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难和亦难-----中英鸦片战争再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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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难和亦难-----中英鸦片战争再回首
  第一章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第一节 封建论的凿枘
  第二节 百代都行秦政制
  第三节《商君书》——专制帝王们的葵花宝典
  第四节 走出秦制的路径

  第二章自欺欺人的大清王朝
  第一节 朝贡制度
  第二节 大清王朝的种族隔离政策
  第三节 广州贸易体制与行商制度
  第四节 大清国的综合国力兼与英国的对比

  第三章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
  第一节 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活动
  第二节 跪与不跪的抉择
  第三节 英国政府商务监督们的最后抗争


  第四章 本身就是问题的鸦片问题
  第一节 鸦片——从药品到毒品的华丽转身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鸦片观
  第三节 鸦片的泛滥
  第四节 嘉庆年间的鸦片政策
  第五节 道光年间的鸦片政策

  第五章 林则徐与广州禁烟
  第一节 不自觉的帝制掘墓人
  第二节 林则徐的攘外先安内之策
  第三节 林则徐的眼睛到底睁开有多大
  第四节 林则徐与义律关于缴烟问题的博弈

  第六章 中英第一次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向着战争前进
  第二节 大战之前的热身运动
  第三节 中英战争的正式爆发

  第七章 琦善在广州的抚夷活动
  第一节 夹缝中的琦善
  第二节 虎门之战
  第三节 广州和谈的最终结局
  第四节 伊里布的晚节不保与定海的收复

  第八章 广州战事
  第一节 老将杨芳的旁门左道
  第二节 广州合约与奕山的谎言
  第三节 三元里事件评述

  第九章 璞鼎查发飙与大清东南战场的糜烂
  第一节 颜伯焘与厦门之战
  第二节 浙东战场的糜烂
  第三节 打到南京去

  第十章 大清王朝的求和之路
  第一节 战难和亦难
  第二节 夹缝中的求和历程
  第三节 三千年未有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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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15:05:28
  (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不但缺乏充分的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又有明显的理论缺陷,更没有世界性的普遍事实依据作支撑。
  “五种社会形态说”重大理论缺陷之一是以“单线”历史观描述“多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看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从而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纳入其单一的模式之内,排除了其他历史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历史只有单一的发展模式,而是具有发展的多样性。
  通观世界历史进程,“五种社会形态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按照这一理论模式,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使我们得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被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超越过。在欧洲,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斯拉夫人走着类似的道路;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非洲,许多民族从奴隶制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在亚洲,中国跨越了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等等。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世界历史发展也从未按照某种同一的模式进行,而是呈现出多类型、多道路的发展趋势。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单线”历史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也难以恰当描述繁纷多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是不言而喻的。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15:09:45
  (三)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逻辑混乱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研究和认识人类的历史过程,必须明确历史的发展阶段,而历史阶段的研究和确定必须遵循逻辑一致性原则,即其界定必须在同一角度下来完成。当然,划分历史阶段并没有统一的角度和统一的标准,而是以各自偏重的角度下的特定标准来进行的。
  而历史阶段五形态说恰恰是不讲逻辑的产物。从逻辑上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所提出的社会形态区分问题,也就是一个划分或分类问题,它意味着将各种各样具体社会形态的概念,根据某个标准归纳分类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概念,这两个过程就概念关系来说是等价的。从概念划分的角度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有两个缺陷: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划分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并列于同一等级;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形态间的对立(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它们之间中间类型或过渡时期的存在。
  陕西师范大学袁林教授所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第一章第二节,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基本规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无剥削,无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关系。相对此规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内涵相同:生产资料私有制,有剥削,有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压迫关系。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剥削者形式的不同,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使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显然,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对社会形态概念的一次划分中,使用了不同的两套标准,从而造成并列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相对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合并为阶级社会的概念,方能与之并列,成为等位概念。奴隶社会等等只是阶级社会这一属概念的再次划分,是其下的种概念。
  不遵从概念划分中一次划分应使用同一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同等并列,必然造成逻辑混乱。例如,划分人这一概念,可根据生理性别得到男人、女人、两性人三个种概念,这是合理的,但如果不使用同一标准,混淆概念等位,划分为男人、女婴、少女、青年妇女、……两性人等概念,就显得不伦不类,闹出笑话。” (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42页)
  历史阶段研究必须逻辑明晰,必须指明你是从什么角度入手研究历史的,让读者能明白在这样的角度下,历史演绎了一段什么样的逻辑过程。
  如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划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社会管理制度都是氏族酋长制社会,这是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管理方式。进入国家管理后,东方和西方出现了区别:中国经历了封建邦国制、君主帝制,近代从君主制向民主制演变,从帝国向共和国演变;而西方则经历了部落民主联邦制瓦解、君主帝制诞生,君主制衰落、城堡领主制林立,封建制解体、君主帝制复苏,民主革命兴起、宪政共和国诞生等过程。如此看来,东西方的社会制度在古代的开始和近代的交汇都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复杂的中间过程,而这些中间过程正是奠定东西方制度文化的各自特色的重要环节。
  以上这个线索讲的是社会治理制度的发展史,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史,相比其它角度,这个线索下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科学及历史哲学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
  “五种社会形态说”所讲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即使把它还原到欧洲古代史的范畴,也不能正确地反映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只能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甚至误解了欧洲古代社会的基本面特征。应该指出,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学术论题,而且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应用不但不能带来有效的研究成果,相反只能阻碍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上的真正现代化。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15:23:27
  第一章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第一节 封建论的凿枘
  站在今天的高度回首当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自然少了一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当然要想客观而公允的做到全景解读发生在一百七十多年前的这一事件的相关人与事,我们必须要将其放到世界历史的横纵坐标当中加以衡量、考查,其中特别是要对传统中国的制度文化脉络和特质加以准确的把脉。在当代大多数国人的意识当中,中国传统社会等同于封建社会,而封建则被定义为地主租佃制,反封建的主要内涵就是废除租佃制乃至进一步废除孳生租佃制的地权私有。当然,近年来,随着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许多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解释模式和相关理论展开了诸多有益的反思工作,取得了很多优秀成果。但对于传统中国社会如何理解、认识的问题依然是迷雾重重,而所谓的封建论无疑是这一认识道路上的一座极难攻克的堡垒。
  一、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困境
  从小学开始,教科书灌输给我们社会五形态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一耳熟能详的马列史观,使我们对中国历史阶段的解读和了解大多局限在谬误之中,从而导致了对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很多看法都建立在错误的认知和理论基础之上。自然,依据错误的理论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而这些结论,现在正被很多人每天当成常识来使用,以至于影响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一风靡中国并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学说到底是怎么在中国形成的呢?
  (一)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由来
  “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后人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种阐释,它发轫于苏联,但通常被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原典作家的理论。研究社会形态的人一般都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源头就是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写于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的一些论述。但马克思论述的“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就其本意来说是仅限于西欧的。马克思在1877年10月——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马克思生前对于把一种类似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历史分期模式强加到自己名下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指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进一步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1页)。
  大体说来,马克思并无意将他的结论作为世界发展的惟一图式,而只将其看作基于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得出的西欧社会的大概认识。“五种社会形态说”出于马克思说明显缺乏充分的文本依据。然而,马恩这种限于西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再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使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
  1897年,列宁在为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讲,政治经济学应该这样来叙述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资本主义时期。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再次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脉络。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史学理论界进一步归纳出“五种社会形态”说,即V•V•斯图鲁威院士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明确了“五种社会形态”说适用的范围是整个人类社会,其理论外延也进一步演化成各种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制度。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了这一观点。当年9月,苏联发布了以《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本书的论述中,五种社会形态成为绝对的历史理论。随着《简明教程》成为苏联惟一一本布尔什维克党史教科书,惟一的一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这个过程是和斯大林的个人威信被神话、被崇奉的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斯大林把对《教程》的宣传作为“超级任务”,并成立中央宣传鼓动局加强对出版物的检查和控制,异端于《简明教程》的党史书籍不再允许出现和传播。斯大林说《简明教程》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清洗脑筋”,而一切违背《教程》内容的其它论述均被认为是非马列主义的,甚至包括马克思、列宁自己的著作。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渐走上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大舞台。在二十世纪上半段,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参与其中的较力场中,手握文武两杆枪的中共纵横披靡,终于笑到了最后。其中,文化战场上的角逐是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环节中,中共领导的文化革命其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源泉便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来自苏联的斯大林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党派革命的成功与否同样需要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有利于自我的解读和把握,中共解读传统中国所运用的理论理所当然来自于苏联的指导,其中自然包括关于人类社会演进阶段的理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等人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武器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提出了中国古代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展脉络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从而也导致在中国相继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建国后关于中国古史分期的长期论战。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共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必修的政治及历史读本。因此“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就成为国内历史学研究和教育的指导思想,进而使“五种社会形态说”作为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被国人普遍接受。当时的大部分历史学者,包括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侯外庐等著名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进行历史研究的,并且依据这种理论编写各种教材,教育各个阶段的学生。
  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交恶,一些来自苏俄的理念和词语渐遭质疑,但苏俄版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却沿用下来,至今还余韵犹存。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15:25:37
  (二)“五种社会形态说”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近年来,很多学者认为,“五种社会形态说”不但缺乏充分的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又有明显的理论缺陷,更没有世界性的普遍事实依据作支撑。
  “五种社会形态说”重大理论缺陷之一是以“单线”历史观描述“多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看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从而将多样化的历史发展纳入其单一的模式之内,排除了其他历史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认为历史只有单一的发展模式,而是具有发展的多样性。
  通观世界历史进程,“五种社会形态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几乎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是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按照这一理论模式,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使我们得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被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超越过。在欧洲,日耳曼民族超越了奴隶制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斯拉夫人走着类似的道路;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非洲,许多民族从奴隶制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在亚洲,中国跨越了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等等。
  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之后,世界历史发展也从未按照某种同一的模式进行,而是呈现出多类型、多道路的发展趋势。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单线”历史观,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本意,也难以恰当描述繁纷多样的社会历史发展现实,是不言而喻的。
  (三) “五种社会形态说”的逻辑混乱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研究和认识人类的历史过程,必须明确历史的发展阶段,而历史阶段的研究和确定必须遵循逻辑一致性原则,即其界定必须在同一角度下来完成。当然,划分历史阶段并没有统一的角度和统一的标准,而是以各自偏重的角度下的特定标准来进行的。
  而历史阶段五形态说恰恰是不讲逻辑的产物。从逻辑上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所提出的社会形态区分问题,也就是一个划分或分类问题,它意味着将各种各样具体社会形态的概念,根据某个标准归纳分类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概念,这两个过程就概念关系来说是等价的。从概念划分的角度看,五种社会形态说有两个缺陷:一、违反了概念划分中每一次划分应当使用同一个划分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并列于同一等级;二、违反了概念划分中各子项必须穷尽母项的规则,误将各社会形态间的对立(反对)关系视为矛盾关系,忽视了它们之间中间类型或过渡时期的存在。
  陕西师范大学袁林教授所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第一章第二节,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概念的基本规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无剥削,无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平等的互助关系。相对此规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概念内涵相同:生产资料私有制,有剥削,有阶级,社会成员在生产中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压迫关系。区分这三种社会形态的标准仅在于剥削者剥削压迫被剥削者形式的不同,而这个标准根本无法使用于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显然,五种社会形态说在对社会形态概念的一次划分中,使用了不同的两套标准,从而造成并列的五个概念不等位、不可比的混乱现象。相对于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合并为阶级社会的概念,方能与之并列,成为等位概念。奴隶社会等等只是阶级社会这一属概念的再次划分,是其下的种概念。
  不遵从概念划分中一次划分应使用同一标准的规则,将不等位概念同等并列,必然造成逻辑混乱。例如,划分人这一概念,可根据生理性别得到男人、女人、两性人三个种概念,这是合理的,但如果不使用同一标准,混淆概念等位,划分为男人、女婴、少女、青年妇女、……两性人等概念,就显得不伦不类,闹出笑话。” (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42页)
  历史阶段研究必须逻辑明晰,必须指明你是从什么角度入手研究历史的,让读者能明白在这样的角度下,历史演绎了一段什么样的逻辑过程。
  如以社会管理方式的角度来划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社会管理制度都是氏族酋长制社会,这是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管理方式。进入国家管理后,东方和西方出现了区别:中国经历了封建邦国制、君主帝制,近代从君主制向民主制演变,从帝国向共和国演变;而西方则经历了部落民主联邦制瓦解、君主帝制诞生,君主制衰落、城堡领主制林立,封建制解体、君主帝制复苏,民主革命兴起、宪政共和国诞生等过程。如此看来,东西方的社会制度在古代的开始和近代的交汇都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复杂的中间过程,而这些中间过程正是奠定东西方制度文化的各自特色的重要环节。
  以上这个线索讲的是社会治理制度的发展史,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发展史,相比其它角度,这个线索下的历史过程也是社会科学及历史哲学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
  “五种社会形态说”所讲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即使把它还原到欧洲古代史的范畴,也不能正确地反映欧洲历史发展的过程,而只能是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甚至误解了欧洲古代社会的基本面特征。应该指出,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学术论题,而且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应用不但不能带来有效的研究成果,相反只能阻碍中国史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上的真正现代化。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19:56:32
  二 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论
  “封建”无疑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关键词之一,它在各色人等言语中的流行,除了表达民众流行语的基本意义外,更多地是被作为标示着一种社会形态的标签,具体说,是指自秦代以降至晚清的中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然而,“封建”是中国传统典籍中所固有的词汇,其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文献基本上都沿用这个意义。近百年来在中国社会流行的“封建”概念与传统中国的“封建”概念在意义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延续古文献中的“封建”概念;而且,这一被赋予新义的“封建”概念被强行对应于表示欧洲中世纪社会特征的Feudalism,掩盖了中西社会结构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李慎之说:“滥用‘封建’这个词原来正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因为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合乎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 Feudalism这样的西文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载《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把秦以后属于封建社会的观点称为“泛封建观”,批评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亦“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实乃概念之误植;并提出秦至清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之称。(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要对传统中国社会形态有一个大致准确的把握,对封建一词进行一番辨析,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因此需从西周封建、西义封建和毛泽东的封建论来加以说明。
  (一)西周封建
  直到今天,人们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封建社会,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指出古汉语中的封建一词另有所指,而西欧的feudalismgeng更是大大的不同于中国。但必须指出的是,对于中国语境中的“封建”(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封建文化等)的理解,历来就有重大的分歧更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中国传统典籍固有的“封建”一词的本意是“封邦建国”、“封土建藩”、“封爵建藩”,《说文》:“封,爵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立朝律也。”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层层分封分权的贵族政治经济模式,自古以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都是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的。
  中国在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前,照中国人自己的说法,一直是封建制度。史载,封建之制肇始于黄帝,至周初而盛。周初大分封为史学界所熟知,后来对中国历史影响重大的各诸侯国,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都出自周初大分封。《史记》:“……周封八百,姬姓并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显,而伯禽以周公立,咸为建国诸侯,以相傅为辅。”(《三王世家》)《左传》:“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桓公二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僖公二十四年》)“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僖公二十四年》) 
  可知,自商周以来,王者封土地于诸侯,诸侯则于封地之中建立邦国,是为封建。所封“公侯伯子男”五等,序列严整。受封诸侯应听命于天子,并有定期朝贡及提供劳役军赋等义务,另一方面则享有对邦国之土地和人民的世袭统治权,所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延至战国,列国封食邑于贵族功臣,受封者享有征收赋税的权利,而无世袭统治权。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国的制度文化一改此前的传统,发生影响中国至今的重大变化,即废除封建,开始了百代都行秦政制的两千多年的皇权独大的王朝历史。秦有天下,李斯上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置诸侯不便。”始皇以为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汉书•百官表》),均为中央所派之官员,遵皇命而行使其管理权,无占有权,更无享世袭之利。。
  汉立,论秦过,以“封建”矫之,封立子弟功臣,致祸乱数起,中央政府苦于平叛之艰难,遂逐渐削减诸王治国之权,使其“惟得衣食租税”,“食土而不临民”。终于,秦政制完全战胜了封建,并独领风骚数千年之久。
  简而言之,西周封建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把部族统治推向势力所及地区的政治举措,其社会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对于这一点,学界已经有较多认识,其中许倬云《西周史》说之较详。(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而把中国自秦始皇起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实在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所指与今之所谓自秦始皇至溥仪的“封建”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学术上,第一个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化进行专门论说的,是唐代的柳宗元。他区别政治制度上的人为行为和社会必然性发展,指出封建不是分割天下,更“非圣人意”而是管理天下的制度性安排:“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这种“势”,是一种政治治理的必需,“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这是理解中国封建意义的一个关键所在。柳宗元在其《封建论》中也明确指出夏、商、周才是封建王朝。
  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比较分析,即使在当代从史学角度观察,也堪称精辟。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在其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秦统一天下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统一之后,方才将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3页)。
  西周时期,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实际上等于一个大家族的辈份、长幼、嫡庶序列,天子之尊主要是伦理性的,并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这样的族群社会,由天生的血缘亲情推出人性本善,由伦理上的长幼尊卑推出一种“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的政治秩序,而且这种秩序是由五服、小宗、大宗这类族缘亲疏观念决定的一种小圈子原则,也就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族群社会为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起重要作用。
  考诸史籍,可以说,春秋战国之际的秦国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局,随着变法后秦国的逐渐蚕食并统一六国,中国政治历史开始进入到“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王朝循环“怪圈”。
  由于对秦统一六国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和特点,学术界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对各种问题的不同认识上,自然也就是千头万绪。如此几千年的中国客观历史,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立场、利益的不同自然导致今人认识、观察、分析传统中国时所形成的观念、文本、理论上的一团乱麻和莫衷一是。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19:59:10
  (二)西义封建
  我们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的滥觞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注文中作如此一说。大概日本人初译Feudal System时,先借用了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封建”,并以其指述中国皇权官僚之世,显然是对错了号。正如黄仁宇先生接着就说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
  西人的“封建”为何物?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释“封建主义”之义:
  一种以土地占有制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
  这里的“封建”近于西周时期“封建”,而绝非秦之后的“封建”。“西义”的“封建”(feudalism)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有一个长期演化过程,其内涵经历了由法律政治制度到社会或社会形态的变化。不同的学者对“封建”的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有狭义的“封建”,也有广义的“封建”。(马克垚《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导言》,学林出版社,1997年)。
  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会》一书中对Feudalism有着详尽的词源学考证(张绪山等译:《封建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Feudalism来源于fief,即封土,其最主要的含义是产权。英语中的fee,feoff,feu,feud,fie,field等,都与fief同源同根,而且含义互相交错。西方学者多数认为,西欧的封建制,最初起源于罗马帝国和日耳曼部落的结合部,在法兰克王国得到了充分发展,诺曼征服把这种封建制推广到了英伦三岛。这就是领主分封制。这种分封制的核心,是以产权界定领主与附庸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同中国西周的宗法式分封完全不同。如果说中国西周的分封制是由政治出发而影响经济,那么欧洲的分封制则是由经济出发而影响政治。所以,欧洲在很长时间内,feud属于与产权相关、进而与权利义务相关的法律用语。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就是属于“律师的行话”。到18世纪,feud在英国才演变出形容词feudal,用来指称政府或社会体制。19世纪,西方思想界进入了“建立体系的时代”,各种主义层出不穷,-ism成为流行时尚,feudalism最终形成。
  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最先把feudal翻译为“封建”的是日本学者。在1873年的英日词典《英和字汇》中,feudal的对应日文就是“封建的”。把封建制这一词汇用在中国历史研究上,首推梁启超和严复。梁启超在1899年写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902年又写了《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便采用了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他在该文附论中称:“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军权强。何也?曰: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重印本,第一册,第70页)。
  正式把feudalism翻译为封建制的,是严复。他对西学的精通程度远远高于梁启超,深知中西封建的不同。所以,以追求信雅在所译达而著称的严复,在最初翻译feudal时,采用音译方式,译为“拂特”,到1903年翻译《社会通诠》时,开始以“封建”称之。可见,严复对中西“封建”的差异是清楚的,然而,在找不到更准确的名词时,他经过深思熟虑,多方推敲,最后可能还是不得不采用了“封建”这一译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人们把“封建制”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给这一词汇注入了新的内涵,从而也导致如今学界所说的“封建社会”概念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西周封建制,也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封建制。如果一味把“封建社会”的广泛使用单纯归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倒也有失偏颇。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梁启超和严复不约而同采用了这一译名可见,把feudalism翻译为封建主义,不完全是政治因素或者意识形态因素决定的,其中也有着学术性的考虑。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20:00:45
  (三)马克思主义封建论
  “封建论”泛滥于中国,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认识中国社会和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物,封建论的形成主要还是来自苏俄和共产国际理论的影响。列宁对现实中国“半封建国家”认识与斯大林的封建论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等等,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概念的本义。
  将列宁、斯大林的封建论套用于中国的代表人物是郭沫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就主张用封建概念来指称战国以后的传统社会。在论述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时,郭沫若把“封建社会”概念本身作了改造,所指称的内容已不是西欧“封土封臣、领主采邑”和中国历史上“封土封国、封爵建藩”的封建社会,而是指称中国在自战国以降直至明清的整个社会形态:“现代的封建社会是由奴隶社会蜕化出来的阶段。生产者已经不再是奴隶,而是被解放了的农工。重要的生产工具,以农业而言,便是土地已正式分割,归为私有,而剥削者的地主阶层出现;在工商方面则是脱离了官家的豢养,而成立了行帮企业。建立在这阶层上面的国家是靠着地主和工商业者所献纳的税收所维持着的。这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封建社会。”(郭沫若:《十批判书》中《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3页)。从而扩展了“封建社会”的内涵,将“封建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形态,包括了小农经济、超经济强制和皇权专制主义等一整套概念。自此,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就这样被定性了。
  如果说中国社会史论战使泛化封建论经系统的阐释获得了理论上的合理性,那么毛泽东著作对这一理论的采纳则赋予了它政治上的权威性,并由政治权威扩大了它的影响,乃至深入了民族血液之中。
  毛泽东于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有一段著名文字:“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来,就长期的停顿下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 三千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封建社会。”(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623页)。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又重申:“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则是封建的文化。”实际上,这段文字最初并非出自毛泽东之手,而“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篇注)然而,这段并非毛泽东初创的文字一经与毛氏的名字联在一起,便随着毛的被神化而获得了神奇的魅力,成为可以引据的“经典”。
  中国共产党据此建构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才进一步走向自觉,而“封建论”恰恰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中的绝对地位得以确立,原来在史学争论中长期存在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被迅速边缘化。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由教育行政部门锁定大中小学教材与大纲:中国的封建制度,春秋时出现,至战国基本确立,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社会。当年的论战者,羞答答蒙着“史学”的红盖头,如今是媳妇成了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了,我们不说谁说,遂补白:“当时伪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为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社会史的问题方面……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即反对中国革命;……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等等,这种斗争,实质上乃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九六一年新版序》,见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今日拜读,虽仍不免后怕,但是掀起盖头来,毕竟是让人明白了许多。
  但是,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起始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巨大分歧。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形成,可谓众说纷纭,时有“西周”说、“战国”说、“秦统一”说、“魏晋”说,等等。在这些不同的说法中,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享有特殊地位,他的观点被毛泽东认可和引用,最后实际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至今仍是各级史学教科书划分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威标准。
  1972年7月郭沫若在为《奴隶制时代》所写《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代序》中有言:
  最早我认为: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时在西周与东周之交,即在公元前770年左右。继后我把这种看法改变了,我改定在秦、汉之际,即公元前206年左右。一直到1952年初,我写了《奴隶制时代》那篇文章,才断然把奴隶制的下限划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5年。我为什么能够作出这第三次的改变呢?那是毛主席的著作给了我一把钥匙,使我开动了自己的脑筋,也使我怀着信心去打开中国古代社会的这个关键。……就这样,毛主席早就把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和解决具体问题(在这儿是古代史的分期问题)的途径,很明白地指示了出来。我们以前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所以走了不少弯路。……
  可见郭沫若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研究的,并不是按照中国具体的历史事实来研究的。毛主席一指示,郭沫若一贯彻这指示精神,其研究成果竟然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政治历史教科书。
  这一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解释模式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理论亦称“租佃关系决定论”,其特点是非常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它大致有五个环环相扣的命题。第一,认为传统农村最大的问题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权集中、使用分散,因此造成耕者无其田,有田者不耕,形成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这种意义上的农民特指佃农--以致农村被割裂成两个阵营,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第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据说就是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小农两极分化。这种以“私有-买卖”作为租佃关系成因的解释还引申出两个理论:一是认为既然小农经济会两极分化,租佃制又是中国一切灾难的根源,则土地改革消灭了大地产还不够,紧接着还要消灭小地产,搞集体化,否则又会启动下一轮“两极分化”。二是所谓“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之说,如果租佃制是万恶之渊,“私有-买卖”又是租佃之源,这就必然强调“抑商”的必要,同时忽视“限权”的必要--因为抑商正是要靠官家。第三,以“土地私有、自由买卖,兼并危机、主佃冲突,最终爆发农民战争”的模式,来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历史周期论。以此解释中国历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乱极生治,治极生乱”的现象。第四,以“中国地主制,西方领主制”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区别,尤其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两个流行说法都与“租佃决定论”有关:一是说中国的租佃制是小生产,而西方的领主制庄园据说是大生产,有利于使他们过渡到资本主义。二是说中国租佃制下土地可买卖,导致“以末治富,用本守之”,工商业积累都用来买地了,因此不能形成资本原始积累。而据说西方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所以工商业赚了钱只能在业内滚动,资本就积累起来了。第五,用这套说法解释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近代国内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据认为不管是辛亥革命还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都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后来的国共斗争也是由于共产党解决了土地问题,所以胜利了,国民党没解决这个问题,就失败了。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将国共两党的斗争描写成土地改革派和反土地改革派的斗争。这五个命题环环相扣,形成很完整的一个逻辑体系。(秦晖:《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这种用法改变了传统上一直沿用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后不存在“封建”制度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封建”是依政治制度考国家形态定位而名,现今所行的“封建”争的是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因此,以“封建社会”指称秦汉以至明清的中国社会,既不符合中国典籍的古意,也难与西欧feudalism对接,也不符合马克思以西方历史归纳出来的“封建主义”概念。
  近年来,史学界还在坚持这种封建论的越来越少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不过,中国“封建论”是否是对中国社会的误读或对中国社会在概念上的误植,已不仅仅是史学研究的学术是非问题,其必然涉及到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评价,即作为革命的理论,对中国是封建、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断和推翻封建主义的目标是否正确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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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21:32:40
  第二节百代都行秦政制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一家之天下之后,所行之制不是“封建”而是“郡县”当是不争的事实,两千年来的各个王朝一以贯之行的不是封建,而是一统天下的皇权专制,更是不争的事实。嬴政死,秦朝灭,但秦制却代代相传,并不断强化。尽管秦朝迅速灭亡的事实已说明嬴政乃是“无德之君”,历代统治者也常常装模作样地表态要从秦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但实际上他们大都亦步亦趋地以秦为师,千方百计实现君权的最大化,用谭嗣同在《仁学》中的说法就是:“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汉武帝时期,秦皇大一统的格局已被重复建成,《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在上书言事时咬牙切齿地控诉大秦帝国那万恶的旧社会,紧接着说了一句:“汉兴,循而未改。”如此,岂不是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吗?一言以蔽之,汉朝所继承的秦制包括管仲的经济垄断和商鞅对内刑杀、对外穷兵黩武的法家策术,再加上其独尊儒术后在思想上采取的儒表法里,终于使得君主居于最上等级的专制体系具备了经济、思想和暴力机构三足支持的稳固地位。于是,秦政成为两千年来基本不变的统治模式,中国自始皇以后可谓是“百代都行秦政制”。
  中国的郡县制是世界帝国体系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社会制度,这个“垂二千而弗能改”(王夫之语)的社会制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由暴君、昏君独裁的集权专制,因而引起各代儒家的深刻批判。儒家的批判在制度层面直接指向秦帝国,是所谓“过秦”,即秦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上的过失;在思想层面指向秦帝国的思想基础—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是所谓“正韩”,即纠正法家的思想谬误。前者以汉儒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后者以当代新儒家熊十力的《正韩》为代表。与《过秦论》和《正韩》旨趣相契的论著尚有王充的《论衡•非韩》、陆机的《辩亡论》、杜牧的《阿房宫赋》、苏洵的《六国》、苏轼的《韩非论》、苏辙的《六国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梅曾亮的《韩非论》以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这些论著所表达的思想代表着中国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对于集权专制制度及其法律思想基础的批判,是中国语境下的“法治与人治”关系的批判性思考。
  在学术上,柳宗元是第一个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性质和演化进行专门论说的。自汉以来,鉴于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历代都不断地有人试图重新恢复“三代”的封建制,唐太宗就曾“复封建”廷议群臣。柳宗元的《封建论》就是针对这股封建复辟潮流而写的。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明确指出夏、商、周是封建王朝,其核心观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由此破除对“三代”的长期迷信。在他看来,周“裂土田而瓜分之”乃时势之产物,而“周之败端”亦是“诸侯之盛强”的必然结果,为此,他主张强化郡县制,主张实行中央集权的治理模式。柳宗元的《封建论》对封建制和郡县制的比较分析,即使在当代史学角度观察,也堪称精辟。
  在戊戌诸先贤中,谭嗣同最具人格魅力。此魅力不仅在于其以身殉道的生命实践,亦在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锋利性。谭嗣同刚过而立之年即死难于为民请命的戊戌变法,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臻于“成熟”,加之他身处晚清新旧传统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个人的思想也庞杂而多变。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前夕,谭嗣同敏感地触摸到了这一尚且微弱的脉搏,博采众家,酿出了自己深具批判力量的“仁学”思想体系。谭嗣同被难后数月,于一八九九年一月起,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与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陆续发表其《仁学》书稿。
  在谭嗣同的思想遗产中,最具现代性的部分是对他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系统批判,谭嗣同发现了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在于“秦制”二字之中。其批判资源,有来自于刚刚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政治学乃至科学的观念,也有源于中国本土的传统因素。在谭嗣同看来,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既是一种政治传统,又是一种文化传统。作为政治传统,它表现为“两千年皆秦制”,而“秦制”的核心是君权的神圣化;作为文化传统,它表现为“儒表法里”的文化结构,“三纲五常”使得士大夫和民众长期以来甘心为奴。此一互相纠葛、互相支撑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建构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之社会格局,亦主宰着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此前亦有少数思想家对君权提出质疑,但他们的思想大都限于“民贵君轻”之陈说,难以突破“载舟覆舟” 之思路,并且缺乏破除君权之“神光圈”的致命一击。此致命一击,在谭嗣同处最终得以出现。回顾中国历史之渊源,谭氏认为,在先民时代,“君主”由众人推举,亦可由众人罢黜,此职位由能者居之,而不能世袭,“原夫生民之初,必无所谓君臣,各各不能相治,于是共举一人以为君。夫曰共举之,亦可共废之。” 到了后来,君主制度才发生重大变化,君主摇身一变成为奴隶主,众人则沦为奴隶,君主之职位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代代相传。这种变化脱离了先民“共举一民为君”之本意,“故君也者,为天下人办事者,非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者也。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 君主由“虚君”转变为“暴君”、由“公职”变成“私产”,其转折点在秦朝,始作俑者为秦始皇嬴政。秦朝实际存在时间虽短暂,但其制度构架和文化遗毒笼罩后世甚深,如谭氏所论:“今日君臣一伦,实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要皆秦始皇尊君卑臣,愚黔首之故智,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行之千余年。”

