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历史资料汇编】《草民记忆》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4 14:52:00 点击:4614 回复: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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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历史资料汇编】《草民记忆》
  【旧中国的农村】
  1949年以前的中国,称作旧中国。旧中国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下面就简略概括地讲讲这个。
  旧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全国人口的80%多都住在农村。农村的财主(地主、富农),也就是农村的“大款儿”,占全国人口不到10%,但是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中农、贫农)却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这种土地制度称作“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农民为了生活,只好租种财主的土地,或给财主打工(当长工或临时工)。遇到天灾病祸,还要承受高利向财主借钱借粮。
  租地必须交地租,地租一般都是粮食,而这些粮食都是佃户(租地的农民)劳动生产出来的,地东(出租土地的财主)不劳而获,按照一些人的说法,收取地租就是地东剥削了佃户;财主雇工种地,生产的粮食除去用于长短工们的工资和吃饭外,剩余部分全归雇工的财主。粮食都是打工的农民生产的,雇工的财主剥削了打工农民的“剩余劳动”。同理,借债的农民付利息,也是债权人剥削了借债的农民。这些人引经据典把这种财主剥削农民的观点论证得无懈可击。
  农村的权力分两类:政权和族权。
  政权最基层是村,有村长(或保长)和委员,若干村为一乡,有乡长和委员。乡长、村长和多数委员们都是由大小财主们担任,因为他们有钱,和上面(区、县官员)有交往,亲朋、亲信多,有势力。另外,他们有文化,能写会算,见多识广。农村的大事小情都是他们说了算,农民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服从。
  一个村庄的财主和农民,大都是同姓,即同一宗族,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有一个族长,来管理族中的事物。这族长都是由族里辈分高的财主来担任。族长办公地点就是“宗祠”。比如,主席的家乡湖南韶山就有“毛氏宗祠”。族有族规,族里人犯了族规,族长就在宗祠召开会议,对犯规者进行处罚,或罚或打,甚至处死。族长的这种权力,就是“族权”。这“族权”和江湖帮派的帮主的权力很相似。
  财主们掌握着农村的政权和族权,这就是某些人说的地主对农民的“压迫”。
  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想”的灌输。统治农村的主流思想有两股:儒家思想和神佛迷信。
  儒家思想尊崇“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农民们虽然没读过什么“圣贤书”,甚至不知道啥叫“儒家”,但是儒家思想却代代相传,融化于农民的血液中,成为农民们公认的道德标准。修好行善,孝敬老人,诚实守信,朴实厚道,忠于职责,忠君报国,和睦邻里,讲究义气、崇尚气节、礼貌待人,勤劳简朴等等,都是我国农民的传统美德。他们把这些美德概括成一句话:“做人要勤俭,有人性,讲良心”。他们把有悖于这些美德的行为斥之为“缺德”、“没人性”、“没良心”。曾有一个时期,不分精华糟粕,把这些思想统统叫做“封建思想”。
  农村的财主和农民,几乎普遍迷信神佛。他们相信神仙佛道、阎王小鬼、阴间阳世、天堂地狱、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等等理论和传说。他们相信人做坏事死后要下地狱,上刀山,被油锅炸,来世变作牛马受人役使;人行善积德,死后就受阎王优待,来世投生到富贵人家,享受荣华富贵,等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格言。每个村庄都有敬奉神佛的庙宇,不少人家都供奉着财神、福神、狐(狸)仙、蛇仙。有人说,这些迷信都是财主们为了麻醉农民而编造的,这是统治农民的“神权”。
  处境最悲惨的要数农村妇女,她们不仅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还要受“夫权”的压迫。“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驴,任人打来任人骑(欺)”,丈夫可以随便处置妻子:打骂、虐待、离婚甚至卖掉或用妻子还债。寡妇没有儿子,公婆或族长就有权剥夺她的财产,或把她卖掉。你读过鲁迅的小说《祝福》么?小说里的祥林嫂就是旧中国农家妇女悲惨处境的典型。
  那时的农业耕作技术差、粮食产量低,广大穷苦农民(贫农、下中农)向财主交完地租后所剩无几,大都缺吃少穿,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战乱和灾荒,对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和现在的农民比,如果说还有优势的话,那就是吃的都是“绿色食物”,绝对没有农药化肥的污染,新收获的粗粮糠薯、新鲜的蔬菜和野菜,不用担心胆固醇高或者脂肪肝;穿的是地道的“纯棉”衣服:自己纺线、自己织布、自己缝制的衣服。当然,这些“绿色食品”和“纯棉衣服”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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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4 16:11:48
  【农村富人是怎样产生的】

  农村富人(财主)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可以用“矛盾学说”进行探讨:财主和农民是一对矛盾。他们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又互相对立、斗争着;在一定条件下财主和农民又可以互相转化。“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没有!世界上根本没有财主的“种子”,也不是迷信所说的“命里注定”,财主是由农民转化来的。在一定条件下,农民也可以转化为财主。
  你们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么?那个叫“福贵”的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生生把一份偌大的家业弄光了,结果由财主转化为“贫农”。当然,贫农不都是这样转化来的。
  那么,农民是怎样转化为财主的呢?
  那时农村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土地是最根本的财富,是全家的命根子,是最可靠的“传家宝”。土地不怕匪抢,不怕贼偷,大水冲不走,大火烧不掉,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那时流行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种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地”。土地多了,也就转化成为“富农”或者“地主”了。那么,买地的钱从何而来呢?来源多种多样,我只能择主要的列举几种讲给大家听。
  一种是做官。
  农村有些农民咬紧牙关供孩子读书。这个孩子聪明好学,终成大器,做了大官。于是,有的成了贪官,通过贪污受贿钱财源源而来。于是就在家乡买房置地,成了大财主。旧中国的官僚地主就是这样炼成的。
  一种是经商。
  农民把孩子送到城镇学买卖(当时称为“住地方”),孩子聪明伶俐,能吃苦耐劳、刻苦学习,因而从学徒到“吃劳金”(公司员工),再到当“掌柜”(公司经理),再自己开买卖(办公司),赚了很多钱。他要拿出一大部分钱在老家买地盖房,一来光宗耀祖,二来给自己留条退路,给子孙打下基业。于是,这户农民就转化为资本家兼大地主。
  一种是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省吃俭用,勤劳致富。
  农民中总是有能人的,他们勤劳俭朴,聪明好学,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人尖子”。他们种地肯下力气,精耕细作,亩产总是比别人多;种地之余,他们或搞些副业(如养猪羊鸡鸭、卖豆腐、弹棉花、搞编织等),或做小买卖(做买卖猪羊、粮食、木材生意等),或出外打工。全家出动,钱就挣得多。另方面,全家省吃俭用,硬从嘴里抠钱。他们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于是雇工种地、出租土地,钱越来越多,土地也越买越多。经过几代人的勤劳俭省,这户人家就慢慢地上升为中农、富农、小地主,有的成为中等地主。
  这种家庭的发家致富,类似于现在农村先富起来的“农民专业户”、“农民个体户”或者“农民企业家”。农村财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样转化来的。
  一种是“爆发户”。
  余华写的小说《活者》有这样一段情节:地主家的一个名叫福贵的“败家子”赌钱,一夜之间就输掉了全部土地、房屋。于是,那个赢钱的赌徒龙三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主。这个地主龙三就是“暴发户”。土改时,龙三被枪毙了。他被绑赴刑场的途中,望见了那个已经变成贫农的“地主败家子”,大声呼喊道:“福贵啊!我是替你去死啊!”
  著名学者、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幼年时家里很穷。他在上海打工的叔叔用仅有的一元钱买了彩票,中了特等奖。于是,他家立即由贫农转化为地主。他也就有钱上学、留洋,成了今天的季老教授。他至今还埋怨他的叔叔让他当了知识分子,一直受气挨整,在“**大革命”时进了“牛棚”。不然,他是响当当的几代贫农、根红苗正。
  一种是省吃俭用,紧守祖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书香门第,躬耕传家,后代没出“能人”,也没出“败家子”。他们省吃俭用,紧守家业,虽然一代不如一代,从大财主降为小财主,逐渐向农民转化,但是到土改时还没有转化成农民,终归还是财主。
  在旧中国的农村,财主和农民就象物理中讲的水和汽处于动态平衡一样:水分子不断地飞出液面,成为“汽”,同时,汽分子又不断地回到液面,转化成水。水和汽不停地运动着,不停地对立着、斗争着,又不停地转化着。但是,从总体看,这种平衡是稳定的。
  由于当时农村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又受当时社会制度的制约,作为个体的财主和农民无论怎么互相转化,作为群体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总是相对稳定的,即户数很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靠剥削过着富裕的生活;户数占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占有很少的土地,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生活。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由当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的,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更不是由财主的个人品质造成的。许多财主一直到死也没有弄懂什么是“剥削”,也不明白自己怎么犯了“剥削”这个弥天大罪。他们慨叹道:“老天啊!我们起早贪半夜地干,从牙齿上攒钱,怎么却攒出了罪啊!”“辛辛苦苦地给儿孙置办家业,没想到却给儿孙留下了一顶‘帽子’(黑狗崽子)!”
  到土改时,那些转化成财主的农民,分别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当家的被戴上“地主分子”或“富农分子”的帽子,成了敌人;那些转化成农民的财主被分别划为上中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等成分,成了国家的主人。一段很长时期,在农村实行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实行专政。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成了人们高低贵贱的标志。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4 19:04:18
  【“周扒皮”是瞎编出来的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编入了一篇文章,叫做《半夜鸡叫》,内容是:农村一个地主叫周扒皮,对待长工很苛刻。每到半夜他就起床,跑到鸡窝跟前学鸡叫,引起窝里的公鸡都“喔喔”地叫起来。于是,周扒皮让长工起床下地干活去。长工们气不过,就在半夜把周扒皮作为偷鸡贼,痛打一顿,出了一口恶气。这篇文章是在小说《高玉宝》中选编的。小说《高玉宝》描写了地主“周扒皮”剥削、压迫长工的种种“罪恶”,是“阶级教育的”的典型教材。
  显然,这个故事是瞎编出来的。试想:深更半夜、地里也没有灯火,能下地干活么?周扒皮能舍得点上汽灯或者煤油灯让长工们打夜战么?
  那时塑造的地主形象,除了周扒皮外,还有电影《白毛女》中的地主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恶霸南霸天和泥塑“收租院”的王文彩。
  财主们对待穷人真的像黄世仁、南霸天、王文彩那样凶残么?地主真的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么?财主和农民的关系真的是水火不容、你死我活么?
  请你读读著名作家陈忠实写的小说《白鹿原》。这本书真实的再现了旧中国北方农村的景象,书里就有对上述问题的答案。
  像任何群体中都有坏人一样,地主中也有坏人,但地主不全是坏人。相反,其中大多数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王文彩只是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集所有坏地主之大成塑造出来的艺术典型。在现实生活中那样的恶霸地主是极其少见的。
  那时候,农村中的地主大多是“土财主”,他们家没有做官的,也没有在城镇开“大买卖”的,没有什么“靠山”。他们就是土地财产多一些,生活过的好一些。这些“土财主”——小地主、富农们胆子特小,一生小心谨慎,生怕惹祸。他们夹紧尾巴做人,“树叶子掉下来都怕砸破了脑袋”,哪里还敢欺压农民?他们大多以慈悲为怀,乐善好施。叫花子来讨米,总是一碗碗米打发,绝对不让他们空手而去。不要小觑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线,如果轻慢了,说不定哪天晚上来一帮手执刀枪的蒙面大盗,把家里抢得精光……地主们连叫花子都不敢轻慢,哪里敢得罪长工?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大多数的地主怜贫恤老、济困扶危、助教兴学、修桥补路、兴修水利;他们维护乡里、热心公益、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遇到灾年,他们救灾赈灾,办粥场,免费供穷人吃;抗击日本,他们变卖土地财产支援抗战,送儿女投笔从戎,走向抗日前线……。
  村长、族长的推举都是顺乎民意的,一般都是德高望重、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热心公益的读书人。旧中国的政府对农村只管收苛捐杂税,很少拨出款项发展农村事业。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财主的肩头上。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关键时刻都是他们带头捐献巨资,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于是,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这样,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
  财主与佃户,财主与雇工,大都和谐相处。遇到灾年,许多财主都能主动减租减息,让农民过得去,很少有逼租逼债的。佃户们也都遵守合同,如无特殊情况,都能主动按时交租;财主,特别是农村的土财主(富农和小地主),对长工大都是亲如朋友。主人和雇工同吃同劳动,每顿饭都有东家的妇女侍侯着,盛饭添菜,她们只能吃雇工的剩饭剩菜。春种开犁、三夏、三秋、冬季起粪,四时八节,都要给长工吃犒劳。还给长工买胶鞋、帽子,送围裙、衣服。麦收或秋收时,首先用好粮食付给长工工资。年终还要发“奖金”(粮食或现金)。对短工的工钱,一日一清,决不拖欠。长工和短工们也都尽职尽责,很少有藏奸耍滑的现象。小说《白鹿原》中的财主白嘉轩和长工鹿三之间的关系,就真实地再现了这种和谐融洽的东伙关系。
  我生在旧社会农村,我们村的财主没有像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王文彩那样的,他们都像《白鹿原》里的白稼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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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5 07:24:55
  【谈谈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的原型是个怎样的人呢?我来讲讲真实的“周扒皮”。
  “周扒皮”名字叫周春富,是东北黄店屯村人。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
  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解放军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死了。
  东北光复不久,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1945年10月,复县民主政府成立,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又过了半年,辽东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反攻胜利,黄店屯又迎来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后,黄店屯最激烈的变化,就是土改工作组进村了。工作队来的时候,是12月,村里的老人们回忆,“工作队的人当年大都是兵,还有干部,有从沈阳来的,有从胶东来的。”
  也就是在这个月,随着土改的进行,周家的户主周春富,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打死了。
  老周家也是闯关东过来的。到了周春富这一辈,并不算富裕,周春富“继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在周春富看来,那些浮财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土地才是结结实实的保障,地里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孙也能受益。 于是,这个勤俭、精明的农家子弟,开始一点点地攒钱、置地。他的勤俭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黄店屯,年长些与周春富有过接触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这人无论吃的还是穿的,都很寒碜,裤腰带都不舍得买,是用破布条搓的。周春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抠门。一个流传甚广的细节是,周家吃剩的粉条用筷子捞出来,放到盖子上晒干了日后吃。
  周春富从从不闲着,伙计铡草的时候他帮着续草,他续草铡出的苞米秸长短匀齐,牲口爱吃。他要求,无论是伙计还是儿女媳妇,干活时不准穿红挂绿,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里是不能有鸡粪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铲子往院坑里拾掇。家里不养牛养骡马,脚力快也干净。他家人养成了习惯,冬天天没亮点了火油灯,家里人做饭的做饭,喂牲口的喂牲口。起来没有事,掴着筐拣狗粪。
  在黄店屯,老周家的5个儿子也让人羡慕,家里人手多,大儿子干农活,二儿子管家,三儿子赶车,几个儿子都有分工,个个勤快。脑子也灵,都能挣钱。周家挣钱了就买地,地多了就雇长工,从三五个到七八个的时候都有。周春富和长工一样干活,一大早就赶马车出去,回来挂一胡子霜。
  周春富把家,就愿意买地。和人家在地头说话,末了就问,你卖不卖啊?”
  周春富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为周家积攒了一大份家业。1947年,也就是土改队来到黄店屯的那一年,这份家业包括240亩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
  在土改队到黄店屯来之前,周春富对“土改”这个词儿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运动,“从地主手里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东北党政军万余干部下乡,在各地党委领导下组织了许多小型工作队,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为东北农村的流行语。不过,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没太大关系。当时的主要内容是“减租减息”以及分配“敌伪大汉奸”土地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周家没土地出租,也没人当汉奸,算不得改革对象。
  1947年年底,当土改工作队第二次进村的时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黄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样,他夏天上身不爱穿衣服,后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没什么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样,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彻底交给下一辈,自己含饴弄孙。
  但周春富的命运却因为一纸通知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
  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提出了划分农村各个阶级的标准:那些“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按毛泽东提出的标准,周春富划为富农更合适,因为他雇佣了长工,但并无土地出租。
  但在1947年土改的大环境下,这些理论上的划分只是参考,村内的政治氛围和工作组的工作方式决定了一切。在黄店屯,拥有20多口人,200多亩土地的周家最终被划作了地主。人均十亩地,在地广人稀的东北农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还有几个坊铺,这在村里是被认为“很有钱”的象征,而“有钱”,则是划分阶级,平分财产的一个前提。周春富费尽心思积攒起的家业,最终成为了致命的包袱。
  同样在黄店屯,拥有40多亩地,10口人的阎振明家,被划为中农。黄店屯以及附近三个屯,有300多户,被划为地主富农的有六七户,贫农和雇农不到20户,其他都是中农。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故事内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东北农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黄店屯土改的一个背景说明。
  在小说中,“土改工作队”的萧队长率队进驻元茂屯。他们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在《白毛女》的歌声中,通过“诉苦会”等多种形式,不断强化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调动他们参加土地改革的积极性。于是,村民们逐渐意识到,村里的富户不仅有钱,不仅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东家,不仅是乡亲,而且是“我们的阶级敌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又打又踢。
  一个周家的长工揭发周春富说:“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个儿媳妇,得被他逼着干活!一个月头10天,大儿媳妇做饭,二儿媳妇做菜,第三个儿媳妇当‘后勤部长’,推碾子拉磨什么都干。这10天四儿媳妇可以‘休息’,给孩子缝缝补补做衣服。下一个十天,就按顺序‘轮岗’……对家人他都这么抠,对我们扛大活的长工,你想想得狠到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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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5 07:25:31
  文革中,革委会主任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对贫下中农进行再教育。他是当年周家4个长工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 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
  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你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还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而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多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没说过我什么,我单薄,但会干。老头说,会使锄,能扛粮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环境下,这样带有传统乡村温情的话语是不可能得到表达的。“我经常听父辈们回忆,唉,人家周家有那么坏吗?但那个时候谁敢说他好?”
  暴风骤雨很快席卷了周家,数不清的脚踏进院子,翻箱倒柜挖地刨坑,然后把筛糠样的地主老财父子婆娘揪斗到街上戴高帽挂铁牌,鞭棍啐骂一浪高过一浪。几个孩子扶着破碎的窗棂惊恐万状。亲朋们早就鸟兽散或作壁上观或劈天跺地划开界线。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运动中,地主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已。包括《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内的不少史志都记载,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运动成为风潮,不仅仅如此,还发展成了“打堂子”运动。开始还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都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的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打荡”,在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
  在重新划分阶级,彻底平分土地的大风潮下,不仅仅是地主,就连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面对土改逐渐“暴力化”、“左倾”的现象,毛泽东表示了隐忧。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谈到,“农村户口中,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他还提到,对杀人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只要不积极破坏战争,破坏土改的人,都可不杀,要从群众的利益着想,把这些人当作劳动力保存下来。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又一次强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从那以后,“暴力土改”日渐降温,局势慢慢缓和下来。
  但周春富没有等到那一天,几乎是土改刚刚开始不久,他就被“镇压”了。周春富具体是怎样死的,由于没有正常的法律审判程序,已经找不到档案记载。村里的一些老人们说,周春富就是开批斗会时,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个给高家放过猪的那个小孩,多年后回忆,“周春福(富)让人民政府召开公审大会给枪毙了!那天我们家乡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们都非常高兴。”
  周春富的死,在这样的大风潮下,并算不得什么特别突出的事件。但让周春富“扬名”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后两年,那个曾在周家放过猪的小孩,参加了解放军,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开始动笔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长篇小说。
  后来,“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这个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战士作家”高玉宝。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黄店屯村的孔庆祥回忆,“有一年我在到黑龙江的火车上,正好遇见高玉宝,我问,大舅,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吗?他没吭声。我追问,他说是这是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然后又说,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就没有。”
  但真实与否已不重要,这个“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荒唐举动,最终成为了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代名词。
  黄店屯9 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不是恶人,不霸道。”在传统的乡村道德语境内,“好”和“恶”是最基本的两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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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5 12:54:34
  【血染黑峪口(一)】

