速地隐身于此。不久,两个青年人就发现从那幢灰色的洋房里走出一个中年人来,只见他穿着银灰色的西装,举止潇洒,极像一位斯文的学者。
  两个陌生人迅速从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当他们确认来者就是他们多日寻觅的行刺对象时,两支乌黑的枪口悄然举起,几乎同时在黑暗中瞄准了来人。随着一阵猝不及防的枪声骤起,那位学者惨叫一声,就蓦然扑倒在血泊之中。紧随他从楼上走下来的,是一位穿雪白毛衣的女士,她就是死者的妻子崔蓉芝。正是由于她的连声呼叫,刺客们才慌忙逃走!
  那位倒在汽车库门前的遇害者,就是著名旅美华裔作家江南(刘宜良)!


  搜捕漏网之鱼

  作家江南在美国遇刺后,世界舆论哗然,万众声讨“竹联帮”刺客赴美行刺江南的暴行。在美华裔人士和江南生前亲友,很快组成了一个“江南事件委员会”,这个自发组成的委员会的行动宗旨是:一要尽快筹备江南追思会;二是公开在美国悬赏二万美元追缉凶手;三是敦促美国参众两院和联邦调查局介入江南案的侦查破案工作。鉴于在美华裔人士强大的舆论压力,白宫始由三缄其口的消极应付,转为积极的追查和追捕。
  11月13日,台湾当局迫于美国的压力,在台北逮捕了参与行刺江南的“竹联帮”成员陈启礼和吴敦。与此同时,在美国,众议员汤姆·蓝托斯向里根政府正式致函要求引渡上述案犯到美国受审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江南案调查小组”,也加紧了在美国本土追捕“竹联帮”余孽及跨国通缉在逃案犯的步伐。
  首先进入美国联邦调查局视野的是:10月15日亲自进入江南住宅车库,向江南连射两枪的“竹联帮”杀手董桂森!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在台湾公布的落网案犯名单中,惟独不见董桂森其人!莫非他仍然留在风声鹤唳的台湾岛吗?
  1984年12月,四季如春的台北忽然刮起了寒冷的飓风。
  直接参与刺杀作家江南的“竹联帮”杀手董桂森,此时在台北早已陷入无处藏身的危境。自从“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和吴敦接连被捕后,隐藏在台北郊区的董桂森已经感到严重的威胁,大批军警日夜在他家里和门前蹲坑守候,在冥冥之中似乎已经撒开了一张天网,随时都准备将他捕获。事实上,董桂森早在美国加州行刺江南时起,就已经预见到有一天台湾当局会翻脸无情,同时他也意识到台湾情报局是在利用“竹联帮”之手为他们除去心头之患。董桂森当初之所以同意随陈启礼前去旧金山大理市行刺江南,完全是出于报答“竹联帮”头目陈启礼平时对自己的知遇之恩。行刺得手以后,陈启礼急于返回台湾向情报局复命之际,董桂森就多次劝阻行程匆匆的陈启礼,因为他感到回台湾肯定凶多吉少,甚至有事败之后当情报局替罪羊之虞。吴敦也认为董桂森的劝阻不无道理,两个杀人凶手都力劝陈启礼千万不要马上返回台湾。然而,陈启礼那时已经被行刺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他甚至还以为给台湾情报局除掉了江南,是立下了大功,岂有不回台请功之理?董桂森当然拗不过陈启礼,所以,争到最后他和吴敦只好同意了陈启礼的主张。
  然而,就在董桂森追随陈启礼、吴敦逃出了加州,经休斯敦和日本东京返回台北后,他当初的担心和不祥预感竟然都变成了严峻现实。
  台湾当局因为受不了美国的压力忽然变了脸孔,军警不但在台北到处搜捕陈启礼、吴敦和董桂森,甚至情报局局长汪希苓、胡敏仪等高级特务也都随时会陷入危险的困境。当董桂森发现他们已经成了台湾当局自保的替罪羊时,他多次劝陈启礼和吴敦躲藏起来,可是陈启礼却说:“当局不会无情无义,因为我们是为他们卖命才杀人的。”
  此时,董桂森暗暗加了一个小心,他自己躲藏了起来。几天后果然传来陈启礼和吴敦入狱的消息,董桂森在暗自庆幸的同时,也在心里打定了前往国外再设法搭救陈启礼的念头。当时他感到自己唯一的逃生之路就是尽快飞往菲律宾,然后再从那里逃往美国。因为他知道在美国还保留着一盘绝密录音带,那是他和陈启礼从美国逃台之前,在他的怂恿之下,陈启礼为防备台湾当局最后杀人灭口才不得不录下的证据,录音带中录有台湾情报局收买和授意“竹联帮”赴美杀害江南的全部秘密,他只要去美国公布陈启礼的这盘录音带,那就可以营救已经落入监狱里的陈启礼和吴敦。
  腥风血雨,军警林立。董桂森发现台湾各地到处都是追捕他的特务的身影,在这随时都可能落入法网的危险时刻,董桂森在台湾几乎无处藏身了,他又怎么可能逃到菲律宾去呢?他的出国护照又如何办得了?即便有护照又怎么能逃出布满军警的海关和机场?
  董桂森毕竟是一个有头脑的人,他在困境中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她就是后来让他死里逃生的卓碧如。这是一个神通广大的女人,生得漂亮而端庄,虽然已经徐娘半老,可是这女人在台湾上下却有着一个任她周旋驰骋的人际市场,许多国民党高官都惧怕这个能说会道的女强人。走投无路的董桂森知道他如果想逃出风声鹤唳的台湾,就只能求拜在卓碧如的门下了。
  董桂森完全没有想到,就在他想逃走的这几天中,台湾报纸几乎每天都刊载有关董桂森在美国杀人的消息和警方到处悬赏他的通缉令。尤其是美国华裔人士在江南遇害不久成立的“江南事件调查委员会”,此时紧紧逼迫台湾交出杀害江南的凶手。这对于无处安身的董桂森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他见到台湾报纸上刊载了这个民间自发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发来的悬赏缉拿凶手启事:“凡提供有关杀害江南被刺线索与在逃者董桂森踪迹的人员,而至捕获凶徒绳之以法者,本会备妥美金二万奉酬,并负责保守秘密。报案者,请拨如下电话……”
  董桂森自知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美国虽也危险,但他认为前往那里总比留在台湾好些。于是他几次给卓碧如打去求救的电话,卓碧如听到董桂森是想经菲律宾前往美国后,竟然爽快地一口应允下来。卓碧如说:“没问题,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只是你要出点血了,40万台币不能少,因为我上上下下也要打点。不然,你在这时候是出不了台湾的。”
  董桂森知道卓碧如的厉害,她在这种时候要价太高,也在情理之中。尽管身边钱款有限,然而为了逃一条活命,董桂森也就顾不得讨价还价。在等候卓碧如为他办理护照期间,董桂森如同一只惊弓之鸟,连旅馆也不敢住了,因为军警不知何时就会搜查旅馆。万般无奈,董桂森只能隐藏在郊区野地和破旧的废墟之中。白天他藏在一片甘蔗地里,只要偶见一个人影,董桂森就会吓出一身汗;到了夜里,他就跑到马路边上的水泥涵洞里栖身。在小小台湾如果到处撒网追捕一个在逃的人犯,不用很长时间他肯定会落网,因此,董桂森恨不得马上飞出台湾。度日如年的三天后,董桂森正在忧心如焚的时候忽然接到卓碧如派人送来的信息:“事情已经办妥,12月30日就可以启程了!”

楼主发言:1709次 发图:1张 | 更多
举报 | | 楼主 | 点赞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25:06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逃出台湾

  董桂森顿感绝处逢生,全台湾都在到处布控设网,卓碧如居然敢冒险救他出境,40万台币就显得无足轻重了。12月30日上午10时,是董桂森和卓碧如在台北桃园机场会面并登机的时间。当时董桂森已在台北潜伏了20多天,他认真地屈指算来,这一天又恰好是行刺江南逃回台湾后整一个月。为防止被守候在机场内外的军警宪特们认出来,董桂森出门前还做了简单的化装,他戴上了一副大墨镜,唇上又加了一绺假胡须。
  “小董,请快跟我来。”董桂森警惕地左右环视,胆战心惊,每一步都如履薄冰。他刚刚走进候机大厅,忽听有人叫他,顿时吓了一跳,原来是打扮入时的卓碧如。她把董桂森带到一处无人角落,小心地交给他一张蓝色特别通行证,悄声叮嘱说:“这是台湾‘立法委员’进入机场时才可以佩带的证件。你马上把它戴在胸前,注意,千万要镇定,还要表现出‘立委’趾高气扬的气势,这样,你才可以不受任何人的盘问和检查。因为这证件就是特权的象征,所以,你什么也不要怕,进门时你只要看我的眼色行事就行了。”
  尽管董桂森知道自己的化装瞒过了军警却逃不过她的眼睛,这位标致的女人确实能力非凡,可是当他望着在候机大厅里到处巡查的军警时,心里还是难免有几分紧张。因为当时的形势已到全城鸡飞狗跳的地步,万一有人在候机大厅里发现他的行迹,他董桂森马上就会前功尽弃,落入警方手中。
  “不要慌,我已经为你出境作好了一切安排。”听着卓碧如的叮嘱,董桂森心绪稍安。不久,他就看见候机大厅里的人忽然多了起来,卓碧如见董桂森已经将胸章悄悄佩好,于是便给他递了个眼神。董桂森不敢多问,急忙随着雍荣华贵的卓碧如快步向贵宾厅方向走去,到了贵宾厅他才发现,原来已有十几个准备登机的贵宾,都等候在这间宽敞明亮的大厅中。董桂森不敢与那些西装革履的高官们打招呼,因为这些男男女女显然与他不是同一阶层,不过,他发现几乎所有人的胸前都佩带着与他相同的证章。就在董桂森担心被人认出的时候,卓碧如已在招呼沙发上那些客人了:“诸位请吧,登机的时间到了。”大家显然都与卓碧如十分熟稔,都称呼她卓大姐,亲亲昵昵地簇拥着她向厅外走去。董桂森小心地跻身在华服飘逸的男女贵宾中间,有意挺胸走进了桃园机场的停机坪。虽然门前有一批军警在警惕地巡视,可是他们对这些大摇大摆走进机场的特殊人物竟视而不见。在登机口处,董桂森心里仍然紧张万分,毕竟这是最重要的一关,如果他真能跨过这一步,自由就将伴随他;反之,如果他在这里被警察们发现,就会功亏一篑,和陈启礼、吴敦一样,被台湾警方无情地押进监狱,甚至会被杀头。董桂森胸前佩着特别通行证,心里却仍然发虚,还因为他明白直到这时,自己手里仍然没有得到机票和护照,而这两种东西在登机时万一不在自己手上,那么,即便他可以顺利登上飞机,到达菲律宾以后也无法走出机场。
  “别慌。小董,你慌什么?所有一切我都替你计划好了。”卓碧如显然对保护通缉者出境的生意轻车熟路,她见董桂森把不安的眼神投向自己,急忙对他点了点头。这时候,董桂森才发现另一批人也同时向这里走来了。原来他们都是一些事前办好了出境手续的特殊客人,而卓碧如刚才率领的那些佩带特殊通行证的贵宾们,则是前往停机坪为这些客人送行的。就因为董桂森没有机票和护照,所以,卓碧如才不得不让他先扮演一个送行者的角色。过了登机口,卓碧如忽然巧妙地实施了掉包计,董桂森也不知她究竟是从哪一位登机旅客的手中忽然得到一张登机证,然后悄悄塞进了董桂森手中。当她把这一切都做好后,卓碧如又将董桂森胸前的通行证悄悄取下,随手就戴在另一位女人的胸前。这一切都在几秒钟内就做好了,让董桂森不能不从心里敬佩漂亮秀美的卓碧如胆大心细,料事如神。
  就在董桂森又为登机后的处境焦虑的时候,卓碧如竟将一包证件塞给他。当董桂森顺利通过舷梯走进机舱的一刹那,他发现卓碧如已经从容地随着那些送机的贵宾们向出口走去了。他远远看见卓碧如回首向自己投来的目光,那是一种胜券在握的眼神,董桂森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当波音飞机缓缓升空的一刹那,董桂森为自己的死里逃生深深感到庆幸的同时,不禁又为正在台湾监狱中监押的陈启礼和吴敦的命运忧虑。董桂森越想越憎恨台湾当局的翻脸无情,当初为了谋杀在美国的作家江南他们百般许愿,而今天当他和陈启礼、吴敦受命杀害了与自己毫无仇恨的江南时,一回台湾就遭遇自己人逮自己人的可怕悲剧。
  董桂森痛恨台湾情报局,同时他也痛恨“竹联帮”的首领陈启礼。他痛恨台湾情报局是因为他们愚弄和利用了他们,他痛恨陈启礼是因为这个帮首只有向官方投靠的功利意识而没有深谋远虑。因为董桂森作案后才发现作家江南在美国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案发次日加州的所有英、华文报纸都大登特登江南遇害的新闻。美国警方也对此案高度关注。就连陈启礼也没有想到杀死一个华裔作家,美国政府竟会如此重视。当董桂森看到美国各大媒体纷纷大肆炒作江南命案的时候,就对陈启礼悄悄告诫说:“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回台湾,回去后小心被当局当了替罪羊,因为台湾当局历来是最怕美国的。如果美国要他们缉凶,台湾当局能拒绝吗?到那时我们就是当局必须逮捕的人!”
  可是,尽管董桂森分析得头头是道,陈启礼始终不相信台湾情报局会过河拆桥,出卖他们这些替当局卖命的人。那时,董桂森本想留在美国,怎奈陈启礼毕竟是“竹联帮”的大哥,有他一句话,他和吴敦岂能单独留在美国?他们乘机返回台湾的当天,就发现机场到处都是搜捕他们的警察,幸好当时有情报局处长陈虎门接机,用汽车掩护把他们三人送出了戒备森严的机场。董桂森因为警惕性高,才幸免于难,如今只有他一个参与杀害江南的凶手逃出来了。
  当他为自己的侥幸高兴的时候,董桂森忽然想起登机前卓碧如塞给自己的证件。他小心打开一看,不禁惊出一身冷汗。原来几份证件除机票可用外,其他都有危险。特别是那本菲律宾护照,原来竟然是卓碧如本人的!上面的照片一看就是个女人,这又如何能逃过菲律宾机场安检人员的眼睛!董桂森刚刚放下的心又紧张起来,担心飞机落地时将要发生危险。
  令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卓碧如心细如发,做事讲信用,早就为他安全到达菲律宾作好了准备。当他刚刚到达马尼拉机场时,早就有人在机场通行口恭候他。原来,卓碧如事前买通了当地移民局官员亲自到机场接机。
我要评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26:48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杀手追到马尼拉

  马尼拉之夜,灯火簇簇。
  董桂森当夜就投宿在一位华侨开设的宾馆里。住在这里等候卓碧如几天后来此专为他办理菲律宾的护照,然后他再持这份护照前往美国。这位华侨告诉董桂森,卓碧如这样做,是因为她在菲国有许多人际关系,她本人同时拥有几本来往于东南亚各国的护照。因此,卓碧如从台湾来菲律宾可谓如履平地,她是暂时让董桂森持自己的护照先行逃离台湾,然后她再择机飞往菲律宾,专来为他办理护照并换回自己的护照。直到此时此刻,董桂森才感到可以舒口气了。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到达马尼拉的翌日,当地华文报纸就开始刊载江南命案的新闻。特别令他心惊肉跳的是,报上还刊载了台湾当局的一道缉凶通令,董桂森的照片被赫然刊登在各报的醒目位置。这位开旅馆的华侨发现后吓得魂不附体,接连两次来劝董桂森马上搬出他的旅馆。他再三解释万一菲律宾警察发现自己的旅馆中藏着台湾当局通缉的杀人要犯,就会殃及他的生意,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可是,董桂森当时在菲律宾已经无路可走了,由于他从台湾来前交了一大笔钱给卓碧如,所以,现在身上所带经费非常有限。如果一定要他搬出这位华侨的旅馆,董桂森也许还要重蹈在台湾四处躲藏的厄运。而且,马尼拉毕竟与台北不同,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藏身之处,加之语言障碍,弄不好他很可能落入菲律宾警方的法网。想到自江南案后到处躲藏逃亡的千难万险,董桂森心里更加憎恨台湾当局。
  万幸的是,1月16日,卓碧如如约飞到了马尼拉。她果然恪守信用。董桂森在这关键的时刻再次见到她,心中顿时升起兴奋的希冀,同时也再次感到失望。原来卓碧如仍不能马上给他办一本可以逃出菲律宾的护照。卓碧如告诉董桂森说:“本来按着既往的规则,我完全可以在马尼拉顺利弄到你的护照,可是由于台湾公布了对你的通缉令,现在马上就在这里弄到你的护照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通缉令上有你的照片,满街到处张贴,谁敢给你办护照呢?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说话算数的人。绝不会收了你的钱弄不到护照,只是你要给我一点时间才行。”
  因为有卓碧如的精心安排,董桂森再次被安全转移到一家位于马尼拉近郊的旅店。这里的店主也是卓碧如的朋友,而且由于旅店地处郊区,警察稀少,所以,董桂森隐居在此安全得多。
  “小董,有我在这里,你什么也不要怕,因为我在这里的朋友多,即使菲律宾警方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卓碧如既好客又热情,她在菲律宾逗留的日子里,每天都设法为尽快搞到董桂森的护照到处奔波,这让困境中的董桂森十分感动。卓碧如甚至还亲自在酒店设宴为董桂森压惊。看到卓碧如这样胸有成竹,这样讲义气,董桂森悬着的心开始放下了。
  不过,就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让董桂森感到后怕的事。这天,卓碧如正在马尼拉香格里拉饭店翠花楼雅座宴请他,席间,两人正在谈着如何尽快拿到护照前往美国的事情,不料厅外忽然闪进一个人来。董桂森认出来客竟是他从前在台湾黑道上结识的友人刘焕荣。
  原来,有一次台湾警方在追捕刘焕荣的时候,是董桂森冒险救了他一命。也许就因为这件往事,让他和刘焕荣意外在马尼拉的大酒店里邂逅时,彼此忽然就有了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卓碧如见两人谈得投机,便识趣地提前告辞了。当雅座里只剩刘焕荣和董桂森两人的时候,刘焕荣忽然神情紧张地对他说:“你必须马上离开马尼拉,而且现在你就必须离开这家酒店,因为有人已经发现了你。”
  “谁发现了我?是台湾来的警察吗?”董桂森立刻变得紧张起来,他蓦然意识到台湾当局一定是闻风而至,追捕到马尼拉了。可是他绝没想到这时雅座的门帘一撩,几个陌生的人影突然闪了进来,他心里一惊,仔细一看原来并不是台湾警察,而是几位从前在台湾时就相熟的黑道朋友。为首的高个子名叫刘伟民,他身后紧跟着三个小马仔,一个姓赵,另一个叫章名煌,还有一个叫齐瑞生的人。董桂森从前在“竹联帮”混事时,在刘焕荣为他设的一次答谢宴会上曾经见过此人,他知道齐瑞生和刘焕荣的关系非同一般。他没有想到如今这个刘焕荣手下的马仔,居然变成了台湾另一黑道人物刘伟民麾下的打手。董桂森忽然间见到四个人一齐闯进了雅座,心中顿时感到情况不妙。他从刘伟民等几个人的反常神色中,隐隐发现有种随时逼近的危险。可是刘焕荣却十分亲热地招呼刘伟民和几个马仔入席。董桂森本来想向刘焕荣追问为什么要他马上离开菲律宾的原因,现在见刘焕荣应酬这几个不速之客,就知道这几个人中必有台湾当局派来杀他的刺客。因此,酒席上的气氛马上变得紧张起来。好在有刘焕荣的巧妙应酬,又叫上来一些酒菜,大家便嘻嘻哈哈地推杯换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大家一直喝到天色将晚,刘焕荣在旁故意用眼神暗示董桂森醉酒。于是他便趁机提前扶着佯醉的董桂森退场,径直和他一起回到董桂森下榻的饭店房间,一进门他就说:“阿森,现在你必须马上就逃走,再也不能留在马尼拉了。因为刘伟民就是奉台湾当局的命令,前来马尼拉杀你灭口的。”
  “啊?他们又在搞一场新的黑吃黑吗?”董桂森做梦也没有想到,当初台湾当局为了除掉江南这个心头之患,由情报局长汪希苓出面收买并授意“竹联帮”头领陈启礼赴美国专程行刺江南;如今江南虽然刺死,美国政府在向台湾索要行刺江南杀手的时候,他们竟然又再次故技重演。原来,台湾情报机关发现董桂森已经逃往菲律宾以后,就想杀死他这个活口,却又不肯动用情报局人员,以免行刺后落下把柄,于是再一次收买了黑道上的人物刘伟民及其一伙帮凶,从台湾专程飞到马尼拉来寻觅他的踪影,以便假他人之手除掉董桂森,然后再向美国报称涉江南案的凶手董桂森系死于“黑吃黑”。
  听到这里董桂森又气又恨,半晌才吐出一口冷气:“当局真是太可怕,太无情了!”
  刘焕荣告诉他,自从陈启礼和吴敦被台湾警方逮捕以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知晓刺杀江南内幕的杀手董桂森外逃出境,担心他有一天一旦逃到美国,就会落到美国联邦调查局手里,那时候董桂森势必供出台湾行刺江南的全部内情。到那时台湾当局就会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和被动。不同的是,台湾当局这次是接受了在美国行刺江南灭口的教训,行动更为谨慎。当局虽然急于抓到董桂森,却又不敢动用军警和特务,最后只好故技重演,再次使用情报局当初收买陈启礼的同样手法,收买了黑道人物刘伟民在异国施以暗杀!
  董桂森听到这里,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没有想到当初轻信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的话,贸然赴美杀害了与自己素无冤仇的作家江南,到头来竟然在人世间找不到立足之地了。他恨恨地说:“我真不明白,江南写的一本《蒋经国传》,为什么就会引起一连串的血案?既然他们把我逼到绝路上来,我可就不客气了,因为在美国我们还保留着一盘录音带呢!”
  “录音带?”刘焕荣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董桂森冒死从台湾逃出来并伺机前往美国,就是为着有一天向世人公布录有台湾杀害江南秘密的录音带。想到这里,他愈加感到,坐在面前无路可逃的董桂森随时都会面临杀身之祸。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在开始调查杀害江南的内幕了,如果董桂森有一天当真落入美国调查人员手中,那么,他肯定将会爆出一个比江南遇害更让世人震惊的内幕新闻。难怪台湾当局在发现董桂森逃到境外后,如此恐慌地加大了追杀他的力度,其用意就是想抢在美国人前面逮捕、杀害知情人董桂森。
  “是的,我们当初在美国杀了江南以后,就已经考虑到台湾当局有一天会翻脸不认人,于是我要求陈启礼把他当初在台湾受命杀害江南时的全部细节,情报局长汪希苓如何交待他杀害江南的过程,都以自述的方式录在一盘带子上,这盘带子共有两面,都是陈启礼关于台湾当局布置行刺的内幕。现在录音带就留在美国,放在‘白狼’的手里,我们准备在最危险的时候公开它,到那时候让台湾当局没法收场,同时也让美国情报机关不敢把我们这些替别人杀人的替罪羊推上断头台。”
  “‘白狼’是谁?他可靠吗?”刘焕荣没想到江南案的幕后居然还隐藏着如此复杂的背景,更不会想到董桂森作为“竹联帮”的小马仔,竟有如此深思熟虑的远见。因此,他更希望董桂森早一天逃出险境。
  董桂森告诉他:“‘白狼’就是张乐安的化名,他也是我们‘竹联帮’的成员,当然非常可靠。现在我们唯一想做的就是,早一天在美国公布这盘至关重要的录音带,以救出押在台湾监狱里的陈启礼和吴敦。我想如果录音带一旦公布,世人就会知道江南事件的真相。我们‘竹联帮’其实只是被台湾情报局利用的杀手。那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遭到世人的愤恨了!因为我们是奉命行事,和江南无冤无仇!”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27:13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刘焕荣听了董桂森一整套外逃计划以后,才意识到江南事件远非他从前想的那样简单,同时也感到董桂森继续留在菲律宾的危险。于是他怂恿说:“你不要再说了,阿森,现在你唯一的逃生之路是马上离开马尼拉。因为刘伟民已经逼在你面前了,他们是四个人,对付你一个,你想你还能活着逃出菲律宾吗?”
  说话间,董桂森就收拾行李,准备马上逃走,这时,门外忽然闪进一个黑影来,吓得两人立刻关上了灯。
  “不要怕,是我,我是阿瑞呀!”在可怕的黑暗中,突然有人拍了董桂森肩膀一下,吓得他慌忙抓起一根铁棍子,正想向来人头上猛击之时,不料刘焕荣却在黑暗中紧紧抱住了想拼命的董桂森。他开亮了灯,才发现自称阿瑞的人,就是他最要好的朋友齐瑞生,他神色紧张地说:“阿森,现在你必须马上搬出这个地方。不然,你就有杀身之祸了!”
  原来,受台湾当局指派前来菲律宾行刺董桂森的黑道人物刘伟民,已经接受了前次陈启礼在美国杀害江南的教训,他决定把杀害董桂森的任务交给自己的马仔齐瑞生去执行,而齐瑞生却不想充任杀手。其原因是,第一,他是刘焕荣的至友,而董桂森和刘焕荣的关系他心知肚明,因此,他不想因为完成老板刘伟民的任务而伤害刘焕荣的朋友;第二,齐瑞生早与他的老板刘伟民心存芥蒂,隔阂已久。早年他和刘伟民一起被关在台湾管训队期间,刘伟民就曾经在管教营里多次欺负自己的马仔齐瑞生。所以,现在当齐瑞生听说刘伟民想把杀人的任务推给他时,心中自然就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于是他决定提前赶到刘焕荣处,有意放跑董桂森。如此一来,他既不得罪刘焕荣和董桂森,同时也可以避免杀人后遭到灭口的可怕结局。
  “可恶之极!原来又是江南命案的同一模式,台湾当局总是利用黑社会上的人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行事机密的话,只不过天下少了一个董桂森而已;万一事情败露,只要推给黑社会就可以了。真是太可怕了!”董桂森听了齐瑞生的话,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心里暗自庆幸在马尼拉遇上了从前的好友刘焕荣,不然,还没等他逃往美国,就已经在菲律宾遭人灭口了。
  齐瑞生还告诉董桂森,台湾当局已经发现“竹联帮”在美国的隐藏分子“白狼”张乐安正在到处奔走,企图向美国政府呼吁解救在台湾受审的陈启礼和吴敦,同时他希望董桂森有一天也能来到美国投案自首。台湾当局因此十分担心董桂森如果一旦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肯定会供出台湾当局策划谋杀江南的内幕,于是他们才断然决定马上收买刘伟民前来菲律宾杀害董桂森,事成之后再公开宣布杀害江南的凶手董桂森已经在国外遭人杀害了。如此一来,两全其美,既能保住活口不落在美国人手中,又可以把杀董的罪责推到黑社会身上。董桂森听罢齐瑞生的话,愈加感到自己的逃亡处境疑雾重重。为了尽快逃命,他在刘焕荣和齐瑞生的护送之下,连夜逃到城外,隐藏到刘焕荣一个朋友家里。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27:35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新加坡遭遇假新闻

  在菲律宾藏匿的日子对于杀手董桂森来说,简直就是生活在可怕的梦境中。
  每天他除担心台湾派来的杀手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外,还要忍受经济拮据的痛苦熬煎。好在在他无处藏身的时候,当初在台湾把他送上飞机的卓碧如,再一次飞到了马尼拉。原来这个神通广大的女人果真言而有信,她在农历春节之前终于为董桂森搞到了一本菲律宾护照,这本护照通用于东南亚五国,甚至往返连签证也不需要。这样,董桂森就可以凭着这本护照不断飞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不过,让他无法彻底逃脱厄运的是,前往美国的签证却迟迟签不下来。
  董桂森开始留心当地英文报纸,注意上面有关美国的任何消息,只要与江南案有关,他都要认真阅读。这时候他才发现事情远比他想的还要严重:如果说当初他从台湾逃出来时,美国只有一个民间组织“江南事件调查委员会”,那么,现在对江南案凶手的追查早已从民间发展到美国官方。由于“华人权益促进会”行政主任谢国器和美国民权自由联盟行政主席多罗西·埃里克两次致函美国司法部高官约瑟夫·拉索尼洛,江南命案终于引起了美国司法机构的注意,拉索尼洛给上述两人的复信,很快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各大报纸上。这位美国司法高官公开表示:“谨保证以认真、努力和专业性的态度追查杀人凶手,任何逃往世界各地的嫌犯都必须受到正义力量的追捕与惩治。”董桂森看到报道,又是满身虚汗,两眼茫然。
  从杀机四伏的马尼拉逃到新加坡这花园般的城市,对于大难不死的董桂森来说,并非真正逃离了险境,因为他发现台湾情报机关的阴影还在时时笼罩着他。有一天,他看到一张台湾《中央日报》上面竟有一行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江南杀手董桂森在菲律宾又涉灭门凶案,陈正昌、陈南光全家遇害均为此人所为!”董桂森看到台湾报上的宣传,气得咬牙切齿。这让他想起从台湾逃出以后,台湾媒体对他接二连三的污蔑。第一次是台湾情报机关暗派黑道杀手刘伟民来菲律宾行刺他之前,台报竟然刊载“董桂森已在马尼拉遭遇车祸死亡”的新闻,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为黑道杀手刘伟民行刺他预先制造的舆论铺垫。当他在刘焕荣、齐瑞生的掩护下逃出刘伟民的视线后,刘伟民仍在马尼拉到处搜寻他的落脚点。直到后来刘伟民无法寻找已逃往新加坡的董桂森时,这个黑道杀手才不得不以“在追杀中董桂森身中两枪,已经逃往泰国”为借口向台湾当局复命。此刻,台湾情报机关又不甘心,竟公然在报上大造董桂森在菲律宾涉嫌陈正昌、陈南光灭门血案的虚假新闻,董桂森知道这是有意向菲律宾警方提供不实线索,意在让他落入菲律宾警方手中。
  董桂森在菲律宾隐藏期间,确实与商人陈正昌相邻而居,彼此相熟。那一段时间,甚至陈家的几个孩子都亲昵地称他为“菜头叔叔”。然而当陈正昌、陈南光两家同时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子夜里遭到歹徒行刺的时候,董桂森早已经来到了四季如春的新加坡。他知道即便落入菲律宾警方手中,也会因没有作案时间而被排除在这桩突如其来的灭门血案之外。然而那样的话,他肯定又会因杀害江南而遭到囚禁。
  就在董桂森逃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隐藏期间,“竹联帮”在美国的潜伏人员“白狼”张乐安和“黄鸟”陈志一等人,正在四处奔走,希望尽快搭救落入台湾当局视野之内的董桂森。为了救董桂森,同时更为救助已经羁押在台湾监狱里的江南案主要杀手陈启礼和吴敦,张乐安和陈志一等人在美国已经抢先一步公开了陈启礼回台湾之前留在洛杉矶地下密室中的那盘录音带。这盘录音带记录了陈启礼在台北受情报局长汪希苓指派赴美行刺江南的全部秘密。同时,陈启礼在录音中也暴露了台湾情报机关涉嫌江南案的许多内幕与胡敏仪、陈虎门等重要人物。最初,董桂森之所以冒险从台湾几经周折逃到新加坡,一个重要的打算就是要前往美国尽早公布陈启礼的这盘录音带,如今他在新加坡竟然从当地报上看到了发自美国的特别电讯,知道张乐安和陈志一已经走在他的前面行事,自己虽然仍处困境,然而他感到尽早揭露台湾情报机关行刺江南内幕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不久,新加坡报上刊载了台湾当局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敏仪和上校处长陈虎门的新闻!董桂森没有想到台湾当局竟在美国政府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连汪希苓这样重要的涉案人物也加以无情的逮捕。从中不难看出台湾当局彻底洗清涉嫌江南案的决心。
  就在这时候,董桂森发现台湾当局已经发现了他在新加坡的踪迹,并已密派杀手悄悄潜入新加坡。那几天,在他隐藏的临时居所门前,经常可见神秘的可疑身影。这些陌生人显然与潜逃来此的董桂森有关。董桂森纵然手握可在东南亚各地自由行走的菲律宾护照,然而由于仍然得不到美国大使馆的签证,所以,还不得不滞留在新加坡。
  就在他山穷水尽之际,忽然接到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张乐安语气焦急地告诉他:一定要设法逃出新加坡,如果能进入泰国,就可以顺利得到赴美的签证,同时也便于接受“竹联帮”成员给予他的经济援助。董桂森已经察觉到如果继续留在新加坡将非常危险。然而从他的隐藏之地前往新加坡机场,中途也许就会发生意外。因为他发现几个神秘的人影几乎日夜在他隐藏地点前徘徊,万一他在出逃时遇上了杀手,就将命丧异国。求生的希望和尽快逃往美国的欲念,使已如惊弓之鸟的董桂森决定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董桂森终于化装成凌晨捡废纸的老叟,逃过了在幽深巷道里监视他的眼睛,在熹微晨光中来到了机场,坐上飞往泰国的班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28:34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曼谷遭遇诈财骗子

  泰国首都曼谷,喧嚣而繁华。在闹市深处才会寻觅到一丝难得的恬静。
  对于亡命天涯的“竹联帮”杀手董桂森来说,他已经无心浏览这里的异国情调。他感到泰国虽然表面上看不到杀手的身影,然而越来越逼近的可怕情势仍然时时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
  与菲律宾、新加坡一样,当地媒体也在频频报导有关江南事件在台湾审理的近况,而从美国传来的信息更让董桂森如坐针毡。美国联邦调查局江南事件调查小组现已派员前往台湾,亲自参与审理江南案的工作。张乐安和陈志一这两个“竹联帮”弟兄,忽然给他打来报警的电话,告诉他:暂时不能到美国来。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监视张乐安和陈志一的行动了,并说美方调查人员已经几次找到张乐安,询问董桂森的行踪和近况,还再三向他追问董桂森是否与他们有过联系。但是,所有一切都被张乐安和陈志一巧妙地回避了。
  董桂森明白美国人既然已经插手此案,那么,肯定就会一抓到底。如果他在这时候飞往美国,肯定会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董桂森突然感到现在纵然到了泰国,作为逃犯他却仍是丝毫没有感到轻松。特别让他忧伤的是,前往美国的想法现已无法实现,而他在泰国逗留下去经济上又捉襟见肘。开始时他还可以住中档的酒店,后来竟连小旅店也无法安身了。
  就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陈志一居然从美国悄悄飞到了曼谷。这令逃亡中的董桂森不禁大为感动,因为他知道陈志一虽然是“竹联帮”的成员,但是早在江南案发之前,他和张乐安就已经脱离了“竹联帮”的团体。而在陈启礼去美行刺江南的时候,张乐安和陈志一均没有参与其事,因此,他们大可不必为他一个亡命天涯的凶手冒险。陈志一不但亲自来到泰国,而且还无私地把自己的两万多美元交给了董桂森,要他尽快在曼谷另办一份泰国护照,然后办理前往多米尼加的签证。因为陈志一提供的情况表明,美国不但暂时不宜前去,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再也不可能返回。在江南命案和追捕江南杀手的行动上,台湾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达成了相当的默契。无论董桂森逃到哪里都会遭到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董桂森曾经提出想逃往祖国大陆,因为他想回到四川老家藏匿,以期避过这场天大的灾难。
  但陈志一却极力主张他尽快前往多米尼加,因为在那里有一家华侨开办的农场,是他和张乐安的朋友。如果董桂森到了那里,可以在农场里毫无风险地居住,等风头一过还可以前往美国。董桂森本来一个心思想回大陆,可是他左思右想,加上陈志一的劝说,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他知道如果私自潜往祖国大陆,很可能危及他在台湾的亲友。想到种种后顾之忧,董桂森最后接受了陈志一为他指引的求生之路,决定尽快前往多米尼加。
  陈志一离开泰国以后,董桂森很快就花一万美元办了一份泰国护照,化名蓬森坦。接着他又通过朋友找到一个自称可以马上办到赴多米尼加签证的泰国人,名叫差猜旺。此人拍胸担保,只要董桂森肯出一万五千美元,不出三天即可得到签证。出逃心切的董桂森哪里顾得许多,当即与差猜旺成交。谁知他交了钱后,差猜旺却迟迟不再露面,董桂森开始时并没觉得有诈,但他一连几次电话催过去,差猜旺只是推托搪塞,迟迟不肯交出签证。眨眼一个月过去了,盛夏已经来临,台湾审判陈启礼等案犯已经尘埃落定,然而差猜旺仍然没有办来去多米尼加的签证。董桂森决定亲自上门交涉,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上当了!原来他交给差猜旺的一万五千美元全被此人赌博输掉了,根本就没用于为他办理签证。气得董桂森当场一拳击去,恨不得将这赌徒一拳打死方解心头之恨。
  董桂森没想到事情越来越糟,差猜旺早已发现求他办理签证的中国台湾人,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国台湾当局同时在东南亚缉捕的杀害江南的凶犯。于是当他被打后,一怒之下向泰国移民局举报,第二天夜里,就在董桂森觉察情况有变准备向新加坡潜逃前,突然遭到了泰国警方的逮捕。好在这个枉花他人不义之财的差猜旺,后来良心发现,竟又动用他在马尼拉的人际关系,设法把陷身囹圄的董桂森又保了出来。不过,他并不允许董桂森继续逗留在泰国,劝其恢复自由后尽快出境。董桂森经此大难,虽然丢了钱,却因这个泰国赌徒的帮助又一次逃出可能被引渡去美的厄运。于是,他再一次逃往新加坡,但这时他身上的钱已经寥寥无几。去美国绝无可能,去中国大陆又担心亲友受到株连,而前往多米尼加的签证费又被人骗去。在走投无路时陈志一又从美国再次打电话催问:“为什么还不走?”董桂森有口难言,不好再向这位热诚的朋友伸手要钱了,他希望就这样在新加坡过流浪生活,只要能避过一场灾难就是幸运了。可是,就在陈志一打电话的次日,“竹联帮”另一成员张乐安在美国遭到联邦调查局逮捕的不幸消息传来了。张乐安的落网,使董桂森忽然意识到他在新加坡的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因此,他必须尽快逃往多米尼加。可是钱怎么解决呢?
  陈志一再次来电话的时候,董桂森终于把他如何受骗、经费拮据无法逃离的真实情况告知于他。让董桂森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与江南案没有关联的局外人陈志一,当时正在美国千方百计筹款为入狱的张乐安聘请律师,一听说董桂森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竟然颇讲义气地将正为张乐安请律师的费用5000美元全部寄到了新加坡。走投无路的杀手董桂森被陈志一感动得顿时大哭起来,因为在黑道上能遇上这样仗义的人简直不可思议。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29:31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黄鸟”飞来巴西

  1985年7月上旬,最炎热的夏天来到了。
  董桂森就在一个漆黑的子夜里,逃到了陌生的巴西,来到里约热内卢这座闻名于世的城市。对于仓皇出逃的董桂森来说,丝毫没有感受到安全。为避免当地警方的注意,董桂森选中城乡结合部的一家小型饭店下榻。尽管如此,如果从这里前去陌生的多米尼加,飞机票钱也将无法解决。为了支付住宿费和每天最低的伙食费,董桂森只好低价卖掉了腕上的金表和脖子上的金项链。即便这样也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好在几天后陈志一就从美国休斯敦飞到了里约热内卢。
  他告诉董桂森:当初之所以要他前往多米尼加朋友的农场暂时避风,皆因美国正在掀起声讨杀害江南凶手的浪潮,同时还因为江南遗孀在加州法院起诉台湾当局也正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势下你如果去美国,势必如飞蛾扑火。但最近,美国的“江南热”渐渐消失,而且一位好友主动表示,他将协助代办董桂森赴美的护照。这样,陈志一才以百倍信心向董桂森通报一个喜讯:只要他在巴西逗留一段时间,即可直接前往美国休斯敦了。
  “我能去美国了?真是上帝的恩典!我真是遇上了一个好人!”当董桂森听说马上就可直飞美国定居的消息时,他心里半年来积郁的烦躁、苦恼和无边的怅惘顿然消失了。他甚至忘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自江南遇害的那天起,已经组成了一个旨在缉捕杀害江南凶手的调查小组,正一刻不停地搜捕逍遥法外的江南案余孽。也许是陈志一带来的好消息让他忘记了许多恐怖的往事,也许对美国的向往胜过了一切,所以,当时董桂森充分相信陈志一对他今后去向的安排,特别是他当时正是滞留巴西、身无分文的时候,对陈志一让他马上到街上拍照片,以便回美后给他办理入境签证一事深信不疑。照片拍成以后,董桂森又按照陈志一的意思,在照片背面签上他的汉文与英文名字。当时,他哪里会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美国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的预先安排行事,他当然更不会知道即便像处事精明的陈志一本人,也不知自己此时的形迹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侦查人员的视野之内。
  三天后,陈志一带着董桂森亲笔签名的几张照片,从休斯敦前往纽约。在休斯敦他开了一家名为潘荣的物业公司。自从张乐安落入美国联邦调查局手中以后,陈志一始终没有意识到一张可怕的大网正悄悄向他兜来。在陈志一看来,他早年虽是“竹联帮”成员,可是自到美国以后,已与“竹联帮”彻底脱离关系。1984年秋天,陈启礼带吴敦等人来美国准备行刺江南时,他借故躲开,并没参与对江南的谋杀。正因他自认为从始至终没参与江南行刺案,所以,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不以为然。至于他两次飞往新加坡和巴西给董桂森送钱并设法为他办理来美护照,完全是出于对旧友的私人感情。所以,他一方面在美国聘请律师搭救张乐安,一方面又千方百计筹划尽早让在巴西的董桂森早日来美国。陈志一认为必要时可让董桂森向联邦调查局自首,这样也比落在台湾当局手中更为安全。
  董桂森在里约热内卢度日如年。眨眼陈志一已经离开一个月了,当初他走时说只需几天便可派人送来护照和机票。董桂森不知陈志一回美后又遇上了什么麻烦,而他手中的钱也越花越少,到后来连起码的房租也交不起了。董桂森每天只吃一顿饭,当一顿也难以为继时,他忽然发现下榻的饭店四楼阳台上,不时飞来几只鸽子啄食,董桂森就把绳子打成死结,在窗台撒下一把玉米,逗引鸽子前来。等鸽子进入他的埋伏圈后,再突然收网,鸽子便成了董桂森打牙祭的美餐。
  一直等到九月下旬,陈志一仍然杳无音讯。董桂森这才感到事情有变,他不得不打电话到美国,休斯敦潘荣公司反馈的消息令他吃惊:“‘黄鸟’已经被美国警方传讯!”董桂森做梦也没想到与江南事件根本不沾边的“黄鸟”陈志一,居然也落入联邦调查局的法网!他无法知道精明过人的陈志一为何在给他办理去美护照的关键时刻,突然跌进警方暗中布下的陷阱。想到张乐安和陈志一两人在美国先后遭遇的不测,一直渴望前往美国自首的董桂森心里忽然笼罩上了一抹阴影。想到张乐安和陈志一两个局外人的被捕,董桂森忽然意识到自己命运的可怕。他毕竟亲手杀害了江南!于是,他决定尽快离开巴西的里约热内卢。想到种种可怕的后果,董桂森忽然想起了乌拉圭的一个朋友小K。于是他急忙下楼给小K打了电话。因为董桂森直到现在还不清楚,与江南案本来无关的陈志一,到底为什么遭到美国警方的逮捕。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29:54
  “江南遇刺案”最后一个杀手落网记

  在美获长刑27年

  原来,美国联邦调查局自从得到行刺江南的凶手董桂森逃离台湾以后,就一直密切关注这个在逃人犯的踪影。由于受到数以万计华人的抗议和声讨,美国参众两院已经对在旧金山华人住宅区遭到枪杀的作家江南案件内幕进行了全面的听证和调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再一次要求台湾当局尽快将汪希苓、胡敏仪、陈虎门、陈启礼、吴敦等一系列涉案人犯引渡到美国受审,同时要求台湾当局决不能放过已经外逃的杀手董桂森。当台湾拒绝将江南案所有案犯引渡美国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仍然要求台湾当局必须公开审理此案,以平息美国华人的愤怒浪潮。当美国政府看到台湾当局对汪希苓等罪犯的公开宣判落下了帷幕之后,本以为事情可以悄悄结束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美国华裔人士仍在继续追寻江南案的真正幕后指挥者。特别是江南夫人在加州地方法院向台湾当局提出索赔诉讼后,在美华人的声讨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江南案远非台湾当局公开宣传的那么简单,而台湾当局不放松对外逃泰国的凶手董桂森的追捕,则引起了美国调查人员的高度重视。因为美国特工们发现台湾当局在董桂森飞往菲律宾后不久,即派黑社会人员前往暗杀。这一非常的举动,显而易见是担心董桂森有一天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手里,供出与江南案相关的诸多内幕。也许正基于上述原因,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台湾情报人员同时行动,他们一直暗中派人前往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但是,让美国人大为恼火的是,他们在东南亚各国几乎无法查到董桂森的踪迹,有时他们刚刚查到董桂森的蛛丝马迹,追查时又发现他早已经逃之夭夭。就在这时候,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张乐安(“白狼”)经常利用夜间与菲律宾通越洋电话,又发现张乐安就是陈启礼从前在台湾“竹联帮”的成员,他打电话给菲律宾,很可能与台湾方面正派刺客追杀江南案唯一在逃杀手董桂森有关系。
  于是,美国警方开始暗中监视张乐安,直到将他逮捕归案。但是张乐安在讯问中坚不吐实,美国警方又不掌握他参与杀害江南的确切证据,一度相当被动。这时,另一个与张乐安关系密切的“竹联帮”成员陈志一也进入了美国警方的视线。当警方发现陈志一先后前往新加坡与巴西的反常行动后,便认定他可能与外逃多时的董桂森在暗中联系。为了擒获董桂森,警方派人秘密跟踪并监控陈志一,终于从“线人”黄启那里获悉陈志一一直在设法解决一个朋友的入美护照事宜。美国联邦调查局初步认定陈志一急于解决的美国护照,很可能与在逃一年之久的江南案杀手董桂森有直接关系。于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组暗中定下计谋,有意指派一个叫黄启的华裔“线人”,不断靠近为护照忧心如焚的陈志一,并指示黄启在一次酒后故意放话说,他可以办到外国人来美定居的护照。让陈志一喜出望外的是,黄启的出价奇低。黄启提出办理护照的唯一条件是,索要入境者的近期照片并要求入境者在照片背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陈志一不知是计,就照黄启的吩咐行事,于是星夜赶往巴西。在得到董桂森的照片与亲笔签名以后,他交给了黄启。当黄启将董桂森的近照与签字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面前的时候,很快就对化名为蓬森坦的泰国人进行了认定,并证实:此人正是联邦调查局和台湾当局追捕多时的杀手董桂森!
  于是,美国警方以“资助逃亡凶犯”的罪名将陈志一逮捕。经讯问,陈志一初时以他“只认识泰国人蓬森坦而不认识中国人董桂森”为借口加以搪塞,拒不供认他涉嫌江南命案。最后在警方多次讯问之下,陈志一不得不承认:“我只是帮助朋友来美国避难,至于董桂森是否参与杀害江南,我一无所知。”
  在美国特工人员的追问下,陈志一只好供出董桂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区隐藏的地点。于是,美国特工人员连夜向巴西政府发出了协查逮捕的命令。
  9月20日上午,在里约热内卢苦熬多日,自知灾难将要临头的董桂森,10点半就去巴西移民局办理了当晚前往乌拉圭的签证。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从移民局返回旅店,准备收拾行李尽早离开的时候,巴西警方已在旅店大厅等候他多时了。
  董桂森在里约热内卢监狱里越狱未果,反而遭到警方的严格管制。在受审期间他几次想自杀,可是仍然没有成功。好在这里的生活条件总比他到处躲藏时安定,他在监狱里可以看到华文报纸。正是从这些报上,董桂森才真正了解江南案的内幕。董桂森从一篇题为《谁是幕后那只手——再论台湾当局谋杀江南的原因》中,震惊地发现,有人揭露了蒋孝武与“竹联帮”老大陈启礼的一次秘密见面。据知情者称,蒋孝武与陈启礼在台北阳明山的秘密会面,中间人就是已经被判刑的前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文章说:“自从江南遇害以后,海内外同情江南的人都在猜测幕后凶手究竟是谁?现在蒋孝武终于浮出了水面,这就足以证明,在美国作《蒋经国传》和想继续为蒋经国的政敌吴国桢写传的江南,究竟是死于何人之手了。尽管这个幕后人物始终不肯承认,同时在台湾公审汪希苓等案犯时也没有任何人供出与蒋家相关的任何线索,但是现在有人证明陈启礼在赴美谋杀江南之前,曾经在阳明山上见过蒋孝武一事,就是江南事件最关键的谜底!其幕后凶手已经呼之欲出了……”
  看到这些让人触目惊心的事件背景,董桂森心里又气又恨。让董桂森气愤的是,自己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就成了某要人操纵的杀手,他恨的是自己替人除去心中隐患之后,竟然落得个四海逃亡、随时可能遭遇不测的可悲结局。正因为他对自己行凶杀人的行为悔恨不已,所以才一再想要自杀。后来,幸得巴西警方为他找来的一位华裔神父提供的一本《圣经》,董桂森才咬牙熬过了苦难的两个半月。本以为巴西政府很快会将他移交美国,可是大出董桂森意外的是,不久又将他转移到更偏远的巴西利亚监狱囚禁。在这里巴西警方开庭审理了董桂森,并以冒充泰国人的罪名判刑。直到第二年——1986年4月16日,巴西政府才正式作出将董桂森引渡美国的决定。
  1986年4月30日上午,董桂森在巴西警察的押解下,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在加州监狱里囚禁至1988年3月18日,美国加州红木市高等法院最终以暗杀罪判处董桂森有期徒刑27年。
  至此,所有参与行刺江南的案犯均已公开处刑。但是,让董桂森感到诧异的是,1984年在美国轰动一时的“江南案”,只有他一个人真正在美国监狱里服着漫漫长刑,其他所有参与策划、实施对作家江南暗杀的台湾情报局要犯,几乎早在他判刑之前就已经逍遥法外了。其中,前台湾情报局长汪希苓,在台湾宣判他无期徒刑不久,就被秘密送往台北阳明山某招待所“监外执行”;直接负责行刺江南的其他两名要犯胡敏仪和陈虎门,也于1987年底神不知鬼不觉地释放出狱,只是不能给予公开官职而已。至于“竹联帮”头目、行刺江南的直接执行者陈启礼、吴敦二人,也于1991年1月21日被台湾“司法部长”批准假释出狱。
  至此,一场血腥的跨国暗杀大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落下了帷幕。而惨死在旧金山的作家江南尸骨也于1991年5月从美国运往他生前痴情的祖国,静静地安葬在他生前向往的美丽黄山之巅的龙裔公墓。江南的墓碑上镂有剧作家吴祖光亲笔题写的“山河永恋”四个大字。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32:06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一、一百二十两黄金莫名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的公安部、社会部发出机要件,要求对件内所注明的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我军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起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分发给华东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经华东公安部、社会部研究决定由上海市公安局进行调查。

  要说清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党史上的临时中央。中共党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临时中央。第一个临时中央诞生于1927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群众挥舞屠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血雨腥风笼罩全国。7月12日夜,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紧急指示,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8月7日,按照临时中央成立时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会议对临时中央的机构进一步完善,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的临时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这样,第一个临时中央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28年9月2日结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党史上的第二个临时中央在上海诞生。组建这个临时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合计十六人,政治局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有周恩来、卢福坦、陈绍禹(王明)、刘少奇四人,仅占政治局成员的四分之一,他们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陈绍禹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上海的政治局成员远远不足半数,按照党章规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据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报请共产国际审批后,第二个临时中央随即投入工作。

  本案发生的时间,即第二个临时中央开展工作后不久的1931年初冬。临时中央在处于白色恐怖中的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经费无论再怎么节省,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否则,不但无法开展正常工作,连中央机关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而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这样,只能通过两条渠道解决这个难题:一是由苏区建立的红色苏维埃政权拨款,二是向共产国际申请援助。这两条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条为主渠道,第二条属于辅助渠道。况且,共产国际拨款并非通过银行、邮局汇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员从境外辗转进入中国,然后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风险极大,所需时间少则两三月,多则半年,指望等米下锅不大现实。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当时苏区的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但是,苏区政府还是全力支持临时中央,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十六两制老秤)。以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长途调运钱款也只有黄金最为便利。这件事由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财政部长)林伯渠负责落实,林伯渠批了条子让从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黄金首饰——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但是,这些黄金首饰零零碎碎的不易携带,于安全有虞,因此,得设法改进一下。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高温融化后制作成十两一根的“大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

  苏区的具体经办人员想得很周详。考虑到这笔数额巨大的经费从江西送往上海得经由若干个地下交通员之手,这就有一个交接验核的过程,交割成功后,下线交通员得给上线交通员一个确认收货的凭证: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铺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32:47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快。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使用的收条凭证可能是其他汉字,或者并非汉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运送顺利,那就可以把这些凭证撇开不问,通常是全部笔画还没送回苏区时,对方已经把顺利接收的信息传递过来了.凭证只是发生意外情况时才用得到,不幸的是,这笔历年来苏区向上海方面拨送的金额最大的经费,恰恰遭遇了不测,从而用到了这个汉字凭证。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的第一个交通员是1931年11月6日从瑞金启程的,按预定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满打满算,用一个月时间是可以到达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于是意识到出问题了。当时,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他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了问题。

  “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措施。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苏区政治保卫局试图对此事进行调查,可是,以当时的条件,想去远离江西苏区、紧靠上海的江苏省松江县进行调查,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不说其他,光是潜入白区的安全风险就高得难以预料。当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请机关设于上海市区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协助调查。苏区这边也确实这样做了。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进行过调查,可是,由于运送特别经费启用的秘密交通员都是由中央个别领导直接掌握的,按照组织规定,这种秘密人员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给其他任何人的,这种情况只能由与其建立组织关系的上线向其.进行调查。所以,特科方面的调查也未能进行下去。一个圈子绕下来,已是三个月后了。于是,政治保卫局只好向苏区政府打报告,要求由苏区政府出面与临时中央那位掌握秘密关系的领导联系,请其安排对此事进行调查。那位领导之前知晓特别经费未能运到中央,不过,虽然交通员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规定,提供后就不能过问苏区方面怎样使用这个交通员,因此并不了解其他情况。这时由中央向其交代后方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就立刻联系松江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调查结果就是这样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33:13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现在,新中国成立,有条件查清该案了。本来,按照行政区划来说,该案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去调查,因为松江其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可是,以苏南行署公安处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难以胜任,所以最后还是决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办。毕竟松江紧挨着上海,况且,根据案情,调查的触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于是,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的案件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时下达给上海市警方的还另有五起其他历史悬案。为此,上海市公安局决定抽调一批精干侦查员组建一个名唤“悬案调查办公室”(简称“悬办”)的临时办案机构。“悬办”下设六个调查组, “特费失踪案”由第三组负责调查。

  第三组有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四名侦查员,蒋文增为组长。四人接受任务后,随即从“悬办”杨家俊主任那里调取了华东公安部转来的卷宗。蒋文增拿到手里就马上掂出了这个案子的调查难度:卷宗袋轻飘飘没一点儿分量!打开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两页纸,是关于该案案情的简单介绍,下面倒是盖着中央公安部、中央社会部的印章。四个侦查员传阅后,马上研究怎样着手进行调查。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书长当面了解情况。

  于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林老日理万机,但还是给了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于是侦查员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对该案背景、情况的了解。那么,地下交通员的情况呢?林老不无遗憾地说,如果邓发同志还在,他可能说得清楚。

  但林老还是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线索:记得瑞金派出的那个交通员好像姓秦,曾给高自立同志当过警卫员。

  高自立这个名字,如今大多数人听着都会觉得陌生,可在当年江西苏区,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一辈革命家,井冈山时期是与罗荣桓、粟裕一起担任连队党代表的战友,后来又担任红三军团政委兼军委书记,组建中华苏维埃政府时,他是土地人民委员(相当于如今的国土资源部长)。新中国成立后,高自立在东北担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委员兼财经委员会书记。

  侦查员随即离京前往沈阳。他们还算去得及时,高自立当时因长期操劳已经患病,‘不到一个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当时,侦查员未能见到高自立,但达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递交的条子后,答称:警卫员小秦,名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职。

  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34:21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一、松江交割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副师长秦朴。

  秦朴1931年时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侦查员出现在他面前,他才恍然大悟,说怪不得那玩意儿沉甸甸的!他对于十八年前他执行的那桩特别使命还保存着完整的记忆,他告诉侦查员,当时他是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个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对外身份是瑞金城内“盛福饭庄”的跑堂,饭庄老板就是他的领导。虽说在苏区红都,可是他们干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开真实身份的,为了这趟使命,组织上特地安排饭庄为他制造了一次假工伤,对外称被大米包压出了内伤,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冲一治疗。然后,就带了要运送的物品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出发了。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关帝庙与文庙一样,是没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庙董会就物色一个忠厚勤快、无田地房产的赤贫之人,全家可人住庙内占用房产两间,免租耕种庙产田地若干亩,世代承袭。庙祝的职责是负责管理庙宇,上香插烛,添油掌火。秦朴并不知晓这个庙祝下线姓甚名谁,也不清楚对方长相如何,只知道应该对上暗语,对方的钥匙开得了他手头的锁,就把东西交给对方,确认无误后收下对方的凭证,话都不说一声立马走人。秦朴拿着庙祝给的凭证返回瑞金,交给饭庄老板,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个凭证,他直到此刻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一个“快”字,他这才顿悟,说原来我拿回来的是这个“快”字的起笔啊,怪不得就是比黄豆稍大的一粒。

  侦查员要求秦朴回忆那个庙祝是怎么一个人,秦朴说记得对方三十来岁,肤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较大,再多的特征就说不出了。当晚,在向上海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后,第三组获得“悬办”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个以庙祝身份为掩护的地下交通员调查。 “悬办”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调取到当年中央保存下来的绝密档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条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资料,唯独没有从上海去松江执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员的情况。

  于是,第三组即赴南平,很顺利地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

  杭州这个地下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四十六岁,因早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还是老百姓一个,在一家竹行做店员。侦查员向其调查那次去松江跑交通之事,刘志纯说那次跑交通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是我最后一次为组织上效力。刘志纯说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年他二十七岁,是武林门那里的“茂福竹行”的伙计,因为小时候上过两年私塾识得一些字,空闲时经常捧着老板订阅的《民国日报》阅读,一个干体力活的竹行伙计有此举动,这在当时算是有点儿稀罕的,于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学的夏校长的注意。夏校长是中共地下党,可能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开始有意跟刘志纯接近,借给他一些进步书刊,时不时还跟他聊聊天下时势。最后,夏校长认定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追求进步的青年,于是就发展他人了党。入党后,却没让他参加什么活动,甚至夏校长也不来找他了两个月后,夏校长来竹行跟老板聊天,瞅个空子交代给刘志纯两句联络暗语,让他牢牢记住。又过了十几天,学校放暑假了,夏校长再也没出现过。刘志纯好生纳闷,一直跃跃欲试地想着要为革命事业出些力,可是却无人来跟他联系。直到当年年底,他回嘉兴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个看上去比较时尚的中年妇女跟他对暗语,说组织上已经把你的关系转到上海了,以后上海方面有事会找你联络的,并当场交代了新的联络方式和暗语。就这样,刘志纯在本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员。


  之后,刘志纯一共执行过三次任务。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兴,在轮船码头接了一位从松江坐船过来的患病男子,从嘉兴坐火车把他护送到杭州,将其安顿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馆后,事儿就办完了。另一次是从杭州把一份情报送往上海,他住进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当天就有人前来取走了情报。那份情报是一卷绵纸,上面一片空白,估计是用密写药水写的什么重要机密。上线是个富家女打扮的三十来岁的女子,当场让他把棉袄脱下来,把绵纸藏在里面。第三次就是跑松江了。

  之前半个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来信,里面用暗语写着让他从次日起计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点去西湖“楼外楼”前等候接头。半月之后,他在第二次去“楼外楼”时与一个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男子接上了头。对方向他交代:一个月之内会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刘志纯是单身汉,晚上独住在供职的竹行内),对上暗语后,双方交接一件东西。刘志纯收下这件东西后,应在当天或者最迟不超过次日动身离开杭州前往松江,抵达松江后入住火车站前的“汉源栈房”,如无意外,应该很快有人来找他接头办理交接。如果三天内无人来接头,第四天则应返回杭州,把东西藏好后照常生活,组织上会另外安排人来接头取物。交代之后,那军官把笔画凭证、锁具、钥匙交付给他。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34:44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时多,有人来敲竹行门了。那是从金华过来的上线交通员。当然,对方不可能向刘志纯作自我介绍,两人对上暗语后马上办理交接手续,然后,对方就向他挥了挥手转身出门,融入了寒风呼啸的浓浓夜色之中。

  刘志纯于次日以探望在青浦(当时属江苏省)的亲戚为名向竹行老板请假。老板说你去青浦要从松江走的,正好,你拿着我的信去松江城里的“大天营造行”找张老板,快到年底了,请他把七月间买的那批毛竹款子结一下,最好是付现钞,不能的话就从银行转账,但必须你一起去,用你的名义划账,这样他就没法向银行取消划出的账了。刘志纯于晚上十一点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车。当时火车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临时停了一段时间,抵达松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点了。他在车站旁边的一个小摊上吃过早点,就去了“汉源栈房”。

  因为一宿未睡,刘志纯入住客栈后就躺下睡觉了。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客栈是供应三餐的,稍停他就让伙房送来晚餐吃了。踱出房间,旁边就是账房,正跟客栈老板、账房先生打听“大天营造行”怎么走法时,从门外进来一个人,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后半部分的帽檐放下遮挡着寒风,一张脸被风吹得略微泛红,双手拢在袖管里,微微佝偻着背脊,嘴里冒着热气,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一个杭州来的竹行先生人住。刘志纯估计来人是接头的下线了,当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刘,是杭州‘茂福竹行’来松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对方冲他上下一打量,微微点头。于是,刘志纯就邀其去房间。两人人室坐定后,对上了暗语。刘志纯出示锁具,对方从怀里掏出一串钥匙,选出一把就打开了。对方笑了笑,从钱包里取出凭证—一“快”字的倒数第二个笔画——撇,交给刘志纯。至此,交割完成了。对方冲刘志纯点点头,拎着装着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对于刘志纯来说,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险之旅——那个下线刚离开五分钟,警察就来盘查客栈了。那时对共产党查得很严,警察又打着乘机敲竹杠的主意,对外码头来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兴趣,刘志纯竟然也入了他们的法眼,反复盘问他来松江办啥事儿。幸亏刘志纯出示了竹行老板给“大天营造行”张老板的那封讨债信,警察才没再追问下去,但还是搜查了行李。刘志纯事后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惊肉跳:如果下线晚来几分钟,那“货”可就玩儿完了,说不定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刘志纯返回杭州后的第五天,有一个顾客来竹行谈生意,要查看现货情况,老板就让刘志纯领往后院。到了后院,那人见四下无人,忽然说出了暗语。刘志纯于是知道是自己人,是来取凭证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个“撇”交给了对方。至此,刘志纯的任务就算网满完成了。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没人来跟他联系过。他估计是掌握他这个关系的上级领导出事了。按照当时组织上的规定,脱党这么长时间,他已经不是党员,早巳还原成一个寻常百姓了。不过,杭州解放后他还是去找了军管会、市委反映当年的情况。正因为他的反映,这次侦查员才得以打听到他这条线索。

  这样, “悬办”第三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组的四名侦查员从上海前往松江开展调查。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40:23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三、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

  松江原属江苏省辖地,建国初期江苏省撤销改为苏南、苏北两个行政专署,松江划归苏南行署,成为松江专区驻地。蒋文增四人抵达松江县城后,先去专区公安处。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处的积极配合,当即指令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专人陪同上海同行调查。松江县公安局指派了侦查员老马,会同蒋文增四人随即开展工作。

  蒋文增简单介绍了案情,说从刘志纯介绍的情况来看,对那个不知姓名、住址、职业身份的下线交通员的调查难度非常大,想先找当年刘志纯下榻的“汉源栈房”去打听一下。老马是松江当地人,熟悉本城情况,说“汉源栈房”早在抗战爆发那年就关门了。这也在蒋文增的意料之中,毕竟十八年过去了,而且还几经战乱。蒋文增问: “那么,那家栈房的老板、账房什么的还能找到吗?”老马说: “这个倒可以试试。我记得以前曾经听人说过, ‘汉源栈房’的老板林汉源是住在南门的,要不,我领你们去南门打听打听?”侦查员自然点头,于是立刻动身,一边走一边心里祈祷当年的林老板还住在原处。

  到了南门,一打听,林汉源倒是没搬家,不过已经中风三年卧床不起了。侦查员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个寒风呼啸之夜曾经发生过的一幕,他一脸茫然。这也难怪,别说人家已经年届六旬且中风卧床了,就是健康人只怕也很难回忆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么,当时另一个在场人,那位账房先生如今在哪里呢?侦查员想撞撞运气。问下来,得知账房先生名叫褚国宝,后来“汉源栈房”关了,他去轧米厂做司磅员,现在应该还在那里。

  来到轧米厂,却得知这个司磅员已经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国民党松江县法院给他换了个地方,送往苏州监狱去吃牢饭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儿。业已五十挂零,步入知天命门槛,且一向老实守法的褚国宝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竟然卷入了一桩土匪抢劫案,据说是向沾着些许亲戚关系的一个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户的情报,致使该富户遭到抢劫。后来案子被警察局侦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于是他就被判处五年徒刑。江南地区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关押的犯人进行了甄别,认为褚国宝属于货真价实的抢劫团伙共犯,应当留在监狱继续吃免费伙食,这样,他就被留了下来。

  四名侦查员当晚上了松江开往苏州的夜航船,于次日早晨抵达,直接前往监狱找褚国宝:可惜的是,尽管褚国宝身体健康,精神也正常,但无论怎么启发他也没法回忆起十八年前有一个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汉源栈房”,更记不起那个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侦查员正要离开时,褚国宝说,当年“汉源栈房”的账本,在1937年底栈房关闭时他都带回家去了,记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对你们是否有用?侦查员于是问明了褚家的住址,为获取方便,还让他当场写了一纸给其家人的条子。

  当晚,四个侦查员宿于苏州。晚上聚在旅馆房间里谈论案子,对于褚国宝的那些账本不敢寄予什么希望,因为住店的是刘志纯,而不是那个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过,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可以对刘志纯所说的他前往松江的日期是否准确无误有一个考证的依据。

  次日,侦查员坐了一天轮船返回松江,上岸后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账册。当晚在下榻的旅馆翻查下来,证实了刘志纯所言不谬,他确实是于1931年l2月3日在“汉源栈房”住过一个晚上,但这于他们要寻找其下线并无帮助,所以还得研究下一步调查工作应该怎么进行。

  议了一阵,侦查员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据刘志纯所说,那个下线交通员是双手拢在袖管里进的“汉源栈房”,从刘志纯对当时情景的陈述来判断,客栈老板和账房对于这个黑衫人的出现一脸的茫然,那说明此人并非松江本城人,而是来自于外码头。根据刘志纯之前与上线的交割情况来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经赶到松江来了,所以,他在松江应该是有一个落脚点的。这个落脚点的情况,黑衫人在接头时是否在刘志纯面前露出过什么蛛丝马迹呢?

  蒋文增、徐立鼎、邬泓三人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推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于是,蒋文增就决定再向刘志纯了解一下当年他与下线碰头时的细节。鉴于第三组已经连续奔波了两个月,颇有些疲惫了,蒋文增于是决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两人去杭州,徐立鼎、邬泓留在松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蒋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车前往杭州,刘志纯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区办事了,隔了一日侦查员才见到他。在侦查员耐心的启发下,刘志纯终于回忆起了一个之前调查时遗忘了的细节。他记得十八年前那个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验证过“特货”后,从钱包里取那个木质的“撇”时,他无意间朝对方打开的钱包里瞥过一眼,看见里面有一张薄薄的折拢起来的纸。

  蒋文增顿感兴趣,问道: “纸?那是一张什么样的纸?”

  刘志纯皱着眉回忆: “好像跟客栈账房开给我的那张预付款收据差不多吧。”

  当时的旅馆业,对于旅客住宿的收费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话进门开房人住,什么都不用付,到离开时一并结账支付即可;生客登记人住时就妻付定钱,但那不过是意思意思,通常只须付相当于住宿费的10%的金额。付钱后,店家会给旅客一纸凭证,上面写着房号、定价和预付款数额,作为人住和离店结账时的依据。刘志纯认为那张折拢起来的薄纸与“汉源栈房”开给他的那纸收据应该是一样的,小而薄,也是蓝色的。

  除此之外,刘志纯没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内容,不过这也够了。侦查员蒋文增、胥德深返回松江待在杭州火车站候车时,缩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里对这个细节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惯例,由于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稳定性,通常上下线交通员接头时都是约了数天时间的,有两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长的个把月也有。下线应在约定日子内的某个时段前往某处接头。因此,那个黑衫人下线跟刘志纯接头的日期应该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两三天,也可能更长。据刘志纯回忆,那天对方走进“汉源栈房”时什么东西也没带,双手拢在袖管里。这样,可以认为他可能是松江当地城厢镇上的,因为如果是城郊人的话,这个时间城门已经关闭,他无法出城。松江城拢共也就那么大一点儿,城里的老住户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活到四十来岁的客栈老板、账房先生应该是认识他的,可是,据刘志纯回忆,那人进来向账房打听“是否有个杭州来的竹行老板人住”时,客栈老板、账房先生都是一脸陌生,不但没跟对方打招呼,连脸上也没显露出纹丝跟来人似曾相识的神情(这方面的观察对于一个地下交通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对方是松江城厢人。

  黑衫人作为一名地下交通员,应该知道自己的运气未必那么好,能够一下子就撞到刘志纯,所以,他应该是作好在松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来客接上头的思想准备的。如此,联系到刘志纯看到的其放在钱包里的那张薄簿的蓝纸,侦查员就认为他从城外进入城厢后,可能已经在某家旅馆登记下榻了。蒋文增、胥德深在登上从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时,已经统一了下一步的调查思路:调查松江城里的旅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44:14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回到松江,另两位侦查员徐立鼎、邬泓已经等急了。蒋文增遂将去杭州调查到的情况和分析向徐、邬两人说了说,临末道: “不过我们先得有个思想准备,这桩活儿不大好干,别说相隔了兵荒马乱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过还是—个大难题哩!不过,干我们这一行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于是,立刻着手行动。先把他们下榻那家旅馆的钱老板请来,跟他聊了一会儿,获得以下情况:十八年前松江城里有五家旅社—一“汉源栈房”、“清福阁旅馆”、“邢天华客栈”、 “九峰三泖旅社”和钱老板的这家已经开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馆”,后来,“汉源栈房”关了,就只剩下四家。去年松江解放后, “邢天华客栈”也关闭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侦查员向钱老板请教:那么,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经下榻过哪一家旅社呢?

  钱老板摇头: “可能性很小,你们到我这里来查的话,我们还保存着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记账本,其他店家就难说了。 ‘邢天华客栈’呢,肯定没了,因为他们那天关门时,邀我去喝了散伙酒的,我亲眼看到邢老板吩咐伙计把一应账簿什么的都烧掉了。”

  蒋文增听说“大福祥”还保存着当年的账簿,就请钱老板把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账簿拿出来,说要查一查。查下来的结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两天,只有松江本城的“富贵糕团店”的老板周德冲来订过一个房间。那是给谁订的?又是什么样的人人住?账簿上都没有记录。侦查员请钱老板问了两个当年曾经在“大福祥”干的老伙计,都说年月隔得太久,记不起了。那么,“富贵糕团店”是否还开着呢?钱老板说还开着,老板周德冲也活得好好的,一顿能吃两大碗饭。那就去拜访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还记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间之事,那是为了接待他的亲家,上海来的“聚财绸缎行”账房先生刘羽定。刘账房现在在哪里呢?周老板回答: “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痨病不治而死的。”

  侦查员寻思那人别就是跟刘志纯接头的黑衫人,于是就问周老板对方是什么模样。周德冲的老婆拿来了照相簿,说那里面有账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刘志纯所说的黑衫交通员大相径庭。

  这样,一家旅馆就排除了,剩下还有两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阁旅馆”,次日侦查员登门调查。他们倒也像钱老板一样保留着账簿,不过,并未发挥作用,这两家旅馆那几天生意清淡,并无客人上门。

  如此,线索就断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45:37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这时,第三组收到了市局“悬办”通过部队机要员捎来的工作情况通报。通报中说了至目前为止各组的办案进度,第三组与另外两个组并列末位,这使蒋文增等四人顿感脸面无光。不过,通报中也有对第三组有启发的经验介绍。承办…军统’、‘中统’迫害民主人士系列案”的第五组的调查就有较大收获,该组的经验是:不厌其烦,向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伸出调查触角。蒋文增看着似有所悟,对另外三人说我们手头这个案子是否也存在这种“看似无法调查的方向”呢?