  进入民国以后,如陈寅恪、胡适等大师从不以秦始皇之后者为封建,就是那些普通读书人亦将秦之废封建立郡县当做一般的常识。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秦统一天下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统一之后,方才将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83页)。
  “封建制度的崩溃,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秦,西汉初年和郡县夹杂存在的诸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故如昙花一现而即灭。这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蒋伯潜、蒋祖怡:《诸子与理学》,上海书店1997年5月第一版,第4页)。
  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是四十年代初刊印的高中历史教材,里面的精华之章节正是《西周的封建社会》,把个封建帝国说真说透: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摸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初至前五世纪末)。……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期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战国时代,各国混战不已,秦国最终胜出,并建立了秦制,一种几乎处处与周的封建制相反的制度。……秦以后的中国历史就是抱持着复封建之理想的儒生反对秦制的历史。文中也说,秦汉以前是封建制,自秦孝公商鞅变法后,封建制就逐渐被废除,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到汉武帝董仲舒时代,“三纲”、“五常”诞生,中央集权制空前成熟,且一直持续到清末。他认为在晚清这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前,从西周转向秦朝,是中国另一次巨大的变局。在这次变局中,法家战胜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后,这种儒表法里的格局延续了两千多年。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中共建政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享有特殊地位,谁也不能怀疑,谁也不能改变,因为,这是毛泽东钦定的。俗话说,世事难料,郭沫若关于中国封建主义的长期不可动摇的权威观点,却在“文革”后期遭到了他原先最有力的支持者--毛泽东的根本质疑。1973年,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21:34:07
  毛泽东写这首诗时,“批林批孔”正如火如荼,因为林彪一党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拿历史说事,把毛泽东说成是秦始皇,毛本人干脆也索性自称是革命的秦始皇,所以,他拿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开涮。第一个方面当然是他对郭在该书中对秦始皇的批判表示了不满。需要我们明了的一点是,郭沫若在1943年对秦始皇的批判,则完全是剑指当时的所谓独裁者蒋介石。此外,毛显然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意识到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是有问题的,这是他在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得出的体会。
  毛诗里有两句话尤其值得注意,一个是“祖龙魂死业犹在”,一个是“百代多行秦政治”,大意是说秦始皇虽然早早的就被骂死了,但他的核心政治精神却永远活在后代皇帝的心中,他所建立的系列政治制度一直被历代皇家当做传家宝在传承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断定,在毛泽东看来,自商鞅以来所开创的“秦政制”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这种始建于秦而进一步完善于汉的“政制”,被有的学人称为“秦汉之制”。
  郭沫若读到毛泽东这首诗后,如雷击顶,万分惊惶,立即表示要把他的所有著作都付诸一炬,并回诗《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神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祝归趋。
  郭沫若一如既往的以诗明志,表示愿为主席肝脑涂地,所谓“愿竭驾骀效策驱”,但从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境来说,我们很难断定他是否明察了主席的“圣意”。从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敏感性和洞察力而言,就他本人而言是决不会限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来理解秦以后中国历史的,虽然他曾经支持过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劝郭沫若“莫从子厚返文王”,实际表达出他对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认识,更显示出他个人真实而鲜明的立场和倾向,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做现代的秦始皇,要继续实行“秦政”,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在这个时刻,郭沫若把中国自秦以来的历史说成是文王开创的“封建”,岂不是完全违背了此时的“圣意”?必须承认,从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上来看,撇去毛泽东的主观意愿不说,他在把握秦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这一点上是相当准确无疑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就毛泽东的主观意愿问题啰嗦一下,因为这一转变不仅是毛泽东的个人真实历史观的暴露,更是彰显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个相当重大政治思想的历史与现实实践问题,对中国的影响极大。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伯夷叔齐列传》,全篇文字不多,而涉及到传主的文字更少,全篇文字多是司马迁个人的一些牢骚和对人生的体悟。其主旨大概是借此探讨人类社会至今依然存在的一大困惑,即真正的君子往往名不显于世,甚至是不能得到好的结果,而那些不学无术之坏蛋、恶棍却往往能够享尽人间富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总是劣币驱逐良币?为什么像我司马迁这样有学问,有见识,有道德的君子不能得到更好的结局?困惑,真的困惑!这个问题不仅司马迁想不通,几千年来有人想通了吗?既然想不通,那就接着存疑好了。
  这里我们更为关注的就是,司马迁利用伯夷和叔齐,提出了一个影响两千多年的政治学命题:以暴易暴到底对不对,如果不对,但除了以暴易暴之外又该怎么做呢?
  伯夷和叔齐商朝末年孤竹国君的儿子,兄弟二人因为互相推让国君继承人的身份未果,而都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后来哥两个相遇后,听说周文王那里已经做到了老有所养,眼瞅着就快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于是,这两兄弟二人就携手踏上了前往陕西的革命之路。
  不过,当伯夷和叔齐到了周人的地盘,正好看到周武王率领着去攻打老主子商纣王的军队向东开拔,队伍里的一辆车上还立着周文王牌位。
  同样作为商纣王臣属的伯夷和叔齐连忙拦住了周武王(这时候他还不叫周武王)的马并指责说:“你这个做儿子的太不像话了,老爹死了尚未安葬就要杀人放火去,这可大大有违孝道啊!况且,以臣子的身份去攻打自己的君王,这是不仁啊!即使自己的君王大逆不道,也不能采取这样以暴制暴的方式吧?”
  幸亏,姜太公制止了周武王身边武士们的暴行,才保住了伯夷、叔齐二人的姓名,至于他们的批评意见更不会被正处于打江山阶段的周武王听从。
  很快,周人灭商,改朝换代,从此这片大好的江山归到了周武王一家人的手里。以商朝遗老遗少自居的伯夷、叔齐决定坚决不吃周朝的粮食,没多久就饿死在首阳山。据说,他们死前还作了一篇传唱度比较高的《山居笔记》:“上山采野菜,山居吃薇草。可惜人们不知道周武王他们那种通过以暴易暴的打江山做法是不对的。好了,以后的人们都会这样效仿下去的,从此像神农、虞、夏那样的盛世忽然之间就从人间消失了,以后身处乱世中的我们该往何处去啊?真是倒霉啊倒霉,生不逢时的我们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登彼岐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问题是,假如按照伯夷、叔齐的主张以暴易暴是不对的,但是,假如当政者老是不知死活的欺负我们这些屁民,如果不去以暴易暴又该怎么做呢?难道当真要我们去认同并实践耶稣的主张:“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伸过去给他打;有人抢你的外衣,你就连内衣也一起给他。”关键的问题是,伯夷和叔齐并没有给我们什么明确的答案。
  伯夷和叔齐到底是对还是错啊?对这两位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呢?这经常让历代的知识分子心里怪矛盾的。就那儒家的孔孟来说,他们那是相当推崇伯夷和叔齐的,但他们也同样推崇周武王啊。《孟子》公孙丑篇中公孙丑向老师孟子请教伯夷、叔齐是怎样的人。孟子当然绝对支持周武王所代表的天意和民意,但他又该怎样论述伯夷和叔齐呢?所以摆在我们这些屁民面前的问题还是得不到明确的答案,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和伯夷、叔齐类似的情况,我们到底是会顺应天命、投降新政权呢,还是忠君不二、宁可付出生命呢?
  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是个难解的大问题。
  汉景帝当权的时候,有一天,两位儒家御用学者在皇帝面前就这个问题展开了唇枪舌战,这两人一个是辕固,一个是黄生。当时,黄生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商汤王和周武王都是篡位弑君的大逆不道之人!”
  辕固则反驳说:“黄生你这纯粹是颠倒黑白,夏桀王和商纣王明明都是暴君,受到他们残酷欺压的人民因为怨恨夏桀王和商纣王,才喜欢受命于天推翻他们的商汤王和周武王。这是民心向背啊。”
  然后,黄生就说了:“冠敝在于上,履新处于下。桀、纣虽然坏,但毕竟是君主,汤、武再怎么好,但毕竟是臣下。君主就算做得不对了,臣下也只应该尽劝谏之力,哪能造反呢!”
  辕固说:“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汉朝,高皇帝(刘邦)灭了秦朝,自己作了天子,难道还错了不成?”
  显然,表面上看,黄生是那种死抱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一点儿没有变通的学者,问题真的是这样吗;而辕固在这个问题上却是更加倾向于民意而不是君权。
  辩论到这里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为什么呢?在古代,讨论历史问题一定要遵循一个基本尺度:一定要在历史的范围里讨论历史,千万别往现实政治问题上去引申,一旦碰了现实,历史也就不成其为历史,就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了。黄生此时此刻该怎么回答辕固的问题呢?他可太为难了:怎么说都是错啊!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5 21:35:18
  该汉景帝说话了。汉景帝说:“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吃。”
  《史记》和《汉书》里都是这么记载的。
  为什么马肝不能吃呢?有人解释说那时候的人认为马肝有毒。汉景帝的话还有下半句:“做学问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不算傻子。”这句话再解释一下就是:对一位吃遍天下美味的美食家来说,没人会因为你不吃有毒的马肝就认为你不配作美食家;同样,对一位大学者来说,也没人会因为你不谈商汤王、周武王闹革命的事就否认你是大学者。
  汉景帝此言一出,立时就圈定了一块学术禁区。古代社会里的很多学术禁区都是这么来的。
  那么,就皇帝来说,武王伐纣对不对呢?伯夷、叔齐对不对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要回答的就是:天命究竟在哪一边?
  要回答“天命究竟在哪一边”这个问题,还得首先弄清一个前提:“到底有没有天命的问题?”
  商朝人是绝对相信天命的!有大臣劝过纣王:“你要是再这么胡作非为下去,王位可就怕保不住了!”纣王不屑一顾:“我的位子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的,你就算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老天爷?”
  可是等周武王的军队杀过来的时候,老天爷却没站在商纣王一边。
  改朝换代了,周朝人看上去也像当年的商朝人一样对老天爷顶礼膜拜,处处都把老天爷挂在嘴边。
  可是一些有心人研究周人的历史文献,发现问题了:周人怎么有时候特别强调老天爷的力量,有时候又对老天爷不大上心而更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呢?
  原来周人在对商朝遗民和外族人讲话的时候,通常都会老天爷长、老天爷短的,可在对自己人说话的时候,就很少再提什么老天爷了,内容都是非常现实的。
  噢,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周朝统治者的意思是:老天爷还是要一直顶礼膜拜下去的,可这是做给外人看的,咱们自己人可千万别当真了!我们统治万民,要关注的是民心向背。
  可骗人这种事吧,骗来骗去,很容易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欺人,自欺,被人欺而已。周人子孙万万千,传国十几代,自己人也没少被绕进去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周人那种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做法被后来的统治者继承了下来,但麻烦在于:这种事是经不起较真的。可学者治学却必须是要较真的,怎么办呢?
  秦始皇的办法是:杀!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那一套。
  汉景帝的办法是:划定学术禁区!暗含的意思是:我们统治者的这套两面三刀、说一套做一套的功夫你们知识分子自己心知肚明就完了,谁也别把这层窗户纸给捅漏了,那样可对谁都不好!
  所以绕了半天,我们的结论是,在打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对的,伯夷、叔齐是错的;等打完天下坐天下的时候,武王伐纣是错的,伯夷、叔齐是对的。这个问题只能分别来看,不能连起来看,连起来一看不就自相矛盾了么!
  所以,伯夷、叔齐的耻食周粟和武王伐纣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在整个专制王朝史上也一直都是一个很让人尴尬的话题,是可以泛泛而谈却无法深入探讨的。
  开国初期的皇帝们都是这样,打天下的时候是一个逻辑,坐天下的时候又是一个逻辑,打天下的时候是一个天命,坐天下的时候又是一个天命,而且还得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打天下时候的逻辑和天命都给忘了,让老百姓们把打天下的时候对他们的许诺都给忘了,谁要敢旧事重提谁就是犯禁,必须给以严惩。这就是伯夷、叔齐的经典悖论,也是汉景帝那句“吃马肉不吃马肝”的另一种体现。
  我们从题外话再转回来,中国自夏禹家天下以后,有案可稽的历史凡4000余年(公元前2200~公元2012年),钱穆、唐德刚等人将这四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型态之发展分为三大阶段,即封建、帝制与民治。从封建转帝制,发生于商鞅与秦皇汉武之间;从帝制转民治则发生于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来华,直到现在。
  总体来说,中国大致在政治制度方面发生了两次大的变革,一是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标志,大体来说,秦朝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秦朝社会以后的中国是皇权专制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二就是辛亥革命,中国开始从家天下的专制社会开始走向共和,成为新中国的起点。
  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大转变时期,主要目标有三:由封闭半封闭的小农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即经济的市场化;由皇权专制转变为民主制度,即政治的民主化;由传统文化转变为近代文化,即文化的科学化。在这三个层面中,政治民主化作为经济市场化和文化科学化的枢纽,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具有关键意义。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6 10:06:42
  第三节《商君书》——专制帝王们的葵花宝典

  一、中国人噩梦的开始
  遗祸中国两千多年的秦政制肇基于商鞅其人当是不争的事实。
  秦孝公登基后,日夜思想要壮大自己实力,为此而摆出一副求贤似渴的姿态。功利性的富国强兵自然会吸引那些以个人功名富贵为追求目标的才智之士,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通过三说孝公,最终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史记•商君列传》)。要言之,商鞅在秦国历时l9年的变法,最核心的东西便是不择手段地尊君权。
  商鞅的政治主张和变法精神,集中展示在后人为他编纂的《商君书》里,其阐述的依法治国集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本质上就是将国家和人民当作两个对立的概念在实践中运用,从而使国家利益和君主利益达成一体化和最大化。
  两千多年以来,《商君书》作为天下第一禁书,成为皇家专有的宝典和武功秘籍,只有历代君王和准君王才能读到。这样一部教导历朝历代帝王如何盘剥愚弄人民的秘笈,这样一部过去只有帝王躲在金銮殿里偷偷看的专制秘笈,因其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导致体例杂芜,历来号称文笔古奥,再加上近世学术界有“《商君书》精义较少,欲考法家之学,当重《管》《韩》而已。”(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故世人对此书兴致往往不高。但恰恰是这一本不到三万字的《商君书》却把中国历代专制君主治国手段的细枝末节,阐述得头头是道,深刻到无以复加。
  《商君书》这本书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真可谓洋洋大观。其中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徕民》运用了“有东郭敞者”的寓言,生动有趣、增强了说明效果;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辩难体有《更法》,通过精彩的辩论来开篇立论,为整本著作建立总纲,阐述中心论点。《商君书》既讲道理又讲办法,做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哪怕你目不识丁,只要听一遍,你就可以当皇帝了!这样一部“秘传”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秘笈让每一个得了天下的帝王都能心领神会!虽然他们在实践中盘剥愚弄人民的手法可能在形式上稍不相同,打的旗号、建立国号也各不一样,但“王者为天,天下即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本质没有根本区别。《商君书》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但遗憾的是,这话是对中国帝王们说的;对民众来说,《商君书》是中国人噩梦的开始。
  《商君书》中所阐述的治国理论,如果我们不去实际地接触它,你可能想象不到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如此丧尽天良的人这样提倡过,更为可怕的是在中国古代实际的政治生活实践层面,竟然一再地被活学活用,乐此不疲。
  从秦朝开始,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模式基本固化,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历代统治者人人都在悄悄地按同一本《商君书》的操作流程在具体操作。什么孔子、孟子、释迦牟尼、上帝都是被人用来掩人耳目的花瓶。《商君书》的核心思想正是中国两千年来所有统治者一直在真正贯彻实施的基本方针,更是历代统治者一直传承不变的方针。《商君书》的治国理论左右通吃,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通杀,目的只为君王一人。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广大的黎民百姓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在承受着这样黑暗的政治理论所带来的痛苦。秦朝以后,中国人最终变成了肢体羸弱,只知道盲从和服从的另类民族和大国愚民。等到中国人真正能够放眼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已经恍如隔世——我们已经看不懂了!国人们只知道有秦,而不知道所谓的魏晋,又岂止是桃花源记的美妙?
  当然我们说,这样的痛苦、这样黑暗的政治,不能仅由商鞅以及《商君书》这一本书来负责任,但是它确实提供了这样的一种理论,并促成了实际层面的政治制度运作。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6 10:38:34
  二、把良心献给了秦王的商鞅
  商鞅,姓公孙,名鞅,因具有卫国国君的远支血统,又称卫鞅。至于商鞅这个名字,那是他在秦国主持的改革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效,并率军打败了秦国的世仇魏国后,秦孝公把於和商的十五个邑作为他的封地,封号商君,后人因而把他叫做商鞅。商鞅的出身,司马迁说是“卫之庶孽公子”,刘向说是“布衣”,这两个说法大概也未必矛盾。到了战国时代,卫国本来就小得几乎等于不存在了,更何况一个宗族的旁枝和平民确实不会再有太大区别。
  这样一个出身不高却又有着第一流头脑的才俊之士,想来在他发迹以前的人生当中是没有少受人们的白眼的,因此对于个人成功的渴望自然要显得比一般人要狂热得多,这样的人,往往会为了功成名就而更加不择手段。
  大体来说,秦朝以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秦朝社会以后的中国是皇权专制社会。中国较之欧洲早一千多年就建立了封建制度,但是中国始终没有找到各诸侯国共处的和平制度,更没有所谓的契约传统产生,而是觊觎他人的尔虞我诈和实力上的吞并,正所谓成王败寇之道盛行于世。
  秦孝公登基之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秦本记》)。身处这样的国际重压之下,秦孝公的理想就是尽快使秦国强大,不仅不能再让东方诸侯瞧不起,还要进一步使他们臣服甚至干掉他们,为此秦孝公所实施的强国梦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发布求贤令,重金聘请能使秦国强大起来的贤能之人来为秦国效力。
  “好刑之名”的商鞅就是在得知秦孝公的求贤令后由魏入秦,一头扎进八百里秦川,千里奔波来到栎阳。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他的主要理想和奋斗目标主要还是想给自己搏一个出人头地的锦绣前程,秦国崛起只是他个人理想达成的一个副产品。怀藏满腹经纬韬略的商鞅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准备在秦国施展他的勃勃抱负与变法谋略,为此不惜把个人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秦国,包括把良心和灵魂。
  商鞅通过孝公的一个“嬖人”景监见到了秦孝公,为迎合秦孝公之所需,商鞅四次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商鞅明白秦孝公想要的是“驭民”之术,是如何把自己治下的民众变成炮灰,以实现自己征伐掳掠的野心。而商鞅的理想只是希望秦孝公在给他施展身手的政治舞台的同时,顺便给他鲜衣怒马的高官厚禄。当商鞅如愿以偿地成为秦国这个以秦孝公为董事长的无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时,老板的理想也就成了他的理想,老板的灵魂也就成了他的灵魂。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步,悲剧也就开始了。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这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
  变法之前,商鞅和甘龙、杜挚二位大夫,在秦孝公之前有一场辩论。形式上,商鞅和甘龙、杜挚是在讨论政策应该革新还是保守,其实关键的还是站队问题。
  按照《商君书•更法篇》的记载,秦孝公的态度是野心膨胀却是胆量不够大,“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同措)法务明主长(音掌),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秦孝公这番话,应该是说得很直白了。所谓“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意思就是制定法律一定要突出君主的权威,这才是臣子应有的行为。他想讨论的,根本就不是该不该变法,而是要臣下们给自己找到一条既变法又避免挨骂的路子来。秦孝公显然是知道自己想要走的路不是一条光明大陆,是一条通向魔鬼的邪恶之路,如此恐怕千秋万载都是要被议论的。
  甘、杜二位则大讲“因民而教”,就是说要顺应民意。当然,这个民究竟是平民还是贵族,存疑,但不管是代表贵族还是平民,他们二位并非是完全迁就恭顺国君意图,只管表达自己的意见倒是千真万确的。
  而商鞅恰恰是在迎合着秦孝公的思路说的,其滔滔的宏论只是在证明君主可以为所欲为,民意和舆论根本不重要的道理而已。
  很多研究文章和书籍在分析这场辩论时,通常都说是商鞅立论雄辩,驳倒了保守派的观点,从而使秦孝公坚定的站在了自己一边,真不知从何说起。
  变法之前,商鞅还专门搞了一场辕门立木的作秀把戏。把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的这一行为本身是很无聊的事情,而且雇一个劳动力怎么说都不至于要用五十金的天文费用。但商鞅硬是立刻兑现了五十金,目的是为了告诉了大家,只要是新法规定的事,不管多么无聊多么荒诞不经,提出质疑是没有意义的,相反,照着做,总有好处。
  商鞅立木树信,很显然是一种有意的政治设计,是为了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一种权术,并非出于诚信,这虽然是一种很聪明的方式,却决不是治理国家之正道。更何况辕门立木里面明显带有诱导和愚弄的成分。商鞅深信人民都是笨蛋,如果有谁不幸不是笨蛋,那就有必要将他变成笨蛋。
  国家今天可以用五十金引诱你去搬一根木头,明天就可以用一个爵位鼓励你去战场上拼命杀人,后天便只有国家意志而没有了你自己。到了只有国家而没有你自己的时候,无论你愿意不愿意,帝国就可以叫你做一切事情,包括让你取自己的性命。后来的诸多事实证明,以国家名义造成的罪恶,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罪恶。
  不久以后,秦国人民变成了杀人机器,给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秦国人民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秦国比六国也仅仅多存在了十几年而已,正如樊哙所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恐不尽,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 (《史记•项羽本纪》)
  商鞅所举办的这次活动实质是一场巨大历史骗局的正式开场。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6 14:06:53
  三、壹民理论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完全站在国君的立场上,其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就是要达到国家政权不是为人民服务,相反,人民要为国君服务并奉献出所有这一宗旨。换句话说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
  《商君书》这部书大谈耕战的目的不在于怎样直接提高粮食的产量和国防军队的御敌战斗力,而是说一国之内除农夫和士兵之外,其他一切各色人等都是应该被消灭的对象。为此,《商君书》大力倡导壹民政策,使天下之民皆为壹民,“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
  据此,我们可以说,所谓壹民的理论,包括两个含义:第一、统一身份,国家只要一种“民”,就是耕战之民。第二个含义,同一职业国民只允许做两件事:就是耕和战。