  白老先生是山西省兴县黑峪口人,曾经历过本村的土改复查运动。鲁顺民先生在2005年1月3日采访了白老先生,白老先生回忆了1947年土改复查时黑峪口的流血斗争。我根据采访记录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黑峪口
  我们村兴县黑峪口,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古渡口,古镇子。我们村里在兴县乃至整个晋西北地区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地方,一是因为黑峪口是一个商镇,是一个渡口。码头上天天有渡口船往来晋陕之间,天天有长船从上游下游运来货物,南来北往的商客络绎不绝,镇子上沿河有两条街,店铺林立,光大的药铺还开下三家,下来饭店、商铺有一二百家。镇上隔一天一集,繁华得很。再一个重要原因是,黑峪口有很浓厚的读书风气,家家子弟都念书,人说黑峪口街上拾粪的都是个高小毕业,这一点也不夸张。
  村里很早就有了高小学校,叫做兴县二高,校长为牛友兰先生。一高在县城里。这两所高小学校是开明绅士王少白和牛友兰出资兴办起来的。二高经常保持有二百多学生,学生大部分是本县子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陕西神木和府谷,都住校学习。
  不仅男孩子读书,女孩子也不例外。王少白在办二高之前,曾经办过一个女校,学校共有38名女学生。因此读书风气很浓,家家户户都把培养子弟读书当作头等大事。我读二高的时候,村里有办法一些的人家,就把子弟送到西安、太原去深造,当时太原的第一师范有5名,国民师有3名,其他就读于晋山中学、成成中学等学校,合起来有20多个。
  二高里有不少贫寒子弟,这些贫寒子弟都由校长牛友兰先生代为交纳学费,日常开支也由他一手包下来。受过他资助的学生很多。学生毕业之后,考师范,学生意就是出路,好一点考个官做,那就有出息了。
  从二高毕业之后,学生们大都到外地工作、谋生,在外面的人真不少。1958年,村里想办些实业,在外的本地干部寻求帮助,共有160多名在外干部,集了1万多元,那时候的1万块钱哪!黑峪口在外工作的人中,共有4名省部级干部,县处级干部那就更多了。这都是浓厚的读书风气濡染的结果。
  我的父亲毕业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上师范管吃管住不收学费,是寒门小户人家子弟的首选。父亲毕业之后,先后在岢岚县和兴县魏家滩教书。在黑峪口,像我父亲这样在外面教书谋生的也不在少数。但是,1943年他就去世了。那一年我13岁,正好高小毕业。我是长子,兄妹四人,父亲这一去世,到外面念师范的这点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只好回家帮助寡母撑起这个穷家。
  家里既没有地,我也不会种地,但不要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黑峪口有商业传统,人也相当杂,在这里居的有湖南人,内蒙人,山东人,还有北京人,本省晋中的商户在这里定居的也不少,除了商户,大部分耍手艺做小买卖度日谋生,有木匠、铁匠、铜匠、炉匠及码头上的水手和搬运工。镇上1400多口人,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种地,黑峪口的人不种地不会种地并不奇怪。怎么办?在家里和母亲一起纺线织布,然后到集市上卖掉。现在想起来不可思议,就靠纺线织布,居然把一家人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不作难,不受制。
  我们村里的人情相当好。其实我们家是外来户,我爷爷手上从山上一个小村子迁到黑峪口。黑峪口是码头地方,不排外,不欺生,在黑峪口从来没感觉到我们是外来小户,而且大家都很团结,谁家有个难处,大家都力所能及给予帮衬。所以,父亲去世之后,我们家的生活也没有感觉到有多难。
  村里杂姓多,大姓是任、王两家。任家世代出过十来个秀才,前清的时候还出过一个举人,任家老大任捧瑞是当地名医,也是开明士绅,1942年随牛友兰、王少白率领的“晋绥士绅参观团”到过延安。王家就不必说,也是诗礼传家的大户,任王两家还是姻亲,王家老大王少白和任家老大是连襟。
  王少白是前清的贡生,山西大学毕业。老汉在旧时代官场上干了好些年,后来在天津由王若飞和安子文介绍入党,入党时间很早。他和牛友兰先生为兴县办过许许多多好事,办起一高二高,后来还筹办起一所高中学校,这在黄河两岸是破天荒的事情,1940年,两个老汉拿出一多半家产办起兴县农民银行,给八路军解决经费。王少白思想很开明,他的三个女儿从小就不缠足,而且都送出去念书,大女儿王亚雄,二女儿王竞雄,侄女王佩雄都是很有名的,都担任过国家高级干部。子侄辈共9人,有7人被送到北京、太原、延安读书,都参加了革命。
  王少白常年在外边工作,担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经常不在村里。我那时候小,很少见到他,一个清清瘦瘦的老汉,很和气。倒是我跟他的侄女是同学,所以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
  这两户人家都是很开明,思想非常进步。王少白不必说,就是任家的任捧瑞,也是相当开明进步的。他少年失怙,父亲早丧,他就劝母亲趁年轻改嫁,这在一百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他儿子得了不治之症,别人劝他说请请神官巫婆看一看,他顿时大怒,说他就是死也不能请这些人。当然他儿子后来还是死了。
  这种开明的风气影响下,我们村里的风气很正,村里都崇尚简朴节俭,不事铺张,就是红白事宴也很简单。我在繁峙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看到人们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花在这些事上很不理解,也很吃惊。我们村不,即使是任王两家大户办喜事,人家请个三五桌人就办事了。而且村里一千多号人,脑袋里的迷信思想也很淡薄,举个例子,别的地方最忌讳把死在村外的人抬回村里,我们那地方就没有这个禁忌,人在外头死了,抬回来放在哪里谁也不会说什么,仪式也相当简单。
  黑峪口得天时地利人和,在晋西北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可惜,在1940年之后就开始衰落了,先是日本人一把火把镇子烧了大半,后是黄河水泛滥,把黄河滩底2000多亩水地全吃掉了。尽管如此,到晋绥根据地在兴县落脚的时候,黑峪口还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的景象。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5 19:18:32
  【血染黑峪口(二)】

