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的故事这样讲才精彩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08:10:00 点击:469417 回复: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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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开天辟地
  话说,辛亥革命之后,欺凌汉族两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统治被推翻了,盛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改成共和了。爱国愤青们(主要是学生和毕业后的知识分子)一时感到大有希望,觉得从此中华就能走上复兴之路,国势会一天强过一天。然而,他们看到的是日本竟以宣战相威胁,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是南北分裂、军阀混战;是外蒙、西藏、新疆一类的边境地区渐渐在脱离中国控制。渐渐老去的愤青和刚刚长成的愤青终于忍耐不住了,他们开始互相串联(虽然不如互联网时代方便,但住在同一个城市可以见面拜访,住在不同城市的可以通信联系),打算再碰到国家受辱之时,一定要结伙发出“愤怒的吼声”!
  现在的愤青想要在风华正茂的岁月,寻找结伙怒吼的机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最近的一次有声势怒吼是1999年的驻南联盟使馆遇袭,距今也已十二年矣!但在当时,机会随时随地就会找上门来。1919年1月,处理一战后事的巴黎和会开幕,中国因当时的总理段祺瑞跟庄跟对了头,也有资格与会,并有希望分享点小小的胜利果实。这本是件好事,但和会开到4月底时,好事就变成了坏事。会议主导国竟不肯同意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省强占的权益,而要把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愤青们感觉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到了,遂不顾自身安危,于5月4日挑头带领学生冲上街头,向政府当局施加压力。政府的反应向来是比较慢的(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回答遂不了愤青心愿,愤青们当然要扩大事端(用庙堂话来说就是唤起民众),于是打砸抢烧的事情也是有一点的(火烧赵家楼)。
  政府一看你们动武触犯法律了,就自以为抓到把柄,立马去学校抓人,没想到正好给了愤青火上浇油机会。于是,你抓我人,我就罢课上街抗议要求放人;你再抓我人,我非但上街还去全国串联;事情越闹越大。因为愤青们占着了大理(一般愤青闹事总要选择最占理的事情,否则就不是愤青,而是街头混混),全国人民都支持他们。闹到6月5日,发展到了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程度。到了这个份上,政府只好认输(可见,现在对付群体事件,不管其是否触犯法律,先冷处理是多么明智),不但释放全部学生,还默认了参加巴黎和会代表不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的事实。这为中国政府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与日本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收回山东主权,创造了先决条件。
  愤青们见自己的能量还很大,便思组织政治团体,对中国政局未来走向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至于组团打什么样的政治旗帜,国焘、主席这些小愤青还没轮到拿主意,拿主意的是陈独秀(因他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以下简称陈总)这位老愤青。陈总虽不是同盟会员,却也在家乡自创过反清性质的岳王会,算是“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下简称中山)曾经的一条战壕里战友,有社会阅历,也有人脉。他冷眼旁观,觉得已在中国试过的主义再拿出来用肯定不行了,要用就要用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奇特也最易被愤青接受的主义。当时这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俄国的列宁已经扛着这杆大旗取得了中央政权,虽然还在和内部叛军作战,但总体形势占优,平息叛乱重归江山一统,估计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就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就宣布废除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放弃俄国在华一切特权,愤青对苏俄因此特有好感。所以,苏俄道路值得仿效。
  但值得仿效是值得仿效,陈总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知之有限,得去找精通这方面知识的人合作。这样的人就在陈总身边,他就是在陈总任职文科学长的北京大学里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以下简称大钊)。大钊小陈总十岁,仅比主席大四岁,比国焘大八岁,1916年才留日归来“参加工作”。本该比陈总小半辈,但因为人家工作后研究方向对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犹在耳旁,人家就开始猛补马克思主义,在陈总眼里属于不可或缺的专业人才。所以,就被陈总认作平起平坐的亲密战友,在党史上并称“南陈北李”。
  五四运动以后,陈总因去游乐场散发传单被军警拘捕,获释后索性前往南方上海、广东等地讲学、谋职,联络南方愤青,准备打出共产党的旗号。陈总联系到的愤青,尽管也有沈定一那样的大地主、戴季陶那样的中山先生心腹,但却没人愿意为这个新生政治组织捐献大笔活动经费。搞政治没有“金主”,就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样,理想再崇高,也持续不了多久。然而,陈总还没来得及体会“贫贱政党百事哀”的辛酸,“金主”自己找上门来了。
  原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以后,总是担心他宣称要埋葬的帝国主义国家,会联合起来把他这个新生力量“扼杀在摇篮里”。为避免此种厄运降临,不如来个先下手为强,干脆策动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把它们也变成红色政权,这样周围都是自己人,安全不就有保障了吗?至于将来如何与那些红色政权相处,既然事情还没成功,暂时也就不去想它了。在受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以后简称国际)策动下,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1919年,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但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与中西欧人民理念冲突较大,加之帝国主义国家真的联合起来,对德、匈两国革命进行了干涉,两国于是革命都失败了。列宁眼看西方亮不起来了,就把脑筋动到了东方。从1920年开始,国际派出密使分头奔赴中国、印度、日本、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等东方国家,寻找那里的共产主义信徒,并帮助他们建立本国的共产党。
  派往中国的维金斯基手下有个中国向导杨明斋,这名旅俄华侨到了北京没费多少事,就找到了一贯公开鼓吹共产主义的大钊先生。维金斯基与大钊一谈,就知道在中国建党不需要再找别人,顺着大钊这条路去找陈总,只要陈总点头同意合作,一切就都OK了。与陈总初次见面,维金斯基当然不会把中共成立后要加入国际、接受国际领导的意图和盘托出,只是说会为中共成立提供一切无偿帮助。陈总闻之大喜,立刻加快了建党步伐。
  其时是1920年8月,除北京、上海两大共产主义小组外,北京小组又通过吸收王尽美为外埠成员,发展出了山东小组。上海小组的李汉俊联络董必武(以后简称董老),发展出湖北小组。陈总委托主席,发展出湖南小组。陈总委托周佛海,发展出日本小组。陈总和大钊的联络人张申府去欧洲,发展出旅欧小组。以后,陈总自己去广东陈炯明处任职,又发展出广州小组。如此发展党员方式,倒是与现在的传销有点相像。考虑到传销直到1959年才由美国安利公司正式推行,中共幼年发展模式应无抄袭之嫌。当然,中共向来坚持“革命靠自觉”的原则,“传销”来的组员也随时可以退出。大名鼎鼎的戴季陶就是因为老领导中山先生一声断喝,从此脱离了中共组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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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08:17:58
  不管人员如何进出,“传销”到1927年7月,中共共有党员57名。共产国际与陈总一合计,觉得其时正是各地愤青师生有空闲的暑假,若不借此天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共成立,恐怕又得再拖一年了。于是当机立断,就在7月份开会,考虑到共产国际的西人代表与会方便,会议地点就设在上海法租界。会议全过程现已家喻户晓,笔者就不在这里狗尾续貂了。笔者想谈的有两个问题:其一,一大代表的不同归宿说明了什么。其二,陈总真是脱不开身才未参加一大吗?
  先来看十三名一大代表的归宿。修成正果者两人:主席和董老。壮烈牺牲者三人: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中途病逝者一人:王尽美。此六人属于革命到底性质。跟随陈总沦为托派者一人:刘仁静。不同时期脱党者四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国焘(关于他的性质,将在他与主席争夺领导权的章节里详述)。脱党后为私利不断改换门庭、最后沦为特大汉奸者两人:陈公博、周佛海。其中革命到底者连一半都不到,可见,中共初期参加者的革命意志并不十分坚定。另外,日后成为重要政治集团里核心人物的,也只有主席、国焘和公博、佛海四人。这又说明,中共成立之初的政治人才还不是济济一堂。但在国际眼里,这算不了什么。只要竖起大旗,张贴招贤榜,不愁中国愤青里的英雄不来投奔。当然,前提是陈总要识山水、肯配合,接受国际指导。
  但陈总的态度正是笔者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的真相。笔者认为,陈总与大钊因领导索薪运动脱不开身不同,有故意不参加会议之嫌,其目的是想对共产国际留一手。陈总要建党,就像现在要注册公司一样,必须有一套公司必备的规章制度。这套东西靠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经验的陈总一批人,拍脑袋是拍不出来的。但国际手里却有现成的文本,只要根据中国国情稍微改动一点点,再去空白的主语位置填入中共名讳,就大功告成了。在这方面,陈总是需要国际的。但另一方面,陈总也已风闻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应该加入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的说法,不由害怕中共成立后会成为国际附庸,自己只是个儿皇帝而已。所以,他先不出面,等中共活动起来以后,再回上海履职,伺机消除国际影响。
  果然,一大开完不过个把月,陈总就于9月间从陈炯明那里辞职回上海,专任中共中央局总书记来了。但下车伊始,就和共产国际派来帮助筹办一大和派驻上海的代表——马林闹翻了。事情的起因是,国际为对抗前面提及过的华盛顿会议,拟与之唱对台戏,召开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其中,通知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交给了马林,马林觉得自己目标大,就派他的助手张太雷去日本。马林这样做也可以,但应该向新成立的中共打个招呼,但这个招呼他没有打。于是,陈总勃然大怒,并以此为由,拒绝与马林见面,甚至还打算要国际召回马林。而马林得知之后,竟也鼓动国焘等人甩掉陈总,自行操办中共事务。中共刚一成立,与国际的关系便已剑拔弩张。
  然而到了10月,陈总因出版《新青年》之事又被法租界巡捕房抓去。马林闻讯,又是花重金请律师,又是交纳高达数千银元的罚金,再加上中山也派人施加压力,陈总这才避免了牢狱之灾。不管此事是巧合,还是国际故意设局,反正陈总认识到,中共离开国际可能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于是,他立刻同马林和解,表示同意接受国际经济援助,并终于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上,表决同意参加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接受其领导。从此,陈总再无自主决策中共大政方针的权力,即使有不同意见,在没有绝对把握时,也不敢贸然提出。他以为这样就不会得罪上级,但当上级犯了大错时,最终还是拿他当了替罪羊。
  而在当时,第一份中共每月预算交到了马林手里,竟然只有一千零几十银元,换算到全年也超不过一万五千银元。原来还准备落地还价的马林出乎意外,欣然同意。经费援助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组建中共的这些愤青的确廉洁,的确诚实,的确令人肃然起敬。二是就这点经费,国内随便一个中等企业家都拿得出来,但初生的中共却不得不为这五斗米向国际折腰,失去独立性。真应了“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句老话。
  建立起了组织机构,落实了活动经费,中共也该办正事了。当时正事有三:发展组织、培训干部和发动工运。发展组织基本上仍靠“传销”方式,以上海、北京两大核心基地向全国辐射。使用这种方法,组织的发展速度很慢。即使如四川那样的内地大省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闇公、吴玉章,也要到1925年初才正式加入中共组织。但1922年5月,中共在广州举行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即现在的共青团,以后简称青年团)一大,好歹把中共外围组织建立了起来。
  培训干部工作做得较早,1920年7月,就由杨明斋开办了上海外国语学社招收学生,并在1921年3月把这批学生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批学生里,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的名字,我们想必不会陌生。而国焘等中共重要成员的先后访苏,事实上也是他们接受共产主义理论培训的另一种形式。
  共产党从教义上就该是工人运动的天然组织者、领导者,因此,中共成立之后开始最早的政治活动就是发动工人运动。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其职能就是策动各地工运。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策划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1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中共借此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不过,有些行业和地域的工人,已被一些其他政治组织捷足先登了。比如广东籍海员群体,就因中山早就利用他们运送武器和传递信息,掌握在国民党手里。又如湖南长沙纺织工人组织,掌握无政府主义者手中。好在当时中国工业虽不发达,绝对数量还是不少。广东籍海员不能发动,可以发动宁波籍海员;长沙纱厂无法染指,可以染指上海纱厂。更进一步,还可以去上海的机器、印刷、烟草等厂家,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发动工人。名画《毛主席去安源》的历史背景,就发生在这个阶段。
  中共在工运取得的最大成就并不在上述领域,而是在京汉铁路系统。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不久的后来,中共在工运上大跌跟头,也是因为京汉铁路。其中原因与铁路的特殊性和战略价值有关。铁路的功能连接大城市,京汉铁路北端是北京。由于路近,五四运动时,国焘曾带领一些同学去长辛店的车辆修理厂,进行爱国宣传,一来二去双方就混熟了。到了1920年9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国焘便又去了长辛店厂,询问工人需要什么帮助,真实目的当然是要发动工人。恰好工人的孩子无处上学,于是工人出房子,国焘个人用生活费用请教员,把学校办了起来。这学校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家长,星期天则由国焘从北京城里过来演讲。凭着能把“工人”二字组装成“天”的鼓动(当然,小右要改为忽悠,笔者也没办法,那是他们的自由)功夫,工人们也就潜移默化“一心向党”了。然而,就是这每月八十银元的经费,国焘个人渐渐已无力承担,发展到了典当衣物的程度。好在此事被大钊知晓了,通过募捐才解除了财务危机。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说,尽管国焘后来因与主席争一把手未成而脱党,但他早期替中共立下汗马功劳的历史,不应该被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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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间道一号: 举报  2017-06-06 11:42:56  评论

    评论 zhaoyu1027:你是赵瑜,三国时期有周瑜,唐朝有韩愈。
  • 无间道一号: 举报  2017-06-06 11:59:41  评论

    评论 zhaoyu1027:北宋时期,有一个诗人叫“张俞”。他是四川人,晚年隐居在四川省青城山。他的代表作是——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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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08:19:25
  由于国焘前期工作做得好,到了国际注入经费时,借助铁路流动性大,全路工人往来十分方便,再加上铁路南端是汉口,还有那里的陈潭秋、董老可提供策应,京汉铁路上的工人运动很快开展得蓬蓬勃勃。到了1923年初,成立全路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全路工人力量最强的所在是郑州,这里也正好位于京汉铁路中央,各处代表往来方便,中共遂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
  让中共没想到的是,北洋政府灵魂人物吴佩孚一改保护劳工的调门,不准中共开会。筹备大会的代表遂从郑州赴洛阳,向这位子玉将军交涉。子玉的态度是,成立工会可以,开会也可以,但不能在郑州开,要换地方。他的真实意思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你们中共领导下的铁路工会如能听我的话,在我需要用铁路调兵运货时,助我一臂之力。那么,我就允许你们存在,也保护你们。若你们连我要你们改地址的话都不听,那就对不起了!
  子玉这种态度,与不久前铁路密查员事件是分不开的。当时,子玉亲信交通总长高鸿恩要对京汉、津浦、陇海、京奉、京绥、正太六条铁路经营情况进行调查,以便改革铁路弊政。高对旧官僚的慵懒心知肚明,想来想去,把密查员人选的脑筋动到了中共身上。在他看来,中共这个愤青组织人员廉洁、有活力、肯吃苦,正好帮他完成这项使命。高某找大钊一说,大钊欣然同意,派了六名党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何孟雄)去。不料,六党员拿了高某发给的免费车票,一路去搞铁路工运,根本不密查。子玉看来,中共只添乱不帮忙,从此对中共十分不满。
  当时,中共代表若停止在郑州开会,改址改期,事情尚不至闹大。但代表们或许觉得自己翅膀硬了,可以跟军阀干一场了,遂不向上级汇报,决定依然于2月1日在郑州开会。结果,当国焘等中央代表兴冲冲来郑州,准备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时,却招来了郑州警察的一顿暴打,总工会牌匾也被抢走。
  事情闹到这一步,中共如能暂时退让,再找关系向子玉疏通,她在北洋政府辖区内的工人组织或许还能存在。但代表们都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干脆来个大罢工,看看到底谁是老大?国焘被大家一鼓动,也就一同去了武汉,并下令总罢工。果然,2月4日下午开始,京汉铁路全线瘫痪。子玉一看这还了得,不镇压以后这铁路就姓共了。经过三天准备,2月7日傍晚以谈判为名开始大搜捕。幸亏国焘留了一手,没亲自去参加谈判,才保住性命一条。当晚,国焘不顾项英等多数人反对,决定忍痛复工,由此避免了更大血案的发生。但即使如此,林祥谦、施洋等多人被杀害,凡子玉地盘上的所有铁路工会都被取缔,附属工人学校、俱乐部一并封闭,刊物被禁止发行。连因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被租界当局封闭后,迁往北京的中共中央机关,也不得不重新秘密迁回上海。一直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董老和陈潭秋,同样受此牵连,被迫远走他乡避难。总之,因为和吴佩孚势力蛮干,中共最大的本钱——铁路工会基本丧失,总本钱是十去其九。
  事后,陈总也觉得不对劲,询问国焘能否避免这次损失?正当国焘担心被追究责任时,马林却站出来称许国焘。他认为,国焘促成罢工和罢工遭镇压后迅速退却,都是正确的。中共中央就此判定国焘无错。马林与国焘个人关系并不友好,这次国焘冒冒失失赔掉了中共刚刚攒起来的大部分本钱,他为何出来为国焘解围?预知详情,请看第二章《中山容共》。
  当然,在本章结束时,笔者还要做点总结。那就是,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出发,中共是个早产儿,是被共产国际催熟的早产儿。由于早产,所以中共自身体弱,不得不长期依附苏联。这种不正常关系,直到1959年以后才完全消失。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0:52:44
  第二章 中山容共
  主席说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道理用在马林与国焘的关系上也很合适。见经常跟自己顶撞的国焘闯祸,他非但不落井下石,反倒施以援手,是因为国焘闯祸为他办成一件大事。
  原来,马林来到中共一看,这个愤青组织只有57名成员,而且因处于秘密状态,只能靠“传销”发展组织。这样搞下去,猴年马月才能成大气候?马林在荷属东印度工作期间,曾有过把当地社会主义者与反对荷兰统治的宗教组织撮合在一起、成立“伊斯兰教联盟”的“统战经验”。所以,他马上灵机一动,萌生了联合并依靠民族主义力量发展中共的设想。当他把与陈总的关系协调好了以后,就在1921年底,到桂林与中山会晤。通过交流,中山很快就将苏俄看作国民党的一个潜在援助来源,为向苏俄示好,他同意与中共合作。但中山一向视他个人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视国民党为中国革命总舵。因此他规定,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一定是党内合作,即中共党员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只能是国民党总舵下面的一个分舵。中山的如意算盘是:自己公司既接受外部资金注入,又不出让股权;对注资者的回报,只是接受其亲戚来公司工作,量才录用。
  中山的主张倒和马林在荷属东印度的实践十分一致,所以,马林答应得飞快。但陈总得知后却坚决反对,他虽也同意与中山合作,却哪肯放下身段寄人篱下。他提出的合作底线是,双方大致平等的党外统一战线合作。马林见说服无效,便转回莫斯科游说上级去了。待马林走后,陈总也给当初最先来到中国建党、此时在国际东方部负责中国问题的维经斯基(以后简称维使)写信,阐述中共的反对意见。而且在二大上,陈总还专门提议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指出,与民主派的合作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企图以决议的形式反对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
  然而,此时苏联尽管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但国内叛乱已经平定,政权倾覆危险性大为减轻。处境一变,心理状态也跟着会变,联共(布)领导们不再强烈奢望周边国家立刻赤化,而转为寻找能与之保持睦邻甚至同盟关系的非共产主义势力。因此,马林建议很快获得国际批准。当然,国际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让马林再去告诉中山:先接纳中共核心领导加入国民党,后谈援助问题。
  这时,马林既不能保证给予中山援助,又不知中共能否接受他越俎代庖答应中山的条件,其实是在做空手套白狼的政治掮客生意。但此公艺高人胆大,得令回中国后先不露面,静等中共召开二大,通过加入国际决议再说。而二大闭幕后没几天,马林在上海现身了。下车伊始,他就批评中共二大的民主联合战线议决案,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顺嘴向中共高层正式宣布了要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恰好在这时,刚开完二大的大钊还在上海。于是,陈总建议干脆到杭州西湖再开一次中央特别会议,专门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中共内部高级别的会议,除马林、陈总、大钊外,参加者还只有组织委员国焘、宣传委员蔡和森(以后简称和森)、马林秘书太雷以及陈总挚友高尚德这七个人。即便如此,反对声浪依然强得异乎寻常。国焘其时还不是后来野心勃勃的“张总政委”,纯粹一热血澎湃的愤青,听后马上起而反对。在国焘看来,中共虽弱虽小,却是先进革命组织,前途无量,怎能自贬身价,投靠终将日薄西山的资产阶级政党?国焘的意见是,要合作就设立联合委员会,否则拉倒!国焘一开头炮,和森马上积极响应,尚德也接着跟风。幕后操纵的陈总见弟子们来了劲,也表态支持国焘对国民党的定性,有条件地反对马林提议。这个先决条件当然就是国际的态度,毕竟陈总清楚,中共现时离不开国际的经济支持。明确支持马林的只有他的翻译兼嫡派弟子太雷,大钊心底里可能支持,但表面上不偏不倚,以便调和双方。
  马林见此情形,心里就有了底:只需吃定陈总,国焘他们掀不起大浪来。他解开衬衣纽扣,展示写在里面的国际密谕,陈总见了一下子就软了下来。但陈总和中山也不是刚认识,他十分讨厌中山要求打手模和宣誓服从的入党手续(如果没有这两条,也许陈总早就入国民党了),宣称不取消这两条,就是天王老子下命令,他也不入国民党。马林连忙拍胸脯保证,若中山坚守此这两条,就不入他的党,使陈总立刻转弯。很快,西湖会议达成了在中山取消两条情况下,中共少数负责人在组织指示下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但马林还不知道,中山是否也同意取消那两条。
  也是天助马林,此时陈炯明(以后简称陈逆)背叛中山,搞得中山暂时赤手空拳逃回上海。马林不失时机和陈总、大钊一起拜访中山,告之以西湖会议决议。如丧家之犬般的中山,见苏联巨额援助就在眼前,哪里还会死要面子?当即答应马林转述的陈总条件。不几天,参加西湖会议的六位中共高干悉数加入国民党。中山还成立了一个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陈总也被列入委员会九人名单之内。至此,国共合作初步模式已经成形。
  不过,这时与邻国非共产主义势力合作政策的执行者除马林之外,还有苏联正规外交使节,他们与先前派出负责输出革命的国际代表,有可能在行动上产生冲突。而在中国,作为苏联驻北京外交代表的越飞,最初看好的合作对象却是宣称保护劳工的吴佩孚。在中国,中山与子玉是政治死敌,两者只可选一。中山只有广东一隅之地,而且还时有时无,选他投资大回报慢;子玉却占据着中国中部四、五个省份,选他投资小回报快。尽管此刻越飞与在子玉谈判中,遭遇中东路和外蒙古两大障碍,已经改与中山接洽,并在1923年1月26日联合发表《孙文越飞宣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也差不多在同时,作出了赞同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建议的决定。但苏联与子玉交往的大门尚未关死,如果中共在这个时候同子玉交好,则马林致力的国共合作事业,依然有夭折危险。
  但就在此敏感时间,国焘来不及请示陈总,就跟子玉较上了劲。一则让子玉露出了反共的马脚,从此关上了他与苏联之间交往大门,无论国际还是苏联都彻底转向与中山合作。二则弱小的中共赔上了大部分家当,失去了与国际、与中山讨价还价资本,只能就马林之范。为此,马林重重感谢国焘还来不及,哪里还会为这事惩罚他?
  当几年之后,因为被苏联选中,中山身后的国民党成为中国政坛的主导力量,而子玉无立锥之地被迫在北京当寓公时,仍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的各路军阀这才认识到,弱小的中共实际上是一块与苏联关系的试金石。如欲结好苏联,从它那里获得援助,那么就必须与中共和善。以至于后来少帅张学良(以后简称汉卿)把这条规律用到极致,落了个适得其反的效果。
  • 剃刀魔: 举报  2016-11-07 18:38:36  评论

    要打指模对孙中山个人效忠的是中华革命党,1919年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革命党时就没用那一套了嘛。
  • tewuopen: 举报  2017-10-13 14:47:45  评论

    评论 剃刀魔:子玉在四川避难时,冯就意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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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0:53:31
  正当中共因二七罢工实力大损时,中山那边却时来运转。1923年1月16日,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又将陈逆赶出了广州,2月21日,中山重返广州履职。在马林看来,要求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的时机到了。他又跑了趟莫斯科,又讨来一纸国际对中共中央的特别训令。并于5月回到上海,要求从速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落实训令扩大与国民党合作的事宜。至于训令具体内容,马林卖了个关子,暂时不予公布。暂时不公布不等于永久不公布,到了6月初代表陆续抵达广州时,马林让丑媳妇见了公婆。原来,国际训令是要中共所有党员,一个不剩地加入国民党,甚至连产业工人党员也不能例外。
  不少会议代表阅毕大惊,这不是要把中共融化于国民党之中吗?震惊之余反对者甚众,其中仍以国焘、和森两人反对最为强烈,三大也为此推迟一周召开。但陈总已经转了风向,他说,既然工人阶级力量薄弱,不如拥护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算了,其实就是向残酷现实低了头。当然陈总也表示,中共各级领导不要在国民党那里兼职,免得真的被国民党吃掉。陈总想法也是当时中共大多数骨干的共识,因而,三大通过了马林的主张。
  但国焘心犹未甘,又提出一个三点修正案。大致宗旨是工人党员不加入国民党,中共不阻止但也不积极介绍工人加入国民党。身为当时工运大王的国焘同志,想在中共嫁入国民党婆家之前,留点私房钱在娘家。这个想法应该是得到很大一部分参加三大代表的共鸣,所以,除陈总外十六名代表在表决时,以八对八打平。但马林却怕留了私房钱,婆家会担心新媳妇有二心,向陈总施加了强大压力,致使陈总投了反对票,最终导致三点修正案未能通过,即私房钱一分不留。但陈总也害怕嫁过去受苦,便也提了个议案,主张在国民党内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应加入党团,以保持中共在国民党内的政治一致性。如果连党团都没有,那中共就彻底溶化在国民党里了,这个道理地球人都知道。所以,马林也没反对,代表也没讨论,议案就全票通过了。
  让人们迷惑的是,主席在三大上的态度。按正史记载,主席因丢失开会地址缺席二大,在三大上则坚决拥护有关国共合作的主张。但国焘在回忆中却说,主席站在了他、和森的一边。鉴于国焘与主席早就闹翻,在《我的回忆》最后部分,诋毁主席的言论与现在网上的流行诋毁语言也差不到哪里去,他实在没有必要强行替早年的主席涂脂抹粉。因此,其中必然还是有些缘故的。
  据笔者认为,从主席一生抱负来看,他投身中共就是因为看好其代表中国未来。建党以后,他曾经对挚友萧瑜(子升)准确地预测过,中共将在三十年之内获得国家执政权。因此,主席对中共成立两年,党员人数仅从57人增加到420人的“传销”发展模式,肯定会不满。而他当听说依托国民党这样一家国内中等规模“公司”发展业务的思路,应该是眼前一亮,坚决支持。不过,主席抱负是要中共做老大。他认为,对国民党仅应利用而非投靠,肯定也反对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主张。而且,针对马、张双方辩论中关于中共力量在哪里的问题,主席在还不知道彭湃在海陆丰搞农运的情况下,通过独立观察和思考,强调了农民革命的重要性。即使国焘在几十年之后,还对已成为死敌的主席在当时的见解,给予了高度评价。当然,主席此时已到而立之年,社会经验要比国焘丰富,发言时可能比较注意方式方法。因此,马林和国焘对立双方,都能从主席那里听到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由于这个缘故,主席在三大的选举中,首次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与陈总、大钊、和森以及因担任驻苏记者而直接被国际看中的瞿秋白(以后简称秋白),一同组成新一届中央局。国焘则退出了核心领导层。
  然而,马林主张在中共内部得以推行,却在中山那里碰了钉子。原因是中山在越飞帮助下,从苏联获得了200万金卢布援助后,腰杆又硬了起来。腰杆一硬,中山故态复萌,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曾经信誓旦旦要进行的国民党改组工作,慢慢不提了。马林暗想,你不按国际建议,去除国民党内消极甚至反动的因素,我们怎么跟你合作?有什么必要给你援助?于是在马林授意下,陈总借曹锟贿选事件,率中共中央局所有委员联名向中山递建议书。建议中山离开广州,去上海召开国民会议,用发动群众手段建立新政府,组建新军队。然而,中山早就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对中共这种“社会舆论出政权”建议嗤之以鼻。
  见劝说无效,马林索性唆使陈总不断撰文批评中山的政策。陈总喜好和擅长的就是这一招,当即批评文章如投枪、匕首直扎中山心窝。中山亲苏容共本意只想迎个财神回来,没想到迎来财神同时,竟还招来个“骂神”,不禁怒火中烧。7月18日,他终于愤愤地对马林表示,要不是看在苏援份上,早就把中共开除出国民党了。此言一出,国际知道马林已失去了中山信任,不久就将他召回莫斯科,从此结束了他与中共的缘分。
  此公到莫斯科后,与国际东方部领导们大吵一架,回荷兰共产党任工会书记处书记。不幸的是,1927年斯大林(以后简称老斯)和托洛斯基(以后简称老托)展开权力斗争时,他和陈总一样站错了队,被开除出荷共。他此后创建了托派组织荷兰革命社会党,德国占领荷兰期间,又奋不顾身投入反法西斯地下斗争,终于获得了一个标准愤青的理想归宿——壮烈牺牲在纳粹的集中营里。
  马林黯然离去让国际看到一个事实:劝诱中山就范远比压服中共来得困难。为了完成以国共合作方式改造国民党的大业,国际很快又派出另一个远比马林会做思想工作、又在中山心目中能在苏联高层说得上话的特使,此人名叫鲍罗廷(以后简称鲍使)。
  鲍使是俄罗斯人,与列宁等苏联核心层领导都是老熟人,而且英语好、善表达。他是在1923年10月6日到达广州的,这时苏联援助的那200万金卢布早被中山花得一干二净。中山正陷入为解决军费问题,试图截留广州海关关税余额,但列强坚决不允的焦头烂额困境之中。所以,一听说鲍使到来,中山立刻又把军费的脑筋动到了苏联头上,当天就予以接见。
  比起马林来,鲍使的游说水平可是高得多得多!他用了类似于商鞅见秦孝公的手法,告诉中山想要快速成功,就要学习苏联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宣传和组织,把积蓄在本为一盘散沙的民众中力量调动出来。民众发动起来了,钱也就尽在其中。“洋商鞅”连讲四天,“当代秦孝公”终于开了窍,立刻在双十纪念会上喊出了“以俄为师”、“以党治国”(大家在电影里耳熟能详的“为党国效劳”口号就出典于此)的口号。次日(10月11日),束之高阁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宣告重新启动,鲍使荣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有点像现在的足球洋教练)。而苏联方面也正式给予本处于“试用期”的鲍使,国际派驻国民党代表(注意,不是派驻中共代表)和苏联派驻中国南方外交人员两顶头衔。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0:54:31
  见游说见效,鲍使乘热打铁说,改组国民党非引入中共这帮愤青不可。而陈总他们也在国际指点下,对中山变辛辣批评为歌功颂德,捧得他“龙颜大悦”。于是,中共的大钊、谭平山(以后简称平山)进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越来越多的广州中共党员投身到了改组运动中。忙活到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的活力开始显现,改组运动初见成效。于是,仿造共产党模式的国民党一大,在广州“胜利召开”。
  笔者行文至此不禁感到,一个缺乏活力的政权或政党,若能有意识引进一批愤青,返老还童不敢说,增添活力肯定是能做到的。就如目前的中共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如果吸收一批愤青,虽然搞经济搞行政可能不行。但放在纪检、监察这些部门,很有可能起到遏制腐败、反映人民意愿的作用。当然,必须有机制甄别哪些是真愤青哪些是假愤青,否则,很多投机分子要像东汉时装孝廉那样,装愤青求官了。
  回过头来再说中山眼见中共这批愤青的办事热情、效率,都比他手下那批老气横秋的官僚强得不是一星半点,而且还不向他要官做。高兴之余,一口气授予了中共党团大量权力:中央执行委员让中共占了近四分之一,平山还进了三人常委会;在已成立的中央党部六部一处里,中共党员担任了组织、农民两个部的部长,以及组织、农民、工人三个部相当于副部长的秘书。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马林、鲍使两任国际特使促成下,终于变得有名有实。
  对于中山来说,授予中共一点权力,对他个人构成不了什么威胁,反正他总要找人办事的。但对于他手下那些老部下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中共党员大量涌入,就算没有意识形态分歧,至少也在客观上挤占了他们职位,侵占了他们既得利益,这些人没有理由不起来殊死反对。早在1923年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邓泽如就领衔向中山上书,指责中共借国民党躯壳,注入共产党灵魂。虽未得到中山采纳,却开了国民党右派坚持不懈要求清党的先河。
  而此时,中共在国际的高标准、严要求和中山的信任、期待双重压力之下,倒也想在国民党这个新企业里做个“好职员”。他们不但由大钊出面公开承诺,如不能遵守国民党政纲、纪律,甘愿受国民党的惩戒。而且还真心诚意告诫全党,今后工作基本都要用国民党名义,与国民党人士通气,只有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才可以自由运作。为了身体力行这一点,中共全部400多名党员基本都陷入国民党事务性工作中,根本没时间做群众工作,即使找到些党员发展对象,也一股脑儿介绍进了国民党。结果到1924年5月,中共党员人数还是11个月前开三大时的400多人。本来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依托它那条相对大些的船,发展自己势力。现在倒好,船是借到了,利却一点也没得到。中共领导们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国际东方部也辨出味道不对。而且,上一年土耳其的凯末尔刚刚在苏联援助下坐稳江山,就马上取缔土耳其共产党,这个惨痛教训,也让国际担心中山也会是中国的凯末尔。于是,维使以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身份,特地于1924年5月出差来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专门指导中共发展战略。维使在这次会议上讲了两个重点:其一,中共指导思想应该是坚决与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党右派进行阶级斗争,在民主主义政党里,只有斗争才能增强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其二,中共组织路线应该是避免盲目扩大国民党组织,可以用国民党名义组织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以工人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分子坚决不能介绍加入国民党!维使这话可算是说到以陈总为总书记的中共心坎上去了,拿到国际授予的新尚方宝剑,中共又轰轰烈烈开展起革命运动来了。
  但还没等中共重新大展拳脚,一个月后的6月,国民党右派倒先上门兴师问罪来了。他们从上海通过不高明的特务手段,获得了中共及青年团的一批文件(可见,此时中共还没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尽管那些文件讲的是维使讲话以前怎样做“好职员”的精神,但右派依然从鸡蛋里挑出中共在“国民党内搞党团活动”、“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两根骨头(要是他们知道维使讲话精神,恐怕上门不是问罪,而是拼命了)。于是,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张继与谢持,先就近在上海找陈总理论。前面曾讲过,这“两根骨头”本就是陈总提出的地球人都知道的中共安身立命之本,根本无法退让。因此,陈总只能狡辩道,党团存在是为了指导中共党员遵守国民党决议和纪律。张、谢当然不肯相信。陈总只好又说,他将开会研究,再作答复。眼见陈总用当今商家搪塞消费者投诉的办法对付他们,张、谢立刻南下广州,找鲍使理论。鲍使可能早已得到陈总通风报信,知道无从掩盖也无法解释,索性说国共合作本来就是互相利用,而且在两相利用中,国民党所得还更多些。
  这张继早先因计划在当时仍是中国领土的外蒙,建立国民党北方军事基地,曾经很热衷于联俄联共,陈总等中共核心层领导都是由他介绍入国民党的。但当计划在遭苏联拒绝后,此公便转而持反俄反共立场(可见,苏联觊觎邻国土地,是交不到真朋友的)。此时,他见鲍使大耍无赖,不由气炸连肝肺,索性向中山提交弹劾共党案。
  中山早年为骗取日本贷款,连满蒙全境都敢当空头支票开出去(但日本当局并不敢相信),焉能不知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乃是相互利用?而且,他有时甚至对中共冒国民党牌子做自己事颇为沾沾自喜,说什么老牌大商店仿冒者越多牌子越响,中共这样做等于为国民党做免费广告,何乐而不为?同时,他对陈总这班办事干练的中共愤青还抱有“默化之”的不切实际幻想。所以,尽管中山在容共的同时,也把反共右派安排在监察部门,但一直两相调和,隐忍不发。现在,听说鲍使一语道破天机,中山脸上终于挂不住了,遂受理了张继等人的弹劾案。
  眼看大事不好,鲍使忙作让步。他向中山提议,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以后简称政委会)里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处理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以消除中山对于中共通过垄断与国际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的担心。在鲍使调处下,又加上港英当局支持的广州商团正图谋叛乱,而用于增强中山军事实力的苏联军火还在海运途中,本想教训中共的中山决定妥协。在8月下旬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了政委会针对弹劾共党案而拟定的两项决议,同意中共党员与中共及国际关系可以保密,这就等于认可了中共党团的存在,而国际联络委员会也最终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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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0:55:46
  但对于这个折中结果,有维使撑腰的陈总自然不满意。在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他就坚决反对成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决不同意由国民党来监督中共与国际的关系。并坚决禁止参加政委会的秋白以中共名义在会议上发言,以表示中共对国民党会议进行有关中共问题的辩论不予承认。陈总还下令,以后遇到社会上左倾分子,一概不再介绍加入国民党,而是尽量接纳进中共。一届二中开过之后,陈总立刻召回秋白,严加申斥。还致信已回国的维使,指责鲍使“丧权辱共”。
  9月间,国共对立愈演愈烈。在上海,国民党右派先殴打国民党左派人士邵力子(近年有传言说,此公可能是联共布秘密党员),后竟将青年团团员黄仁活活打死。在广东,国民党地方官员不断压制工农,国民党掌控的机器工会和中共领导的工会之间,也经常发生群殴事件。眼见中共所作所为令自己失望,连中山自己也对外放风说,本来列宁是要中山当中共创始人的,但陈总向国际告状毁坏国民党声望,列宁这才选陈总当中共创始人。他是想以此为借口,未来以中共领袖身份,将中共溶入国民党中。
  陈总对此忍无可忍,一面致信国际要求断绝对中山的军事援助,迫使其向中共屈服。一面派心腹尚德去广州坐镇,准备发动工农与国民党大干一场。为防止鲍使从中阻扰,以利尚德放开手脚,陈总还要秋白打电报,请鲍使来上海进行政治磋商。
  但秋白是鲍使线上的人,在此前已偷偷给鲍使写信,密告中央最新动向,鲍使因此没中陈总调虎离山之计。眼看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决裂就在眼前,鲍使使出了树广州商团为国共共同敌人、促成国共暂时团结的策略。10月7日,包括8000枝步枪、400万发子弹以及各种炮在内的首批苏援武器运抵黄埔,鲍使立刻推动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迅速发放武器给军校学生、警察以及工农群众,随即对商团发动进攻。严峻的形势让中共觉得,在国民党政权下面至少还能进行合法斗争,若让商团的陈廉伯上台,无疑迎来又一个吴子玉,那可是要人头落地的呀!于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支持国民党。
  在国共两党同心协力之下,广州商团武装被彻底摧毁。用苏援武器武装起来的黄埔学生军,在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以后简称老蒋)率领下,在战斗过程中崭露头角。这让广州周围原本对中山阳奉阴违的军阀们大受震慑,一下子对中山恭顺多了,让中山第一次感到扬眉吐气。中山尝到了苏援甜头,就跟后来老蒋尝到美援甜头一样兴奋,原先发生动摇的联俄信心又坚定了不少,捎带着对中共也客气多了。
  纵观国共合作后的第一次大交锋,不得不承认,鲍使所采取的策略较为灵活有效,既有让步又利用恰当时机展现实力,让中山在获取实利同时,一点一点认可了中共借助国民党招牌发展自己势力的事实。但鲍使的目的在于拉住国民党,使之成为苏联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为实现这一目标,牺牲一点中共利益并不在乎。所以,陈总所代表中共的斗争策略虽相对僵硬,但由于他们在维使支持下坚持原则,也使鲍使在协调两者关系时,不能不对中共利益有所兼顾。中共当初加入国民党时所作的种种承诺,在这次交锋过程中,渐渐消失于无形之中。从此,中共摆脱了单枪匹马搞“传销”发展模式,开始了大公司集团化的经营发展历程。到1927年国共决裂前,党员人数高达58000人,是1924年底不到1000人的近60倍。
  当然,中山也不是一无所得,通过默许甚至暗中鼓励右派敲打中共,国民党向苏联施加着无形的压力。迫使苏联为保持与国民党联盟,不得不运来大批国民党急需的军援物资。这情形就像渔民利用鱼鹰捕鱼一样,作为渔民的中山只要拿中共说事,一卡作为鱼鹰的苏联脖子,苏联就乖乖从嘴里吐出作为鱼的军援物资来。由此可见,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本质上是与苏联、中共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的尔虞我诈行为。所谓中山思想先进,不能完全说是无稽之谈,但所占因素份额应该是极小的。
  假设中山继续执掌国民党大权,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与经验,恐怕会使中共在国民党内边斗争边发展的道路更为艰难。在北伐取得胜利之后,中山很可能找到一个对中共更加不利的时机,干出与蒋、汪一样的清党行径。届时,中共在农村点燃的星星之火,很可能于第一时间就遭遇中山扑灭,形成燎原之势更为困难。而中山此时年龄不过58岁,若终身执政,估计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政治生命可持续到1949年前后。考虑到他比老蒋政治手腕更老到,人脉资源也更广。中共即使能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在与中山的政治角逐(以中山的政治眼界,恐怕只会同中共谈谈打打,而不会贸然发动全面内战)中,鹿死谁手还未为可知。
  但历史不容假设,事实是中山在平定商团叛乱不久,就应北方推翻曹锟统治的冯玉祥(以后简称老冯)之邀,去北京商讨成立全国和解政府事宜。在那里,他被确诊罹患肝癌,很快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中山可以说相对突然的去世,使国民党中枢顿失核心,权力重新组合需要时间,更会受苏联代表鲍使影响。在此期间,国民党不再有能力对中共进行制约,中共遂迎来了为期两年的黄金发展期。欲知中共如何借势飞速发展,请看第三章《飞速发展》。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不由想到世贸谈判代表龙永图的比喻。他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比作是要求入党,把美国比作党支部书记。说要求入党时一定要用高标准、严要求约束自己,否则,支部书记只要材料写得不好,上边就不会批准。而一旦入了党,只要不严重违反党纪,作风散漫一些,支部书记也无法把人开除出党。龙大人尽管严重崇洋媚外,早年入党动机也不纯,但他的这番话却看透了世事沧桑。入党是如此,加入世贸组织是如此,中共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也是如此。这个道理,当时社会上许多政客也懂,但加入中共的愤青们却基本不懂。在发展之路上,年幼的中共缺少既能坚持革命原则又懂得根据环境进行变通的“革命企业家”,以至于只能依靠国际职业革命者指导中国革命。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2:43:34
  第三章 飞速发展
  早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中山就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了由他一人独裁的领导机制。因此,当他在1925年1月被确诊肝癌晚期以后,尽管尚有将近三个月的存世时间,但整个国民党只能按他既定的方针维持日常运转。比如:于1925年2月1日发动对陈逆的第一次东征,经过苦战,终于到中山身后的4月20日,将陈逆军队全部驱逐出潮、汕、梅地区,保证了广州大本营安全。但除此之外,根本无法对一些潜在威胁,比如中共势力迅速扩展,采取对策。原本准备要成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也就因无人操办而无疾而终。只有已被中山开除出党的冯自由,在北京联络了国民党内一批要求清共的死硬分子,成立“拥护国民党同盟会”,呼吁把中共清除出国民党。但这些小泥鳅掀不起什么大浪来。
  鲍使、维使等立刻看出,中山病逝前后时段,正是中共发展的大好机会。鲍使在写给国际的报告上,以兴奋的笔调说,中山身后的国民党内部力量对比,对左派和中共有利,只要右派挑起事端,必将以左派胜利而告终。维使则于1924年底第三次到上海,告诉陈总中共必须坚持自己的阶级面貌,打出自己的旗帜来。
  受此鼓励,中共在1925年1月召开了四大。当时,经过半年来放开手脚的“猛烈发展”,党员人数已接近了一千人,本来就有了些底气。于是,在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要保持独立性同时,大会还进一步提出要争取领导地位的政治主张。作为具体措施,对国民党的基本方略就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扩大左派。此外,四大首次指出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不知是否为主席所提议),提出要建立工农联盟的主张。
  四大选出中央局委员依然由五人组成,与三大相比,陈总、秋白、和森三人依然留任,大钊和主席却退出了,替补他们席位的是国焘和彭述之。尽管正统党史认为,主席是因为在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时,因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激烈斗争,与陈总立场相左,才退出核心领导层的。但从三大上支持马林路线的大钊和主席(秋白虽也支持马林,但人家是国际的人,只是奉命支持,并不代表真实立场)同时退出中共领导核心层来看,尽管主席微观上与国民党右派作了坚决斗争,却在宏观上仍被看作支持马林路线的中共“右派”。否则就很难理解,国焘刚从北洋军阀监狱里出来三个月,还未有什么新的突出表现,就重新进入核心层的事实。正是因为国焘是与马林路线斗争最坚决的“勇士”,国际和陈总在改变政治路线之时,才会重新把这位“正确路线代表”接纳回核心领导层。
  说到国焘入狱一事,在当时并非是其政治包袱,而是他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他还为此被党内同志誉为“铁狱硬汉”。但到了五十年代,案子被翻了过来,根据缴获的北洋政府档案记载,国焘非但不是什么英雄,而是出卖同志的叛徒。然而,随着文革后刘少奇(以后简称少奇)叛徒案的翻转,人们又有些怀疑:所谓国焘在1924年叛变的档案,会不会是主席专门派人伪造的?依笔者看,国焘在1938年通过出走形式,已经给自己戴上一顶中共概念里的叛徒帽子。到了五十年代,他避居香港,在政治上早已是死老虎一只,主席犯不上往昔日政敌头上扣莫须有的屎盆子(特意命人去查查档案可能性倒是有的)。而且,关于国焘1924年叛变档案的消息,在不迟于六十年代就传入了社会,应该也会传入国焘的耳中。如属污蔑不实,国焘本人理应反驳。但国焘没有这样干,反而在《我的回忆》里,特地叙述了一个敌人强迫他在一份不是他原话的口供上按手模的情节。从而间接说明,敌人档案里确有对他不利的材料,即至少北洋政府的档案,不可能是主席在解放后派人伪造的。
  那么,国焘向北洋政府供出党内同志名单之事,算不算叛变呢?笔者认为,当时陈总、大钊的名字,早就列在国民党一大名册之上,北洋政府随便找张报纸就能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国焘供出他俩,就跟后来的地下党员被捕,说自己上级是毛主席的性质差不多,纯属糊弄敌人。至于其他名气不大的党员,从事后一个都未被捕来看,想必国焘是把已经转移的战友名单交上去凑数。所以,按照当时情势来看,国焘行为虽说够不上英勇,却是既不伤害同志又合理保护自己的明智之举,不属于叛变。但根据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制定的纪律看,国焘也许是怕不明不白被秘密处决,也许是为了少受皮肉之苦,把自己同志的姓名出卖给敌人,虽未产生严重后果,但至少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应该算作叛变!
  那时的国焘依旧在党内身居高位,想到过去自己昔日作为已被定义为叛变行为,他肯定不寒而栗。这就不难理解,一旦发现中央红军实力不如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他,竟然不顾起码道理,仅凭枪杆子就要硬夺领导权。因为在国焘看来,只有攀上一把手的宝座,才能在中共这个自己投身多年的组织里生存下去。也不难理解,一旦争夺领导权失败之后,他为什么会选择脱党。因为以中共标准,他已经做过叛徒了,为保住个人生命,不妨再做一次叛徒。看起来,由于没有既往不咎的说法,国焘终于成为了严厉的中共党纪的受害者。
  笔者之所以花费笔墨探讨国焘个人情况,是因为他在中共前十五年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个人性格和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到中共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决策,以及决策的贯彻执行,因而不能不详加分析(后面对于主席、周恩来这些人也将如此办理)。就拿国焘这次坐牢来说,尽管只有短短五个月,但他当时却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和终身监禁的绝望(从北洋政府想判国焘终身监禁看,国焘也应当不是真心叛变),这使他迅速由愤世嫉俗的青年,转变成遇事首先考虑个人利益的政客。以后,当中共与国民党右派斗法,屡屡遭遇国际代表错误干涉时,国焘内心里尽管仍有不同意见。他却非但不能展示当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愤青风采,反而总是手执中央(或者说是国际以及陈总)代表的尚方宝剑,去压制那些与昔日的他一样充满朝气、一样敢于直抒己见的一线干部。以至于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不好名声,在中共内部不胫而走。国焘出现这么大的变化,不能不说与他这种个人价值取向变化有着极大关系。
  回过头再讲当时的中共。到了1925年5月30日,由工人与日本纱厂老板间劳资剧烈冲突(顾正红枪杀案),而引发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爆发。中共处理敌我矛盾向来不动摇不含糊,事件发生当晚,就决定扩大斗争规模,号召上海群众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帝国主义屠杀群众。此时,中共领导工运的三大高手国焘、李立三(以后简称立三)和少奇正好全都在上海,由他们策动工运可谓得心应手。再加上和五四运动一样,此事本身就在理,因此,一时间工学商齐动员,搅得英、日在华殖民势力全线动摇。国内凡有英、日租界的城市纷纷爆发事端:6月11日,发生汉口惨案;6月13日,发生九江冲突;6月23日,发生广州沙基惨案;7月2日,发生重庆惨案;7月31日,发生南京惨案。在冲突中,中国人民每吃一次亏,新生代愤青就多增加一批,他们全都像飞鸟投林一样奔向中共。到1925年8月,中共党员人数增加到了3000多人,比年初暴增三倍多。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2:44:30
  翻开中共建国后一批副总理级干部的履历,在五卅期间入党入团的比比皆是。如薄一波在太原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12月转为中共党员。许光达1925年5月在长沙读书时,加入青年团,参加五卅运动后,于同年9月转为党员。陆定一在上海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秋加入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陈云在上海做店员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8月秋加入中共。王明在武汉读书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共。黄克诚参加五卅运动后,于1925年10月加入中共。乌兰夫在归绥(今呼和浩特)领导声援五卅运动后,于同年9月加入中共。至于像《刑场上的婚礼》女主角陈铁军那样的新生代愤青,通过五卅运动靠近中共,经过组织考验后于次年入党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
  虽然五卅运动因上海商人妥协,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并没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为声援五卅运动举行的省港大罢工,却持续了16个月,直到北伐开始,才于1926年10月宣布结束。在省港大罢工中,中共领导的工人纠察队为了窒息香港经济,迫使英帝国主义低头,对千里海岸线实行封锁,成为广东事实上的第二政府。国民政府因能从中获得税收好处,也容忍了这种局面。一批中共干部借此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这一时期英帝国主义的傲慢凶残,是中共群众基础得以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人民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逼出来的。
  从这时侯开始,中共初具了一个大型政党的规模。较为充沛的人手,使她不必每次只集中精神干一件事;而是既能进行组织建设,又能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与国际关系;既能领导工运、学运,又能领导农运、兵运。边远省份的党组织,也是从那时开始建立起来的。而对中共未来前途最为重要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初步构建起中共军事力量基础,其二为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开展农民运动培养骨干。
  中共最早涉足军事,开始直接掌握武装力量,是在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夕的1924年11月。可能是作为接受苏联军援的交换条件,当然也只有中共党员才能胜任做政治工作,留法归来的中共党员周恩来(以后简称总理),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山还批准成立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所属成员的配备和调动,都完全由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陈总长子)和作为区委军事部长的总理决定,队长、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全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
  到了1925年,中共又双管齐下。一方面,从旧军队里发展了一些有理想、有报国之志的军人新老愤青入党。其中,陆续加入中共并在日后军事斗争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有:前滇军将领朱德(以后简称老总)、川军将领刘伯承(以后简称刘帅)、中山嫡系大元帅府将领叶剑英(以后简称叶帅)和叶挺、粤军将领张云逸等。另一方面,推荐了一批有军人潜质的青年党团员,进入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或充当教官。日后较为著名的有:林彪(鉴于他在中共军事斗争中立下的卓越贡献,以后尊称林总)、徐向前(以后简称徐总)、聂荣臻(以后简称荣臻)、陈赓、周士弟、许继慎、曾中生、许光达等。以上这点小的可怜的军事本钱,成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共维持不绝如缕的生命和重新步入辉煌的本钱。
  中共致力于农民运动,是从彭湃在家乡海陆丰的实践开始的。到1924年7月3日,经彭湃向国民党申请,第一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到1926年9月,共办了六期,培训学员的总数近千人。这些学员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运中,成为了起关键作用的火种,为日后农民运动加军事斗争的中共夺取政权模式,奠定了初步基础。
  随着中共力量的壮大,党内因权力分配而形成派系,便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本来,中共只有在陈总领导下的国内工作者一个大系,大钊、国焘、主席、董老诸人都属于这一系。但国际出于提升中共干部素质与加强对中共控制两方面考虑,通过对中共旅欧(主要是旅法)支部党员的考察,选送一部分个人素质较高的党员,赴莫斯科接受系统培训,然后送回中国担任中共的中高级职务。于是,中共的一个新派系——旅法系就此诞生。旅法系从开始到终结,精神领袖始终都是总理,重要成员有赵世炎、陈总二个儿子延年、乔年、和森、向警予(和森之妻)、李富春(和森妹夫)、聂荣臻、陈毅、小平等。老总在此期间游学德、法,加入了旅欧支部,也可以看作是旅法系成员。旅法系在中共以后发展历程里,一直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主席逝世以后,由其成员小平担任了二代领导层核心。至于留苏系,当时人丁还不兴旺,即使算上因替国际工作的太雷、秋白,也不过少奇、任弼时(以后简称弼时)、肖劲光等寥寥数人。其后一度掌握中央领导权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时还没踏上苏联国土呢。
  中共在飞速发展,国民党又在干什么呢?国民党此时正陷入中山逝世后的权力斗争当中,想重新形成中山这样的领导核心,一需要时间,二必须得到鲍使支持(即苏联支持)。国民党要员在争夺领导权之前,还得先解决广州政权的内忧外患。所谓外患,即盘踞东江地区的陈逆军队。通过第一次东征,陈逆军队被赶出东江地区,被迫逃往福建境内。而所谓内忧,则是同驻广州的、属于盟友性质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尽管他们是驱逐陈逆出广州、迎回中山的主力军,但因他们垄断了广州财源,影响国民党力量发展。所以,在鲍使策划下,国民党人决计消灭他们。6月13日,中山逝世不过三个月,许崇智的粤军和老蒋的黄埔学生军,从东江回师广州,向杨刘军队发起了进攻。杨刘军队不堪一击,稍一接触便作鸟兽散。
  安定了后方,国民党便于7月1日成立国民政府,在鲍使看来更为左倾、也就是更为亲苏亲共的汪精卫(由于此人最后成为头号汉奸,以后简称汪奸)担任主席,他和原代理大元帅胡汉民、湘军司令谭延凯、许崇智、林森,共同组成国民政府常委会。鲍使则被聘为高等顾问,暗中在幕后操纵政局。但这样的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国民党核心层就出现了严重内斗。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国民政府十六名委员之一、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遇刺身亡。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2:46:49
  刺廖案的内情,直到现在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笔者叙述的是中共党史而非中国国民党党史,在这里只评述其对国民党内部整合的影响。廖仲恺之死,给用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的列宁主义理论,作了生动的诠释。鲍使抓住时机,积极向国民党“推销”这一理论,倡议建立革命专政政权,各怀目的的汪奸、老蒋和崇智都比表示赞同。于是,鲍使提议由这三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处理廖案,掌握广东政府实权。原先的重量级人物胡汉民,则因对苏联态度暧昧,则被怀疑为刺廖的幕后黑手,不久便在鲍使策划下,以考察为名被放逐到了苏联。
  然而,在三人委员会里,仍有两大军事巨头对峙,形成不了革命专政,非再去其一不可。在鲍使看来,由苏援武器武装、苏联教官训练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黄埔学生军升格而来),跟一直独立成军的粤军相比,不是苏联的亲生儿子也至少是养子。所以,他连想都没想,就站到了老蒋一边。而苏联军事顾问、著名的加仑将军(后来的苏联元帅布柳赫尔),则支持崇智。经请示莫斯科后,国际最终选中老蒋。9月19日晚,应该是在鲍使暗中怂恿、支持下,老蒋突然向崇智摊牌,派兵包围了粤军司令部。崇智在很快搞清老蒋背后的苏联背景后,明智地黯然下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其部队全被第一军缴械。
  也就在这时,退到闽粤边境的陈逆军队,乘国民政府军主力收缩、军队内部不稳,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刚刚组成的汪蒋军政核心,一面于10月1日宣布对陈逆二次东征;一面在10月3日,扣押了被怀疑与陈逆有勾结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进而瓦解了其驻连山的投奔广东国民政府的三万川军,从而解除了东征期间的西顾之忧。第二次东征仅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完全击溃陈逆主力。为消除后患,国民革命军继续追剿,到11月底,陈逆军队残存的七、八千人投奔直鲁联军,陈逆势力从此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也消灭了盘踞在广东南部及海南岛的军阀邓本殷。至此,由汪奸主政、老蒋主军的鲍使心目中的革命军事专政终于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在广东的政权得以稳固。
  从1925年初,中山被确诊肝癌算起,到这时,整整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核心层无法实施遏制中共发展的有效手段。但从这以后,情况又重新开始变得对中共不利。11月23日,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张继、林森、邹鲁、居正、谢持挑头,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中山的灵前,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通过取消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解聘鲍使顾问、汪奸党籍、调整与苏俄关系、开除大钊中央执行委员、取消政治会议、移国民党中执委于上海等七项议案,核心内容就是反苏反共。
  西山会议派虽不掌握军队,只是国民党内一群握笔杆子的“元老”,但他们绝非只知蛮干的鲁莽之辈。单从其选择的时机,一是在广东国民政府局势稳定之后,二是抢在国民党二大召开之前而言,便能看出他们意在利用外部局势暂时对国民党有利的条件,设法解决国民党内部“忧患”,即中共的问题。这就是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只有在国民党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共才能赢得发展机会。而国民党面临的形势一旦好转,中共马上就要遭受其各种形式打压。在日后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这种情形依然如此。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知道这条规律,不如请鲍使在国民党内部整合中从中作梗。但笔者要说,即使鲍使完全站在中共立场上,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中山生前所据有的广东根据地,还只是一块国民党与各路军阀、叛逆、土匪共处的地域。若国民党产生不了有强力的政治、军事领袖,各种决策漏洞百出,就有可能被对手赶走。国民党一旦失去根据地,附着在它身上的苏联、中共利益也将随之失去。所以,当时苏联、中共虽与国民党存在矛盾,存在利益冲突,却仍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合作伙伴。因为这个道理,鲍使可以借助他作为苏联代表的有利政治地位,决定谁是国民党未来的核心人物,却不能延迟或者拒绝国民党新领导核心产生。而只要国共利益冲突确实存在,新的国民党领导核心一经产生,不管他们是汪蒋,还是胡许,亦或林谭,都势必要阻碍和打压中共发展。关键在于年轻的中共是否做好了应对国民党方面挑战的准备。欲知中共怎样应对国民党右派挑战,请看第四章《三次让步》。
  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想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中共何以只用了短短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只有57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万人大党。追根溯源,除了自身素质过硬外,无非是一靠领导赏识点拨,二借朋友帮衬,三为客观形势有利。所谓自身素质过硬,是指中共代表国家发展方向,成员朝气蓬勃、廉洁自律。所谓领导赏识点拨,就是国际和苏联给予的经济援助、人员培训,方针政策上的指点(当然有正确也有错误)。所谓朋友帮衬,是指中共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域里搞工农运动;在国民党控制区以外,借助国民党在当时中国社会影响力,发展党员。当然,那帮衬并不是国民党这位三心二意的朋友心甘情愿之举,但中共为国民党的组织、宣传部门创建,作了大量工作,也算回报过了朋友。而所谓客观形势有利,就是英日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残酷压迫和傲慢无礼,终于把原本价值观与共产主义有差距的大批愤青,推进了中共怀抱。其实在中国,一切组织和个人若要兴旺发达起来,都离不开这几点。如若不信,就请多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和事。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11:17
  第四章 三次退让
  总理在1943年春,回顾1924年到1926年这段党史时,详述了陈总领导下的中共对国民党右派做过的三次退让。其中第一次退让,就发生在1926年1月4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
  当时,总理在潮汕地区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总理之所以后来能成为人民的好总理,是与那段时间行政锻炼分不开的),大会前夕赶回广州,同鲍使以及身为广州最高领导人的延年一起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具体来说,在中执委选举方面,非但不选右派,还要开除戴季陶、孙科这样的非西山会议派右派分子的国民党党籍。对中派也要尽量少选,绝大部分席位要留给左派,中共党员要占总席位三分之一。在军队方面,鉴于老蒋不久前向总理提出无理要求:黄埔军校师生中中共党员,或退出中共,或退出国民党和黄埔。周、陈、鲍三人也打算给老蒋点反击,他们准备告诉老蒋:中共将从老蒋掌管的第一军全部退出,另与汪奸组织建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以此来警告老蒋不要轻举妄动。
  然而,这个计划汇报到上海中央以后,陈总拖延一段时间后,回复不予批准。而且在此期间,陈总携和森、国焘在上海外白渡桥的苏联领事馆(直到现在依然是俄罗斯领事馆)里,与国民党方面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举行会谈,达成“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的妥协协议。必须指出的是,陈总如此举动,是得到了维使支持的。
  行文至此,大家肯定会迷惑:陈总向来主张对国民党强硬,而鲍使则时常向中山妥协。何以这时双方反而互换立场,左的变右、右的变左呢?要讲清这个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陈总为何左倾,鲍使又为何右倾。陈总以往左倾,是因为不想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做国民党这家公司里的小伙计。他要的是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进行党外合作。尤其当中共在1925年10月党员人数突破一万,不再需要利用国民党招牌发展组织时,这种愿望已不是陈总个人心态了(当时在北京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中共中央四届二中扩大会议上,很多与会者都要求脱离国民党独立发展)。陈总一直怀有党外合作情结,对争夺国民党领导权不感兴趣,也就不奇怪了。而鲍使代表苏联利益、秉承斯大林意旨,是坚决要把中共和国民党捆在一起、搞党内合作的。既然不准中共主动离开国民党,碰到可以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机会,鲍使当然想设法抓住。
  那么,夺取国民党领导权设想是否现实呢?单从国内情况看,并不现实。由于中共基本上没有军队,陈总为首的中央认为,即使能够控制国民党中央和广州国民政府,只要右派军队一个政变(后来确实成为现实),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因为是看到了这个前景,他们才反对争夺国民党领导权。既然不想争夺领导权,陈总当然要与国民党右派谈和,以保证与国民党好合好散。当然,为防止受国民党军事力量威胁,中央宁愿在上海租界处于秘密状态,也不肯接受鲍使建议迁往广州。然而,若是结合国民党必须接受苏联援助,才能立足广州的现实,周、陈、鲍的计划就存在一定可行性。因为计划只是要扩大一点中共权力,并未有把国民党连锅端的意思,国民党中派在苏联强大压力下,暂时可能还不得不忍耐。
  尽管这样的忍耐必将很快爆发,中共没有军队保证的权力必将很快被剥夺。但陈总却死抱着不想和国民党搞党内合作信条,连尝试都不愿尝试一下,以至于三个月后发生“中山舰事件”时,中共讨价还价资本少了不少。所以,给此时的陈总戴一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并不算太冤枉他。而且,计划里还有中共同汪奸组建国共两党合作军队的大事,陈总轻率放弃尝试机会,定他右倾更不冤枉。
  由于陈总不作为,中共在国民党二大选出的36个中央执行委员里,只占了七席,是为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次退让。照总理的说法,是政治上大让步。不过,因为鲍使施加影响,平山获任组织部长,林伯渠获任农民部长,主席继续代理宣传部长(部长为汪奸兼任)。拥护汪奸的左派在中执委里也有十四席,与中共相加共二十一席,超过半数。对于这个结果,鲍使虽不十分满意却也比较满意,毕竟在他策划下,国民党成为了苏联在华的利益代表人。至于中共虽未能如愿取得领导权,那是她自己不争气,鲍使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忙活完国民党二大,鲍使踌躇满志地回莫斯科述职。在他看来,以汪主政、以蒋主军的广州政局稳如泰山,绝对听命于苏联,下一步就可以援助他们北伐夺取中国政权了。但让鲍使没想到的是,他走后不久的1926年3月20日,老蒋就发动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起因于海军内部的争权夺利。当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专家斯米诺夫因事回国,按论资排辈原则,由海军局参谋厅长欧阳琳代理局长。但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也觊觎海军局局长之位,遂拿海军局所属江固、马金两艘军舰走私受贿案发,来恐吓欧阳琳。这欧阳琳可能确实与走私受贿案有瓜葛,很快于3月10日出逃,留出了海军局局长的空缺。但这时,正被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算计的老蒋,凭着在十里洋场锻炼出来的江湖经验,一眼就看出了其中暗藏的玄机,便仍不让欧阳格代理局长,却别有用心地任命中共党员李之龙代理海军局长,意在利用欧阳、李之争从中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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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12:00
  果然,欧阳格在3月18日,指使侄子、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军校驻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乘之龙不在时前往海军局,称接到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以后简称演达)电话,奉老蒋之命,要海军局派两艘得力军舰赴黄埔听候调遣。作战处长按口传命令拟了一纸公函,交欧阳钟随传令兵送至李家。之龙在上班时间当然也不可能在家,欧阳钟便顺理成章把公函留在了李家。这欧阳格陷害之龙也是试探性质的,若之龙警惕性高,看见公函先向中共上级汇报,然后再行定夺,“中山舰事件”便不会爆发(当然,欧阳格还会另想方法陷害,老蒋也会另找机会夺权)。无奈,之龙刚刚成为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正在志满意得之时,无丝毫警惕性,回家后大笔一挥便签发公函,命中山、宝壁二舰赴黄埔听命。
  3月19日上午9时,中山、宝壁二舰驶抵黄埔向军校报到,演达当然不会承认他并没有传达过的命令。于是,二舰重新驶回广州。但此事早在老蒋预料之中,他经过短暂策划,把欧阳格对之龙的陷害,定性为中共阴谋,说中共企图把老蒋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然后夺取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造好了这样的由头,老蒋就开始动手了。他在3月20日凌晨三时,出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武装。同时,将总理为首的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工作的中共党员全部羁押,统一关在黄埔军校内。他还包围了苏联顾问们的住宅,将其卫队也一并缴械。另以保护为名,包围了汪奸住所。而作为事件导火索的之龙也在劫难逃,被刚刚成为海军舰队临时总指挥的欧阳格从床上拎起来,不由分说关进第一军经理处。
  事态如果按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四一二大屠杀”就提前到来了。但是,老蒋当时在国民党内并没有取得一言九鼎的地位,所拥有的军事实力清共有余,完全掌控广州政府远远不够,所以还得继续争取苏联支持。这就决定了老蒋发动“中山舰事件”目的,表面上针对中共,但实际就像现在美国大选中总统候选人必须大肆诋毁中国争取选票一样,意在借反共为名,实现他控制国民党的“宏图伟业”。为此,老蒋在控制住局势以后,开始对各当事方进行安抚,避免关系破裂。
  当时,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正在广州访问,他闻讯向老蒋询问发动事变原因。老蒋一面百般道歉,一面则乘机指出苏联顾问许多不是。当布氏问老蒋,发难是针对人,还是针对苏联时,老蒋回答是对人,这让布氏产生了“理解”。3月21日,他将季山嘉撤职,代之以老蒋较为满意的人选。仅仅过去三天,3月24日,布氏就带着季山嘉等老蒋不满的苏联顾问回国了,以实际行动表示了苏联对老蒋的继续支持。
  安抚住了苏联方面,老蒋又对国民党中央作出交代,他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治罪,诚不敢辞”的理由,自请从严处分。其他五个军军长都想乘此机会攻击老蒋,但一来政治首领汪奸态度软弱,未主动与他们联系,二来苏联仍旧支持老蒋。所以,他们也就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国民党中央非但没有处分老蒋,反而在4月16日 ,在中央党部联席会议上,把他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老蒋最后要安抚的对象是中共。而在他有所行动之前,中共内部已经发生了不大不小的震荡。由于陈总对国民党根深蒂固不信任,中央依然设在上海。这固然使其避开了老蒋偷袭,但因当时无大功率秘密电台联络,中央最初还是从报纸上知道“中山舰事件”的。而且,因为忙于商讨应对北京“三一八惨案”的斗争策略(只要中学里学过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都知道是怎么会事),他们还认为是帝国主义在造谣。等到确认为事实以后,老蒋那边在广州已经把苏联代表、国民党中央搞定了。因此,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反击老蒋的中共组织,只能是广州区委。当时,主席主张联合其他五个军军长,一起去外地开会讨蒋,这样就能置老蒋于万劫不复之地。总理和延年也同意,但广州区委无法与上海中央联系,他们只能向布氏请示,而布氏决定先与老蒋谈一谈再作定夺。老蒋态度已见上文,布氏遂否决主席等意见,继续支持老蒋。主席所献奇策便无疾而终。
  但也有人并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据当时在上海中央的郑超麟回忆,对于“中山舰事件”,中央主张强硬而广州区委主张妥协。而笔者看法是,设法把敌人搞乱从而乱中取利,是主席一以贯之的斗争策略。这种策略,主席在日后漫长的政治斗争生涯里,一直在使用或试图使用。如果采纳主席献策,策动五位军长讨伐老蒋,广州局势可能大乱,在理论上对中共夺权有利。所以从逻辑上讲,应有主席献策这回事。但苏联扶植国民党目的,是要它成为一股坚强的政治军事力量,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中国政局,成为其在华利益代言人。如果广州政局真的回到陈逆炮轰总统府之前,重新整合到具备出兵北伐能力,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所以,只要老蒋还肯认苏联为友,作为临时客串苏联在广州代表的布氏,为了回国后不被老斯责罚,断无采纳主席献策之理。而广州区委没有布氏支持,搞不成武力倒蒋,此后主张妥协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过头来再说中央的反应,陈总在确认事实以后暴跳如雷,重弹退出国民党老调,确如郑超麟回忆的那样,强硬得紧!但国共党内合作是国际定下的基调,不要说陈总个人推翻不了,就是中共全党也推翻不了。而想反击,因失去时效性也变得不可能了。陈总无奈之下,只能派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处理善后事宜。前面已经讲过,国焘经过牢狱之灾后,棱角已被磨平,自然会按符合国际意图,对老蒋妥协。更何况,国焘到广州已是4月6日,中山舰事件已发生半月有余,就是想强硬、想借助第三势力的武力,也不再具备客观条件了。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13:20
  老蒋那边可是早就等着安抚中共了。所以,当4月8日国焘在总理陪同下前往黄埔军校时,老蒋对国焘十分客气,再三表明自己没有反共意图,双方一拍即合。为表现诚意,老蒋当日就把给之龙设套的欧阳格免职,关进虎门要塞。接着,他公开表示,“中山舰事件”与中共无关。于是,被赶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五十多名中共党员也重回黄埔,编成一个高级训练班,由总理当班主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也发还了。黄埔军校内中共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同时被取消。到4月14日,连之龙都被释放重新安排工作了。国焘秉承陈总旨意,认为之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坚决不同意他再回中共。但等大革命失败,他仍被看作中共一方的人,被迫逃往日本。1928年2月,他潜回广州,结果被捕遇害。因没有中共党员身份,至今也没有获得烈士称号。
  事态发展至此,汪奸已是威风扫地,国民政府主席宝座朝不保夕。但他虽不出面视事,却拖着不肯辞职出走,要鲍使回来支持他。而老蒋同样觉得,布氏支持还仅是临时性的,获得直接代表苏联政府态度的鲍使支持,才是长久之计,遂也派人去苏联请鲍使回来。于是,鲍使在众多势力期盼之下,于4月29日回到广州。鲍使所代表的苏联意图,当然是广州国民政府核心尽快形成,这样才能出兵北伐,在中国建立亲苏政权。而汪奸这样不思自强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支持上的软弱政治家,根本不符合苏联的期望。倒是老蒋为人强势,只要肯服从苏联领导,不失为值得培养的好苗子。带着这样想法,鲍使下船伊始,就一头扎进黄埔军校,同老蒋促膝长谈,而且一谈即拢。此后碰到一切问题,他都照例抛开汪奸,只与老蒋和其智囊张静江商量。汪奸眼看已被抛弃,不得不在5月11日秘密离开广州。
  当然,鲍使支持老蒋,对中共方面也得有所交代。但这交代竟然是,把发生“中山舰事件”原因归咎于陈总在国民党二大前夕的不作为,也就是归咎于总理所说的第一次大退让,说是这次退让壮了老蒋的胆。然而笔者却认为,不管国民党二大前夕中共消极还是积极,只要手里没有自己的军队,掌握着兵权的老蒋为争夺最高权力,都会伺机发难。要怪就怪鲍使和中共都无先见之明,没有应对预案,硬要把责任推在中共头上,是没有道理的。国焘当时可能也是这个想法,便与鲍使据理力争。散会后,太雷(他已由马林翻译转为鲍使翻译)向国焘解释:“中山舰事件”责任总要有人负,如果让莫斯科或布氏负,国际影响恶劣;让鲍使负,他就无法继续工作。所以,只有中共中央出面揽下责任,引起的震动才最小。国焘听后,只好决定容忍,事后陈总也采取了相同立场。他们哪里知道,有一就有二三,类似的黑锅他们还得继续背,一直背到断送政治生命,背到成为党史上的反面人物。
  这就是总理在1943年所说第二次大退让(也就是军事上大让步)真相。稍有辨别能力者都可以看出,和第一次大退让不同,陈总这次并未退让,他是替苏联和国际、布氏和鲍使背黑锅。陈总真正的错误在于,他既然不愿意把中央迁往广州,而因为省港大罢工也无法迁往毗邻的香港,就应该向国际申请架设沟通沪粤两地的大功率秘密电台,从而保持与国民党政治中心信息交流的畅通。如果有此条件,那么以陈总的火爆脾气,倒是有可能采纳主席献策,搞广州个天翻地覆。日后,国际即使追究起来,也已是木已成舟(老蒋就是这样干的)。那样的话,不管中共日后依然要经受多少磨难,至少老蒋这股势力被扼杀在了摇篮里,而该股势力因为系出中山嫡传,具有很强的正统性和号召力,所以,在反动力量中的综合能力最强,日后也最难对付。
  但还是那句老话,历史不容假设。历史是老蒋在又得到一船苏联军火,站稳脚跟后没几天,就于5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要迫使中共作出第三次大退让了。老蒋这次使出的杀手锏是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任执行委员里的数额,不得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中共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中共须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中共对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国民党员不得加入中共等。
  从中共方面来看,老蒋这次搞的又是突然袭击,他们是在5月15日才看到整理党务案全文的。而站在鲍使角度,他应该早就知情,甚至该提案可能就是他和老蒋讨价还价的结果。因为鲍使在5月14日,特意要求国焘和平山去拜访老蒋和张静江,保证中共对第二天会议内容并不知情,届时也不会做出贴标语、游行等反对该次会议举动。而事后,在包括主席、总理在内的中共在广州党员纷纷反对整理党务案时,又是鲍使为该提案百般辩解,说什么“不被驱逐出广东,就仍有胜利的机会”、“中共实际损失不过减少了委员数和不能当部长”、“交出名单和审查训令只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中共可以在联系会议上提出异议”(这一点鲍使倒是讲对了,后来在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果然没能如愿)、“国共将来是要分家,但要等到打到北京以后”等等。
  据笔者分析,鲍使同意老蒋提出整理党务案,并积极迫使中共接受,是与老蒋的政治交易,所索取的回报是老蒋承诺立刻出师北伐。苏联勒紧国内人民裤腰带,却把军火一船一船往广州运,金卢布一笔一笔往广州汇。目的既不是让国民党偏安华南一隅,也不是让国民党做好中共“保姆”,把中共培养大。它的目的明显在于尽速扶植国民党,促其挥军北伐,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诸北洋军阀势力,掌控全国政权,从而成为苏联在华利益代言人。鲍使在“中山舰事件”之前回苏联述职,目的之一应该就是领受促成国民党北伐的新任务;在事件之后来广州执行“保蒋弃汪”战略,目的仍在尽快促成国民党北伐。所以,鲍使要老蒋立即北伐,老蒋顺势要求先整理党务,以安定国民党内部时,他非但没有理由反对,反而会积极推动。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15:11
  当然,这样极端自私自利的动机,鲍使和苏联是羞于也不敢跟中共明说的。倚仗着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垄断,他们发明了一种用于忽悠中共的“二次革命论”。即认为中国当时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觉悟幼稚,而资产阶级力量比工人雄厚、比农民集中。因此,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只能是资产阶级作为领导、联合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一次革命胜利以后,只能是资产阶级坐天下,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和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等到中国的资本主义发达了,工人阶级力量强大了,无产阶级才能发动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按此理论,当时属于第一次革命阶段,中共就应为国民党充当“苦力”,而不应有非分之想。
  鲍使祭出“二次革命理论”的法宝后,国焘及随后赶来的彭述之,不得不想方设法让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唱红脸,也说不可接受该提案,但自己不提对策,对别人的对策一概否认。国焘唱白脸,在讨论到第七天时,宣布进行签字表决。由于担心个人前途,除主席之外的绝大多数讨论者都签字同意接受,整理党务案便宣告生效。老蒋借此法案乘胜追击,自己取代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且兼任军人部长不说,还把张静江捧上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席宝座。此外,主席辞代理宣传部长,林老辞农民部长,中共在国民党内权力尽失。总理所说的第三次退让,即党务上大让步,终于成为现实。
  在此之前,国焘其实也看出问题症结所在,他曾向鲍使郑重建议,苏联是否也能向中共提供一些武器援助,只要轮船到达工人纠察队控制的港口,后面一切问题中共都能解决。鲍使显然有所触动,但思考了一阵,想想这可能激怒老蒋,使北伐流产,便口称时机不成熟,待日后再议。中共大举建设自己军事力量的构想,仅露了个头就无疾而终。
  第三次退让的消息传到上海中央,陈总自然无计可施,只是重复声称退出国民党这种弃妇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套路。但经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撰文批评,维使亲自再来上海纠正,陈总很快就噤若寒蝉,不再反抗了。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次就算陈总本人在广州,结果也是一样。因为党务让步是鲍使与老蒋商量好的政治交易,事关苏联和国民党合作基础,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改变。
  纵观所谓陈总在三次大退让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问题,笔者以为纯属子虚乌有。他的真正问题在于:在中共借国民党之势已成长为全国性大党情况下,明知身处两难境地,不思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动忽悠国际,为中共争利。只是一味死抱着不可能实现的“退出国民党,实现党外合作”信条,无所作为。所以,陈总错误是不作为的错误,尽管对党的危害也很大,但定性必须清楚,该负的责任由他来负,不该戴的帽子绝对不能套在他头上。此外,陈总本是“二次革命论”受害者,却不料,在日后中共党史中一度成了“二次革命论”发明者,那倒是真正的冤哉枉也!
  再回到当时。老蒋在党和个人要求都得到满足以后,于1926年7月4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北伐动员令,既为了向全中国最高统治者权力宝座攀登,顺便也兑现向苏联许下的承诺。而面对这一新形势,中共和陈总又是什么态度呢?请看第五章《北伐革命》。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再谈谈倒霉的李代局长。李之龙同志年不过27岁,仅凭烟台海军学校学历和中共党员政治背景,就一步登天当上了海军局代局长。一时间,这位年轻英俊的大红人,成了无数广州少女心中偶像,真是风流潇洒得很。然而老子说得好,福兮祸所伏。别人无缘无故给李同志一个大馅饼,是暗藏陷阱的。果然,上任不过八天,做好的套就套上了脖子。李同志错不在白天离开办公室(因工作外出也是不可避免的),错就错在晚上到家见文件就签发。须知调动军舰这等大事,应该及时向上级请示,有延年、总理把关,主席分析,这个套应该不会钻进去。再不济也该以问候校长、教育长为名,向老蒋、演达核实一下,一切就会真相大白。当然,老蒋想要夺权必然还会寻找其他借口,李同志海军代局长宝座肯定无法久坐。但那样也顶多像主席那样,光明正大地辞职,日后仍能参加土地革命、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如果不倒在漫漫革命征途之上,人民共和国海军司令一职恐水到渠成。即使倒在革命征途上,也至少能入忠烈祠,不会像现在这样成为国共双方都不待见的孤魂野鬼。所以,遇到无功受禄之事千万不能得意忘形,要有危机意识,要做事谨慎。无论动荡年代参加革命,还是和平年代参加工作,都是至理名言。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24:14
  第五章 北伐革命
  照中共党史标准观点,中共对1926年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坚决拥护、积极参与。这种说法针对北伐战争进展到如火如荼阶段是对的,但如果也包括北伐战争发动期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在那段时间,陈总竟然公开撰文反对北伐。
  事情得从北伐开始前,国民革命军最重要的苏联顾问加仑将军的奇怪举动说起。他竟然问中共广州区委领导(依然是延年和总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广州区委无法回答,遂派总理去上海向中央请示。其实,加仑的举动是与鲍使下一步图谋有着重大关联。鲍使先被老蒋发动“中山舰事件”打了个措手不及,后为了促成北伐,不得不逼中共接受老蒋的整理党务案,内心里对老蒋根本不信任。他想的是,在北伐中改变革命阵营与老蒋势力的力量对比,瞅准时机也发动一个革命的“三二0”,打倒老蒋。
  鲍使既有此意图本该跟陈总明讲,而不应通过加仑打哑谜,但他刚刚强压中共就范,也许为维护领导形象羞于出口。这哑谜一打,陈总就摸不着头脑了。当时他还在病中,思维也不够敏捷,就干脆叫陪同总理一起来的国焘召集会议,进行讨论。已进化成“幼奸小猾”的国焘同样摸不着加仑底牌,便干脆打起了哈哈,说北伐中的方针就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对加仑的询问来了个不了了之。
  陈总病好之后,寻思起加仑的态度,似乎觉得苏联和国际也不赞成北伐。而他信奉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公式“宣传——组织——暴动”,也从心底里认为北伐这样军事行动只是军阀对战而非革命。这就构成了他反对北伐的第一个层次原因。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二个层次原因是,他根据国民革命军能投入北伐战场的兵力只有六、七万人,与子玉、孙传芳各拥兵20万相比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认为老蒋发动北伐,肯定会输得一败涂地,根本无军事可行性。有可能倒是,老蒋在模仿当年中山以北伐为名收兵权的做法,把北伐当做消灭广东异己力量的幌子,这异己力量可能就是中共。陈总反对北伐的第三个层次原因是,对国际“二次革命论”不满,认为中共既然在这次革命中无法取得政权,也就无须为国民党做“苦力”。
  陈总这些想法,还得到了与苏联意愿略有分歧的国际代表维使的支持。他胆子一大,便在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上公开撰文反对北伐。一石激起千重浪,国民党方面老蒋反对自不必说,那些本来同情中共的中派和偏右倾些的左派,也纷纷指责陈总的不是。张静江亲自抗议,要陈总收回看法,却遭陈总在《向导》公开复信批驳,闹得收不了场。
  对于陈总这种做法,中共内部也有不少人不同意,中央局委员里,国焘和秋白就赞成北伐。只不过,陈总仗着家长制威风(这点后来党史倒没冤枉他)拍桌大骂国焘,国焘不敢回骂,反对北伐的动议才被通过。以动议为依据,中共签发了一系列中央通告,指示中共党员只做民众工作,不从事军事工作,不参加北伐占领区新政府。已经参加的必须退出,否则开除党籍。陈总还赤裸裸地讲出了这样做的目的:不替国民党做“苦力”,不让国民党右派强大到足以威胁中共生存的程度。
  陈总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笔者觉得,陈总这次对形势的判断很有前瞻性。但错误在于,北伐统一是全国人民共同心愿,属于大是大非历史潮流性质的问题。即使可能对中共不利,也只能在心里想,而不能在嘴上说,更不能逆潮流而动,不肯出力。正确做法应该是积极拥护北伐,主动参与进去,然后设法从中多捞点实利,能捞多少是多少。在不易被发觉情况下,能给老蒋使绊子就给老蒋使绊子,以此缩小国共间实力差距,以图后举。如果能有后来的认识觉悟,那就索性拉一部分军事干部,“坑蒙拐骗”一部分武器,到两湖基本条件好的农村去,提前组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增加与老蒋对抗筹码(当然,以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才在主席推动下确立的,此时陈总不可能先知先觉)。
  而在当时,陈总采取的策略只是把希望寄托在老蒋发动北伐失败下台,从而验证自己先见之明,进一步维护家长制权威上。但事与愿违,北伐出师仅仅四个月,即彻底打垮了吴佩孚集团,拿下武昌,令陈总是大跌眼镜。那么,国民革命北伐军何以能以弱胜强呢?尽管我们所述不是国民党党史,但因北伐与中共关联密切,仍必须拿出一定篇幅,加以说明。
  北伐是从援助湖南省防军第4师唐生智部拉开序幕的。唐借助湖南民众倒赵(湖南督军赵恒惕)风潮,起兵反赵,欲图取赵而代之。尽管他占领了长沙、岳阳,宣布就任代理省长,但赵的主子子玉立刻派重兵反攻。战至1926年5月初,唐力不能支,放弃长沙退守衡阳,正式宣布归附广东国民政府。当时,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集团已加入国民政府,所部被编为第7军。于是,老蒋一面把唐部编为第8军,一面派第7、第4两军入湘援唐。6月5日,国民革命军击溃当面之敌,进占攸县,取得援唐战争胜利,并打开了北伐通道。
  休整了一月以后,北伐军第4、7、8三个军以衡阳为基地进攻长沙,仅仅几天工夫就于7月11日进入长沙。又过一个月,贵州地方军队也归顺国民政府,被编为第9、10两军。老蒋遂于8月12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孙传芳的江西取守势,而以主力直趋子玉据守的武汉。此后,第4军于8月19日占领平江,第8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羊楼司诸地,攻入湖北境内。子玉见局势危急,亲率主力从直隶南口(今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南下增援,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但北伐军第4军就在次日,向奉命死守汀泗桥的万余名吴军发动攻击。激战一昼夜至27日,吴军大败,被俘2400人。子玉纠合亲率的主力与从汀泗桥败退下来的溃兵共2万余人,决心死守贺胜桥。而北伐军第4、7军不给他喘息时间,于8月29日打响贺胜桥战役。至30日上午,北伐军获得决定性胜利,俘敌3500人。
  这以后,北伐军于9月6、7日先后攻下汉阳和汉口,子玉留下2万人死守武昌,自己逃往河南信阳。而北伐军经过四十多天围攻,终于迫使武昌守军在辛亥革命第十五周年纪念日——10月10日献城投降。到了这个时候,吴佩孚集团基本覆灭,再也没人会认为北伐会失败,陈总的有色眼镜终于摔得粉碎。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25:34
  北伐何以能以少胜多,历史学家对此做了种种分析:有人认为,国民革命军解决了为谁而战的问题,军队士气高涨、作战勇敢,是为士气说。有人认为,国民政府采取联络张作霖夹攻子玉、争取孙传芳中立的远交近攻策略,是为策略说。有人认为,中共动员沿线民众,为国民革命军带路、送情报、抬伤员,是为民众支持说。有人认为,老蒋采用银弹攻势,收买了一部分北洋军阀将领,是为收买说。有人认为,苏联顾问带来了先进战略战术,是为顾问说。
  北伐胜利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述各种原因肯定都起了作用。但笔者要说的是,导致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老蒋用日本步兵操典训练士兵,从而无意引发了中国战场的一次军事革命。这次军事革命是什么呢?就是步枪瞄准技术。原来,中国军队自从引进步枪以后,一直没有强调要瞄准射击,士兵上阵向来是胡乱射击,一旦子弹打完对手不溃退,那就自行溃退。也许有人会说,连猎人使用猎枪都知道瞄准,士兵真有这么傻吗?在这里笔者要指出的是,猎人知道瞄准是因为有两大动力。第一是生命安全动力,不瞄准可能会被豺狼虎豹吞噬。第二是经济利益动力,不瞄准打不到猎物,会没有经济来源,消耗子弹,会浪费经济资源。而雇佣兵打仗是例行公事,打死敌军不能证明是自己所打,拿不到奖金。反过来,只要不是一对一决斗,打不死敌军也不至于危及自己生命。所以,人一懒也就蹉跎过去了。当然,个别无师自通的神枪手还是极受欢迎的。记得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的罗宵(原形是新四军将领罗炳辉),在旧军队里因为枪打得准,他的连长叫所有士兵给他一个人装子弹。
  中国近代战史也充分证明了北伐前中国军队胡乱放枪的真实性。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与强调瞄准射击的日军战斗,打一仗败一仗。义和团运动中,董福祥一万多甘军手执后膛步枪攻打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打了几个月也没打下任何一个使馆。而在内战中,1920年直皖大战,双方共出动20多万士兵,消耗子弹上千万发。最终分出胜负时,双方一共伤亡二百多人,真正战死的仅几十人。这样打仗,其实就是比谁的子弹多,抗得住打。谁的子弹先打光,谁就输掉战争,丧失地盘和权力。
  而老蒋则不然,他好不容易混上黄埔军校校长,总想要搞点不同于保定军校和云南讲武堂的新东西。于是,他借鉴日军步兵操典编写了自己的步兵操典,其中恰好就有强调射击姿势和瞄准的内容。于是,国民革命军士兵受到了强化瞄准射击训练,到了实战时,优势便大大显露了出来。像汀泗桥、贺胜桥这样的重要战斗,会瞄准一方比胡乱放枪一方的优势大得肯定不是一星半点。有了这个关键性优势,再加上北伐军士兵不怕死、有民众支援、苏联顾问在战略战术上再出些金点子,仗当然打起来就更顺了。仗一打顺,对手队伍里不坚定分子就要动摇。别说有银弹,就是没有银弹也要起倒戈之心,傍大头去。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诸多因素混杂在一起,连老蒋自己也不清楚北伐以少胜多的真正原因。他也和大家一样,以为真是“黄埔革命精神”在起关键作用。以至于1948年要与中共展开大决战时,还拿北伐说事,要学生们对中共以少胜多。
  老蒋作为军事将领,对北伐取胜原因尚不甚了了,陈总作为一介书生棋错一着,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此时,陈总在党的事业面临国民党右派威胁,个人威望也因为反对北伐跌落谷底的情况下,却也不甘束手待毙,努力在想自救之道。他倒也不糊涂,也一眼看透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赶紧临时抱佛脚,以配合北伐为名,从事中共自己的武装斗争。陈总从事的武装斗争有两处,其一在四川,其二就在中共中央眼皮底下的上海。
  中共在四川发动的是泸顺起义。目的是在北伐军攻击路线以外的四川,通过策动一部分川军倒向中共,以收逐渐赤化全川之功效,做到全国棋盘上有中共的一角。即使无力赤化四川,也可以以配合北伐为名,把部队带到河南,增强中共军事力量。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则是试图抢在北伐军到来之前,控制住上海这个工人阶级力量最为集中的城市。然后利用上海的雄厚财力,依靠苏联武器支援,做活苏浙这片棋。跟二战后期波兰流亡政府抢在苏军到来之前发动华沙起义,有点类似性。陈总能够想到武装斗争,努力实践武装斗争,也实属不易(这也证明他不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首领)。但当时中共对武装斗争初学咋练,领导艺术极其幼稚,川沪两地斗争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先说泸顺起义。在中共重庆军委会书记杨闇公(杨尚昆长兄)策动下,1926年12月1日,泸州驻军中第4、第10两个混成旅发动起义,将同驻一城的第2混成旅缴械,打出了国民革命军旗号。12月3日,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也获得成功。按起义总指挥刘帅的计划,泸州起义军应迅速向顺庆靠拢,如此进可攻退可守。但泸州起义军首领陈兰亭贪恋泸州巨额盐税收入(当地盛产井盐),流连不走。四川主流军阀刘湘等乘机进攻,顺庆起义军很快失败,余部撤往川东。重庆军委会无奈之下,只能派刘帅于1927年1月中旬赴泸州指挥部队,以图保住这根独苗。但刘帅虽为川中顶尖名将,起义军却不是北伐军,既未按蒋编步兵操典练成瞄准术;也没来得及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明确为谁而战,把支部建在连上。因此,充其量只能与前来围攻的刘湘军形成对峙。
  拖到3月31日,刘湘在老蒋策动下,于3月31日率先在重庆制造反共惨案。杨闇公等四百多中共党员和亲共人士尽被杀害,中共重庆地委遭到彻底破坏,泸州形势更加孤立。从4月5日起,刘湘联合黔军加强了对泸州攻势。战至5月上旬,起义军主要将领在内部弹尽粮绝、外部援助无望情况下发生动摇,准备献出刘帅投降。刘帅幸而得知了消息,于5月12日离城出走,坚持了半年的泸顺起义随即失败。投降后的军队于5月23日,乘夜逃往贵州,后被杨森等军阀收编。
  中共在上海发动的武装起义共有三次。第一次发动于1926年10月23日。这以前,浙江省长夏超已同意国民党驻沪代表钮永建要求,脱离孙传芳归附国民政府,并向上海进军。不料,等高昌庙兵舰上中共地下党员开炮时,钮已得知夏超部队兵败,不敢响应起义。于是,第一次起义遂以工人牺牲十余名、被捕百余人而告失败。
  • yanggugang: 举报  2017-10-09 20:27:31  评论