  为了实现身份的一致,变法首要的打击对象,当然是贵族。
  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天子分封诸侯国,这是一种大封建。还有一种小封建,就是各诸侯国的国君在自己的地盘里也像天子分封自己一样拿出自己所拥有的部分土地来分封给贵族们,而被分封的贵族们和诸侯国国君之间的关系与诸侯国国君和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君、贵族,乃至城里的平民论起来都是一家人,只不过有大宗、有小宗,血缘关系有亲有疏罢了。周初分封,诸侯到各地筑城,简单说,城里人就是“国人”,乡下人就是“野人”;国人是本族人,野人是外族人;国人有政治权力,野人没有政治权力。最低等的贵族就是“士”,从士到公卿,大家都有政治权利,和国君都有着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国人对国君和大贵族是有一定的制约力量的,国君在一些大事的决断决策上需要和国人一起商量,不能独断专行。
  商鞅变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除国人对于国君的制约和所属的权利,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就是说尽管你是国君的亲戚,如果没有在战场上立功,这个身份是得不到承认的。这是逼贵族和平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至于变法中所谓推行的郡县制,摆明了就是国君要加强自己对地方的控制,从而取消贵族被封建的一切权力和权利。
  商鞅是铁了心要力推秦孝王做一个专制君主,从而要剥夺所有人的权利,用黄宗羲的话讲,叫做“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道》所有的人都不能为自己,只准为国家。而国家是谁呢,国家就是朕,朕即国家。所有的人都必须为国家,这个国家又是专制的,实际上就是所有的人必须为我。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专制君王个人的极端自私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看过《动物农庄》的人都知道,动物们经过一番造反的斗争后最终都赢得了平等,只是,猪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接下来,商鞅就要剥夺平民的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至于哪些平民应该是被打击或消灭对象,商鞅心中有一本很明晰的账。
  首当其冲的就是平民中较富有的人——商人。《垦令篇》讲了二十条调动农民垦荒积极性的方案,其中第五、第六、第八、第十、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条这七条全是讲怎么打击第三产业的。具体措施包括禁止粮食买卖,禁止奢侈品流通,取缔私营的旅店宾馆,提高酒肉价格(让大多数人消费不起从而逼卖酒肉的商人关门),提高关税和交易税,以及加重商人的人头税和劳役等等。商鞅把做生意的商人看成本末倒置的乱民,认为他们东奔西跑,社会关系复杂,容易搞串联,是国家肌体里的蛆虫,因此国家硬要耕战的“草”,也不能要非耕战的“苗”。
  其次是儒生和辩士,简单说就是读书人。“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商鞅认为凡此种种,都是国家的蛀虫。读书人有思想,有见识,最不稳定,也最危险。这帮人自己固然是不种地的,而且一旦他们混得风光了,会导致原来老老实实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人心浮动,盘算着自己是不是也可以走这条路。动动嘴皮子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怎么看都比在沙场上一刀一枪的搏命来的便捷。所谓: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惠辩者一人焉,千人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家里面这路人多了,君主就找不到可以用来打仗的人了,国家必然逐步削弱以至于灭亡。
  然后是良民,商鞅断言,“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凡此种种,就构成了商鞅喜欢农民的理由。“民壹则农”,在商鞅心目中,农民是和“愚”、“朴”、“不贵学”、“无外权(和外国势力没有勾结)”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人已经没有思想了,也没有眼界了,他只会干农活这一项,那么一个愚昧的人,一个无知的人,就会“安居而恶出”,所以农民最听话。商鞅制定的新法律,推行的新改革,最需要的,他所要打造的就是这样的人。
  日本学者木村正雄的一些意见拿到这里来看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中国古代……所有的人民基本上被纳入所谓国家生产体之中,作为国家的劳动力而隶属于国家……。人民……不能形成独立的生产体。从而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都不能完成自由和独立,基本上作为国家的劳动力,为出生地的户籍所束缚(编户之民),没有迁徙自由(本籍主义),税役等按人头缴纳(直接的、个别的、人头的支配),处于国家的支配、隶属之下(人身支配)。”[木村正雄《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条件》(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刘俊文主编,黄金山、孔繁敏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2页]另外,在对中国充满谬见的《历史哲学》一书当中,黑格尔对这个问题却贡献了一个虽不严密却也精当的意见:“……在中国,既然一切人民在皇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换句话说,大家一样是卑微的,因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必然不大。-------大家既然没有荣誉心,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个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自暴自弃。正由于他们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怪,都不觉得可耻。”[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商鞅为强化君王的统治权力,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让百姓噤若寒蝉,变成了只会吃饭干活而不具有话语权的奴仆。商鞅律法之严厉,只要不从法令,轻辄鞭挞、抽筋、割鼻、黥面;重辄砍头、腰斩、剥皮、车裂。“死罪不赦,刑及三族,”刑法之酷烈,古今罕见。唐代诗人李绅有《悯农诗》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它反映的不只是晚唐农民的命运,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命运。农民们在中国社会中生活了几千年,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其它等级的人们享受生命的尊贵。
  统一了臣民们的身份,还要统一职业。秦国只有一种职业,既耕战之民。平时为国家当苦力,战时为国家当炮灰,其存在的价值就在这两点。如果你不能作为这两种工具的统一体而存在,就是无用之民,那么等待你的归宿只有两个地方:监狱和地狱。
  君主要有效的控制人民,无非是两手:一手是刑,一手是赏。
  商鞅讲到这样的理论时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赏刑》)其中的圣人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专制的君主,法家们所称道的圣人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都会不约而同的统一赏罚、统一教化。其中赏赐统一指的是赏的理由是一样的,即只赏赐一种行为,只赏赐一种人,既为国家生产粮食,为国家打仗,只有这两种情况给你赏赐,这叫作壹赏。除了耕战之外,商鞅不允许社会上还有其他东西存在。从事耕战以外的人要受到惩罚,因为要对圣人们的事业造成损害。
  • 米酒香浓: 举报  2017-05-26 09:59:33  评论

    还是学生的时候每逢在历史书中读到关于变法章节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就厌恶不已,即枯燥又乏味,远不如战争篇幅来的精彩,偏偏这些变法内容是考试必考的,相信大家都有体会。成年工作后开始慢慢转性,对历史上国内外的变法改革开始感兴趣起来
  • 西流春水: 举报  2017-05-26 14:07:08  评论

    变相的奴隶制,国家和皇帝成为了奴隶主,现在还余毒未清,限制迁徙,打压商人和知识分子,压制思想,管制媒体和网络,惊人的相似。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只是披着平等外衣的奴隶制而已,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家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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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9 09:22:34
  四制民政策
  1948年,王亚南先生在其出版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指出“秦汉之制”下的中国政治是一种官僚政治,其基本特点是,“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在这种社会中,官僚阶层或士大夫阶层是“自有特殊利益”,“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也就是说,“官民对立”是这种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当然所谓民,首先就是农民(《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20、60~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对于百姓而言,国家不是他们的,在家天下的时代里,他们只是帝王的私产,无论被恩典着还是被虐待着,他们通常都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儿。
  反映这种政府实质的典型事例乃是大宋名臣文彦博与宋神宗的一番对话。当时文彦博坚决反对神宗与王安石合伙搞的变法,对此文彦博曾与神宗争论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0)神宗的话里,还多少有些天下者百姓之天下的意味,而这个文大人的话里,则一点没有百姓的存在。清末时期的郭嵩焘屡叹“人心风俗之坏”,“国家纪纲法度日弛”,“天下之患,上下否隔,君之于臣,吏之于民,交相为怨”(《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482、528、170页);以后更疾呼“吏治不修,民生凋敝,无所控诉,吾不知所终极也”。(《郭嵩焘日记》第四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82页)。事实上,从秦到清,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争取到做人的权利,一直处于牲口的份儿上。
  从暴秦到朱元璋再到今天,我们这个体制都是这样运作的,皇帝利用官员压榨老百姓,老百姓对官员不满了,皇帝就杀官员,受皇帝压榨的官员,就变本加厉地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实在受不了啦,就揭竿而起把皇帝杀掉,杀杀杀,我们的历史就在这种杀戮中周而复始……
  这种体制自然肇始于商鞅。
  完全为专制君主着想的商鞅把国家和人民尖锐地对立起来,除了提出壹民论外,还提出来一种更为可怖、更为可憎的“制民论”,进而成了几千年黑暗统治的总纲领。
  制民论”又叫“胜民论”,制就是制服的制,胜就是战胜的意思,指国家必须压服人民、战胜人民、治死人民,将人民死死的踩在脚下,其目的是让人民变弱小、变贫穷、变愚昧、变低贱。贫民、弱民、愚民、贱民也就成为了几千年来专制君主的金钥匙,密不示人的总秘诀,这样理论的提出以及几千年来的政治实践直接导致了专制统治下的人民精神的极端麻木以及对于权势的顶礼膜拜,进而视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普世价值为洪水猛兽,拒不接受。
  根据《商君书》的记载,商鞅制民胜民的方法主要是用弱去强、用奸驭良,实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
  商鞅把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看成是个跷跷板两头关系,“民弱国强,国强民弱。”(《弱民》)如果国家上去了,人民就必须下来;如果人民上去了,国家就会下去。所以为了让国家强大,国家一定要战胜人民。这是他影响千古的官民理论。“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他说古代那些把天下治理好的圣王一定是先把人民给制服了。“能先胜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如果要在战场上战胜敌人,打败其他的国家,必须在国内先战胜你的人民。所以他说“胜民之本在制民”,要战胜人民的根本,就在于要有一个好的办法来制服他,就象一个冶金的工匠锤炼他的金属一样,就象一个陶器工匠来培埴泥胎一样。
  国家要强大,必须要消灭强民。然后他提出来这样一句话:“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去强》)这句话在《商君书》的两篇文章里面一字不差地出现了两次,应该说是商鞅很得意的一个政治格言。商鞅说用一部分强民去消灭另一部分强民,存下来的还是强民,国家面对的还是那些强民,民强了国就弱了。“强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体格上的魁梧和强壮。这种人当兵打仗种田都是好手,但是如果真要跟国家作对,也很危险。还有一种强民指有思想、有文化的人,这种人必须消灭,应该从人格上加以污辱。反之,让弱民去消灭强民,结果剩下的就全部都是弱民。这些弱民没思想、没文化、没知识、愚昧,这样的人国家就好控制他了。
  历代有很多明白人曾对中国传统政治所奉行的这样以弱民去强民的制民政策进行反思。晚清的龚自珍就非常痛苦地讲到“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在当今的社会里面,在这样的国家里面,在这样的民族里面,不仅我们找不到一个才士,一个才民,一个才商,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才能的老百姓,有才能的商人,不用说这些人我们找不到了,甚至连才偷才盗,我们也找不到了,小偷和强盗都不需要技术含量就可以作案了。
  中国的那些帝王们就是这样一直在用法家的“阴和损”在幕后操纵着中国的兴与衰,而且为了达到制民的目的,还不断地出台恶政。《弱民第二十》说:政府活动使民众感到厌恶,民众就虚弱;政府活动使民众感到快乐,民众就强大。(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其二:“国家施行善政,民众中就一定会出现许多奸诈之人。国家富有,但执行让人民贫穷的政策,叫做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一定就强大。国家贫穷,但执行让人民富有的政策,叫做贫上加贫,贫上加贫的一定就衰弱。”(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日重富,重富者强。国赞而富治,日重贫,重贫者弱。)因此,政府的工作职能和追求目标应该是千方百计地使民众感到对国家政府的害怕甚至憎恶,而不是讨好民众,更不是使民众在国家的庇护下安居乐业、富足安康。中国帝制时代一切都是反其道而行之。
  中国的法家为了达到弱民、制民的目的,实行以奸驭良的流氓政治和小人政治。商鞅给专制君主出主意说,要把流氓、恶棍从人群中选出来,让他们这样的人去统治那些善良的老百姓,如此天下、国家就强大了。可以说,流氓地痞历来都是专制皇权的第一道防线。故《说民》篇曰:“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去强》)。用良民,那么老百姓家庭和睦;用奸民,那么老百姓就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国的制度亲。与人为善,喜欢掩盖别人的错误的,这是良民;自私自利而喜欢窥探监视别人的,这是奸民。表彰良民,就会导致过错都被隐瞒;任用奸民,犯罪的人就都能杀掉。前者是民意胜过王法,后者是王法胜过民意。民意胜过王法,国家就乱了;王法胜过民意,军队就强了。
  这种办法必然要造成基层的流氓政治,而这又正好和中层及上层的小人政治相辅相承〈他所提倡的告发制度、袭位制度适足以形成小人政治),以流氓来压服基层人民,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官僚们互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的黔驴之技。
  此外,通过剥夺个人资产,造成无恒产的社会,加上祸及千年的禁言封口令,还有商鞅所配套的连坐法与户籍法使专制统治锲入民间,不仅夯实了专制的根基,管治了小民们的生老病死,且控制了百姓的左邻右舍,如此一张专制的大网就会覆盖了人间。
  以商鞅为突出代表的法家究讲法、术、势,为追求结果而不择手段。专制统治者们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在民众之中设立“敌人”的概念,然后将其与民众对立起来,而这个“敌人”又是一个统治者可以任意决定的对象。于是,统治者降低犯罪门槛,甚至以言治罪,使全国的每一位民众成为“潜在的敌人”,这就形成了“敌人”无处不在的局面,使本国百姓人人惊恐,相互为敌,从而便于了统治。
  商鞅的变法将人民视为牛马,采取高压政策,剥夺了人们的思想、言论、人身自由,稍有不满的表示便施以严刑酷法。秦国人在其野蛮恐怖统治下,被驯服为会说话的牛马,完全处于绝对服从和愚昧、麻木状态,秦国被改造成为一部战争的机器,当时的诸侯国把秦国当成一个可怕的虎狼之国。
  此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虽然改朝换代不断,但秦政这种统治模式未有丝毫变更,像秦始皇那样的暴君层出不穷,在独裁者的暴虐统治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权贵者可以指鹿为马,臣民只能规规矩矩。  
  当然,服从不仅仅产生了威权主义的绝对统治,也产生了绝对的不服从。一方面,对权威的造反成为社会变迁的唯一手段,因为屈从的绝对性使社会变动丧失了可替代手段。另一方面,每个个人都成为一个权威崇拜者,恐惧权威又期望自己成为权威。这种心态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权威人格”。每个人被奴役,恐惧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喜欢奴役别人,渴望自己成为权威。“这种小人很好地研究了大人物的行为,以一种扭曲的怪诞的样式再现了它。”(《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威尔海姆-赖希 著 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页。)所以在中国,社会变迁并不是公民和臣民之间的替换,而是两批权威人格者的替换。同样,在中国,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存在一个大大小小的暴君,他们服从更高的权威,却在自己的领域内实行着同样残暴的管制。在这种意义上,奴隶和暴君是二位一体的。
  • 一水每: 举报  2017-04-11 23:01:27  评论

    最后这段写的太对了,两千年来中国没有改变,每个人在成为上级施暴的对象的同时,也在对下级发泄暴力,每个人都是无耻和卑微的,可悲啊
  • 西流春水: 举报  2017-05-26 14:49:29  评论

    了不起的快乐老申,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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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9 09:55:23
  五贫民政策
  (一)民富与国富的对立
  国家与老百姓的收入分配关系,或者说,国富与民富之间的纠葛,可以说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重大的问题。对于今人来说,治理国家有两个目标:人民富裕安乐和国家强大,如果仅仅以国家的强大作为它唯一的目标,那么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人民就绝对不会获得幸福,这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常识。
  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先秦法家学派公然鼓吹“富国弱民”、“富国贫民”为治国之要的,将国富与民富对立起来。商鞅认为“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商君书•去强》国家富裕,而让人民贫穷,这是富上加富,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而用让人民富裕,这是穷上加穷,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弱小。
  商鞅鼓励耕战,但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同时却又强调“家不积粟”, 除了生存必须之外,不能让百姓有富余的粮食和财产。农民积极种田,将粮食尽可能地交给国家,不能让老百姓自己私自拥有粮食。这样国家就富强了。
  商鞅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通过不断剥夺个人资产从而造成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然后让人民在道德上变得很下流。商鞅为他的这一治国理念设计了许多配套措施。商鞅讲到为此要不断折腾老百姓们,理由当然可以随便找,“治国能令贫者富,富者贫,则国多力,多力则王。”(《去强》)富的把它搞穷,理由可以随便找。贫的要让他们趋富,富起来又把它们搞穷,这样一来,人民就强不起来,也富不起来。反正国家机器在自己手里,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商鞅就是要这么变着花样折腾民众,如此反复折腾的结果让民众没有安全感进而产生对权力的依附感。俗话讲“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百姓没有了钱物,就跳不起来了。而且,那点赖以生存的物资要由国家分给,不听国家的就得饿死。一群自感虚弱无力的人民,一群没有自信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民,除了去依附于国家听命于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国家去摆布之外,还能再有别的出路吗?“
  用重税使民众总是处于贫穷之中成为法家“富国弱民”思想的重要一环。征收重税的好处不言自明,一方面,国家收入增加;另一方面,民众收入减少。商鞅时期,秦国政府向民众收取的各种赋税,再加上徭役折算成实物,据专家估算,大约相当于民众年收入的4/5。也就是说,一个秦国劳动力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属于他自己的,不过是全部所得的20%,其余的80%都被他那伟大的祖国巧取豪夺了。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征税权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限制,各个王朝的统治集团总是倾向于多征税,多聚敛,为其享乐汲取更多的财富。而法家的思想正好为这种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当然,汉以后统治者总是用儒家的外衣打扮自己,将自己打扮成爱民如子的慈父形象,但总的说来,历史上的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说的是儒家“轻徭薄赋”,行的是法家的“富国贫民”。
  这种主张非常契合统治者的心思,后世的统治者们在实践中一直在默默运用“国富民穷”的政治主张。鸦片战争之后,被抛入国际竞争大潮中的大清政府痛切感到中国的积贫积弱,当时最热门的辞藻就是富国强兵。当时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一致认为,只有富国强兵,才能在国际上求得一席之地。但是遗憾的是,在提出富国强兵的口号的时候,并没有同时考虑或提出富国富民的主张。这时候的富国强兵主张,或许可以说,是自春秋战国法家为争雄的国家提出强国主张的又一次回应。而百姓维持生命都不可能的时候 ,怎么能够设想给国家以强大的支持呢?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9 10:57:29
  (二)利出一孔
  商鞅认为国家的富强,一靠农业生产,二靠军事力量强大,“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为了使人民都全力以赴地务农和作战,国家必须使百姓获取名利只有通过农战这一条途径,这就是所谓“利出一孔”。 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
  有人说“利出一孔”是管仲首倡的。“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管子•国蓄》)但也有人质疑,不承认管先生有此版权,认为《管子:国蓄》篇的那段话,很可能是被编入其中的商鞅学派的法家学者的文章,其实就是商鞅的思想。无论如何,真正将这一思想主张全面付诸实施并取得“成效”的,还是商鞅本人。商鞅说:“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商君书:农战)“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商君书:靳令)利出一孔理论的基点在于一切财富应归君主统有,要让民众仰给于国家,如婴儿待哺。民贫国富、民弱国强都可以,千万不可民富国贫、民强国弱,为此绝不可放纵民众私人厚殖财富与朝廷官府抗礼。
  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利出一孔”包括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经济上的弱(贫)民术两个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户籍制和什伍保甲连坐制,政治上的人身控制还不足以控制人们的意志,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才行,这就是历代政府奉行的弱(贫)民术。
  “利出一孔者”首要的措施实行国有化,国家控制所有资源。你若离开国家体制就没有生存机会,从而造成政府养你而不是你通过纳税养政府的意识形态。你若想在这个体制里生活的更好,只有一个途径,听政府的话,为政府平时多产粮,战时多卖命。这是你在秦国出人头地的唯一机会。这样国家就具有了绝对的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国家就会变得很强大,就会无敌。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实质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化,把所有土地藉为公家财产,更准确的说变为秦王一人所有。“积壹山泽”,国家垄断山泽之利,不许人们开发利用。人民作为耕田者只能为政府为秦王打工。
  后世的专制君主们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引下,逐渐发展形成了官营禁榷的国有化制度。任何一种工商业,只要稍有利可图,就可能收归官营、禁止民营(禁榷)。商鞅变法之时,所实行的“壹山泽”自不用说。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就很是说明问题,因为这类商品需求量大且无价格弹性,官商以垄断价格取代其市场价格,人民的财富被源源不断的搜括掉却毫不知觉,人民的血汗流入国库百姓却感受不出痛苦,更为恐怖的是百姓们还反倒认为君主这么做是从关心民瘼出发,为他们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因而对其感恩戴德。此谓:“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而民爱可洽于上也。”《管子•国蓄》显然,此乃一箭三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确保专制制度的稳定;造成资本国有,取得巨额垄断利润,掩盖经济上对人民残酷掠夺的实质。取得大多数民众的好感,好处如此多多,焉能不干?此后历朝历代官营禁榷的范围不断扩大,到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均统统列入官营范围。历代官府因为直接经营商业,倒买倒卖,一本万利,财源滚滚,所以财大气粗。这种官有制,后世换了一种说法:公有制。为了保证国家“专利”,避免民与官争利,历代朝廷设定了严刑峻法打击敢与朝廷争利之人。
  专制君主以政治强权控制国家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一方面,大力提倡和鼓励国家容易控制又有利于国家利益的行业外,取缔一切国家难以控制和有害于国家利益的行业(如“六虱”、“五蠹” ),断绝民众其它的收入来源,仅留下耕战一条路,让民众以此去获得勉强生存的资源。“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说民》)老百姓有很多很多的欲望,但是国家应该让他所有的欲望都从一个渠道来实现:那就是种田和为国家去打仗。除了耕战,商鞅要铲除人的一切谋生能力,首要的就是取消商业。《商君书•垦令篇》要求:“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禁止正当的粮食贸易流通渠道。“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用提高关税来压制农民经商,从而杜绝农业方面的商品生产。“废逆旅”,禁止农民从事开设旅店等副业以增加收入,更是减断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所谓“无得取庸”,甚至不允许富裕人家雇佣帮工。只要农民“愚则无外交”,并在“重刑而连其罪”的生产力只能单一从事农业的强控制下专一农耕。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人民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就便于管理和驱使。将山林和湖泊收归国有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扩大国有资本,商鞅认为,依靠山林和湖泊谋生的猎人、药农和渔民,也是不务正业的被打击对象。
  除了有形的资产之外,无形的资产也要去除。比如在《算地》这篇文章里讲到“谈说之士资在于口”。谈说之士的资本就是口。那商鞅说:行。我就把你嘴封起来。“处士之资在于意”,思想家的资本是因为他有思想,因此要控制他的思想。“勇士资在于气”,他很勇敢,他有勇气。好,也得把他勇气消灭掉。“技艺之士资在于手”,你有手艺?好的,把你的手砍掉。把所有的你个人所能依附的全部破坏掉,然后你想活的话,就只剩一个渠道,从他体制里面去拿那一份他给你的。所以剥夺个人的资本,不光是有形的物质资本,也包括你所有的赖以生存的技能、思想、学问等等,全部给你剥夺得一干二净。如果天下人各有所资,当然不能辐凑而求食于君,君何得恃势而逞意?故专制之要务,在于剥夺人的经济来源,使万民除政府俸禄以外无所赖、无生机、无生趣,然后"坚者破,锐者挫"。 
  在“利出一孔”约束条件下,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名利双收,只有唯一一条现成的道路,即为专制君主服务,做官成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由此形成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官本位”。专制制度全仗各级官吏来维系,掌握权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位成了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权力成了财富的代名词。权力是比贷币更具流动性,更方便的一般等价物,或者说,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政权支配金权,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仆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统治——服从关系,人身依附成为人际关系的普遍形式,按每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差别,全国上下形成一个等级依附系统。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即皇帝,因为他是权力的母体。正是由于人身依附,各级官僚无法成为独立的政府官员,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不经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任命的官吏绝不会为事业、为人民服务,只能是为长官或上级服务。于是,上交则谄(谄媚),下交则渎(轻慢),就成了官场的常态。人身依附的格局,必然导致残酷的反达尔文优胜劣汰进化规则的逆向(精英)淘汰。在“利出一孔”的社会,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已经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都可以化为乌有。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的枢纽,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温床。实行“利出一孔”的国家作为一个生产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完全垄断者,对一切独立于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绝策略,使最高统治者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知味。这样也就决定了任何人只要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少数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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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09 19:18:58
  (三)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作为传统中国最为有名的国策之一,已在中国流行了两千年,这一政策取向在今日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极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诸侯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那时候的人们就已经深刻懂得“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道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得到相当发展的时期,城镇工商业空前繁荣,货币经济也全面铺开,工商业者作为新兴起一个阶层令人刮目相看,甚至部分富商大贾已可与贵族王侯分庭抗礼。倘若没有工商的繁盛,当时的那种“百家”之争是无法想象其各自的立论何所依凭。但自秦帝国统一六国之后,重农抑商政策的政治实践人为地抑制了人们发财致富的通道。那么,历代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重农抑商”,“殴民归农”呢?
  商鞅变法中将重农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以此作为大力推行农战方针的基本内容付诸实施。商鞅所奉行的弱(贫)民术的主要措施就是重农抑商,其根本主张是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广大人民强行束缚在土地上,达到随时可以为统治者所驱使的目的。
  在《商君书》的不同篇什里,商鞅不厌其烦地多次指出,国家要富强,就要由国家出面打击商人,全面取缔商业。商鞅认为商人是来往四方的游民,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对国家却有很强的腐蚀性:首先,商人通过商业活动,增长了见识,扩宽了眼界,有了更多的人际沟通,所谓“无商不奸”就是说只要搞商业的,不是那么好蒙骗的了,搞不好会经常冲州撞府;其次,商人收益多,而民众一旦富有,就会轻看国家的赏赐;第三,其他原本在家里踏踏实实种地的农民,要是看到商人经商致富,就会跟着学样儿,这就动摇了以农战为核心的基本国策。于是,商鞅对商人无情打击:凡是擅自从事商业活动的,全家一并逮捕,收到官府为奴。此外,还针对具体的商业门类,制订了颇为细致的具体措施。人民都被禁锢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能成为农民。人民不能离开半步,无法获得知识更新,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没有商业,整个社会没有商品流通,人民刚好维持在不饿死的水平上。这就便于管理和驱使。