  四个侦查员议下来,觉得这个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面已经认定那个黑衫交通员是事先就已经抵达松江城内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馆,这已经没法调查下去了。但是, “很可能”并非百分之百,还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这个“不可能”中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黑衫交通员并未入住旅馆,而是借宿于松江城里的某户与其有亲友关系的居民家里。

  侦查员对这种可能性进行了论证,还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将其排除,于是就决定顺着这个方向伸出触角开展调查。这就需要请松江城厢镇派出所协助了。不过那时开展此类工作远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便当得多:流动人口少;家家户户都有人待着;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邻里间的关系几近透明,谁家来过什么客人请过几次客不但户主一家记得清清楚楚,就是邻居也回忆得起来;最关键的一点是:派出所通过全镇各街(并非如今所说的“街道”)居民委员会可以比较容易地向全镇各家居民查询。

  侦查员跟派出所一联系,派出所当即通知各街居委会主任到所里参加紧急会议,所长将要查摸的情况说了说: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结冰天,请大家或者开居民大会布置,或者通过各居民小组长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问到,看当时谁家来过亲戚朋友,是一个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后,全城立刻同时开始查摸。工作效率确实很高,也就不过一天半时间,各街居委会的查摸结果就已经报给派出所了。可这结果却使侦查员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没有查到”四个字。调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四名侦查员纷纷摇头,可以用两个字来表述:无语!

  无语之后,蒋文增就说看来松江这里已经没啥线索可以调查的了,我们回上海吧,过了春节再作计议。其余三个侦查员也无办法,只有点头赞同。这时,侦查员胥德深向蒋文增请假,说这边的松江军分区司令部有他一个叫杜复明的山东老乡,是司令部的参谋,他跟杜已经四五年没见过面了,想乘这个机会去看看对方。蒋文增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去吧!

  没想到,这一去,竟然获得了一条线索!

  胥德深去军分区司令部后,立刻往众侦查员下榻的旅馆打了—个电话,说杜参谋请蒋文增三位一起过去吃个便饭。盛情难却,蒋文增三人于是就去了军分区司令部。杜复明是个热情豪爽的山东汉子,让伙房给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瓶白酒,请胥德深四人畅饮。众人吃着,觉得菜肴炒得极好,赞不绝口。杜复明觉得很有面子,就唤出厨师老柏来跟客人见面,说上次许司令(指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来松江视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许司令也称赞了,还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头讲究人人平等,侦查员于是就请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间闲谈时,杜复明问起胥德深等此次来松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说是调查一桩十八年前的案子,费了好大劲还是没有头绪。这时,一旁的老柏忽然开口了: “我知道那年头松江这边还有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们调查过没有?”话一出口,四个侦查员的眼睛立时齐崭崭地盯着老柏,静候厨师往下说。

  老柏是邻县金山县人氏,早年去上海学烹饪,1930年学艺满师后,放单飞的第一个码头就是松江,应新开的“富春楼”之邀当了大厨。当时,松江的一些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喜欢来“富春楼”请客应酬,有时在衙门或者驻地设宴请客,就把老柏请去掌勺。松江城里的“松(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团”司令部,乃是松江各衙门中请客最多的一个。老柏去的次数多了,就跟保安团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对那里的情况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点是,保安团司令部经常要举行军事会议,召集分驻于金山、青浦的军官来开会。那时保安团只有团长有一辆自备小车,不可能用来接送,这些军官来来往往就只能乘坐每天只有一班的轮船或者公交车。交通如此不便,当天肯定是无法返回各自驻地的,这样他们的住宿就成了问题:由于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馆订房间;而临时借宿吧,经常难以保证足够的床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安团司令部向“江苏省保安总部”(当时上海郊区诸县属江苏省)请示后,在司令部内设立了一家有五十张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对内营业,其服务对象首先是来松江出差的保安团军人,有时床铺有空闲,也接受社会旅客,但必须有保安团连长以上熟人介绍并要取得一名营级军官的签名担保方可入住,当然是收取费用的。对于外地旅客来说,人住保安团招待所有一点显而易见的好处,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会旅舍那样睡到半夜三更会被人唤醒了查这个问那个,也不用担心把行李翻得乱七八糟,其中贵重物品有时甚至还会不翼而飞。因此,能够人住保安团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过了。不过,由于有严格条件,能够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团内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团军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这可能也是侦查员之前调查时没人提到此处的原因。

  蒋文增、徐立鼎等四名侦查员闻讯大喜,盯着老柏问那个内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个在负责管理,那人还在不在。老柏掰着指头算了算: “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国二十年,那时我还没离开松江,记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还被保安团司令部叫去替他们掌勺烧了四桌菜迎新年哩,当晚我就住在他们那个招待所里了。对了,那个负责的人姓顾,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么,这个顾三才现在在哪里呢?”

  这个,老柏就说不上来了,因为他第二年就离开松江,再没跟保安团的人打过交道。不过,既然有名字,可能还是查得到的。侦查员当下就取消了返沪的主意,当晚聚在旅馆房间里商量应该去哪里调查顾三才。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向松江专区公安处打听。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46:13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次日,侦查员去了专区公安处。问下来,关于保安团的档案现在都堆在库房里。于是就去翻阅,意外发现档案堆里竟然还保存着保安团司令部内部招待所七年来(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员登记资料。于是,马上翻查民国二十年12月初那几天的住宿人员记录。这就比查阅社会旅馆的登记簿方便多了,因为要找的目标——黑衫人并非军人,只要盯着非军人旅客就行了。查下来,发现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几天中,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只有三个:一个姓张,是南汇县周浦镇上的酱园老板,另一个是张老板的太太,两人是来松江访友的,入住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人是保安团副团长厉友光;另一个来自上海,名叫梁壁纯,其担保人是保安团营长郭洪顺。梁壁纯于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离开。

  这个名叫梁壁纯的上海来客引起了侦查员的兴趣,于是查看附在登记簿上的郭洪顺出具的担保函。这个郭营长看来是上过私塾的,小楷写得还看得上眼,内容是,被担保人梁壁纯系其族叔郭北昌所开的“祥德源国药号”的店员,前来松江向“余天成中药堂”联系采购中成药。档案显示,郭洪顺系保安团第一营营长,江苏省金山县人氏,1933年因贪污被解职,去向不明。

  这样,要查明梁壁纯是不是那个地下交通员,只有找郭洪顺的族叔、中药店老板郭北昌了。当天下午,四名侦查员就登上火车返沪。回到市局,先去向“悬办”领导汇报了办案情况。杨家俊主任说同志们辛苦了,马上要过年了,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几天,放松一下,但现在看来不行,你们几位还得继续辛苦,因为这案子北京已经来电催问过调查进展了。

  其实,领导不说,蒋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组的工作进度落后于其他组,他们心里已经很不安了。况且,既然有线索,还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长梦多。

  于是.2月16日除夕上午,侦查员胥德深、邬泓去了上海市卫生局,调查到“祥德源国药号”是1909年10月15日经法租界公董局获准开业的一家两开间中药店,老板名叫孔钟声,店址在金神父路119号。1923年,孔钟声将该店盘给江苏省金山县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国药号”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请注销获准,于10月23日正式歇业。

  离开了卫生局,胥德深、邬泓心有不甘,商议干脆去一趟那家中药店铺的原址,向那里的商家打听一下,指望能撞到好运。于是前往已经改名为瑞金路的那条原法租界内的马路,可是,毕竟那么些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连门牌也已经重新编制过了。一番打听后找到“祥德源国药号”的原址,现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账房、店员,竟然谁也没听说过“祥德源国药号”。两人不死心,再向马路对面弄堂的年长居民打听,说以前有过中药店,后来关门歇业了。那么听说过有一个叫梁壁纯的店员吗?一连问了三个居民都摇头,最后问到了一个六旬老翁,这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有一个店员梁先生,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叫什么不清楚。这位梁先生药工技艺了得, “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药)、“内堂”(指在里面炮制处理中药材,乃是一项专门技术)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药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么,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后来?没有后来!听说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踪了!”

  胥德深、邬泓返回市局向蒋文增汇报上述调查结果,蒋文增说: “突然失踪了?这就对了, ‘特费’不也是突然失踪的吗?”

  当然,调查要继续进行下去。不过,往下如何调查,还需要讨论。这样,几个人春节就没外出调查,而是窝在屋里讨论。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组侦查员再次出动,执行节日期间议定的调查方案:寻找当年在“祥德源国药号”工作过的员工,看能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梁壁纯的情况。

  四个侦查员分两路进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时间,获得了以下情况——“祥德源”确曾有过梁壁纯那样一个外堂、内堂本领都首屈一指的药工师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钟声雇用的,后来孔钟声把店盘给郭北昌,经郭老板再三挽留终于答应留了下来,成为“祥德源”的技术权威,后来“祥德源”的药工差不多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梁壁纯说话带上海郊区口音,听说是江苏省嘉定人。

  梁壁纯为人谦恭,内向敛言,正直仗义,再加上他那手技艺,使其成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欢的一个人。郭老板把他视为第一心腹,不但店里的事情桩桩跟他商量,有时甚至家里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也要问问梁先生。大约1927年夏天开始,由于郭老板身体有疾,原先由他亲自掌握的进货渠道就渐渐地交给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纯。 “祥德源”的中药进货渠道与当时上海滩以及周边的所有中药店一样,都是从专门经营中药批发的药材行进货的——这是指的中药原药;中药还有一部分药是成药,即经过加工的膏、丸、丹、散,这部分药,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制作的,小店铺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对于小店铺加工的成药持怀疑态度,于是后来就改为向大店、名店进货。松江的“余天成”就是这样一家闻名江南地区的名店, “祥德源”的中药成药,自梁壁纯接手负责进货以来,经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从上海市区某店进货改为从“余天成”进货了。梁壁纯1931年l2月初的松江之行,估计就是去跟“余天成”谈明年的成药订货事宜的。之所以“估计”,是因为关于进货那样的大事,只有郭老板和梁壁纯两人商议,属于商业机密,别人见之都得走远些。

  那次梁壁纯离沪去松江后,过了大约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纯是上午九点左右回来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样,回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每人送一样小礼品,通常都是当地的土特产,这次也是,每人一盒松江产的桂花香糕。然后,梁壁纯喝了一杯学徒李小庆递上的茶,对郭老板说: “我这次出差有点儿累,这会儿想先去睡一会儿,下午再来向您报告一应情况。”郭北昌点头说好,还关切地询问要不要去附近的广慈医院找西医看看。梁壁纯微笑称谢,摆手说不必,然后就离店而去。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

  “祥德源”的学徒、店员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住在店里的,梁壁纯和另外两个店员老朱、老焦不住在店里,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纯据说在沪没有家口,租了房子独自居住,租金是由药店出的,这还是前任老板孔钟声立下的规矩。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点多钟快打烊时还没见梁过来,只道他生病了,就差学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处看望。下榻处不远,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骑着店里送药的自行车过去也就十来分钟,速去速回,向郭老板禀报说那里是铁将军把门,没有人。郭老板立刻亲自赶去,果然!向邻居探问,都说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天了,没有回来过。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报告,巡捕请了锁匠把房门打开,里面整洁如常,却一眼就可看出确实已经数日没住过人了。

  巡捕房把郭老板带去询问,发现其并无卷款潜逃之嫌,也无其他案件牵扯,更未见其与人口角发生争斗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立案,甚至连笔录也没做。这件事渐渐地就无声无意地过去了。“祥德源”的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梁壁纯。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46:56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五、曹家渡大劫案

  第三组在调查中还有一个收获:从当年的“祥德源”学徒,如今的“雷允上”药工师傅李小庆那里获得了一张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团圆饭时拍摄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纯。这张照片拍摄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有些发黄,但请市局技术处的专家稍作处置后就光鲜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侦查员邬泓、胥德深带着这张照片前往杭州请刘志纯辨认,刘志纯一眼就认出了梁壁纯。至此,终于可以确认当年“祥德源”店员梁壁纯就是那个前往松江与刘志纯接头并交割了“特费”的地下交通员。2月26日,第三组四名侦查员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对如何开展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认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开当年梁壁纯的失踪之谜。这个谜底肯定与“特费”有关。

  当然,寻找梁壁纯当时凭空消失的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侦查员分析,梁壁纯是平静地结束松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后不露声色地消失的。而从事后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处查看和向邻居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其实自12月1日上午离开住处后就没再返回过。因此,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壁纯对于自己的“失踪”是有准备的,也就是说,正是他自己制造了失踪。梁壁纯为什么要制造失踪?显然与他作为地下交通员所完成的任务有关。可能是梁壁纯在完成交割后有意或者无意间发现他所运送的“货”竟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从而起了贪婪之心,于是,他就决定侵吞黄金,然后远走高飞。

  除此之外,另有一种“非侵吞”假设:梁壁纯返沪后去“祥德源”前,还没有向其下线办理交割。他先去了趟药店,然后再去办交割,就在离开药店前往接头的途中出了事。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是被捕了?这种可能性可以排除,因为当时组织上在追查这个案子时也曾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动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以及“中统”的所有内线进行了秘密调查,各方均无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所以,第三组的观点倾向于梁壁纯侵吞了这笔巨额财富。这样,调查方案也就形成了:寻找梁壁纯,可先从查’摸其当年的家庭住址作为切入口。

  之前,侦查员了解到梁壁纯是嘉定县人氏,在上海没有家口,每年大约回家两三次,都是在药店生意最清淡的时候。可是,嘉定是个大县,光城镇就有城厢、南翔、黄渡、安亭、娄塘等,梁壁纯家住嘉定的城镇还是乡村,是哪个镇抑或哪个乡?调查工作的第一步,看来先得解决这个问题。次日,侦查员分两路开始调查,一路是蒋文增、邬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业档案,查询“祥德源国药号”向公董局申请变更时递送的材料,指望能够从中找到店员资料;一路则是再次去向当年与梁壁纯在“祥德源”共过事的那几个药工师傅了解,希望他们能够回忆起与梁壁纯家乡有关的什么事儿来,好作为寻访梁壁纯家庭住址的参考。

  这两路调查全都没有见效。法租界公董局的档案里,有受理登记时“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关于从老板到店员的健康状况资料,可是,根据法国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业处和卫生处)的规矩,他们只分别负责登记开业申请和健康检查,而那是不必登记店员的家庭住址的,所以内中并无侦查员需要的内容。而另一路对“祥德源”原店员的调查,也未有什么收获,梁壁纯不愧为一个有资格执行临时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员,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具备一个优秀情报人员的基本素质,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向朝夕相处的同事聊起过哪怕一星半点儿关于自己家乡的细节。

  这样,第三组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说是嘉定的,那干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够撞到好运。

  这个运气还真给他们撞到了。侦查员到了嘉定县城,先去县公安局。县局接待的徐副局长听明来意后,说这事好办,我马上跟县工商联的同志联系,请他们找几个中药店铺的老板、账房、老药工师傅开个座谈会,请他们回忆一下嘉定地面上以前是否有过一个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国药号”工作的名叫梁壁纯的老药工。

  结果,人到齐了,这个会却没开起来。怎么呢?竟是意外惊喜:最后一个到县工商联的是七十三岁的嘉定“积福堂中药店”创始人陆积福。“积福堂”传到他儿子手里后经营了数年,就在战火中遭到焚毁,但老爷子是当地中药界权威,所以药店虽然不在了,名望是摆着的。这回工商联召集全城中药业的主要人物开座谈会,当然也少不了他。老爷子坐定后,那些后辈都来向他请安问候,他就问今天开什么会,怎么事先没发书面通知。工商联的人就告诉他公安局来电要求协查一个什么样的对象,请大家回忆一下咱们嘉定以前有没有那么一个人。陆老爷子听着就笑了,说还调查什么,梁壁纯就是我们“积福堂”出去的,算起来,他是我收的第一个学生子(沪语,即学徒)。

  侦查员得知这个情况,自是喜不自胜。可是,往下就喜不起来了。据老爷子说,梁壁纯家住嘉定南门外,婚后生育了三个子女。其妻小名贞姑,黄渡镇人,原无业,后来梁壁纯忽然失踪,光靠以前的积蓄难以谋生,就把嘉定这边的房子卖掉后拖着三个子女回黄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还是民国二十年左右的事儿,后来情况如何不清楚。侦查员连忙向老爷子请教: “贞姑娘家住在黄渡何处,您老知道吗?”

  老爷子说: “贞姑刚拖着子女回黄渡头一年过年时,我请人给她捎去过一条猪腿、一条青鱼和一些小孩儿吃的糕点零食,她收到后马上给我写来一封信表示谢意,记得信封落款是黄渡千秋桥堍。”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47:24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组一千人去了吴淞江畔的黄渡古镇。还是先到派出所,一问,民警说千秋桥那里是有一条长街,可是没有听说过单身妇女拖带着三个子女过日子的。侦查员徐立鼎一口山东话,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现在那妇女应该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经长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长也是山东人,一听乡音分外亲切,说我们是山东老乡哩!老乡放心,立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让民警给打听到了:贞姑大名叫陈孝贞,以前确实住在长街上,后来全家搬走了。什么时候呢?邻居回忆说是抗战时期,大概民国三十一年前后吧。

  民国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们全家搬到哪里去了呢?这个,那么多邻居没有一家知道的。他们是那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悄悄走的,反正家里打开后门就是河浜,一条小船载走了他们,听说东西都没带,光带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听贞姑的姆妈说的,她们是住在一起的。不过,她也没说过贞姑去了哪里。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颇有当年梁壁纯的行事风格,侦查员越发怀疑:难道是梁壁纯在与家属中断九年联系后,忽然把他们接走了?

  “那么,那位老太太如今还在吗?”

  “没了!今年正月里走的。不过老太太死时,贞姑回来了。”

  侦查员寻思那就有戏,既然来办丧事,那就会跟其他亲戚接触,接触之中难免要说说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员状况什么的,只要贞姑说过片言只语,那就可能成为线索。赶紧找贞姑家的亲戚去调查吧。抵达黄渡的第三天下午,侦查员终于获得了一条线索:贞姑后来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纯接往上海浦东的,现住在浦东洋泾镇!

  3月4日晚上,洋泾镇上的钟表匠、五十六岁的申继谷——即当年的临时中央地下交通员梁壁纯,被“悬办”第三组请进了上海市公安局。与此同时,侦查员对梁壁纯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无甚发现。后在梁壁纯的提示下,从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于陶瓷药罐里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为梁壁纯出具的证明。

  梁壁纯向第三组的侦查员作了以下陈述——当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有个胞弟名叫郭斗昌,是留学英国回沪的机械工程师,1926年在制造局供职时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来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时的部分武器就是由他提供的。1927年3月,由周恩来、王若飞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后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上海的中共活动全部转入地下。郭斗昌是技术型力量,未曾暴露中共党员身份,但也以“养病”为由暂时离开了制造局住到了法租界“祥德源”来避风头。郭斗昌在中药店住了三个月,与梁壁纯十分投机。梁壁纯性格内向,心里却是剔透,原本就有追求进步的潜在愿望,在郭斗昌的启发下,很快就产生了向中共靠拢的念头。于是,郭斗昌在1927年7月离开上海前往南昌前(后牺牲于南昌起义中),跟粱壁纯作了一次正式谈话,说他离沪后会另有人来跟梁壁纯接触,如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来人谈。不久,果然有一个自称“老屠”的人来和梁壁纯联系。这个老屠,次年成了梁壁纯的入党介绍人。

  梁壁纯入党后,组织上让他利用“祥德源”店员身份做情报交接的秘密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是上海市及周边郊区,每次他都能圆满完成使命。渐渐,使命却下达得越来越少——经过考验后,他已经成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员。正是因为上升了级别,所以最终才有了1931年12月初的那趟松江之行。

  与当时为运送“特费”而特地建立的这条漫长的秘密交通线上的其他地下交通员一样,梁壁纯也不知道自己这次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运送的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必须安全、快速地完成这桩使命,领导向他交代使命时严肃地叮嘱:人在物在!物丢,要掉脑袋!这是之前执行其他机要使命时从未有过的严厉措辞。

  之前数日, “祥德源”老板就已经几次催促他去松江跟“余天成”联系明年的成药生意了,而且请正好来上海办事的族侄、“松金青中心保安团”营长郭洪顺写了一纸下榻于松江城内保安团招待所的担保书。

  梁壁纯于1931年12月1日清晨离开上海前往松江,抵达后先去保安团招待所登记入住。这段日子正是保安团开会淡季,招待所床位大多空着,管事人见梁壁纯拿出的是郭营长的担保书,客气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正面对着司令部大门口的单人房间,收了押金,给了他一张盖着保安团司令部大印的出人证和一纸收据(就是被刘志纯瞥见的那张薄纸)。这张出人证相当于入住这家内部招待所的房卡,可以自由进出司令部。而出了司令部后,又有一项强大的功能:可以用来对付来自保安团或者警察局岗哨、巡逻队的盘诘和搜查,至于各条街道上的保甲人员自己组织的什么巡逻队,那更是一帖老膏药,一出示就灵光。这也是梁壁纯抵达伊始立刻就去登记的原因。

  然后,梁壁纯先去了趟“余天成”,跟人家洽谈了业务。下午两点,他去了火车站对面的一家茶楼,在二楼正对出站口的位置选了个临窗的座位,唤来跑堂,拿出一枚银洋,说他要把这个位置包下来,时间是从此刻开始到5号下午关门,这银洋是茶资和小费。此后三天,每天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梁壁纯就一直泡在这里。要一壶茶,拿出带来的账本和一个只有两个巴掌大小的算盘,喝茶、抽烟、算账,这是当时茶馆里常见的一幕。

  12月3日清晨七时多,刘志纯从火车站检票口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梁壁纯盯着了。这倒并非他眼睛尖,而是因为根据规定,刘志纯穿了比较容易识别的衣服、戴了约定的帽子。于是,梁壁纯就知道这是上线来了。他移步下楼,出门时正见刘志纯从门外经过,就佯装散步尾随其后,一直看对方进了附近的“汉源栈房”。

  当晚,梁壁纯即去“汉源栈房”接头,完成交接后返回保安团招待所时,他在路上遇到了保安团的另一支夜间巡逻队,唤住他盘诘,但一见他出示的司令部出入证就马上放行了,领头的班长还连声表示歉意。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纯携货离开了松江。事先,组织上考虑到携货返沪时,在松江车站上车应该无事,但到了上海下车出站时可能就很难说,那段时间,敌人对每趟来自江西、福建、浙江方向的列车都盯得很紧,因为那里是“赤区”。因此,领导交代梁壁纯应绕道青浦走水路返沪。松江、青浦两县相邻.当时没有公路,两个县城之间的往来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轮。梁壁纯于上午九时许坐上轮船,至下午五点方抵青浦东门外的轮船码头。然后,立刻买了一张前往上海的轮船票,上了停靠在一侧的另一条小火轮。那条小火轮被青浦人称为“上海班”——意思就是开往上海的班船,也是每天一班,傍晚六点出发,次晨六点驶抵上海。上船后等候了一会儿, “上海班”准点启航了。梁壁纯不知道,他此刻面对的是一趟危险之旅,十二个小时后,他将面临人生的巨大变故!

  从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驶到也属于青浦县的一个小镇白鹤,在那里进入苏州流往上海的吴淞江(流人上海后就称为“苏州河”),顺着这条江一路往东,最后在上海市区西侧的曹家渡轮船码头停下,这就是终点站了。吴淞江在当时乃是强盗出没之地,当地不少住户白天伪装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吴淞江上做蒙面大盗。因此,从白鹤到北新泾乃是一段危险之旅。不过,梁壁纯那夜并未遭遇强盗。这倒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太冷,老乡们赖被窝,而是因为梁壁纯所乘坐的小火轮并非强盗的“作业范围”。盗亦有道,当时活跃在吴淞江上的强盗的规矩是:不抢官船、客轮、邮船;不抢郎中、邮差、教书先生和老弱病残、叫花子,至于妇女,那是属于他们的工作对象的,但只限于抢劫,不能劫色,否则就要执行“内部纪律”。因此,梁壁纯在吴淞江上旅行时没有遇险。可是,他注定逃不过一劫,到了曹家渡码头,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辆黄包车欲去其法租界住处时,黄包车还没行得一两分钟,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时有座横跨于苏州河的木桥,叫“曹家渡桥”,内河航运轮船码头位于木桥的北侧。梁壁纯登上码头后,迎面来了一个年轻车夫,冲他点头哈腰道: “这位先生,您坐车吗?”

  梁壁纯点头: “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钱?”

  车夫说: “那段路有点儿远,天又冷,您先生可怜我们穷苦人,赏个六七角吧。”

  梁壁纯说: “就给你七角吧,车好的吧?”

  车夫说: “我那车是去年的新车,正宗从日本进口的东洋车,收拾得干净,您先生一看就清楚了。”

  车夫把梁壁纯引领到码头外面马路一侧一溜儿停着的一排黄包车前,指着其中一辆请他上车。果然是一辆新车,收拾得很干净,梁壁纯于是上车。车夫拉他出了码头,一拐弯就是曹家渡桥了。这座木桥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颇有些吃力的。车夫正拉得吃力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人来。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外面天色尚暗,路上灯光电力不足,梁壁纯又是近视眼,还没看清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脸时,那个佯装帮车夫推车上桥的家伙忽然一伸手将一团散发着药味的纱布蒙住了梁壁纯的口鼻,梁壁纯顿时失去了知觉。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49:03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等他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头脑犹自一片迷糊,挣扎着动了动,撑起半截身子,借着从窗外映射进来的微弱灯光打量四周,发现是一个房间,陈设极简单,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头柜。正奇怪自己怎么躺在这样一个地方时,房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有人闪了进来,开灯招呼: “先生醒啦!哎,您这一觉睡得可真长Ⅱ阿-—一早上到现在,一口气睡了整整十八个钟头呢!”

  梁壁纯还是没有想起自己出现在这里的原因,于是问: “我怎么来这里了?你们这里是……”忽然发现对方一身旅馆茶役装束,于是恍然, “你们这里是旅馆?”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么昏迷过去的,下意识地一跃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着床尾说行李在这儿,没丢。梁壁纯心稍一松,可是,起身去看时,那里只有一个小旅行包,那是装零星东西用的;另一个装“特货”的小皮箱,哪里还有影子?当下一阵急火攻心,险些晕倒。梁壁纯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检查了行李包,里面的东西包括钱包在内一样都没少,劫匪抢去的就是那个小皮箱。

  这个皮箱里装的是什么?领导交代使命时没说,也许领导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纯和上线交割时一看那白铜盒的体积、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黄金了。这么些黄金,价值几何!难怪领导要说“人在货在”了。现在,人在,货已经不在了。应该怎么办?报案?那是自投罗网。辜负了组织上的重托,执行任务时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领导事先不说,梁壁纯也知道自己绝无生路。在那个年代,许多事情发生后是没有条件调查的,组织上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释,那就只有执行纪律,而执行纪律的方式统一称为“锄奸”。

  梁壁纯认为,如果自己确实是“奸”,那被组织上锄掉也是活该。可是,现在他却不是“奸”,尽管他的行为已经给组织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个叛徒、内奸远远大得多的麻烦,可是,若就这样被锄掉,那真是太冤枉了。因此,梁壁纯决定趁此刻还有决定权的时候,给自己留条性命。那就赶紧离开吧,还磨蹭个啥呢?不,梁壁纯不能保证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寻思得留下一段真实的记载,即使被组织上当“奸”锄掉了,这段记载也会告诉后人:梁壁纯是无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内奸。于是,梁壁纯就问茶役: “你们这是哪家旅馆?”

  茶役已经察觉到不对头,小心翼翼回答: “曹家渡大旅社。”

  “你们老板姓什么叫什么?”

  “敝东是蒋博捷,管事的是经理乐书秋。”

  “立刻把你们乐经理唤来!”

  “他不在店里,明天上午会过来的。”

  “不行!立刻去叫他。发生的事情之大,别说经理了,就是你们老板也负不了这个责任!一不留神,上海滩就再也没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纯的声色俱厉镇住了,点头退出,稍停重新进门,告知说已经派人去请乐经理了。经理家住梵航渡路,不远,半个钟头可以赶来的。

  梁壁纯要跟旅社经理谈一谈,要求旅社方面出具一个书面证明,为他证实自己是在着了劫匪的暗算之后。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丢失了那个重要的皮箱。这个证明, “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吗?肯,尽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纯一报案(他们哪知道其实绝对不可能去报案的), “曹家渡大旅社”就将卷入一桩巨案。在那个年头,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谋”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此,当乐经理睡眼惺松地从家里赶到旅社后,听梁壁纯说他丢了一箱黄金,惊得目瞪口呆。梁壁纯生怕对方被吓昏了,于是就赶紧指出尚有补救之法,乐经理自是乐意。于是,当下就唤来了昨天上午在旅社门口迎进梁壁纯的茶役以及为其办理住宿登记手续的账房先生,梁壁纯也是经过他们的陈述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以下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证明内容,简述如下——“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时零七分,两个穿深色棉衣的年轻男子(其中一个外罩蓝色夹风衣)领着一辆黄包车来到敝号,车上坐着一个浑身散发着烧酒气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绒线帽的男子。茶役王老三把来人迎进门,在门外帮着把黄包车上的两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为小皮箱,后者有点儿沉。穿风衣的男子向账房先生章依发登记单人房间两间,时间为一昼夜,预付了房钱。另一男子和车夫将醉酒男子抬进一楼三号房间,该男子留下入住对面的四号单人房间。风衣男子即携小皮箱坐黄包车离开。

  “至下午六时许,四号房男子打开三号房,片刻唤茶役裘青人内。裘见醉酒男子正在酣睡,身上酒味已淡。那男子掏出两枚银元送给裘,说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能回来得稍晚,麻烦你替我留心着点儿我的朋友,他醒后要吃什么点心之类,劳你去外面买一下。男子遂离去,一直到六日晨三时多醉酒男子睡醒也未见归来。

  “醉酒男子醒后称其名叫梁壁纯,丢失褐色小皮箱一个,内有百两以上黄金;又出示船票称昨晨其刚乘坐青浦至沪的小火轮抵达曹家渡码头,雇乘黄包车欲往法租界寓所,黄包车经曹家渡木桥时突遭袭击,昏迷中被匪徒掠入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方面在上述内容的三页文字上均加盖店章并由经理乐书秋、账房章依发亲笔签名以作证明。梁壁纯收起后,叮嘱说日后不管何人来此询问今日之事,若非系我梁壁纯所托,请避而不谈。如来人见面即自语“念漆”(当天系1931年12月6日,阴历十月廿七,沪语“廿七”的读音是“念漆”)作为暗号,你们听到这暗号方可讲出今日真相,可保你们无恙;如果不予道明,势必怀疑你们系劫匪同党,到时候后悔就晚了!说着,起身拱手作别,出门而去。

  梁壁纯对于自己今后的出路已经作了考虑,他不能再以梁壁纯的名字在上海市区生活下去,甚至不能居住在市区,至于嘉定老家,那就更是必须立刻切断关系了。于是,他就决定弃家出走。为使日后万一被组织上发现,对今日之事进行调查时留下另一条证据,梁壁纯决定在出走前回一趟“祥德源”。

  那天,梁壁纯离开“祥德源”后,就去了浦东洋泾镇。那里有一座破庙,有一次他去洋泾执行秘密使命时曾去躲过雨,,与庙里唯一的一个老和尚很谈得来,当时意识到那里可作为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栖身地,于是就对老僧说起过以后来做居士。现在,真的要去做居士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50:52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梁壁纯在洋泾破庙做了两年居士,后来,老僧病逝,临终留给他一些钱。梁壁纯以前跟着郭老板那党员老弟、留洋机械工程师学过修理钟表,寻思就以此为业吧。从此洋泾镇上就有了一个钟表摊,摊主名叫申继谷。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一片混乱,梁壁纯动了打听家人下落的念头。先雇人去嘉定打听,未果;寻思妻子儿女可能投奔黄渡娘家了,于是就另外请人去黄渡打听,果然在那里。于是,他悄然潜往黄渡,取碍联系后将全家秘密迁往洋泾定居。

  梁壁纯做完上述陈述后,第三组请示领导如何处理,“悬办”领导请示局领导后,说先予留置,生活上可给予适当优待。

  次日,1950年3月5日,第三组侦查员前往曹家渡调查。“曹家渡大旅社”还在,而且还是原班人马。侦查员试了试,梁壁纯所言不谬:他们没说“念漆”时,尽管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对方只是摇头;待到说了“念漆”,这才松口。了解下来,情况与梁壁纯所说的一致。

  六、谁是十八年前的案犯3月6日,“悬办”第三组开会,对案情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把梁壁纯所说的情况结合他跟家庭长达九年的断然分离、 “曹家渡大旅社”方面的证言等综合起来看, “特费”被劫基本上是真实可信的。

  这样,目光就该转向十八年前那个寒冷的清晨发生于曹家渡桥头的抢劫巨案了。这是何人作的案?为何能铆得那么准,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纯,然后果断下手,抢的就是那个小皮箱?这难道是一起有专门针对性的抢劫案,就是为了抢劫梁壁纯运送的那笔“特费”而来的?

  侦查员对此作了反复研究,最后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第一,这是一桩由临时中央直接布置的极为重要的绝密使命,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养着那么多专门力量用来侦探此类机密的敌人一方尚且不知,江湖上的江洋大盗又是凭什么知晓这项机密的呢?第二,劫匪是在曹家渡码头盯上梁壁纯,将其骗上车后出了码头在曹家渡桥下手的,这说明对方并非与梁壁纯同时坐轮船从青浦来沪的旅客,这又可作为排除作案必然性的依据。第三,从劫匪作案的手段来看,他们所策划的那一套其实比较简单:先是冒充黄包车夫等候在码头上,待轮船靠岸旅客上来时,对众旅客进行迅速扫描,选准作案对象,上前招揽生意,诱骗目标上车后作案。黄包车上桥时,车速自然减缓,同案犯当即上前贴靠,这时无论是乘客还是可能出现的路人,都不会注意,更不会产生警惕,他们往往以为是有人相帮推一把助助力——那年头不学雷锋,这都是收费的,由车业公会统一给推车人一点儿报酬,车业公会的钱当然是向每个车行收取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说到底还是每辆车的车夫自己挣来的——而劫匪此刻就可迅疾下手,将沾了麻醉药物的帕子蒙住被害人的脸部,通常几秒钟就可令人失去知觉;也有挣扎的,那就要使用拳头或者钝器了,将人击昏。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烈性白酒乱洒一通,使受害人变成“醉鬼”,再拉到事先物色好的旅馆动手抢劫。

  那么,应当怎样侦查这起历史悬案呢?侦查员的想法是:调查历史悬案,应该去找历史人物。这里所说的历史人物,就是旧上海的刑警。梁壁纯当年所遭遇的这种抢劫案,料想不会是上海滩第一起,也不会是最后一起,也许能从当年侦查过此类案件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里获得一些线索。

  于是先去找民国二十年时管辖曹家渡的警事机构,可是,一打听却是有点儿小麻烦,这麻烦来自曹家渡所在的普陀区历史上的地理归属和行政管辖。上海市普陀区这个名称,是抗战胜利后才定下的,1945年先被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划定为上海市第十三区,次年改为普陀区。那么之前呢?之前的花头就大了,曾经划归过上海、宝山、昆山、嘉定等县以及法华、闸北、真如、彭浦、蒲松等区。另外,有一些区域还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时强行占领成为租界地界的。至于民国二十年本案发生时的案发地行政归属,则分为两个区:梁壁纯遇袭的曹家渡桥北侧桥头,属于真如区;实施抢劫的“曹家渡大旅社”,则属于法华区。第三组决定:就找普陀区、长宁区的旧刑警调查。

  3月8日,第三组在长宁公安分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十八名有着至少二十年从警经历的原法华、普陀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受邀前来参加。这些旧刑警中,有的建国后被公安局留用,继续干着刑侦工作,有的则在建国前或者建国后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也有的早在建国前就已经退休赋闲在家了。第三组组长蒋文增向他们说了发生于民国二十年冬的那起抢劫黄金案件(隐去了关于“特费”的内容),说请诸位前辈相帮分析一下那是一伙什么样的案犯。

  这下可就热闹了。这些老刑警个个听说过当时发生过的同类抢劫案件,有一半以上还曾直接参与过对这种案件的侦查,有的破了,有的没破。归纳起来,侦查员得知民国二十年前后两三年,也就是1929年至1933年这段时间,上海滩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诸区都曾发生过麻醉抢劫案,作案手法各异,有的在人力车上下桥或者路坡时下手,然后把人拉到旅馆、破庙甚至临时租用的民宅内行劫;有的在开往宁波、南京的轮船二等以上舱房里下手;有的在饭馆的包房包厢里作案;还有的在戏院、电影院下手。此种犯罪,听上去似乎很厉害,其实技术含量很低,只要胆大妄为,手里拥有作案的必备工具人力车、麻醉药物,就可行动了。当然,还得具有确认对方肯定有货的眼力。这个,只要具备通常小偷扒手的经验就行了。1932年是此类案件的发案高峰期,受害者甚至包括国民政府高官的眷属、外国侨民以及来沪访问的外国官员及其随员。

  1932年8月,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牵头、法租界公董局参与,提出上海的租界、华界警务机构联手打击麻醉抢劫犯罪活动的建议,获得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的响应。于是,从9月1日开始,全市各中外军警机构联手行动。但那时警匪一家的现象绝非个别事例,另外还有帮会掺和,所以声势虽大,效果却微。不过,打击总比不打击好,麻醉抢劫犯罪活动毕竟收敛了一些。真正使这类犯罪活动发生率于次年初夏下降到低谷的原因,并非警方的打击,而是市民的防范意识不断增强,另外,因麻醉药物紧缺价格大幅度提高,导致案犯作案的机会大大降低,再加上上海滩的帮会以及犯罪团伙内部内讧不断,最后竟然就像有一个总头目下了一道严令似的,于一周之内大家都不去干麻醉抢劫了。

  与会旧刑警回忆下来,在他们经办和听说过的麻醉抢劫案件中,并无此刻第三组要调查的内容。他们认为,按当时的案犯结构、行事风格、思维方式等来看,犯下曹家渡黄金劫案的那伙案犯,可能并非帮会中人,甚至也不是黑道中人,而只是几个受当时不断发生的麻醉药物抢劫案的传闻诱惑引发了贪婪之心的青年,纠合起来作下了这样一起巨案。他们作案的成功仅仅是一种巧合。

  一个老刑警说: “我冒昧地打听一下,四位政府同志所说的被劫黄金数量巨大,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超过五六十两了?”

  蒋文增说: “实不相瞒,被劫黄金是超过百两的!”

  老刑警说: “那这个案子肯定没有破获,也没有接到过报案,否则,别的不说,报纸还不大登特登了,甚至闹得全上海皆知!”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51:17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他的观点获得了所有与会刑警的认同。最后,这些旧刑警热心地为侦查员出主意:你们可以去提篮桥监狱向那些建国前就已经被判刑,以及虽是建国后被判刑但在建国前有过抢劫、盗窃案底的在押犯进行调查,也许,他们中有人曾经听说过什么人跟该案有涉也有可能啊。

  第三组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起草了一份协查通知发往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收到协查通知后,通过开会和监区广播对在押犯进行宣讲,要求凡是知晓1931年冬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随时可向政府检举,检举内容一旦查实,将视为重大立功表现,可以报请法院减刑或者提前释放。这项调查进行了三周多,监狱方面虽然向第三组提供了他们所了解到的多条由在押犯人提供的线索,可是,侦查员调查下来,要么落空,要么无法查下去。于是,这个原先寄予着很大希望的调查方式无疾而终。

  4月7日, “曹家渡大旅社”的经理乐书秋忽然跑到市公安局来找第三组组长蒋文增,说前天晚上他值班,跟职工(就是以前的茶役)裘青聊天时说到当年那起案子,裘青说他前两天晚上睡觉时做梦,梦中见到了当初强盗作案时使用的那辆黄包车,是“大牌照”,号码是300169。乐经理初时也没在意,回家跟学医的儿子说起时,儿子说国外有科学家研究成果称,做梦中回忆到的情形很多是当初真实一幕的还原,把人催眠后与其进行对话,可以获取隐藏在潜意识中的事实真相。所以,儿子认为裘青所说的牌照号码可能是真实可信的。乐经理听儿子说得有鼻子有眼,于是就来向侦查员反映。

  侦查员这边正陷于山穷水尽的境地,听说此事不禁产生了兴趣。他们四人都是山东老区过来的,从事公安工作最长的不过四年时间,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二年级,根本没接触过外国资料——国内的也还没机会接触哩。他们向市局技术处的留用老专家请教,专家说国外确实有过这方面的实践,应用于案件侦查、事件调查等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于是,第三组就决定试着调查裘青梦到的那个牌照号码。

  旧上海分为三个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界当局都有权发放车辆牌照,不过各自发放的通行范围仅限本界。这样,就给各类车辆的全市通行造成不便。于是, “三界”当局经过协商,决定发放一种区别于本界而可以全市通行的牌照,这就是“大牌照”。乐书秋反映的涉案黄包车的牌照就是那种牌照,从打头数码30来看,还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案犯曾经对梁壁纯说过“这辆车是去年的新车”, “去年”就是1930年, “大牌照”是统一由公共租界发放的,租界当局采用的是西历——就是阳历,30系1930年的简称。后面的0169,大约是1930年发放的第169块牌照。

  侦查员了解下来,抗战胜利后,公共租界的一应档案资料均交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后,这些资料留下来到了我们的公安局手里。于是就去市局交警处查询,得知有这部分资料,还原封不动放在那里。侦查员于是就去翻阅,查了两天,总算查到了300169“大牌照”黄包车的车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云间跳舞学校”老板曹胜林。

  往下,就是寻找曹胜林其人了。四个侦查员从4月14日开始寻找,一直找到5月上旬,方才找到曹胜林——他已搬迁去了苏州,改行做了乐器厂的厂长。问下来,曹胜林承认他以前有过那样一辆黄包车。那么,1931年12月上旬那个时段,那辆车给谁使用了?曹说没给谁使用啊,一直是我自己在用,那是我的私家车,我干吗自己不用给别人去用呢?侦查员问有谁可以证明,曹说要么你们去问我的车夫吧。

  车夫老凌在上海,这时已经翻身当了主人,是人力车行业工会的脱产委员了。侦查员找到他了解下来,证实曹胜林说属实。这样,线索就断了。

  第三组人人沮丧,但还是得打起精神继续盘算该怎么行动,议来议去,寻思监狱调查过了,没有获得线索;看守所还没有调查过,全市二十余家看守所的人犯中是否有人有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的线索呢?

  正当侦查员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线索出现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52:18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七、大盗伏法

  前面说过,3月8日,“悬办”第三组曾经召集了十八名建国前供职于国民党警察局、帝国主义租界巡捕房的旧刑警开过一个座谈会,相帮分析案情。线索的发现,就是跟当时的一位与会者相关的。这个与会者名叫曾丰,五十四岁,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华捕,从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为止,然后就离开了警界,去一家船舶修理厂当管理人员,管的是安保工作,相当于现在的企业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当到上海解放,曾丰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就不再去上班,在家里赋闲。今年3月间第三组邀请他去参加座谈会时他就在休养阶段。

  座谈会参加过后,曾丰继续休养。休养到5月头上,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敲门,进来了几个公安局的便衣,问明姓名、籍贯、年龄后,就把他带走了。去哪里?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犯了什么事儿呢?曾丰自己也弄不明白。

  —个星期后,等来了第一次提审。曾丰这才知道原来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问他当年几个巡捕房同事的事儿。那几个同事,是和曾丰一起考进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进了政治部,办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丰一样进了刑事部,当了刑警。因为是一起进门的,所以几个人很谈得来,还曾磕头结拜了兄弟。后来,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转为汪伪政权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伙,好像只有—个留下来替汪伪政权效力的,后来又干过国民党的警察,再后来,上海解放了,谁也不知道谁了。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处的民警要曾丰交代当年他的那几个同事在法租界办过的几起案件。曾丰压根儿就没有办理过跟政治相关的案子,觉得实在没啥可交代的,但这事光靠口头说没用,又找不到旁证,于是寻思只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调查清楚为止。

  曾丰坐的班房属于第二看守所里的一个大监房。其时解放不过一年,还在清理阶段,抓的人多而杂,曾丰那监房一共关了二十来个人犯。那时候看守所还没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人犯待在里面不需要劳动,整天除了等着提审、吃饭,就是闲磕牙瞎聊天消磨时间。同监的人犯听说这个老头儿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获至宝,都盯着请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儿。曾丰闲着也是闲着,就跟人家聊了起来。聊了几日,有一次就说到了曹家渡那桩黄金抢劫案。曾丰毕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心里却明白,每个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晓的事实说,这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也是这样,他说这是1931年入冬后没几天发生的,当时竟然没有报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后,如今共产党的警察在进行调查。

  说这个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过了一天,有个同监人犯悄悄把曾丰扯到监房一角,向他咨询一个政策问题:人民政府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立大功受奖”,如果有谁检举像您老昨天说的那个曹家渡黄金抢劫案那样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吗?

  曾丰是老刑警,一听顿时明白有戏,于是说这个自然,现在是人民政府在办该案,谁为公安提供线索协助破案,那当然是立功行为。小老弟你若是知道那个案子的线索,倒还真是值得检举一下的,肯定有好处啊!这样吧,反正咱有的是时间,你先把情况跟我说一下,我帮你出个主意,看应该怎样检举——这检举也有说法的,以前旧社会有人检举不得法,不但没有好处,还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呢!

  对方吓了一跳,于是就把情况一五一十向曾丰和盘托出——这个人犯名叫冯安宝,三十四岁,资本家出身,他的老爸冯定飞是开机修厂的,以维修汽车、摩托车等机动车为主,因为是以修理摩托车起家的,所以行业内给其起个名号叫作“摩托阿飞”——阿飞是昵称,并不是说他是花花公子。而他唯一的儿子、此刻正准备提供曹家渡黄金抢劫案线索的冯安宝,倒是一个纨绔子弟,喜欢拈花惹草,这次就是因为被控强奸而折进局子的。

  冯安宝要说的是民国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事儿,那年他虚岁十五,因为小时候患过“奶痨”,发育不良,所以十五岁的少年看上去也就不过十二岁样子。冯安宝有个表兄,名叫吉家贵,长其十岁,那年二十五了,已经娶妻,那是家里给他张罗的。但他似乎对家庭生活并无多大兴趣,喜好的是结交朋友,舞枪弄棍,做过几份工作,但多做不长。1931年的时候,吉家贵刚刚辞去一家舞厅看门人的工作,说要考察市场,改行做生意了。

  冯安宝年少体弱,却好动调皮,平时在外面玩耍时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负。他吃了亏,就告诉吉家贵,让表兄替他出头。吉家贵是会国术的,又有一帮子朋友,所以只要他出面,别说对方也是少年了,就是把老爸抬出来,人家也得服帖。而吉家贵呢,贡献也不是白白作的,他的家境远不如表弟,就时不时到阿姨家来蹭饭,有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还经常怂恿表弟向家里要钱买这买那,买的自然都是他需要的东西。冯安宝是独生子,娇生惯养,家里谁都顺着他,反正他只要跟着表兄折腾,随便叫他干什么都是愿意的。

  1931年10月16日是冯安宝的十五岁生日,家里自要好好庆贺一番。早在前几天就开始筹备了,刚从舞厅辞职的无业人员吉家贵自然要来帮忙,于是就住进了冯家。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竟然一直住到12月上旬。对于冯安宝来说,那是极欢迎之事,因为这个表哥太会玩了,而且还会邀请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阿古、小克来一起玩。那二位比吉家贵小两三岁,也是习练国术之人,当然,和吉家贵一样不过是“三脚猫”,略懂些皮毛而已。

  冯安宝记得那段时间表哥经常玩的就是拉黄包车。冯安宝的老爸“摩托阿飞”六七年前置办了一辆私家黄包车,那是一辆二手车,用到1930年就换了一辆崭新的日本进口的新车。“摩托阿飞”的财运似乎很好,仅仅过了一年又有了一辆七成新的轿车,那是人家作为债务抵押给他的。小轿车进门后,那辆黄包车按照通常人家的处理方式,就要“出送”(沪语,送出门处理掉之意)了。可是,由于冯安宝跟着表哥他们把黄包车作为玩具拉着玩,家里就同意他的要求先把车子留着,等他们玩厌了再“出送”。

  这样玩了两个来月,吉家贵、阿古、小克三个已经能把车拉得像模像样了,特别是阿古,一招一式活脱就像职业车夫。而冯安宝呢,渐渐就玩厌了,他不拉车,当乘客。坐黄包车对于冯少爷来说并不新鲜,因为家里有私家车,他以前想坐时就让车夫拉他去哪里兜一圈的,早就不当一回事了。再说,天气冷了,坐车有风,倒不如坐在家里怀里抱着个手炉舒服,况且他还要上学,快到年底了,功课也比较紧张。这样,他也就不大热心了。而吉家贵他们还是乐此不疲,最后干脆把黄包车拉回自己家去玩了。

  这样,这辆黄包车一直拉到大约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贵忽然把车擦拭得光洁一新地送回来了。从此,吉家贵对黄包车就不感兴趣了,而且人也不大过来了。整个寒假,冯安宝一直盼望着表哥过来带他出去玩玩,或者叫几个朋友来家里玩玩扑克打打康乐球也好,可是,吉家贵除了过年时和其父母来拜年以外,整个寒假影子都不见。后来听说吉家贵去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开了一家“吉家欢南货店”,竟然经营得很好,几年后还在城隍庙旁边另开了一家分号。

  而冯安宝呢,老爸的生意倒还是做得风声水起,即使抗战时也没受影响,而且竟然在胜利后未曾被国民党方面作为“汉奸”来敲诈,简直是一个奇迹。可是,渐长渐大的冯安宝却不成器,成了一个纨绔子弟。尽管十年前冯安宝就已经结婚,而且早已有子女,可是他什么职业都不干,整日就是吃喝玩乐,重点是玩,以玩女人为主。这在旧社会还可混混,到了新社会就不行了。终于,他被人告进了公安局,说是强奸,于是就直接由市局治安处下令拘捕。这在当时通常是市中级法院直接承办的刑案,判刑至少十年。冯安宝初时尚不知晓,时间稍长方知大事不好。于是他开始关心自己的命运,听说“坦白从宽,将功折罪”,于是就挖空心思想立功,只是因为他以前在社会上一起厮混的都是小开,没有罪行可以检举。这回听曾丰在监房里聊起曹家渡黄金抢劫案,不知怎么由案犯作案时使用的那辆“去年的新车”联想起当年自己家里的那辆黄包车,寻思那不是有点儿像吗?时间也对得上号,还有案犯人数也是三个。当下心念一动,就想那起抢劫黄金巨案不知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们三个作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0:52:52
  120两黄金失踪之谜

  当下,曾丰听冯安宝如此这般说下来,寻思听上去有点儿像,不过以他的办案经验,这种举报的准确性是比较低的,尤其是举报人在知晓案情后的举报内容,往往容易有意无意地朝案情方向靠。所以,是真是假,得由公安局调查。曾丰于是就对冯安宝说,这案子太大了,你可以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长报告。

  看守所所长接到冯安宝的检举后,立刻跟市局 “悬办”取得联系。第三组立马全体出动,于5月11日夜审检举人冯安宝。侦查员在认真听取了冯安宝的当面举报内容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家的那辆黄包车是什么牌照?”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的大牌照,号码是300196。”

  四个侦查员几乎同时一个激灵: “曹家渡大旅社”提供的也是公共租界“大牌照”,号码是300169,看来是茶役错把尾数96记成69了。这后面有戏!

  侦查员当即调集了数名警察,立刻出动,连夜拘留了“吉家欢南货店”老板吉家贵,同时对其住所和店铺予以搜查,搜得白铜盒—个,后经梁壁纯与刘志纯辨认,正是当年经手交割的那个。

  吉家贵被捕后,对这桩已经相隔十九年零五个月的抢劫巨案作了交代一案犯一共三人,除他之外是其狐朋狗友刘阿古(阿古)、庄克(小克);策划者是他,其动机是筹款开店,原准备作案多次,筹足款项方可歇手,哪知一出手就是一百二十两黄金,三人各获四十两后就此歇手。

  向表弟冯安宝家借黄包车玩耍,纯是为筹备作案工具,以及学习拉车,作案后即把黄包车还给冯家。为防止引起外界怀疑,三人从此就基本不接触。抗战胜利后,吉家贵曾在外滩偶遇阿古,方知小克已死,阿古现在北京路经营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晨七时,第三组拘捕了另一案犯刘阿古,并对其所开的五金行及住宅进行了搜查,未获赃物,但有黄金首饰十四件,疑系用其所劫黄金打造,遂予没收。

  另一案犯庄克,生前住卢家湾区杜家园蟠桃坊,侦查员登门,得知庄克于1934年经人介绍,拜海上闻人杜月笙为师,1937年抗战伊始受杜派遣参加由戴笠组建的“抗日别动军”,次年与日寇作战时阵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追认为烈士。侦查员对庄宅进行搜查,其父母主动交出庄克1937年参加“别动军”时交给他们保存的两根“大条”——黄金二十两。这两根“大条”经侦查员请当年瑞金县城金匠辨认,确系出自其手。


  至此,这起发生于1931年的巨案终于破获。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刘阿古以抢劫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梁壁纯被判有期徒刑十年,当时尚未有“玩忽职守”、 “重大责任事故”等相应的罪名,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决的,但判决后却将其释放了,以“反革命分子”身份交由地方监督管制,于1959年病殁。

  因检举而立功的小开冯安宝半年后释放;旧刑警曾丰的行为也被视为“立功”,且经调查认定其确实与原同事无涉,于当年7月间释放,由区政府将其安排到物资公司当了一名看门人。
  特别经费失踪之谜

我要评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05:00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迟婴


  1949年7月下旬,留守南京的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一辆高级轿车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于光天化日之下的闹市之中突然失踪!
  这是一起意在破坏我新生人民政权名誉、形象的政治性案件,还是一起纯为谋取财物的普通刑事案件,或者是一起隐藏着其他动因的复杂案件?这,引起了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的重视,当即下令进行专案侦查……


  一

  1949年7月31日下午,一个健壮的外国男子下车来到原民国“总统府”大门前,当他被站岗的警卫人员拦截下后,不等警卫发问,便气咻咻地说要求立刻面见市长刘伯承将军,声称有要事当面反映。
  带班的警卫班长把这个外国男子让到了岗亭旁边的一株大树下,对于这个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外国人不禁感到好奇。询问之下,对方出示证件表明自己是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三等秘书,名叫安博盖克。再询问对方为何事要求面见刘伯承市长时,安博盖克却不肯吐露原因,只是再三表示这件事必须当面对刘伯承将军反映。

  尽管对方是被我方推翻的反动政府的邦交国外交官员,但毕竟是外国人,根据解放军进城前所学习的相关政策和纪律规定,外交无小事,凡是涉及外国人的事情,都必须向上级汇报请示。于是,这位班长就往里打电话汇报了这一情况。
  这天,刘伯承不在南京,应陈毅之邀前往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去了。退一步说,即使刘伯承在南京,也不可能亲自接见一个前加拿大使馆三等秘书。据安博盖克回国后所写的回忆文章中所说的,他被让进与大门相连的一间屋子坐等了大约10分钟,出来了一位军官,后面跟着一个警卫模样的青年战士,对方自我介绍姓沈,名真光,没有说到职务,只说他能代表南京市军管会跟他进行谈话,刘市长公务繁忙,无暇亲自接待。请安博盖克考虑,如果他的事情只能向刘市长反映的话,那可以通过书面方式,一定稳妥转交;如果可以通过口头方式转报的,那就请向接待人员谈。
  安博盖克稍一考虑,就放弃了初衷,说那我就向您反映,请您务必尽快转报市长先生。“我要向市长先生反映,3天前,我使馆的一辆轿车失窃,当时我就去你们的公安局报了案,但是至今竟然没有任何消息!这3天里,我向当时接待我的那位警务人员打过多次电话,他只是说让我耐心等待。我通过其他途径进行了打听,意外得知这位警员在接到我的报案后竟然按兵不动,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我不禁想到以前管理南京治安的国民政府的首都警察厅,尽管他们的工作很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可是他们在前年对于美国司徒雷登先生的轿车失窃案的侦查工作是积极到位的。所以,我要向你们提出疑问:你们如果没有能力管理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那你们为什么要动用兵力把国民政府的首都攻打下来呢?”
  沈真光一听,脸色顿时严峻起来,马上打开手里的本子,请安博盖克把全部情况详细叙述一遍。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向外界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早在一月之前,孙科已经接替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科上任后,就动起了将“行政院”迁往广州的脑筋,并且付诸实施。为此,李宗仁跟孙科发生了被史学家称为“府院之争”的矛盾。等到矛盾缓和,孙科想把“行政院”重新迁回南京时,人民解放军早已在长江北边饮马磨刀了。鉴于南京全城均在解放军的远程大炮射程之内,那些驻在“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的外国使领馆就随时准备迅即撤离,或赴广州,或索性回国。这些想离开南京的使领馆中,加拿大是其一。但是,在南京的馆舍总是需要有专人看守和管理的,于是,安博盖克就以使馆驻守南京代表的身份留了下来。
  同时被指定留驻南京使馆的还有两名加拿大外交雇员,以及原本就在使馆工作的几名中国厨师、花匠、杂役、门卫。这样,安博盖克的使命就由原先的三等秘书变成了“代理全权大使”,不但负责对外的一应交涉,还兼着财务和后勤工作。他掌管着留守馆舍的钱财,每天开车去采办伙食原料或者日常用品。3天前的上午9点,安博盖克照例驾驶着使馆留下的唯一一辆轿车出去办事和采买物品。跟他一起出去的,是加拿大雇员迪尼小姐和中国杂役仇鹤宝。3人先去购买了副食品,然后去鼓楼那边的一家邮局发了份电报。
  从邮电局出来,应当是返回使馆了,但仇鹤宝提出因使馆水电维修需要购买一些五金配件。安博盖克于是就把车子开到了“新新百货公司”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停了,3人下了车前往百货公司去选购。不料,这家公司最近已经取消了供应五金配件的业务,3人只得退了出来。从下车到重新回到停车的空地上,前后一共不会超过5分钟的,可是,当他们返回空地时,却是一个激灵:那辆加拿大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福特1947”黑色轿车竟然已经不见影踪了!
  最初一瞬间,他们3人都以为走错了方向,来到了另一块空地上了。安博盖克和迪尼正团团打转辨认方向时,仇鹤宝已经反应过来了,说新新百货公司旁边就这样一块空地,刚才汽车就是停在那根电线杆东边的,不会有错的。这样,问题就来了:他们的轿车到哪里去了?安博盖克最先反应过来,叫了一声“上帝啊”便往马路方向奔去,另两位稍一愣怔也紧紧尾随。可是,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马车中哪有福特轿车的影子呢?
  这样,就只有报案了。于是,安博盖克就去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报案。接待他的是一位名叫俞小耿的刑警,他查看了安博盖克出示的证件,粗略地听取了轿车失窃经过,草草做了一份笔录,让安博盖克签了名字,然后叫他回使馆等候消息。
  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其他车辆在撤离南京时,都已经开往广州了,这辆“福特1947”是使馆唯一的交通工具。安博盖克想想如果不能找回,那今后就没有车可代步了,除此之外,他还考虑到丢了这样一辆价值不菲的新轿车,以后怎么向国内交待!所以,他的心情之糟是可想而知的。之后,他一日数次往鼓楼分局打电话,向刑警俞小耿询问是否找回了轿车,每次得到的都是不痛不痒的回答。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05:36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今天中午,当安博盖克再次给俞小耿打电话得知还是没有什么结果时,不禁大恼,差点把话筒给摔了。在一边打扫卫生的仇鹤宝说,安博盖克先生你可能不知道,那个接待你的刑警其实根本没有采取过任何侦查行动,甚至连报也没向上级报过。安博盖克便问仇鹤宝是怎么知道的,仇鹤宝说他的一位邻居就是鼓楼分局的留用警察,也是刑警队的,昨天晚上来他家借石磨时闲聊起来说的。
  安博盖克听了顿时大怒,用英语大发了一通牢骚,然后才问仇鹤宝,你知道你们中国的警察局该由哪个机构管吗?仇鹤宝说,我听电台播报新闻时说到公安局时总是称“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那看来应当是市政府管的吧。安博盖克说,那我就去找南京市市长刘伯承将军反映此事。
  这样,安博盖克就雇了辆马车来到了市政府请求面见刘伯承市长了。
  当下,沈真光听安博盖克如此这般说了情况,不禁暗自愣怔,这倒不是为光天化日之下一辆轿车眨眼间不翼而飞,而是对鼓楼分局的那位刑警俞小耿的行为觉得不可思议。但他没有把这种想法表现出来,不露声色地把安博盖克的陈述记录下来后,请对方过目,说如果记录内容属实的话就请签名,我将尽快向刘市长反映你的情况,并把处理结果及时告知你。同时,我对于你的这个不幸遭遇表示同情。
  安博盖克对于沈真光的回答还是满意的,心里也就消了气,说那我就回去等候沈先生的消息。
  当天晚上10点,刘伯承从上海返回南京,照例听取了秘书的例行工作汇报,得知了安博盖克报案之事,当即召来接待安博盖克的沈真光面询情况。沈真光在安博盖克离去后,感到此事不是寻常小事,已经亲往鼓楼分局了解情况。
  原来,那个接受安博盖克报案的刑警俞小耿不过是个20岁的小警察,17岁初中毕业后经人介绍进入“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鼓楼分局当了一名刑警。南京解放后,他被作为留用人员继续留在分局刑警队。这段时间里,俞小耿受解放后的新形势影响,非常积极地追求进步,还生吞活剥地阅读了若干马列主义著作,还打了入团申请报告。根据俞小耿的理解,国民党政府是反动政府,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一个反革命集团,所以,凡是跟这个政府有邦交关系的国家就都是人民的敌人,加拿大当然也不例外。在他看来,人民政府允许原加拿大驻国民党政府使馆馆址的存在、人员的平安就已经是天大开恩了,人民政府的公安局没有为这些洋反动分子服务的义务。因此,当安博盖克向他报案时,他虽然勉强按工作程序进行了,但却故意把这个案子扣压了下来,既不向刑警队长报告,也不拿到每天例行举行的案情通报会上去通报,而是悄然压了下来。
  当下,刘伯承听了沈真光的汇报,简直给弄了个哭笑不得,说这小伙子还以为他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利益才这样做的呢,殊不料已经犯下错误了,当然,这责任不全在他身上。看来,这是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普及教育工作做得有问题了。这类涉外案子,关系到我们中共对于新解放的大都市的管理水平和树立什么样的形象的大问题,不是小事啊,必须慎重而慎重。那辆轿车已经丢失3天了,如果窃车者当时就驾车离开了南京,现在也不知开到何处去了。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侦破的案子了,所以,鼓楼分局能否有把握迅速侦破还是个问题,还是让南京市公安局直接负责侦查吧。
  刘伯承于是就指示秘书给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周兴打电话,要求市公安局重视对该案的侦破。周兴是一位1925年就入党的老革命了,参加过南昌起义,从1931年开始就从事保卫工作,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公安。周兴在刘伯承的指示下达前,就已经知道加拿大使馆轿车失窃案了,这是沈真光下午去鼓楼分局了解情况后,分局领导知道了俞小耿所犯的过失可能影响不小,所以,在当晚去市局进行例行工作汇报时就向周兴报告了此事。汇报结束后,周兴留下了鼓楼分局的两位领导,正在谈话时,接到了刘伯承的指示。
  周兴决定组建专案组进行专案侦查,于是便召来市局政治保卫和刑事侦查条线的负责人,一番商议后,决定抽调7名同志组成“福特轿车失窃案”专案侦查组,立刻着手进行侦查。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05:58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二

  当时的南京市公安局的全称是“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刑事侦查处下辖的刑警中大部分都是原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留用人员,其中有一部分是原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成员或者外围进步人员。在民国时期的国民党警察系统,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的刑事侦查一直处于名列前茅水平,曾经侦破过不少当时轰动海内外的刑事案子,其中包括“神秘女飞贼案”、“司徒雷登座车失窃案”等,积累了一套刑事侦查方面的技术经验。因此,周兴局长在抽调“福特轿车失窃案”专案侦查组人员时,要求动用几名具有丰富刑侦经验的留用刑警。这样,7名专案人员中,有3位是留用刑警,其中金默亭是原中共地下党员,小邓是原地下团员,还有一位姓林的也是进步分子。
  专案组长封克全是随同周兴局长一起从陕西来南京的人员之一,抗日战争时就已参加革命,曾经当过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周兴的警卫员,解放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社会部、公安部当侦查员,对于侦破各类案件都具有一定经验。他在当天午夜被上级从睡梦中唤醒接受任务后,当即会同副组长金默亭紧急召集专案组成员举行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议。最先受理安博盖克报案的俞小耿也被封克全打电话让鼓楼分局紧急通知前来市局介绍案情。
  当时侦查案件的思路,通常都是先要分析案件的性质。“福特轿车失窃案”是一起属于什么性质的案件?会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可能是政治性质的案件,作案动机是破坏我新生政权的社会治安秩序,乘机造谣,扰乱人心;另一种认为是刑事案件,作案动机就是为了谋财。
  双方正在各自充分发表自己的分析判断时,公安局办公室打来电话,说是奉周局长之命向专案组通报一个刚获悉的情报,供专案组分析案情时作参考:西方外电从昨天中午开始,已经在报道和评论发生在中国南京市的加拿大外交官员轿车失窃案了;广州、重庆、成都等尚处于国民党控制城市的官方报纸也对该案有报道;而香港由国民党特务机构控制的《新时间快报》则别有用心地开始刊登1947年被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破获的《司徒雷登轿车失窃案侦破记》连载了。
  这个情报给专案人员的案情分析一个提示,于是认为是政治性案件的一方有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另一方于是也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先从政治性案件方面进行考虑。接着就进入了具体分析案情阶段,先让等候在会议室外面的俞小耿进来向与会人员介绍案情。俞小耿已经知道自己的行为竟然惊动了刘伯承,而且分局领导的脸色也非常不好看,此刻颇有些忐忑不安,说话不大连贯。封克全让他不必紧张,把一应情况说一遍就可以了。于是他渐渐镇定下来,翻看着当时的报案记录,回忆着安博盖克当时的叙述,尽可能详细地把情况叙述了一遍。
  专案人员把俞小耿介绍的案情理了理,熟悉南京全城地理的专案组副组长金默亭在一块黑板上迅速画出了现场平面图,众人开始发表意见,以下内容引起了众人的重视——
  据失主介绍,这辆失窃的“福特1947”的车门和引擎钥匙都是由美国福特公司提供的享有专利权的最新产品,即使作案者有万能钥匙,也很难想象能在短短数分钟内就能对付得了,因此,估计作案者很可能备有比万能钥匙还可靠有效的另一种开锁工具。
  即使作案者手里掌握着能够打开这辆轿车的复配钥匙,也不可能这么巧正好在现场候得安博盖克驾驶着福特轿车过去,所以,由此判断作案者可能是事先知道安博盖克要去“新新百货公司”购物。他(或者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一情况的?看来,只有知晓安博盖克要外出购物的原加拿大使馆内部人员向作案者泄露。
  如果作案者是用复制的钥匙解决了车门和引擎锁具的,那么,也只有原加拿大使馆内部的人员才能实施这一行动。因此,看来,作案者是有内线配合,而内线则是现在还供职于原加拿大使馆的那几个中外雇员。
  封克全想了想,再次把俞小耿叫了进来,让这个年轻刑警回忆一下安博盖克报案时对于去“新新百货公司”购物的说法。俞小耿睁大眼睛想了片刻,说他记得安博盖克当时说是那个杂役仇鹤宝提出需要购买五金配件的,安博盖克问去哪里购买,是仇鹤宝说的去“新新百货公司”。
  于是,疑点就定到了使馆杂役仇鹤宝的身上。
  次日中午,一份仇鹤宝的材料就送到了专案组组长封克全的面前:仇鹤宝,35岁,其父是海员,早年在数艘加拿大海轮上当过厨师,抗日战争期间曾逗留美国,并受聘于美国巡洋舰“上帝之星”号上当大厨。仇鹤宝本人自幼顽劣,小学时号称“打架大王”,进初中后劣性不改,初二时被学校开除。之后,仇鹤宝索性在社会上游荡,伙同一帮地痞斗殴敲诈出了名,还跟其中6人结拜弟兄,成为南京小有名气的“水西门七兄弟”的老二。1937年12月日军攻打南京时,“水西门七兄弟”倒是爱国热情高涨,主动要求跟国军一起抗敌,结果其中3人战死,仇鹤宝等4人却是福星高照,连小伤也没有受一下。国军撤退时,仇鹤宝4人跟着离开了南京,从而逃过了南京大屠杀。4人到了武汉,那3名结拜弟兄都参加了“军统”,当了特务。仇鹤宝没有跟着走,而是投奔了汉口一家洋行的一个跟其父有换帖之谊的襄理,在那里当了一名杂役,一直做到抗战胜利才重新返回南京,其时他已经娶妻生子。仇鹤宝返回南京后不久,其父也从美国回来了。仇鹤宝便要求老爸替他想想下一步应该如何走,老爸说过一程再说吧。不到一周,老爸就通知仇鹤宝,让他去加拿大驻国民政府使馆当杂役。那里的一位武官是他父亲的朋友,已经跟人家说好了。就这样,仇鹤宝便去了加拿大使馆做起了杂役。从此倒是太平无事,一直平平稳稳干到现在。而仇鹤宝的那3位参加了“军统”的结拜弟兄,后来都成为“军统”以及由“军统”演变的“国防部”保密局的校级特务,抗战胜利后还是跟仇鹤宝保持着联系,一直到南京解放前一个多月,邻居还看见其中一位佩戴中校衔章的在“水西门七兄弟”中位居老五的前来拜访仇鹤宝,一口一个“二哥”叫得十分恭敬。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06:20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专案组一讨论,更增加了对仇鹤宝的怀疑,因为这主儿既有非同一般的海外关系,又有着跟国民党特务军官称兄道弟的亲热。这种角色,让他配合着特务干一桩破坏活儿,自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一口答应的了。
  专案人员进一步推断:如果仇鹤宝确实跟本案有关,充当着盗窃福特轿车案的内线帮凶,那么,他会在本案中如何运作?
  安博盖克被悄然请到了市公安局,由专案组正副组长封克全和金默亭当面对其作了一番调查。安博盖克见中共警察对于该案非常重视,很是高兴,一边表示感谢,一边尽可能详细地回答着专案人员预先拟定的问题。出于慎重,交谈中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对于仇鹤宝的怀疑。
  送走了安博盖克,专案人员立刻进行了案情分析,认为如果确是仇鹤宝参与作案,那么从安博盖克提供的情况看来,由于他那天出去办事事先并没有通知过使馆内的任何人员,只是在决定出发前大约半个小时才对迪尼说了,并让她去通知一名中国杂役一起出去。安博盖克并没有指定具体通知哪一位杂役随同出去,而是由迪尼自行决定。这是使馆多年来的一贯做法,加拿大雇员迪尼也熟悉了这种惯例。这样,仇鹤宝在接到迪尼的通知后,为使同案者尽快作好下手准备,他就必须马上把消息传递出去。
  仇鹤宝传递消息的渠道有以下两条:当面告知或者打电话。专案组认为,如果之前对于仇鹤宝的分析判断没有差错的话,只要以此作为突破口进行调查,那就能够获得破案线索。
  精通英语并富有侦查经验的金默亭和侦查员老汪、小吕奉命前往原加拿大使馆进行相关调查。3人接触了包括安博盖克在内的原使馆的全部中外留守人员,就在安博盖克通知迪尼准备外出之后是否有人离开使馆或者使用过电话一事进行了不露声色的调查。
  看门人高老头已经年届六旬,一看便知是那种绝对忠于职守和对主人忠诚不二的老式旧派义仆类的角色。令侦查员感到意外的是,高老头的儿子竟然是抗战初期参加的新四军,现在苏北行政公署,干的也是公安工作。这使双方顿时多了一份亲近感和信任感,高老头也乐意配合调查。据他回忆,在那个特定的时段里,没有任何人外出过,也没有外人来过。而他这个门卫室里的电话机,只能拨打内线,所以,另一项内容的调查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与此同时,侦查员还在调查这个时段内是否有人拨打过电话。其实,这时另外一路侦查员已经去电话局查询这个问题了。这边调查还没有结束时,侦查员小邓已经骑着摩托车过来,悄然向金默亭报告了查询结果:案发那天上午的那个时段里,原使馆的一个电话机确实向外拨打过电话。但由于电话局那边的机房正在检修,自动记录仪器停止了工作,所以不能显示拨打的是哪个电话号码。
  这使金默亭很是兴奋,觉得心里有了底。正好此时又获得一个情况,使馆的另一加拿大雇员埃丽娜小姐在回答侦查员的询问时反映:那个时间她从楼梯上往下走时,听见楼下的过道里有人在打电话,是一个男子的声音,说的是中国话,可是她无法判定是谁。埃丽娜小姐是8个月前才从温哥华来华工作的,具体岗位是整理使馆的文字档案,那是一个不需要通晓汉语的岗位,因此,她不会汉语。又因为那是一个需要整天待在室内不需要跟使馆内的中国杂役打交道的岗位,而她又是一个非常矜持的贵族式小姐,因此,她一直到现在连使馆一共有几名中国雇员也弄不清楚。
  金默亭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刑警,自然知道趁热打铁的必要性,于是马上和两名助手分别找除仇鹤宝以外的其他几名中国杂役谈话,要求他们回忆一下各自在那天的那个时段在干什么。很快就有了收获,那个姓马的花匠在跟侦查员老汪聊天似的谈话中无意间说到,他去使馆主楼给鲜花浇水时,正好看到仇鹤宝在过道里打电话,仇鹤宝看见他进门,说了一句“那就这样吧”就挂断了电话,然后热情地跟他招呼,掏出香烟请他抽。
  金默亭考虑后,决定跟仇鹤宝当面谈一谈,看看他对打电话一事是否承认、如何解释。仇鹤宝对于打电话一节很爽快地承认了,说他确实是在迪尼小姐通知他一会儿准备跟安博盖克先生去购物后往外面打过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他的一位亲戚的。亲戚姓什么叫什么?从事什么职业住在哪里?跟其通话时说了些什么内容?仇鹤宝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他面对着金默亭虽然表面客气但内里却是隐藏着玄机的这番问话竟然显得从容自然,一边抽着金默亭递过去的香烟,一边打着哈哈说看来你们警察有点怀疑我跟这个案子搭界了,那我更应该把详细情况奉告你们了。于是就作了一番解释性的回答:亲戚其实是其堂弟,比他小两岁,在逸飞路开着一家“定胜商行”,原是做棉花生意的,现在看看这生意好像不大景气,就决定改做海产品。因为知道伯父即仇鹤宝的父亲是跑了一辈子海洋的人,便登门拜访,请求介绍一些熟识的朋友,也好指导如何入行。仇鹤宝父亲答应联系联系看,老人往上海跑了一趟,就给联系上了一个当初曾经一起在外国海轮上待过、现已成为小有名气的海产品老板的朋友郭某。老人昨晚返回南京家中后就对仇鹤宝说了此事,嘱其通知堂弟。仇鹤宝的这个电话,就是打给那位堂弟的,对方的电话是商行的。
  金默亭见仇鹤宝侃侃道来,没有一点慌张,心里反倒愈加起疑了,寻思这主儿乃是一个闯过三关六码头、见多识广的角色,如果这个案子又确实如案情分析会上所估计的是政治性质的破坏案件,那么,他背后的特务肯定已经早跟其商量过如何应对调查了。于是,也不多跟他啰唆,说你先待着别离开,我们这就派人去你家里和“定胜商行”调查,看你所说的是否属实。
  当下,金默亭就派两名助手分头前往两处调查。仇鹤宝的父亲和堂弟的一番说法跟仇鹤宝没有什么两样。这样,至少是从表面上看来,仇鹤宝是没有参与这个案件的任何证据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07:14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三