  王象坤之死
  1947年4、5月间,土改工作团进驻黑峪口,我那一年17岁,是村上的民兵。工作团团长是段云,当时任晋绥分局研究室主任,后来长期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副团长胡健,担任过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团员有《晋绥日报》的孙振业、李洪生,还有一个女的叫冯佩珍,总共7、8个人。
  工作团进村之后,就开始宣传土改政策,发动群众,这样弄了几个月。到阴历七月,土改运动一下子就达到了高潮,让人始料不及。阴历七月十四,开批斗大会,主要是斗争王少白的弟弟王象坤。
  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会还没有开了一半,王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捧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这个事情,《晋绥日报》以《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王象坤被清算》为题作了报道。
  王象坤被打死那一年也就是六十出头,哪能经得住打?其实,这个老汉也没有什么积怨,乡评也不错,是一个医生,村上的人一有病就找人家老汉看病,不知道怎么就被当成恶霸斗争了不说,还被那么多人围上去打,打得风雨不漏。事后看,加在老汉身上恶霸的名声实在是贫农团的那些人胡咬嚼,他算个什么恶霸?他也不过就是有几百亩山地和一些枣树,财产也不多,外头名声大,其实富裕不到哪里去。
  但王象坤有一个毛病,有大烟瘾。王家弟兄三个,老三早夭,王少白很疼爱王象坤这个弟弟,王象坤经常到蔡家崖他哥哥那里,王少白也经常接济他一些东西和钱财。斗争大会上,贫农团揭发说,有一次,王象坤到边区政府找王少白,趁王少白不在,拉开抽屉把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大红印章给偷回家里了。这个事听起来很可笑,大半也是那些人在胡说八道,反正是怎么把他说成一个恶霸怎么来。
  王象坤被打死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当时段云在台上讲话,讲话中间他说,王象坤的儿子王武雄,也在“三查”中被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将交回村里由群众斗争。他的话音刚落,王武雄就回来了。
  王武雄1932年就入了党,参加革命,在土改中的纯洁干部队伍的“三查”中没有过关,被开除了公职,开除了党籍。打死他爹那天, 他正灰溜溜地从蔡家崖回来了。
  王武雄回来就碰上了批斗大会,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而来。他接住段云的话茬,在台上也讲了一番话。他讲话的时候,王象坤已经在台下死掉了。他讲的原话忘了,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王象坤划清界限。话也不多,他讲完话就跳下台,从民兵手里接过一把刺刀,冲他老子尸体胸口上捅了两刀。
  运动把人弄成这个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和老子划清了界限。事后想想,当时把人整成那样子,武雄可能是怕他老子活受罪才那样做的。
  斗争大会结束之后,王象坤的尸体被人用绳子拖着,扔进黄河里。
  王武雄被清洗回来之后,他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什么也干不了,一家老少五口人,生活没有着落,邻居说你快到街上卖饭吧。后来我在街上看见他还真的卖了两天饭。这个人后来的结果也不大好,一年之后“纠偏”恢复了他的公职,但党籍一直没有恢复,到1980年左右才平反昭雪。那时候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斗争大会上,贫农团向工作团提出,清算了王老二,他的后台是王老大,要求工作团把王少白也揪回来,要进行说理清算。
作者:笑傲夜猫 时间:2016-10-16 00:12:20
  @怀旧隐士 2016-10-14 19:04:18
  【“周扒皮”是瞎编出来的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里,编入了一篇文章,叫做《半夜鸡叫》,内容是:农村一个地主叫周扒皮,对待长工很苛刻。每到半夜他就起床,跑到鸡窝跟前学鸡叫,引起窝里的公鸡都“喔喔”地叫起来。于是,周扒皮让长工起床下地干活去。长工们气不过,就在半夜把周扒皮作为偷鸡贼,痛打一顿,出了一口恶气。这篇文章是在小说《高玉宝》中选编的。小说《高玉宝》描写了地主“周扒皮”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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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刘文彩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6 06:38:22

  【 斗争开明士绅王少白】

  王少白是黑峪口人,著名的开明士绅。1942年被选为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曾访问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和赞扬。
  阴历七月十四定下向王少白说理斗争,不几天王少白就从蔡家崖给揪回来了。老汉让他的马弁押着,不骑马不坐轿,生生走了五十多里路。
  王少白被揪回来之后,就被关了起来。关他的地方是一孔窑洞,里面已经关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定为地主富农的那些人,男女老少二十多个人就关在这一孔窑里。我当时是民兵,站岗,看守着这些人。
  我跟王少白的儿子王义成是高小同学,老人也认得我,刚关进来的时候,他的表情也很平静,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他侄女王佩雄和女婿被允许进来看望他,给他送饭吃,递个汤,买个饼子,还送来被褥,老汉在那么拥挤的窑洞里只能靠着墙斜倚在那里休息。
  有一天他跟我说,这么长时间看不到报纸,让我找段云说一说,能不能给他送些报纸来。我找到段云,把老人的要求给段云说了,但段云不答应。我说我已经给老人应承了,回去怎么给他说?段云让我告诉王少白,现在不适合看报,以后再说。回去给老人如实相告,老人脸上的表情很不好,也没有说什么。
  关到十几天头上,老人明显表现得有些紧张,脸色一天比一天不好看。跟他关在一起的地主富农们,天天让贫农团提出来审问,让交出浮财来。贫农团的人在另一眼窑里烧红烙铁,让他们交白银交大烟,交不出来就烫,用鞭子抽,用棒子打,关押人的院子里天天鬼哭狼嚎,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这时候我看到王少白有些紧张,每每听到这些惨叫声,脸色都变了。我安慰他说,不要怕,你跟他们不一样。也确实不一样,好像分局在和王少白说理斗争的问题上有过指示,只准说理斗争,不准打斗。
  不几天后,大会终于召开了。那个会要比上次打死王象坤的会规模要大得多,方圆左近几个区的群众都来参加了,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因此称为万人大会。
  在这个会上,王少白没有受多少制,相对于其他被斗争对象,他的遭遇简直就不算什么。但是,王少白这样一位有声有望的开明绅士,边区临参会的副议长,老汉一辈子清清白白,刚刚直直,哪里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
  在会上,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第一个跳上台斗争他的是贫农团团长任奴儿。(按:查《晋绥日
  报》,亦名任奴拉)。这个任奴儿,从他父亲手上就给王家做家人,负责王家大院里的日常货物采买和打扫卫生等一些杂务,他的家也就住在王家大院里。王家大院是王少白的爷爷手上修下的,人称“十六眼窑院”,院里每一进院门上都镌刻着王少白自己编写的匾额,“平等、自由、博爱”这一类进步语句。任奴儿一家就吃住在王少白家里,这谁都知道。不仅如此,王家还给任奴儿娶过媳妇,在土改之前,他的媳妇不知道得什么病去世了,还留下一个闺女,这个人子承父业,一直在王家干活。这人没什么毛病,就是懒,所以也没有恶名。大家说起来,那是个懒人。如此而已。就这么个人,第一跳上台来和王少白说理。
  他说王少白曾经打过他两个耳光。王少白说:“我今年六十六岁,活这么大也没有打过谁?我怎么会打你?”任奴儿上去就揪住王少白给了两个耳光,说:“你老狗日的还狡辩!”
  第二个是王少白的那个马弁,也就是边区政府配给王少白的警卫员。这个警卫员人高马大,个子挺高,他控诉王少白曾经打过他两马鞭子。王少白对这个事情也予以否认。但哪里容他说话?还没待说清楚,那个警卫员手里的鞭子就朝老汉抽过去了,那两鞭子打的,下手很重,老汉当下有点站不住,身子一个劲往下蹴。
  第三个是街上一个剃头匠,姓什么我忘了,大家都称他二子,年纪也不大。他说王少白有一次在他铺子里剃头,不给他剃头钱,诬赖说把自己的眉毛给剃了。王少白说:“哪里有这回事嘛”。二子不由分说,揪住王少白就冲王少白脸上唾了两口唾沫。王少白一辈子也没有受过这样大的气,当下气得浑身发抖。
  这个大会开了整整一上午,在这中间,工作团可能怕把事情闹得不可控制,就出来制止。以后王少白再也没受治。
  回到关押的窑洞,老汉气坏了,嘴抖得说不出话,眼泪哗哗地往外流。此后,王少白的情绪很不好。其间,他的儿子王易成中途回来看过老人一回,当时那种形势,我也没敢见他。
  那次会上,农会提出来要撤掉王少白边区临参会副议长的职。农会就有这样的权利,可以撤工作人员的职,甚至可以开除党员的党籍。
  到年底,形势好转了些,打人的事情渐渐得到了制止,王少白的事情惊动了在陕北的毛主席,把李政委叫到陕西批评了一顿,王少白总算是没事了。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不是一风吹说王少白没问题。工作团出面让王少白交上10石小米,算是对群众致歉,也让农会的那些人能下得来台。王少白说:“我没有,我哪来的10石小米?”
  他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小米,1940年之后,他基本上是靠工资过活的,那时候的工资实际上也就是小米。他没有十石小米,是真实的。王少白说他没有。工作团这时候好像是充当一个调停人,在王少白与农会之间说合,最后王少白答应借十石小米给农会。这个结局显然让农会很满意,当初斗争你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
  后来,二女儿竞雄提了些旧衣服和纸烟回到村里,把衣服都发放给村上的娃娃们,纸烟则分散给贫下中农们抽了。这样,两方面的面子都得以保全,王少白恢复公职,恢复了职务。
  老汉在土改中受了气。实在不应该。
  (2008,1,23下午12点37分)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6 12:21:31
  【血染黑峪口(三)】党支部书记的惨死
  土改运动和整党运动同时进行,村里的干部们都成了审查对象。那时候贫农团有一个口号叫做挖“村盖子”,说干部们都是村上的恶霸,不仅仅村上如此,分局机关和县机关也如此。
  黑峪口村支书叫王玉明,36岁,是一个很好的人,待人和气,特别有能力。1938年在红军东渡来到兴县的时候,他就参加了革命,是一个老党员。1940年日本人占领黑峪口,他带领群众往山里转移,这么多年来工作一直很不错。刚开始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他会被当作审查对象。土改工作团来村后,他还对我们说,等土改结束,农民分了地,咱们村再组织一个织布工厂,将来咱黑峪口就不一样了。谁也想不到,他还是被抓了起来。
  贫农团斗争他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上午会。在会上,贫农团的人无所不用其极对王玉明施以酷刑,打耳光,锥子扎,棒子打,打得死去活来。他被打晕过去之后,有个后生端起一块揎窑用的石头冲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哪里想到脑袋骨真是硬,这一砸,王玉明居然突然蹦了起来,蹦起来就给那些人跪下了,他央求说:“群众对我有怨恨我没意见,咋处理我也没意见,我今年36岁,家里还有一个老母亲快70岁了,给我留条命行吗?”
  留条命?还想活?一个积极分子拿起棒子冲他的头部就是一下子,王玉明应声倒地。摸了摸,没气了。众人见他被打死后,也像王象坤那样在尸体脚脖子那里拴一根绳子拖到黄河岸边,扔了下去。那一年河水淘进来,河岸很高,王玉明被扔下去之后没有直接扔进黄河里,而是被摔在了河滩上,摔下去,大家看见王玉明又活过来,挣扎着往起站。几个人下到黄河滩,端起刺刀在王玉明的胸脯上扎了两刺刀,王玉明就这样被捅死了。
  死了还不算,有一个叫任××的汉子,家里有病人,他听人说吃上人的心脏能治好病,立马跑下河滩用刺刀将王玉明的胸膛挑开,用布把他的心脏包好,回去居然在炉子边焙干就那么吃了。吃了人心,病也没治好。哪能治好?王玉明被剖心之后,才被扔进黄河里。
  后来,王玉明的娘在街上一碰见任××就追上去,咧开脯子说:“你不是要吃心嘛?我这里还有一颗,来,吃来,来,吃来。”吓得任××远远见了那老太太就躲。
  王玉明去世之后,他的老婆也被分配了。那女人是一个很精干的女人,人样儿也长得好,乡评很不错。分她的时候,她说死说活不干,天天哭哇,一直把一双眼睛给哭瞎了。贫农团硬性分配,哪里能由了她?她被分给一个老红军。这个人当了多年村支书。
  这个老红军是一个好人,名叫任全义。他本来是陕西佳县人,小的时候被卖到黑峪口,买他的那家对他也不好,所以少年时候就参加红军走了。打仗的时候挂了彩,复员回黑峪口,复员的时候,他是红军里的一个连长。
  任全义对王玉明的老婆好得没说,一切由她。那女人分过来之后一直就那么哭,哭了两三年,见任全义对她挺好,对王玉明的儿子也挺好,那真比自己生得还亲。这个哭瞎眼睛的女人在五六年之后总算安下心来。三十好几将近四十岁的女人,此后也没有给任全义生下一男半女,任全义把王玉明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王玉明的儿子从小没了爹,任全义也惯他,那后生吊儿郎当不学好,高小一毕业就流浪到了太原。1956年我在太原工作,有一天门房通知我说有一个老乡找我,我出门一看是个他。我问他在太原干什么,他说就是流浪,赌博,甚也做。我说你快回去吧,家里的瞎眼老娘想你呢,总在外头流浪也不是个事。完了我给了他几个钱。
  回到黑峪口之后,任全义给他娶了老婆,生下三个女儿,后来这个人得病死了,老婆改嫁走时带走一个女儿,两个孙女就全由任全义养活着。因为他是老红军,给两个孙女都安排了工作。王玉明的老婆分给他就哭瞎了眼,一个老汉就那么一直侍候着她,前几年才去世。现在任全义还活着,有90多岁了。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王玉明是个好人,任全义也是个好人。好人就遭这么些罪。