  商鞅变法中严厉的摧抑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加上其强化土地国有制等措施,完全堵绝了当时的私有制经济发展之路,将其社会的经济结构完全封固僵化起来,极其有效地稳固了君主专制统治体制。此后,重农抑商政策成为专制君主维护其统治的不二法门,为统治者所长期奉行,而商鞅正是始作俑者。
  历代重农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强化本末意识;第二,抹黑商人的形象,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服饰、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第三,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第四,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第五,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不许其后代做官,实行重税制度,另外就是对暴利行业采取官营,直接由国家垄断经销,不许民间染指。
  表面上看重农抑商似乎是为了重农,其实从抑商的实际效果看应该是不重农、抑私商,这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真实写照。重农或是抑商,有一共通处,就是无论农民还是商人,在强大的专制权力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历来官府抑商,多是从道德层面入手的,即指责商人的不负责任不道德,然后以此为借口,随意剥夺商人的私有财产。人们没有商业,不论怎么苦干,总也是富不起来的,这也就达到了“贫民”的目的。谈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总是富不起来,说到底,就是皇家不想让人富裕罢了。
  抑商历代抑的都是私商,即民间商人,抑私商的目的是把市场垄断起来,然后让官府堂而皇之地去经商赚钱,即所谓的“利出一孔”。到汉武帝时,全面实现了“利出一孔”,即利出官府之目标,如均输平准,官府公然成为商人。相应地,私商即民商被被种种无耻之极的手段,抑制得“中家以上大抵破”。明代朱元璋也是抑民商的一把好手,杀巨富沈万三(因元代商业开放而积累大量财富)众所周知,贬低商人社会可以说不並于汉武。  
  中国历代统治者有一种天生的政治直觉,自由经济发展壮大后一定会冲毁作为专制统治基础的愚民术和贫民术这二条大堤,终至淹没、埋葬专制统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这种直觉深具眼光,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即可明见这一点。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0 11:01:18
  六愚民政策
  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可以角色互相转换的两种人:一种是农民,另一种是战士。商鞅认为只有实现这样的变法,才能使秦国出现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如此,当老百姓听说国家要打仗,欢喜得像饿狼看到肉一样。如此,就会出现父亲送儿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欢天喜地上战场的这一幕幕感人的画面。这还不算完,后方的这些至亲至爱都会对将要上战场的战士们说,你丫要是没砍下敌人的脑袋,就不要活着回来见我。”(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日:不得,无反。)。要想彻底达到这一步,必须要使得秦国民众足够的傻,只有在这一前提条件下,他们才会被政府的谎言弄得热血沸腾,从而为了秦王的利益而争先恐后的去充当炮灰,事后还自以为浑身都是血染的风采。
  商鞅为了保证他所推行的新法能够取得成功,严厉实行愚民政策,其关键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式的洗脑,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商最“精彩绝伦”而又最倒行逆施的工作,可它居然成功了。
  (一)禁止学问
  商鞅要秦人停止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一切服从君主的意志和法律。他对不符合农战思想的著作一律消灭,“燔《诗》、《书》而明法令”,以此来禁锢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排斥异端思想,强化精神专制。
  商鞅把礼乐、诗书、善、贤、孝、悌等视为“六虱”,他认为一个国家倘若容许这些东西存在,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他认定的理想状态是:“愚昧的农民无知无识,不会推崇学识,就会一心一意地种庄稼。”(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因此商鞅对六虱坚决禁止和打击,并与焚烧诗书、禁止游学诸措施配合,把民智、民力限制在一个极其单调、封闭简陋的世界里。这种政策要民众在相当蒙昧的状态下,听任统治者的摆布,无法萌发自己的创造力,他扼杀了每一个普通秦人的才智和尊严(战国时代的思想界群星璀璨,但没有一个秦国人),
  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商鞅虽然没有直接坑儒,但确开了焚书先河。后来秦孝公的孝子贤孙秦始皇搞了更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以后历代统治者不时兴起文字狱,把那些没有与时俱进的书籍视作人民不宜的洪水猛兽予以焚毁,甚至将不合时宜的作者进行肉体消灭,这些统统都是直接或间接拜商鞅所赐。
  在德国达豪集中营入口处,刻着17世纪一位诗人的警世名言:“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埃德蒙•柏克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时无刻不在验证着这一名言。
  • 玉带缠腰: 举报  2017-05-26 09:14:11  评论

    当一个政权开始烧书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烧人!当一个政权开始禁言的时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灭口!” 埃德蒙?柏克说过:“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时无刻不在验证着这一名言。
  • 西流春水: 举报  2017-05-26 15:38:14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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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0 21:34:59
  @快乐老申 2017-01-10 11:01:18
  六愚民政策
  商鞅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把秦国民众统统变成可以角色互相转换的两种人:一种是农民,另一种是战士。商鞅认为只有实现这样的变法,才能使秦国出现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如此,当老百姓听说国家要打仗,欢喜得像饿狼看到肉一样。如此,就会出现父亲送儿子,哥哥送弟弟,老婆送丈夫欢天喜地上战场的这一幕幕感人的画面。这还不算完,后方的这些至亲至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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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1 08:42:06
  (二)统一教化
  在任何专制的国度,独立思考都是一件令统治者睡不着觉的事。
  为了消除人群中能够独立思考的异类,商鞅实行了统一教化的政策,“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赏刑》)。所谓“壹教”就是愚民政策。真正的愚民政策说白了不是不让人民受教育,而是让人民只受一种教育,也就是说只接受统治者官方的教育、思想和观点。所以商鞅主张的壹教就是用唯一的“耕战”思想来作为教育方针,教育百姓,培养耕战接班人,教育的内容无非是消灭敌人,多打粮食。非耕战的想法和做法一概都是邪恶的,都是异端,不准议论和讨论,更要从精神到肉体上予以无情消灭。
  变法十年,商鞅对反对变法者固然要施以严刑酷法,对于有百姓称道新法好者,商鞅同样也不放过,他的处置是“尽迁之于边城”,也就是把他们全都下放到偏远地区。商鞅的理由是:“此皆乱化之民也。”对国家政策,民众既不能反对,也不能赞美,这种奇怪要求的本质就是政府不希望民众对国家政策说三道四,他们只能像机器一样,不打折扣地认真执行国家给你的指令。如果有人对其还能提出反对或支持意见,都表明他们还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
  自此,商鞅可谓是开了思想犯罪、言论犯罪的先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恶劣、极其可怕的影响。此后,韩非更是进一步提出统一思想、钳制言论、敌视知识分子的主张。他批判儒墨学派“言无定术,行无常仪”,要求统一思想,加强文化思想专制,“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秦朝统一中国以后更是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全面采取思想控制,实行反对以古非今的文化专制政策。那位亲手害死韩非的李斯几乎全盘继承了韩非的思想主张,大肆指责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私学之士’相与非法教,人加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因此建议禁止私学,甚至鼓动秦始皇制造了“焚书坑儒”的暴行。
  此后两千年,专制统治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商鞅所倡导的思想专制理论,也一直作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被历朝历代统治者所奉行。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清朝的文字狱,尽管形式不同,但思想专制的精髓是一致的。可以说,商鞅的思想学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专制、政治黑暗的总理论根源
  • 18012971643: 举报  2017-07-14 09:04:17  评论

    评论 快乐老申:楼主观点有些偏激,我觉得楼主应该想明白几个问题:评判制度的优劣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人民幸福?还是制度(国家)幸存?为什么你口中如此黑暗的秦制成为战国的胜出者?如果让你穿越回战国末年秦一家独大的时代,你会如何评价秦制?
  • 快乐老申: 举报  2017-07-14 14:31:56  评论

    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制曰:“可。”(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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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yjspj 时间:2017-01-11 11:49:40
  记号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1 13:31:31
  (三)禁止民众自由流动。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诸侯国名义上还是周王朝的封国,实际上却已经完全不买中央政府的账了,一个个俨然都以各自独立的主权国自居。在这个时代里,人民的自由迁徙依然被看作是理所当然,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已经阐释了百姓在不同政权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的合理性,而百姓们也早已经习惯于这么做了。人不仅可以在国内自由迁徙,更是可以在国际社会上自由流动,拥有这样的权利起码意味着你有权追求更好的生活,你也可以不必对所谓的祖国尽忠,你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在你喜欢的国家,你可以自由选择你喜欢的政府。当你面临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是在祖国的暴政下忍辱偷生、作牛作马呢,还是移民到外国去给自己找一份好些的生活?同样的问题,各诸侯国的国君们要想增强自己的国力,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用比邻国更好的政策和生活来吸引邻国的人口迁徙到自己的国家里来,成为自己国家的国民。反之,如果统治者太过于苛民的话,老百姓们可是都长着腿的,毕竟他们还拥有用脚投票的权利的。
  商鞅认定,民众自由迁徙,即便只是在国内自由迁徙,他们也会因见多识广而不好管理;如果是迁到国外,必然会使秦国国君治下的民众减少。相反,如果禁止民众自由迁徙,那么他们就会愚昧无知,因此,商鞅极力禁止民众自由迁徙。《商君书•垦令篇》规定:“使民无得擅徙”,“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史记•商君列传》)任何人临时外出,都得有政府开验的证明文书,否则连旅店也不能借宿,以此来禁止人口的合理流动,阻隔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极其狭小的天地中。穷根究底,正是商鞅第一个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中止了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
  为了确保这一政策的有效执行,商鞅通过“什伍”制度将人们分为法定的群体,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其次,采用收司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第八》)。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边疆,从繁华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权力和户籍制度构成一套严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组织体系,编织成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在这张恢恢大网下,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正如马端临所指出的,“秦人什伍之兵与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则欲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以相率而为仁厚之君子。秦之时,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教以相率为苛刻之小人” (马端临:《文献通考》)。统治者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个臣民。 
  从商鞅时代的秦国开始,正式确立了刑事上的连坐制度,连带责任上升为一种“集体性惩罚”,邻里之间、亲属之间和官员之间负有相互纠举、告奸的责任。后来商鞅遭政敌围攻只身潜逃,到边境旁的小客栈准备投宿,因无证件,被店主拒之门外。他只得长叹一声道:“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堂堂一国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缉下,连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见人身控制的效果。
  汉承秦制,以后则又是代代沿袭。唐代什伍制度继续延伸到了赋税领域,如果民户逃亡,所抛弃的土地由邻保代为耕种,拖欠的租税由邻保代纳(《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不过有学者考证,两汉时候也采用了类似的制度(马新《编户齐民与两汉王朝的人口控制》,《东岳论丛》1996年第5期)。到了宋代则正式确立了保甲制度。
  不难看出,连坐、保甲以株连的方式,强制地在老百姓之间实施横向的水平监视,从而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将涣散而无系统的民众,以一定的数字与方式,精密组织起来,从而成为有系统之政体。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1 17:07:47
  (四)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
  战国时代,随着君权越来越大,能够制约君主行为的主要已经不是国内的政治势力,而是国际社会竞争对手们的舆论和干涉。如果不存在这种竞争的话,君主们在自己的地盘里大可以胡作非为,但因为国际竞争对手们的存在和威胁逼得他们不得不在国内不敢做哪些涸泽而渔的恶行,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只有实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而国君要想增强自己的国力,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用比邻国更好的政策和生活来吸引邻国的人口迁徙到自己的国家里来,成为自己国家的国民,在地广人稀的当时,人口可是国家的重要财富啊。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照一下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中的一段:
  古罗马的暴君也自有他们的优势。我们先来想一想现代的暴君:他在国内也许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面对国际的舆论,他却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可以在逃出国境之后很容易地找到安身之处,他甚至还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积聚一笔财富,获得发泄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机会进行报复。但罗马帝国却称得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对派还能逃到哪里呢?“不论你到了哪里,”西塞罗曾对一个被流放的朋友说,“记住,你一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
  再愚昧的民众,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就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自然就会把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生活加以对比,从而产生不待见统治者的邪念。诚如是,则愚民政策肯定很失败。聪明如商鞅者流自然不会对这一问题加以疏忽,提出了“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这一理论并作为法令来加以颁布,一道无形的三八线便将秦国人民与外界隔离开了。商鞅就是要切断秦民与其余国家的“外交”,加上秦国僻处关中,普通秦人与别国的交往本来就不那么容易。从此,这个世界就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秦国,另一个是他国,并被民众欣然接受。
  但这终究还是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随着秦国统一的步伐,它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扑向了山东六国。秦始皇时代,商鞅当年的这一基本国策使秦国最终统一了天下,却没能使秦朝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短命怪圈。
  • 火柔: 举报  2017-06-20 20:59:41  评论

    后清的改革不也是愚民吗? 整点小粉红 整点爱国贼 整点五毛蛋 同商鞅没区别,目的是一样 大家做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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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1 21:39:20
  七辱民政策
  辱民是商鞅所提倡并实施的最为基本的治国方针之一,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从而依附体制就将成为老百姓获得一丁点儿自我认同的唯一出路。这样,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要求民众为了所谓国家利益去牺牲时,民众就会争先恐后并不择手段的去争抢。
  如果说愚民还要讲究一点表面的逻辑的话,那么辱民则是连表面的文章也懒得顾及,完全是掩耳盗铃般地赤裸裸。
  商鞅认为“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弱民》)让民众辱、弱、贫是必须的,因为处于卑贱之中的民众才会看重显赫的爵位;处于弱势地位的民众才会畏惧官员;一穷二白的民众才真正在乎政府的丁点儿赏赐。“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老百姓倘若有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就会轻视爵位,鄙视政府官员;老百姓腰包一旦鼓起来,就会不把国家的赏赐当回事。”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商鞅认为要把体制的地位抬高,让人民在体制之外无所依存,为此要千方百计让民众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没有体面,然后就把国家的爵位看得很重了。然后你就会心甘情愿的走到官方为你所指引的那条路上,去开荒种田,多收粮食,到前线去砍人头,如此获得令人羡慕和尊敬的爵位。
  除此之外,商鞅还提出了 “重刑轻赏”这种荒谬的观点:“重刑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去强》)商鞅认为刑罚一定要重,“禁奸止过,莫若重刑”。他说对老百姓惩罚得重一点,赏得轻一点,这正好可以表现君王是热爱老百姓的,老百姓也愿意为君王去死;反过来,如果你对老百姓赏得很多,惩罚得轻一点,那正好说明你这个国君是不热爱老百姓的,老百姓也不愿意为你去死。可以说法家思想把人分成两类:专制君主就是施虐狂,老百姓就是受虐狂,全社会就是由这两种病态的人组成的。
  在《弱民》这篇文章里 商鞅还讲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国家如果制定一个让老百姓特别讨厌、特别害怕的政策,那老百姓就弱了。老百姓弱了,反之国家就强了。如果制定了一个符合老百姓利益的政策是,那么老百姓就强了,反之国家就弱了。
  不得不说,中国历史上很多专制君主都是这么干的,当然有的是偷偷摸摸干,也有的是明目张胆的做。
  为了达到辱民目的,商鞅在变法中有以下几种具体做法:
  其一,对民众实行严刑峻法并建立连坐制度。商鞅在秦国实行“壹刑”,无限加重对民众的的处罚,而处罚只出于一个理由,一切不利于“耕战”的行为,都在刑罚范围之内。商鞅明令“轻罪重罚”,根本不理会“以罪量刑”的正当尺度。商鞅对轻罪重罚有一个说法,叫“以刑去刑”,意思是用加重刑罚的办法达到消除或减少刑罚的效果。他论证说:“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没有什么办法能比得上使用重刑。如果加重刑罚又一定能捕获犯人,那么民众就不敢以身试法了,所以国家就等于没有受刑罚处治的民众。商鞅要求一旦有人触犯律令,不论情由与高低贵贱皆依法惩办,决不宽宥。刑罚极其严酷,花样繁多,有榜掠、鬼薪、黥面、谪、籍没、连坐、弃市、戮、腰斩、车裂、阬、磔、凿颠、抽胁、镬烹、戮尸、枭首、具五刑、族、夷三族,等等。制民辱民法制的恶果,是有限制裁社会犯罪,无限控制民众自由,遍地设置罪民陷阱。对伤人杀人偷盗抢劫一类危害百姓和社会的犯罪可能侦办不力,甚至“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在某个历史阶段成为一条求取富贵的途径。对劳动创业、出行迁徙、买卖经营、读书写作、自由结社,甚至于行善积德、思想言论一类民众的正当行为却处处限制。搜括民财、征费罚款、垄断资源更是合法暴力维护的重要对象。其共同点是一切以权力需要为指针,罔顾其它。商鞅这种“刑民”多于止恶的“法治”对秦帝国的迅速灭亡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后世普遍评价秦政“繁刑严诛”、“多忌讳之禁”,人民摇手触禁,动辄陷刑,秦因商君之法而兴,亦因商君之法而亡。
  商鞅为了将农人们捆绑于土地之上,不准迁徙,不准经商,不准旅行,建立了一整套户籍制度。所谓户籍法,这是在秦献公时就制定的户籍制度,这种全国性的户籍编制,经商鞅的发挥,成为一种株连邻里亲族的法律制度。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同于后代的保甲制度。没有那张身份证(当时术语叫“验”),很多事情都做不成。商鞅又用加税的办法,迫使兄弟分家(不分家就“倍其赋”),把原来的大家族拆分成一个个小家庭,再把小家庭重新编排成新的社群,然后规定,“民无得擅徙”。这就使每个人都处身于国家安排的社群之中。
  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商鞅以连坐法为户籍法的配套法,规定什伍之内各家互相纠察,“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换言之,即一人犯法,全家同罪,邻里受牵连。对罪行知情不报者,或藏匿罪犯者,处以腰斩之刑,全家财产充公。连坐法公布后,人人自危,该法株连之广,造成邻里乡亲,相互猜疑,彼此告发,使人人都处在紧张的恐惧之中,甚至相互为敌,这,大大有利于专制的统治。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政策下,当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甚至亲族之间也因缺少最起码的安全感而统统沦为潜在的告密者,每个人都不得不充当国家不花钱的特务时,其人格的卑下、自私和渺小自不待言。在这样恐惧的政治高压之下,秦国达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地步的假象。
  连坐这东西,历代统治者都看到了它的好处,乐此不疲地从商鞅那里抄袭下来。
  其二,任用奸人,实行流氓政治。
  要“辱民”,先用“以奸治善民”之计。一肚子坏水的商鞅公然教唆君主“以奸驭良”来达到“以弱制强”的目的, 大搞流氓政治,小人政治。他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如果选那些讲良心道德的好人来做政府官员,让他们去管理天下奸民,必然要导致天下大乱。因此要选用那些厚颜无耻、心狠手辣的流氓来当官,那就天下秩序井然,秦国也就自然强大了。商鞅变法意本不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最听话。
  “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者善也,别而规者奸也。章善而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说民》)
  用良民,那么老百姓家庭和睦;用奸民,那么老百姓就觉得爹亲娘亲不如秦国的制度亲。与人为善,喜欢掩盖别人的错误的,这是良民;自私自利而喜欢窥探监视别人的,这是奸民。表彰良民,就会导致过错都被隐瞒;任用奸民,犯罪的人就都能杀掉。前者是民意胜过王法,后者是王法胜过民意。民意胜过王法,国家就乱了;王法胜过民意,军队就强了。
  具备健全人格而又良知未泯的良民,一般情况下,大抵不愿去充当不光彩的告密者。与此相反,长期处于卑贱地位,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的奸人们,在面对以官爵作奖赏的政策时,必将以百倍的革命热情投身到为秦国国君服务的特务政治中去,谁还会在意什么良知啊、道德之类的鸟玩意儿?这样,在极短的时间里,商鞅就神奇地把秦国这个原本就远离文明沐浴的国家变成了诸侯更加鄙夷的没有人性的禽兽之国。
  为了实现君王统一,完全凸显了商鞅毫无人道和人性底线的罪恶一面,在他心目中,丝毫没有子民们生命的地位。这种对生命的漠视无疑对后代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以后历史上的纷争中,遵商君者胜,无耻无底线、不择手段者胜,这是毫无疑问的。 
  其三,强化等级制度。商鞅规定按照等级尊卑穿不同的衣服,不是那个等级的人,就不能穿那个等级的衣服,否则就是犯罪,从而把全国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其目的则是要刺激底层民众听政府的话,按政府的指示办事,检举他人,或是捐献粮食,或是到战场上杀敌。
  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勒庞以18世纪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对运动中群众的行为和心理进行了研究,成就了《乌合之众》这一社会心理学的经典。在勒庞看来,一群人聚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心理的群体”,他们并非简单的人数累加,而是“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这,就是“乌合之众”。而乌合之众最普遍的表征就是集体无意识、看客心理、沉默的大多数、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群氓主义、狂热主义、暴民思想。
  自秦孝公采用商鞅“愚民、弱民、辱民、贱民”之国策后,“百代皆行秦政制”,此为集体无意识、看客心理、沉默的大多数、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群氓主义、狂热主义、暴民思想等“乌合之众”产生之根源。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1 22:26:12
  八杀民政策
  商鞅变法完全是在秦国民众的血与泪中完成的,通过统一思想,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通过剥夺个人资产,让民众依附国家;通过辱民、贫民、弱民,使人民贫穷、软弱,实现民弱国强。
  商鞅的法是维护统治镇压人民的法,它从根本上销减劳苦大众的利益,其变法的许多做法是对人性的严重摧残。商鞅极度鄙视民众,他说:“民如飞鸟禽兽”,对待人民就要像驯化役使野兽一样,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拿着腐肉才可驱使。
  商鞅以严刑酷法对待民众,稍有不同意见,便施以酷刑。老百姓对新法有些意见,就要受到连坐,就要砍头、腰斩、抽筋、剥皮、锉头顶、下油锅、五马分尸,轻罪重罚的做法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其“法治”下面,人民一旦被捕,是没有辩护权利的,也导致新法草菅人命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据史书的记载,商鞅有一次一天之内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人,使“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畜怨积仇比于丘山。
  如此,若国内还有强民没被杀光,就通过对外战争的方式来达到外杀强敌内杀强民的目的。因此发动对外战争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君主治国驭民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他们往往不惜以民生的代价通过战争来化解内忧外患矛盾,以便获得其统治的长治久安。
  商鞅主张圣人治国,“能抟力,能杀力”。专制君王要能够做到集中老百姓的力量,同时又能够把这些力量给杀掉,方法就是发动战争。 “能生不能杀,曰自攻之国,必削;能生能杀,曰攻敌之国,必强。”(《去强》)你把老百姓都搞得很强大,却不让他们去打仗,有那么多强大的人民在国内自己闹事,所以叫“自攻之国”,这样的国家就会削弱了。你把这些人的力量集中起来,然后你要带着他们去打仗,在战场上一方面消灭敌人,一方面也自我消灭,这样国家就越来越强大了。所以要想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就要做到“能生能杀”,把国内的那些强民送到战场上去,又杀人,又自杀。如此发动战争有两个好处,第一、可以“杀掉”其他的诸侯国家,可以削弱对方;其次,在战场上也把自己国家的强民杀掉了。
  按照商鞅的那些治国办法,要是把国家给折腾穷了怎么办?“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靳令》)国贫就天天打仗,这样结果就是“毒生于敌”,把毒转移到对方去了,这个“虱”就是对国家无用的六种人,国家必然强大。那么“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害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害,必强。”(《去强》)如果国家强大了,你却不去发动战争,那末这个毒素就在你内部消化了,“礼乐虱害生,必削”,然后什么礼乐啊,各种各样的老百姓都产生出来了,国家就肯定会削弱。
  《商君书》的《境内第十九》实际上就是以人头数量来作为奖赏标准的士兵奖励细则。其中“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意思说“百将、屯长在作战时如果得不到敌人首级,是要杀头的;如果得到敌人三十三颗首级以上,就算达到了朝廷规定的数目,可以升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行间之吏也,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 这句话意思是说,“军队围攻敌国的城邑,能够斩敌人首级八千颗以上的,或在野战中能够斩敌人首级两千颗以上的,就算满了朝廷规定的数目,所有各级将吏都可得到赏赐,都可以升爵一级。军官旧爵是公士的就升为上造;”
  “尚首功”这样激励士兵战斗欲望的作法,无疑是通过利诱,最大限度放大人性当中邪恶暴戾的部分,从而最终达到人性泯灭的效果。商鞅要把秦国人民变穷,从而令很低的赏金和爵位就构成巨大的诱惑。围绕着绝对君权建立的新法,就好像一个可怕的黑洞。他首先扼杀了每一个普通秦人的才智和尊严,然后它以无与伦比的吞噬力量,扑向了山东六国。
  据《史记》累计,秦国在统一过程中斩杀的六国人数在15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仅仅是有据可查的,同样不包括秦国士兵死亡人数。而当时战国七雄人口总数仅仅2000万。所以秦国的统一的过程就是一个大屠杀的过程。
  后代国人总是盲目跟着卑鄙无耻者用秦国消灭六国来证明法家的成功,津津乐道秦国的统一大业,它的强盛,它的许多“世界第一”,它的什么“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什么“促进生产力”,从不思考当朝人民层有过一个什么悲惨的血泪时代。
  商鞅这种杀鸡取卵的法家做法,不仅将老百姓变成秦王朝的奴隶,而且使嬴氏家族走上了一条死路。嬴氏五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而且最后整个家族也被全部消灭。
  强国弱民不是真正的强大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2 14:35:32
  九作法自毙的何止是商鞅
  商鞅在秦国的改革内核就是损民众以富国家,弱民众以强政府,辱民众以尊君王。在秦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隐藏的是无数民众痛苦的血泪与无望的呼号。为此,商鞅不仅将他的灵魂和良心出卖给了秦王,而且又加上了他自己和整个家族的人头。
  秦孝公去世以后,秦惠王即位,公子虔马上状告商鞅谋反,秦惠王马上下令捕杀商鞅。没有辩解机会和权利的商鞅唯有逃亡一条路,但没有人敢收留他。《盐铁论》上有这样一段话:“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人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盐铁论.非鞅》)走投无路、被世人所抛弃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黾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此据《史记•商鞅列传》。《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杀死商鞅的不仅仅是公子虔,不仅有秦国的王公贵族,而且还有秦国普通的老百姓,人人痛恨他。复仇者们还杀了商鞅全家,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母。《盐铁论》给出最后结论是:“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
  一个把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良心都献给了秦王的人,为了秦国的强大而忠心耿耿的商鞅,最后却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时候,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是何等样的想法?“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吕氏春秋•无义篇》就此议论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灵魂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做帝王师的最大追求和价值取向。。
  商鞅死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秦国,留下了什么样的传统?简单地说,在战国时期的各国人士的口中讲到秦国的时候,频繁出现的四个字“虎狼之国”,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后果。后来的另一个良心大大坏了的韩非子说,商鞅死,秦法未败。的确,商鞅本人虽惨死,但他当年制订的新法还在秦国沿袭,并直接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其实。商鞅的新法不仅在秦国不灭,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也随时随地可以见到商鞅的影子。商鞅总结出来的愚民、辱民和穷民的改革精神阴魂不散,后世的皇上们也心知肚明,照单全收。
  目前将商鞅之法视为“法治”的人不在少数,迷信严刑峻法的人更多。之所以会与西方法制思想混为一谈,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既得利益者以及其所豢养的无耻文人的故意为之;二是许多人之所以对商鞅持肯定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大一统观念的影响,对大一统有一种盲目向往崇拜的情结;三是西方欧美国家成功的法制和宪政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看好,但出于上国一贯的夜郎自大精神,便有无数国人在中国旧文化的废纸堆中欣喜地发现了法家思想,将其奉为至宝,并恬不知耻的向天下宣称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已经有了完善的“以法治国”的思想,比西方文明要早上两千多年……
  所谓现代法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理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世界的法律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自然法是自然存在的法则,具有神圣性,应普遍适用,特别是其三要素分权制衡理论的法治理念通过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承袭乃至发挥,在亚当斯、杰弗逊、林肯等政治家那里得到更为完善的诠释。良法善治被现代法奉之为圭臬,依宪治国、分权制衡的现代法治已为普世价值。
  事实上,中国的法家思想是一种堕落邪恶的思想,其邪恶的根本原因是这种学说的目的就不正,其推行的目的是为了君主能够高度集权。法家代表了高度的专制主义,是最为极端的人治,法家极力要排斥知识和学问,打压有脑子、有思想的人,鼓励愚蠢和盲从,鼓励不学无术,鼓励浑浑噩噩。总体来看,法家和法家思想无非就是个奴隶的制造工具,就是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愚民统治、禁止娱乐、摧毁工商……让整个社会中,只留下农耕和战争,还有君王的骄奢淫逸。
  商鞅变法后,秦国历代君主都完全抛弃了对人民的仁义,盲目的相信强权与武力。秦始皇把这种不可一世发挥到了极致,秦始皇无论是对六国还是对手下臣民都是以“严酷”闻名的。这样一个王朝是不可能长久的,十六年的时间始皇心里的铁桶江山万世基业因为一个戍卒发难就灭亡了,什么原因呢?贾谊所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对人民没有仁义,人民势必将你推翻,这是铁律。
  令人感叹的是,秦始皇以后的历代君王无不将商鞅之法奉为圭臬,将《商君书》看做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由此也让中国历史陷入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循环怪圈,正如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看看二十四史就知道,后世没见哪个不争着当皇帝的,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期间,杀人盈野、血流漂杵更是常事。中间王朝争位,更是兄杀弟,弟杀兄甚至父子相残,何其多也。独裁皇室到了末代,几乎所有能排的上号的王朝最后都被诛灭九族了,难道那些高宗什么的会想不到这样的结局?却还把自己的后代拱手送上一个有无数前车之鉴的结局?不是想不到,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不坐别人也要坐,乾隆都说了,只求五百年国运,其实他们自己见多了都明白不可能永远坐江山。好事怎能让一家人占尽?“愿世代无生帝王家”这句话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李自成打入南京,他颤抖着将刀子捅进自己心爱的女儿胸口时说的。可想那是怎样的悲惨。然后这个身穿补丁裤子的皇帝踉踉跄跄跑到景山上吊死在一棵歪脖树上。专制王朝盛衰交替兴亡轮回的周期律就是如此残酷,生在帝王家不是你的错,而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该存在帝王。世上没有白吃的豪华宴会、饕餮大餐,终究会曲终人散,之后总是要连本带利一起还掉的。不然,下一个宴席还怎么开张?
  看吧,在商鞅思想指导下的历代王朝,两千多年以来,手中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的那些皇帝、将相又有几人能得到善终?
  • 玉带缠腰: 举报  2017-05-26 09:26:10  评论