  金默亭3人返回市局,把情况向封克全一说。封克全有点意外,说这件事我们分析得好好的,很有可能跟加拿大原使馆内部人员有关系,现在最有疑点的仇鹤宝不存在疑点了,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老金同志我们再商量着看看。
  封克全和金默亭两人在办公室关着门密议了一阵,议来议去总觉得案件应当跟使馆内部人员有关联。两人各自拿了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划拉着,最后,封克全想到了一个思路,说是否会是加拿大原使馆内部已经被解雇了的雇员在起着什么作用啊!这些人员应该都是熟悉使馆那一套日常运作内容的,如果其中有人打定主意要动那辆福特轿车的脑筋,那么,肯定是知道使馆留守人员会驾着轿车外出采购东西的,那也就不必跟使馆现有的留守人员勾结了,只要在使馆附近设个点比如租间屋子住下来,留意着福特轿车几时出去,跟踪上去不就可以下手了?
  封克全这样一说,金默亭顿时有了同感,说对啊,我们怎么没往这方面去考虑呢?原加拿大使馆是外国驻华使馆中规模大、人员多的使馆,他们原先光轿车就有7辆,还有吉普车、卡车。除了外交官自己开车,还雇用了几名中国司机。如果那几个中国司机中有人参与作案,那不是很容易得手的吗?看来,我们应当往这方面去调查一番。
  侦查员悄悄走访了看门的高老头。老人是使馆最老的中国雇员,他熟悉这里曾经待过的每个中国雇员。据他说,使馆原先雇用了3名中国司机,都是南京当地人。前不久撤馆时,使馆方面给他们发放了解雇金,让他们离开了。侦查员问这3位师傅后来上哪里去了,高老头说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徐纲的现在在替“明发纱厂”老板周明发开车。他本来就是开轿车的,能跟外国人开车,技术当然没得说的,正好那老板新购买了一辆轿车,就把他请去了。徐纲就住在我家附近,我隔三差五碰到他的。小伙子人不错,见到我总是客客气气招呼,有时没事还硬要开车送我一段路呢。
  高老头这么一说,侦查员自是顿时来了兴趣,马上了解徐纲原先在使馆是给哪位外交官开车的。高老头说徐纲是机动司机,从大使先生的高级轿车到装运货物的卡车,哪辆车都开的。这样,就使侦查员头脑里产生了一个推想:既然如此,那么,那辆失窃的“福特1947”也是在徐纲驾驶过的车辆范围内的,所以,他曾经是有机会配制过这辆轿车的钥匙的。
  侦查员返回市局在专案会议上一汇报,众人认为这个徐纲身上似乎隐藏着若干疑点,看来需要悄悄调查一番。封克全、金默亭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有必要与此同时进行另一方面的调查——走访案发现场附近的群众,看能否运气好点找到当时的目击者,于是就把人员作了调整安排。
  对徐纲的外围调查进行得很顺利,但查下来并未发现此人有作案疑点,而且从他平时凸现出的人生态度、待人处世、经济状况以及家庭影响看来,他不是那种头脑里容易产生犯案念头的人。于是,就决定先把他放在旁边了。
  跟对于徐纲的调查内容相比,另一路的调查内容就显得丰富了些。案发现场“新新百货公司”旁边的那块空地,抗战前是一家很大的茶行,后来日军占领南京时,老板全家逃往海外了。抗战结束他们返回时,发现茶行的位置已经成了一家简易剧场,专门出租给那些走江湖的草台班子作临时表演用。茶行的少东家一打听,主持剧场的那人叫杨八宝,就去交涉,但对方却不肯交还。于是就打官司。哪知这杨八宝的背后是“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工,法院那些法官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的。白白耗费了若干钱财,官司却是一败涂地。那少东家大怒,不知雇了何方高手,竟然就把杨八宝连同4个保镖一并杀了,一把火将剧场烧作白地。等到国民政府首都警察厅调查时,那少东家早已去了海外。这个案子不了了之,这块地皮从此也就无人敢占用,一直空置在那里,成为附近百姓的日常逗留、闲谈之处,偶尔也有人临时把汽车放在那里停一会儿。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08:03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那年头,汽车还没有普及,即使是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街头常见的还是马车多于汽车。因此,可以想象,当一辆“福特1947”这样几近于崭新的高级轿车出现在这块空地上的时候,对于那些逗留于现场的路过歇歇脚的小贩以及下棋、打拳和闲谈的附近居民来说,无疑是一桩新鲜事,所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或多或少都要把注意力暂时转移到那辆轿车以及从车上下来的两个外国男女身上。数名侦查员在那里找到了两个当时正在切磋太极拳的老者,然后通过他们顺藤摸瓜陆续找到了十来名目击者,其中有两个是小贩,七八个是闲谈的居民,3个是下象棋的伙伴。花了大半天时间,一一走访下来,他们对于“福特1947”开过去停泊一节都是记忆犹新,可是问到那辆高级轿车是怎么离开的,就没有人说得上来了。其中大部分人甚至对于轿车是几时离开的都没有留意到。
  当天晚上,正当专案人员在为此感到沮丧时,忽然接到鼓楼分局值班室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有群众去分局反映关于白天调查过的可能跟那辆轿车失窃有关的线索。封克全闻讯大喜,当即亲自带着两个侦查员驱车前往鼓楼分局。
  向分局反映情况的群众姓单,白天已经接受过专案人员的调查。他在轿车失窃案发生的时候正在现场跟人下棋,留意到了轿车的到来,但之后因棋局形势对他不利,只顾考虑对策,根本没有留意过轿车是几时离开的。单老头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人,因此,当他面对着侦查员充满希冀的目光而无能为力时,内心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情绪一直被他带到了家里,以至于当他的老伴走亲戚回来和他一起共进晚餐时,也察觉到了他的情绪有问题。老伴当时没有提出询问,直到吃过晚饭,收拾好饭桌后这才问起。单老头一说,其妻想了想,说我倒想起一个情况:那天那辆黑色轿车停车时,我正站在我家通到马路的那条小巷口,看见一辆两轮绛红色新摩托车从东面开过来,就停在烟纸店门前,车上有两个男子,盯着马路对面的那辆轿车看,还小声议论着什么。这时,正好过来了李家好婆跟我说话,我就没有再看他们。单老头听了老伴这番叙述,觉得可能对公安人员破案有用,就马上去分局报告了。
  专案人员对于单老头反映的情况甚为重视,他们分析:那辆绛红色摩托车很有可能是从“福特1947”离开使馆时,就已经开始跟踪了,伺机下手作案,最后终于在“新新百货公司”这边候到了机会,于是立刻行动了。这样,就有必要以绛红色摩托车为线索进行调查了。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处车管科的登记资料显示,全市当时一共有如单老头反映的那种两轮绛红色摩托车19辆。专案人员抄录了车主姓名、地址后,立即分头开始进行调查。车管资料虽是两个多月前南京市公安局成立后建立的档案资料,可是处于解放伊始的这两个多月的动荡中,车主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失踪、有人自杀、有人已经折进了局子,而有的车主人无恙,摩托车却已经报废了。专案人员整整花费了三天多时间,才算把这19辆摩托车的现状都一一查实,奇怪的是没有一辆是如同单老太太所看见的那样是新的或者接近新的!
  这就是说,单老太太所看到的那辆摩托车是一辆没有登月记过的黑车,或者,是一辆非南京本地的车。大多数专案人员分析认为是黑车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时,有人提出,也许并非黑车,而是一辆登记过的合法车辆,但登记时不是绛红色的而是其他颜色的,为了作案才临时改成绛红色,因此看上去像是新车。这个观点引起了众人的重视,于是决定从改变摩托车颜色这一点着手调查。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08:27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四

  当时,那种拿在手里就能喷漆的金属罐罐还没问世,喷漆必须动用空气压缩机。因此,改变车辆表面的颜色,从技术方面来说可能不算复杂,但就设备而言,就并不是哪一个修车匠都能干得了的,必须得去汽车修理厂或者作坊解决。这样,专案人员就着手调查南京全市的汽车修理工厂和作坊,凡是有空气压缩机能够胜任车辆喷漆的,都在调查范围之内。
  这样,侦查员用了两天多的时间,把全市的此类调查对象一一走访遍了,却没有查到有哪家接受过改变摩托车颜色的活儿的。
  专案组众人简直傻眼了:这是怎么的,分析得有鼻子有眼似的,怎么查着就是没有呢?这时,周兴局长召见专案组长封克全,询问案件侦查进展情况,说他已经接到上级命令,要调离南京去新的工作岗位了,不知专案组能否在他离任之前把这个案件侦破。封克全说局长老实说吧,我心里没有底,不敢打百分之百的保票,但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封克全把周兴的话在全组一传达,众人都觉得心情沉重。
  这时,有一个偶然中出现的情况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当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合并,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区司令部由上海迁往南京。上海市市长陈毅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这天从上海前来南京视察军务。南京这边自要布置一番警卫,陈毅抵达前,部分马路实行临时封闭,偏偏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不肯听从警察的指挥,硬要穿越被封闭的马路,还毛手毛脚地对执勤警察动了手。这样,这主儿当场就被警察连人带车给扣留了。
  专案组人员没有参加执勤,本来是不知道这件事的。而扣下车和车主的执勤警察,也是不知道专案组正在寻找一辆绛红色两轮摩托车的。不过,这天发生的这一情况,当天傍晚就上了南京市公安局的油印《情况简报》,而且正好被专案组副组长金默亭看到了。金默亭心里一动,当即给交警队打了电话,得知那辆扣下的摩托车竟然是一辆绛红色新车时,马上叫上两个侦查员前往交警队察看。
  这是一辆没有牌照的美国生产的“鸣诺”新车,车主名叫张明冬,是南京一所教会中学的英语老师。据张明冬说,这辆摩托车是当年1月南京尚未解放时从一个国民党宪兵军官手里买下来的,价格之低一看便知来路大有问题,因此,他一直不敢使用,当然也就谈不上去交警队上牌照了。最近他听说公安局允许以前留下的没有牌照的摩托车上牌照了,于是就从一位朋友开的车行那里弄了一张假发票,已经向公安局登记过了,这天匆匆忙忙是想去领取牌照的,按照计划,他领了牌照还准备马上去常州亲戚那里呢。
  对于金默亭来说,这番话语的最大价值不是牌照,而是一辆符合目击者当时在现场所见到的出现过的摩托车特征。于是,他就要弄清楚这辆摩托车在案发那天即7月28日的行踪去向。车主张明冬说那天他轮到去学校值班,就把车子骑去学校了,一整天没有离开过学校。这车一直停在学校里,上了锁。
  侦查员于是就去了张明冬所供职的教会学校,了解到一起值班的还有一位女教师。女教师证明那天张明冬老师确实一直和她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着,大家各做各的事,中午饭是请看门人的妻子去外面买的客饭。但这只能证明张明冬本人的情况,并不能证明那辆摩托车的情况。于是,侦查员又去找看门人询问情况,看门人证实那天一整天确实没有摩托车开出去过,因为学校放假时大门小门都是终日紧闭的,别说一辆摩托车了,就是一个人出去也得请他开门才行哩。
  至此,这个曾经被怀疑为可能是线索的情况,就画上了句号。
我要评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09:10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五

  这段时间,安博盖克也是心情沉重。他作为一名外交官,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加上来自国内的情报资料提示,已经意识到国民党方面的败局不可扭转,中共方面则正酝酿组建一个崭新的人民民主政府去替代腐败没落的原国民政府。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加上西方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加拿大政府不可能承认中共即将组建的新政府,这样,加拿大原驻中华民国使馆势必撤离回国。安博盖克不愿意留着丢失一辆轿车的不明不白名声返回祖国,因此,当他获悉龙潜出任南京市公安局新局长的消息后,便决定登门拜访,意在催促中共公安方面迅速破案。
  龙潜没有接见安博盖克,他把安博盖克推到了专案组。这使安博盖克有点意外,也略微感到些许愤然,因此,当他出现在专案组正副组长封克全和金默亭的面前时,脸色显得有些异样。不过,当安博盖克品尝着甜蜜的西瓜而且得知这西瓜正是上任伊始的龙潜局长亲自上街选购后专门送来专案组时,马上意识到他的这个案子在龙潜局长心目中的分量,于是便转嗔为喜,跟封、金聊起天来。这一聊,竟然就聊出了一条线索来!
  安博盖克在聊天中谈到,那辆福特轿车在失窃前大约半个月时也曾遭受过一次险遇,差点就让人给抢劫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封克全心里暗自起了个激灵,表面上却是不露声色地要求安博盖克说说这件“听上去像是很有趣的事情”。
  7月13日,安博盖克受坐落于南京郊区一所教堂的一位神甫朋友邀请,驱车前往教堂参加一个小范围的聚餐活动。活动结束后,安博盖克兴致很好,便开着那辆“福特1947”轿车去钟山那里转转,当他返回途中经过一处距一个小村庄不远的公路弯道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土布短袖衫、蓝底色上有着串串白点机制细布裤子的农村妇女,手里举着一块毛巾,正拼命地冲他摇晃着。安博盖克停下车后,那妇女便迎着轿车跑过来,安博盖克看她一脸焦急的神色,寻思只怕是遇到了紧急情况要求搭车的,便打开车门下车,正要开口询问时,忽听见背后似有异响,正要回头去看时,腰间已被一柄刀子顶住,一个粗粗的嗓音令人惊奇地吐出一串流利的英语:“不许动!敢动,必死!”
  安博盖克便不敢动弹,还非常配合地举起了双手,他的头脑里下意识地冒出了一个念头:遇上强盗打劫了!于是,他就开口了,因为对方通晓英语,所以,说的也是英语:“你们是打劫的……哦,那我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你们。”
  对方的声音冷得有点可怕:“东西,留下!这辆车,也得留下!这辆车的价值,远远超过你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钱包!”
  这使安博盖克感到很意外,他说:“先生,请注意,这是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的外交车辆,而我,是加拿大外交官员……”
  对方不客气地打断道:“知道这是谁家的车,我又不是不识牌照!别废话了,站那边去,先把东西掏出来!来,套住他!”
  最后那句话是对另一同伙说的,那是一个青年汉子,马上把一根绳子往安博盖克的脖颈上扣套。但强盗错估了安博盖克,这位看似文质彬彬的外交官员,其实是加拿大海军陆战队员出身,不但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还参加过实战。所以,当那个为首的会说英语的强盗刚把刀子离开他身子的瞬间,安博盖克就开始动作了,只一拳就把那个拿绳子的强盗击倒,几乎同时,又一脚踢飞了第一个家伙手中的刀子。这时,如果安博盖克要擒获对方的话,大概只消动动嘴就行了。但他并无此意,而且担心路旁竹林里也许还会蹿出人来,所以,马上钻进了轿车,关上车门,按了下喇叭把那个已经吓得像被使了定身法样的呆立于车前的拦道妇女惊开,开车便走。车后,隐约传来强盗的叫骂声:“他妈的!洋鬼子你等着,这辆车早晚是老子的囊中之物!”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10:17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当下,封克全和金默亭一听,不约而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这两个案子是否是同一拨人作的呢?那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主儿,显然不是一个乡下人,所以,他就有可能一招失利再来一招。于是,封克全就问安博盖克事后报案了没有,安博盖克摇头说没有报案,因为他驾车离开现场后,认为此事他没有受到损失,因此也就息事宁人算了。封克全说安博盖克先生这就是您的不对了,发生这样的案子是应该向我们的公安机关报案的,这种案犯如果不进行严厉惩罚,我们的社会治安就会有隐患,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人。安博盖克想想倒也是,于是就说那我现在就向你们报案吧。封克全说报案的话不是向我们报了,而是要向对现场有管辖权的公安分局报。不过,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件作为轿车失窃案的一条线索来进行侦查,那倒也是可以对此进行调查的。不知你是否还记得现场位置,能否带我们先去看一看?
  安博盖克说他是加拿大海军陆战队出身,专门学过辨认地形地理位置,那天回到使馆后就拿出地图看过,确认案发现场是在南京郊区那个叫曹家庄的村庄外面的公路上。金默亭说那要不你这就陪同我们去一趟那里?安博盖克点头同意。
  于是就叫上了两个侦查员,一行5人乘坐了一辆中吉普离开了市局。安博盖克说先去一趟使馆,他要拿东西。安博盖克去拿的东西是那天发生抢劫案件时他所穿的一套衣服,衬衫下端和裤腰位置有一处明显的被尖刀戳破的痕迹,安博盖克说回来后发现皮肤也流了点血,不过两天就好了,现在已经看不出来了。
  安博盖克辨认方向、地理果然很有一套,毫无差错地一下子就把侦查员带到了现场,下车把当时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给众人演示了一遍。侦查员观察地形,果然不过几十米开外就是曹家庄。一行人返回市局,先给安博盖克做了一份陈述笔录,作为报案记录。封克全的设想是开个会研究一下,如果大家观点一致认为有串案并侦的必要,那就向领导报告情况请求批准,如果意见不一致而且反对者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或者虽然意见一致但报上去领导不同意并侦,那就把这份报案材料转往对曹家庄有管辖权的那个分局去就是了。
  专案组开会讨论结果,大家意见一致,同意串案并侦,领导也予以支持。于是专案组就指派了4名侦查员以“市政府农村情况调查小组”的名义化装开进了曹家庄。那里的区政府对于市局的侦查工作很是重视,也派了一位公安人员、两名助理陪同前往。
  专案人员事先对着地图作过研究,认为曹家庄周边至少得相隔三里地才有另一个村庄,因此,作案人特别是那个妇女,极有可能就是这个村庄的人,所以,调查工作是先对曹家庄进行。
  对曹家庄的调查,第一步是先把符合安博盖克所说的那个20多岁的妇女筛理出来。曹家庄是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由村长、农会主任、民兵排长、妇女主任配合着悄悄排了排,符合条件的妇女也就30多人。带队的金默亭说这30多人就是一个池塘了,鱼,就要在这个池塘里捞起来。先悄然查摸一下,这些人的家里面,在7月13日前后是否有亲戚朋友出现过,这项工作,得麻烦你们当地同志去做一做了。
  查摸进行得很顺利,不到半天,妇女主任就前来报告:经调查,一个名叫施静娟的寡妇可能符合公安局同志所说的嫌疑者情况,因为据其邻居回忆,上月上旬七八日左右她家来过两个男子,其中一个姓丁,据施静娟对别人介绍说是她的娘家表哥,是在外地做生意的,另一男子则是丁的生意伙伴,两人这次经过南京,就来看看她。后来,好像就是7月13日吧,那两个男子忽然不见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另外,不止一个村民都还记得,施静娟确实穿过白色土布短袖衫和蓝底子带白点的细竹布裤子的。
  专案人员经过讨论,决定跟施静娟进行当面接触。考虑到不能打草惊蛇,就决定次日由妇女主任陪同施静娟以参加区政府召开的妇女座谈会的名义前往区政府,专案人员在那里跟其接触,同时作好了待她离开曹家庄后去其家搜查的准备。
  次日上午,妇女主任前往施家,却不见其人,其婆婆说她去区里了。嗯!去干吗呢?说是去买东西。妇女主任心里便有点忐忑,担心对象已经逃了,这就要怪罪她了,而且一时还说不清楚。想了想,随即就往区政府所在地急赶。区政府所在地名叫“真仙庙”,原不过是一个庙,后来庙倒没有了,却有了几十户人家,成为一个小小的集镇。妇女主任赶到那里,在一家竹器店遇到了施静娟,便说了去参加座谈会的事儿。施静娟听了高高兴兴地跟着来到了区政府,这一去,就遇到了秋风黑脸的专案人员。
  金默亭主持了对施静娟的讯问,他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刑警了,不过,接触过的众多对象中却从未有过一个农村妇女。在他看来,一个20多岁的村妇,肯定是很好对付的,还不是两吓三吓就吓得乖乖交代了?哪知,这回他算是遇到了对手,施静娟竟然是一个软硬不吃油盐不进的主儿。她用来对付公安人员的武器就是沉默和哭泣,不管你怎么说,她就是不吭声。你拍桌子摔凳,她就哭。至于那些要把她扣上了手铐捉到市局关押之类的威胁话语,对于这个貌不惊人的村妇不过是耳边刮过一道轻风。
  两个多小时后,留在曹家庄对施静娟家进行搜查的侦查员也来区政府了,他们搜到了跟安博盖克所叙述的一模一样的那个拦车妇女所穿的白色土布短袖衫和蓝底子带白点的裤子。这给了金默亭等人一份攻破施静娟这个堡垒的信心,于是决定休息片刻,集中力量一举拿下施静娟的口供。区公安员给专案人员送来了西瓜,金默亭让人给施静娟也拿两块过去,施静娟不吃西瓜,说要上厕所。专案人员哪会平白无故起疑心,当下说去吧,因为妇女主任早已回去了,只好让一个男侦查员把她带到女厕所门口让她自己进去,寻思反正只要守着门就是了。哪知这施静娟已经有了寻死之心,进去后解下裤带扣在梁上就上吊了。外面那位等了一阵不见她出来,喊了几声不见应答,觉得可能不对头,于是扯开嗓门叫来区政府的女干部进厕所一看,施静娟舌头伸得长长的早已气绝身亡了!
  金默亭闻报脸色就白了,说他妈的老子办案一向细心,哪知今天竟然栽在这个村妇手里。他马上打电话向封克全报告情况,封克全也是又恼又惊,说这件事我们专案组要向领导作检查的,不仅仅是线索断了的问题,还有着一份对人命不负责任的问题,我这就向领导汇报。你们回来,晚上我们开会,人死了,案子还得办下去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10:44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六

  施静娟的自杀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若干麻烦,但这毕竟比之前的没有任何线索要好得多。当天晚上,专案组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通过热烈讨论,形成了一致思路:施静娟死了,她那姓丁的表哥应该还在,尽管曹家庄这边没有线索,但施静娟以前对人说起过丁是她的娘家表哥,那就去施静娟的娘家查摸丁某的下落吧。
  施静娟的娘家是镇江东郊施家湾,金默亭自告奋勇还是由他主持调查,他带了3名侦查员,4个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前往。到得施家湾,当然,暂时还得封锁施静娟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在当地公安员和村干部的配合下进行查摸,却是一个激灵:施家湾这边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施静娟有过什么姓丁的表哥!
  这怎么办?金默亭倒也不含糊,说查不到她的表哥,那还是查她本人。表哥是从她生活中出现的,我们只要弄清楚了她生前的全部生活活动情况,那个丁某也就自然露出来了。调查之下,金默亭这个老刑警方才知道施静娟原来并非寻常村妇。
  施静娟17岁那年出嫁到南京曹家庄的,别看她是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她的婚姻却是自己做主的。她16岁那年跟着父母去苏州烧香,在留园寺附近的“德大涵南货店”购买东西时,结识了一个比她大5岁的刚刚满师的店员,竟然就看中了对方。回家之后请人偷偷给对方写情书,这在当时的农村乃是一桩不大光彩不上台面之事,她的父母发现后,就向族长报告了。族长倒不似那种封建老朽那样要执行族规什么的,只是发话让施静娟停止这种行为。施静娟二话不说,当即投河自尽,被人救起。此举把笃信佛教深信轮回之说的老族长吓得停止发言,连父母也不敢多说了,只好派人前往那个店员所在的南京曹家庄正式说媒。那个家住南京曹家庄的年轻店员,次年就成了施静娟的丈夫。
  施静娟出嫁到曹家庄后,因为丈夫常年在苏州,次年便也去了苏州,据她一次回娘家时说起,她在苏州并不是白吃饭靠着丈夫生活,而是自己也找了份职业,是沿街叫卖糕点。本来,小两口已经打定主意在苏州定居了,哪知抗战胜利那年丈夫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别说在南货店当店员了,就是自己的生活也简直难以料理了,于是只好返回曹家庄。次年,施静娟的丈夫终因病重不治而殁。
  专案人员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施静娟跟那个被她称为“表哥”的人的关系,多半是在苏州生活的那几年里形成的。那个丁某,并非表哥,而是情夫之类的与施静娟具有一种特殊关系的角色。金默亭于是决定立刻转道前往苏州进行调查。
  苏州“德大涵南货店”是一家有着三开间门面的大店铺,老板姓许,当地公安局介绍说这是一个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资助过我新四军三五支队西药、机械等被日军宣布禁运物资的进步人士,这使专案人员见到对方时有了一份亲近感。许老板听说是来了解当年在他的店铺里当过店员的南京曹家庄的那个曹姓小伙的,便把他所知晓的情况都一一说了。可是,金默亭等人听来听去也没有捕捉到施静娟的信息。再问,许老板说施静娟啊,那是他的娘子嘛,不是我店铺的人,我怎么知道人家的情况呢?
  金默亭说许老板你不知道,那么,你能否替我们找一二位知晓施静娟情况的人来谈谈。许老板说要么我让店里的账房先生来谈谈,可能他知道些情况的,因为当年那小两口成亲时,账房先生代表“德大涵”前往南京曹家庄祝贺的。据汪先生说,施静娟当年婚后来苏州,他们的住房和其卖糕点的活儿,都是他给介绍的。但问到丁某时,汪先生也傻了眼,只是缓缓摇头,说他印象中没有这样一个人的。
  金默亭启发说,那就请汪先生把我们介绍给当年施静娟夫妇的房东那里去问问看如何?账房先生自是应允。这一步棋走着了。房东说那个姓施的小女人其实并不是一个恪守妇道的主儿,她有一个姘头,名叫丁胜农,抗战前在杭州笕桥航校干过地勤,后来抗战开始后离开航校返回苏州老家,听说跟人合伙开了家茶馆。他跟施静娟的相识就是施去茶馆卖糕点时,一来二往勾搭上的。施静娟的丈夫是个老实人,大概至死也没有发现自己早已戴上了绿帽子。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11:05
  外交官座车盗窃案

  专案人员大喜,追问丁胜农解放后干啥营生,何处居住。房东说这我可就说不上来了,只听说后来他把茶馆盘给别人,自己跑过单帮,再后来就不清楚了。但大约半年前我在街头见过他的,还是一副热情的样子请我抽烟,但没有说在干什么,我也没有问他。不过,你们若是需要了解他的下落,还是有一条渠道的,你们可以去找他的姐夫何松林,他就住在前面两条横街的尼姑庵旁边的小巷里,过去一问何老板大家都是知道的。
  专案人员随即去找何松林,那是一个做木器生意的小业主。他告诉侦查员,丁胜农解放前一两年跑过单帮,据说赚了点小钱,后来就做掮客,介绍机械方面的生意和活儿,因为他是空军地勤出身,很熟悉那个行当。最近听说去西山善济寺避暑了,你们可以去西山找他。金默亭又问你知道最近他跟什么人来往得比较多,何松林说大约两个月前他给我家送东西来时,身边跟着一个姓唐的人,说是他的生意伙伴,也是苏州人。我老婆见了说这小唐不是我的学生吗?那年我师范毕业教书时你是我的第一批学生啊。那姓唐的就很开心,硬是请我们夫妇吃了一顿饭。听说他是住在盘门那里的。于是又请何松林说了说那个唐某的外形,跟安博盖克和曹家庄的目击者所说的基本一致,于是初步断定那主儿就是丁胜农的同伙。
  专案人员考虑到在苏州的调查已经涉及好几个案外人了,尽管都有要求各人严守机密的嘱咐,但如果其中有人传出去惊动了两个嫌疑人,那就要坏事。因此,决定兵分两路,在苏州市公安局的配合下,分赴西山和盘门分别捉拿丁胜农和唐某。
  金默亭带了一个侦查员,由苏州市公安局派的3名刑警陪同着,一律便衣打扮,化装成游客模样,前往西山。善济寺是一所小庙,只有四五个和尚。金默亭一行进去时,发现山门内院子里的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个老僧,正跟一个非僧人打扮的男子喝着茶说话。金默亭一眼看去就觉得那人很像丁胜农,于是佯装惊喜,叫道:“哎,这不是老丁吗?”
  丁胜农抬头一看,一脸茫然,问你是哪位,我怎么不认识你呢!金默亭暗自松了一口气,思忖总算逮住你了,便说我是谁,你可能猜想得到的。这时,另一侦查员已经亮出了证件,苏州那两个刑警则已经掏出手铐走上去了。丁胜农抄起板凳想反抗,被金默亭亮出手枪给镇住了。
  西山与苏州市内的交通是需要乘船的,那船有规定的班次。金默亭算算此刻去码头时间还早些,押了个上铐的人犯容易引起围观,形成不安全因素,于是决定就在庙里先对丁胜农进行讯问。此刻最需要了解的是这主儿跟福特轿车失窃案的关系,以便追回轿车。但该案是否是对方所作,除了他在作抢劫案未遂时说过的那句话之外,再也没有任何证据,抓他是为抢劫案子,所以,只能从抢劫案子说起。金默亭就问不知你打算此刻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呢,还是去了南京局子里交代。丁胜农说我犯了什么事情,值得你们如此兴师动众?金默亭也不回答他的话,只在一张纸上写下了“施静娟”三个字,递给他一看,他的脸色就变了。原以为还要费点周折,但他竟然就说愿意交代了。于是就开口说起了曹家庄抢劫案。

  金默亭有心要蒙对方一下,丁胜农刚开口就打断说一桩一桩谈吧,7月13日那事儿没有做成你还挨了人家一脚吃了点亏,好像算不上什么,还是先说说得手了的吧。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赖得了?这一蒙竟然还真给蒙着了,丁胜农于是就交代起了7月28日盗窃加拿大原驻华使馆的那辆“福特1947”轿车的案子了。
  原来,丁胜农解放前做的所谓“跑单帮”生意,其实是鼓捣毒品。这事儿到了解放后就难做了,不单是人民政府追缉紧的问题,还有个下家主顾少的问题,那些原先吸毒的主儿,逃跑的逃跑,拿下的拿下,枪毙的枪毙,剩下的也是如惊弓之鸟,能够盼得人民警察不登门“拜访”已经上上大吉了,哪里还敢动吸毒的脑筋?于是丁胜农就决定改行。想利用自己对于机械方面熟悉的特长,折腾些生意,再开一家机修小厂。这个设想应该说是不错的,可是干这种事情需要本钱的,他上哪里去筹措一笔数额还不算小的本钱?丁胜农于是就跟贩毒时结识的伙伴唐锁州商议,议来议去,他们把思路定位在盗窃上。盗窃什么?丁胜农说凭老子的本领,得去盗汽车才值当。一辆汽车盗过来,销掉后大概就能够本钱了,等做机械生意挣到了钱,我们再开一家机修作坊就是了。
  主意打定,他们就开始考虑应该如何下手了。首先是定下作案地,丁胜农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苏州当地肯定是不能下手的,连无锡也不行,距离太近,容易引起怀疑,再说出手也危险。看来要么去上海,要么去南京,那两个城市汽车多而且高档。不过,盗窃汽车不比小偷掏个钱包,没有那么便当,得事先踩点,考虑好退路,所以,要有个落脚点,南京那里我有个相好的,我们还是去南京吧。至于下手的目标,到时候再说,但是,军车不能动,邮车不能动,救护车不能动,这在黑道上都是有规矩的。我们虽然只是偶然玩一次,但是也还得按照规矩进行,否则即使公安局不来找我们,黑道上的家伙也要找上门来算账的。
  两人商议定当后,就于7月9日去了南京,以施静娟表哥的名义在曹家庄住了下来。丁胜农还是第一次去曹家庄,发现这个村庄紧挨着公路,便心生异想,寻思如果有合适的对象那就干脆打劫吧,劫得车辆开往苏州藏匿起来再说,过一程看看没有风声就可以销赃了。于是,他就让施静娟去公路边守候着察看。7月13日那天下午,施静娟告诉他,看见一辆高级轿车开过去,开车的是一个高鼻子外国人。丁胜农马上意识到这是一辆国民党政府的邦交国使馆留守南京人员的轿车,暗忖这倒是一个空当,这些国家的邦交对象是国民党,而国民党已经让共产党给打跑了,这会儿如果动外国使馆留守人员的车辆,即使他们向共产党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也未必会重视。于是,丁胜农便叫上唐锁州和施静娟去公路旁边竹林里守候着,他估计那辆轿车会开回来的。因为据他所知,外国人这当儿在中共势力范围内不可能敢像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那样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开车的那个外国人如果要去其他城市,即使是镇江,也不敢开着轿车去的。所以,料想那洋主儿不过是兜兜风罢了。
  等候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远远地果然见那辆轿车开回来了。丁胜农大喜,于是便示意施静娟按照预先教的措施行动。施静娟做得倒很到位,丁胜农和唐锁州配合得也不错,丁胜农那口当初在杭州笕桥航校当地勤时学的英语还派上了用场。哪知他们碰上的是安博盖克这样一个对手,结果不但没有得手,反而还遭殃。
  丁胜农感到很狼狈,也很担心事情会败露,于是两人当时就不敢返回曹家庄,径自逃回苏州。过了两天,丁胜农又让唐锁州悄悄来曹家庄打探,看施静娟是否被捕了,一看平安无事,于是恍然大悟:原先的估计是对的,那外交官是国民党政府的朋友,出了事情还不敢向共产党这边报案呢!丁胜农的思路又引申开去:既然这样,那何不盯着那辆福特轿车下手,那辆轿车基本上还是新的,得手后可销得一大笔款子哩!他把这个主意对唐锁州一说,对方也正是这么想的,于是一拍即合,当即决定下手。
  两人制订了一个详细的作案计划,正如专案人员所料,这个计划中需要一辆摩托车。丁胜农于是就从常州一位朋友那里借了,那正是后来被单老太太所看到过的绛红色摩托车。丁胜农和唐锁州两人在7月25日骑车去了南京,因为已经知道那辆轿车是原加拿大使馆的,就到使馆附近去守候着,只要轿车一开出来就跟踪,意在观察轿车的出行规律和保安措施。看了两天,丁胜农决定次日下手,于是在7月28日那天上午再次来到使馆附近,候得轿车出门了,就驾着摩托车跟踪。最后终于在“新新百货公司”那里得手了。动手作案的是丁胜农,他凭着自己配制的万能钥匙,竟然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福特轿车上的锁具,不过两分钟时间就把轿车开走了。
  他们把轿车开回苏州后,藏于郊区虎丘山附近一个朋友废弃的砖窟里,这是事先看好了的。
  另一路捉拿唐锁州的人马也已得手,唐锁州比丁胜农交代得还迅速。当金默亭一行押着丁胜农回到苏州市内时,另一路侦查员已经押着唐锁州去虎丘那边起出了赃物。
  福特轿车失窃案终于圆满侦破,轿车归还了原加拿大驻中华民国使馆。安博盖克为此非常感激,还专门写了份电报去邮局发送国内。那辆轿车,后来在使馆人员撤离回国时并未带走,安博盖克提出赠送给中共方面,遭到了婉言谢绝,于是就公开拍卖,被上海一位资本家买了下来,后来不知所终。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0:49
  “苏联专家”诈骗案

  文 范汇公


  一、“富二代”的破财遭遇

  首先出场的是那封写给中共上海市委六大书记的求助函件的作者林午昊。时值1957年12月,这位兄弟二十六岁,持有大学本科毕业文凭,学的是美术专业——油画。林午昊出身富商家庭,其父林炳甫以前是拥有三家工厂、两家商铺的老板,公私合营后每季度所拿的定息就有七千多元,平均每月两千多元,相当于四五十个青年工人的工资总和,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丰厚的合法固定收入。
  林午昊有着这样一个老爸作为经济靠山,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裕日子。两年前大学毕业时,学校分配他去济南工作,他想都没想就一口拒绝了。在当时,不服从分配是作为表现不好来看的,学校说如不去山东,那就不会再给你安排工作了。林午昊对此当然不会在乎,乐呵呵地回家啃老。
  当然,林午昊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志向——当一位名画家,世界级的不够级别,就做国家级的,国家级的也不行,就闹个名扬上海滩吧。为此,他对于绘画倒是很在意习练的,每个星期要去外面写生一两次。
  林午昊就是在三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去外滩写生时跟瓦洛嘉(全名是瓦洛嘉·格里高利雅夫,为了叙述的方便,全文均以“瓦洛嘉”相称)相识的。那天,林午昊在外滩写生,旁边凑上了几个围观者。凭经验,这种围观的时间是不长的,稍微看一看满足一下好奇心就行了。但这天的情况有点儿异样,林午昊感到身后有一个人已经停留了较长时间,凭呼吸判断那是一个男子,而且应该是个人高马大的男子。林午昊于是就回头去看,哦,竟是一个外国男子,三十多岁,金发碧眼,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那人见林午昊回头看自己,彬彬有礼地用英语打了个招呼说他可能影响了林午昊的创作,表示歉意。当时上海滩像林午昊这样的小开,基本上都能说几句英语,有的还说得很流利,因为这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上层社会身份的象征,当下,林午昊就用英语跟对方交谈。
  对方告诉林午昊,他叫瓦洛嘉,是苏联援华专家。林午昊一听就乐了,因为他的英语快用完了,而他在大学时学过两年俄语,学得不错,被学生会选为代表参加了一项为期两年的跟苏联留学生互教互学母语的活动,每个月换一个互教互学的对象,到毕业时,已经能够把俄语说得跟正式的翻译那样流利了。现在这个瓦洛嘉是苏联人,那正好用俄语交流。瓦洛嘉于是发出邀请,去附近找家咖啡馆坐着慢慢聊吧。
  像林午昊这样的小开,对于上海滩所有的西餐店、咖啡馆都是烂熟于心的,否则在小开圈子里是没法站住脚的,当下立刻把瓦洛嘉引往附近南京东路靠近外滩的和平饭店,那家著名饭店里有一个供应正宗进口咖啡的小店,正好适合招待像瓦洛嘉这样身份的外宾。两人喝着咖啡,聊得很愉快。出乎意料的是,最后竟是瓦洛嘉抢先结了账。于是,林午昊就感到很不好意思,问瓦洛嘉下周几时有空,能否请他到红房子西餐馆去品尝法国大菜。瓦洛嘉扳着手指算了一下,说他下周六晚上有空,于是就约定下周六傍晚七时在陕西南路长乐路口的红房子西餐馆门口见面。
  这样,两人就开始了这种基本上每周一次见面喝咖啡或者吃饭聊天的交往。双方自然会聊到各自的家庭和现状,林午昊于是知道瓦洛嘉是列宁格勒人,三十六岁,二十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工作,参加了卫国战争,立过战功。战争结束后,他成了一名兵工工程师,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深造,于1953年成为一名动力学博士。1957年春天,奉组织指派,以兵工专家的身份来到上海。林午昊原本想问他在哪里工作、是否能给他一个电话号码方便联系,一听对方是搞兵工的,马上想到了保密,就不敢开口了。倒是瓦洛嘉要了他的电话,以后就是打这个电话跟他取得联系的。
  第三次见面时,瓦洛嘉对林午昊说:阁下这样喜欢油画,那为什么不设法去国外留学呢?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介绍你到苏联去留学。林午昊听着,心里不禁一动:对啊,我要想成为一个名画家,出国留学乃是一条捷径啊!既然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为何不抓住呢?于是就向瓦洛嘉表示自己很想出国留学,如果能得到瓦洛嘉先生的帮助,那真是三生有幸,感激涕零啊!
  瓦洛嘉答应写信到苏联去跟他的一位在莫斯科大学担任学院领导的亲戚打听此事。两个星期后,瓦洛嘉给林午昊打了电话,说他的亲戚回信了。林午昊在上海大厦请他吃饭,席间,瓦洛嘉出示了那封信。信封上是不写地址的,只用俄文写着瓦洛嘉的名字,后面是一个括号,里面是一行阿拉伯数字,上面盖着一枚三角形的红色印戳,是俄语的缩写以及日期。瓦洛嘉告诉他,他们专家组跟苏联的通信是每周一次,周一统一交上去后由驻沪总领事馆安排随同外交邮件一起由专门的信使送往苏联,苏联邮回的邮件也是按此办理。这个红色印戳就是援华专家专用的内部通邮标记。
  瓦洛嘉让林午昊看了那封俄文函件。林午昊大体上能看懂,瓦洛嘉那个在莫斯科大学当学院领导的亲戚的意思是:欢迎林午昊去苏联留学,他将竭力促成此事,请静候佳音。林午昊一看之下,喜出望外,拉着瓦洛嘉的手连声道谢。
  从这次见面开始,瓦洛嘉就开口向林午昊借钱了。他说组内专家将要回国探亲,他想请他们带一些中国的特产回国去送给家人和亲戚,算下来手头还缺一点儿现钞,想向林午昊借一些,等这个月的津贴发下来后就还。林午昊自是点头,问他需要多少。瓦洛嘉说不多,也就一两千元人民币吧。这个金额,当时已经可以在上海市区买一套几十平方米的旧民居了。但林午昊倒并不认为是一笔巨款,只是他得向老爸要。
  林午昊的老爸林炳甫是个在生意场上滚了一辈子的商人,应该说对于这种拆借手法有所警惕,但因为当时的社会治安已经治理得非常好了,旧社会的那套犯罪手段已经被扔进了垃圾箱,最主要的是林老先生跟儿子一样坚信瓦洛嘉真是苏联专家,加上还要托他办理儿子留苏求学的大事,几个因素加在一起,老先生觉得是应当拿出这笔钱钞来的,至于瓦洛嘉是否会归还,那就不去管他了。于是,林老先生就拿出了两千元人民币让儿子去给瓦洛嘉,特地关照如果对方要打借条的话,你不要接受。林炳甫还亲自前往南京路购买了丝绸料子、珍珠粉等礼品,让林午昊一并拿给瓦洛嘉,说这是送给瓦洛嘉先生家眷的一点儿薄礼。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1:09
  “苏联专家”诈骗案

  瓦洛嘉也懂得礼尚往来的社交规矩。一周后,他得知林午昊将要订婚,送给林午昊的未婚妻一份贵重礼物:一枚镶嵌着一克拉钻石的白金钻戒!他同时还给林午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莫斯科大学同意接收林午昊为留学生,请他寄去一应需要的申请材料。使林午昊完全放心的是,材料是让他直接寄给莫斯科大学的,这个地址林午昊是知道的。
  看来瓦洛嘉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或者是因为他所说的发放津贴的日子即将到来,所以他不准备再跟林小开玩下去了,于是就抽身而退吧。可是,他在临退场前还要给林午昊留下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
  周五,瓦洛嘉给林午昊打了个电话,说他想利用周日休息时间上吴淞口去看长江入海口,问林午昊是否有空一起前往,最好带上照相机,拍摄一些照片,林午昊自是一口答应。这样,到了星期天,林午昊就带上他家那部价格不菲的德国蔡司照相机和同样品牌的望远镜赶到了吴淞口。那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大晴天,两人游览了一会儿,拍了几张照片,都是瓦洛嘉给林午昊拍的。
  一会儿,两人在堤岸上坐了下来,林午昊取出特地准备的牛奶、点心、巧克力、蜜饯请瓦洛嘉品尝。瓦洛嘉从他的挎包里拿出了一瓶伏特加、两个木头酒杯、两个贴着俄文商标的鱼肉罐头、一个足有一市斤的列巴,两人边喝边聊。林午昊发现瓦洛嘉的汉语进步很快,这段时间已经能够听懂汉语,甚至还能说几句。
  林午昊喜欢喝酒,但是酒量不大,状态最好时也只能喝一瓶啤酒。此刻跟瓦洛嘉喝伏特加,情状自是可想而知的。不一会儿,他就感到晕晕乎乎了。瓦洛嘉喝了半瓶烈酒,不但若无其事,反而激发了兴致,又给林午昊倒了一杯,提议为中苏友谊和他们两人的私人友情以及预祝林午昊留学手续办得顺利而干杯。林午昊已经感到不胜酒力了,原本是要推辞的,但是对方说出这样的祝酒词,那不喝也得喝了。
  这一喝,林午昊很快就迷糊过去了。一会儿,林午昊觉得冷飕飕的,就像钻进了冰窟窿,睁开眼睛不由大吃一惊:身边已经没了瓦洛嘉,当然也没了蔡司照相机、望远镜,觉得仿佛钻进冰窟窿的原因是自己穿在身上的那件崭新的小羊羔皮夹克也不翼而飞了。定定神,觉得手腕上也空落落的,一看,那块欧米茄金表也没了!
  换了别人,这时作出的反应肯定是向最近的派出所报案。但是,林午昊却没这么做。此为何故?因为林午昊不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不愿也不敢怀疑这是瓦洛嘉使的坏,就往其他方面去考虑:我睡着了,也许瓦洛嘉先生有急事离开了,正好来了坏人,见有机可乘就下手了。林午昊等了半个小时,没见瓦洛嘉的影子,实在耐不住寒意,于是就决定——回家。
  林午昊回家后对老爸林炳甫述说了遭遇,老爸大吃一惊之后称赞了儿子的处置方式:幸亏没有报案,否则这事惊动太大,弄到最后是怎么一个结果就难说了。可是,损失是惨重的:皮夹克、金表、照相机、望远镜、钱包(内有一百多元)加起来,差不多就有五六千元了!这事应该怎么办?林炳甫再三考虑后,决定给一个人打电话,相信这人是有办法解决的。
  这个人名叫施志勋,那年四十三岁,经历有点儿复杂:留学日本学过法政,回国后在国民党法院当法官,上海沦陷后被日伪政权留用,仍做法官;这倒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惩治汉奸竟然也没动他这个给日伪政权效过力的人,而且仍让他担任法官,坐在审判席上给他昔日的同事判刑。稀奇事还没有结束,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施先生竟然又被人民政权留用,当了两年人民法官,因病休养两年后,根据安排去当了一名律师。懂行的人知道,像施志勋这样的境遇,并不是运气两字能概括的,而是他在暗地里还客串过另一份差事:地下工作。替日伪政权效力时,他暗地里为“军统”提供情报;替国民党政权效力时,他暗地里为共产党助力;所以,人民政权之下他不但能“逍遥法外”,而且还活得有滋有味。施先生的有滋有味的日子一直到“文革”才结束,当时他已经不当律师了(那时中国没有律师了),也不干其他工作,而是在家吃老本。但造反派还是惦记着他,给他封了一个“三开分子”的头衔,正要揪斗他时,阎王爷抢先一步,施志勋心肌梗死、抢救无效而殁。
  本案发生时距施志勋先生去世尚有九年,他当时还很健康,是上海市法院系统许多法官最不愿意在法庭上遇到的职业辩护人之一,也是众多被告家属争相聘请以至于不得不提前预约才有希望如愿的沪上名律师之一。但林炳甫不必预约,也不必亲自前往拜访,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他叫来。因为他是林炳甫的妹夫。
  施志勋接到电话,立刻赶到林家来了。尽管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但听林午昊述说了跟瓦洛嘉的交往过程以及当天所遭遇的情况后,一时竟也不敢怀疑瓦洛嘉跟该案会有什么关系。想了想说,你把那位苏联专家赠送的白金钻戒找出来。
  之后,施志勋带着林炳甫去了一位好友周先生那里,这位周先生是沪上一位著名的珠宝鉴定师。施志勋请他鉴定一下瓦洛嘉送给林午昊的这枚戒指是真是假。周先生把戒指拿在手里,只看了一眼就下了结论:这是假货!
  于是,施志勋基本上也就认定那位瓦洛嘉先生也是假货。听施志勋这样一说,林炳甫忍不住叫起来了:“我要报案!”说着,一把抄起了电话机。但施志勋却按住了电话机的叉簧,说不能报案,现在刚搞过“反右”运动,多少人因为在苏联的事儿上说了几句话就给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你还敢说苏联专家犯罪?林炳甫做生意内行,于政治却一窍不通,说我儿子受骗上当,财物“出送”(沪语,意即“没了”),难道我不能说,不能报案吗?施志勋说你们工商界也有“右派分子”,他们真的反了什么吗?有个罗老板跟苏联人一起吃饭,发现他们胃口好,随口说了一句“就像饿死鬼投胎”就成了“右派”,被送到青海劳改,这事难道你不知道吗?现在的情况是,你只要搭上“苏联”两个字,那就要小心点儿!
  林炳甫原本胆小,听施志勋这么一说就不敢往公安局打电话了。当然,事情还是要解决的,于是就向妹夫请教应当怎么办。施志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竟然比报案还有效,而且绝对安全!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1:44
  “苏联专家”诈骗案

  二、又发现了受害者

  两天后,中共上海市委收到了一式六份写给市委书记处六位书记的人民来信,这六位书记是: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和许建国。信函都是挂号的,有发信人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发信人就是林午昊。
  通常都会以为林午昊的这一式六份函件的内容是向市委领导反映自己跟瓦洛嘉交往的遭遇,请求主持公道之类。如果信函真的是这么写的,那林炳甫也就不必请施志勋出场了,而施志勋“三开分子”这个不寻常的称号也就白叫了。这封由施志勋执笔起草后让林午昊誊抄的信函的内容跟我们所预料的正好相反,没有告状,只是赞颂伟大的中苏友谊,述说自己跟苏联专家瓦洛嘉交往后获得的思想和外语方面的进步,然后言归正传,说正当自己想进一步努力学习苏联老大哥的优良品质和先进思想时,突然和瓦洛嘉同志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冒昧地给市委领导写信,请求领导在百忙之中打听一下瓦洛嘉同志的下落,以便继续向老大哥学习。
  这就是施志勋的智慧和政治上的成熟,他很清楚这封信寄出后会有什么反应,而这种反应七拐八弯到最后肯定会定位在追查瓦洛嘉其人这一点上。到那时,公安局自会介入。
  情况的发展果如施志勋所料。当时的人民来信虽然不像现在这么多,但通常这种写给领导同志的信函是不会直接交给领导本人看的,一般由负责信访的工作人员处理掉就是了。林午昊发出的那六封信函也是这样,市委的信访人员将信函登记后,转给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外事处,请他们跟苏联专家组联系后,给写信人一个回复。
  当时在上海的苏联专家有二百多名,涉及几十个单位。在沪的专家属于一个组织统一管理,这个组织是苏联人在来华前就已经组建了的,称为“援华专家第102小组”,配备有政工、党务、外事、安全、生活、事务、技术等方面的负责人,这些人本身不是专家,但他们是管专家的,相当于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所以,外事处就把林午昊的信件转往专家组处理。
  专家组收到信件后,一查,并无瓦洛嘉其人。于是就感到奇怪了,到底是有专家使用其他名字跟中国居民接触呢,还是有人冒充苏联专家跟中国居民接触?这方面,苏联人是很认真的,于是就决定对此进行调查。
  这样,就有两位苏联人在外事处的干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了林宅,向写信人林午昊当面了解是怎么回事。林家父子见苏联人登门,一阵激动,但他们牢记着施志勋的嘱咐,只字不提财物被骗被盗,只是说了瓦洛嘉跟他们的交往情况,每周一两次到某某饭店、西餐馆、咖啡馆去吃喝,还去过哪里哪里游览。苏联人一听就禁不住要露出一脸的惊讶来了:这不是揩中国居民的油吗?这是违纪行为啊!这个瓦洛嘉究竟是何许人?
  两个苏联人返回专家组后,向组领导汇报了情况。专家组领导决定对此进一步调查。原先的调查是由日常事务方面的负责人出面进行的,这回派出的是保卫小组的人了。还是由外事处的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再次跟林家父子见面。这回的调查就不同了,因为专家组搞保卫的人,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特工人员,他们都接受过相关训练,跟林家父子一接触,立刻就从他们的神情言语间觉察到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隐情,于是就盯着追问,问到的都是细节问题。这样,林家父子最后就按照施志勋关照的,对来人说这样吧,让我们的法律顾问施志勋先生跟你们谈吧。
  施志勋出场的阵势就不同了,随同他出场的另有两名律师作为见证人,还提出要求请苏联驻沪总领事馆派员到场。专案组方面一看一听,就意识到这件事确实不那么简单,背后肯定隐藏着其他内容,于是就通知了驻沪总领馆派人过来。施志勋把情况一五一十叙述了一遍,专家组来人闻言大吃一惊,当下立刻给专家组领导打电话报告。专家组领导指示:请林午昊到专家组去辨认照片,看瓦洛嘉究竟是哪位专家。
  林午昊由施志勋等一干人陪同着去了专家组驻地,在那里,他翻阅了专家组提供的全部男性专家的照片,最后摇头:“一个也不是!”
  专家组对此事抱着极为认真的态度,光凭林午昊的否定还不作数,他们又连夜下达指令,要求全体男专家对自己在林午昊和瓦洛嘉相约去吴淞口的那天各自的活动情况写一份说明。这份说明施志勋是无权查看的,是属于专家组内部的审查依据。最后,苏联专家组得出结论:瓦洛嘉其人并非苏联援华专家组成员,而是一个冒充苏联专家进行刑事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
  12月23日,苏联专家组向市人委外事处递交了一份书面文件。这份书面文件受到了特别重视,第二天就出现在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众所周知,柯庆施书记对于此类事情,一向是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当下就对参加会议的市委常委、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说:“这件事关系到苏联专家的名誉,也跟上海的形象有关,你们公安局要调查清楚,把那个冒充苏联专家行骗的歹徒揪出来,绳之以法!”
  于是,上海市公安局当天就组建了一个五人调查组。这个调查组的阵容有点儿特别:有政保条线的警员,也有刑事侦查条线的刑警,由于还未立案侦查,所以这里一概称他们为“调查组”。
  调查组长谷鑫基来自上海市公安局政保部门,是个从老区南下的公安干部,具有比较丰富的调查案情的经验。他跟四名组员见面后,简单地介绍了情况,说领导交办任务时有两点要求:一是迅速、准确地将情况调查清楚,市局是要上报市委的;二是严格保守机密。我们先一起去林家吧,找林炳甫、林午昊父子分别了解他们跟那个瓦洛嘉的接触情况。
  林家父子如实提供了跟瓦洛嘉交往的情况,当然也说到了那枚瓦洛嘉赠送的“钻戒”。于是,这枚戒指就被调查组取走,当天傍晚送去做技术鉴定。公安局的技术部门没有鉴定珠宝的专家,这事儿还得请社会上的专家做。由于调查组有时间要求,所以技术部门当晚即联系了两位专家,用汽车把两人接到市局。两人中的一位,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周先生。两人的鉴定结论是一致的:这是一枚伪造得比较逼真的假钻戒。
  当晚,调查组开会讨论分析了林家父子所说的情况,当然基本上是林午昊所陈述的内容。大家发现了一个似乎可以作为突破口的情节:大约一个月前的那个星期天下午,林午昊约瓦洛嘉在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吃饭,饭后,去了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看完电影出来分手前,瓦洛嘉在电影院旁边弄堂的那个传呼电话亭打了个电话。林午昊并没有看到瓦洛嘉拨了什么号码,但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瓦洛嘉用俄语问了句“是外国语学院吗”。对方可能听不懂俄语,不知说了什么,稍停,瓦洛嘉就改用比较生硬的汉语再次询问,得到确认后,他仍用汉语报出了一个三位数的数字。往下,林午昊就不大说得清楚了,因为当时正好有一个外地人从弄堂里出来,向他问路。
  调查组对于这个情节当然是很感兴趣的,盯着小伙子追问。最后,了解到大致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电话接通后,瓦洛嘉对着话筒说了一两句话,是用俄语说的,但其中好像夹杂着一个汉语人名,然后,就没有反应了,拿着话筒等在那里。林午昊很热心地给问路的外地人指点了公交车站的方位后,回头一看,瓦洛嘉还在等候,他不便过去打扰人家,就在人行道上等着。大约过了四五分钟,他看到瓦洛嘉开始通话了,神情很兴奋,说的是俄语夹汉语,以俄语为主,说什么林午昊没听清楚。
  放在如今,要想弄清瓦洛嘉当时是跟何人通的电话,只要去电信公司查一下就行了。但是,当时的通讯设备落后,没有这种功能,那就只好分析:瓦洛嘉最初拨通的那个号码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后面报出的三位数字应该是分机号码;接通分机后拿着话筒等候,那是请接听电话的人去叫人。
  往下,需要前往上海外国语学院调查。调查组指派朱养学、汪明化去完成这个任务,两人通过外国语学院保卫科找到了那天值班的总机接线员。一问,接线员因为有“星期天”和“俄语来电”这两个原因,还记得一个月前的那次电话,但她已经记不清来电人是要求接到哪个分机的。朱、汪两人和保卫科商量下来,认为可以通过排除法进行鉴别,即先把肯定没人在的(星期日不上班)那些办公室电话全部去除,剩下的就是值班室、保卫科、食堂、学生宿舍楼的电话了。打了几个电话,排除了值班室、保卫科和食堂,还有就是学生宿舍楼了。每幢学生宿舍楼只有一部电话,有电话打进去,得由接听电话的宿舍楼管理员去传呼,这就方便查问了。最后,终于查明那天瓦洛嘉的电话是打给俄语系大三女生袁秋亚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2:05
  “苏联专家”诈骗案

  袁秋亚,二十三岁,祖籍重庆,本人出生在上海,其外公曾当过清朝四品官员,后弃官经商,创下一份不菲的家业。因此,袁秋亚的母亲结婚时获得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十年后,四品官员去世,她又获得了一份丰厚的遗产。袁秋亚生长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家庭中,物质生活的优越是可想而知的。她的生父于1948年因肺结核医治无效而殁。两年后,袁秋亚的母亲借着新社会新风气之势,追求妇女解放,尝试自由恋爱,跟一名医生定了终身,于次年国庆节成婚。袁秋亚的继父将袁秋亚视同己出,在各方面都给予关爱。袁秋亚在继父的鼓励和帮助下,刻苦学习俄语,于1955年考入了上海俄语高等专科学校(创建于1949年,1956年改为“上海外国语学院”)。1957年夏天,袁秋亚的继父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那就不是戴帽子了,而是解往青海劳动改造。袁秋亚被认定是“右派分子”家属,按照政策,像袁秋亚这样的学生,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偏远贫穷之地的某所中学去工作。
  那么,袁秋亚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她是怀着什么动机跟对方交往的呢?这就需要找袁秋亚本人调查了。
  朱养学、汪明化请保卫科把袁秋亚找来,保卫科跟俄语系通电话后,得知今天下午袁秋亚那个班没有课,她可能不在宿舍。朱、汪说不管她此刻在不在宿舍,我们过去一趟再说吧。于是,保卫科就派了一位女干事陪同朱、汪前往女生宿舍。
  袁秋亚果然不在宿舍,不过并未回家,她还在学校,是和另外三个女生去导师张嘉蹈家了。于是朱养学等人就去家属院,找到张教授家,果然有几个女生和张教授夫妇一起围着桌子在包馄饨,可是其中并没有袁秋亚。女干事问那几个女生:“袁秋亚同学呢?”
  一个女生说:“她和我们一起过来的,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匆匆走了,估计是回家去了吧。”
  这时,张嘉蹈问女干事这二位同志是哪里来的,找袁秋亚有什么事。由于领导强调调查组必须对这件事严格保密,所以不但外国语学院保卫科不知道调查组为何事找袁秋亚,就是对朱养学、汪明化两人的真实身份也是不清楚的,他们过来时出示的介绍信是上海市教育局的。因此,女干事就按此身份向张教授介绍了。
  张嘉蹈于是问朱养学、汪明化找袁秋亚是不是有急事,那二位不好说是急事,只好比较含糊地应付。张教授是个老于世故的人,马上觉得来者是想尽快见到袁秋亚的,于是便说:据我所知,袁秋亚同学是去见一位朋友了。找她的那人是把电话打到我家想请我转告的,我在跟那人通话的时候,袁秋亚正好来了,就直接让她接听了。
  朱养学、汪明化听了暗松一口气:既然是把电话打到你府上来的,那么你就能跟对方联系上了,打个电话过去告诉袁秋亚让她尽快回校不就得了!但张教授却是摇头。何故?因为那人的住址、单位、电话我统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为他是苏联专家!
  苏联专家?怎么又是苏联专家?
  朱养学定定神,对张嘉蹈说:“张教授刚才说的那位苏联专家叫什么名字?”
  “他叫瓦洛嘉。”
  这话一说出口,朱养学、汪明化顿时一惊:怎么眼前这个教授也跟瓦洛嘉相识,而且对方可以把电话直接打到他家里来?这当然要问个清楚,于是,亮出了公安局的证件。这下,就轮到张嘉蹈震惊了,马上说你们要了解什么情况,只要我知道的,全部提供给你们。
  朱养学、汪明化听张嘉蹈一说情况,顿时给弄了个目瞪口呆——真没想到,眼前这位张教授竟也是瓦洛嘉的受害者!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2:43
  “苏联专家”诈骗案
  七、“苏联专家”落网

  这回去虹口区,谷鑫基的想法是专案组不再泡在分局,而是直接下基层,一个个派出所跑。头一个跑的就是公平路派出所,因为这个派出所管段内的白俄混血儿数量,在全市所有派出所管段里是最多的。虹口区的白俄混血儿,基本上都在这个派出所管段里。
  派出所方面指派了三名民警协助专案组查摸,向侦查员提供了该所辖区内白俄混血儿适龄男性居民的名单。谷鑫基拿出从市局户籍处抄来的名单,亲自一个个核对无误,于是就将名单一分为三,侦查员也分为三个小组,各由一名派出所民警陪同按照地址逐个访问。要求是必须见到对象本人,验明正身并与其谈话,询问对方昨天上午的活动情况。
  公平路派出所管段内的适龄男性混血儿居民一共有四十七人,三个小组一家家访问,访问对象正在单位上班的,就去单位;不上班也不在家的,就让其家人或者居民小组长立刻去找回来。这样跑到下午三点,专案组在派出所会合,汇总情况,四十七个对象见到了四十六个,只剩下一个还没见着。
  这个还没访问到的对象名叫沙怀山,户籍资料是这样显示的:三十四岁,系上海第三钢铁厂炉前工,其父是苏联罗斯托夫人氏,出身于当地的一个贵族家庭,本人是沙皇军队的一名上校军官。“十月革命”爆发后,这个有着贵族和旧军官双重身份的上校逃亡到中国的哈尔滨,不久又到了上海,在虹口这边开了一家面包店,摇身一变当起了老板。他原是有妻室子女的,但因“十月革命”失散了,在上海安定下来后就娶了一个叫莫茵华的上海寡妇为妻。
  莫茵华于1923年生下了一个男孩,十年后沙俄上校面包店老板因心脏病猝死,莫茵华遂第二次成为寡妇。两年后,她三度出嫁,这回嫁了一个从苏北来沪经商已经小有成就的丧妻男子沙某,做了填房。与沙俄上校生的混血男孩随继父之姓,改用了一个中国姓名——沙怀山。
  沙怀山长得酷似乃父,一副俄罗斯人的模样,看不出其身上有一半中国的血统。他很喜欢跟虹口的那些混血儿伙伴厮混,能说俄语、英语,上的也是俄语学校。长大成人后,他开始跟着继父沙某经营木材生意,后来进了一家白俄老板开的饭馆当侍者,一直做到上海解放饭馆倒闭为止。当时他已经娶了一个俄日混血儿姑娘为妻,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失业后在家待过一段时间,替人做零工,后来就进了上钢三厂,当了一名炉前工。
  应该说,沙怀山是一个符合犯罪嫌疑人瓦洛嘉特征的嫌疑对象,可是,专案组直到此刻却还没跟他谈一谈。为什么呢?因为陪同那一路侦查员的派出所民警告诉他们,沙怀山出了工伤,正在住院。他的左手腕骨折了,打着石膏呢。不言而喻,打着石膏的骨折病人是不可能实施犯罪活动的。所以,派出所民警去医院跟他聊了几句,就告辞了。
  专案组的这一路侦查员是汪明化和马艳田,两人听了派出所民警的介绍后,完全认同了这一看法,也就不再去医院跟沙怀山见面了。
  专案组长谷鑫基听了这个情况后,也认同了这个观点,但过后却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心里总感到不大踏实。转念一想,恍然:手腕骨折的病人还需要住院吗?这似乎有些反常!于是说:“他住在哪家医院?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吧,老朱跟我一起走一趟。”
  两人也不要派出所民警陪同,向派出所借了两辆自行车,骑着上路了。沙怀山就住在第一人民医院,离派出所不远。到了医院,先不去住院部,而是去了保卫科,出示证件后,说想了解一下正在贵院骨科病房住院治疗的病人沙怀山的病情。保卫科于是给骨科打了电话,请住院病人沙怀山的主治医生俞鑫过来一趟。
  俞鑫匆匆来到了保卫科,进门后跟谷鑫基一照面,专案组长心里就蓦地一喜:看来有戏!
  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俞医生也是一个看上去像是欧洲人样的混血儿,谷鑫基凭直觉就感到这人可能跟沙怀山有一种特殊关系。
  俞鑫听保卫科的人介绍了谷鑫基、朱养学的身份,神色有点儿异样。然后,他就作出了不正常的反应:拒绝介绍沙怀山的病情,声称这是医务人员的权利,是《日内瓦宣言》所赋予的。侦查员有点儿惭愧,因为他们甚至连《日内瓦宣言》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重申了他们这是在执法,请对方无条件配合。接着,俞鑫就发怒了,拍着桌子指责侦查员不尊重人权,然后转身就走。
  俞鑫当然是走不了的,被阻止后他就试图强行离开。他的力气很大,轻而易举就把阻止他的那两个保卫科人员推开了。这样,侦查员朱养学就只有掏枪了。而且,医院这边显然也已经不适宜跟俞鑫医生进行谈话了,需要换一个地方,比如派出所,或者直接去市局。
  不过,侦查员没有因为这段意外插曲而忘记了那位住院病人沙怀山。朱养学立刻前往病房去查看,但那里没有沙怀山。问了护士长,说他今天没有来过。朱养学有点儿蒙了:什么叫没有来过?他不是住在这里的吗?怎么可以离开?怎么想来就来呢?护士长作了解释,原来,沙怀山是一位特殊病人,因为他是为了搭救一位同事而受的工伤,又因为他跟主治医师俞鑫是关系特铁的发小,所以,俞鑫给他在医院安排了一个长期床位,至今已有五个多月。他想回家就回家,想住院就住院,有时一个星期不来医院也是有的,反正单位会给他支付所有费用。
  朱养学又打听:那么,昨天他是否待在这边呢?
  护士长去病房问了病友,回来告诉朱养学:昨天上午他是将近十一点钟时来的,午饭后睡了一觉就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过。
  谷鑫基于是给在派出所待命的汪明化等侦查员打了电话,让他们立刻去沙怀山家,见到沙怀山后,不必问什么,直接拘捕就是。然后又往市局打电话要了辆小吉普,把俞鑫带到了市局。
  俞鑫一进局子就作了交代,内容很简单,但基本上可以证实沙怀山即是瓦洛嘉——
  俞鑫和沙怀山同岁,是从小就在一起玩耍的发小,十三岁时还学着上海滩的帮会大哥搞过结拜。不同的是,俞鑫读书很聪明,后来读了医科学校,成了一名骨科医生,而沙怀山不思上进,只好当了一名工人。沙怀山五个多月前工伤后,最初是在广慈医院治疗的,并未住院,医生对骨折作了处理后给开了病假,让他回家休养。俞鑫闻讯后前往沙怀山家探望,看到他家居住条件不佳,就出主意说要不你到我们医院去住院吧,反正你这是工伤,单位承担医药费用,还会给你伙食补贴。沙怀山闻之大喜,于是就去了第一人民医院住进了俞鑫分管的病房。那是一个小病房,只住着三个病人,俞鑫给他安排了一个靠窗口的床位。沙怀山不是一个静得下来的人,伤还没好的时候,就天天到外面去溜达,晚上才来病房睡觉。后来伤好了,为了能够继续住下去,俞鑫就给他造了一份假病历,说骨头没有接好,得重新接。为遮人耳目,还为沙怀山制作了一个活络石膏套子,需要时就套上,不需要时就卸下。过不多久,俞鑫就开始时不时被沙怀山请去饭馆吃饭,还经常收到礼物,收音机、糕点、珍珠粉、水果等等都有,最贵的是一块挂表,崭新的,还有发票,价格是七十八元,是从著名的“亨得利”钟表店购买的。俞鑫对经济状况一般的沙怀山何以忽然变得阔气起来感到不解,但因为有东西拿,所以也不去多想。
  这边在听俞鑫作上述交代时,另一路侦查员汪明化、张宝山、纪海群、马艳田四人去了沙怀山家,但沙怀山却不在,问其家人,说不知道。问当天行踪,说是中午还在家喝酒,下午就出去了。再问平时的行踪以及昨天的活动,家人一概摇头。侦查员稍一商议,决定守株待兔。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3:28
  “苏联专家”诈骗案