  把女人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贫雇农
  土改到后期,“左”倾达到高潮,黑峪口在这次“左”倾错误中打死七八个人。其中有些根本就没有道理。比方说有一个老汉叫任惠科,老光棍一条。有一眼窑洞,沿山畔掏出来,外面挂了砖面。这个老汉平常说话有些刚强,跟邻居的关系处得不大好。土改的时候就把他当作了斗争对象给打死了。贫农团往死打惠科老汉的时候振振有辞,说:“你个死老汉住那么好的窑洞做甚呀?”
  惠科老汉死后,窑洞分给了贫农团长任奴儿。
  还有一个老太太,腿有些瘸,大家平常叫她作“拐婆”。拐婆早年守寡,有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也犯病死了,生活没有着落,她手里存有些钱,坐吃山空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就劝她说你手里有些钱,不如放高利贷,不然你以后怎么活?拐婆就放点高利贷来维持日常用度。放高利贷自然就是剥削,剥削当然就首当其冲定成斗争对象。斗争的时候,拐婆就被打死了。
  这些还不算什么,“左”的表现最严重的莫过于把那些斗争对象的老婆闺女给当斗争果实硬性分给贫雇农。斗死的不必说,就是没有斗死的也分。
  王象坤的老婆已经五十多岁了,王象坤死后把她分给一个贫雇农。这个贫雇农还有些看不上她,过了两年多就蹬蛋了。
  王××被打死之后,闺女被分配给一个贫农,这个贫农还不错,两人凑凑乎乎过下来,这户人家现在的日子过得不错,生下儿子在县中当校长。
  贫农团长任奴儿也分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四十多岁,还有一个闺女,叫金兰,也分给一个年轻后生。老太太的男人在土改时候跑到内蒙,人还活着就把人家的老婆给当果实分掉。土改过后,那人从内蒙回来,也没有敢回村,就住在黄河对岸陕西神木的村子里,通过人接递消息。终于有一天,那老婆神不知鬼不觉被送上渡船,一靠陕西岸头就让男人接应上跑了,跑到内蒙。后来,她闺女也和女婿一起跑到了内蒙,现在这户人家过得也不错。
  新分的老婆跑了,别人跟任奴儿说,老婆跑了你也不找一找?任奴儿说,咱连自己的吃喝都刨闹不过来,不找了,由她吧。
  前面说过,任奴儿这个人就是有点懒,但不讨人厌。他能懒到什么程度?邻居们见他没吃没喝过得恓慌,不时送他点吃的喝的,在地里碰见,给他摘两颗葫芦,他呢,只拿一个,拿一个不说,还拣小的拿,说是嫌大的沉哩,枣树地碰见他,说奴儿,你摘些枣回去吃吧。他探手摘够一把装在口袋里就懒得再摘了。这人就懒到这种程度。大家看他活得恓慌,说你当过贫农团长,你不会找找政府?任奴儿说:“咱现在这样哪还好意思找人家?”
  土改之后三年多,他就在那孔新分的窑里饿死了。
  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给了贫雇农。后来这闺女死活不依,最终离了婚。
  这前前后后村里分了三四个老太太,七八个大闺女。
  最典型的要数任光春的闺女。任光春也是二高毕业生,家里穷,受到牛友兰先生的接济,后来考入太原第一师范。师范毕业之后,没有教书,直接考了个县长。那时候的县长是通过考试录取任命的。他在内蒙当了几年县长,在内蒙做县长比在山西做县长工资高,月俸是300大洋。300大洋是一个不小的数目,那时候一斗小米才一毛多钱。任光春从此日子就翻过身来。后来一连生了三个闺女,家里拖累大,退职返回黑峪口做生意。后来又得一子,他说不行,还得到外边做官去,就又考,结果考取了榆次县的县长。也是不走运,到任之后不长时间,有一天生病,大夫给打针,结果一针就给打死了。
  他的三个女儿都有出息,都是读过书的。大女儿嫁了一个黄埔军校毕业生,1949年之后先到台湾,现在定居美国。二女儿嫁给了一个红军老干部,名叫王某,48年的时候是兴县专区的专员。三女儿名叫任某,十七岁,和我是同学,同岁。
  土改的时候母女俩让关了起来,要硬性分配给贫雇农,母女俩死活不从,让绳子抽,棒子打,烙铁烫,然后逼着三闺女任某一个一个挑,到底愿意分配给谁。问一个不行,问一个不行,最后还问到我,她说行。我当时才十七岁,说现在小,不想过早成家。最后由农会给他挑了一个军人,不由分说就分配了下去。
  这个军人也是我的同学,人很本份老实,念书的时候笨一点。闺女就是不同意,但不同意也没办法,那时我的同学的部队驻扎在临县,成亲那天由父母亲召回来在了一夜,算是结了婚。闺女结婚的那天哭哭啼啼总是个不愿意。后来,那个同学随军开赴东北,任某跑到她二姐家里再也没回婆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离婚之旅。谁想,提出离婚后,人家是军人,军婚是受政府保护的,根本离不了。这样好几年就过去了。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们毕竟是同学,就问任某:“那同学也是个好人,你有什么不满意的非要走这条路?”
  任某说:“一个大活人说分就分掉了,我对他没意见,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整整用了8年时间,终于还是离了婚。后来,任某经同学介绍,和西安的一个军官结了婚,在什么研究所工作。现在定居河北省。前些年我还去看望过她,说起这事来她还哭了一鼻子。我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就别提它了。她还是那句话:“咽不下这口气呀。”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6 18:48:27
  【斗牛大会(一)】

  1947年山西兴县的土改复查中,有很多被斗错的人,
  最典型的要数那个入了《毛选》的开明士绅——牛友兰了。残酷斗争牛友兰的联村斗争大会,就是轰动一时的“斗牛大会”。
  牛友兰家住山西兴县蔡家崖镇,其家族是山西省兴县赫赫有名的旺族,世代书香门第。他的子侄辈共有二十多人,在太原、北京等地就读大学的就有十五六人,这样一个大家族,在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晋西北地区显得鹤立鸡群。
  牛友兰早年求学于京师大学堂,因病辍学,时年24岁。回乡后办实业和教育。他一生中所办的最光彩最为后人纪念的事情有两件:
  一件是一生致力于兴学办学,在家乡兴办新式教育。当地老百姓至今对他和王少白先生开办的新学堂念念不忘,感恩戴德。1925年,他和王少白几经周折,终于办起了晋西北现代意义第一所初级中学——兴县中学。这在当时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壮举,在黄河两岸周边各县引起不小的震动和响应,岚县、保德、岢岚、方山、临县、神木、府谷、佳县等地学生也纷纷前来就读,先后招收8个班,培养近300名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党的高级干部。
  一件是1937年抗日军兴,八路军开赴兴县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后勤供给十分困难,牛友兰出资提供了一个团的装备,并主动将自家的院落让出来给八路军做司令部。同时,他捐资2.3万元(银元)兴办兴县农业银行。又筹金1万多元,开办产销合作社,生产毛巾、袜子、裹腿等,供应部队。
  牛友兰与王少白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俩在老百姓的记忆里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的一个整体,孟梁焦赞,张龙赵虎,提王必提牛,无牛亦无王。他们俩人携手合作,为家乡教育事业,为抗战时期的边区经济建设,为支援八路军抗战,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2年5月,牛友兰担任团长,带领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学习,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和中共中央及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延安《解放日报》对他兴学育人,举办实业,支援抗战,送子参军等事迹作了专题报道,给予高度的评价。同年10月,他当选为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牛荫冠是牛友兰的儿子。他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刚入学时学的是机电工程,后来因为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繁重,改学经济,写过关于日本经济状况的论文,1936年只差半年没有拿到毕业证,回到山西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时年也是24岁。
  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24岁的牛荫冠,是当时清华左派学生社团的领袖人物,组织和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其时已经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的实际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干事,是一位具有相当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1936年,中共北方局考虑到牛荫冠是山西人,熟悉山西上层社会的情况,特地委派他回山西协助薄一波作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牛荫冠在牺盟会前前后后有3年多的时间,显示出了他特出的组织、协调和动员能力,在山西军政各界,尤其在山西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薄一波推荐牛荫冠担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负责牺盟会的日常工作。牺盟会为中共晋绥、晋察冀、太行、太岳根据地的建立作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在中共党史上,山西牺盟会是一个具有开创意义的政治组织。
  1939年12月,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对山西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中党势力产生了顾忌,发动了针对中共势力的“十二月事变”,采用排挤、暗杀等手段,企图削弱党在山西军政界的影响。牛荫冠作为牺盟会的总负责人,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他带领总会机关干部躲过阎锡山的暗杀,渡过黄河,绕道陕北,最后回到兴县晋绥根据地。
  牛荫冠回到兴县之后,被委以重任。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牛荫冠被选举为行署副主任(主任为国民党元老、爱国将领续范亭),兼任行署党组书记,1942年,被推举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兼晋绥边区贸易局长。
  牛友兰和牛荫冠父子两代人都对政治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他们的人生背景不同,但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道德传统的影响在他们两代人身上是显而易见的。牛友兰在当地老百姓的记忆里,平易近人,言谈举止一副儒雅气派,没有任何恶习,居家克勤克俭;牛荫冠本人不抽烟不喝酒,甚至连茶都不喝。对部属的生活要求也非常严格,甚至不允许部属穿着比较时髦的衣服。在友人的记忆里,牛荫冠是一个简朴而近于刻板的人。
  牛友兰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毁家纾难,而且把牛家多个近支子侄都送到延安军政大学学习,或者直接参加抗日军队。他简直就是一位“红色士绅”。牛荫冠后来的人生道路显然受到父亲的影响,而父亲后期的人生道路,也显然受到了儿子的影响。
  就这么一对为抗日立下汗马功劳的父子——红色士绅和革命干部,在1947年土改复查中却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
  著名的开明士绅王少白被残酷斗争之后,贫农团的头头们又酝酿斗争牛友兰。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开农民大会,当时的晋绥分局书记、军区政委到会讲话,支持斗争牛友兰。他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倒地主阶级,过去地主是压坍了些,不是我们农民把他们压坍。大家提出要斗争牛友兰,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的准备”,“要把地主彻底斗坍,大家不要顾虑,党一定给你们撑腰。很多地主和公家人有关系,地主利用公家人、退伍军人给他撑腰,最近李家湾斗一个地主,他女婿是司令部副官处一个会计,要副官处写信给农民取回寄放他岳父家的东西,我们认为这做得不对,东西不能交回。以后不管是任何公家人,或是退伍军人,谁要包庇地主,你们都可以斗争他。”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7 05:48:30
  斗牛大会(二)

  这时,牛友兰的儿子,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边区贸易局局长牛荫冠已经被停职,正在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当天,李政委特意把他叫来旁听。
  分局书记的讲话,借人说事,敲山震虎,针对性非常之强。牛荫冠心里非常明白。
  书记的话音刚落,土改的积极分子们就强烈要求: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斗倒,必须最近就开斗牛大会!
  在场旁听的牛荫冠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对。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党员。
  接着,贫农郭增玉、王宝则等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控诉。
  贫农王宝则质问牛荫冠:“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把银钱都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至此,大会转入讨论问题,蔡家崖温柱子提议:“我们要选能代表农民意见的代表,成立行政村农会,领导我们斗地主,分土地,审查干部……”
  会后,分局书记找牛荫冠谈话:“蔡家崖的群众要求召开斗牛大会,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要经受住党的考验!……”这番话要比18日在农民大会上的讲话更直白,更明确。正在被审查的牛荫冠只能表现出要和他父亲坚决划清界限。
  9月26日,在蔡家崖召开“斗牛大会”。
  上午九点多,晋绥分局书记到达现场巡视大会准备情况。大会开始之前,主持斗争的贫雇农骨干力量被集中在一孔窑洞里,商量大会进行的程序一类事情,牛荫冠也被喊来参加。分局书记严肃地对牛荫冠说:“你要和牛友兰划清界限!”他巡视完之后就离开了会场,他的夫人和秘书留了下来,在主席台那里监督大会的进行情况。
  主持大会的是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周文,还有兴县专区行署书记马林。马林是晋绥本地人(保德人),对牛友兰先生的历史相当清楚,对“斗牛”行动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但分局书记的夫人和秘书都在会场,况且他们都是延安过来的老革命,又不好说什么,只得按部就班把大会进行下去。
  “斗牛大会”是联村斗争,来的人很多,周围的几个村子人都来了。牛友兰带着手铐脚镣,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农以及一些“坏干部”跪在会场前面。事先训练好的“积极分子”们一个个登台控诉牛友兰的“罪恶”。斗争到高潮,有几个“积极分子”将牛友兰按倒在地,把一根铁丝穿进牛友兰的鼻孔里头。然后吆喝说:“牛荫冠,过来,牵着老牛游街!”
  牛荫冠也没有办法,就过去接过贫农团的人递过来的铁丝。牛友兰又惊又气,看着牛荫冠就摆了摆头。鼻翼下面的骨头相当的薄,也相当地脆,一摆头,一下子就拉断了,鲜血直流。
  群众都知道牛友兰的为人和对抗战的贡献,心里早就憋着一股子气。看到这种惨无人道的情景,就有人借故闹将起来,会场大乱,斗争再也进行不下去了。马林马上让人放掉牛友兰,去掉手脚上的镣铐,扶老人回家休息。
  农民群众虽然同情牛友兰,但牛友兰既然定为“恶霸地主”,大家明着也不好说什么。许多农民大闹会场的原因是冲着另外一件事,“醉翁之意不在酒”,群众对斗争牛友兰的不满情绪是通过另外一件事情发泄出来的。
  “斗牛大会”其实是一场联村斗争地主大会,也就是说,斗争的并不止牛友兰一个人,周围各自然村的地主、富农都在斗争之列。那一天,木栏岗村的斗争对象被押到会场斗争。其中有一个人是村里的一个二流子,土改工作组进驻木兰岗村之后,这个人被扎成“根子”,很快被当作贫雇农中的骨干和依靠对象加以重用。
  木兰岗土改工作组组长是李佩芝,李是王若飞的夫人,从延安撤到晋绥边区。事实上,晋绥土改急遽“左”倾,除了康生曾经指导过晋绥土改工作之外,留下来直接参与土改工作的延安老干部起了很大作用。
  她所依靠的这个人毛病不少,馋懒奸猾、偷鸡摸狗,什么坏事都干。因为偷别人的东西,曾经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在土改斗争中,这个“根子”公报私仇,一下子就把这个富裕中农给打死了。群众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认为他不能领导农民翻身,不配作村里的干部。
  李佩芝教训群众说:“你们怎么能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他才去偷人。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这个“根子”不争气,后来又偷了军区一匹布让军区抓了起来,这一次也当作斗争对象押到会场。牛友兰游街是将近中午发生的事情,正当牛友兰被拉断鼻翼的时候,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说再斗争也不能不让人吃饭呀。群众正对牛友兰被斗心中有气,这下子可找到了出气的由头,围住李佩芝就讲理,李佩芝还振振有辞地说她那一套阶级界限的理论。群众说:“他偷村里人不算错,偷军区的布还不算错吗?”
  木兰岗村的人都围住李佩芝讲道理,人越聚越多,人们对斗争大会的情绪越来越大,最后会场的秩序大乱,斗争大会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到下午时分,下起小雨,木兰岗和蔡家崖两个村的群众就是不离会场,围住工作团要个说法,要求工作团惩办二流子,这样一闹就闹到傍晚。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7 12:20:29
  斗牛大会(三)
  其间,主持大会的晋绥分局的宣传部部长周文说服群众离开会场。但是他赞同李佩芝的观点,说:“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但阶级界限不能模糊。”群众的情绪更大了。李政委听到这件事,下命令给工作团,一定要说服群众离开会场。马林同情群众,但是也得劝说群众。由于群众情绪很大,怎么对群众说都不起作用。到半夜,雨下得大了,群众才陆陆续续离开会场。
  牛友兰回家之后就开始绝食,好多人都劝老人进食,但谁劝也不起作用。这位老人紧闭双目,过去造福乡里、支援八路军抗日的一幕幕像电影般浮现在脑际,他万没有想到自己受这样大的凌辱。他心中在滴血,决意以死抗争。“斗牛”大会之后第三天,备受折磨、侮辱和摧残的、曾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过、赞扬过的开明老人在家中愤然弃世而去。老人去世的时候,马林在场,他对马林说:“你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谁也琢磨不透这句话的含义。
  牛友兰于1947年9月29日含冤去世,终年63岁。1989年夏,中共兴县委员会为他平昭雪。
  父亲去世的时候,牛荫冠仍然在党校被审查,没让他给父亲送行。老人去世的那一天,恰好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人逢佳节倍思亲”,牛荫冠虽然思念亲人,想做孝子,给父亲送终,但是有党纪国法,他只能老老实实呆在拘留的小屋里写交代材料,接受组织审查。仰望皎洁的明月,他当时作何感想不得而知。
  《晋绥日报》对这件震动极大的斗争大会居然没有只字片语的报道。
  据说毛泽东听说牛友兰被斗的消息后怒不可遏,批评李政委:“你们犯了大错误,牛友兰这样的开明绅士是不该斗的。咱们两个,我在河西,你在河东,一河之隔,为什么不联系一下就自行决定了呢?”晋绥军区贺龙也表明了态度——兴县土改中,在蔡家崖的“斗牛大会”上,不应该让牛荫冠斗争他父亲,晋绥分局机关、晋绥军区司令部驻地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应该。
  分局书记犯了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按说以后应该慎重使用,不能让他再为祸一方,孰料事实却恰恰相反。建国后,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后来又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书记。他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尽了风头,在庐山会议及会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又立新功。三年苦难时期,其他省公共食堂早都散了,四川却又坚持了将近一年;其他省的农民自留地早都恢复了,四川还迟迟没动静;反瞒产私分四川搞得也最厉害,农民谁也别想多吃一口;当时四川已经大量饿死人了,他却在1960年宣布废除四川地方粮票,仍把四川的粮食大量外调。结果,四川省饿死800多万人,占了当时全川人口的九分之一。