    关于瞄准术此点,应该是坊闻,不然云南讲武堂和保定军校都是无脑至极了,应该是有要求,但因为子弹是要花钱买的,所以士兵平时不可能有多少机会训练,另外当时军阀之间的战争,多半是背后的银弹攻势,死命打的可能性极低。
  • 风中开火车: 举报  2017-10-20 08:47:03  评论

    说瞄准这点上值得商榷。但共产党的民众工作应该主因之一,因为后面共产党还是这一套民众工作,于是老蒋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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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27:36
  农会一旦取得农村话语权和控制权,便要应农民的呼声,提出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诉求。政治诉求是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武装;经济诉求是减租减息,谷米阻断,强迫地主修理道路、塘坝;文化诉求是破坏旧习俗,禁止赌博吸鸦片。这些诉求的具体内容,主席在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已经写得十分详细,大家上网一搜就可读到。但应该指出的是,主席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还是对革命用了点春秋笔法,有些过火之事并未和盘托出。笔者在这里就讲点证据确凿的过火行为,也好让大家切实知道一下革命为什么不是请客吃饭。
  最过火的行为莫过于处死叶德辉了。此人系前清遗老、国内名儒,还是著名甲骨文大师王国维的老师,本算不上土豪劣绅。偏偏他不识时务,给湖南省农会送去一幅对联。上联是“农运长久,稻粱菽麦黍稷,一般杂种”,下联是“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彘,都是畜生”,横批是“斌卡尖傀”。上下联好理解,是骂农会“杂种”、“畜生”,横批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把四字拆开就是“不文不武、不上不下、不小不大、不人不鬼”。叶某人仗着有些才学出口骂人,自然有错在先,但他并无血债,即使解放后落在人民政府手里,也不过劳动改造而已。在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千方百计派人把他从长沙城内躲藏处抓了出来,戴高帽游街完全可以。但于4月3日将其公开处死,就属于不讲政策了。果然,消息传出,海内一片哗然。其中,王国维担心北伐军打到北京,中共掌权,自己也会落得同样下场,干脆于6月2日投颐和园昆明湖自行了断。
  其他过火行为还有:减租减息变成了不交租、不还本金。破坏旧习俗在没有做长期耐心思想情况下,就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推翻族长制度,被一般人认为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而强迫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鼓动妇女反对夫权,又似乎坐实了共产共妻的谣言。当然,过火是过火,中共在农村的影响力终究是初步建立起来了。
  大革命的第三个矛头对准了中外资本家。北伐军占领两湖以后,前几年遭受压制的工会,在中共领导下迅速恢复了生机。1926年10月10日,湖北全省总工会宣告成立,到该年年底会员达30万人。湖南省工业规模相对小,但同期工会会员也达9万人。由于武汉三镇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华全国总工会也于1927年2月11日迁到汉口办公。
  在中共坚强领导下,工人通过罢工向中外资本家争取自身权益。武汉的外国资本家如英美烟草公司,见势不妙,关闭企业逃之夭夭,倒也为民族资本家留下了发展空间。但民族资本家同样面临工人的冲击。当时总工会提出的条件是,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十三元,每日基本工作时间十小时,加班不超过两小时,每周有一个休息日。这些条件在现在看来是比较低的,但当时资本家看来赚钱赚惯了,残酷剥削工人剥削惯了,并不肯爽快答应。而工人武装纠察队既已大权在握,也不再用罢工这样的非暴力手段,干脆直接将资本家们住所封锁住,把他们拖出戴上高帽游街示众。资本家们这才感到大事不好,只得乖乖签订城下之盟。
  相对于农运,笔者以为,工人使用的手段虽也有些过火,但基本上还算有理有节。至于网上有些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江西赣州店员工会章程,应该是基层工人一些不切实际的极端要求,并非主流情况。要不然,也不会被国民党方面抓住典型,收入藏档,像宝贝一样带到台湾。几十年后还要拿出来,作为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由于中共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三箭齐发,吸引了朋友方面的农民、工人和愤青学生大量投身革命。而少数投机分子也觉得加入中共可能是条出人头地的道路,也开始投机革命。一时间,中共党员人数急剧增加,到1927年5月达58000人,比北伐开始前又增加了三倍多,初步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呼风唤雨的力量。
  但是,也因为中共在大革命中不善于运用策略,没有暂时隐瞒自己斗争原则,从而把潜在敌人全都一步到位地放在了对立面上,造成敌方力量也空前团结、空前强大。反对帝国主义,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导致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保住其沿海租界的在华核心利益,派遣总数共达三万余人的军队来华,准备干涉革命。发动农运,被打击的土豪劣绅自身虽无力反抗,但湖南大多数地主和北伐军各级军官沾亲带故,从而大大增加了北伐军走向革命对立面的可能性。发动工运,资本家尽管被迫就范却心犹未甘,他们借口工人提高权益导致企业经营亏损,通过少缴甚至不缴税款的手段,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加剧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不满。所有种种来自右翼的反弹,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当局由局面到全面,对中共进行残酷镇压,而挑头翻脸的依然是老蒋。详细情况,请看第六章《血雨腥风》。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就文革期间为强调所谓“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关于中共在大革命中只要坚持斗争立场,接已接近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说法,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诚然,当时革命形势看似一派大好,是中共成立以来难得一见的黄金时代。但中共党员人数再多,也不到6万人,与1949年临近解放时的449万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中共发动革命的区域再广,也只有湖南、湖北、上海再加江西一隅。而中共对组织成员的控制能力、领袖们的政治老练程度,更是与1949年有着天壤之别。这样水平的政党,如果此时真能控制全国局势,也充其量是苏联在中国的傀儡,恐非中华民族之福。所以,历史特意让中共在未来二十多年里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让其百炼成钢以后,再来拯救苦难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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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驷马桥x客 时间:2015-08-26 13:35:40

  原来的帖子没人看,都放馊了的饭,回锅炒炒,又端出来了?

  标题还模仿人家红朝笑笑生,哈哈哈哈。


  • 燕云18骑2014: 举报  2017-11-23 02:10:31  评论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红朝和楼主各有千秋,本应惺惺相惜。红朝是用平民百姓视角看历史,史料豐富,文筆活潑,愛憎分明。楼主是以天下大势解读历史, 视野和思路更开阔全面。虽不敢苟同某些观点,但楼主的文章客观事实和主观评论分得清清楚楚,叙事立论有根有据,史评有深度有见识,实属难得。乃顶尖级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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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40:44
  @驷马桥x客 2015-08-26 13:35:40
  原来的帖子没人看,都放馊了的饭,回锅炒炒,又端出来了?
  标题还模仿人家红朝笑笑生,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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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没错,就是冲着红朝笑笑生来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让大家对比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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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43:22
  第六章 血雨腥风
  说实话,老蒋作为政客,反共意志并不像西山会议派那样坚决。如果容共能给他政治生涯带来更多好处,中共大革命搞得再过火,他也可以容忍于一时。但当苏联方面已有把他当成柠檬,挤干后再甩掉的意思以后,他就要对中共不客气了。所谓四一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在于此。
  虽然老斯挤柠檬图谋只在莫斯科向忠诚党员披露,并不会直截了当告知老蒋,但老蒋依然从苏联顾问们态度变化的蛛丝马迹里感觉得到。老蒋感觉之一:攻打武昌之役中,老蒋令一直作为预备队使用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带头向武昌城垣冲锋,意在让嫡系争得头功。作为资深军事专家的加仑将军,明知在缺乏重武器火力情况下,攻击高大坚固城墙并不明智,却故意不发一言。结果,第二师伤亡惨重吃了大亏,武昌城墙却岿然不动。看来,尽管中共方面不肯表态,但加仑依旧在自行悄悄执行着在北伐中削弱老蒋势力的既定方针。
  老蒋感觉之二:鲍使慢慢在撇开老蒋,而对北伐后才投顺过来的唐生智第八军曲意笼络、恩宠有加。唐受宠生骄,渐渐不把老蒋这位北伐军总司令放在眼里,既不愿让老蒋势力渗入湖北,也阻扰其嫡系部队通过湖北向北发展。而按鲍使以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势力发生冲突为由,事先定下的进军路线是,暂不攻取沿海省份,走中部从广东一路直插外蒙古(即使玩三国游戏,也没有这样的打法)。所以,老蒋并不能贸然向江西进军,为此进退两难。
  老蒋感觉之三:借着孙传芳有从福建威胁广东大本营的可能,老蒋终于冲破鲍使限制,率其嫡系第一军,加上谭延凯第二军、朱培德第三军、程潜第六军,朝着江西方向进攻。1926年9月19日,第六军孤军深入偷袭南昌得手。但孙军迅速集重兵以包围姿态反攻南昌,程潜见势不敌急忙撤退,还是遭受了重大损失。10月9日,老蒋以第一、二、三军再度围攻南昌。这时,随军的加仑继续对老蒋抑己野战之长、扬己攻坚之短的错误战术袖手旁观。致使孙军于10月12日晚,夜袭第一军第二师,造成严重损失。一直拖到当月下旬,加仑看看真的拖死老蒋,对整个北伐事业都不利,但自己又不便再直接出面建言献策。遂请中共出面,借某日本军事专家(老蒋比较迷信该国军人)之名建议,先沿南浔线击破孙军主力,然后再攻南昌(笔者按,以鬼子在1937年后侵华战争表现看,其作战最讲究夺取重要城市,对合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不注重。因此可以肯定,中共转来的日本专家意见,其实就是加仑自己的意见)。老蒋接受此建议后,果然与11月1日在南浔路会战中,击溃孙军主力,之后南昌不战自降。进军江西最后虽然取得胜利,但加仑的暗中使坏,老蒋不可能没有一点感觉。
  尽管有鲍使、加仑合伙暗中给自己下绊子的感觉,同时也对中共在两湖地区掀起工农运动十分不满,但老蒋这时自认为依然掌控国民党政治全局。为了保住既得权势,他选择隐忍不发。然而到了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作出迁都武汉决议;12月1日,迁都武汉的首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以及作为顾问的鲍使等人路过南昌时,鲍、蒋矛盾便爆发了。当时,鲍使在老蒋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公开指责老蒋拖延土地革命、横征暴敛等项罪名。老蒋虽努力克制,没有当场回骂,但也已清楚,苏联和国际行将把他抛弃。
  作为反击,等张静江、谭延闿等第二批中枢人员路经南昌前往武汉时,老蒋便说服他们反对迁都武汉。1927年1月3日,国民党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提出先改迁南昌、待东南底定再迁南京的方案。但由首批迁武汉中枢人员为主组成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并不为所动,也在同日召开第九次联席会议,坚持迁都武汉原议。之后,武汉、南昌双方不断发电报和亲自往来(老蒋自己就于1月12日亲自去了趟武汉),各陈述迁都理由。一直争到2月8日,老蒋见苏联站在武汉方面,社会舆论又普遍不支持迁都南昌,更要命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扣住他所需要的1300万元军费不发(这对日后的郎舅,此时还是两只见面就掐架的乌鸡),遂不得不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同意迁都武汉。不过,他又以江西省政府将于2月20日成立为借口,拖延第二批中枢人员迁往武汉的时间。但拖是拖不过去的,到3月初,几乎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都抵达武汉。老蒋被迫于3月3日承认失败,表示剩余中枢人员将在几天内前往武汉。
  老蒋希望事情到此为此,自己仍能保住在国民党中央的支配地位。但鲍使因为执行了类似于主席在“中山舰事件”所建议的利用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军队抵制老蒋军权的策略,成功地争取到了唐生智第八军,作为军事后盾;此时却不依不饶,打算把广州时代中共第二、第三次退让中失去的权益全部收复回来。陈总早就看清,没有枪杆子保驾护航,神马都是浮云。因此,他一面在1926年12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依然强调把各种革命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另一面急急忙忙部署抓上海、四川两地的枪杆子,对鲍使政治进攻计划根本不感兴趣。但其他没有陈总站得高、看得远的中共领袖们(如秋白、平山之类),对鲍使的计划可是热衷得很。
  在这些人运作下,国民党二中三届全会于3月10日到17日在汉口举行,会议作出大量对老蒋不利的决议。其中,对国民党中央组织机构设置进行变更: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废除主席制;军事委员会同样实行主席团制,废除主席制;裁撤中央军人部。实际就是在无形中撤销了老蒋的中执常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这些要职,从而剥夺了他的名位。另外还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并将总政治部由隶属总司令部改为隶属军事委员会,这又削减和限制了老蒋军权。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尽管老蒋这些名位都得到保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号也没有取消。但却选举老蒋通过“中山舰事件”搞下去的汪奸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老蒋捧上去的张静江从此丢失中执会主席宝座。讨论国民政府委员改选时,与老蒋关系密切的张静江、张继、戴季陶、古应芬等人落选。这些人事安排,实质上就是剪除了老蒋的羽翼。一句话,二中全会开完,老蒋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获取的政治利益丧失殆尽。
  那么,老蒋失去的政治利益转到了谁家之手?答案是,很大一部分又转回了中共之手。在全会上确定的国民政府部长里,谭平山又担任农政部长,苏兆征则担任劳工部长,这就等于把老蒋在八个月前搞的整理党务案给推翻了。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44:17
  老蒋在政治上遭遇重大挫折,当然想让枪杆子来为自己说话。但人家现在武汉国民政府也有唐生智的枪杆子保驾护航,他无法再像在广州一样,炮制另一个“中山舰事件”。被迫无奈之下,他只能暂作忍耐,率东路军继续向前进军,希望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由于孙传芳在南浔路会战惨败后,不敢继续在长江以南地段与北伐军决战,所以,东路军很快于2月底占领浙江全省,3月22日接收上海工人通过武装起义拿下的上海,3月24日第二军和第六军联合攻下南京。至此,老蒋也在长江以南江浙皖赣闽诸省,拿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富庶地盘。
  然而,鲍使并未给老蒋喘息时机,继续对其进行政治打击。4月5日,他操纵武汉国民政府借口接纳冯玉祥军,宣布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任命老蒋为第一集团军司令,老冯为第二集团军司令。而在此之前的4月1日,汪奸已从苏联回到上海,重任国民党首席领袖也成定局。摆在老蒋面前的路只有两条:前一条是认命,从操控国民党中枢的风云人物,跌落到只拥有第一军的普通军阀,从此保存实力、随波逐流、趋利避害。后一条是放胆向命运挑战,干脆同武汉政府公开决裂,树起自己的政治大旗来。
  作为中国近代巨量级枭雄,老蒋毫无疑问要选择后一条道路。但问题是,老蒋的第一军随北伐胜利有所壮大,但毕竟在八个主力军里只占其一,仅凭此与其他七个主力军抗衡,力有未逮。更何况,军队运作需要军饷,与武汉政府闹翻就是与苏联闹翻,必须找到新的支持力量作为统治基础。老蒋此时倒也像民主国家竞选领导人的政客,需要打出自己的“竞选”纲领,以取得社会强势力量支持。他打出的“竞选”纲领是什么呢?不错,同发动“中山舰事件”一样,还是反共。
  老蒋反共能够一箭四雕:第一只“雕”就是北伐军里其他反共将领;第二只“雕”是老蒋因曾在上海做过股票经纪人,而与他发生密切联系的江浙财阀;第三只“雕”是与江浙财阀存在天然联系的帝国主义这座更大的靠山;第四只“雕”则是国民党内的老右派。这四只“雕”都是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反官僚革命运动的利益受损方,早就对中共恨之入骨。只要老蒋肯对中共及工农群众举起屠刀,他们必然是有兵出兵、有钱出钱、有武器出武器、有舆论造舆论,把老蒋重新打造成一股足以同武汉政府、同苏联抗衡的资产阶级军事政治力量。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共主要力量都在两湖发动工农运动。那里和武汉国民政府一样,处于唐生智军队保护之下,老蒋无法向那里的中共举起屠刀。而光冲着那边喊打喊杀,不向上述四只“雕”交一份像样的“投名状”,这些“雕”就不会给予老蒋实质性支持。而陈总看似高明的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正好给老蒋送上了用中共人头来拉“选票”的机会。
  屡屡犯错的国际这一次却显现出难得的高明,他们命令中共赶紧在上海埋藏掉所有武器,暂时撤离上海,让老蒋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国际这一招,是想要老蒋像林冲那样,找不到可杀之人,交不出投名状,从而隔断他与四只“雕”的联系。没了四只“雕”支持,老蒋就不敢贸然跟武汉政府翻脸,就必须继续北伐事业。等老蒋军队到了山东一线,上海变为军事真空之地时,中共势力完全可以重新兴起,对前方的老蒋釜底抽薪。此计可谓老辣,但陈总好不容易得了点军事实力,焉肯轻易放弃?便没有坚决执行国际的命令。于是,中共在上海被动挨打不可避免。
  当然,老蒋对于手中只拥有少量武装的中共,没有贸然采取武装袭击做法,而是严格遵循了主席后来总结出来的“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法则。他先于4月6日,派军乐队给上海工人纠察队送去一面“共同奋斗”锦旗。然后,又在4月9日发布《战时戒严条例》后,假意表示在此之前成立的工人纠察队不受此令制约,用于麻痹中共。等本有警惕的中共果然受到麻痹放松时,已经坐镇南京的他于4月11日发布了清共令。当晚,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率先发难,将骗到他家中的中共党员、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绑架活埋。次日凌晨,由上海流氓三大亨组织的青帮流氓冒充工人,手持短枪分头袭击工人纠察队各驻地。由孙传芳旧部改编过来的周凤岐第26军,佯装调解双方纠纷,将工人纠察队武器尽数收缴,并抓走多名工人纠察队骨干。
  中共见蒋军发难,当然要设法化解。先是由总理借黄埔老关系,向老蒋军官请求释放工人。结果,总理自己也遭软禁,差点被杀害。后是由罗亦农等在沪领导人,于4月13日发动大批工人游行到闸北白崇禧司令部示威请愿。结果,正中老蒋和桂系结成的反共联盟下怀,司令部外军警向示威群众猛烈开火,造成大量无辜者死亡。白崇禧等在沪国民党军事首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追捕杀害中共骨干分子。中共组织在上海才见了三个星期阳光,就立刻被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老白解放时顽固追随老蒋,最后暴死台湾,估计与他欠下中共的这笔原始血债有关)。
  由于国民党内部反共暗流涌动已不是一天两天,所以,老蒋打响了屠杀中共党员的第一枪,就好比当了一次反革命阵营里的“陈胜、吴广”,立刻就有大批反动分子云集响应。很快,其爪牙及盟友先后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肆屠杀中共党员。而其中尤以广州大屠杀,对革命事业打击最为沉重。受老蒋指使从上海回到广州的李济深,伙同留守广州的古应芬、李福林、钱大钧等人,于4月15日发动反革命事变。由于广州是北伐之前的国民革命大本营,绝大部分中共党员并不像上海的同志那样小心翼翼,而是一直在此地公开活动。因此大搜捕一经展开,以萧楚女、邓培、熊雄、李启汉、刘尔崧为首的2000多名中共党员惨遭杀害。怀孕住院的总理夫人邓颖超,若没有刑场上婚礼女主角陈铁军冒死相救,必定在被捕产下总理骨血以后,人头落地。但邓大姐也因此胎儿流产,日后百般求医问药,再无生育可能,遂留下总理没有后人的遗憾。
  李济深自知对中共作下大恶,所以,当他日后与老蒋争权失利,转而同老蒋敌手中共合作时,不得不欲盖弥彰地声称:发动四一五事变之前,曾派人向中共通风报信。但若是真有通风报信这回事,萧楚女这些人能死吗?邓大姐完全可以从容离去,有必要仓惶出逃,造成终生遗憾吗?中共当然清楚李在说谎,但既然已把此人接纳为统战对象,便非但既往不咎,反而也帮着他圆谎。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45:06
  李济深对革命事业的打击还远不限于此,他的所作所为切断了武汉政府与苏联的物资人员交流通道,而且,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存放在广州的800万银元财政储备。这样,尽管武汉政府仍站在苏联和中共一边,于4月17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了老蒋国民党党籍,罢免了他一切职务。但武汉方面与老蒋力量对比,已明显处于下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北冯玉祥部依然站在苏联一边上。一旦这一希望落空,拿中共领袖人头作为与老蒋重修旧好的礼物,势在必然。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振臂一呼”,还壮起了他所要对付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胆。本来,张已于4月6日在帝国主义国家默许下,冲击有外交豁免权的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逮捕了以大钊为首的80多名国共两党党员。但为给自己留下后路,老张对这批被捕人员尚未处置。现在看到老蒋的作为,这位马贼出身的军阀胆气也壮了,便悍然在4月28日绞杀大钊等20名多中共党员,留下属于国民党的人员作为日后与老蒋议和的资本。
  可叹大钊同志自以为躲进苏联大使馆就等于到了苏联国土,却没想到国际法只是帝国主义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霸王条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要援用的时候根本就是废纸一张。其后果就是,他未能享受到六十多年后方励之所能享受到的待遇,过早地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纵观大钊同志为党工作的短暂六年时间,笔者感觉,他除了奔走于国际与中共、子玉与中共、国民党与中共之间牵线搭桥,精心构筑他在北京政界人际关系网之外,对所领导的北方局工作并未全力以赴,而依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大学教授这项本职工作上面。也许在大钊看来,中共对统治阶级而言虽属异端邪说,但只要自己不从事暴力活动,反动政府就拿他没办法,至少罪不至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错了!中国统治阶级在未意识到有人要剥夺其特权和财产之前,或许还会虚伪地讲点法律(如国焘被捕时的情况)。一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不管其人是否已经行动,也不管其人至少还打算保留他们的生命,必将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先发制人剥夺其人生命。
  大钊是因为未看清楚这一点,未来得及付诸革命行动就付出了生命代价;而他在南方的同志们已经开始付诸革命行动,所面临的生命危险自然更要严重千百倍。自从老蒋在自己地盘上大肆屠杀中共党员以后,这股血雨腥风也很快刮倒了武汉国民政府的统治区里。
  率先跳出来的是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他于1927年5月13日在驻地宜昌发表《讨共通电》,意在利用武汉政府军队主力北上河南作战,武汉防务空虚之机,一举颠覆武汉政府。夏斗寅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身后有川军杨森十万大军掠阵,前面是驻守汉口的何键、李品仙等部袖手旁观,远方还有老蒋发电声援。在这些人撑腰打气下,夏某气焰嚣张,首先枪杀反对他叛变的武汉政府驻宜昌代表任剑若(此人还是他的把兄弟)。然后,他于14日攻入沙市,16日迫近岳阳,切断粤汉铁路,17日前锋到达离武昌仅30里的纸坊车站。而杨森也紧跟其后,攻到离汉阳仅180里的仙桃镇。负责武汉政府军事的演达情急之下,派原先在夏部做党代表的包惠僧去见夏某,企图以同意夏部由师扩编为军为交换条件,换取他回防宜昌。但结果自然是,包人一到就成阶下囚。至此,武汉政府摇摇欲坠。
  不过,此时中共政治、军事力量的精华都在武汉,对付夏某一支孤军还是存在胜利可能的。在中共积极建议下,武汉政府于17日通过对夏某的讨伐令,并委任叶挺为讨伐军前敌总指挥。随即,驻汉口的陈总等中共领导层,迅速委派国焘过江去武昌,负责为叶挺提供后备力量和稳定后方。国焘的组织能力确实很强,一看没有渡船,就划小舢板过长江。到武昌后,他一方面率少量部队巡视市区,安定秩序;另一方面主持将武昌中央军校的4000学生、中央农民讲习所学员500人以及工人运动讲习所人员1500人,总共6000人编成中央独立师,交给叶挺带往前线。
  叶挺有了这支生力军,总兵力也将近万人,人数上与叛军旗鼓相当。但对手是训练有素的老兵,受老蒋宏观调教也会瞄准射击;而叶挺军大多是新兵,缺乏战斗经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5月19日,双方在纸坊一带展开决战,由于中共党团员带头舍生冲锋,加上叶挺在关键时刻枪毙了几个逃跑的学生兵,而叛军士兵是出身贫苦的雇佣兵,不愿拼命。两军在作战技术不存在重大差距情况下,军队士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激战至下午,叛军全线溃败,向鄂东南方向逃窜。叶挺军乘胜追击,21日连克咸宁、汀泗桥等要地。夏斗寅仅率少量残兵败将,逃到安徽投奔老蒋。武汉之危由此得以解除,中共也收获了锻炼新兵的成果。这些得到锻炼的军事力量,日后成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中的中坚力量。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叶挺军追到汀泗桥的5月21日当晚,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马日事变幕后指使人,就是在夏斗寅叛变时作壁上观的何键。早在4月底,他和叶琪、李品仙、周斓等死党就想乘唐生智部(经过鲍使拉拢,唐部成为武汉政府的军事支柱)北上河南之际,发动反革命政变。但他们慑于驻扎武汉的叶挺铁军威势,不敢在武汉贸然动手,而改在了中共没有正规武装的湖南发难。
  不过,中共在湖南虽无正规武装,但由于湖南是军事后方,在长沙附近的国民党军队也很少。为此,何键在5月初从汉阳抽调了200多名老兵派往长沙,并以此为基础扩展成三个连,作为在长沙反革命事变基干队伍。当然,三个连只能作为骨干,要大肆屠杀工农,还得有团以上规模的正规军队。何键最先想拉拢的,是驻扎在长沙、岳阳间的第八军第一师,但该师师长张国威以部队主力已开往岳阳为名,婉言谢绝。何键接着又想拖李品仙亲率第八军去长沙实现阴谋。但和张国威一样,李品仙尽管也对中共领导工农运动恨之入骨,却毕竟不是反革命阵营里的活雷锋,甘愿充当反革命军队里的“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完成反共大业。他以老上司唐生智态度不明朗,要在唐统一领导下一块清共为借口,拒绝了何键的引诱。
  找来找去,何键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打手,此人便是许克祥。许从民国建立以来,一直就是墙头草,他在湖南、贵州地方军阀之间倒来倒去,最后倒向了北伐军。对于这样的多姓家奴,当时任湖南省省主席的周斓自然不敢信任,只给其部独立三十三团番号,让其驻扎在湘乡、湘潭一带整训。据此可见,许克祥肯充当打手,应该也不是在学雷锋,而是于不得志之际,试图通过搏出位向主子献媚的一种疯狂行为。他率部在5月14、15两日分批开入长沙,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有了许克祥这支主力军,三十五军在长沙的留守处马上就于5月19日晚,将十几名工人纠察队员缴械扣押,开始制造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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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3:45:56
  此时,中共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以后简称罗迈),刚刚向现任省委书记夏曦交接完工作,打算回武汉中央,却因前一个夏斗寅叛乱造成的铁路中断,被迫滞留长沙。他对湖南省委的建议还大体正确,根据他的建议,省委向各县农民自卫军发了一个训令,要求在遭遇攻击时必须抵抗,但不主动进攻。不过,罗迈已不是省委书记,这个训令执行是否得力,要看现任书记夏曦的贯彻是否得力。然而,这个日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魔王,贯彻极不得力。他在5月20日召开的省委会议上,不谈如何抵抗,先说领导人如何转移逃命。夏曦的意思是,以他为首的公开活动的负责人,应该立刻转移,省委工作则转给了以薛世纶为书记的秘密临时省委。会后,夏曦先行逃跑,他以为平时不太露面的薛某会把担子挑起来。不料,薛某上行下效,同样不布置工作,也带着妻子躲进长沙饭店。中共在长沙的工农组织遂陷于群龙无首境地。
  但5月20日晚,许克祥之流尚未完全准备好,并未发动事变。一觉睡醒的薛某见平安无事,而且,还因为与武汉恢复电讯,知道了叶挺打败夏斗寅的情况,便留恋起临时省委书记宝座来,马上回到了省委机关。他的这种投机行为,比夏曦直截了当一逃了之还要恶劣。因为大家鉴于他昨晚的怯懦表现,不肯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结果为决定新领导继续耽误了宝贵时间。偏巧5月21日这一天,上午有国民党省党校开学典礼,下午有长沙市中共党员大会。这些会议严重牵扯了省委精力,他们直到晚上才有时间召开秘密会议,罢免薛某,重新选举郭亮为代理省委书记。有一句话说得好,时间就是生命。新上任的郭亮刚布置完应对反革命政变对策,宣布散会,属于中共的时间就耗尽了。外面枪声大作,许克祥们准备停当,这晚动真格的了。
  许克祥全团1300人一起出动,此外还要加上三十五军长沙留守处的三个连,他们分头袭击国民党省党部、农协、工会三处革命机关。经过短暂交火,本来力量就弱、又加准备不足的工人纠察队被完全打垮。仅有的革命武装一垮,长沙城里一切革命成果自然化为乌有。被农民从各县送来长沙关押的土豪劣绅统统获释,他们转过头来参加到对工农的疯狂屠杀中来。此时长沙城里的中共党员,不论罗迈也好,郭亮也好,薛世纶也好,只有仓皇出逃的份。而来不及隐蔽的党员,则被反动军队抓住,不由分说,一律绑赴刑场枪杀。这对于革命意志坚定的,当属慷慨就义。而对于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套用一句现在的时髦语,就叫做“被牺牲”。不过,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临刑前在想什么,“被牺牲”人员等全国解放,同样成为革命烈士,年年享受祭祀。
  死者盖棺论定,不好再说什么,但生者能继续选择人生道路,他们的态度就很说明问题。同样是逃亡,罗迈、郭亮坚定革命立场,前者解放后官至统战部长,后者先参加南昌起义,后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而当过中央秘书的薛世纶,这次竟真的脱党了,待事变平息后回乡教书糊口。解放后见昔日同志“荣华富贵”,此人暗暗生悔,借着与主席过去的友情,经常写信要求主席让他去北京工作。主席自然清楚他是何等样人,采取的对策是只叙往日友情,不谈今日工作。薛某遂终于无法再度投机革命。
  马日事变集中反应了当时中共的不成熟:作为省级领导,革命形势高涨时,相互攀比谁的举止行为更左更革命。一旦面临敌人反扑危险,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挺身而出,与敌殊死斗争,用生命捍卫党的事业和尊严,而是如何利用便利的物质条件隐蔽求生。这样的党组织,其战斗力和日后经过大浪淘沙的中共不可同日而语。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对于中共而言,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对其进行的残酷屠杀,就是在起这样的作用。
  四一二是反革命屠杀的开始,但马日事变决不是反革命屠杀的结束,接下来,中共还将面临更严酷考验。那么,以陈总为首的中央,在此前国共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中,一贯存在着不作为的缺点。现在面对生死关头,她会改弦易辙,找到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吗?请看第七章《进退失据》。
  结束本章之前,笔者突然想到,鲍使在1927年春季掀起的倒蒋运动,恰恰就是整个1926年中共内部有人要做、但被陈总压制而没有做成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做成之后,中共是否真的取得革命领导权呢?答案明显是没有。原因也不用探究,便是没有枪杆子就没有一切。所以,中共和国际在大革命中的失误可能有很多条,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及早成立中共的正规军。如果北伐开始时,中共也能拥有一个军的正规部队,即使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即使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但中共损失决不会那样惨重。知道了这一历史渊源,就不难理解中共为什么始终坚持党领导军队,为什么对军队国家化言论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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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4:32:35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