  但是,一直守到晚上十一点,沙怀山还没回来。医院那边由谷鑫基、朱养学蹲守着,也没等到沙怀山。那个年代,夜生活不像如今这样丰富多彩,十一点钟已经属于非常晚了,马路上除了夜班下班的工人外,基本上没有其他路人,如果谁还在散步什么的,给夜间巡逻的民警看到,很有可能会拦下盘问,甚至带到派出所去接受审查。所以,专案组就不得不往沙怀山是否逃逸这个思路上去考虑了。
  谷鑫基于是决定:对沙怀山家实施搜查!
  搜查结果,抄得了照相机、手表、玉盘、望远镜等赃物,以及七张银行存折,都是最近这段时间存进去的,用的是化名,存折上的金额相加,大致上是几起诈骗案的赃款总和。
  至此,案件已经破获,只待拿下犯罪嫌疑人沙怀山了。专案组在沙怀山家附近的工厂借用了一间办公室开了个短会,对沙怀山的去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像沙怀山这样一个外形酷似欧洲人的家伙,冒充苏联专家行骗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逃避追捕,那就正好相反。按照当时的治安管理操作思维,这种角色不论出现在哪个公共场所——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戏院,甚至通宵营业的公共浴室,都有可能引起民警或者单位治安人员的注意,从而加以“特别关照”;至于想住宾馆饭店旅社客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别说没有介绍信,就是有,因为那副洋人长相,服务台也百分之百会通知派出所过来盘查。对于沙怀山来说,他应该清楚这一点,所以不会冒险去外面流窜。
  因此,专案组得出结论:沙怀山没有离开本市,而是在本市的某个被他认为安全的角落里躲藏着。那么,专案组方面应该怎么办呢?一番讨论后,决定除了通知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的民警协助布控外,同时采取两个措施:一是继续派员在沙怀山家和医院蹲守;二是查摸沙怀山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追查沙怀山的下落。
  次日,即黄赤波局长规定的七天期限的第六天,专案组走上了打最后一仗的征途。谷鑫基事先已经预想到最后一仗可能不大好打,需要耗费些时间,但由于坚信沙怀山是不会离开上海的,寻思再费时间,只要多调些人手,两天之内总可以把沙怀山的那些社会关系都一一查摸到吧。可是,实际情况却出乎专案组长的意料,因为沙怀山的社会关系不但多达一百多个,而且非常复杂,有的社会关系还衍生出“子关系”甚至“孙子关系”,即从甲那里调查时得知沙怀山在哪里哪里还有一个哥们儿,到那哥们儿那里调查时意外得知哪里哪里还有一个沙怀山结拜过的朋友。
  这样,专案组的工作量就意外增加不少,尽管从分局、派出所临时借调了五名人手,但随着调查工作的展开,还是不够,于是谷鑫基只好向领导要求再增派警员,领导从市局又抽调了四名侦查员。
  这两项措施进行了四十多个小时,仍未获得沙怀山的任何线索。这时,七天期限将到,谷鑫基去见黄局长,要求给予宽限。黄赤波是一位很通情达理的领导,当然同意了,在了解了专案组的工作情况后,还当场决定增派两辆摩托车并特批了加班伙食补助,让侦查员增加营养,保持充沛的体力。
  又过了一天,沙怀山并没有回家或出现在医院,所有已经掌握的社会关系也都查访到了,仍然没有获得什么线索。犯罪嫌疑人逃到哪里去了呢?有侦查员甚至提出了“是否畏罪自杀”的猜测,往黄浦江里一跳,退潮时尸体漂到长江口,冲进了东海,就永远找不到了。谷鑫基的身体不是很强健,这时已经被没日没夜费心耗力的持久工作折腾得非常疲惫,心绪也很不好,寻思如果这厮真自杀了,也无话可说。找不到人,案子作为悬案挂起来,专案组没有功劳,但有一点却是可以庆幸的:外地不会再有“苏联专家”冒出来行骗,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了。当然,这是虚念,眼下还得玩实的,继续分析案情讨论对策吧。
  讨论下来,大家就不敢乐观了,因为考虑到了一种可能:也许这厮运气好,侥幸躲过了遭到盘查的厄运,已经逃往外地了。如此,那就要考虑向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协查通报了。
  就在专案组讨论是否要发协查通报的当儿,在沙怀山家蹲守的侦查员张宝山打来了一个电话,称他可能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了。
  蹲守人员是轮流值班的,这天轮到张宝山和分局刑警小周两人在沙怀山家待着。闲着没事,张宝山随手从已在搜查时被翻得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拿了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阅,发现里面夹着一个照相馆装照片的纸袋,内有三张一式的120黑白照片,上面是沙怀山和另一个四十来岁的外国男子,看上去像是苏联人,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背景是一艘正在制造的轮船。再一看纸袋上所写的取照日期,是半年前的。
  张宝山跟小周对照片进行了分析:背景是正在制造的轮船,那看来拍照的地方是造船厂的船台了;那个穿工作服的外国男子,会不会是货真价实的苏联专家?沙怀山这小子可能凭着他那副外国人长相和流利的俄语,结交上苏联专家。那么,现在沙怀山出了事,正遭到警方的追捕,他会不会逃到人家那里去躲着了?于是,张宝山就到对面的工厂借用电话机给谷鑫基打电话报告了这事。
  谷鑫基看了照片,立刻给市人委外事处打电话,要求查一下在沪的苏联援华专家中是否有去造船厂担任技术顾问的。外事处当场就给予回答:有的,去的是江南造船厂。
  谷鑫基立刻点了两名侦查员,驱车前往江南造船厂,果真在那里抓到了沙怀山。当时,这小子正穿着工作服,待在那位跟他合影的苏联专家旁边,指点着图纸给几个工程师翻译呢。
  沙怀山到案后,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至于他跟那位苏联专家的结识,就像他跟林午昊结识一样,是在外滩偶然遇到的。双方用俄语交谈,说到各自的老家,沙怀山惊喜地发现自己那位俄罗斯生父的老家跟这位苏联专家在同一个镇上,于是,两人就认了老乡。在后来的交往中,对方请沙怀山吃了顿饭,沙怀山则带人家游览了城隍庙。不久,沙怀山去专家工作的江南造船厂看望,用他带去的从同事那里借来的120照相机合了影。
  照片冲印出来没几天,沙怀山就出了工伤。当时他还没有想到冒充苏联专家行骗。俞鑫提供了养伤的方便和长期病休假后,他闲着无事,到外滩(医院离外滩很近)去散步,想起自己跟那位专家相识的一幕,头脑里蓦地闪出了一个念头:我何不冒充苏联专家弄点儿外快捞捞?于是,就开始进行诈骗犯罪了。
  专案组发现沙怀山就是瓦洛嘉那天,沙怀山本来是会落网的。那天下午他在四川北路的一家浴室泡澡、喝茶,又睡了一觉。傍晚回家时,走到离家只有三四十米处,遇见邻居一个小学生,告诉他说你家来客人了,是开着公安摩托车过来的。沙怀山一听就意识到大事不好了,之前他已经在静安寺败露,又去袁秋亚家向王斯姝骗了三百五十元钱,公安局肯定到处找他。派出所民警曾去医院看过他(是以探望为名去的),他当时以为难逃厄运了,哪知厄运并未来到,民警被他手上的石膏给蒙了。现在有开公安摩托车的人登门拜访,那还有什么侥幸?
  于是,沙怀山立马转身。当晚去了哪里呢?他的胆子还真大,也很会分析推理,竟然去了段高飞在静安寺的洋房。因为他断定警方是想不到这一点的,而段高飞也不至于在出事后立刻把洋房出租,而段自己是不会去住的。
  不过,那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次日,沙怀山就去了江南造船厂投奔那位认了老乡的苏联造船专家。他编造了一个谎言,说自己已经离开了上钢三厂,暂时无业,能否请专家替他跟造船厂通融一下,允许他干一段时间的临时工。造船厂缺少俄语翻译,但要想请上级派下来,手续太麻烦,还得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而沙怀山正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对象,又是苏联专家出面推荐的,当然没有问题,于是就收了下来。
  沙怀山被捕后,关押在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这个案子影响恶劣,当时许多人认为沙怀山可能会被判处死刑。但是,沙怀山却逃过了死刑,甚至连检察院那一关也逃过了——在被捕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晚上,沙怀山在监房里突然大呼心痛,送医院抢救无效殒命。经尸检,认定系大面积心肌梗死。
  沙怀山的结拜弟兄俞鑫医生,当时也给关进了看守所。结案后未曾判刑,而是给予劳动教养的处分,押送上海郊区的青东农场,后来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要评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4:01
  “苏联专家”诈骗案

  五、追查混血儿

  案子侦查到这里,应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线索没断。但是,专案组长谷鑫基却乐不起来:该案是市公安局长黄赤波直接过问的,规定组长每天要向黄局长本人报告一次。黄赤波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当年他在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位置上时有一个规定:每天下午四点钟,全市(市区)各公安分局的局长本人必须到市局参加由他主持的碰头会。这个规定后面还有一个附加规定:为了节省办公经费,来时不准动用小车、吉普、摩托车,顺路搭车也不行(估计是生怕故意制造这种“顺路”)。至于你是骑自行车还是搭乘公交车,那就自己决定吧。
  谷鑫基不过是一个副科级,摊上这么一位高干领导,汇报工作时不战战兢兢已经算是胆大的了。这次他向黄局长汇报了静安寺缉拿瓦洛嘉失利的情况后,立刻挨了一顿批评:如果事先考虑得充分一些,在前院安排上人,哪怕就安排一个侦查员,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应该说,这个批评是合情合理的,尽管黄赤波的态度可能不那么和风细雨,但谷鑫基口服心服,只怪自己考虑得不周密。
  黄赤波又说,人已经逃了,那只有花力量去侦缉了,尽快将其缉拿归案,将功补过吧。稍一停顿,说出了使谷鑫基最为担心的一句话:“给你们一周时间——查清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结案!”
  在黄赤波面前是没有讨价还价之说的,谷鑫基于是立刻召集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研究怎样抓获瓦洛嘉。这次会议时间不长,也就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的工作重心是抓获犯罪嫌疑人,所以就盯着这一点讨论。众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瓦洛嘉当时是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从前院逃走的,像他这样一个洋人模样的家伙,不管跑到哪里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循着他的逃跑路线顺藤摸瓜追查下去就行了。
  于是专案组六人全部出动,先向前院住户调查。前院住的是段高飞的弟妇、某公立医院药剂师唐莉婵,但当时她还没下班,家里待着的是其母刘老太和十二岁的女儿段小玲,于是就向那一老一少调查。
  瓦洛嘉可能平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行动不但敏捷,而且轻巧。他在被数名警察追捕的情况下,从二楼顺着水管子攀下来,又翻越花园里的那道围墙,居然没闹出什么动静,以至于当时正在厨房里忙家务的刘老太竟没发觉。但是,段小玲看到了,当时她正在书房窗前写字台上做老师布置的作业,见有个外国人从窗前奔过,大吃一惊。小姑娘机灵,立刻奔去把客厅大门关上,然后冲进厨房告诉外婆。刘老太这才知道有个外国人闯进自家院子来了,祖孙俩贴着窗子往外张望,只见那外国人奔逃到前面院门口,打开院门冲了出去。
  这是刘老太和外孙女所见的一幕,那么,瓦洛嘉逃出前院后又是怎么离开现场的呢?这个调查起来就比较复杂了。这幢花园洋房的选址很不错,属于闹中取静,地段是上海滩著名的热闹区域静安寺,却又不直接对着南京西路,而是一条小马路。这条小马路只有三十来米长,连地图上也是没有标出的。小马路是条断头路,只有一个出口——顺着小马路往北行到尽头,就是南京西路了。这条小马路上不通公交车,没有商店,也没有弄堂。平时除了偶尔经过的路人,是没有人走的。所以,专案组要想了解瓦洛嘉逃出洋房后的去向,只有到南京西路上去寻找了。但此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那个年代的这个时段,南京西路上除了偶尔开过的车辆外,已经没有能够向侦查员提供情况的目击者了。于是,往下的调查就只有延缓到次日。
  次日,专案组再次出动前往调查。六个侦查员是两人一组分头进行查访的,分别找了小马路口附近的一些商店的营业员、在人行道上摆小摊头(那时还没有城管干涉,工商部门也不管的)的摊贩。线索最后是被侦查员纪海群、张宝山两人找到的,他们从一个卖桂花白糖赤豆粥的老年摊贩那里打听到:昨天下午将近四点,他卖完了粥,挑着空担子往家的方向走。经过那条小马路时,冷不防从里面蹿出一个人高马大的金发洋人,差点儿撞上他的担子。那人灵活地一闪让过担子,拔腿继续奔跑,还抛下了一句话:对不起!可是,竟是用上海话说的:对勿起!老头儿寻思:我到上海滩将近十年了,打从第一天起就在努力学习上海话,学到现在还是一开口就被人听出苏北腔,这个外国人能够说这样标准的上海话,他是怎么学的?
  侦查员继续打听:他去了哪里?
  老人看到那个洋人穿过南京西路,奔向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出租车,拉开车门上车,转眼就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了。
  纪海群、张宝山将调查到的情况向组长谷鑫基报告后,谷鑫基决定立刻行动,迅速找到那辆载着瓦洛嘉离开现场的出租车。
  这种查找方式,如果放在今天的话,那麻烦就大了。全上海如今有出租车四五万辆,让侦查员怎么调查?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这种查找方式是可行的,当时全上海只有一家出租车公司——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车辆有多少呢?只有一百八十五辆!
  于是,就去国营的市出租车公司,公对公,人家很是热情。不过并不能一下子就完成这件事,因为车虽然只有一百八十五辆,但没有如今的车载电台、卫星定位、司机手机这样的设备,车子开出去后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几时回来。所以,要联系司机师傅,得耐着点儿性子。这一查,一直到第二天下午才有结果,出租车公司保卫科给专案组打电话说,已经找到了那个在静安寺载过外国客人的司机师傅,姓戴,是旧社会就已经在私营车行开车的老驾驶员了。
  这位戴师傅很快就开着出租车赶到了专案组。戴师傅说,他所载的那个外国客人是在静安寺上的车,匆匆忙忙,像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情要办。外国人会说上海话,而且说得跟一般上海人无异。他上车就说:“师傅,送我到外滩,开快点儿!”到外滩后付了车费下车时,说:“师傅,谢谢侬哦!”另外,这个外国人对上海的道路也蛮熟的,车子开到浙江路口时,正好有一批小学生由老师带着过马路,所有车辆、行人都停下来让小朋友先行。这个外国乘客忍不住了,说:“师傅,你左转弯,从北京东路走!”戴师傅依着他从北京东路走了,到了外滩,他又让车开过了外白渡桥才付钱下车。
  下车后是从哪里走的呢?
  哦唷!这个我倒没有留心,因为当时路边站着一个穿上海大厦服务员工作服的小青年正在替客人招出租车,我的注意力被他吸引过去了。
  很遗憾,这条线索查到这里就断了。大家很是着急,黄赤波局长给的七天期限已经过去一天多了。不过,希望还是有的,这条断了的线索又衍生出另一条新线索:瓦洛嘉会说上海话,而且说得很地道;对上海的道路又很熟;说是到外滩,其实是开过外白渡桥的,那就是虹口区的范围了,所以,估计这人是住在虹口区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4:29
  “苏联专家”诈骗案

  那么,这个瓦洛嘉会是什么身份呢?专案组根据上述细节作出了判断:这个瓦洛嘉是一个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侨民或者混血儿。至于究竟是外侨还是中国籍的上海市民,这一点需要判断清楚。如果是外国侨民,那侦查起来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动不动就得通过外事部门,还得跟外国驻沪领事馆打交道;如果是中国籍的混血儿,那查找起来就方便多了,甚至比查找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方便,因为那副外国人的模样毕竟是很醒目的,专案组如若以市局名义向各分局下达协查通知的话,估计一两天内就能把这主儿从茫茫人海中梳理出来。
  侦查员根据掌握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受害人林午昊的遭遇来看,当时瓦洛嘉是去了吴淞口的。这样,就可以找到一条对其身份进行基本判断的途径了。
  如今五十岁以上的大城市居民可能还会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曾经看到过的一块牌子,这是一块大约1米宽、0.8米高的木牌,竖立在城市和郊区的接合部,上面用中文、英文等几种文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下面的落款是当地的公安局,白底黑字,非常醒目。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那段时间里的一个特别现象。根据国家的规定,对于外国人的区域开放范围是有严格控制的,不能让外国人随意到处乱转。这块木牌就是一条警戒线,外国人如果没有经过当地公安机关的许可擅自超越这条警戒线,那就对不起,肯定会被公安机关请去。
  根据规定,吴淞口那里早已超越了“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准超越”的范围了,所以瓦洛嘉如果是在沪的外国侨民,他肯定是知晓中国方面的这一规定的。这样,他在考虑对林午昊实施犯罪的地点时,完全可以避开这个约束。上海市区范围内跟吴淞口那样同样有助于他作案的冷僻地方有的是,比如西郊公园(即如今的上海动物园)、中山公园、长风公园。因为他没有必要为了去吴淞口而专门去公安局提出申请,那不是在犯罪前先到公安局挂号吗?同样,他也不大可能不经申请而擅自去吴淞口,那是要冒风险的。这种风险有别于一般的外国侨民故意穿越警戒线所受到的处罚,还会衍生出更为严重的后果:如果遇到经验丰富的老公安,那么他可能就会追问去吴淞口干吗?一旦发现是跟林午昊那样一个小开相约游览,那肯定还会追究下去,如此,就有可能发现瓦洛嘉的犯罪活动了。
  因此,专案组趋向于认为瓦洛嘉并非外国在沪侨民,而是一个中国籍混血儿。当然,这还需要向从市区去吴淞口途经的宝山、吴淞两地的公安分局了解一下,那天是否查获过外国人擅自穿越警戒线的情况。查询结果,宝山、吴淞分局均称没有查获过。再向市局外事科查询:那天(或之前三天——规定申请有效期为三日)是否有外国侨民提出过前往吴淞口的申请?外事科的回答也是没有。
  那就基本上可以认定瓦洛嘉是一个中国籍混血儿了。专案组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从上海市区范围内总共不到一千名的男性混血儿中找出瓦洛嘉来。尽管侦查员谁也不相信瓦洛嘉会是犯罪嫌疑人的真名,但从侦查工作的技术程序角度出发,他们还是去了市公安局,翻阅了那里存放着的这部分居民的户口资料。果然没有瓦洛嘉这样一个名字。那就通过各分局布置下面的派出所查吧。
  专案组诸君对这种调查方式是很有信心的,尽管名字是假的,但人是真的,协查通知上已经注明了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容貌体态、语言等特征,各派出所对于自己辖区的混血儿对象都是了如指掌的,所以肯定是一查一个准。可是,一天之后反馈上来的信息却出乎专案组的意料:没有发现这样的对象!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6:31
  “苏联专家”诈骗案

  六、顶风作案

  这下,专案组诸君在奇怪之余,人人都有点儿头痛了。这么说来,原先所作的判断是错误的,瓦洛嘉那家伙真是个旅居上海的外国侨民?
  谷鑫基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得准备大费一番周折了。所谓“大费周折”,就是要对在沪的外国侨民进行调查,这中间除了繁琐的外交手续外,还有语言沟通问题,因为有一部分外侨也许会采取不配合态度,明明听得懂也会说汉语甚至沪语,可是他故意装作听不懂,你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请外事科派翻译。
  但是,既然到了这一步,再繁琐也得做了。谷鑫基说,我们先一齐出动,去外事科查在沪外侨资料,把符合瓦洛嘉年龄特征的那些男子的照片调出来辨认了再说吧。
  市局外事科就在专案组所在的福州路市公安局里面,所以跑路就不必了,一行六人不过是换了个楼面,去了另一间办公室。这边众侦查员在查阅资料时,怎么也没有想到瓦洛嘉竟然再次冒出来作案了,而他作案的地点就在距市局不过一公里的河南中路袁秋亚的家里。
  袁秋亚那天在静安寺段高飞的洋房里跟瓦洛嘉幽会时被专案组当场撞着,后来去市局回答了侦查员的询问,由女刑警马艳田送其回家。途中,袁秋亚哀求马艳田不要向其母说起此事,马艳田一口答应而且确实为其保密了。没有想到,此举竟然给瓦洛嘉提供了再次作案的机会。
  当时的高校,等同于就读大学生的单位,不但要管学业、生活方面的事宜,还要管做思想工作。比如像袁秋亚这样的出了事儿的学生,学校在没有作出处理决定(这是专案组跟校方沟通过的,要求在没有结案前,不要对袁秋亚作出任何处理决定)之前,生怕她想不通来个轻生什么的,所以就派人找她谈话,安抚其情绪,还指派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日夜陪伴她。校方明确向袁秋亚提出建议:最近你最好不要回家,就对你家里说学校有事情让你做,很忙。袁秋亚觉得这样也好,因为之前她已经把瓦洛嘉要替她联系去苏联留学之事告诉老妈了,生怕老妈问起来不大好回答,如果暂时不回家,正好就可以避开这个敏感话题。
  这个情况瓦洛嘉是否知道呢?据他落网后交代,他是知道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用的办法很简单。他听袁秋亚说过课程安排,知道从周一到周六袁秋亚哪天回家,哪天不回家;哪天的什么时候离家去校,什么时候离校回家。他用了两天时间在袁秋亚应该进出家门的时段悄然躲在袁秋亚家附近暗暗窥察,没有发现袁秋亚的身影,于是就断定袁秋亚是让学校给“看”起来了。
  瓦洛嘉为什么要对袁秋亚有这份关心呢?他应当知道发生了“静安寺洋房事件”后,自己已经成为警方的侦缉对象。而且,他跟袁秋亚的关系并不是谈情说爱的产物,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所以,按常理来说,他此刻应该是惶惶不可终日,乖乖地躲在住所祈祷上帝保佑,别让警方的侦查触角伸到头上来才是。
  对于这个问题,瓦洛嘉归案后向侦查员作了说明:他从静安寺洋房侥幸逃脱后,并未特别惊慌失措,因为他估计警方是无法追查到他头上来的。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犯罪活动到这时候应该告一段落了。不过,瓦洛嘉并不是一个很愿意“见好就收”的人,他还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再捞一点儿钱钞或者财物。这时候去物色新的行骗对象,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他也没这份胆,那就只有从已经被他诈骗过的那几位当中物色了。可是,盘算下来,似乎都不行:林午昊,已经有了吴淞口之行;袁秋亚,差点儿被当场拿下;段高飞,警方肯定已经查到他头上了;还有张嘉蹈张教授,也不敢乐观,袁秋亚是通过他介绍认识的,袁秋亚已经被警方堵住了,还能不把张教授给交代出来?瓦洛嘉想到这里有点儿沮丧,看来只好罢休了。
  可是,过了一夜,瓦洛嘉的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这件事袁秋亚的妈妈是否知道呢?听袁秋亚说过,她曾对她妈妈说过他这个“苏联专家”,她妈妈说如果人家有兴趣,欢迎来我家做客。如果袁秋亚她妈不知道女儿出事了,那便可以登门拜访,管他多少,骗上一些总是好的。
  于是,瓦洛嘉就用了两天时间观察袁秋亚家,得出的结论是:袁秋亚给学校“看”起来了。那么,她妈妈是否知晓此事呢?这个,瓦洛嘉就没法判断了。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不管袁母是否知晓此事,反正家里就她一个人,登门碰碰运气再说。如果她知道此事,神情应该就会有反应,大不了立马逃跑就是了。
  这样,瓦洛嘉就在专案组全体到外事科去查阅外国在沪侨民资料的当儿,壮着胆子按响了袁秋亚家的门铃。袁秋亚的母亲王斯姝来应门,见到门外站着一个外国男子,不禁一怔。她这副神情差点儿把瓦洛嘉吓得转身拔腿奔逃,幸亏她随即反应过来了,脸上露出笑容,开腔问道:“您是瓦洛嘉先生吧?”
  瓦洛嘉点头致意,彬彬有礼道:“夫人好!您是袁秋亚同学的母亲?”
  瓦洛嘉被王斯姝热情地迎进屋里,奉上咖啡。王斯姝是富家女出身,有抽烟习惯,而且抽的都是用外汇从华侨商店购买的外烟,不过她取出来请瓦洛嘉抽时不大好意思,因为那是一种比较淡的适合女性抽的香烟。瓦洛嘉当然毫不介意,他介意的是能够骗到多少钱财。于是,就开始表演。因为是披着“苏联专家”的外衣,所以说话要以俄语为主,而王斯姝年轻时曾经上过教会学校,能够听懂一些俄语,还会用英语进行一些简单的会话。所以,两人就谈了一阵。瓦洛嘉说的当然是帮助袁秋亚办理留学的事,听得王斯姝满脸笑容,双目生辉。
  瓦洛嘉的计划是,不管对方怎样热情地款待自己,最多也只能在袁秋亚家待上十五分钟,以防不测。所以,说了一会儿,看看手表(就是林午昊的那块金表),十五分钟快到了,就言归正传,说他不知道袁秋亚今天不在家,否则就去学校找她了。王斯姝忙问,您有什么事?瓦洛嘉说国内来了消息,通知袁秋亚同学支付办理留学手续的费用。因为时间比较紧,他已经请专家组打电话让其妻子代付……
  王斯姝说,哎呀,太麻烦您了,多少钱?我马上给您!
  瓦洛嘉说钱不多,就一百卢布,你给我人民币就行了。王斯姝不知道人民币和卢布的汇率,想打电话向银行询问,瓦洛嘉说不必问了,人民币跟卢布的汇率是1:3.5,您付三百五十元就行了。
  三百五十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一般人家里是拿不出的,袁秋亚家里也没有留这么多的备用金。王斯姝就向瓦洛嘉表示歉意,说她马上去银行取,请瓦洛嘉稍等,银行离此不过三四分钟路程。瓦洛嘉在心里暗暗埋怨自己考虑欠周,最后还是经不住这笔款子的诱惑,同意等待。
  王斯姝出门后,瓦洛嘉察看了袁秋亚家的前后地形,做好了随时逃跑的准备。本来,他想乘机上楼去女主人的卧室撬窃首饰,又担心王斯姝万一叫来警察,来不及逃走,所以只是扯断了电话线,然后站在院门前贴着门缝观察外面的动静。
  那时候的银行业务清淡,王斯姝跑一趟取了款回来不过十来分钟时间。但对于瓦洛嘉来说,这段时间特别漫长,所以当他从王斯姝手里接过那三百五十元钱钞时,动作有点儿急促。拿到钱后,他立刻开口告辞。热情的女主人坚持把这位贵客送到门外,原是想替瓦洛嘉招一辆出租车的,可是上海滩当时的出租车实在太少,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时可以遇到,也只好作罢了。她站在门口,怀着满腔感激之情目送着瓦洛嘉的背影渐渐远去。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7:20
  六、顶风作案

  王斯姝返回家里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女儿打个电话告知瓦洛嘉登门的消息。于是,她就发现家里的电话打不通了,仔细一看,电话线断了。当时她还没把这跟瓦洛嘉联系起来,而是去外面找了个公用电话给电话局(当时称为邮电局)拨打了报修电话。那时上海滩的电话总量不多,有私宅电话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电话局的服务特别到位,而电话局离王斯姝的宅第又很近,所以她刚到家,修理工也骑着自行车赶到了。
  修理工一检查,说这电话线是被人扯断的。王斯姝不信。因为她在瓦洛嘉抵达之前大约二十分钟还跟一位女友通过电话,如果是扯断的话,那就是贵客瓦洛嘉做的了,人家苏联专家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再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修理工见王斯姝不信,就把拆开的电话机给王斯姝看,指着里面业已损坏的电线连接点说,你看,用的力量还很大呢。
  这样,王斯姝就不得不接受了电话线是被扯断的说法。修理工修好电话机离开后,王斯姝想了想,还是给女儿打了电话。可想而知,当袁秋亚听说瓦洛嘉刚去过她家,从母亲那里骗去了三百五十元钱钞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到这当儿,就没有必要再向老妈隐瞒了,于是,袁秋亚就对王斯姝说:妈妈,那人是骗子!
  王斯姝大惊之下,立刻给公安局拨打了报警电话。那当儿,专案组六位还在外事科查阅外侨档案资料。谷鑫基听说发生了新的案子,顿时觉得脑袋大了一号,暗暗责怪自己没有想到在这方面加强防范,当下,立刻点了马艳田、朱养学两人,随他一起去袁秋亚家。
  谷鑫基三人从王斯姝那里了解到瓦洛嘉再次作案的情况,有两个情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是瓦洛嘉能听懂王斯姝的沪语中最原始的上海本地话;二是瓦洛嘉离开时出了门是往南去的。民警们想,这家伙说不定真的是中国籍的混血儿,可能住在虹口区(从王斯姝宅第出门往南就是虹口区)。虹口区公平路那边住着不少白俄混血儿,到那边去找吧。一番研究后,专案组全体出动,前往虹口分局查找线索。
  可是,他们翻阅了该分局保存的全部混血儿户籍卡,给几个有混血儿居住的管段派出所打了电话,得知派出所收到协查通知后,已经对各自辖区的所有对象进行了核查,确实没有发现有涉嫌该案的人。
  专案组一行垂头丧气地返回市局。这时已是暮色初降时分,除了当晚值班的外,各个办公室的同事都陆续下班了。侦查员们去食堂草草吃了点儿东西后,开会分析情况,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
  经过再三分析,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应该坚持“犯罪嫌疑人是混血儿”的判断。那么,为什么之前各分局查摸下来都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呢?专案组认为很有可能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下一步只有一条路可走:专案组自己下到基层去,对梳理出的符合犯罪嫌疑人特征的每个混血儿进行面对面的核查。
  市局户籍处的档案资料显示,具有俄罗斯血统的上海户口混血儿分布在虹口、黄浦、南市、静安、长宁、卢湾这六个区,以虹口区、卢湾区居多。眼前有两个方案可以采用,一是同时对六个区进行核查,专案组六名侦查员正好每人跑一个区。这个方案比较稳妥,缺点是时间长,而黄赤波局长给他们的期限已经过去一半多了;另一个方案是集中全部力量,对最有可能是瓦洛嘉所在地的那个区进行集中核查,迅速找到犯罪嫌疑人的下落。
  经过慎重考虑,专案组决定采用后一个方案:集中力量对一个区进行核查。这个区,就是专案组白天已经去过的虹口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8:26
  “苏联专家”诈骗案

  三、疑犯逃脱

  张嘉蹈教授看上去是一个瘦瘦弱弱的白面书生,一口俄语说得比汉语似还流利,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竟然还骑着战马拿着枪跟日本关东军面对面地打过仗。他出生于哈尔滨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父母都是给“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哈尔滨的俄国贵族当佣人的,洋东家为他们全家提供食宿,所以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用俄语进行日常交流的特殊环境中,其俄语底子就是那时打下的。“九·一八”事变后,十七岁的张嘉蹈放弃高中学业,和几个朋友瞒着家里投奔了一支民间抗日义勇军。不久,这支义勇军又集体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张嘉蹈遂成为一名抗联战士。
  1934年,张嘉蹈所在的部队遭遇日本关东军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张嘉蹈侥幸带伤突围,逃生后偷偷来到了哈尔滨父母处。当时哈尔滨已经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对抗日人士查缉甚严,不但父母担惊受怕,连俄国贵族老东家也吓得不轻。好在洋东家仗义,动用了其社会关系将张嘉蹈送到了上海。张嘉蹈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在教会中学教书的职业,一边教俄语,一边上大学。而他跟抗日、革命和中共的关系也就结束了,从此,他就过着安逸的白领生活。1949年上海解放后,组建了一所专门培养俄语人才的高校——上海市俄语高等专科学校,师资是向社会招聘的。张嘉蹈看到报纸刊登的招聘启事后,就前往应聘。面试时,他那口俄语说得比考官还好,自然立马录取,从此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三年后又晋级教授。
  张嘉蹈跟瓦洛嘉的相识似乎偶然。大约两个月前的一个阴雨天的下午,他去附近的虹口公园散步。在鲁迅墓前,看到一个外国人手捧鲜花一脸肃穆地在凭吊,嘴里喃喃低语,听上去说的是俄语。张嘉蹈不禁起了好奇之心,便在那人献上鲜花后上前,直接用俄语跟对方攀谈起来。这才知道对方名叫瓦洛嘉,是苏联援华专家。张嘉蹈一听,心里顿时涌上了一股那个时代老百姓对苏联老大哥的真挚敬意,见对方并无急着要离开的意思,就开口邀请去公园大门外的那家咖啡馆坐坐。
  两人自此交上了朋友。张嘉蹈在告诉对方自己家里的电话后见对方并未吐露他的电话号码,以为是由于保密规定的原因,也就没有开口索取。
  接下来老套路很快就出现了,瓦洛嘉跟张嘉蹈第二次见面时,就热情主动地表示愿意介绍张嘉蹈去苏联讲学,还可以帮助他联系在苏联国家级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两样都是梦寐以求的,如果能够得以实现,不但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可以大幅度上升,还披上了一件政治防弹衣,什么运动你都可以逃过,什么历史问题(只要不是直接欠下过血债)都没人来追究。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如果到了“文革”那反倒是受迫害的大罪状了。张嘉蹈对瓦洛嘉自报的身份深信不疑,当然也就相信对方的那份热心和真诚。往下,就是钱钞问题了,两个月里,瓦洛嘉以“借钱”和“办理相关手续费用”为由,分两次向张嘉蹈借了一千五百元。
  那么,大三女生袁秋亚又是怎么跟瓦洛嘉认识的呢?这跟张嘉蹈有关系。张嘉蹈跟瓦洛嘉相识半个月后,请瓦洛嘉到他家来做客。瓦洛嘉抵达张家不一会儿,正好袁秋亚和另一女生结伴前来向张教授借俄文原版小说。张嘉蹈向袁秋亚两人介绍了“苏联专家”瓦洛嘉先生。瓦洛嘉当时就用俄语跟袁秋亚两人聊了片刻,基本上都是袁秋亚在跟他交流,因为另一女生的俄语口语能力比较弱,性格又内向,平时用汉语跟别人交流也不大擅长,这时面对着一位说一口流利俄语的“苏联专家”,不低着头已经算是胆大了,哪里还敢说话?当时,张嘉蹈离开过一会儿,估计瓦洛嘉向袁秋亚要了联系方式,而袁秋亚家有钱,是装着电话的,大概随口就把宅电号码告诉瓦洛嘉了。反正之后张嘉蹈就听袁秋亚说她跟瓦洛嘉经常通电话,俄语口语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
  朱养学、汪明化两人没想到竟然又发现了瓦洛嘉的另一段诈骗情节,两人议了议,一时不知往下如何做才合适,于是就决定给调查组打电话请示。调查组长谷鑫基接到电话后,也感到非常意外,但语气里透着明显的兴奋,因为毕竟一下子就查摸到了线索,至于往下如何进行,他稍稍一想就有了主意:关照张教授对此严格保密,如果瓦洛嘉再去他家或者联系,请他即刻通知调查组。
  朱养学、汪明化回到福州路市公安局的时候,调查组已经变成了专案组。原来,组长谷鑫基接到他们的电话之后,当即向领导汇报,局领导下令:对瓦洛嘉涉嫌刑事犯罪立案侦查,调查组原班人马转为专案组,谷鑫基仍任组长。
  专案组随即举行了案情分析会议,大家认为从瓦洛嘉的犯罪思路和轨迹来看,他肯定已经对袁秋亚实施了诈骗犯罪。现在的主要工作已经不是调查瓦洛嘉的情况,而是应当将其抓捕归案。怎样将瓦洛嘉抓捕归案?在座的五位都是搞侦缉工作的行家里手,众人议下来,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暂时不急着向那个女生袁秋亚了解情况,但并不是将其放在一边,而是要对袁秋亚进行严密监视,通过监视她的行踪查摸到瓦洛嘉的下落。
  考虑到性别问题,谷鑫基向领导提出要求:调一名精干女刑警来充实专案组。于是,二十三岁的女刑警马艳田就来专案组报到了。她随即就被指派化装监视袁秋亚。侦查员张宝山、纪海群两人弄了一辆两轮摩托车、四块牌照(不时调换,以免被目标发觉),轮流配合她实施监视。专案组其余三名成员,朱养学、汪明化轮流前往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监听外面打给袁秋亚的电话,组长谷鑫基则坐镇市局专案组驻地。
  马艳田一连监视了三天,袁秋亚没有离开学校一步。瓦洛嘉也没有给袁秋亚打电话,只有袁秋亚的母亲打来过一次,嘱咐女儿天气冷了要注意添加衣服。
  第四天下午学校没有课,袁秋亚在学校吃过午饭后就离校回家了。这样,三个负责监视她的侦查员肩头上的分量就加重了,因为以当时的技术手段,监听袁秋亚家的电话不像在外国语学院的电话总机房那样容易,除非去电话局总机监听或者在袁秋亚家的电话线上接出一根飞线。专案组认为还不至于非要采取这一步手段,所以就没有实施。
  下午两点多,在袁秋亚家对面楼上执行监视任务的马艳田发现袁秋亚出门了,于是立刻下楼跟踪。与此同时,侦查员张宝山也驾着摩托跟了上去。事后知道,当时袁秋亚是接到了瓦洛嘉的电话,前往静安寺那边的一幢花园洋房去跟他见面的。袁秋亚家住在黄浦区河南中路,到瓦洛嘉指定的地方只需乘坐20路或者27路电车就可以抵达。马艳田尾随着她上了20路电车,张宝山的摩托车则跟着电车行驶。电车驶至终点站后,袁秋亚下了车,步行了五六分钟,进了一幢被一堵砖墙隔开的独立花园洋房的后门。当时,跟踪她的两个侦查员都发现她竟然是有该处房产的钥匙的,只见她从容地打开了院门,入内后又把院门锁上。
  这是谁的房产?是袁秋亚家的吗?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档案里没有记载。袁秋亚家是富裕人家,即使是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这个问题需要由侦查员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马艳田悄然走到张宝山旁边,轻声询问应该怎么办。张宝山稍一思索,说你在这边盯着,我去一趟派出所问问情况。他骑着摩托车去了静安寺派出所,一了解,这处房产是一个姓段的资本家的,上海解放初期,驻军因公征用了该房产的三分之二,另三分之一留给房主使用,以市价按月支付租金。1955年,部队退租了该处房产,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段姓资本家并未拆掉当时部队在花园里所砌的围墙。原部队租用的部分,先是租给一家公司,公司搬走后,房主的弟弟一家搬了进来。房主一家的户口不在该处,而是在长宁区,但段本人有时会来后院住几天,有时有外地亲友来沪,也小住几日,那当然是需要按照规定到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
  张宝山问:那处房产——我指的是后院,有电话机吗?
  户籍警肯定地回答:有的!说着,找出那处房产的空白户籍卡,上面果然有一个电话号码,因此也知道了那个资本家的姓名,他叫段高飞,住长宁区天山路某号,家里也是有电话机的。
  张宝山记下了那两个电话号码,脑子里已经有了主意。于是,去了派出所长的办公室,借用那里的电话机给组长谷鑫基打了个电话。张宝山向谷鑫基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该处房产跟袁秋亚没有关系,而袁秋亚竟然持有那里的钥匙,能从容自在地出入,这是有问题的。他怀疑那里是瓦洛嘉的栖身地,因此向领导请示,在袁秋亚离开后,是否需要对该处房产进行监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8:47
  “苏联专家”诈骗案

  谷鑫基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已经在考虑应对办法,待张宝山说完,他的法子也出来了,说何必再另外安排力量搞监视呢,现在就弄个清楚不更好吗?我让朱养学处理。你回到那边和小马继续监视就是了。
  谷鑫基随即给还在外国语学院电话总机房无聊至极地泡着的侦查员朱养学下达了一条指令:你立刻叫上学校保卫科同志,一起去一趟张嘉蹈教授那里,找一位女同志给我现在报给你的这个电话号码拨打电话,说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最后说是打错了结束通话。注意,要让张教授也能听见对方说话,请他分辨一下接听电话的人是不是瓦洛嘉。不管是与不是,你都立刻给我一个回信。
  朱养学照此办理,很快就电告谷鑫基:张教授肯定那个接听电话的人就是瓦洛嘉,不过,他竟然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谷鑫基说不管他说什么话,我都要拿下他。你对保卫科同志说,请找一个跟袁秋亚同班的女生,我马上派车去外国语学院,把你们一起接出来,执行下面的任务。
  当市局派出的一辆吉普车把朱养学和袁秋亚班上的团支书送达静安寺那幢花园洋房附近时,谷鑫基已经到了,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外两名侦查员汪明化和纪海群,三人怀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掖了手枪。朱养学兴奋地问:“要下手抓这家伙了?”
  谷鑫基点点头,跟那个一脸紧张地看着他们的女生轻声交待了几句,无非是说请你协助我们抓捕一名犯罪分子,然后就教给她应该怎么怎么做。所谓“怎么怎么做”,就是让那个女生去叫门,然后佯称学校有急事让学生回校。这个办法是否管用,谷鑫基没有把握,但比户籍警出面“查户口”大概要好一点儿。
  团支书来到后院门口,扯开嗓门奋力叫喊了数遍,里面没有任何声响。谷鑫基在旁边隐蔽处看着,知道此计泡汤了,于是就采取第二方案:强行突入!
  侦查员越墙而入,撞开里面洋房的大门,底层没人,于是上到二楼。二楼卧室里,床上一片凌乱,袁秋亚正慌乱地往身上套衣服,却没见瓦洛嘉的影子。侦查员正要发问,下面院子里传来了那个没有上来的女生的叫声:“逃了!逃了!抓住他!抓坏人啊——”
  待到侦查员下楼时,院子里已经没了瓦洛嘉的影子。原来,狡猾的瓦洛嘉听到外面的动静,立刻飞快地穿上了衣服。侦查员撞开洋房大门一拥而入搜查底楼各个屋子时,他攀着后面的水管子下到了地面。见院门关着,担心外面有人把守,于是便直冲到那堵把花园一分为二的围墙前,正要攀越,那个女生勇敢地冲上来抓她,被他推倒。在女生的叫喊声中,瓦洛嘉攀墙而过,从前院奔逃而去。等到一干侦查员冲到马路上时,早已不见他的影子了!
  行动失利,专案组全体侦查员好不沮丧。定下神来,稍一商议,决定向袁秋亚和房主段高飞了解情况,指望从中捕捉到瓦洛嘉的蛛丝马迹。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29:41
  “苏联专家”诈骗案
  四、上访资本家的“救星”

  那个年代,要说婚外性关系(当时称为“肉体关系”),别说当事人是袁秋亚这样的未婚女大学生,就是几嫁几离的半老徐娘,也是一桩无地自容的丑事。因此,可以想象,当场给堵在床上的袁秋亚此刻是一副什么样子。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颜面扫地,还有可能被学校开除,被街道作为坏分子看待,甚至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些绝对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无数先例的。
  因此,当侦查员在现场对这朵带雨梨花说要请她跟他们走一趟时,袁秋亚忽然放下蒙住脸孔的双手,直奔阳台。幸亏及时跟进的女侦查员马艳田动作麻利,这才制止了她想往楼下跳的企图。
  一干人去了福州路市局专案组驻地,经过一番教育劝说,袁秋亚总算停止哭泣,表示愿意回答问题。于是,专案组就弄清了袁秋亚跟瓦洛嘉的交往情况:袁秋亚在张嘉蹈教授家里跟瓦洛嘉相识后,果真如张教授所估料的,把自己宿舍楼和家庭电话都告诉了对方,她很希望跟这位英俊的“苏联专家”交往。三天后,瓦洛嘉就给她打电话相约见面。第一次去了淮海路“天鹅阁”吃西餐。第二次瓦洛嘉就把她带到了静安寺的洋房里。然后,瓦洛嘉把配好的洋房钥匙给了她,让她以后过来时自己开门径直入内。今天是她第四次前往洋房。除此以外,袁秋亚跟瓦洛嘉也有经济交往。瓦洛嘉答应给她联系赴苏留学,所以她“借”给了对方八百元人民币,赠送了一块继父的八成新的“英纳格”手表。
  根据安排,专案组的另一路侦查员找到了静安寺洋房的户主、资本家段高飞,就在他家进行了调查。段高飞还不知道他的洋房里出了事,大门也给撞坏了,但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一见警察登门就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儿害怕。待到听说了洋房那边的情况,大吃一惊,连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接着,段高飞就开腔作了陈述,他的上当受骗经历跟林午昊、张嘉蹈和袁秋亚有所不同——
  段高飞可能是当时上海滩资本家中唯一的频繁上访户。他是段家的长子,其父亲是一个经营中药材批发的商人,还开着两家中药店铺、一家中药成药厂,家境之富是可以想象的。而他的爷爷是老一辈宁波人来上海滩经商者中有点儿成就的一位,临终前给其子即段高飞的父亲留下了一笔遗产。从法律上来说,老爷子的这笔遗产属于“有条件继承”,其条件是:只要家境尚可,该款项就不能动,留着置不动产,以后由长孙段高飞继承。这样,这笔款项一放就是二十年,在段高飞的父亲决定退休而把其产业交给段高飞经营的时候在静安寺那里买下了那幢花园洋房。1945年,段高飞的老爸去世前,请来律师作证,按照老爷子的遗嘱,把这套房产过户到了段高飞的名下。
  段高飞接受了这套房产,在父亲去世后携母亲及全家大小七口搬进了花园洋房。三年后,其弟段高冲结婚,也住在这套房子里。1949年上海解放,段高飞担心人民政府对有钱人家搞无偿征收之类的动作,就带着妻子儿女搬迁到其在长宁区的那套房子里,这边的花园洋房留给老妈、弟弟一家居住。不久,老妈因病去世。其时,解放军驻沪部队找到段高飞,提出因公需要,欲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征用该房产的一部分。而段高飞这时正好要把房子租一部分出去,所以马上一口答应。这样,部队就把花园洋房的三分之二隔出来租了下来,三分之一留给房主。段高飞仍让弟弟一家住在那里。
  那几年,段家似乎有点儿不顺,房子刚租出去,弟弟段高冲的肺结核就控制不住了,急送沪上著名的肺病专科医院“叶家花园”(即后来的上海肺科医院),住院一月后医治无效死亡。老弟殁后,段高飞的妻子提出:弟弟在曹家渡那里是有祖传房产的,是否请弟妇一家搬过去,把那套房产让出来我们租出去?应当说,这是一个合理的建议,如果段高飞当时接受了,后来也就不需要一趟趟上访了。可惜的是,段高飞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信奉的是“长子当父”,认为父亲作古了,自己这个长子就应当代行父亲的职责,善待弟妹。弟弟刚刚去世,哪能让弟妇、侄子侄女就搬家?这样,这件事就耽搁下来了。
  后来,部队搬离了,段高飞又把那三分之二房产出租给了一家公司,每月收取不菲的租金。弟妇一家还是无偿地居住在那三分之一房产里,已经转到弟妇名下的曹家渡的那套房产也租了出去,由弟妇收取租金。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直到1955年春天,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那年四月,那家租借原部队征用房产的公司搬离了,段高飞收回了房子。过了大约一个月,沈阳市政府准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看中了位于静安寺交通便利地段的段高飞的那套房子,来跟段高飞商洽租借事宜。租金好说,可以高些,但是有一个条件:要租下全部房产。段高飞想想也可以,当然这就要去跟弟妇商量,让他们一家搬回曹家渡那里去住。
  段高飞到洋房那里一看,暗吃一惊:原住在后院的弟妇一家竟然已经搬到了前院!于是就问弟妇是怎么回事。弟妇很客气,还是一口一个“大哥”,但说出的话却差点儿让段高飞吐血:这房产是我那已作古的丈夫段高冲的,我有权决定住哪里,这是法律规定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们都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法律,大哥您说是不是?
  弟妇是医生,医术一般,但有时闲来写写文章,偶见报章,在当时也算不容易了。文人做事讲道理,所以她不光是嘴上说说,还拿出了新办理的房产证给“大哥”过目。
  段高飞见弟妇有房产证,那股火气反倒降下来了。因为他相信,那肯定是房产部门弄错了,听了弟妇的一面之词,可能弟妇还托了熟人,就给办理了。段高飞是非常相信人民政府的,所以他坚信只要去向房产部门说清楚情由,出示他手里保留着的1945年购买该房产的契约,那就可以纠正过来了。
  于是就去走访房产部门,怪事也就出现了:人家告诉段高飞,经查,那套房产当时你父亲是留给你弟弟段高冲的,所以,现在核发新证就写了段高冲的遗孀的姓名,这是有法律依据的。
  段高飞听着就糊涂了,说那房产明明是祖父关照父亲留给我的,怎么变成留给我弟弟的了呢?
  你说是父亲留给你的,请问有什么证据?
  段高飞说留了就留了,还需要什么证据?我是长子,这是规矩嘛。再说,我弟妇、妹妹她们当时都是知道的呀!那么我弟妇说房产是留给她丈夫的又有什么证据呢?
  当然有证据,否则我们凭什么核发新证给她!
  于是出示了证据,是弟妇供职的那家公立医院出具的一纸证明。在当时,凡是公立单位就被视为国家,医院给弟妇作证,差不多就是公证处给她作证了,房产部门也是国家的,所以就给办理了。
  段高飞的上访就此开始。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数十次上访,信函更是发了不计其数,跑了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区房产局、市房产局、市人大、市政协、市工商联、各大报社,但是,都没用。大约两个月前,当段高飞又一次上访市人委从信访接待室出来后在门口前的台阶上整理材料时,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被段高飞视为救星。救星的名字叫瓦洛嘉,身份是“苏联专家”。
  这位“专家”真是绝顶聪明。在跟林午昊、张嘉蹈、袁秋亚接触时,因为估计到那三位肯定是能够说说外语的,所以直接就用外语开腔了。而眼前这个猎物,虽然西装革履(当时穿得起西装的都是富裕阶层),但从气质看显然不是教授之类的知识分子,那就是资本家了,这就该喜出望外一下了。于是,就直接用汉语跟段高飞说话了。事后段高飞跟他交上了朋友,曾不无好奇地询问过:你怎么会说中国话的?瓦洛嘉的回答合情合理令人信服:二战前我在苏联,大学攻读的就是汉语。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奉命以商人身份到中国待过三年多,名义上是做机械产品买卖,实际上干的是收集经济情报的工作,所以,就能说说汉语了。
  瓦洛嘉第一次跟段高飞说话,就直接点中了这个饱受委屈却无处讨公道的资本家的穴道,他在段高飞身边站着,看着段高飞整理好材料放进公文包里,直截了当开口道:“怎么?事情弄得很不顺吧?”
  段高飞发现跟他说话的竟是一个外国人,自然有点儿谨慎,盯着对方看了片刻,缓缓问道:“这位先生是……”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30:01
  “苏联专家”诈骗案

  瓦洛嘉自我介绍是苏联援华专家组的专家。段高飞听了,顿时生出一种亲切感,脑子里飞快地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我的情况此人能够帮助解决呢!于是,就热情地邀请对方去附近找个地方坐坐。
  段高飞产生这样一个念头,是有其思想基础的:这么长时间上访下来,他的事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根源是没有哪位大首长过问。他认为这件事自己肯定是占了道理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替他说话,因为他的身份是资本家,尽管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交出了所有企业,参加了公私合营,但还是拿着定息,所以,当他跟被视为有“公家”支持的弟妇发生纠纷时,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因为对他公正了,对“公家”(出具证明的医院)就不公正了,谁肯干这种傻事?如果这件事能够被某位大首长知晓,相信人家当那么大官的肯定是不会有什么顾虑的,一切以事实、道理为准,只要大首长在他的上访材料上批几个字,或者对秘书说两句话,底下还敢不认真办?只要认真办,事情就纠正过来了。所以,段高飞不止一次做梦梦到过自己的材料被送到了哪位大首长面前,立马作了批示给纠正了。当然,这不过是做做梦空想想而已,他根本没有把上访材料递送到大首长面前的渠道。而眼前出现的这位“苏联专家”,或许有可能帮他做成这件事。
  现在,段高飞见瓦洛嘉愿意接受自己的邀请,大喜,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从面前驶过,立刻挥手叫停,请瓦洛嘉上车,去南京路“梅龙镇”,请人家“苏联专家”品尝一下中国的淮扬菜。
  一顿老酒喝下来,段高飞已经跟瓦洛嘉谈得很热络了。瓦洛嘉听了段高飞的遭遇,十分同情,不等段高飞开口相求,就主动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一定帮助将相关材料递送给市领导甚至北京来的更高一级的领导。
  何谓“有机会”呢?瓦洛嘉向段高飞解释:中国方面每年会举行宴会招待苏联专家组,届时会有一些首长出席,他作为与会的苏联专家,是有跟中国首长直接接触、说话、赠送礼品等等机会的,届时顺便把段高飞的材料一并递送,说这是我的一位中国朋友某某某递送给首长的信件,希望得到首长同志的关心,不就行了!
  当然,瓦洛嘉并不敢大包大揽,说我是搞科学的专家,不是搞政治的,跟中国首长并无私人交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只能替你做到这里,究竟是否能如你心愿,那我就不敢保证了。段高飞要的就是到这一步,因为他坚信只要到了这一步,事情就能办成了。
  像段高飞这样的纯粹生意人,功利意识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他深谙“无利不起早”之道,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哲学,认为瓦洛嘉如果不得到好处,就没有必要替他这个没有交情的中国人效力。于是,在之后的接触中,段高飞就不时请对方吃饭,赠送茅台酒、珍珠粉、人参,还把静安寺那边的洋房(后院)钥匙交给瓦洛嘉,让他需要时居住(弟妇搬到前院后,后院还没处置即被段高飞发现,当下就派人去把后院的门锁调换了。弟妇毕竟心虚,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两个星期前,段高飞请瓦洛嘉来家里做客,见瓦洛嘉对家里收藏的一个玉盘爱不释手,把玩多时后提出想借去欣赏,便慷慨赠送给对方了。
  侦查员寻思那兴许是文物了,便问:“那玉盘有多大?”
  段高飞用手比画着:“这么大,直径大概有半尺多吧。是抗战胜利时一个汉奸太太转让给我的,说是战国时期的,我花了一百大洋买了下来。后来请人鉴定,说是清朝仿制的,值不了多少钱,我上当了!既然瓦洛嘉喜爱,就送给他算了。”
  段高飞说得轻巧,侦查员当时也没特别当回事。上世纪五十年代,清代的东西还不算如何珍贵,除非是从大内流出来的御用品。后来破案后,专案组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请专家对那个从瓦洛嘉那里收缴的玉盘作了鉴定,认定是真品,确实是战国时期的贵族用具,专家说价值超过一万元人民币。当时的一万元人民币,在北京市区可以买下一套小四合院。这个玉盘的价值就可想而知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41:43
  一块首都牌手表
  ——吕宝华杀人案始末
  文 吴仲华

  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潮中,从1969年至70年代末,十几万来自北京、天津、内蒙古、山西、浙江、山东等地的青年,加入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9月,该兵团二师十五团三连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知青杀人案……


  一、关押吕宝华

  “吕宝华被团部来人带走了。”1974年9月11日,这个消息在十五团三连各班排间不胫而走。“他犯了什么事儿?”人们互相打听着,传播着。
  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发生的一起偷盗案。大约9月初,团部医院向团政治处反映:驻地附近另一支部队的一位现役军人在十五团医院住院,放在病房里的一个手提包被盗了,包里有一身军装。当时,这件事引起了团里的重视。1974年的下半年,兵团生产经营的困难已经显现,人心浮动涣散,各个连队违纪的事端日渐增加。现在,这个偷盗事件就发生在团部眼皮底下,影响很坏。团领导要求一定要破案,对兄弟部队的人也好有个交待。
  团保卫股和医院方面展开了调查。先把案发期间住院的病号、来医院看过病的人员过了一遍,包括安排这位现役军人暗中识别指认怀疑的对象,但没有理出什么头绪。接下来,调查的重点扩大到医院附近的连队。几天之后,三连反映上来一个情况:前不久,有人看见艾克琴(化名)穿着一件军上衣在连里照相,当时在场还有几个人,也穿上照了。而在此之前,从没看她穿过军装,也没听说她能从哪儿弄来军装。要知道,从1966年红卫兵狂飙突起之后,穿一身正宗的四个兜的国防绿军装是很有面子的事儿,这是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背景的标签!虽说兵团战士是供给制,也发军装,但无论布料还是做工,那根本是两码事。
  艾克琴,女,北京籍69届知青。找她谈话调查了解情况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到团保卫股干事王丽的头上。王丽本人就是从三连知青中提拔起来的女干部。当时的团保卫股只有三四个人,凡找女知青谈话、调查,通常都是她上场。和艾克琴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艾说那件军上衣是吕宝华的,她只是穿了一回。吕宝华是艾的男友,或者说他们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三连的人都知道。在兵团成立初期,严禁知青间谈恋爱。可是到了1974年,这项规定已经荡然无存。王丽让艾找来这件军上衣,拿回到团里让那位现役军人辨认,现役军人说就是他丢的那件。再进一步核查住院人员名单,吕宝华恰恰就在那段时间住院,而且在现役军人住院的第二天办理了出院手续。于是,团里决定找吕宝华谈话,调查核实。
  这天,王丽步行到三连,找到同是女知青的副指导员,两人一起到了吕宝华的宿舍。
  “吕宝华,有点儿事需要找你谈谈,跟我们走吧。”王丽说。
  “什么事儿啊?在这儿说不行吗?”吕宝华脸色变得煞白,神情极为紧张。
  “不行,跟我们走,到团部去谈。”王丽答道。
  “现在就得走?”
  “对,现在就走。”
  吕宝华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磨蹭了很长时间,然后极不情愿地跟着上路了。


  二、王忠信失踪

  三连是十五团的武装连,离团部很近,也就一里多地。把吕宝华带回团部后,有关人员就对他进行了讯问。保卫股原以为事情比较简单,物证都有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没想到进展并不顺利,吕根本不承认军装是偷来的,一口咬定是别人送的。
  吕宝华是北京籍68届知青,1969年4月初来到三连,先后在豆腐坊做过豆腐,在猪号养过猪,后来又去了大田排。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性格比较内向,给人的感觉总是眯着眼睛,似睡非睡。除了灰白相间的少白头与他的年龄不那么相称以外,其他各方面都平平常常。最近,他正在申请回北京探家。
  保卫股一时无可奈何,只得把吕先关押起来,准备进一步调查了解,搜集证据。那时候,整个国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半军事化的兵团基本上沿用了部队关禁闭那套办法,只要保卫部门决定了就可以把人关起来。当时这叫“隔离审查”。
  接着几天,王丽为偷盗案的事天天蹲在三连。一天,她听到有人在议论:三排的王忠信已经好几天不见了。按说,连队里外出要请假、不准夜不归宿,这是有纪律规定的。但这项规定从来执行得都不是很严格。知青们谁都有自己的老乡、同学分散在各个连队,各连驻地之间近的几里地,远的十几二十里,相互之间走动,交通基本靠走,要打电话,只有连部有一部摇把子,得经过团部的总机转接,联系非常困难。所以,同学老乡朋友之间留宿、借宿,谁都不当回事。前两天还有人猜测,王忠信有同学在团里后山的煤矿,没准跑那儿玩去了。
  但现在,已经好几天了。王丽找到连长,“家里少只鸡还得出去叫一叫呢,这么个大活人,好几天不见了,怎么也得找一找啊!要真有事怎么和家长交代啊?”
  王忠信是北京籍68届知青,个子矮小,身材单薄。他当时人的编制在三排十一班,但工作是看青,就是秋收前后看护大田里的庄稼。这个活儿不像大田排的人,出工收工都是几十号人集体行动。他是独来独往,早出晚归。住的地方也不像大田排十多个人住在一屋,而是只有两三个人,这倒很合王忠信的脾气性格,他本来就寡言少语,和周围的人交往不多。当时和王同住一屋的是另一位知青,也说不准他是哪天走的,反正是没打招呼,失踪好几天了。
  难道他跑回北京家里去了?1973年、1974年前后,走后门当兵已经成风,不少有门路有办法的兵团战士或不辞而别、或探家时一去不归。但以王忠信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种可能性不大。尽管如此,十五团还是很快派出由一位副团长带队的三人小组,去北京一探究竟。他们到北京后,先找到王忠信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了解王是否回来了,王家有什么异常情况。答复是都很正常。于是,副团长又安排同行的知青以顺路探望的名义到王家,见了王的父母,侧面打听了一回。他家里人说王忠信没回来过,他们也没敢进一步惊动王的家人。
  就在这期间,三连领导下令全连停工半天,撒出人马,在各个地号开始找人。9月中旬的河套大地,小麦已经收割进场,大秋作物高秆还没放倒,沟渠纵横,四野茫茫。人们拉开距离,边走边喊:“王忠信,你在哪儿……”有人还学着电影《夺印》里地主婆呼喊何支书的腔调“王忠信,回来吃元宵啦……”人们并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测发生,当天什么都没找到。
  第二天,全连大部队照常出工下地,只留了部分人员继续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人,但是,找到了一只鞋——王忠信的鞋!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42:13
  一块首都牌手表

  三、惊魂大巴洞

  发现鞋的地点是在三连的地块内的八号斗渠上。时值深秋,河套的农田秋灌刚刚结束,渠里还有许多积水。这只鞋沾满泥泞,孤零零地被遗弃在一处水洼边。
  那是一只左脚穿的鞋,就是兵团发的塑料底、黑灯芯绒面、五眼,系带的那种。鞋面上有一个镰刀割开的三角口,用黑色的棉线缝上了。和王忠信比较熟悉的人几乎是看一眼就断定,那就是王忠信的鞋。人们感到凶多吉少,谁也无法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情况的出现陡然绷紧了人们的神经。三连领导和团保卫股的人都赶到八号斗渠的现场。八号斗渠由北向南,横亘在三连和七连的驻地之间。渠背上是高大整齐的毛白杨,斗渠与大田之间是丛生的芦苇和杂草。发现那只鞋的现场距离三连营区大约两里地,在西侧渠背的内侧。黄河水裹挟而来的泥沙,沉淀成潮湿松软的土层。保卫干部们赶到时,现场已经被破坏,足迹杂乱,很难分清哪些是原始的痕迹,哪些是后来的痕迹。
  经过仔细的勘查分析,人们怀疑现场曾经有过拖拽或蹬踏动作,而那只鞋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脱落的。根据这个怀疑又推测:王会不会是夜间赶路时天黑落水,然后自己爬了上来。那么,再然后呢?他去哪儿了?
  由落水的推测,人们联想到其他有水的地方。三连的人又把所有的水井包括废井、枯井以及菜窖等都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之后,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大巴洞”。
  三连营区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大水坑,长宽大概各百十来米,当地人称之为“大巴洞”。不知道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这么一处锅底形的洼地,地下渗水在此汇集,成了一个无源无流的死水潭。就是这么一处水坑,在那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极为匮乏的年代,给三连的年轻人带来过许多欢乐。知青战士们夏天在这里游泳,冬天在这里滑冰,用罐头瓶做成土炸弹炸鱼,被震晕或炸死的鱼翻起白花花的一片,成了难得的盘中餐。
  王忠信会不会在大巴洞落水?这可是拉网搜查没有搜到的死角!
  9月中旬的一天,三连组织了几位会游泳的知青战士下水了。他们手拉着手排成排,试图把水面挨着个蹚一遍。但从岸边往里只走几步,水深就一下子没过脖子。没办法,几个人只能手拉着手,沿着周边蹚了一圈。这时节的塞外边地,已经是寒气逼人,战士们个个瑟瑟发抖,牙关打颤。一个下午过去了,无功而返。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真相开始浮出水面!这天,三连的马倌像往常一样,赶着马群到这里饮马。马群没有了往日的兴奋,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骚动不安地徘徊在水边,就是不肯好好喝水。一眼望去,大巴洞的水经过头一天的搅动,已经回归清澈。突然,他看到离岸边不远的水里有一团黑色的絮状的漂浮物。待到定睛细看,哇,他的头皮炸了起来!那好像一颗头颅,是一个人的后脑勺!他打马飞奔,一路狂喊:“漂起来啦!漂起来啦!”
  顿时,三连炸锅了!十五团炸锅了!


  四、羊群里混进了狼

  王忠信的尸体半卧半立地悬浮在水中,面部朝下,头部刚刚露出水面。
  打捞开始了,三连的四位战士姚安驹、韩建生、齐书庭和李占辉再次下水。打捞工具是从房建工地上找来的分选沙石料的那种大筛子。四个人都脱掉外衣,只穿一件内裤,一人抬着一角,怀着恐惧、沉痛的心情游进寒冷的坑水里,从头部向下抄起,把尸体抬到岸边。连部的通信员送来白酒,四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借此祛寒。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找的就是王忠信,三连的人很难相信眼前的尸体就是他。他那原本瘦小的身体已经膨胀,兵团的军装白衬衣和里面的海魂衫紧绷绷地箍在身上;五官都变形了,头部大得不成比例。左侧太阳穴处有明显的伤口,被泡得溃烂呈粉白色;衣物穿戴基本完好,左脚少了一只鞋,平时佩戴的手表不见了。裤裆里被塞进一块大石头,并扎紧了裤带。显然,由于这块石头,尸体一直沉在水底,由于前一天水被搅动加上尸体进一步腐烂,才开始上浮。
  十五团、二师、兵团保卫部门组成的破案工作组汇聚到了三连,五原县、巴彦淖尔盟等地方的公安也都来人了。法医对尸体进行了鉴定,确认这就是已经失踪的王忠信的尸体。
  刑侦人员认为:致死原因是溺水造成的窒息,可以认定是他杀,头部有多处力量很大的钝器伤,是近距离下手的。现场没发现明显的搏斗痕迹,凶手应该和被害人是熟人。作案人应该是两个,理由是:八斗渠为第一现场,凶犯是在渠上杀人后,移尸到第二现场抛尸。按这段距离,一个人干不了。凶犯残忍狡猾,毫不含糊地夺命而来,然后又沉尸灭迹而去。
  破案工作开始了。 根据侦破组的要求,三连所有人员都必须写出王失踪那天本人的行踪去向,并提供证明人。不论是知青战士,还是原场就业人员、家属子弟、复员战士, 五百多号人无一例外,人人过关。
  团里下达命令:在案件侦破之前,禁止三连一切人员外出,停止知青的探亲休假。
  对当时身在三连的人来说,短短的十几天里经历了巨大的心理撞击。从最初的不安和疑惑,急转直下为震惊、悲痛、惊悚和恐惧。尤其目睹了惨不忍睹的打捞遗体和验尸过程,有人几天都吃不下饭去。大灰狼的故事不再是城里孩子们的童话!
  当时的破案工作,几乎无密可保。一则由于查找线索本身就要求发动群众,比如全连出动找人、打捞鉴定尸体,可以说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二则兵团的连队生活,特别是农业连,几乎没有个人的隐私空间和时间。像破案人员去了哪儿、找谁谈了话,不出半天就尽人皆知。当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紧张地盯着事态的进展,稍有风吹草动,转瞬就是满城风雨!
  事态持续地刺激着、撕扯着三连人的神经。当禁止探家的命令一出,更加剧了知青战士中的恐惧。谁心里都明白:“禁止所有的人员外出”,这就意味着杀害王忠信的凶手,一个或者两个不仅冷血而且冷面的杀手,就蛰伏在自己所处的人群当中。披着羊皮的狼就混在羊群中!它已经咬死了一只小羊,它随时可能再咬死其他无辜的小羊。一时间,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白天,除了集体出工下地,人们不再串门。天一黑,别说出营区走夜道,就连自家班排的房前屋后都没人敢去。睡觉前每个宿舍都是“坚壁清野”:锁门顶门,还得加上洗脸盆,为的是有人进来能发出响动报警。镰刀都被收好,压在自己的被子下面。一些女生被吓得都不敢一个人在被窝里睡觉了。那些日子的夜晚,不知道天怎么那么黑,伸手不见五指,空气里都是恐怖……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42:36
  一块首都牌手表

  五、僵持中的渺茫

  1974年9月下旬,破案的主要方向是通过排查,把具备作案时间的人找出来。几百份个人的情况说明材料汇集到团保卫股,但始终没有发现哪份材料有明显的疑点。
  王忠信为什么遭此毒手?
  是仇杀吗?他平时为人谦和,没发现与别人有什么恩怨过节儿,不太可能。据人们当时回忆,王失踪的那天,晚饭后他在别人的宿舍下象棋。当时眼看被对手将死,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苦思冥想,最后反败为胜。这说明他的情绪很正常。
  是谋财害命吗?在现场和王的遗物中始终没找到他平时戴的那块“首都”牌手表,这点曾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那个年代知青战士中戴手表的并不多,王忠信春节探家回来时戴了舅舅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引来周围不少羡慕的目光。但那毕竟只是百十来块钱的东西,据说还是半钢的。在王的箱子里还放着两节表带,估计是手表原装的表带太长,王的手腕细,取下来的。
  是情杀吗?这在王忠信身上似乎更不可能。因为谁也说不出他和女生有过什么单独交往。
  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另一头医院的军装偷盗案,已经被撂在一边。由于突然发生了王忠信的命案,没人顾得上这个案子了。
  十五团地处黄河后套地区,这里是内蒙古西部的粮仓,正北方向就是中蒙边境。十五团的前身是内蒙古五原国营建丰农场,这是个劳改农场(兵团1976年撤销后更名为巴盟农垦局建丰农场)。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边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里从原来的战略大后方一下子转身变脸,成了反修防修的第一线。因此原来的劳改农场,包括建丰及邻近的狼山、乌海、临河等,全部被兵团接收。在兵团军民合一的体制内,没有公检法的设置。一般的治安事项都由兵团内部保卫部门负责,对案件嫌犯的拘捕、看押,由团一级的保卫部门负责执行。
  吕被关押在团部东边机修连的粮库,外面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看守。这种充当临时监所的粮库,乍一看外表和住人的房子差不太多,都是砖结构的排房。但实际上挺有讲究。为了满足防雨、防水、防潮、防鼠、防盗、通风、防火等需要,四面墙体都是砖砌的,里面的墙壁、地面都用混凝土抹平,光洁坚固。没有窗户,只在北面墙上留有一个不足尺把的气窗,并用细密的铁丝网钉死,可以通风,但是老鼠、飞鸟休想进来。朝南的阳面有一米来宽的门框,没有门扇。门框内侧有两指深的凹槽,门板是若干半尺来宽的木板,把一块块门板逐一插进门槽,层层叠加,最顶上的一块门板装有钌铞,加上挂锁,就成了铁将军把门。因为储存谷物不是袋装而是散装,所以门板之间严丝合缝。
  吕宝华被关在里面,一日三餐由看守打开门板递进去。他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看守实际上也看不清里面。
  9月 22日,在军装被盗案没有任何结果和进展的情况下,吕宝华被解除了隔离审查放了出来。重获自由的吕宝华,每天随着所在的班排集体劳动,起床熄灯。大田排这时候的农活主要在场院,收割后已经拉回来的小麦需要尽快码垛、脱粒、扬场,最后入库,颗粒归仓。这是一年里最紧张繁忙的一段时间。吕宝华干活一向就不勤快,现在更是显得无精打采。场院上的活儿本来各有分工。抬麦捆的、喂机器的、清麦秸的、扬场的、装麻袋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要脱粒机一开,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而吕宝华竟然能几次躲到麦垛后面去打瞌睡!同是知青的班长排长为此狠狠批评过他。
  王忠信的尸体被停放在团部附近的一处浴池里,每天专门从五原县城拉来冰块为尸体降温。王忠信生前所在的三排十一班承担了停尸房的看守值勤任务,每个人上岗都是真刀真枪——“56式”半自动步枪加5发实弹。“大伙儿都被吓坏了,不给真枪真弹就没人敢去上岗!”吕宝华也参加了这个值勤任务。
  王忠信的父亲、母亲等亲属被从北京接来。伤心的老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遭此毒手。他们要求追认儿子为烈士。在下葬时,他们希望把王忠信的坟墓先做成“悬墓”,就是要离开地面,不要埋到土里,待将来破案后,再入土为安。他们的这两条要求都没能得到满足。9月底,王的遗体还是被埋葬在二十七号地。痛失亲子的父母沉痛悲戚地离开了十五团。
  10月份上旬,大巴洞的水被全部抽干。水落石出,在坑底又发现了团部医院偷盗案中的黑色手提包,包内已经没有军装,但有同时丢失的衬衣裤衩,还被塞进了一块砖头。经过比对,砖头就是附近副业连的砖窑烧制的。军装被盗案被重新关注,而且这段时间里,又陆续收集到吕宝华偷盗附近老乡的羊宰杀吃肉等违纪行为。于是,1974年11月7日,吕宝华被第二次“隔离审查”。同时被隔离审查的还有和他同居一室并且一起偷羊杀羊吃羊的另一位知青战士。
  而王忠信被害案却没有任何进展。当时刑侦人员曾提出过一个至关重要的见解。他们认为:差不多前后同一时间发生的杀人案和偷盗案,两起案件销赃灭迹的手段和地点是一样的,很可能是同一作案人,应该把它们联系起来。但这个重要的意见,一直被另一个成见性的疏忽所误导:在破案人员的印象中,王忠信失踪的时候,作为盗窃案嫌疑人的吕宝华已经被关起来了,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转眼间,将近三个月过去了。破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了12月上旬,兵团派来的调查组回了呼市,二师师部的人也回了乌拉特前旗。下一步怎么办?没人能说清楚,也没人说。
  吕宝华原定的探家时间早就过了。三连所有人的探家都被冻结了。而在案发之前已经回去探家的知青,也大批逾期不归。


  六、锁定嫌疑人

  12月9日早晨,三连通信员打开设在连部门口的邮箱,准备把全连向外投递的信件集中送到邮局,这是他每天例行的工作。在成摞的信件中,一纸没装信封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普通的信纸,写字的一面朝里折叠成燕尾形,外面的空白处写着“交十五团三连 李金香收  公安局”。李金香就是三连的知青,什么人用这种方式给他寄信?通信员好奇地打开了这封信。只见信里写道:
  李金香:今日留言不为别事,三个月前的今天(9月9日)是太爷24岁大寿,酒后师徒来复仇,走到菜园正碰上你连小牛倌偷看他带一块夜光表,我们以为什么好表,跟他借带带,他不借,还喊,被我们几砖斧打昏后沉入水晶宫了,当了你的替罪羊。十几天后,我们回来听说你在场,我们喊了你几声你都不回声,我们本想让你试试砖斧的滋味,然后让你和麦子一同化为灰烬,你的狗又救了你一条命,我们的仇未报成,把那块烂表打碎撒在连里,表带掉在东边厕所大尿缸里。你自己深思细想,你打了我师弟,你如果想起来就送点钱来,否则就拿命来。你如果揭发我们,叫你灭门九族,你也活不长。我们暂时回去,我们后会有期,你自己看着办吧。今日路上的时间紧,不能收拾你。特记告之大峡黑斑虎与丁照兰,9日。
  全信充满了恐吓,三百来字只有两三处标点,意思是能看明白的。这封信马上被送到连里、团里。同时,信的内容传遍了三连,所有的人都在议论,所有的人都在分析。
  冬至刚过,数九寒天,三连东边厕所的那个大尿缸已经冻成实心的冰砣。连部班的几个战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刨到最底下,果真找到了一副手表带。与王忠信箱子里的两节对照,原物原配,千真万确。
  这时,虽然还无法判断匿名信是何人所写,也无法判断写信人的动机何在,但可以肯定写信人是知情人。
  从匿名信那近似黑话的内容和语气来看,好像与收信人有仇隙。收信人是北京69届的,名字像女生,其实是个男生。平日结交的人多且杂,好讲点儿哥们儿义气。根据这封匿名信所携载的信息,当时与李金香关系比较密切的、可能有仇的、有瓜葛的、年龄在24周岁的,等等,都被纳入调查的视野。还有兄弟两个同在三连的也被怀疑为重点,这显然是受了两人作案这一判断的影响。
  由于匿名信的出现和手表带被找到,破案工作再度紧张起来。12月下旬,眼看就是元旦了。团保卫股里,王丽对匿名恐吓信和三连人员写的材料做比对分析。在收上来的几百份材料中,有些纸张是完全相同的。可以想象,当写材料的指示下达以后,各个班排都是集体布置和完成的,信纸也可能是从一本练习簿或信纸上撕下来的。那封匿名信使用的是横幅信纸,淡淡的粉红色的横格,边上印有“美侬印制”的字样,使用的是钢笔,字体一笔一画,多处错别字。
  翻检中,细心的王丽发现有一张材料与匿名信是同样的“美侬”纸。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两张“美侬”纸放到一起比对。骤然之间,她发现了一个微小的、不寻常的情况!那张材料的右上边被撕掉了细细的一条,长宽如同一粒大米,形状近似月牙,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这封匿名信不但整张完整,而且右上边同样的位置还多带着信纸封边的火漆,火漆上残留着上一张信纸的一条。盈缺相对,两两相合,可以说天衣无缝!
  为了慎重起见,这个重大发现被严格保密。团里派人立刻前往包头,请求地方公安机关笔迹鉴定专家,对这张以及另外几份被怀疑的材料同时进行鉴定。
  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专家鉴定的意见很明确:这件“缺肉”的“美侬”纸的笔迹与原始对照物是同一人所为,并且排除其他几份送检材料的可能。
  两方面的证据和结论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程义树(化名)!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1:43:15
  一块首都牌手表

  七、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把程义树从家里叫出来,是1974年12月24日的夜晚,押解到团部后马上开始讯问,突破仿佛近在咫尺。
  程义树是劳改农场劳改就业人员的子弟。兵团接收劳改农场的时候,接收了部分已经刑满释放就业且原来罪行就比较轻微的人员,他们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农工”。这部分人的子女也都进入了兵团的编制。程义树当时有二十五六岁,已经成家,有个女儿。
  当时三连的知青们对这部分人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歧视。相反,由于这些人大多是农业生产中的行家里手,干活麻利吃苦,处事小心谨慎,都赢得了知青战士们的尊敬和友谊。就在当天晚上,程义树请了几个要好的知青战士到他家里喝酒,给女儿过了满月。显然,他对自己的家庭和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知足。他没想到,送走客人,刚刚钻进被窝,自己就被王丽叫到了团部。
  “你今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了?” 讯问开场。
  “我给闺女过满月……我请客了。”程回答道。
  “都谁去了?”
  程一一数过当天的客人。
  “王忠信失踪那天你在哪儿?”
  “我写过了,在家里。”
  “你这个材料是在哪儿写的?”
  “在家写的。”
  “纸是谁给你的?”
  “我自己的。”
  “你给别人用过没有?”
  “没有。”
  “那有人到你们家用过没有?”
  程嗫嚅着,不再说话,眼神异常惶恐。
  “你不老实!”气氛紧张起来,讯问人员给他戴上了手铐。
  反反复复,复复反反,这个简单的问题不断地重复来重复去,程闭口不答,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咔,咔……”程手腕上倒齿的狼牙手铐被收紧。他更加惶恐,但还是拒不回答。
  “咔,咔……”狼牙手铐又被紧了一回,钢铁的戒具开始作用于他的肌肤,精神的惶恐和肉体的痛苦双重袭击着他!
  终于,他吞吞吐吐道:“吕宝华在我家里写过信。”
  “什么?吕宝华?你胡说,他早被关起来了!”
  “是的,就是吕宝华。他那天半夜敲门,进到我家里,让我给他做了一顿汤,还说要给艾克琴写一封信。我做饭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一直写信。”
  “那你怎么刚才不说?”
  “吕宝华临走时跟我说,我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就杀了我全家。”
  “他在里边关着,怎么可能杀了你全家?”
  “他在里边关着都能半夜跑出来,我怕,怕闺女……”
  面对程义树如此的供认,当时在场的办案人员仍然不敢或者说不甘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立即提审吕宝华!