  牛荫冠在那场政治运动中,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受害者,罪名不同,身份不同,惩办的手段当然也会不同,“牵头鼻子”不过是斗争牛荫冠的一种方式而已。父子同台斗争,儿子充当凶器,一箭双雕,用心险恶,用心良苦。在民间日常伦理中,乱伦和杵逆是公众最不能容忍的两种败德行为,牛荫冠在这样的设计中,已经被逼到了道德的绝境。
  “斗牛”事件纠缠了牛荫冠一生。首先,他是亲自处罚父亲的行刑者,这有违日常生活伦理中的基本亲情观念;二,作为一个社会人,这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恐怖效应一直围绕在他周围。恐怖的直接后果是信任的危机,人们跟他打交道的时候很难不想起这件事情。
  牛荫冠一生的政治沉浮不能不受这一历史事件的影响。
  “斗牛”事件发生之后,他作为“三查”对象关在边区党校,无论开会还是讨论,既没有人叫他开会,也没有人敢跟他说话,大家很难将这样一位“老干部”和他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1949年之后,牛荫冠南下任江西省副主席,老朋友穆欣前去看望他,看到他落落寡欢的样子,周围的人跟他打交道也很谨慎,显然还是那个“斗牛大会”的阴魂不散。牛对他感慨地说:“在这里,只有我了解赵辉,赵辉了解我!” 赵辉是牛的妻子。后来,出任商业部副部长。
  1987年11月8日,牛荫冠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有一个发言,他对土改运动前前后后了如指掌,不乏真知灼见,但他对自己父亲和自己家族的遭遇只字不提。在这样一个规模会上,王少白、牛友兰的事例当然是典型中的典型,只字不提怎么也说不过去。别人可以用胸襟和气度来理解这件事,但明白人谁都知道,这恰恰是他心中最难以抚平的伤痛。
  耄耋之年的牛荫冠有一次同家人看电视,是一部关于革命传统教育片子,电视摄像镜头扫过那个叫做蔡家崖的小山村,扫过当年牛家大院的正庭、厢房、花园,孙子们当然知道,这是他们的老家。他们问爷爷:爷爷,这是你的家吗?
  这正是他的家。
  在这里,他的祖父牛锡瑗喜滋滋地听到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在这里,他受到父亲严厉的管束和教育,他就是从这座院子里一步一步走出去的,又是跋山涉水回到这里,器宇轩昂一呼百应地在这座院子里进进出出,和贺龙、关向应、林枫、续范亭一起办公开会,也是在这里,他牵着他的父亲,一步一夯,挪动过的每一寸地面都记载着深深的耻辱。
  但是他只轻轻地回了一句:“这里是毛主席的故居。”
  这一腔心思且说与谁?
  在去世前的某一天晚上,牛荫冠在睡梦中突然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他梦见了父亲,梦见了当年土地改革中的“斗牛大会”,他手拉缰绳牵着父亲,父亲鼻孔流出了鲜血……
  牛荫冠于1992年5月10日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80岁。去世后第三天,按照其生前的级别,《人民日报》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

  (2008,1,26下午5点50分,该日是我的生日,我正患感冒,很难受。)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7 18:50:12
  东北土改的故事(一)
  韶华,原名周玉铭,河南省滑县人。少年参加八路军。日本投降后赴东北,任《西满日报》随军记者。参加过东北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曾任《东北文艺》副主编,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辽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他在回忆录《一个人和一个世界》里,回忆了他参加东北土改的过程。我下面就讲他回忆的土改故事。
  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虽然在46年底47年初就陆续开始实行,但群众性的大规模的,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高潮,是在47年冬十月中旬,嫩江省委(原来的西满分局已经分为辽西省、嫩江省和黑龙江省了)在齐齐哈尔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布置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这时中共中央已经移到晋察冀边区。这年的十月十日公布了“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纲领,是一个宣言书,一个动员令。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一广播,像东北这样的比较巩固的老解放区,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由于分了省,这时的《西满日报》已经名为《嫩江新报》。社长是孙泱。为了报道土地改革,报社领导把我派到嫩江省北部的嫩江县。再往北就是黑河了。当时火车只通到齐齐尔以北的讷河县,嫩江县不通火车,邮寄新闻稿子很慢。为了迅速报道土地改革运动,孙泱让我带了一部电台,一个报务员,一个译电员。这样写了稿子可以用电台发回报社。
  我出发的那天是十月三十一号。坐火车到讷河,换马车走了三天才到了嫩江县。这是一个小县城。县委书记叫解云清,是冀中人,县长叫李潜,是从冀鲁豫边区来的,我们以前认识。我在县里住了两天,电台架设在县委。
  县委建议我到嫩江四区,这又是嫩江县最北面的一个区。这时正是天寒地冻的“三九”天,李潜说:“你穿这套' 行头' 下乡是要把你冻死的,你就别想回齐齐哈尔了!”他给我另“装备”了一套:领了一件翻毛朝外的老羊皮袄,一顶貉壳帽子,一双“犴达罕”(四不象)皮底、狍皮靴筒。我穿上后照了张相,觉得像个从深山老林里出来的猎人。
  次日县委派了一辆爬犁,把我送到四区。虽然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还没有结束,土地改革的具体任务还没有布置下来,但有了“土地法大纲”,农村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了。
  我坐爬犁路过一个小屯子休息,顺便打听了一下,这个屯子一共才十一户人家,属于“地主富农”被抓起来的有十三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抓起来一个人还多。
  我到了四区。区委书记叫郑平。吃过晚饭,他向我介绍四区土地改革的情况。他说:“群众已经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现在到处在抓地主富农,罪大恶极的,由群众开斗争会。怎么处理,群众说了算。现在不是提倡”贫下中农打天下、坐天下。贫下中农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这时区政府和区委的院子里已经关了三百多人,我问他还可能抓多少,他说:”我们还打算再抓六百。“我想,这个区一共才六千人口,再抓六百人,平均每家抓起来一个半人呀!现在他们院子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再抓起来六百人往哪里关呢?当时附近有很多土匪在活动,还有几个苏联十月革命后逃过来的白俄村庄,他们也有武器。果他们里应外合搞一次暴动,区中队这十几个战士是抵挡不了的。但我没有说出自己的顾虑。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是工作之大忌,况且我只是个记者,是采访来的,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力。
  第二天晚上,我到附近一个村子参加了一次农民会。参加的都是土改中表现积极的骨干分子。他们在研究明天要开的这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为了压压他们的威风,决定会上要打死六个地主恶霸分子,办法是当时流行的“乱棍打死”。他们拟定了要被乱棍打死的名单。我不知道这些人都有什么罪恶。但既然“贫下中农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群众要打死他们,想必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我作为记者,只是听会。
  第二天上午,全村群众集中在一个场院里开斗争大会。原来计划乱棍打死的六个地主恶霸分子被五花大绑押进会场。由农民会会长主持会议。
  首先拉出一个罪犯,由一个贫农进行控诉。他不仅是地主,残酷剥削贫苦农民,还在伪满当过村长,伙同日伪抓“国兵”,要“出荷粮”,罪恶滔天。这个农民控诉后主持会议的会长问:“对他怎么办呀?”下面呼喊:“乱棍打死!”于是事先准备好的几个青年组成的棒子队,便把这个犯人拉到附近一个柳树林子里,一阵沉闷的
  “卟通卟通”,那人就挺尸了。
  接着又拉出来一个犯人,仍然是由一个贫苦农民控诉其滔天罪行,之后又是主持会议人问大家:“怎么办哪?”下面响应:“乱棍打死!”这人立即被拉到那柳树林子,又是一阵沉闷的“卟通卟通”的声音。
  我当时虽然感到胆战心寒,但理智告诉我:“他们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分子,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千万不能怜悯他们!”我还到柳树林边去看那“乱棍打死”的现场。
  农民控诉第一、二人罪行的时候,听起来还有些内容,轮到第三个人,控诉词就有点空洞无物了,好像有点“无限上纲”的意思。当主持会议人在控诉之后问:“怎么办哪?”回答:“乱棍打死”的人也不那么多,声音也不那么响亮了。
  当事前准备好的第六个犯人被拉到场上的时候,我一看是个青年,顶多十八九岁。他战战栗栗地被拉到场上,脸色十分恐惧,我想:他多是个地主子弟,要犯罪行也还没有时间呀!会不会农民领导人中要“斩草除根”呢?我只是那么一闪念。此时一个农民进行控诉,我注意听着,含含乎乎没有听出什么实际内容。这时主持会议人问:“怎么办呀?”下面没有人回应。主持人又问:“怎么办呀?”还是没有人回应。连问了三遍,没有一个人回应。这时如果有三、五个人回答:
  “乱棍打死!”这小伙子就没命了。在主持人问第四遍的时候,会场上死一般沉寂。我感到全会场的心都在紧缩,在战栗。人们想:如果说“乱棍打死!”良心会受到谴责,如果说:“他没犯乱棍打死的罪……”在那样的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中,人人都要当积极分子和主恶霸划清界限,谁有这个勇气呢?这时会场中间一个老农想说又不敢说;不说又不忍心,于是用稀里胡涂地小声地像嘴里含块豆腐似地说:“我看他也没有什么,饶了他吧……”声音很小,似是说给他旁边的人听的。但是全会场的人都听到了。既然有人说了,于是会场上几乎是全体人一阵呼喊:“饶了他吧!饶了他吧!饶了他吧!”比刚才回应:“乱棍打死!”要响亮多了。因此,这个青年就被释放了。直到现在,那场面、气氛还鲜活在我的眼前。
  次日我到四区的胜利村进行采访。这里也是轰轰烈烈:白天开斗争会,晚上研究分配土地问题。我在这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统计了抓人和打杀人的数字。因为我住了好几天,村中很多人我都认识。
  有一天,我在农民会队部,看见一个青年,我问:“你是哪个村的?”他答:“我就是本村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我又问。他说:“我原来在齐齐哈尔当教员,因为是地主成分,不能当教员了。被除名回家,今天来农民会报个到。”
  这天晚上我回到我住的“小马架”里(一间小屋,很矮,在山墙一头开门的房子)想了很久。土地改革,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阶级是当前的革命任务。我是非常拥护的。我自己家里贫穷,深知没有土地之苦,希望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可是这样的搞法是不是“左”了呢?作为记者既有报道土地改革的责任,也有及时向上级反映情况的任务。于是我第一次向嫩江省委写了一个意见书(这是我第一次“上书”,以后还有好多次“上书”)。第三节 第一次“上书”,信送走了,我开始后悔并自我反省
  我这次“上书”,有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反映目前农村土改出现了过“左”现象,打杀人过多,打击面过宽。我还提出了几项原则:可打可不打者,坚决不打;可抓可不抓者坚决不抓;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我还附了我在嫩江四区统计的大批抓人、乱棍打死人的数字。第二部分,谈我在胜利村遇到的那个青年知识分子。我说:“他仅仅是地主出身,是个青年,他自己没有参加剥削,没有罪行。当我们还没有培养出自己知识分子队伍的时候,如果连这样的人都不能当教
  员,我们的许多学校岂不是要关门吗?”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8 12:48:52
  东北土改的故事(二)