  第七章 进退失据
  面对愈来愈危急的形势,中共和国际当然没有麻木不仁、听之任之,他们也着急,也在不断采取对策试图挽回局势。所不同的是,国际拯救的是其在中国的一项事业,中共要拯救的则是自己生命。后果不同决定了心态不同,中共方面,很大一批中高级干部对当家人陈总决策水平十分不满,要求换帅的呼声日益高涨。国际方面,当然也因陈总关键时刻不够听话,致使多次痛失好局而极度不满。但由于与国民党合作尚未破裂,公开换马对中共很不利,因此只能把陈总先架空了再说。这些组织路线之争,集中反映在了中共五大上面。
  五大是中共有史以来首次在合法环境下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尽管离再度转入地下仅有两个多月。但会议本身还是开得很风光:4月27日大会开幕日,徐谦、谭延闿、孙科等国民党领导人亲自到会祝贺。正式代表多达82人,所代表的党员近58000人。维使、鲍使以及新到的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也都一并出席。会议一直开到5月9日,开了将近两周,经过充分讨论,就人事、策略等问题形成了若干决议。
  关于人事方面决议,考虑到还要继续同武汉国民政府打交道,而中共并没有其他声望资历与陈总相匹敌的领袖(唯一人选大钊,就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在北京英勇就义),国际在表面上继续支持陈总连任总书记。但是,本着弱干强枝原则,凡是陈总信得过的、执行陈总路线的干部,都没有能够进入中央政治局。
  陈总作为中共创始人,本来应该所有干部都是执行他路线的干部。但1925年四大以后,一批由旅法再到旅莫(莫斯科)最后回国工作的中共党员,得到了陈总特殊青睐。以彭述之、罗亦农、王若飞为核心的这批旅莫党员,感怀于陈总的知遇之恩,也唯陈总马首是瞻,形成了只执行陈总路线的干部队伍。
  现在,这批人统统被排除出中央决策层之外,在政治局里形成了三个新政治核心。其一是瞿秋白核心,支持者为国际和苏联,但群众基础较弱,只有太雷一个忠实支持者。其二是张国焘核心,支持者为全总干部,群众基础雄厚,主力干将为罗章龙。其三是谭平山核心,支持者是一些从国民党方面投向中共的人员。因为平山受斯大林接见时,曾因提过利用国民党内其他军事山头制约老蒋的建议,而深受嘉许,所以,他也有一定市场。瞿、张、谭三股势力迅速兴起,让已成为光杆司令的陈总地位岌岌可危。
  关于策略方面的决议,否定了鲍使和陈总提出的西北战略,要求中共就在两湖开展更深入的革命。决议终于摒弃了替国民党做苦力的指导思想,首次认为中共应该掌握革命领导权。而为了确保革命领导权,就必须由党来直接领导革命军队,会议认真讨论了具体途径。大会还提出了土地革命要求,规定了将土地无条件转让给农民的原则。可以看出,苏联和国际在花费巨额金钱试图让国民党成为苏联在华利益代言人努力行将失败的前夜,终于下了转而扶植中共,试图通过让中共取得政权而获取在华利益的决心(二十多年后,苏联这个愿望看似已经得以实现,但很快又被主席破了局)。然而,由于在前一阶段只拿中共当苦力,当时中共并无足够实力(尤其是足够军力)取得革命领导权。即使是土地革命,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武汉国民政府身上,特别是其首领汪奸个人身上。
  顺便还需要说说西北战略。其核心思想是将革命重心向西北地区转移,其提出者的目的则各有不同。鲍使目的是为给个人留退路,他知道自己在中国作为外籍公众人物,一旦革命失败,就地隐蔽没有可能。而要回国,南边广州已倒向老蒋,此路不通。东边上海直接就在老蒋控制之下,他夫人就是在坐船沿长江从上海来武汉途中,被北洋军阀截获,当时还关在北京的监狱里,万不能自投罗网。算来算去,他觉得只有西北一条路可走。而实施西北战略,即使最后革命依然失败,却为鲍使个人打通了一条退路(事实上,三个月后他确实是从这条路逃回苏联的),所以,他积极得很。
  而陈总仍站在当家人角度,在替中共找出路。他的想法也很自然,既然革命在东南遭遇反动势力摧残,就应该转移到反动势力相对较弱的西北地区去。事实上,七年后中央红军在革命处于低潮之时,就是从江西通过长征到达西北陕甘宁边区。但为什么七年后主席的决策算正确甚至英明,而七年前陈总的提议就是错误的呢?这就要从西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说起,这块贫瘠土地的确是革命的一条退路。但必须强调的是,仅仅是最后的退路,不到山穷水尽,千万不能走这条路。1927年这此一时,论军事,中共尚有叶挺第二十四师这一支成建制正规军队。论政治,中共在两湖、江西农村还有大量忠诚党员,打算带领农民跟与土豪劣绅继续血战;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也有一批不畏牺牲的工人阶级要讨还血债。潜在力量还算比较雄厚。在这个时候,抛下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源不用,只带少数骨干撤往西北,确实有点说不过去。要说给提出此项战略的领导扣上一顶右倾逃跑主义帽子,也未必算上纲上线。
  但1934年那彼一时,情况就不同了:东南地区所有能够暴动的地方,都已经挨个暴动了个遍。城市青年知识分子里能吸收入党的愤青也都吸收光了,再想吸收得等新愤青长大,或者提出比苏维埃运动更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才行。政治资源已经枯竭成那样了,再不向西北转移就只有死路一条。不过,西北地区尽管反动势力较弱,与苏联交流也相对方便,但地方也确实是穷。不要说发展革命力量,时间一长,就是现有革命力量也养不活。所以,主席刚在陕甘宁做活一小片,就又是东征山西阎锡山,又是拉拢西安张、杨,想尽办法要让革命回到中国腹心地带。如此看来,陈总这人尽管也有些战略眼光,但在实施战略时对度的把握实在是太差了。让他留在中共当个理论家建言献策(用不用在领导)还行,若让他把中共这个家当下去,非把家底败得一干二净才罢。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4:34:10
  当然,即使西北战略得到五大通过,实施主动权也不在中共手里,甚至不在国际和苏联手里。能否实施西北战略,关键取决于冯玉祥态度。但人称倒戈将军的老冯,嘴上亲苏亲共,其实是个首鼠两端的势利小人。由于老冯败于老蒋之后,一直迎合社会潮流,颇得普通群众赞赏。他后期积极靠拢中共,最后还在投奔中共途中,死于黑海客轮的火灾。所以,中共表面上不便揭他老底,誉之为爱国将领,但私下一不小心,还是说出了对老冯的真实看法。1959年庐山会议揭批彭总,有人(可能就是林总)说彭总就是冯玉祥一类人。当时,大家都在说彭总不是,如果中共高层普遍认为老冯是好人,那把彭总比作老冯,岂不是为彭总歌功颂德吗?那当然绝对不可能。
  事实也是如此,1927年的老冯就真让中共大大吃了个暗亏。6月10日,老冯在郑州与汪奸会谈;19日又在徐州与老蒋会谈。通过两次会谈,待价而沽的老冯大致有了取舍。在他看来,与武汉政府合作,虽然还能继续得到苏联援助,但肯定要容忍中共在他的地盘上搞农运、工运。中共在两湖闹革命,影响地方经济,进而使税收受损失的情况,老冯还是了解的,因而在骨子里是反共的。就在老冯纠结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之时,老蒋及时送上了“熊掌”——承诺每月供给他军费250万元,另加一个50万元现洋的大红包。大家一定记得,老蒋在年初曾因未来大舅哥宋子文扣发1300万元军饷,被迫向武汉政府折腰。怎么现在突然财大气粗起来了呢?奥秘就在老蒋坐拥了江浙沪这块富庶之地,仅正常年财政收入就达二亿元之巨,更不用说因反共有功,还有江浙财阀追加的政治投资了。
  既能两全齐美,老冯也就不再迟疑,立马应老蒋要求,在军中清共。仅仅几天功夫,他就把分布军中与陕西、河南两省地方政府的中共党员共计240余人,统统集中到了郑州。不过,并未加以囚禁甚至杀害,而是请吃一顿散伙饭后发给路费(职务高者1000元,低者100元和30元),用一个闷罐车厢把他们拉到300公里外的武胜关,然后任其所往。如此处置有个美名,唤作“礼送出境”。
  老冯坏事没有做绝,固然是为自己留后路,却也无意中给未来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此话怎讲,让我们看一下被礼送者中有些什么著名人物就清楚了,他们是刘伯坚、宣侠父、刘志丹、邓希贤。有人会问,前三位都是革命烈士,中小学课本、革命故事里经常提及,人既已作古,自然不会对未来中国起什么重大作用。起作用的肯定是第四位,但这个名字又不怎么熟悉,他是谁呢?他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希贤是他当时名字。试想一下,老冯当时即使不杀害小平,只是监禁一下,那小平从未被捕过的政治护身符,还会存在吗?文革时若没有这张护身符,小平政治生命很可能如少奇那样危乎殆矣,二次复出、三次复出就无从谈起。当然直接杀害,那就更一了百了了。而文革后中共重量级领袖里,除了小平之外,谁也设计不出改革开放的蓝图来。没有小平,中共充其量就是埋头按苏联模式搞经济,然后再积累各种矛盾。若是这样,到了苏东波发生之时,中国必将随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并崩盘,重陷动荡分裂的悲惨境地。
  但好事属于未来,老冯当时无疑做了一件大坏事。因为他非但破灭了中共到西北去的可能性,而且,还亲手在大革命这匹骆驼身上放了最后一根稻草,从而一举压垮了骆驼。上一章已经说过,老蒋率先反共,放的是第一根稻草;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向武汉政府以及军事支柱唐生智显示反共“军意”,放的是第二根稻草。但尚未来得及说第三根稻草是谁放的,现在就来补叙。放第三根稻草的竟然是中共内部的自己人、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
  事情是这样的。国际在得知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之后,也想力挽狂澜。在老斯亲自主持下,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全体会议拟定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史称“五月指示”。该指示要点是,团结武汉政府和国民党左派,完成以下工作:一、发动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并分配,但不要侵犯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中过火行为,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富农让步。三、动员两万中共党员,再加上从两湖地区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建完全由中共掌握的正规武装力量。四、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分子加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改变其构成成分。五、成立以国民党著名人士和非共产党人士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老蒋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五月指示”想是想的挺周到的,既有暂时退却,更有积极进取。核心思想是组建属于中共的军队,并以此为本钱控制国民党武汉政府。然而,国际却要中共和武汉政府一起完成,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所以,当鲍使和罗易于6月1日,通过秘密电台收到这份指示,并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宣读时,仍以陈总为首的中共决策层一致觉得无法执行。鲍使也只好以敷衍口吻回电:等形势许可时立即执行。但笔者认为,一贯喜欢不作为的陈总,还是犯了任上最后一次不作为的错误。虽说昨天在国际眼里还是“苦力”的中共,家底薄得不能再薄,没有这个能力实现来电精神。可国际组建军队的建议还是正确的,完全可以借此尚方宝剑,先把争分夺秒把军队人员调配好。至于苏联武器,因为老冯背盟肯定不会运来。但搭好了部队的架子,就可以利用南昌起义时被歼灭国民党军的武器,迅速装备起来,以后还可以及时补充起义军南下时的伤亡消耗。那样的话,革命军事力量就会成倍增长。而当量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会引发质变,南昌起义军也许就能在潮汕站住脚,通过获得苏联援助的武器,慢慢壮大起来。因此,陈总的每一次不作为,确实都让中共损失掉了本有可能获得的机会。
  • 风中开火车: 举报  2017-10-20 09:16:27  评论

    对邓的作用,有点夸大。其实,当时左派右派都要改革开放,不过力度不同。苏联派已经被清洗干净的情况下,中国早就不是苏联的经济模式了。中国更加注重消费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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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4:35:04
  机会损失还不算致命,致命的是罗易痛心于中共轻易放弃机会,竟一心想要挽回机会,走火入魔到了去找汪奸商量的程度。“五月指示”这样党内机密文件,含有忽悠合作对象的意味,是不能给被忽悠对象首领看的,这是常识问题。但罗易作出违背常识的事来,也有他自己道理,他是在博汪奸政治立场会站到工农一边来,是在博汪奸会由资产阶级政客一举跃升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罗易来说,博赢了,可以增厚在国际里的政治资本;博输了,大不了拍拍屁股回苏联,最坏情况不过回印度,没有什么重大危险(后来情况也果然如此)。至于博输了对中共有多大危害,则不在他的考虑之中。
  罗易的赌博当然失败了。汪奸日后为一己私利,连头号汉奸都敢,毫无政治立场可言,会不顾个人利益,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吗?须知,看风使舵,依傍强者,乃是他的处世哲学。既然大多数国民党领袖都持反共立场,他绝对不会冒国民党内之大不韪去投苏投共,而“五月指示”倒恰好变成送上门来的反共反苏最好借口。当然,促使汪奸下最后决心的因素,还是老冯倒向南京,切断了苏联与武汉之间的援助通道。
  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到了6月下旬老冯表态之时,中共上下全都明白,武汉政府转向反动已成定局。他们再也无心敦促武汉政府查办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一心一意考虑着如何有秩序地从武汉这个革命大本营撤出去的问题。首先撤离的是维使和罗易,他们只是国际派来指导中共的代表,说走就可以走,用不着和谁打招呼,但其他人就比较难办了。其中,鲍使是国民政府礼聘的苏联顾问,不辞而别形同弃职。而中共因各地党员都逃难来武汉,一时出现“家大业大”局面。撤退也需要时间,必须采取些手段,拖延摊牌时间。
  当时最紧急的事情是,汉口和汉阳的工人纠察队还有一千多支旧枪,如果坚持拥有这点武装,则上海“四一二”恐怕立刻就会重演。为了推后武汉政府镇压中共的日程表和减弱镇压力度,鲍使在政治局会议上倾向于赶紧交枪,总理也倾向于丢卒保车,陈总、国焘等人附议,只有和森反对。表决结果自然是立即交枪,6月28日,具体操办者少奇交了些破枪和梭镖,才好不容易把摊牌时间拖后了半个多月,而好枪则暗中送往了叶挺部。作为执行者,少奇操作得当,把损失缩小到最小限度,应该是有功无罪。然而,到了四十年后的文革当中,旧事重提,交枪事件竟成了少奇一大罪状,“叛徒、内奸、工贼”三大帽子中的“工贼”一顶,即源自于此。而作为交枪决策者之一的总理,却噤若寒蝉不敢(当然也不愿)为少奇澄清,以防引火烧身。作为后人,不能不为当时党内斗争的残酷而唏嘘不已。
  形势越来越紧张,曾经被鲍使争取过来的唐生智,见老冯倒向了老蒋,何键、李品仙等部下强烈要求反共,为自保也不得不和中共划清界线(他还算比较亲共,所以也和老冯一样,对所部中共人员搞礼送出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对中共虽较亲善,但当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找他商量重新回广东革命时,同样含糊其词。致使演达于6月29日公开辞职,并随即化装出走苏联。
  到了7月上旬,国际也看出国共最后决裂不可避免,遂发电召回作为国民党顾问的鲍使。而替代维使、罗易的新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后简称罗使)等人已在来武汉路上,他们将以秘密身份指导中共今后革命活动。眼看自己就要离去,鲍使开始解决中共领导层人事问题。本来,国际在6月底已要求撤换陈总,但因为担心影响局势,鲍使暂时隐匿了这项命令。时至7月12日,鲍使拿出了命令,以让陈总、平山赴莫斯科学习,秋白、和森到海参崴办党校为名,决定陈总停止履行总书记职务,中央工作则由国焘、总理、罗迈、太雷、立三五人组成的常委会集体领导。陈总为维护尊严,于7月15日宣布辞职,并拒绝前往苏联。如果把苏联和国际比作一家大公司,中共比作其下属的一家分公司。那么,陈总作为分公司经理,至此正好为总公司打了六年工,终于黯然去职。
  陈总去职后,总书记一职候选人基本就是前面谈到的秋白、国焘、平山三人。论实际能力、论变通,应该是国焘最合适,但他在三人中最不听国际话,国际当然不会垂青于他。国际需要的是能俯首帖耳的人,这一点秋白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在7月13日监督完中共按国际指示,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中共将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平山辞民政部长,苏兆征辞农工部长以后,鲍使就以需要休养为名,于当晚与秋白一起上庐山,商量与国民党决裂后中共的暴动大计去了。
  而就在这前一天,作为武汉政府财政部长的子文,在盘桓上海数月后回到汉口,他带来了老蒋和解后携手反共的密信。有了老蒋的保证,汪奸于7月14晚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秘密会议,他拿出了罗易提供的“五月指示”电报副本,一举排除了宋庆龄、陈友仁等左派人士的反对意见。7月15日,汪奸主持召开国民党常委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中共分家。与老蒋稍有不同的是,汪奸宣布的不是“清共”而是“分共”。由于是分共,虽然两湖反动军队开始肆无忌惮向中共挥舞屠刀,但武汉政府却在表面上表示保障中共人身自由。靠着这点虚伪保障,中共暂时还能在不十分仇共的国民党军队里公开活动,这为组织半个月后发动的南昌起义提供了一点点便利。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4:40:22
  但无论如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7月15日这一天正式宣告失败。一度被视为准执政党的中共,再也不是受人追捧的香饽饽,重新被打回建党之初的原形,成为正统政府口中的洪水猛兽,主流社会眼里的异端邪说。而且,比原形还不如的是,过去参加中共的后果基本还是牢狱之灾,而现在参加中共就可能随时遭遇杀身之祸。然而,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参加大革命,也并非一无是处、一无所获。在与国民党合作之前,中共依靠传销,使尽浑身解数,党员人数也没到500,而且还大都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很多潜在共产主义信仰者,是加入无门。作为一家公司,资金、员工、销售网点三不足,根本无足轻重。与国民党合作以后,借着它的老牌子,几年工夫党员人数最多到过58000,遍布全国各地。即使遭受残酷镇压,她在全国的潜在支持者、献身者依旧可观,很多愤青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要寻找党,甘愿为党献身。这就好比一家公司,虽被宣布属非法经营,明令取缔,但它的营销网络依然齐全,员工依然忠诚,客户群依然稳定。所以,还能靠着不合法的地下经营,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对于当时从国民党屠刀下逃生出来的中共党员来说,所拥有的还不仅仅是忠诚,更多的是血债血还的复仇情绪。解放以后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和文学作品,凡对这段历史的详细描写,都无不强调普通党员这种情绪。而与陈总这位书生掌门人不同的是,负责暂时看守中央的五常委也都是热血愤青。就在国际老领导离开,新领导还未到达的短短十天时间,他们凭着一腔热血激情,完成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人员布局。其中,留在党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一笔,就是果断迅速地策划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首倡者是立三,他转移到九江以后,写信给留在武昌的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九江地区举行武装暴动。7月20日左右,总理接信后向国焘建议,中共党员现在已猬集于张发奎第四军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里,万一张某也翻脸,党的精华将毁于一旦。故而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就以叶挺第二十四师为核心,发动第四军里全部中共精华,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国焘觉得有理,这两位同为29岁的毛头小伙,就代表临时中央(当时在武汉的只有他们两人)把事情定了下来,总理随即就去南昌,落实这一合法中央决议。
  但没有几天,秋白就从庐山回到武汉,罗使也风尘仆仆赶到,由他们组建的更新的中央,按国际要求表态,不支持南昌起义计划。那么,南昌起义的第一枪能否如期打响?请看第八章《武装暴动》。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想最后一次谈谈陈总。因为他在离开总书记岗位后,对中共就没有影响力了,基本上不会继续在本系列里出现。尽管论历史地位,陈总拥有新文化运动主帅、中共创始人等多顶桂冠,但应该指出的是,陈总后来人生际遇每况愈下。他在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发表不同意见而被开除出党,之后又做了几年中国托派总书记,也坐了几年老蒋的牢(这点比大钊幸运)。但终因政治资源越耗越少,追随者越来越少,最后以孤家寡人状态于贫病中死在了1942年。不管论个人事业,还是论人生境遇,陈总到盖棺之时,无疑都是失败者。他创立的中共虽领导中国已有六十多年,但他却不能像大钊那样,年年享受党的祭祀香火。他虽然思想敏锐,著述甚丰,却没有留下足以引导国家、民族的深邃理论。
  陈总晚景凄惨有其自身原因。事实上,他虽然创立了中共,却没有充分认识中共的价值,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并没有树立中共领导的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因此,一旦受到点貌似不公正对待以后,就无法泰然处之,动不动就想着弃之而去。殊不知,陈总只要像尊菩萨一样安坐在党内,遇事多赞同少反对,由于具有政治偶像的利用价值,完全可以凭元老身份,避开日后各次政治运动冲击,功德圆满地保住革命晚节。而后来强加给他的错误,也因他人还在,有申辩能力,不会无原则地落到他一个人身上。可惜的是,陈总手里攥着这样一块大克拉钻石,却误以为是碎玻璃,毫不犹豫丢在了路旁。陈总的吃亏还在于他是中共创始人。在后来的党员眼里,中共就是神圣母亲,纵然再受委屈,也该逆来顺受。但在陈总眼里,中共只是他的孩子,孩子对自己不敬,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只能怄一怄气,一走了之。俗话说,大有大的难处,陈总之难想必就难在这里。
  • 突突扁桃体A: 举报  2016-07-03 23:04:34  评论

    总的来说,你的三观比红朝笑笑生要正。陈述的历史事实其实也比他清楚,不过有一点我是不同意的。所谓中共未来一定能夺取政权。放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相信。很多人都是首鼠两端的。
  • 突突扁桃体A: 举报  2016-07-03 23:06:05  评论

    所以你对陈独秀的评价,其实我认为并不客观。他只是按他的行为逻辑做出的选择,而且他的这种选择未尝不是好事。再过100年,可惜我们都不会再看到了。历史会对他有新的不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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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6:35:01
  第八章 武装暴动
  鲍使在庐山上向秋白面授了一周机宜,两人于7月21日双双回到武汉。他们和前一天离开武汉去南昌布置武装暴动工作的总理擦肩而过,失去从源头上制止暴动的机会。不过,国焘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布置南昌起义(以后简称南起)的事,他们倒先要对国焘进行一次突击考验。当日,秋白找国焘单独交心,基调与“中山舰事变”后说法差不多,就是大革命失败责任,国际不能承担,最好由中共承担。中共集体承担,名誉损失也比较大,干脆推在陈总一个人身上。这也是陈总为维护个人尊严主动辞职,导致国际被动的应付代价。而国焘尽管这几年已变得日益圆滑,尽管近来也曾对陈总错误观点进行过当面反驳,但毕竟陈总是他从五四开始一直敬重的前辈(这种心理,秋白并不具备),毕竟此时的他良心未泯,因此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秋白提议。
  对于国焘的态度,鲍、瞿可能早有思想准备,见状便把他暗暗定为仅次于陈总的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7月23日,罗使到达武汉,鲍使在引见秋白的同时,估计也和秋白一起谈了国焘立场。同罗使交接完工作,鲍使就于7月27日,从汉口取道老冯地盘(尽管几天后汪奸为报复中共发动南起,派孔祥熙到郑州,建议老冯在途中暗杀鲍使一行,但老冯为留后路没有同意),通过长途跋涉经外蒙古,回到莫斯科。当时,老斯对鲍使既没有惩罚也没有提升,大肃反时也没有牵连到他。但到1949年初,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时,他终于却被老斯找借口关入集中营,后于1951年5月去世。老斯不早不晚整肃鲍使,完全因为担心新中国领导人念旧,会请鲍使来新中国做客。届时双方一叙旧,很多埋藏在鲍使心里的秘密,很可能让新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主席)得悉。故而,他干脆采取预防性措施,消除隐患。当然,因为鲍使本身并无过错,所以老斯也没把事情做绝,仅是关押而已,并未实施肉体消灭。只是鲍使命薄,没活到老斯身后的大平反。否则,一定会有更多的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细节,通过他的口流传于世。
  回来再说新派来的罗使,也和总理、国焘年纪相仿,是个毛头小伙。一听国焘不听摆弄,马上召见,打算亲自训诫。结果,依旧是一番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争论管争论,国焘还有些组织观念,立刻向罗使汇报:他已派总理赴南昌组织前敌委员会,准备发动南起之事。罗使一听,算是找到树立自己权威的一箭双雕好办法了。他立刻通过密电,向国际汇报了中共自行决定举行南起之事。中共竟敢擅自做主,国际当然不满。三天以后的7月26日,回电宣布:既无经费支持南起,也禁止苏联顾问参加南起。同时,还建议中共最好不要暴动,把第四军的党员分散到农村去。
  罗使收到电报,便有了治中共内刺头的尚方宝剑。他立刻召开中常会,拉来还未回国的加仑将军,先由他出面说,不如等张发奎率第四军回广州后,再作暴动打算。然后,罗使宣布国际电文,要求国焘去南昌传达国际新指示,设法阻止暴动。国焘知道此乃调虎离山之计,便推说如果只是传达国际精神,不用他这个临时常委出马,他还等着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呢。但罗使之计又何尝只是调虎离山?当时,中共上下群情激奋,想要阻止暴动几乎就是不可能之事。而只要南起如期举行,无论失败还是成功,国焘都难逃罪人之责。暴动失败,他当然有制止不利之责。暴动成功了,国际决不会承认事先反对,则为顾全大局,他必然只能违心承认反对暴动系个人行为,于是又会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因此,罗使既已做成圈套要国焘钻,国焘断难推脱。果然,在座的秋白、罗迈都帮腔说,只有国焘去南昌才最为合适。国焘至此终于清楚:答应去虽有祸,但祸小而缓。若不同意去,祸大且速,说不定会得个不服从组织罪名,立即开除出党。两害相权就其轻,他无奈答应,一散会立刻坐船前往九江再转南昌。他这一走,便与中共最高领导权失之交臂,而再次向这座巅峰发起冲刺,是在八年后的川西草原,但结果却更为不妙。
  当时长江轮船速度很快,只一个晚上,国焘就到了九江,却因南浔线铁路大量运兵拥挤不堪,等了两天,才于7月29日坐上了去南昌的火车。又在路上颠簸了一天(现在只要两个小时),总算在30日赶到了南昌,这时黄花菜都凉了。
  在此之前,平山已成功地策动了还不是中共党员的贺龙(以后简称贺帅),贺帅答应率所部第20军参加起义。而中共这些动向,汪奸也有所耳闻,他和张发奎密谋,计划以召集师长以上军事将领上庐山开会为名,在会上扣留贺帅和叶挺,解除他们兵权。此事被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以后简称叶帅)知晓,他于7月25日,把消息暗中通知了贺、叶。贺、叶立刻决定不上庐山开会,并从26日起,率所部离开九江前往南昌(国焘坐不上火车,可能也与起义部队正利用铁路南移有关)。
  到了27日,准备起义的部队开入了南昌或驻扎在南昌附近,共有第二方面军第20军全部、第11军中的24师和10师、第4军25师中的第73、75团,总数超过两万人。而朱培德第五方面军在南昌的驻军,只有方面军警备团和第3、6、9军各一部,总共不过三千余人。已云集在此的中共领导平山、立三、邓中夏、彭湃见我众敌寡,热血沸腾,纷纷要求立刻发起暴动。随大军于27日到南昌的总理因势利导,按一周前与国焘商量好的原则,组成自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加紧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事到如今,国焘若是有主席那样的谋略,就不该立刻召开全体会议,传达国际指示。而应先和总理他们个别交流,在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以后,再亮明自己观点,或反对或支持不迟。毕竟国际反对暴动只是建议性质,并未强制命令。然而,国焘计不出此,一上来就开全体会议,摆出一副不取消起义计划不罢休的钦差大臣架势。按国焘平时见解,本不该如此做派,党史专家们也对此迷惑不解,只能用受陈总影响太深,思想右倾来解释。但笔者的观点却是,国焘反对在南昌暴动,不是政治立场有问题,而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私心。什么私心呢?他是想快点完成使命,好赶回武汉参加中央扩大会议,借他在总工会系统班底,设法跟秋白争夺一把手位置。即使不能如愿以偿,也至少要保住自己现在二、三把手的地位。而要能立刻赶回武汉,只有暴动暂不发动才行。否则,武装暴动枪声一响,不要说南昌与武汉交通断绝,无法回中央复命并开会。就算历尽艰险回到武汉,也会因未能完成中央交予的使命,而只有检讨认错的份,没有问鼎中枢的资格。所以,国焘内心想法应该是:“我也知道暴动很重要,但你们一定要暂时停一停。只要让我回中央当上总书记,你们爱怎么暴动就怎么暴动。”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6:36:16
  不过,国焘想法是一厢情愿,举动属螳臂当车。在南昌的其他中共领导,人家并不想去中央开会抢权,人家盼暴动已经到了盼星星盼月亮的程度。更何况,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暴动推迟了。因为知晓暴动计划的人已经很多(据总理当时统计超过一百人),而且一旦推迟暴动,还会动摇贺帅投身革命决心。于是,立三找国焘恳谈,总理在大庭广众之下拍桌要辞职,平山更是要找人暗杀国焘。面对如此爆炸性局势,国焘只能妥协,转而赞同暴动。但为时已晚,所有领导都不肯完全谅解他,他闹了个两头不讨好。
  必须做出解释的是,笔者的叙述,主要史料源自于国焘回忆。按正史说法,总理提出的南起计划得到过罗使、秋白支持。考虑到这二人齐聚武汉要在7月23日以后,而且也不可能跟罗使一见面就谈暴动,正史把中央开会决策起义的日期改到了25日。总理离开武汉的日期,也相应由20日延后到了26日。但这样一来,就有漏洞了。罗使他们25日刚刚同意暴动,当日请示国际,国际利用时差立刻开会,结果26日就电复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再转而反对暴动。仅仅一天时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效率也未免太高了吧?同样奇怪的是,总理26日白天离开武汉,27日却已到南昌,十分神速。国焘26日晚上去赶他,最后竟然花了四天时间,才于30日到南昌,何其迟缓?更为神奇的是,总理就在这四天里,把一切暴动准备工作都做好了,知情者由总理一人扩展到一百多人。这些都可能吗?绝对不可能!笔者的看法是,正史应该出自总理之口,初期目的在于掩盖他和国焘代表中共中央独立决策的事实,以免触怒国际和苏联。后来,则是避免主席猜忌,顺便撇清与国焘瓜葛。但通过对时间的分析,总理应是说谎,而国焘才接近事实。
  回过头来再说南起本身,暴动定于8月1日凌晨三时发动。枪声一响,被包围的朱培德部赶紧给叶挺打电话,竟说也要参加暴动。如此力量对比,战斗结果自然没有悬念,天一亮,整个南昌都被起义军控制。朱部尽数被缴械,5000多枝枪械、70多万发子弹和数门大炮成为战利品。由于起义军只是在几天前才来到南昌,朱培德根本来不及转移财产,所以,江西省财政储备也被起义军获得。因国际宣布不提供暴动经费而导致的军费短缺困难不复存在。而且,因为没有苏联顾问,中共接下去得以继续独立自主领导南起。
  首先要做的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由于国际还未下达苏维埃运动训令,这时打的仍是国民党旗帜,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中,除参加起义的领导(当然也包括国焘)之外,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并不在南昌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也被列入名单之中,以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尽管聂帅已于7月31日在回马岭,对欲往南昌阻止暴动的张发奎,实施了示威性机枪扫射,打得他落荒而逃。但为了争取他,他的名字也被列入在这个委员会名单里。委员会政纲基本保持北伐初期基调,但明确提出没收两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这是中共首次宣布没收地主土地。
  军事方面,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总理、贺帅、叶挺、刘帅四人组成参谋团,作为军事指挥机关。其中,贺帅任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帅任参谋团参谋长。下设满编的第11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帅)、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吾)以及不满编的第9军(副军长老总,党代表朱克靖)。
  军政领导机构组成以后,便要考虑队伍去向问题。当时,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主力由九江向南昌逼近,朱培德也在樟树、吉安等地调集第五方面军主力,打算夺回南昌。起义军显然不宜久留南昌,必须转移到更利于革命发展的地区。讨论中转移方案有两种,一是南下夺取广东潮汕地区,争取苏联海上援助;二是西行占领湖南中南部,援助湖南农民运动。由于总理等人还没能形成农村包围城市观念,对国际和苏联存在严重依赖心理,绝大多数意见是采取第一方案。于是,从8月3日起,起义军分批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朝着瑞金、寻乌方向行进。
  起义军避敌锋芒,暂时没有重大事件发生。而武汉罗使、秋白他们则已做好了所有准备,就要推出中共全新政纲和全新领导班子了。履行这些任务的会议,就是国焘想参加而最终无法参加的中央扩大会议,党史上学名叫中央紧急会议,因开会日期是8月7日,更为让人熟知的名字是“八七会议”。八七会议主要使命有两项:一是通过反映中共新政纲的《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四个文件,二是改选中央临时政治局。
  四大文件否定了以往向国民党妥协的政策,不点名地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基本上推在了陈总个人身上。决定今后中共核心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必须尽可能在广大区域里发动农民举行总暴动,组建工农革命军队,建立工农革命政府,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且,特别要抓住这一年秋收时节农民抗租机会,发动武装暴动。而城市工人任务则是暗中进行暴动巷战训练,在农村暴动取得成功时,再进行武装起义夺取城市。这些政纲固然符合中共自身要求,却也是国际“五月来电”思想的继续和深化。考虑到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机构忙于应对各种危急事件,四大文件更有可能是国际在莫斯科宽松环境下拟就,然后通过密电拍发,由秋白翻译成中文。因此,八七会议依然是国际导演的中央会议。
  由于是导演的会议,更由于南昌暴动以后,汪奸连表面上保护中共的承诺也撤销了,武汉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所以,会议只开了一天,宣读过《告全党党员书》,再选举了中央政治局,便宣告结束。所有与会者的发言,其实都是事后补写发言稿,再由秘书抄录为发言记录,由罗使带回莫斯科(中国革命胜利后,苏共将原稿交还中共保存)。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6:36:59
  导演色彩更为明显的,是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国焘为没能与会付出的代价是,非但常委无份,连政治局委员也落选,一下子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临时中央五常委里与他同样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还有总理、立三和太雷。贬斥前两人原因,应该是不听招呼,擅自发动南起。而秋白的最坚定支持者太雷的一同降级,则是故作姿态的平衡,从后面情势看,对他的重用一如既往。而最惨的,要数在起义军里风风光光当着革委会委员长的平山,因为不再需要与国民党合作,他连政治局候补委员也没选上。整个南起领导层里,选上政治局委员的只有彭湃一人而已。有人地位下降,必然也有人上升,苏兆征、向忠发、顾顺章这三位工人出身的党员进入了政治局,不管他们日后的政治表现如何,当时却全惟国际马首是瞻。这样一来,国际看中的秋白便在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和罗迈、兆征一起被选为中央常委,并在三人中以当仁不让的资历,成为中共新的总负责人。
  不过,尽管导演色彩很浓,八七会议还是在中共历史上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一个极大亮点是,以在武汉中央候补委员身份出席会议的主席,因反对陈总不作为和富有农运经验,经和森提名也被选政治局候补委员,连跃了两级(日后在井冈山名头响亮的“毛委员”,就是出典于此)。这次跃升对中共、对主席个人的政治意义极为重大,因为不如此,主席就没有资格参加8月9日临时政治局会议,也就不可能争取到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的机会(本来秋白想安排主席随中央迁往上海工作)。
  正因为八七会议历史意义重大,后来的中共领袖们都以参加该会为荣。比如小平同志尽管只是作为中央秘书,为只开了一天的会议前后做了六天细致的会务工作,并没有在会上参与表决。但他仍以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引以为终身荣耀。当他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后,还亲笔为位于汉口的会议旧址题写了馆名。
  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夺取政权方针,但要一一落实还需时间,就算已经决定要发动的秋收起义,也得等到一个月以后,所以,当时中共最重要的武装斗争依然是南起。然而,起义军南下之途并不顺利,随军行动的中共干部们,因未受过军事训练,第一天暑天行军就困顿不堪。到傍晚实在万不得已,在河边沙滩上把随身携带的多余衣物,堆成一座五颜六色小山,引火焚毁。以示革命决心,以利轻装前进。事后,他们又后悔不该暴殄天物,把衣物送给当地贫苦农民多好。
  这还只是小挫折。没过几天,大约就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后,第10师师长蔡廷锴采取突然袭击手段,将其部队里以30团团长范孟声为首的三十多位中共党员,一律缴械驱逐,拉着部队向福建河口方向叛逃了。以后,又出现一些士兵掉队现象,起义军人数由2万下降到了1.3万人。其实,蔡某人在南起打响时并不在自己军队里,只是在出事后,才匆匆赶到南昌,假惺惺向总理表示愿意参加革命,目的在于设法重新控制住这支自己刚刚当上师长的部队。总理如果世故一点,可以出三策对付蔡某:上策,佯装不知蔡某到来,直接任命范孟声代理师长。中策,把蔡某留在总指挥部,使其与部队隔离。下策,放蔡某回部队,但把第10师夹在行军队伍中间,不给他轻易逃脱机会。但总理误以为蔡某出生于贫寒农民家庭,应该天然心向革命,与党同心,便听信其伪善表白。非但放他回部队,而且还委以左翼总指挥要职,让他率部单独在东面行军。这不是正好送给他向东投奔老蒋机会吗?由此可见,总理长处在于社交和办事,识人、用人方面能力应该比较平庸,他这方面短处日后还会显现。
  失去了第10师的起义军继续南下,经过20天艰苦暑天行军,于8月25日来到日后的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地区。这时,张发奎、朱培德见起义军离开他们势力范围,也就听之任之,并不追赶。而广东第八方面军(抗战爆发,老蒋把这个番号给了中共)李济深看到越走越近的起义军,终于坐不住了。他派钱大钧部9000余人,从赣州向起义军正面前进,企图挡住起义军进军路线。又派黄绍竑部9000余人,由南雄、大庾向于都迂回,打算侧击起义军。起义军决定乘两路敌军未会合之时,先集全力击破钱部。
  起义军于26日攻占瑞金,30日向驻扎在瑞金南60里会昌的钱部主力进攻。作为参谋长,刘帅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贺帅第20军在正面与钱部交战,以叶挺第11军从右翼包抄侧击。但刘帅对当地地理不熟,又没来得及组织侦查,包抄要走的小路里程超过150华里,比预计的超过40多里。结果,贺帅部受到极大压力,被迫后撤。等叶挺部最终赶到战场时,钱部已能把正面部队调来加强其受攻击的左翼,奇袭变成了强攻。双方带兵官都是黄埔毕业生,本来的好朋友成为战场上敌对者,双方边骂边流泪边拼杀(这种情况以后还会多次发生)。最后,还是叶挺部意志力更胜一筹,终于在会昌城外击溃钱部,歼敌6000人,但自己也付出伤亡2000人代价。刘帅为此引以为鉴,以后带兵作战很注意战前观察地形。即便如此,在挺进大别山时,依然又有过百密一疏的重大过失。
  起义军因胜利而获得了战场打扫权,共缴获枪械2500多支。至此,因陈总不作为,没有借国际“五月指示”大旗,训练工农徒手兵,而产生的人少枪多矛盾显现无余。总理等人也有认识,他们在瑞金进行了短暂休整,在吸收贺帅入党同时,商讨了后续战略。其中一种意见,就是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地区。如果这一策略被执行,则中央苏区将提前四年诞生,红军起点肯定会高出许多。但可惜的是,总理、国焘这班人脑子里还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模式,还是宁可相信苏联援助而不相信中国农民力量。讨论良久,依然决定取道福建长汀、上杭,再顺汀江、韩江而下,前往潮汕地区。
  • 突突扁桃体A: 举报  2016-07-03 23:19:37  评论

    从你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来看你都是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态度。这样来搞历史是不对的
  • lmm9001b: 举报  2017-07-14 15:16:16  评论

    评论 突突扁桃体A:楼主这么说应该是事实。虽然是事后诸葛亮,搞历史难道不是事后诸葛亮的做法吗?所以你的说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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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6:38:46
  与此同时,被八七会议寄予厚望的秋收起义,在9月上旬,陆续在湘鄂赣粤四省打响。按时间顺序,先后进行了鄂南、湘赣边界、江西莲花、海陆丰、琼崖、黄麻等一系列等规模大小不一的起义。其中,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正确道路的关键一役;黄麻起义催生了鄂豫皖根据地和强大的红四方面军;琼崖起义所形成的坚持到1950年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对最终解放海南岛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以说,这些起义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但由于没有像南起那样,有强大正规军支持,所以,起义很快或失败或转入低潮,在当时以秋白为首临时中央眼里,全属虎头蛇尾之举。即便如主席那样的深谋远虑之举,在他们眼里无异于消极逃跑同义词。于是,已迁回上海的临时中央,只能依旧把希望寄托在移往潮汕的南起部队上,命令太雷前往汕头,宣布改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将起义军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编成工农红军。
  9月22日,南起部队占领广东大埔县境三河坝,决定留下叶挺部第25师2500人驻守。主力部队继续南进,于23日进入潮州、汕头,终于实现了南进潮汕的战略目标。但是,一心要做“南粤王”的李济深,十分担心起义军会在潮汕就地做活,然后在苏联军事援助下,赶他出广州。于是,他增派陈济棠、薛岳率三个师1.5万人组成东路军,由河源东进潮汕,寻求与起义军决战。同时,未受打击的黄部9000人经丰顺南下,通过威胁潮汕来牵制起义军。遭受严重打击的钱残部,则负责牵制三河坝第25军。为巩固潮汕根据地,起义军也集中主力6500人(没有后备军的恶果)西进汤坑前线,希望能像会昌战斗那样一战而胜之。
  就在决战前夕,太雷衔中央之命赶到汕头,与总理他们会合。但他带来的是起义军领导们全都降级使用的消息,是基本否定起义军战略的决定(不管否定得有理还是无理),是告诉起义军苏援不会来了。关键时刻,鼓劲还是泄气,不问可知。当然即使鼓劲,汤坑决战也胜不了,因为兵力对比是6500对15000。果然,打到9月30日,起义军损失2000多人,无力再战,只能向潮汕中心地带撤退。就在同一天,黄部已经攻到潮州,留守的20军第3师势单力薄,且当地人民又没有发动起来,故不得不和革命委员会一同西撤。10月3日,两股撤退队伍在流沙会合,总理终于向全军(包括随军行动的国民党左派成员)宣布:放弃国民党旗帜,改打苏维埃旗帜,并向海陆丰撤退。这一宣布使军心更为动摇,很快在遭遇敌东路军再次攻击时,全军溃散,只有1300人陆续进入海陆丰。不过,真正在战场上牺牲的人很少,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像电视剧《借枪》中虚构人物熊阔海那样,潜回家乡,踏上重新寻找党组织的漫漫征途。
  留守三河坝的第25军,也在钱残部压迫下,向潮汕中心地区转移。他们在10月5日,遇到从潮州撤出的第3师一部,得知了起义失败消息,一时间无处可去,人心涣散。负责临时指挥这支部队的老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在不断减员的情况下,终于成建制保住了这支队伍。他们的事迹将在下一章详细叙述。
  至此,持续了三个月的南起基本失败。这场起义失败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在没有及时稳固根据地依托情况下,多次选择同敌军展开决战,存在明显军事冒险倾向。因为没有后备兵员补充,尽管打胜了个别决战,但极大消耗了自身实力。当实力消耗到一定程度后,量变转成质变,突然崩溃。二是选择根据地时主观性强,没有选择各路新军阀鞭长莫及、非其短期内必争的瑞金地区,而非要虎口夺食,攻略对广东新军阀生死攸关的潮汕地区。致使本来可以推迟的决战,在很不利于革命力量的时间和地点发生。三是对已经受到革命影响的旧军队,找不到思想改造方法,结果导致一部分旧军队很快叛变逃跑(万幸的是,总算没有临阵倒戈)。当时一位参加起义的年轻军官,显然对所经历的起义有着切身体会。当十八年以后,他自己作为军事主官去新区开展军事政治斗争时,就毅然抵制了没有类似体会的政治主官错误决策,在未建立稳固根据地时坚决不与敌决战。结果经过几年努力,利用根据地雄厚资源,把从多个老根据地过来的杂牌队伍,打造成了百战百胜的威武雄师。
  不过,当时中共并无什么威武雄师,有的只是一大群匆匆逃难的落魄之士。以总理为首一干领导,因为有革命经费支持,很快化装回到了上海。罗、瞿早就想好“甄别”这班铩羽而归战友的办法了。在11月11日召开中央扩大会议上,他们提出了不间断革命理论,据此判定南起失败原因是继续打国民党旗帜。为此,撤销了国焘、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把他们降为普通党员。而平山下场更惨,连党籍都被开除,到革命胜利时以民主人士身份,与中共相见。只有总理诚恳检讨,表示坚决拥护八七会议精神,而临时中央也需要肯干事之人,所以不降反升,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总理政治不倒翁身涯自此开始)。有资格叫板的中共领袖或罢黜或归顺,秋白全党领袖地位暂得巩固,但其时中共面临的形势却越来越险恶。为了快出政绩,遏止革命形势滑坡,罗使和秋白必须策动新的武装暴动。欲知他们努力能否如愿,请看第九章《星星之火》。
  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要驳斥近年来流行的一个观点,说什么大革命失败后,看到农村包围城市路径的中共领袖有很多,所谓主席独立走出这条新路纯属杜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试问总理他们率领坚强的叶贺铁军,来到未来中央苏区核心,为什么只是动一下心,仍旧不顾而去呢?可见知易行难,尽管中共已经把农运搞得如火如荼,尽管国际在“五月指示”里已经指出农民对革命的重要性,但真正要下决心把革命之根扎在农村,依然很难很难。二战初期,苏联看到德国集中使用装甲部队威力,便也想如法炮制,但等在实战中跟德国一交战,却根本不是对手。原因在于,集中使用装甲部队作为概念接受起来不算难,但要落到实处则会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意念不坚定者,往往会在遭遇困难时知难而退。而在中共这里,只有主席一人坚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信念,并不断解决革命过程中困难,最终取得胜利。所以,说主席开创了第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模式,并非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正确评价。
  • dggotowto: 举报  2016-03-13 22:49:22  评论

    农村包围城市,确实在苏联胜利模式下,很难被认同。
  • 突突扁桃体A: 举报  2016-07-03 23:24:43  评论

    共,早起那些知识分子,哪里受得了农村的艰苦生活,到了后来文革还控诉被关牛棚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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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9:10:45
  第九章 星星之火
  罗使、秋白这对拍档的机会很快又来了。就在李济深投重兵进攻南昌起义军之时,张发奎采纳叶帅之策,于9月下旬率部回到广州。鉴于李与起义军恶战之后,自身军力也有很多削弱,张乘机在11月17日发动广州政变,驱逐了李的势力,然后分兵向西江、北江扩展地盘。李眼看地盘被张鹊巢鸠占,焉肯善罢甘休,迅速调集分散在外围的军队,采用对付潮汕中共军队老办法,朝广州进行向心进攻。处于两个月前中共起义军态势的张发奎,同样采取分兵拒敌战略。但主力部队一派出去,留在广州市内军队,就剩下第4、5两军军部和教导团、警卫团、炮兵团、新编成的第2师第3团以及市区警察部队了。
  这个教导团前身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直就是中共的革命堡垒。南起爆发后,张发奎一度把全团缴械,但考虑到自身实力因南起受到重大削弱,下不了解散教导团决心,遂将其一并带回广州。按张想法,教导团经过千里跋涉,与中共组织联系说不定早就断了。即使联系没断,以中共对李济深的刻骨仇恨,在对李作战时,应该还是可资利用力量。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中共是一个组织严密、信仰坚定的政党,不要说跋涉千里,就是跋涉万里,照样能联系上中央。而在此时中共眼里,所有当权者都是敌人,只要有条件就要暴动,管你姓李姓张?更何况,中共动用第11军发动了南起,动用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发动了秋收起义(以后简称秋起),焉有不动用同属正规部队的教导团之理?于是,就在得知张驱李的同一天,罗、瞿促成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决定恢复执行因南起失败而暂停的广州起义(以后简称广起)。
  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正是同样靠做国际代表翻译(有点像现在的首长秘书)起家的太雷。作为秋白新中央坚定拥护者,他于11月26日经香港赶到广州,雷厉风行地布置广起任务。中共军事顾问谢苗诺夫当时也在广州,他认为与李相比,张对中共和国际一直比较友善。若在广州李守张攻,起义自无问题,但现在攻守互易,则应与张谈判合作事项。谢氏建议倒与张某的一厢情愿比较接近,双方或有合作可能。但罗、瞿出政绩心切,岂能采纳此等建议?11月28日,国际代表德国人纽曼也赶来广州,强调国际对起义支持,否决谢氏建议。到12月6日,起义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太雷遂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到了这时,知道起义计划的人为数众多,形势便与南起前夕一样,想停也停不下来。
  这次还真的有人泄露计划,不得已,起义于12月11日凌晨3时提前打响。由于在广州市区力量对比占优,最初进展比较顺利,只经过10多小时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12师后方留守处之外,整个广州市区均被起义军控制,缴获枪械1000多支,各种炮20余门。广州市苏维埃政府也于当日上午宣告成立。然而,在广州城内的张发奎本人和第4军军长黄翔琪、广东省省主席陈公博却没有落网,他们纷纷逃到位于珠江南岸海钟寺的第5军军部。这些人逃脱是起义迅速失败的重要原因,因为只有他们有权力有条件通过第5军指挥系统,迅速调动在广州外围与李济深对峙部队约3个师,回广州镇压起义。
  而起义军尽管有2万市郊农民、3000工人赤卫队助阵,但仅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属于正规军,总共不到2000人。面对险恶形势,又一次出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凭借丰富军事经验,在11日深夜12时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主张从东北方向撤出广州,进入海陆丰地区。据参加起义的徐帅回忆,当时储存丰厚现银的广东省银行已被打开,如果能组织运走这笔巨款,对当时革命运动发展的价值不可估量(徐帅自己就从银行里拿了足够去往海陆丰的路费,当然担心路上暴露,也不敢多拿),此次广州起义也不算白干一场。但叶挺意见最终被纽曼否决,会议决定坚守广州。
  次日一早,并亲自坐船去江门等地调兵的张发奎,督促在外的3个师赶到广州,他们与驻守珠江南岸的第5军一起,在珠江上英、美、日、法帝国主义军舰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疯狂反扑。到下午两点多,太雷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在和纽曼一起坐车去北大门前线督战时,路遇未被肃清的工贼武装袭击。太雷身中三弹,当时就牺牲在车里,纽曼则侥幸逃脱。他见势不妙,遂建议接替太雷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下达撤退令。但黄平一直犹豫到晚上才下令,结果为时已晚。大部队里只有1000余人,在13日凌晨撤到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都喜欢用这个番号),以后撤入海陆丰。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后来参加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逃到韶关,加入了老总从三河坝带出的部队。万幸的是,包括叶挺、叶帅、纽曼、黄平、周文雍在内的起义领导,全部安全撤离。
  而很多未接到撤退命令或接到命令撤不出去的普通战士,就只能奋战到底了。13日,敌军冲入广州后,对被称为“红带友”的参加起义工农群众展开残酷屠杀,当时死者就达5700多人。起义被镇压后,苏联驻广州外交人员也牵连被捕,领事馆副领事遭杀害。南京政府以此为借口,于14日宣布与苏断交。之后不久,李济深在老蒋支持下,赶走张发奎,重回广州掌权。他继续执行镇压革命政策,到1928年3月,连海陆丰苏维埃政权也被李颠覆。在此期间,又有大批中共忠诚党员被捕牺牲。周文雍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从香港被派回广州后不久,就与战友兼恋人陈铁军双双被捕,两人最后举行了一场广为人知的刑场婚礼。
  张发奎本是国民党军队里对中共最为亲善的将领,但命运却让他不断地成为中共武装暴动“受害者”,以至最终出于对中共“恩将仇报”愤怒,堕落成杀人杀到眼红的大刽子手。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共以解放人民为使命,对新老军阀只有利用,不可能讲什么交情。既然中共只有在他统辖的军队里,才拥有能够发动武装暴动的军事实力。那么,除非张某学习贺帅,成为中共一员,跟中共一起干;否则,越是亲善越容易受害。因为与中共结下了梁子,这张发奎虽与老蒋不对付,但临近解放之时,却因为对中共且恨且惧,不能像原先比他更反动的李济深那样,走与中共合作道路,而只得寓居香港了却一生。他死于1980年,其时中共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叶帅又刚立大功、正握重权,遂以个人名义公开发电致哀,算是中共对其一点小小的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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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9:11:45
  广起是大革命失败以后,所有中共举行的武装暴动中最为惨烈的一次。从四?一二开始到此时,中共党员牺牲者已经超过两万,被杀害革命群众总数更高达三十万。从那以后,中共这个组织再也不是抽象的党的概念,而是革命先烈用生命筑构起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革命组织。在这以前,党员所要忠诚的党只是一个虚幻概念,但自此以后,忠诚党就是忠诚先烈们用生命追求的事业。随着武装斗争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持久,更多党员为党的事业献出生命,中共在人们(至少在党员)心目中神圣程度越来越高。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了类似于中国传统概念中“天”、西方文化中“上帝”的地位。中国自从废除帝制后,终于重新找到了一个能让人民效忠和服从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存在,对建国后前三十年人民节衣缩食将剩余产品贡献给国家工业化进程,起到了极其关键作用。而1927年这一系列武装暴动,所迸发出的耀眼光芒,为党这个神圣概念,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不过,放出耀眼光芒的同时,必定存在极大能量消耗。武装暴动消耗的,是中共利用国共合作,辛辛苦苦积累的一点可怜军事家底。随着这些家底被消耗殆尽,革命在农村里所剩余的,只是一些星星之火。而日后形成燎原之势的两朵重要火焰,正是由朱、毛分别保存下来的两支革命军队。
  主席保存的革命火种,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余部。这支部队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简称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井队、浏阳工农武装三部分组成,即使作为起义主力的警卫团,也没有经历过硬仗,整体战斗力很差。所以,9月9日发动暴动没有几天,就相继遭遇惨重失败。按当时惯常模式,暴动只能是打到筋疲力尽,然后一哄而散,找中央检讨的检讨,评理的评理,但主席却颠覆了这种模式。在叙述此后主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一生的革命生涯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对此前的主席成长经历,作个简单概括。这样就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主席思想脉络,更好地理解主席在日后各个时期作出的有争议举措。
  主席生来就是愤青,成年以后,便一直积极寻找能够让自己实现改造社会、拯救国家政治抱负的道路。寻找结果是,他认为共产主义具有远大前途,“将在三十年内领导中国”(他对好友萧子升做的预测),遂选择了中共。不过,主席虽勤奋好学,学习成绩却极端偏科,对人文知识掌握透彻,对自然科学几乎一窍不通,学外语也缺乏语感。这种状况导致他无法如国焘那样,进入北大那样国家高等学府学习,以后也无法赴欧勤工俭学,而只能在长沙第一师范完成学业后,进入社会闯荡。好在主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闯荡中当了回时髦的“北漂”,在北大图书馆做一名低微的管理员,这才得以结识创建中共核心人物陈总、大钊。但即便如此,由于起点低,他只能在草创期中共里处于边缘地位。而随着中共猛烈壮大,虽在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局委员,但基本仍是核心中的边缘人物。
  这样的政治境遇对主席看似不利,其实却很有好处。因为他既可以近距离观察和评判中共核心层决策得失,又因不是决策者而不必为决策失误承担责任,从而背上历史包袱(国焘就背上了这样的历史包袱)。当然,中共诞生前六年,他也没闲着。可以说,除了未涉及军事外,从中央到地方大部分岗位都有涉及,还一度被汪奸看中,代理过国民党宣传部长,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而在这些岗位上,主席同样坚持根据自己独立思考,处理具体事务不唯上,合则留,异则去,表现得十分淡定。
  当时,职业革命家生活补贴并不高,而且还要负担包括夫人杨开慧、陆续出生的三个儿子在内全家的生活。主席政治上淡定态度从何而来呢?谜底在主席晚年揭开。从1963年起,主席每年从稿费里拿出2000元人民币,让秘书送与民主人士章士钊,名曰还40多年前两万银元的债。这笔债是他在1920年,为援助和森等湖南同志赴法勤工俭学,请求当时任北大教授的章老请北京社会名流募捐的。至于钱后来去向,笔者认为,还是以主席自己回忆为准。主席对章老养女章含之说,这笔钱,一部分用于资助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主席此话是含蓄地承认,自己留下两万银元里有为数不小的一部分,用来支持自己革命活动。高阳在小说《红顶商人》里,借胡雪岩之口说过一句名言:“钱是人的胆”。在主席早年革命生涯里,留下这笔巨款就是他革命胆识的根本支持!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行为属于私吞公款的贪污行为。但笔者要说的是,主席拿了这笔钱,不是用于过纸醉金迷奢华生活,而是在七年间,用于弥补因从事革命而无法挣钱维持简朴家庭生活的缺憾,充作社会调查或不可缺的经费,对中国未来是件好事。因此不能上纲上线。
  经过多年历练,当大革命行将失败时,主席已完全具备了拉起一支革命队伍的能力。所以,国焘等五人临时中央为保护他(两湖认识他的人太多),打算分配他去四川搞农运时,他坚决要求回拥有人脉资源的湖南去干一番事业。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当八七会议要挑选落实湖南秋起中央特派员时,主席就成了当仁不让的人选。
  主席于8月12日离开汉口,回湖南板仓安顿妻儿老小。然后在16日来到长沙,并在此停留半个月,与湖南省委及中央反复商讨秋起具体事宜。到8月30日,终于决定放弃全省暴动方案,利用前述三支武装,组织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省委还决定,暴动要打中共旗帜,领导机关为省委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由于主席是中央特派员,便被任命为前委书记,负责把分别驻扎在安源、铜鼓、修水的三支武装,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8月31日,主席离开长沙经株洲,前往他领导过工运的安源,与那里的一师二团接上了头。
  • 剃刀魔: 举报  2016-11-07 21:05:50  评论

    不晓得楼主对李宗仁回忆录里对于广州起义的描述有没有点见解?是否可信? 同时有一点小建议,写作上文笔有点死板哦,倒像是做历史研究论文。这样的风格不适合网络论坛,到这里来的人多是想看到些通俗,文字轻松一点的真实历史。另外总感觉该重点着墨处太简,而细枝末节处又太繁。
  • 漆雕玉堂: 举报  2017-02-08 17:26:18  评论