  八、真凶被关进了保险柜

  吕宝华上一次被提审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这种后半夜的提审从未有过。此刻,已经是后半夜了。更确切地说,是新的一天——12月25日的凌晨。
  被充做讯问室的保卫股的办公室里,程义树已经被押下去,换上了吕宝华。从黑暗中猛地进入灯光雪亮、烟气腾腾的环境,面对满屋子的办案人员,他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还是半眯着眼睛,脸上每根神经都紧绷着,明显消瘦了。
  “你在关押期间跑出去过没有?”讯问人员问。
  “没有。”吕宝华回答。
  这边开始审问的同时,另一边的办案人员找到负责看押的战士,三问两问得到证实,吕果然跑出去过。一次他在天亮前潜回,竟和看守碰到了一起。看守对他一顿训斥,但又唯恐被上级知道追究失职,隐瞒未报。如此重大的反常情况办案人员竟浑然不知。
  审问在继续。那边已经得到证实,这边吕还在否认曾经潜出监房。
  “你去过程义树家没有?”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吕呆住了。
  “程义树都已经说了,你要好好交代!”
  不得已,吕承认:“是,出去过。”
  “出去都干什么了?”
  “我饿得不行,找吃的去了。” 吕宝华回答。
  之后,是长达几小时的漫长讯问。每一个情节都经过反复的较量,吕一步步地承认了写过信、在程家用他的信纸写的、信是写给李金香的。讯问进行到这里时,他被要求把匿名信的内容先口述一边,接着默写出来。他几乎是一挥而就,几乎和原信一句不差。至此,匿名信是吕所为已经确定无疑。当问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时,他仍然狡辩:“是想早点出去,我在里边关着,说明杀人的不是我。”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让吕宝华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那你怎么知道表带扔在东边厕所的大尿缸里的?”
  吕宝华沉默了。长时间的沉默。
  呜呼!三个多月了,外面折腾得天翻地覆,真凶却几乎等于进了保险柜!就在三连人人过关写证明材料的时候,唯独漏网了吕宝华。所有办案人员都一致认为,吕宝华在王忠信失踪之前就已经被关押隔离,他不具备作案时间。关键时点的模糊,竟然使他一直被排除在侦破工作的视野之外!侦查方向和真相之间南辕北辙!
我要评论
作者:红色汗血马 时间:2015-05-05 12:10:09
  顶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26:54
  “113潜伏组”覆灭记

  文 易明佳


  一、深夜猝死

  1951年1月3日,星期三。
  对于青岛市市南区太平路赢德坊四十三号应姓居民全家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应家的男主人应靖波在经历了半个晚上的痛苦折腾之后,一命呜呼了!
  应靖波三十二岁,青岛当地人氏,出身买办家庭,其父是一名专门替德国颜料商当中介推销颜料的掮客。子承父业,他从事的也是买办职业——不过不是替德国人,也不是介绍颜料买卖,而是自己开了一家中介公司,专门经营海产品中介业务。五年来,公司的经营状况还不错,账户上时不时会有一笔钱款汇入。应靖波于十年前与本地“三福门染坊”老板刘三福的女儿刘巧玲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加上尚健在的母亲,过着平静的生活。
  这种好日子到了1950年12月中旬,终于出现了危机。应靖波的身体一向很好,他自幼跟着曾当过义和团大师兄的伯父习练过几年武术,身体很是结实。上学后,由于老爸跟一些德国商人的关系很熟,他就时不时去德国商人会所的俱乐部踢球、游泳。多年的体育运动使应靖波受益匪浅,不但从没生过什么大病,连感冒也很少出现。可是,半个多月前应靖波突然发现身体情况异常。先是胳膊、膝盖关节隐隐作痛,过了两天,关节倒是不大痛了,身体的其他部位却时不时地给他一点儿刺激。比如,在马路上正好好地骑着自行车,忽然大腿一阵剧烈疼痛,抽筋不像抽筋,疼痛的程度却不次于抽筋,于是只好停车。待这种疼痛消退,他准备继续蹬车时,两条胳膊却又没来由地痛了起来。只得推着自行车步行,但过了一会儿背部又疼痛起来……这种疼痛的发作是没有规律的,有时白天,有时晚上,有时清晨,也有时连续一两天太平无事。
  那时,除非巨富之家,一般人如果有点儿不舒服,通常最先采取的是一字方针——熬,实在熬不过去了才会想到求医。应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但应靖波也没有立刻想到去看病。直到一周后,应靖波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痛苦,这才改变主意,决定去医院看看。
  当时,人们看病一般还是跑中医诊所的居多,一是因为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习俗,二是看中医费用比较低。但应靖波是一个例外,他出身于替德国人做买办的家庭,其老爸的德语英语都十分流利,平时交往的熟人朋友中,洋人比华人甚至还要多几个,所以他家传下来的习惯是有病要看西医,而且要去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之类,退而求其次也得去留过洋的华人医学博士开的私人诊所。应靖波原原本本继承了老爸的这一理念,当下就去了市立医院。那时,也没有什么“专家门诊”,你去看病,挂了号交上号单就等着护士叫号,轮到哪个医生给你看就是哪个。应靖波看中了一个白发老头儿,因为他记得这位薛姓老先生跟老爸熟识,据说是留英医学博士、内科专家,请他诊治比较放心。于是就悄悄跟护士商量,护士同意如果叫他的号时薛医生没有病人的话就让薛医生给他诊治。
  薛老医生对于应靖波的症状一时无法判断,说要么先检查一下吧。那时医院还没有B超、CT、核磁共振等设备,所谓的检查无非就是化验血液、大小便以及X光。结果,这些检查做下来,应靖波一切正常。薛医生于是诊断说这是神经方面的原因,先吃点儿药看看是否有效。当时还没有提倡“中西医结合”,所以薛医生这样的留洋西医开出的药方当然都是西药。应靖波严格遵照医嘱服药,说几小时一次就是几小时一次,一分钟也没差。可是,效果全无,那不时在全身各处游走的疼痛还是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甚至发作时还痛得更厉害了。
  于是,应靖波再去找薛医生。上次看病时他说了老爸的姓名,薛医生说原来你是我老朋友的儿子,应老先生故世多年,我很怀念他的。解放后提倡新风气,社交圈里已经不用名片了,薛医生就在一张空白处方上写下了自己寓所的地址,让应靖波以后看病上他家去,不必到医院来排队挂号。所以,这次应靖波就去了薛医生家,当然是要带上一份礼物的。薛医生坚决不受,但非常认真地继续替应靖波诊治,说看来你这症状得请专门的神经科医生来看了。这样吧,你明天再过来一趟,我把神经科医生请到我家来给你诊治。
  薛医生的面子很大,请来了一位叫史德诚的留美归来的神经内科专家。这位史大夫原是开私人诊所的,旧社会时看一次病挂号费是五块大洋,出诊加倍。解放后,他被驻青岛海军部队看中,光荣入伍,现在是一名军医,所以应靖波见到他时他是穿着军服的。史大夫的诊断结论跟薛医生一样,说是属于神经方面的毛病,尚不明病因,吃点儿药先控制住疼痛再说吧。史德诚是留美的,开出的药方当然还是西药。
  应靖波抱着更大的希望服用了史德诚开的西药,还是无效,这时离他初次发病已经半个多月了。12月29日,应靖波在“紫光阁饭馆”宴请薛、史两人,请求重作诊断。薛、史两人互相看看,史大夫便开口了,说应先生不瞒你说,你这毛病我们之前真还没见过,我这些天已经翻阅了许多国外医学文献,还给北京、上海的几位医学界好友打电话询问探讨,大家都觉得这是疑难杂症,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没法治疗的。不过,我们可以给你提一个建议,你是否可以去请哪位在这方面比较擅长的中医看看,中医对疑难杂症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治疗效果。
  应靖波于是明白西医对此已经束手无策了,那就只好去看中医了。回家之后,应靖波对妻子刘巧玲说了情况。刘巧玲是家庭妇女,如今的说法就是全职太太,不过并非无知之辈。她出身染坊家庭,其父刘三福是帮会人士。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期间,刘三福是民间抗日义士,他开的染坊是国共两党地下工作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江湖抗日义士常来常往之地。刘巧玲生活在这种环境中,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寻常女子所没有的特别性格。况且,她还是初中毕业生。那个年代,谁拿得出初中毕业文凭,要比如今手里有一张二本毕业证书还要风光。当下,刘巧玲就说中医要么不看,看就应该去找中医中的名医,不要考虑钞票问题,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27:24
  “113潜伏组”覆灭记
  应靖波深以为然。但他从来没有看过中医,平时根本没有留意过中医的情况。好在他社交面广,于是就四处打听。打听下来,得知台西区郓城路有一位姓施名大为的中医擅长治疗疑难杂症,许多西医无法治疗的毛病,到他手里往往只需一帖中药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人称“施一帖”。应靖波闻之大喜,便由妻子刘巧玲陪同着前往求治。
  夫妻俩原以为“施一帖”名头这么大,肯定是一位颏下银髯长飘的老者了,哪知见面一看,不过三十多岁。那时,中医要么长袍,要么唐装,但这位“施一帖”却是个例外,竟然西装革履,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咖啡、雪茄烟,手里捧着一册小仲马的《茶花女》,正读得津津有味。刘巧玲一看就寻思这人可能不靠谱,哪有中医郎中却是一副西洋作派的?但应靖波见之倒是很合胃口,他的观点是:擅长治疗疑难杂症的医生思维跟别人肯定是不同的,因此才能对付别人无法对付的病症。
  于是就付了诊金诊治吧。应靖波正要开口诉说病症,“施一帖”抬手做了个阻止的手势,说你先别说什么,待我切过脉说出症状之后再开腔,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病家毋须开口,便知病情根源。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诊金奉还!”听得应氏夫妇面面相觑,惊奇不已。
  “施一帖”切脉之后,说应先生你的情况是疼痛麻木,痛无定处,或游走全身各处,或定于手足诸关节,来去无常,敝人说得对否?这下,应靖波对这位郎中不由得刮目相看了,连连点头,口称“佩服”。刘巧玲更是一脸虔诚地请教:施先生,他这是什么毛病,有治吗?
  “施一帖”说,应先生此为痹症,该病发生之因,主要由风、寒、湿、热之邪乘虚侵袭人体,引起气血运行不畅,经络阻滞;或病久痰浊淤血,阻于经络,深入关节经脉。一般多以正气虚衰为内因,风寒湿热之邪为外因。本病初起,病位在肢体皮肤经络;久病则深入筋骨或脏腑。至于能否治和怎么治,那要正式诊断后再说了。
  于是询问发病情况,还问了应靖波从事的职业以及日常生活情况。最后,“施一帖”下了结论,说应靖波患的是痹症中的寒痹,口中念念有词道:“寒气偏盛,入于筋骨,肢体关节为主要疼痛部位。证见肢体关节疼痛较剧,得热痛减,遇寒痛增,关节不可屈伸,局部皮肤触之不热,苔薄白,脉弦紧。”
  应靖波连连点头。刘巧玲在一旁急煎煎地问道:“施先生,那么应该怎样治疗呢?”
  “施一帖”说:“寒痹治疗,宜温经散寒、祛风除湿。”稍一沉吟,“这样吧,我先开一剂药你去试试,如果吃了觉得疼痛、麻木次数减少了,那说明你对此方是服的,来复诊时我就有主意了,不然,还得另作考虑。但是,不管怎样,你这毛病我包治包好,没有问题的,请尽管放心就是。”
  “施一帖”遂开方子。别看他一副洋派,开药方却是用毛笔的,而且一手行草写得又快又好,真可谓笔走龙蛇。他把药方交到应靖波手里时关照道:“这副药有点儿凶,服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不要担心,熬过了就好的。嘿嘿,这毛病,只要把体内寒毒逼出来,说好就好!这药最好是晚上临睡前吃,吃后蒙被而眠,估计会出一身大汗,那是好事——出一身透汗就把病给赶走了。”
  那时候,中医开了药方一般都会让病人去其指定的长期有业务合作关系的中药店去抓药,“施一帖”也不例外,让应靖波持方前往台西区云南路“九源堂国药号”。
  应靖波夫妇再三向“施一帖”道谢后,离开了诊所。应靖波此刻心情很好,本来是要和妻子一起回家的,这会儿说不回了,要去一趟公司,处理一下因这毛病给耽搁了的生意上的事儿。他关照刘巧玲抓了药拿回家后,先不要煎,可以用清水浸泡着,晚饭后再煎,临睡前喝。
  当晚九点多钟,应靖波服了妻子煎的汤药,上床睡觉。刚躺下时,他感觉到这剂药确实不同凡响。自从三星期前发病开始,每天晚上躺下时总觉得浑身寒冷,尽管被窝已经用紫铜壶灌满了开水早早就暖了个遍,可他还是觉得像钻进了冰窟窿,今晚却是全身上下透热,舒服至极,很快就睡着了。刘巧玲见丈夫一脸惬意地睡熟了,暗自高兴,便和两个孩子睡在隔壁房间里。
  午夜前,刘巧玲被丈夫房里的一阵异响惊醒了,侧耳一听,是应靖波在轻声呻吟,心里蓦地一惊,赶紧过去察看。打开电灯,只见应靖波满脸通红,一手按住额头,一手抓挠着颈部咽喉位置。见刘巧玲来了,应靖波脸呈喜色,说巧玲你来得正好,快给我倒杯凉水喝,我喉咙里像生了个火炉,嘴里像塞了把滚烫的沙子,头也有点儿痛。
  刘巧玲赶紧倒了杯凉水给应靖波。应靖波一饮而尽,叫着“爽快”,让再来一杯。刘巧玲说这水是凉的,别喝坏了肚子。应靖波说没事,我估摸这就是施先生说的要把体内的毒逼出来。你想,身体里面的毒素被逼出来,得给它一条出来的途径,要么吐,要么泻,要么出汗,这些,都是需要水分的,没有水分,毒素出得来吗?这是好事,快去倒水。
  刘巧玲寻思此言似乎有道理,于是照办。就这样,应靖波一连喝了三杯凉水,犹自叫着口渴咽热,头痛倒减轻了不少。稍停片刻,他又要喝水,刘巧玲不敢再给倒凉水了,就佯称凉水没了,给丈夫倒了杯热水边吹边喝。这杯热水喝下去后,应靖波说不渴了,刘巧玲说那你就睡吧。那位却说他觉得精神很好,不想睡了,让拿本书给他翻翻。刘巧玲于是就给他取了册《说岳全传》。
  应靖波看了一会儿书就睡着了。刘巧玲心里一松,便也回自己房间去睡了。哪知,不一会儿,就听见应靖波叫“肚子痛”,等她重新穿了衣服赶过去时,丈夫已经在腹泻了。泻过后,又呕吐。刘巧玲大惊,说别是药物中毒了吧,我送你去医院看看。应靖波一面揉着腹部一面说道:“胡说!这是排毒!”
  之后大约两三个小时,应靖波反复出现腹痛、腹泻和呕吐症状。到了清晨四点钟,上述症状停止,终于昏昏沉沉睡过去了。刘巧玲先是松一口气,但在给丈夫掖紧被角时触摸到其皮肤,又是一惊:皮肤表面温度明显低于正常体温。她意识到情况不妙,于是摇晃着应靖波,嘴里一迭声地呼唤,可是,应靖波已经没有反应了。刘巧玲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冲到门外,大叫“救命”,并狂敲左右邻居的大门。
  几位邻居中,一位做水果生意的老印抗战时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略懂些急救常识,上前抱起了应靖波急掐人中,并让另一人按脉搏,尚能感觉到微弱的脉动。于是,老印说还有救,让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可是,等救护车铃声当当地开到后,随车医生一检查,说人已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医院了。
  经营海产品生意的老板应靖波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当时,在场的包括其妻刘巧玲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应靖波之死将会暴露出一个特大秘密!
  刘巧玲虽是一介女流,但毕竟是长期生长在帮会老爸营造的那种江湖气氛之中的,临危不乱。应靖波断气后,她哭了一会儿,心里已经有了主张,便拭干眼泪,央求众邻居提供帮助——分头向夫妇两家的亲朋好友报丧。
  亲朋好友闻知噩耗后纷纷赶来。在众人印象中,应靖波一向身强力壮,其突然去世的消息令人难以接受。但此刻面对着应靖波的遗体,大家自然都无话可说了。刘巧玲一面接待,一面哭诉丈夫去世的经过。前面来的十几位听了都没有说什么,直到上午八点多来了一位姓罗的朋友,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这位罗姓朋友,是应靖波的发小,又是邻居又是同学,还有着一份同练武术的师兄弟关系,因为人高马大,人都唤他“大罗”。大罗生性爽直,行事不大喜欢按部就班。别人抵达后,通常都是先到灵位前烧香行礼,然后由亲属引领着到灵床前去瞻仰遗容,他赶到后,却是二话不说对着灵床跪倒,连磕了三个响头,爬起来看了看应靖波的遗容,忽然叫道:“我师兄是让人毒死的吧!”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29:25
  “113潜伏组”覆灭记
  二、死于砒霜

  大罗出身于药材商世家,祖上数代都是经营中药材批发生意的。到他这一辈时,其兄还是操持此行,他因喜爱体育,就去中学做了一名体育老师。因为家庭的关系,他的中药知识比较丰富。当下,他一嗓子喊出这句话之后,指着应靖波那张业已变得青多紫少、嘴角还在渗出缕缕血水的脸,说一看这副模样,就可以肯定是中毒而亡,是吃了砒霜啊!
  此语一出,众人便一齐把目光投向刘巧玲,一部分人的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潘金莲”的名字。刘巧玲马上意识到有人可能已经把丈夫猝死之因怀疑到自己头上了,但并不着急,起身去了厨房,出来时手里拿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淡黄色纸张,那是昨天那帖中药的包装纸。
  大罗看了药方,却是一脸的疑惑:“嗯,这张方子里没开过砒霜嘛!这是谁开的方子?”稍一辨认,认出施大为那龙飞凤舞的签名,“是施大为——‘施一帖’!”
  刘巧玲想了想,说不管这张方子里是否开过砒霜或者其他什么药,靖波反正是服了根据这张方子抓的中药后出事的,所以,还得去找“施一帖”问个明白。众人听了觉得她言之有理,于是公推死者的弟弟应靖涛和大罗两人为代表前往施氏诊所找施大为诘问。
  应靖波的这个弟弟是高中毕业生,青岛解放前夕参加了地下共青团组织,解放后被组织上安排进了市北区团委工作。他毕竟是当干部的,懂政策法律。走了一程,想想不对,就对大罗说我们还是直接去向公安局报告吧,因为即使真是那个姓施的中医那里发生的问题导致我哥猝亡的话,这事也还得报公安局处理的。大罗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两人就去了市南区公安分局。
  市南区公安分局负责接警的民警听他们说了情况后,说这事你们得去向施氏诊所所在地台西区的公安分局报告。于是转往台西分局,那里的民警听说出了人命,很是重视,详细询问了情况,还做了一份笔录。然后,请两人稍等,就到里面去向领导请示去了。片刻,他出来了,说从你们反映的情况看来,死者跟那位姓施的中医素不相识,还是第一次见面,因此不大可能是故意投毒,多半是一起医疗事故。我们公安机关是不管医疗事故的,这事该由卫生部门管。你们现在有两个地方可以去反映这个情况,一是区政府卫生科,二是市卫生局。
  于是,大罗和应靖涛就离开了分局,出了门商量是去区政府还是市卫生局。应靖涛是当干部的,知道这种事情的办理程序,就说我们还是去区政府卫生科吧,因为如果去市卫生局反映的话,恐怕还是得转给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处理。
  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干部小顾听了应、罗两人的反映,看了带去的那纸“施一帖”开的药方(那时看私人中医是没有病史记录的,所以也没提出要看病史),说这件事关系到人命,我们得认真处理。你们请稍等,我这就联系那个施大夫,请他到这里来当着你俩的面说话,看他对这张方子作何解释。
  像施大为这样的名医,诊所里都是有私人电话机的。这边于是就拨打了电话,当然不会说你昨天开的那张药方可能出了问题,人家病人服药后把命送掉了,你现在过来说说是怎么个情况,而是说区政府有点儿事情请您过来一趟。施大为还以为是区政府有人生了急病要请他出诊哩,问是否需要带什么东西(中医急诊有时需要带苏合香丸之类的急救药或者金针等器械)。小顾说什么东西都不必带,你本人过来就行了。
  “施一帖”还是那副洋派打扮,因为出门,头上多了顶黑呢礼帽,手里拿了根红木镶白铜的很精致的手杖。当他听说应靖波猝死的消息时,不禁一怔。但这人倒有些名医风范,两道冷峻的目光朝大罗、应靖涛扫了扫,开腔道:“二位且莫激动,请容我细想一番。”
  言毕,合上双目,老僧入定似的坐在那里,只见其嘴唇微微嚅动着念念有词。“施一帖”这是在回忆昨天替应靖波诊脉的情况。须臾,他睁开眼睛,缓缓道:“令兄的脉象所示,确实应为寒痹,这个诊断是不会有错的,至于我所开的方子,那是没有问题的,虽说内有乌头、虎骨等,但皆因治疗所需。像令兄这样的年岁、体魄,别说患寒痹之症了,即使没甚毛病,服用一帖也决不会步上黄泉之路。”
  小顾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在部队当过两年卫生员,仅仅在野战医院接受过短暂的战地救护培训,对于中医基本上一窍不通。他听了“施一帖”的这番话后,看了他所开的那张药方,想了想,又一一抄在他的工作手册上:“桂枝、赤芍、乌头各五钱,白芍、丹参、虎骨各九钱,乳香、没药、炒穿山甲四钱,当归五钱,蜈蚣四条,秦艽六钱,甘草一钱。水煎服。”一边抄,脑子里一边却在想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等到抄毕,已经考虑定当了,于是说:“施先生您认为这张药方没有问题,那么,药是否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要向提供这些中药的店家了解。我们一起去药店吧。”他看了看药方上盖着的那枚“银货两讫”的图章,说这是“九源堂国药号”的药,“九源堂”是我们台西区的,在云南路,我们这就过去吧。
  “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往人面前一站,笑嘻嘻的就像一尊弥勒佛。此刻,当他听说有病人吃了从他店里抓的药一命呜呼的消息时,那标志式的笑容立刻凝固,脸上的肌肉瑟瑟颤动,语不连贯:“这……这是怎么回事?”
  小顾拿出了那张药方递过去:“汤先生,请您看一下,贵号昨天是否向病人提供过这张方子上的中药?”
  汤老板看了那枚印章,点头:“是的,没错。”
  “是谁抓的药?”
  汤老板说他昨天没在店里,去郊区参加一位世交子弟的婚礼了,店里事务交给账房黄先生打理。于是就叫来了账房先生黄承议。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瘦弱男子,一张脸苍白如纸,终日咳嗽,可能患着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当下,他看了药方,点头承认确是“九源堂”卖出去的药。
  那么,是哪位店员抓的药呢?黄承议说是他抓的。小顾又说,请黄先生回忆一下,这些药都没抓错吧——我指的是药和分量这两个方面。黄承议摇头,说肯定没抓错。汤老板如释重负地长嘘了一口气,说:“哎——我想总不至于是敝号的事儿吧!”
  但调查还没完,这毕竟是涉及人命之事,小顾哪有这么轻轻巧巧就下结论呢。别看他年纪轻轻,工作能力却是不弱的,接下来,他又请了本区的数名中医和中药店老板,一起前往应靖波家,不是去看尸体,那是法医的事儿,而是对药渣进行鉴定。一干人围着桌子,把药渣倒在一个洗净的脸盆里,用筷子翻检了一会儿,又让应家人取来数个小碟子,耐心地将所有的中药一一分门别类各拣一碟。然后,又请人去其他区中药店按照这张药方抓来一帖药,依样煎了一碗,把药渣分拣出来,一样样称了分量。最后,得出结论:“九源堂”抓的药没有问题。
  这时,施大为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把那碗搁在一旁业已凉了的汤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一抹嘴角的药汁:“喝!良药苦口——好药!”
  这样,政府卫生管理部门的调查应该算是结束了,最终结论是:中医施大为开的药方没有问题,中药号“九源堂”提供的中药也没有问题。
  那么,应靖波之死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该由公安机关调查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0:08
  “113潜伏组”覆灭记
  这回,就不必由大罗、应靖涛奔波了,区卫生科只向台西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那个年代特别讲究“公对公”,是公家各部门工作协调的黄金时期,台西分局因为死者是市南区的,就给市南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于是,市南分局就开始运作了。
  市南公安分局治安股指派两名民警老周、小陈负责调查此事。首先是分析应靖波死亡事件的性质。台西区卫生科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医疗事故,那应靖波的死因就二者必居其一了:要么是被人谋害的,要么是另有隐疾倏然发作而亡。如果是谋害的,那么这就是命案了,应当立案侦查,当然那就不是治安股的事儿了,而是要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当时称侦查科)。如果是另有隐疾而殁,那就跟公安没有关系,家属如若要追究下去,那还得去麻烦卫生管理部门。
  老周、小陈理清了工作思路后,就写了一份请求指派法医对死者进行验尸的报告。市南分局领导批准了这份报告。分局是没有法医的,于是就向市局电话申请,自然一说就准。当然得办理一个书面手续,那是可以回头补办的,这会儿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还是赶紧让法医准备一下,待尸体拉到立刻行动。
  应家方面对于验尸是持反对态度的,连当干部的应靖涛都主张采取不验尸的办法对其兄的死因进行调查。但是,有一个人坚决支持公安局验尸,这个人非常关键,因为只有此人签了字,法医才能动手。这个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刘巧玲。刘巧玲知道只有通过验尸才能查明丈夫的死因,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洗清可能会蒙在她头上的类似“潘金莲”的嫌疑,所以,她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在验尸申请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当晚,法医进行了验尸,但没有对包括老周、小陈在内的任何人吐露什么内容,只是说还需要对死者生前所服用的那剂中药的残渣进行化验。
  次日,法医的验尸结果出来了,却是令人大吃一惊:死者内脏无致命性疾病症状,在死者胃里发现砒霜成分,结合死者临终前的一系列症状以及从送检中药残渣里检测到的砒霜成分,故不排除应靖波死于砷中毒。
  两名治安民警拿到鉴定结论后,老周对小陈说,行了,这件事我俩就到此为止了,往下的活儿,该由侦查科接手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市南分局侦查科在审查治安股转来的《关于应靖波中毒身亡事件的调查情况》等相关材料后,作出了立案侦查的决定。当时,正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阶段,案子很多,侦查科人手特别紧张,所以这么一起人命案件,也只指派了两名侦查员负责侦查。这两名侦查员分别叫殷贤铭和仇越,殷贤铭二十五岁,仇越二十六岁。别看他们年纪轻,参加革命却都有七八个年头了,两人都有在部队担任保卫干事和在解放区公安局当侦查员的经历,具有独立办案能力。不过,承办命案还是第一回。
  殷贤铭、仇越对案情进行了分析:法医鉴定应靖波是服了混在那剂中药里的砒霜而身亡的,现在要查的就是谁在药里下了毒。中医施大为开的那张药方里没有砒霜,十余味中药里也没有致人死命的物质(施大为已经当众喝下后来煎的那碗汤药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将施排除。从法医对药渣的化验结果来看,砒霜是下在原药里,而不是下在已经煎好的汤药里的。那么,是谁把砒霜下在原药里的呢?这要看获得这剂原药的途径和经手人了。根据之前台西区政府卫生科的调查,应靖波夫妇离开施氏诊所后就分手了,应靖波去办事,刘巧玲则去施大为指定的“九源堂国药号”买药。“九源堂”接待她的是账房先生黄承议,他按照施大为开的那纸药方抓了药,包好后交给了刘巧玲。刘巧玲回家后,按照丈夫的事先吩咐把药浸泡后放在厨房里,直到晚饭后才煎药,其间家里没有外人进来过。应靖波的两个孩子是学龄前儿童,应该排除在下毒人之外。所以,有条件在这剂中药里下毒的人只有两个:“九源堂”账房黄承议和刘巧玲。
  黄、刘两人中,会是谁下了毒呢?殷贤铭趋向于认为是刘巧玲,而仇越则认为问题多半出在“九源堂”的那个账房黄先生身上,两人之间于是发生了争论。殷贤铭的观点听上去好像比较符合逻辑:黄承议跟应靖波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缺乏谋害应靖波的动机,没有动机的犯罪,这可能吗?仇越的观点也有道理:据治安民警的调查,是刘巧玲坚决支持要对死者进行验尸鉴定的,如果是她下的毒,符合犯罪心理的做法应该是想方设法阻止。可是,刘巧玲却没有这样做,所以,说明她心里没有鬼!
  殷贤铭、仇越两人争论了一会儿,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先不去考虑黄、刘两人中哪个最有可能下毒,而是拣最便捷的路子走,所谓最便捷的路子,就是立刻去“九源堂”查砒霜库存!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0:33
  “113潜伏组”覆灭记
  三、账房自杀

  侦查员去“九源堂”调查砒霜库存,有点儿像商店月末盘点商品库存,行话叫作“盘货”。如今超过五十岁的人大概还会记得,五六十年代,到了每个月的月末那天中午,商店就会在店门口贴出一张三指宽的纸条,上面写着:今日下午盘货,停止营业。不过,此刻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九源堂”盘货却用不了半天,只要短短几分钟就够了,因为他们要盘的只有一样货:砒霜。
  “九源堂”那个姓汤的胖老板听说是来查砒霜库存情况的,吃惊地叫出声来:“啊?这个……不是已经查过敝号跟死者无涉了吗?”
  侦查员敏锐地捕捉到了汤老板叠加在吃惊之上的那一掠而过的慌张神情,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寻思:可能有戏!于是就告诉对方,这是在执行公务,必须要走这一步的,请出示贵号的砒霜账目!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九源堂”刚关门。这家店是向店员提供一日三顿膳食的,账房黄承议和三个药工已经去药店后面属于汤老板家庭的内宅等着吃晚饭了。汤老板于是就去后面把黄承议叫了出来。
  对砒霜的盘货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九源堂”的账目上记录着应有库存砒霜一两一钱七分五毫五,但经当场点检,实际库存却只有一两一钱七分伍毫二,短缺了零点三毫。 
  这是一笔账。另一笔使侦查员感到可疑的账是前天亦即死者之妻刘巧玲前往“九源堂”买药的1月3日,账本上“砒霜”一栏里清楚地记录着出货零毫三,这笔出货是不是刘巧玲去买的那帖药里的呢?如果不是,又是哪个顾客买的呢?这一点,汤老板有义务对侦查员作出解释。
  殷贤铭、仇越以前在解放区时都参加过公安业务培训班学习,在学到砒霜下毒致死量时,教员传授给他们的是“不过零毫六”,意思是如果人体内摄入超过零点六毫的砒霜,那就会送命。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老秤制,一市斤是十六两,一两十钱,一钱十分,一分十毫,按后来规定的一市斤五百克的国家标准计算,老秤一毫相当于0.3125克,零毫六就是0.1875克。这与后来的法医教材上关于砒霜的致死量在0.1克至0.2克是相符的。现在,账本上记录的砒霜出货数与短缺之数相加,就是零毫六!
  汤老板是开中药铺子的,当然知道砒霜的致死极限,当下他见账目与实际库存不符,脸色就变了,一双有点儿鼓胀的金鱼眼定定地盯着黄承议:“这是怎么回事?”
  黄承议那张被结核病菌长期折腾而早已一片病态苍白的脸面此刻忽然变得一团通红:“这……这……这是我的失误吧?”
  殷贤铭见状,立刻伸手拿过账本,仇越则把放着砒霜的那个小铜盒抓在手里,两人知道到这当儿已经不适宜在“九源堂”说话了,就让汤、黄两人跟他们去附近的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情况很快就弄清楚了。先说名医施大为“施一帖”跟“九源堂”的约定。当时的中医一般都知道,砒霜通常是不能用于内服的。如果病症需要非得内服的,那也得跟其他中药混合制作成药丸后按量谨慎服用。至于把砒霜直接放进用于煎汤药的中药里一并水煎而服的做法,除非是潘金莲了。但施大为却是个另类,这位郎中先生给人诊疗,惯使奇招险法,别人不敢使用的禁忌药,他敢用;别人不敢超越的药限,他敢超越。中药治病,原本就是因人而异,不像西药那样刻板,施大为如此作为,使其治好了一些其他中医无法对付的疑难杂症,所以长期以来名声一向很响。旧时的郎中,只要有点儿名气的,都会有固定的中药店铺跟其联系建立协作关系。“九源堂”建立的关系中,“施一帖”排在首位。施大为虽然另类,但他不傻,知道砒霜不能直接进内服汤药的规矩,所以他就跟“九源堂”约定:他开的方子上不写砒霜,如果必须配进砒霜的,就在药方的右上角画上一个记号。不同的记号表示不同的剂量,一般都在零毫一至零毫三之间,“九源堂”这边见记号发药。
  再说“九源堂”。像砒霜这样的剧毒之药,中药店都是特别谨慎地保管的,因为一旦流散出去,那就是人命案件,开不得任何玩笑。所以,“九源堂”汤老板规定只有两个人可以接触砒霜,一个当然是他自己,另一个就是他的内弟、账房先生黄承议。为便于取药,汤老板在进了砒霜后,用天平按零毫一至零毫三的剂量一包包分好,按“施一帖”药方上的记号发货。本来,只要汤老板在店里,“施一帖”的药方都是他亲自处理,为的就是可能会有砒霜。如果他不在店里,“施一帖”的方子就交给黄承议处理。前天刘巧玲去抓药时,汤老板确实不在店里,是黄承议接的方。可是,这个一向谨慎的账房先生不知怎么的在抓药时竟然走了神,见药方上有零毫三的记号,竟然拿了两份。黄承议的神走得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地厉害,按照规矩,配好药后应当由另一店员视方复核确认无误后再交给病家,但因为这是放了砒霜的药,不能让其他店员知晓,所以就由黄承议自己复核了,可他竟然未能把这一非常明显的差错复核出来。
  这样,患者应靖波在一下子服下超剂量的砒霜后,当晚就一命呜呼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1:28
  “113潜伏组”覆灭记
  这件事怎么处理呢?也许可以算是医疗事故,那就不是公安机关受理的范围了,该由卫生局去管。两个侦查员商量下来,一时难以定夺,于是就请示领导。从派出所往分局打了个电话,侦查科长已经下班了,于是就把电话拨进了分局秘书室(办公室、后勤科的联合办事部门),请值班员代向值班分局领导请示后回电告知。
  秘书室值班员回电时,已经是十几分钟之后了。回电内容是:可与市卫生局联系,了解这方面的相关追究责任的规定后酌情处置。于是,侦查员就拨打市卫生局的电话,老是忙音,正不耐烦的时候,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使侦查员不必打这个电话了,因为——黄承议死了!
  汤老板和黄承议在接受询问之后,侦查员让他们待在派出所的那间小会议室里,顺手递上报纸,说你们看看报等候一下,回头我们再说。侦查员一走,黄承议对汤老板说要去上厕所,就去了后院。这一去就是十来分钟。汤老板倒不是因为担心内弟寻短见而不放心,只是因为也想上厕所了,就去了后院。走进厕所,一眼看见了悬在那里的黄承议,当下急呼“救命”。大伙儿闻声赶来,忙把黄承议从梁上解下来,一面做人工呼吸一面给医院打电话要救护车。救护车过来后,随车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已经没救了。
  黄承议这一死,汤老板就倒霉了。因为原本侦查员认为应靖波生前与“九源堂”向无瓜葛,倾向于排除“九源堂”方面谋害应靖波的可能性,殷、仇两位侦查员交换看法时都认为那是黄承议的业务事故。现在,黄承议却自杀了,那就说明应靖波之死跟“九源堂”是有关联的,否则,抓药的账房先生干吗自杀?于是,侦查员也就不往市卫生局打电话了,也不用向分局领导请示了,两人商量一下,决定先将汤老板拘留了再说。
  这样,汤老板就给扣上了手铐押往分局看守所。这个胖老板被吓得满头冷汗,迈不开步子。侦查员担心半道上汤老板走不动了发生尴尬,就让派出所的一个小民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黄包车。可是尴尬还是发生了,因为汤老板太胖了,黄包车夫拉到半途说吃不消拉不动了,让这位特殊乘客下车,他宁可不要车钱也不拉了。侦查员跟他说了一阵,答应加钱,还表示愿意在上桥、爬坡的时候在后面相帮推车,车夫才勉强答应。

  殷贤铭、仇越把汤老板押到看守所后天已经黑了,两人还没吃晚饭,饥肠辘辘,于是就去用餐,然后到分局去向值班领导汇报情况。之后,又赶到派出所去处理黄承议的事儿。那时候的规矩是发生这种情况后,尸体要交家属装殓,这就必须对家属有一个说法,如果家属不接受自杀的说法,那就得张罗请法医验尸。反正黄承议这一死,凭空给殷、仇两人增添了不少活儿。当晚,殷贤铭、仇越一直忙过了午夜才歇息,临睡前犹自在商量明天讯问汤老板的事儿。
  没想到次日上午两人起来,还没去看守所,分局大门口警卫室就打进电话来说外面有群众求见。仇越于是就去接待室,一看,来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个头男子,长相令人不敢恭维。对方问明仇越是“九源堂”一案的承办民警后,就作了自我介绍:姓齐名同泉,是本市“同养润药栈”老板。看得出,这位齐老板做事还是比较细致的,他还带来了户口本和工商营业执照,当下拿出来给仇越一一检验。
  那么,齐同泉来分局找侦查员干什么呢?他一开口,仇越大吃一惊!他说,你们是不该抓“九源堂”汤老板的,因为太平路赢德坊那位姓应的先生之死跟“九源堂”没有关系。仇越定定神问,你怎么知道这件事跟“九源堂”没有关系?
  齐同泉开口一说,又将仇越弄了个目瞪口呆。齐老板经营的“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向中药店提供中药材的批发行,“九源堂”出售的所有药材,向来都是从他的药栈进货,其中也包括砒霜。“同养润药栈”是一家已经传了五代的药材批发行,齐同泉的经营手段是从祖上传下来的。说到中药行业的经营手段,懂行的人都知道,用一句话可以概括:水深湾多!旧社会时,真正向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的中药的,最多不过一两家。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药店铺都在出售假药,而是在药材产地上做文章。比如当归,最好的产品应当在甘肃岷县;贝母,正宗的应当在四川省的灌县(就是如今的都江堰市),等等。这些药材产量有限,价格当然较其他药材要贵一些。而中药商是要利润的,所以就弄一些其他产地的同类药材混杂后提供给消费者。齐同泉得祖上真传,深谙其道,他向每个下家提供的药材都有这种水分,除非是用于急救的贵重中药,比如羚羊角、野山参之类。
  然后就要说到砒霜了。前面说过,砒霜在当时是外用中药,是一味剧毒药,所以自古以来中药店铺对此都非常谨慎。药材批发商更是特别注意,不是熟识而且信誉可靠的药店,是进不到“同养润”的砒霜的。齐同泉按照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在购入的砒霜中,总是掺上五成面粉。反正那时候的面粉是小麦碾碎后的原粉,不像现在市场上到处可见的精白粉,颜色跟砒霜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差别。按齐同泉的说法,这一手倒并非为了多赚钱——砒霜用量极少,一年卖下来也赚不到多少钱钞,而纯是为了积德。毕竟那是毒药,一旦让人用于不法奸行,那就是人命大事,掺些面粉,可以减低些毒性,或许能够在无意间阻止谋人性命的不法勾当。所以,凡是从“同养润药栈”进的砒霜,只有同等剂量的一半功效。
  也就是说,“施一帖”开的药方上标明的记号是要向患者提供零毫三的砒霜,而“九源堂”那个账房先生黄承议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多给了一份,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已超出安全警戒线,算是死定了,可是,由于齐同泉向“九源堂”提供的砒霜是掺了一半面粉的,所以应靖波服下的砒霜应当还是在安全线之内。换句话说,他不应当死于砒霜——起码是不应当死于“九源堂”提供的砒霜。
  齐同泉说完后,向侦查员解释:本来,这是“同养润”的经营机密,不能向外界透露。但是,听说“九源堂”的账房黄承议为此已经送掉了性命,而汤老板也被抓起来了,他知道这肯定不是“九源堂”的过失,寻思如果不把这个关节说出来的话,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大早他就到公安局反映这个情况,请民警同志明鉴!
  仇越立马儿往里面打了个电话把殷贤铭叫了出来,殷贤铭听说此节后也是一个激灵。两人稍一商议,立刻向领导汇报这一情况,建议马上对业已封存的从“九源堂”提取的那一两多库存砒霜进行化验,同时,他们即刻对“同养润药栈”以及跟该批发行有业务往来的那些下家中药店的库存砒霜进行随机抽检。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1:51
  “113潜伏组”覆灭记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证实“同养润”老板齐同泉所言属实。这样,汤老板就被释放了。那么,黄承议为什么要自杀呢?为此,殷贤铭、仇越两人对黄承议的历史情况开展了调查——
  别看黄承议是个弱不禁风的肺结核患者,却是“一贯道”的狂热信徒,打从十二年前起,就长期担任“一贯道”的点传师。其点传的“一贯道”成员中,有山东地面上一度有头有脸的汉奸、“军统”“中统”特务、国民党军官、警官宪兵和恶霸,他跟这些有着特殊身份的徒众打得火热。从业已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口供中发现黄承议还曾有大量反共言论。为此,根据市公安局“打击‘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组织办公室”的部署,黄承议已经被列入最近本市即将进行的第二次集中批捕人员的名单,他如果不死,不久就会被抓捕,然后接受人民的审判。比照对首批反动会道门组织骨干分子的处理情况,人民法院对其的量刑不会低于有期徒刑十年。
  黄承议本人对此情况并不是毫无察觉。这段时间,不时有公安人员前来找他调查“一贯道”组织以及一些反动军警宪特分子的情况,再说他这人并不笨,当然会将那些已经被捕的“一贯道”骨干分子的罪行跟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进行比较。据说他最近还热衷于时事,积极阅读报纸、收听广播,碰上有干部模样的病家来“九源堂”抓药时,还亲自接待,问长问短,打听最新政策。另据“九源堂”汤老板、其他店员、黄承议的家人、亲朋反映,黄承议最近一个多月来显得心神不宁,严重时甚至精神恍惚。这样,可以认定黄承议因为自己的历史问题,已经处于惊弓之鸟的状态。至少有四人可以证明,黄承议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曾向他们吐露过轻生念头。
  1月3日那天,刘巧玲拿着“施一帖”开的药方前往“九源堂”抓药时,因为汤老板正好不在店里,就由黄承议接待。由于精神恍惚,他竟然在药里多放了一份砒霜。随后,就发生了应靖波死亡事件。调查的触角伸到黄承议那里后,他还没来得及调整心态,就被侦查员带到了派出所。其时,黄承议并不知道“同养润药栈”向“九源堂”提供的是掺了一半面粉的伪劣产品,想当然地认为应靖波之死是因为服了他抓的药,以为这回公安局肯定不会放过他,必会新账老账一起清算,弄得不好给枪毙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就想到了自杀并且立刻付诸实施了。
  侦查员根据上述调查情况作出了黄承议在派出所自杀身亡的结论,分局、“九源堂”和其家属都认同了这个结论。“九源堂”的涉案嫌疑就此排除,当然,汤老板就黄承议多配了一份砒霜之事还是被区卫生科、区工商联责令作了检查。“施一帖”施大为则被台西区政府卫生科叫去,让其白天全天待在那里反省检讨,视其态度决定是否吊销他的行医执照。可是,“施一帖”的名气实在太大,区政府的一些干部有空就往他跟前凑,向其咨询,请其开方。三天下来,区政府领导终于发觉了,让他回家去写检讨。但施大为的检讨始终没有交上来,因为他已经决定停止在青岛执业行医,改去北方另作打算。后来听说他去了北京,在一家药厂工作,但不再问诊开方,而是做起了药工工作。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2:25
  “113潜伏组”覆灭记
  四、婚外恋情

  “九源堂”的嫌疑排除了,可应靖波的死因却是经法医尸检鉴定过的:不排除砒霜中毒致死的可能。这样,疑点又转移到了死者之妻刘巧玲的身上。
  这时,上级决定组建专案组侦查该案,专案组成员除了之前承办该案的殷贤铭、仇越,另外指派了一个三十来岁的侦查员汪风帆担任组长。汪风帆是青岛市公安局的一位副股长,济南人氏,曾经是武工队员,济南解放后武工队集体转为济南市公安局民警,他就当上了警察。青岛解放后,从济南调来了一些忠实可靠且有公安侦查经验的同志,汪风帆就是其中一个。
  这样,这个案子就成为市局和分局联合进行侦查的一起重要案件了。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传闻的原因。社会传闻那就是“施一帖”的名医效应了,再加上黄承议上吊自杀,而且是在派出所自杀的。这样,市局就对这起案件有点儿侧目相看了,领导认为应该尽早查清案情,免得坊间乱传八卦。
  三个侦查员通过派出所将刘巧玲传唤过去,跟她进行谈话。这种谈话当然是比较委婉的,先从夫妇俩的关系如何谈起。了解下来的情况似乎对刘巧玲有些不利,因为据她说,应靖波生性风流,对感情不太专一,在外面似有拈花惹草之嫌。当然,这不过是她的那种女性特有的情感直觉,并没有直接撞到过应靖波跟其他女人有苟且之事。不过,刘巧玲说她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还是有点儿依据的,比如某天在深夜归来的丈夫身上闻到了香水气味,又如某天,她替丈夫洗衣服时,发现上面沾着一根女人的弯弯曲曲显然是烫过的长发,而她当时正好剪了个短发式,也没烫过,所以肯定不是她的头发。
  民警问当你有这种感觉时,是否对应靖波有过什么表示呢——这也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就是:是否为此跟你丈夫吵过闹过甚至打过架?刘巧玲的回答却使侦查员感到意外,她说男人嘛,有点儿花心也算正常,只要他没让我当面抓住,我也懒得去管。毕竟我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一家四口的吃穿开销全靠着他,吵闹?想图什么呢?离婚?孩子怎么办?
  另据向邻居调查,这对夫妇多年来确实没有吵过架,两人感情很好。但侦查员对于刘巧玲在这方面的淡定觉得不大踏实,继而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刘巧玲是否有感情出轨婚外恋之类的事儿呢?
  于是继续进行调查,一连找了好几个人,都称“不知道”或者“没有听说过”,最后从刘巧玲的一个表妹那里得知刘巧玲确实有一个情人。刘巧玲的表妹名叫李婉萍,二十一岁,在纱厂当挡车工。这个姑娘是个积极分子,担任车间工会委员,半年前已加入共青团,现正在积极争取入党。她的母亲跟刘巧玲的母亲是嫡亲姐妹,排行一个最大,一个最小,到了她们这一代,也恰好是一个最大一个最小,所以虽然相差了十来岁,表姐妹的关系却是很铁的。李婉萍告诉侦查员,前不久她去看表姐,表姐夫正好去外地出差,于是她就在表姐家住了一宿。当晚,姐妹俩谈得很晚,可能是喝了酒的原因,刘巧玲说话很直率,向表妹透露了一个秘密:她有一个婚外恋人,姓丁,是她初中时的同学。这样,侦查员就不得不考虑:应靖波之死是否跟李婉萍所说的丁某有关?
  就在这时,又传来了一个对刘巧玲很不利的消息:户籍警从居民小组长那里了解到,1月3日出事那天的下午三时许,刘巧玲曾离开过家,从胡同里穿行而过,不知去了哪里。本来,刘巧玲出门不应当成为侦查员怀疑的内容,问题是之前她在接受侦查员的询问时曾称她把那帖中药从“九源堂”抓回家后,一步也没有出过家门,所以,外人是绝对不可能到她家里下毒的。刘巧玲为什么要对侦查员说谎呢?
  专案组决定把刘巧玲往旁边放一放,而将调查触角伸向李婉萍所说的那个刘巧玲的初中同学。
  此人名叫丁学贤,系邮电局报务房维修人员。初解放时社会上对邮电职业沿袭旧社会的称谓:金饭碗。而丁学贤的岗位大概算得上金饭碗中的金饭碗了,当时这样的技术人员如果在路上正好遇见邮电局局长,局长再忙也会驻步点头,微笑着说句客气话的。所以,据说丁学贤在邮电局很牛,在家里脾气也很大,他的妻子就是因为丈夫脾气过大老是动手揍她而在一年前主动提出离婚的。现在丁学贤是单身汉,一个人过日子。他跟刘巧玲相好之事发生在其离婚之后。据他在喝酒时向同事透露,是一次外出时在马路上跟刘巧玲偶遇而续上了已经中断的同学关系。后来,交往次数多了,两人就走到了那一步。丁学贤对刘巧玲印象很好,说过打算要娶其为合法妻子。同事中另有一位初中同学,知道刘巧玲的丈夫是公司老板,而且身强力壮且练过武术,开玩笑说,学贤你小子小心点儿,刘巧玲的丈夫是很厉害的,小心让他知道了揍你个半死。丁学贤冷冷地说:“敢挡老子路的,老子也要他好看。揍我个半死?哼,小心老子先要了他的命!”
  那么,1月3日这天丁学贤在干什么呢?据邮电局保卫科了解后反映,那天丁学贤上班,而且在上了白天班后还要留下来值个夜班。下午他曾接到一个电话,于是就向报务房主任打招呼,说他有点儿事要处理,临时离开一会儿。大约在三点钟前,他骑着邮局的自行车出去了一趟,去哪里就不清楚了。
  专案组觉得刘巧玲、丁学贤两人颇有些可疑,决定次日分别找这对男女当面谈话,指望能够发现什么破绽,作为突破口往下追查。可是,这个谈话计划次日未能实施,因为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3:02
  “113潜伏组”覆灭记
  1月10日,案发后的第八天,早晨七点多,还没到上班时间,刘巧玲突然来到分局门口,要求见专案组的同志。这时,汪风帆三人刚从地铺上爬起来,接到电话,马上意识到出现新的情况了,否则刘巧玲绝对不可能大老早赶来。于是,汪风帆便让警卫室人员把她请至接待室稍等,三人草草洗漱一下后立刻出去接待。
  刘巧玲带来了一个令人感到突兀的消息:今天早上,她的两个孩子还没起床,就在被窝里吵起来了。刘巧玲和应靖波一共生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女孩雪婵七岁,男孩雾鸣五岁。女孩子懂事早,又有着一份怜爱弟弟的天性,平时一向都让着弟弟的,今天竟然发生了争吵。刘巧玲感到有点儿奇怪,于是就询问为什么吵架。雪婵一开口,令刘巧玲大吃一惊!孩子在陈述事由时说到1月3日爸爸去世的那天下午她家竟然来过一位不速之客!
  说到这里,刘巧玲插叙了一段话。她说对不起由于另有原因,我曾说了谎,其实那天我把药抓回家浸在药罐里后是出去过一次的,不过时间不长,也就十来分钟而已,而且就在我家胡同口。是为了什么事呢?那天我去“九源堂”抓药回家途中,经过“日升帽店”时看见有人在排队购买一种绒线帽,式样很别致,颜色也好看,而且价格不贵。我就动了心,想了想就排队买了两顶。一顶红色的是给我丈夫的,他喜欢红色,而且红颜色能够辟邪,图个吉利,保佑他战胜疾病;另一顶咖啡色的,是替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丁学贤买的,他在邮电局工作。买了帽子后,我就借用店里的电话通知丁学贤,让他三点钟左右到我家对面马路口来一趟,我有东西要给他,他一口答应了。这样,我就在约好的时间出去了一趟,把帽子给了丁学贤,又说了几句话就回来了,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时间吧。这件事,本来我不想告诉任何人的,因为我觉得这属于我个人的隐私,更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跟我丈夫的死没有关系。可是,刚才两个孩子吵架后我无意间一问吵架原因,就觉得我这趟出去可能跟丈夫出事有关系了,所以马上赶来向你们报告。
  据雪婵说,那天妈妈出门后,忽然来了一个阿姨,手里拿着个笔记本子,上面还别着一支钢笔,说是“爱卫会”来检查卫生的。自我介绍过后,就掏出几颗糖果给了姐弟俩。那糖果的包装纸是透明的,现在说起来就是塑料纸,但在当时是非常稀罕之物,老百姓就称之为“玻璃纸”。当时青岛本地虽然有糖果厂,但还没生产这种包装纸的糖果,所以两个孩子拿着糖果兴高采烈,只顾互相比对自己拿到的糖果是什么包装纸的,根本没去留意那个阿姨干了些什么。据雪婵回忆,那个阿姨先在客堂里转了转,然后一头扎进了厨房。从厨房出来后,她就告辞了,说这是突击暗查,按照上面的规定是不能让户主知道的,所以小朋友你们不要把我来过的事儿告诉你们的父母。如果告诉了,下次我过来正式检查时,就要给你们家插黑旗;如果不告诉,下次我过来时会给你们带更多更好看的糖果。
  当时正是抗美援朝开始不久,全国各地为防止美国袭击中国扔细菌炸弹,都非常注意消灭“四害”,搞好卫生。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把搞好卫生提高到了爱国与否的程度,这就足见此事的重要性了。各地都组织了相应级别的“爱卫会”,频频组织各单位、街道进行卫生检查,采取评比制,凡是卫生搞得好的家庭,就在门口插一面纸糊的小红旗,一般的就插小绿旗,差的就要插黑旗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氛围很浓,谁家被插了黑旗,就似被划入了另类,全家人会被另眼看待,居委会大妈也会不时上门来做帮教工作,直至组织一帮积极分子登门不由分说地直接相帮打扫卫生。谁也不愿意享受这种待遇,所以,各家都是很在乎插到什么颜色的小旗的,特别是孩子,荣誉感就更强了。
  雪婵、雾鸣听那阿姨这么一说,自是连连点头。那个女人离开后,姐姐还特地关照弟弟要保密,不能让大人知道这件事。因为要保密,所以姐弟俩把那几颗糖果也藏得好好的,不敢让大人知道。当晚,应靖波暴亡。之后几天,家里忙着办丧事,即使两人把糖果拿在手里向人炫耀也没人去留意了。七八天下来,糖果当然已经吃掉了,留下的包装纸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珍稀之物。特别是雪婵,小姑娘爱美,非常看重这种漂亮的“玻璃纸”,自己有三张犹嫌不够,还觊觎着弟弟的那三张,于是就变着法子谋取,悄悄提出了以零食交换的方案。雾鸣嘴馋,同意了。可是,等到他把姐姐省下用来交换的零食吃光后,又反悔了,于是大老早姐弟俩就在被窝里吵架。刘巧玲在厨房忙早餐,听见雾鸣哭了,过来询问。姐弟俩也就顾不上对那个女人的保密承诺了,你一言我一语把那天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当下,刘巧玲听着就觉得大为可疑,于是就把姐弟俩手里的糖果纸哄了下来,拿着就奔公安局找专案组反映。
  侦查员看那六张糖果纸,果然精致漂亮,从上面印着的文字看出,这是上海“冠生园”出品的“燕子太妃”软糖。厂家为招揽生意,将糖果纸设计成一套数张,一样的图案文字,不同的颜色。这六张糖果纸,是红、绿、黄、白、蓝、紫六种颜色,不知是否已经构成了一套,但可以估计是那个女人特地挑选出来送给应家姐弟的。这样看来,她可能有一盒这样的糖果。
  刘巧玲反映的这个情况,使侦查员原先对刘巧玲的怀疑发生了动摇。送走刘巧玲后,三个侦查员商议了一下,决定立刻核实此事。于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汪风帆去邮电局找丁学贤了解1月3日是否有过刘巧玲所说的那段情节;另一路则由殷贤铭、仇越两人前往应家向姐弟俩以及周围邻居调查1月3日出现的那个女人的情况。
  调查下来,丁学贤所说的情况跟刘巧玲相符。而且,这个报务维修技术工程师很坦率地向汪风帆承认了他跟刘巧玲的婚外恋关系,说即使应靖波不死,他也会动员刘巧玲跟其离婚后嫁给他。汪风帆是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他对丁学贤说你是否可以把那顶绒线帽子给我看一下。丁学贤是个聪明人,马上领悟了侦查员的意思,说没有问题,我跟领导说一下,咱们到我家去看吧。于是,汪风帆的摩托车就载着丁学贤回了家,丁学贤果然拿出了一顶崭新的绒线帽,包装盒里还放着刘巧玲购买时开的发票,那上面写的日期确实是1月3日。丁学贤又把汪风帆带到了应家所住的太平路赢德坊那里,摩托车在马路口的那家烟纸店门口停了下来。丁学贤下车后,直奔柜台,对店主笑道:“老板,还记得我吗?”店主定睛一看,笑道:“哎呀!怎么不记得,我天天在等着你过来呢!拿去拿去!”遂取出一沓零票递给丁学贤。汪风帆就问店主这是怎么回事。店主说1月3日下午大约三点左右,这小伙子站在店门口等人,买了一包烟,我没有零钱找他,他说就留着吧,几时我路过时再来取。一会儿,他等的人来了,就是住在对面胡同里的大妹子,看着有点儿脸熟。我想把那张一万元整票还给这位先生,让他跟那大妹子说一下看有没有零票付了就是,不想那大妹子也没零钱。
  这样一来,已经可以证明刘巧玲和丁学贤所说的情况属实了。再看另一路的调查情况。侦查员找了应家姐弟,跟两个孩子聊下来,所获得的内容除了刘巧玲陈述的那些之外,还得知那个阿姨的以下情况:头上扣着一顶红色有檐的绒线帽子,烫过的有点儿弯曲的头发垂下来披在肩膀上;身上散发着一股香水味;穿着一件紫色毛皮大衣,说青岛当地话。其他比如多大年纪、身高多少、行为举止中是否有什么显眼的习惯动作之类,姐弟俩就说不上来了。然后,殷、仇两人就逐家访问了十来家邻居,都说1月3日那天并无任何人来检查卫生,也没有人留意到有这么一个女人在胡同里出现过。这也可以理解,大冷天的,家家户户都关着大门,有人从门前走过一般是不大会看到的。侦查员又看了厨房,向女主人问明那个放药罐的位置,还查看了药罐。那是一个普通的砂锅,如果要往罐内投毒,一揭盖子就行,一两秒就能搞定,真正的秒杀。
  专案组对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可以排除刘巧玲和丁学贤的疑点,下一步的工作是找到那个神秘女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3:24
  “113潜伏组”覆灭记
  五、两个目标

  当天下午,专案组在市南分局驻地举行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寻找那个神秘女人。在此之前,专案组已经跟市南区政府卫生科、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区卫生防疫站以及市卫生局、爱卫会、防疫站都通过电话,查明1月3日下午没有一家机构指派过工作人员去暗查卫生;再说,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是那副妖娆装束,作为吃穿靠供给制的公家人员,即使有这样的经济条件,组织上也决不允许这样打扮。所以,可以断定这个神秘女人是假借检查卫生之名潜入应家投毒。
  要找到这个女人,首先是勾画出此人的大体轮廓。从应家姐弟俩提供的情况来看,这个穿着毛皮大衣、身上散发着好闻的香水气味的女人,经济条件比较富裕;其次,从头上戴着红色有檐帽子、烫着披肩波浪发以及身穿紫色毛皮大衣来看,这个女人可能是一个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少妇。
  然后,需要分析这个女人的身份职业。当时,距青岛解放已经一年半,和全国所有城市一样,已经树立起了一种社会的新风气、新道德观、新审美观。生活方面,社会上普遍以艰苦朴素为荣,别说占全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大多数经济条件处于中低档次的市民了,就是属于那百分之二十的经济条件好的市民,即使家里有毛皮大衣之类的高级服饰,也不大会穿戴出去招摇过市。那么,市面上像这个女人那样装束打扮的有没有呢?有的,而且如果你在适当时间段去大百货公司、高档饭馆、咖啡厅、舞厅之类的场所,还能看到不少。不过,这种女人都是富小姐、阔太太之类,偶尔也有家境富裕从事非公高级白领职业的。
  侦查员初步断定,这个女人就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应当到哪里去调查这个女人的线索呢?侦查员认为,可以通过排查应靖波生前交往的女性来寻找线索。
  于是就去找刘巧玲,先请她把丈夫生前跟异性交往的情况再复述一下。刘巧玲因为她跟老同学丁学贤的婚外恋已经让专案组知晓,所以心里反倒坦然了,这回她说的比上次的草草陈述要详细多了。扳着手指头算了算,据她所知,应靖波生前先后跟三名女性有过暧昧关系,都是死亡前这五年里发生的。专案组将这一情况记录在案,然后又花了近两天时间,分头向应靖波所开公司的几名职员、社会上的朋友、以前的同学等进行了访查,最后,一共排出了跟应靖波有比较频繁交往的异性(是交往,并非全是暧昧关系)二十三名。
  这个案子是市局、分局联合侦查的,所以组长汪风帆每天要向市局和分局侦查条线的领导汇报工作进展情况。1月12日晚上,市局侦查条线领导听取了汪风帆的电话汇报后说:“看来,这个案子的工作量还是有点儿大,往后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手,光你们三个人已经难以胜任了,给你们增派人手吧。”
  于是,次日上午就派来了两人。这二位都是参加工作不久、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新手,一男一女,男的姓宋,女的姓强,汪风帆就以小宋、小强相称了。汪风帆对人员作了调配安排,说光靠我们五个人要迅速查清这二十三个对象的情况还是有难度的,所以要依靠对象辖区管段派出所的同志。我们先把这二十三个对象的居住地列出来,分门别类归到相应的派出所,然后每人一个派出所去跑吧。
  这样,五人一共跑了两个整天再搭上一个夜晚,到1月14日晚上七点,终于查完了最后一名对象。当晚,专案组在市南分局驻地碰头,汇总了情况,发现两个对象身上有疑点。
  对象之一:这是应靖波公司的员工向侦查员提供的情况。那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妇女,小名阿娟,大名刘蕴娟,住在台东区蒙古路,出身资本家,本人和另一个四十多岁的医生遗孀合伙开了家咖啡馆。阿娟是个有夫之妇,其夫是个经营煤炭的商人,常年在外奔波,很少回青岛。可能正是这个原因,阿娟就有了跟其他男子交往的念头。而应靖波本是个风流情种,咖啡馆、舞厅是他经常涉足的场所,就这样两人从相识到相交,最后成了一对情人。
  两人的关系基本上是不避外人的,调查中不但公司员工说到过阿娟,同学中也有人知道,而且跟应靖波、阿娟一起吃过饭。阿娟是个性格外向的女人,据说她对应靖波爱得十分狂热。她经营咖啡馆,白天下午两点前是有空的,就时不时跑到应靖波的公司去,也不避应靖波那些手下的面,公然卿卿我我。大约一个月前,两人不知为什么发生了争吵。有人听见从关紧了门的老板办公室里传出应靖波愤怒的咆哮,让阿娟“滚”;阿娟呢,也不甘示弱,用更高的分贝发出了严厉警告,声称:你当我是寻常女子,可以让你随心所欲想怎么就怎么?要想分手,好办!拿钱来——一千万(此指旧版人民币,相当于1955年发行的新币一千元,下同)!之后,阿娟又来吵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元旦前大约一个星期,当时应靖波正被疾病折腾得苦不堪言,情绪非常恶劣,手下人都是能避就避,不能避也三言两语赶紧把要请示的事情说完后赶紧开溜。阿娟在这当儿过来,而且进门就气势汹汹,应靖波可能忍无可忍了,于是动了手。他是练过武术的,阿娟这样一个娇滴滴的女人哪里经得住?当下就大呼“救命”。众员工一齐进去劝阻。阿娟非常狼狈,但应靖波被人架住后,她又强硬起来了,表情凶狠地留下了一句“姓应的,你等着瞧吧,有你好看的”,就匆匆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3:54
  “113潜伏组”覆灭记
  对象之二:这是应靖波的两个老同学向侦查员提供的情况。该对象名叫杜尊玉,济南人氏,二十六岁,出身于恶霸家庭,但其本人却是个烈属。杜尊玉的父亲是济南的一个恶霸,既是“一贯道”坛主,又开着两家商店、一家工厂,还是粪把头,1948年9月济南一解放就因为群众集体向民主政府请愿要求对其严惩而被公安局逮捕,然后就在斗争大会上当场给愤怒的群众打死了。杜尊玉是其长女,因为家里有钱,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她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跟学校的一个姓隋的年轻老师悄悄建立了恋爱关系。那个隋老师是个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当时已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抗日外围组织。不久,该组织由于出现了叛徒,遭到了日伪特务的破坏,隋老师于是被组织上安排紧急撤退,前往抗日根据地。杜尊玉跟隋老师分别时,剪下了自己的一束头发,连同从家里偷出来的几两黄金一起交给对方,说一定等着你回来。之后,杜尊玉为表示自己对隋老师的那份绵绵情意,果断地退了学,待在家里闭门不出。
  一晃数年,到了1948年初,杜尊玉忽然接到隋老师从青岛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已在青岛居住,她方便的话可赴青岛见个面。杜尊玉欣喜若狂,立刻前往青岛。隋老师其时已经不当老师了,在青岛一家洋行当账房先生,其实他是受中共党组织指派潜伏青岛从事地下情报工作。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为便于开展工作并做好安全掩护,他应该考虑成个家,如果一时没有合适的对象,组织上可以派人跟他组织一个假家庭。隋老师于是就给杜尊玉去信把她叫去了,这样,两人正式结婚。隋老师在白区的运气不大好,老是遇到叛徒,婚后七个月的一天晚上,一群国民党特务闯进家门将他捕去。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当时,杜尊玉根本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特务为何要逮捕他。救人要紧,情急之下,她马上向济南娘家发电报求援。那时,许世友指挥的十四万大军已经逼近济南,她老爸尽管惊惶,但还是立刻派人赶到青岛来通关系营救。好不容易通上了一个“保密局”少校的关系,但打听下来,隋老师已经被枪决了。
  青岛解放后,杜尊玉才知道丈夫原来是中共地下党员。其生前的工作以及被捕后英勇不屈的表现均得到了组织上的肯定,杜尊玉作为隋老师的妻子,遂成为烈属。据说,那次杜尊玉的恶霸老爸派人赶到青岛营救女婿时,带来了一些金银钱钞,人没有救成,就遵照老杜的吩咐把金银钱钞留给了杜尊玉。济南解放后,老杜在斗争会上被当场殴毙,家庭自然也遭到了清算。济南方面记下了老杜当初奔青岛时带给女儿的那笔财产,青岛解放后不久就有人前来找杜尊玉。当他们得知杜尊玉已是光荣的革命烈属后,没有为难她,财产的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杜尊玉就用这笔钱财投资实业,买下了一家私人纱厂的部分股权,自己也不去上班,按月领取红利,过着非常滋润的日子。她原出身富家,过惯了养尊处优的好日子,习惯于追求时尚,手头又有钱,就时不时买些高档商品享用。这虽然跟新社会提倡的艰苦朴素作风不大相符,但杜尊玉是一个没有单位可以管束她教育她的人,按说街道对于这种角色是有责任规劝的,可人家是烈属,街道干部、居委会大妈对她板不起脸孔,也就只好随她去了。
  据了解,杜尊玉跟应靖波是在舞厅结识的。应靖波学过武术,体态灵活,动作协调,舞跳得很好。而杜尊玉虽然酷爱跳舞,但她在这方面生性愚笨,而且身材有点儿过于丰满,所以舞技一直令人不敢恭维。她跟应靖波认识后,就拜其为师,虚心求教。没过多久,竟然跳得像模像样了,对应靖波就很是钦佩。两人交往密切,据应靖波对外界透露,他有时是在杜尊玉那里过夜的。
  当然,侦查员之所以要把杜尊玉从二十三名对象中选出来作为重点,并不是应靖波自称的过夜问题,而是杜尊玉有一件紫色狐皮大衣,而且,这个女人最近的发式就是披肩波浪发。冬天外出,头上也喜欢压着点儿什么,不是帽子就是头巾。
  专案组于是决定对刘蕴娟、杜尊玉进行重点调查。
  侦查员殷贤铭、小宋两人负责调查杜尊玉在1月3日下午的行踪,因为专案组认为如果那天应家姐弟遇到的那个不速之客是杜尊玉的话,那么她是不可能在其他场合出现的。两人直接去了杜尊玉的住所。杜尊玉对于警察的突然出现大为不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们,问你们来找我干什么?难道你们认为应靖波是我毒死的?侦查员向她解释说,这是他们的工作程序,需要对相关人员一个个进行调查。最近在放映的苏联故事片《刑警基卡夫》你一定看了吧,影片里的苏联刑警也是这样工作的,他在大街上还拦着调查对象问长问短哩。
  杜尊玉点点头,说这部影片我看过,那个基卡夫是一个有趣的刑警,他的工作确实是这样做的,不过人家苏联同志调查时说话可比你们活泼幽默得多哩。说着,动手给侦查员沏茶,还问要不要加糖,然后,就说你们要调查什么,说吧!殷贤铭于是就问她跟应靖波的关系,她说是朋友关系。她很欣赏应靖波,因为他舞跳得好,也懂得体贴人,对于应靖波的猝死,她是很悲痛的。她听到噩耗后,大哭了一场,赶到应家去吊唁时,又哭了一场。
  侦查员暗吃一惊:什么?杜尊玉曾到应家去吊唁过?刘巧玲没说过嘛!是真是假呢?殷贤铭头脑活络,马上说:“哦!我想起来了,那天你是穿着一件紫色皮大衣去的吧?好像还戴着一顶帽子?”
  杜尊玉大喜,说就是呗!你看到我了?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客厅一侧大橱的橱门让侦查员看里面的衣服,果然有一件紫色狐皮大衣,还挂着几顶不同颜色、式样的帽子,有一顶是红色的有檐绒线帽。殷、宋两人见之心里一动。
  杜尊玉问道:“二位先生来找我,究竟要了解什么,请尽管开口,我可以做到知无不言。”
  殷贤铭笑道:“谢谢杜女士对我们工作的配合。是这样的,我们想了解一下1月3日那天下午,您在忙些啥?”
  杜尊玉仰脸稍忖,说:“1月3日?那不正是应靖波出事之前的那个白天吗?下午我在干啥?请二位稍等……”说着,起身进了客厅旁边的书房,俄顷出来时手里拿着一本精致的羊皮封面的记事本。
  别看杜尊玉一副胸无城府、大大咧咧的样子,她却奉行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哲学,备着这个本子就是记录每天的日常琐事的。当下,她当着侦查员的面翻阅着本子,很快就有了答案。她说:“1月3日,下午,我在纱厂参加股东理事会议。”“……哪家纱厂?”“大胜纱厂呀,我在那里有股份,大伙儿选我当了理事。”
  侦查员告辞而去。没有回分局,而是去了大胜纱厂。了解下来,杜尊玉所言内容属实。那天纱厂举行股东理事会议,是元旦前三天就已发了通知的。那天全部理事共七人均到会了,会议从下午两点开始到五点多结束,没有一人早退。会后,在纱厂对面的酒楼吃了晚饭,杜尊玉也参加了,还喝了不少酒,显出些许醉态,最后还是厂长派车送她回家的。这样,对杜尊玉的怀疑就可以排除了,因为她没有作案时间。
  再说另一路侦查员仇越和小强两人对刘蕴娟的调查。
  两人接受任务后,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去应靖波生前经营的那家公司。应靖波死亡之后,他开的那家公司还在运转,因为公司跟客户所签的合同还没履行完毕,如果突然关门歇业,客户要求赔偿损失,应家卖了房子还债只怕还抵不了。所以,丧事办完后,应家的亲戚开了个家庭会议,听公司账房先生介绍了情况,最后一致同意委托应靖波的助手、公司襄理李达志接手把业务做下去,待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再予以清理,关门歇业。
  使仇、强两人大觉意外的是:当他们赶到公司时,竟然看见有三个警察正在那里搜查!
  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4:16
  “113潜伏组”覆灭记
  六、神秘女人