    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灵魂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恰恰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做帝王师的最大追求和价值取向。。
  • 西流春水: 举报  2017-05-26 16:35:44  评论

    点一千个赞。申老师真是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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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2 20:17:38
  第四节 走出秦制的路径

  一黄炎培世纪难题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纯粹家天下的时代。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外加安禄山、吴三桂者流,更不用说成功了的刘邦、朱元璋等等,无论成王败寇,哪个不是“皇帝轮流做,如今到我家”?汉高祖说“某之产业,孰与仲多”,前蜀王建自称“提三尺剑,化家为国”,都公然视国家为己家产业,更是暴漏了中国两千年历史的最大秘密。
  浩如烟海的中国二十四史,归纳起来其实就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以来的中国烽火不息,所谓赵钱孙李都来“群雄逐鹿”、“问鼎中原”、“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为了保住皇位,历代帝王更是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专制监狱。
  传统“秦制”本身存在着行政安全至上和极度不安全互为因果的悖论,这与我国历史上“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况是相对应的。秦制下的王朝不是在理性合议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是来自“征服”,而“征服”——按洛克的意见——是没有合法性的。所以,在中国,一切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安排,都是这种永远的“合法性危机”造成的。
  也正因为此,历代王朝都以所谓君权神授、受命于天作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来源。让人遗憾的是,这在我们今人看来却成为中国文明所谓的连续性。当真是如此吗?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故《大传》曰:“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是以禹舜虽继太平,犹宜改以应天。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应传》曰:“敬受瑞应,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也。” (《白虎通义•三正》)
  文中强调的这一句“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无非是向大家表明我这改朝换代是老天爷安排的,可不是我从上代王朝手上搞过来的。这个逻辑分明在说:每一代王朝都是各不相干的,交接的两者之间绝对没有继承关系。如果这个逻辑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话,这就意味着一个有着延续性的“中国”的概念其实是不存在的,秦朝就是秦朝,汉朝就是汉朝,唐朝就是唐朝,每个朝代分别是每个皇室的独立的私有财产。
  在私天下的时代根本不会有什么“主权不可侵犯”或者“领土问题是不能谈判的”等等观念,从现代法理上说,私有财产是可以被所有人自由处置的,因此帝王们自然有权力随意处置他富有的四海。因此如果是帝王迫于某种原因面临着是选择“卖国”还是丢掉皇位选择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卖国”,甚至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梁武帝在晚年的时候就面临了亡国,当时他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话:“我打来的天下又从我手里失去了,也没什么好遗憾的。”这就是私天下时代的典型帝王心态。帝王们卖国也好,亡国也罢,玩的都是自家产业。
  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帝国体制的基本形态是以大一统的皇帝——官僚专政王朝的周期性轮替为基本生存形态,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是一个野蛮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用杀人的手段抢夺而来的国家政权是各种人类犯罪中规摸最大的一种集团犯罪!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用暴力杀人的手段来完成的。中国人只有对暴力的屈服和以暴易暴两种办法,但暴力革命只是长期压抑下的骤然发泄,不仅不能改变臣民人格,而且通常使国民性格变得更加暴戾与无耻。革命之后,新的统治者依然故我,甚至倚仗革命赋予的合法性变本加厉,对整个社会施行更加极端的暴政,直到新政权的合法性在一次次暴政中丧失殆尽。

  专制给社会造成的创伤无法弭平,专制传统所生成的周而复始的历史惯性也几乎无法打破。法国18世纪思想家孔多塞说:“一大专制帝国之在中国从不间断的存在,长期以来已经玷污了全亚洲。” 专制主义严重阻碍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破坏了人类政治精神、政治伦理、政治心理和政治结构的健康成长,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总体性的灾难。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代表作《仁学》中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之后,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汉奸无疑。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
  古今中外,人们苦于专制统治的祸害久矣!但人们始终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国民政府时期的1945年7月4日,黄炎培为促进国共合作,曾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身分和章伯钧等人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在窑洞长谈。黄炎培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书中记录了他与毛泽东有关“周期律”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有何感想?
  黄炎培坦然答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对黄炎培的坦诚直言,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接着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地方的事,公之于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这段著名的“窑洞对”由黄口述,黄夫人姚维钧执笔记录。
  其实,早在此前,共产党就已在高唱“民主”。
  1943年9月12日,中共《新华日报》发表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赞美美国的民主自由。
  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了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的社论,高调歌颂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1944年6月13日,中共《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讲话称,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毛泽东《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说得最是精彩:“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但学者储安平在1947年3月写的《中国的政局》一文中说,在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 是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自由”就变成有、无的问题了。
  1949年后,作为毛“党外最好的朋友”,黄依“窑洞对”之“民主新路”,频繁向毛谏言,毛初时尚能忠言逆耳受之,其后渐为不满,1954年黄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提出批评,终于触怒龙颜,在人大内部遭受批判。1957年反右,黄六位子女一位女婿被打为“右派”,三子黄万里还被毛泽东点名、《人民日报》刊文批判。1965年黄炎培去世。1966年文革,当年“窑洞对”的执笔人黄夫人姚维钧“代夫受过”,惨遭殴斗、侮辱,1968年自杀身亡。
  “黄炎培周期率”从它诞生之初轰动政坛到后来被人遗忘、冷落、打压,到现在被人重视、关注,说明“周期率”所反映和涉及的问题并未解决。“黄炎培周期率”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世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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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6 16:22:51
  二、大英帝国开创的民主宪政之路

  17世纪的世界,兴起了三大帝国:西欧,1640年的英国革命导致后来称霸世界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建立。东亚,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陆地疆域达1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俄国彼得大帝在这个世纪末叶开始执政(1689-1725),锐意革新和扩张,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三大帝国中,大清帝国和沙俄都没能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现代大国,并都在20世纪初灭亡,相反只有领土最小的英国成了领一代风骚的世界大国,这是西方文化和制度变迁的产物。这有力地证明所谓大国不是以疆域大小区分,主要指标应该是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制度领先,经济、军事、学术、文化等领域也能着着领先,从而形成雄厚的综合国力;即使国土不大,也能成为世界公认的大国。以大清帝国来说,除掉元朝,它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诸王朝中最大的。可是,它继承的秦政制,在其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与世界潮流相背而驰的。
  要了解现代化,首先就要了解英国历史。因为英国是一个原发性的现代化国家,至于说到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其实已经是现代化的二、三梯队了。
  传统上认为,英国宪政民主传统的渊源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封建制度下贵族对王权的制约,这种说法是有其道理的。
  发展到今天,宪政民主的内涵已经异常的丰富,但无论其如何的发展,其最本质、最关键的一条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即法治社会的真谛在于:公民的权利必须保护,政府的权力必须限制,与此背离的都不是法治社会。17世纪英国思想家洛克说:权力不可私有,财产不可公有。否则,人类将进入灾难之门。如果我们再简化一点来说,民主就是人民(通过其代表)管住国家的钱袋子,人民对税的控制就是现代民主的本质。
  考诸欧美民主宪政发生发展历史,税的问题无疑是触发宪政民主诞生的导火线。人们在对政府征税合理性的质疑中催生了宪政。中世纪的欧洲各国政府为解决税收问题先后召开了国会或议会,让诸侯、主教、城市代表协商解决。随着人民觉醒与斗争的深入,政府终于为议会所控制,民主制度才逐渐得以确立。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从抗税开始的,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从酝酿到形成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无不以治税权、预算权和财产权的争夺为中心。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王为了筹集军费横征暴敛,领主、教士和城市市民发动了大规模叛乱,迫使约翰王在内忧外患夹击下,被迫签署了限制国王权力的《大宪章》,从而确立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奠定了“代议制民主”的基础。大宪章签订的意义在于,过去的律法都是朝廷针对臣民的,而现在则开了限制王权的先河,国王也要依章治国,不能随便征税和治罪。此后,英国贵族在历史上用剑“逼”着国王十多次地重申“大宪章”(1216年第二次武力逼宫,1258年贵族们武装冲进王宫颁布《牛津条例》,1263年俘虏了英王为第四次……),在英国形成了国王需要遵守大宪章的历史传统。
  13世纪后期,英王为了赢得纳税人的合作,不得不建立一个以使纳税人能对政府的财政有所控制的机构——“国会”。 其中1295年召开的议会,除了贵族以外,还有各郡和各自由市的骑士、市民、下层教士参加,被称为“模范议会”,这为后来“下院”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自此之后,议会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永远存在的部分。
  纵观整个十三世纪,正当东方的宋朝在蒙古人的凶猛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终至亡国之时,西方边远地区的英夷岛国,却完成了英国宪政史的两大基础:《大宪章》和议会。这两大成就被后人视为国民自由的起源,而自由原则,是人类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最宝贵的原则之一。英国人在观念上,不经意间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是后来英国成为世界进入现代社会后的时代先锋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抬高《大宪章》的地位,那时的所谓“议会”不过是贵族集团对国王过分行为的一个象征性约束,与后来的议会是根本的两回事。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7 08:48:05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西欧在近代文艺复兴后终于走到了世界的前头,王国王权的私天下被后来的社会契约论、国民论思想所替代,国家再不是国王私天下的产物。国家主权和民族国家观念最终取代了王天下,这不是什么欧亚不同的问题,而是具有世界性的普世价值。近代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观念都是近代才形成的事情,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民族主义和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严格的说都是受西方近代思想影响的结果。
  1640年代的英国革命是人民反抗不合理税收的产物。当时英王查理一世为了筹备战争经费,绕过议会直接下令向羊毛和船舶经营者征收数量很少,但先前从未征收过的“磅税”和“吨税”。尽管征税的数量相对于纳税人的资产来说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不少纳税人仍然拒绝交纳,因为他们认定只有议会才有权利新增征税项目,如果面对国王直接增加税种而不加以抵制的话,以后国王会不断增加新的税种,那样苛捐杂税就不可避免。第一个出来抗税的是一位船主,他应交纳的税款只区区几先令,相对于他的庞大资产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但他抗税的代价却是被抓进监狱。
  英国民主革命,自一六四零年爆发直至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告成,其间四十八年间,先后历经三次革命与复辟的较量。为了复辟,英王查理一世不惜反仇为友,在一六四一年镇压苏格兰叛乱未果之后,又于一六四七年暗中勾结苏格兰长老派密谋复辟王位,并因此挑起第二次国内战争。只因复辟派被克伦威尔战败,才使第一次复辟图谋未遂。一六四九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后,苏格兰保王党及其势力欲拥立查理二世为国王的复辟企图,又因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征服苏格兰并将之并入英国,而使得二度复辟未果。第三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两年的一六六零年四月,因保王党蒙克与查理二世谈判成功而发表“布雷达宣言”,查理二世当上英国国王,斯图亚特王朝遂宣布复辟成功。复辟后的英国,历经查理二世和詹拇世二世长达二十八年的腐败统治,直至被光荣革命推倒,英国才在王冠下,更在革命的逼迫下,诞生了举世闻名的新政体,并从此由“君主宪政”而走上了“虚君共和”的道路。
  1688年,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议会通过了人身保护法并确立了新闻自由原则。议会因机缘巧合,一步步地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并且形成内阁责任制。1690年,洛克发表了他的《政府论》,为议会掌权辅平了理论上的道路。英国的选民,从1688年占人口总数的2%发展到1868年的40%,权力中心由国王到议会,又由上院(贵族)转移到下院(平民)。这种民主权利的一步步地扩大,都是在和平环境中获得的。这是18世纪的产业革命产生的制度基础;也创造了体现人类现代文明的新社会模式。
  不过,英国真正的虚君制一直到1830年议会改革后才算是正式形成,而这距其所谓“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已经近150年,离中国明朝灭亡已经近200年,与清英鸦片战争基本同时!!
  当年英国的宪政革命直接原因就是因为国王要征税,国会不同意。但是推翻了专制后,在“无代表不纳税”体制下,国会征的税比国王征的要多的多,国民却愿意交纳,你说他们当初闹腾又有什么意义?这意义就在于争得了一个“必须经过我同意”的权利。国会征税经过民选代表讨论同意,税款使用也受民权监督,这就比“皇粮国税”有了道义合法性。公共资产由民选政府主持,在公共参与下“民主私有化”,就是比黑箱操作的权贵化公为私更有公信力。
  300多年前,当中国的皇帝、新兴地方政权甚至铤而走险的农民为了象征权力和享乐的皇帝宝座进行血腥厮杀时,在英国,议会却把他们在位的国王告上了法庭,并最终将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这是一场亘古未有的审判:一个合法的国王接受其人民的审判。
  法庭依据当时的法律规定,对查理一世作出了有罪判决,认定查理一世是一名“暴君、叛国者、杀人犯,是本国善良公民共同的敌人”。1649年1月,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检控官约翰•库克在法庭上有力地驳斥了“君王高于法律、国王永远是正确的”这一当时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强调“国王的有限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人民可以同意设立君主,也有权收回让渡给君主的权利”,这种契约论观点被后世西方国家普遍接受。同时库克提出“指挥官责任”这一观点,即最高统治者必须为其实施暴政、发动战争和战争中的罪行承担责任,指出上述这些行为即可构成“叛国罪”。当时对查理一世的起诉、定罪即基于上述两点。  
  “查理一世审判案”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将合法的世袭君主推上被告席、付诸司法审判,其本身不仅打碎了“君权神授”的神话,提醒公众重新审视君主和国民的关系以及君主所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更为后世制裁独裁者提供了有益的范本。并以这样的方式告诉人们:任何反人类罪行都将接受审判,无人能享有豁免权,这是人类正义的进步。
  在英国形成的现代国家和社会模式,日后被美国继承和发展,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美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个模式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有数不胜数的问题有待解决。但是不管怎样,它一旦有了就作为“世界潮流”不断发展,不仅英国人要捍卫它和发展它,连其他地方的人们也看着眼热。甚至早在1844年之时,那时英国霸权可谓是如日中天,而美国尚是荷角初露,国力不能望英国之项背,一些有机会了解美英情况的中国人,例如徐继畬,对美国的评价已经比英国更高。因为美国的共和制“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英国与之相比,虽然也是“顺从民愿”,“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毕竟还是有世袭国王,仍有家天下的痕迹,不如美国的共和制民主更合乎“天下为公”的境界。 鸦片战争后像徐继畬、郭嵩焘等人那样公开“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尽管很少,但是对外务稍有了解的人,私下大都有类似想法,只是不公开说而已。当年那位在朝堂上坚持撤回留学生的陈兰彬大人就是个典型。根据近年发现的陈兰彬手札表明:陈其实佩服郭嵩焘已久。陈兰彬出使美国后的内心感受,其实也与郭嵩焘在英法的体会差不多。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时,就连其好友薛福成自己还不敢相信,陈兰彬却私下证实“其说不诬”。但是在公开场合,陈兰彬的言论与郭嵩焘简直就是两个极端!照此说来,陈兰彬深谙庄周“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之道,扮演了个“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角色。 
  1783年12月23日,对于硝烟刚刚散尽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无比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大陆会议将在安纳波利斯举行一个隆重而朴素的仪式,美国独立战争之父、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将军将在这里交出委任状,并辞去他的所有公职,更重要的是把他在八年前由第二届大陆会议授予他的总司令之职,交还给当时象征着人民权力的大陆会议。
  伟大而庄严的交还仪式是由华盛顿的同乡,弗吉尼亚人托玛斯•杰弗逊专程从巴黎赶回亲自设计的:
  华盛顿将军走进“国会大厦”(当时的大陆会议厅),在议员的对面他获得了一个座位。然后由议长作出介绍,华盛顿则要站起来,以鞠躬礼向议员们表示尊敬,而议员则不必鞠躬,只需手触帽檐还礼即可。最后,华盛顿以简短讲话“交权”,议长也以简短讲话表示接受。
  结果,整个仪式不折不扣地是依照杰弗逊的设计完成的。
  华盛顿的最后讲话十分简约,一如他平时的朴实谦逊。他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赋予我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庄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已久。我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我所有的公职。”议长则答道:“你在这块新的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你将带着同胞们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并没有随着你的军职一齐消失,它将激励子孙后代”。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在压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在为公众服务的过程中聚集起来的权力。
  有了这几分钟,那些大大小小争权夺利、不惜弑父杀子的英雄故事黯淡了;那些装神弄鬼、沐猴而冠,一朝手握权柄就以百姓为刍狗的所谓“领袖”、“导师”黯淡了;那些以各种美妙的名义取得“天下”,而后千方百计延宕、推诿,甚至在垂暮之年还死死抓住权力之柄就像抓住救命稻草的“救星”、“伟人”黯淡了……
  这就是这几分钟的意义,也是华盛顿对世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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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9 09:11:03
  三大清王朝因应世界潮流之举措
  近代世界历史表明,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当西方国家完成文艺复兴而进入近代文明之后,世界一体化进程也随之启动,闭关锁国的满清王朝不可抗拒地被卷入这一世界人类潮流当中,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或组织为转移的历史前进方向,也是完全符合历史正义的现代世界文明的合理进程。不过,中国融入世界化的发轫是在外部压力下形成的一种被动应对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自觉选择,而是在中西方文明发生冲撞不断品尝失败苦果的过程中,帝国统治精英们在违背自己主观意愿前提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和被动回应。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文明以不同形式对这一古老帝国的连续冲击,这个帝国结构还会沿着朝代的轮替继续下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历史假设问题,但作为中共第一代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所说这番话的积极意义在于其毕竟承认了中国融入世界、顺应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在欧洲的初获成功,所带来的近代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的迅速改变,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刺激,这一切无不从内部和外部,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就要走向解体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开始走向消亡,带来了有利的条件。然而,这个有利条件对于已经延续了二百年君主专制统治的清王朝来说,却是以外患和内乱这样一个特别悲惨的形式,风霜雨剑紧相逼地表现出来的,从而也带来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甚至是歇斯底里。
  林则徐,作为满清王朝第一位应对近代化挑战的“剿夷”派领袖人物,其对西方文明的抗拒,因为有一个“禁烟”的幌子做标签而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尊崇。但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警惕的意识,即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在道义上推崇林则徐,而不是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出发去理性的加以分析的话,则必然会产生极其危险的民族情绪,这样的情绪一旦为别有用心之人或势力所运用,将会给中华民族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对于第一次中英战争爆发的原因,普遍的观点则强调,因为英国为改变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而进行的对华“鸦片贸易”被民族英雄林则徐予以严禁,英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不当得利,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为此不惜悍然发动了无耻的武装贩毒战争。此外,还有什么淡水说、打开中国市场说等等。这些说法要么是谎言,要么就是过于偏颇,都无法准确表明中英战争发生的最为本质的原因。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二百年中,中英关系可谓是矛盾重重,但由于存在一个拥有东方专卖权的东印度公司这一个中间隔离带,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阻隔中英政府之间的直接接触,这一状况直到1813年才开始改变。作为民选的现代宪政政府,对于海外公民的保护职责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能之一,而林则徐通过绑架英国在华商民的非法途径,并以死亡相威胁所获取的尚在公海的鸦片商品正好触犯了英国政府这一逆鳞。
  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无疑是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自此,中华民族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开始或主动或被动的变化,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缓慢步入世界近代化的轨道上。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也好,还是出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好,我们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多年历史的认识也会存在着一个主客观逐渐趋近的过程。上世纪以来,我们对晚清七十年的历史逐渐形成了“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阶段说的线性认识模式。实事求是的讲,晚清那些仁人志士们并不是如我们教科书所描述的那般无知和肤浅。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大清君臣在总结失败原因时,多数国人都把失败归咎于我们出了“汉奸”,都认为假如林则徐没被撤职,我大清就必胜无疑,而真正认为或敢于承认英国比中国强大的人还极少。基于这样的认识程度,自然也就没有几个人热心于“船坚炮利”应当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关于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反思”,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557-583页)同样,鸦片战争后一些国人对西方“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的共和民主“制度”产生的羡慕,也并不晚于国人对器物层面“船坚炮利”开始重视的时间段。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徐继畬就在《瀛寰志略》中大力推介美国的情况:“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九)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那时的徐继畬对共和制美国的赞誉比君主立宪的英国还要高许多。
  后来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对于共和民主“制度”的羡慕更是直言不讳并且说得更系统。对于此,薛福成曾回忆说:
  昔郭筠仙(按即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欧洲,由巴黎而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征之。(《薛福成日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538页)。
  像徐继畬、郭嵩焘等人那样公开“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的人尽管很少,但不容我们否认的是,当时凡是对外务稍有了解的人,私下大都有类似想法,区别只是他们不敢公开说出来而已。其中李鸿章一系的张树声就是典型例子。
  历任江苏巡抚和两广总督的张树声绝对算得上是官场老油子,此人老于世故,深谙做官为人处世之道。生前的张树声循规蹈矩,一直游荡在社会主流之中,生怕冒了尖成了别人的靶子。他曾宣称:“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张树声:《张靖达公杂著》,转引自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38页)然而他内心深处真的是这么认为吗? 1884年,临死前的张树声向皇帝上了口授《遗折》,直到此时,他才讲出了自己的真心话:“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于是他要求“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八)这也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真实表现。张树声其实早就认识到大清自强运动期间,搞的那些学习西方什么船坚炮利之类的都是“用”,是细枝末节。而要真想通过学西方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必须要学其“体”,就是学习和引入他们的教育与政治体制,如果不学这个,船坚炮利你学了也没用。张树声说这话时距离所谓的百日维新尚有十几年的时间。仅仅过了十年,他的话就得到了应验,已经是“船坚炮利”的北洋海军被弹丸岛国日本给打得一败涂地。
  身为大清朝重臣的张树声也是临死的时候才敢这样说,可以想见,当时像类似他这样的人持类似看法,但是还没有死,也不敢说的人,应该是不会少吧?问题是,他们这些人到底怕什么?是什么力量在封堵他们的嘴巴?这种现象的存在充分说明,既然正确的思想、想法不能、不想、不敢表达出来,那么大清王朝所正在行进的道路不就是歧途吗?既然是歧途,又怎么会走得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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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9 09:32:59
  自鸦片战争后,大清王朝与诸列强可谓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甚至连都城都两次被攻破,但主流的中国人在军事上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抗击侵略的信心,其敢于亮剑的勇气和精神一直都没有丢,这是我们都能够看得到的。不过,相对于中国在军事上一直保持信心,在文化上,晚清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不自信和危机感,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人们对于几千年来让我们得以安身立命的道统产生了严重怀疑,也就是说,天要变了。道统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军事上“被打败”,而是这些先进的国人通过国门的打开,看到几千年来中国人曾经向往的那种三代时“天下为公”的理想制度尽然在英美等国家成为了现实,看到了民主宪政制度所带来的政治正义的震撼。不过由于这些志士仁人的知识结构的构成问题,在他们大谈所谓“西洋国政民风之美”之时,我们很难就能断定说他们已经接受了“西方价值观”,但他们对于西方“仁义”的发现和艳羡不正好说明“东方有圣人焉,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吗?
  身处外患和内忧之中的李鸿章等人出于打胜仗的现实需要,于是通过效仿洋人的“船坚炮利”来增强大清王朝的自卫能力,以企图维护其统治就成了洋务派的基本选择。就内乱而论,因清王朝正处于王朝统治的末世和君主制度的末路,由外患所加深的内乱,也就在王朝统治的末世此起彼伏而不能终,其代表者,便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太平天国造反。这一场天国之乱,不仅席卷万里关山,使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中宵念起、梦魂屡惊”(曾国藩语),甚至能在大清朝的江山社稷之间“立国”十数年之久,非曾国藩练湘军已不能平,实已使清王朝处在大厦将倾、朝难保夕的深深恐惧之中。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下,对“船坚炮利”的追求才在1860年代湘、淮军得洋人雇佣兵之助,在中国内战中发现“船坚炮利”杀“刁民”的厉害,才成了气候的。皇上及权贵对这样的“好处”感兴趣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儒家思想或者反儒思想,只要能保得住既得利益就足矣。
  洋务运动一旦开启,就势必会具有“弥散效应”,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这些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小农经济很难积累起如此庞大的资金供应,于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民用工商业便应运而起。为了培养懂现代工业技术的人才,他们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等,甚至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这种弥散效应更是不可避免地发生。就大清王朝来讲,这些简直就是其天敌。问题是如果不搞这些,就有可能马上会死。这正所谓是改革会死,不改革立马死的真实写照。
  清王朝历经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运动,从经济、军事的角度看可以说是获得了不小的成就,使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从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过渡,达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的,从而创造了一片“繁荣”的历史景象。但是,无情的历史,并没有因为上海的高楼大厦而给予清王朝以丝毫的怜悯。清王朝前三十年改革开放运动的性质,完全是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从维护大清朝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为出发点的一场自救运动,即“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只想新其貌、而不想新其心”,非但不许改革腐朽的专制制度,甚至在专制政治的母体上都不允许嫁接西方自由主义生产经营方式的枝芽,只是在种种逼迫下,才勉强提出了所谓“西学为用”这一陈词滥调。所以,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但主观上意欲抗拒世界大潮的自强运动历经三十年的风风雨雨,非但没有达到清王朝意在“御外侮、平内乱”,以求“王朝长治、人民久安”的目的,其结局反而是王朝统治危机和君主制度危机的被加深和迅速加深,直至昭示了它必然覆亡的历史命运。
  北洋水师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全军覆没以及大清王朝在一八九七年被德国和俄国分别强占胶州湾及大连湾的丢脸事实,也就彻底宣布了这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运动,其旨在图强御侮和长治久安愿望的濒于破灭。
  不得不说,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对晚清以降的近现代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甲午战败以后,多数国人终于认识到或者说是承认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如人和弱国的地位,不再觉得换个人指挥就能打胜了。痛定思痛的情势下,大批官员士子认识到仅仅是实行经济改革,而不实行政治改革,是不可能实现“图强御侮”的历史愿望。由是而将三十年来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风气,猛烈地发展成为对于西方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政治的新追求。值此国人求变的大好时机,火中取栗的康有为以无比的勇气承担起了近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之发动者和代表者的重要历史角色,其要求政治改良的呼声,不仅迅速地获得了天下共拥,激励了一大批有志于推动清王朝进行政治改良的知识分子,并且触动了“深恐将来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心变法。
  康有为推动,光绪皇帝自上而下所进行的变法内容多为君主政体之下政治行为的改良,故亦称为“新政”,但其所以被称为“维新”,就是新在要搞政治上的改革,它相对于前三十年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改革开放,无疑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但是,这个政治变法只是大清统治者中极为少数的一部分人要在保留君主制度、即在维护大清朝统治的前提下,所推行的专制政治行为的局部改革,因而,这个变法充其量来说也仅仅是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
  历史的无情事实是,戊戌变法仅仅只推行了“百日”,便被腰斩在西太后的皇权之下。光绪帝从此在幽禁中度完了他短暂凄惨的一生,力倡力行变法的六君子则命亡京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二十二名被通辑的变法人士亡命海外。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运动就此而魂断中国。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1-19 19:49:32
  镇压了康梁改革派的慈禧太后为了防止他们东山再起,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遭到列强们的干政,使得废立图谋没有立即实现。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慈禧的皇权意志因西方列强的干涉而无法实现的窘境迅疾转化为反西方情绪的滔天怒火,但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有关。”(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卷,365页)这就导致了“庚子国难”,并继而使列强有借口发动大规模入侵,导致辛丑国耻,西太后本人亦只能逃往西安。清王朝的命运,似乎在菜市口的刀光剑影之间,就已经走上了王朝命运的飘摇期。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庚子时那里就没有了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早在庚子国难的硝烟方散,就有人指出:“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太后)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慈禧)党祸之战争也。”(《中外日报》,1900年12月8日)过去都说慈禧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
  我们说庚子国难这场大悲剧,清朝统治者尤其慈禧固然是罪魁,但根源还在制度,是这个制度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造成了这样一场“反西化”大潮。从“金田起义”到“庚子国难”无不以专制制度为基础而发动的反人类的反潮流运动当属历史的真实。太平天国要以基督教扫除孔孟之道,要把“西方中世纪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中国人,而义和团运动中,老佛爷慈禧要以“各洞诸神仙”扫除基督教,实现“怪力乱神式本土化”,绝不允许中国人试试西方现代的人权标准。二者的反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如出一辙是毋庸置疑的。
  陈独秀在五四前夕的《克林德碑》一文中不仅全面抨击了义和团的行为,而且警告世人:“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面对清王朝的飘摇命运,终于迫使西太后重倡改革开放,且要推行曾被她腰斩的部分戊戌新政,以再造“大清长治,人民久安”的社会政治局面。一九零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慈禧在西安发表了她的“变法上谕”,称:“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成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月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仿如琴瑟之改铉……”“上谕”明确表示:三纲五常不能易。这就等于是说,君为臣纲不能变,因而君主专制制度和满清君主的统治就不能变,唯不再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而已。于是,政治上,西太后乃黜退以大阿哥溥儁为首的顽固派,重新起用洋务派,并由自己来推行部分康梁新政。经济上,则迅速推起第二度改革开放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甚至以官奖商),大量引进外资,意在解救财政困难。军事上,计划练新军三十六镇,并非为强国,而是为强权,藉以维系王朝统治。在对外关系上,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路线,藉以获得国际间的支持和援助,对内以巩固王朝统治,对外以绝革命之助力。
  一九零四年,因老大的专制俄国败给了蕞尔之邦的日本,民间的立宪改良派遂以日本改良成功为借口,联合清政府体制内出现的立宪改良派官僚,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一九零六年因清政府诏告“预备立宪”,著名改良派人士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遂于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一九零七年至一九零八年,因清政府亟需敷衍改良以扑灭革命,才一再许诺君主立宪。乃决心抓两手,即:一边诱以立宪改良,一边决心扑灭革命。前者,是为利用;后者,才为本心。当时的法国报纸就公开地讥笑说:“清政府之立宪,实清太后愚民之术也。”(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120页)
  1909年,清政府更以成立各省咨议局为名,第二度将一批改良派人士从清王朝体制外接纳入清王朝体制内。体制内外的政治改良派们遂趁机频繁上书,要求从速立宪,虽然规模日大,却一无所得,四次请愿立宪,均遭清政府借故压迫。
  1911年4月,清政府在革命形势的节节逼迫下和政治改良派的步步要求下,被迫成立责任内阁,但十四名阁员中竟有九人为皇亲国戚,乃得“皇族内阁”之称。至此,所谓政治改良,所谓预备立宪,已全然翻作一篇篇假话,终于逼使许多改良派人士哭于穷途而转向革命。由是,改良派自觉颜面丢尽,乃发表“宣告全国书”,痛哭流涕地宣布“希望全绝”。及至武昌事起,改良派始大部汇入革命洪流,竟从助清政府灭革命,一变而为助革命灭清政府。至此,中国的第一代政治改良派们,终于走完了他们两兴两衰的历史之路。嗣后除曾进身复辟政权内之冥顽不化者,或利益既得者,或衔恩旧主者,或投降反间者,在辛亥之后乃成为臭名昭著、危害非浅的专制复辟派以外,改良派亦因辛亥的成功,大都汇入了保卫民主革命成果即护国、护法的洪流而名亡实亡。著名的政治改良派人士梁启超,从他变改良而赞革命,弃专制而拥共和,甚至因此而与乃师复辟派康有为分手,直至他绝袁氏之诱吓,导蔡锷之护国,坚决地反对专制复辟。
  需要指出的是,当清末出现立宪思潮时,除了慈禧和炮制“皇族内阁”的一班满族亲贵倡言学日本,中国知识界当时所谓的立宪派,几乎都是主张英国式虚君宪政(他们与所谓革命派的距离并不像今天所说的那么大),而明确反对搞日本式实君立宪的(参见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从洋务运动、1898年变法到清末新政,晚清七十年的一批历史人物虽然未能意识到世界潮流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违背性,却醒悟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被迫向西方学习,却始终跟不上历史潮流的脚步。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而坚决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
  • jjx240: 举报  2017-02-14 21:29:01  评论