    评论 剃刀魔:这段波澜壮阔、繁杂厚重的历史,我喜欢楼主这样的行文叙述风格。对于楼主的分析,我也在思考之前有人说的事后诸葛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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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9:12:54
  令二团领导不解的是,9月6日主席布置完工作,不顾秋起还有三天就要打响,执意要向北前往驻铜鼓的三团。须知,两地间有不少地主民团设卡,可以随便杀人。终其一生,主席没有坦露过此行真实意图,但据笔者分析,他意在通过二团接近驻修水的正规军一团。因为他清楚,没有正规军,很难拉起一支像样队伍。不过,他为此行几乎付出了生命代价。9月9日凌晨,主席和两名随行同志在路上被民团扣押。由于他在国民党悬赏通缉名单中列第11位,十分靠前,一旦到了民团部,就很难逃脱审查,结果只能慷慨就义。好在9月9日虽系主席忌日,但年份不对。靠用银元行贿团丁,三人终于在前往民团部的路上,惊险地摆脱了追捕。这次事件让主席认识到对敌斗争严酷性,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他基本没有离开过革命军队保护而独立行动。
  秋起如期于9月9日打响,但如前所述,三支部队全都溃败,长沙市区暴动也因此取消。到9月17日,所有败军会合于湖南浏阳境内文家市,之后两天,陆续又有败兵前来归队。此时起义前5000人马的阵容,已骤减至1500人。其中,主席随先胜后败的三团残部400人行动,他们还不算太惨,在安源的二团团长失踪(估计已牺牲),全军溃散,来文家市的只有120人(按照这个结果,主席离开安源实属明智之举)。只有一团尽管一开始就因被收编的土匪武装反水而失利,但正规军老底子1000人没有损失,这正是主席所需要的。
  有了暂时歇脚地,前委们坐下来开会商议下一步行动。既然暴动受挫,主席当然要贯彻他早就考虑成熟的想法:上山保存武装力量。根据从古典小说里读到的水泊梁山概念,他选中了离湘赣两省省会都较远的罗霄山脉中段边界地区,打算在那里建立“打狗还得靠面墙”的根据地。他的主张得到总指挥卢德铭坚决支持,一师师长余洒度和三团团长苏先骏虽然不愿意,但考虑到南下同样可以追赶尚未失败的南起部队,也未表示反对。9月21日,起义军离开文家市南下。
  然而,南下之路并不平坦,9月25日,起义军路过芦溪时,遭朱培德部两个团和地主民团袭击。混战中,起义军损失200多人,其中三团人员或牺牲或逃散,成建制覆灭,总指挥卢德铭也中弹牺牲在战场上。德铭虽与主席相处前后不过一周时间,但从其一贯言行来看,是位紧跟党埋头军事的听话干部。若不是很快牺牲,以他在警卫团里的威望,主席整合起这支部队来,要容易得多。果然,此后余洒度与主席冲突不断。而部队经此挫折,士气更为低落,尽管在当地农民配合下,于26日打下无正规军防守的莲花县城,但开小差者与日俱增。27日,部队来到永新县境内三湾村,只剩下了800多人。
  面对严峻形势,主席主持进行了三湾改编,允许不愿坚持斗争官兵徒手离去,将剩余700人缩编为一个团,改任陈浩为团长,架空了余洒度的权力。当然仅凭这些,三湾改编还不足以成为中共军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事件。主席更厉害一手是,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和建立士兵委员会。这两项举措,尤其是“支部建在连上”,把军队最基层士兵,牢牢置于中共影响和领导之下。从此以后,军队主官即使叛变革命,也无法把部队拉到敌人那边去。小说《亮剑》讲过一个道理:一支部队个性是它第一任主官所赋予的。这个道理讲得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后简称解放军)服从党领导的个性,就是主席在三湾改编这个时点赋予的。当中共成为执政党以后,该个性又成为克制军事政变和军事割据的利器,可算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现在有人鼓吹军队国家化,就是想要抹杀这种个性。那样的话,军人干政没了制度制约,军事政变与割据难免卷土重来。所以,仅从这一个角度看问题,军队国家化提议,实为一株祸害中华民族的大毒草!
  改编后的部队继续南下,于10月3日进驻宁冈县古城。在此期间,主席与永新、宁冈两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得知井冈山北麓茅坪和中心地区茨坪,分别驻有两支当地农军,即袁文才、王佐两部。于是,他决定以地势险要的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核心区域。但既然这里原来有地方武装,就必须处理好与他们关系,有一种意见是把他们当作土匪剿灭。这时的主席军事知识虽很贫乏,但政治经验已十分老到,决定分先和平相处、后收编两步走。10月6日,主席与茅坪农军首领袁文才,在位于古城和茨坪两地中点的大仓村会面。主席当即送与文才离队官兵留下的多余步枪一百支,所提要求只有一个:在茨坪设立后方留守处,用于安置伤病员和储存物资。文才此前已入党,见主席并无吞并之意,不但答应所请,还回赠一千银元,并愿做盟友王佐工作。由此,部队在井冈山有了初步立足点。
  此后不久,随着南起失败消息传来,反对主席建军路线和军事策略的苏先骏、余洒度先后离队(很快又脱党),从而在客观上,减轻了主席领导部队阻力。有了自由指挥权,主席率部队在湘赣之间的酃县、茶陵、遂川等地游击,打土豪筹集给养。但当时,主席基本无军事常识,部队战斗力也很弱,不要说不敢与敌正规军交手,就连地主武装也能在遂川大汾偷袭得手。主席最困难时,能够控制的部队只剩下一个连百余人。好在有前面做袁文才工作的铺垫,王佐于10月27日,主动欢迎主席将部队带到了茨坪。不久,陈浩率领一营两个连,从茶陵得胜归来,被打散的伍中豪、张子清三营,也上山归队。
  此后经过训练整顿,工农革命军战斗力逐渐提高,并乘国民党内部唐生智与桂系间发生战争之机,打垮了茶陵、遂川两县地主武装,占领县城。这些胜利后来看来不算很大,但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井冈山农军对革命军的看法,袁、王主动要求接受改编,两部合编为第二团。期间,主席还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前身),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到2月18日,随着在新城战斗中,一举歼灭朱培德部正规军一个营,经过锻炼后的革命军战斗力达到了新高度。而为了处理被俘300名敌军,主席又制定了优待俘虏、去留自由政策。这一经典俘虏政策,为日后大规模瓦解国民党雇佣军队,奠定了最初基础。与此同时,永新、宁冈、茶陵、遂川四县党组织也逐渐开始公开活动,虽然还没有条件深化土地革命,却已多次发动群众与土豪劣绅作斗争。
  • 突突扁桃体A: 举报  2016-07-03 23:43:25  评论

    很多人,总是只盯着说把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之上。这种控制手段如果你只是用恐怖统治是根本无效的。对于低层的士兵要有安抚手段。因为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吃很大的苦才活得下来的。做手术都不用打麻药。你若使用恐怖手段只会把人逼到对立面去。现在那些废物宅男哪里,懂得这个道理。
  • 月后至龙: 举报  2016-09-13 12:25:59  评论

    评论 突突扁桃体A:谁说中共是靠恐怖手段统治军队的?不过肃反,火线杀人什么的倒是没少做,你思想左倾什么的,不要把现代人扯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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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19:14:06
  至此,主席用了5个月时间,逐渐把一支仅靠中共党员担任各级主官的雇佣兵性质正规军,基本改造成为服从中共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为未来的解放军注入了政治灵魂。但在当时而言,这支小部队因未经历过重大战阵,战斗力较差,还不能够抵挡敌人主力部队剿杀。站在历史高度看,这支部队缺乏具有统帅气质军事干部,无法胜任指挥千军万马取得革命胜利重任。只要看一看建国后从这支队伍里走出的将帅名单,就不难明白这个道理。这支部队出了元帅一名:罗荣桓,非黄埔出身,政工元帅。出了大将一名:谭政,非黄埔出身,政工大将。出了上将五名:宋任穷、张宗逊、陈士渠、陈伯钧、黄永胜,黄埔出身的只有张宗逊、陈伯钧,宋任穷则为政工上将。而从既服从党领导又有一定军事能力的伍中豪、曾士峨等几位黄埔生,日后喜欢亲自冲锋陷阵,并尽数战死沙场的表现来看,他们应该也非全面之才。
  于是,主席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老总、陈毅从三河坝带下来的南起余部。同样站在历史高度看问题,这支小部队藏龙卧虎,拥有主席所需要的杰出将帅。在开国将帅名单里,这支队伍贡献了三位元帅:老总、林总、陈毅,一位大将:粟裕,两位上将:杨至成、赵尔陆。最为关键的是:解放战争中东北、晋察冀热、华东、晋冀鲁豫、西北五大战略区军事主官中,林总和粟裕占了其中两位,而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实际指挥者,也正是这两位。
  那么,这支部队当时处境如何?又是如何映入主席眼帘的呢?事情还得从10月5日说起。从三河坝撤出的第25师,在潮州以东饶平县,与第20军3师余部200多人会合(其中就有主席三弟毛泽覃),得知了南起失败消息。面对强敌逼近,富有山地战经验的老总,建议部队沿粤闽边界向北转移(边界总是割据之敌最为薄弱地区)。10月10日,他们来到闽西武平地区,老总利用当地有利地形,打退了尾追而来的李济深部两个团,与之脱离了接触,并进入赣南,到达安远天心圩。这时,部队从2600人减少至1500人,还剩长短枪1000支、重机枪2挺。在此艰难时期,第25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却离开了部队。
  由于硕勋烈士是李鹏总理之父,现在正史说法是:组织决定由硕勋、士第去上海向党汇报工作。这样,连士第也沾光洗刷了“逃跑”恶名。而另有一种野史说,老总和主席一样,看中了这支部队,故意赶走部队原首长。但笔者认为,按正史说法,若真是组织决定,要去汇报工作的,应该是老总这样从三河坝刚加入的外来户,而不应该是熟悉部队的军政主官。按野史说法,老总一个外来户,怎么可能在短时期,架空原部队主官,把他们逼走呢?因此,真实情况应该就是,周、李二人失去坚持斗争信心,主动要求离队出走。所谓组织决定,可能是老总为稳定军心且保存他们颜面的一种说辞。
  但即使这样,主官离队还是造成军心严重涣散。关键时刻,老总挺身而出,召集全体军官开会,允许他们选择去留。结果,团级军官里只有73团指导员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愿意留下。从此,这支部队领导核心,就由他们三人组成。
  军官问题解决后,但士兵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于是,当部队在10月底到达大庾县城后,又进行了整编。首先建立了党支部(但未能建到连一级),其次将部队缩编为7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特务连,共800人。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那时弗朗哥的“第五纵队”还未问世),司令老总、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
  之后,纵队兵分两路,老总、陈毅率一部先在大庾筹款,后于11月初,北上崇义上堡。另一部则来到更北边的上犹鹅形,此地与井冈山南边遂川相邻,因而和大汾遇袭的秋起部队三营取得了联系。两路部队在上堡会合,进行了整训。具体内容为:整顿纪律,规定缴获要归公;整顿思想,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训练游击战术等。
  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在党史上合称“赣南三整”,堪与“三湾改编”比美。所不同的是,军队政治建设逊于“三湾改编”,但比“三湾改编”增加了军事训练内容。不管怎样说,这支原本军心不稳的南起余部,经过三整,焕发了新生。
  而主席从三营处得悉老总部队存在以后,又与被老总派来联络的三弟泽覃相见,就有了和老总部会师想法。但因当时尚未理顺与袁、王关系,所以只能等待。而当关系理顺后,老总却率部去了别处。欲知老总又去了何处,请看第十章《异国六大》。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忍不住还要谈谈广州起义得失。诚然,从统战角度看,应当拥张反李。但当时中共力量弱到了极点,有没有本钱跟人家搞统战,值得怀疑。因此,若真与张联合,一旦张败李胜,进入广州的李部,必然再次对中共大开杀戒。即使张胜李败,也不能排除羽翼丰满的张,仿效“四一二”,对中共血腥镇压。横竖是死,背约先手杀人,总好过守约后手被人杀。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四一二相比,发动广州起义是进步而非退步。起义烈士悲壮牺牲,要远远好过四一二死难者窝囊而死。所以,罗使、秋白应该检讨的,只是没有见好就收,通过劫库银支持农村革命,而不应检讨发动起义本身。而张发奎觉得委屈,那就让他委屈去,政治是从来不讲诚信的。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20:01:42
  第十章 异国六大
  老总之所以带队离开赣南,是因为冬季已至。对于没有根据地依托的游击部队,冬季是最难坚持的季节。日后凡在高纬度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如东北抗联、深入南朝鲜敌后的北朝鲜游击队,都因为无法熬过酷寒冬季,最终遭遇失败。而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却因基本没有冬季,则能持续不断地坚持游击战。当时,老总部队还没有冬衣,找到依托的心情十分迫切。崇义、上犹农运基础弱,没有地方党力量,而作为南起余部,他们自己既没有发动群众经验,更没有这样的观念,不可能在此久留。
  处于草创阶段革命武装,可用资源往往就是领导者个人社会资源。主席的社会资源是办农讲积累下来的人脉,而老总的社会资源就是在滇军里的人脉了,正所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其时,老总在湘南郴县就有这样一条人脉——李济深第8路军下辖第16军军长范石生,便赶紧去函联络。这位范先生早几年曾很是阔过,中山授予他上将军衔,老蒋被他打过耳光。但好汉不提当年勇,他这时明显走了下坡路,只能把部队挂靠在南粤王李某帐下,而且还没有止跌回稳迹象。大凡当时的军阀,一旦运走背字,特别容易悲天悯地。这一是对比自己更惨的同类感同身受;二是人生无常,今天的落难者明天可能发达,帮人等于帮自己。
  所以老范见信后,忙派在隐蔽在他手下的中共党员韦伯萃赶来联系,“发出收购要约”。老总接到要约后,没忘记自己是名中共党员,立刻交由党支部讨论。所谓党支部,其实也就是陈毅、尔琢等几个人,当下便定出了内部自治、来去自由的先决条件。老范本就是借花献佛,帮老总这个朋友一把,为自己留条后路(他后来如不被暗杀,活到解放,那可真是一条大后路),自然全盘答应。老总遂率部离开赣南,开往湖南汝城安顿下来,成为第16军47师的140团,负责守备后方。这下,部队是衣食无忧、伤员得医、枪弹补足,而且领到了军饷。与主席在井冈艰苦奋斗相比,那简直是天壤之别。
  按老总想法,让部队在此休养生息够了(至少过了冬天),再和已经联系上的湘南地下党共图大事。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张发奎同李济深争当南粤王,作为李手下的范部南移韶关,老总也只得率部跟去。而广起爆发及失败以后,老总因在韶关收留从广州逃出的起义军200多人,真面目也暴露了。到1928年初,连南京政府都知道有这回事,刚刚官复原职的老蒋,迅疾电令李济深转老范,武力解决老总。老范既然已经做了好人,当然不会卖友求荣(既然已与老蒋结了梁子,估计即使卖友,也求不到什么荣),马上通知老总率部离去,还赠送现大洋五万作为路费,对上则说人已逃走。
  经过两个月补充和收容,老总队伍又从800人恢复到了1260人,而且按团的编制,军械装备焕然一新,又有了大干一番的资本。按先前与湘南地下党约定,老总打算就在湘南起事。有了老范大洋资助,部队不用沿途打土豪筹款,故不显山不显水从粤北来到湘南。1928年1月12日,利用当地党员胡少海宜章县士绅之子特殊身份,老总不费一枪一弹智取宜章县城。他们随即打出革命红旗,按中共广东省委以前给予的番号,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吸收修筑粤汉铁路的民工入伍,壮大了实力。不久,采用诱敌深入策略,第一师击溃了盘踞在乐昌的敌独立第三师(师长正是中共老对头许克祥),共歼一千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这次胜利让夏明震为首的中共湘南特委,看到了胜利曙光。他们赶到宜章与老总等商量,乘桂系与唐生智重开战之机,发动湘南起义。有正规军作“发火药”,起义很快遍及湘南十一个县,并又相继攻占了郴县、耒阳等五个县城。不过,当时国民党新军阀间战争持续时间,就像雷阵雨一样,极其短暂。到3月初,桂系李宣煊派出一个师袭击湘南,正在分散掠地的老总部猝不及防。这时,年仅20岁的林总,仅以所率的一个连,在地方农民武装配合下,于耒阳敖山庙和县城等地,创造出消灭敌军一个营、打垮一个团、吓退一个师的壮举。暂时稳定住了局势。
  然而,湘南作为修筑中的粤汉铁路途经地段,为兵家所必争,无论广东还是湖南军阀,都会持续不断派兵前来争夺。中共湖南省委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采取的对策,一是派周鲁去井冈山,调主席部队增援湘南;二则贯彻实施烧杀政策。
  特别员周鲁在传达临时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决定时,出了岔子,把撤销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说成了开除党籍,弄得主席只能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师长来指挥部队。好在主席于上年12月27日,挫败了第一团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团参谋长韩昌剑、一营长黄子吉四人团体,企图把部队拉到国民党方鼎英第十三军处,请求收编的阴谋。并在1月1日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将这四人全部处决。这时,接替主席任师党代表的何挺颖,坚决服从主席指挥,主席对部队控制依然强有力。
  也许有人会说,陈浩四人学的是老总手段,要投奔的方鼎英,同样和老蒋有矛盾。他们行为也属于暂时保存革命力量性质,应该罪不至死。但若对比一下他们的做法与老总有何不同,则可确认四人罪已至死。不同之一,老总是一军首长,有规划全军出路职责;四人只是主席麾下军事干部,职责只是带好队伍打好仗。不同之二,老总得知收编可能,先向党组织汇报;四人暗地活动收编事宜,瞒上又瞒下。不同之三,老总当时无根据地,急需找安全地方过冬;四人所在部队,已由主席定策,初步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过冬没有问题。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主席不杀四人,像对待余、苏一样,把他们送走。则以后打着种种革命旗号、设法瓦解革命军队的人和事,会层出不穷,这兵根本就无法带。所以,陈浩事件表明:即使并非出于反革命动机,只要不服从上级领导,在客观上危害革命事业,依然可以被作为反革命处决。日后肃反扩大化,就是按照这样一条潜规则运行的。
  当然,四人虽说不得不杀,却也是主席并非军官出身,无法让军中正牌黄埔生心服的缘故。而且,杀完四人以后,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里的正牌黄埔生消耗殆尽,这支队伍里基本丧失了未来出优秀将领的基因,迫使主席日后严重依赖老总队伍中将帅之才,也是一个不争事实。而在当时,主席一来不看好湘南地利,二来也确实没有多大军事实力。因此,对省委命令阳奉阴违,3月中旬,仅仅进至酃县西部,就停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静观湘南局势发展。
  • 突突扁桃体A: 举报  2016-07-03 23:55:09  评论

    说穿了就是这些人实在是在山区呆不下去生活太苦了,后来毛泽东一再批判流寇主义,警告他们不要总是想跑到城市里去大吃大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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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20:03:12
  就在此前后,湘南特委执行烧杀政策,终于酿成严重后果。烧杀政策直接目的是,通过烧毁湘粤大道(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京广铁路)沿线五里宽民房,造成湘粤两地敌人沿此线无补给和住宿条件。间接目的是,让沿线居民失去房产,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加入革命。如此策略和历代盗匪逼百姓入伙如出一辙,必然遭到原本中立甚至同情革命的那部分人民强烈反抗,等于是逼迫他们站在国民党一边,实在是既愚蠢又凶恶!出此恶招的人,与其说是为革命着想,还不如说是破坏革命。而老总一班人,明知此举荒唐有害,却认为那属于地方党组织职权范围,即使作为革命军人,也不能妄加干涉。
  老总很快为这种不正确认识,尝到了苦果。3月21上午,夏明震等在郴县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解释烧杀政策意义时,包括夏本人在内的主席台全体干部,都被愤怒的农民杀害。只有当时的夏夫人、日后的陶夫人曾志,见会场气氛不对,提前退席溜走,才成为一名“革命的幸存者”。实施重大政策之前,开大会向群众宣传解释,确实是中共一项优良传统。记得八十年代粮油调价,单位以及学校都要数次开全体大会宣传,老师、辅导员之类还要来宿舍听取意见,如此反复数月才真正调价,的确缓和了群众情绪。但宣传解释也要分场合,像烧杀政策这样的事情也宣传解释,不等于是在跟人家说:“我要把你们家产全部毁坏,这样做积极意义很大,甚至对你们自己也有莫大好处。”这样白痴的事情,就算放在群众积极性最高的文革,估计结局也同样是群众冲上台把人打死。而且,毛主席知道了,还会站在群众一边说,死者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故意离间党群关系。
  当时中共领导政策水平不如主席,所以,夏某等死者遂被认定为遭一小撮混在群众中反革命暴徒袭击而牺牲的烈士,在忠烈祠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参与袭击的群众,则被陈毅带来的部队驱散。当然,这些人可以很快逃到敌占区去了,并没有对他们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此次事件表明湘南民心已经转向国民党一边,以老总一千多人正规军,想外抗湘粤国民党五个师正规军,内慑千千万万反水农民,根本没有可能。
  于是,从4月1日起,老总和尔琢率正规军撤出耒阳,陈毅率湘南农军、地方干部及家属,从宜章、郴县、资兴等县撤退。两路人马将近万人,一路东行,因有主席井冈山部队接应,于4月22日撤过酃县以后,摆脱了敌人的尾追。从此,朱、毛两部会师于井冈山。
  从上犹初遇到最终上井冈,老总部队经粤北、湘南,看似绕了一个大圈子,实质成就显著。他们不仅在老范那里补足了武器弹药,更一度染红了湘南一大片,部队人数从八百骤升至一万,即使剔除拖家带口的湖南农军,至少也上升一倍以上。而在湘南加入队伍的开国将领,就有大将黄克诚一名,上将四名:邓华、萧克、杨得志、朱良才。除政工大将克诚,而且很快被遣回湘南,没在老总系统内生根之外,四员上将基本都属于能征善战类型。加上原先二帅(和主席一样,老总本身不列入统计范围)、一大、二上,老总系共有二帅、二大、六上,全面超过秋起主席系的一帅、一大、五上。
  而那时主席额头上,并没有写着“伟大领袖”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在朱、陈、王三驾马车眼里,也只不过是只被中央拔掉毛的“前凤凰”,没啥了不起。所以,主席要把自己的建军思想,从本部扩展到老总部,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思想交锋。井冈会师也并不如正史里所写那样和谐。
  不过,这些还非当时中共要务,当时中共最大事务,是尽速召开六大,理顺党的领导层关系。既然说到理顺,便说明领导层关系并不顺,而领导层关系之所以不顺,更与当时中共面临的严酷形势有着极大关系。
  严酷形势主要表现在暴动连续失利和白区危机四伏两个方面。暴动连续失利(即使如主席、老总这样在农村站住脚的,在中央朝野眼里,依然属于失败之列),前面或详或略皆已讲过,现在着重讲白区危机。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党的重要机关经常遭破坏,领导人不断被捕牺牲。从1927年7月起,陈延年(6月26日、7月4日)、赵世炎(7月2日、14日)、陈乔年(1928年2月16日、6月6日)相继在上海被捕牺牲(括弧中前一个是被捕日,后一个是牺牲日),原因或是叛徒被捕后出卖,或是租界密探跟踪。
  中共当然不能坐以待毙,遂由在苏联受过特工训练的总理,于1927年11月组织起了特科。特科最先设置总务和行动两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以合法手段保释被捕同志、安抚烈士家属等工作。行动科就是著名的“红队”,负责镇压叛徒,武装营救同志、保卫领导等工作,首任科长就是顾顺章。
  因为有“红队”的威慑,一般叛徒闻风丧胆,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但到了1928年4月15日,竟然发生了霍家新、贺治华夫妇叛变事件。霍、贺夫妇是由总理大胆提拔起来的特科总务科新干部,贺还曾在欧洲与老总结为夫妇,是电影《红樱桃》女主人公原型朱敏生母。这两人在西欧和苏联潇洒惯了,对上海艰苦地下生活十分厌烦,利令智昏之下,竟然想到利用工作中所掌握的350多名同志名单及住址为筹码,与租界巡捕房交换五万美元和两张出国护照。但巡捕房接到会讲德语、英语的贺某告密,却并不相信。为证明确有其事,贺某竟丧心病狂,决定兔子先吃窝边草,出卖同住一个机关的中央常委(1927年11月中央扩大会议上增选)、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以取信于巡捕房。
  因为贺某一口咬定了亦农同志,巡捕们早到半小时晚到半小时,亦农总是在劫难逃。但恰恰因为贺某与巡捕房在讨价还价中,耽误了那么一点时间,却无意中又给几十年后中国人民留了一条出路。此话怎讲?此话还要从小平同志那里讲起。就在巡捕赶去抓捕亦农途中,小平正在与亦农联系工作。等他办完正事,从走出机关后门不到一分钟,巡捕已把前后门都堵得水泄不通。也就是说,未来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只要晚走一分钟,就跟着亦农提前向马克思报到了。与上次冯玉祥礼送出境相比,小平这次离死神更是仅咫尺之遥。但命运之神如同1927年9月9月保护主席那样,一如既往保护了小平同志,从而让这两位伟人在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能够先打左满舵、后打右满舵,终于把中国这艘航船驾出激流险滩,迎来灿烂似锦的美好前程。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20:04:05
  六天之后的4月21日,亦农同志在龙华英勇就义。但叛徒也没得到好下场,小平脱险以后马上向总理报告,总理立刻分析出霍、贺夫妇嫌疑最大。到4月24日,特科终于从巡捕房内线那里,确认了这对夫妇的叛徒身份。于是,红队于4月25日对他们实行密裁,当场打死男叛徒霍某,并夺回了名单。尽管贺某最终没被打死,但没了名单无法作祟,遂带着一只瞎眼,回家乡四川苦渡余生去了。
  形势危急若此,秋白却不思调整,依然我行我素,推行冒进策略,其行为当然招致中共干部群众不满。同时,由于广起的失败,罗使、纽曼被国际召回,太雷也已牺牲,秋白在党内事实上已无坚定支持者。遭秋白打压而失去权力的陈总和国焘,都在利用自己人脉,策划反对秋白行动。国焘甚至已经在同陈总商量,要将两人所能掌握班底拉出来,重组为工农党,不再加入国际,只与国际保持友党关系。
  而在当时中共重要干部之间,除路线方针之争外,尚有因恋爱问题导致的意气之争。事情要从蔡和森、向警予这对革命夫妇说起,由于丈夫和森古板和刻苦,活泼多情妻子警予与彭述之发生了婚外情。到1926年1月,和森从北京回来,这段地下情浮出水面。于是,应和森要求,陈总专门召开中央会议解决此事。处理结果是,警予与和森被派往莫斯科,以便隔断向、彭联系,创造向、蔡重归于好机会。但向、蔡间缘分已尽,到了莫斯科最终还是分手。大革命失败后,警予于1928年5月1日在武汉英勇就义。蔡、彭从此结下冤仇。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在去莫斯科路上,同行的立三为减轻和森痛苦,让自己夫人李一纯负责安慰和森。不料安慰过程中,和森与一纯竟然有了恋情,后结为夫妇。立三和和森从此成为情敌,也就发展成为政敌。而留在上海的彭述之,竟与从北京来的罗亦农夫人陈碧兰发生恋情,进而结婚。于是,亦农与和森成了同一条战壕战友,共同对彭作战。但亦农本人也非谦谦君子,不久竟乘贺昌在莫斯科工作之机,与其妻诸有伦公然同居,贺昌与亦农当然又势不两立。至此,由一个向彭恋引发出了蔡彭、李蔡、罗彭、贺罗四对矛盾。而除此之外,党内同志间尚有瞿秋白夺沈定一之媳杨之华,张太雷夺施存统之妻王一知,赵世炎夺颜昌颐之妻夏之栩,陈乔年夺刘仁静之妻史静仪之事;就连立三被夺走的妻子李一纯,也是在更早之时,从主席大舅子杨开智那里夺来的。
  尽管与这些人相比,总理对失去生育能力的邓大姐不离不弃,堪称圣人;国焘与发妻杨子烈相守一生(但中途也在川陕,与女红军杨岳卿同居,后杨遇敌空袭牺牲),也算得上是完人;但毕竟都非当时中共高层领导主流风尚。难怪乎当广起失败后,太雷遗孀王一知与少奇夫妇同住一处招待所时,少奇原配何宝珍这位后来面对国民党屠刀能够坚贞不屈的女同志,竟因少奇对一知(他俩原本熟识)有所劝慰,不顾暴露党的机关严重后果,悍然服毒自杀(未遂)。这实在是被当时党内这股歪风逼出来的。
  这股歪风当然不会仅仅局限于个人之间,而一定会蔓延到党内政治斗争之中去。用郑超麟话来说就是,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因为如果爱人被同志夺去,即使自己能诉诸理智,将个人私事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却很难避免对该同志发生反感。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也会站在他的反对方一边;自己本就站在他的反对方一边,则更会加剧反对程度;而自己本与他一致的,也可能要慎重迟疑。所以说,此等不良风气对于白色恐怖摧残之下的中共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并成为日后延安整风要反对的重要小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之一。
  而苏联和国际虽然对中共这些内忧不会看得那样清楚,但毕竟有所感知,知道这样发展下去不行。为了解决党内纷争,更好控制中共行动方针,国际建议中共从速召开六大。但在白色恐怖的城市里,开个“八七会议”尚且千难万难;农村革命根据地又不成气候,无法充当会场。可以说,中国国内没有一个能让中共领导者们畅所欲言,充分交流思想,确定新行动路线方针的地方。对此,秋白主张会议地点放在澳门,而其他人又主张放在香港。但国际认为,这两处都不便直接引导会议方向,更不利于会后的一些组织措施,便以赤色职工国际四大和国际六大分别将于1928年春和夏在莫斯科举行为由,请中共就在莫斯科开六大。
  于是从五月上旬开始,除罗迈、弼时留守国内,提升小平当中央秘书长,帮助他俩工作外,其余中共领导们齐集上海,纷纷坐商船经东北中苏边界前往莫斯科。为防止秋白刻意打压反对派,也为更好地控制反对派,国际直接出面邀请陈总、国焘、和森、述之、罗章龙五人出席六大。除陈总与述之顾虑会被扣留(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拒绝出席之外,其余三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而秋白作为当权派,一心以为仍能获得国际支持,对总书记一职在六大上被扶正充满信心,也欣然就道。
  当时,张作霖与老蒋作战过程中疲于奔命,已到殒命前夕,对小小的中共无暇顾及。从理论上讲,六大代表只要离开上海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但他们忽略了另外一个因素——日本特工。总理、大姐夫妇也确实在大连,遭日本水警厅盘问,而且已经被说破真实身份。但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让中国内部各派力量鹬蚌相争,他们好渔翁得利,最终没有逮捕总理夫妇,只是采取点穿身份的手法示威且示好。此后,途经其势力范围的中共著名领导,如国焘、秋白等,也相继有过与总理相类似的经历。
  不管路上有何波折,到6月中旬,所有代表都平安抵达莫斯科。为了保密,代表们被直接送到了位于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会场。6月18日六大开幕,出席代表84人,另外尚有一些承担大会秘书、行政工作的中山大学留学中共党员参加旁听,他们代表四万名中共党员。参加会议的还有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和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联共(布)代表、意共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而此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布哈林受老斯委托,先行召开预备会议,特意听取与秋白政见相反(其实就是与国际政见相反)者意见。国焘当仁不让,作了长达三个小时(包括翻译时间在内)即兴发言。他比较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共合作利弊,评价了国际与中共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批评了秋白执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要求纠正错误。当然,会打小算盘的他,也乘机就秋白诬陷自己在南起中假传停止起义“圣旨”一事,为己“申冤”。
  • yanggugang: 举报  2017-10-09 21:04:46  评论

    在当时,爱情自由是一种风潮,一般来讲,参加革命的先行女子,对于女权的追求是我们现在有点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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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20:04:48
  国焘发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激起方方面面反响。当时,布哈林与老斯虽在苏联经济建设问题上已出现严重分歧,行将成为政敌,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们立场尚比较一致。经与老斯商量,老布在秋白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致开幕词以后,代表国际作了长达九小时题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基本答复了国焘所代表的中共反对派提出的问题。关于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报告里既没有表示国际对中共指示完全正确,也没有判定陈总领导下中共所犯错误是因为违反国际指示,却承认历任国际驻中共代表犯了很多严重错误。报告承认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不能提供有力支援。报告严厉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没有点秋白名,还以调和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国际正确路线下团结起来。报告强调反帝的重要性,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应该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未来革命政权应与小资产阶级分享(这些论点被日后抗日统一战线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所证实),为此不主张过分反富农。报告没忘记承认,国际确实发过阻止南起的电报,虽未解释发电原因,却也用事实为国焘洗清了“冤屈”,从而为他个人政治地位得到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
  该报告对秋白产生了极大压力。6月19日,在代表中央作的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政治报告里,秋白大量引用列宁语录,批评陈总和国焘政治主张,并为他所领导的临时中央方针辩护。但是,他既拿不出显著事实为自己论点辩护,而且其马列理论水平,也被担负大会秘书工作的王明、博古一班中山大学培养出来的“秀才”,讥讽为“半瓶水”理论。而报告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错误,没有明确今后路线方针,更引起多数代表不满。
  这种不满很快就表现了出来。当秋白向大会提交负责审查报告、提案和起草决议的各组委员会名单时,大会以名单里没有包括反对派同志为由,否决了这份名单。秋白也清楚,这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不得不退出会场,向国际求援。国际派出四名资深代表,既对大会施加一定压力,又对名单作适当修改,才使名单通过。
  经此一闹,国际也认识到,秋白已失去中共党员们信任,要维护他领导地位,只能吸纳国焘等反对派进入领导核心,实施集体领导。但国焘与秋白都向米夫表示,接纳对方就如打碎的瓷杯重新补接那样,极不自然。国际见状,只能“冷冻”秋白与国焘,另行制定中央核心。依照国际意思,最好是在中山大学留学生里选择翘楚,扶上领导岗位(几年后,也确实那样做了)。但当时客观条件还不具备,只能采取折中路线。
  具体方法是,在大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会(主席依然当选中央委员,仍可在井冈山上被称作为毛委员)以后,国际打破由上届政治局提交政治局候选人名单惯例,来了个越俎代庖。待这份七人名单获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后,国际立刻宣布以后不再向中共派代表,而改为中共向国际派代表,常年驻扎莫斯科,并建议政治局里最重要两人:秋白和国焘,出任代表。同时被留下的还有:陈总得力干将王若飞(出任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以及邓中夏、余飞(出任中国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这样一来,政治局里回国工作的五位委员:苏兆征、向忠发、项英、总理、和森,便自然成为常委,国际又建议工人出身的忠发为总书记。
  至此,国际又于不动声色之中,结束了瞿秋白时代,陈总、国焘、秋白这三股可能影响新中央施政势力中的核心或骨干人物,都被扣留在苏联,无从在国内发挥政治影响(陈、彭如来,肯定也会被留下)。按国际设想,在新中央里,总理(负责军事)、和森(负责宣传)都非全面之才,忠发、兆征、项英更是工人出身,政治才能有限,操纵起来十拿九稳。但没料到,在政治局候补委员里还有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而忠发表面庸碌,其实也有些江湖歪才,日后两人合流,竟会斗胆一度摆脱国际控制,形成著名的立三路线。
  当然,国际花大本钱要中共在莫斯科开六大,目的并非仅限于改变领导层。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共认清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确定比较切合实际的新政治路线。借助于一系列决议案,中共六大明确指出:当时中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并且确定了革命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既然当时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自认为吃透精神的和森,回国后便按自己理解,开始贯彻六大精神。按这样的六大新精神,除了停止在城市里搞无意义的飞行集会外,如朱毛这样引人注目的红军大部队,也应该就地分散游击,以避免被敌军无休无止的会剿所消灭。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为朱毛红军捏一把汗。要知道主席和老总是怎样抵制这种指令的,请看第十一章《朱毛磨合》。
  本章结束之时,笔者想谈的是风光一时的秋白。借了主席身后的平反东风,秋白也重新成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但若翻看秋白被捕后写的《多余的话》,不仅主席认定是向敌人摇尾乞怜,就连熟悉他的郑超麟也认为,那是心存敌人不杀、押赴南京长期监禁的幻想。而笔者在全文阅读秋白绝笔之后,得出的结论也是:秋白作为书生,心里在想苟且偷生,却不敢承担向忠发那样叛变以后仍难逃一死的最坏结局,因而只在绝笔里暗送秋波,决不愿直接挑明。由此可见,秋白对共产主义信仰也不坚定,只是因为当驻苏记者的机缘,让他看到有在政治上出人头地的机会,才加入的中共。此人其实是在投机革命。
  当然,同样也有投机性质,为何国焘能够几起几落,秋白只能昙花一现。笔者认为,这是与秋白靠当首长(鲍使、罗使一类国际代表)翻译登上总书记大位,对国内外大势毫无洞察能力,毫无团结和放手使用国焘等党内能人的容人之量(哪怕是暂时的)所致。如果说1928年之前,他借助不光彩两面手段,把陈总、国焘等人直接降格为普通党员,而对表面逢迎其路线者则予以重用,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行为,尚可推脱系罗使授意的违心之举。那么,1928年前四五个月里,如出一辙的手段,甚至不是国际直接邀请,都不让陈总、国焘、和森等人参加六大,便足以显示其心胸狭窄。因此,仅就政治权谋而言,若国焘可算政客,秋白充其量就是像“五杠神童黄总长”那样的,靠讨好老师起家而却得不到同学拥护的学生小干部。这也就是一旦群众(党内)意见极大,他被领导(国际)抛弃的根本原因。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22:59:50
  第十一章 朱毛磨合上
  中共六大于1928年7月11日闭幕,代表们连做准备带路途上所耗时间,回到国内总要快到9月光景了。之后,还需要与国内同志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算起来,真正贯彻落实发动群众、保存实力的六大精神时间,总要在10月以后。如果说,秋白当政期间,是在消耗中共存量资源,而且是极其粗放地浪费存量资源。那么,六大精神宗旨则是,不但要停止这种不切实际的资源浪费,而且还要积聚新的资源。这一阶段所作秘密工作,对后面几年意义最大一项,就是在国民党各派系军队里开展士兵运动。日后在各路红军在与敌军激战之时,有多股国民党军弃暗投明,加入红军,都要归功于此时中央决策。
  当然,按和森领悟的六大精神,像朱毛领导的红四军那样,已被敌军注意到的较大规模红军,应该化整为零、分散游击。但通过分析国民党报纸上消息,六大中央断定红四军处境尚不十分危险,故并未急于对这支十分珍贵的军队贯彻六大精神。然而,到了1929年1月底,敌人竟在报纸宣称:红四军被迫离开井冈山奔往赣南,在大庾县城损失惨重。这时,六大中央终于坐不住了,由总理执笔在2月7日给红四军发出了著名的“二月来信”,要求主席与老总离队,并将部队化整为零,以保存革命实力。
  在叙述主席和老总对“二月来信”态度之前,必须把他们之前在战斗中相互磨合,离开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情况,补叙清楚。朱毛会师以后,首先面临的是部队供给问题。老总在滇军里滚打多年,早就看出井冈山这块根据地范围太小,用于暂时躲避强大敌人可以,却无法养活一支强大人民军队的严重弊端。此前,他之所以没有立刻率部来与主席会师,重要原因便在于此。但既然被逼上井冈山,也不得不考虑上万人吃饭的现实问题。经过分析发现,八千多湘南革命者里,没有作战经验的农民占了一多半,此外还有不少地方干部及家属。主席认为,这些人对井冈山军事斗争没有帮助,经过与老总等人商量,决定从1928年5月下旬,除留下青壮年“可造之才”外,动员(其实是遣返)其余人员回湘南原地闹革命。
  日后的黄克诚大将,因眼睛近视,也被列入动员回乡人员名单,任第二游击纵队司令。结果,所率“部队”还没到达家乡山区,就因副司令叛变而全军覆没。黄大将本人死里逃生后,在山里潜伏了一段时间,随后辗转长沙、南京、上海等地寻找党组织。好不容易在上海找到组织,又受命到唐生智部、老蒋嫡系第二师等处搞兵运。直到1930年2月,才被派回湘鄂赣苏区,重新加入红军。黄大将属于运气好,也有些人脉,尚且如此颠沛流离。那些没怎么出过家门、在大城市没人脉的革命者,估计回到湘南,就等于一脚踏入鬼门关,为革命事业作牺牲了。类似牺牲(尽管也是有意义的),在六年后的中央苏区长征、三十三年后的困难时期职工返乡、五十年后的国企职工下岗分流等场合,还将反复出现。
  卸掉包袱后的红四军,共编成四个团:老总嫡系为第28团,湘南农军精华为第29团,主席嫡系为第31团,井冈山本地袁、王部为32团,合计六千余人。这是一支比较精干的部队,先后在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地,多次打败江西朱培德敌军进剿。但是,朱、毛两部官兵之间,特别是主要领导之间,在政治、军事观念上的分歧,并未在短时期里得到解决。主席的政治建军观念,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老总却不以为然,他还是认为,能打胜仗的军队就是好军队,党不必管得太多。结果,28团不服从党关于调枪支和子弹给31团等兄弟部队的指示,军阀作风残余依旧。而老总对井冈山军事价值的评价,前面也已简略叙述,且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当时的主席同样死抱着从《水浒传》里学来的“梁山经验”(其实,《水浒传》作者没有军事经济学常识,以至于毒害了主席这个“军盲”),“井冈情结”不改。一心推行以井冈为中心的波浪式向外发展战略,不肯离开湘赣边界,另寻适合红军大力发展的根据地。就这样,主席这个“军事瘸子”和老总这个“政治瘸子”,在互不信服中艰难携手前行,等待着实践对他们各自错误行为作出鉴定。
  首先被检验出来的,是老总的错误。当年7月间,在老蒋协调下,屡遭失败的朱培德,与湖南何键联手,改进剿为会剿,向井冈山进攻。红四军应敌之策是,由老总率28、29两团,出击实力强劲的湘敌吴尚第八军后方酃县,调动其回援湖南;由主席率31团,在永新境内以游击战牵制江西敌军;由袁、王率32团,固守井冈山。老总率部于7月中旬占领酃县,本已达到调动吴尚目的,应该返回边界地区。但是,于6月30日到井冈山传达湖南省委向湘南发展决议的特派员杜修经,与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杨开慧堂弟)共同提议,乘势执行湖南省委决议,向湘南进军。正史为老总脸上贴金,说他进行了反对,只是因为29团已擅自行动,怕他们孤掌难鸣吃亏,遂带领28团跟了上去。但按老总不愿在井冈山扎根、要选择一块更好根据地的思路推理,其实,他也是主张去湘南的积极分子。
  7月23日,两个团来到了郴县。一打听,原来此地已成为大恩人范石生第16军的后方基地。老总想起老范的好来,打算遵守互不侵犯协定,引兵他往。但杜特派员不干,质问老总,是服从党的领导,还是服从哥们义气?老总无奈之下,只好下达攻击令。后方基地的守军战斗力向来不会很强,没费什么劲就拿下了郴县,缴获极其丰厚。但这也惹恼了老范,他立刻率领主力前来拼命。老总于公于私都没有接战道理,遂命令部队东撤资兴。哪晓得29团官兵捞足了大洋,竟想向南回宜章老家,去和老婆孩子团聚过日子,一声唿哨全都散了(这群人革命动机严重不纯)。只有一营营长萧克强令身边一个连坐下不许动,再加上团长胡少海、团党代表龚楚控制了点直属人员,这才为1600人的29团保存了200来人的“根苗”。当然,那些动机不纯的“革命者”也没能过上幸福生活,还没回到家乡,就遭遇地主武装截杀,结果是人亡财失,外加进不了忠烈祠。相比之下,坐下不动的那些战士,无论将来牺牲在革命漫漫征程上,还是随部队活到新中国修成正果(比如著名的杨得志就授了上将,晚年还当上了总参谋长),结局都比跑掉的要好得多。他们可真该谢谢萧营长。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23:00:56
  老总未经大战先失一个团,且湘南革命基础早在此前消耗殆尽,再无群众响应,只得灰溜溜向东撤退。8月18日,他们攻占桂东县城。23日,闻讯而来、由主席亲率的31团一部,同他们会合。从主席口里得知,进攻永新的赣敌,突然于7月底发生内讧。如28、29两团会师井冈,完全有可能向北发展,与7月22日平江起义后形成的平江、浏阳革命根据地联成一气(不过,由于湘江、赣江的阻隔,联结后的根据地,仍是易受敌人分割的长条形)。这一进一出,不知差了多少。
  损失还在扩大。因为湘敌屯驻酃县,部队只能向东南,绕经老总上年进行上堡整训的崇义、上犹,再回井冈山。路过崇义时,因为28团还没把支部建到连上,2营营长袁崇全图谋拉队伍往赣州投敌。幸被参谋长王尔琢带领林总的1营,把受骗部队劝回,但尔琢却被叛徒开枪杀害。此后部队继续回师,在9月13日攻克遂川县城,活捉并处决了袁叛徒,总算替尔琢报了仇。
  然而,因为绕道耽误了时间,边界根据地实力空虚。湘赣两敌于8月间各出一部,乘虚大肆蹂躏。一时间,永新、莲花、宁冈三县地方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员与骨干牺牲惨重。到8月30日,湘敌已攻至著名的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只要攻破此处,井冈山核心地带就要遭受浩劫。关键时刻,31团团长朱云卿找到一门破旧迫击炮,修复后利用仅有的三发炮弹对敌轰击。三发炮弹里两发受潮,只有第三发正中敌军要害。但就是这一发,使敌人误以为有炮的28团赶回来了,遂连夜撤逃。在中共军事史的关键时刻,因重武器导致敌军判断失误,这是第一例,但并不是最后一例。事后庆幸不已的主席,专门写下著名诗篇《西江月?井冈山》,在文革时期读小学的网友,人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笔者在此就不抄录了。
  庆幸归庆幸,对于造成失败的责任人依然要处理。9月26日,部队回到井冈山后,老总、陈毅都被留党察看三个月。而杜特派员回省委后被严肃批评,党组织慢慢就不理他了。他到抗日战争时虽重新入党,但很快又与组织失去联系,单枪匹马在家乡发展了些党员。因为《毛选》里点了他的名,解放后,当地党组织只承认他发展的党员,却不承认他本人党员身份。但主席倒是在六十年代初,在长沙见了他一次,文革中也没人把他怎样。到八十年代,此老第三次入党,并最终活到101岁。
  利用老总等人在察看期里没有发言权的机会,主席狠抓队伍政治思想工作,对党员重新登记,并把营级干部林总和伍中豪,分别提升为28团与31团的团长,颇见成效。10月间,湘军阎仲儒的一名营长毕占云,率所部126人投奔红军,被编为特务营。这位老毕同志本是四川一名绿林小头目,被官军收编后辗转来到湘军,本没有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参加革命纯属受营内地下党影响所致。但他为人忠信本分,虽因能力差,职务提不上去,却从未动过脱离革命念头。就连随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也依然沿路要饭回延安找党。这样的人,因为与人无争,又是主席故旧,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从未因出身不好而挨整,1955年得授中将,1977年在河南省军区副司令任上辞世。在是非纷争的革命队伍里,竟得一生平安。可见,出身不好也未必与挨整划等号。而在老毕上山之前,还有一位朱培德部营长张威,因赌博输光军饷,为避杀身之祸,也在莲花县地下党策动下,率全营加入红军。
  红四军得了这两支生力军,对八月失败的军事损失也算聊有所补。到了12月中旬,平江起义后建立起来的红五军,除黄公略率一部留在浏阳、平江一带坚持游击外,彭德怀(以后简称彭总)、滕代远率主力800余人,也来到井冈山会师。该部也是红军时期第一方面军中流砥柱之一。虽因黄公略、邓萍、彭雪枫等重要将领,陆续在战斗牺牲,能为新中国贡献的,只有元帅一名:彭总;上将两名:彭绍辉、李志民。但在当时,也算完全弥补了“八月失败”造成的军事力量损失。单就这一点来说,彭总就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替代贡献。
  当然,红五军上山也不全是贡献,在当时,至少使主席军事观念的错误,变得更加明显。这是因为湘赣两敌又一次会剿也随之而来,而井冈山核心地区人口不满两千,根本无法供应五、六千军队粮食。所以,根据地指战员们不得不从山下宁冈、永新、遂川三县挑粮上山,著名的朱德扁担就出自于这一历史阶段。如今的中高级干部到中央党校井冈山干部学校学习,都要挑上两箱矿泉水,从茨坪沿石级走上黄洋界,亲身体验革命先辈创业艰辛,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在当时,挑粮上山,意味着根据地选址失误,意味着革命事业无法壮大,也就意味着等强大敌人之间争斗结束后,革命事业很可能夭折。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到了1929年1月4日,湘赣两敌再次会剿风声越来越紧,据可靠情报,来敌在三万以上。于是,边界前委在宁冈县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破敌良策。经过连续四天激烈讨论,终于决定:以三分之一兵力加根据地群众,在井冈山与敌周旋;而以三分之二兵力向敌后运动,争取调动进剿之敌回援后方。至于向哪个方向的敌后运动,会议上又有三种意见:湘南、湘鄂赣和赣南。因为八月失败惨痛教训,湘南很快被否决;因为红五军不久前没站住脚的事实,湘鄂赣接着也被否决。而剩下的赣南,却让与会者发现优点竟有六项之多,而且江西省委早就推荐这样做了。于是,主力出击赣南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说到主力,首选老总嫡系28团,其推彭总嫡系红五军,新近上山的老毕特务营、张威独立营,也比较剽悍。相对而言,主席嫡系31团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根基,没见过大的战阵,但在井冈山呆的时间最长,适合充当留守部队。可最终结果却是,红五军与32团留守井冈,主席率31团与28团及毕、张两部出击赣南。一贯坚持井冈山斗争的主席,为什么突然要求率队下山,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个别观点甚至认为主席贪生怕死。但只要认真回顾一下朱毛这大半年的磨合过程,就不难理解主席此时的良苦用心。
  应该说经过磨合,主席对老总这支部队战斗力和他个人军事能力,都有着高度认可。剩下要做的,就是把这支部队改造成与31团一样的、纯粹党的军队。而老总那边恰恰相反,他对主席政治主张和军事能力都不认可,始终想的是快点下山另图发展。可以说,朱毛此时关系,酷似老师在追逃学的学生。由于“八月失败”时,“学生”(老总)差点逃学成功。所以,这一次“学生”出门,“老师”(主席)无论如何得贴身紧逼。只是那样的话,留守任务只能交给刚刚上山的红五军了。好在彭总生性就是迎难而上,二话不说就接下了任务。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23:01:52
  下山之前,主席特意将袁文才从32团团长提升为红四军参谋长,随主力一起行动。这项人事变动源于六大文件对处理土匪关系的规定,规定要求对土匪首领按反革命首领看待,一律加以歼除。大敌当前,主席当然不能把这条规定套在袁、王身上,却也怕有文化的袁得知文件精神后思想发生动摇,进而影响王佐。所以,把他带走,半是保护、半是防范。
  部队于1月14日下山,开始几天还算顺利,走常来常往的遂川、上犹、崇义路线,于1月23日不战而得赣粤边界上的大庾县城。由于朱毛都估计敌人还要三天时间才能追来,便边打土豪改善生活,边坐下来讨论是否与追敌作战。28团党代表(从31团交流过去)何挺颖和团长林总,坚决主张就地同敌人干一仗,有不同意见的人见状不再坚持。此议从表面上看,是28团领导要打一仗,但从何与主席之前、林与主席之后关系看,应该就是主席的意见。而且,若是主席没有打一仗的倾向性意见,只要拉起部队走就行了,何必展开讨论呢?主席用意很明显:此地离开井冈山已有一段路程,只要一仗打胜,就可宣称打痛了敌人,率部一路往回游击,设法与井冈山留守部队里应外合,打破敌人会剿。
  然而,在具体部署作战方案时,却出现了很不合理的安排。区区3600人部队,并没有攥成一个拳头,通过大量派出侦察人员提供的敌情,用伏击战方式杀伤敌人;而是被分成三、四个部分,分别对赣、粤之敌警戒。其中留在大庾县城的,只有军部和特务、独立两营。这样布置,分明就是等着挨打,但挨打后又不至于全军覆没。鉴于主席那时军事战术水平还处于扫盲阶段,如此布置,只有可能出自老总之手。那老总又意在何为呢?很简单,想要打个败仗,但不能败得太惨。打了败仗,便达不到将敌人从井冈山调回的目的,部队只能继续向处于深远敌后的赣南、甚至赣闽边界运动,这样便彻底离开了井冈山这块做不大的根据地。而开辟有做大前景的根据地,没有相对强大的兵力不行,所以,部队不能败得太惨。
  事态果然向老总预料方向发展,仅仅一天以后的1月24日,赣敌负责尾追的五个团里,李文彬旅三个团攻到了眼前。由于老总指挥作战不够细心的老毛病发作,未按在敌占区应派侦察兵原则行事。结果,损失远远超出老总预期:何挺颖负重伤,赌徒营长张威在出县城时阵亡。那位张营长有赌博恶习,估计在未来漫漫革命征程中,未必能经受得住考验。此时阵亡,使他得以位列革命烈士之中,免去日后许多麻烦,也就算了。而何党代表则成为了无根据地作战受害者,因抬担架同志无力摆脱敌人追击,终至被弃牺牲。四十多年后,这笔账竟被陈毅记到了何当时搭档林总身上,实属无聊。
  既然战败,主席也无法再提回井冈之事,只能由着大家沿赣粤边界,向东一路亡命而去,老总图谋至此得以实现。然而,无根据地依托的长距离转移,必然充满艰险。老总欲通过玩火把主席调往赣南,势必玩出火星,面对追兵同样束手无策,只能走一段是一段。到1月31日,走到赣粤闽三省交界处寻乌县(日后主席在此写下了鼎鼎大名的《寻乌调查》)时,下山前总结的去赣南优点开始显现。这里有了组织健全的地方党组织报信带路,当地县委书记古柏(日后主席在中央苏区四干将之一)给红四军指了个暂时安全的地方——罗福嶂山区。但祸不单行,2月1日在离罗福嶂仅数十里的圳下村宿营时,老总不细心毛病再犯,部队在拂晓撤岗准备出发时,突遭赣敌刘士毅部偷袭。老总本人因长得像伙夫,侥幸逃脱;但他的第四任妻子伍若兰却不幸被俘,最终带着腹中老总骨血在赣州就义。
  也就在此前后,井冈山核心地带也失守了!去过井冈山的人都知道,此地地势险峻,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五大哨口,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次为了坚守,还特地在前阶段挑粮上山储备给养,而会剿敌军也无多少重武器,何以失守得如此之快?原来,敌人也在动脑筋,他们吸取上次黄洋界上炮声隆的教训,花80块银元收买了一个当地人,找到一条能绕过黄洋界的小路,一举杀入小井。当然,井冈山山深林密,大有回旋余地,红五军和32团战斗员损失有限。彭总与王佐商量以后,决定自己带红五军去赣南找红四军,32团则就地与敌周旋打游击。真正遭殃的,一是无法行动的红军重伤员,他们全都惨遭杀害。二是井冈山老幼和平居民,逃脱不及者死了很多;无法搬离的房屋,也全被烧毁。如今在井冈山大搞红色旅游,山民因此获得了一点经济实惠,也可以看作是党对当地人民支援革命的一点回报。
  此时的红四军仍按原计划进入罗福嶂山区,于2月3日在此召开会议,讨论今后行动方针。针对部队屡屡遭袭,大部分人意见是部队分散,主席尽管反对,但孤掌难鸣,反对无效。具体商讨下来,红四军兵分两路:28团和特务营(独立营已取消编制)为第一纵队,林总任纵队长,陈毅任党代表,老总随其行动;31团为第三纵队,伍中豪任纵队长,蔡济民(陶夫人曾志的第二任丈夫)任党代表,主席随其行动。这样的分兵说得好听点,是分散敌人注意力,但本质上就是宣布:会师十个月的朱毛正式散伙。这样做,当然最对早已怀有“逃学”心思老总的胃口,却使革命武装力量更为弱小。尤其是站在主席角度考虑,一来违背了自己下山不让老总“逃学”初衷,二来在流动作战危险环境下,31团生存能力明显不如28团。
  尽管如此,主席此时却表现出了大政治家风范,并未将问题实质点出,反而提出另一项看似无用的议案。主席提议是,停止红四军军委(书记是老总)职权,由前委(书记是主席)直接领导所有部队里党组织。老总想了想,觉得只要分兵成为事实,军委领导还是前委领导,都只是一张空头支票。为了安慰主席,便和大家一起投了赞成票。
  但老总这次失算了。分兵以后,老总领第一纵队走在前面,主席率第三纵队紧跟在后,寸步不离。一纵吃饭,三纵跟着吃饭;一纵宿营,三纵跟着宿营。这样连续沿赣闽边界走了六天,分兵方案始终不能成为现实。而且,由于老总想甩掉主席、主席又不让甩,两个纵队越走越快,客观上倒将尾追的刘士毅部甩下了一天路程。到2月9日,他们结伴来到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拥有雄厚游击战功底的老总,一眼看出此处地形有利于打伏击战,索性决定两纵合兵,对尾追敌军拼死一战。胜可扭转局势,败再分兵不迟。
  • trkz8729: 举报  2016-07-06 13:00:22  评论

    跟着屁股后面走有耍赖的嫌疑,大事不拘小节就是这个意思么
  • ty_128892344: 举报  2017-06-03 09:37:08  评论

    评论 trkz8729:站在主席角度考虑,一来违背了自己下山不让老总“逃学”初衷,二来在流动作战危险环境下,31团生存能力明显不如28团。你不认识字???主席站在保存革命军事实力的角度,通过领导2个纵队的党组织获得跟随权不是一片苦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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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6 23:02:48
  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这天下午,敌军被引入伏击地段。主席深知此战对革命军队及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关键意义,基本不摸枪的他,竟也提枪与警卫排一起冲锋。老总更是身先士卒,猛冲猛打。在他们带领下,红四军指战员无不舍生忘死,对敌实施猛烈打击。战至次日下午,全歼被围敌军一个团,共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人,缴缴获步枪八百支、水旱机枪六挺。敌人未被包围的另一个团逃往赣州。
  大柏地战斗是决定中国革命形势走向的关键性战斗。它一举打掉了敌人始终紧跟不舍的追兵,敌军就此再也不敢以低于一个师(六千人枪以上)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尾追。红四军分兵游击外部压力不复存在,就此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力。而展望以后中央红军全部历史,该战斗还一举确立了这支红军的基本战法,即利用侵入苏区敌军信息不灵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对其一部实行伏击歼灭。在第五次围剿老蒋实施堡垒封锁之前,这种战法屡试屡中,成为战胜敌人的不二法宝。
  此后,红四军重新合兵一处,向西北方向行军,在李文林接应下,进入了他创建的东固根据地。东固根据地因为最初无正规革命军队为支柱,没有条件实施井冈山根据地公开武装割据模式,便采取以游击队驱逐地方反动势力的秘密割据模式。这种模式与本世纪初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最初在农村里,不公开打革命旗号,只暗中剥夺警察管辖权,团结当地人民,利用当局瞒上欺下弊端,实现事实上的割据,十分相似。由于当时这块根据地还没有公开打出革命旗号,红四军停留时间不能很长。但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官兵得到了充分休息,三百多名伤病员也得到了妥善安置。轻装上阵的红四军,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这时,主席已经知道井冈山于1月底失守的消息,而且也自行认识到,井冈山根据地因湘江、赣江两条无法徒步涉的大河阻拦,向外发展十分困难(例如,因为赣江阻隔,他们对离井冈山不远的东固秘密根据地,竟然一无所知)。所以,他不再主张恢复井冈山,而同意了老总早就提出的另图发展建议,
  红四军于2月25日,重新向赣闽边界进发。3月14日,他们击败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旅郭凤鸣部,乘胜于次日占领长汀县城。在长汀休整期间,主席通过阅读从国民党邮局里缴获的报纸,得知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两派军阀准备为争夺湖南地盘厮杀。主席据此断定,国民党暂时无力进攻红四军,遂于3月20日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建议经营赣南、闽西,创设新的革命根据地。主席的建议,本来就是老总思之已久之事,于是很快形成决议。之后,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奋战,红四军先后攻占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城,帮助这些地方建立起党组织,赣南革命根据地初步成形。
  回顾1929年1月14日以来朱、毛分歧,应该说,两人都有一定的错误和局限性。但总体而言,都是功大于过。先说老总:大庾之战,为了造成不能回井冈客观事态,欺负主席不懂军事战术,故意做出错误部署。结果,非但导致连续失利,甚至连中央都被惊动,发出了“二月来信”。但话又说回来了,若不是主席执拗的井冈情结,老总又何必出此下策?而在罗福嶂主张分兵,与4天后的“二月来信”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对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好在主席使用“赖皮”策略以后,老总幡然悔悟,利用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指挥大柏地战斗,一举扭转了被动局面。再谈主席,本来与老总一同下山,意在尽快回到井冈山,十分缺乏军事经济眼光。但当老总打算“逃学”之时,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对扭转危险局面居功至伟。同时,当他实地体验了赣南更为有利的革命基础以后,也能够改弦易辙,最后主动提出了老总当初想说却说不出口的主张,从而将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就在形势由危转安、一派大好之时,4月3日,中央“二月来信”终于辗转送达了转战到瑞金的红四军。前面已经说过,总理代表中央执笔写信之时,红四军形势的确危急到了千钧一发之时,中央那时要朱毛离队、部队分散,也算是一种应急之策,谈不上瞎指挥。但时过境迁,这封指示信的精神显然过时,若再要强行贯彻,显然就是瞎指挥了。主席当然不是蠢人,经4月5日召开前委会议,对来信认真讨论后,根据会议精神复信中央,表示不能同意中央意见。中央接到复信之后,因为形势已经大为好转,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眼看一场来信风波就已过去。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主席所犯井冈情结错误已遭纠正,但老总对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抵触情绪,一如既往。既然没能从主席手掌心里“逃学”而去,自树一帜,老总便进一步动起了新的心思。他想利用职业军人对党的绝对领导天然抵触情绪,干脆通过民主形式,先把主席前委书记选掉,再让主席离队赴苏学习。凑巧的是,负责携带“二月来信”和六大文件的特派员刘安恭,曾与老总在欧洲及对四川军阀杨森统战工作中两度共事,同老总很有共同语言。特派员与军长相结合,再加上陈毅敲边鼓,主席显然势单力薄。要知道主席怎么应对新的挑战,请看第十二章《朱毛磨合下》。
  在结束本章之前,笔者还想再谈大庾之败。老总作为滇军宿将,此前此后均不见他如此排兵布阵,显然是故意求败,但主席生前却从未捅破过这层纸。以主席日后的军事知识,并不难看透老总这套把戏,且主席并未在所有问题上,对老总错误都百般袒护,如八月失败就常常提及。不深究大庾之败原因,究竟何故?真正原因是老总手段虽不够光明,目的却在于实现出兵赣南决策,完全光荣正确。主席若挑明老总故意求败错误,一势必牵出自己当时死抱“井冈情结”,不愿开拓赣南新根据地的错误。二势必有人会问,主席当时为何不进行斗争抵制?则又要暴露主席当时属于军事菜鸟,并非军事专家的内情。由此可见,朱毛磨合初期,由于主席缺军事、老总缺政治,只要两人共同指挥军队期间犯下错误,便很难归罪到老总一个人身上,否则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主席生前为保持在军队中的崇高威望,选择与老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属出于无奈,却使这段党史变得迷离扑朔。而老总则因为日后基本无独挡一面的作为,在正统党史里,基本形成了开国领袖群里很少犯错误的闪光形象。
  • gubusun: 举报  2016-01-21 14:46:06  评论