  仇越、小强两人穿着便衣,那三个警察又不认识他们,见忽然闯进来两个人,立马儿吆喝:“出去!”
  仇越亮出了证件,说明此行是执行侦查命案的公务。这一说,气氛就给调节过来了。对方向仇、强两人说明了情况:他们是市局特种物资缉查队的警员。特种物资缉查队是去年11月初才组建的一个部门,其职责是为配合抗美援朝的顺利进行,对一些重要物资进行保护性控制。比如国家规定私人之间不能进行黄金买卖,但还是有人私下在进行交易,甚至大规模倒卖;比如文物不能倒卖,但有人却照样买来卖去地折腾,一直折腾到海外;比如汽油、橡胶、有色金属、酒类、烟草、食盐不能自由贸易,但有不法商人就敢悄悄进行地下交易活动,从中大肆牟利。这些行为,都是在规定要打击的范围之内的。特种物资缉查队,就是专门对付倒腾控制物资的不法分子的。
  那么,眼前这三位警察到应靖波的公司来干吗呢?原来,据他们获得的情报表明,刘蕴娟有倒卖黄金的嫌疑,最近几天进行了一番外围调查后,已于昨晚将刘蕴娟拘捕。连夜讯问,刘蕴娟交代一同倒腾黄金的还有元旦后已经猝死的应靖波。于是,今天他们就到应靖波的公司来搜查,回头还要去应家搜查呢。
  仇越的反应很快,他随即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说关于你们准备到应家去进行搜查之事,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是否悄悄进行,就是说不能让外界包括应家邻居在内的人知晓,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手头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三个警察同意了仇越的要求,说回头我们跟应家管段派出所联系一下,看怎么样妥善处理这件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仇越和小强于是立刻去看守所找刘蕴娟调查,主要是想弄清两个问题:其一,你跟应靖波三番五次大吵小闹,是为了什么事情?其二,1月3日下午你在干什么,有谁证明?
  刘蕴娟是一个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女人,昨晚警察去她经营的咖啡馆逮捕她的时候,一宣布逮捕令,她竟然尖叫一声当场就昏过去了。侦查员遇到这种心理素质的人,应当说是一种福分,因为这种人在被捕后接受讯问时,基本上用不着虚声恫吓,更不需要拍桌摔凳搞伴奏,只要摆出一副秋风黑脸就行了。而刘小姐可能比较体谅仇越他们的辛苦,所以也不劳驾他们秋风黑脸了,比较和气地问了一下,马上老老实实作了交代,说她跟应靖波之所以吵架,并非感情问题,而是为了倒卖黄金获利后分赃不均,她认为应靖波每次获取非法利润后都少分给她钱了,难以容忍,所以就找应靖波吵了。最后一次去找应靖波时,应靖波还是不肯把她算了细账认为少给了的一千万元给她,还要推她出去,她忍无可忍,于是就动手跟他撕扯,结果被应靖波揍了几下。当时,她确实说过让应靖波“等着瞧”的狠话,也确实有过恨不得将他杀死的念头,但她没有这份能力,也缺乏这种勇气,最后还是不得不忍了。元旦后四五天,刘蕴娟获悉应靖波猝死,想起两人曾经的那段情分,心里反倒有些兔死狐悲。
  关于1月3日下午刘蕴娟在干什么的问题,刘蕴娟说她记不清了。她不像杜尊玉那样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没有凡事都记一笔账的习惯,回想了半天,说好像是在她和人合开的那家咖啡馆里吧,因为下午两点以后咖啡馆就开始营业了。
  于是,侦查员就去咖啡馆找刘蕴娟的另一个合伙人调查。合伙人查了咖啡馆的每日账单,上面是有当班人员姓名的,果然记的是刘蕴娟的名字。侦查员又向1月3日那天当班的另外两个侍者调查,他们也证实刘蕴娟那天确实当班。那么,当班是否意味着人就一定在咖啡馆里待着呢?了解下来肯定是待着的,因为咖啡馆的收款工作是由两个老板亲自做的,那天既然是刘蕴娟当班,那她就得收款,所以她是无法脱身的。
  这样,刘蕴娟的嫌疑也排除了。线索就此中断,侦查工作又回到了原地。
  专案组开会再次研究案情,看如何找到那个冒充“爱卫会”工作人员检查卫生的穿紫色毛皮大衣的神秘女人。五名侦查员中,四人都发言谈了一些设想,但又都觉得似乎虚无缥缈,只有女侦查员小强没有开口,手里捏着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胡乱划拉着什么。组长汪风帆于是点名道:“小强,你也谈谈想法吧,群策群力嘛!”
  小强其实是在把目标的所有特征都写在纸上,想清理一下思路,这时还没写完,听汪风帆这么一催,讷讷道:“我……正在想嘛……”低头看看纸上写到的正是“紫色皮大衣”,遂说,“是不是可以通过皮大衣找目标……”这个姑娘的思维很敏捷,一边说着,一边脑子里竟然电光石火般地闪过一个念头,“有了!”
  小强头脑里产生的念头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1月3日那天,刘巧玲与应靖波分手后去“九源堂”配了药,又去买了帽子,还在帽子店给丁学贤打了电话,然后回家。而那个被怀疑是投毒凶手的神秘女人正好在刘巧玲出门去会丁学贤的短短十分钟时间内进入应家投毒。凶手要确保避开刘巧玲并顺利投毒,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她能够肯定刘巧玲在这段时间内必须出门;二是她必须事先等候在应家附近,看见刘巧玲出门后才能迅速进入应家。第一个条件,凶手(或者凶手的幕后指使者)可能是对刘巧玲和应靖波实施了跟踪,后来刘巧玲、应靖波分手后就跟踪刘巧玲,在帽子店里把她跟丁学贤通电话的内容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样,才能确保应家不会有大人在。第二个条件比较简单,凶手完全可以在应家附近找到一个合适的隐藏之处。这个隐藏处,就是小强头脑里此刻冒出的寻找凶手的途径!
  小强刚说到这里,其他四个侦查员就已经明白她的意思了:如此打扮的一个富家女,要想选择一个既能避开刘巧玲的视线又能看见刘巧玲出门的地方,不可能躲在附近某户居民家里。现在的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她贸然登门提出要坐一会儿而且躲在窗前一双眼睛始终盯着外面看,这副样子还不被人家当成女特务?所以,她完全有可能躲在应家胡同口马路上的某一处合适的公共场所。这样装束打扮的一个妖娆女人,只要在公共场所待的时间稍稍长一点儿,肯定会引人注目,注目的后果就是会留下记忆。因此,只要发现那个公共场所,再向人调查一番,就可能发现这个神秘女人的蛛丝马迹。组长汪风帆于是下令:全体出动,去太平路赢德坊!
  专案组一行五人赶到应家所在的太平路,以那个女人的眼光选择符合隐藏条件的场所,结果一下子就选中了胡同口西侧十几米处的那家“孟春茶馆”。这是一幢二层建筑物,二楼伸出底层大约两米,高踞于人行道上方。如果在二楼伸出位置靠东侧的那副座头上,就可以把赢德坊路口看得一清二楚。刘巧玲只要出来,就逃不过上面的那双眼睛。侦查员很想立刻就向茶馆方面了解情况,但此刻已是夕阳西下时分,茶馆早已关门打烊。汪风帆说那就明天早上过来吧,人不必多,我一个,主意是小强出的,小强跟我去。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6:23
  “113潜伏组”覆灭记
  次日上午七点,汪风帆和小强去了“孟春茶馆”。这家茶馆的金老板是个老实的生意人,胆子有点儿小,一听来人是公安局的,脸色就有点儿紧张。侦查员让他不必紧张,说我们要办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跟你的茶馆也没有牵连,遂把要查1月3日下午大约三点钟前是否有一个如此打扮的女人前来喝茶的情况说了一遍。金老板听了,马上说:“有!有!有!”
  旧时的茶馆,通常都是男性涉足之地,很少有女人光顾。哪天难得来一位女性的话,肯定会给老板、跑堂以及其他顾客留下深刻印象。如果这位女性打扮得非常时髦而且长得还有几分姿色的话,那这种印象会在人们的脑海里保存一段时间。1月3日下午光顾“孟春茶馆”的那个女茶客,就是这种情况。
  这个女茶客给金老板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还不仅于此。像“孟春茶馆”这种有点儿规模的茶馆,通常老板自己是不会出来应酬客人的,除非有人闹事了才出面。这天却是一个例外。那个女茶客上楼后,跑堂小邓就把她往朝西窗口的座头上引领,因为冬天下午的太阳转向西侧方向了,朝西的座头可以晒到阳光。可是,这个女茶客却一口谢绝,自顾往临街的东侧窗口那副没有阳光的座头上去了。坐下之后,要了一碟瓜子、一碟花生和一壶毛尖茶。小邓对于她选择座头之举觉得奇怪,担心会有什么事儿弄出来,于是赶紧向老板禀报。金老板听了也觉得有些反常,便出去看了一下,对这个穿着富贵时髦的服装来茶馆喝茶的女士感到意外,暗忖别是来跳楼自杀的吧?越想越不放心,就关照小邓,让他通知其他跑堂,大家都盯着这个女人,如果发现她想开窗什么的,立刻上前阻止!
  之后,金老板就一直心神不宁。本来是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喝茶的,想想坐不住,索性捧着茶壶出来,亲自坐在离那个女茶客不远的那副座头上监视着。因为不敢离开,所以其实也没敢喝茶——免得上厕所。巧的是,后来那个女茶客离开时,金老板发现她点的那壶毛尖竟然一口也没喝。
  汪风帆问,那么,这个女人坐在那里,有些什么举动呢?
  金老板说,有什么举动?她始终朝外面看着,看的方向就是朝东嘛!
  朝东,那就是应家所在的赢德坊路口了。于是再问:包括你在内的茶馆人员以及茶客中有认识那个女人的吗?
  金老板说,茶馆人员中肯定没人见过她,茶客,比较难说,要么问问看。
  怎么问呢?金老板自有主张。因为到他茶馆里来喝茶的一批老茶客都是赊账的,即平时来喝茶都先由茶馆统一记账,到月末那天一并支付就是。所以,茶馆只要查一查1月3日下午来喝茶的有哪些茶客就是了,他们肯定还记得那个引人注目的时髦女人。
  侦查员于是按照金老板提供的名单问了大约二十多名茶客,有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说他解放前好像见到过那个女人。这当儿,“好像见到过”总比“没有见到过”要好些,于是就继续追问。那老头儿带着一点儿不好意思的神情说,解放前他有时会去妓院转转,好像曾在“雅秋馆”见到过这个女人。
  这是调查所获得的唯一线索,专案组决定往下追查。青岛的妓院早已被取缔,不过还有办法调查“雅秋馆”是否有过这个妓女。因为取缔妓院时,所有妓院的人员资料如各人的基本情况登记、照片什么的,都是统一造册交到民政局去的。侦查员到民政局查到了“雅秋馆”的这本册子,先请那个老头儿辨认,老头儿却说册子里没有那个女人。那是怎么回事呢?老头儿说他是解放前两年即1947年见到那个妓女的,你拿来的这本册子是解放后政府取缔妓院时的资料。这两年里,她大概已经离开“雅秋馆”了。
  侦查员觉得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个女人是跳槽到其他妓院了呢还是从良嫁人了?这个,还得进行调查。于是,侦查员就去了市局看守所,向三个月前被逮捕的原“雅秋馆”老鸨钟艳兰调查,最后得知那个妓女名叫张少珍,在1948年初夏离开“雅秋馆”,不是跳槽,而是从良嫁人了。嫁给谁了?钟艳兰不知道,只听说张少珍是去做小(老婆)的。
  好不容易获得的一丝线索,眼看又要断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9:11
  “113潜伏组”覆灭记
  七、意外收获

  元月18日晚,专案组再度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侦查员殷贤铭提出了一个观点:当初,如张少珍那类少有文化、追求虚荣的妓女,获得一个自己非常满意的从良机会,能够嫁给一个有钱人,那应该是一桩天大的喜事,所以,她肯定会对“雅秋馆”的其他关系较好的妓女说到这件事。我们何不去找当时在“雅秋馆”的妓女了解一下?
  这个观点获得了众人的一致认同。于是,次日,侦查员根据民政局那本册子上的记载,分头寻找以前在“雅秋馆”待过,现因妓院被取缔而由政府安置谋生的那些前妓女,向她们了解关于张少珍从良嫁人之事。这一步走成功了。受访对象中,有三人是张少珍以前的小姐妹,她们都知道张少珍从良的情况:她并非属于那种明媒正娶的嫁人做小,而是给一个姓辛的有钱商人做地下情人。那个商人给了她一套房子,让她待在里面,平时的吃穿打扮零花钱什么的都由辛某提供,辛某则时不时去那里过个夜什么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张少珍是做了辛某的“金丝鸟”。那么,这只“金丝鸟”的窝筑在哪里呢?这个,那三位谁也没去过,只听说在台东区洮南路一带。这也好办,通过派出所去查摸就行了。
  当天下午四点,专案组获得信息:张少珍独自住在洮南路的一幢公寓楼内。于是,五名侦查员立刻一齐出动。赶到那里一问公寓门房老戴,说有这样一个业主,是一个单身女人,好像没有工作,有时一连几天待在屋里不出门,有时忙忙碌碌一天要出出进进多次,还时不时有人来访。不过,最近已有多日没见过她了。
  侦查员稍一商量,决定进入张少珍的住所去查看。门房是没有业主住所钥匙的,于是就请来一个锁匠将房门打开了。进门一看室内景象,侦查员心里顿起疑窦:厨房里的一个小铝锅里,剩下的半锅米饭已经发霉;卧室桌上的1951年台历,只翻了两页,停留在1月3日上。卧室的床头柜上,一盒已经开封的上海“冠生园”生产的“燕子太妃”奶糖赫然入目,打开盖子,里面的糖果包装纸跟刘巧玲交给专案组的那六张属于一种式样。
  侦查员于是就让锁匠打开了所有的抽斗、橱门锁具,检查下来,发现主人的金银首饰、现钞存折、贵重衣物之类均未动过。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从饭菜发霉、台历未翻动过的情况看来,张少珍已经出门多日未归了。她去了哪里?为什么如此匆匆忙忙地出门?从掌握的证据看,她在1月3日下午是去太平路应家往中药里投毒的。她的投毒行为当时根本没有人发现,警方也是这两天才掌握的,所以她在下手之后应当是没有必要惊慌失措地立刻扔下一切逃窜的。这个女人在其住所留下的痕迹似乎透露着一种不祥的预兆!
  专案组长汪风帆想了想,说看来现在我们要对这里进行正式搜查,小宋你下去一趟,给派出所打个电话,请他们过来一两位同志,如果有需要带走的东西,可以先封存到派出所。另外,要他们带一些盖上公章的封条过来。事后想来,幸亏汪风帆有这个念头,否则专案组接下去的工作将会变得非常麻烦和艰难,因为马上就要出现打草惊蛇的后果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3:39:36
  “113潜伏组”覆灭记
  这幢公寓装有一部电话机,就在底楼门房间里。小宋下了楼,在楼梯口拐弯处看见从外面来了一个男子,走进门房间,向门房老戴询问着什么。老戴还没回答,看见小宋刚好下楼,就向他招手。小宋当时还不知运气来了,快步走过去问有什么事。老戴指着那人说,这位同志是张小姐的表兄,说张小姐把钥匙交给他让他来拿一点儿东西。
  小宋定睛一看,那人大约三十三四岁,戴着一副眼镜,穿一件中式对襟丝棉袄,一副文弱书生打扮,看样子很像一个教书先生。对方见小宋打量他,遂开口询问:“这位同志是……”
  小宋说:“我是公安局的……”底下的话还没说出来,就发现对方眼里掠过一丝惊慌的神色!
  对方定定神,说:“我是张少珍的表兄,她委托我过来拿点儿东西。您是公安局的?是来公寓楼执行公务啊?”
  小宋点头:“我们奉命来查看张少珍的住所!”
  对方神色倏变,稍一愣怔后马上欲往外走,嘴里说着:“哦!既然你们在执行公务,那我就不打扰了。”
  这人当然已经没法离开了,被小宋一把揪住:“别走!跟我上楼去!”
  其他侦查员没想到小宋去打电话竟然揪了一个人上来,汪风帆一听情由立刻伸手:“钥匙呢?”接过对方颤颤巍巍交出的钥匙,一声令下,“铐起来!”
  从这个倒霉鬼身上搜出一个工作证,表明这人名叫袁昱,是台东区“红星小学”的老师。他再三声称自己是好人,至于跟张少珍的关系……汪风帆打断说,既是好人,那你就说一下自己住在哪里吧。袁昱只好说出了住处。其时,汪风帆已经断定这一幕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问题,于是,立刻给市局打电话要求派车过来,押着袁昱前往其住所进行搜查。
  这一搜查,整个专案组为之震惊。在袁昱家的阁楼上,竟然搜出了美国制造的收发报机一部和一支左轮手枪、五十发子弹。
  随即将袁昱押往市局突击讯问,袁昱交代自己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成员,负责报务,兼带干一些组长交办的杂差。至于该组的其他成员,他不清楚,向他直接下达指令的是“113潜伏组”少校组长牛汉峰。牛汉峰的公开身份是“雄山粮行”的老板,地址是市北区海泊路229号。
  专案组没想到竟然牵出了这么大一个案子,于是立刻向领导紧急报告。青岛市公安局领导连夜组织力量前往“雄山粮行”将老板牛汉峰逮捕。然后根据牛汉峰的交代,当晚逮捕了“113潜伏组”其余六名成员。牛汉峰还交代了张少珍的下落——已于元月3日晚上灭口,尸体扔于市郊接合部的一口枯井里。次日,警方在那口枯井中发现了张少珍的尸体。
  “113潜伏组”成员全部被捕后,交代了各自的罪行。至此,应靖波命案的案情终于真相大白——
  “军统”的少校情报员牛汉峰早在抗战时期就一直以粮行老板身份为掩护在青岛进行秘密活动。特务头子戴笠死后,原“军统局”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949年初牛汉峰受命潜伏,组建“国防部保密局第113潜伏组”,共有六名成员,而且早就有各种合法身份为掩护,其使命是接受“保密局”总部指令,伺机刺探解放后青岛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情报,还规定视工作需要发展成员,每发展一名成员,该组就可以获得三两黄金的经费。
  像牛汉峰这样的老特务,是不会因为那三两黄金而大肆发展新特务的,因为发展新成员必须慎而又慎,否则一个不小心就会将整个组织都给暴露了。牛汉峰心里很清楚:性命比黄金重要。所以,他在这两年里,一共只发展了两名新成员,一个是张少珍,一个是应靖波。张少珍是青岛解放前就已经发展了的。张少珍与应靖波勾搭后无意间得知他所开的公司因经营海产品业务需要,持有可以合法前往青岛地区整个海域诸岛屿的通行证。牛汉峰深知这个通行证的重要作用,对于应靖波来说不过是做生意,而对他来说,则可以收集军事情报。于是,他就决定把应靖波拉入特务组织。应靖波玩女人内行,对于政治、军事、人生等方面却很是糊涂,跟牛汉峰这样受过专门训练的老特务一打交道就输,于1950年9月3日正式签约,成了“113潜伏组”的一名新成员。
  当时,牛汉峰还没有接到台湾的指令让其收集海域军事情报,所以没有给应靖波安排任务,但每月还是发给应靖波报酬和活动经费。这使应靖波很高兴,加上又有美女张少珍,只以为自己鸿运当头,乐得享受。哪知好景不长,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牛汉峰接到指令让“113潜伏组”收集青岛地区的海域情报。于是,牛汉峰于12月1日向应靖波下达了指令,并拨给特别经费一百五十万元。应靖波接受了指令,领取了经费却按兵不动,也不向牛汉峰说明任何理由。牛汉峰等了十天,不见消息,就让张少珍催问。应靖波说“正在进行”,之后又是十天没有下文。台湾三番五次催促,最后甚至发出了“如再延误,将执行团体纪律”的严重警告。不得已,牛汉峰再通过张少珍跟应靖波联系,应靖波干脆连张少珍也回避了。
  牛汉峰终于明白,这小子是胆小怕事,临阵缩头了。真实的特工行业里是没有什么“做思想工作”之说的,于是,牛汉峰就只有采取“密裁”措施了。他向手下三名特务发出了指令:密切注意应靖波的动向,每日一报。
  那三名特务都是接受过收集情报训练的,对付应靖波这样一个外行简直是易如反掌。他们通过跟踪、窃听电话等手段,很快就查明应靖波最近正频繁跟医生接触,治疗一种叫“痹症”的毛病。牛汉峰于是就有了初步打算:利用其看病一事做文章。
  应靖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已经受到了三名“保密局”特务的秘密监视。这样,他的就医计划和实施情况,被窃听电话的特务掌握得一清二楚。1月2日,牛汉峰得知次日应靖波要去“施一帖”施大为中医那里去就诊,立刻想到了一个主意:看中医就得吃中药,中药里是最容易下毒的了。于是,牛汉峰就召见张少珍,说奉上峰之命,要你去执行一项简单使命,完成使命后,根据你之前再三向我提出的申请,决定同意你撤到香港去,届时会有专人前来接你前往。张少珍大喜,连忙问要执行什么使命,牛汉峰说很简单的一桩事儿,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牛汉峰随即向那三个执行监视应靖波使命的特务下达了命令:次日严密监视应靖波,如果他去就医,则盯着他配的中药的下落,有情况可随时来电报告。
  这样,应靖波、刘巧玲前往施氏诊所去看病的时候,其实后面是有人跟踪的。两人离开诊所后分道扬镳,跟踪的特务就盯着去抓中药的刘巧玲了。刘巧玲去“九源堂”抓药后,回家途中进帽店买了帽子,还给丁学贤打了个电话。跟踪的那两个特务也佯装顾客进了帽子店,听见刘巧玲的电话内容后,一个继续跟踪刘巧玲,另一个则去马路对面的一家牙医诊所借用电话给牛汉峰密报了情况。牛汉峰接到这个电话后,决定立刻对应靖波下手,遂向张少珍下达了执行命令。
  张少珍接受命令拿了牛汉峰交给她的砒霜后,立刻前往太平路。因为时间还早,就进了“孟春茶馆”佯装喝茶等候着刘巧玲出来。三时许,丁学贤赶到后,刘巧玲果然也从胡同里出来了,于是,她就潜入应家,在中药里下了毒。
  张少珍遵照牛汉峰之前的命令,在外面给牛汉峰打电话报告“事已办妥”,然后就回家去了。当天傍晚,一名特务根据牛汉峰的指令前往公寓来接张少珍。来人跟张少珍对上暗号后,让张跟他走。没想到,这一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之后,牛汉峰按兵不动,见半个多月过去了张少珍的住所那边没有什么动静,料想公安局无法侦破这个案子,于是就派袁昱过来把张少珍的一些贵重细软拿走。没想到,这一来,竟然撞到了警方手里!
  1951年7月,“113潜伏组”成员被押上了审判台,牛汉峰等四名特务被判处死刑,其中三人立即执行,一人缓期两年执行,后改判无期徒刑;另外三名特务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二十年。
我要评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2:29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文 徐达理


  华北名城天津市解放伊始,几处主要闹市区域忽然劫案频发。短短数日内,数户中外居民遭到打劫。据事主报案时陈述,案犯或是银发长须的花甲老者,或是相貌剽悍的壮健青年,或是颤颤巍巍的虚弱老太,或是婀娜多姿的妙龄女子。警方据此认为是一成员复杂的抢劫团伙,不敢小觑,抽调精干力量大力侦查。案犯顶风作案,刑警抽丝剥茧,案情终于水落石出,结果令人吃惊,皆云此系罕见奇案……


  一

  1949年2月12日,元宵节。天津解放还不到一个月,城内城外还到处可见战争留下的痕迹,但大部分工厂已经开工生产,商家店铺也基本都恢复了营业,市面繁华不减往年。
  下午2时许,市内十区中天电机厂旁边的一条小巷口停下了一辆人力车,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下了车,缓步走进巷子,在其中一户民居前驻步,四下看了看,抬手轻叩大门。片刻,一个女佣开了门。
  这个男子名叫牛栋才,当年在天津卫也算得上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他是辽宁人,其父是当年跟张作霖一起当胡子的结拜弟兄,后来当了东北军的骑兵旅长。东北军入关后,驻防天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老牛宣布退出军界改行经商,倒也做得像模像样,着实赚了许多大洋。可惜好景不长,不到十年工夫就伤病齐袭而殁。
  老牛一死,就轮到小牛牛栋才上场了。这牛栋才也有他那一份“轰轰烈烈”,不过正好跟其老爷子相反,一个是刀口上舔血出生入死多年奋斗创下偌大一份家产,一个却是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十数年间把家产折腾得所剩无几。不过,在这段时间里,牛栋才结交帮会上过头面座席,一掷万金戴过将军虚衔,警察局长跟他称兄道弟,明星美女对其俯首帖耳。总之,凡是既花钱又扬名的事他都有兴趣折腾,只有一件事他坚决拒绝,那就是日本占领华北时请他出任伪职。他说咱老伯张大帅死在日本人手里,老子岂能不计前嫌替你们效力?好在有此举,抗战胜利清肃汉奸时“军统”没有请他去蹲大牢。
  牛栋才如此折腾到1949年初天津解放前夕,把老爷子留下的数百万家产弄得只剩下位于中天电机厂这边巷子里的一处住宅,以及几件珍稀古玩字画。林彪、罗荣桓部队兵临城下时,牛栋才忽然想到自己以前挂过“国军”少将高参的虚衔以及跟警察局长、帮会首领称兄道弟的那些历史,寻思共产党攻下天津后可能要找他算账,于是就想溜。可是这时林罗大军已经把天津围得如铁桶一般,插翅难飞,于是只得把家托交女佣刘妈看管,自己带着家小躲到了一位朋友家里避风头。
  1949年1月15日,天津被解放军攻占,部队入城后,借宿于民居,牛栋才家宽敞,住进了三十八军的一个排。牛栋才听说后,心头就好似挂上了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晃荡得紧。此话怎说?原来,牛栋才是担心密藏于家中的那几件珍稀古玩字画遭不测,那是他今后的生活保障。如此晃荡到正月十五中午,刘妈前来报信说解放军已经离开他家了,于是牛栋才就赶紧回家察看。
  当下,牛栋才进家门后直奔书房,顾不上喝刘妈沏上的茶水,就马上将其支开,移开床前的小柜,一按机关,护墙板自动移开露出一个洞口。牛栋才从墙洞内取出两件字画,并排挂于墙上,这才退回椅子前坐下,一边喝茶,一边欣赏。直到此刻,他那颗心才算安定下来:解放军在他家住了二十多天,并未动他的东西。
  牛栋才欣赏良久,直到喝尽杯内的茶水,正想叫女佣添开水时,忽听背后似有声响,转脸一看,不禁大惊:不知几时,书房里已经进来了一个人!这人看上去有点怪:身穿紫色绸缎丝棉袍,外罩黑色狐狸皮背心,头戴一顶厚兽毛绒瓜皮帽,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颏下挂着两寸长的银须,双手反背身后,背脊微佝,分明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者。
  老者像是没看到牛栋才似的,移步墙前,注视着墙上的古字画,微微点头,用京剧念白样的那种怪怪的腔调道:“一为明代大才子唐寅的《春日仕女图》,一为北宋苏东坡的手书《示子训》,上有明清五帝的御笔题名,真乃字画珍品也!”
  牛栋才直到这时方才回过神来,大喝道:“你是什么人?”
  老者头也不回:“吾乃世间闲人也!”
  “怎么进来的?”
  “老朽不才,昔年赴茅山学得穿壁之术,路过贵宅,忽生入内拜访之念,便进来矣!”
  “你想干什么?”
  “老朽无欲无念,不过想借阁下此字画一观。”
  牛栋才这才意识到来了强盗,大惊,一跃而起,正待叫“来人”,那张开的嘴巴却又不得不合拢了——他忽然看见对方手里竟然亮出了一支勃朗宁手枪!牛栋才也是玩过手枪的,一看就知道对方是行家里手,当下就不敢心存侥幸,马上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老者退后数步,还是用京剧念白:“小子听令——与我将字画取下,装入原盒。”
  人在枪口下,不敢不从命。牛栋才尽管心痛至极,但还是服从了。
  “如此很好,尔可保全性命。听着,俯身趴下!双手后剪!”
  牛栋才刚完成这两个动作,老者就把刚才他坐过的那把藤椅掀倒在他的身上,然后取了字画,随手从一旁的衣帽架上拿下牛栋才的那件英国薄花呢风衣穿在自己身上,说声:“多谢!老朽去也!”
  牛栋才趴在地板上,听见背后没有声音了,先试着动了动身子,确认强盗真的已经离开了,这才爬了起来。到客厅一看,女佣刘妈竟还无事一般在擦拭家具。开口一问,刘妈不知道家里已经进来过不速之客。原来,那强盗是从后墙翻越而入,又打开后门从容离去的。
  牛栋才开始考虑是否应该报案,他躲在朋友家避风头时倒是天天看报纸的,知道共产党方面已经接管了市政府以及下属的包括警察局在内的所有办事机构,原警察局已经易名为公安局,由一位名叫许建国的老牌共产党员担任公安局长。这个许建国上任后,公开宣称:“公安部门的一系列工作都应该首先研究我们以后要成立的国家的性质和内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公安工作是依靠大多数人来统治和惩罚少数人的,这与反动阶级的警察迥然不同。”他还要求公安保卫人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区分敌我界限,具体提出了公安保卫人员必须具备的六项品质要求:高度的责任心、坚定的阶级立场、熟悉业务、服从命令、执行政策、经常与群众联系。刊登许建国上述观点的报纸牛栋才始终带在身上,这倒不是他喜好政治学习,也不是特别拥护许建国想组建一支粉丝团,而是因为这人的讲话内容跟他牛某人的命运前程紧密相关,他得时不时地进行研读。
  现在,牛栋才又掏出了那份报纸,仔细阅读了划线的位置,暗忖道:共产党警察的工作原则是“依靠大多数人来统治和惩罚少数人的”,这“大多数人”和“少数人”如何划分?看来肯定是以他们所说的阶级来划分了,这就糟糕了,我牛某人打从生下来到现在就没有参加过劳动,完全是靠下人来为我服务的,那我还不是给划到“少数人”那个圈子里去,去受“统治和惩罚”?听说,共产党统治下的解放区还开展斗争把富人的财产强行分配给穷人哩!如此,我倘若把此番遭劫之事报告公安局,不正好给人家提了醒:这姓牛的是有钱阶级剥削分子,先去他家瞧瞧还有什么家财密藏着。这样,不但别指望把那两幅字画追回来,只怕另外几件古玩也得让人家给抄了去,最终还会落一个受“统治和惩罚”的下场。
  牛栋才如此思来想去,就打消了报案的念头。他不知道,这一念之差所造成的后果,不但使公安局因晚掌握了情况而导致案犯嚣张作案,而且后来还让牛栋才本人也很是受了一番惊吓。此为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牛栋才这边的“字画劫案”发生三天后,一夜之间忽地发生了三起入室抢劫案——
  第一起:有一个姓苏的中年妇女,独自住着一幢位于海河畔英商打蛋厂附近的西式小洋楼,家里雇着男女用人各一。这位苏姓女子,出身不大光彩,是北平一家妓院的头牌。因为容貌出众,性格温柔,书画琴棋皆通,被一在北洋政府任过要职的旧官僚看中,以重金赎身,携往天津养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金丝鸟”。苏某这“金丝鸟”一当就是十八年,一直当到那官僚前年病死。
  官僚给苏某留下了可观的遗产:除了她现在住着的那幢小洋楼,还有若干金条、上万大洋以及首饰、珠宝等。苏某似是看破了红尘,从此不再跟外界来往,守着小洋楼闭门不出。这样,她以前的那些朋友也就渐渐忘记了她。可是,也有人还惦记着她,而且记得很牢。这天午夜前,苏某于熟睡中被人推醒,睁眼一看,床前站着一个身穿黑色紧身服的长发少妇,一条白色纱巾蒙住了眼部以下的脸庞,手里握着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
  苏某下意识地张口想叫,尖刀的刀身已经贴住了她的半边脸跟她“亲密接触”。然后,传入耳朵的是只有在戏台上才会出现的花旦念白:“听着——不许出声也!否则——血光之灾降临矣!”
  苏某便不敢动弹,也不敢吭声。
  对方又用戏台语言下令:“你的黄金藏于何处?速速道来!”
  巧的是,苏某那几天正好感觉身子不适,以为中了邪,那天临睡前拿了两根各五两重的金条放在枕头下意欲驱邪。当下也顾不上多想,保命要紧,于是就交了出来。
  那少妇拿了金条,说声:“多有相扰,小女子就此告辞也!”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3:24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第二起:这个案件的受害人周某住得离苏某不远,不过一条横马路之隔。这人是个旧军官,据说是保定讲武堂出身,抗战前就已官至“国军”团长,本来还有相当大的上升空间,但一次军事演习时不幸坠马负伤,昏迷不醒。等到醒来时,已是四十多天后了,“卢沟桥事变”早已发生,他的部队不知转移到哪里去了。于是只好回天津老家,住在英租界。这人的情况有点神秘,他从来没有一份正当职业,戏院、茶馆、饭店、酒馆,日子过得绝对滋润,不但住着带花园的洋房,拥有大小老婆、男女用人,还有一辆“雪铁龙”轿车。周某的钱财来源,外界传说纷纭,有的说是他当军官时盗掘古墓发了大财,有的说他是凭着既替“军统”又替日本方面搞情报的两面间谍身份所获,有的说他是毒贩头子。于是,当传来解放军要攻打天津卫的消息时,有些人就断言周某的滋润日子差不多要过到头了,除非他赶紧脚底下抹油。
  但周某却没有走,还给那些议论者爆了一个冷门:上个月天津解放伊始,一位带着两个警卫员的解放军军官骑马前来周宅拜访。据说那个军官是周某以前在“国军”当团长时的老部下,原就是共产党员,是打入“国军”从事地下工作的。而周某当时已经查明了其真实身份,不但没有逮捕人家,反而还不时提供一些方便。如此,解放后就没有人来打扰过这位神秘人物。
  不过,这种情况到了这天晚上却发生了变化。午夜过后,周某正在住宅中独辟的一间静室中进行他已经坚持了多年的午夜打坐时,一条黑影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周某蓦然一惊,一跃而起,转身欲取墙上的宝剑。但来人已经拦住了去路,一把匕首对准了他!
  周某便不敢莽动,这才定睛打量,暗吃一惊:对方竟是一个身穿黑色对襟衫的老妇,白发飘飘,一条黑纱巾掩住了眼部以下的大半张脸面。他还没想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对方已经开口了,说话的声调跟戏台上的老旦几无差别,命令他交出保险柜钥匙。
  周某行伍出身,出生入死多年,哪有这么容易就范的?当下嘿嘿一笑,刚想说这位大姐你若是手头短缺兄弟可以资助若干,但开口就要保险柜钥匙,那就是“癞蛤蟆吃天——胃口太大”了。但他刚张嘴,对方手腕一晃,匕首霍地飞出,劈面而来,他避让得快,但耳朵还是给刀锋掠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周某大怒,正待乘机扑上去时,却见对方双手又不可思议地各出现了一把同样的匕首,当下就不敢造次。
  老妇怪怪地一声冷笑:“且看我的手段!”左手一抖,匕首飞出,扎进了对面三米开外的柱子,估摸足有两寸深。周某这才知道对方的厉害,只得在交出保险柜钥匙和密码后,按照对方的命令抽了自己的裤带自己动手绑上双足,又仆倒在地,双手反背,任凭对方用一副手铐铐住了双腕。周某大着胆子提出了一个要求:“请勿伤我家人。”老妇道:“汝放心可也!”悄然出室。
  片刻,老妇去而复归,收起匕首,又拿走了手铐,不声不响离开了。周某自己解开脚上的束缚后,急去看保险柜,发现老妇掠去了里面的全部黄金首饰,却没动那几件价值惊人的战国青铜器和房地产契约。
  周某自是恼怒,当下便唤起佣人,让赶紧去向公安局报案。佣人出门没多久,就遇上了解放军的夜间巡逻队,自要盘查一番,于是他就对巡逻队说了此事。巡逻队于是就近找了一家工厂,打电话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十区分局。
  分局值班室接到报案,指派两名警员去周某家了解情况。这二位还没出门,就接到了第一起抢劫案的事主苏某的报案电话。
  苏某遭劫距此时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怎么才想到报案呢?原来,她本是想忍气吞声算了,破财消灾吧。但那毕竟是十两黄金啊,她哪里还睡得着,便唤起女佣替她弄了两个菜,烫了一壶酒,自斟自饮,借酒浇愁。哪知两杯酒喝了,心里反倒越发难过,禁不住就哭泣起来。
  女佣见了心中奇怪。那劫犯行踪隐秘,进出苏宅竟然没有惊动两个用人,因此这女佣根本不知道主人为何泪如雨下。女佣见主人越哭越伤心,于是便大着胆子相劝“身体要紧”。苏某平素对用人一向和善,主仆之间话倒是蛮多的,当下便说了此事。这时那个男用人也已经惊醒,他便劝主人报案。苏某脑子里还是旧社会警察局的印象,便说报案又有什么用呢,警察登门反而还得花“辛苦费”,最后案子还是无法破掉。男佣承担着苏宅的外勤,平时经常到外面去替主人办事,接触的事情就多,于是便把解放后的新气象对主人说了一番。苏某于是才知道共产党的公安局跟国民党的警察局是完全不同的,当下就决定报案。她家里是装有电话的,于是就直接打到了公安分局。
  分局值班室这下吃惊了:怎么接连发生了两起抢劫案?而且损失都不小,这是怎么弄的?当下便派警员前往周、苏两家查看。
  后来才知道,就在十区公安分局派员前往苏、周两家查看并了解情况的当儿,发生了第三起案件。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3:53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二

  这天晚上发生的第三起抢劫案件,不但惊动了警方,甚至还惊动了军方,因为强盗开了枪,打伤了一位解放军团政委的父亲。
  这位解放军团政委的父亲姓平,山东省济南人氏,是武汉大学的教授。解放军发动天津战役前,平教授正在济南老家休养。济南早在1948年9月24日就已经由许世友率领十四万大军解放,天津这边解放后,平教授在华北军区杨得志兵团当团政委的儿子就给老家写了一封信。平教授跟儿子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当下就按捺不住激动,一过了阴历年就动身前往天津看望儿子。父子久别重逢,自有一番激动场景,因与案情无关,这里省略不提。
  那时部队流动作战,没有条件组建自己的招待所,平教授探亲期间就只能跟部队住在一起。平教授很是不习惯,好在他在天津有朋友,于是只跟部队住了一天就转移到那位朋友家里去住。
  平教授的这位朋友姓郝,这年已经六十八岁了,是老同盟会成员,当年跟孙中山、黄兴一起闹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来定居天津,以经商为业,在天津也是一个有点名气的资本家。
  郝老先生跟平教授也是多年未见,两人见面自有说不完的话。白天说不够,晚上还说。两人都是嗜酒喜茶的君子,有时喝酒品茗,彻夜长谈。这天晚上,两人一聊就聊到了下半夜,谈兴正浓时,书房门忽然自动打开了。郝老先生还以为是被风吹开的,起身走出屏风欲关上,却见面前站着一个戏台上武松、窦尔敦样武生打扮的汉子,腰间竟插着一把手枪!
  郝老先生惊喝:“你是谁?想干什么?”
  对方冲他一拱手:“在下无名氏,闻阁下乃津门富豪,特地告借黄金若干!”
  “强徒?”郝老先生疑是梦中。
  “请阁下立马交割!”对方亮出了手枪。
  郝老先生一个激灵,还没想好如何应对时,屏风后面闪出了平教授,二话不说把酒瓶子冲强盗劈面扔过去,同时扯开了嗓门大喊:“来人!抓强盗!”
  “砰!”强盗抬手一枪击倒平教授,转身出门而遁。待到郝宅的其他人纷纷起床赶来时,早已不见了影踪。
  平教授立马被送往附近的教会医院,经检查,子弹打中腹部,流血很多,但因抢救及时,性命无碍。
  第三起案件的发生地属于天津市九区,所以当时十区公安分局值班室并不知晓。九区公安分局接到郝宅的报案后,当即派出警员前往勘查。听说负伤的平教授是解放军团政委之父,随即又向驻军作了紧急通报。当时杨得志兵团已经奉中央军委命令离开天津前往太原前线围攻阎锡山去了,那位平政委随部队离开,因此,此事就连夜上报了驻扎于河北省阜平县的华北军区司令部。华北军区司令部保卫部甚为重视,当即连夜派员驱车急赴天津。
  天津驻军同时又向天津市军管会和市公安局通报了这一案件。这样,次日上午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一走进他的办公室,就知道了这个案子。
  许建国是新中国公安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卓越领导者,新中国城市公安工作的奠基人。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南阳乡杜家嘴的一个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安源煤矿三次大罢工。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这时起,他就开始从事政治保卫工作,二十年内先后担任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分局侦察部部长、红八军团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保卫分局侦察科科长、第一纵队政治保卫分局局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副处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长、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长、华北局社会部长等职。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许建国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后来许建国还出任了公安部副部长。
  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的经历使许建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喜欢直接掌握第一手情况,为此,上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后,就对下辖各公安分局下达了一个命令:各分局长每天早晚两次向市局汇报最新治安动态。这样,这天上午一上班,许建国不但知道了九区发生的枪击平教授案,还知晓十区昨晚也发生了两起与九区案情相同的刑事案件。
  这样,许建国就觉得蹊跷了:怎么三起案件几乎一模一样呢?不过是作案分子的性别、年龄不同罢了,最值得重视的是案犯跟被害人的语言沟通都使用了京剧中的台词念白腔调,莫非这是哪个由于经营不得法而倒闭或者濒临倒闭的戏班子进行的团伙作案?
  当时所有刚解放的大城市都有严重的治安问题,天津也不例外,从元月15日解放到2月16日的一个月余时间里,不但政治性案件发生率高,刑事案件更是频频发生,经过大力打击才得到了遏制。但是,即使在那一个月里,也不曾有过像这种成规模作案的,何况对手还不简单,能耍飞刀,能玩手枪。因此,这三起案件理所当然要受到许建国局长的重视。于是,许建国决定组建一个专案组专门侦查这三起案件。
  当天傍晚,以案发日定名的“2.16”专案组组建。这是一个阵容强大的联合专案组,除了天津市公安局的警员外,还有华北军区保卫部刚刚从河北阜平赶抵天津的两名干事,以及九区、十区公安分局的警员,一共有九人,其中五人是中共党员,组长是许建国局长亲自点的将,是他从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带来参加接管国民党天津市警察局后正拟调往市政府工作的秦瑞器。
  秦瑞器是北平人氏,1937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抗战爆发,他参加了八路军。经历过对日作战的战火考验,从班长一直升到营教导员,又调往社会部从事保卫工作。期间,他曾被怀疑为“国特分子”被中共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点名关押审查过,经许建国力保方才得以解脱。特殊的经历使秦瑞器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认真负责,小心谨慎。这正是许建国点秦瑞器将的主要原因,也是眼下侦查“2.16”专案最需要的基本原则。
  当天晚上,秦瑞器主持举行了首次案情分析会。秦瑞器接受使命后,曾赶往教会医院探望平教授,正好郝老先生也在病房,于是当场就向他们了解了昨晚案发时的详细情况。这时会议开始后,他又让参加专案侦查的十区分局侦查员详细谈了昨晚发生在该区的苏某、周某被劫两案的情况。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4:26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然后,众人开始讨论分析,认为这三起案件的作案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抢劫苏某、周某和郝老先生的三个案犯分别系少妇、老妇和男性武生,三人说的全是京剧中的念白式语言,加上武松、窦尔敦样的装束打扮,由此估计他们都是戏子或者有过戏子经历的,很有可能出自一处,就是某个戏班子的戏子。
  二、三名案犯都是持刀或者持枪作案,而且能够熟练地使用飞刀或者打枪,因此应该接受过武术或者杂技训练和军事训练。
  三、三名案犯选择的抢劫对象具有相同的特征:一是具有相当财力,二是其住处地形为闹中取静、相对偏僻,夜间不易与解放军巡逻队遭遇,宅内人员基本不具备反抗能力,这说明案犯对抢劫对象是事先了解过的。因此,案犯多半是最近还居住于天津市内的人员。
  四、从案犯的抢劫情况看来,并没有凸显出那种通常强盗的极度贪婪:苏某在交出十两黄金后就没有进一步遭到勒索,周某保险箱内的青铜器古玩等也并未顺手牵羊。这很像一些长期行走于江湖的有名头字号的大盗惯匪的作案风格,由此可以判断案犯对于江湖规矩是很了解的,也显示了他们对于自己作案本领的自信。因此,很有可能他们最近还会下手作案,故应注意防范。此外,案犯只抢劫黄金,看来他们是准备在捞一票后远走高飞离开天津。
  与会侦查员一致确认上述情况后,秦瑞器提出了侦查方向:从调查戏班子和有过唱戏经历的人员着手进行侦查,在有此经历的人员中根据接受过“武术、杂技、军事”训练的特点作进一步调查。此外,还应当对三个受害对象进行访问,了解他们是否将其情况提供给外界的亲朋好友等。
  秦瑞器行事讲究雷厉风行,案情分析会结束已是晚上9点多,但他还是要求侦查员根据各自的分工,能够连夜进行的工作马上着手去做。约定次日午饭后各路人马不管是否获取了线索,都须跟他联系,以便掌握全组综合情况,便于缜密分析。
  次日中午,各路情况汇总到了秦瑞器这里。
  第一路:分工调查本市的戏班子情况。已经着手访查了大约四分之一,着重先拜访了几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前辈艺人,他们都说之前从未听说过强盗以唱戏打扮和念白进行作案的,那真是堪称盗界一绝了,于行业规矩而言,这也是业内人士所严重不齿的行为。据他们所知,天津以及附近地面上的戏班子虽有因经营不善而歇业的,但没有一个戏班子会改行为盗。过去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的统治下,治安情况一片混乱,歇业班子尚且没有发生过如此行为,现在进入新社会了,共产党为人民做主,给艺人出路,怎么还会这样做呢?
  侦查员又向他们请教:据你们所知,天津地面上是否有艺人精通武术或者杂技,能够耍飞刀,或者能像军人一样熟练地使用手枪?这几位前辈细细回忆,都说没有这种印象。天津卫精通国术的艺人倒是有几位的,都是颇有名气的武生,但从未听说过他们会飞刀。
  第二路:分工访问受害人苏某。据苏某回忆,她长期闲居在家,自抗战胜利到现在,已经三年多没有参加社会上的任何聚餐、娱乐、访友活动了。在家里也不接待客人。至于她的两个用人,都跟随她多年了,一向本分、忠实、可靠,也没有跟外人搭讪沟通的嗜好。因此,她直到现在也不明白强盗怎么如此准确地将其选为抢劫对象。
  第三路:分工访问受害人周某。周某经历复杂,社会关系也多,他要说的话就长了,从上午8点一直说到中午11点多方才结束。他向侦查员提供了他所交往过的上百个三教九流以及各类亲朋好友,然后说他还可以想想,估计还能提供一些。这些姓名、住址、电话差不多记满了一个专用小本子,是否有价值很难说,因为周某一面说一面自己就当场把人家否定掉了,还要求侦查员最好不要去问对方,免得日后他跟人家见了脸面上不好看。侦查员问周某是否对某一亲朋好友产生过怀疑?周某马上摇头,说我周某人是何等人物,难道还有“交友不慎”一说?我的亲朋好友全是绝对可靠的!
  第四路:分工访问受害人郝老先生。别看这位老先生年过花甲,但思路却是绝对到位,他对侦查员提出的要求表示异议,说以我在天津商界的这点小名气,大致上知道我有多少财力的人不知有多少,而且其中多一半或许还是他们知道我,我却听都没听说过他们。你们查得过来吗?这路侦查员也向其询问是否自己心里有过怀疑对象,回答是一阵摇头。
  秦瑞器面对着这些汇总上来的情况,只是觉得头痛。如果按照原先所计划的继续进行调查,那就只有调查周某提供的那份亲朋好友名单了,如此调查自然要投入大量人力,却很难说是否有效。
  秦瑞器还没有考虑好,进行第一路调查的侦查员忽然打来了电话,说他们在下午继续进行调查时,从一位以前在京剧界曾唱出过名气,后来因为嗓子坏了而不得不改行打鼓的老艺人那里获得一条线索:他知道有一个人具备警方所要调查的作案对象的基本条件!
  这个人名叫甘宝霖,河北省霸县胜芳镇人氏,家住本市大胜路“亨记饭庄”楼上,三十多岁。甘宝霖八岁到天津学唱戏,学的是武生,十三岁登台,十八岁那年因为跟班主发生矛盾愤而出走,也不管“好男不当兵”的世训,一跺脚去山东济南投了韩复榘的第一路军。因他是武生出身,就被打发去了韩复榘的手枪旅。抗战开始后韩复榘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了,手枪旅解散分编,已经当了副连长的甘宝霖对当兵一行产生了厌烦情绪,于是就乘机离开军队,返回家乡。
  甘宝霖回到霸县老家后,因为已经在外面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渐渐觉得霸县地面太小,待着很不舒展,于是就拔腿上了天津卫。正好当年一起唱戏的一位朋友拉起了一个草台班子,热情邀请他加盟,于是他就又做起了老本行。不久,那个当班主的朋友暴病而亡,甘宝霖就当了班主。这个草台班子艺人寥寥无几,竟然也支撑了数年,一直到去年年底方才因战争的原因而倒闭。
  戏班子倒闭后,有三四个男女艺人没有离开天津,还是跟着甘宝霖混日子。这一阵,听说他们的光景混得很差,过年就是靠着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借债方才挨过来的。提供这条线索的那个打鼓老艺人因跟甘宝霖当年的师父是拜过把子的,看着觉得很不忍心,于是就对甘宝霖说,如今天津、北平都已经解放了,共产党替人民说话做事,咱唱戏的也翻了身,今后看来这一行还是大有奔头的,我替你介绍个班子如何?那甘宝霖却说他对唱戏已经不感兴趣了,谢绝了老艺人的好意。那他对什么感兴趣呢?甘宝霖说正和那几位同行议论着要去外地做生意呢。如此,老艺人就觉得这甘宝霖似乎不是在走正道了,做生意得有本钱,你们这几位如今吃饭都是靠借贷的,哪有闲钱去投资生意?正好这时侦查员在派出所警员陪同下前往了解情况,于是就一五一十如此这般说了一遍。
  秦瑞器听着也觉得这个甘宝霖颇有些可疑,于是就指令已经完成了对苏某查访的第二路侦查员对甘宝霖的情况迅速进行外围调查。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4:54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第二路侦查员立即行动,他们在派出所方面的协助下,悄然分别跟“亨记饭庄”的老板伙计以及甘宝霖的几个邻居进行了谈话,询问正月十九即前天晚上甘宝霖那几位男女艺人是否出去过。邻居们的说法有所不同,有的说听见过他们夜晚有动静好像出过门的,有的则说听见他们在玩牌没有出去过。究竟是出去过还是没有出去过?其中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亨记饭庄”的那三个学徒了。因为他们睡觉的位置正好是甘宝霖下楼必须经过的楼梯过道,学徒睡的是地铺,那几位若是要下楼,就得从他们身边经过。楼梯过道的地板年久失修,踩上去会发出异响,因此必定会惊动睡在上面的学徒。
  学徒怎么说呢?他们一致说甘宝霖等人晚上是出去过的,其中一位还说得出出去的时间,是11点多。那个学徒解释说,前晚饭庄关门是9点40分左右,他们收拾好后上楼躺下时,他听见楼下饭庄店堂里的挂钟敲响了11下。又过了一会儿,当他刚要入睡的时候,甘宝霖等人下楼去了。
  那么出去之后当晚是否回来了呢?学徒们说没有听见他们回来。当然,没有听见并不等于没有回来,因为那三个学徒不过十四五岁,白天干了一天活,晚上睡熟后很有可能踩地板的声音还难以惊醒他们呢。
  那应该向谁作进一步调查?秦瑞器说,传唤甘宝霖吧,让他自己直接作个解释,看他怎么说?
  几名侦查员于是去了大胜路,先请饭庄老板上楼去把甘宝霖叫到楼下饭庄里,就在一个包房里进行询问;与此同时,又有侦查员上楼去对另外三个男女艺人进行询问。
  甘宝霖面对侦查员的询问显得镇定自若,他对于自己前晚的行踪去向向侦查员作了说明:他们中的一位女艺人前晚突然急性腹痛,他们就将其送往医院,一直折腾到天明后方才回来。
  “请问是哪家医院?”
  “民生路上顺德桥畔的济世医院。”
  “是哪位大夫诊疗的?”
  “大夫姓韩。”
  “花了多少钱?”
  “三块多大洋。”
  “听说你们这几位自戏班子歇业后,手头一直很是拮据,不知这笔账是支付的现钞呢,还是赊账?”
  “不好意思,兄弟人贫志短,确实债台高筑,这也是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了的。不过,不瞒您同志说,最近兄弟运气似有好转,风水轮流转转到了咱家的祖坟上,前几天赌钱手气好,赢了一些钱。”
  询问结束,楼下楼上的侦查员一碰头,另外那三位艺人的说法跟甘宝霖一致。
  既然甘宝霖说得有鼻子有眼真像是有那么一回事似的,侦查员便去调查。调查结果,证明甘宝霖说的是事实,前晚他们确实陪着那位患急性腹痛的女病人在医院待到天明;而甘宝霖赌博赢钱也是确实的,好几个一起赌博的都作证了,而那当儿政府还没有出台禁止赌博的法令,所以也算不上违法。
  线索没了!当天晚上,秦瑞器再次召集全体侦查员进行案情分析。案情分析会还没结束,忽然传来消息:抢劫案又发生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5:34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三

  新的抢劫案还是发生在十区。是连环作案,一作就是三起。
  天津市的十区原是英租界,是位于天津市中心的一个小区,东西长不到7华里,南北宽不到5华里,全区大大小小大约共有30来条马路。因地处英租界,所以市政设施比较好,全是当时尚未普及的水泥马路,下水道齐全,道路清洁。因此,这里是当时天津市的金融区、高级码头区、高级住宅区和一般中层以上人士的居住区。
  这天晚上的三起抢劫案件,发生于该区东侧海河畔英商洋行的外国职员住宅楼。这是一个英国式的花园洋房建筑群,主要供英商太古、怡和商行以及其他一些外商在天津的公司、工厂的职员居住。解放军进攻天津时,这个洋人住宅区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但是,洋人们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还是加强了外籍警卫力量。直到春节过后,形势渐渐稳定,而北平也已经和平解放,看来平津地区不会再发生战事,这才把那些临时外籍警卫撤销。哪知,刚刚撤销数日,强盗就登门拜访来了。
  当晚9点多钟,太古商行高级职员爱尔逊正在家里喝着红茶阅读小说时,忽然有人轻轻叩门,他以为是邻居艾约克先生有事相访,问也没问就起身去开门。门一打开,不禁一个激灵!出现在爱尔逊面前的是一个中国戏剧舞台上经常出现的武生打扮的男子,脸上抹着油彩,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有神,炯炯地瞪着他。爱尔逊还没有回过神来,对方已经不客气地往里迈步。爱尔逊尽管要比那人高出一个头,但他从对方那副装束打扮和炯炯眼神中马上想到了“中国功夫”,于是不敢造次,竟对着对方点头哈腰浅鞠了一躬,把对方迎了进来。
  “武生”侧身关门时,爱尔逊无意间瞥到对方身后的腰带上插着一排尖刀,顿时想起曾在天津街头见识过的江湖艺人表演的飞刀,不禁大惊,暗忖来人自是中国功夫高手,只是不知他来干什么?对方似是猜到了爱尔逊的想法,右手一动,已经亮出一把飞刀。左手一晃,刀尖上不知怎么已经出现了一条狭长的薄纸,上面用毛笔画着以下图案:闪着光芒的项链、戒指、手表以及上面标明“USA”的长方形框框,那是美金了。

  爱尔逊明白了,这个“武生”是一个强盗,看来还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主儿,只要黄金首饰、金表(闪着光芒的)和美金,其他如大洋之类还被列入拒收范围呢。怎么办?别看爱尔逊人高马大,平时也经常做做健身运动什么的,但他从来没有学过格斗术,再说胆子也一向小,所以转念之间所闪过的念头就只有“就范”了。
  于是,爱尔逊把自己的项链、戒指脱了下来,放在桌上,又拿出钱包,里面有几张美元,也拿了出来。他担心已经在卧室里熟睡的妻儿,指望对方见好就收,拿了东西就走,想了想,尽管腕上的手表不是黄金外壳的,但还是摘了下来。
  “武生”满意地点点头,刀子一晃,左手做了个转身的手势。爱尔逊领悟了,寻思这强盗准备离开了,于是就转身面壁。背后传来一声“唔”,爱尔逊侧脸一看,“武生”在冲他打“趴下”的手势,于是只好趴在地板上,双手抱住脑袋。“武生”便收起了桌上的首饰、美金,拿起手表看了看,可能因为不是金表,就没有拿。然后,他扯断了电话线,熄了灯。爱尔逊感觉到一阵冷风掠进屋来,便知道强盗已经离开了。但他生性胆小,不敢造次,就继续趴在地板上不敢动弹。
  接下来,就轮到爱尔逊的邻居、同为太古商行高级职员的艾约克先生遭殃了。艾约克先生没有爱尔逊那样的夜晚喝着红茶阅读小说的雅兴,这会儿已经上床躺下了。这天也巧,正好他的妻子带着八岁的女儿去北平了,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因此她们没有受到强盗的惊吓。
  “武生”见艾约克家里已经熄灯,料想他的目标已经上床了,可能寻思大冷天也不好意思把人家老外从床上折腾起来为他这个不速之客开门,就从后面的厨房寻找了一条简易通道——弄碎了窗户玻璃后打开窗子溜了进来。他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进来后从厨房到客厅再上楼进主卧室,一路走一路开电灯。
  艾约克躺在床上还没有入睡,忽见外面的电灯自动亮了,不禁愕然。他算是太古商行的资深职员了,在天津已经工作了十年,即使在日本占领天津治安特别混乱的年头,也没有人动过外商住宅区,今晚是怎么回事?
  “武生”的开门亮相及时为艾约克先生释疑,而艾约克自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除了损失了项链、戒指外,因为戴的是金表,所以被对方毫不客气地“笑纳”了。而艾约克准备次日寄回英国孝敬父母的800英镑钞票,也被对方掠走了。
  跟爱尔逊一样,面对着武生打扮的强盗,也因为对中国功夫的畏惧,艾约克不敢有任何反抗。强盗临走前也扯断了电话线,所以艾约克也没有及时报警。
  接着,“武生”拜访了第三个目标——戴维斯。戴维斯学生时代就练过拳击,“二战”时参军当过下级军官,学过格斗术,胆子也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那天在家,两人正在客厅里喝着酒吃夜宵。因此,当戴维斯看见弄碎了厨房窗子玻璃进入客厅的“武生”后,马上扑向墙壁去抽那把曾经在缅甸斩杀过日本士兵的战刀。但“武生”是有备而来,反应比他快得多,他的手还没有碰到刀柄,寒光一闪,一柄飞刀已经袭来,戴维斯躲闪得快,但飞刀还是跟他的左侧脸颊不很亲密地接触了一下,顿时鲜血直流。
  “武生”不知从哪里掏出的手枪制止了戴维斯妻子意欲尖声叫嚷的企图,同时也使戴维斯明白反抗是徒劳的,这样,就只好就范了。戴维斯的损失比他的两位同事要大,因为还搭上了他妻子的首饰。
  使戴维斯先生感到庆幸的是,强盗还有一份中国江湖人物的道德标准,没有对他的妻子有任何其他方面的冒犯。但即使是这样,戴维斯也没有理由不迅速对此事作出反应,“武生”一走,他马上和妻子互相用牙齿咬开了绑绳,动手接上被扯断的电话线,向十区公安分局报了案。
  十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一是因为这是外籍人士受害,根据军管会的规定,应该一律上报市局处置;二是关于“武生”之类的艺人抢劫案件,市局已通知各分局接到报告立刻上报市局,因此当即向市局报告。这边,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还没有结束哩,秦瑞器得知发案消息后,气得咬牙切齿,说这伙强盗还真是跟老子叫板干上了呢,这边在开会琢磨着如何抓住他们,那边倒已经干上了,还盯上了老外,想把事儿折腾得热闹一些?不说了,同志们,咱们马上去现场吧。
  三处现场倒是都保护得完好无损,但对于侦查并无帮助,那时的刑事勘查条件和技术又都落后,连脚印也无法提取到一个完整的——这是因为案犯看来还是有点反侦查意识的,他在凡是可能会留下脚印的地方,都特意把鞋帮侧转过来在地上蹭一下,把足迹破坏掉。而案犯弄碎窗子玻璃时也很注意,他是戴着手套干这活儿的。
  那就只有从受害者口中了解情况了。那几个老外对于案子发生过程的叙述倒是很清楚,情况也基本上一样,可以断定案犯是同一个人——一个戏台上武生打扮的个头大约在一米六七左右的男子,这个头以及装束跟抢劫郝老先生宅邸、枪伤平教授的那个案犯是相同的,作案手法也一致,不同的是前者的凶器是手枪,后者的凶器除了手枪还有飞刀,而且这家伙刀枪都能用。至于飞刀技艺,又与抢劫周某的那个老妇相同了。侦查员有点迷糊了:难道这伙案犯都是既能使枪又擅长玩飞刀的“能人”?那咱们干这活儿的难度不是又增大了吗?
  专案组长秦瑞器说,看来案犯这会儿可能已经躺下歇息了,可是咱们这几位还得辛苦一番,回局里继续开案情分析会吧。
  众侦查员返回市局,一个个又冷又饿,从伙房弄了几个冷馒头在炉子上烤了烤胡乱填了填肚子,继续分析案情。议来议去,对于案犯是团伙作案以及其身份、经历的判断还是没变,但对于案犯的作案手法又有了两点增加:一是案犯对于抢劫对象的黄金最感兴趣,但凡有黄金类的必劫无疑,其他类的如非黄金外壳的手表、玉石佩件理都没理;二是其频频作案,而且目标都是有钱人,本性极其贪婪,可是在每次作案时却并未对受害人的家庭进行搜查,像是不愿意在这个环节上耗费时间,有这工夫还不如另干一家呢。
  来自华北军区保卫部的专案组成员李胜鸣由此提出了一个观点: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案犯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必须抓紧时间作案,就像是捞了一把后要去赶什么需要大笔耗钱的场子似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伙案犯在天津就不可能是无声无息的人物,肯定在江湖上留下过什么名头。
  其他侦查员也赞同李胜鸣的这个观点,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侦查思路:立刻收集关于这方面的情报。当然这是虚的,还要干实的。实的就是既然案犯图的是黄金,那他今晚从那几个外国人那里抢劫所得的美金和金表是否会急于出手?所以,看来有必要对全市的典当铺子、旧货交易、钟表行之类进行布控。
  议到这时,已经是早晨4点多了。秦瑞器说那就这样吧,我们把人员分工一下,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8点以后分头去进行。
  对于典当、旧货行业店铺的布控措施还是对头的。当天中午,八区公安分局就给秦瑞器打来电话,说该区的泰源钟表店接到分局交代的布控通知后,上午10点20分盯上了一个嫌疑分子,那人拿着一块外国金表前来出售,该店找了个借口没有接受,然后让一学徒暗地跟踪,发现那人住在八区与九区交界的金家胡同9号。
  秦瑞器闻讯大喜:好啊!既然露头了,那就把他拿下!于是当即布置侦查员准备行动。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6:02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当天下午2点多,蹲守的侦查员发现目标离开金家胡同,坐了一辆人力车前往七区。一路跟踪,最后到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钟表店铺,拿出金表正跟老板谈价时,被侦查员进去抓了个现行。
  将缴获的那块金表送到太古商行让职员艾约克辨认,他马上认出正是昨晚被劫的那块。艾约克这下对中共的警察佩服得五体投地,用夹生的中国话连连称赞说侦查员可与福尔摩斯一比。侦查员却有一种有话说不出来的感觉,因为其他赃物还没到手呢。
  专案组长秦瑞器亲自讯问,一看被捕者不禁一个愣怔:就这副猥琐模样,还轮得上你作这些抢劫大案?一问这个四十来岁其貌不扬的男子,果然,他是受人之托前去销赃的。
  “那么,是何人让你去销赃的呢?”
  “一个男人。”
  “姓甚名谁?住在何处?怎生模样?”
  使秦瑞器奇怪的是,被讯问人对于这些却是一问三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名叫王大樟的主儿是天津地面上的一个地痞小混混,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把祖上传下的一份还算可观的家产折腾得精光,老婆孩子也离开了他。今天早晨天将亮未亮之际,他在睡梦中被人唤醒,只觉得脖颈上凉丝丝的分明搁着利器,顿时一个激灵连声求饶。
  耳畔响起了王大樟之前只在戏园子里才听到过的那种腔调:“听着:差尔办一事,将这块金表换成二两黄金。限两天之内办成,本爷台自有恩赏。此事必须守口如瓶,若有违背,本爷台取尔性命犹如囊中取物也!”
  王大樟还未回过神来,对方已经离开了。片刻,他大着胆子开了灯一看,枕旁果然放着一块金表。 王大樟这样的角色对于江湖上的事情听得多也经历过若干,知道摊上这种事情是无法回避的,寻思是福是祸不知道,但做是必须得去做的,否则那人要取他性命还真是易如反掌哩。于是他就做了,结果就被拿下了。
  王大樟的口供使专案组更加相信昨晚对于案犯的判断了,看来案犯对于天津地面江湖上的情况真是了如指掌,连王大樟这样一个没有名气的小混混都知道,而且让其出面销赃,这既是对方的一种反侦查手段,但同时也使侦查员意识到:对方果然是急着要黄金,那就有戏唱了,照此思路布控和侦查,不怕抓不到他!
  秦瑞器已经领教了案犯的智商,对于通过王大樟这条线把案犯逮住不大托底。不过,即使是守株待兔,也是得做一做的,否则还真有点于心不甘呢。于是就布置人去王大樟家里蹲守,因为对方有刀有枪,所以去的人不但个个精干,还得都带上手枪,准备着真枪实弹对干一场。
  可是,王大樟的落网显然已经被对方察觉了,侦查员一连在王大樟那里蹲守了三天三夜,案犯也没有露面。情况还真让秦瑞器给料着了。
  这时,公安局长许建国已经几次询问对于系列抢劫案件的侦查进展情况了,秦瑞器为此日夜难安,脸也瘦了一圈。这天下午,秦瑞器在办公室打了个盹,不过半个小时就被一个打给同事的电话惊醒了。但他竟然有如神助似的产生了一个思路,事后证明,这个思路的产生对于案件侦查是有帮助的。
  这个思路是:发生的那几起案件中,案犯有两次是以纱巾蒙住了脸面作的案,那就是对苏某实施抢劫的那个“花旦”和对周某作案的“老旦”;另外四起案件都是由“武生”出面,都没有蒙面。这个现象是无意巧合呢还是有意安排?看来应该是有意为之,那就有问题值得思考了:案犯为何对不同的对象作了蒙面和不蒙面的区分?看来目的只有一个:案犯跟受害人可能是打过交道的,恐怕被苏某和周某认出来。但是,这种交道应该不像关系密切的朋友那样熟稔。
  秦瑞器跟几个侦查员交换了意见,都一致认为有这个可能。这样,新的侦查步骤就产生了:再次走访苏某和周某,请两人循着“打过交道但关系并不熟稔的京剧花旦、老旦”这个思路回忆,列出名单,供专案组进行分析和重点调查。
  于是,侦查员又出现在苏某和周某面前,如此这般说了一番。这二位对于侦查员的工作表现很是感动,因为苏、周都是知晓旧社会警察侦查刑案的情况的,往往案子破不了,事主反倒得大大花销破费一番,还得整天对人家赔笑脸。因此,两人都乐意全力协助侦查员的调查,无奈这种情况是有力也使不上,两人尽管都分别开列出数十人的名单,但调查下来,都跟案犯的特点、条件配不上。
  这时,又发生了新的案件。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6:52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四