    最后一段话,和现在形势很相似
  • 玉带缠腰: 举报  2017-05-26 09:36:12  评论

    他们被迫向西方学习,却始终跟不上历史潮流的脚步。清王朝只推行经济改革,而坚决拒绝专制政治行为的改良,尤其是拒绝专制政治制度的改良,特别是它疯狂地和残酷地杀害革命党人以扑灭革命的所有做法,不仅彰明了专制改良此路不通,而且昭示了其自取灭亡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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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13 13:18:00
  @快乐老申 2017-01-19 19:49:32
  镇压了康梁改革派的慈禧太后为了防止他们东山再起,曾动过废黜光绪帝之念,但遭到列强们的干政,使得废立图谋没有立即实现。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国内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己亥建储”。慈禧的皇权意志因西方列强的干涉而无法实现的窘境迅疾转化为反西方情绪的滔天怒火,但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而义和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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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hite362228 时间:2017-02-13 14:05:11
  王朝兴亡周期率并不仅仅只适用于中国,整个世界恐怕也逃不脱这个规律。日不落帝国强大不过二百多年,美国从其强大到衰落很可能也超不过这个界限。所谓民主能够摆脱周期率现在看来言过其实。英国不可谓不民主,仍然免不了沦为二流国家的下场。在我看来,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妥协,其效率并非最佳。
  • jjx240: 举报  2017-02-14 21:30:58  评论