    拔出萝卜带出泥---分析的很到位啊,除去朱毛身上的神秘、神圣的光环,看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 突突扁桃体A: 举报  2016-07-04 00:42:59  评论

    @gubusun 你以为你自己又是天纵奇才的吗?也正是因为愚味的群众需要这种人,他们不得不充当这种角色。而且两个人后来合作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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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09:08:41
  第十二章 朱毛磨合下
  不同于周鲁、杜修经这样的过客式特派员,刘安恭是中央正儿八经派来参加红四军工作的,必须作出合理安排。这时,赣南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红四军力量大增。就像一家小企业突然壮大,老板有些手忙脚乱一样,强调党管一切的主席所领导的前委,对大量具体事务难以应付,遂索性恢复临时军委,让安恭当书记,帮助分担事务。
  但出乎主席意料之外,安恭当了军委书记,不替主席分忧,而是跟主席争权。他以书记身份向红四军军委建议,取消前委领导军委制度,由军委统辖红四军,前委则改管地方工作。应当说,临时军委成员中对加强党的领导持有不同意见的大有人在,安恭建议竟然获得通过。见后院起火,主席在5月23日取得攻占龙岩城、歼敌一个营胜利以后,于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前委会议,要求取消临时军委。安恭当然不干,反过来指责主席有家长制作风。本来躲在幕后的老总也跳到台前,公开表示支持安恭。一场激烈的路线交锋由此开始。
  主席健在时,党史站在主席立场上,将这场斗争定义为反对旧军队习气和极端军事民主化。但为了顾及老总面子,没有把深刻反映此次路线斗争的《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一文收入《毛选》。主席身后,该文公开发表,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但有些学者却把斗争性质,重新定义为老总反对主席的党内家长制。那么,这场路线斗争究竟孰是孰非呢?笔者认为,真理掌握在主席手里。主席所坚持的,是要使党对军队的指挥如臂使指,一旦党组织作出决定,想调人就可以调人,想调武器就可以调武器,指哪打哪。从日后项英、总理、博古一干与红军毫无渊源人等进入苏区,可以立刻把作为实权派人物的主席排除出决策层的事实来看,主席的确是按这种思路打造军队的。而主席日后取得并确保党的领袖地位,也是基本依靠政治手段。至于军队,他的原则是自己不用,但也不让对手有机会用。
  但在当时,对于老总以下职业军人来说,主席推行的这一套,肯定会让他们感觉被捆住了手脚,十分不爽。然而,因为找不到直接反对理由,他们便利用合法手段,从划分军委与前委职责入手,抓住主席在前委里独揽大权事实,指责他搞家长制。其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要求:只要是党作出的决定,不管党在决策时使用的是民主制还是家长制,军队都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因此,党内决策家长制问题,显然属于更高范畴的政治路线问题,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应该无关。然而,老总等人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笔者觉得也应当分析清楚。笔者认为,在中共与敌人力量对比处于弱小之时,党的领导也必须集权而不能分权。否则,力量耗散之下,将会一事无成。继中国革命之后,东南亚各国革命武装斗争历史也证明:凡能够形成坚强核心的,如越共,最后能够夺取政权;无法形成坚强核心的,如缅共、泰共、马共,则不能夺取政权。
  由于老总、安恭等人巧妙混淆了两个层次的问题,湖雷会议并没能作出取消临时军委的决议。于是,待红四军于6月7日歼灭敌暂编第2旅一部,攻占上杭县白砂后,又于6月8日,在该地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主席采取与安恭PK的战术,提出若不取消军委,就辞去前委书记的意向。由于主席政治份量要比安恭大得多,白砂会议终于以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决议。但5张反对票里包括朱、刘两票,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而此时,就连伍中豪、曾士峨、罗荣桓、谭政这批参加秋起的31团干部态度也不够明朗,唯一坚定支持主席的,只有第一纵队长林总。白砂会议后,他给主席写了信,并很快刊登在《前委通讯》上。
  对于林总这个态度,如今主流观点都认定,他是投机讨好主席,搞政治赌博。但笔者还是要重复一遍,那时主席额头上并未写着“伟大领袖”四个金字,林总也无未卜先知特异功能(若有时,也不会落得全家葬身荒漠的悲惨下场),何来投机赌博一说?林总站在主席一边真正原因,要从他家庭出身里寻找。林总不是孤身一人来到革命队伍,而是随一个家族,一起来参加革命的。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林育英,都是建党初期入党的资深革命者和林总的领路人。这样的家族背景,决定了林总是“体制内”人,他的党员色彩要比职业军人色彩更为浓厚,更容易接受主席的建军路线。同时在心理上,也会对同为“体制内”领导的主席更为亲近,而与职业军人出身的“体制外”半路革命者老总相对疏远。当然,林总作为战术指挥天才,看到老总略逊一筹的指挥能力,不由自主“产生彼可取而代之”想法,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
  林总的信一刊出,主席和老总相继予以回复,也一并公开发表在六月期《前委通讯》上,双方观点针尖对麦芒,互不让步。主席在信里依旧坚持:不纠正错误路线,就还要辞去前委书记一职。这实际是将PK升级,对手改成了老总。面对这种情况,陈毅等人拿晋楚两大国对立、郑国等小国为难来打比方,努力劝阻双方不要PK,但并未收效。红四军党组织只能在6月19日,第三次攻占龙岩城、消灭敌第1混成旅主力2000多人以后,于6月22日在龙岩城内召开七大,彻底解决朱毛之争(当时敌强我弱,只能打一次胜仗开一次会)。参加大会的有全体前委委员、连以上党代表以及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五十多人。按照主席事先预测,党代会参加人数只比前委扩大会议多十来人,那次通过取消临时军委决议是36对5,而且林总也支持自己,31团又是自己嫡系,拥护自己的力量一定占多数。
  然而,会议结果却让主席大跌眼镜:不但主席提出的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主张未被明确写入决议,而且会议给予主席严重警告处分、老总警告处分,各打了五十大板。对主席来说,最为致命的是落选前委书记。当然,老总与安恭也未选上,当选者是做和事老的陈毅。主席就此失去了对红四军领导权,而且还不是被上级撤职,而是被下面同志选了下来。
  主席这次政治斗争失利,倒不是对手多么老谋深算,而是他自己在没有做到知己知彼的情况下,贸然以辞职相要挟,连续与老总、安恭进行PK的必然结果。说实话,得理不让人是主席政治生涯里贯穿始终的缺点,而在他政治生涯早期,表现得更为明显。正是主席这种不听从我的路线就要辞职不干的要挟式摊牌,让前面提到的伍、曾、罗、谭这批31团骨干,在关键时刻也没投他的票(否则,主席日后也不会向胡志明抱怨,31团的人不支持他;在这些人传记里,也不会对这段历史讳莫若深)。而仅有林总支持,远远不够。这次政治斗争失败给了主席深刻教训,从此以后,关键时刻再祭出要挟法宝时,他都要先摸一摸拥有表决资格委员的底,如对己不利甚至会推迟会议召开。但林总却从反面吸取经验,只要在工作中与人发生分歧,便屡屡使出PK杀手锏。他先后PK掉了彭真、罗瑞卿、贺帅、小平等中共要员,一度成为PK王。但最后在与张春桥PK时,被主席判定为是与自己PK,从此失势,直至万劫不复。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09:11:20
  当然,吸取教训的前提是东山再起,当时成为边缘人物的主席,只能在7月8日携已成为新夫人的贺子珍,与蔡协民、曾志夫妇及谭震林、江华等,赴闽西上杭县蛟洋,代表前委指导当地工作,并等候在上海的中央再行安排工作。期间,他又感染上了疟疾,一度病情严重。幸而得到林总派来的警卫部队保护及送来的现洋资助,才转危为安(直到林总身败名裂以后,主席向身边人员回忆起此事,依旧对林总带有感激之情)。
  而中央在4月间从报上得知红四军化被动为主动后,赶紧又发出“四月来信”,信中意思倒与主席在4月3日给中央信的基调相仿。来信还要求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政治局召开的军事会议,并具体汇报红四军工作。来信到7月份才送达红四军(若4月时,执行中央“二月来信”指示,此时“四月来信”将投递无门),前委于7月29日,在主席养病地蛟洋召开紧急会议。照朱、刘意思,这个差事由主席承担,正好开门送客,来他个有去无回。但主席学他曾经崇拜的曾文正公,念起《挺经》,只要中央调令不来,坚决不走。况且,他此时身体也确实不宜出远门。无奈何,一向对老总言听计从的陈毅被抓了差,单独去上海汇报工作。陈毅临走之前,做了一件对他一生政治生涯都极其重要的事情:请求主席代理前委书记一职。尽管主席在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接受,请与不请一个样,都将是老总代理前委书记。但态度决定一切,主席虽对陈毅政治立场不满意,却就此认可了其人品。终其一生,主席尽管不时敲打陈毅,但从未把他往死里整过,最终还拖着有恙之身,出席了陈毅追悼会(虽然也是政治需要,但主席若对他没有一点认可,也会选择其他手段发出政治信号)。
  这时中央核心层又发生了变化,六大后一度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蔡和森,已于当年年初被总书记向忠发定为右倾分子,排除出政治局常委会,低调前往莫斯科出任驻国际代表。由于和森到莫斯科后,从未公开向国际申诉,也未私下与同在莫斯科的国焘等人说起;立三、总理生前从来闭口不谈,只有郑超麟这样的中层干部道听途说;所以,和森被贬斥的详情长期无人知晓。而近来一些经过严格审核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已经把和森被贬的原因定在了忠发身上。可以这样推定,六大结束不久后,国际六大紧跟着在1928年7月17日召开。大会确定了反右倾基调,会后立刻在各国共产党里推行,这当然与和森所理解的“暂时退却积蓄力量”的中共六大精神相抵触。但和森是个书生,不懂得变通处理,于是就被忠发定为右倾代表,黯然下台出国。立三可能因在贬蔡行动中反右倾有功,一举进入常委会,成为忠发的得力助手。
  陈毅从厦门转香港到达上海,已是8月下旬。此时,立三还未炙手可热,忠发一贯抓大放小(他的能力仅限于此),军委这一块由总理主管。而陈毅还没来得及向总理汇报工作,就出了军委秘书白鑫叛变的大事。
  8月28日下午,到白鑫夫妇所在机关,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的彭湃、颜昌颐(就是被赵世炎夺妻的那一位)、杨殷、邢士贞、张际春五位要员,连同白鑫夫妇一起被捕。因为身体不适未来开会而逃过一劫的总理(每个劫都能逃过,运气真好!),赶紧组织营救。通过在国民党机关里内线杨登瀛,总理掌握了五名被捕干部将于8月28日被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情报,同时搞清了白鑫夫妇叛变事实。8月28日一早,总理亲自带队,装扮成电影摄制组,在枫林桥准备劫囚车。但那时总理也不够细心,没有提前检查枪械,结果导致枪械上的油脂未及擦清而无法击发,眼睁睁看着囚车开过。失去了这次机会,被捕同志便再无生路。8月30日,除张际春之外,其余四人在龙华英勇就义。当然,叛徒也没能逍遥法外,经过周密布置,特科队员于11月11日晚11时,在白鑫出门欲逃往欧洲时,将他一举击毙。
  陈毅向总理报告红四军情况,与总理处理白鑫事件同时。那时的总理,肯定深刻感受到中央在上海的危险处境,已经萌发了把中央撤到农村根据地的想法。而实现战略转移,就不仅要在农村取得军事胜利,更重要的是这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必须极端服从党的领导,而不能以种种理由与党讨价还价。因此,尽管陈毅在五万字报告中偏向老总一方,但总理还是理所当然地支持主席主张。总理、立三他们支持主席的原因还有:主席是一大代表,和他们一样,同是“体制内”人;而老总虽也是由总理介绍入党,但毕竟是地方军阀底子,属于“体制外”人。遇到“体制”内外之争时,胳膊肘岂能向外拐?
  陈毅本也是“体制内”人,做老总跟班属于迫不得已,见中央态度如此,弯子转得飞快,马上加入由立三、总理和他自己组成的起草小组,亲自执笔替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来信除了宏观上肯定先农村后城市的革命方针、对红军任务和战术进行指导外,着重支持了主席观点。来信中说,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是不可动摇的,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前委权力,为极端民主化作掩护。来信要求,朱毛都留前委工作,主席仍为书记,但今后不要再以对立形式互相争论。
  考虑到刘安恭与主席的对立态度、陈毅与老总的密切关系,总理决定把安恭调回中央,并让陈毅去其他根据地工作。然而,陈毅十分珍惜在红四军积累的政治资本,宁可当面向主席检讨错误,也一定要携带《九月来信》回红四军工作。10月中旬,他终于携信回到红四军。历史证明,在不牺牲生命的前提下,陈毅这个选择,让他由普通副部级干部,上位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当然,中央来信并不一定是圣旨,已经实权在握的老总,也可以向主席学习,回信“据理力争”,不执行来信精神。但问题是,老总因为反对家长制,自己也不能对红四军指挥自如。陈毅走后,老总曾率红四军主力向闽中前进,试图渡过闽江去浙赣皖边游击,以便彻底甩掉主席。但走到8月下旬,因受反动地方土豪武装阻挡,再加道路险阻,受极端民主化思潮影响,老总被迫决定返回闽西。尽管在回师路上,红四军于8月29日在漳平东北的溪南,歼灭闽敌暂编第1师第1团;30日进占漳平,再歼敌军1个营。回到闽西后,又取得9月21日又一次攻占上杭、歼敌2000多人的胜利。但是,对老总领导能力的质疑,依然层出不穷。为此,老总又于9月底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八大。不想会议开了三天,人多嘴杂,极端民主化倾向更加严重,搞得老总束手无策。到10月13日,老总接到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命令,便于10月19日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不料,广东方面敌人力量强大,时为第二纵队司令的刘安恭,竟于次日在战斗中牺牲(这下也不用调回中央了)。老总既失去了得力帮手,又连遇战事失利,更为势单力孤(主席后来经常说,老总有野心却拉不起一支队伍来,即是从这里有感而发)。而就在此时此地,陈毅回到了红四军,他带来的《九月来信》,正好给了老总一个台阶。于是,老总同意请回主席,并率部经大坪、石正,再转赣南寻乌、安远,于11月23日回到闽西长汀。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09:12:15
  这以后,经陈毅出面行三顾茅庐之请,主席于11月26日,回到了红四军前委书记岗位上。这时的闽西根据地已经相当巩固,于是,经过几周从容酝酿,红四军九大于12月下旬,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这次会议以“古田会议精神永放光芒”而著称,会上一口气作出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等八个决议案,将主席的一整套建军思想,全面贯彻到了红四军当中。而且不久以后,在中央协调、推广下,各地红军都照着做了。这样一来,主席额头上隐约闪现出了些金光,在红四军中威望则全面盖过老总,真正做到了说一不二。老总见大势已去,也主动臣服,从此再未与主席为难过。
  当然,臣服于主席的对手未得善终者,大有人在;依旧保有“显爵高位”者,更是凤毛麟角;而老总就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位。主席自己讲过,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老总差点断送了主席锦绣前程,却有何德何能仍蒙主席青眼有加呢?事情还得从主席与老总的能力互补上去找。
  老总其时政治素养比军阀高不了多少,但军事素养尤其是军事战略眼光,在红四军内首屈一指。只要老总愿意贡献个人才华,就能做好主席的军事顾问,主席在军事常识上的任何疑问,都能从这位顾问那里找到答案。让主席满意的是,老总不需要主席专程请教,而只须通过军事会议上讨论,就能一点一滴、潜移默化地将军事知识灌输到主席心里,使之十分自然地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部分。更为可贵的是,凡是已经变成主席思想、用主席自己语言表达出来的军事原则,老总从不追索原创权,只是默默地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大厦”添砖加瓦。这便是主席在战争年代,尽管剥夺了老总实际兵权,却始终给予老总各种崇高军事头衔乃至政治地位,让他有资格参加所有最高军事会议的真实原因。
  老总保有“显爵高位”的其他原因,则与他的能力缺陷有关。其一便是,主席的评价:虽有野心却无能力拉起一支队伍,主席捧他捧得放心。其二则是,他的军事学价值,只被主席认可且只对主席有用。别的政治领袖,如博古、洛甫、总理、国焘、少奇,或自己也有军事顾问,或根本看不到他的真实价值,或没有对军事常识进行再加工的能力。所以,主席不怕他跳槽反戈。以上所有原因,造就了“朱毛”这个永载史册的历史名词,但各中缘由还需我们后人细细体味。
  朱毛磨合成功,为红四军成为一支中共最为坚强的军队奠定了基础。他们很快又于1930年1月,粉碎了赣闽两省之敌的“会剿”。接着,又首次采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术,在2月24日、25日进行的水南战斗中,歼灭敌独立15旅约4个营。
  在此期间,彭总和滕代远率30团残部300余人从井冈山突围以后,于1929年4月1日在瑞金与红四军主力会合,改编为第5纵队。随即,于4月11日回湘赣边界恢复根据地,并在5月2日回到宁冈,与由王佐32团改编的红四军第6纵队并肩战斗。但由于斗争环境残酷,到7月中旬,两个纵队实力仍只相当于5个连,被迫合编为第5纵队。到了8月,应湘鄂赣边特委要求,彭、滕率第5纵队前往铜鼓、万载一带的湘鄂赣边根据地(也就是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地区),与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黄公略部会合。并于9月2日,重新合编为红五军,共有长短枪1300多支,重机枪2挺。之后,红五军通过一系列战斗,到1930年3月下旬,湘赣边、赣西、湘鄂赣三块苏区日益得到巩固,孤悬其间的只剩下一座吉安城。
  也同样到1930年上半年这个时间段,由“八七会议”掀起的武装暴动,经过大批共产党人深入农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数年艰苦奋斗,在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十一省,都取得了或大或小成绩,由流动性很大的游击区,逐渐形成了一批巩固的根据地。除朱毛彭部之外,取得比较显著成绩的地区有:
  第一,贺帅从潮汕撤退到上海以后,随即于1928年1月,以湘西北特委委员身份,与特委书记周逸群一起,经武汉达到洪湖地区,发动了年关暴动。之后,他们于3月初,回到湘西老家。通过号召贺帅亲属与旧部起兵,不到半个月,就建立起一支三千人、七百枪的革命队伍。这以后,周仍回洪湖地区领导暴动,贺帅则在历经坎坷之后,带领部队于1930年7月也到达洪湖苏区,两军合编为红二军团,湘鄂西苏区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第二,赣东北的方志敏、邵式平、黄道,从1928年2月的20多支枪开始,发展成了一个三营、三连的满编团,并形成以弋阳九区为中心、纵横各100公里的赣东北苏区。
  第三,分散在大别山区的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片根据地,已隐约出现互相呼应、连成一气的良好势头。
  第四,在派往广西的小平领导和协调下,广西反蒋实力派俞作柏、李明瑞支持配合下,百色起义于1929年12月11日爆发。起义部队组成红七军,控制了右江地区十五个县,在广西形成了一个大的根据地。
  此时所有根据地红军总兵力,已达主力部队约7万人、地方武装近3万人。罗使与秋白所播下的种子,至此渐渐开花结果。但因被指责为拔苗助长而丢掉总书记宝座的秋白,继续在莫斯科运交华盖,根本没有收获果实的资格。
  摘果子者另有其人,他们便是忠发和立三。欲知他俩如何摘果,请看第十三章《立三路线》。
  在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要谈的是主席对待政治挫折的态度。建党之初,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党员,如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一旦遭遇政治挫折,便愤而脱党跳槽。结果,痛失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机遇,抱憾终生。主席则不然,他不管上级不理解还是下级不理解,受挫之后坚持留在“体制内”,总结经验教训,静待日后东山再起机会。由于中国革命在夺取胜利征程上,的确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而主席又确有克服各种困难、处理各种危机、整合各派山头的卓越能力。因此,他练就的“挺功”,不仅帮助他挺过个人事业中难关,而且还为革命作出了独到贡献。看来,在当今的职场,只要自身的确具备能力,所在企业又具有远大前途。在遭遇暂时挫折之时,不妨也学学主席,在坚持自己主张同时坚守岗位,相信效果应该好于赌气式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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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11:38:46
  第十三章 立三路线
  自从1929年初赶走和森之后,忠发就让与自己一样好大喜功的立三取而代之,成为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由于总理有才却无问鼎最高权力之心,向、李二人便一手垄断了中央大政方针决定权。
  到了1929年下半年,东北实力派汉卿在老蒋怂恿和支持下,决定无偿收回苏联继承的沙俄侵华特权——中东铁路路权。但最后遭遇苏联军事打击,非但没能如愿,反倒又丢失了黑瞎子岛(直到2009年,中国政府才通过边界谈判,收回该岛西半部分),史称“中东路事件”。尽管此举因东北军与当时中国并无足够军事实力,纯属鲁莽冒险行为,但毕竟是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主权的正义行为,深得普通民众支持。处于尴尬地位的中共,对此最好选择应该是保持沉默。可身为宣传部长的立三,却在忠发支持下,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当时还留在党内的陈总撰文提出反对意见,结果连同彭述之等四名追随者,于10月被中央一举开除出党。至这年年底,郑超麟、尹宽等多名思想立场与陈总接近的中级干部,也陆续被开除党籍,中共内部由此发生了一次小规模分裂。
  向、李作此决策,让中共暂时失去了中小资产阶级同情和支持,在大、中城市里革命工作一度受阻,却得到了苏联控制下国际的赏识。1929年10月26日,国际执委会给中共发来“十月来信”,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要求中共“必须尽量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混战,继续展开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应当极其注意公开的罢工斗争,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这个指示意在通过牺牲中共,以达削弱老蒋、汉卿实力、最终夺回中东路权。但这正好对了想快出政绩的向、李二人心思,立刻被奉为尚方宝剑。
  不过,那时各路红军实力还不够雄厚,而国民党派系之间正好处于休战期,向、李还没有强行推行左倾冒险军事路线条件。但到1930年夏,国民党各路军阀为争夺最高领导权,爆发了中原大战以后,他俩就兴奋得再也坐不住了。
  对他俩这种左倾盲动倾向,国际其实也不是一无所知,曾希望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的总理,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纠正。但向、李此时家长制作风已经炽烈。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因反对其左倾盲动,竟被他们赶出中央,到上海基层领导工运。为此,恽代英于1930年5月6日被捕,虽因没暴露身份暂免杀身之祸,但最终还是因此殉难。面对立三咄咄逼人之势,以及背后忠发撑腰打气,一向软弱的总理索性借参加联共(布)十六大之机,早早于1930年3月远赴莫斯科,远离是非之地。这下,立三就直接成为军委领导,国际牵制作用失效。
  立三控制军委后,于5月中旬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会议按照向、李意旨,将全国红军整编成17个军、2个独立师、1个游击军,连孤立在江苏中部的一支很小的游击部队,也被授予第14军番号,真所谓自我陶醉。
  向、李真的被陶醉了,而其中又以忠发为甚。当立三还含糊其辞地说“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来到我们面前”时,忠发直截当地声称:如果明天有几万人上街,就可说是革命高潮到了。当立三主张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着革命发展不平衡情况,以免下级发生“左”倾时,忠发则明确主张取消“斗争发展不平衡”说法,强调到处都有胜利可能。当立三强调现在实际上只是农村存在明显的革命高潮时,忠发表示,由于无产阶级斗争之兴起并正在发挥领导作用,城市斗争会更加尖锐。在这样的气氛下,政治局在6月11日,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也被称作《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已经到了,把以武汉为中心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作为党的策略总路线。
  不过,国际还有防止向、李发疯的第二道防线:东方部远东局。该局于1929年3月,抽调欧美国家共产党员在上海组成,名义上是指导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革命工作,实质上就是过去国际驻中共代表的复活。按规定,中共中央决议要经过这个机关批准后才能生效。
  6月13日,忠发派立三与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秘密会面,要求批准该决议。但罗氏看后表示怀疑,不同意下发。忠发闻讯后,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罗氏意见,然后再派立三、项英与罗氏会面。这时立三表示,客观形势不允许等待,中共要对革命负责,要立刻行动。但罗氏依然表示,该决议只能算做草案,绝对不能下发,否则由立三承担一切责任。
  见立三交涉无效,忠发亲自出马,以政治局名义致信远东局,指出搁置发表该决议,意味着把对中国革命的领导置于不顾。他还抓住罗氏在德国时反对德共领袖台尔曼,属右倾调和派的把柄,指责其一贯执行右倾方针,妨碍了中共对革命领导,也束缚了中共和远东局之间关系,要求远东局解除罗氏职务。与此同时,忠发决定即刻发出该决议。又据此于6月20日,批准了《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工作计划》,要求各路红军对敌或担任主攻,或施行牵制,共同完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任务。
  其中,交与朱毛红军的任务是,向赣北进军,力争攻下吉安、南昌、九江等战略要点,截断南京与武汉通过长江的联系。这时,红四军和由赣西地方武装升格的红六军、由闽西地方武装升格的红十二军一起,组成了红一军团。整个军团共有二万余人,由老总任总指挥,主席任政治委员。对于立三路线的冒险性,主席心知肚明,却也不能不执行。于是,一军团于6月25日从长汀出发,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北开进。7月18日兵围吉安,但次日便在敌援军到来前,主动撤出战斗。然后,于7月24日乘虚袭占樟树,25日渡过赣江,27日到达高安、上高地区,30日进到离南昌不远的万寿宫、石子夌一带。8月1日,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一支小部队,进到离南昌一江之隔的牛行车站,隔江向由鲁涤平集三个旅和一个警备团兵力防守的南昌鸣枪,纪念南起三周年,算是向中央交了账。之后,全军团便向西来到安义、奉新地区,筹款兼做群众工作。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11:41:33
  一军团搞了一次武装游行忽悠中央,但彭总的三军团却动起了真格。由于从湘鄂赣、湘赣边、赣西三块根据地得到滋养,红五军力量发展很快,到1930年6月初,总兵力已近一万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红五军于6月10日前后,在湖北大冶刘仁八村召开会议,决定以红五军为基础成立红三军团,下辖第5、8两个军。然后,于6月14日先后占领大冶县城和长江边重要码头黄石港(今黄石市),筹款2万余元。期间,彭总亲自操纵迫击炮,对游弋在长江中的日本军舰炮击进行反击,迫使日酋派使求和,大涨中国人民士气。之后,三军团利用贺帅率红二军团在武汉以北活动(其实只是和一军团一样,在外围游击,并无进攻武汉实力),国民党武汉行营急调驻岳阳钱大钧部2个师12个团,赴武汉加强城防机会,乘虚向西进军。于6月23日攻占通山县城,24日攻占崇阳县城,7月1日进抵岳阳附近,7月4日攻占岳阳。完成了中央赋予的切断武长铁路任务。
  两湖省城间交通中断,敌人自然不能容忍,旋即从武汉、长沙两地调兵联合反扑。彭总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际,于7月6日主动撤出岳阳,返回平江为中心的湘鄂赣苏区。经过两周休整,三军团借助内线作战优势,连续取得7月25日晋坑战斗和26日金井战斗胜利,粉碎了敌第4路军总指挥何键拼凑起来的7个团对平江的进攻。接着,他们以风卷残云之势乘胜追击,于7月27日攻入长沙,当日午夜控制全城。占领长沙期间,三军团共筹款30万元,并动员贫苦市民、郊区农民和俘虏兵共7000人参军,兵力增加到了1.7万人。
  彭总能够攻克长沙的直接原因,一是何键用兵失误,没有安排好长沙城防,就倾巢出动进攻距省城很近的平江(同样是兵力不足,鲁涤平就龟缩在南昌城里,没给一军团一点机会);二是彭总敢打敢冲不信邪(不知长沙地下党有无提供过情报)。此外,与中原大战正打到白热化、老蒋后方兵力空虚大背景,也有很大关系。即便如此,三军团也不过守了十天,到8月6日,便在何键疯狂反扑下被迫撤出。
  但得知长沙胜利消息的向、李却热情高涨。忠发在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署名社论,高度评价占领长沙意义,进而号召在上海、武汉、天津及全国各大城市中,发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政治总罢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之迅速到来。
  而在这时,国际回电认为中共组织基础薄弱,现在的暴动路线是盲动和脱离实际的。但向、李不为所动,又在8月1日和3日,两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忠发支持下,立三在会上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重点是集中各地红军,一举攻占武汉(其时,长沙还在红军手里)。然后,发动南京暴动、广州暴动,赤化南中国,迫使老蒋迁都北平。对于国际,立三也提出了非份要求:一是由苏联负责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中国工人,取道按立三要求苏维埃化后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外蒙古,向平津一带进攻。二是动员苏联放弃五年计划,转入战时状态,出兵进攻东北。如果日军前来干涉,就与日军作战。以此来酬答中共在中东路事件中对苏联的支持。按立三想法,只要集中苏共产党之全力,中国革命很快就会取得全面胜利。
  这份近似梦魇的“宏伟计划”报送到国际那里,以老斯为首的联共(布)领导怒不可遏。最让老斯愤怒的是,国际本是控制各国共产党、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而立三却非但不听国际指挥,反而倒过来指挥国际,进而指挥苏联,为中共利益服务。让老斯愤怒的第二个原因是,苏联最怕与帝国主义国家开战,从而遭致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围攻而亡国。立三却哪壶不开提哪壶,要让苏联与日本兵戎相见。让老斯愤怒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早已把外蒙定位成自己仆从国,并不承认它是中国一部分。当初,还为此否决了老蒋作的国民党以外蒙为基地南伐计划,从而种下老蒋背叛革命的远因。立三倒偏敢学老蒋,要代表中国把外蒙从苏联虎口中夺回去。当然,立三对中共自己在南方红军的瞎指挥,会毁掉中共刚刚攒起来的微薄家底,也是让老斯愤怒的原因,但那只是最次要原因。
  老斯电令远东局罗氏制止中共盲动行为,但忠发依然不听,还与罗氏大吵大闹,并直接写信给老斯请求支持。见所有遏制手段失效,老斯只得甩出杀手锏,下令停发中共活动经费。其时,虽说各路红军打土豪所得浮财不少,从长沙、岳阳这些大中城市里取得的资财更多。但绝大多数都要用于支持军队,少量结余则因不能通过银行系统汇兑,也无法安全送抵上海。所以,中央活动经费依然由国际(也就是苏联)提供。停了经费,机关租金、党员生活费都没了着落,革命活动很难进行下去。
  至此,善于察言观色的忠发知道自己惹下了大祸,便见风使舵,承认自己工作能力不够,请求辞职。但国际还不愿拿下自己一手栽培的忠发,便把责任全部推在立三身上,将“向李路线”硬说成是“立三路线”,迫使立三在9月初辞职。一场闹剧戛然而止。
  横跨1930年6、7、8三个月的立三路线,使中共党员人数由19万(从大革命失败后的1万多党员,发展到这个数字,成绩可以说是很大的)下降到11万,确实造成了很大损失。但这个损失主要是在信息传递较快的城市里,而位于乡村的红军损失并不很大。就拿江西的朱毛彭红军来说,二打长沙并非遵守中央命令,而只是红军自行决策。当彭总被迫从长沙一路东撤时,一军团正在安义、奉新一带。他们从报上得知,何键夺回长沙后,又拼凑出15个团,分三路纵队追击三军团,便迅速西进支援。8月20日,一军团在文家市(就是秋起主席初遇武汉警卫团的地方),包围攻击拥有五个团兵力的敌第三纵队,取得了消灭敌三个团又一个营、击毙纵队司令戴斗垣的重大胜利,迫使何键另两路追击军转身逃跑。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11:42:15
  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县东北永和市会师,决定成立红一方面军,老总任总司令,主席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彭总任副总,总兵力超过3万人。考虑到何键三路纵队已被歼其一,另外两路还在浏阳以东,总前委决定再攻长沙(并非执行中央指令)。部队于25日开拔,但这次何键没有重蹈覆辙,一听到第三纵队败讯,便连忙收拢主力。到29日一方面军兵临长沙城下时,敌军已进入坚固工事死守。
  红军从9月1日开始,先后对长沙发起两次总攻。但一则红军缺乏对坚固设防城市综合攻击能力;二则何键大肆屠杀红军攻占长沙时参加革命运动的工农积极分子达二、三千人之多(这便是立三路线造成的损失),城内革命力量已无力发动暴动作为内应;三则何键吸取教训,加固了城防并坚守不出。战至12日下午,红军被迫撤围,转至株洲、醴陵、萍乡一带休整和发动群众。攻城期间,为突破敌军电网拦阻,红军曾采用战国田单的“火牛阵”,但终因古今战场条件不同而失败。近年来有人说,这个主意是林总出的,但只要想想谁最喜欢读古书,就可知道真正出主意的人是谁了。
  9月13日,红军在株洲缴获了一些敌军档案,发现一份被敌人截获后翻印的中央于8月初给一军团的指示,要求“赤化全江西、封锁长江”(也可能是何键特意留下,好让红军回江西去)。对此,有人主张遵照中央指示,再去进攻南昌、九江。主席当时虽不可能得知忠发检讨、立三辞职、立三路线到此结束的消息,但凭借过硬的政治素质,判定此举不妥。经过讨论和引导,总前委最后决定先打吉安。29日,一军团东进至袁州,在这里长江局代表周以粟带来了中央的过时命令,要求回攻长沙。这以后,自然又是主席一番思想工作,红军才终于在10月4日打下吉安,拔掉了在湘赣边、赣西、湘鄂赣三块根据地之间的一颗钉子。这样,经过主席等人一番运作,一方面军总算未受立三路线之害,而反受其益。
  对二打长沙的叙述,本该到此结束,但偏偏此时发生一起事关主席名誉公案,让笔者不得不努力作一番剖析。这起公案就是主席发妻杨开慧(严格意义上的发妻是罗氏,但考虑到主席未与罗氏共同生活,开慧应被视作发妻)的遇害。有一篇流传盛广的网文是这样描述开慧遇害的,说彭总出发打长沙之前,曾问主席有无私事要办,主席回答无。红军攻占长沙后,开慧曾携子拜访彭总,但因主席并无表态,彭总只能让开慧母子仍回板仓。结果,何键卷土重来后,就捕杀了开慧。
  该文看似振振有词,但实则与事实严重不符。首先,彭总自从1929年4月1月到11日与主席短暂相聚之后,一直活动于湘赣边和湘鄂赣之间,跟在赣南、闽西的主席根本没有机会谋面。而且当时并无电话,彭总如何向主席发问呢?其次,主席与彭总在攻长沙之前,总共相处时间也就一个来月,关系还没有熟到抗美援朝时可以托以私事的程度。再次,主席亲自二打长沙时,开慧依然自由,为何不直接来找主席?最后,开慧被捕于10月24日,就义于11月14日,都是在二打长沙之后。一打何键吃亏,二打何键占便宜,为何吃亏不杀开慧,占了便宜反而要杀开慧?要回答这些疑问,必须看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是这样的。1930年之前,搞农村暴动极其危险,无论官兵均没有条件携带家属。主席当然不能例外,便只得让开慧母子留在在板仓老家。留在老家,当然有遭遇敌人报复可能,尤其是开慧也是中共党员,并非普通群众。解决此困境最好办法是,全家去苏联生活,可主席当时还不是核心领导,级别不够(等攒够级别时,三子中已是一疯一失散,三去其二矣)。于是,夫妻双方只能天各一方,各求生存。至于彭总一打长沙为何不关心开慧母子,上面已作分析。而主席二打长沙为何不关心开慧母子,则要看看主席那时是忙还是闲。当时,主席正绞尽脑汁,一会儿火牛阵,一会儿诱敌出击,一会儿全力猛攻。如果真去看望开慧母子,则有些人又要反过来指责主席假公济私了。当然也不能排除二打长沙期间,开慧主动去找主席的情况发生。假定存在这段不为人知的事实,主席也只有劝说开慧继续就地隐蔽一条路可走。否则,不要说现在有人说三道四,就是当时的党组织,也要开会批评主席搞特殊化了。
  由此可见,主席没有带开慧母子随军,完全是受客观条件制约,在当时革命者里十分普遍。当然,开慧深知主席名声越大,她个人危险也越大,并没有天天呆在板仓家里,等着敌人来抓。所以,并不是何键先前不想抓她,而是早就在抓,但不太容易抓到。但躲过初一终于没躲过十五,到10月24日,偷偷回家看孩子的开慧终于在劫难逃。
  主席真正所做不到之处,是未能忍受军中寂寞生活,与贺子珍过起了类似于国焘与杨岳卿那样的半战友半情侣生活。大家也许会问,与子珍在一起生活,不是同把开慧接来一样吗?当然是不一样的。子珍本来就是革命军队中一员,而且文武双全。她和主席在一起生活,非但不需要让人保护,反而还能保护主席,这一点是文弱的开慧所无法做到的。而且,即使这样的生活依然处于动荡之中,突出表现就是,中央苏区巩固以前,主席和子珍的孩子必须生一个送一个。退一步讲,就算开慧也有武艺,来到军中不添累赘,则也必须以岸英三兄弟另有人照顾、日后所生孩子一律送给老乡为先决条件。但如果那样的话,反毛分子也许不会再抓住此事攻击主席,却要转过头来攻击开慧是为求个人荣华富贵不惜抛弃儿子的“恶母”了。
  杨岳卿后来遇空袭牺牲,故只是国焘生活中一个小插曲。但在主席这边出现的,却是合法妻子开慧牺牲了,半战友半情侣的子珍顺势递补为主席正式夫人。由此问题就变得大多了,以至于笔者在第十章叙及中共早期领导们混乱的婚姻状况时,不能够将主席列入婚姻“圣人”、“完人”之中。然而,与那些抢妻者相比,主席个人品德无疑要好得多。他们的行为尚且无损其革命者形象,那后人对于主席,也不该因为他成为了领袖,就用过于苛刻的道德标准加以品评。
  • yanggugang: 举报  2017-10-09 21:34:07  评论

    一夫一妻的概念还是解放后才得以真正树立,对于他们的私生活,没有必要去多关注的;另外有一种说法,和贺子珍结合与井冈山立住脚有关系,有可能的,因为毛泽潭娶的是贺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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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17:16:47
  第十四章 二十八宿
  为了替中国培养共运干部和作为日后中苏交流纽带,早在1925年11月,苏联就在莫斯科设立了中山大学(以后简称中大)。最初,除中共后起之秀外,一批国民党要人子弟也被鲍使推荐入学。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老蒋长子蒋经国,另外还有邵力子之子、李宗仁内弟、张发奎和邓演达之弟、于右任之婿等等。但当老蒋发动四一二事变以后,中大学生就是清一色的中共青年知识分子了,到1930年夏停办时,共培养了859名留学生。扣除少量国民党人,这个数字在老斯眼里已很可观,如能全部回国投入中国革命运动,无疑会在中共内部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亲苏集团。
  然而事与愿违。1927年老斯对中国大革命指导出现严重失误以后,党内政敌托洛斯基紧抓不放,展开猛烈攻击。老托这些言论对于无关其痛痒的苏联百姓,犹如对牛弹琴,但在中大留学生中,却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们大多是勤于思考的知识青年,通过对斯、托言论两相对照,很快都在思想上倒向已被逐出联共(布)领导核心的老托。以至于在这年莫斯科红场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游行时,发生了中大学生呼喊拥护老托口号的严重政治事件。
  尽管闹事学生很快就被开除学籍、党籍,遣送回国,但却有更多学生在思想上成为老托同情者。学生们还把国内做地下工作的经验用了出来,致使老斯的格伯乌一时还不没能掌握他们动向。而且,不仅是学生倾向老托,连被强留在莫斯科的陈总干将王若飞也心猿意马,把自己住处借给学生手抄老托文章,以供传播。大部分学生既然拥护老托对中国革命的主张,便把矛头指向了身为校长的老斯代理人米夫(1927年春取代与老托关系密切的前校长拉狄克),不断地向联共(布)中央控告他。支持米夫的留学生只有二十八个半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国焘根据我国神话,又将他们戏称作二十八宿。
  鉴于二十八宿虽终究未成大器,但毕竟曾对中共历史发生过重大影响,笔者在这里只能多占用些文字抄录他们大名: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先为沈泽民妻、后为陈昌浩妻)、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明之妻)、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杜作祥(女)、宋泮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此外,半个是指徐以新。
  二十八宿尽管站在米夫一边,但毕竟是中大学生里的少数。因此,当六大以后中大矛盾激化时,奉命调停中大纠纷的中共驻国际代表秋白和国焘,并没有支持他们。越是这样,老斯就越觉得,中大托派学生这颗“毒瘤”非摘除不可。到了1929夏全苏大清党时,通过逼迫学生互相揭发,从二十八宿以外的学生里抓出大量托派分子。根据情节不同,他们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押赴西伯利亚、阿勒泰一类的边疆地区劳动改造,有的甚至不明不白失了踪(秋白胞弟瞿景白就是如此,此事加剧了秋白对国际和苏联的离心倾向)。看到真有这么多自己花钱培养的学生成了反对者,老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从此停止中大新生招生。到1930年底在校生全部结束学业,索性一关了之。这种粗暴行为虽然解气,也可消除后患,却造成了中共内部对苏联俯首帖耳的力量,只剩了以二十八宿为核心的少量人员,势单力薄。这些人陆续回国后,向、李中央也未对他们加以青眼,任其在环境险恶基层,适者生存。
  然而,当秋白与总理在六届三中上不听摆弄时,老斯终于下定了扶二十八宿上台的决心。他当然清楚,这些毛头小伙在中共内部既无斗争经验、更无广泛人脉,仅仅是俄语说得溜、马列著作背得熟而已。要让已拥有十几万党员的中共接受他们为领导,必须采取一定手段。
  手段之一,是自上而下施以高压。为此,老斯在1930年10月,让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去信,指出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和国际路线对立的。并且,特地派米夫以国际东方部副部长身份,赴上海现场指导中共中央工作。
  手段之二,是自下而上煽动“造反”。老斯授意国际远东局,在向中共中央转交《十月来信》之前,先把来信副本给了王明。正在沪东区做基层工作的王明,立刻心领神会,根据来信基调,改写成一本名为《两条路线》(后改称《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奋斗》)小册子,提出全盘否定三中全会,要求“根本改变党的领导”。
  手段之三,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寻找反对立三和秋白的力量。这股力量很快也通过王明等人被找到,就是国焘留在国内的全国总工会(以后简称全总)班底。早在大革命失败前夕,这股力量就试图支持他们首领国焘登上总书记宝座。尽管未能如愿,但他们此后却依旧不停地作着努力:秋白掌权,他们反对秋白;立三得势,他们反对立三;如今,秋白又有掌权趋势,他们也接茬反对秋白(至于有没有反对过和森,党史未有记载,笔者也不敢瞎猜)。眼见双方有暂时一致的目标,王明便与这股力量领头人何梦雄套起了近乎。结果,双方越谈越投机,开始了合作倒瞿事业。
  不过,老斯对国焘一贯的桀骜不驯,也很清楚。只要总理愿意扶保二十八宿,他决不会让国焘在中央羽翼丰满。因此,他特意一边授意国际放国焘回国,以备总理反水时,有国焘这个实力派可资依靠;一边又在放归日期上做了手脚,让国焘只能在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才回得到上海。
  此时,遭受内外压力的秋白、总理,被迫不断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决议,表示接受《十月来信》的批评。当米夫于12月中旬抵达上海后,更是特意在12月16日,撤销了向、李在7月间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四人的处分(四人当时公开反对“立三路线”);在12月23日发出《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宣布全盘接受国际对中共的一切指责;还在12月25日,任命王明为江苏省委书记。
  秋白所做这一切,无非是希望通过最大限度让步,保留现行领导格局。但对于在党内毫无群众基础的他来说,这又谈何容易?到了1931年1月1日,在章龙、孟雄带领下,全总党团通过了《关于对中共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和意见》决议案,与二十八宿遥相呼应,对当权的中央(主要就是秋白)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20:18:06
  至此,秋白只能缴械投降,同意召开四中全会,届时宣布下台。总理在得知什么都不是的王明要进入政治局“噩耗”以后,尽管极度不满,却不仅又一次委曲求全,而且还第一次喊出了“相忍为党”这个招牌性口号(这个口号,总理将要喊到逝世)。眼看总理这个听话的实力派归顺了,国际就要剪除那位不听话实力派国焘的羽翼了。
  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召开,由于米夫搞一言堂,加上白色恐怖也的确严重,会议只开了十五个小时。按会前商定好的人事变动,常委中除了立三正式除名外,秋白也同时下台;忠发则依然置身事外、保送过关;对总理在进行一番严厉批评(用米夫的话说就是打一下屁股)之后,也给予过关。改选后的政治局,由忠发、项英、徐锡根、国焘、陈郁、总理、卢坦福、任弼时、王明九人组成;其中,忠发、总理、国焘为常委,忠发继续保持总书记名义。此外,还递补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数人,主席经多年沉浮,终于又一次榜上有名,回到了核心层边缘地带。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人事变动,事先是瞒着罗、何为首的全总班底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愤怒狂跳,然后聚而歼之。果然,章龙、孟雄等一看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们这些人名字一个都没有,顿时暴跳如雷,推身为中央委员的史文彬出面,也提出一份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位史文彬一般人并不熟悉,但他却在莫斯科六大上,差一点就取代忠发,成为总书记。只是因为秋白害怕他当了总书记,自己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强烈反对,这才换了忠发上去(秋白遇到名利,一向是拼死力争,能争到多少是多少。根本不像他在《多余的话》所写那样,淡泊名利)。但事过境迁,这时史文彬非但不再被国际看好,反而成为国际要剪掉的国焘羽翼群里的一分子,他的提议米夫当然不会接受。而且非但不予接受,反而由王明出面,指斥孟雄等人行为简直是公然反党。
  眼看前几天还是志同道合战友的王明露出小人伎俩,孟雄这派人物岂肯善罢甘休,一跳就是三尺高。殊不知,国际正盼望着他们跳,跳了才好一网打尽。果然,1931年1月17日,也就是全会开过后的第十天,孟雄和林育南等反对全会的36名党员,分别在公共租界天津路中山旅社和汉口路的东方旅社,被租界巡捕抓捕。其中,也包括了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1月20日,国焘偕夫人杨子烈回到上海,闻听米夫、王明倒行逆施,本以为这次当一把手有望了。然而,当他得知作为左膀的孟雄等人被捕消息后,不禁连连叫苦。在试图要求总理让特科救人无果后,他只得学着总理样子,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以防一并被国际开除出党。岂料,作为国焘右臂的章龙并不理解盟主苦心,继续一条道走到黑,拉了一些中央委员组织“第二中央”,而且还回避与国焘见面。结果当然是和史文彬等七、八位中央委员一起,被包括国焘在内的政治局先后开除出党,从而引发了开除陈总以后中共的第二次小分裂。当然,在国民党和国际双重打击下,章龙一伙成立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不了气候。不到半年工夫,成员大半被国民党抓走,章龙本人在辗转逃跑后,改行当大学教授谋生,虽也曾通过黎天才,间接参与西安事变,但基本无缘主流政治舞台。
  纵观全会前后这场风波,孟雄等36人被捕及其中24人在龙华被害,是二十八宿能在中共中央站稳脚跟的关键所在。这批人如果不被捕,则必将在稍后回国的国焘领导下,同章龙一路人马一同成为反全会中间力量。有了国焘这杆大旗,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甚至不能排除惯于见风使舵的总理反戈一击的可能。即使国焘自度干不过国际,要求这些徒子徒孙偃旗息鼓,则以他们建制完备的干部队伍,也会对二十八宿全面上台,给予有力阻击。因为全会毕竟只是让王明一人进了政治局,仅仅打入一根楔子而已。
  正因为此事的干系重大,所以,倍感蹊跷的告密者,多年来始终格外令人关注。二十八宿之一的盛忠亮,站在他们集团立场上给出的解释是,孟雄团队里早已隐藏国民党特务,本想放长线钓大鱼。但见他们行将与中共分裂,以后再无大鱼可钓,便赶快收网捕人。此说当然属无稽之谈,国民党特务若真的熟知中共内部情况,让孟雄他们再多跳一会儿,把中共中央整得四分五裂,不是更好吗?
  不过,当时章龙一伙指责王明告密,现在一些刊物指控康生告密,笔者同样认为是不确切的。先说王明,他固然有作案动机,却并未掌握特科系统,而不经过特科系统周密安排,自行打电话到巡捕房告密,很有可能把自己也搭进去。况且,未经国际批准自行其事,一旦东窗事发,相信还是毛头小伙的王明也承担不起。至于康生,不要现在把他定为坏人,就只要他在现场,就什么屎盆子都往他身上扣。康生虽然人在特科,有作案条件。但他向来是不见尊神不拜佛,即使归顺主席、成为御用打手以后,也依然如此。怎么可能为一个还不怎么认识的新贵,就做两肋插刀之事?当然,若是国际直接下令,则另当别论。
  然而,国际要是决定通过告密除掉孟雄等人,则根本无须通过中共特科行事。它在上海自有完备情报系统,使用该系统向租界当局告密,事后把外籍告密者调离中国,这才是真正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留一点后遗症。至此,结合放国焘回国蹊跷的日程安排,笔者大胆推断,告密者是国际通过口头下达任务直接派来的密使,完成任务以后立刻离开。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几十年都找不到叛徒,最后胡乱把罪名安在康生头上,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国际这么做的目的在于,既要让国焘这样的难得干才为中共效力,又不能让桀骜不驯的他羽翼丰满到可以独立自主的程度(老斯对于主席态度也是这样的,既要打压,又不能让二十八宿把主席打死)。
  孟雄死前可能已有所悟,从监狱里传出条子,反对章龙分裂行为,作为最后的政治交代。但即便这样,他和其余23名牺牲者还是在不久后,被王明把持的中央开除了党籍。事情本该到此结束,但让当事人没有想到的是,案子竟在十四年后翻转了过来,主席为孟雄等24人恢复党籍,恢复名誉,追认为烈士。主席与孟雄非亲非故,何以特地为情节与章龙近似、仅略有不同的他们平反呢?
  根本原因在于牺牲者之一的林育南,还有两位好兄弟——林育英(张浩)和林总,他们全都与主席过从甚密。张浩在调解主席与国焘之争中,立下大功。当他1942年在延安病逝时,主席亲自为他抬棺(这是主席唯一一次为战友抬棺)。至于林总与主席关系,那就不用说了。张浩生前深知,堂兄之事若得不到平反,将危及整个林氏家族利益。故此不仅自己多次向主席提出,临终前还再三叮嘱堂弟林总,要继续向主席恳求。主席不能不给林家这个面子,再想想平反该案,正好让对手王明等人难堪,还能给自己推崇的革命文豪鲁迅面子(鲁迅曾撰文《为了忘却的纪念》追悼死于该案的左联五烈士),实为一举三得。于是乎,落入国际圈套死得不明不白的孟雄,终于沾了同死的育南及左联五烈士之光,得以重见天日。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20:44:39
  主席受人之托,为人平反,却也有不肯为自己造出的“冤案”平反的时候,造案时间倒也与何案时间基本相仿。说出此案名字,大家一定如雷贯耳,那便是富田事变。富田事变是江西地方党组织领导的红军,对主席整肃运动的武装反抗。此案成因复杂,既有远因又有近因,大背景套着小背景,大道理还要否定小道理,以本章剩余篇幅,并不能说明清楚。但既然是详述党史,不管事情如何复杂,总要设法交代清楚。本章讲不完,那就下章接着讲。
  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二是上级党(直至中央)对下级党绝对领导问题。前一个问题因为道理明晰,很快就在朱毛磨合过程中,以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精神为标志,宣告解决。但后一个问题道理却不那么清晰,无法靠辩论来解决。举例说明,主席在执行立三路线过程中的暗中抵制行为,对革命大局有利,却也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原则的,其中存在明显矛盾之处。上行下效乃人之常情,既然你主席可以自相矛盾,对上级指示阳奉阴违,作为主席下级的江西地方党领导,当然也觉得可以对主席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江西地方党对主席指示都有些什么违背呢?大的有以下两件事情。头一件是永新地区的土客之争,导致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被杀。前面已经讲过,六大文件中有关处理与土匪关系规定,已成了悬在袁、王二人头上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红四军出井冈之前,湘赣边界地方党内,以袁、王为代表的客籍和以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土籍之间矛盾,已经初见端倪。主席虽无权解剑,却为了避免被指斥为翻脸不认人,还必须保护袁、王这两位对革命和他个人事业出过大力的人。他采取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做法,将文才带在身边直接保护;而让最信得过的政工干部宛希先留下任边界特委常委,负责保护王佐。
  但让主席没想到的是,先是文才在知晓六大文件精神以后,跟自己不告而别,开小差回了井冈山。接下来,宛希先又因在政审龙超清之妹时,警卫员将她误杀,而被龙、王控制下的地方政权捕杀。最后,土客籍矛盾激化,龙、王又将袁、王尽数袭杀。应该说,没有武装的龙、王,本奈何不了袁、王。但因为彭总站在了土籍“党”一边,客籍这点可怜的地方武装,便被红三军这样的正规主力碾得粉碎。写到这里,又想到有些网文说,是主席授意彭总支持龙、王,从而既除掉了不可靠的袁、王,又逃避了过河拆桥恶名。但只要看看袁、王的死日是1930年2月23日,再结合上一章开慧公案里,有关毛彭当时有无信息交流渠道的分析,就可以明白确定,此事与主席毫无关系。
  袁、王之死对湘赣边界革命斗争的消极影响很大。由于王佐余部投向敌方,使本是根据地核心地带的井冈山,倒成了反动势力插在苏区里的一根毒刺,从而严重制约了苏区巩固和壮大。对此,主席应该是极度不满的,可龙、王也有他们种种“革命”理由。所以,主席身为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虽是龙、王的领导,却不能让龙、王令行禁止。
  第二件是主席与李文林的分歧,主要分歧有在于土地分配原则。在赣西南特委中,主席支持的特委书记刘士奇和苏维埃主席曾山(上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之父),主张按人口平分土地,取的是公平原则;而身为赣西南特委常委的文林和省委特派员江汉波等多数当地干部,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取的是效率原则。应该承认,若以夺取革命胜利为最高原则,文林是正确的一方。因为红军要发展,离不开经济力量支持。经济力量从哪里来?井冈山小规模革命力量时期,靠得是打土豪和对小城镇商业的摊派。但这种方式不仅像主席所说的“所得不多,名誉很坏”,而且还不具备可持续性。要想持续维持一支成规模革命队伍,还是要回到传统国家机器财政来源——税收上去。而农村地区主要税收就是农业税,要收到更多的农业税,就必须有更大农业产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尽管对老弱病残照顾不够,有欠公平,但确实对增加根据地财政收入,壮大革命力量有好处。当然,该方案由文林等人提出,又确实存在瑕疵。因为他们都是当地人,而在当地能挑头领导革命并成为干部,一般都是有着人多势众的家族势力作为依托。由他们来提这个建议,不免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是从家族和亲属利益出发处理问题的。而主席支持的按人口平分土地,符合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目标,更能动员全体农民积极性,解放后以后的土改就是这样做的,也不能说完全不对。
  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势必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自从以后,文林与主席处处对着干。主席和老总实施“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文林却积极支持立三路线,坚决主张攻打大城市。他还乘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际,对向、李大表忠心,深得他俩喜爱。凭此资本,1930年8月,他回到苏区即开会撤去主席连襟刘士奇(子珍胞妹贺怡丈夫)特委书记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士奇被逼离开苏区回中央,后被派往鄂豫皖,最终死在国焘手里。
  这两件事让主席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有这样一批桀骜不驯的地方领导,上级意图绝难贯彻,革命也就很难成功;即使侥幸成功,也将面对一大帮闹独立王国的地方藩镇。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大刀阔斧撤换不听话的干部,换上一批能够坚决贯彻自己路线方针政策的得力干部。但主席虽是李、龙、王这些不听话干部的上级,却和他们在中央领导下“同朝为官”。因为也有他们对主席错的时候(自然是主席正确的时候更多一些),所以,不是想撤就能撤掉的。况且,这些人不是孤身一人来搞革命,背后都有家族势力、地方势力甚至武装力量作为后盾,盘根错节、尾大难掉,用常规手段根本搞不倒。
  不过,此事也许能难倒别人,却难不倒身为大发明家的主席。世间各行各业都出发明家,比如在科学领域就有个爱迪生。主席这个发明家当然不在科学领域,而在政治领域,确切的说,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发明家。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发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最后,我们还将看到,他发明用群众起来造反,来防止政党腐败变质。不管这些发明成不成功,但专利权归于主席,则是确定无疑的。而这一次主席的发明就是,以肃反为名,行整肃地方势力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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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7 21:05:26
  肃反机会是这样送到主席手里的。1927年1月,国民党右派曾在江西成立了一个“AB反赤团”的反动组织,专门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其中,AB是英语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缩写。该反动组织早在老蒋背叛革命后,就因反革命目的已经达到而宣告解散。但当红军有赤化江西苗头时,中央却要将死老虎当活老虎来打,于1929年11月13日,给江西省委发来指示信,要求肃清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影响。其时,主席刚刚官复原职不久,精力集中在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上,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倒是士奇、文林这前后两任赣西南特委,对此十分热衷,也抓了不少人。但到了宛、袁、王先后被杀之时,情况就开始变化了。到了与文林产生分歧,特别是文林赶走士奇,双方矛盾白热化时,主席就对反AB团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主席从小喜爱阅读古书,善于把从中国历史里吸取的统治术,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结合起来。当他想起武则天通过罗织罪名,清除反对她执政的封建贵族时,禁不住就与现实联系了起来。他想到,只要把文林这些反对派干部打成AB团成员,变党内同志间矛盾为敌我矛盾,不就能一举拨除反对自己领导的地方势力了吗?
  当然以主席的领导风格,不会把事情做得很明,不可能让人(尤其是旁观者)很轻易地看出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联系。为此,主席从1930年11月下旬开始,先在一方面军里发动一场快速整军运动。不到一个月时间,四万多红军里就肃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其中还有几十个AB团总团长,这些人其实只是地富出身的党员和牢骚不满分子而已。但主席明知如此,却为达到最终目的,露出了他性格中凶狠的一面,下令把他们全部处决。
  主席这一手的确让很多人迷惑不解、惊慌失措,比如陈毅就以为主席是冲着他来的。当主席任用的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席李韶九找他谈话时,陈毅误以为大限已到,临走时嘱咐妻子肖菊英说,自己三天不回,就是已被肃反,赶紧回家躲避。没想到韶九找他只是召开正常会议,一切平安无事。但因路途耽搁,陈毅晚到家一天,致使封建思想浓厚的菊英投井殉夫而死,酿成一场家庭悲剧。
  见注意力已被分散,主席迅即授意韶九把肃反重点移向赣西南特委。借着攻克吉安时缴获的一张文林之父(地主身份)亲笔签名字条(历史上没有说明是否为证明他加入AB团的纸条),主席强行判定文林为AB团分子,于11月底将他和已升任西路行委书记的龙超清拘押。但因为文林羽翼众多,主席暂未将他处死,而在12月3日先派韶九、5日再派前委秘书长古柏(就是1929年1月在寻乌为朱毛指路的县委书记),前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准备将文林在政府中和基本部队红20军中的支持者一网打尽。
  然而,科学领域里任何一项新发明,都会因为细节考虑不周而存在严重缺陷,主席这政治个新发明也是遵循这个道理。韶九于12月7日到达富田,按计划逮捕了八名文林重要助手,通过严刑拷打,又从省行委和省苏两个机关牵出一百多名AB团分子。9日,“办事效率极高”的韶九押着其中的“要犯”,又来到了红20军驻地东固,和从红四军派来的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清光文林在这支军队里根基,但就在这个时候出了纰漏。纰漏出在韶九在红20军里有个老乡刘敌,这个刘敌担任174团政委,也属应抓的AB团分子,但韶九想帮他开个戴罪立功后门。结果,看透主席用心的刘敌,竟想出了党内造反的铤而走险之举。他表面答应韶九条件,一回去就立刻策动该团独立营造反。12日(也是双十二),刘敌以独立营为基本兵力,突袭二十军军部,扣押了刘军长,放出“要犯”谢汉昌,但放走了韶九。刘、谢二人随即在当晚奔袭富田,一举救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并迫使古柏夫妻等望风逃走,从而形成了中共党史上前空绝后的“富田事变”。
  由于红20军各层干部都是文林的班底,战士们全都服从他们命令。所以,富田事变参与者能够很快就把部队从富田拉到赣江西岸,脱离了一方面军指挥。作为当事人,他们当然看得懂是谁要害他们,便很快打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为了把彭总三军团也拉到他们一边,对主席形成彻底孤立之势,他们还伪造了主席要人除掉彭总的书信,实施离间。而此时,老蒋已调集十万正规军,准备对江西苏区展开第一次围剿。因为韶九徇了一点点私情,害得主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真正到了内外交困境地。若是一般人,继续处置不当,就有可能满盘皆输。但主席毕竟是大政治家,临危不乱,通过分清主次、步步为营应对危机,竟然又打开了更大更好的局面。要知道主席如何应对富田事变,请看第十五章《全面肃反》。
  本章内容丰富,值得评点的人和事不少,让笔者都不知道从何处着手了。考虑再三,觉得还是说说张浩同志的智慧。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历史的天空》,里面有几个白区派到根据地、有革命理论的青年学生,却总是斗不过当地伙计出身、什么革命道理都不懂的姜大牙。其中有个万古碑后来悟出了道理,原来他们一行人里有个叫李文彬的,在鬼子完蛋前夕被捕,因为经不起拷打,成了叛徒加汉奸双料坏蛋。尽管李某很快就被国民党军统人员暗杀,却影响到了他们这群人整体形象。从此,这万某就想方设法为李某翻案,终于在文革里一度翻案成功,他自己也在当时青云直上。
  张浩的思维就与万古碑很接近。育英是如还是反党分子,不仅其身后名誉受累,而且张浩及林总也因作为反党分子亲属,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一旦育英平反成为烈士,则张浩及林总的家世就成一门忠烈,荣耀无比。张浩行将就木之时对林总所献遗策,又给林总这位革命军人,平添烈士之弟政治资本。主席日后能一度定林总为副统帅、接班人,与此也不无关系。张浩有此智慧,如能长寿,定可点拨林总,使其免遭灭门之祸。只可惜天不假年,遂使林家又遭惨祸。
  • 突突扁桃体A: 举报  2016-07-04 01:49:48  评论