  我把这份“上书”写好后,又字斟句酌地修改了几遍,自认为比较稳妥了,便到四区区委,让他们派了一个通信员,坐着爬犁送到县里。我给我带来的电台的报务员写了一封短信,让他们用电报发到嫩江报社并转省委,还嘱咐:“因为电报中有打人、杀人的数字,请用秘码发。”
  当天傍晚,送电报的通信员回来了。给我带回来一大包文件:有近日出版的《嫩江新报》、《东北日报》,报社内部发给记者参考的“报道要点”、《参考消息》。还有一本毛主席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急忙看了一遍。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东北日报》一篇社论《认识地主阶级》。社论中说: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走狗,他们在伪满洲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压迫剥削人民群,特别是贫雇农群众。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不消灭封建主义,不彻底打倒
  地主阶级,就不能解放最广大的劳苦群众,就不能胜利地进行解放战争。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土地改革斗争中,站在哪个立场上,对每一个革命干部、党员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再看《东北日报》上最近一版的头条新闻,说是:“最近辽东地区,桦甸、抚松、柳河等县,贫雇农自己起来,一个夜晚抓起来三千多个地主恶霸分子,一个也没有抓错。可见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我又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轰轰烈烈起来的群众革命运动,是“好得很”呢?还是“糟得很”?回想我的“上书”内容,这不是一个立场问题吗?我暗暗责备自己:“韶华呀,韶华!你自己出身贫苦,从小参加革命,不就是为了消灭阶级,创造一个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吗?当群众不起来的时候,你埋怨群众落后,现在群众起来了,你又忧心重重。这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是什么呢?我是不是' 右' 了呀?”
  想了好久,接着再重新看了我今天刚刚发出去的“上书”电报的底稿。其中内容肯定是错误的。我得马上写个“说明”或者检讨。我提笔写道:“我今天给报社转省委的电报,内容可能有错误,我正在检讨……”又一想,不妥!我写的是事实,是只供领导参考的,急急忙忙检讨干什么呢?揉了个团扔了,但想了想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应该有个态度,于是我又写:“我今天发去的电报,仅供领导参考……”还是觉得不妥,揉了个团扔了。再想了想,觉得先表个态,将来受批评时主动一些,于是再写:“我今天发那个电报,只作为内参给领导看的,如果报社领导认为内容不妥,请不要转省委领导了。”想到第四遍,对这样的说法,还是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又揉成团扔了。我想:记者有反映情况的责任,错与对将来再说吧。
  还有一个对我很不利的情况:现在城市各机关都在清理阶级队伍。如果我回到报社,“上书”中表现的我对于土地改革的观点,肯定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从此我就在嫩江县,讷河、甘南等县,到处采访。报社没有让我回去,也可能找不到我。我没有赶上参加报社“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

  这中间,我偶尔遇见了地委书记冯纪新(嫩江县归讷河地委管辖)。他告诉我说:“韶华同志,你不要单纯当记者。你也领导一个工作队,搞一个乡的土改,体验一番嘛!”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便到了甘南县的胜利乡。
  那时我唯恐自己再“右”,在召开贫雇农大会动员土改时,我讲了很多富有扇动性的言词,其中有几句话,至今还记得清楚,我说:“贫雇农同志们!行动起来吧,勇敢地向地主恶霸们进攻吧!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想怎么办就就怎么办!你们把天捅个窟窿,我给你们补上,你们把地跺个窟窿,我给你们铺上。要把过去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的地主恶霸们,通通抓起来!”
  当天晚上,贫雇农按照我的布署一齐行动,把地主恶霸们全都抓起来了。关在两处空房子里。我作为这个乡的工作队长,由农会主任带领,去了解情况,看看抓了多少,都是什么人。我先到一所房子里,见那里愁眉苦脸地挤满了人,外面由民兵站岗。我分别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家里几口人?种多少地?采取的剥削形式?是出租还是雇工?按照当时划分阶级的标准,以出租土地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划为地主;以雇工为主要剥削形式的,划为富农;雇工剥削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的,划为富裕中农;自食其力的为中农,以下为贫农和雇农。
  我问了几个人,没有一个够标准的地主和富农,有几个顶多是富裕中农。至于在伪满洲国当过官员、警察等欺压群众有罪恶民愤的,一个也没有。我又要农会主任领我到另一处关押人犯的屋子,以同样的问题又问了几个人,情况也是一样。这时我心情十分矛盾:承认群众抓起来的都是批斗对象吧?违犯政策;不承认呢?又怕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打击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我轻声地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也,也不够呀……”我的意思是说:“也不够恶霸地主呀。”农会主任无声地出去了。
  我坐在工作队部又想了一刻,觉得还得再去调查研究一番。我走到原来关押罪犯的地方,迎面看见农会主任。我一看,房子空了。问他:“犯人呢?”他答:“都放了?”我严厉地问:“为什么放了?”他说:“你不是说' 不够' 嘛!”我没有说的了。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真有“够线”的恶霸地主富农,他们没有抓起来,随便抓了几个人应付工作队?还是根本没有“够线”分子?但他巴不得我说“不够”,马上去放人的情绪是显然的。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9 06:38:06
  东北土改的故事(三)
  但我仍然顾虑重重。当时我很怕自己“右”。如果有几个农民会干部当众一呼:“这个记者包庇地主,他是什么人呀?”“他同情地主富农,是混进革命队伍的' 阶级敌人' !”“怎么办哪?”“乱棍打死!”当时根本没有什么法制,打死个阶级敌人不需要什么审判程序,我就没有命了。即使将来为我平反,也顶多说一句“这是人民群众革命大风暴中的小偏差。”我也不会成为烈士。况且城市各党政机关,正在搞“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中就是“查阶级、查思想、
  查作风”,虽然“查”不到我的阶级出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思想作风方面给我戴一顶什么“帽子”,我也很难翻身。
  我设想自己被“乱棍打死”的事,并没有发生。那个农民会主任比较老实,我随便一句话,他就把抓的人放走了,这样的老实人,对我是不会下毒手的。
  在胜利乡,象征性地批斗了几个对象,没有打死人。农民开始欢欢喜喜丈量分配土地。这是我作为土改“工作队长”的一次体验。
  土改运动还在进一步发展,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走向深入:按照当时的理论:虽然把地主的土地分了,但地主阶级还有浮财:金银手饰、金银元宝,散碎“沙金”、贵重衣服等,对地主阶级还要狠斗,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打灭他们的威风。所以掀起了一个叫做“砍大树,挖财宝”的运动,简称“砍挖运动”。在这一阶段,各村每天晚上都对地主进行批斗,要他们交出浮财,为了达到深挖目的,什么刑罚都用了。在政治运动中,你可以发现:中国在“整人”方面很有发明“天才”。除“传统”的各种刑罚,还有一个同志告诉我:“有人为了让地主分子交待出浮财藏放的地方,把一只猫装进地主婆子的裤裆里,拚命打猫,猫在裤裆中乱抓乱咬,逼迫老太太交待。”我问:“是谁发明的这种刑罚?”他笑着说:“是一个老太太!”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砍挖运动”进行了一段时间,又掀起了一个“扫堂子”高潮。
  当时,据土改工作队反映:如果只是本村的贫雇农,斗争本村的地主富农,本家、亲威、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后还要在本村共同生活,情面肯定会起作用,土改就不会彻底。所以开展了“扫堂子”运动。就是这村的基本群众,到别村去“扫”。凡是认为应该批斗的对象,本村没有批斗。外村去“扫”时,可以任意去分配他们家的任何东西。
  我亲自去看过“扫”的过程:如果找不到可“扫”的东西,连坑席、铁锅都可以揭走。被扫者本人,自然不敢言语,因为这是上面下来的政策,即使扫错了对象,本村干部也只有瞪眼看着毫无办法。也有本村干部出来带领一部分群众出来干预,说:“这一家我村没划为斗争对象,你们不能扫!”引起村与村之间的械斗。后来发生过这类情况:你在我村“扫”得狠;我到你村“扫”得更狠。于是连贫雇农家里也被“扫”了。这样,又大大地扩大了打击面。
  (写到这里,我从“砍挖运动”、“扫堂子”这类诸多政治词语,联系“苏区”的“肃反”,肃清“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以及解放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创造了许多“词语”,流行很广。现在这些“词语”有的已经消亡,有的正在消亡,就是明白一些的,也没有人知道“词语”的来龙去脉。我常想∶如果编一本《历次政治运动语汇辞典》,把诸多当时流行的辞汇的内容、产生的来龙去脉加以注释,一定是一本很有历史价值的书。)
  “扫堂子”从农村“扫”到了城镇。因为有些地主在城镇办有“工商企业”,也不过是铁匠炉、杂货店、照相馆之类。在“扫堂子”中,都难于逃脱。最严重的时期,连农民到铁匠炉钉个马掌,或者买把铁锹都找不到地方了。“扫”出来的物品,农民用得着的自己分掉了,农民用不着的上交到区、县政府。当时我也分到了“胜利果实”,因为作为记者的我,还没有照相机,讷河县政府就打开仓库,让我挑选。我从那些农民交上来的照相机中,选了一架日本照相机,一个三
  角架,还有一些洗相纸和显相定影药,并从此对摄影发生了兴趣。
  整个土地改革运动,我都在乡下转。到了1948年春节,大概那些“极左”做法,上边慢慢发现了。于是《东北日报》发表一篇纠正偏差的社论,题目叫《高潮与领导》。社论批评了上面所叙述的现象。紧接着传达了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关于工商业政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件,批评了“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以
  及“打击了工商业”等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一方面纠正极左错误,一方面动员参军:保卫土改果实,并发动春耕生产运动。
  我是1948年3 月底4 月初回到齐齐哈尔报社的。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报社领导要大家写出自己对土改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我问社长孙泱:“去年11月我刚刚到了嫩江县,了解一些情况,曾经写过一份很长的秘码电报,报社收到没有?”孙泱(就是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同志说:“收到了,遵照你的意见转到了省委宣传部。”我又到省委宣传部问叶立平(他
  原来是报社记者,此时已调省委)。他说:“你反映的是嫩江县的情况,我转给了正在这里开会的县委书记解云清了。”我又问:“他怎么表示?”叶立平说:“他看后笑了笑装在口袋中了,没有什么表示。”我想,当时省委正在布置土改,正要掀起高潮,他不可能有什么表示。但是我一直感谢他:如果他把我那封电报转给某一位搞极“左”的领导人手里,我当时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不久我又被派到“三肇”地区报道春耕生产。这年夏天,我在报社变换了工作岗位,让我做编辑,负责城市工作部。
  (2008,1,21上午11点——11点54分)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19 12:21:51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1)

  二十世纪之初,现在的长春市叫宽城子,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城镇。宽城子北边三十余华里,有一个小集镇,现在和过去都叫和龙镇。镇子西边有一户大约在十九世纪之初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家,姓冯,人称“山东冯家”。因年代久远,又勤于持家,冯家家运亨通,远近闻名。山东逃荒到这里的老乡都知道和龙镇有一家广行善事的“山东冯家”,陆续来投奔落脚,每逢年节总有数十口老乡在冯家吃饭闲居,节后再各自谋生。
  这个家族有弟兄四个,生了十几个儿女。弟兄中的老大就是我的祖父。祖父是中医,医术高明,名闻遐迩。他尤其擅长针灸疗法,就医者络绎不绝。祖父还开了一家私人诊所,名号叫“至善堂”,我看见过名章。诊所有三、四间房,十数排中药柜,一排排的抽屉涂着米黄色的亮漆,药名是黑色楷字,药品充足,设施齐备。
  在我记忆里,祖父是一位和善的老人,一米八以上的身材,蓄着很长的白胡须。他很有文化修养,藏书甚多,有木版刻印的《梅花易数》、《算法九章》、《唐诗合解》、小楷书写的应试赋体文集、四书五经和大量的医学专业书籍,如《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精刻插图的《本草纲目》等,此外还有新旧约全书。他信奉基督教,每次请外籍神父来家做弥撒,附近教友都来集会、祈祷。我四、五岁的时候,见到过来我家做弥撒的英国神父,他们言行彬彬有礼,并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帝国主义特务”。祖父的那些书我也翻着玩,还常到他的药房偷吃桂圆肉。母亲病了我去找爷爷要药。这些陈年往事我都恍惚记得。
  祖父个人的身份、职业,若在正常的社会里大概就算是自由职业者。
  祖父六个子女,四男二女,我父亲是长子,名天禄,字国藩。按照大家庭的规矩,长子在家守业,其他弟妹们可到社会谋职。我的三位叔叔都在社会供职:二叔在吉林市当校长,约一九四0年去世 ;三叔能操流利英语同英国人对话,据说在哈尔滨邮政局当局长,“九一八事变”后撤到杭州;四叔去了苏联,不知所终。
  大家族必定要解体。大约在二十年代中期,这个家族因衰败而分家了。祖父这一支由长春市和龙镇迁到松花江北肇源县二站镇。肇源县地处黑龙江省西南端,西接内蒙,南邻吉林,以松花江为界。二站镇在县城东三十里处。
  名为家族的一支,其实就只有祖父和父亲了。父亲的三个弟弟在外供职,妹妹嫁出。那个时候,家里人有我出生以前就去世了的哥哥、侄女和尚未出嫁的姐姐等。
  迁到江北不久,我异母生的大哥病故,嫂子改嫁。父亲五十多了,老年丧子,也是人生的不幸。心情和身体都令他无力耕作,只好把土地出租给有耕作能力的农户,我家则以租粮维持仅够温饱的生活。那些租地种的农户则有马有车,一九四七年“土改”时都划成“上中农”或“富农”,我家当然成了典型的“地主”。
  我国的东北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是较多的(我的家乡人均达到九亩三分,再往北边更多),所以,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关内山东、河北、河南逃荒的人们都流落到东北,以山东人为最。由于有地广人稀的客观条件,加之气候酷寒,农业只能粗放耕作,一年一熟,有的农家收割小麦后再种一季荞麦。
  人少地多,自然形成借助畜力耕作。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又必然出现自耕农。这种农民家庭耕种的土地很多,一般情况是每家有三五匹马,两三个劳动力,车、犁、石辊、石碾等常用工具一应具有。他们一般能耕种三百到四百亩地,大部分是承租他人的,少量是自己的。当时,在农村这些农户耕种的土地占大多数,这样的农户构成了我国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主体,是基本的农业生产力,粮食主要由这些农户提供。
  一九四七年北满地区平分土地时,给这样的农家定阶级成分叫富农、“上”中农或“下”中农(是上是下依其贫穷的程度来区分)。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学校例行放了寒假。学生则被编成工作组,组成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调查和“给农村居民定阶级成分”的社会工作。我也被编在农村土改工作队中。
  土地改革就经济内容而言特别简单,特别原始,仅仅是按人头平分土地而已,但是做得很细,分为下面七个阶段:土地调查;土地评级;评定阶级成分;挖财宝;流血斗争(后又叫刮骨斗争);分浮财;分土地,发土地证。
  第一阶段土地调查。分为三个步骤:丈量、画图、计算。在东北地区,土地的计量比较特殊:松花江北每亩二百八十八平方弓,江南则是二百四十平方弓,江北比江南高出来百分之二十。一平方弓为二十五平方尺,一平方米为九平方尺。松花江南一亩土地是六千平方尺,刚好等于六百六十六平方米即公制一亩,十五亩即一万平方米为一顷。江北每亩为八百平方米(七千二百平方尺),叫大亩。丈量土地的工具“弓”,样子像是大圆规,约一米五高,分开两个腿,两腿间的距离为五市尺,人握住上端用弓的一腿触地,另一腿往前翻倒丈量下去,人边走边丈量很方便。我就是用它丈量土地并画出土地图。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量很大。
  我所在的工作队,刚好负责我家土地所在的乡。乡政府设在寇家屯,管辖就近的四个屯子,其中一个叫双庙子屯,因村头有两座庙而名之,我家的五十多垧田地就在这个屯——就是说,我要丈量并平分自家的土地给农民。
  第二阶段土地评级。我们用丈量土地的弓逐个地块丈量,记下长宽和方位,画出地块图,计算出每个地块的亩数。然后,再由贫农团的人按土壤状况对每个地块评价,评出地块的等级,并依土壤自然条件好坏,把土地共分为四个等级。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20 12:35:48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2)