  新发生的案件,受害人是我们已经熟悉了的老朋友、本文开始就出场亮相的那位牛栋才牛先生。他自正月十五那天被一位年过花甲的不速之客登门拜访掠走了两幅珍贵字画后,心里难受至极,又担心共产党会对他以前的那些行径来一个“访查”,所以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这天晚上,暮色初降时分,牛栋才让女佣替他准备了一点酒菜,独自待在书房里吃喝,随手拿了本线装《石头记》看着。一会儿,女佣进来禀报:有客人求见。牛栋才问是什么人,女佣说对方称是您先生的老友,姓庄。牛栋才确实有一位庄姓老友,也是住在天津的,当下信以为真,便说那就有请了,既是老友,那就一起饮酒吧,刘妈你去添一副杯筷来。
  须臾间,外面传来脚步声,一个人出现在书房门口,牛栋才只一看便惊得跳了起来。这位自称姓庄的老友,就是正月十五那天来过的年过花甲的大盗!这人还是那天的那副装束:身穿紫色绸缎丝棉袍,外罩黑色狐狸皮背心,头戴一顶厚兽毛绒瓜皮帽,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颏下挂着两寸长的银须。甚至举止也跟上次无异:背脊微佝,双手反背身后。但牛栋才估计,对方那反背着的手里可能握着刀枪。
  大盗还是用戏台上的念白说话:“世间闲人无名氏特来拜访牛先生也!”说着伸出一只手虚拂了一下,“先生请坐!不必客气也!”
  牛栋才知道对方的厉害,不敢不坐。这时刘妈拿着杯筷进来,大盗便在牛栋才对面落座:“牛先生果然仗义,如此热情款待老朽,吾真三生有幸矣!”见刘妈放好杯筷欲走,喝声:“老妈子休走!”刘妈一惊,牛栋才已经开口了,让她遵命留下,于是她只好在屋角的一堆书上坐下。
  牛栋才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物,当下寻思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不如先稳下来再说,当下就给对方斟酒:“请!请!老先生屈尊登门,也算是看得起在下,有什么见教咱们边喝边说吧。”
  大盗对于这段时间是否有第二人来拜访主人自然有一份担心,哪会真的喝酒?他说出一段念白,大意是老朽没有时间跟你多啰嗦,你听着,上次那两幅字画,拿出变钱时人家说是赝品,这就是你有心作弄人了。原想把你一刀宰了,但又考虑给你一个机会,你听着,你得拿一斤黄金把这两幅字画赎回。我知道你最近手头拮据,家无余钱,也不立马逼着你交易,给你两天时间吧,两天之内备齐赎金,何时何处交割,听我另行吩咐可也。
  牛栋才大惊。他知道这两幅字画绝对是真迹,这是经故宫的数名专家鉴定过的。而对方偏偏说是赝品,要他出一斤黄金赎回,这不过是另一起抢劫案的开始。别说他混到这当儿了哪里拿得出一斤黄金,就是拿得出还不是肉打狗有去无回?这可怎么办?牛栋才是老江湖,他马上想出了一个法子:一口咬定字画是真迹,不信他愿意陪对方去任何一处有鉴定资格的地方当场鉴定。
  大盗听得恼了,说:“黄口小儿,敢跟本爷台吹胡子瞪眼,你也配?尔胆大包天,竟敢违抗,真是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偏要入,真正气死吾也!”说着,手一动,勃朗宁已经指住了牛栋才。
  牛栋才吓得浑身打战:“爷台!老爷台!咱有话好说,有事好商量嘛!在下话语间若有冒犯,万望您老爷台多担待!”
  大盗仰脸朝天,发出一阵只有戏台上才听得到的明显夸张的狂笑,然后还是用念白似的腔调说了一番话语,大意是:如果牛栋才胆敢不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办,那就必须承担以下几种后果中的一种。这几种后果的内容:一是将牛栋才本人以及目前避居于朋友家(他竟准确地说出了地址)的家小悉数处死;二是把他这边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成一片白地;三是将牛栋才的妻子和女儿劫走后卖到妓院去,天津目前还有妓院,但估计共产党很快就会下令取消,所以得考虑卖到南京、上海、广州或者香港、澳门那边的妓院去。
  这番威胁听得牛栋才脸色灰白,牙齿捉对厮斗。大盗看在眼里,又是仰脸一阵大笑。笑罢意犹未尽似的还要开腔继续,但可能想到时间问题,担心有人来拜访牛栋才,所以就一摆手表示结束了,然后问牛栋才:“不知阁下听后有何感想?意欲如何?”
  牛栋才已经吓得头脑里一片空白,令人出乎意料的是,这当儿女佣刘妈竟突然开腔了:“这位先生,你如此做法,难道不怕报应吗?”
  对方用一种刮目相看的目光扫视了刘妈一眼:“尔为下人,倒有胆量开口质问,本爷台倒是有几分佩服。牛先生啊,府上竟有如此忠勇下人,真乃义仆也!本爷台问尔:何为报应?”
  刘妈信佛,便说你如此作恶,难道不怕菩萨惩罚你吗?见对方一脸的不屑,于是又说即使你不信菩萨,那就不怕官府把你逮进局子吗?我的一个表弟以前受人冤枉进过警察局,那里面可真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苦不堪言,放出来后大病一场,差点死掉啊!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7:38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如此叙述,可能有人会觉得是否啰嗦了。但是,应该肯定刘妈的这番话语对于后来侦破本案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理应作为本文的情节予以叙述。对方听着,脸上露出了明显的笑意,这不是装出来的表情,而是真的忍俊不禁,好不容易才强迫自己憋住了,对刘妈说了一番话,竟是对警察局看守所情况的简单介绍,主要意思是局子里也是江湖,但凡在江湖上混得不错的人,即使折进了局子也不会吃亏。为了替自己的这个观点佐证,他举了几个例子,都是关于看守所内“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黑幕的,比如有其他犯人当仆人服侍,吃饭可让警察到外面馆子去叫来好酒好菜,觉着闷了有人会陪你玩牌赌钱,有大烟瘾的还可以到警察值班室去抽上一口,关押时间稍长想透透风的还可以以看病为名由警察陪同着去外面转悠,打点得到位的,顺便逛逛窑子也不是一桩难事等等。
  对方的这番话语,听得刘妈目瞪口呆!这时,牛栋才已经回过神来,还想哀求,但刚开口就被对方堵了回去,说本爷台说话向无改口之例,怎么说就怎么定了,今日已将话说得多了,就此打住,两日之后你等本爷台的消息准备交割便是。如此,本爷台告辞也!
  老者离开后,牛栋才坐在原位发呆。刘妈从书堆上起来,先去外面拴上了大门,返回书房后请示主人是否要报案。
  牛栋才摇头道:“报案?那不是明摆着自讨苦吃吗?算了吧,认命了……唉,只是如今叫我一时间如何凑齐一斤黄金啊!”
  刘妈看着主人,不吭声,这点上,她当然帮不上忙的。
  牛栋才沉思了一阵,指指桌上的酒菜,说都冷掉了,刘妈你替我重新热一热。刘妈依言照办,把热过的酒菜送进书房后就出去了。
  牛栋才独自喝酒,越想越愁。他不得不佩服那个强盗的判断,瘦死的骆驼比马肥,尽管他已经落泊到这等地步,但一斤黄金还是凑得起来的,只要把他另外珍藏的几幅字画随便拿一幅去卖掉,就足够一斤黄金的价了。问题在于,他觉得这完全是强盗的一个借口,即使他拿出了黄金,强盗也不可能归还已被抢劫的那两幅字画,江湖上可有“虎口吐肉”“砖窑掉柴”的美谈?因此,实际上这是第二次抢劫。如果他忍痛照办了,是否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呢?强盗对他的情况很是了解,不把他的油水榨干肯罢休吗?而如果不照强盗所说的做,强盗若真的如其所言干出那些丧心病狂的行径,那该怎么办呢?
  如此这般反复思量,总是难以决断,不得要领。最后,牛栋才可能喝得过了量,竟伏在桌上迷糊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牛栋才被刘妈唤醒了。他下意识地一个激灵,以为强盗去而复归了,惊问:“又来了?”
  尽管刘妈摇头,但说出的话还是让牛栋才大吃一惊:确实有人来访了,来的是公安局的警察!
  警察怎么来了呢?那是刘妈报了案。这个老妈子真是一个义仆,刚才的那番旁听已经使她了解了牛栋才的处境,左思右想觉得还是应当向警察报案。天津解放已经一个多月了,刘妈这样的底层劳动人民明显感受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与原先的国民党旧政府的天壤之别,从而增加了对人民政府的信任度,于是她自作主张向公安局报告此事。牛栋才混到这当儿早已把私人电话给混没了,于是刘妈就去隔壁的中天电机厂门卫室打电话给十区公安分局,说发生了抢劫案。十区公安分局那边对于抢劫案特别敏感,当下便问是否是戏子打扮、说话也是戏台上的腔调?刘妈说不是戏子打扮,不过说话倒是跟戏台上的腔调一个样,于是分局就马上向市局报告。这样,专案组的侦查员就出动了。
  牛栋才还不知是刘妈报的案,心里只是奇怪怎么公安局警察的消息这么灵通。根据他对警察办案的了解,对方肯定要询问他的情况的,那就不妙了。但侦查员却没有询问他本人的情况,只是盯着了解案子。即使是这样,牛栋才也紧张得字斟句酌语不连贯不知如何说才好。
  侦查员刚才进来时已经跟刘妈对过话了,觉得倒还是这个女佣明白利索,就撇开牛栋才向刘妈了解。刘妈于是一五一十把老者大盗登门的情况原原本本叙述了一番。牛栋才渐渐恢复了镇定,意识到不应该把第一次那起案件告诉警察的,可是他已经来不及制止了,于是就只好听天由命,由着警察询问记录,自己也索性豁出去了,把第一次发生抢劫案件的细节陈述了一遍。
  这时,专案组长秦瑞器也赶来了,跟侦查员交换了意见,作出决定:立即安排牛栋才和刘妈转移,同时把牛栋才寄居在朋友家的家眷也转移到安全处暂避;牛宅这边,安排侦查员持械日夜蹲守,随时准备缉拿前来索取黄金的大盗。
  蹲守了三天,大盗并未登门。专案组于是意识到那天刘妈的报案显然已经惊动了案犯,这样就只好另辟蹊径了。秦瑞器抱着一丝希望,留下两名侦查员待在牛宅继续蹲守,其余人在市局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案犯在牛宅的室外现场留下了两个清晰的脚印。专案组请来一位以前曾在天津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专门负责鉴别痕迹的退休老刑警,请他将这两个脚印跟以前几次现场勘查所获取的残缺不全的脚印作了一番比较鉴定,得出结论:这是同一个人的脚印,那是一个男子,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九之间,右脚可能受过伤,留下的痕迹跟左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这个鉴定令专案组全体侦查员大吃一惊:如此说来,花旦、老旦、武生等等全是一人在扮演?这可能吗?
  出于慎重,请退休老刑警再作了一番鉴定,仍是这个结论。秦瑞器说那就让我们重新分析那些已经获得的线索,看是否有跟这位前辈的结论符合的内容。经过一番分析,发现从受害者所陈述的以前每次作案的案犯的身高来看,不论“花旦”、“老旦”还是“武生”,都在鉴定出的那个范围内。另外,作案凶器飞刀、手枪也是一致的。
  这样,继续侦查就有了新的余地:之前请受害者苏某、周某所回忆的戏剧界的熟人,全是“花旦”、“老旦”那样的女性艺人,现在就可以扩大范围,男性艺人也应当列入。秦瑞器于是马上让侦查员去拜访苏某、周某,要求扩大回忆范围。
  这一扩大,苏某、周某就不约而同回忆起了同一个名字!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49:12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五

  这个名字叫邢君笑,是抗战时期曾在天津艺坛上一度活跃过的一个京剧丑角。邢君笑是其艺名,意思大约是“引君一乐”,其真名苏某、周某就不清楚了。
  前面介绍过,苏某是被北洋政府一下野官僚养在天津卫的“金丝鸟”,虽出身风尘,但书画琴棋样样精通。她来到天津后,由于那北洋旧官僚的原因,自也频频出入于戏院以及一些显赫人家的什么庆典上。另一受害者周某也是一经历不凡的人物,社会交际活动自也频繁。这二位经侦查员一提醒,渐渐就回忆起了自己在参加一些堂会时经常看到的丑角邢君笑,越想越觉得作案的那主儿跟邢君笑很是相像。
  专案组长秦瑞器闻讯一乐:行了!既然相像,那就查那位艺名邢君笑的丑角艺人吧。遂派两名天津本地人出身的侦查员负责调查此人的情况。
  这项调查进行得还算顺利,侦查员找了数名当地京剧界的老艺人,说到邢君笑,对其都有印象,但要说知根知底那还得找跟邢君笑搭过班子的艺人,你们去找现在还在天津唱戏的“胜翻天”吧,听说他跟邢君笑是同乡。
  于是就打听到了武生出身后来因为摔坏了骨头改行演丑角的“胜翻天”的下落,登门拜访。“胜翻天”听说是了解邢君笑的,便说那人我熟悉,他的本名叫柏森烈,跟我同乡,都是河北省吴桥县人氏。你们要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就问我吧。
  吴桥这个地名,对于喜欢杂技的人们来说绝对不会陌生。中国的杂技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优秀文化遗产,民间流传的“杂技之乡”很多,比如山东的聊城、江苏的盐城、河南的濮阳、湖北的天门、安徽的广德、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吴桥、肃宁、霸州等。但是,就历史悠久、群众基础雄厚以及在全世界的影响而言,吴桥最为著名。1958年,从吴桥小马厂村出土的南北朝东魏时期的古墓壁画上,就描绘着倒立、肚顶、转碟、马术等杂技表演形象。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欧洲时,所到诸国接见的华侨中,竟然都有祖籍吴桥的杂技艺人。周恩来因此不无欣喜地说:“吴桥不愧是杂技之乡啊!”
  旧时的吴桥人中,习练杂技的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并不准备把杂技当做一门谋生职业而只是出于好玩或者防身之类的目的。据“胜翻天”介绍,出生于吴桥一个开大车店铺家庭的柏森烈就是这样。他早在不过十岁时就喜欢上了飞刀,家里大人挨不住他的哭吵,只好出钱让他拜了吴桥著名的飞刀把式“神刀柳”为师。但是,最终柏森烈未能练到能够登台表演的程度,三年后改学拳术。拳术也没有学到如何了得的地步,十八岁那年不知怎的跟一个路过吴桥临时演出的草台班子的一名比他大十三岁的老旦好上了,便投靠该班子跟着那女人闯荡江湖。
  柏森烈在那草台班子里先是打杂,也给戏子化化妆,最后竟自学了丑角,得心应手,混出点儿小名气。后来,那个老旦生病死了,草台班子也解散了,柏森烈就到了天津,搭班子专演丑角。尽管他的演出机会很多,但始终难成气候,只能在二三流的档次混着。
  那时,天津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柏森烈可能有语言方面的天赋,不到半年就学会一口流利的日语。那时日本人也喜欢看演出,柏森烈的丑角演得很惹那些军官的喜欢,其中有几位就跟他交上了朋友。柏森烈与日本军官交上朋友后,有了更多的来往,于是日本人知道这个演丑角的支那人还会中国武术,还会飞刀。日本军官不禁有了跟柏森烈学一手的念头。一说,柏森烈也不含糊,说咱们既然是朋友,那我教你们拳术飞刀,你们教我打枪如何?日本军官同意了,于是双方就互教互学。
  柏森烈跟日本军官的这番来往,抗战胜利后自然被人向国民党当局举报。于是,“军统”方面就把柏森烈逮捕,原是准备判刑的,后来不知怎么又对他网开一面,关押了一年多放了出来。“胜翻天”因为跟柏森烈是同乡,平时一向有往来,所以柏森烈被关押的那段时间,还几次去探望过,后来释放时还是“胜翻天”去接的,柏森烈已经被折腾得皮包骨头了。
  “胜翻天”把柏森烈接到自己家里让其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把他介绍到一个戏班子去做化妆兼丑角。去年初,柏森烈来向“胜翻天”告辞,说他决定改行了,去北平与人合伙经商。这一去,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专案组当即举行新的案情分析会,对邢君笑——柏森烈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一致认为此人符合案犯的全部特征条件:擅长使用飞刀、手枪,会武术,善乔装,熟悉戏台念白等等。因此,这个柏森烈应该是一个重大嫌疑人。
  可是,“胜翻天”说得很清楚,柏森烈自1948年初去北平与人合伙经商后,再也没有在他跟前露过面,也没有什么消息。应该上哪里去寻找这主儿呢?众侦查员重新回顾了系列抢劫案件的种种细节,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柏森烈对“局子里”也就是原国民党警察局看守所情况的熟悉上,他在牛栋才家对女佣刘妈关于看守所的那番叙述,使人觉得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说得那样细致的。如此说来,这家伙难道在天津解放前折进过国民党警察局?因为他对刘妈所说的那些看守所内部情况中所涉及到的某个受到看守员优待的案犯,是1948年10月才被警察局长下令拘捕的,后来由于其家人通了“军统”大特务郑介民的路子,一个电话就给释放了,受命执行逮捕的警察还请他去馆子吃了一顿。此事当时报纸上曾经公开披露过。
  于是,专案组就决定去查阅原国民党警察局的刑事档案,看是否曾经拘捕过一个名叫柏森烈或邢君笑的案犯。这回,由于目标集中,所以专案组全体出动,由秦瑞器向许建国局长申领了一纸批条,领着众侦查员去查阅那些已被封存的原国民党警察局的旧档案。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50:46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但是,旧警察局移交下来的刑事档案并不完整,尤其是1948年秋天局势紧张以后所办的那些案子,基本上没有一件有完整的档案,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外面写着案号的空牛皮纸档案袋。众人折腾了一天,没有查到相关线索。
  那怎么办?秦瑞器说警察局没有,那就去看守所查查看。因为从程序上来说,看守所就像仓库,每进出一个人都必须有登记,否则人数就对不上。那些登记材料,我方人员在接管时应该接收下来妥加保存。
  众人深以为然,有人提议分头去各分局看守所查看登记材料。一个侦查员说,由郑介民下令释放的犯人可是关押在市局看守所的,所以我的意见是我们还是先到市局看守所查一查。这个建议马上获得了秦瑞器的赞同,于是一行人匆匆吃了点晚饭后马上赶往市局看守所。
  谢天谢地!市局看守所完整保存着抗战胜利后进出该所所有案犯的登记材料,一查,大喜:上面有“邢君笑”这个名字!
  不过,看守所的登记材料非常简单,侦查员只从上面知道以下内容:这个名叫邢君笑的案犯因涉嫌倒卖黄金于1948年8月25日被捕,关押了两个月零三天后,越狱脱逃了。处在那种即将失败的局势下,国民党警察局办案的警察已经没有心思做事了,登记材料上甚至没有案件承办人的记载。
  犯人越狱了,看守所总得作出一个反应吧?不说必定能够追捕回来,但总是应当有所行动,而且对这些行动有一个记载吧?于是再翻材料,可是,抱歉得很,除了这几本登记材料之外,其余什么都没有了!
  秦瑞器说:“找几个留用的看守员来问问。”
  当晚在看守所值班的看守员中有一个是留用警察,找来一问,他说知道当时有个犯人越狱脱逃一事,但是之前这个犯人是怎么个情况就不清楚了,他甚至连那个逃犯多大年纪、个高个矮、怎生模样都说不上来。那么越狱以后呢?追捕了没有?怎样追捕的?结果如何?这个留用警察只是摇头,一点都说不上来。如果不是看他一脸憨厚相,还真以为是故意装傻呢。
  看守所长说,那请你们明天再跑一趟吧,我们马上通知所有留用警察明天下午在所里集中。
  次日下午1点,秦瑞器带着几名侦查员前往市局看守所,分别与十六名留用看守员进行了谈话,向他们了解关于邢君笑几个月前被关押时的情况。
  这些留用看守员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因为喜爱京剧还记得几个月前看守所曾关押过一度出过小名的那个丑角邢君笑,跟他们聊下来,获得了以下情况:
  那个负责审理邢君笑倒卖黄金一案的承办刑警名叫屠升重,天津解放后主动辞职,回家做生意去了。据留用看守员回忆,屠升重对于邢君笑这个案子采取的是不闻不问的方针,把人逮进来后,就不管了。那时他可能已经在为自己退出警界作准备了,所以听说一直不大去警察局上班,邢君笑一案是他警察生涯中承办的最后一个案子,但是由于有头无尾,所以只好说是半个案子。后来邢君笑越狱脱逃,看守所这边曾去找他,想请他提供一些线索便于追捕,这位仁兄却是一问三不知,一边接待同行一边不停接听电话,都是生意方面的内容。
  对于邢君笑在关押期间的情况,据留用看守员回忆,说当时邢君笑在看守所里受到了优待,这得益于一个名叫庞秋禾的看守员。庞秋禾是看守所的一名看守组长,手下管着七八个看守员,这些看守员组成的一个看守组负责管理关押犯轻微罪行的“土”字号监区。庞秋禾是一个戏迷,酷爱京戏,原本就欣赏邢君笑这个丑角,见邢君笑被捕关到了他所负责的监区里,真是喜出望外,当天就跟邢君笑交上了朋友。
  邢君笑在看守所有这样一个粉丝,日子自然就好过了。再说这人在江湖上有许多朋友,不时以钱物帮他打点,因此所享受的待遇可想而知。邢君笑越狱后,一些看守员私下猜测可能是庞秋禾的买放行为。
  秦瑞器觉得很有必要找庞秋禾调查一下,便打听庞秋禾的下落,寻思不知是否难找。哪知这人极其好找——因为他有历史问题,好像还被人举报参加过“军统”,杀过人,因此军管会代表一接管看守所就对他“另眼看待”了,正盘算着要抽个空专门找他谈谈,天津市三区公安分局已经开了逮捕证直接把他抓走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5:51:23
  轰动津门的“多面大盗”

  专案组之后便分头去找屠升重和庞秋禾调查。屠升重是个见人就张嘴打哈哈的乐天派人物,正和人合伙经营粮食生意,尽管没有赚到钱反而略赔了若干,但还是一脸笑容乐呵呵的,就像赚了一大笔银子似的。这人口才也好,侦查员甚至觉得他应当改行去做评书艺人。谈话是从何时拘捕邢君笑开始的,屠升重一开口,侦查员就怀疑自己跑错了地方进到了哪家茶馆,正面对着一个说评书的:“话说民国三十八年秋末冬初,声名显赫的林、罗大帅一声令下,刘大参座督率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八十万雄兵,在纵横千里的长城线上,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喜峰口,分数路进关。人马浩荡,星夜疾驰……”
  侦查员回过神来马上叫停,说老屠咱不玩虚的,就谈实的,你先介绍一下那个邢君笑当时犯案的情况吧。屠升重有点不高兴,说话就变得简而又简,说当时邢君笑被人举报倒卖黄金,因为“国民政府”有令禁止买卖黄金,他犯了禁令,那就得抓,上海不是还枪毙了几个黄金贩子吗?
  好!就这样回答吧!再问:“邢君笑在天津的住址以及平时的落脚点你知道吗?”
  “此人居无定所,我们是在戏园子里抓住他的。”
  “抓住后审讯时问了吗?”
  “不好意思,把人拿下后往看守所一送,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后来看守所说他越狱了,我才想起来还有这样一个人犯哩!”
  “完啦?”
  “对,就这些。”
  侦查员颇有些失望,但也没有办法。
  另一路去向在押犯庞秋禾调查的是秦瑞器和侦查员小彭,他们倒是获得了线索。庞秋禾说,邢君笑到看守所后和他很快就搭上了关系,当天就给了他一个地址去找其一位朋友,拿到了两枚金戒指。之后,他对邢君笑特别关照,给了许多优待。邢君笑是一个知道江湖规矩的人,当然不会亏待他,不断让朋友给他送钱送物。如此这般说了一番,最后庞秋禾写下了邢君笑那几个铁哥们儿的地址。
  专案组分析,庞秋禾提供的那几个家伙既然能跟邢君笑这样的主儿混成铁哥们儿,那看来也不是善茬儿,也许眼下正在侦查的这几起抢劫案他们也有份,所以不能直接登门调查,只能先在外围进行密查。
  哪知,悄然进行调查后,发现这几位都跟邢君笑——柏森烈的情况一样,属于居无定所分子,天津一解放,他们早已溜得不知去向!
  原寄予着很大希望的事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已经辛劳了多日的侦查员们难免有些气馁,组长秦瑞器也是一脸的沮丧。偏偏这时许建国局长又忙中抽空把他召去直接询问侦查进展,秦瑞器把情况汇报后,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觉得辜负了领导的重托。许建国反倒笑了,说我干过具体工作,知道有时确实没有那么顺利,不必紧张,我没打算批评你。你是专案组长,这当儿自己千万不要气馁,已经查到这一步了,离胜利就不远了。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冷静,只有冷静了,才能充分发挥智慧。

  还幸亏有许建国局长的这番话,秦瑞器回去后冷静下来,仔细想了好久,终于从已经获得的情况中理出了一个线头:案犯首次作案从牛栋才那里抢劫了两幅字画,在第二次登门时曾经说他在出手销赃时被认为是赝品。这个情节似乎很有价值:案犯说的究竟是假是真?如果是假,那就不能成为线索。可是,如果案犯说的是真话,他确实是去销过赃呢?那岂不是一条线索吗?
  侦查工作进行到这当儿,这样一个思路就是一条线索,尽管结果是未知的。但是,死马当活马医,总比空练把势要好吧?行,那就医吧!
  于是,专案组全体侦查员一律便衣,分头拜访天津全城大大小小的古玩、字画店铺,甚至连出售文房四宝的什么什么斋也没有放过。秦瑞器放出话来:哪位获得线索,我这里有当年离家参加八路军时家里给的两枚大洋,已经在身边藏了十二年了,这次拿出来请客,酒菜由他点!
  这个运气,让华北军区保卫部干事李胜鸣碰上了。他分工跑四区,踩着一辆破自行车跑遍了全区十几家古玩、字画店铺都没有收获,正恼火时,忽见关帝庙门口蹲着一个摆地摊的老者,面前放着一块尺余见方的木牌牌,上书“专识字画”四个字,不禁心里一动:何不去向这位老者打听打听?
  因为不知对方是何许人物,是否可靠,所以李胜鸣小心翼翼,上前递烟点火,假装踩车累了歇歇脚的样子,顺便跟人家聊上几句。事后想来,如果对方是一个信奉“沉默是金”的人物,那李胜鸣的运气就没了。他的运气好就好在这位老者恰恰是一个很健谈的人,而且很想让人知道当年他在北平故宫给某文物专家当助手时所练就的那份鉴定字画的罕有眼力。于是,相关的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那个作案的家伙如果知道老者的这次谈话会对他产生怎样的后果的话,只怕早就手起刀落送他上西天了。
  这位老者可能误以为李胜鸣是一个想把其来历不明的字画销赃出让给他的角色,于是就先作了一番自我介绍。那番经历在李胜鸣听来,觉得蹲在关帝庙前守着一块尺余见方的“专识字画”的木牌牌着实委屈他了,就是让他执掌一家五开间门面的专门经营古字画的大型店铺也屈才。总之,用现在的话来说,足够一个国家级字画鉴定专家的水平和资格了。
  然后,老者就说自己跟北平、天津各古玩铺子、字画店家的交情,某某字号的掌柜当年还是他手把手教会了鉴别字画的,某某字号的掌柜是他的义弟,或有一层义子、义女等等的“义”字关系。说这些干吗?这叫“暗示”,使别人由此产生联想:我的字画如若经这老前辈介绍去卖给店铺,人家肯定卖面子肯多付若干钱钞。须知有些古字画的价值惊人,不敢称“连城”,也足够一个天文数字,多出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就不得了!
  李胜鸣反正是权当踩累了车歇脚的,就听对方吹吧,想等老头吹累了再询问需要了解的情况。没想到,接下来老者自己就说到了关于牛栋才那两幅字画的话头。他说,像他这样的前辈级鉴定字画的人物如今不多了,所以,必须对他保持应有的尊重。他对于李胜鸣的态度表示满意,说李胜鸣懂礼节,说话谦恭和气,言谈举止中颇有敬老之风,因此李胜鸣如果有什么字画需要他作鉴定,他不收分文,还可免费介绍下家,总之是服务绝对到位。如果碰上的是不懂敬老、不尊重人才的主儿,那他就只好“萝卜不当菜”了。比如前几天,有人拿来两幅字画,是北宋苏轼和明代唐寅的作品,他只看了一眼就断定是真迹。但那人态度极其傲慢,开口闭口“老头儿”,自己掏烟抽也不晓得敬奉一支,所以就告诉对方说那是赝品,不值分文。气得那人大恼,当场大骂了几句,拔腿就走。
  李胜鸣一听苏轼、唐寅的名字,马上想到了牛栋才被劫的字画,连忙又奉上香烟,口气愈加恭敬,一番套问后,意外地得知那人竟然就住在对面的胡同里!
  一小时后,关帝庙对面那条胡同的前后通道就被专案组神不知鬼不觉地悄然控制住了。四区公安分局协助行动,先通过派出所、居民小组积极分子对该胡同内的住户进行逐家逐户的排查,确认64号一户刘姓居民家里借住着一个貌似柏森烈的男子。
  秦瑞器说那就行动吧,先扣住他再说。不过这人有武器,会飞刀、拳术,同志们都小心点啊!
  一行人扑进门去,柏森烈正在屋里坐着看报纸,被数支手枪逼住了,只有乖乖举手的份儿,结果当场就擒,身上果然揣着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七把飞刀。随即搜查,从其借住的那个屋子里搜得了牛栋才、苏某、周某和三个外国人的大部分赃物、赃款。
  将柏森烈押回市局一讯问,他对于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至于被选为作案对象的牛、苏、周、郝等人,有的是他以前唱堂会时知道的,有的是通过别人聊天得知的;那三个外国人则是“随机选择”的了。
  专案组诸君于是弄不懂了:你抢劫那么多的黄金首饰干吗呢?莫非想自己开一家首饰店铺?
  柏森烈解释:他想筹集大约五百两黄金,去南京、上海盘下一家工厂或者商号,自己当老板,惬意地度过下半生。柏森烈还心平气和地告诉侦查员,如今北平、天津都已经解放,南边“国军”的“徐蚌会战”(指“淮海战役”)也败了,眼见得南京、上海都快保不住了,这当儿收购厂家、商号可以把价钱压到最低。一番话令秦瑞器等人哭笑不得。
  1949年4月24日,抢劫犯柏森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我要评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03:21
  侦缉“鬼手大怪”

  文 吴明滔


  一 一个诡谲的人物

  这个所在,是六朝古都南京的著名景点和标志建筑物——鼓楼。“鬼手大怪”的首次登场,就是在鼓楼大钟亭前的草坪上。
  时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在即的当儿,尽管南京城里已经可以听见长江对岸解放军试射大炮的轰鸣声,街头国民党军警宪的车辆也不时鸣笛乱窜,但老百姓还是按以往节奏和惯例过着跟以往一样的日子,只不过时不时脸上露出一丝即将盼来天亮的微笑。
  这天早上,大钟亭前照例来了一些晨练者,男女老少皆有。这些人三五成群,各练各的,以拳术居多。被“鬼手大怪”盯上的是其中一伙八卦掌习练者,七八个小伙子围着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汉子,先看他演练,然后在其指点下跟着比画。看得出这些弟子拜师不久,八卦掌的门槛也没跨进去。
  七时许,这伙八卦掌习练者结束活动,收拾了脱下的衣服准备离开。就在这时,“鬼手大怪”出现了。他的装束跟当时人们经常看到的“军统”、“中统”以及宪兵队、警察厅的特务、便衣相似:一袭黑色衣衫,头戴宽檐礼帽,帽檐遮掩住了半张脸面,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镜。没有人注意到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反正大家刚聚拢起来要走时,他就站到了大伙儿跟前。众人见了皆觉意外,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穿着打扮的主儿不大会大清早就出来活动的,而且通常也没有来鼓楼、玄武湖之类的场地干涉晨练的嗜好。
  就在众人看着这位不速之客发呆的当儿,这人开腔了,未语先笑,冲教拳的中年汉子拱手作揖:“嗬嗬!这位师傅练得极好,兄弟算是开眼了!佩服!佩服!”
  对方这话一出口,众人都以为是来踢场子的。中年汉子正盘算着应该怎样应对时,对方却站到了他的身边,语气中透着真诚:“真的,师傅的拳打得真的很好!”一边说着,一边抬手在中年汉子左肩后背交界位置轻轻拍了两下。
  中年汉子要搭话时,这人却吐出了两个字:“告辞”!点点头自顾走了,把一伙人弄了个目瞪口呆。
  是日,1949年4月13日,距南京解放还有十天。
  由于被“鬼手大怪”伤害的对象还有若干,一一道明姓名恐怕读者给弄糊涂了,这里就按出场顺序以字母顺序排列。这位练八卦掌的中年汉子第一位出场,所以排为A。
  A这天回家后,照常用早餐,然后做他平时天天所做的那些事务,一天下来没有感到任何异样。但是,到了晚上情况就怪异了。临睡前,他照例要练一小时的内功。他学八卦掌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不敢说炉火纯青,也足可称颇有心得,一上功就能进入状态的。但这天晚上却觉得难以入定,气息稍一运行就觉得内脏有异。于是,A就引起了警惕,回想起早上大钟亭一幕,心里不禁一个激灵,寻思别是遭了高人的暗算。强撑着继续练了片刻,还是把珍藏了多年的救命丹丸取出一颗来服了。
  这天晚上,A未能入睡,上半夜内脏灼热如焚,下半夜剧痛如剐。天明时分,A确认自己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便又服了一颗丹丸。不一会儿,他那些去了大钟亭后不见其面的弟子登门探询,见状大惊,有人便提议求助于“张接骨”。
  关于“张接骨”其人,苏皖南一带至今众所周知。清乾隆年间,山东枣庄人张天散,精岐黄之术,并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接骨术。由于治疗骨折很有效果,江湖上便呼其为“张接骨”。张氏将这套接骨绝技和秘方药物传给了子孙,于是,“张接骨”之名便代代相传,成为一个著名品牌。目前在南京行医的几位张氏后人已是张天散的第八代传人。
  “张接骨”不但治疗骨折,也擅长诊治内伤。因此,此刻A的弟子中就有人想起了“张接骨”,一说,A也同意请“张接骨”诊疗。
  A治疗后效果如何?暂且按下不提。因为第二位受害者B要登场了。
  如果说A的被人暗算似乎还有由头——武林同行踢场子之类,那B的遭遇就属于莫名其妙了。那是三天之后的傍晚,B雇了一辆马车前往夫子庙如意酒家赴宴。可能B的性子有些急,也可能那天他迟到了,反正马车抵达酒家门前停下后,他不等车夫按照当时的载客规矩搀扶他下车,就自行往下跳了。偏偏脚下滑了一下打了个趔趄,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人来,从背后伸手将B扶住,一声“小心了”。B站稳脚跟,嘴里说了声“谢谢”,回头过去时只看到一个穿黑色长衫、头戴礼帽的男子匆匆离去的背影。
  跟A的情形一样,当时B没有感觉到什么异样,照常跟人划拳喝酒,谈笑风生。回家后也没啥反应,上床倒头便睡。但平时一觉睡到大天光的习惯这天却被废除了,B在次晨四点多破例醒了。不是他自己想醒的,而是被体内那种如焚似割的感觉痛醒的,疼痛的位置就是昨天傍晚在如意酒家门前下马车时被那黑衫男子搀扶过的腋下两侧。
  B家里没有备伤药,其妻见他痛得厉害,想起隔壁邻居王先生在医院当药剂师,不知家里是否有什么药可以止痛的。敲开王家门一问,王先生家没有止痛药。王先生问了情况,说如果确是因为被人“搀扶”而导致的伤痛的话,那需要引起重视,要找伤科郎中看的。王先生建议去上海找石氏伤科的石筱山,据说石筱山治内伤堪称江南一绝。
  其时,B的情况更加不妙了,不但疼痛难熬,还吐了两次血。于是,便立马去火车站奔上海找石氏伤科去了。
  B去了上海情况怎样?这里也暂且按下不提。让我们把时间推进一个多月——
  这一个月,对于南京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个月: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南京。4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5月15日,建立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与军管会公安部、市委社会部统一建制,合署办公。
  南京市公安局首任局长周兴,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干部,长期的保卫战线工作使他形成了一个注重调查的习惯。因此,他上任伊始,喜欢穿着便衣利用休息时间上街微服私访之举也就可以理解了。“鬼手大怪”的传说,就是周局长在私访时偶然得知的。
  到目前为止,“鬼手大怪”已经用那种“相助式搀扶”、“无意间碰撞”、“友好的拍叩”等手法暗算了九名对象,受到袭击的对象无一例外内脏出血,严重的已经卧床不起。
  当天下班前,周兴局长拨打了一个内部电话。“鬼手大怪”的厄运,就是从周局长的这个电话开始的。周兴的电话是打给治安处刑事公安队一位名叫查铁典的人的。查铁典是河北沧州人氏,回族。沧州是举世闻名的武术之乡,千百年来不知出过多少武林名家,眼前这位姓查的名字中又有一个“铁”字,很容易使人将其跟武术联系起来。但查铁典却是一个二十六岁的知识分子,体态瘦弱,戴着眼镜,从来没有习练过武术。查铁典在读师范时参加了地下团组织,不久转为中共地下党员,三年前即将毕业时,因叛徒出卖而暴露了身份,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黑名单,幸亏及时撤离才未被捕。查铁典撤往解放区后,照例接受组织审查,那是社会部的活儿。审查过后恢复了党组织生活,正好社会部需要知识分子,他就被周兴看中留了下来。周兴奉调前来南京任职时,带了一批老部下,查铁典是其中一个。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03:43
  侦缉“鬼手大怪”
  南京市公安局成立伊始,周兴原先是准备安排查铁典干办公室工作的,但查铁典坚决要求到基层去干侦查工作。于是,他就被安排到治安处刑事公安队,行政上没有担任职务,是一名普通的刑警,但党内身份是党支部成员。当然,这只有中共党员警察才知晓,解放初的基层党组织是不公开的。
  周兴把查铁典叫来,提出的一个问题令查铁典感到突兀。这个问题是:如果有人告诉你,身体的某个部位被人像跟熟人打招呼样轻轻拍一下,这人就因此而受了严重的内伤,你信吗?
  查铁典毕竟是武术之乡出来的,马上点头:信啊!这种情况在我家乡听得多了去了!我还亲眼见到过一位本族老叔用一根手指暗暗使劲按断了地主老财家的一头毛驴的肋骨呢。
  周兴点头:“这就是了,看来我没有找错人。这活儿应当让相信世上有此类奇事存在的人去干,那才有工作动力。小查,情况是这样的……”周兴遂将他听说的内容简要说了说,临末了表示市公安局有必要将此事查一下,如果确有人遭暗算而受伤,那不管是南京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发生的,我们公安都有责任对此进行调查,把凶手揪出来绳之以法。这个使命就交给你了,你可以挑选一名熟悉南京情况的刑警作为助手,两人同心协力,尽快将“鬼手大怪”的情况调查清楚。
  查铁典受命后,从刑事公安队挑选了一位叫关扬铭的助手,说了情况,商量怎样着手调查。关扬铭三十岁,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米行学徒出身。旧社会干米行活儿的,经常要扛两百斤的米包,还要爬高,因此通常都有一把力气;而关扬铭闲着没事时喜欢用手掌抓捏大米,久而久之竟能把干大米捏成一个固体块块,这把手劲就可想而知了。抗战胜利那年,国民党“还都”南京,首都警察厅处理清退了一批汪伪政权时有问题的警员,公开向社会招收新警察。由于当时公布的待遇看上去还算不错,而且抗战胜利伊始人们都以为今后有安稳日子过了,应当找一份稳固职业,因此报名者众多。首都警察厅因此就抬高了入行门槛,考试很严。关扬铭的老板怂恿他去试一试,结果被刑侦大队看中,当场拍板录用。这样,关扬铭就当上了一名刑警。一直干到南京解放,共产党的军管会接管了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接收组对国民党警员进行甄别后,处理了一部分,清退了一部分,剩下的作为留用人员,关扬铭的身份就是留用警察。
  平心而论,关扬铭干了三年多刑警,由于缺乏天赋,所以对于如何分析推理是弱项,他的强项是逮人,有的是力气,入行后又接受了一些擒拿格斗的训练,所以但凡抓捕什么江洋大盗、力大狂徒,他是肯定要出场的,而且总是冲在第一个。但此刻查铁典看中关扬铭的倒不是力气,而是对于南京的熟悉和人脉。他看了关扬铭的档案,得知其不但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其已故的舅舅还是帮会的账房先生。查铁典的直觉是这种调查可能少不了要跟那些以前参加过帮会的人士打交道,而关扬铭凭着他舅舅的关系,是容易跟那些人取得沟通的。
  但是,查铁典跟关扬铭一商量,却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似乎不符合实际。关扬铭听查铁典征求自己的意见,便说了一句话:“去找‘张接骨’就是”。
  于是,查铁典就知道了南京原来有位专治骨伤科的祖传名医“张接骨”,通常来说人们需要诊疗骨伤的,都会去找“张接骨”。而如果“张接骨”也治不了,那就去上海了。上海当时的伤科医疗可真是人才济济,拥有石氏、魏氏、陆氏等伤科八大家,此外还有包括武术名家王子平在内的兼武兼医的治内伤专家。因此,要尽快查明究竟是否有“鬼手大怪”袭击之情况,最便捷的手段就是去找“张接骨”。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04:47
  侦缉“鬼手大怪”

  二 立案侦查

  查铁典、关扬铭两人于是去了浦口,找到“张接骨”的诊所,一打听,不禁吃了一惊。据“张接骨”说,自南京解放前的上月中旬到解放后的本月11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有十一名相同受伤情况的患者前来求诊。所谓的“相同受伤情况”,就是这十一人都是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一名男子的轻微肢体接触,以拍、撞、推、扶等手段施以袭击,致使受袭者在遇袭后二十四小时内出现内脏疼痛、身体不能动弹等症状,严重的还有吐血现象。
  “张接骨”的医术中,骨科是第一,然后才是伤科,这从其名号也能看出。因此,“张接骨”这边对于此类诊疗的效果不像治疗骨折那样极为明显,但经他治疗过的患者,除了一人目前情况不知外,其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接着,“张接骨”又爆料:他听说,水西门有一个做颜料生意的遭到相同的暗袭,已经死了!
  到这时,刑警的查摸使命已经算是完成了,他们抄下了那十一名患者的姓名住址后就告辞了。但临走时查铁典没忘向“张接骨”请教:“您估计这些人的内伤是怎么形成的?”
  “张接骨”的回答是:这是武术手法,袭击者是一名内功高手。
  这里要负责地告诉读者:中国武术博大精深,其技击手段千奇百怪,确实存在本文中的伤人技法。
  对于负责调查的刑警查铁典来说,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向周兴局长一汇报,见多识广的周局长也信。于是,就有了一个组建专案组侦查“鬼手大怪”系列伤害案的决定。
  专案组组长由查铁典担任,当时警力紧张,组员也就三位,除了关扬铭,还有二位也是留用刑警,一个叫黄聪,另一位叫邓德龙,都是三十多岁的老刑警。专案组成立后,立刻碰头开了个案情分析会。其实此刻对于案情也没啥可分析的,因为事实上案情是怎样还不清楚。因此,众人决定先进一步查摸案情,要把所有遭到过“鬼手大怪”袭击的受害者找到,一个个询问,把笔录制作成卷宗。
  目前所知道的受害人一共有十二位,专案组人手有限,反正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调查必须两人以上”之类的规定,于是四位刑警就分成四路,划定了调查对象,就开始工作了。
  查铁典去的是水西门,据“张接骨”说有一位没去他那里诊疗的患者已经死了,查铁典要查的就是这条线索。由于这人没去“张接骨”那边,“张接骨”的患者记录中没有这人的姓名住址,所以查铁典先去了派出所查了户口注销记录,查到了一个5月10日死亡的三十七岁男子,名叫腾大根,死亡原因是“暴病不治”,于是就前往腾家了解。
  这位“暴病不治”而亡的腾大根,就是前面序号为B的男子。腾大根籍贯安徽当涂,是做染料生意的,家有妻子和子女各一。据其妻张秀英说,上月16日,腾大根应朋友之约前往夫子庙聚餐,顺便谈些生意上的事情。他是乘坐马车过去的,抵达后下车时有人从背后双手在其腋下搀扶了一把,当晚回家后睡觉时痛醒,服了跌打丸贴了狗皮膏药,无效。因当时长江被国民党海军封锁着无法去北岸请“张接骨”诊治,就直接乘早班火车去上海求医。
  腾大根抵达上海后,一天之内拜访了石氏、魏氏两大沪上伤科名家,诊断结果是一致的:受了严重的内伤。袭击者用内功特殊手法伤了心肺两大脏器,如不及时治疗,随着时间的推移,心脉将越来越弱,最后有可能不治而殁。
  石氏伤科石筱山、魏氏伤科魏指薪两大名家都给腾大根进行了推拿,开了外用、内服中药,但是,石、魏都表示此内伤实在太严重,非伤科大夫能治。那么,是否还有法子治疗呢?办法是有的,听上去有点像武侠小说里的说法:请跟伤害腾大根那人的同派武师中具有一定造诣者进行治疗。
  身为名家,若把话说到这程度,那就是回天乏力的表示了。腾大根也听出了这层意思,于是跟陪同他前往治疗的朋友商议,认为既然来了上海,那就索性逗留一天,求到王子平先生门上去吧。
  对中国武术稍有了解的人,都应当听说过王子平这个名字。王氏,字永平,河北沧州人氏,回族,1881年生,精查拳、八极拳、剑术、气功,通晓十八般兵器,武林诨号“千斤大力王”。1919年在北京中山公园打败设擂的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后又在济南击败日本柔道家宫本,曾在旧军队马子贞部任武术总教练。后赴上海,以治伤正骨为业,兼教习武术,曾在精武体育会、中华武术会、王子平暑期武术讲习所和精强武术会等处教拳。新中国成立后,王子平先生任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
  腾大根求到这样一位堪称武学大师的门下,应该有希望了吧?答案是:否!王子平先生亲自检查了伤情,询问了受伤的情况,摇头不语,沉思良久,轻叹一声:“唉——先吃点药调理一下吧。”而后又肯定了石氏、魏氏的诊断,说最好是能找到跟袭击者同一武术门派中人,只有他们才有治愈的法子。
  那么,施袭者是什么门派呢?这个,王大师也不知道。中国武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门派林立,各有秘诀,自古以来没有谁能够讲得出究竟有多少门派、多少秘诀,除非从武侠小说里拖一位出来。
  就这样,腾大根只好失望而归。但经这三位伤科、武术名家一番治疗,他的伤痛当时倒是减轻了不少。回到南京后,他继续吃药,静心休养,几天以后,血不吐了,伤痛也变成时有时无。正当腾大根以及家人为之庆幸以为总算过了这一关时,5月10日晨,腾大根起床后忽然感到心痛如绞,又大口呕血,还没来得及回过神来,就咽气了。
  这就是腾大根遇袭到不治身亡的整个过程。
  其他十一位受害人的受伤情况跟腾大根差不多,都是没来由地被人冷不防这么“轻轻地”弄了一下,之后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伤痛发作,其中一半人还出现了吐血现象,因为自腾大根之后的受害者都是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出的事儿,其时长江封锁已经解除,所以都是到北岸浦口请“张接骨”诊治的。治疗之后效果如何呢?有的说伤痛减轻了,有的说没有效果,有的说甚至还更痛了。
  查铁典和邓德龙去了上海,上海前一天刚刚解放,一派欢庆场面。王子平的诊所门前也挂出了迎接解放军的红旗。南京刑警向王子平说了情况,请求给予指点,他们没有透露腾大根已经死亡的消息。王子平还记得一个多月之前确实有一位患者从南京过来请他治疗之事。大师就是大师,王先生说那人受的内伤极重,如果还没有找到致其受伤的那个武术门派中的佼佼者给予紧急治疗的话,这位患者如今应该不在人世了。查铁典这才点头,说尽管这人受伤是南京解放前的案子,但我们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还是要一查到底,请王先生给予指点,帮助我们分析凶手究竟是何许人,以便我们能够将其及时抓获,绳之以法,免得继续给人民群众带来危害。
  王子平缓缓摇头,说他确实无法判断出这应该是何许样的武林中人出的手。王先生见刑警露出不解的神色,便进一步予以说明:类似这种伤人手法,中国武术中的许多拳种的习练者到了一定功力时,都能做到,什么武当、少林、太极、形意、八卦以及由王乡斋先生创立的大成拳,等等;只要练到一定程度,都能一触即伤。当然,这只能偶尔为之,因为施用如此手法伤人对于袭击者本人来说是要耗费一定功力的。让他连续伤人就做不到,否则用于实战那岂不不可收拾了?
  邓德龙听得一头雾水,寻思这会不会是王子平故意卖关子。但出身武术之乡沧州的查铁典却是明白的,当下谢过王先生告辞而去。
  专案组另外两位成员关扬铭、黄聪再次拜访“张接骨”,也未能获得相关线索。
  这样,专案组就只好另辟蹊径寻找突破口了。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议,一番讨论后,众刑警认为可以从寻找凶手的犯罪动机上得以突破,于是就定下了接下来的调查内容:查摸受害人的情况。因为刑警相信凶手作下如此规模的刑案,绝对不会是毫无目的胡乱下手,这厮又没犯神经病。所以,凶手作案肯定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样,凶手与受害人之间其实是有一根看不见的隐形之线连接着的。既然一时找不到凶手的线索,那就试着从这条线的另一头找找看。
  于是,专案组刑警作了分工,分头拜访那些受害人,腾大根已经死亡,那就向其家属了解相关情况吧。此番调查能否奏效?此刻还不得而知。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07:01
  三 情报:目标在饭馆出现

  一番奔波后,获得的受害人基本情况如下——
  A,就是在大钟亭授徒时遭到暗算的那个中年人,四十二岁,已婚,他是被“鬼手大怪”第一个盯上的目标。这位是安徽和县人氏,三十年前就随父亲定居南京了,是开香烛铺子的。此人嗜武,自幼拜师习练八卦掌,但天赋平常,功夫泛泛。平时为人谦和低调,经商讲究买卖公平,口碑不错。历史上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和政治活动,亲属也无政治瓜葛或者刑事犯罪经历。
  B,即已死亡的腾大根,他的有些情况前面已交待,这里只说没有提及的部分:腾大根也习练过武术,涉猎的门派比较多,什么少林拳、太极拳、八卦掌、南拳都玩过,不过那都是以前的话头了,近两年由于生意上的事情太多太烦,他不再练武,只是每天空闲时在家里站站桩,所以还保持着以往的那种精神状态和形体。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没有什么江湖朋友来往,是一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商人。
  以上二位是南京解放前遭到“鬼手大怪”暗算的,下面十位都是在南京解放后被“鬼手大怪”伤害的——
  C,南京火车站的搬运工人,三十二岁,高淳人氏,已婚,出身城市贫民,八岁时来到南京,本人及亲属均历史清白,跟社会各类人等也从无瓜葛纠纷。受伤经过:下班时与同伴经过火车站广场,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背部,以为是熟人,转身去看时,是一个已经转过半边脸的男子,嘴里说了声“对不起,认错人了”,话音未落,已消失在人群中。
  D,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旧警察,解放后因其参加过汪伪警察系统的一项机密行动而未被留用,赋闲在家。三十五岁,已婚,三青团员,国民党员,社会关系复杂。拜师学过拳术,至今习练不辍。受伤经过:在玄武湖畔和武友推手切磋时,被武友发力推出,趔趄着后退至围观人群内缘时,被人群中不知哪位伸手扶住。当时没有在意,看都没看是谁扶了自己一把,只顾抖擞精神想反败为胜,所以不知袭击者是谁。
  往下的八名受害人情况跟上述四位大同小异,考虑到篇幅关系,这里不再一一叙述。
  专案组根据调查到的情况进行了汇总分类——
  遭到“鬼手大怪”袭击的十二人中,其籍贯两人是安徽(分别为当涂、和县),一人浙江上虞,一人山东临沂,其余人系原江苏省(解放初期江苏省撤销,分为苏北、苏南两个行署)的5个县、市以及南京本地;
  十二人中,所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住址也散于南京城内各处,经济情况都在当地市民的一般水准上下;
  练过武术的有四人,但无论本人还是师傅、师兄弟或同门中人都没有一个是武林中小有名气的;
  参加过封建帮会、反动党团的有三人,都是一般分子;
  没有一人受到过各个时代政权的政治或者刑事处分,除了当过旧警察的D外,其余十一人口碑都还算不错。当然,D的口碑虽然有点问题,但没有发现犯有什么罪行,否则,就不仅仅是不予留用的处置结果了;
  受伤的经过都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那个穿黑衫戴礼帽(后来改为黑色西装、白色巴拿马草帽)的男子在貌似偶然情况下从背后轻轻拍、叩、扶之类的动作所伤。
  刑警随后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想从中发现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分析来分析去除了觉得头似乎大了一圈之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发现。
  刑警觉得“鬼手大怪”对于这十二位受害人的袭击并无规律可循,那很像是随意选择,当他想作案的时候,逮到谁就冲谁下手。如此的作案方式,是刑警最为头痛的,因为没有规律也就意味着很难找到线索。按照刑事侦查的惯例,当出现此类情况时,只有用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应对,那就是等着案犯再次作案。尽管不知道“鬼手大怪”会在偌大一个南京城的何处进行下一次作案,可是现在的情况跟4月份时已经不同了:由于“鬼手大怪”频频亮相,南京的大部分市民都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恶棍,给这厮起了个“鬼手大怪”的绰号就可以说明这点了。因此,在人心惶惶的同时,人们也会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可以这样认为,“鬼手大怪”再次作案时,是很容易受到特别的注意的。
  查铁典向刑队领导汇报了这一思路,领导立刻以市局治安处的名义向各分局发出电话通知,如果接到群众关于“鬼手大怪”线索的举报,立即跟专案组联系,专案组将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这时是晚上七点多,刑警邓德龙按照查铁典的吩咐刚给各分局治安科打电话下达了通知,市局电话总机转接进来一个电话,指名请查铁典接听。电话是鼓楼分局治安科值班员打来的,说他们刚才接到群众举报,称“鬼手大怪”在鼓楼“大惬意饭馆”现身了。
  “大惬意饭馆”是位于鼓楼东侧中山路上的一家两上两下两开间门面的饭馆,老板姓钱,经营的是淮扬菜。专案组在分析案情的时候,这边二楼的一个屏风后有四位食客正围桌小酌。这四人是经营粮食生意的商人,此刻聚在一起是为了商量如何解决一个生意上的难题。上海解放伊始,大米奇缺,各地粮商都急于把大米运进上海滩牟取较大的利润。这四人一直联手做大米生意,这当儿自然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他们有自己的稳定进货渠道,所以货源倒不愁,但难以解决的是如何运送到上海这一问题。有三条运输渠道,一是走沪宁线靠铁路运输,这是最好也最快捷的一条渠道,可是铁路已经军管,政府运公家的物资都来不及,哪里会向私人提供车皮?所以,铁路运输这条渠道是不能考虑了。二是走公路,理论上是可行的,可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政府控制了汽车运输,不但把所有接管后已经属于新生政权的汽车全部安排向上海运送紧缺物资,还征用了几乎全部可以征用到的私营公司的汽车,所以,根本不可能租借到汽车来跑运输。这样,就剩下第三条渠道了。第三条渠道是水上船运,沿长江顺流而下,直达上海,倒也方便,而且成本也低。这四位今晚聚拢来就是商量雇佣船只的问题,鉴于时间,最好是雇机动船。但是,当时机动船很少,而且基本上也都给政府雇下了,只好寻找散户。四人中一位姓王的老板路子比较广,不知怎么结识了一位华东军区后勤部的军官,说最近正好有一支船队去上海载运从大连那边调运过来的军需物资,水运到南京后走陆路往南边送,准备用于前线。从南京这边空放赴沪当然是一种损失,所以要揽运些货物过去。由于时间比较紧,揽运货物的价格就低,只相当于市场运输价格的一半。王老板于是就想通过这条特殊渠道把大米运到上海去,因为这是四个人合伙做的业务,所以得每个股东都同意。今天来商量的就是这件事。
  其余三位股东听王老板如此这般一说,都喜出望外,说这个机会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老王你赶紧去跟人家拍板吧。
  正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一个阴森森的声音传进了这四位的耳朵:“嘿嘿!不错,这样的发财机会当然不能白白放过,得赶紧抓住啊!”
  当时的饭馆都是私人经营,投资有限,都不很大,所以通常是不设单间包房的,像“大惬意饭馆”这样的馆子已经算是比较有规模档次的了,但也没有专门单间。那么,如果客人想有一个私密性比较强适宜于边吃边谈的地方呢?这个问题好解决,饭馆准备着屏风,把你们这副座头拦起来,档次就显出来,私密性也相对有了。王老板四人此刻坐的位置就是“大惬意饭馆”二楼角落里的一个屏风后。如此,所谓私密性的尺度究竟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此刻,从屏风外面传来的这个声音一下子把王老板等人的嘴巴封住了。四人面面相觑,正交换着眼色无声地探讨如何应对时,侧边作为进出门使用的屏风被人从外面移开了,闪进一个人来,对着四人掌拳相加行了个武林礼:“四位先生,晚上好!”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07:24
  侦缉“鬼手大怪”

  这是一个身高大约一米七的男子,三十多岁,身体精壮,精神饱满,身穿黑色对襟夹褂和灯笼裤,头上戴一顶白色帆布凉帽。王老板四人定睛打量着,突然不约而同倒抽一口凉气,他们的脑子里同时冒出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号。王先生嘴快,情不自禁就把那四个字吐出了口:“鬼手大怪!”
  对方打了个哈哈:“不错!正是在下。”拱手作揖转了个弧形,“这是江湖上的朋友抬爱兄弟,赏了这么一个诨号,惭愧!惭愧!”
  王老板下首的齐老板反应最快,站起身来,拱手还礼:“幸会!幸会!请坐!请入席!”
  其余三人马上起立,一边还礼,一边从旁边拉了一张空椅子放在上首设了个位置恭请不速之客入席。“鬼手大怪”也不客气,微笑着往里走,他经过齐、王二位身旁时,那二位连忙下意识地保持距离,只恐他伸手表示“友好”往自己身上什么位置来一下,弄一个不死即伤的后果。“鬼手大怪”在上首落座后,摆了摆手道:“诸位不必如此提防,冤有头,债有主,被我选定下手的人,都是做过亏心事的。话说回来,凡是被我选为目标的人,无论他怎么躲避,也是躲不过去的。”
  王老板虽是商人,但他并不胆小,也有正义感,此刻已经决定立刻报警。于是一边吆喝“跑堂”,一边往屏风门口走,才挪了两步,被“鬼手大怪”轻轻一声唤住:“叫跑堂进来就是,你不必出去。”
  王老板心里一凉:看来这主儿不糊涂,已有提防之心。他返身回座位的时候,正好跟齐老板双目相视,便迅即递了一个眼色过去,心里有点忐忑,不知齐老板是否会意。
  齐老板其实也已经有了报警之心,见王老板未能实施,知道要他去做了。这时跑堂进来了,于是他便吩咐添餐具增加菜肴,又说还要酒。跑堂问要什么酒,齐老板心里已有主意,说要喝洋酒,嘴里吐出了一串英文。跑堂听得目瞪口呆,说店里没有这种酒,而且这种洋酒他从未听说过。齐老板摇摇头,说你这个跑堂真该重新学一学,这洋酒是英国货,以前要十二块大洋一瓶,现在已经涨到二十块大洋了。今天这位先生是我们的贵客,我非得用这酒请他才显出诚意。这样吧,麻烦你去前面“中鼎商行”跑一趟,这种酒只有那里还有卖的。我在那里是记账的,你把这张名片拿去,老板就知道了。
  跑堂信以为真,连连点头。接过名片刚要迈步又问:“老板您说是什么酒?我忘了。”
  齐老板于是“很自然”地拿出钢笔,在名片上写了一行字:“拿着!你看不懂不要紧,人家能看懂就行了。看你像是有点冒失,路上当心点,别把酒打碎了。”
  那时候食客上饭馆点菜时跑堂是不写单子的,他们全记在脑子里,结账时也是这样,因此十个跑堂中八九个是不识字的,如果识字的话就不必当跑堂了。这个跑堂属于八九个里面的,但他机灵,此刻已经觉得似乎不对头,于是点点头拿着名片离开了。
  跑堂把名片拿到了账台,账房先生一看,上面写着:“鬼手大怪!快报警!”不禁暗吃一惊,但这位老先生胆子小,不敢做主,马上去向钱老板请示。按照江湖经验,老板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今是新社会了,到这一步如若他不予配合,回头公安局要找上门来的,逮进去吃官司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钱老板再三权衡后便给鼓楼分局打了电话。
  当下,查铁典闻讯大喜,说都换上便衣,带上手枪、手铐,咱们立刻出发去逮“鬼手大怪”。黄聪有点胆小,说“鬼手大怪”武功了得,就我们四人去能行吗?查铁典说四个对一个还不行的话,咱们还干警察干吗?别怕,到地头我冲第一个!关扬铭说小查你这就是抢我的生意了,逮人向来是我的事儿,哪里用得着你冲头里?
  四名刑警赶到“大惬意饭馆”时,“鬼手大怪”正喝着饭馆老板让跑堂送进屏风的一瓶杂牌洋酒向王、齐老板等人道明来意。他说自己已经在屏风外听清楚了四位老板的生意,如今刚刚解放,共产党的天下坐得长坐不长还不得而知,出了南京城就是一片混乱,长江水道不太平,上海那边更不用说,所以你们这笔大买卖尽管借着军运的牌号,但到了上海是否做得成还难说。我看诸位都是脸善心慈之辈,不禁动了恻隐之心,要助你们一臂之力。不瞒诸位说,我在江湖上颇有一些朋友,江浙皖沪黑白两道都还买我些账,因此,有我在,可以保证不出什么问题。不知你们有何想法?
  说到这里的时候,刑警已经进了“大惬意饭馆”。查铁典看了地形,让楼上的食客悄然离开。四个刑警中力气最大的关扬铭化装成厨师,端了白糖银耳进屏风,先前那个跑堂介绍说这是本店大厨的拿手名点,请各位先生免费品尝。关扬铭走上前去,倏地将一碗银耳扣在“鬼手大怪”脸上,趁其分神的当儿将其一把抱住。查铁典、黄聪、邓德龙三人随即掀翻屏风,一齐出手,把“鬼手大怪”压倒在地板上,铐上手铐又用绳子绑住手足,让其不得动弹,这才叫了辆马车押解市局。
  一到市局,立刻讯问,但问了没几句满心的欢喜就变成了肥皂泡:被捕者说他不是“鬼手大怪”,而是冒充“鬼手大怪”之名想蒙人家些钞票花花的!
  被捕者交代的情况如下:他叫严益星,南京郊区江宁县人氏,三十三岁,出身小商贩家庭,小学文化,从事过小贩、搬运、撑船等职业,成过家,但老婆不久就跟人跑了。抗战胜利前一年秋天,他因参与长江水匪帮伙“吃江团”的抢劫活动,在镇江附近江面被汪伪政权的水上巡警拿下。“吃江团”的两名首犯被处决,三名主犯处以重刑,严益星因为是新入伙的喽啰,所以判了他七年徒刑,押解镇江监狱服刑。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的司法部门接管了镇江监狱,对在押犯人进行甄别处理,释放了一批,枪决了若干,像严益星这样的强盗就维持汪伪法院的原判不动,继续关押服刑。这样,严益星在监狱里又吃了四年牢饭,迎来了镇江解放,共产党政权接管监狱。接管后也对在押犯人进行了甄别,这回严益星得到了好处,可能由于他属于劳动人民阶级出身,而且又服了一半以上刑期了,所以被提前释放了。
  严益星回到江宁老家,年过六旬的老父劝他找一份工作,老老实实做人。严益星答应了,向老父要了一些钱钞,到南京城找工作。他在南京城里胡乱转了一个星期,工作没有找到,却从以前结交的几位朋友那里听到了关于“鬼手大怪”的传言,心里不禁一动:既然人们对“鬼手大怪”如此谈虎色变,我何不假冒这厮弄些钞票再说?
  主意打定后,严益星就开始实施。用还没折腾光的钱购买了一套行头,开始转悠着寻找下手目标。这一转,就盯上了王、齐等四位老板。当时,严益星正好经过“大惬意饭馆”,看见两辆三轮车拉来了四位老板模样的人,一看便知是来谈生意的。严益星的计划是以“鬼手大怪”的名头唬住对方,让对方拿些钱钞出来就是了,没有料到对方竟然会报警。于是,厄运就降临了。
  之后几天里,专案组又先后接到几起关于发现“鬼手大怪”线索的报案,但调查下来都是子虚乌有的。到这当儿,专案组意识到之前的那个工作思路似乎行不通,看来需要调整一下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10:22
  四 这个女子隐藏着秘密

  查铁典是一个很会动脑子而且喜欢动脑子的人,遇到任何问题时都善于琢磨。此刻他也是这样,当发现一条路走不通时,就召集三名组员开会研究,说咱们回顾一下案情和相关材料,看能否从中找到之前没有发现的破案线索。三名组员虽然不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刑事侦查精英,但好歹也都参与过一些刑案的侦查,大伙儿凑在一起聊着聊着,也不知是哪位先开的头,反正是觉得发现了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仔细留意,那倒还真会一滑而过。那是查铁典去水西门派出所了解关于被“鬼手大怪”伤害致死的腾大根的情况时所留下的印象,当时户籍警拿出了死者家属前来注销户口时留下的登记材料,上面对于腾大根的死因说是“暴病不治”。那时的调查没有完整的一套应当怎么怎么做的程序规定,所以查铁典也没有要求派出所方面给他一份抄件,但是,他是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的。查铁典将当时的情况叙述了一遍。另外三个刑警听着,不知是谁忽然提出:“暴病不治”是什么意思?死者腾大根的情况不应该是“暴病”啊,他应该是“被人伤害,不治而亡”嘛。
  这一说,所有人都觉得终于发现了问题。这个情况似乎反常啊,是家属去派出所报死亡时没有说清楚死亡原因呢,还是说清楚了,但派出所记录的那位警员没有如实记载下来?这是一个问题,必须调查清楚!
  于是,查铁典就叫上刑警邓德龙一起去水西门派出所。当时全市公安系统都知道市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全力侦查“鬼手大怪”案件,所以派出所方面很是重视,所长亲自接待了他们。查铁典说了来意,所长便唤来了负责户籍登记的那二位警察,让他们直接解答专案组刑警的问题。
  这两个警员,一个是留用下来的老警察,另一个是解放后新吸收进公安队伍的地下团员身份的女青年小何。
  小何想了想,说那天是死者的妻子张秀英前来办理户口注销手续的。张秀英哭哭啼啼地说她的丈夫昨晚吐血身亡了,她按照政府规定前来注销户口。小何于是便问你丈夫生了什么毛病?去医院看过没有?张秀英答称也不知生了什么毛病,没去医院看过,原以为自己吃些中药会好的,没有料到昨晚忽然吐了大量血之后就咽了气。当时的人均寿命很低,经常有人这样上一夜好好地睡下,到次日就永远起不来了,派出所方面对此也不以为奇。于是小何就根据张秀英的陈述在登记册上记下了“暴病不治”,注销了户口。
  如此看来,关于“暴病不治”之说的责任应该是由死者家属来负的。查铁典心里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张秀英为何要故意隐瞒丈夫受到“鬼手大怪”的伤害后不治而亡的事实呢?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秀英的这种隐瞒似乎又不是坚持到底的,当初他登门调查时,张秀英就明明白白地告诉说,丈夫腾大根是在去夫子庙赴宴时遭到一个黑衫男子的“搀扶”后受伤吐血乃至不治身亡的。这又应该怎么理解呢?
  答案似乎应该是:如果向派出所如实道明腾大根的死因,可能会出现对她不利的后果。而对于市局刑警,张秀英觉得没有必要隐瞒死因,所以就如实而言了。
  派出所会对张秀英产生什么不利后果?看来只有户籍方面的情况了。
  查铁典于是向女警小何提出要查看一下死者腾大根当初登记户口时的原始记录材料。小何就让那个留用老警察找出了腾大根生前所住的那个街坊的户籍档案,那还是国民党时期的首都警察厅经办的材料,已积满了灰尘。小何拿来抹布,抹了几次才把那上面的灰尘去掉。查铁典找出了户主为腾大根的那份档案,翻开一看,腾大根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26日入籍水西门这边的,当时就“携妻一名张秀英,十九岁”,估计可能结婚不久,还没有生孩子。据档案载明,在这之前,这对夫妇是住在大校场路小磨巷的。三年后,张秀英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腾小虎;又过了一年,生一女孩,取名腾小凤,前来当时属于汪伪政权管辖的警察署申报了户口。
  查铁典因为心里已经对这个家庭的户籍材料心存疑窦,所以此刻面对着这份档案,虽然看不出什么毛病,但心里总觉得不踏实。这时,那个老警察过来问是否还需要其他街坊的户籍档案材料,他去找出来。查铁典递给他一支香烟,对方在接的时候一不留神把放在旁边的那沓档案碰了一下,因为有尺把厚,一部分就掉落到地板上了。两人便把地上的档案捡起来,按照封面上的序号整理排列。这时,查铁典做出的一个举动使他有了意外收获。
  事后回忆,这个举动纯属无意:档案没用蜡线在左侧沿口装订成册,而只是从左上角打的一个小洞里穿过后拴了个结。这样简易装订的档案,掉落地下后再捡起来难免有些乱。查铁典的这一举动就是把乱了的档案页归位复原,于是迷宫之门就现出了一条缝:他发现手头这份档案的格式、字样跟之前腾大根的那份似乎不同。查铁典是个细心人,又有喜欢琢磨的习惯,于是就把腾大根的那份档案跟手头这份进行比照。果然,两份档案的铅印内容无论在格式还是字样上都有不同,用出版行业的话来说,就是不同的两个版本。
  同类印刷品有两个版本的情况有时会出现,就拿眼前的户籍档案版本来说,第一个版本用光了,去印制第二个版本,也许承接这一业务的印刷厂正好没有跟第一个版本一模一样的铅字,或者警察厅方面去谈业务的人要求改动一下格式字样,印刷厂方面就会弄出第二个版本来了。但此刻的问题是,从档案登记的户口入籍时间来看,这两个不同版本的户籍档案是同一个月登记的。这就不得不使人觉得难以理解了。
  查铁典又翻阅了另外一些档案,发现无论时间在腾大根那份之前或者之后的,只要是那几年里的,都跟腾大根那份档案的版本是两样的。于是,他就问老警察这是怎么回事。老警察看了看说,这份档案不是民国二十五年做的,那时我们不用这种式样的材料纸,这种式样的材料纸是抗战胜利后才印制的。
  查铁典又仔细看了看腾大根那份档案上的钢笔墨迹,豁然开朗:墨迹色泽是一样的,所以这家子为什么大小四口人其实是同一天登记的,并不是如档案中所记载的先有腾大根、张秀英夫妻入籍建立户口,然后过三年有了儿子腾小虎,又过了一年又有了个女儿腾小凤,而是在抗战胜利后的某个日子同一天一次性记载进档案的。腾大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他在几年后又离奇受伤,不治身亡?这两者之间似乎是有一根纽带联系着的,找到这根纽带的连接环节,可能就是“鬼手大怪”作案的动机了。至于其他人的受伤,暂且先不去管他,以后捕拿到“鬼手大怪”那厮后,自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查铁典于是决定先查眼前的这份档案,问那老警察:“这份档案材料当时是谁经手办理的?”
  老警察指着档案牛皮纸封面上那龙飞凤舞无法辨认的签名:“是这个人——王纪陵。”
  这个王纪陵此刻在哪里?
  王纪陵在解放后军管组进驻分局后被清退回家了,因为他是汪伪时期的一个汉奸身份的高级警官的连襟,尽管没有听说做过什么犯法的事情,但领导说他“历史不清白”,就把他清退了。清退之后,听说他回家养老了。
  王纪陵家住哪里?
  老警察说不上来。但他知道分局有一位姓钟的留用警察跟王是邻居,就打了个电话去打听,得到的答案是:王纪陵家住秦淮区钞库街“大力烟纸店”楼上。
  查铁典、邓德龙当即前往。王纪陵是个年近六十的小老头,气色很差,但脑子倒还不错。一说到腾大根那份档案,只稍稍想了想就点头了:“有的!有的!有这事儿,是我经手办理的。那是抗战胜利第二年春天的事儿。”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11:05
  四 这个女子隐藏着秘密