    对AB团事件的解释近乎真相。但是我要提醒南方山区土客矛盾,在太平天国以前就已经存在。甚至激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老毛作为外来者肯定是要扶弱抑强。所以就要大杀本地的干部。而且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反围剿局面,这种情况下,有些东西不是你可以考虑的。老好人是根本做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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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09:23:48
  第十五章 全面肃反上
  富田事变对主席政治生命构成了重大威胁。第一个威胁是来自于红军内部,如果彭总的红三军也被事变者拉过去,那就说明主席在红军内部不得人心,很有可能以直接黯然下台来平息矛盾。那样的话,主席只得去上海中央坐冷板凳,想东山再起抓枪杆子,势比登天。幸而,彭总是位对事不对人的光明磊落汉子,而在肃反这件事上,又恰好支持主席。彭总在袁、王被杀时,曾经做过主席对手的后盾,在也加入了红20军的王怀眼里,跟主席并不对付(这也是他们要给彭总而不给老总写挑拨信的原因),但为何此时又支持起主席来了呢?这就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彭总身世极苦,八岁时家庭因母病而致贫,刚读了两年私塾的他被迫辍学。以后两年里,家里不断典卖为数不多的树木荒坡,但终究未能挽回母亲生命,最后除栖身草房外一无所有。到他十岁那年除夕,已经穷到靠讨饭过年的程度,尚在襁褓中的幼弟竟活活饿死。从十岁到十二岁,彭总靠给村里富农看牛维持生活,受了很多气。到十三岁时,这样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他只得外出打工,在小煤窑上当车水工。结果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小煤窑倒闭,老板逃走,欠薪全都打了水漂(笔者在这里写的彭总早期生活,眼前浮现的却是,如今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工)。这以后,彭总因为参加“闹粜”,怕被官府追究,被迫继续外出打工,直到十八岁投湘军当兵,才慢慢改变了生活。
  由此可见,彭总尽管作为军事干部,不便对地方上土地分配原则发表意见。但他心里那杆秤肯定倾向于为穷人着想的主席,思想感情决不会偏向于文林这帮地富出身的地方干部。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彭总在接到离间信以后,不由不仔细审视其真伪。破绽很快被找了出来,主席幼年上的是私塾,信尾所署日期习惯使用汉字,而离间信上的日期却用了阿拉伯数字。当然,即使事变发动者不那么粗心,相信彭总最后还是会站在主席一边的。
  有了彭总支持,富田事变便失去了代表性,主席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老蒋发动第一次围剿所造成的第二个威胁。国民党军其实在11月就已经发动围剿,但真正长驱直入是从富田事变爆发四天后的12月16日开始的。其中,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敌18师,利用红二十军撤到赣江西岸后出现的空档,突进到红20军发祥地著名的东固地区。随后,他又于29日,用一个旅留守东固,亲率两个旅和师部向龙冈推进。主席和老总及时发现了这一可以说是由富田事变创造出来的战机,集中主力进行围歼。在朱毛亲自指挥下,经过30日一个白天猛攻,红军全歼敌18师主力近万人,阵俘辉瓒。接着,利用各路敌军惊恐回撤之机,红军又在对敌50师追击中,于1931年1月3日再歼该师一个多旅。
  经此两仗,红军缴获武器数超过万件,而且还首次缴获两部电台,为日后和中央进行密切联系,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参加围剿的敌军,则纷纷抱头鼠窜,退出苏区。至此,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伟大胜利。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本来还可以利用被俘的辉瓒,换回关在南昌监狱里一百多名被捕共产党员,以及大量军用物资。在上海中央已派代表去南昌谈判之时,却不料主席对细节关注不够(这是他的性格缺陷),贸然答应东固百姓公开斗争辉瓒。结果,辉瓒在1月28日的斗争会上,被因遭受其军队烧杀抢掠深受其害的群众活活打死(日后,如把杜聿明、黄维这些战俘,交给交战区群众斗争,估计下场也差不多)。好在与敌谈判的同志比较机智,在得知消息第一时间内逃离虎口,才没有造成更大损失。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也让富田事变发动者们感到了极大压力。虽然他们具有丰富游击战经验,一方面军不可能追到赣江以西来消灭他们。但他们毕竟还是革命军队,不可能率部投敌,最终还得寻找革命归宿。想来想去,他们公推段良弼为代表,于1931年1月5日,携带事变报告去上海向中央申诉,一方面检讨错误;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撤掉主席作为回归革命队伍先决条件。为表诚意,他们决定向中央上交黄金200斤(应该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储备),良弼一个去上海带不了这么多,便先上交数十两(地富出身的党员,毕竟带有旧时代陋习)。而在此之前,主席已在部署反围剿军事之余,将事变经过向中央作了报告。就在双方都在等待中央裁决时,中央倒先派来了一位和事老,1月上旬,政治局委员项英秘密来到苏区。
  项英难道有未卜先知特异功能,特意前来处理事变?不是的,项英来苏区是遵循中央工作重点向农村转移的既定方针。原来,1930年9月三中全会结束以后,早就觉得上海租界不安全的总理,乘机提出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要求。秋白留居苏联两年多,对租界情况并不熟悉,自然不会反对;忠发此时已威风扫地,有事一概点头。于是,就成立了由总理、项英、主席、老总、任弼时(以后简称弼时)、余飞、曾山以及湘赣边特委一人、共青团中央一人为委员的九人中央局。总理虽被任命为书记,但为了与秋白一起掌控中央,暂时还离不开上海,便让项英代理书记,秘密前往江西上任。项英一到,一方面军前委便告取消,主席改任苏区中央局副书记,大政方针转由项英说了算。
  过去的党史一贯把项英定性独断专行机会主义者,那是诬蔑不实之词。笔者对项英评判是,其人才识有限,但对上级忠诚,对同志忠厚仁爱。这样性格的人,上级有指示时,不管对错就会坚决贯彻;而上级没有指示时,会比较公正却肤浅地解决问题。而他从上海出发时,富田事变和四中全会二十八宿进中央这两件事都还没发生,他自然得不到中央指示,而只能凭个人判断来处理此事。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项英搞清楚了在赣西南特委和红20军里,并没有什么AB团,事变是被韶九以及后台人物主席逼出来的。为此,他的解决方案是给对立双方作调解,当和事老。很快,他一面指出事变具有客观上反革命性质,一面又强调要纠正反AB团中乱打乱杀行为。项英据此下令释放文林,并要求在事变中逃回家的红20军政委曾炳春回红20军,重新掌握部队,做部队思想工作。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10:45:13
  就事论事而言,项英这样做是不错的。但眼光短浅的他却看不出,这样做对红军长远建设的极度危害。因为此例一开,以后任何一支红军队伍首长或各级指挥人员,在受到冤屈、面临生命危险时,都可以以此为例举兵反抗。长此以往,就不再是党指挥枪,而要演变成枪指挥党。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当中央在3月初讨论良弼送上的报告时,国焘不顾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博古处分主席的建议,力挺主席做法。当然,国焘如此表态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当时,他眼见得中共在城市工人中影响力越来越弱,中央在上海处境越来越危险,再加上自己在全总的势力也被连根拔除,便有去一个苏区重新创业的计划。大凡有能力的人都喜欢去收拾烂摊子,因为那样更容易出政绩。当时最大的三个苏区是中央、鄂豫皖、湘鄂西,中央苏区已由总理担任书记,是为总理自留地,湘鄂西也已有了贺帅作为主心骨,能让国焘施展抱负的只剩下鄂豫皖。但国焘对赴任也有困惑之处,尽管那里还没有形成坚强领导核心,但要在短时期里树立起自己威信,也绝非易事。而看到主席借肃反集权做法,他眼前当然一亮。国焘既然自己打定主意要通过肃反,用同志的人头来树立自己在苏区威信,力挺主席做法当然顺理成章。另外,这时国焘和主席还没有到为中共最高领导权必须争得你死我活的程度。在国焘眼里,主席和自己一样,都是一大代表中硕果仅存的干练人才。论起亲疏关系,肯定比二十八宿要来得亲,这应该与林总在红四军七大上力挺主席是一个道理。因此,国焘对主席动了点惺惺相惜之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国焘力挺了一回主席以后,开始做前往鄂豫皖的准备,并于4月1日正式启程,不再参加讨论。但他的议论,却让总理、王明、任弼时、博古、洛甫(2月从苏联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宣传部长)、王稼祥(以后简称稼祥)甚至忠发一干领导陷入深思。出于慎重,政治局决定直接听取良弼口头汇报,掌握第一手资料后再行定夺,但此人却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鉴于经过几十年历史沉淀,敌人档案里并没有留下良弼系国民党特务的蛛丝马迹。笔者认为最可能的事实是,他利用东固秘密割据时经常跑上海与中央联络,与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有交情的便利,私下得知了国焘态度和中央疑虑。由于缺乏党性和不讲朋友义气,他携带剩余黄金逃离政治漩涡,从此隐姓埋名隐居了起来。然而,当时中央并不能预知几十年后的结论,便立刻高度怀疑良弼等人均系AB团成员,随即便认定事变系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派出弼时、稼祥和顾作霖三人,去中央苏区进行查办。
  4月17日,弼时等三人到达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圹村,传达中央指示。凑巧的是,和事老项英正好要在4月18日,召集主席和事变发动者双方在青圹村开会,进行调解。这一来,连诱捕都不需要布置了,前来开会的谢汉昌、刘敌、李白芳以及赣西特委书记王怀(就是合伙杀害宛、袁、王的龙、王之中的王),被一同拿下。刘敌作为发动事变罪魁祸首,当日就被枪决。其余人则和被重新关押的文林、超清等人一起,在之后半年时间里,陆续被判处了死刑。其中,杀掉龙、王二人,算是主席替宛、袁、王,申了冤,报了仇。当然在主席看来,仅处决这些首要分子,还不足以杜绝后患。但当时已没有时间了,因为老蒋又纠集了二十万军队,开始发动第二次围剿。
  眼看敌我力量对比非常悬殊,到底是打还是走?逮完刘敌等人,中央局接着开会讨论。新来的弼时等三人,没有实际军事经验,一听说敌我人数相差六倍以上,就提议拉队伍撤离苏区。项英更是硬说老斯讲过四川是最适宜建立苏区的地区,要把部队拉往四川(其实老斯说的是,四川这地方闭塞,连保皇党人刘存厚也能割据到一块地盘,目的在于告诉中共在农村局部割据是可行的。项英这真叫一知半解)。眼看本来可由自己一人说了算的主席,面对上面四位“婆婆”真是哭笑不得。无奈之下,他只好拉上老总,向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力陈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可行性。连续讲了三天,后来还是弼时悟性较高,听着听着回过味来,决定支持主席主张。因为弼时现在是四人里带头大哥,他一转向,其余人也不再反对,事情总算定了下来。
  于是,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转移到退却终点龙冈、东固地区,为寻找歼敌良机,在此秘密等待了二十五天之久。东固正是文林及富田事变发动者的老家,从当地百姓不像井冈山百姓在袁、王被杀后反水,掩护红军主力长达二十五天来看,主席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确实要比文林一伙按劳动力平分土地的主张更得人心。
  到了第二十六天,终于觅得歼敌良机。原本静如处子的红军立刻动若脱兔,他们先于5月16、17日在中洞、九寸岭地区,将向东固开进的敌王金钰28师以及47师一个旅大部,包围歼灭。接着向东横扫,于19日在白沙,歼灭敌43师大部和47师那个旅的残部。继续于22日在中村,歼灭前来西援的27师近一个旅。然后在27日,冲到赣闽边界,一举攻克广昌城,歼灭敌5师一部,并使敌师长胡祖玉重伤毙命。最后于31日突袭福建建宁,歼敌58师三个多团。就这样,短短十五天里,横扫七百里,把沿线像一串断线糖葫芦一样的敌军,共三万多人一口口吃掉,缴获枪支数达两万以上。而余下十七万敌军,已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程度,纷纷往苏区外逃窜。第二次反围剿至此又取得了伟大胜利!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12:13:39
  眼看朱毛以少胜多,把仗打得如此漂亮,弼时等人不禁由衷佩服,处理富田事变时,也更尊重主席意见了。主席在一个半月前还没来得及发表的意见就是,要吸取唐朝藩镇为祸教训,把红军中骄兵悍将习气消灭于萌芽之中。那么,唐朝藩镇为祸根源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唐王朝自己也一直不甚了了,但到了唐末人们终于看出,原来是牙兵在兴妖作怪。所谓牙兵,就是节度使的亲军,是一支军队的灵魂,与现代军队里军官团有些类似。唐代河北魏博镇十万军队里有一万牙兵,势力盘根错节,一百五十年里不断地杀害和拥立节度使,反叛朝廷。最后,由节度使罗绍威做内应,大军阀朱温将该镇牙兵基本消灭,连带家属共杀了八千多家,魏博镇叛服无常历史这才结束。红20军里的“牙兵”就是各级指挥员,要根除该军反叛基因,就必须把“牙兵”尽数歼灭,把普通士兵编散,取消红20军“军事法人”资格!
  当然,弼时三人均非嗜血成性之辈,项英更显忠厚,在一般情况下,很难采纳此策。但问题是就在这段时间里,上海中央发生了重大叛变事件,这便是顾顺章的叛变。顺章搞特工确有天赋,故慢慢得到总理赏识,成了特科主要负责人,六大后一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他和忠发一样,在当工人时沾上了帮会习气(当然不是每个工人都有帮会习气,比如项英就没有),加入中共意在投机而非实现理想,平日追求享受、花天酒地。陈赓等同事对他屡有微词,也向总理做过反映。但总理考虑的是用人所长,对顺章继续信任有加。为了力保国焘赴鄂豫皖上任的安全(总理曾与国焘在1927年7月间,脱离国际掌控,共同独立自主主持中央工作一周,革命感情比较深),他特意派顺章亲自把国焘从上海送到武汉。而问题就出在这次护送上面。
  护送本身没有问题,国焘4月1日出发,4月4日到武汉,4月9日已被安全接应进了苏区。问题出在顺章完成任务后,不仅流连于武汉不归,而且还化名华广奇,天天登台表演魔术,走穴赚钱。通缉犯争做公众人物必会落入法网(比如吉思光出演《潜伏》被擒),这个道理顺章作为特科负责人不可能不懂。懂道理还要干,显然另有目的。从顺章预先在家里留好给老蒋的投诚信来看,他这样做目的在于,找机会主动被捕,从而与中共“和平分手”。“功夫不负有心人”,连演了十几天到了4月24日,“总算”被中共叛徒尤崇新认出而被捕。被捕后,他明知中统头目徐恩曾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卧底,明知国民党武汉警方不会听他的,却故意卖关子说不要向南京发报。结果,当然是密电被25日(星期六)留守在南京的壮飞破译,壮飞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找陈赓报信,陈赓又紧急报告总理。于是,中共机关于26日(星期天)实施大搬家,等27日国民党上班再来抓人,一无所获。
  顺章知道,若不交出一点见面礼,即使叛变也难保性命。于是,他把上年因向、李惩罚而被捕的恽代英出卖给了国民党,致使就要提前释放的代英于4月29日英勇就义。对于顺章来说,既然有了开头便无回头路。当年6月,在他亲自指认下,和森在香港被捕,壮烈牺牲。到6月22日,就要离沪去苏区的忠发,在私晤情妇时也被逮捕。据徐恩曾回忆,忠发可能是王明派人出卖,以便自己登上总书记宝座。但同样用分析出卖孟雄的方法分析此事,仍可以排除初登政治舞台的王明作案可能性。笔者认为,忠发没有受过反侦察训练,在顺章向敌提供其活动规律以后,按原来生活规律作息,一定会被捕。
  忠发于6月24日被老蒋亲自下令枪决。尽管他在短短两天时间里,为求生曾表达了叛变愿望(但还没供出最机密的情报)。但领袖被杀,让中央对顺章叛变造成的危害,已痛恨到了不可容忍程度。为此,由王明、博古、洛甫、李竹声、卢坦福、康生、陈云等人组成的、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用的上海局,经过讨论决定,袭杀顺章还留在党内的全部亲属,由总理和康生具体负责执行。大约就在24日后的几天,周、康率红队将顺章妻子、岳父母、姨妹以及碰巧来打牌的斯励(四一二政变时放走总理的国民党师长斯烈之弟)共八人尽数勒毙,只放过了顺章未成年的女儿和内弟。
  对于中共这一出格举动,有人说,是为了防止继续泄密、保护机关安全;也有人说,是为了杀一儆百,以禁效尤。但笔者认为,家属认识的人,顺章全都认识;机关不安全,可以继续搬家。若仅仅为保密,只要把家属驱逐出党即可,实在没有必要斩尽杀绝。而像顺章这样老人小孩全家为中共服务的案例,在党内绝无仅有,日后他人叛变,即使想杀全家,也没有条件到敌占区去杀。所以,此举应当是在出离了愤怒的情况下,忍无可忍的发泄。
  而这股激愤情绪感染到了苏区,也恰好成为弼时等人同意主席尽歼“牙兵”建议的重要原因。7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明着下达命令,红20军和红7军一起东渡赣江,到宁都桥头地区,准备参加第三次反围剿。暗里则做好了掩杀红20军干部的准备。
  与红20军同行的红7军在百色起义后,本在广西与敌周旋。但到1930年秋受立三路线之害,在广西无法立足,只能在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带领下,转战6000多公里,于1931年2月到达湘赣边苏区。但到了7月份,小平已不在军中了。事情发生在红7军到达湘赣边的2月间。当时,小平从崇义去杰坝找赣南特委接头。回军营时,恰逢敌军袭击崇义,小平在二十里外听到枪声,因缺乏主席秋起时冒险寻找武汉警卫团的勇气,便抽笔写下小条,嘱部队去井冈山找当地红军,让通讯员携条追赶队伍。自己却转身独自经香港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去了。但其实,敌军力量并不强,通讯员一会儿就找到了部队,以后更一路顺畅地与江西红军会了师。于是,大伙对小平这种虽属合法却不肯与部队同甘共苦的行为十分不满,如实向上反映了此事。小平到了上海当然没有好果子吃,很快又在8月被派到中央苏区,降职当了瑞金县委书记。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14:04:21
  以后每逢整风运动,小平对于这件一生中唯一无法自圆其说的错误,总不免涕泪交加检讨一番。但等成了总设计师以后,便渐渐对此事作了选择性遗忘。文献片《邓小平》中,有一段他同妻女同游漓江时回忆红七军往事的漫谈,在观众听来,他似乎是和李明瑞一路直接到达瑞金。至于为何突然从军政委降职为县委书记,则被用王明路线迫害搪塞。当然,不犯错误的完人是没有的,小平执政时,各个山头军事首领们大多健在,若再对自己错误日日反省,哪来慑服群雄的威信?因此,在如实还原历史的同时,也应该理解小平。
  小平因犯小错误而落难,日后自有东山再起之日,但铸成大错的红20军“牙兵”们就不再有机会了。7月23日早晨,一军团和三军团联合包围红20军驻扎地于都平头寨,将所有官兵一律缴械。副排长以上军官共200多人,全部以AB团罪名,在当天被分批拉到河滩上斩杀,遵照项英命令回部队的政委曾炳春也在被杀者之列。按说,此人对拉回红20军作用很大,非但无罪反而有功。但若单放过他一人也不好交代,故也一起杀了。当天只有两名干部侥幸逃脱,一是172团副官谢象晃,他在砍头前,被一军团红12军副官杨志成(55年上将)力保救下。另一是排长刘守英,当日正巧在营房外值日,闻讯逃跑,然后以战士身份重新加入部队。主席因为只是要铲除一股势力,所以对漏网的两人再未追究。刘经过长征后任八路军团长,在百团大战中英勇牺牲。谢则跟着志成搞后勤,在战争年代为保护医院,一个人与土匪作战失去一条腿,解放后当了24年江西省民政厅长,直到2002年才以94岁高龄谢世(还算有些后福)。就这样,随着红20军番号被撤销,全部士兵2000余人被分散编入红7军归三军团指挥,富田事变造成的恶劣影响总算得到根除。
  对富田事变参加者的严酷处置,引起了红军内部极大震撼。从此以后,苏区肃反受害者再也不敢武装反抗,全都服服贴贴引颈就戮,权当为革命作了特别牺牲。至于那些混在里面、真正受敌人派遣打入苏区的奸细,自然也在“宁杀千人、勿纵一人”红色恐怖下无所逃遁,而只能抱着“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阿Q心态,将伪装进行到死。至于那些出身地富的党员干部,除非表现得比工农还要激进、嗜血,也别无生路。就这样,通过大规模肃反,中央苏区内老奸细全军覆没,新奸细再不敢来。全体干部服从意识空前增强,成了党的驯服工具,党指哪就打到哪,绝无讨价还价事情再发生。不过,如此绩效是建立在大量冤杀基础上的,作为肃反始作俑者的主席,在红军指战员心目中形象大打折扣,很大程度上失去他们衷心拥护。因此,后来宁都会议决定剥夺主席军事指挥权,并未造成多大思想波动。而歌曲中所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情况,要快到山穷水尽之时才会出现。
  干部们当时噤若寒蝉,并不代表内心真正服气,若干年后要求平反的呼声便越来越高。其中,“有幸”死在国焘和夏曦手里的,到1945年即告平反;不幸死在主席手里的,则耐心地等着平反大王胡耀邦在20世纪80年代,替他们恢复名誉。在此过程中,极少数真正的奸细也有幸搭车,为其后人、亲属挣来了烈属待遇。但平反来平反去,却始终轮不到富田事变。到了1987年,终于有人想啃这块硬骨头,经过两年的努力搜集证据,在1989年2月证实富田事变参与者不是AB团分子。但材料报到当年回上海还为红20军说过好话的小平手里,却得了个“留中不报”结果。尽管自告奋勇啃硬骨头的人,把之后出版的几部权威党史里的论断看作是对富田事变的平反。但笔者要问的是,没有一张平反通知,死者后人能拿到烈士证书,能享受烈属优抚待遇吗?
  小平之所以把报告“留中”,是因为比那时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他也知道,富田事变参与者并非敌人是事实;但他更知道,若给富田事变平反,就有存在暗示军队可以在有道理情况下造反的可能。若是这个天条都被颠覆,那“红色江山”还不变色啊?!而就在那一年发生的事情,更以事实证明了这条颠簸不破的真理。当然,能从富田事变里摘出来单独平反的,小平也都笔下超生了。比如龙、王二人,就以与富田事变无关而追认为烈士,如今与被他们杀害的宛、袁、王一起,在井冈山革命纪念馆里同受后人凭吊,重新做回了战友。
  至此,由主席发明、利用肃反严肃党纪的行动,在中央苏区运作的来龙去脉,基本算是叙述清楚了。但肃反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这两个根据地的发展情况,却还来不及涉及。这些情况将在第十六章《全面肃反下》里,再详加说明。
  本章行将结束之时,笔者打算品评的人物是段良弼。此人携报告和黄金去上海,肩负的是决定战友们生死的重大使命。就算入党动机不纯,党性不强;但朋友义气总是该讲的吧。事实上,当时中央尚未下最后决心,如果良弼不计个人生死,去政治局慷慨陈词,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但他选择了独自逃生,从而葬送了生死弟兄们唯一一线生机,成为不忠不义之人。相比之下,刘敌虽也对中共犯下不可饶恕错误,但不肯卖友求荣的个人品德还是值得肯定的。交友当交刘敌,而决不可交段良弼。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14:52:42
  第十六章 全面肃反下
  鄂豫皖苏区肃反高潮,发生在1931年11月前后,史称“白雀园肃反”。国焘发动肃反可谓是有备而来,早在前往苏区途中,他就凭借领导工运时练就的三寸不烂之舌,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年轻的陈昌浩(二十八宿之一),把这位国际安插在他身边的监视哨变成了得力助手。进入苏区以后,他又与走蚌埠路线来到苏区、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也是二十八宿之一),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与陈、沈二人形成铁三角后,国焘便自发地按照主席提出的“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原则(也许就是读了该文受到的启发),留心考察起干部来。经过一番考察,国焘在红军指挥员里发现了徐向前(以后简称徐帅),在当地干部里发现了王树声。而且,意外地与早年在他手下搞过工运、后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蔡申熙相逢,自然也引为心腹。同时,他也找出了可以作为对立面、政治上存在若干劣迹的红11师师长许继慎。
  定好了重用和打击目标,国焘并不急于展开肃反。除了让徐帅取代好与上级顶撞的旷继勋,出任主力部队红4军军长以外,他把精力集中到了解决困扰苏区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其目的一是要在军民中树立起威望来,二也欲引蛇出洞,看看有哪个不知趣的会跳出来反对。
  国焘首先着手解决粮食危机。也许有人会问,农村本来就是生产粮食的地方,怎么会面临粮食危机呢?问题就出在鄂豫皖过左的土地政策上面。与文林包庇富农不同,鄂豫皖对富农采取了几乎与地主一样的严厉打击措施。大部分富农被征发掉浮财、没收掉土地,赶往深山开荒自存,有些甚至一杀了之,如果分给少量坏地,那已经是天大恩典了。总之,富农作为一个集团,退出了当地农业生产领域。但与地主纯粹寄生剥削性质不同,富农多半都是当地种田能手和经营能手,代表着农村先进生产力,把他们尽数逐出生产领域,粮食生产势必大面积滑坡。为此,激进的苏区地方政府决定将多余土地集中起来,兴办集体农场。但这玩意儿在全国解放后、有工业支持的和平环境下,尚且存在很多问题。在敌我斗争残酷、又无工业支持的条件下,肯定入不敷出。就这样,到了国焘上任的1931年春,苏区粮荒已非常严重,以曾中生(以后简称中生)为首的特委领导,只好经常带部队去外线作战,既减轻苏区负担,又捎带着通过打土豪给苏区带回点粮食来。
  国焘当然清楚,这种水泊梁山式粗放劫掠,会造成苏区内外农民尖锐对立,根本无法持久。因此下车伊始,他就建议先种植一些早熟作物以解粮荒。5月16日,他在中共鄂豫皖分局第二号通知里,规定机关人员每天只吃一顿稀饭,以节约粮食。当然,一天只吃一顿无法维持生命。于是,他又在第二天发布第三号通知,改为一天吃两顿稀饭。而国焘自己也以身作则,忍饥挨饿。5月29日,他通过鄂豫皖分局宣布举行粮食运动周,要求每位党团员都要种五根瓜藤(最好是南瓜)或其他等量杂粮,并负责照料直至收获,而且还要劝老婆婆、小孩子每人也至少种一根瓜藤。6月4日,国焘以鄂豫皖分局名义再发通告,提出开展春耕运动,把粮食生产上升到了最高政治任务。与此同时,他又促成鄂豫皖苏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粮食问题决议案》,彻底否定了前任推行的“左”倾粮食政策,提出包括奖励生产、节约粮食、粮食互济、放开粮食价格、储蓄粮食等八项措施,实际上就是允许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
  通过这些努力,鄂豫皖苏区粮食生产出现重大转机。本来,1931年是中国历史上大水灾之年,鄂豫皖苏区许多地方都被洪水淹没。但因为国焘狠抓粮食生产,结果,苏区人民却不仅度过了春夏之交的极度粮荒,而且还获得了巨大丰收。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看看国焘在粮食问题上实行宽松政策为大家谋利益,而且还带头节衣缩食;再比比前几任领导所搞的极左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弄得大家食不果腹。他们情不自禁喊出了“张主席万岁!”国焘个人威信自然如火箭冲天一般,陡然上升。
  利用前任所犯低级错误,积累了政治资本以后,国焘这才开始要用肃反为手段,树立自己绝对权威了。当时是谁在挑战国焘权威呢?主要还是鄂豫皖前任领导中生。他与林总一样,是黄埔四期生,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上了一年中山大学。回国后,在总理管下的军事部任职,应该算是总理的人。但中生却时运不济,好不容易在1930年9月,被总理当作一枚“闲子”,投到鄂豫皖当一把手。刚刚在八个月里,领导军民粉碎敌人第一、二次围剿,并在进攻战中取得双桥大捷,活捉敌34师师长岳维峻。还没来得及继续大显身手,就被国焘替代,只能在其麾下做一名分局委员,而且还不是常委。面对这种境遇,他不免心中不爽。而不爽之余,便要利用担任红4军政委所掌握的实权,在军事方针上与国焘对着干。
  国焘既已决定解决苏区粮食问题,便不愿再沿袭过去那种每当敌人围剿被粉碎,就带主力部队打出去就粮的老思路,而优先考虑拔掉夹杂在苏区内部的地主土围子,其中尤其要拔掉位于商城的顾敬之民团盘踞的亲区。应该说,国焘的方案对苏区长远发展更为有利。但因为顾某也对亲区农民实现减租减息让步政策,有群众基础。红军开大部队过去,他便带领群众坚壁清野打游击,故也存在杀鸡用牛刀的弊病。
  就这样拖到6月底,亲区还是无法肃清,国焘只能以执行中央下达的援助中央苏区反第三次围剿(中央要求各苏区作战略策应,背后是有高人苏联军事顾问指点的)为由,同意南下进行外线作战。但在确定外线作战方向时,双方又产生了分歧。国焘意思是打下英山后,向东通过潜江、太湖,攻击安庆,进而威胁南京。而中生在8月1日打下英山,缴枪千余后,主张向南收复蕲春、黄梅、广济一带老根据地,也照样可以调动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
作者:何不鸣 时间:2015-08-28 15:49:51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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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15:55:19
  这一次,富有军事经验的中生,要比从未涉及过军事指挥的国焘更为高明。于是,红4军在8月3日,留第12师在英山掩护,军部率第10、11师四个团,向南进击。在此后的一个月里,他们不但共歼敌七个团,俘虏5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迫击炮28门、机枪26挺以及电台一部;而且吃饱了肚子,不像苏区上下那样,靠喝稀粥度日;甚至还筹得银元7万元、黄金20余斤、白银1600多斤,并解决了部队全部冬衣。对于中生等人这次正确抗命,国焘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指责。当然,当时国焘正染上一场几乎致命的重病(估计是带头喝稀粥导致了身体抵抗力下降),也没有能力立刻指责。
  但在此期间,中生却另有极不正确打算。经许继慎等人撺掇,他竟试图以策应中央苏区红军为名,率红四军主力渡长江南下。中生当然不会相信自己给鄂豫皖分局报告所表达的意思:长江只是一条小河沟,既可以偷渡过去,又可以偷渡回来。他和许等人真实用意是,既然已经不受重用,那么一旦南渡成功,就此与鄂豫皖脱离关系。从此,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当时国焘虽病,但铁三角里的泽民头脑比较清楚,复信不同意中生建议。中生当然并不把资望较浅的泽民放在眼里,再回信指责泽民右倾保守,把红军当作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言下之意似乎是,若国焘不生病,倒是会支持他的意见。不过,红四军基层官兵全是鄂豫皖当地人,要他们在打胜仗情况下轻易离开家乡,也几乎不可能(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这种情况也成为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必须克服的一大困难),因此双方僵持不下。
  到了9月初,中生为迫使红四军基层官兵接受他的主张,向鄂豫皖分局下最后通牒,称在规定日期内得不到明确指示,就将自行决断,率军渡江。中生以为国焘势将一病不起,却没料到国焘病情已经好转,而且闻讯后,立即召开榻前会议,决定撤销他的红4军政委职务,以昌浩取而代之。年轻力壮的昌浩受命后昼夜奔驰,于9月13日赶到红4军军部,一举夺得兵权。至此,国焘在另两位铁三角成员竭力扶助下,完成了对鄂豫皖红军主力的控制。
  当然,这种控制仅是初步的,要建立起对军队绝对控制力,还必须对违命者严厉惩处。于是,昌浩受国焘之命,很自然地把许继慎作为了突破口。许和周士第等中共培养出来的职业军人,在三大起义失败后,都曾有过对革命丧失信心,转投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经历。后来,又因为在第三党没有前途,而中共开展农村革命急需军事干部,这批人才又先后响应总理号召,陆续回到党内去苏区带兵。不难看出,这批人入党、脱党再回党内,和我们现在在人才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情况更为相似,党性绝对不纯,也无理想可言。这些劣性在许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他喜好女色、包庇苏区内地富亲友(许恰好是安徽六安人)、反对党管军事。而且,在国焘初到苏区之时,对国焘奉承拍马,对上级旷继勋攻击诋毁。见没能受到赏识,立马反过来反对国焘。应该说,国焘把惩治目标锁定在许身上,并无什么不当之处。
  然而,还没等国焘像主席对付文林那样,去罗织许的罪名。许自己却因未能及时做到对昔日第三党朋友翻脸不认人,倒先在不知不觉之中,把罪名主动送到了国焘手里。根据徐帅回忆,老蒋得力干将曾扩情,派与许同在第三党交游的钟俊,给许送来过策反信。许连人带信一起交给组织,却得不到组织信任,最后被国焘所害。而国焘则回忆说,钟在许去苏区前夕,曾建议许得到军权后,选适当时机把部队拉到第三党那边,许立场不坚定,未知可否。而在交出人信的前一年,许更是接纳了已投向老蒋的钟所推荐来的一位吴参谋。当昌浩夺取兵权,对许师部进行搜查时,从这位正史未加记载的吴参谋公文箱里,搜出两封与白区的通信及通信用密码,这才将吴、许一并逮捕。许到案后被迫承认,已知道吴是奸细,但受吴威胁,既不敢举报也未与其同流合污,只是首鼠两端,骑墙度日而已。
  对照徐、张二人回忆,笔者觉得二人所言,均为事实的一个侧面。综合起来表明,许参加革命动机存在严重问题,与井冈山时期被主席处决的陈浩四人有着相近思想基础,只是尚未有四人拉走部队的实际叛党举动。而一旦撺掇中生渡江成功,则很难说许不会在吴的威胁下,作出与四人相同的选择。然而,因为许毕竟没有叛党,国焘无法在11月的肃反中,对这位总理选中的军事苗子“明正典刑”。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暗杀手段。关于许之死,现在流传着两个版本,一是在白雀园河滩,被国焘下令用马拖死;二是在新集保卫局机关内被勒死。据笔者分析,马拖目睹者并无证据证明许当场死亡,应该是国焘为逼问口供所施的酷刑。之后,国焘命人把奄奄一息的许抬往新集(徐帅就在回忆录中,提及许被蒙着头用担架抬着经过商城的余家集),继续逼问口供。当意识到无法让许招供,国焘只能选择在保卫局机关里勒死了他。
  综上所述,按许的实际表现,与李文林相比,死得并不算十分冤枉。只是因为一则“侥幸”死在国焘手里,二则至死不肯屈打成招,三则蒙总理奔走呼号(总理选人因只重才不重德,已经酿成顾顺章事件,若不给许平反,实在是脸上无光),故能在1945年得以平反,“血食”至今。
  国焘既已发起肃反,自不可能仅局限许氏一案。凡赞同中生渡长江的师团级干部,包括11师师长周维炯、12师政委庞永俊、副师长肖方、政治部主任熊受暄、28团团长潘皈佛等数十人,均在1931年11月于白雀园举行的肃反中被杀。至于中生本人,毕竟也是总理派来的中央大员,打狗还得看主人面,便给了个调离部队“考察”的处分,暂时未取性命(当然,不等于永久不取性命)。但下级官兵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在他们中间,背景除地富家庭出身者与江西肃反一样外,另有参加过白军和知识分子两种人(因为只有这三种人里才有可能混入敌特),也在可杀之列。此外,还有一种人是作为对国焘忠诚度测试品被杀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徐帅之妻和树生之妹。经过测试,徐、王二人表现出极强的党性,没有丝毫怨言,国焘从此放心地让他俩担任四方面军正副总指挥(在肃反同时的1931年11月7日成立,由红4军和红25军组成)。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20:46:31
  据11月20日,昌浩在彭杨学校做的肃反报告称,共整肃改组派1000人,地富出身者1600人。如果整肃是指处决的话,则被杀人员也接近了全军近3万人的十分之一,和主席打AB团比例几乎如出一辙。当然,以后陆陆续续被杀的徐朋人、戴克敏、舒传贤等开辟鄂豫皖苏区的当地资深老干部,尚不在此数之内。
  不过,国焘在回忆里却只承认抓了600人,真正被杀仅30人。他更以没有弄出类似于富田事变大纰漏为自豪,自夸鄂豫皖肃反是各苏区肃反中的“模范”。而从此后半年,红四方面军连续取得四次重大胜利的骄人战绩来看,国焘的肃反确实比较“模范”。
  四大胜利的第一次是黄安大捷。四方面军在该战役中采取围点打援战法,历时四十三天,到1931年12月22日夜,全歼驻守筑有坚固工事的黄安县城的敌69师,活捉敌师长赵冠英。连同敌增援部队,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枪七千余支、迫击炮十余门、电台一部。
  第二次胜利是商潢战役。从1932年1月19日起,红军历时二十多天,解放了商(商城)潢(潢川)公路沿线广大地区,歼敌约五千人。其中,2月8日至9日的豆腐店战斗,红军采取正面阻击、背后包抄战法,以10个团兵力击溃老蒋嫡系部队19个团,共毙、伤、俘4000多人,缴枪两千余支。敌第2师遭遇毁灭性打击,师长汤恩伯被撤职。
  第三次胜利是苏家埠大捷。从3月22日到5月8日,红军通过围困苏家埠、韩摆渡两个坚固据点的敌人,不断诱使敌军重兵来援。最后,既大量消灭援敌,也迫使苏、韩据点的敌人投降,歼敌总数竟达三万余人(其中,5月1、2日陡拔河战斗,一次就歼灭合肥援军两万人),缴获步枪一万五千余支、机枪二百五十挺、驳壳枪一千余支、山炮四门、迫击炮四十门、电台五部,并活捉敌第7、57两师师长。成为鄂豫皖有史以来的空前胜利。
  第四次胜利是潢光战役。6月12日到16日,红军仅用五天时间,采用迅速分割包围战法,就歼灭侵入商城以西、潢川和光山以内苏区的敌正规部队八个团和民团一部,毙、伤、俘近万人,缴枪七千余支。
  笔者觉得,半年内四战四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国焘慧眼识才,启用具备卓越指挥能力的徐帅,故而围点打援、背后包抄、分割歼灭等精妙战法层出不穷。二是解决了苏区粮食生产问题,使扩红有了物质基础,红军可以根据军事形势,主动选择作战地域和作战方法,而不像过去那样,作战是为了找饭吃。三也与肃反将混在被害革命同志中少量奸细一举消灭,敌人从此耳目不灵;肃反使军内各级官兵对军法凛然生畏,让国焘、昌浩、徐帅等组成的指挥核心能够令行禁止,也有很大关系。总而言之,对于红四方面军崛起,国焘功不可没!肃反同样功不可没!
  当然,并不是所有苏区的肃反都是成功的,其中最让人诟病的,莫过于夏曦在湘鄂西的肃反了。与主席肃反目标专对李文林东固利益集团,国焘肃反矛头直指许继慎等不听招呼的各级军官,目的都在于树立和巩固领导权威不同。夏曦的肃反似乎没有明确目标,只是一味乱杀,旁人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无私革命者的布尔什维克教条症大爆发。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为保护个人权力而苦苦挣扎。
  在第六章中笔者谈到过,马日事变前夕,夏曦身为湖南省委书记,不去贯彻反击敌人的方针,反而移交工作,带头躲了起来,而继任者也是上行下效。由此可见,此人不仅没有革命者大无畏气概,而且责任心差、不善于识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权力欲重还善于钻营。1928年,他到莫斯科进中大学习,很快抓住机会成为二十八宿之一,傍上了国际这个“大款”。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要往各大苏区派出“钦差大臣”。其中,中央苏区作为总理自留地,该局领导人选已定;鄂豫皖又被国焘选中;他于是便被派到了规模列第三的湘鄂西苏区。
  然而,夏曦运气也有些点背,背就背在他去的苏区地利与人和皆有问题。地利问题出在,湘鄂西这片苏区看似红火,共有洪湖、湘鄂边、襄枣宜、鄂西北、巴兴归五块地区。但彼此间相隔较远,主力部队照顾了这头,照顾不了那一头。尤其是兵源和财源主要供应地洪湖苏区离武汉太近,国民党对该处的势在必除之心,要远远高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疯狂围剿一刻不停,基本不给人喘息之机。地利不佳必然会引发人和问题,每当敌人围剿洪湖,领导层就会在战略层面上出现严重分歧,争吵一个接着一个。夏曦前任邓中夏应该是已看出洪湖存在的问题,一直拉着部队寻找新根据地。但他没有主席的运气和雄才大略,在周围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至于主要军事首长贺帅,虽然终其一生名气都很大。但客观地讲,除了能跟敌人死磕,磕不过就带部队钻山沟之外,毫无林、彭、徐那样的指挥灵气。跟敌人打了几年,从未创造过主席、国焘那边,全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但萧克率红六军团到来后,却创造了这样的战绩)。因此,湘鄂西各届政治领导人,都不能指望他成为军事上可资依靠的擎天柱。
  夏曦在1931年3月初来到洪湖(比国焘早一个月),当时苏区军民正在反击敌人第二次围剿(不是《洪湖赤卫队》里描写的那一次,那次是在1930月夏季),并在4月中旬胜利结束。而接下来的6、7两个月里,江汉地区暴发水灾,连汉口这样的大城市都被泡在水中,洪湖也基本成为真正的鱼鳖之乡。这段时间军民虽苦,倒也全线无战事。利用这个空隙,夏曦一方面把前任政治领导邓中夏赶回上海(后被捕,于1933年9月,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一方面施展权谋,先以万涛代中夏,再以彭之玉代万涛,最后自己代之玉,当了红3军政委。控制住红3军这支已有上万人枪的主力部队后,夏曦一改中夏外出发展宗旨,于1931年底把他们拉回了洪湖。
  有主力部队保护洪湖苏区也是好事,但问题是,贺帅自己没有朱毛那种通过运动打歼灭战的意识,帐下也无林、彭那样的战术家,跟敌军打的都是硬仗。经过1932年3月底4月初的瓦庙集战斗(位于洪湖苏区汉水北岸),5月下旬的张家场战斗,红3军伤亡三千多人,比敌军损失还大,元气大伤。夏曦无奈之下,只好重施故技,让红3军去外线调动敌人。但因为贺帅在外线依然打不出歼灭战,敌人对洪湖的第三次围剿丝毫没有放松。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22:05:02
  看到领导指挥不灵,各级干部难免会有意见和怨言。为了压制这些意见,在进入苏区一年又三个月以后的1932年6月,夏曦终于拔出了“肃反”这柄尚方宝剑。与其他苏区被肃人员名目较单一相比,这里名目十分繁多,有“改组派”、“第三党”、“托陈取消派”、“AB团”、“罗章龙派”、“秋白主义者”和国民党等。与中央、鄂豫皖苏区先杀地富出身官兵不同,这里“优先”杀害的,一是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创始人,二是有过留苏经历的干部,三是除贺帅以外从旧军队过来的干部。估计夏曦杀前两类人目的,是消除政治上对自己有威胁的竞争对手,而杀第三类人则是对他们不信任。前面提到的万涛,率先在这次肃反中被杀。
  第一次肃反消灭了大量苏区干部,使洪湖苏区军民对敌军反击更加软弱无力。到当年9月,夏曦不得不率洪湖苏区主要军事力量——独立师突围出走,投奔在襄北外线作战的红3军,洪湖苏区全部丧失。在此前后,其他几个卫星苏区也全部沦陷,原本红火的湘鄂西,只剩下红三军这支主力部队还在大洪山区游击。
  越是被动、越是个人威望下降,夏曦就越要靠肃反来挽回。与红3军会合后第二天,他迫不及待地在军中发动第二次“肃反”。在肃反中,红三军错过了与从鄂豫皖突围出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机会(将近四年以后,两军才在遥远的甘孜草原会合)。但无论夏曦还是贺帅,此时都不愿意会师后受制于人。于是,夏、贺一致决定继续单干,回贺帅老家湘鄂边。但南线直接道路已被敌军封锁,他们决定改走北线,经豫西南、陕南,再沿鄂川边界上大巴山向南折回湘鄂边。别看贺帅打不了大歼灭战,但他避实就虚带部队进行长距离转移功夫十分了得。从11月初离开大洪山,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连续翻越桐柏山、卧牛山,顺四方面军开辟的西进道路,经照川街、漫川关,强渡汉水,经大巴山南下,越巫山抢渡长江,于12月底到达湘鄂边。在全程7000华里行程中,红三军由15000人减员至9000人,其中损失的干部却主要是肃反造成的。艰苦行军本应同心同德,但夏曦为挽回自己威信还要杀人,真是造孽造到家了。
  回到湘鄂边,本应休养生息(连国焘新到通南巴,都知道停止肃反),而夏曦却变本加厉要继续肃反。1933年3月,他不顾贺帅、关向应反对,开始第三次肃反。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身为当地党的领导,他竟悍然解散了党、团组织。当然,只要回顾一下主席曾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的往事,就可以参透其中奥秘:夏曦是怕被党团员选下去。少了这层顾忌,夏曦屠刀磨得越发雪亮,红9师师长、著名军事家、彭总入党介绍人段德昌也终于被害。由于有人放出消息,德昌之死是贺帅撺掇的,彭总对贺帅恨彻骨髓,彭、贺两人终生不睦、一斗到死。但事实是否如此,因查无实证,笔者也不便多言。
  但杀人越多,夏曦越不放心,遂于5、6月间又开始第四次肃反。这次肃反变成短暂运动为持续行动,杀到后来剩下的全是贫苦出身。对这些人夏曦找不到动手理由,遂“发明”了留用和开除军籍两项新手段。被留用者全由原来干部组成,其中,由原部队干部组成的连队被称为“改组派连”,而由原地方干部组成的连队则被称为“主席连”。这些连队全都在战斗中担负最艰巨任务,却任劳任怨,九死不悔。而那已经算是夏曦在力保个人权位同时,实施的一项“德政”了。相对而言,那些被开除军籍的昔日贫苦农民,求留用做苦力还不得,哭哭啼啼要饭回家乡,估计前途渺茫。
  这样七弄八弄,弄得红3军只剩下三千多人,连已到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中央领导也看不下去,于1933年夏派人给夏曦送信(因为没有成建制消灭过敌军主力,红3军从未缴获过电台),要求停止肃反。可惜路途险阻,该信并未送到,夏曦也就得以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湘黔边界,继续为保住个人权力,发疯猖獗一年多。直到1934年7月,弼时随红六军团到来,这才结束了他长达两年多的红色恐怖。
  据说,夏曦身边也有个起李韶九作用的人物叫做姜琦,后来查明他就是敌特分子,予以枪决。粉碎四人帮以后,曾拍过一部记叙红二方面军这段历史的故事片,名叫《曙光》,也反映有此事。但笔者翻阅正史,却未查到有关此事记载,也只好留字存疑了。
  尽管因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肃反将红二方面军基本整垮,但经过肃反的一、四方面军,革命力量却日益壮大。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老蒋看到红军成长壮大,当然也不再像井冈山时期那样掉以轻心,围剿与反围剿斗争由此更为激烈。关于这些情况,将在第十七章《宁都会议》中加以详细叙述。
  本章和上一章主题都是肃反。所以,在结束这个话题时,还想谈谈中国苏区肃反与苏联肃反的关系。从时间上看,苏联肃反开始于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事件,结束于1939年初。距中央和鄂豫皖两大苏区肃反成功,有两到三年的时间。从苏联肃反实质看,同样是老斯假借清除内奸,以肉体消灭方式,毁灭性清除在位和在野政敌。因此,尽管从未有人把中共肃反与苏联肃反做过联系,但笔者还是要大胆推断,正是中共苏区肃反经验上报国际,才给了正为找不到对付政敌方法的老斯以极大启迪。老斯在做好各种准备以后,依中共的葫芦划出苏联的瓢,在苏联国内发动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肃反运动,从而消除了对他个人统治构成潜在威胁的所有因素,真正坐稳了江山。如果历史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苏联肃反源头竟来自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老斯还应该向原创出打AB团清除异己的主席,支付肃反发明专利使用费。只是主席不论在老斯身前还是身后,都拒不承认有过此种因果关系。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22:54:59
  @何不鸣 2015-08-28 15:49:51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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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表扬。您看我像李鬼吗?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8 23:38:54
  第十七章 宁都会议
  就在主席和弼时他们还在部署全歼发动富田事变红20军“牙兵”之时,老蒋已抢先在1931年6月23日,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了。他这次调集三十万大军,比上一次又加码十万。而红军赢得二次反围剿(以后简称二反)胜利刚一个月,不要说新缴获的两万枪来不及用来发展新部队,就是在二反战斗中伤亡的官兵,也来不及完全补充(解放战争时,根据地普遍保留抗战中形成的区小队、县大队这些可以随时补充主力部队的基层武装组织,就是从中吸取了教训)。而只能以一、三军团原班人马共三万人,以一对十。
  不过,由于二反的辉煌胜利,这次中央局内部意见高度一致,坚决支持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略。当朱毛判明敌已发动第三次围剿以后,便立即收拢分散在赣闽边界一带做群众工作的红军主力,从7月10日前后,向苏区核心地带转移。红军冒暑行军千里,于7月22日,到达于都以北平头寨一带。在此地解决掉了“牙兵”之后,于7月28日转移到兴国县城西北高兴圩秘密待命。经过一周寻觅,红军以偏师佯动吸引敌主力7个师西去,主力2万余人则于8月4日晚,向东穿过敌军防线间20公里间隙。然后,于8月6日在莲塘歼灭敌47师第2旅,击毙敌旅长谭子钧;7日在良村歼灭敌54师大部,击毙敌副师长魏我威和参谋长刘家祺;11日在黄陂歼敌第8师四个团,敌师长毛炳文率余部突围逃跑。至此,红军开始化被动为主动。
  老蒋得知良村之败后,也判断出红军已经向东,遂令西追红35军的敌主力从8月9日起,掉头向东包围过来。为打破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朱毛又令红12军伪装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主力则于8月16日黄昏利用夜暗,朝西南方向又穿过敌两路追击部队之间10公里间隙,跳出了敌军合围圈,于17日晨回到兴国东北白石、枫边地区休整,并与苏区中央局和苏区中革军委会合。而红12军则与敌公开周旋,在崎岖山道上硬是把敌主力拖了半个月,等老蒋意识到跟错了目标,已是9月初的事情了。利用这段时间,红军主力不但得到了很好休整,而且又收拢了一些分散部队。到9月初,他们移驻兴国、万安、泰和三县之间的均村、茶园冈山区时,兵力已达3.1万。
  但客观地说,由于三反中敌兵力再增、红军兵力却原地踏步,量变引起了质变。红军既不能像一反那样,打掉一路敌军就能取得全局胜利;也不能像二反那样,一路横扫分散之敌;而只能学猴子,时而向东、时而向西,冷不丁咬一小口,咬完就撤。按这样打法,虽说敌军已被拖得很疲劳;虽说再打几次胜仗,也终究能取得全局胜利;但旷日持久在所难免,苏区人民遭受苦难将更为深重。好在老蒋不只红军一个对手,当年5月,因老蒋囚禁胡汉民,引发了陈济棠在广州拥立汪奸另立国民政府。这时,陈指挥的粤桂联军正乘机侵入湖南,老蒋不能两线作战,只好命令参加围剿部队向苏区外围退却,转而向陈军施加压力。
  朱毛见状,立刻决定对从兴国地区北撤之敌啃上一口。但因为贪心,红军同时对多股敌人发起追歼,兵力有些分散。尽管在9月7日,红3军和独立第5师全歼了敌第4军团先头部队独立旅2000余人。但同日,红3军团、红4军等部向高兴圩(就是1个多月前红军主力秘密集结地)地区敌第1军团60、61两师发起攻击,却碰到了硬骨头。因为这两个师都是粤军子弟兵,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他们上面还有一层指挥机构,叫做19路军,军长便是曾经相识的蔡廷锴。这蔡某清楚自己曾与中共结下梁子,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必定新账老账一起算,与张辉瓒同命运,故拼命率部抵抗。
  按宿命论观点,19路军就要在四个月后成为抗日劲旅,当然不会在此地被红军消灭。一天恶战下来,双方各付出二千余人伤亡,最终红军被迫含恨撤离。此战红军有两位师长阵亡,其中一位就是跟随主席上井冈的军政通才、红4军第11师师长曾士峨。以此公才能和对主席忠诚度,倘若不死,五五授衔时,顶掉谭政大将位置不在话下,取代罗荣桓位列十帅都有可能,可惜天不佑他。
  之后,红军吸取教训,不再攻击驻守之敌。终于在9月15日觅得战机,以高兴圩战斗原班人马,在方石岭全歼敌52师及第4军团炮兵团等部。敌师长韩德勤被俘后,冒充伙夫领到回家路费两块大洋,拿着红军开的路条,侥幸逃脱。至此,一方面军共歼灭包括地方武装在内敌军17个团3万余人(其中俘虏1.8万),缴获长短枪1.5万支、机枪175挺、迫击炮55门、子弹250余万发、骡马500匹、电台6部,比较艰难地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但遗憾的是,就在9月15日当天,红3军军长、又一位共和国元帅潜在人选黄公略,在方石岭战斗结束后转移途中,遇敌机空袭牺牲。
  眼看主席又为党立下大功,一心要剥夺主席军权、以便本集团取而代之的中央大员,也不得不暂对主席加以青眼,于10月11日决定由主席取代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主席履新后,按敌人很快就要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预计,决定先集中全力拔除苏区内土围子,并利用各次反围剿缴获的武器大力扩红,争取把主力红军扩大到十万人。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三反胜利三天后的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后简称鬼子)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接着,鬼子又在1932年1月28日发动“一二八事变”,把战火烧到了上海。面对中华民族步步陷入亡国灭种深重灾难危险局面,老蒋身为当时中国合法政府首脑,在应对危机时表现软弱,难孚众望。他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以退为进,搞了一次短暂的表面“下野”。新上台的孙科内阁及地方实力派,当然不满老蒋如此做派,国民党政权遂在一段时间里发生严重政治危机,暂时无力对各地红军发动围剿。这样一来,主席的对策便显得保守了。于是,临时中央终于觅得能让主席靠边站的良机,遂发来电报要求改变主席的路线。
  关于上海中央的情况,前面讲到忠发于1931年6月24日被杀后,改由王明担任总书记。那么,此次来电是否还是在王明主持下作出的呢?恰好不是了。王明虽有权力欲,但若要在生命与权力作出权衡,此人把命看得更重。为此,他刚当上总书记,就要求党为他个人在包下上海郊区一个疗养院整整一层楼面,供他隐蔽居住。到了9月份,他觉得这样也不安全(包一个楼面目标大,确实不太安全),干脆向党提出,总书记不干了,要改当驻国际代表。远东国际局外国同志一看,此人是癞狗扶不上树,也没办法,只好答应他要求。但王明一走,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里就总理资格最老,这下就算不愿当总书记也是总书记了。已经铁了心要扶二十八宿上台的国际,当然不会再青睐总理,便以总理作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应该去苏区履职为理由,打发总理离沪。总理倒是求之不得,遂于11月份通过秘密渠道去江西苏区,后于12月到达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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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9 13:16:14
  当时在上海的六届四中选出的政治局委员本来就不足半数,王明、总理先后离去,残存政治局委员就更少了。但这倒对了国际心思,经国际远东局与中央商量(真主意假商量),决定在上海不经选举,另立由博古、洛甫、卢坦福、李竹声、康生、陈云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局,并以前三人为常委。其中,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当了总负责。这样安排,既遂了国际火箭提拔二十八宿心愿,又给了王明将来再当总书记念想,各方都很满意。于是,国际于10月10日正式批准这项任命,但附加一项秘密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临时中央要交出权力。这博古不同于王明,一心干一番事业,并不惧怕冒风险。在送走王明、总理以后,他愣是在上海又坚持了一年多,直到通过不断发号施令,巩固住地位以后,才名正言顺地把整个临时中央搬到了苏区。至于交权约定,临时中央大员们心照不宣地隐瞒不提,直到延安整风时被王明揭发才为人所知。
  中央大员们接到来电,抢在拟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之前,于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主席:其一,将主席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其二,指责主席主张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推行“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政策”,违反了当时中央“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精神,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主席曾指责李文林是“富农路线”,此时却也被人指责)。其三,批评主席在发展苏区问题上右倾保守,没有“于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其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这一点估计是老总在“反攻倒算”);认为毛泽东“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这样,主席代理书记就当不下去了,直接在会上还给了项英。
  没了代理书记职务,主席眼看又要成为在野之身,听凭处置了,但这并不符合临时中央后台老板老斯的意图。为了保证中共不在激烈对敌斗争中彻底失败,老斯在把听话的二十八宿扶上领袖宝座同时,也不得不把中共内部真正有驾驭全局能力的人才,安排在最高领导层边缘位置,以便危急之时可以立刻换人。以老斯世界级政治家素质,当然能看出全局之才非主席和国焘莫属。因此,当大革命失败后,秋白要把国焘往死里整时,老斯便让国际出面干预抢救;当国焘在莫斯科稍有驯顺表示,老斯又让国际立马放他回国工作。
  所以,当临时中央要整主席时,老斯一方面坚决支持,一方面又预先在政治上为主席留好了出路。这条出路就在按照中央预定方略,紧接“赣南会议”,于11月7日到20日在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大会。这次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于27日被中央政府执委会选为政府主席,而项英、国焘则被选为副主席。同时,执委会还决定组成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作为全国红军名义领导机关,由老总任主席,稼祥、彭总任副主席。这样一来,主席在失掉代理书记实权同时,又获得了政府主席的崇高荣誉,暂时避免了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滑坡(关于这项任命,最近流行一种说法,是当时还未被杀的忠发,发扬风格让给主席的。但笔者觉得,忠发未必有这么高的风格,应该是老斯通过国际暗中向他授意,借他口谦让而已)。
  遗憾的是,老斯这番良苦用心,张、毛二人后来都无感激表示。国焘因为道行不够,肯定一点也没有看出,以至后来误了前程。而从主席毕生公开言论中看,他似乎也没能看到失去军权后,共和国主席、政治局委员的虚衔,对遵义会议一举翻盘的价值。至于主席是不是出于政治需要,故意装傻,不肯认老斯这个恩公。笔者不是主席肚子蛔虫,无法判断。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中共决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两个月“建号称帝”,并不十分合适。如果能顺应当时国内强烈民族意识,改称江西等省地方苏维埃政府,并以此名义向国民党政权发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倡议,则日后长征这个弯路或许可以不走。当然,当时鬼子侵华还在发生发展之中,国际、中共来不及对这起重大政治事件作出明智反应,也可以理解。
  但因为苏维埃政府在继续反对国民党政权同时,旗帜鲜明地高举抗日大旗,依然赢得了国民党军内爱国将领的同情。利用这种形势,中共地下兵运组织成功策动了驻守江西宁都监视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26路军(冯玉祥旧部)发动起义。12月15日晨,宁都起义部队1.7万余人,携带全部武器装备进入中央苏区,立刻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起义。在此之前,一方面军虽在三次反围剿中,累计缴获各种武器近五万件,但要通过扩红和训练,用这五万件武器把新部队装备起来,需要很长时间。而红五军团是一支稍加政治思想教育就能投入战斗的1.7万精兵,它的到来,一下就使一方面军兵力从4万增加到了6万,无疑对中共事业起到了雪中送炭作用。正因为如此,中共日后对起义参加者未加歧视,基本都视为了共同创业的自己人。即使五军团经过长征后最后一点根苗3800人(同时期的一、三军团也只剩下这么一点人),编入西路军覆没以后,中共依然给了尚存的宁都起义干部很大发展空间。到五五授衔时,宁都起义参加者竟出了一名上将、五名中将和二十四名少将;还出了姬鹏飞、黄镇两位重量级外交家。如此厚待,现在有人还要拿季振同、黄中岳被杀说事,拿每战必让五军团断后说事,拿从五军团调出武器说事。对此,笔者不禁要说,那毕竟是出生入死打天下,不是排排坐吃果果;若看看还是自己人的红20军、段德昌、许继慎一干人等境遇,就知足吧。
  这时一方面军已有六万精兵,而且利用缴获武器再武装四万,组成一支十万大军,也是绰绰有余。一旦具备如此规模,那就已超过了当年老蒋出师北伐时的总兵力。如果以此类推,已经可以转入对敌进攻,指哪打哪、所向披靡。即使没有军事革命帮忙,至少也应该像四方面军那样,围住一个点,就能歼灭一两个援敌正规师,将反围剿辉煌持续下去。但事与愿违,一方面军尽管在朱毛调教下,非常善于打运动战,却十分缺乏进攻战经验,尤其是没有攻击坚固城市经验。这些缺陷,很快就在1932年六次进攻战里暴露了出来。
作者:xuser486626 时间:2015-08-29 14:01:45
  楼主是主席的拥趸,俺来顶贴。