  在这些工作中,我做得很出色,农会的人对我的劳作极其满意,所以几个月后当暴行来临之际,我不仅没有被打死,而且没有受皮肉之苦。
  甚至到八年之后,我叛变了地主家庭的“革命”行为还救了我,使我躲过成为反革命分子的灾难。那是一九五五年,由于硬造出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从而在全国掀起抓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只有二十二岁的我,成为倒霉的“肃反对象”。我家乡的乡政府给调查我“反革命事实”的人出了证明,肯定我在“土改运动”中积极工作,有过贡献。旅大市沙河口党委只好将此写在对我的《肃反结论书》中,成为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正面因素”。
  言归正传。第三阶段的工作是划定农户的阶级成分。由贫农团逐家评定阶级成分,我做笔录。这一次我再努力工作也无济于事了。我家依靠地租生活,是最典型的“剥削者”,只能定为地主成分。
  记得那时划分的阶级成分有六种:地主(经营地主,破落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共六个“阶级”。其中,经营地主是指有农具畜力,自家也有一、二人下地干农活,但主要是靠雇工耕种土地的农户。无土地、无农具、甚至无住处,依靠打零工或常年固定给人打工的农户,则是雇农(东北地区俗称“扛长活”)。
  我家本来在镇上居住,因为是地主成分,早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就“净身出户”,“扫地出门”,被赶到双庙子屯,全家住在一个小土棚子里。在此一年前,六十三岁的父亲摔坏了腿,成了依靠拐杖走路的残疾人。他是拄着拐杖被净身出户的。
  “净身出户”是指被赶出住房的居民,只允许穿着当季的衣服离开自己的家。这个家就再也不是他的家了,直到永远。这在当时是普遍采用的方式,比十九年后“文革”中的抄家还要彻底。
  此时,我在校读书并参加“土改”工作队。
  第四阶段开始了。运动中流行的口号是:“挖财宝,分土地”,“放手发动群众”,“土地还家”,“农民翻身得解放”.……
  土地当然无法隐藏,财宝是可以隐藏的。不少地主家庭把金银首饰都藏匿起来。既然藏匿就得“挖”,于是开始了第四阶段的行动——挖财宝。怎么挖法?“先挖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毒打地主本人和他们的子女,毒打子女时还要让地主亲眼目睹。其次是“挖地”,当然要掘地五尺。这次毒打也有创造:先把地主们吊在屋梁上,其高度是脚趾刚好触地,就像在跳芭蕾舞,人既不能站立又不能倒下,晃来晃去。对他们的子女则是扒光了衣服把两臂绑在扁担上,用皮鞭猛烈抽打。一片嚎叫声、呻吟声撕人心肺!此法果然有效,收获甚丰,绝大部分地主把财富的隐匿地点都招供出来。
  我当然不能例外。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时刻,我也和别的地主子弟一样,双臂被绑在扁担上。但是,我受到了优待,因为我在土改工作队中的成绩得到公认。于是,把我拽入另一个房间,他们用皮带往桌子上抽,叫我接着高声哭叫,以便迫使我父母招供。噼啪噼啪抽打了一会,农会的头儿说话了:
  “行啦!别打了。他家在镇上净身出户到这儿的,没有什么油水!”那帮打手停下了手中的粗绳头和皮带,不做戏了。
  “今天晚上就到这,把他们押回去,明天按他们说的地点去拿东西。”头儿吩咐着。
  第二天,民兵们威风凛凛,背着“套筒子”枪,跟着几个农会积极分子,到各地主家去取东西(套筒子是一种最陈旧型号的步枪,俗名叫“烧火棍”)。通过这次聚敛财产,贫雇农积极分子(其中主要由地痞组成)拿到的有衣服、被褥、首饰、家具……一切杂物应有尽有,集中在农会的几个房间里,民兵看守着。当时,把这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叫“浮财”,所以也叫“分浮财”。
  我家净身出户在先,家中四口人栖身的小棚子,一进屋就是做饭的锅台,连着锅台是一个小炕——早就是家徒四壁了。无处隐匿任何物品,民兵自然是不来了。这个小棚子是金凤鸣家的,金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他妻子比我年长十几岁,我叫 姐,是一位热心肠的中年妇女。
  民兵和农会在加紧深挖浮财的活动,无非是打人、流血、挖地、刨墙……
  五、六天过去以后,就是第五阶段:流血斗争(后来又叫刮骨斗争)。这才是夺人心魄血腥残忍的暴行,报刊上宣传说这就是“阶级斗争”。
  我的已成残疾人的父亲成了首选对象。
  傍晚,天气阴下来。北风凄厉地刮着,旷野,天地,一片漆黑。
  那一天晚上像往常一样,农会积极分子在富农金家开会,他家地方宽敞。
  已经到深夜了,金家三姐轻轻地敲我家屋门,妈妈起来给她开了门。这时我睡意朦胧,但听见了她们的对话。她管我妈叫老姨。
  她说:“老姨,他们定下了!”她没头没脑又慌慌张张很害怕地小声说。
  “定下什么啦?”看她的奇怪表情,又不明白她的话,我妈妈反问她。
  “他们在我家开了半宿会,定了,明天要把寇玉铭和老姨夫打死!”她带着伤感的语气依然用很小的声音说(寇当过原政权的村长)。
  “啊?你说什么?他们要把你老姨夫打死?”妈妈犹如五雷轰顶,惊异得叫了起来,声音都变了。在这小村的夜静更深时刻,我仿佛听到了妈妈的心脏因恐惧而发出的咚咚声!不,是我的心脏跳动声。妈妈是佛门弟子,在她有生之年没有经过血腥的场面。她显然想象不出来人被活活打死是个什么样子!
  这时,父亲在响着鼾声。
  “他们怎……么……说?”妈妈的声音颤抖着,问 姐,一边把她拽进屋里。
  事情过了五十八年,我已是七十四岁的人了,然而,那死寂的黑夜,那小棚子半掩着的草门,妈妈颤抖的声音,父亲的鼾声, 姐的伤感语气相互交织着,这一切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20 18:43:42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3)

  妈妈惊魂未定,我早已睡意全消。 姐说了下面的话:
  “那个‘土改’工作队的队长是县里派下来的,姓胡。他召集那帮人开会,他先说,说县里的什么头,叫‘树吉’(书记)的人说了,这回一定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每个村得搞到底,把汉奸地主打死两三个,说要把……叫什么‘几几豆正的火’(阶级斗争的火)给点着。他说这几个村子有六个汉奸和地主,得打死两个。他说这是…….什么‘名’……噢,叫‘个名’(革命)。他说,明天打死寇玉铭、冯天禄,一个汉奸,一个地主。赵二混子(作者注:此人雇农成份,有点文化)插话,说了一句‘不打死行不行’。那个队长急啦,说这是‘个名’(革命),要把贫雇农‘鼓捣’(鼓动)起来,说县里‘树吉’(书记)就这么定的。没有别的人再敢说什么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恐惧——那时通风报信也是大罪名啊!
  “快想想办法吧,老姨,我走了!”她哽咽着,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我们油灯也不敢点燃的小棚子。外面仍然是一片漆黑、死寂,风在飕飕作响。那边名义上的贫雇农实则痞子们的杀人会还在开。
   姐没有文化,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她自然听不懂也说不明白那些词汇,如书记(树吉)、革命(个名)、鼓动(鼓捣)、阶级斗争(几几豆正)的火等等,但是要活活打死人她听懂了!
  刹那间,我脑子变成一片空白,我懵了。妈妈在抽泣。空气凝固了。这是一个幽暗恐怖的世界!棚子外面的风,似乎在哀嚎着。
  “妈,怎么办?我到镇上去找卤水吧,免得硬是打死!”在那种情况下,这是我少年的脑海里唯一能想到的。
  父亲也醒了。他听了母亲的诉说,足有五分钟未说话。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人了,但脑力还健康。我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自己知道几小时后将要死于野蛮暴行的人,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作为他的亲人,我的精神已经支持不了,我木然的神经不会思考了。
  “不会的,天底下哪会有这种事,把没有罪的人随便打死?”父亲自信地以反问的口气说。
  “ 姐说他们定了。”我空白的脑海里机械地冒出来这一句。
  “定了什么?”父亲问我。
  “说要把你打死,孩子说给你找卤水去”,母亲边说边抽泣。
  “不用,不会有这种事。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父亲这次以肯定的口气自信地说。
  我年纪小,除文化知识外不懂什么。我相信了。我相信“党也得讲法律”,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彼岸。压在心底的铅块,重量似乎轻一些了。父亲对法律熟悉一些,他们老一代人闲聊时,他常提到满洲国时县法院的陆承审如何公平办案,父亲也做过诉讼代理人。尽管如此,我仍在狐疑,按照父亲说的“党也得讲法律”的逻辑,怎么去认识几个月前的净身出户?
  难熬的夜晚终于过去了。东方天空挂着几缕淡淡的白云,冬日的太阳惨白而又暗淡,景物也随着人的心绪在改变。
  我站在村中的大道旁边往西望去,从寇家屯方向来了一辆小毛驴车。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快跑回家去。不一会儿两个民兵已经进院了,他们直奔我家住的小土棚子。
  “走吧,贫雇农要斗争你,快上车!”说着,两个民兵把我父亲不由分说架上了车。“你也走,跟着走吧!”其中一个民兵对我吼叫着。
  寇家屯是“乡政府”所在地。把这一批地主和他们的家属作为“革命斗争”的对象,集中到一级政府去斗争,大概目的在于证明政府是革命的,斗争是严肃的!我木然地跟在车后边,猜测着命运的安排。不知道为什么,已经麻木的大脑冒出八个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距离三华里的寇家屯转眼即到。就在村东头离车道左边五、六米处,横放着一具尸体,它血肉模糊,满身流着血水,全身的皮肤没有了,像被剥去一样,露出殷红的肉,断了的肋骨裸露在外。一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和两个女孩在抚尸大哭。如此血腥的场面我实在看不下去,扭过脸,望着右前方灰蒙蒙的天空,流下了眼泪。我的心像被刀扎一样地难受……
  “你看,把寇玉铭给蘸糖葫芦啦!又红又亮,挺好看的!”一个民兵轻松地说着俏皮话。面对凄怆血腥的场面说出这句话,其反差之大令我永远记忆!野兽并不可怕,“人兽”,即具备兽性的人才可怕!
  两个民兵有说有笑地走着,就像什么事也未发生一样。我预感到父亲将要被打死。净身出户使我怀疑父亲所说的相信法律,眼前暴尸旷野的事实将使我的预感成为真实事件。
  当那位妇女和两个女孩的哭叫声听不见时,我们已经进了“乡政府”的大院。一进房门往右拐,民兵拖着父亲推着我进到内屋,我看到的情形至今记忆犹新:地主的家属有十几个人被绑着站在炕上。这个房间只有南炕,地下宽敞,有十五、六平方米。正中房梁上垂下两根粗绳子,地下留着一滩一滩血迹,角落里粗缰绳、马辔子、皮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被血水染红,抽打时粘下来的人皮碎屑,把它们的纹络全给腻住了。
  一望即知,这是一个典型的杀人现场!但它又是一级政府!历史上鲜有这样的事例:政府办公室同时就是杀人现场!
  房间里弥漫着难闻的烟草味儿。那些用此法杀人的积极分子,眼睛里充满了血丝,他们使自己成了一个简单的杀人工具。人们说,有一种被战争环境和气氛造成的心理变态叫战争歇斯底里,把他们此刻的状态叫“杀人歇斯底里”应该是最准确了。
  进屋后我被推上了炕。这一次斗争会刚好和挖财宝那一次相反,那次是打家属给地主看,这次是打死地主给家属看。组织者如此安排,倒也算费尽心机——原来这是用兽性在检验人性!
  “快,快!吊起来!”显然,他们要杀人了.……
  他们把父亲吊了起来。绑在炕上的所有家属,都把头转过去,低头到九十度以下。这时我听到了像是粗绳头抽打木板的声音!父亲的呻吟声、叫声, 撕人心肺。我的心随着每次抽打声在颤抖。仅仅半个多小时,他们就完成了杀人使命!
  消灭一个活生生的人原来如此简单,和杀一只鸡一样。接着就是暴尸田野。父亲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活活打死,没有宣布原因也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天空变得更加阴暗惨白了,似乎以此吊唁惨死的人们!