    民富国强,还要什么呢? 难道非要象苏联超级大国缺穷饿死人才算一流国家?
  • wildlily981: 举报  2017-04-25 15:28:51  评论

    效率确实不是最佳,但是确实能照顾最多数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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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ypwp2012 时间:2017-02-13 19:06:33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14 16:50:53
  甲午战争中,我们被日本人打败的同时,日本不但没有成为我们的仇敌,反倒变成国人眼中学习西方成功的典范而兴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不仅民间大量的仁人志士渡海赴日,朝廷也派出了大量留日学生。可以说,此后中国对西方的理解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所贩卖的二手货。这里不可避免的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日本在近代所面临的问题和中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不清楚中国的国情,直接将从日本贩来的西学应用到中国问题的解决,恐怕就要南辕北辙了。从政治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大问题是走出秦制,而日本近代化则相当于走出周制。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制度上一直是诸侯林立,从理论上有点像我们三代时的周制。日本的明治维新,包括日本的废藩置县、独尊天皇等,这个过程很类似于我们的周秦之变,是走出周制的现代化。受日本的影响,学习西方的中国人将“引西救儒”以便走出秦制的路径变成了“引西排儒”来追求秦制的进一步强化,正好来了一个大反个,从而使得秦制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竟然达到了其顶峰。这一关于中国国情颠倒性的认知、宣传实践搞得最极端的当属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一批人,其中很多人反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而对秦制往往缺乏一种批判精神,甚至是当做复兴中华的一剂良药。因此新文化运动没认清真正的敌人是大致不会错的了,最后导致儒家的那一套社会文化伦理受到了非常严厉的冲击,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完全被扫地出门,而西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几乎被扫地出门。到头来,中国既没有实现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也没有保留下来儒家的仁义道德那种东西。拐了这么一个大弯以后,我们传统时代表面上讲儒家的,实际上行法家的所谓儒表法里,经过这么百年演变,变成了我们实际上行的还是法家的那一套,只是讲的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而已。
  如果说,五四的时候反儒是一个认识问题,到了80年代,反儒家纯粹演变成为一个形而下的考虑,即然惹不起秦始皇,不敢讲现实,索性就要借着骂以孔子为代表的祖宗来表忠心,进而追求个人的功名富贵。90年代,中国大地出现了无与伦比的国学热,不仅是官方,包括民间思想界都开始不约而同的高度评价传统文化,甚至将其夸大到引中救西的高度。甚至有些人说百年来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西方惟一比中国强的就是他们武力了得,并从此引申出中国现在所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抛弃了“传统文化”所至,希望人们捡起“传统文化”的精髓,来弥补人类社会的不足和漏洞。
  按照此种论调来解释近代革命之路,既然和平宪政的可能不大,革命的代价又很沉重而且前途坎坷,那么既不立宪也不革命,在维护帝制的情况下靠“传统”求复兴,或者充其量搞点“洋务”,船坚炮利加上忠君爱国行不行呢?如果不行,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因素吗?其实早在戊戌以后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不过近年来在“革命派”、“立宪派”都被认为太“激进”、太“西化”的背景下,在“中国奇迹”鼓舞人们重兴“传统”、“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的潮流中,这样的想法加上若干话语包装后,竟然相当时髦。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管其初衷如何,他们毕竟都忽略了一点,古代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占主流,为什么古代的中国却停止不前了?李鸿章就曾经对这一问题发表过看法,若旧学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
  如果中国的“传统文化”能够救中国,那么必然推导出推翻帝制就是一个重大失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帝制下产生的,和帝制的联系最为紧密。如果“传统文化”是万能的,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大清朝是中国的希望?而正因为帝制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原因所在,因此那些与帝制相联系的“传统文化”的部分必然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因素,这些已经在五四的思想解放中被批驳过的,如今又死灰复燃了。如此理论也好、思潮也罢还存在着再批驳的必要性吗?
  上世纪末又开始出现了一种倾向,即开始直接称颂秦王了,如电影《英雄》者是也。
  思想文化发展到今天,包括今天很多的儒者依然在打着尊孔的大旗,但你以为他们是在真的尊孔吗?不是。恐怕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在尊君上、伐后王吧。
  当下,有个流行甚广而欺世盗名的所谓理论,那就是文化是多元的。这一论调认为各种文化一律平等,无所谓高低,因此不存在谁向谁学习的问题!
  无论从起源和现状看,说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完全符合实际。在发达国家,保障多元文化体现着对不同民族公民平等权利的尊重。因此,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明显的正当性。文化是多元的这本是事实,更是毋庸争辩的常识,但后面的推论却显然是用心良苦了。多元文化的正当性,大体仅限于非制度文化领域。但如果对制度性的文化和非制度性的文化不加以区分,特别是基本制度领域,不适当的强调保留民族特性,往往成为抗拒改革的藉口,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针对此论调写过一篇《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的文章:“选择什么”是文化,“能否选择”是制度。比方说,我爱吃中餐你爱吃西餐是文化之别,但饮食专制与饮食自主就是制度之别了。所以同样是一个吃中餐一个吃西餐,是否算文化之别就不一定:如果两边都是出于各自饮食爱好,那当然就体现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但如果是我爱吃中餐,你却在“牛不喝水强按头”的情况下吃西餐,那能说有什么“饮食文化”之别吗?同样道理,汉族蓄发、满族剃头留辫是文化之别,但蓄剃自由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决不是文化之别。
  那种主张因文化多元而拒绝学习先进,说通过将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与宗法专制的等级观念混同成无高低之分的文化,无非是说某些国家的公民永远不能享有国际公认的现代公民权利。如此诱导、欺骗的手法可谓欺人太甚!
  这个似是而非的理论作用是引导落后国家和落后民族回避改革,心安理得地拒绝学习现代文明,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全为既得利益者立论的邪论,无耻之极!
  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的历史已经表明,文化差异并不影响普世价值观的形成,而传统文化既不能代替现代社会的制度架构,同时也不必然是制度建设的掣肘。妨碍我们理解和走向现代社会的往往是把“制度”问题偷换成“文化”问题的思维定势或者说有意为之。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15 16:01:35
  第二章自欺欺人的大清王朝
  第一节朝贡制度
  17世纪中叶,从地处中国东北的深山老林走出来的满族人利用明末波谲云诡的局势,在人世间表演了一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绝世大戏,建立了当世局指可数的老大帝国——大清王朝。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原本以狩猎为生的民族能够开创人类社会的光明大路,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将中原王朝行之久远的统治术拿来为其所用。关于这一点也是很多学人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能够让他们脸上放光的地方,虽然中原政权经常被游猎民族征服,但即有的高明文化却可以不断将野蛮之人予以同化。这一说法从形式上来看好像有些道理,但终究还是经不住推敲,真要硬说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我觉得还是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比较好,至少秦政制这一制度文化的生命力倒是非常的顽强,毕竟不管是什么人入主的中原,无不视其为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无上瑰宝。
  入主中国的满族人同样也不能走出这一宿命的怪圈,生逢人类历史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大变局当口的满清清朝,所能做的只能是清承秦制,而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固守着一种天真而又虚假的观念,即中国作为地球上的中央之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有希望与它发展关系的国家,必须接受藩属的地位。
  古代中原王朝把自己周边那些文明形态低于自己的族群称为“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也就是所谓的内诸夏而外狄夷的世界秩序。古代中国凭借经济、文化或军事优势逐渐在东亚构建了一套统率周边国家的国际秩序,即“朝贡体系”。在这一体系之中,中国周边地区的君主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册封”才能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这些“藩属”的义务则是必须以定期“朝贡”的形式承认中国皇帝的宗主权。在朝贡体系下,藩属国君主只要服从中国皇帝的宗主权威就行,无需把他们的领土纳入帝国版图。
  朝贡体制这一概念的发明权属于西方学者,译自英文“tributary system”或“tribute system”一词。从制度的源流来看,朝贡体制既远祧先秦的服事制,又是秦汉统一以后历代王朝在对外交往中逐渐形成和不断完善的一种对外关系体制。其间,既有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唐朝盛景;也有封贡体制呈颠倒之势的宋对辽、金的称臣纳币;还有元朝统治者以武力手段将朝鲜、安南等国纳入封贡体制之举等诸多形式。
  至明代,封贡体制臻于完善并成为中外官方交往的主要模式。1371年明朱元璋明确规定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它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从而也确立了明王朝的实际控制范围。随着郑和船队对印度洋的巡航,以及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过65个之多。
  1644年,满清入关成为“天朝”的继承人,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华夷秩序”世界中的“天下共主”。清代朝贡体制直接承继明代,其内涵亦为明代翻版,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朝贡国国王向清帝称臣,奉正朔(使用清朝年历年号),按清廷规定的贡期、贡道遣使朝觐,交纳固定的贡物。清廷则对朝贡国国王进行册封、赏赐,并对其使臣在华的朝贡贸易免于征税。这样的朝贡关系实质是以政治臣属为前提,是中国君臣关系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形态,也是宗藩关系的具体体现。
  对于此时的大清而言,完全没有现代标准的国家平等概念和外交意识,只有天朝和进贡国的区分,其对外关系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接待藩属朝贡的机构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对民族事务和藩属国的管理,于1636年皇太极称帝时,设立专门机构“蒙古衙门”,1638年6月改名为“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蒙古、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视为国家内务,由理藩院管辖;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来往,视为独立的外国,故进贡国事务由礼部管理。唯俄罗斯因不是进贡,礼部无法处理,只好由理藩院管理,直至总理衙门设立。
  清朝前期特别是清初厉行海禁时,荷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曾向清廷派遣使臣,假朝贡之名要求与中国通商,其使臣亦须按清廷规定,携带“表文”和“贡物”,履行朝贡礼仪。清廷于例行赏赐外,也曾向其国王颁发“敕谕”,但无册封之举。乾隆、嘉庆两朝《会典》,也将包括葡萄牙、意大利、英国在内的“西洋”列入朝贡国家之列。此类国家关系往来尽管被作为朝贡关系载诸史册,但虚而不实,它所体现的不过是天朝俯临万邦的心态而已。
  此外,第三种涉外机构是清国的广州粤海关,其直属于中央的内务府管理。粤海关的存在一是为给皇帝赚些私房钱,另外就是替皇室采购些稀奇古怪的洋玩意儿。
  身处这样一种世界秩序关系中心的清朝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将对外贸易视为一种朝贡贸易,决不与任何“蛮夷”有平等往来。加之其出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过度敏感性,对汉族可能与洋人勾结从而颠覆朝廷的猜忌与防范,因此清廷对当时西方来华诸国普遍采用的外交程式都十分警惕,不容有丝毫渗透和些许改变,对外国要求通商贸易的行动更是深怀戒惧之心。为此,清朝政府对于那些越洋而来的外国买卖人作了很多的稀奇古怪的规定,其中包括洋夷不能带媳妇来,洋夷不能雇佣清国国民,不能学习汉文,洋夷不能坐轿子等等。
  清朝所奉行的朝贡外交实质是扩张式帝国外交逐渐演变的产物。有一种甚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传统中国缺乏侵略性和开拓性,一向是和平主义者。如果说古代中国历代王朝如此的热爱和平,那么如何解释其领土从中原一小片逐渐向南扩张到南部沿海?向北向西也都在扩张这一事实呢?难道都是别人甘心双手奉上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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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就是新马甲2016 时间:2017-02-15 16:45:28
  不是战难和亦难,而是与世界脱节的清政府,既不知道该怎么战,也不知道该怎么和......总之是一桶浆糊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16 15:12:34
  西周建立初期到底分封了多少诸侯国这一数目字恐怕到现在史学界还在争论不休。《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西周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至于这些封国底有多少,连荀子这些人也说不清楚,何况后人?进入东周后,由于周朝中央政权的式微,天下进入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国君为了增强自己的国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手段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目的主要就是兼并弱小国家,扩张自己的领土。孟子所谓春秋无义战确实是一语中的。 经过连年的兼并与混战,等到了春秋一世,值得一提的主要诸侯国总共有十四个:郑、卫、秦、晋、虢、楚、燕、齐、鲁、宋、陈、蔡、吴、越,其他的如唐、莒、曾、申、许、翟、邾等国家已经不值一提,无非就是等死而已,为了希望能够多苟延残喘一会儿,或为这些大国牵马持鞭,或者干脆就成了这些国家的附庸。
  进入战国时期后,那些有实力的大国大多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变法改制,各诸侯国互相攻伐,已经越来越淡化道义、规则,强国欺侮弱国,大国征服小国,最后是以商鞅模式立国的秦国消灭了所有诸侯国,建立起大一统的秦帝国。
  通过军事征服获得权力的殖民者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住权力,从而使他们花天酒地、钟鼎而食的特权生活能够永远地维持下去,如此“稳定”自然便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杜绝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控制后者的办法,则是商鞅所实行的制民之术。
  流动性大的人口之所以被秦制下的专制政权视为异端,在于其超出了政府的正统治理模式,会造成政府控制力的下降,这是治理方式所带来的路径依赖。再愚昧的民众,一旦有机会和外国人交往,就会了解到外面的世界,自然就会把自己的生活与外面的生活加以对比,从而产生统治者不待见的邪念。为此,商鞅第一个以国家立法的形式,中止了人民用脚投票的权利,国内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那么国家就非常安全。“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商鞅的这条法令一经颁布,一道无形的三八线便将秦国人民与外界隔离开了。商鞅以后的历代政权无不奉行禁止民众与外国人交往的国策。
  不过,这种做法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还是被动的防御,更为主动的方式就是尽量消灭一切敌对的政权,这才是最为安全的做法。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照一下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中的一段:
  古罗马的暴君也自有他们的优势。我们先来想一想现代的暴君:他在国内也许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面对国际的舆论,他却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可以在逃出国境之后很容易地找到安身之处,他甚至还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积聚一笔财富,获得发泄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机会进行报复。但罗马帝国却称得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对派还能逃到哪里呢?“不论你到了哪里,”西塞罗曾对一个被流放的朋友说,“记住,你一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如此,上述那样的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问题是这样的问题连我都想到了,更何况那些暴君和他们的那些御用学者们呢?
  正因如此,自秦帝国诞生以来的各个王朝其真正所奉行的对外政策确切的说应该是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正统观,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现象恰恰是这种正统观的附属产品。这里的“民”显然指的是华夏人,华夏人只能有一个君主,如果一个华夏族的君主能够征服所有华夏人的居住地区(这个区域即先秦地理概念中的诸夏+吴楚+百越,西方人叫它中国本部,日本人叫它十八省),那么他就是毋庸置疑的正统,这个征服过程就是统一。后来有蛮夷之君,占领中国本部也算作统一,当然也可以叫汉人的亡国亡天下。相反,若是一个汉人皇帝没有征服中国本部(或者叫十八省),无论他装扮自己是多么的正统(比如曹魏、五代的君主)也不能叫做统一。 
  大秦帝国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在当时的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匈奴外,并不存在可以与秦以及其后继的汉朝政权全面抗衡的政权。因此,除了以“敌国”身份对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国便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制推广至已知的世界中去。
  西汉建立初期,汉人还一度拥有南走越、北走胡的自由,可以在国际社会上自由流动的,这就意味着你有权追求更好的生活,你也可以不必对所谓的祖国尽忠。当一个人面临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你是在祖国的暴政下忍辱偷生、作牛作马呢,还是移民到外国去给自己找一份好些的生活?答案恐怕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自由对独裁统治者们来说是可怕的。所以,后来的汉武帝不惜国力和民力数次远击匈奴、开通西域,其根本的出发点恐怕正是为了杜绝这种后患。
  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征伐,西汉王朝在已知世界范围内消灭了可以与其相抗衡的对手,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开始得以确立。在这时期的朝贡体制中,中原政权和其它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其在国内统治权的合法性。中央政权对各朝贡政权往往直接封为如“汉倭奴国王”、“南越武王”、“疏勒国王”等。值得注意的是,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地方政权,政策相当务实。在可以控制范围内的政权如若敢于挑战汉朝的共主地位,必然会遭到其军事打击,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朝鲜、并远征大宛。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不试图进行册封。
  这样的朝贡体制从大国的角度来讲,体现的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自古以来的世界就是这样,除了少数的大国,多数都是小国,对于那些小国来说如何生存,如何有尊严地生存的确不是小问题。大国固然有大国的争霸之术,小国也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弱小不意味着灭亡,关键要选对策略。《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君小国事大国,而惰傲以为己心,将得死乎?” 说白了小国事奉大国的关键点就是要随时听从大国的命令。那些朝秦暮楚的小国,在大国的夹缝中求存,除了站队,别无选择,不仅不能站错队,还要在和大国打交道中随时注意自己的形象。当然,诸弱小国家也需要一个绝对权威来信任并信仰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中国恰巧是诸国中最强盛的,于是弱小国家就像尊崇君主一样尊崇中国,所以那时的中国被视为“天朝上国”应该也是实至名归的。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16 20:52:02
  至于如何处理外患与内忧的关系历朝历代做法不一,但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内外兼顾。有的是“守外虚内”,重攘外而轻安内;有的是“守内虚外”,重安内而轻攘外;还有的是两者平衡用力,内外兼守,既要攘外也要安内;也有的朝代是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攘外安内战略。当然,在国势较弱的情况下,王朝统治者实际上是“内事武而威,外事文而弱”。历朝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处理“安内”与“攘外”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些统治者们始终都清醒的知道,内忧才是其一家一姓政权的最大威胁,因而必须彻底铲除才行;而外患虽然也是明目张胆的来抢银子和美女的,但毕竟可以通过“和亲”“岁币”等让步政策得以缓解。这一点,晚清统治者说的比较明白:外寇乃肢体之疾,内忧乃心腹之患。
  因此,中国古代统治者所主要采取的重内轻外国策,根本上是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的,是为了其一家一姓之私利打算的结果。
  宋、明之后王朝统治者们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稳定,其他都无关紧要。明代治国者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明王朝当局千方百计的想把自己的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将同外界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朱元璋列过一个“不征之国”的清单,他明面上的理由是中华大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犯不上这些小破地方!但内心中打得算盘恐怕不是因为爱好和平,而是这些小国对于大明帝国已经不存在着威胁隐患,再加上这些看不上眼儿的盐碱地还能满足其“万国来朝”虚荣心。皇帝需要一个向本国民众展示“万国来朝”的场面和气派。为此,经常还会为了“万国来朝”而不惜工本。最典型的就是对待外国进贡的办法,人家进贡了一篮子茶叶蛋,嗯,不错,是份心意,收下,然后还人家一篮子夜明珠。这样的想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大一统的时代里,周边几乎从来都没有过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能和中国相当的国家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养成天朝大国的自以为是的心态那才怪呢。而欧洲国家面积大多不大,接壤的若干邻国在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上都相差无几。所以,他们的竞争压力之强自然远远大于中国。在这里,地理环境的决定意义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很难去苛责老祖宗们“你们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毕竟人是环境的产物,换作你我投生到那些个时代里去当皇帝,结果恐怕也不会更好。
  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没少搞过领土扩张、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这样的事情。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
  谭嗣同就曾愤激的说过: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谭嗣同:《仁学》之三十五)
  中国历来这种深深的正统王朝的意识,意味着硕大的版图之上只能有一个王朝是“正统的”,如果同时还有其他独立政权的存在,则要么是伪政权,要么是藩属,要么是夷狄,不容许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正统政权和平并存才是常态。
  中国历代王朝这种世界观的朝稳定性,除了这种正统观外,还和“春秋大义”中“夷夏之防”这种精神有关。至于为什么要重视“夷夏之防”,可用的理由比如著名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等不一而足。汉初贾谊在《新书》里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诸侯有道,守在四邻。”这就是说,如果统治者是个政治高手,就会使本是敌对势力的四方夷狄变成自己国家的守卫者。换句话说:本来要筑长城来防御邻近的外国,但政治高手会把周边国家变成自己的长城。千万不要以为这只是说空话。
  但是要仔细推敲起来,那些中原王朝虽然自称正统,以文明代表自居,可劲儿贬低非我族类的周边民族为夷、蛮等,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其实是乱的很。夷夏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更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考诸史籍,商朝便已经是夷人的世界了。傅斯年曾在《夷夏东西说》里发表过这个观点,张光直又曾在《商文明》里引述过傅的观点:“夷夏对立的文献中,商人显然是一个夷人城邦,它在整个夏代统治期间始终保持一定的政治地位。”(张光直《商文明》,张良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第339页)丁山也讲:“周人伐商,例称商人为‘戎商’,为‘夷商’”。(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页)。更让人可笑的是秦并六国,统一者恰恰是曾经被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项羽等人是曾经的南蛮子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权力相争的结果。至于后来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自然不用多说,就是以绝对少数民族的满人(他们比较符合“东夷”的称号)入主中原以后,不也是称那些英、法、美等国人为“夷”吗?历史是不是真的很是耐人寻味?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17 09:00:17
  实际上,“夷夏之防”是专制君主们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所常用的一种技术手段,通过设置一个敌人(夷狄)以便在内部制造紧张空气,达到使人们忽略专制国家所面临的内部矛盾,提高政权稳定性的目的。因此善于制造敌人也就成为专制国家维护统治的法宝之一,即便外边没有敌人,聪明的君主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当我们观察专制时代的历史时,不必惊讶于它的处处树敌,因为这是它的特性所决定了的。老百姓们在统治者们巧妙的煽动之下为如何尽早解决掉最后一个敌人而着急的时候,却不知道就算这敌人真被解决掉了,主子很快也会再制造一个敌人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统治者需要不断强化“我们”的共同点,同时也要强化“我们”和“敌人”之间的不同点,这就是“夷夏之防”的巧妙应用,谁是“我们”,谁是“敌人”,是会随着统治者的心意和需要而随时变换的。
  就这样,专制政权出于维护其统治而实行的处理内忧外患的手段,变逐渐演变成了万国来朝的天国虚骄用来忽悠国内的百姓,以至于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顽固地抱持着朝贡体系不放。一个时代的观念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观念都很落后;一个时代之所以顽固,同样也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都很顽固。这是不是另一种悲哀?骗人这种事吧,骗来骗去,很容易把自己也给骗进去了,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欺人,自欺,被人欺而已。
  鸦片战争前的大清,中国人的视野仅限于东亚一隅,几乎没有人知道东亚以外世界的情况。清朝人上下处于一种混沌的优越感之中,普遍认为朝廷乃是高高在上君临万国的天朝,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畏威怀德”的属国。清朝对待欧洲列强的态度,完全是当初我大明对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的翻版,中外关系乃是“君临”与“被君临”的上下级关系。在天朝的上下尊卑等级中,属国国王的级别似乎还没有封疆大吏的高,因为后者是朝廷命官,是天子的直接代表。袁世凯任意抓捕朝鲜监国大院君,并将其押送回国让朝廷论罪,就最能说明这一点。这就是当时的爱国者们从皇帝直到臣工坚持的生死攸关的“国体”,这也就是道光一再对林则徐和他的继任者们强调“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的关键所在。这就是当时人对“国家尊严”的理解,它其实是指皇帝以及臣僚们必须高踞于野蛮人之上的平等之道。自古一山难容二虎,卧榻之边不能容忍他人酣睡,直到今天还在左右着中国人头脑的这句话道出了帝王政治文化传统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原则。的确,由权力决定的上下级关系只能是绝对服从的关系。服从就是美德,奴才就是善人;反对就是罪恶,反对者就是罪人,就该无情剿灭。根据这种“天理”,朝廷对“蛮夷”的态度和对策,只有革命两手。软的那一手叫“抚”,也就是“怀柔”的“菩萨心肠”,以此引起他们的感恩心理;如果蛮夷们不知感恩图报,那就使出硬的那一手来,亦即“剿”的“霹雳手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蛮夷们自然也就会“畏威怀德”了。既然只有“剿”与“抚”两种极端选择,当然也就不存在谈判的可能——难道还能丧失国格,跟蛮夷讨价还价不成?
  国与国之间乃是平等关系,国家之间若有利害冲突,必须先靠谈判解决,实在无法达成妥协时再兵戎相见;而弱国最要避免的就是“剿”那一手,因为根本打不过人家,越打吃的亏就越大,这一系列人类起码常识,不但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于朝野任何一个人的心目中,即使到今天,还有许多国人都不甚了了,倒也算得上蔚为世上奇观了。“外交”和“谈判”这些概念就不存在于国人字典中,国人要花数十年光阴,吃足各种各样的苦头后,才能最终意识到原来天朝类似于春秋战国中的一个小国。
  正因为此,清朝官员不仅严格限制外商在指定居留地的居留时间和行动自由,而且将这些限制也强加给外国官员。地方官员从不接见他们,更不会与之平等谈判。有事就下“谕”,通过“行总”转给外国官员或商会负责人;后者有事找地方政府时,便只有上“禀”,同样经过“行总”中转。两者之间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上下级关系。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17 13:44:58
  单一的文明模式恐怕很难自发地产生出现代文明来。中国、印度的文明囿于地理条件以及交流手段的限制,不可避免地走进了死胡同。更为封闭的玛雅文明更是早就不见了踪影。世界史是在不断消除各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中迈步的,人类向着更广阔、更灿烂的一统世界前进的步伐是永远也不会停息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传世著作《全球通史》从系统的全球史观出发,将世界历史划分为1500年前和后两个阶段。之所以如此划分,斯氏认为1500年前的世界各国是各自封闭的,1500年后世界各国才真正开始相互影响,彼此磨合,历史真正走向了世界范围。
  1492年哥伦布远航到达美洲,开启了地球逐步走向一体化的漫长而无法抗拒的过程。五百多年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盛衰沉浮,无不取决于是抗拒还是适应这个进程。离开对这个基本态势的体察,不可能对世界和民族、国家的命运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纵览今日之世界,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全球村”逐渐成为现实,整个世界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联系在一起了。
  经济和文化、学术的全球化顺之者昌,拒之者衰亡。应该提醒人们记住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国家的主权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中国的朝贡关系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之间的冲突是无法共存的。
  人类社会虽然从国家诞生以后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并没有形成世界性的体系。就在满清入关四年后,一个新的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于1648年在欧洲形成。1618至1648年,在欧洲进行了残酷的30年战争,交战双方从1643年起开始和谈,到1648年10月签订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体系。
  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诸侯邦国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根据这一条约,在西欧开始了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在西欧,常驻外交代表机关到15世纪才偶尔出现,到此形成了制度化,并且在欧洲开始普遍实行。
  该条约第一次提出了主权国家概念,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尊重民族国家主权的框架下,基于国家主权的世界秩序开始形成,首先是在欧洲确立了国与国之间的新秩序,条约必须遵守、对违约国家可以施行集体制裁。此后随着欧洲在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把主权国家的概念带到全世界,逐步形成了以后几百年的国际基本秩序。
  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标志的“现代性”国际体系,迟早会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的“华夷秩序”发生冲突。
  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同东方世界直接接触,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便开始发生。1793年,随着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条约体制和朝贡体制方才发生了全面的碰撞。马戛尔尼提出的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
  在鸦片贸易上,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摩擦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和外国平等往来,朝贡体制的基础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动摇。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朝贡体制被一个又一个条约削弱。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 10月下旬,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俄交换《天津条约》并订立《北京条约》。英、法两国公使在武力护送下,来到北京,随后,各国外交使节也常驻北京。天朝贯例,又被打开一个缺口。1861年,咸丰皇帝批准了奕訢的建议,同意“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清政府总算有了一个类似于外交部的机构,向现代体系又跨近一步。总理衙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从来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的传统,是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接轨的重要一步,是中国外交制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为1901年正式成立外务部打下基础。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0 08:59:18
  当然,这种体制的“接轨”并非易事,在成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保存了旧体制,在一段时间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将原来的五口通商大臣改为“办理江浙闽粤内江各口通商事务大臣”,设在上海,后来演变称为“南洋通商大臣或南洋大臣”;在天津新设“办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大臣”,后来演变称为“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南北洋大臣都是为“通商”而设,仍反映清政府不愿承认与狄夷有政治关系。李鸿章当上北洋大臣不久,就开始积极参与一系列国家外交活动。总理衙门几乎办理每一件事都要向他通报,汲取他的意见和建议,许多驻外外交人员更是经常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指示,李已俨然成为国家外交全局的主持人。他在天津的北洋官衙渐渐成了清政府实际上的外交部。附提一句,“北洋系”终成清中央政府难以驾控的巨大政治力量,对清末乃至民国政治都影响殊深。许多年后,正是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成为满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如此结局,是当初为维护传统“礼制”和“面子”、想把外交仍局限于“地方”而设南北洋大臣的清廷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确实吊诡。面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世界,满清统治者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其最终命运,不亡也难。

  1871年,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朝贡体制开始破裂。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朝贡体制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制,朝贡体制彻底崩溃。
  1875年,郑观应发表《论公法》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应抛弃“华夷观念”,加入到国际公法体系。郑观应为中国早期启蒙者之一,能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毕竟说明了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的某种变化。当然,此时距鸦片战争的爆发已30余年,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外交使节是现代国际关系惯例,然而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虽然不得不同意外国使节常驻北京,却迟迟不愿派中国使节驻外。直到1876年12月,郭嵩焘从上海前往英伦,一方面“谢罪”,一方面出任驻英公使。几乎同时,清政府任命了已在美国负责留美幼童的陈兰彬、容闳为出使美国正副使臣。中国对外派驻常驻使节,以此开端。