  
  • gubusun: 举报  2016-01-22 01:22:15  评论

    也不算是吧,楼主也没少暴主席的黑材料
  • zhaoyu10271: 举报  2016-03-04 21:45:55  评论

    @gubusun 如实展现毛主席的真实一面,算不了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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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9 14:27:29
  六次进攻战的第一战是赣州战役。这次战役是博古为检测自身权威有效性,通过临时中央于12月6日发出的“首取赣州,迫吉安”指令,进行组织的。指令下到中央苏区,已开始履行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的总理,于1932年1月在瑞金开会讨论此事。会上,仍有发言权的主席依然表示反对打赣州。他此时根据形势变化,也赞成主动出击,只是觉得暂时不应攻打坚城。他建议,如果一定要打赣州,就应先把赣州四周群众发动起来,一点点困死敌人。主席道出了当时中国军事上一个重要国情,即用轻火器攻击中世纪城墙十分困难,唯一破解之道就是长期围困,迫敌投降,确实有些眼光(同时代的吴佩孚守武昌、杨虎城守西安、傅作义守涿州等战例,也证明了主席观点的正确性)。不过,主席并没有想到应该把赣州作为诱饵,对援敌采用运动战法歼灭之,比起四方面军围点打援战法,还是棋差一着。
  听主席讲得有些道理,初来乍到的总理致电中央,要求缓打中心城市,却遭到临时中央反对。应该说,博古等虽然不懂军事,但背后还是有“高人”指点的,这些高人就是国际秘密派到上海的远东局军事顾问。这时,驻上海军事顾问名叫盖利斯(简称盖参),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领导。上一章说到的国焘接到中央指示,向敌占区进攻,配合中央苏区三反,就是他的建议。然而,尽管盖参战略水平不烂,却忽视了中国与苏联不同的国情,最终还是给博古出了馊主意。不过,同后来的李德相比,盖参并不刚愎自用。他至少没有硬性规定攻打赣州,而是告诉临时中央,让一方面军在抚州、吉安和赣州三者中任选其一。于是,临时中央在1月9日,做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因为有了电台,总理当日就接到临时中央这份“催令”。政治嗅觉灵敏的他知道不能再等,马上开会确定攻击目标。笔者翻了翻江西省地图,发现赣州、吉安、抚州这三个靠近中央苏区的城市,都建在了两河交汇之处,可借水路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要像四方面军打黄安和苏家埠那样,彻底把敌困死比较困难。但相比之下,最好是选钉在中央、湘赣边和湘鄂赣三块苏区中间的吉安,四面都有苏区,群众基础好。若采取正确战术,还是能打出苏家埠效果的。但总理他们想的是攻城,而非消灭援敌,故为讨好临时中央,依然决定攻取赣州。1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那么,主席对打赣州不感冒,老总过去战史中没攻过坚,林总也不敢贸然请缨,有没有人承担攻城重任呢?有的,这个人就是信心满满的彭总。彭总信心从何而来呢?说穿了,首先,来自于独自率三军团攻下长沙的光荣历史;其次,也是因为赣州正规守军仅有敌12师34旅三千余人,按彭总想法,不值三军团二万雄师一扫。
  但彭总第一个没想到的是,敌守将34旅旅长马昆是个有胆有识之人,他竟然把逃入赣州城的赣南17县分散的地主武装,整合成了一支五千人枪生力军。第二个没想到的是,建于宋代的赣州城墙异常坚固,有“铁城”之称。由于这两个没想到,尽管彭总于2月6日包围赣州后,采取了较为正确的坑道爆破城墙战法,却在一个月里四炸城墙,均未能得手。期间,敌11师师长罗卓英率11、14两师约2万人,于2月21日自泰和南下解围。这支敌军若是落到徐帅手里,即使不遭全歼,也得被击溃。可遗憾的是,主席、老总因为不支持打赣州,都未亲临前线,林总负责在南线阻击粤军援敌,也不在现场。而且即使他们在现场,也都不具备高超的歼击援敌技术。而负责北线阻敌的、由陈毅指挥的六个独立师,都是地方部队,战斗力很弱。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援敌于2月29日,进抵赣州西北郊,通过浮桥与守敌建立了联系。
  仗打到这个份上,应该认输出局了。但中革军委还想赌一把,于3月1日增调五军团参加攻城。无奈罗卓英已亲率一个旅又一个团进入赣州,并挖掘三条坑道,准备主动出击。3月7日反攻坑道挖成,城里城外敌人同时于凌晨2时发动反攻。正准备进行第五次爆破的三军团猝不及防,几乎崩溃。幸而时为红1师政委的黄克诚挺身而出,组织部队反击;加上五军团13军使大刀肉搏,这才让攻城部队撤了下来。至此,红军共伤亡3000余人,并牺牲了十名师团级干部。其中,克诚搭档、红1师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遇害。
  至此,赣州战役完全失利。战前自以为凭此战可一举成名、取代老总红军之父地位的彭总,不但从此无法撼动老总地位,而且还因这次站在了主席的对立面上,气得主席在双方关系恩怨簿上重重记下了一笔账。而马昆却能在临近解放的1949年,继续发挥个人胆识,以抗战初期就回家乡贵州威宁养伤闲居身份,毅然向党国请缨,得任威宁县长兼黔西独立第4师师长。他这样做可不是要为老蒋殉葬,而是自保妙招。当解放军逼近时,他突然于当年12月7日宣布起义。从此,他便凭着起义将领身份,不仅避开镇反大限(如果继续闲居在家,以他守赣州之大罪,肯定枪毙),而且以贵州省政协委员之尊,一直活到1980年,得享83岁天年。可算国军中以胆识改变命运的典范。
  赣州战役失利后,中央局依然决定在赣江流域向外扩张,并决定撤销一方面军番号,以一、五军团为东路军,三军团加湘赣、湘鄂赣苏区地方武装为西路军。但此时苏区在批判了主席的“富农路线”以后,对区内“先进生产力代表”大加挞伐,经济上虽未出现鄂豫皖那样的崩盘,却也困难重重,养不起这么多红军了。中革军委不得已,只能让东路军暂到苏区以外的闽西活动筹款。主席见有机可乘,便积极向总理建议,攻打没有城墙保护的漳州,一则调动敌军,二来也从当地获取资财。总理正为出不了政绩而焦头烂额,闻言大喜,便让主席以苏维埃主席身份,率东路军远征漳州,自己留在长汀看家。
  这样的战斗,对毛、林这组钢铁同盟来说,简直如鱼得水。4月10日,东路军拿下龙岩,歼敌两个团,小有斩获。接着,于4月19日晨,向漳州外围山头发起进攻。防守漳州的敌49师是地方军阀,战斗力很弱,漳州又是新崛起的侨乡,过去没有修过城墙。所以,敌师长张贞只得在当天下午焚毁军械库,率部逃窜而去。这一仗,红军歼敌不多,缴获枪支仅二千出头。但取得了对富庶的漳州一次性征税权和战略物资采购权,共征税一百万元,并缴获和采购了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药品等物,极大解决了苏区因推行极左土地政策和遭遇经济封锁而引发的财政和物资困难。在此期间,红14军在中革军委(应该是指老总)直接指挥下,拔掉了苏区内大量的土围子,巩固了内部。
  漳州战役胜利后,总理于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中央局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番号,由老总兼任总司令、叶帅和稼祥分别兼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但总政委一职务却空缺,主席仍以政府主席名义“主持大计”。当时,苏区面临最大威胁是陈济棠的粤军,该敌从5月初逼退彭总西路军以后,顺势侵入苏区。西路军已与其反复缠斗一个多月,无法取胜。于是,会议决定先集中兵力重挫粤军,将其驱赶出境,然后再北上,执行临时中央下达的赤化全赣任务。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29 22:49:18
  但又没想到的是,粤军都跟19路军一样,既坚强又狡猾。其中,三军团尽管在6月30日池江战斗和7月3日梅岭关战斗都击溃了敌人,却对溃入大庾城之敌,从7月4日到7日围攻四昼夜无果(依然是无攻坚能力的缘故),于7月8日撤围。而五军团从7月8日到10日,在水口与逃敌第4师及自南雄增援的六个团鏖战三日,最后在陈毅率领的独立第3、第6师和一军团先后加入战场情况下,才将顽敌全部打垮。但疲惫的红军,也无力再攻逃入南雄的敌人。以上系列战斗就是1932年第三次进攻,史称“南雄、水口”战役。该战役虽击溃敌军十五个团,毙伤敌近三千人,稳定了苏区南翼,但红军自身损伤两千以上,并无缴获,属于得不偿失。
  不过在中央局大员们看来,这仍是胜利。于是到8月8日,经总理建议,主席终于被苏维埃中央政府任命为一方面军总政委。但这并不意味主席可放手指挥,建议人总理又亲自来到前方,由他、主席、老总和稼祥四人组成最高军事会议,并自任主席,做起了主席的“贴身婆婆”。
  但此前,老蒋已重新整合好了国民党政权内部关系,继续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委座之称就源于此),向各地苏区发动围剿。由于老蒋身边德国顾问已看出,一方面军善守不善攻、四方面军特别善攻、二方面军攻守皆弱特点,敌军便采取了对中央苏区取守势,以主力围剿鄂豫皖,地方杂牌部队围剿湘鄂西策略。这时,鄂豫皖已连连挨打,直向临时中央呼救(湘鄂西因没有电台,想呼却呼不出来)。盖参对此不能熟视无睹,遂建议临时中央加紧督令一方面军向敌猛攻,以挽救另两个苏区的同志。但据笔者看来,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军兵力至少超过红军二十倍。中央红军即使号称十万,但要像解放战争那样,在这个战场打得敌军减轻那个战场压力,是根本做不到的。比较现实策略是,只能是乘另两个苏区尚未完全失败之前,多消灭些敌军有生力量,以减轻自身未来压力。
  然而,由于一方面军没有围点打援能力,依旧只能拔掉些守备不坚固的据点。在接到临时中央命令后,红军于8月15日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红军在这次战役中,攻坚能力有所进步。经过三天猛攻,一军团于8月17日拿下乐安城,全歼守敌孙连仲部共三千余人,缴步枪2000支等军械。经过一夜猛攻,三军团于8月20日攻占宜黄城,击溃守军,俘敌1000余人,缴步枪1000支等军械。攻下两个县城之后,分散之敌纷纷收缩集结,红军又兵不血刃占领了宁化、南丰两座县城。
  此战过后,四人组不按预定计划西取吉安或北攻抚州,而是东进南城,设法打开赣东局面。这也是不错的一招,但当主力于8月24日进抵南城近郊时,却发现守敌已增至17个团。四人组经过商量(估计主要是主席主意),红军改在南城周围发动群众,并伺机打援。没想到援敌要么不来,一来就是六个师。四人组无奈,只得率部撤到宁都附近,打算用三次反围剿战法达到大量消灭敌军的目的。可气的是敌军也不傻,见红军退了,就驻守原地,根本不追。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到9月26日,四人组干脆发布一个训令,意思是还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摆一个备战阵型等敌人来攻。
  这一来,无论临时中央还是苏区中央局(由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组成)都火了:湘鄂西和鄂豫皖眼看都快要垮了,你们还在这里躲清闲那!后方四人一怒之下,也不要红军去前线了,干脆于10月3日联袂赶到宁都,同前方四人一起坐下来开会,这个会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后四人当然明白,主席就是前四人所做决策的灵魂所在,一开会便将火力集中在主席一个人身上,抛开很多虚的罪名,核心一条就是指责主席“诱敌深入”战法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要求把主席调离前线领导岗位。在笔者看来,这一论断恰如其分地反映出由老总注入军事思想的一方面军所存在的严重战术缺陷,但当时主席并未形成认识,自然起而争辩,不予认账(主席以后看了四方面军战法,在内心已形成认识,在嘴上仍不认账)。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前四人中另三人也支持主席,会议必然形不成决议。但问题出在,除了见识有限却秉承实事求是原则的稼祥支持主席外,老总和总理态度暧昧。老总态度暧昧原因,估计就是早已认识到,自己的军事素养缺陷,才是造成没有受过专业军事教育的主席坚决主张诱敌深入战法的根源。若出面挺主席,势必引火烧身;若出面反主席,立刻就要突破他待人忠厚的底线,从此堕落成小人;故只好沉默不语。
  而总理暧昧就复杂多了。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一山不容二虎,他这头中央御封新虎既然来到苏区,取代主席这头旧虎势在必然。但总理尽管接触军事已有七年多,却对苏区这套游击战法并不熟悉,贸然取代主席,万一打了败仗怎么办?于是,他最初并没有轻易夺取主席军权,而是经过大半年远程和贴身学习,就如主席当年从老总身上学到了本事一样,也基本掌握了主席的军事诀窍以后,才动了取而代之念头。而在日常工作中,主席个性上与总理格格不入的特点(主席喜在军事会议上漫谈,重宏观而忽视细节,总理恰恰是重细节而轻宏观),也让作为上级的总理更感忍无可忍。不过,总理毕竟不是杀伐果断、不计后果的人,不会像国焘取代中生那样,直截了当。况且他也清楚,主席是老斯选中的后备干部,说不定日后还有见面的时候(那面见得可大了)。因此,自己并不出面批评主席,只是在会议之前单独给后四人打了一份电报,借谈工作中苦衷,暗示自己对主席不满。当然,对于握有尚方宝剑的后四人来说,总理不满也好、满也好,他们都要向主席开火。
  经历过红四军七大的主席,眼看八人中四人反对自己,二人态度中立,当然不能静候投票结果产生,便声称自己身体不好,请假回后方养病,既给自己也给别人一个台阶。总理看到了台阶,马上做起好人来,“坚决”挽留主席,提出或由主席帮助自己(真的),或由主席决策自己执行(假的)。主席作为大政治家,自然看出留在总理身边,有功归总理,有过归自己,最后会弄得连东山再起机会也没有,遂毅然回绝挽留。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出通令,主席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总理代理一方面军总政委。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对总理的任命。
  因为总理已掌握了主席的全套战术,故之后与老总、刘帅(取代叶帅)搭班子,仍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在之后两年里,主席离军事指挥越来越远,而只能以苏维埃主席身份,处于半工作半休闲状态。摆脱了紧张的政绩压力,主席便有足够时间精心总结前段工作成败经验,眼光逐渐从单纯区分敌我,上升到了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谋利的高度。等复出时,已经成长为了党内唯一合格的“革命企业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宁都会议对中共甚至都主席个人,都是一件好事。但在当时,会议结果却未必全是好事,欲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十八章《山雨欲来》。
  • 阅读权限1: 举报  2016-11-15 11:01:36  评论

    评论 zhaoyu1027:非常不错!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起因经过结果,比另外一个人靠谱多了!如果资料再注明出处,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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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0 08:14:19
  @xuser486626 2015-08-29 14:01:45
  楼主是主席的拥趸,俺来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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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我确实拥护毛主席,但我也主张还毛主席真实面目,并不回避他老人家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出现的错误,更要发掘他为了继续迷惑对手而刻意向人民隐瞒的功劳。我认为,这才能击退反毛分子对毛主席攻击、污蔑,使中华民族永远爱戴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席的历史功勋。不知您是否同意?
  感谢您的顶帖。
  • 小花龙: 举报  2016-04-13 16:31:39  评论

    本想好好看你的帖子的,你那句“永远铭记毛主席的功勋”彻底恶心到我了
  • zhaoyu10271: 举报  2016-04-30 14:06:15  评论

    评论 小花龙:那请你说说恶心的理由,让我看看你是糊涂还是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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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0 10:48:50
  第十八章 山雨欲来
  上一章说到,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已经无法在鄂豫皖撑下去了。说来大家可能有些不信,6月中旬,他们还生龙活虎取得潢光战役胜利,怎么三个月不到,就会落到山穷水尽地步?但这的确是事实,原因何在?请大家慢慢往下看。
  打完潢光战役以后,国焘等人就已得知,老蒋于6月12日在庐山召开会议,决定对鄂豫皖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用于这次围剿的兵力约三十万人,而四方面军利用1932年上半年四战四胜缴获的两万多支枪,也在大力扩红,主力部队达到了四万五千人,敌我兵力对比与一方面军二反时相仿。四方面军如能采取一方面军诱敌深入打法,至少可以依靠三百五十万苏区人民,借助苏区四万多平方公里广阔回旋余地,特别是大别山区险要地形,给敌军以沉重打击。
  但国焘进入苏区以后,四方面军与敌作战一直占着上风,从未遇到过朱毛下井冈时一路下风的逆境,头脑未免被胜利冲昏。他非但不布置反围剿,反而继续下令进攻。6月25日,红12师出击平汉铁路信阳至广水段,攻下鸡公山,歼敌35师一个团。7月初,国焘又在夏店会议上,拒绝徐帅和昌浩要求休整的建议,反而根据沈泽民意见,决定主力南下夺取麻城,实现威逼武汉计划。红军受命即于7月7日出发。
  人家刀已经架上了你的脖子,你却还在寻思击打人家要害,此举可算无知者无畏。但若仅是国焘、泽民数人轻敌,此事还未必能成。问题是国焘他们的想法,基本就是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想法,这支部队的基因就是不断进攻。那么,这个基因是不是徐帅以及已死去的许继慎等带兵主官注入的呢?并不是,而是四方面军当地官兵原生基因。早在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们只有十八支枪,就敢坚守黄安城,与四百多正规军打攻防。最后,在四乡万余名持冷兵器农民援助下,还真的打胜了。等1930年夏,红一军有五千人枪时,就敢出击平汉铁路,结果还真的占领了信阳火车站。看来,不管敌人是强是弱,敢打敢拼是他们一贯作风,李云龙那种“亮剑精神”真的渗透到了这支部队血脉里(小说《亮剑》也许就是来自于四方面军生活原型吧)。到了1931年底的黄安战役时,这种亮剑精神已经发展到了“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程度。从这首歌谣反应出来的鄂豫皖军民心态就是,只要人心齐,再强大的敌人,也能堂堂正正打垮他们。甚至在他们看来,打仗还充满了乐趣,并不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由于普遍抱有这种心态,所以,当苏区东北门户霍邱遭遇敌徐庭瑶部攻击时,负责防守的红25军军长旷继勋,没有主动放弃县城,通过运动战寻求歼敌机会,而是率第七十三师坚守。结果经过五昼夜血战,红军大半被歼,仅继勋等少数人于7月12日突围出走。国焘闻讯后,依然执迷不悟。他一面将继勋撤职,改任得意门生蔡申熙为红25军军长;一面下令主力二次围攻麻城。当然,国焘日后看到了一方面军反围剿的成功案例,便在回忆录里把四方面军当时的集体错误,粉饰成了他个人将主力隐蔽在麻城附近伺机击敌的英明举措。但只要对比一下,一方面军反围剿选择隐蔽寻机地点,都是在东固、高兴圩这样有群众基础的苏区核心地带,哪有埋伏到敌占区附近的道理?
  不过,接下来的战事,国焘就无法自圆其说了。8月7日,老蒋见各路围剿部队都已逼近苏区中心地带,便下令总攻。国焘见局势严重,这才决定撤麻城之围,主力赶往红安(原黄安)迎击敌军主力。既然这样,那可就与一方面军偷偷掰掉敌军一条条腿,让敌军这只螃蟹无法横行的打法不同了。他们要打的仗,是以堂堂正正之师打击皮糙肉厚的敌军主力,人家是不是会让你一下就打趴下呐?答案是否定的。8月11日至13日,红军主力在红安城西的冯寿二地区猛烈打击敌卫立煌第六纵队,一度重创敌李默庵第10师。但由于援敌越聚越多,加上敌陈继承第二纵队正向七里坪猛扑,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战斗。
  8月15日,红军退到筑有坚强阵地的七里坪,开始强硬回击敌第二纵队第2师第5旅猛烈进攻,并将该敌大部消灭在阵地之前,然后乘胜追击,基本击溃敌第2师。若是该处只有敌军这一个师,倒是能打出一个大捷来。无奈第三纵队主力共有三个师,皮糙肉厚,红军继续啃就啃不动了。战至16日,战局转成相持状态。在整体敌强我弱的反围剿战斗中,时间因素最为关键,短时间内啃不动敌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的其他敌军接到电报,马上就会像饿狼一样聚拢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红军战士即使个个都是猛虎,也是好虎难敌一群狼。果然到17日,敌卫立煌第六纵队两个师也扑来。国焘和徐帅见势不妙,只得带着遗憾退出战场。至此,利用七里坪阵地猛烈打击敌第二纵队战斗构想,未能实现。
  二十多年以后,国焘在回忆里依旧对当时红军战斗力赞不绝口,他借时任红12师师长陈赓之口说,该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是毫无逊色”。但笔者却要泼点冷水,且不说陈赓在一战期间并未去欧洲观战过,由他出面为七里坪之战与一战作对比是无效的。就算七里坪战斗真如欧战一样激烈,那也只能说明国焘在战略上很低能,而不可能说明他培育出的红四方面军很伟大。因为这场战斗红军虽毙伤敌军3300多名,但自己损伤也在2000以上,而且未获战场打扫权,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消耗战。
  此战过后,红军退至檀树岗休整数日。之后,国焘依然坚持明着跟敌人打的老办法,下令方面军主力开到苏区首府新集以北,去打击正向新集扑来的敌张钫纵队,试图保住新集。不料,张钫没能打到,陈继承又率未受严重打击的四个师从西面扑向新集。没有主动放弃新集概念的国焘,又调主力转向西面扶山寨一线迎头堵击。经9月1日到5日连续血战五天,终于挫败陈的攻势。但时间又站在了敌人一边,北面的张和南面的卫已经包抄上来,对红军主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国焘到了黄河心才死,匆匆率鄂豫皖中央分局、省委及省苏等领导机关撤出新集,随主力经白雀园等地向皖西金家寨转移,新集遂于9日被敌占领。
  到了这个时候,国焘也想学朱毛打隐蔽运动战。可惜,当时敌军已经越逼越紧,王均纵队9月5日占独山、10日占麻埠,上官云相纵队8月25日占罗田、9月13日占英山,背后卫立煌也压了过来,属于红军主力的回旋余地没有了!再说,运动战也是一门学问,不是想打就能打成的。果然,一直到9月20日卫攻占金家寨(国民党政府下令在该地建立立煌县,以表彰其功劳),红军数次打算打击敌军,但都被敌人事先发展,严加戒备,而被迫放弃。
  于是,红军只得经英山、新洲、八里湾等地,于10月上旬重返红安以西河口地区。刚到此地,胡宗南第1师加第88师一个旅共计6个团敌人,又贴了上来。10月8日,红军经数小时战斗,毙伤敌两千余人,仅轻机枪就缴获百余挺。此后,毛病依然出在余敌三个团退守河口,无法全歼。到第二天下午,敌第2师又从东北方向逼了过来,红军尽管打退敌军,但蔡申熙在此役牺牲。而陈继承纵队由东、南两面,马鸿逵纵队从北面,一起向河口压来。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0 19:58:27
  至此,苏区全境都已遭敌蹂躏,尽管地方小部队还能不断袭扰敌军,但红军主力再无立足之地,除了出走,别无出路。为此,鄂豫皖中央分局于10月10日,在河口以北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上,国焘提议向外线转移,得到众人一致同意。鉴于国焘此前在高桥镇与沈泽民会面时,曾建议他随主力一起转移,但泽民决心留在苏区打游击。此时,国焘只给泽民写了一封告别信,便率经多次战斗消耗、尚存二万人、一万五千支枪的主力,于12日从广水、卫家店两个车站之间,越过了平汉铁路。
  三天以后,四方面军到达大洪山东面鲍家店,在此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讨论是否南下与贺帅、夏曦的红3军合会。有趣的是,与不久后贺、夏他们的决策一模一样,会议决定不去会师,先到原红9军活动的鄂豫边地区休整(看来,落难时不肯轻易投奔他人,是红军各山头共识)。但老蒋又岂容他们喘息,闻讯立刻从围剿军里调出四个师,实施平行追击,并令原来就在路西的两个师进行堵截。19日上午,敌83师在枣阳新集(与苏区首府同名)追上红军,四方面军虽打退敌军,却又犯了不珍惜时间老毛病。入夜,敌第10师和独立34旅先后赶到。20日,红军虽在大战中几乎击溃敌人,但因为在布局时,红12师未能遵徐帅指令,占领制高点乌头观,致使迂回包抄无法实现。到黄昏时,敌44师赶来增援,双方打成对峙。21日,敌军转守为攻,而当年做过老总避难所的范石生51师从西南方向攻来,第1师也从北面压来。敌人是越打越多,红军则如好虎再遇一群狼。
  国焘本来还抱全力打胜这一仗、重回鄂豫皖的希望,到了这时完全绝望,遂下令于21日夜间向西北突围,脱离了战场。但当红军在22日中午,到达枣阳西南二十余里土桥铺地区时,早已奉老蒋之命进行堵截的刘茂恩65师和冯鹏翥67师,在沙河对岸拼命阻截,不让红军通过,而背后追兵也是紧跟不舍。套用韩乔生经典足球解说词,真是“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关键时刻,四方面军野性大发,红32团团长林维权带头冲锋,终于控制住了土桥铺这一带沙河河段,而他自己却壮烈牺牲。顺着用战友生命换来的通道,红军于当夜全部通过沙河和襄花公路,继续向西北行进。
  此后,因已失去重回苏区可能,国焘决定忍痛疏散伤员,抛弃破旧枪械,轻装前进。在河口战役中腿部受伤的陈赓,就在此时离队去上海治伤。陈赓本富有地下斗争经验,只要注意隐蔽,伤愈后重回苏区上阵杀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这次他竟然大意失荆州,就在伤愈要离开上海前夕的1933年3月24日,因大摇大摆去看电影而被叛徒认出被捕。好在老蒋对他二次东征时救命之恩未曾报答,在劝降无果以后,被迫施展骑士风度,演了一出“捉放曹”好戏。5月,陈赓从南京软禁状态中逃出生天,去了中央苏区。因为大家都知道是老蒋故意放人,所以,陈赓才出了国民党监狱,又进共产党监狱接受审查。照当时肃反红色恐怖氛围,一般党员不死也得脱层皮。但陈大将军不仅在国民党那里有老蒋这层关系,而且在共产党这边也有总理这位老上司照应。结果没过多久,便被解除嫌疑,当上了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校长。
  交代完陈赓,还得继续交代四方面军下落。1932年11月1日,经过十天跋涉,红军来到鄂豫陕交界南化塘。依了国焘意思,想在此地重建根据地。可老蒋要斩草除根,继续派兵追来。11月4日,红军刚喘过一口气,又遭敌1、44、51、65四个师三面紧逼。国焘不得已之下,决定经鄂陕边漫川关去汉中。但在各路军阀眼里,红军就像瘟神,谁也不肯放其入境。当红军于11月11日到达漫川关东时,陕军已派出三个团占据关卡,堵住去路。不久,不光身后敌军四个师陆续追到,连北面也来了敌冯钦哉42师。
  面对如此险境,不是军人出身的国焘,神经终于绷不住了,竟准备让部队分散突围。其实,他是又想重施南昌起义失败时故技,换上便衣跑路。倘若照此执行,四方面军命运比过去,不会好过叶贺军队;比将来,一定类似于“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而国焘本人能不能脱身,不当烈士(在那样的局势下,估计一旦被俘,欲叛变而不能,只能慷慨成仁),也得看老天是否眷顾。好在关键时刻,徐帅比叶挺有担当,他从过去的经历里,深切感受到了解散队伍等于自杀,竭力劝说国焘尝试从北边敌军薄弱环节整体突围。国焘听了劝说,决定全权委托徐帅组织突围,如突围不成再换便衣不迟。而四方面军里“野战将领”也是人才辈出,红32团团长倒下了,红34团团长又站出来,承担了突击任务。此人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许世友(以后简称和尚),他曾在少林寺学过武术,敢打敢拼。12日一早,和尚亲率第一营突阵,昌浩亲率第二营火力掩护。红34团在付出第一营五、六百人打剩下八十多人(幸存者中包括和尚本人)惨重代价后,终于控制住了北山垭口这个突围通道。接着,后续部队奋力扩大战果,硬是在敌44师两个旅之间撕开一道三、四里宽口子。以后,红军夺路而走,到13日黄昏,全部突出重围。
  但老蒋和陕军都不罢休。11月20日,当红军向汉中运动时,在山阳县境东牛王寨,又遭抢先赶到的胡宗南第1师阻击。红军不得已,干脆向北于23日进入关中平原,希望先把山区敌人引到平原上,然后再回山区。却不曾想,在平原地带行军本身就很危险,前方坐镇西安的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调集了孙蔚如17师到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而背后如影随形的敌第1师等五个师也蜂拥而来,另有敌第2、42两师,则沿尚未修通的陇海铁路路基西援关中。借助关中平原较为便捷的交通,敌军连续截断行进中红军的队伍。四方面军这头猛虎自越过平汉线以来,屡屡遭遇身后身前群狼围殴,至此,全体指战员已经出离了愤怒。他们遇到战友被包围并不闪避,索性返身拼死恶战;而被隔断部队则舍命向前,两面配合打击敌军。俗话说,一人拼命,百夫难挡。凭着这股拼劲,红军连续于24日在西安以南约四十余里的王曲镇,击溃陕军混成旅和特务团;于25日在子午镇,击溃陕军17师;于27日在户县南彷徨镇挫败老蒋嫡系第1师,并全歼陕军一个警备旅。愤怒的红军并未完全丧失理智,对被俘的数千陕军官兵大开杀戒,而是经教育后把俘虏全部释放。
  这三场恶战下来,蒋军各师都怕自己吃亏,谁也不敢主动上前。而陕军被红军暴打一顿,心有余悸,又有几千“人质”在红军手里(教育释放总得有个过程),自然也要暂时观望一下。在远处督战的老蒋,也看出此时如硬要围歼四方面军,恐怕要付出惨重代价,得不偿失。若红军能越秦岭转向四川方面,不如来个穷寇莫追,先放他们去与四川地头蛇们火并。在这种背景下,红军终于获得极其宝贵的短暂喘息时间,于11月28日摆脱追敌,进抵周至县南四十余里的秦岭北麓新口子。
  这时,临时中央拍来电报,要四方面军停止入陕,在鄂豫陕地区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此时红二军团倒正利用敌军围攻四方面军之时,穿漫川关绕道去湘鄂边),并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这本也是国焘二十天以前的想法,但早已被残酷事实所否定。接到电报的国焘一是脑子不笨,清楚敌军只不过是因红军舍命相拼而暂停围攻,一旦红军表现出要在他们统治地区就地做活意向,他们也会上来拼命的;二是胆子够大,坚决不从中央“乱命”,毅然决定再次翻越秦岭,去汉中建立新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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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0 22:04:01
  11月29日,仅穿单衣、草鞋的四方面军,放掉俘虏,从新口子冒严寒翻越秦岭。尽管日后脱离了革命,但在此危难之时,国焘表现仍够得上卓越革命领导者标准。他宣布不再遣散伤员,下令丢弃没有弹药的枪炮(尽管它们对重建根据地后的扩红很重要),腾出人力抬在关中三场恶战中负伤的重伤员;抛弃部分财物,腾出骡马供轻伤员骑乘;自己则和昌浩、徐帅等一起徒步行军。入夜宿营,他把重伤员安置在仅有的小屋里,自己也和高级将领一起露宿(但在重伤员强烈要求下,最后还是和他们一起挤住小屋)。在国焘表率作用感召下,四方面军将士上下一心,经过九天艰苦行军,于12月7日到达秦岭南麓小河口。
  到了此处,尽管还有小股敌人阻扰,但最危险时期已经过去。外部形势稍稍有所缓和,内部纷争立刻抬头。就在到达小河口当晚,曾任红四军政委的余笃三伙同四方面军总部干部王振华、朱光等,找曾中生、张琴秋等串联,打算向中央揭发国焘在鄂豫皖反第四次围剿中的错误。
  那么,四方面军败走麦城,主要错误是不是在国焘身上呢?笔者认为不是。纵观前文所描述的各次战斗,国焘主要错误有二:一是敌人发动围剿之前,没有让部队休整;二是在漫川关前短暂动摇。可假定红军休整过了,是否就能打胜呢?笔者认为也不能。因为老蒋从与各路红军交战多次挫败中吸取了教训,进剿时不再是一个师甚至一个旅单独行动,而是把两个师以上兵力编成纵队行动。纵然采用朱毛隐蔽突袭战术,集四方面军主力四万余人,仍不可能在十几个小时内全歼敌一路纵队。而徐帅以下四方面军将领,全无老总在滇军打游击的经验,只会打堂堂正正遭遇战,这就给了敌军充分准备时间,就更是每一口都啃不动了。而啃不动以后,四方面军也不会像朱毛那样见机行事,立刻撤退,每打一仗的消耗就更大了。这些错误,是四方面军将帅的共同错误,决不应该由不谙军旅之事的国焘一个人承担。
  正因为这个原因,琴秋不同意向中央揭发国焘错误,而主张由中生出面,向国焘陈述大家要求停止退却、在陕鄂一带创建新根据地的意见。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意见无非是抓国焘没执行中央11月27日来电把柄,并不正确。但出人意料的是,国焘听了中生意见之后,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宽容。非但没有像夏曦那样,边行军边肃反,而且还主动在次日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史称“小河口会议”),最终统一了思想,就在汉中建立根据地。而且,他还委任提意见的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暂行安抚。
  由于国焘处置得当,领导层没有发生波动,部队继续南进。在秦岭南麓新口子击溃陕军17师51旅两个团堵截后,于12月10日夜,到达城固县以西汉水北岸沙河营。因为担心敌军来袭会出现背水作战险境,徐帅建议连夜渡河。但由于船只极少,除伤病员外全军只能徒涉,又是国焘等所有领导带头赤足走进寒冷刺骨河水中,鼓励了全军当夜渡过汉水,进驻上元观地区,从此立于不败之地。到了这时,四方面军人数仍保持在一万五千左右。
  汉中地区原来就有地方党工作基础,为此,国焘计划在城固、西乡、镇巴、紫阳、安康等县就地展开,建立新根据地。甚至已经于12月12日,在上元观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进行了动员。但没过几天,国焘又打听到巴山以南川北地区物产丰富,且四川军阀战斗力很弱,还互相火并。想想汉中这边遭兵匪蹂躏,粮食十分缺乏;陕军虽说已是手下败将,但毕竟也比较能打,在其地盘上做活不易。国焘最终决定让部队再苦一次,越巴山夺取军阀田颂尧的通江、南江、巴中(即著名的“通南巴”)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由于没有追兵,红军比较从容地通过打土豪,筹集到了可供数日食用的粮食,并制成干粮,每人还打了两到三双草鞋,越山准备工作做得较为充分。
  因此,红军于12月17日出发,只经过两天急行军,前锋就越过巴山,占领了通江县北境的两河口。21日,全军主力通过两河口,分三路作战略展开,如入无人之境,扫荡了田颂尧势力,奠定了川陕根据地基础。而在四方面军撤离后不久,以沈泽民(因患重病,他于次年在艰苦游击生活中去世)为首的鄂豫皖省委重建了红25军,其中红74师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海东。红25军及各地游击武装人枪总计仍有两万,尽管无法恢复鄂豫皖全盛时期规模,但依然占据着广大山区乡村。
  至此,遭受到重大挫折的四方面军和鄂豫皖苏区,终于恢复了过来,继续发展着革命力量。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尽管这支战略力量还不足以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但却在领导性战略力量——一方面军最为虚弱之时,或曾为一方面军充当涉险过关桥梁(四方面军),或为一方面军注入强身健体营养物质(红25军),终于使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一方面军重拾青春。那么,已经发展成十万劲旅的一方面军,又怎么会走入低谷的呢?请看第十九章《堡垒战术》。
  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对国焘和夏曦这两位“肃反大王”做个对比。相比夏曦逢人反对便杀,长距离转移也杀,最后杀到解散党团组织,开除大量贫苦农民出身战士军籍。国焘显得大度得多,也策略得多。特别是他在越过秦岭到小河口时,听到曾中生要反攻倒算,并不像夏曦那样猴急,反而暂时摆出容人之量,重新提升了中生。虽然等摆脱外部危机后,秋后算账还是免不了的,他最终还是暗杀了中生,又一次清洗了反对派。但因为国焘危难时刻能容忍反对派,非但部队元气没有大伤,而且还能很快再塑辉煌。所以我们就能看到,战略转移前,四方面军是二万人,红三军团是一万五千人,差距不大。但四方面军经历多场生死恶战,到达川北时兵力仅降至一万五千,减员率百分之二十五;而红二军团一路未经恶战,回到湘鄂边时兵力却降至九千,减员率达百分之四十。以后,四方面军进一步壮大到八万人,成为巨人;而红二军团进一步缩小到三千人,变为侏儒。原本体型相当的两支部队,一个变大一个变小,十分发人深省。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0 23:37:06
  第十九章 堡垒战术
  就在四方面军含恨离开鄂豫皖同时,经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后方四人以及总理的合伙发力,主席终于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军事行动决策参与权。他提倡的等敌来攻作战原则也被废弃,一方面军开始采取主动向敌进攻新战略。不过,老总也不怎么会打进攻战,总理更是刚有点看得懂,这对新搭档合作,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俩看到赣闽边界建宁、黎川、泰宁三县地区,敌军守备力量比较空虚;便于1932年10月16日,将红军主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循此方向主动发起进攻。18日,担任中纵队的一军团占领建宁;担任左纵队的三军团击溃敌24师一个团,占领黎川。19日,担任右纵队的红22军击溃敌新编第4旅,歼灭一个团,并占领泰宁;担任总预备队的五军团也进驻泰宁以西的大田地区。在五军团掩护下,红22军一路打进敌占区深处,先后占领邵武、光泽两县城。
  眼看从来只守不攻的一方面军突然改变作风,敌人吃惊不小,忙于21日集中分属于第8、23、24三个师的四个旅,从重兵集结地南丰、南城出来,向黎川反扑。吸取了朱毛战法精髓的总理,发动进攻本意也是要把敌人引出来,见敌军上套,忙命彭总放弃黎川,以便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但从南城出发的敌24师,在23日重占黎川后便裹足不前。而敌8、23两师主力,也在24日进到南丰东南部地区后不动了。
  见到当面敌军如此谨慎、不肯上当,恰与同期狂追四方面军的胡宗南等部成鲜明对照,总理也是束手无策。不得已之下,他决定由一、三军团主攻,五军团做预备队,从背后兜击敌8、23两师主力。但敌军狡猾得很,当红军主力于11月1日晨6时发起进攻时,他们且战且退,于当日逃出红军钳形攻击圈,退往离南丰更近的石沟圩预设阵地。红军于次日再攻石沟圩,但该处工事坚固,而且,敌飞机也来轰炸扫射,再打下去得不偿失。于是,总理学主席办法,下令主动撤出战斗,向东围攻黎川的敌24师。敌24师闻讯后,立刻弃城逃回南城,而退守石沟圩敌军也乘机逃回南丰。
  一方面军1932年第五次攻势——建黎泰战役,至此宣告结束。由总理指挥的这次战役,尽管只歼敌一个团,却以很小代价,一举夺取了建宁、黎川、泰宁等大片土地,用实践证明了主动进攻可行性。总理受此鼓励,接着就发动1932年第六次攻势——金资战役。
  总理这次气魄更大,既然敌人已把南丰、南城变成了坚强堡垒,那我就绕到敌人身后去打。11月16日,除五军团一部留驻泰宁,维护前后方交通外,一军团、三军团及红22军,分别从黎川、邵武、光泽等地向北进发。一军团于17日,击溃敌5师一部,占领资溪;又于19日歼敌一部,占领金溪。这样,南丰、南城两地敌军,除与抚州还有联系外,已在红军三面包围之中,而南丰之敌更为孤立。
  敌人当然不会坐视不利局面不顾,很快就从抚州、南城抽调部队,返身向背后的红军扑来。红军则因为还要保住后路,也不能像在根据地那样,把所有兵力集中在一起,而只能分兵与敌对抗。11月21日,三军团主动向头天进到南城东北礼西赵地区的敌24师进攻,歼敌一个团。但同四方面军遭遇一样,因不能在一昼夜全歼敌军,群狼立刻蜂拥而至。22日,敌23师两个团赶来礼西赵增援,与三军团打成僵局。同日,一军团在浒湾给予从抚州扑出来的敌27师迎头痛击,迫使该敌退回抚州。至此,双方都无力战胜对方,沿这条战线对峙了一个多月。
  敌人摸清红军主力动向以后,便把据守在赣江流域吉安等几个城市里的陈诚所部三个师,调到抚河流域主战场。到1933年1月初,资溪、金溪附近敌军已达九个师,开始主动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当然不愿被动挨打,在彭总指挥下,1月4、5两日,三军团乘敌军调整部署之际,歼灭驻黄狮渡的第5师13旅,俘敌一千多人;红31师也再度攻占金溪。敌人闻讯,以两个师向金溪进攻,一个师向黄狮渡进攻,驻南城守军也派出一个师进行策应。红军也拿出一、三、五军团全部家底,与敌强硬正面对撞。一方面军无论部队规模还是综合战斗力,都超过了同期的四方面军,故只在8日用了一天时间,就将正面敌人三个师全部击溃,迫使他们逃回工事坚固的出发地。尽管这里没有陈赓之类人物来评论战斗激烈程度,但宁都起义核心人物、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阵亡,已经说明了一切。
  历时近两个月的金资战役,尽管未能大规模消灭敌军,却用事实证明了红军在对攻性野战中的强大战斗力。经过一个月休整,周朱最后决心攻取已深陷苏区三面包围的南丰城,消灭守敌第8师的五个团,以收大规模歼敌之效。但再用宿命论观点说话,南丰守城主将陶峙岳是要在半个世纪以后、以九十高龄加入中共的,自然不会在此时失守南丰城。果然,虽从未强攻下城池却一直担负该任务的三军团,在五军团一部配合下,于2月9日出发后,从12日晚开始攻了一个通宵,只拿下外围堡垒十来个,自己却伤亡惨重,连三军团红3师师长彭遨也牺牲了。总理眼看赣州之战又要重演,立刻下令改强攻为佯攻,把小小南丰城围得水泄不通,并随时准备消灭从南城方向(也只有这个方向)开来的援敌。
  如果按这样趋势打下去,南丰战役必将成为苏家埠战役第二。一方面军最终会在总理调教下,在进攻战中学会进攻战,成为一支攻防皆备的雄师,但老蒋没有让总理获得此项殊荣。此时,离把四方面军逐离鄂豫皖已有四个月,负责追击和扫荡敌军都算完成了任务。于是,老蒋终于有足够兵力结束对中央苏区长达一年又五个月的守势,开始发动第四次围剿了。老蒋在这次围剿中,仍来到南昌亲任总司令,调集兵力将近四十万。考虑到红军主力已经在南丰附近亮出牌子,他定下的策略是,集中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作为中路军,先解南丰之围,后追歼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而赋予作为右路军余汉谋广东部队、作为左路军蔡廷锴19路军的任务,则是就近清剿红军地方部队,在外围打打酱油。
  老蒋这般部署,可能与已经看到一方面军四个月来作战风格改变有关。据他估计,只要让嫡系十二个师互相照应,应该能够打出清剿鄂豫皖那种效果。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总理并不像国焘那样固执。一看到蒋系三个纵队分路压过来,他就同意林总、聂帅等前线将领意见,下令于2月22日撤南丰之围。接着,周朱又令红11军伪装主力,向黎川方向撤退,主力则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准备照搬照抄主席在前三次反围剿诱敌深入打法。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1 07:01:03
  对于红军打出老战法,老蒋以及中路总指挥陈诚看见当做没看见。因为他们根据与四方面军对战经验,任何一个纵队遇到红军主力,只要坚持一天以上,各纵队就能一拥而上,形成群狼殴虎之势。只要几场这样硬仗一打,红军主力就将元气大伤,只得远走他乡、另谋生路了。但蒋陈都犯了形而上学错误,四方面军主力不到四万人,而且不会打伏击战;一方面军就不同了,他们不仅擅长伏击战,主力兵力又在七万以上,两者不能类比。果然,负责总体指挥的周朱在2月26日的东韶会议上,决定集中主力先打敌军一路。攻击矛头对准了罗卓英指挥的敌第一纵队,该纵队只有第11、52、59三个师,而且还在从固守的各城市集中过程之中。其中,第52、59师要经过的黄陂地区摩罗嶂山脉,行军路线中有一段长达十五公里峡谷地带,十分适合打伏击战。
  临时承担前线指挥职责的林总,及时相中了这一地形,决心改原定遭遇战为伏击战。2月27日下午,林总在峡谷口耐心选定着最佳攻击时间,当两师敌军完全进入伏击圈以后,他立刻下令发起猛攻。要说在较为平坦的地区,红军即使多达七万,也较难一下子把两师敌军一口吃掉。但峡谷地带就不一样了,在林总“斩首、截尾”凶狠攻势之下,敌军无法组织起有限防御,根本不可能撑很久。更要命的是,峡谷地带无线电信号传不出去(即使现在,若无信号机站,手机也打不出来),已陷灭顶之灾的敌军还呼救无门。就这样打了二十五、六个小时,敌52师遭全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抢救无效死亡;敌59师只跑掉一个多团,师长陈时骥被俘(这位陈师长后来倒是倾向革命,可惜红军长征前夕,因极左路线,还是和一些受怀疑者一起被错杀了)。因打扫战场仓促,能确定的战果为:俘敌一万人,缴获枪一万支、迫击炮四十多门、电台七部、弹药银元无数。
  黄陂山地伏击战胜利的事实,宣告了老蒋在鄂豫皖行之有效战法在中央苏区失效。然而,老蒋可能认为这场战斗失败,是因为第一纵队还未真正集中起来。他把已经残破的十个嫡系师,重新编成前后两个纵队。稍作修整后,又于3月中旬,采用重叠进攻战法,一前一后向广昌扑来。老蒋目的是最好诱使红军主力前来决战,如不能如愿,占领广昌也好。但与四方面军老蒋不诱也要跳出来决战不同,进攻中的蒋军很难找到一方面军主力,而一旦碰到,就有部队要灭顶。又果然,周朱决定放敌人前纵队南去,并仍以红11军扮主力,将他们引到越南边越好。而主力则秘密北进,准备侧击敌人后纵队。
  这时敌人后纵队是由原第一纵队剩下的11师、59师残存一个多团,加上原第三纵队第5、9两个师组成,兵力本来就比前纵队弱。而陈诚竟然又出昏招,竟然真把红11军认作为主力,将第5师从后纵队调出,配属给了前纵队。3月20日,敌前后纵队间距离已达50公里,红军见状,于当日晚对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敌人后纵队发起袭击。由于该处属于山地,大兵力无法完全聚拢一处,敌11师附59师残部,分散露营在霹雳山一带。敌9师更只能驻在附近的东陂,担负掩护。红军进攻矛头对准了王牌军敌11师,他们把利用周边山头进行环状防御的敌人包围了起来。
  3月21日拂晓,红军各部同时向敌军防线进攻。敌11师虽然是王牌军,但一万多人对七万人的数量劣势摆在那里。所以,战至上午10时,敌龙嘴寨阵地首先被突破,处于环状防线保护之下的师部所在地——徐庄,立刻于12时遭到攻击。经过一小时激战,红军占领徐庄,歼敌11师师部及一个团。“斩首行动”一经完成,环形防线上连同59师残部在内的其余敌人纷纷瓦解。战斗很快结束,敌师长萧乾、旅长莫与硕负伤潜逃,三个团长被击毙。敌9师见状,停止增援仓皇逃窜,仍在22日被红军歼灭了一部。至此,一方面军又赢得了草台岗战斗重大胜利。不过,因为敌11师系出王牌,作战极其顽强,抓获俘虏不多,缴获枪械也只有数千支。
  草台岗战斗的结果给入侵苏区的敌人出了一道难题:只要没有坚固工事可供依托,一个头等主力师在红军主力打击下,无法坚持六个小时以上。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其他敌军接到电台呼救立刻回师增援,也已无济于事。更何况,刚受到攻击时,尚无法确定是否遭遇红军主力打击,也就是说留给敌军反应时间还短于六个小时。而部队行军过程中,无法保证夜夜有工事完备据点可供住宿,也不可能每晚给士兵提供足够时间修筑工事。因此,这道难题是无解的。既然难题无解,蒋系中路军只得狼狈逃出苏区,而且在未想出破解之道以前,再不会卷土重来。至于被安排打酱油的左右两路军,见连酱油也打不到,也只好赶快离开苏区,免得被红军没收了酱油瓶。
  随着四反彻底胜利,总理以实实在在战绩,夯实了他个人中央苏区最高军事领导的地位。主席相应便暂时失去了依靠军事才能东山再起的机会。尽管主席一生大气磅礴,但在四反这件事上却显得有些小气。若干年后,已成为伟大领袖的主席,还抓住黄陂战斗是林总改遭遇战为伏击战取得胜利一事大做文章,说那是抗命取胜,意思是总理执行的错误军事路线被林总纠正过来了。不过按笔者理解,在选定黄陂地区攻击敌军这一点,总部周朱和前方林彭完全一致,如果总理他们跟随部队亲临前线,也一定会同意林总改遭遇战为伏击战。因此,黄陂战斗其实是没有主席的一方面军指挥班子,沿袭主席惯常作战思路,上下同心打出的一场漂亮仗。
  对于这样的结论,估计主席心里也赞同,但越赞同就越伤心。因为主席觉得,正是自己天天把看家本领挂在嘴上,逢人便讲、逢会便讲,搞得中央苏区对他这套本领人人清楚、各个明白。即使换上总理掌军,只要仍按他军事思想作战,一声令下,便能打出和他掌军时一样的效果,其后果便是自己成为多余的人。如果说,主席从红四军七大上下台事件中所吸取的教训是,在没有拉到足够多支持者以前,千万不能开会,尤其不可表决。那么,这次主席痛定之后,获得的经验则是,只有拥有独门秘笈,个人才能慑服全党,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决定,今后不管掌握到什么重要技能,一定只做不说,而且做还要做得让大家捉摸不透。至于后来主席是如何在做领袖时贯彻这一方针的,大家不要着急,笔者会在主席处理各项重大事务时详加注解。
  当然,这时主席非但没有机会在工作中验证这些心得体会,而且还已经开始面临临时中央首领博古的疯狂打压,自保不暇。临时中央本来还在上海坚持,但坚持到了1932年底,博古自觉日子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考虑到派往中央苏区干部已经站住了脚,作为地方实权派的主席也靠了边,他便向国际请求把临时中央整体搬迁到中央苏区。而国际自从远东局交通负责人牛兰及妻子于1932年6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准备转交远东各国共产党作为活动经费的4.7万美元被查扣以后,同样感觉上海不是久留之地,便当时就批准了博古请求。又过了三年,随着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当局毁灭性破坏(即所谓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国际自己也不得不让驻上海的远东局“关门歇业”,并把上海幸存中共力量及远东情报中心,通通迁往天津保存起来。这才使《借枪》主人公熊阔海在天津获得了搞情报工作的肥沃土壤。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1 14:22:15
  博古虽说要整体搬迁临时中央,但毕竟还想在上海留下个把得力干部,经营这个开设多年的老办事处。他最初选中的是多年同窗洛甫,但没想到洛甫也是王明那一类人,一听到这样安排,立刻利用能与国际对话的便利,径直要求同去苏区。国际自然清楚,留下上海的头面人物基本就是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两者必失其一。想想洛甫这样多年培养出来的宝贝疙瘩也不多,遂批准他同去,而改留二十八宿里不算太贴心的李竹声、盛忠亮留守上海。果然,这两人分别于1934年6月和10月被捕,并选择抛弃政治生命,保留自然生命。
  一番安排以后,博古和洛甫、陈云以及晚年大放异彩的杨尚昆(以后简称尚昆),在1934年1月,按几天一人速度,鱼贯进入苏区。前面已经讲过,博古是二十八宿里权欲最强之人,为了获得、巩固权力,不惧生命危险、不惜排挤同学,自然更不会放过主席这位昔日苏区最大当权派。怀着这等敌对情绪,当他途经长汀,有人建议他看望一下在当地医院修养的主席,便遭断然拒绝。但没国际点头,博古一时还不敢动主席本人,而只能先从外围下手。他选中的外围是与主席过从甚密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并很快于1933年2月15日通过苏区中央局,指责罗明执行偏向富农和逃跑退却路线。将他连同福建省军区司令谭震林、省苏主席张鼎丞一并撤职,还指桑骂槐地把罗明执行的路线称为“罗明路线”(博古心里一定在说,那是“毛泽东路线”)。
  一旦与路线沾上边,就有一批人要倒霉,很快,江西、闽赣、湘赣都揪出了罗明路线执行者。其中,博古“钦定”的江西罗明路线追随者有四人:小平、毛泽潭、谢维俊、古柏这四人。泽潭是主席亲弟,古柏被富田事变发动者视为主席打手,维俊早先当过主席秘书,博古揪他们十分正常。但小平过去与主席无甚瓜葛,这次为何也被株连进来呢?原来,小平向来就是猫论崇拜者,他在瑞金中心县委书记任上,在处理具体事务时与主席在思想上发生了强烈共鸣,因而一并遭祸。小平这次霉倒的有点大,非但撤职强劳,而且二任妻金维映也与他劳燕分飞,改投李维汉门下为妻,成为李铁映生母。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小平虽然暂时挨了大整,却一举攀上主席这条“真龙”,为日后政治上真正腾飞打下了初步基础。当然在当时,主席要是出面为这些挨整者说句话,那就正对了博古心思,正好给他提供了向国际告状的材料。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主席“为君之道”,时常津津乐道于他老人家,如何“忽悠”同志、“制衡”同志、“打压”同志,却忽视了他老人家的“为臣之道”也很了得。面对博古咄咄逼人政治攻势,主席采用三招予以化解:一是只要不指名道姓整到自己头上,主席对被整昔日部下概不出一言相助;与没有被整的部下,非工作关系也一律不加往来。二是不论公开还是私下场合,决不批评临时中央方针政策。三是当博古让他履行苏维埃政府主席职责时,他在处理查田、扩红等问题时,表现得比临时中央精神更左更积极,让提倡左比右好的博古挑不出毛病来。
  博古暂时奈何不得主席,便转过头先抓住军权再说。他抓军权办法可跟总理不一样,总理是先做主席学徒,等掌握到了他军事思想精髓以后,再找到他军事思想中漏洞,通过挑动别人出面,于不动声色之间取代主席军事领导地位。而博古则是通过否决现任军事领导决策,派心腹插足军事指挥机构,来实现自己对军事权力的控制。四反胜利以后,红军又面临不进攻就无仗可打形势,周朱意思还是坚持四反之前集中主力围城打援战法。不过,因为撤出苏区的蒋军主力与仍被苏区三面包围的南丰很近,红军没有再攻南丰。而是在四反刚胜利的3月25日到29日,强攻位于苏区北面正中的乐安。攻击无效后,红军又在4月5日,佯攻乐安西面的永丰,试图将东面蒋军主力调来西面,然后在运动中各个歼灭。但蒋军刚刚在四反中吃过大苦头,根本不肯上当,就是按兵不动,周朱被迫于4月12日,下令三、五军团撤围。以后,三、五军团于5月底,在乐安以北沙港、龙潭地区歼敌一部;一军团于6月7日到10日围攻宜黄,但未能攻克。
  一方面军在四反胜利后两个月里未能取得重大战果,主要原因是周朱没有四方面军领导那种长期围城的坚强意志,看看敌人不上当,就主动撤围一个城市,又去攻另一个城市。这种狗熊掰苞米打法,当然让博古抓到了把柄。博古先于5月12日,决定把自己和项英增补为中革军委委员,并宣布老总在前线时,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职务。然后,他在6月13日,又以临时中央名义提出“分离作战”方针,要求从在赣江、抚河流域作战的红军主力中,分出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攻城掠地。对于博古这种外行建议,周朱当然要抗争,但抗争无效。到7月初,由三、五两军团主力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军事指挥员为彭总。彭总特点是,只要没有明显感觉到决策错误,总是乐于服从最高领导命令。入闽单独作战,符合彭总一贯口味,他便像上一年不顾主席感受那样,不顾总理感受,坚决要为博古临时中央再立新功。
  但新功也不是那么好立的,彭总对手又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此公于一年前彭总打赣州的同时,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领导十九路军与鬼子奋力抗争,成为国人称颂的民族英雄,自信心空前高涨。大凡人一自信,业务水平也要自然上升一个数量级。加上周朱和项英都要对东方军发号施令,形成双头指挥,影响战机。因此,彭总与廷锴斗智斗勇将近三个月,歼敌不过六个团,掠地不过宁化、连城两县,并未撼动十九路军在福建的根本。在此期间,因为就近指挥的中央军兵力相对单薄,周朱也只在8月31日乌江圩战斗中,歼敌83师三个团及师直属队。
  眼看自己也成了昔日的主席,要被上级夺取兵权,总理自然心犹未甘。到了9月12日,总理通过自己创立和掌握的情报系统,得知老蒋已于10日在南昌点验部队,马上就要发动第五次围剿。便于当日电告博古此事,又于次日发电建议:让东方军结束在闽战斗,迅速北上与中央军会合。博古收到来电虽表面镇静,于14日回电认为,东方军还可在闽作战一段时间,但心里却犯起了嘀咕。他知道,自己没有从事过军事工作,毫无军事常识,即使跟着总理学习一段军事,也断难指挥反围剿这样规模的大战。如贸然出手指挥必然失败,失败后党的总负责地位也必然不保(后来果然应验)。但若让总理一直指挥红军并从胜利走向胜利,自己总负责宝座同样会受严重威胁。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人,既能替他打胜仗,又威胁不到他地位呢?博古经过冥思苦想,认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是这样的人。前面曾讲过,国际远东局常设指导红军战略军事顾问,其一般运作机制是顾问把意见告诉中央,然后由中央作为自己意见向各苏区作指示。博古来苏区前远东局军事顾问是盖利斯,到1933年6月盖使回国,接替他的是德国人弗雷德·斯特恩(简称弗使)。博古很想直接把弗使请来苏区,但弗使要为所有苏区作战略指导,为了得到战略构思所必须的情报,必须留在上海。于是,博古把视线转到另一位德国人身上,此人名叫奥托·布劳恩,读起来不太上口,但中文名字家喻户晓,就是李德。
作者:何不鸣 时间:2015-08-31 14:53:13
  @zhaoyu1027 64楼 2015-08-28 22:54:00
  @何不鸣 2015-08-28 15:49:51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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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表扬。您看我像李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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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李鬼何其相干?
  