  据王纪陵说,当初这件事是这样的——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的一天,王纪陵去警察署上班,署长陪同警察厅的一位姓刘的不知什么科的科长走进他的办公室,说老王这是厅里的刘科长,有桩事情你替他办一办。那位刘科长比较客气,坐下后先递上了一支香烟,还顺手用打火机替他点上。话不多,没说什么子丑寅卯作为开场白,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王纪陵面前:“老王,麻烦你按照这上面写着的内容制作一份户籍档案。”
  王纪陵一看,这张纸条上写着腾大根、张秀英、腾小虎、腾小凤四人的姓名、出生日期、籍贯、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两个地址——一个是水西门升州路那里腾大根的实际居住地,另一个是大校场路小磨巷的原居住地。刘科长指着那两个地址说,你给记载下来,是从大校场那边迁入水西门这边的,迁入的时间放在十年前的某一天就可以了。
  这种事情,对于旧时吃警察饭的来说,实在算不上一桩什么了不得的麻烦事,况且有警察署长的指令在前,所以王纪陵立刻给对方办了,还当场发了户口本,上面的时间是按照档案里的记载写的。
  刑警记下了刘科长这样一条线索,接下来就是了解这个姓刘的是怎么一个人了。国民党的首都警察厅就是解放后军管会接管后组成的南京市公安局,所以专案组往下就不必出门调查,就在自己局里了解即可。回来的路上,查铁典就问过邓德龙,你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的,知道刘科长吗?邓德龙摇头,说没有听说过。返回市局后,查铁典又问了关扬铭、黄聪两人,他们竟也没听说过。查铁典就觉得有些奇怪了,甚至还有点隐隐的担心,寻思好不容易寻觅到的线索别断了。于是就去查了留用人员的名单,里面没有一个姓刘的曾担任过国民党首都警察厅什么科长或者副科长之类的人。
  再往下,那就是向警龄长一些的留用警察打听了,一连问了好几个,最后问到了一个穿警服但什么警察业务都不懂而只会算账的财务人员,这才知道:抗战胜利后“军统”向“首都警察厅”派了几个特务过来,内部挂名股长、科长之类,其实就是督察人员,他们不上班,有时来转一转,也不知他们督察些什么,或者另有其他使命。他们的薪水是在“军统”领的,但在警察厅也领取一点补贴,所以财务科是知道他们的,其中确实有一个姓刘的,好像叫刘风轸,挂的是警察厅内勤科长的虚衔。
  那么,此人后来去了哪里呢?
  这个,就说不上来了。
  再查!最后从监狱里被关押着的一个“军统”特务那里查到了刘风轸的下落。但这个结果专案组实在不愿意听到:这人已经逃到广州或者台湾去了!
  当时广州还没有解放,所以不管是广州还是台湾,专案组都是鞭长莫及,无可奈何。
  不过,此路不通,彼路还是可以走走看的。
  彼路,就是从追查腾大根的住房入手,指望能够顺藤摸瓜找到腾大根的来路。刑警于是再次去了水西门派出所,请户籍警悄然去把腾大根的两侧邻居请来。
  邻居来了,都是五十岁出头的老人,一男一女。男的姓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当初腾大根受伤当晚向其求援的医院药剂师王先生,女的姓管,家庭妇女,人都唤她“管大婶”。刑警在向王、管两人了解腾大根的房产来源前,先问他们两家是几时入住现址的。王、管说他们的房子是祖传的,王先生和管大婶的丈夫都是出生在这里的。刑警于是确信他们是说得清腾大根的住房来源的,一问,两人都说腾大根一家是抗战胜利后次年的清明前后搬进来的。那么,房产是谁的呢?房产原来是一位姓单的商人的,但他不在这边住,这里的房子长期出租,没有房客时就空着。是腾大根向单先生买下后搬进去住的。
  总算找到了一段瓜藤,刑警暗松一口气,决定顺藤摸瓜。一打听,王、管两人说那位单先生在户部街那里开着一家中药店铺,叫“必正堂”,现在应该还在。刑警二话不说,立马直奔户部街,找到“必正堂”。单老板正端坐在店堂账台上双手捧着一个白铜水烟筒吞云吐雾,听说来人是公安局的,连忙放下水烟筒下了账台,双手作揖,状极恭敬:“三位先生好!不知何事需要老朽效劳?”
  刑警说明来意,单老板马上声明说他卖掉的水西门那边的房产,是祖传的合法财产,买卖也是公平交易,当时还向伪政府(这里指的是国民党政府,解放初期一律称国民党政府为“伪政府”)税务所交纳过税款的。刑警说对对对,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来找你,不是调查那套房产的底细,而是想知道当初这笔买卖是谁介绍的,对方当时是怎么找到你的?
  单老板于是拿出买卖合约,上面写着买家果然是腾大根,中间人是郁正清。据单老板说,他并不认识买家,是郁正清介绍过来的,因为他在大约一个月之前找到郁,说他在水西门那边的一套房子要出让,请郁先生帮忙留心物色买家。不久,郁正清就来拜访了,说已经找到了买家,是一位姓腾的做染料生意的。次日,三人去水西门看房子,腾大根表示满意,于是就在附近的茶馆里谈下了交易价钱,当场由郁正清写了合约。
  那么,郁正清是怎么找上腾大根的呢?单老板摇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刑警于是就问单老板:郁正清住在哪里?
  单老板说了地址,但是随即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们找不到他了。
  查铁典的心便悬了起来,寻思那姓郁的难道也去了台湾或者广州?一问,单老板说郁正清因痨病不治,早已于两年前去世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11:33
  侦缉“鬼手大怪”
  尽管失望,但刑警还是按照单老板提供的地址去了郁正清家,一是作为调查程序,得弄清楚郁正清是否真的已经死亡了;二是想向郁的家属了解当时这笔交易的情况。郁正清那三十多岁的儿子接待了刑警,他证实了郁的死讯,但对于老父生前的房产中介业务一点也不知道。
  专案组于是又调查腾大根的户籍档案中所写的南京大校场路小磨巷的原户籍地,但是,这一步也没走得通,因为大校场路小磨巷那里在当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时已经夷为平地了,所有住户死的死,逃的逃,迁的迁,已经找不到能够提供情况的人了。又去接收了当时国民党警署的现管段派出所查找户籍档案,这部分档案却没有了。据留用警员估计,可能是在汪伪政权时就已经作为死档而处理掉了。
  调查工作进行到这里,似乎很是不顺,想到什么路数,一走就断。但是,查铁典倒是没有失望,因为他袖中还有乾坤:一是从腾大根生前所从事的染料生意圈着手调查此人底细;二是去找腾大根的老婆张秀英。
  先选择简单的那条路走,刑警关扬铭、黄聪去了染行业公会,这是一个民间性质的非专业团体,相当于后来的行业协会。旧时一般城市各行各业通常都会成立这种公会,公会对于本地本行业的成员都是比较熟悉的。此刻接待刑警的那个说一口绍兴话的公会负责人一听要了解腾大根,马上说我知道这个人。
  可是,这个绍兴小老头所知道的情况跟刑警相差无几:都是1946年以后的情况,经营染料生意,通常是以掮客方式参与经营,但有时也自己垫资先行购下货物后再出售给别人,由于收费比其他人要少一些,所以口碑不错,同行中人都愿意跟他合作。除此之外,绍兴小老头就说不出其他情况了。
  刑警不死心,从小老头那里要了几个跟腾大根合作得很好的同行的地址,一一拜访。这几位对于腾大根的评价自然不错,但跟小老头一样,对于腾大根在1946年之前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腾大根是安徽当涂一带人氏。
  这样看来,就只好直接向张秀英调查了。
  张秀英在一个下雨天的傍晚被悄然传唤到派出所,根据专案组的要求,派出所方面所有警员对这次谈话都一律回避。专案组四名刑警全部出动,查铁典、关扬铭在一间办公室里关着门跟张谈话,黄聪、邓德龙则坐在门口,不让任何人靠近。当然,由于所长已经有话在先,派出所所有警员都很自觉,不会再往这边靠近了。
  刑警原对这次谈话是抱着希望的,因为老婆对于丈夫的情况了解得总比其他外人要详尽一些。可是,一谈话才知道,即使在这个方面,世上也有例外。眼前的张秀英跟腾大根这对夫妻就是一个例外:张秀英说她并不知道丈夫怎么来的南京、以前从事什么行当之类的情况。造成这个例外的原因是:张秀英是1946年年初才跟腾大根相识的,从相识到结婚不过短短一天时间。
  详细情况是:张秀英出生于苏北盐城农村,十九岁那年出嫁,第一个丈夫是教书先生。她和教书先生一共生了三个子女,其中一个生下没几天就夭亡了,留下一子一女。本来,张秀英是可以好好地和丈夫一起过着虽然清贫但还算安逸的日子的,可是抗战胜利那年暑假教书先生下河游泳时意外溺亡了。盐城那里的封建意识是很强烈的,再加上人的贪婪本性的催化,张秀英之后待了没几个月,就被丈夫族内的长辈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没收家产,扫地出门。张秀英带着一双子女讨饭为生,四处流浪。
  1946年2月,一家三口在镇江要饭时遇到了腾大根。腾大根把张秀英三口领到了一家小饭馆,要了些吃食让他们尽管吃。一顿吃下来,他已经把张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他也没说自己的任何情况,只是问张秀英:如果愿意跟他走,他有能力保证她一家三口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以后还能让孩子上学。张秀英落难到这一步,当然是求之不得。于是,就跟腾大根了。当时,腾大根在镇江租借着房子,就把张秀英一家三口领回去,次日给他们大人小孩换上了新衣服,买了些鱼肉之类让张秀英烧了一桌菜,门口放了鞭炮,就算是成婚了。反正那年代也没有法律规定结婚必须领证,当然,更没有婚前检查一说了。
  结婚后,腾大根去南京购房,到了4月份,全家就搬到南京去了。然后就是办理户口,张秀英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只听腾大根说要去办理户口,一对子女原叫小虎小凤不必改名,改个姓氏跟他姓腾就可以了。至于入户时间,倒要提前十年,如若有人问起,就一口咬定说是民国二十五年结婚入住的,关照张秀英牢牢记住。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腾大根没有交待,张秀英也没想要问,就是想问她也不敢问。
  在南京定居后,腾大根很快就做起了染料生意,而且做得很不错,尽管并不能挣很多钱钞。
  不难想象,刑警对于张秀英所说的这些内容是比较失望的。查铁典稍一考虑,决定换一个问题试试。
  这个问题,我们前面已经知道,就是关于张秀英去派出所办理注销户口时对女警小何所说的“暴病不治”,明明是腾大根在夫子庙遭人暗算受了严重的内伤,未能治好而殁,怎么就变成了“暴病”呢?张秀英虽是不识字的苏北乡下妇女,不过再文盲也应该分得清什么是伤,什么是病吧?
  这个问题一提出来,刑警马上捕捉到张秀英眼里一闪而过的慌乱,于是就等待着她回答,寻思既然慌乱那就总会露出破绽,有了破绽还怕攻克不了?可是,查铁典、关扬铭还是失望了,他们没有料到张秀英对此的回答竟然那么简单,简单得等于没有设防。张秀英的回答是:警察问丈夫是怎么死的,她说丈夫吐血有一段时间了,吃过中药,没用,昨晚突然大口吐血,死了!
  张秀英问刑警:我这样回答有什么不对吗?那个女警察没有问我丈夫是怎么吐的血,我为什么要告诉她是怎么吐的血呢?后来你这个警察(指查铁典)到我家来了解时,问得很明白,我不就什么都告诉你了吗?
  刑警看着这个苏北女子,无语。
  但是,张秀英眼中闪过的那一丝慌乱,给查铁典一个暗示:这个女子隐藏着秘密。
  所以,当张秀英刚刚离开派出所时,查铁典就向派出所领导提出:请协助对这个女子实施秘密监控,但不可惊动她。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14:37
  六 迷宫之门终于打开了

  就在查铁典、关扬铭从当涂返回南京的那天傍晚,有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来到了水西门升州路燕子巷,这人是来找腾大根的遗孀张秀英的。虽然只待上十来分钟时间就离开了,但是,这人的进出被派出所安排的协助监视张秀英的邻居管大婶看在眼里。
  管大婶虽然是一个一生没有干过任何职业没在社会上混过一天的家庭妇女,但她是有点见识的,也很有责任心。当她看见有人进了张秀英家门之后,就把当邮差的儿子阿虎从里屋叫了出来。说准备好你的自行车,一会儿有个男子从隔壁腾家出来,你骑车跟上去,他到哪儿你也到哪儿,一定要弄清楚这人是住在哪里的,回来告诉我,回头我好向派出所交差。
  燕子巷是一条断头胡同,只有一个进出口,阿虎于是就把自行车推到了巷口对面马路旁边停着,静候目标出来。一会儿,那男子出来了。管大婶责任心虽强,但业务生疏,担心儿子不认识跟踪对象而错过,跟在那人后面一直“送”出巷子。目标站在马路口,叫了一辆三轮车,管大婶看着儿子骑车跟了上去,这才返回。
  小伙子不辱母命,圆满完成了使命,兴冲冲地向老妈禀报:三轮车把目标送到了东牌楼司晨巷,那人付了车费,进了27号,那是一户民居。
  这个消息次日上午便由管大婶反馈到了水西门派出所。不多久,负责跟派出所联系的专案组刑警黄聪、邓德龙照例悄然前往,询问是否有什么情况。两人听说有人登门拜访过张秀英,很是兴奋。当派出所长把记着地址的纸条放到他们面前时,其中的黄聪就差不多要一跃而起了。
  使黄聪如此激动的原因是:住在东牌楼司晨巷27号的这个目标他是认识的。认识也不至于如此激动啊?问题是:专案组成立伊始,他曾奉命前往东牌楼司晨巷27号走访过此人,这个地址是从“张接骨”那里抄来的。这个男子,是被“鬼手大怪”袭击过的十二名对象中的最后一位,名叫施柏震。
  不单是黄聪,专案组长查铁典听了这个情况也激动了,原本坐着的,马上站起来,给黄聪、邓德龙各倒了一杯水:“辛苦了!喝口水,然后说说详细情况。”
  详细情况就是黄聪当初调查施柏震的情况记录了:施柏震,江苏省溧水人氏,三十四岁,木匠出身,长期在家乡走乡串村替人干活,攒了些钱后,于1943年来南京,盘下了东牌楼那里的一家棺材铺子,自己当起了老板,目前雇佣着三个伙计、两个学徒。施柏震受伤是在5月10日,那天他去木行采购木料,中午木行老板请他吃饭。饭后离开饭馆时,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后边过来,像熟人打招呼样往他肩膀上拍了一下,车也没停就往前去了,只看见一个背影。据施柏震说,当时他已经听说过有一个江湖上称为“鬼手大怪”的家伙专门暗算人,遇上此人不死即伤。所以,他马上意识到可能不妙,也不回家了,直接去浦口找“张接骨”。“张接骨”当时没检查出什么来,但因为已有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受了伤,因此不敢掉以轻心,还是按照治疗严重内伤的方式给施柏震治疗了。当天晚上,施柏震感到体内不适,但没有吐血。次日,疼痛难熬,便立刻乘火车去上海。他也不知道沪上石氏、魏氏伤科以及王子平什么的,只听说过上海滩有伤科八大家,在北站下车后叫了一辆三轮车说要看上海最好的伤科医生。那个车夫就给他拉到了陆氏伤科第六代传人陆银花那里,治疗后回到南京闭门不出,天天服药,卧床休息了几天才觉得似乎好了些。
  专案组于是就有了研究的方向:施柏震跟腾大根是什么关系?之前两人是否有来往?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在十二位遭到“鬼手大怪”袭击的人中,施柏震是最后一个,为什么“鬼手大怪”暗算了施柏震后就歇手罢休了?
  查铁典说:“先别讨论这些吧,有一条捷径可走,这条路走得顺当,施柏震和腾大根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基本上清晰了!”
  这条捷径是:去查一下施柏震的户籍档案,如果情况跟腾大根的一样,那就可以断定两人不但相识得很早,而且是匪盗同伙。
  调查下来的结果,跟查铁典估计的一致:一是他的户籍也是那个已经逃到广州或者台湾去的“军统”特务刘凤轸出面请警察署办理的;二是也把1946年春才入户籍提前到1943年汪伪时期。
  再查施柏震那套房产是怎么回事。查下来,那套房产的中介人竟然跟腾大根的房产中介人是同一人。
  行了!刑警终于明白“鬼手大怪”为何要在南京解放后还不断作案的原因了:那个雇请“鬼手大怪”解决黑道帮伙内部违规问题的帮伙,要“鬼手大怪”除掉的对象并非腾大根一人,而是有两人,另一人就是施柏震。腾大根和施柏震是做下严重违反帮规行为的同伙,两人一起策划并实施了那项目前还不得而知的违规行为之后,一起潜逃江湖。最后,在南京改名换姓定居下来。他们可能以为已经成功地躲避了帮伙中人对他们的报复,没有想到事隔多年竟然还有杀手找上门来。
  而“鬼手大怪”好不容易打听到这两位兄弟原来隐藏于南京之后,便来南京执行追杀使命。他的武功虽高,但辨认水平还有待于提高,一上来竟然认错了人,把同是皖东口音加上体貌特征大致相同的A错认为腾大根,出手袭击。得手后,“鬼手大怪”很快就发现自己攻击错了目标,于是修正搜索参数,找到了腾大根,下手干掉。
  “鬼手大怪”是一个比较善于总结经验的人,这次错认对于他来说,同时也是一个启示。接下来还要寻找并干掉另一个目标施柏震,而南京已经解放。共产党的公安局跟国民党的警察局大不相同,为防止行动后被刑警盯上,看来得施放烟雾混淆视听。估计“鬼手大怪”具有一定反侦查经验,为了避免刑警通过对被袭目标腾大根、施柏震的调查顺藤摸瓜追查到指使他下杀手的幕后人物,就有必要制造若干起类似错认A将其作为目标的案件,如此,刑警就无法追查下去了。
  这就是“鬼手大怪”制造多起伤人案件的动机。
  情况清晰了,专案组就开始考虑下一步怎样行动。刑警分析:此时直接追查“鬼手大怪”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个凶手的了解目前仅仅停留在推断出来的跟腾大根、施柏震之前可能参加过的江湖帮伙的那个虚拟线索上,虚拟跟现实相隔甚远,而且这段距离也许永远无法缩为零。所以,先得把“鬼手大怪”往旁边放一放。对于“鬼手大怪”的追查适宜采取迂回战术,先从施柏震和张秀英那里获得他们跟帮伙关系的真相,然后追查那个帮伙,再往下大致上离找到“鬼手大怪”的时候就不远了。
  那么,施柏震和张秀英两人之间,是同时找还是有先有后分别找呢?这一点,刑警得好好掂量。反复分析下来,认为还是先找施柏震为好。因为张秀英尽管面对刑警的相关询问神色慌乱,但是这种慌乱究竟是什么造成的还不能断定。如果现在假定腾大根、施柏震是私吞赃款赃物,对于张秀英来说,眼神慌乱的原因估计是隐藏了腾大根的那些赃款赃物,而不大可能是腾大根跟帮伙的关系。腾大根没有必要也不会把自己的这段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经历作为饭后茶余跟老婆摆龙门阵的内容的,估计张秀英这样一个妇道人家也不会对此产生兴趣。而施柏震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是一个正主儿,他应该明白自己为什么遭到“鬼手大怪”的暗算。当然,就更明白自己和腾大根以前曾经干过些什么,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同伙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赵六。
  不过,刑警对于此刻两手空空登门拜访施柏震是否能够使其吐露真言就缺乏信心了。因为施柏震在解放前干过的,多半是杀人越货之类,一旦吐露,同样要受到人民政府的追究,弄得不好,杀头不是一句唬人的话。因此,凭什么让施柏震如实交代以前的罪行呢?专案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施柏震犯下过什么罪行。
  所以,查铁典说看来我们得好好思议一番,要么不找施柏震,一旦找上门去,就得有肯定能使其开口交代的把握。
  正在计议的当儿,水西门派出所报来的一个情况使专案组改变了主意,决定把施柏震先往旁边放一放,而去跟张秀英当面打交道。
  水西门派出所获得的这个情况跟前面我们说到过的那位管大婶有关。其时已经建立了居委会,管大婶当上了居委会的治保委员,还兼任居民小组长。派出所就把留意张秀英情况的事儿交给她落实,管大婶物色了几个积极分子,不显山不显水地给张秀英布下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只要她离家外出,哪怕是去垃圾箱倒垃圾,准保后面也会有目光盯着,买菜、籴米什么的就更不必说了。如若有人去她家串门,特别是陌生人,那更是会重点监视,不但要记下来访和离开的时间,还要悄然跟踪,弄清楚这人究竟是什么地方来的。这是管大婶派邮差儿子跟踪施柏震获得派出所表扬后采取的最新举措。
  这回获得的情况倒跟外人登门拜访无关,而是张秀英主动出门访客被跟踪后的情况反馈。张秀英拜访的那位对象,就是施柏震。她去拜访不是空手登门,而是拿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去的,虽然小,但看上去像是有点沉甸甸的样子。而且,这位平时一向节俭得恨不得将一分钱掰成两半用的家庭妇女破例还叫了一辆黄包车,害得跟踪她的那个青年积极分子为雇车辆还破费了一点钱钞。
  专案组接到上述情况反馈后,分析张秀英拿到施柏震那里去的那个小小包裹很有可能是黄金珠宝之类的东西,否则,她不必特地叫黄包车去,走一段路再乘公交车就可以了。再节俭点,全程步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之所以要叫黄包车,是因为考虑到安全,不用担心遭到歹徒的抢夺。张秀英在施柏震家不过待了三五分钟就离开了,出来时双手是空着的。所以,她这次出门拜访施柏震是为了把被刑警怀疑是黄金珠宝之类的贵重财物送往施柏震处,至于为什么要送过去,那就是一个等待刑警破解的问题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14:57
  六 迷宫之门终于打开了
  专案组决定改变原先的方案,把施柏震暂往旁边放一放,而先找张秀英谈谈。
  就这样,张秀英被传唤到了派出所。之后的经过有些老套,也是通常受传唤人惯常的反应:先是对问到的情况一概摇头,矢口否认。然后无法对付职业对手刑事警察,于是缴械投降,最后痛哭流涕作了交代。
  张秀英的交代内容是:施柏震与已故的腾大根以往偶有来往,一年中大概见面两三次,有时施柏震去她家,有时腾大根去施柏震家,喝喝酒,聊聊天。两人看上去很熟,互相称兄道弟,至于聊些什么,因为家里有客人来时按照规矩她不上桌一起吃饭,所以从来没有留意过,只觉得两人的聊天气氛一向是很轻松愉快的,笑声不断。
  腾大根平时基本上不跟别人有过深的交往,施柏震是他请到家里来喝酒的唯一一位,在张秀英意识中,施柏震应该是腾大根的铁哥们儿。但是,腾大根遭到“鬼手大怪”的暗算受伤后,尽管张秀英派孩子去向施柏震求援想请他出个主意,但出乎意料的是施柏震并没有出场,推托说他最近很忙,过了这一阵再说,请腾大根安心休养,最好是闭门不出。这使张秀英觉得意外,难免要在丈夫面前嘀咕。腾大根倒不以为然,说事情已经发生了,施柏震又不是郎中,就是来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不久腾大根伤重不治而亡,张秀英举目无亲,只有向施柏震求援,施柏震却没有露面,只是作了一个表示,这个表示人们通常是不会做也不大可能想得出来的:他是开棺材店的,就让店铺里的伙计抬了一口棺材过来,特地捎话说不必付钱。
  一向非常看重金钱的张秀英这回破例极为不爽,但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因为她办丧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计较这事?等到她在管大婶等一班邻居的相帮下办完了丧事,回过头来想起施柏震此举时,对于施柏震的举动已经有些理解了。促成这个认识上的转化的是她丈夫临终前的一个动作。那天晚上,腾大根大口吐血后,脸如白纸,惨白中还透着令人恐惧的青紫,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想留下最后遗言,但他此时已经说不出话了,便用最后一点力气对着床底下指了指,头一歪就断气了。
  当时,张秀英痛哭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及得了去破译丈夫留下的哑谜。一直到办完了丧事,回过神来了,才想起来。腾大根留下的这个哑谜其实很好破译,无非是他在床底下藏了什么东西,留给自己取就是。张秀英于是就把床拆了,将底下堆着的瓶瓶罐罐等破烂全都翻了一遍,清出了不少蟑螂,却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张秀英不笨,稍稍一想就明白了,于是就悄悄准备了工具,晚上等孩子睡觉后开工挖掘。这一挖,张秀英大吃一惊,竟然挖出了腾大根不知几时埋在地下的一个铁盒,内盛金元宝、金条等足有两三斤之多,以及若干珠宝之类。
  张秀英惊喜过后,开始琢磨腾大根留下的这些财宝的来路,于是很快就明白了之前她一直不大想得通的一些问题,比如为何问起丈夫的以往情况时总遭到训斥;比如腾大根没有任何朋友而独独跟施柏震保持着兄弟般的友情;比如解放前有一次有两个旧警察为调查一起刑事案件而走访邻居之举使丈夫一连数夜失眠;比如施柏震在闻知丈夫受伤后不敢露面,等等。这一切,看来都是跟眼前这些黄金珠宝有关系的。
  那个时代的人,不管是否上过学堂学过文化知识,有一种口头传播是人人都会有意无意接受的,在江南地区的语言中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掘藏”,意思就是发现并挖掘到了不知何人何时埋在地下的宝藏。掘到了宝藏,就是发了横财。而这种获取财富的行为不但容易受到别人的嫉妒,而且可能还会受到官府的追究,最后落一个人财两空。因此,有幸掘到宝藏的人,就只好选择离开家乡,改名换姓去外地隐居。这种传说,在民间代代相传,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会增添新的内容。在那个没有电视、电游的年代,此类传说是人民大众一种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也是一种文史掌故的民间教育。张秀英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所以现在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知道了这些财宝的来路,并且作出了判断:施柏震是亡夫掘藏的同谋者。而他们两人合伙进行的这项掘藏工程,看来是有些问题的,所以丈夫就遭到了别人的血腥报复。
  于是,张秀英就理解了施柏震在腾大根受伤和死亡后为何不敢露面的原因了,他是担心自己也受到报复。
  张秀英原本以为施柏震从此再也不会跟她联系了,甚至估计他可能会离开南京,迁往外地避祸。因为她已经理解了施柏震的反应,所以她也不会主动去找对方,再说自腾大根死后,她跟施柏震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使张秀英意外的是,施柏震竟然主动前来找她了!施柏震找张秀英,给她带来了两个意外的消息:一是他也遭到了“鬼手大怪”的暗算,身负重伤,但总算留得性命,至于所受的内伤,那则将陪伴他的后半生;正因为他没死,所以“鬼手大怪”再次盯上了他,他发现不妙,采取主动,跟“鬼手大怪”谈判,乞求留其一命,只要对方点头,他愿意赠予一斤黄金。“鬼手大怪”点了头,于是施柏震就没有二次受袭。二是据“鬼手大怪”透露,其此次赴宁的使命不单是取腾大根和施柏震两人的性命,还捎带着要把这两个目标的家人也“伺机解决”。因此,他还要跟张秀英这边“适当沟通”,但也不忍心将张秀英连同子女三口一并干掉,所以只想把张的儿子腾小虎干掉就可以了。
  施柏震的这番话令张秀英大惊失色,还没等她回过神来,施柏震已经开口告辞了,说他不敢让“鬼手大怪”知道自己向这边通风报信,所以不便停留,说完拔腿就走了。
  这下,张秀英坐不住了,儿子可是她的心头肉,再怎么着也得保全。想了又想,寻思那个“鬼手大怪”是认钱的,施柏震可以用一斤黄金买一条命,我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吗,反正家里有黄金。这事当然得麻烦施柏震跑一趟,这样,张秀英就取了三根金条前去拜访施柏震。
  当下,众刑警听了张秀英这一番交代,真有喜出望外之感。如此看来,施柏震是知道“鬼手大怪”的落脚点的,至少是能够和“鬼手大怪”取得联系的。只要控制施柏震,“鬼手大怪”也就在专案组掌握之中了。
  于是,先去张秀英家搜查,果然查得金元宝七枚、两根金条、翡翠三块、朝珠一串。张秀英当日即被拘留,三天后被释放,后来免予刑事处分。
  然后,就是找施柏震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16:15:21
  七 “鬼手大怪”的下场

  专案组考虑到“鬼手大怪”也许隐藏于施柏震家附近,生怕对施柏震采取行动会打草惊蛇吓跑了这厮,于是就通过棺材业公会把施柏震引出来拿下。
  施柏震被捕后,也是一番抵赖,赖不了了才被迫交代。至此,披在腾大根、施柏震两人身上的神秘外衣终于被剥了下来——
  施柏震、腾大根两人均系抗战时期皖南地区一度闻名的神秘匪盗帮伙“地鼠帮”成员。这个帮伙人并不多,最多时不过九人,但作案手段隐秘,心狠手辣,每次抢劫必将事主杀死,以绝后患。作案之前,必定经过周密调查,事主财富情况、防范措施、进退路线等等都一一查摸到位,然后制订行动方案。如此作案,每次都是马到成功,作案后逃之夭夭,无法侦缉。被“地鼠帮”选中的作案对象,都是富得冒油的,一般的有钱人家他们还看不上眼。而且,他们作案时除了金银器、现钞、珠宝,其他一概不取,连古玩字画都扔在一旁。据说,“地鼠帮”每年作案不多不少,以六起为标准,但并不是均分两个月作一起,有时三天作两起案件也是有的。这个帮伙的犯罪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46年年底才结束。皖南地区的汪伪警察局、日本宪兵队以及国民党警察局都对“地鼠帮”进行过侦缉,但据说连皮毛也没碰着,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一回事。民间因此对“地鼠帮”传说纷纭,说这是一帮武艺高强的江湖人士。
  施柏震和腾大根在参加“地鼠帮”前就已结识,两人还结拜了弟兄。194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认识了当时的“地鼠帮”老大杜登高,遂加入了该帮伙。
  两人参加“地鼠帮”后,这才明白这个帮伙之所以能够保持神秘,是因为采取了“大隐隐于市”的原则。该帮老大、老二、老三合伙开着一家酱园,其余成员就是酱园的长期伙计,平时合法经商,和气生财,没有人会把这家名唤“人易和”的酱园跟江湖上谈虎色变的“地鼠帮”联系起来。这个帮伙的帮规甚严,对于平时的经商,作案时的分工、分赃,平时的活动等等都有着一整套规矩,如有违反,没有青洪帮的那种三刀六洞逐出山门的宽大处罚方式,只有一种,比三刀六洞简单——干掉。
  使施柏震、腾大根两人产生二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酱园的老板、当初引领他们加入帮伙的老大杜登高身体一向很好,天天打拳坐禅的,一天晚上忽然不明不白地死掉了。老大死掉之后,老二、老三就往上升了一级。当时腾大根已经是老四,按惯例他应该也顺升上去坐第三把交椅了,但新的老大、老二却提拔了排行第七的一个同乡。这使腾大根心里不爽,还对老二、老三产生了怀疑,认为是两人勾结害死了老大。另一个原因由来已久,那就是“地鼠帮”的分赃方式,帮伙老大、老二、老三可以按抢劫所得分赃,而老四以下成员就只能获得固定数额的一笔现钞,其比例上下相差有几十倍之多。
  这两个原因导致腾大根、施柏震决定离开帮伙。根据帮规,一旦入伙就是终身在帮,没有退出之说。如果一定要退出,那就让你挂了。两人去意坚决,商议窃取一批赃物后远走高飞,找一处地方改名换姓隐居下来。这个计划于1945年11月实施成功。两人窃赃逃离芜湖后,先去了上海,又到了镇江,最后决定躲进南京城。
  就这样,腾大根、施柏震娶了妻子,购买了房子,买通了在警察厅挂着科长头衔的“军统”特务刘凤轸,落实了户籍,开始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一连三年多平安无事,又见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南京解放在即,寻思“地鼠帮”拿他们没奈何了。没有想到的是,“鬼手大怪”就在这当儿冒了出来,冲他们下手了。
  刑警弄清楚这两人的来龙去脉后,就让施柏震交代跟“鬼手大怪”的联系情况。这个问题一解决,立马就可以着手布置缉拿“鬼手大怪”那厮了。哪知,施柏震的回答使刑警大吃一惊!
  他说:“我不知道‘鬼手大怪’是什么人,甚至也不能确切断定对我和腾大根下手的那人确实是受‘地鼠帮’方面的指使而来的。我只不过猜测我们遭到暗算可能跟‘地鼠帮’有关。”
  这么说来,施柏震跟“鬼手大怪”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张秀英的三根金条是怎么回事?
  施柏震交代:他是见张秀英成了寡妇,容易上当受骗,他也知道腾大根手头有一笔财宝,临死前肯定要交代给张秀英,于是就动了骗一些过来的脑筋,编造了向“鬼手大怪”求情买命的谎言,轻而易举使张秀英信以为真上了当。
  专案组一行四人在当天晚上悄然出动,会同派出所警员去了施柏震家,先是搜查,抄出了跟腾大根一样藏匿于床底下泥地里的赃物;又向家属和邻居询问了解了施柏震最近几天的活动情况和来往人员,证实除了张秀英来过之外没有其他人登门,而他本人也只出过一趟门,很快就回来了(就是那天去蒙骗张秀英)。
  刑警返回后,立刻开会分析情况,认为从家属、邻居的说法以及搜查所得的赃物数量来看,施柏震的交代是属实的,他确实不清楚“鬼手大怪”的情况,也没有跟“鬼手大怪”有过来往。
  接下来怎么行动?看来只有到“地鼠帮”的驻地芜湖去追查“鬼手大怪”的下落了。专案组长查铁典向领导汇报侦查进展情况后,请示此举是否合适,领导说很好,爽快地批下了经费。
  当时的行政格局,是没有安徽省的,原来的安徽省分为皖南、皖北两个独立的省级行政区域。皖南行署5月间成立于屯溪,不久即迁往芜湖。专案组过去时,行署公安处刚挂牌开始正式工作。查铁典向公安处主管刑侦工作的领导汇报了“地鼠帮”的情况,以及他们此番前来追缉“鬼手大怪”的使命。领导闻言暗惊,然后起身逐个跟南京刑警握手,连声道谢,说感激你们查明了这个情况,没想到芜湖城里还隐藏着这么一股穷凶极恶的匪盗。
  双方于是商议行动方案,决定当晚即查封“人易和酱园”,将一应人犯拘捕后讯问追查“鬼手大怪”的下落;出于稳妥考虑,同时在酱园周围布下暗哨,以便“鬼手大怪”前往时好跟踪捉拿。
  当天午夜,芜湖军管会派遣了一个排的解放军,会同南京专案组和当地公安人员共五十余人,一律荷枪实弹,悄然包围了“人易和酱园”。行动很是顺利,没开枪也没流血,就把自老板到伙计、学徒共十四人悉数拿下。然后是搜查,酱园这种地方,面积大而且坛坛罐罐特多,要藏匿东西那真是太方便了。因此,根据预先商议的方案,采取对被捕人犯就地讯问,同时开展搜查的方式。
  讯问很快就取得了突破,“地鼠帮”老大、老二、老三都承认了身份,交代了藏匿赃物、赃款和武器的位置。正布置战士去挖掘的时候,被捕的伙计中有人挣脱了手铐、打倒看守的警察脱逃,这人逃到后院,正要飞身上墙时,被战士开枪击中。
  同一时候,屋里对匪首的讯问还在进行,专案组直接点明了“鬼手大怪”其人。老大供称确实是他雇佣了此人追杀违反帮规卷财潜逃的刘小三、施柏震,“鬼手大怪”是此次其在南京作案后老百姓给他起的诨号,其真名叫陈凡,是茅山的一个道士,道号普凡子。
  那么,这家伙现在在哪儿?
  在哪儿?不是被你们抓住了吗?
  查铁典马上反应过来:“鬼手大怪”今晚正好在酱园,刚才行动时被作为伙计一并拿下了。于是马上出去查看,正看见几个战士从后院抬着受伤的那家伙往外走,心里一动:会不会就是这人?那人已经浑身鲜血陷于昏迷,不能回答问题了。于是叫来其他几个被捕的伙计,他们指认说此人是老板的贵客。又把老大押来,说就是此人。
  “鬼手大怪”被送往驻军医院进行急救,醒来后供认了身份和在南京作案的情况。专案组原准备待其伤势好转可以移动时将其押解南京归案,没料到三天后因伤重且恶化,不治而亡。专案组随即去了茅山,根据“地鼠帮”的交代查到了那个道观,证实了普凡子的身份。
  对“鬼手大怪”系列案的侦查就这样结束了,“地鼠帮”一伙由芜湖方面处置,后来其中七人被判处死刑,其余罪不至死的分别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剩余 1 条评论  点击查看  我要评论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20:56:18
  尼姑庵里的魅影

  文 易明佳

  一、闹鬼传言

  1949年1月31日至2月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在河南省商丘县城中山西三街二号中华圣公会礼拜堂举行,中原局领导邓小平、陈毅、李先念、邓子恢、张际春、宋任穷、李达、杜润生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结束当天的深夜,瑟瑟寒风中,一辆被油布蒙得严严实实的马车在前后十几名骑马战士的严密护卫下,悄然来到中华圣公会礼拜堂外。大门洞开,马车缓缓进入院子。那十几个护卫早已下马,手持武器四下散开。
  从礼拜堂里走出两位解放军军官,轻轻掀开蒙住马车车厢的油布,不声不响地从车上搀扶下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老者迈步拾级而上,一身戎装的陈毅疾步从屋里迎出来,伸手搀扶,嘴里连声道:“欢迎!欢迎!老先生辛苦了!请——”
  这位受到陈毅如此礼遇的神秘老者,在礼拜堂内逗留了两个多小时。当时,没有人知道邓小平、陈毅等领导跟他谈了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老者离开礼拜堂后下榻何处,后来又去了哪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次神秘会见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渐渐为人们所知:这位老者是辛亥革命的一位元老级人物,国民党军界、政界的一些要人都对其甚为敬重。中共方面其时正为解放南方地区做着各方面的准备,这位代号为“陶公”的老者被中共高层选中与国民党有关要员沟通,他在后来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可以理解,在当时的形势下,“陶公”本人以及他所负的重要使命必须严格保密。为保证“陶公”安全,协助其开展秘密工作,中原局社会部、情报部专门组建了一个代号为“942小组”的工作班子。“942小组”的工作之一就是为“陶公”物色住所。这项工作由“942小组”成员、中原局社会部一位名叫毕贵源的同志负责。组织上还向毕贵源交代:准备好住所后,你负责“陶公”的一应安保起居事宜,必须确保不出任何差错,否则唯你是问!
  武工队员出身的毕贵源接受任务次日,就直奔组织上为“陶公”指定的驻地——郑州。抵达郑州后,毕贵源跟其时尚未公开的中共郑州市委取得联系,市委负责社会部工作的领导指派了社会部、市公安局的同志各一名,陪同他全城转了一天,最后决定将位于城区东北角的第一区中山北街附近牛角巷的一处没收的敌产作为“陶公”的住所。
  于是,毕贵源带着一个班的警卫战士进驻该处,检查安全防范措施,里里外外彻底打扫一番。由于入住的主人是“陶公”,毕贵源就决定把这里称为“陶公馆”。
  1949年2月12日,即元宵节下午,“陶公”由一群军人护卫着乘车抵达,入住“陶公馆”。“陶公馆”配备了一个班的警卫,另外还有厨师、勤务员各一人,负责照料老先生的生活起居。郑州市委还安排了一名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医生每天早晚两次前来例行保健。老先生每天要会见若干客人,这些客人毕贵源并不认识,也不知道他们是何身份,他只认对方出示的由“942小组”出具的凭证,这些凭证每隔四小时调换一次,事先由专人将凭证的特征告知毕贵源。
  “陶公馆”的安保工作做得很到位,一个班的战士日夜轮流警卫,内外都有岗哨,这些警卫配备了当时最新式的美制卡宾枪和左轮手枪。“陶公馆”还装着两部电话机,其中一部是直通警备司令部的。根据事先制定的警卫措施,郑州市民主政府公安局专门在“陶公馆”周边地带布置了暗哨,市委社会部也不时派便衣查摸周边治安情况。
  “陶公”入住后大约一周,毕贵源从市委社会部获得了情报人员收集到的最新民间传闻。其中之一是关于妙金庵尼姑涉嫌偷汉子的。有人看见深更半夜从妙金庵的后院墙上爬出一条黑影,没背包袱之类,所以断定这不是窃贼,而是一个跟尼姑发生苟且之事的“汉子”。
  妙金庵又名妙景庵,距“陶公馆”直线距离不过七八十米,占地面积不到两亩。里面只有两个尼姑,一个四十来岁,法名淡真;另一个正当妙龄,法名素心;据说都颇有几分姿色。有些喜好拈花惹草的富家子弟、地痞恶棍便对她们有了非分之想,但没有一个进得了庵门的,因为那个四十来岁的尼姑淡真会国术,而且还颇为了得,三五人别想近她的身。据说曾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喝醉了酒受人怂恿,提着手枪便去砸门。门是开了,但这位连长还是没能进得去,不过他手里的那把枪倒是有幸进了门槛,还跟淡真的手亲近了一下,随即就从墙头上飞了出来,差点砸在跟去看热闹的人头上。那个连长拿到自己的手枪时,已经站不起来了,咬牙切齿地朝尼姑庵大门上打了数枪,那弹孔至今还在。后来,连长想派士兵去报复,因为接到上峰命令紧急开拔而未能实施。这件事发生后,人们都知道了淡真、素心两位是守身如玉的规矩出家人。妙金庵对于男性来说,乃是一个可想可说但不可入内的禁地,只有女性香客方可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入内烧香拜佛,但也有规定的时间,过了时间任凭你把庵门敲得山响也没有用。
  现在,在男女问题上有着良好声誉的妙金庵忽然出现了严重影响其名誉的传闻,这对于坊间百姓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聊天话题。对于身负重任的毕贵源来说,这段传闻中的男女之事他不感兴趣,他考虑的是安全问题:妙金庵离“陶公馆”这么近,有人深夜爬进爬出的,这似乎有些不妥,需要引起注意。毕贵源还没作出反应,接着就发生了“闹鬼事件”——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20:56:44
  尼姑庵里的魅影
  2月19日午夜时分,祥丰纱厂三名女工下班后结伴回家,途经县前街卖花巷时,隐约看见巷内的一根电线杆后面站着一条黑影,个头不高,形同小孩,令人特别惊悚的是,此人竟然没有脑袋!其中一位女工惊叫了一声,那黑影随即朝巷子深处飞掠而去,转眼就不见影踪了。那速度疾如闪电,快得令人不可思议!
  两个小时后,县前街再次发生惊悚一幕:一家豆腐店的店主夫妇像往常一样,一觉醒来起床准备磨豆腐,还没点灯,似乎听见窗外有轻微的异响。女主人定睛看去,只见窗台上趴着一条黑影!她大吃一惊,急叫丈夫看时,那条黑影像踩着弹簧似的跳下了窗台。男主人开窗观瞧,那黑影早已不知去向,奇怪的是,万籁俱寂的静夜中竟然没听见落地的声音!
  这两段传闻发生的地点,都距“陶公馆”不远,不过几十米距离。这当然要引起毕贵源的警觉了。于是,他拨通了市公安局的电话,要求派员对这两则传闻予以调查。
  其实,市公安局已经知晓了上述传闻,那是受命负责对“陶公馆”附近地段布置暗哨的治安科组长丁泰光向领导报告的。尽管谁都不知道“陶公馆”入住的是何许人物,但接到的指令是“必须绝对保证安全”,因此公安局极为重视,“陶公馆”附近区域稍有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一个激灵。恰逢其时,毕贵源以“942小组”的名义打来电话,于是市局领导当即指派丁泰光对这两则传闻进行调查,迅速给毕贵源一个明确的答复。
  丁泰光受命后,直接去找“陶公馆”所在区域的保长。一说到保长、甲长之类,很容易使人想起戴着瓜皮帽、长袍外面套着短马甲,一脸狰狞、凶神恶煞般的保甲长形象。其实,全国各地解放后,保甲长制度还是保持了长短不等的一段时间。当然,各地解放伊始就对保甲长进行了清理整顿,部分作恶多端的家伙一律抓捕惩处,处决的也不少;大部分则予以撤换,由进步群众中有能力、识字且口碑较好的人员担任,其中有些还是地下党团员;没有撤换的一小部分,都是没有作恶行为且在解放前对我革命事业提供过帮助的人员,或者原就是当地口碑较好的开明绅士之类。丁泰光此刻去找的那位保长,就是最后一类。这人姓谢,四十来岁,是个经营山货的商人,解放前替共产党方面秘密跑过交通,运送过禁运物资,还转移过伤员。
  之前丁泰光跟谢保长打过交道,事先是知道谢保长的历史表现的,两人还很谈得拢。现在,丁泰光去了谢家,但谢保长正好出去办事了,他不想等候,寻思先去茶馆听听茶客们在说些什么,也许能够意外得到些情况哩。
  茶馆底楼店堂里坐着不少茶客。楼上茶客少些,丁泰光便在楼上一个角落里选了副单人座头,向跑堂要了一壶花茶,一边喝着,一边听靠窗一副座头上的几个茶客闲聊。他们说的都是些杂七杂八的零碎事儿,没有说昨晚县前街闹鬼之事,估计那已经作为早些时候的新闻发布过了。
  丁泰光喝了两杯茶,正盘算着是不是要到谢保长家看看他回来没有,楼梯上一阵脚步声,风风火火上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粗壮汉子,浓眉大眼,络腮胡子,驻步楼梯口东张西望。丁泰光以为他是来寻人的,其实他也是茶客,是在看哪里有谈得拢的熟人好坐在一起。这时,靠窗那副座头上的茶客开口招呼他了:“牛老二,这边来坐!茶是现成的,已经泡好了,加个碗就成了。”
  看得出,这个牛老二是一个很受茶客欢迎的人,这种欢迎大概缘于他的小道消息比较多。此刻他一坐下,同桌的茶客中有人就一边往他面前的碗里倒茶水,一边问:“牛老二,最近跑哪儿去了?有几天没见你了,有啥新闻给咱说说。”
  “新闻?新闻多哩!你们要听哪方面的?”
  “昨晚县前街上闹鬼的事儿听说了吗?”
  这时跑堂送上花生、瓜子和香烟,牛老二撕开烟盒封纸,抽出一支叼在嘴上—— “闹鬼?县前街这边是县衙门之地,自古以来,哪个衙门没有冤枉屈死的?屈死之人阴魂不散,当然要对阳间有所表示啦。打我小时候起,县前街上不知闹过多少次鬼了,还曾吓死过人。所以说,县前街闹鬼是正常现象,不闹鬼才是不正常的。”
  一个老头儿说:“好像牛老二话里有话,是不是最近其他地方也有闹鬼的了?”
  牛老二瞥了老头儿一眼:“辛爷到底是闯过三关六码头的人,一听就听出来了!”
  众茶客于是便起哄,让牛老二说说是怎么回事。牛老二微微一笑,故作深沉,众人连催了几次,这才缓缓开口道:“我要说的是尼姑庵闹鬼的事儿,听说过吗?尼姑庵闹鬼!”
  众人顿时被吸引住了,七嘴八舌追问:尼姑庵闹鬼?是男鬼还是女鬼?这鬼是原本就在尼姑庵的还是从外面进去的?是哪座尼姑庵?
  牛老二打了个手势,示意众人噤声,清了清嗓子开腔道:“话说这天晚上……”忽然他像咽了口西北风似的卡住了,放下香烟一跃而起,双手抱拳,“呵呵!谢爷您老大驾光临……”
  丁泰光顺着牛老二的视线望去,原来是谢保长走上楼梯了。那副座头上的茶客都站了起来,冲谢保长拱手。其他座头上有认识谢保长的,也纷纷打招呼。谢保长拱手还礼,说:“如今是新社会了,以后大家互相之间随便点,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就可以了,长远不见要表示亲热的握握手也行,你们看共产党的公家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就要学着人家的样子。”说到这里,一转脸看见了丁泰光,顿时一脸惊喜,“小丁同志,刚才你去过寒舍了?我听屋里的说过了,这……”
  丁泰光站起来:“我可是从来不上茶馆喝茶的,今儿个还是第一遭,没想到反倒候着了谢保长。走吧,上你家坐一会儿去。”
  谢保长便知道丁泰光有机密事要说,当下便朝牛老二等人摆摆手打了个招呼,和丁泰光一起下楼。丁泰光到了谢保长家,询问关于闹鬼的情况,谢保长竟然不知道。他立马儿叫来了两个邻居,那两人一个是闲汉、一个是家庭妇女,平时没有别的嗜好,就是喜欢东家长西家短,所以街坊间但凡发生什么事儿,不论大小,都逃不过他们的耳朵。当下,听谢保长说这位同志要了解昨晚县前街闹鬼的事儿,顿时来了劲儿,争着要先说。谢保长说,这样吧,不是发生了两桩闹鬼的事儿吗?你们两个一人说一桩,觉得对方说得不一样的,再把自己听说的那个版本说一说。
  两人于是说了一遍,丁泰光听下来,跟他上午收集到的那两个版本并无实质差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二位版本中的当事人是有名有姓有大体上的住址范围的,这给他接下来的调查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于是就谢过二人,示意谢保长把他们打发走了。谢保长对于自己竟然没有听说这事儿感到有点儿惭愧,正要开口做自我批评,丁泰光说我还得麻烦你一下,你陪我去找昨晚那几个见到“鬼影”的当事人,我要当面调查,还要去现场看看。
  于是,谢保长就陪着丁泰光找到了那两起闹鬼事件中的几个当事人,由当事人领着前往昨晚闹鬼的现场去实地查看。可是,在卖花巷和那家豆腐店反复查看下来,并无收获。丁泰光又询问了卖花巷的住户和豆腐店夫妇的邻居,都说以往没有看到或者听见过什么异样的迹象和动静。
  冬天日短,丁泰光如此这般一番折腾下来,已经是暮色初上时分了。他返回市局,治安科领导还等着听他的调查回音呢。丁泰光简单汇报后,向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给我派两个人,今晚我们带着手枪在县前街一带转悠一宿,看那个“鬼”是怎么回事!领导就给刑侦队打了个电话,临时抽调了两名刑警。
  当晚,“鬼影”竟然再现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20:58:10
  二、断头巷的蹊跷事

  临时调派给丁泰光的两名刑警,一个姓张,一个姓铁,都比丁泰光年纪大些,丁泰光便以“老张”、“老铁”相称。这两人跟丁泰光一样,都是从苏豫皖边区政府那里调过来的,所不同的是,丁泰光原来是边区政府警卫部队的排长,调至郑州这边才改行干起了警察,而张、铁二位则原先就是苏豫皖政府公安局的刑警。相比之下,丁泰光在警务方面的经验当然要比张、铁两人少。因此,丁泰光一见面就对二人说:“老张、老铁,你们都是干过刑侦的,而我是新手,当警察还不到四个月,今晚这事儿得靠你们出主意了。不弄清楚这‘鬼’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可没法交差!”
  张、铁两人跟丁泰光一样,也是共产党员,他们说以前领导给我们作报告时经常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是不相信什么鬼神的。这世界哪儿来的鬼?要么是敌特分子装神弄鬼想搞破坏,要么是当事人看花了眼瞎说一气。今晚我们这么办吧:划分一下区域,每人负责一块儿,谁发现情况就鸣枪示警,另外两人听见枪声就马上赶去会合。当时,郑州解放不过三个多月,敌特分子尚未肃清,加上日寇、国民党军队在民间遗留下不少武器,所以别说晚上响枪,就是大白天市区里爆出几声枪响,人们也不是特别当回事儿。
  丁泰光接受了张、铁两人的建议,于是就划分了区域,然后在附近一家客栈账房里坐着暖暖身子稍稍休息一下。丁泰光说那“鬼影”即使冒出来,再早也得十点钟以后吧,咱们九点钟出门巡逻。
  谁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八点半左右,“闹鬼”就开始了!
  郑州城区东北角距城墙不远处,坐落着当时的城隍庙。城隍庙西侧有一条小巷子,不长,不过二十来米,只有一个进出口,该小巷有个不雅称谓:断头巷。断头巷里的住户都是经营流动熟食小吃生意的摊贩,当时郑州城里推着小车、挑着担子叫卖卤肉熏鱼、花生瓜子、什锦果豌豆黄之类的摊贩,有许多就住在这条小巷里。每到夜晚,断头巷里就飘着一股浓浓的香味。
  断头巷最里面的那个住户是山东人,姓凌,人都唤他“凌瞎子”。其实,他的一双眼睛视力正常,白天黑夜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这个称谓就似乎有些不明不白。凌瞎子是专卖糖果的,这糖果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面包着漂亮彩纸的那种,而是花生糖、炒米糖、麦芽糖、冬瓜糖之类的小吃。凌瞎子的糖果都是自己制作的,选料考究,工艺精细,其产品在当时的郑州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这天晚上,凌瞎子在家里制作花生糖。他的心情有点郁闷,干活也感到不大顺手。因为他三岁的小孙子有点不适,在铁路上工作的儿子出车在外,儿媳妇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就让老婆赶去相帮照看了。本来,凌瞎子制糖时有老婆当下手,在灶下烧火,他则在灶上忙碌,火候大小只要吆喝一声就是了,现在一个人操作,又要灶上又要灶下,就得手脚极为利索了,否则一个不对一锅糖就得熬焦了。当然,凌瞎子还不知道,他的麻烦不止于此,因为已经有一个不速之客在暗处悄然盯上他了——确切地说,是盯上了他正在制作的花生糖。
  事后凌瞎子回想起来,其实早在炒花生时就已经出现异样迹象了。当时,他在灶膛里点燃了一个榆树根,然后将花生米放进锅里,慢慢地翻炒。当灶膛达到他所需要的温度后,便去灶下熄火。当时,凌瞎子听见灶台上有响动,像是锅铲从锅盖上滑落到灶台上的响声,他并未在意,只当是自己手忙脚乱没把锅铲放稳。
  但是,接着发生的情况就令凌瞎子深感吃惊了:花生糖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把糖浆和花生米充分混合后,放入盘子里用木板压平,待其冷却变硬后倒在条案上,用刀切成细长条状。他把糖浆和花生米混合压平后,到一旁的水缸去舀清水刷锅。刷完锅后回到条案前检查盘子里的产品的冷却情况,却发现原先压得平平整整的产品表面竟然变得凹凸不平,像是被人抠掉了一些花生米似的!
  多年来,凌瞎子制作糖果时有一个规矩:不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还是骄阳当空,都必将门窗关上。外面不管谁来敲门,一概充耳不闻,绝不接待。这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说是防止外人偷艺,其实是为了防止不速之客突然闯进来,正好饥肠辘辘,或者是带着小孩的,要尝尝产品的滋味,那主人是许可还是拒绝?
  凌瞎子当时以为自己没把门窗关严,让老鼠溜进来偷吃了,于是连忙检查,门窗都关得好好的。但凹凸不平的迹象是明摆着的,他对此现象只有感到不解了。熬制的糖浆已经用光了,再说也没有现成的熟花生米,要想恢复原样得重新生火操作。尽管凌瞎子一向非常重视自家产品的质量,但此刻又疲惫又烦躁,也就不打算返工补救了,反正切成条状后不仔细看是不可能发现缺陷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20:59:32
  尼姑庵里的魅影

  少顷,凌瞎子把已经冷却到适宜温度的大块花生糖从盘子里倒出来,用刀切成条状。这道工序是有点技术含量的,一是速度要快,慢了糖块就会变硬,刀子切下去花生会碎溅,没有卖相;二是一块块要切得均匀,当时卖此类糖果不像现在那样称重量,而是以条块为单位计价的,切得不均匀有大有小,顾客就会挑挑拣拣,既不卫生,最后剩下的必然是碎块小块,那就没人愿意买了。凌瞎子的这门手艺是祖传的,从小就耳濡目染,几十年下来,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不是吹牛,闭着眼睛也能切得又快又匀。他切糖时还有一个特点:切下来的每一块糖都顺手用刀身一拨,侧翻过来后排列得整整齐齐,不像寻常小贩那样切下来后胡乱一堆,乱七八糟。也正是凌瞎子的这个习惯,能使他发现切下的花生糖就在他转身去整理售货担子时竟然少了几块!
  这下,凌瞎子无话可说了。他在屋里不知所措地四下转着,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莫非昨晚在县前街闹腾的鬼到我家来了?他马上在灶前就地跪下,冲供在上面的灶神爷画像连连磕头,请求保佑。就在这时,一阵阴风吹来,油灯熄灭了。凌瞎子大惊,爬起来打开屋门冲到巷子里,扯开嗓门大喊:“有鬼!”
  断头巷这边正是刑警老张巡逻的范围。他于九点准时上岗,慢悠悠地在大街小巷转着,这会儿刚巧转到断头巷口。冷不防听见有人喊闹鬼,暗忖这鬼闹得还挺早的。凌瞎子这一嗓子把断头巷的住户都给惊动了,纷纷跑出来问凌瞎子是怎么回事。凌瞎子刚要陈述,老张出现在他的面前:“那一嗓子是你吆喝的?见到什么了?”
  凌瞎子就把刚才的情形说了一遍,指着家里说:“你看,屋里的油灯都给鬼吹灭了!”
  老张拔出手枪,左手打亮了手电筒:“走!进去看看,究竟是咋回事?”
  屋前有一个小小的院子,老张把手一摆,对跟着要进屋的邻居说,大伙儿就在这里驻步吧,里面需要保护现场,闲人进去了就勘查不清楚了。正好甲长老周也闻声过来了,说同志我来帮您维持秩序,遂把众人拦在外面,自己拿了条板凳当门一坐。
  老张进门后,先叫凌瞎子把油灯点上,然后让他把情况叙述一遍。凌瞎子边说边指点着现场,还想走来走去演示一番,被老张阻止了,说我听得明白,你就不用演示了,免得破坏了现场。老张听凌瞎子陈述完毕,寻思这事儿听着倒是有点蹊跷,而且有鼻子有眼不像是看错听错造成的错觉,不过此刻若是鸣枪的话似乎有点大惊小怪,再说现场不大,情况也不复杂,我一个人就能把勘查的活儿对付下来,所以还是不按照先前的约定鸣枪示警了。当然,通知是要通知的,于是就到门口对周甲长说,麻烦你叫几个人去附近大街小巷转转,把另外两位同志叫过来。
  丁泰光和老铁赶到时,老张已经把现场勘查得差不多了。他向丁、铁介绍了勘查情况:现场的泥地上有凌瞎子的脚印,却没发现其他人的脚印或者类似痕迹,门窗也都检查了一遍,没有被人拨撬的印痕。所以,这事儿确实有些奇怪。
  老铁让凌瞎子又把先前的情况简单说了说,问老张是否检查过条案上那些制作好的花生糖。老张说已经看过了,确实少了四块糖,切下的糖块还保持着原样没动过呢。丁泰光和老铁就走到条案前去查看。刚才老张想节省电池,让凌瞎子点了油灯后就把手电筒熄了,查看时也只是让凌瞎子指点着看了已经被“鬼”弄乱了的糖块。这回丁、铁两人却是打着手电筒看的,而且一打就是两把。他们终于有了发现。
  但是,身后院子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们,周甲长已经无法阻拦这些好奇的邻居了,这当儿如果说话,很容易被他们听见。因此,丁、铁两人从保密角度考虑,没有吭声,互相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老铁问凌瞎子:“你这糖怎么卖?”
  凌瞎子感到奇怪,但还是回答了。老铁从衣兜里掏出零钱:“那我买你几块。”丁泰光就从条案上取了几块糖,让凌瞎子从他那卖糖担子上取了一张纸包着。
  老铁对凌瞎子说:“没事!你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吧。以后熬糖时,先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查看一遍。”
  众人见刑警准备离开了,便七嘴八舌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丁泰光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查清楚以后,一定告诉大家。有一点我们可以对大家说,今晚在老凌家闹腾的肯定不是什么鬼!这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丁泰光三人出了断头巷,老张对于老铁买糖块之举还不明就里,问老铁你这是怎么回事。老铁说怎么回事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咱们去分局说吧。三人去了设在第一区分局的丁泰光那个暗哨班子的办公室,丁泰光把糖块取出来,放在桌上。分局是装了电灯的,但由于电压不足,灯光昏黄,所以还得打手电筒。老铁指着糖块对老张说:“你看一下就明白了。”
  老张一看,糖块上竟然黏着几根黄褐色的毛发样纤维,不禁暗吃一惊:“这是什么?糖块里怎么会有这东西?”
  最先发现的老铁说:“我估摸这是动物的毛,多半是猴子的。”
  三人一番商议后凭推断还原了当时的场景:这是一只“混世”经验很丰富的老猴,它在凌瞎子制作花生糖之前就趁其开着门窗的当儿偷偷溜进了屋子,在与熬糖的厨房相连通的卧室里的哪个角落躲藏着。凌瞎子熬糖前,关的是厨房和院子相通的门窗,猴子就趁主人到灶下添柴的机会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厨房。之后的几幕“闹鬼”,就是它在偷吃糖时所为。这是一只很聪明的猴子,最后,它知道主人要收场了,就趁凌瞎子转身整理货担时从条案上抓了四块糖,猴爪子不大,估计它把部分糖块叼在嘴里。糖偷到手后,怎么离开现场倒成为一个问题了,因为凌瞎子此刻还没有开门窗,其他两间屋子也是关着门窗无法出去的。这猴子就弄熄了油灯,把主人吓得开门呼救,它则趁机逃之夭夭了。糖块上的毛,估计是猴子用爪子挖糖里的花生时留下的。由于光线不好,凌瞎子当时只发现了表面那反常的凹凸不平,却没看见那上面竟然还黏着毛。
  知道了“鬼”的来源,接下去就好办了。刑警分析:郑州这一带不是野生猴子生长之地,所以首先排除这只猴子是从城外野地里溜进城区的可能,这样看来,该猴应该是城内原本就有的。那么,这是一只流浪猴呢,还是人家饲养的?这个容易调查,因为之前一段时间郑州城里没有听说过闹鬼,也没有听说过有猴子搞什么名堂,所以不管是流浪猴还是家养猴,应该就是这几天冒出来的。只要查一下这几天郑州城里是否有马戏团之类的出现过,那就行了,有来过的,查马戏团;没有来过的,就查养猴子的人家。不管马戏团还是养猴人家,都应该在第一区的范围里。因为马戏团或者家养的猴子都是驯化过的动物,此类动物有一个特点:如果出逃,它们不会逃得离原先主人的住所很远,因为它们的出逃并非对主人的背叛,而大多是出于顽皮,关的时间长了,想出来散散心,当它们享受了一段时间的自由后,甚至还会主动回到主人那里去。
  次日上午老张、老铁就开始调查。丁泰光因为还负责“陶公馆”这边的暗哨事宜,作了调查布置后就不参加了。对于张、铁两人来说,这种调查属于轻车熟路。当时,对于马戏团之类的江湖班子,还没有向文化部门申领演出许可证之类的规定,郑州市民主政府甚至还没有专设文化管理部门。不过,没有文化部门同样可以查摸,刑警去了第一区范围内的几个通常容易被草台班子作为演出场地的庙宇、茶馆、戏院、空地等处,了解下来都说没有什么班子来演出过。
  老张、老铁想想还不放心,向本地刑警请教后,又找了家住第一区的一位以前专门从事动物表演现已在家养老的老头儿询问。这个老头儿在当地属于动物驯化和表演的专家,江湖上有一定的名气,弟子遍布华北诸省,江湖上的马戏草台班子来郑州演出,一些班主都要来拜访,不拜访的他也知道,因为自有弟子通报。张、铁两人登门请教,老头儿马上摇头:打从腊月十五到现在,没有哪个马戏班子来郑州演出。
  行了,那就查养猴子的人家吧。这件事比查摸草台班子麻烦,因为得通过派出所再联系各保各甲调查。不过,张、铁两人有办法,他们是从老区过来的,知道调查工作是可以走捷径的。于是就分头行动,请派出所通知各保甲长开会,集中起来询问调查事宜。这一招节省了时间,而且当场见效:道士巷的一位甲长说他那个甲里的一个姓徐的账房先生是养猴子的。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21:00:07
  尼姑庵里的魅影

  下午三点多,老张、老铁去找徐先生。这人四十多岁,穿着灰色棉袍,看脸色像是患了比较严重的肺结核。他是一家粮行的账房先生,单身,就住在粮行里。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就饲养小动物,猫啊狗的不说,还弄了一只猴子养着玩儿。那么,这几天猴子是否脱逃过呢?徐先生说不好意思,本人管教欠缺,让这畜牲有机可乘,确实逃出去溜达了几天,今天早上才发现它已经自己回来了,现在被我锁在房里。
  刑警前去查看,不禁暗吃一惊:这猴子个头硕大,站起来竟有一米五左右;结实健壮,四肢略略一动就显得十分有力。老张拿出凌瞎子那里买来的花生糖,连同带来的放大镜一并递给徐先生,说你看一下,这糖块上面的毛跟你的猴子是不是一样的。徐先生用放大镜看了看,点点头,说毛色、粗细和卷曲程度都是一样的。于是便招呼猴子过来,那畜牲有灵性,看见花生糖,竟然意识到这事跟自己有关,担心受到主人的责罚,吓得拖着铁链叮叮当当地钻到桌子下面不肯出来。徐先生拖住铁链一把将它扯了出来,顺手抓起桌上的红木戒尺,猴子连忙双爪护头,“吱吱”直叫,显是在求饶。老铁看着觉得可怜,说徐先生我代它求个情,就免了它这顿打吧,以后把它管得严一些别让它逃出去惹事就行了。
  徐先生这才把戒尺放回桌上。猴子放下护头的双爪,竟冲老铁作了个揖。两个刑警笑了,说这猴子聪明,有灵性。徐先生问这畜牲在外面闯了什么祸,如果造成什么损失,由我赔偿。刑警说事情不大,惊动却不小,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损失,如果有什么新情况我们会跟你联系的。那时,刑警的调查没有规定的程序,该做到什么程度全由承办刑警自己看着办。所以,张、铁两人对徐先生这边的调查就算到此为止了,连笔录也没有做,只让徐先生写了个纸条保证以后不再让猴子逃出来扰民就算结束了。刑警把从徐先生那只猴子前肢取下的毛连同那花生糖一起送到市局,经技术人员比照鉴定,确认系同一只猴子身上的毛。这样,几起闹鬼事件算是有了结果。
  但是,“陶公馆”那边的警卫负责人毕贵源却不肯放过丁泰光。他把一条哈德门香烟送给丁泰光说是作为慰问品,丁泰光大喜,伸手正要去接,毕贵源却把香烟留下一半,只把另一半递给毕贵源,说:“老弟,这事儿只完成了一半,还有一半,完成之后我把这半条香烟也送给你。”还有一半就是前面说过的“妙金庵墙头上出现黑影”的传闻,丁泰光只好点头答应,说我这就去调查。
  张、铁两人还没离开,丁泰光把香烟送给他们,说本来还有半条,可是人家说要把妙金庵那事儿查清楚了才能给。张、铁两人笑了,说这还不容易吗,咱们去一趟尼姑庵就是了
楼主酒摇摇酒是好 时间:2015-05-05 21:00:59
  尼姑庵里的魅影

  三、尼姑失踪

  丁泰光和老张、老铁到了妙金庵前,看见山门旁的墙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牌牌,长方形状,上面竖写着一行楷体字:男子止步。
  三刑警都是老区来的,进城前接受过严格的入城纪律教育,所以出于慎重,没有贸然敲门,商议下来决定先去派出所。派出所方面介绍说,妙金庵的这个规矩倒不是现任住持淡真法师定的,早在淡真来该庵前,就已经有此规矩了。原先钉在墙上的是一块竹牌,后来到了淡真手里才换成了搪瓷的。多年来,确实没有听说过该庵允许男子入内。那么,妙金庵尼姑的户籍登记是怎么进行的呢?
  国民党时期和日伪占领时,警察局对于寺院僧人是没有户籍登记的,出家人的身份凭证是度牒。日本人在郑州大发“良民证”时期,出家人也没有领取,宪兵队批准和尚、尼姑可以用度牒代替“良民证”使用。郑州解放成立民主政府后,公安局废除了这条规矩,对出家人跟平民百姓一样进行户籍登记。派出所在对妙金庵进行户籍登记时,充分尊重宗教自由,因为没有女性警员,所以没派人去妙金庵登门核查登记,而是发了一份公函过去,把住持淡真约到派出所进行登记。当然,核查还是需要的,后来由市公安局临时指派了两名女同志去妙金庵对该庵人口情况进行核查备案。刑警于是就请派出所方面提供妙金庵的人口户籍资料,抄录了一份带回去。
  妙金庵现有尼姑两名,住持淡真和尼姑素心。淡真四十二岁,山西闻喜人氏,出身雇农家庭,父母早亡,孤身一人,于八岁出家,先后曾在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的寺院中待过,民国二十三年以游方尼身份路过郑州时在妙金庵挂单,应妙金庵前住持静贤法师之邀留在庵中,后来静贤法师病故,她遵奉静贤遗嘱接任住持职事。后来,收流浪女隋氏为徒,就是现在妙金庵的另一尼姑素心。素心是河南省信阳人氏,原为当地大户人家的童养媳,因不堪忍受虐待被迫逃亡,投奔妙金庵出家为尼。
  刑警向接待他们的派出所李所长请教:现今我们有事要当面向妙金庵尼姑调查,她们在门前挂出了那牌牌,从宗教政策考虑,似乎不便入内,依你看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既能完成任务,又不违反政策?
  李所长说,要么还是用发函方式吧。
  丁泰光说,发函的话,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我们等着要得到调查结果。
  李所长说,那就直接过去叩门传唤就行了。要不,我给你找一个女同志去传唤?
  刑警求之不得,那当然最好了,这就行动吧,把那位淡真法师请过来就是。
  李所长正盘算着应该找哪一位合适的女同志前往妙金庵时,第一区政府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办事人员,他们是来派出所了解辖区人口从事职业情况比例的。李所长说二位来得正好,请这位小苏同志辛苦一下,协助刑警同志办一桩事。
  小苏是个年方二十的团员,热情积极,当下立刻前往。妙金庵离派出所不到一里地,年轻人腿快,不一会儿她就匆匆返回,却是一个人回来的。刑警正担心淡真拒绝接受传唤时,小苏说了一个让他们意外的消息:淡真听说刑警要找她调查后,说如今解放了,共产党执掌天下,是讲道理而且一心替老百姓办事的。我一个出家人不能做其他事支持民主政府,就在这种零碎事儿上表示表示吧。要不,麻烦苏同志辛苦一下,去对刑警同志说贫尼愿意打破本庵惯例,允许刑警同志进庵调查,不过要劳烦小苏同志陪同。
  三刑警于是就在小苏的陪同之下前往妙金庵,走出派出所大门,李所长从后面追上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也跟你们去尼姑庵开开眼界。
  妙金庵占地面积不到两亩,四周围以七尺砖墙,进大门是一个花园,正中则是主建筑正偏佛殿三间,供奉着观音菩萨之类。佛殿后面是一个院子,那是尼姑的生活区了,盖有平房五间,西侧的伙房前有一口水井。全庵不论是佛殿、花园还是生活区,各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花草树木也修剪得整整齐齐。如果春暖花开时过来,料想定是一番鲜花怒放的绚丽景象。
  淡真在生活区东侧那间专门接待香客的净室接待刑警,她的弟子素心奉上茶水和干果四碟,合掌表示歉意,说佛门之内,清贫为本,款待不周,请多包涵。丁泰光几人打量师徒两人,暗忖坊间传说妙金庵二尼美貌之言不谬,淡真、素心果然漂亮。淡真是练武之人,坐立举止间透出健美之韵。她那弟子似乎没沾武功,气色远没淡真好,说话声气也低,给人一种病恹恹的感觉。
  素心退下后,刑警开始履行公事。三刑警中,老铁最会说话,事先三人已经商量过,就由他出面调查。当下,老铁开口说了几句表示客气和歉意的话语,然后道明来意:非常抱歉,公事在身,明知开口所言内容可能对贵庵有不敬之嫌,却也无可奈何,还望法师见谅。遂把坊间传言婉转说了一下。
  淡真脸上顿时显出怒色,合掌垂首,口中喃喃念着佛号,片刻方才恢复正常,摇头微叹:“贫尼八岁出家,削发为尼,皈依佛门已是三十载有余,终日烧香念佛,佛祖常驻心中,严守佛门清规,不曾想到,如今竟有此等污言秽语泼向贫尼,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这番言语,已经对刑警的询问作了回答。丁泰光几人本就是抱着不相信妙金庵有男女之嫌的想法来调查的,淡真这么一表示,他们自然接受。不过,他们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妙金庵最近是否发生过闹鬼现象,于是老铁继续询问:贵庵近日是否有异常之象出现?
  淡真用不解的眼神看着老铁:“佛门清修之地,何来异象?”
  老铁遂把这一带最近出现“闹鬼事件”,经调查,已经弄清楚原来是一只猴子作祟之事简述了一遍,说区政府已有告示张贴,专门向群众解释此事。不知类似情形在妙金庵是否发生过。
  淡真微微一笑,说世上是否有神鬼,各方自有见论,我佛慈悲,诸类见解存而不论;贫尼修行肤浅,无福得见神鬼,故本庵是否有此景象,不得而知。至于猴类动物,四处转悠原本是其特性,不过转也有因,白天应是玩耍,夜晚当为觅食。本庵师徒二人,出家人饮食清淡,摄入有量,向无存留隔宿之食的习惯,故而猴类不应夜访本庵。
  谈话进行到这里,调查算是结束了。丁泰光三人返回第一区分局后,对访问妙金庵的情况交换了一番意见,一致认为这个调查可以到此为止了。因为尼姑庵有人爬墙原本就不过是一个传闻,爬墙的如果真是尼姑勾搭的什么汉子,也不是他们管的事情,这又不算犯法,公安局去答理干吗?至于猴子,淡真已经明确否认,在新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当然只有采纳她的说法了。
  根据领导的要求,对于“闹鬼事件”的调查必须要写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一式三份,一份交毕贵源那边,一份交局里存档,自己部门这边还得留一份作为底稿存根。丁泰光、老张、老铁三人中,丁泰光的文化程度算是最高的,他读到初中二年级,因为家庭经济情况发生变故而被迫辍学,去笔庄当学徒,跟着账房先生和老板又学了一些古文,所以,这份报告由他来执笔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丁泰光做事很快,思维也算得上敏捷,可让他写东西,那速度就不敢恭维了。这份调查报告一写就是三天,形成初稿后又跟老张、老铁交换了意见,作了一些修改,连夜誊清,次日给毕贵源打电话,说要汇报调查结果。毕贵源说行,中午我请你喝酒。
  “陶公馆”的安保规定非常严格,即使像丁泰光这样的参加外围安保工作的警察也不能进去。所以,毕贵源是在“陶公馆”附近的一家小馆子请丁泰光吃饭的。毕贵源之所以有这份空闲,是因为“陶公”昨天外出了。去哪里毕贵源不知道,离开几天也不清楚,但从他的行李看来,可能是长途旅行,时间不会少于一周。“陶公”一离开,“陶公馆”上上下下就松了下来,毕贵源也就有空出来请请丁泰光了。但是,这顿饭似乎注定是吃不好的。两人刚开始喝酒,菜还没上齐,派出所李所长派了个小警察来找丁泰光,说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妙金庵尼姑素心失踪了!
  丁泰光顿时一个激灵,寻思怎么这么巧,一是刚要喝酒就有事儿了;二是当初物色“陶公馆”时是对安全情况作过反复考虑的,这一带是老城区,住户比较稳定,是当时郑州全城治安情况最好的一个区域,怎么建立“陶公馆”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接二连三地冒出来了!丁泰光坐不住了,说我得赶紧去了解是怎么回事,这饭就不吃了,改日我请您。
  李所长的管段里因为有“陶公馆”,他深感责任重大,什么事情都不敢掉以轻心。本来,尼姑失踪这样的事派出所不过是接到报告做一个记录就是,没有线索决不会指派警员去调查过问,更不用说向分局、市局报告了。但是,现在他不敢大意,不过警力有限,水平更有限,因此派出所自己不可能展开调查。向分局报告吧,从来没有先例,会不会被领导认为小题大做?想来想去,最后忽然想到了丁泰光,他是市局派来负责“陶公馆”外围安保工作的,向其提供这一情况是最适宜的了。果然,丁泰光接到电话就来了。丁泰光的责任心很强,但对于没喝上那顿酒是有想法的,那个年代像这种下馆子喝酒的机会极少,于是就对李所长发了发牢骚。李所长大笑,说等完了事,我请你痛饮一番。
使用“←”“→”快捷翻页 上页 1 2 3 428 下页  到页 
发表回复

请遵守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