楼主怀旧隐士 时间:2016-10-21 06:33:04
  我所经历的土改运动(4)

  傍晚,当妈妈找一个破柜收尸时,我们给父亲穿衣服(打死前被扒下来的),看到他身上的皮肤全被抽飞了,像是裹着一层红布……我坐在他尸体前的血地上,默默地遥望阴暗的天边,欲哭无泪。
  就这样,父亲被“革命”了,时年六十五岁。如果他在天有灵,是不是还坚持认为“人命关天,党也得讲法律”呢?!
  人们怎么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有点土地就得搭上性命?为什么有点钱就有了罪?
  在松花江北广大地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运动中,兽性的暴行是普遍的。就我所知,肇源县东部相邻的几个屯子,如东海丰屯卢家,打死两个人;二站镇尚家打死一个人,自杀一个人;南小城子屯邢家,打死两个人,其中一人是用马拖死的……被打死的人中,有的是地主本人,有的是被株连的家属。把这些人不论用什么方式弄死,照例是不需要任何手续的,只要土改工作队长宣布一下“树吉”(书记)讲话就可以了。马拉车用的粗麻绳、皮带、皮鞭成了致人死命的凶器!子弹、刀斧、毒气等杀人凶器相形见绌,前者更直接、更简单、不用操作知识且杀人的成本低廉。
  在日本统治者把东北变成“稳固治安区”以前,关东地区土匪横行。听年纪大的人说,土匪得不到钱时,它的杀人方法之一就是用马把人活活拖死,若是得到钱是不杀人的。既杀人又要钱,虽土匪亦不为也!
  打死了多少?比例如何?以寇家屯乡为例,六个打死两个,比例为三分之一。全面的统计数字可能是千古之谜了(据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专家估计:中国土地改革牺牲了三百万至五百万之人命”)。
  小镇里的小工商业者照例受到打击。二站镇一家小铺子(卖日用杂品的小商店),掌柜的叫马少波,打了他,又游了街,他跳井自杀前,在井沿上留下数十个烟蒂——他是多么地不愿意去死啊!其实,他顶多算是一个小小业主!但那时候这个开小店铺的人就成了镇上的“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二站镇仅有的小作坊,一个油坊、一个烧锅(酿酒小作坊的俗名),停办了。
  我还要提一笔,至今令我伤心不已的是那场大规模疯狂暴行的运动对文化的破坏:所有受到打击的家庭,他们的藏书,包括相当珍贵的木版线装本,全被贫雇农给当成卷烟纸了。我祖父的全部书籍,就这样被烧掉!至于文化人,如教员和校长,其中,凡叫做“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当然在劫难逃,县中学的两届校长都自杀了。
  革命不能温良恭俭让,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流血斗争,刮骨斗争,多么名副其实啊!
  记得当时哈尔滨出版的《生活报》发表过文章,把松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准确地概括为“兽性复发”。这份报纸的主编,就是《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先生。这当然犯了“天条”,从此,萧先生其人其书同其他众多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一样,万劫不复!
  “均田亩”是千百年来农民的愿望。从“不患寡,患不均”,“抑制豪强”,直到孙中山的“地价税”思想,都是要改革土地制度,这本身无可非议。我从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次平分土地,这么个作法,算不算“土地改革”?是不是真正的“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在前面已经说过,东北地区的特点是由中农耕种的土地占绝大多数。平分土地后,其必然结果之一就是有耕作手段的农户(中农)没有地种,分到土地的农户(贫、雇农)缺少耕作手段。中农的农具、畜力都无例外地被分掉,破坏了耕作手段的完整性。“侵犯中农利益”(见东北局东北地区土改总结)几乎是普遍的,这种耕作手段与土地的分离形成了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粮食统购统销,直到数十年的粮票制,是否与此有关?这一切应该是已有历史的结论了。
  一九四七年,我只是一个十五周岁的少年。对于叫做“土地改革”的既流血又刮骨的斗争,除了恐怖以外并无更多的看法。
  父亲的死使我感到孤独无依,就这样,我和母亲成了孤儿寡母。
  但是,事情远没有结束。在我此后的生命旅程里,诸多倒霉的关系到身家性命的事,比如:“混入革命队伍”被另眼看待,被开除,成为肃反对象,划为“右派”关进监狱,成为“刑事犯”等等,其中概有一个“理所当然”的原因——“此人系地主出身,有杀父之仇”也。杀人者不查自己非法的非人道的罪错,反而以此为理由株连他们无辜的后代。是何逻辑!

  在按照一个行政乡至少打死一、两个人的目标实现以后不久,“土改运动”即转入平分浮财和土地的阶段。请读者记住,这种被分配的浮财和土地,当时叫“胜利果实”,下面行文就用这个词。
  “胜利果实”是胜利的一方用流血斗争、刮骨斗争手段得来的,来之比较简单容易,但恐怖血腥的事件过去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贫雇农大会。自然由那位姓胡的队长主持开会。他的开场白我记得:
  “你们听着,你们是穷人,是贫雇农,党领着你们把地主打倒的打倒,打死的打死,你们要感谢党。这就是革命,是阶级斗争”。贫雇农张着嘴仰着头呆呆地听。
  他接着说:“现在你们胜利了,要把土地浮财分给你们。浮财不要均分,土地要分等级。你们自己商量怎么分……”
  贫雇农的组织叫农会,它的头头叫农会主席。他接着向全体贫雇农宣布说,先散会,等待农会商量好办法就给大家分浮财。散会后,农会留下六、七个有点头脑的人商量给贫雇农分“胜利果实”的办法。定下来先分浮财,然后再分土地。分浮财的办法很难想出来,当天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散会时,农会主席也是村长(他叫李芳圃)对我说: “小冯,你是土改工作队的人,回去想想办法”——我注意到他的和蔼目光——“你文化高,我靠你了”。 另一位负责人也示意地看着我。
  “行,我考虑一下”,我未加思索地承担下来。
  我之所以承担下来,应该说这里多少有一些乡土之情的因素。
  为此,我有必要说说农村中的乡土之情。
作者:龙感湖1976 时间:2018-10-13 00:06:08
  《江淮文史》2005年第05期  作者:江鲲池选择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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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栖桐城蹲点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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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栖从1949年安庆解放时担任安庆地委书记时起,到1963年调离安徽时止,先后15年时间,一直把桐城县作为他的点,长期蹲在桐城。他虽然在1963年因推行责任田而犯了“方向性错误”离开安徽,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永远离开了他一直惦念的桐城人民,但40多年来桐城人民却始终没有忘记他。他的音容笑貌,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忠心,他奋不顾身的工作精神,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他严于律己,他一度执行左倾路路线而较早醒悟、主动自责、勇于自我批评的共产党人的风格,至今仍深深刻在桐城许多县级老干部、老基层干部、老农民和老知识分子的脑子里。笔者当时在桐城县委办公室工作,略知他在桐城蹲点的一些往事。现将我亲历、亲见、亲闻的几件事写出来,以倾诉我对这位革命前辈深切的怀念之情。“奉劝大家脑子要冷一点”1958年,桂林栖以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再次到桐城蹲点。这次蹲点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兼任了中共桐城县委第一书记。1957年,桂林栖、曾余夫妇合影为了真正地蹲下来,他几乎把家也搬到桐城(他夫人曾余也去了。他自己住在县委机关,曾余当时是省科委秘书长,带去了20多位农业科技人员,住在县农科所,很少到县委机关来)。为了全面(本文共计21页)......[继续阅读本文]
  原标题:桂林栖的戏曲情结与人格力量
  桂林栖的戏曲情结与人格力量
  作者:尹汉宁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933
  我曾两次谈到桂林栖与黄梅戏,其中一次在香港,听者的反响都很强烈。一位文艺工作者还为此专门去合肥查阅资料,探访桂林栖的后辈。  桂林栖是湖北黄梅县桂畈人,黄梅县是黄梅戏的前身——黄梅采茶调的故乡。桂林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任安徽省安庆地委书记。1949年4月23日安庆解放,第二天,桂林栖就安排专人寻找流落在民间的黄梅戏艺人,并迅速组织艺人学习培训,推动面向社会的演出。桂林栖后来担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黄梅戏的传承与创新、高度重视黄梅戏后备人才的培养。  从 1949 年到 1952年,黄梅戏剧团先后到上海参加了三次汇演和调演,上海文艺界的一批大师级人物到场观看并给予高度评价,“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一时风靡上海的街头巷尾。此后,《天仙配》等剧目又拍成电影,黄梅戏开始唱响全国。1962年,桂林栖还安排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湖北黄梅县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演出,进一步发掘黄梅采茶调等民间音乐元素。  桂林栖还积极支持和配合时任省委书记曾希圣推行“包产到田到户”,当曾希圣受到查处时,桂林栖坚持真理,主动担责。  桂林栖对黄梅戏的重视,固然有出生地域和个人喜好的因素,但是他作为领导人,把地域范围非常有限的地方小戏培育成面向全国的大剧种,充分体现了对待文化的高度责任感和科学态度。  他对传承和创新地方戏曲保持高度热情。在安庆组建了两个黄梅戏剧团,到省里工作后,又组建了省剧团。组织艺人学习培训,关心他们的艺术创作和生活。  他注重遵循戏曲发展的内在规律。他一方面把黄梅戏艺人集中起来办培训班,“改人、改戏、改制”;另一方面,让艺人当团长,仍然以经过历史打磨的传统剧目为基础,进行总结提高。他还组织专家对唱腔音乐配器进行优化,又组织力量对相关民间音乐元素进行收集整理。  他高度重视艺术人才。首先是充分尊重老艺人,同时吸收和充实了作曲、编剧、配器等人才。而且在发挥老艺人作用的同时,注重培养新人。这个传统在安徽一直传承至今。  桂林栖对待黄梅戏的态度与对待“包产到田到户”的态度是一致的,同样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同样具有遵循内在规律的科学精神。他所推动的黄梅戏勃兴与坚持认为“包产到田到户”是符合实际的,都体现了他的人格力量,这些都载入了史册,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在合肥举行
  news.hexun.com 2013年08月09日17:07
  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在合肥举行(图)
  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在合肥举行(图)
  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在合肥举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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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在合肥举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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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在合肥举行(图)
  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在合肥举行(图)
  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今在合肥举行(图)
  8月9日上午,为纪念中共安徽省委原书记处常务书记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联合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召开“纪念桂林栖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扬多良,省委原书记卢荣景,省人大常务会原主任孟富林,省委常委、秘书长唐承沛,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卫国,省政协副主席、省总工会主席童怀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郑锐,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应宜权、陈瑞鼎,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邵明、朱成林,原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季家宏,省政协原副主席、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郑牧民。出席会议的还有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特邀嘉宾,在肥的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及部分理事,桂林栖的老同事及身边工作人员,新四军老同志的后代代表和桂林栖的亲属代表等。
  座谈会由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殷光临主持。安庆市委副书记陶方启,黄梅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朱凤娥,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桂林栖的秘书王鸿,著名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合肥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邹淦泉,省关工委副秘书长江鲲池,桂林栖的长子桂幼林等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缅怀了桂林栖的光荣历史、主要功绩和革命精神,使与会同志深受教育和启迪。
  最后,扬多良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桂林栖同志是一位深受安徽全省人民拥戴的老一辈革命家。他出生于湖北黄梅县,14岁即参加革命。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把青春和热血都倾注在江淮大地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与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坚持并发展了皖西革命游击根据地,历任新四军八大队政委、新四军七师独立营政委、中共巢无庐中心县委书记、白湖独立团政委、中共皖中地委副书记、皖中军分区副政委、皖西人民自卫军政委、中共皖西工委书记和皖西区党委副书记等职务。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他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为安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分管全省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和体育工作,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等职,为安徽的人民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为安徽教科文卫体育事业的发展,为安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
  杨多良指出,我们纪念桂林栖同志,重要的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的高尚品德。第一,我们要学习桂林栖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敢于改革、不畏挫折的精神。第二,我们要学习桂林栖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竭诚务实的工作作风。第三,我们要学习桂林栖同志密切联系群众,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第四,我们要学习桂林栖同志为发展安徽的文化事业,高瞻远瞩,倾心尽智,锐意培养人才、大胆使用人才的思想品质。
  最后,杨多良强调指出,纵观桂林栖同志的一生,他不愧为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优秀共产党员,矢志不渝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始终心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优秀公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坚持理想信念、追求实现中国梦的一生。他的业绩永辉!精神永存!英名永记!(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刘以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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