作者:何不鸣 时间:2015-08-31 15:21:25
  @zhaoyu1027 70楼 2015-08-30 08:14:00
  @xuser486626 2015-08-29 14:01:45

  楼主是主席的拥趸,俺来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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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我确实拥护毛主席,但我也主张还毛主席真实面目,并不回避他老人家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出现的错误,更要发掘他为了继续迷惑对手而刻意向人民隐瞒的功劳。我认为,这才能击退反毛分子对毛主席攻击、污蔑,使中华民族永远爱戴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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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这样的想法,再一次佩服你的文笔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1 16:15:35
  李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时就与博古相识。但他来中国并非应博古要求,而是受国际委派,为帮助牛兰夫妇摆脱死刑判决,专程送贿赂款来的。前面讲到,牛兰夫妇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他们后来被引渡到南京,面临国民党当局死刑判决威胁。于是,国际责成二战中在日本领导著名“佐尔格情报组”的佐尔格本人,负责营救牛兰。佐经与中共特科情报部负责人潘汉年(简称小开,关于他是如何由一介文人,被安排到这个重要岗位上的,以后另找机会详述)商量,认为直接营救出狱没有可能,当务之急是先设法保住夫妇俩性命。小开深知中国国情,建议在一面由孙夫人宋庆龄为首民主人士大造保牛舆论,一面用重金贿赂法官。国际立刻同意拿出两万美元,但由于两万美元数额太大,不敢公然汇款,只能派人送现金到上海。考虑到我国东北已成日占区,德国与日本关系较好,国际决定选派德共党员完成这项使命。而且,为提高成功率,还派出包括李德在内的两人各携两万美元,先后出发。1932年秋,两人都圆满完成了使命,法官得到两万美元厚贿,先判牛兰夫妇死刑,随即援用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前夕,牛兰夫妇乘国民党监狱管理体系瓦解之机,逃出监狱潜入上海,托庇于孙夫人门下,并经孙夫人联络,终于在1939年经新疆回到苏联,从此安度后半生。
  充当完送款员的李德本应立刻回苏联,但还在上海的博古敏锐地看出李德在军事上对自己有价值,坚决把李德挽留在上海,以备后用。于是,正遇到总理逼宫的博古,便有了化解之道。经他申请,国际欣然同意让李德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顾问,但为防范后遗症,坚持李德是中共邀请而非国际派遣的原则立场。不论是请还是派,李德很快于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苏区。从此,一方面军在军事上大政方针,就由坐镇上海的弗使与到苏区的李德靠演双簧来决定,大主意由弗使暗中拿,但在表面上却宣称是李德决策(他当然也有权适当发挥),而博古也可以在不违反军事常识前提下,加入个人政治诉求。面对如此强劲的政军组合,向来欺软怕硬的总理赶紧屈服。考虑到具体事务还要有人操办,博古与诸前任一样,“宽宏大量”地收编了总理,把他也拉进决策层,形成了博、李、周“三人团”。
  “三人团”首要任务是粉碎老蒋的第五次围剿。然而令人奇怪的是,老蒋这次虽把围剿兵力增厚至五十万,却在9月28日攻陷苏区东北角要点黎川以后,一改长驱直入老打法,就地大肆修筑碉堡、修建公路。老蒋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呢?原来,老蒋四次深入中央苏区围剿,四次大败,也已经意识到如果还按老方法围剿,无非是继续当运输大队长,给红军输送武器弹药。于是,他召集亲信将领集思广益,终于抓住了一方面军(或者说是当时所有中国军队)缺乏攻坚能力的弱点。
  于是,一位县团级参谋人员柳维垣,根据另一名国民党军将领戴岳修筑碉堡围困赣东北苏区经验,献上《堡垒政策研究集》,建议在苏区外围拥有古代坚固城墙的县城之间,大量修建现代钢筋水泥材质碉堡,以克制红军攻击力。参加讨论的第8军军长赵观涛听后,进一步建议在县城和碉堡之间修建公路,以便在任何一点遭受红军进攻时,利用汽车迅速调兵增援。就这样,一场“诸葛亮会”开下来,老蒋茅塞顿开。他决定采纳戴、柳、赵“碉堡三剑客”建议,把筑碉修路事业先从苏区外做起。然后,打下一片修筑一片,让隐蔽性、机动性俱强的红军主力无从发挥优势,一点一点压缩苏区生存空间,直至最后剿灭。
  老蒋这一狠招,红军刚开始是看不出来的,他们继续按以往战法打击敌人。10月6日,东方军在黎川东北飞鸢,依然通过野战击溃敌军2个团,次日又攻占小镇洵口,歼敌近3个团,打得很顺手。但是,当他们于9日攻到也是小镇的硝石,就不对劲了。敌军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碉堡,红军连攻五天,根本无法攻克这些碉堡,只好撤退。领略到碉堡厉害以后,“三人团”决定不能让敌人轻易筑成碉堡。当得知敌军已把碉堡群从硝石一点,延续到硝石至资溪桥一线时,他们于10月18日派出一方面军主力,打算击溃敌军,“强拆”尚未建成的碉堡。但国民党军早已料到红军要来“强拆”,竟动用了七个师重兵,对这段十几公里长的碉堡线进行“强建”。红军再骁勇善战,也打不过这么多敌军,从10月22日到26日,恶战四天,损失惨重,被迫退出战场。
  眼看强拆干不过强建,“三人团”决定祭出绕到敌军背后老法宝,派三军团和新建的七军团于11月11日,从还没建成碉堡封锁线地带北进,又去打金溪。没料到,参加五次围剿的敌军多了去了,红军还没到金溪县城,就在浒湾、八角亭地区遭优势敌军狙击。打了三天野战也没打胜,在付出1100余人伤亡后,于13日被迫撤回苏区。一军团和新建的九军团于11月15日,也在宜黄附近突破敌军碉堡封锁线,本想配合三、七军团,但此处也呼啦一下窜出十来个师敌军。林总看看打下去要被围歼,于次日赶紧率部返回出发地云盖山、大雄关一带。没料到,敌军得势不饶人,17日强攻云盖山、大雄关,并于19日得手。随即,又在当地建起了碉堡线。受此鼓励,三个师敌人又于12月12日,向黎川县城边团村等地强攻。三、五、九3个军团拼命反击,但在付出千余人伤亡后,只能逐渐后撤。到12月20日,敌军全部占领在黎川城外险要之地,随即就大建起碉堡公路来了。
  至此,主席那一套诱敌深入运动战战法,对堡垒战术毫无用处,众人束手无策。绝望之余,大家把目光转向李德,却突然有绝处逢生之感:这李德不是在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中参加过街垒战,有着丰富街垒战经验吗?街垒与堡垒很接近,也许李德有破解之道。就此,李德角色便由名义上的顾问、实质上的传声筒,转变成了一方面军实际统帅。但李德真有破解敌军堡垒战术办法吗?请看第二十章《无计可施》。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1 17:46:58
  @zhaoyu1027 64楼 2015-08-28 22:54:00
  @何不鸣 2015-08-28 15:49:51
  好文,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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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不鸣 2015-08-31 14:53:13
  谢谢表扬。您看我像李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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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李鬼何其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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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朝笑笑生说他是李逵,我在此发的是针对他的李鬼文。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8-31 22:29:04
  第二十章 无计可施
  中共当权衮衮诸公并不了解,所谓街垒战,其实是欧洲工业国家爆发起义时,普通市民与反动政府军队之间的非正规交战。这种战斗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军事意义,从中是找不到多少军事技术含量的。李德虽有自知之明,却不便也不愿坦诚相告,只好临时想出防守上以堡垒对堡垒、进攻上短促突击的战法。
  李德首先在永丰以南丁毛山地区试验新战法。一军团于1933年12月25日,向该地区敌军进攻,激战了十天,才在1934年1月4日攻占敌上州附近堡垒,包围了敌93师。但问题是,被包围的敌军不像四反中的11师那样位于露天,他们全都躲在钢筋水泥做的碉堡里面。红军只攻了一天就出现重大伤亡,不得不撤出战斗,短促突击战法也告失败。
  好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十九路军,于1933年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他们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居然也“建元称帝”了。老蒋一看这伙人来者不善,便照例把不善于进攻的一方面军放在一边,先去消灭对他威胁更大的十九路军。
  在正统党史里,都把红军没有与十九路军建立军事同盟,说成是五反中最大战略失误,而且对于谁要对失误承担责任也有多种说法。最“权威”的一种认为,是因为博古信不过十九路军,责任应当由他这样的教条主义者来承担;但也有人说,是主席竭力反对联合对方,博古只不过是耳朵根软,接受了主席意见而已。但笔者对此看法却是,红军只与对方达成互不侵犯协定,而不与之结盟,是正确、明智选择。
  原因有二:其一,福建腹地不是苏区,人民未被发动起来,红军主力在那里很难得到群众帮助和掩护,因而不具备打大规模伏击歼灭战的条件。一旦人民战争威力发挥不出来,红军主力在那里只能打消耗大、缴获小的野战,替对方火中取栗。甚至还有可能主动送上去,挨蒋军主力打。从而让老蒋取得既镇压了福建事变,又消灭了红军主力的一箭双雕最优效果。
  其二,两军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不仅是红军信不过对方,就是对方也信不过红军。事实也证明了,十九路军打到山穷水尽时,无论蔡廷锴这样的高官(想作为日后见面资本),还是下面营连长(想改换门庭),都宁愿把部队交给老蒋收编,也没有动哪怕一丁点把部队和武器送给红军的心思(在十九路军当团长的前中共重要将领周士第,本想将全团拉往苏区,到头来也只是孤身一人重回革命队伍)。以对方官兵这种态度,红军真的开主力去增援,对方恐怕还会生出对红军去后发动群众的恐惧感。在危难之时,他们或许还能容忍一时;而一旦胜局已定或败局已定时,他们都存在着反戈一击、恩将仇报可能。那样的话,红军面子可就丢大了,还不如不去增援。
  但有人也许会建议,军事结盟也未必要并肩作战,红军主力侧击向福建挺进的蒋军,也是给对方有力支持,自己还能有所缴获。但问题是,蒋军入闽作战不是围剿苏区,部队肯定一个紧挨一个,不会有人落单;而且,肯定要走平坦大道,不会走长达十几公里的一线天峡谷。这样的话,红军对其侧击,无疑和送货上门无甚区别,老蒋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正因为上述原因,当博古心里装着坐镇上海遥控指挥的弗使建议,不情愿地邀请主席一起讨论时,只要不是故意找茬,双方应该是一拍即可,谈不上谁影响谁,谁说服谁。但到延安整风时,主席为了在政治上断绝“二十八宿”东山再起可能,便开始罔顾事实,把正确决策也说成错误决策,且完全归咎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这样一来,就出现了都有事实依据的两个不同版本。
  然而,红军不直接援闽,也不能荒废时间,总要利用蒋军入闽之机干点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博古就比较短视,他只想抓紧时间,实施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先强拆掉一部分碉堡封锁线再说。而主席则显得高屋建瓴,他建议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乘蒋军尽数位于赣闽两省、连南京都靠宪兵、警察、民团把守的机会,来个黑虎掏心。攻占一部分敌中心城市,捣毁其统治机构,起获其积累的资财,镇压其不及逃窜的爪牙。这样,既壮大红军、搞乱敌人,还迫使老蒋将主力回救老巢,以收围魏救赵之功效(因为有此建议,主席日后仍能说自己主张联合十九路军,其实那是独立自主行动)。主席这招具有较强可行性,一旦实行,土地革命史也许改写。但博古觉得自己不可能随军远征,建议者主席倒有可能毛遂自荐。而真让主席再次混入军中,恐怕到时他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做两年前中生想做却被国焘及时制止的事,把部队拉到遥远的北方去。这样的话,失去主力保护的中央苏区,即使还有政治、经济潜力,也将很快土崩瓦解,那他个人性命就岌岌可危了。
  博古最终选择就近强拆碉堡,遂有丁毛山之败。而此后不过一周时间,十九路军军事形势就急剧恶化。他们先在1月13日退出福州,随后,事变全部领导人于1月22日出走,部队宣布投顺,宣告老蒋全胜。不过,因为蒋军暂时停止对苏区进攻,博古还是对外声称取得反围剿胜利,并乘势于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一批决议的同时,博古终于借着合法选举途径,正式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总书记。与此同时,按老斯指示,在配齐十三位政治局委员时,博古不得不同意让主席也进了政治局(尽管位列最后),从而对他的领导权构成隐忧。
  博古也知道主席是隐忧,但因为老斯不松口,主席又不犯错,是不能斗更不能抓和杀的。无奈之下,博古想到了送,他以主席身体欠佳为由,致电国际,要求把主席送往莫斯科养病。但老斯留下主席这枚大棋,是要在中共遇到危急时刻急用的,若让你博古送他来莫斯科,岂非成为死棋一枚?何况,主席早已名声在外,能否安全穿越敌占区还是未定之数。出于这些考虑,老斯授意国际坚决不同意。
  老斯反对主席来苏可以理解,令人不解的倒是“二十八宿”魁首王明,这次也站在主席一边,以中共驻国际代表身份反对主席来苏。这其中的原因,要从他在莫斯科喘息已定,又萌生秘密潜入中央苏区想法说起。其时,博古还在上海坚持,一听到王明此意,就知道他要回国与自己争权了。博古当然不甘心只替王明当看守领袖,但与老斯论起亲疏,又显然落于下风,便只能采取阴招,说路途凶险无法保证王明安全。王明当时信以为真,但过了一段时间,见博古自己倒进了苏区,不禁气得七窍生烟,遂再度提出要去苏区。这次,博古不能再强调国内交通路线危险,便转而论述从苏联到中国交通线路危险性。这王明明知博古在说谎,却毕竟是贪生怕死之辈,从此绝了回国争“大宝”念头。可他心里已对博古恨之入骨,再遇博古向国际请示工作,凡对博古有利的一概反对,而对博古不利的则一概支持。这样,托“二十八宿”内部侵轧之福,主席不但躲过政治噩运,而且还将在未来借此东山再起。
作者:65675831 时间:2015-08-31 23:52:18
  黄孝战役
  黄孝战役是辛亥革命中最大的一次会战,革命军方面投入了来自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广西、安徽、浙江、上海、广东等省市的精锐兵力3个军、3个支队、一个舰队共10余万人;清军方面投入了其最精锐的北洋六镇主力组成的两个军数万人。这一战役,双方投入兵力大大超过此前的汉阳、汉口保卫战和革命军攻克南京的作战。这一战,是革命军最精锐兵团与清军最精锐兵团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它与当时全国各地的战役配合,最终决定了清王朝的覆灭。,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1 07:33:03
  看看隐忧难除,博古只好采取逆向思维,先练好自己内功再说。在他指示下,彭总三军团乘老蒋平定福建之机,从六届五中会召开前三天的1934年1月11日开始,持续攻击沙县县城(就是现在出沙县小吃的地方)。把守沙县的敌军,是曾经依附十九路军、此时又倒向老蒋的地方武装卢兴邦部,战斗力相对较弱,且与老蒋不贴心。故战至25日,拿下沙县,全歼守军。此战虽只歼敌两千,缴获武器也有限,却获得了大量弹药、食盐、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和钞票,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利用缴获的电台,骗老蒋派飞机于26、27两日空投下来的,大大舒缓了苏区的物资困难。
  说到这里,网友们肯定又要问了,为什么苏区物资又困难?按传统说法,是敌人封锁所致。但问题是,老蒋只能封锁住中央苏区北半段,苏区与东南向十九路军防地和西南向广东军阀防地的物资交流渠道,还是比较畅通的。所以笔者认为,关键问题还出在苏区本身经济产出不足,没有足够本地物资(当然苏区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钨砂等矿产的交换功能)与外界交流上面。而产出不足的关键应该仍出在,执行过左的对待富农政策,过度打压了这个代表农村先进生产力的阶级上面。事实上,经济问题是困扰十年农村苏维埃运动发展的痼疾,直到抗战爆发,根据地不再剥夺富农,才得以彻底解决。
  尽管从理论上讲,老蒋此时不再进攻也能困死苏区,但他的处境也不宽松,还必须赶在鬼子大规模侵华之前,解决西南、西北军阀割据问题。于是,福建事变刚平定,老蒋立刻又把矛头指向中央苏区。1月25日,也就是红军攻占沙县的同一天,担任敌北路军前线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的陈诚,向黎川以南樟村、横村红军阵地发起进攻,当日便告得手。李德控制下的中革军委闻讯,立刻令一军团于2月1日、2日赴该地域,连续对据守坪寮之敌展开反击。但与过去战斗一样,敌已在该地修筑坚固堡垒,一军团两次攻击两次失败,被迫撤退。敌军于2月9日继续进攻,经当日鸡公山、三甲嶂战斗,和15日凤翔峰战斗,完全控制了战场主动,完成了樟村到南丰碉堡封锁线构建,并解除南丰长期三面被围的困境。与此同时,敌东路军第10纵队利用三军团西进增援樟村到南丰间战斗之机,重新占领沙县。
  得胜的狸猫欢似虎。从3月1日起,陈诚又按老蒋命令,集中九个师从南丰一字向南筑垒推进,并试图利用红军喜欢强拆的特点,在该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果然,李德坚持以强拆对强建方针,令善打硬仗的彭总,统一指挥一、三、九军团及五军团红13师,开赴三溪圩、三坑一线打防守反击。彭总决定于11日拂晓,主动对敌发起进攻,结果当日击溃敌94师,歼灭其561团大部,占领一线阵地。但次日攻到敌二线阵地时,又遇已筑好的堡垒,无功而返。李德正要令彭总再攻,却不料陈诚把敌军兵力进一步增厚到十个师,于13日主动出击,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此。战至14日,红军伤亡人数达2267人,被迫撤出战斗。敌军至17日推进到白舍圩、甘坊、宝石一线,正对瑞金北大门广昌,筑起了碉堡封锁线。
  在敌北路军得手同时,敌东路军也在乘虚而入。3月7日,敌第10纵队占领将乐县城,19日又赶在一、三军团援兵赶到之前,占领泰宁县城。尽管一、三军团于25日,分别在新桥、太阳嶂两处阵地,同时击溃敌第10纵队进攻,缴获少量武器弹药。但敌军于29、30两日发动更凶猛进攻,夺走了这两处阵地,并筑成泰宁到得胜关封锁线。正对着位于广昌东面的建宁县城。
  老蒋接下来目标就是攻占广昌和建宁,进一步压缩中央苏区空间。敌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遵命制定了集中11个师(由陈诚指挥),先取广昌,再协同东路军取建宁的计划。4月10日,敌军对广昌发起进攻。而李德也早已把广昌,选定为堡垒对堡垒战术试验场地。从1933年10月开始,经过四个阶段修筑,广昌地区也已成为红军最为“坚固”的筑垒地域。此时,见国民党来了11个师,李德把与敌东路军对峙的一、三军团,从建宁调来广昌,又从龙冈调来红23师,加上原本驻守广昌的九军团,共集结了9个师。他这是要用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战法,与敌军打正规战。为了争取广昌保卫战胜利,为自己正名,在李德提议下,成立了临时司令部,由博古任政委,老总兼司令。但老总只负责传令,博古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李德手中。
  照李德想法:前几次红军作战失利,是因为攻遇到敌军堡垒,强拆无门;而守没有坚固工事,被动挨打。这一次,红军在广昌也有“坚固”工事,可以让敌军先在进攻中碰得头破血流。然后乘其力竭,以主力迎头痛击,一举打出威风,打出气势,说不定就此能胜利结束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对红军期望值很高,却忽视了两个重要因素。其一是敌军技术兵器(俗称飞机大炮)的威力。不错,国民党军这点微薄的技术兵器家底,与鬼子相比十分落后,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毫无作为,只能靠士兵用血肉筑起国家新的长城。但这点技术兵器用到剿共前线,就非但不显落后,而且还十分先进。不要说红军碉堡只是用石块垒一垒,没有钢筋混凝土,就是有钢筋混凝土,也照样会被飞机大炮打烂。其二是广昌地形以开阔地为主,更有利于敌军大兵团展开和技术兵器发挥作用。
  因此,广昌保卫战的命运在没开打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果然,打了18天,到4月28日,广昌外围红军堡垒已基本被敌破坏和占领,广昌城处于敌东北西三面包围之中,红军主力再不撤退,就要被包饺子了。到了这个时候,李德才算认赌服输,下令全军撤退。红军至此付出5093人伤亡代价,而只毙伤俘敌军2626人,人地两失。其中,彭总三军团作战最卖力,伤亡人数竟达2705人,超过总伤亡数一半。一向热衷于服从更大上级的他终于幡然醒悟,不顾挨整危险,喊出了“崽卖爷田不心痛”著名口号,思想感情就此重新向主席回归。
  广昌一失,东面建宁便已孤立。但李德还不死心,于4月30日通过中革军委下令:参加广昌保卫战的红军主力,除损失惨重的三军团和红23师留在广昌南,阻止当面之敌继续南侵以外,悉数开赴建宁前线,会同驻守当地的五、七军团,组成东方集团,试图保住建宁。但国民党军以飞机大炮进攻、以碉堡公路防御战法已经演练成熟,基本上到了怎么打怎么有理的程度。5月12日,敌第8、10两个纵队共8个师转入进攻,仅仅花了四天时间,就把红军东方集团打出建宁城,完成战役目标。
  与此同此,苏区西北方向敌第6路军五个师,也在不断向当面红军进攻。从1月底在永丰集中开始,向曾经是红军在二反、三反中的秘密隐蔽地区进攻。到5月1日,先后占领沙溪、藤田和龙冈等地。而广东军阀陈济棠南路军也乘火打劫,占领了筠门岭等地。至此,中央苏区连失龙冈、广昌、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筠门岭等要地,回旋余地大为缩小。老蒋见初步战略目标已然实现,便一面就地构筑堡垒,一面让部队转入休整,以利再战。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1 09:28:35
  到了这时,李德再也不敢贸然向敌碉堡封锁线发动进攻,只得向坐镇上海的弗使发电求教。弗使倒有些真才实学,见形势危急,开出了主席曾建议过的老药方:派部队打到老蒋大后方江浙皖去。但博古没有魄力全师出击,经妥协,执行外线作战任务落到了七军团身上。七军团是个小军团,被从连城前线召回,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以后,总兵力不过6000余。武器更是少得可怜,只有1200余支枪和6门迫击炮。领导班子也很寻常,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只有参谋长粟裕是未来一颗耀眼的将星。
  7月6日晚,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向福建敌后进发。果然,敌军主力都用在了一线封锁线上,一旦越过此线,七军团这支不大的力量,立刻成为敌地方部队克星。7月29日,七军团占领敌设在闽江南岸的兵站,缴获大量炸药和炮弹。接着,又于次日偷渡闽江,取得了北上浙江主动权。但看到敌后果然空虚,中革军委马上起了贪心(估计不止李德一人,总理、老总也是如此),竟令七军团东进,相机袭取福州,以便调动更多敌军回援。结果当然是弄巧成拙,七军团于8月7日逼近福州,但敌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已调回敌87师主力守城。红军猛攻一夜,因地下党力量太弱无力配合,仅占领城北关主要街道,就承受不了损失而后撤至北石岭、桃源地区。
  然而,敌87师一个团却尾追而来,9日晚一度造成红军混乱,并最终在后续援敌声援下,迫使七军团撤入闽东游击区。七军团在此安置了七百名伤病员以后,于8月14日凌晨,攻克罗源县城,歼灭敌守军1000余人;接着,在15日晚北上浙西。但因为攻打福州伤了元气,所能调动的敌军只不过一个敌49师而已。
  还在向东深入敌后的七军团尚未受挫之前,弗使又指导中革军委向西派一支部队也去敌后,这就是湘赣和湘鄂赣两苏区的主力红军——六军团。前文已经交代,湘赣苏区是以当年井冈山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只是错杀王佐以后,井冈山本身成了铁杆白区;而湘鄂赣苏区则是在秋收、萍乡起义时播下的火种,之后在彭总红五军不断经营下形成的。到鼎盛时期,湘赣红军发展到1.3万,湘鄂赣发展到1.6万,两地红军合计近三万,若集中使用,也顶一个小型方面军了。但到了五反之时,这支部队被赋予破坏南浔路、威胁南昌,吸引敌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任务。结果中央苏区压力是舒缓了,但八个师敌军却一下子都冲着他们来了。大敌当前之下,中央决定红16师回湘鄂赣、红17师回湘赣,各自坚持斗争。之后,红16师在湘鄂赣遭强敌围攻,到1934年7月,电台被打坏且仅剩一个营兵力,基本处于覆灭状态。六军团主力虽情况相对较好,但也只剩下万余人,被压缩在遂川、万安、泰和三县交界一片方圆数十里的狭小地区,急需寻找出路。
  中革军委为六军团寻找的出路,不是退到中央苏区来,而是往西方打,去湘中创立新苏区,进而与贺龙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为此,特地派出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与王震、萧克组成军政委员会,作为六军团领导机关。8月7日,六军团率红17、18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人,在地方独立团配合下,从五斗江(《十送红军》中第五送的地方)、衙前之间,通过敌人封锁线,踏上西征路途。之后的过程,就与四方面军西征时差不多,无非循环出现某月某日走到某处,被敌人咬住,经恶战摆脱敌军,但损失若干的情况。因为六军团不是方面军级主力,这里就不细述。要交代的,一是从敌围剿主力军中调走第15、16两个师,调动敌军数量比七军团为多。二是六军团最后于当年1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被红二军团接应进黔东根据地。这时,六军团还剩3300人,而二军团也只有4400人。
  两弱会合虽合计不到8000人,却让以后的二方面军发生了脱胎换骨改变。改变之一是,随着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到来,彻底结束了夏曦毫无道理的肃反滥杀,使二方面军有了政治前途。改变之二是,萧克带来了一方面军擅长的运动歼灭战法,使原来只会硬打的二方面军战斗力倍增。改变之三是,随六军团而来的电台,让二方面军从一支与世隔绝孤军,变为直接受中央领导的一股重要革命力量。发生三大改变的二方面军,于10月28日向湘西进发,很快恢复和发展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并以此成为长征初期一方面军官兵的重要精神支柱(因为他们是以和二方面军会师为目标的)。
  讲完两支红军偏师出击情况,回过头来再交代中央苏区。经过了整个6月份的休整,老蒋于7月初下令,从六个方向继续向中央苏区展开全面攻势,李德经向弗使请示后,决定同样兵分六路,节节抵抗,拖一天是一天,看看随时间推移,外界形势会有什么变化。
  遗憾的是,1934年全年,鬼子除了发表了一个《天宇声明》,并未加快侵华步伐。老蒋抓住有利时机,又从7月初打到8月底,分别在宁都、石城、兴国等几个方向,夺取了大量苏区土地。不过,红军应该是也逐步适应了敌军打法,渐渐打出一些好仗。其中,三军团在8月6日到13日高虎脑战斗中,打得敌89师丧失战斗力;在14日万年亭战斗中,大量杀伤进攻之敌,取得胜利。而一军团更是在8月31日和9月3日两次温坊战斗中,仍采用诱敌深入经典打法,仅以700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2400余人,缴获武器一批。老蒋羞怒之下,追责相关将领,敌8旅旅长徐永相被枪毙,敌3师师长李玉堂由中将降为上校。
  但即便如此,掌握完整信息的三人团仍感到大事不妙,悄悄向国际请示要作战略转移。而弗使在早些时候提议,派六、七两个军团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打出去,用意本就在寻找转移方向。现在,国际向他征询意见,他非但同意,而且还明确给出了具体方向,沿着六军团足迹向西。
  方向一旦明确下来,负责办理具体事务的总理马上行动起来。首先是大力扩红,从5月到9月,征招了近十万人红军新兵,除补充老军团之外,还成立了八军团。其次是大力准备远征物资,后方赶制弹药、被服,大力筹集粮草。时任中央银行行长的主席大弟毛泽民,带人从瑞金附近大山里,将1932年埋藏在山洞里的100余万块银元(估计是漳州战役的战利品)搬回瑞金,准备随时分发给各军团。再次是于9、10月间,命令各军团都要组织包括医院、兵站运输队、教导队、补充团、修械所等机关的野战后方部,以适应远征需要。最后红军于9月开始,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并最终于10月8日达成借道协议。当然,即使完成了这些准备,三人团仍有些不放心,因为他们不知道老蒋会不会放红军顺利离去。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1 11:53:15
  让三人团没想到的是,老蒋此时也正在绞尽脑汁,想着让红军自行离开苏区的办法。老蒋为什么不继续利用碉堡封锁线,将红军完全消灭,而愿意放他们离去呢?答案要从老蒋当时处境中去寻找。老蒋虽是名义上的国家统治者,但所面临的军事对手却远远不止红军这一个。所以,尽管他已把红军压缩在了瑞金为中心的八个县之内,再进行一次强攻就有可能全歼红军。但他生怕十万红军拼死抵抗,会让他嫡系部队出现惊人伤亡,从而影响他下一步削平西南群雄和准备抵御鬼子计划的实施,而迟迟下不了强攻的决心。老蒋思忖再三,觉得还是放红军走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是长途行军的红军没有根据地人民支援,容易露出破绽,比固守根据地的红军要好打。第二是红军所到之处,有不少地方军阀,可以让红军与军阀互相残杀,好坐收渔翁之利。第三是过去因无充足理由,很多军阀地盘老蒋进不去,但若逼红军进这些军阀地盘,老蒋部队也可以拿追剿说事,跟着进入,搞好了还能鹊巢鸠占。
  当然,要拿到这三个好处,就必须让红军朝西边军阀们地盘上去,而不能往东边自己地盘上来。为此,老蒋加大了对七军团追剿(经过整个9月份战斗,迫使他们放弃在浙西建立根据地打算,向皖南方向转移),而相对放松了对六军团的堵截,甚至乐于看到他们与红二军团会师。至于中央苏区主战场,整个9月份老蒋都在让部队休养生息,坐等红军突围出走。然而,老蒋越是希望红军快走,红军却越是犹犹豫豫不肯走。时近10月,老蒋坐不住了,他要想些办法把红军吓走。用什么办法把红军吓走呢?老蒋想到了德国顾问给他制定的强攻瑞金的“铁桶计划”。
  该计划基本内容是,对瑞金为中心的核心中央苏区,指定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包围圈距瑞金150公里,按规定马上在上面布设铁丝网,构筑火力网及碉堡,为进攻预留的缺口,则装以鹿砦、拒马。然后,各部队每日向瑞金中心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布上一重铁丝网,每5公里筑一道碉堡线。计划每月向纵深推进25公里,6个月便能进逼瑞金。届时,瑞金四周将竖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为了防止红军突围,在每重铁丝网之间还要构筑大量碉堡,埋设地雷阵,如发现突然情况,立即用美国军用卡车调动部队前往堵截。
  不难看出,以国民党政权当时财力,根本无力供应如此之多的铁丝网和钢筋水泥;而且瑞金周围也不是什么一马平川,在大山上筑碉堡拉铁丝网难度不小;德国顾问计划其实只是纸上谈兵。但老蒋却看到了该计划巨大的恐吓效果,便索性又在计划上“添砖加瓦”。他把实施计划兵力凭空放大到150万(当时全国兵力,加上云南、新疆这些边缘地区军阀部队,也只有200万),把用于调兵堵截的美国十轮大卡车数量放大到1000辆(抗战初期也没那么多),把实施计划时间虚填为10月,尽可能放大恐吓效果。
  但是,“铁桶计划”恐吓作用再大,要是没有途径让红军知道,效果依然为零。如何设法让红军知道“铁桶计划”,老蒋对此煞费苦心。公开登报或在前线大力宣传,红军知是知道了,但恐吓本意也将同时暴露,不能那么做。他再三斟酌,觉得只有佯装泄密,才能让红军深信不疑。至于能否泄密,老蒋倒一点也不担心。他早就知道,不少地方军阀、非嫡系将领为了不让他黄埔系军事集团“一股独大”,常与中共暗中来往。不如就把“铁桶计划”以“绝密”名义,对这些人广而告之,按照统计规律,一定能够确保“泄密”概率。
  老蒋筹划停当,于1934年9月下旬在庐山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进行“实施”计划的战前动员。既然意在泄密,这次秘密会议其实是一次扩大会议,与会者超过了200人。除了前线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以外,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省主席也被拉了进来。就这样,老蒋还怕与会者记性不好,届时想泄密却泄不出去。他索性把“铁桶计划”量化成一二公斤重的、包括图表、计划书、指示文件等内容的书面文件,给所有与会者人手一份,供他们回去后泄密专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与会者中果然有一个中共内线,他就是国民党赣北第四区(驻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此人是老同盟会会员,1925年曾为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麾下两个师长之一,但随着许倒台而政治失意,他渐渐与中共有了往来。1934年初,老蒋为装点门面,让心腹谋士杨永泰出面,建议莫雄出来做官。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竭力支持下,莫雄去江西赴任,并利用老蒋关于司令部人员由他自己招收、任命的优惠条件,把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三名中共地下党员,也一并带去任职。
  由于有这层关系,莫雄在散会回到德安后,立刻就把打包文件一股脑交给三位地下党员。三人见后哪敢怠慢,随即把计划要点密写在四本四角号码字典上,准备星夜送往瑞金。他们并不知道,路上即使被敌人发现,也会照样保送过关(但事后,他们会和莫雄一同被秋后算账),都认为是一项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任务,争相要求承担。最后,家乡在苏区边缘连城的项与年,以地理优势争到了任务。他先化装成教师往苏区进发,等接近苏区时又觉得不妥,便一狠心拍掉自己全部四只门牙,改装成为乞丐,这才完成了任务。项与年的英勇奉献事迹在六十年后,被他孙女、八十年代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女项小米写成了小说《英雄无语》,只是她没能分析出祖父的行为尽管英勇艰险,却在客观上替老蒋做了一趟信使。
  接到项与年冒死送来的情报,三人团连忙商量对策。尽管情报中敌人的兵力和战术都很夸张和荒诞,但一来老蒋这出戏实在演得太逼真,已成惊弓之鸟的他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二来他们本已决定转移,准备工作也做了很多。于是,三人团再也不顾可能遭到蒋军紧紧尾追的担忧,当即拍板:从10月10日开始集结要转移的部队,以便赶在老蒋实施“铁桶计划”前,于10月21日正式从刚刚达成让道协议的西南方向陈济棠地盘上突围。但毕竟是仓促决定,在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善后工作出现了一些相当严重的错误。这些情况将在第二十一章《被迫长征》中详述。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1 15:52:10
  @zhaoyu1027 70楼 2015-08-30 08:14:00
  @xuser486626 2015-08-29 14:01:45
  楼主是主席的拥趸,俺来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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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不鸣 2015-08-31 15:21:25
  您好,我确实拥护毛主席,但我也主张还毛主席真实面目,并不回避他老人家在探索救国道路上所出现的错误,更要发掘他为了继续迷惑对手而刻意向人民隐瞒的功劳。我认为,这才能击退反毛分子对毛主席攻击、污蔑,使中华民族永远爱戴毛主席,永远铭记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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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这样的想法,再一次佩服你的文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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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鼓励。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1 19:43:58
  第二十一章 被迫长征
  除了主力红军、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外,中央苏区还拥有大批地方武装、大量地方党政干部,但战略转移并不可能把所有人都一并带走,谁走谁留就成为三人团必须解决的问题。李德作为外国“客卿”,不会对此感兴趣,真正决定去留名单的,也就博古和总理两人。本来,有些重要人物去留还须征求国际意见。但恰恰就在1934年10月7日到10日的四天里,因上海局领导人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共上海局所有三部电台(一部与国际联络、一部与中央苏区联络、一部备用)均遭破坏,中共中央与国际的联系就此中断。
  这样一来,博古就可以完全当家做主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不带主席长征,乘机摆脱这位潜在威胁最大的政敌。但早已料到此招的主席却抢先一步,主动向中央申请留在苏区继续领导反围剿。这一来,博古反倒犹豫了起来:主席昔日人马不足一千,尚能打出中央苏区这么大一个局面。若留下主席,怎么也得配给他一万人马,那会不会又让他重新搞大,再次形成尾大难掉局面呢?于是,博古决定还是带主席长征,不给他一丝一毫发展机会才好。其实,这博古也够糊涂的,他只看到留给主席的力量增加了十倍,却没有去想现在中央苏区要对付的敌军,要比秋收起义时多出了百倍,便因主席来了个“欲走故留”,就轻易决定带主席长征。这对他个人而言,或许是一次重大失误,但对中国革命应该是功莫大焉。
  博古想借转移修理的政敌,远不止主席一人。才于1934年2月5日来苏区当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的落毛凤凰秋白,曾在六届三中到四中全会之间主持中央工作时,压制过博古,此时老账新算,被博古当作包袱扔在苏区。这秋白靠做国际代表秘书发迹,在党内同志里毫无人脉,且无主席那样的高超智慧,闻讯后只能自怨自艾、听天由命。此外,一些与主席关系密切之人,如主席三弟毛泽覃、一大代表何叔衡、罗明路线拥护者古柏等,同样也被博古以这样那样的理由,留在了苏区。倒是同为罗明路线拥护者的小平同志,因有总理力保,于8月抢在长征之前,由挑夫重任领导,做了《红星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办)主编,总算得以步步紧跟党中央。
  当然,留下也不完全是迫害,对某些人还是倚重,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项英其人。六届五中全会共选出相当于政治局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四名:博古、总理、洛甫和项英,四人中总得有一位留守苏区。博古和总理是三人团顶梁柱,自然不能留下。时任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政府总理)的洛甫,连留守上海都不肯干,让他留守苏区,无疑与狐谋皮。如此一排除,只有让项英担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与因伤无法长征的陈毅搭班子,率红24师和地方武装共1.6万人(真的给了一万多人)留守苏区。好在项英党性极强,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任务。
  拟定好去留名单以后,还要处理一类人,那就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和受怀疑而被关押的干部。如果有些雅量,完全可以把这些人全部释放,任其自选前程。但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三人团决定把他们全部秘密处决,其中就有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宁都起义将领季振同、黄中岳,以及四反中被俘的国民党59师师长陈时骥。杀这批人总还算处理敌我矛盾,勉强有些理由,但接下去杀的人就无理了。有一批负责埋藏重要设备的红军官兵,设备埋完后自己也遭杀害,还美其名曰为保守秘密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日后当过总后勤部长、又成为林总死党的邱会作,就差点被博古御用杀手邓发杀掉,只是在执行死刑路上遇到了总理,这才刀下超生(总理与小邱的真挚感情,以后还要说到)。
  留完想留的人,杀完想杀的人,该考虑战略撤退战斗序列了。博古想法是把政治局委员分散编入各军团,这一来,部队可以轻装快行(估计里面也有懂军事的李德的建议);二来,因政治局委员分散,途中开不成会,便于三人团大权独揽。但该方案向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时,主席第一个反对,说政治局委员分散行军,途中有大事找谁商量?见心事被主席说破,博古只得同意包括“三人团”在内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编在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之中一起行动。这个军委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司令员是叶帅,人数不到五千。包括了无线电、电话、工兵、炮兵等重要技术兵种,还有干部团、医院等重要机关,是红军当中的精华。应该说,这支部队行动能力还是相当精干的,又是整个红军的信息处理中心,政治局委员随其行动,并不存在什么决策错误。
  但问题出在,有人看到组建了军委第一纵队,就又提议再组建一个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该纵队司令员李维汉、副司令员邓发,人数接近一万,其中一半是中共中央机关、苏维埃政府机关、后勤、卫生部门、共青团等部门的文职老弱人员,行动能力相当差。而更弱的还在后面,有人又觉得,苏区这么多年攒下点家当不易,便把什么医用X光机、汽油发电机、印钞机、印刷机,一股脑儿打包装好,让另一半雇来的五千名挑夫发扬蚂蚁搬家精神,挑起来慢慢走。这样,“红章纵队”也基本等同于一家大型搬场公司。
  鉴于后来造成湘江之战重大损失的“罪魁祸首”,就是这家“搬场公司”。以至于当时的决策者,到后来谁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搬场公司”老板,争相要把“老板”的“殊荣”推给政治对手。主席在遵义会议上,把“搬场公司”老板身份笼统地“授予”了三人团,三人团中的博古、总理当时都没反驳。但以后,博古一直利用各种机会向关系亲近者喊冤,并把老板身份“回赠”给了主席本人。这些说法传来传去,终于由博古的侄儿秦福铨当正史写成了书。而总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对“红章纵队”之事始终保持沉默,再也不见提起。这段历史遂成一笔糊涂账。
作者:饭桶饿死鬼 时间:2015-09-01 19:57:02
  @zhaoyu1027 发帖了!注意莫要挖坑不填,长期窝工。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1 22:01:16
  但据笔者认为,主席嫌疑应该最小。因为他从秋收起义到下井冈出赣南,多次亲经“逃难”过程,应该深知带笨家伙行军的危害;而且性格上又一贯大而化之,那会关心什么X光机之类的东西。如果真是主席干的,那一定是刻意搞破坏。可那样的话,博古完全可以在遵义会议上澄清事实,主席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既然不是主席,博古当然仍有可能。不过,博古原来连“红安纵队”也不想组建,不太可能想到去带那些笨机器。分析来分析去,可以看到总理嫌疑最大,因为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正是贯穿他一生的优良品质。事实真相可能就是,总理舍不得扔下这些“宝贝”,借组建“红安纵队”之机,向博古建议再组建“红章纵队”,捎带着把“宝贝”也带走,省得到了湘鄂西以后还要花钱再买。而博古没啥军事经验,耳朵根一软就接受了总理的建议。到了遵义会议上,博古想想自己是该负领导责任,只好打碎牙往肚里吞。事后他越想越觉得冤,想说出总理建议的真相吧,又感到没意思,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帽子往主席头上戴。
  不管谁做搬场公司老板,长征红军共86000人的行军队形是,红安、红章两纵队居中,前面由一、三军团开道,左右有八、九军团“护驾”,末尾五军团断后。前方预定目的地是,二、六军团所在的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次庞大队伍于1934年10月21日,从赣县王母渡和信丰县新田之间,从粤军防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由于双方一线部队还不知互相间已签有借道协议,故一军团于22日,经激战后歼灭粤军一个团,而自身也伤亡近400人。见红军违反协议,陈济棠大为不满,又调兵与红军打了近两日,但终究不愿恶战。至26日,所有红军都穿过第一道封锁线,粤军也不追赶。即便如此,因为“搬场公司”走得慢,红军连伤亡带新兵挑夫逃亡,损失了3700多人,总兵力下降到82000余人。
  接下去,一军团于11月2日奔袭夺占城口;三军团则因汝城(当年老总投范石生驻扎的地方)工事坚固,改为占领该城东南制高点,监视敌人。在一、三军团保护下,红军在5日晚到8日晨,又花了四天时间,才全部从城口到汝城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但伤亡加逃亡,减员高达9700人,总兵力已不到73000人。再往后,由于一军团未能于6日攻占尚未全线通车的粤汉铁路上要点九峰山,中革军委只能命令三军团10日攻占良田,11日攻占宜章(1928年此地出过宜章农军),改令一军团控制九峰山东北方向地区。这次,红军稍微走快了一点,在13日至15日,花了三天时间,从宜章、坪石之间,通过敌人以粤汉铁路为依托的第三条封锁线。所付出的损失是8600人。至此,红军经过26天的行军,连续突破敌军三道封锁线,但总兵力进一步下降至64000余人,好在老蒋主力追兵还远远落在后面。
  而事实上,老蒋在红军还没正式突围之前的10月18日,就已获知红军主力在苏区西南部大量集结的情报。老蒋通过估算时间认定,自己精心编造的“铁桶计划”已经通过他所不能侦知的渠道,传递给了中共决策层,红军就要离开苏区远征,不禁心中狂喜。如果老蒋只是为了把红军诱出群众基础广泛的苏区,以便聚而歼之,就完全可以利用环苏区封锁线上公路,预先把重兵调动到红军长征路上。这时,国民党军已经能把一方面军主力,包围在二三道封锁线之间。那样的话,一方面军就算最终能杀出重围,也得像四方面军那样,打一场漫川关那样的恶战。那老蒋为何不这样做呢?这得从他的第二条用心说起,即希望红军与沿途地方军阀互相残杀,以收既保存自己、又削弱甚至消灭对手的四两拨千斤之效。那如果地方军阀窥破他的用心,不肯出力火并红军,那又当如何呢?对此,老蒋也有成竹在胸,他清楚红军队伍里新兵不少,即使没有战斗,也会因为恋家而逃亡。而且,路程越远逃亡者越多,一支雄师渐渐就会拖成弱旅,正所谓“躺着也中枪”。
  怀着不可告人的心事,老蒋起初装傻,以无法判明红军战略意图为由,按兵不动。拖到11月12日,红军马上要过第三道封锁线,实在拖不下去之时,他这才下令把薛岳指挥的西路军、周浑元指挥的北路军,共16个师77个团,组成“追剿军”,由何键任总司令,向西追击红军。不过,“追剿军”行军速度很慢,与红军若即若离,与其说是追击,不如说是送客。到这时,“三人团”整体搬迁计划,虽然执行得磕磕绊绊,但受益于老蒋施展的欲擒故纵诡计,尚能支撑下去。
  然而,当红军于11月25日全部渡过潇水,向敌人依托湘江构筑的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最后一道封锁线前进时,老蒋慢慢露出了杀机。当然,他此时内心里还不愿意红军全部覆灭,因为他很希望红军退入云贵,好给蒋系部队乘虚而入提供借口。因此,老蒋嘴上说要一举截断红军前进道路,在湘江两岸聚而歼之。但在行动上,却听任薛岳、周浑元这些嫡系部队在红军背后拖拖拉拉,只是严令位于红军行军路线南侧的桂军,位于行军路线北侧的湘军,向正在横渡湘江的红军发动猛攻。他这是根据地方军阀一贯保存实力做法,以及他们战斗力有限的具体情况,打下了余量。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把红军打残,又不能够打死。
  应该说,老蒋余量打得很准。从11月27日开始,湘江西岸战场,湘军在觉山铺对一军团,桂军在光华铺对三军团,都发动了进攻。桂军和湘军本不想跟红军硬拼,但看到一、三军团停住不走,极担心红军在他们地盘上就地生根,攻势遂一浪高过一浪。尽管他们还没有力量攻破这两个主力军团的阻击线,却因为拼尽了全力,给两个军团造成了重大损失。事态恶化至此,偏偏红章纵队挑夫们纷纷要求回苏区。因为这些人事雇来的,无法用革命纪律加以约束,博古和总理在无奈之下,只能发给挑夫路费,任其散去。事已至此,三人团本应当机立断,下令红章纵队就地处理掉笨重设备,马上轻装过江。但可能是总理在想,这批“贵重设备”若当初撂在苏区也就撂了,可现在历经千辛万苦,挑也挑到了最后一道封锁线前,再丢就太不值得了,不如坚持一下。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1 23:11:06
  没想到的是,各行都有各行的技术,挑夫能干的活,普通战士未必干得好。换人挑运后的红章纵队走得更慢了,直到12月1日,他们才挑着“贵重物资”,蹒跚走过湘江上浮桥。这又造成了一、三军团更大伤亡,红章纵队就此也被愤怒的红军将士称为“混账纵队”。更为遗憾的是,在侧翼保护红安、红章纵队的八军团和少共国际师,因为多半由新兵组成,行军战斗经验均不足,大部分人员无法掐着点在红章纵队一过湘江,就及时赶到渡口。而尾追在后的蒋系主力薛岳部,见有机可乘,也不再拖拉,凶狠地扑向湘江渡口。守卫渡口的全军总后卫五军团红34师,这时总兵力已从6000人锐减到1000人,实在撑不下去,被敌军赶出渡口掩护阵地,阻隔在湘江东岸。这样一来,从苏区出发时有近11000人的八军团,能渡过湘江的就仅1200人;原有7000人的少共国际师也只剩下2700人;而九军团损失也很大,仅红22师就损失了4000余人。而最为悲惨的还要数五军团红34师,他们最终于12月12日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被俘后,毅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而牺牲,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这些损失再加上一、三军团在阻击战中付出的代价,红军在湘江之战总损失在三万人以上,残存红军人数最多只有34000人。
  而这一切,正是老蒋所喜闻乐见的。下一步,为了让红军把蒋系部队带入贵州,他于12月2日,撤销五路追剿军番号,只以少量兵力协同桂军,继续以“送客”方式尾追红军。而薛岳、周浑元等蒋系主力,刘建绪、李云杰等湘军共16个师,则取道武冈、芷江;于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的同时,在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一线,从南到北呈扇形展开布下口袋阵;再加上南面桂军封堵,只给红军留了一条西入贵州之路。就算这样,老蒋还担心红军会因不知情而飞蛾扑火,遂设法重演泄密故伎。当然,这次来不及再玩开绝密会议把戏了,而只能是弃保密性好的电话不用,特意用十分容易泄密的电报传递作战命令,以确保红军能掌握自己动向。
  面对如此险境,三人团以外的中共政治局成员再也坐不住了,开始反思长征战略是否出了问题,质疑现任领导层还能否把红军带出危局。这时,由于顾作霖已于1934年5月底在瑞金去世,随军长征的政治局委员共六名:博古、总理、洛甫、主席、老总、陈云,候补委员共四名: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十人中,博古位居总书记之尊,不可能自己怀疑自己战略;邓发、凯丰唯博古马首是瞻;陈云态度暧昧。而包括总理在内的剩下六人,均对三人团路线存在不同程度怀疑,其中尤以主席为甚。此时的主席,于公于私都有取三人团而代之之心。于公者,再不由他取而代之,在三人团瞎指挥之下,红军行将遭受灭顶之灾;于私者,主席早已有执中共牛耳之雄心壮志,但因非国际嫡系,多年来一直不得其门而入,而眼下危机恰恰成为了他个人的机遇。
  主席经过分析认为,洛甫和稼祥两人目前也处于赋闲状态,与自己思想最能产生共鸣,遂把争取重点放在他俩身上。争取成功之后,再继续做老总和少奇思想工作,如此一来,自己一边已有五票。到那时,对博古专权也有怨言且一向见风使舵靠大头的总理,就有可能倒下自己一边。这样,即使深不见底的陈云仍支持博古,加上博古本人及邓发、凯丰这两个铁杆,他们仍只剩四票。至于李德,别看他平时牛皮哄哄,因为不是中共党员,届时一点发言权都没有。如果再将早已对三人团不满的一线将领,拉来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表决时获取多数票,就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主席取得党内斗争胜利以后,手里到底有没有金刚钻,揽得下揽不下挽救处境岌岌可危的中央红军这个瓷器活呢?有的。那就是揣摩敌人心思,利用敌人间矛盾,从夹缝中求生存。从宁都会议失去兵权至此的两年时间里,主席虽然也得承担查田、扩红这类政治任务。但总的来说,要比三人团以及老总他们担子轻得多,有时间思考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战略问题,并也已掌握了正确对策。至于主席在那段时间里得出什么样的独到真知灼见,因他老人家生前从来避而不谈,我们无从确定。但笔者觉得,通过对主席日后种种言行分析,他那时基本思想脉络,还是有章可循的。此处暂不分析别的,先分析利用敌人间矛盾夹缝中求生存的思想。
  处于赋闲状态下的主席,想必冷静地分析过他个人从秋起到三反的军事斗争经历,也肯定清楚红军力量的壮大,不仅取决于他个人领导正确,而且还得益于敌人方面不断你争我夺,给了红军钻空隙求发展机会。但过去的机会,都是敌人在自相争斗中,无意识送给红军的;红军主动挑起敌人争斗,从中获取发展机会的事例,一次都没有发生过。主席在自由思考的这两年里,想得最多的课题,恐怕就是如何主动挑起敌人内斗,为中国革命发展创造机会。这条思路发展到后来,经过理论化和系统化之后,就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
  主席此时,虽短期内并无能力发挥统一战线威力,却已经循着这条思路,看懂了老蒋的布局。在主席眼里,老蒋从1934年9月开始,该包围红军时候不包围,该穷追红军时候不穷追,目的只有一个,借红军这个题目,做扫平西南群雄这篇文章。因此,红军只要迎合老蒋心意行军,就能获得暂时安全;反之若违背老蒋心意,则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主席按这条思路,先说服了同躺担架的洛甫和稼祥,并在他俩支持下,于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以后,提出召开讨论红军行进路线问题会议。通道会议于12月12日会议召开,参加者有博古、总理、洛甫、主席、稼祥以及李德。尽管还不是政治局全体会议,但主席毕竟有机会第一次亮出自己战略设想:向西深入贵州,谋求存在发展机会。当然,主席不会明说,红军如不西入贵州,将遭老蒋全力围攻;而西入贵州,则因有利于老蒋实现把势力伸进贵州意图,则暂时会受到老蒋纵容。因为那样说,即使众委员不指责主席思想反动,至少一项独门绝技,又要像诱敌深入战术那样,变得家喻户晓了。为此,主席改了一个理由,只说进军贵州是避实就虚,以此着实吸引了一部分委员的眼球。
  • number133: 举报  2016-07-25 22:57:42  评论

    @zhaoyu1027 越看越精妙,楼主修为不浅,拔红云而令众糊涂鬼见烈日,带着大伙穿越八十年时空探索真相。见政治军事斗争之惨烈,揭政客阴险毒辣之用心,看苏共老斯战略之高明,服厚黑哲学之高深。屡次拍腿而赞!
  • 漆雕玉堂: 举报  2017-02-10 09:27:47  评论

    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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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2 00:10:55
  博古到苏区近两年来,军事上从未采纳过主席建议,这次他和李德自然也不为所动,坚持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决心不变。但即使要北上,也得先西行一段,占领黎平这个北上门户才行。于是,同床异梦的两拨人,暂时仍一起向黎平前进。不过,博古和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混账纵队”对部队的严重拖累,就在通道会议第二天的12月13日,下达了整编令。第一条就是将红安、红章两纵队合并为中央纵队,“混账纵队”一路挑运而来的“贵重设备”,终于或被掩埋或遭摧毁。第二条则是撤销已成一副空骨架的八军团,所有人员一律并入五军团。
  12月15日,一军团攻占黎平;两天后,中央纵队也到达黎平。到了这里,到底向北还是向西,必须给出一个说法。于是,中央于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出席者有:博古、总理、主席、陈云、老总、少奇六人,由于未知原因,博古铁杆邓发、凯丰和主席拥趸洛甫、稼祥都没参加;李德因在中共内部并没有政治地位,也只能在会场外等消息。黎平会议采纳了主席意见,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否决前往湘西预案,并决定到川黔边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该次会议记录未能保存下来,现在并不清楚哪些人支持主席主张。但根据总理日后一段讲话,可知总理已经倒向了主席一边。而根据主席与老总的密切关系,主席日后对少奇的提携,也可以推知老总、少奇也支持了主席。至于陈云,主席日后并未指责过他追随左倾路线,估计当时至少保持了沉默。这样看来,坚持要去湘西的,只剩下博古一人。
  在这些委员里,总理取向至关重要。如果他仍站在博古一边,陈云必定也站到总理一边,同总理、主席都是战友的老总就很难表态,当时人微言轻的少奇更将无所适从。总理支持主席的直接原因是,老蒋故意泄密的电报(具体而言,是打给湘军刘建绪部的),已于12月11日夜,被负责无线电侦察的军委二局截获。掌握到确切情报的总理(这里不难看出,主席在没有条件掌握确切情报情况下,却能料敌在先,确有雄才大略),经过几天思考,认可了主席的对策。但除此之外,间接原因更为重要。总理尽管一直保持党内谁上台就为谁效劳的处事原则,但谁能干谁无知,谁可能带领党走向辉煌,在他心里是有一杆秤的。应该说,主席留给总理的印象是,为人冷酷独断,属曹操、司马懿一类野心家;而且做事大而化之,常出这样那样的纰漏。故放在平时,总理绝对不会拥戴主席执掌中国革命之舵。但问题是,眼下红军已行将灭顶,用正人君子思维跟敌人干,一定是干不过了。这时候,革命需要曹操,需要司马懿。这样,主席原先重大缺陷,便一举成为重大优点,总理倒向主席也就顺理成章。
  黎平会议后第二天的12月19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纵队继续西进。这时,李德的瞎指挥已不太管用了;而主席虽还没有名分,却已能通过影响总理思想,实现对红军的实际指挥。在主席实际指挥下,从20日起,部队相继占领剑河、镇远等地,到28日已深入到贵州腹地的黄平、余庆地区。31日,野战军司令部到达瓮安县(就是奥运年瓮安事件发生地)猴场。李德在这里,作了最后一次反击。他拉博古提出两项军事建议:一是不过乌江,就地建立根据地;二是回头去湘西。政治局不得不在1935年1月1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又一次否决了博古、李德自杀式军事建议,决定强渡乌江,并发布《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确定渡过乌江后,将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根据地。
  政治局之所以对前景抱乐观态度,是因为进入贵州后,当地军阀王家烈部战斗力奇差,十分好打。王部好打原因有三:其一,总兵力只有十六个团、一万五千人,只及已被大为削弱的红军一半。其二,主要武器来自于贵州本省兵工厂,质量比红军的武器还要低劣。其三,贵州是旧中国鸦片产地之一,士兵严重沾染鸦片嗜好,人称“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单兵战斗力极其低下。
  果然,红军在没有渡船情况下,仅靠临时编制的竹筏,就在1月2日突破贵州二号军阀侯之担部把守的乌江。接下来,红军横扫侯部,于1月7日凌晨2时袭占遵义。拿下了遵义,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就要在此举行。相关详细情况,请见第二十二章《遵义会议》。
  在结束本章之际,笔者还要强调一下,长征期间老蒋刻意放纵红军的真实性。这个结论在正统史家群里,只有《李宗仁回忆录》代笔者唐德刚提出过。国内党史专家,则多以老蒋军事指挥能力低下,却善于利用自然出现的时机,来进行诠释。但笔者要说的是,一个低能的军事指挥者,不可能运气好到每出一次指挥错误,就能得到对他最有利战局的程度。既然老蒋所希望战局,并不是阴差阳错形成的,但就一定是他刻意追求的结果。所以说,衡量一个政治家水准高低,就要看他是否能把刻意追求的结果,演绎得好像自然发生一样。老蒋若没有这等道行,也不可能从一个小小的黄埔军校校长,几乎成长为全中国的统一者。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主席政治手腕更为高超,中共政治工具远比国民党强大,这才使他在抗日胜利后,和他所在政治集团一起,骤然从权力巅峰坠入深谷。真让人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当然,有人也许仍不同意笔者看法。在他们看来,老蒋早就把中共看作心腹大患,如何还肯养虎为患,最终导致玩火自焚呢?笔者对此答复是,第一,老蒋当时虽头顶中国最高统治者光环,但其实只是逐鹿天下者中最有希望成功的一位。为了能够完全打下江山,他不可能像早已坐稳天下的封建王朝对付农民起义一样,对同样是逐鹿天下者的中共,只剿杀不利用。第二,老蒋不是算命先生,他不可能预知中共在主席当家后,能够修正和暂时掩盖原教旨马列主义立场,把铁定是老蒋同盟军的民族资产阶级拉过去,最终导致他在大陆的统治于1949年骤然崩盘。这与清政府无法预知孙中山是其掘墓人,而不能派地方官把襁褓中的孙直接杀害,是一个道理。
楼主zhaoyu1027 时间:2015-09-02 08:42:29
  @饭桶饿死鬼 2015-09-01 19:57:02
  @zhaoyu1027 发帖了!注意莫要挖坑不填,长期窝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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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那边没有更新吧?昨晚发了两章,现在到102章,是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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