  虽然成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派遣了常驻使节,但外交体制新旧并存的局面毕竟不能适应局势的发展、变化。总理衙门本不是专门外交机构,而是一个类似“内阁”机构,因此办理外交并不“专业”。总理衙门官员至后来仍是多为兼差,办事自然迁延拖沓。事实说明有成立“外务部”的需要,外国人也一再提此要求建议,但清政府并不考虑。如果一旦设立外务部,而外务部不可能是临时机构,就意味着再不可能“符旧制”。因此几十年后清廷仍无意、也无人敢提设立“外务部”。直到1901年7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廷急于向列强求和时,才颁旨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并班列六部之前,并于9月7日将其写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外务部由总理衙门改组而来,但相对于总理衙门,外务部在清中央机构中的地位(至少是名义上)更高、职能也更加专门化,是中国外交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一环,是中国从自古以来的“理藩”最终转向“外交”的标志,是中国在屈辱中与现代国际体系实现接轨的标志。
  从鸦片战争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总共70年时间,而从“华夷秩序”向“现代国际体系”的转轨这一步就走了整整60年。而且,每一步都非常被动,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1 16:50:00
  第二节大清王朝的种族隔离政策
  有清一代的统治史,如果从1644年入关算起至1912年宣统帝退位为止的话,应该是整整268年。传统中国的帝王们都希望自己能够万万岁,自己打下来的江山能够万年永固,在大清二百多年的统治期间,那些皇帝们特别是前期的康雍乾一直都在为这一宏愿而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其应该说,经过这些帝王们的努力,秦制下的大清王朝消除了以前历代王朝所出现的诸如外戚专权、宦官乱政、藩镇割据等现象,至此,中央集权制度历经千年打磨而趋于精致化的顶峰。站在今天的高度,我们去考量清代覆亡的历史自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一则它并没有避免重蹈“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覆辙,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末世王朝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几乎没人能察觉到人类历史大势,终因逆潮流而行终于还是被拍到沙滩。
  明清换代之时,西方中世纪黑暗的阴霾正被“自由女神”一点点地驱散,一场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伟大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国君王的权力日益受到制约。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实践将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在整个世界蔓延开来。
  而同时期,新建的满清政权则全盘承继了商鞅所开创的秦政制下的王朝统治模式,再辅之以具有满族特色的部族统治,从而肆意大搞民族和权贵特权。
  秦帝国以下诸王朝无不把天下当做私产看待,正所谓“朕就是江山,江山就是朕了”!圣西门就一针见血的痛斥道:“至今为止,统治者一直把民族当作自己的家产;他们的一切政治谋划,实质上不是为了经营这些产业,就是为了扩大这些产业。”(王燕升等译,《圣西门选集》第一卷,《社会组织理论》摘要,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因此从历史的传统去看,实行秦政的历代王朝其权力源自“征服”应当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按照洛克的意见,“征服”是没有合法性的。所以,在中国,一切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安排,都是这种永远的“合法性危机”造成的,来源于这种普遍性的“不当得利”所导致的存在焦虑。由于这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强烈“原罪”感,所以安于现状往往被看成是保存生命和既得利益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心的只是如何让其政权始终保持“稳定、稳定、再稳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大清是爱新觉罗家的天下,百姓与大清政府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从终极意义上,百姓乃是政府的真正敌人和最大的敌人。
  满清定鼎初期,为了全盘接收大明朝原有的地盘,大批百姓惨遭屠杀,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其血腥与惨烈程度比起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满清统治者通过制定法律用恐怖手段强迫汉族认同满洲礼俗、服从满洲贵族的统治,如颁布强迫汉族剃发结辫“剃发”令,有“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之称,对于那些稍有抵触者则格杀勿论。制定“逃人”法,一方面对那些被满洲贵族所奴役而逃亡的汉族民众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侵夺汉族财产,用“圈地”的形式广占土地,特别针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展开掠夺,重点打击汉族的豪强势力。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汉人天然靠不住,随时都存在着可能乘机颠覆他们的政权的危险。这就是以“殖民者”自居的满清统治者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其“部族统治者”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如何才能保持对于汉族人的军事优势,以便保护他们特权生活能够永远地维持下去,便自然成为满清殖民者们头等关心的大事,进而决定了其对于任何可能危及其既得利益的苗头风声鹤唳、防之甚严。
  随着大清王朝统治的逐渐稳固,对满族以外的民族特别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民众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成为确保其统治稳固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族隔离制度是全面的,更是残酷的,概要起来包括三个方面:一禁止满汉交通以及设置国人在国内流动的禁地;二禁止民众出海迁移;三是禁止来华外国人同国人的交往。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2 15:16:58
  满清统治者严禁满汉通婚”,这是保障“殖民者”身份延续和血统纯正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在很多满族人聚居的城市专门划分出专供满人居住的区域,被称为,汉民不得擅入,这就出现了诸如北京的整个北城专供满人居住的奇特景观。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么做的出发点就是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出现。
  此外,满清统治者在中国境内还无端划出许多处禁地,形成特殊区域,禁止百姓随便迁入。其一是将关东三省划出去留作他们一旦政局有变的退步之地,不许国人出关。直到光绪末年,河北、山东等地百姓才被允许出关垦荒。其二,郑成功经营的台湾被满清收复后,立即便被划为禁地,不许福建等地的百姓私渡。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清朝严格规定此两地不许添住一户家,也不许多垦一亩地。目的是要把蒙古人和汉人隔开,不使相接触。第四个禁地是将新疆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故不许他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国人才重新享受了随便去新疆的权利。
  秦政制下,无论具体皇朝如何轮替,重农主义政策始终是各家朝廷颠扑不破的主导性国策,其根本原因是和皇朝的治理方式紧密相关的,商业性的流动人口会造成政府控制力的下降,这是专制统治及治理方式所带来的必然性的路径依赖。各王朝为了“使民无善徙”,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杜绝流民的出现,但自古以来,人口的流动始终不绝,到明清时代,农民的外流已经出现了由 “求生型”流动向逐利型”流动发展的趋势。大批农民因利之所趋成为官府所称的“盐袅”、“矿盗”、“山贼”、“海寇”,而官府则再度强化户口管制,实行所谓“山禁”、“海禁”、“矿禁”,力图“驱流民”重归土地,其中重中之重的当为海禁无疑。
  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屡见不鲜。如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元史》卷十七《世祖纪》)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就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明实录》卷七零)。明嘉靖(1522-1566)则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嘉靖实录》卷三十八。)
  大海对于建立在农耕土地上的专制统治者们来说,是难以控制的,因此他们不间断的实行禁海政策的最关键原因就是害怕海上形成难以控制的工商业,进而在这一过程中使得海内外华人“勾结”在一起从而威胁自己的统治,如此,禁海便成为统治者维护自己统治的上上之选。正是出于此种目的,立国不久的清政府便实行严厉海禁政策。
  顺治四年七月,清政府颁布《广东平定恩诏》,明确规定“广东近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禁,”以对“其海寇则严禁接济,设法提防”,(顺治六年六月,福建巡抚张学圣:《为恭陈闽省近日情形事本》,载于《郑档》,第116页。)禁海令先在广东实行。自此限制民众出海迁移成为清朝总政策的重要部分。后世论者将清初的海禁归结为遏制郑成功等反清力量的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郑成功的威胁只能解释福建地区的海禁,而不足以解释将广东地区作为海禁的第一要地的理由。依照学者顾盼的研究,广东地区的海禁,实有抑制平西王地方财政实力之深意于其中。
  顺治十三年六月,清廷全面颁布禁海令,敕谕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严厉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凡沿海地方大小船只及可泊船舟之处,严敕防守,“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巳。)
  遗憾的是,清政府实施了数年的海禁政策并没有起到削弱郑氏势力的效果。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在台湾登陆,一路所向无敌,清廷闻讯大为恐慌。这一情形给那些居心叵测无耻之徒提供了攀龙附凤的机会,根据史书记载,有多人向清廷献迁界之策,如黄梧、苏纳海、施琅、房氏兄弟等,其中以郑氏叛将黄梧所密陈灭贼五策最为阴狠,为了对清廷表示绝对的赤胆忠心,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竟丝毫不为自己留后路,更不以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良心为耻。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2 20:53:52
  迁界令是此前禁海政策的重要扩大和补充,但后世大部分史书和研究著作对此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实际上沿海迁界事件其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程度明显是被故意严重低估了。沿海迁界的过程并不是象现在拆迁移民这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到指定地域这样富有人性化,而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屠杀和赤裸裸的掠夺。按照史料记载,迁界时“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屈大均著,李育中等注:《广东新语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清廷使用全副力量禁海、迁界,尤其广东等地竟“凡三迁而界始定”。(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禁海、迁界给六省特别是江、浙、闽、粤四省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1661年,清政府将江、浙、闽、粤、山东、北直六省等沿海居民一律内迁50里,界外房屋村舍一律拆毁焚烧,以暴力制造出了一个无人居住区作为隔离带。“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阮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定海总兵牟大寅率兵巡海,见岛屿而木城草屋者,悉焚毁搜斩。”(《李之芳传》,载于《清史列传》卷6。)
  1662年,清廷再次颁布“迁界令”,勒逼从广东饶平、澄海、揭阳、潮阳、惠来至廉江、合浦、钦州24州县居民再内迁50里,除澳门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封港毁船,禁止居住。圣旨还谕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渔民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不赦。而迁界时限仅有3天,必须“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无分男女老幼一律砍掉脑袋。
  1664年5月,朝廷又称“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内迁30里。原本不在迁界之内的广东顺德、番禺、南海及海阳居民,又上演了一轮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拆迁悲剧。如此三迁才把沿海无人区的界线基本定下来,最远距离有达二三百里者。
  禁海、迁界给六省特别是江、浙、闽、粤四省的沿海居民带来了巨大痛苦。如果说“禁海令”给了渔民、海商致命的打击,本已断绝了他们生计,那么“迁界令”则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下去的资源。“被迁之民流离荡析,又尽失海上鱼蜃之利”,(钱仪吉:《姚启圣传》,载于《碑传集》卷15。)“功令既严,奉行者惟恐后期,于是四省濒海之民,老弱转死沟壑,少壮者流离四方。”(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迁海。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大量人口流离失所,“谋生无策,丐食无门,卖身无所,辗转待毙惨不堪言”,(陈鸿:《清初莆变小乘》,见《清史资料》第一辑。)“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达数十万。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清圣主实录》中也承认:“迁移之民,尽失其业。”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2 22:12:29
  @快乐老申 2017-02-22 20:53:52
  迁界令是此前禁海政策的重要扩大和补充,但后世大部分史书和研究著作对此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仿佛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实际上沿海迁界事件其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程度明显是被故意严重低估了。沿海迁界的过程并不是象现在拆迁移民这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到指定地域这样富有人性化,而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屠杀和赤裸裸的掠夺。按照史料记载,迁界时“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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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3 09:01:57
  台湾郑氏降清后,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停止海禁:“今海内一统,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市籴》)但由于清朝天然对国人所深怀的戒心,又特别制定了关于本国商民出海贸易异常严格的管理措施,对海船定制和出洋事宜严加限制,其中对出洋水手、客商实行挂牌治理,人人所要佩戴的腰牌上明刻姓名、年貌、籍贯,以便于巡哨官兵随时查阅。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此外还规定商人在出海前必须要取具保结,从所在地方领取印票执照。
  对于出洋的海船,清政府规定不许民间建造双桅五百石以上海船,禁止携带枪炮等武器出洋,“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航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二《吏部》“处分例•海防”条;卷七七六《刑部》“兵律•关津”条)直到康熙四十二年(1703),出海商船才许用双桅,但仍有梁头尺寸和船员人数的限制。民间使用的渔船商船严格限制在五百石以下,船上人员不得超过28名,超员会让政府起疑;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钦定户部则例》卷41)。 雍正六年(1728年〉,这些规定虽有所放宽,但限制仍在,如每艘商船火炮不得超过二位,火药不得超过30斤等。由于中国的“和平”商船队在海洋上迭遭焚劫,清政府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才如梦初醒,才允许可携带有限火炮等火器。清廷这些上谕颁发之期,中国沿海与南洋、东洋水域的制海权早就尽操于西方殖民舰队之手。
  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最憎恨的不是外人,而是出外的中国人,他们才是中国帝制政府最危险的敌人。雍正皇帝在允许开放福建海禁时,就一再强调那些外出经商者都不是好东西:“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海外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情,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清朝文献通考》卷33《市籴二》)。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3 15:00:48
  康熙时期,大清出于对外洋之国有可能对我大清进行和平演变的戒心,而开了四个通商口岸的这种有限开放也仅仅是维持了三十多年就开始收缩。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了禁海问题。次年,则正式实行南洋禁海,(韦庆远:《论康熙时期从禁 海到开海的政策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规定内地商船不准到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等处贸易,南洋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夷船不得载华人出洋。同时加强海路限令,严令沿海炮台拦截前往船只,水师各营巡查,禁止民人私出外境。(《郑芝龙传》,《清史列传》卷80)
  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六年之所以再次发布闭关锁国令,关键原因当然在于清政府以民为敌的本质。海禁重开后,沿海百姓纷纷出国谋生,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且不少人居留南洋不归,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这种情况使得清政府担心国人出洋日多会危及自身统治自在情理之中。针对这一情况,康熙对大臣们进行了长篇指示:“...海防乃今日之要务。...每年造船出洋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即带回银子)而归,...速宜禁绝。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即其聚集处)也。...张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出海贩卖,斯言未可尽信,然不可不为预防。...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又汉人心不齐,如满州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即君临天下)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清圣祖实录》卷270,第16页。)
  从康熙这段指示及由此所确定的诸防范措施中,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其所实行的闭关锁国国策有一丝一毫是为对付侵略者的成分,相仿,其斗争的矛头百分之百是对准的国内沿海民众。康熙对于国人造船卖给外国和留居东南亚的恐惧,进而将东南亚污蔑为海贼的聚集地可谓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所以清政府在其所制定的具体措施中,对于禁止老百姓移居东南亚和卖船到国外的禁令执行的异常严格,若违反了这些规定,是要杀头的。大量的中国人聚集在海外某处,清政府对之鞭长莫及,无法控制,再加上他们和大陆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可能成为清皇朝稳固统治的重大威胁隐患,所以防止中国人移居海外就顺理成章了。即使一些国人能够突破禁令到国外某处聚集为一股力量,毕竟隔着大洋,如果没有巨大的船队,也不可能成为清朝统治的威胁。所以,防止国内造船卖给他们正式其考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
  后来的雍正的皇帝更是明确指出外出经商者都不是好东西:“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人益众矣。嗣后应定期限,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也不许令其复回。” 《皇朝文献通考》卷33)乾隆时期,荷兰在婆罗洲制造了历史上出名的红溪惨案,数千名中国人被杀。乾隆皇帝听说后气愤地说,这些草民不顾祖宗的“庐墓”跑到外面去谋生,回来也是要杀头的,死了也算是活该。
  嘉庆二十二年(1817),嘉庆帝曾专门下达关于茶叶外销途径的“敕谕”:“漏税事小,通夷事大,不可不实心实力杜绝弊端也。《(粤海关志》卷一八《禁令二》“茶之禁”条。) 更是赤裸裸的道出了政府担心海内外华人“勾结”在一起难治的内心独白。
  不过,康熙朝虽然严厉实行南洋海禁,但并没有禁止东洋的中日贸易交往,主要原因在于满清政府必须到日本采购大量“倭铜”。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洋航道的实质乃是满清政府财政金融不可或缺的供给线。同时中国移民在日本没有形成威胁其统治的独立力量也应是得以开放的条件之一。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3 17:19:10
  很多人言及大清的闭关政策,多以乾隆皇帝的天朝物产丰盈这一说辞为理由。问题是,即使天朝当真地大物博,啥也不缺,就可以说明闭关政策具有合理性了吗?以这一虚幻的无稽之谈就可以将大清主观上的以民为敌内心世界隐藏了吗?西方近世之海上列强,从荷兰、西班牙到英国,哪个物质技术基础不雄厚,哪个又闭关锁国了?如果闭关锁国,这些强国还可能成其为强国吗?
  我们必须要敢于承认,大清实行闭关锁国的根源就在于天朝独裁专制的中央集权,重农轻商的积习,愚民治国的帝王术和与民为敌的制度性本质,而其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停滞的恶果,是谁也无法为之开脱的。
  总体而言,清康熙以前闭关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以后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厉禁止与国人的交往,如何长远控制他的臣民,如何更保险地将其不信任的臣民封闭在大牢笼中,正是维护爱新觉罗家族统治的必然逻辑。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们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加之获得海外白银的迫切需要,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并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遗憾的是,时间不长,清政府却更迅即地再次切断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之途,“广州十三行制度”即清廷绞杀自由贸易之证。
  乾隆时期,发现四口通商风险太大,变下令封闭其他三口,实行了广州一口通商制。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和领有清政府颁布的专门从事外贸特许执照的行商进行交易。大约发端于康熙朝的广州十三行制度,其实质则是官商垄断,天然具备绞杀自由贸易的功能。西方研究者将仅限于广州的对外贸易制度,称为“广州制度”,并认为其实质就是等级服从,即外商服从持特许证的中国垄断商,后者总称为“公行”。而公行成员服从朝廷委任的广州海关监督。在这种制度下,几乎所有外贸业务都由十三行经手,或由公行统一经理,这就是所谓的“十三行制度”。清政府一方面不准我们的人到外面的世界去,同时也不准外面的人到我们这里来,从而通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来达到稳定专制统治的目的。
  广州一口通商以后,历任广东督抚和海关监督,都把制定和落实防范外夷的条例当作头等大事。从那时起,一直到鸦片战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在广州颁布的防夷条例,见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1776)广东巡抚兼海关监督李质颖的“防夷四查”;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1831)两广总督李鸿宾等人的“八条章程”;十五年(1835)两广总督卢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条”等。
  清朝对外商的管理和防范措施,主要是针对他们在华的活动所作出的限制,如外商来到清朝设关港口后,即入住洋行商馆,不得在内河闲游,不得带外国妇女进广州城,不得在广州过冬,不得携带枪炮火药进入广州,外商雇用人夫也是先受禁止后受限制,外商与清朝官员交涉必须通过行商递交稟帖,并且一般情况下禁止他们直接到衙署与官员交往,遇有中外交涉,要由行商办理等。外国商船到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梁廷楠《粤海关志》卷28)。这些规章以后在嘉庆、道光年间屡经重订,其基本精神始终是为了“俾民夷不相交结”(《史料旬刊》第九期《两广总督李鸿宾奏折》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辑,1930年石印本),以免中国人交结外国人而不利于专制统治。当然这些限制,基本上与贸易本身无关。关于这一点,连西方商人也承认,虽然在广州的生活受到一定限制,但“比起能积累一笔可观资财的前景来,根本算不了一回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5页)。也正是因为此,来华贸易诸国虽然对于广州体制一场不满,百多年间,也曾经数次努力希望对此加以改变不成,而最终没有兵戎相见的原因所在。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4 08:11:01
  1844年2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的第18条尤其引人注目。从这个条款可以看出,在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以前,清政府至少从法律层面上是禁止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换言之,倘若哪个不知趣的外国人公然延请中国人学习汉语,那是要被按律治罪的。考诸大清朝的历史,外国人因为学习汉语而被治罪的典型案例就是中外贸易史上著名的“洪任辉事件”。根据史景迁在《追寻现代中国》一书中的叙述,洪任辉的罪状有三项:“违反禁令”、“不适当的上诉请愿”和“学习汉语”。
  1834年,在华英人在广州组织了一个“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该会秘书裨治文只能在广州的家里收养几个穷孩子对其实施“和平演变”。该会委员伯驾在自己的医院雇佣几个童工,算是临床实习西医了;该会秘书郭士立妻子在澳门收养几个穷女孩子,让她们识字读书。1835年,广州英商又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宣传了好几年之后,才在澳门建立了一所“马礼逊学堂”,第一届学生只有6个穷人家的孩子。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有两个在晚晴历史上鼎鼎有名,其一是容闳,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其二黄宽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所雇用的四大翻译中的其中之一就是马礼逊教育会的学生。
  大清对于近代以来吹过来的西风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和恐惧,是呀,只要任凭西风那个吹,国人皆醒,大清的统治还怎么继续啊!
  自商鞅以来,各王朝对于反和平演变工作一直都抓的非常紧,可以说两千年多来这帮肉食者们做的是特别的出色,而手法也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那就是用鬼神使他们敬畏天命,然后是蒙眼睛、堵耳朵,断绝和外界社会的接触,相应的教育工作是从小孩子抓起的。如果我能用心的去思考中国的古代社会,大多数的时间里确实也是这么个样子吧。
  明末时期,中原人将女真人一律呼之为:“建奴”。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统治者一提到英国、美国、荷兰什么的,都喜欢在人家的汉字国名之上加上个“犬字旁”或者“口字旁”,以证明他们是重视口腹之欲的“兽类”。实际上,“洋人”的称呼是南京条约之后勉强才改过来的,直到义和团时代,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还认为洋人的生理结构跟中国人的有差别。比如,中国人始终相信,洋人的腿不会打弯,否则他们为啥从来不会磕头下跪?至于洋人因为母子乱伦,导致眼睛发蓝,洋人会挖走小孩的心肝做药引子等等这些谣言,更是要多离奇有多离奇。问题是这些离奇在中国就是有市场啊,如果谁有兴趣,可以翻翻晚清教案的那些史料,就会知道所言不虚。中世纪神学家德尔图良“因为荒谬,所以相信”这句被人化繁为简的名言好像就是说的中国人一样:人就是有某些心底深处的渴望,即便理性和知识足够阐明这些被渴望的东西无非是习惯或者迷信,却无法抹煞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信仰”。长期的闭关锁国,虽然达到了愚民的目的,但是对统治阶层来讲,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愚昧呢?
  鸦片战争失败的时候,道光皇帝让姚莹打听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姚莹发现,明朝时期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已经将海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相距远近等标示得已经非常清楚,其中自然清楚地标明了英国的所在位置与远来中国的航线。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早在明朝就有了全世界的地图,而且对西洋各国的地理位置是熟悉的,就世界地理知识而言,当时中国并不落后于西方。
  清朝入关以后,张廷玉所编的《明史》中虽然录有“意大里亚”、“佛郎机”、“和兰”和“吕宋”等四个与欧洲国家有关的名称,但也只知在“大西洋”中。后来的《会典》则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的记载,因而这个“大西洋”的信息最后变成 “荒渺莫考”,或“其真伪不可考”了。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的《大清一统志》关于西洋的论说可以说更是一塌糊涂,认定西洋国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将外国都列为朝贡国,西方国家中有荷兰、西洋、俄罗斯、西洋锁里、佛郎机等,其地理方位、人文制度更是混乱模糊。至于“佛郎机”一名,在清朝的史籍和各类著作中包含三个国家和一种武器四种含意,即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兰西以及葡萄牙人所使用的“大炮”一意。结果导致在华几百年的葡萄牙人也只好按照地名被称为“澳门夷”了,所有来华的欧洲人因而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西洋澳夷”。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纪晓岚等校订《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时,对于《职方外记》所记内容大加批判,称其“所言未免夸张”,五洲之说“语涉诞诳”。
  统治者闭关是为了长治久安,因为这样的话,国内人民就不知道外国人过得怎么样,没有对比,就意识不到自己的悲惨,甚至会以为别人比自己过得更惨,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曾经一度是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诚想法。统治者的愚民之术的确成功做到了让那些被愚弄了的老百姓们时常会发自内心的认为“吾皇圣明”。于是统治者就真的认为自己有多高明,于是更加自大,自大导致更加愚昧,愚昧又进一步导致闭关,如此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中国近代的悲剧,也导致了清朝的覆灭。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7 14:54:37
  第三节广州贸易体制
  西方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贸易的路线逐渐从大陆转向以海洋交通为主体,这也意味着曾经封闭的世界正在走向完全的开放性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诸强国矢志不移地寻找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
  身处如此世界大势当中的大清王朝却与世界背道而驰,一则通过隔绝国内民众与外界的联系,以稳定专制统治;其二则以控制、限制乃至停止贸易为防范外国对华和平演变的武器,在防范外国人在华活动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商品的进出口方面,作了许多荒谬的限制措施。之所以如此,统治集团以其维护其统治的天然敏感性清楚的知道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开放都必然造成专制统治的“雪崩效应”。
  鸦片战争前,虽然上海、宁波、厦门等口岸曾经有过时间短暂的对外贸易活动(康熙二十四年至乾隆二十二年),但整个清代前期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广州一地,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所有海上对外贸易全部集中在广州一地进行。
  清政府一再严申“华夷之别”,并不惜实行闭关政策以堵绝外夷对天朝的任何和平演变的可能。从康熙开始,直到道光,历任皇帝都有不少批示,强调通商口岸关税的征收并不是看中经济收入,而是担心“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朝的活动,“天朝嘉惠海隅,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务随时查看情形,固不可于国体有妨”(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夷商》)。对于统治者从以农为本的思路出发,对工商业充满了恐惧的角度来看,最好的做法当然是完全闭关,彻底断绝与海外各国的联系。但为什么清政府始终不彻底断绝一切对外贸易,还要始终坚持将广州一口通商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呢?
  对于这一问题,不论是当时清政府的政策宣传还是后世的史学阐释,都强调这是中国政府“怀柔远人”的善意所在,用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话来说,是因为“粤省地方濒海,向准各国夷船前来贸易,该夷商远涉重洋,懋迁有无,实天朝体恤之恩。然怀柔之中,仍应隐寓防闲之意”。(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七“嘉庆十九年冬十二月申定《互市章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由此,将“怀柔远人”看作是清朝处理外商来华贸易事务的指导思想,好像大清政府是多么的慈悲为怀,多么的悲天悯人呢?事实确实如此吗?
  在西方耶稣会教士的启蒙下,康熙皇帝自康熙七年(1668)重用南怀仁为其效力,我们不清楚康熙从南先生那里是否接触到了世界地理相关知识及世界观念?到了乾隆时代,一切官修的典籍,如《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四库全书》等仍然宣扬与客观上的世界地理观和世界观相悖的“中国即天下”的天朝上国意识。到鸦片战争前夕,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通商却单方面成为了中国施予蛮夷人的恩惠。由于自大中国傲慢地认为“天朝无物不有”,因而对于西方要求通商的原因也并不了然,只是认为中国的物产足使外商们获利三倍,而中国的茶叶、大黄更是外商们不可或离之物,否则西人嗜食肉类与牛奶,若无茶叶、大黄他们就会“有瞽目塞肠之患,甚至不能聊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更为可悲的是这种认识竟然一度成为林则徐等人用来制夷的法宝。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康熙就迫不及待的开了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分别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康熙如此急于开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在台湾郑家没有被征服的时候,清廷关于是否解除禁海令就有过一番争论。
  自康熙十五年(1676)始,江苏巡托慕天颜、福建总督范承谟、巡抚吴兴作、广东巡抚李士桢及监察御史李清芳、工科给事中丁泰等,不断向清帝上疏,反映实行海禁所造成的经济衰败、财政困难、百姓失业和铸铜枯竭的情况,认为只有开海禁贸易才能解决“谷贱伤农”、“赋税日缺、国用不足”和铸铜“匮拙”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皇朝经世文编》卷26第14页;江日昇:《台湾外纪》卷六。)其中以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影响最大。慕天颜首先指出了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最大困境——谷贱伤农问题,说:“今天下之势,即使岁岁顺成,在在丰稔,犹苦于谷贱伤农,点金无术”。随战争的结束,社会日趋安定,粮食生产及产量都得以恢复发展,据统计,当时的米价由此直线下降,1670年代较1650年代竟下降了84.87%,每公石大米仅为0.51—0.57两白银。谷贱伤农这一问题将严重且自动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影响国家税赋收入,威胁政治稳定的大好局面。康熙之世因为战事、海禁等因素,有些经济史家指出这是明清六百年经济周期中的萧条阶段,岸本美绪称之为“康熙萧条”。吴承明先生在《18与19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一文中力赞此说(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8 09:07:15
  以现在经济学的常识来看,农耕社会衡量物价最基本大宗物品——米价直线下降,说明是白银供给不足所导致。慕天颜在这篇奏疏中不仅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白银不足的原因并指出了解决之道。慕天颜认为其原因就是“盖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业之银也”,但中国是个贫银国,几乎无银可产,“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一则番舶之银也”,但”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由此“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者,止有现在之银两”。为此慕天颜进一步提出了解决银荒的办法,“于此思穷变通久之道,不必求之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开海禁而已矣”。(见《慕天颜请开海禁疏》)
  但是,以慕天颜为代表的地方督抚的开海禁的主张受到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直隶巡抚李光地等人的反对,他们主张坚决执行禁海令,主张宁可少要一些钱,也不能和外国贸易,以免引起不虞。
  不过,明珠等人的反对意见尽管是从维护他们的根本和长久利益出发的,但银荒问题毕竟已经严重威胁到现政权的安稳了,于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正式停止海禁就是为了缓解银贵谷贱之急。
  明朝短命的“大明宝钞”因恶意发行而信誉扫地后,中国自然形成了银本位的白银——铜钱双币制。这一币制的特点即国家税赋只以白银作为税赋货币,但由于市场流通的主要为铜钱。由此国家必须保持稳定的银钱兑换率。顺治初期,满清政府制订了白银——铜钱的固定汇率为1:1000,即1两白银兑换1000文铜钱,整个满清,始终以此为目标进行调控。如果实际兑换低于1000,则称钱贵银贱;高于1000,则称银贵钱贱,后期则根据银钱相对兑换率来判定所谓的钱贵银贱或银贵钱贱。如果铜钱相对纹银贬值,将加重民众负担,导致社会不稳定。而清朝的货币政策要实现有效的管控,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纹银流通量能够自我调整,符合市场需求。
  康熙初年,为了打击反清复明势力,配套实行了包括沿海迁界在内的空前绝后海禁政策,使得货币供给日趋紧缺。虽然通过铸造铜钱,使白银与铜钱的实际汇率由顺治初的1:700逐渐提高到康熙二十三年的1:800~900间,但米价下降说明货币供给不足的问题依据严峻。(数据来源于(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因此寻找白银来源便成为清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其实,当时的大清早已知道源源不断的白银在何处,那就是“番舶之银”。美国学者艾维四在其论文《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捕捉到了这种白银流动趋势:中国银产低落的情形似乎一直维持到18世纪初年,由于人口以及经济的发展,中国需要的白银越来越多,幸亏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能够输入许多外国的白银。显然,这里的外国指的是新大陆美洲以及中国的近邻日本。
  早在明朝年间,中国就已经从日本与吕宋(菲律宾)输入了大量的白银,支撑起了银本位的银钱双币制。此时的日本已经在世界白银市场上日渐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一种被称为“银山银吹”的矿渣分离方法迅速在石田、但马等地普及开来,从而使银产量得到大幅提高,白银也顺势成为日本的主要硬通货。银矿的大量开采促使日本的白银价格持续走低,而明帝国却因银荒导致银价居高不下,这无疑强烈地刺激了日本白银的对华输出。
  日本白银输入中国有这几个渠道:
  第一条渠道是自16世纪60年代开始,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与中国、日本的转口贸易,特别是1571年至1638年形成的以澳门—长崎为轴心的葡萄牙日本贸易网,成为日本白银输出的主要渠道之一,每年的运到中国的白银数量达到五六十万两之多。
  第二条渠道是1602年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日本的贸易。
  第三种渠道则是中国与日本的直接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和明中叶以后的民间海上贸易。
  除此之外,日本通过朝鲜、琉球中介,也有相当白银流入中国。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道光十九年(1839),从日本进口的黄铜达到320,700,000斤,平均每年进口1,951,000斤。其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为1.2亿斤。此外金、银输入亦不少,从顺治五年至康熙四十七年(1648一1708年)的61年间,从日本输入金2,397,600余两,银374,220贯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10;徐正旭:《越南辑略》卷2;《皇朝文献通考》卷33;《清高宗实录》卷808;《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第67页。)
  1519年麦哲伦率船队开始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并于1521年抵达菲律宾,即吕宋。西班牙在美洲发现大银矿后,自1565年开始,每年都派遣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横渡太平洋,来往于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阿卡普鲁可(Acapulco)之间,一时太平洋号称“西班牙湖”。通过在这条航线上定期航行的帆船,占当时世界产量60%以上的美洲白银除了运回欧洲之外,源源不断地涌入吕宋。有人形容吕宋金银之多,说吕宋是“山富银矿,树生金豆”,为此,无数华人前去淘金,哪怕一次几万华人被杀,后续者依然络绎不绝,前赴后继来到吕宋。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记载了从吕宋输入大量白银盛况:“东洋吕宋,地无它产,夷人悉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它携来,即有货亦无几。” 从帝国本土来到这里的海船所获每每过万,财富的积累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帝国的官员、将领大都参与进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南方利益集团,即使在海禁迁界期间,依然有走私船只赴海外通商,以换取铜银。
  正是依靠外银的源源不断的大量输入,大清才保证了帝国银钱双币制的银本位稳定。
  在海禁迁界期间,康熙也已经派船赴日以换取铜,当台湾收复后,康熙皇帝急吼吼的立刻开放海禁,恢复对外贸易,就是为了恢复与吕宋的贸易,以换取中国急需的白银。
  由此可见,外国只能用白银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的这一说法绝对算得上是一大谎言了。中国出口的这些商品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并非生活必需品,而是贵族浮靡生活的奢侈品及所谓上流社会的标志,没有这些商品并不会影响外国社会稳定与发展。但中国需要用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换取而来的白银恰恰是中国社会经济活动所必不可少的货币,中国商品市场白银流通量的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局面将无可避免。这也是其后乾隆年间,虽然担心“民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但始终不敢彻底断绝一切对外贸易的根本原因。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乾隆皇帝更正式发布仅限广州一口通商的谕令,所有外国船仅在广州停泊、交易,可以说这是大清为自己所保留的一个可以使白银流入的窗口。如乾隆五年(1740年),噶喇吧(今属印度尼西亚)发生荷兰殖民者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翌年,浙闽总督、福建巡抚等奏闻于朝,并提出“禁止南洋商贩”以困之的对策。对此,朝臣意见颇不一致。内阁学士方苞专门就这一问题向生长于闽南且有经济策略的蔡新征求意见。蔡新在回信中认为,闽广两省所用番钱,统计两省岁入内地约近千万,若一概禁绝,东西之地每岁顿少千万之入,不独民生日 ,而国计亦绌,此重可忧也(见光绪《广州府志》卷三十三《人物六》)。蔡新认为禁止通商有弊无利,只能引起沿海民众财物损失和闽粤两省财源困乏,因而主张“静加查察”,若噶喇吧继续迫害中国商人,那也只禁止与噶喇吧通贩,其余南洋诸国“听从民便”。显然,蔡新复方苞书对否定“闽大吏”禁南洋之议起了关键作用,《福建通志》蔡新列传在复方苞书后以“议遂不行”作结,否定了福建官员的奏请。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2-28 21:48:46
  @快乐老申 2017-02-28 09:07:15
  以现在经济学的常识来看,农耕社会衡量物价最基本大宗物品——米价直线下降,说明是白银供给不足所导致。慕天颜在这篇奏疏中不仅说明了当时清政府白银不足的原因并指出了解决之道。慕天颜认为其原因就是“盖银两之所由生,其途二焉:一则矿业之银也”,但中国是个贫银国,几乎无银可产,“自开采既停,而坑冶不当复问矣”;“一则番舶之银也”,但”自迁海既严,而片帆不许出洋矣”。由此“生银之两途并绝,则今直省之所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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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01 16:23:19
  第四节 大清行商制度的辉煌与幻灭

  一,行商制度的发展脉络
  开放海禁后,大清王朝所需白银的来源,除了原有的日本、吕宋贸易渠道外,又增加了来自荷兰、英国及法国商人这一全新途径。随着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西方诸国纷纷来到东方从事贸易活动,那些同中国传统大相径庭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亦随之东渐并逐步渗入,亦不能不引起清廷对于西方的防范意识。但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政府所面临的财政经济情况已经不允许其完全关闭国门,杜绝海外贸易,而如果完全放任国门洞开,任由国人从事海外贸易并自由与外人接触,则更是面临被和平演变的危险。
  针对这一矛盾问题,清政府实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行商制度,把行商网罗在官僚体系之中,使其成为清政府管理、控制对外贸易的工具。如此一方面是解决了在政治上驾驭那些被他们称为“奸宄莫测”的“夷人”,防范内地人民与“夷人”的交结。另一方面,清政府通过行商制度,可以获得国内所需要的白银等财物,保证国内政治经济的稳定。
  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分别设立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其中粤海关设立于具有悠久对外贸易历史传统的广州。广州自汉代起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唐、宋、明三朝均在此设有市舶司。古代广州的对外贸易基本上属于藩属国的朝贡贸易。明代中叶,这种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传统的贡舶贸易从以进口为基调开始转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商舶贸易,欧洲商人也逐渐取代了亚洲各国成为贸易的主要对象。在嘉靖中期后,“番夷市易,皆趋广州”,在隆庆、万历年间形成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广东牙行商帮。嘉庆三十四年(1555),官府在广州设立由政府授权垄断对外贸易的13家商号,到明末发展为广东36行。牙行商帮由明政府选准有抵业人户充当,给予印信文薄,代替政府的市舶司提举主持对外贸易,具有半官方的性质。这些获得权力支持的商号很快便发展成为主持和操纵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的商业团体。
  随着粤海关的设立,清政府模仿传统的牙行制度着手创立新的广东行商制度。史籍记载说:“自康熙二十四年开南洋之禁,番舶来粤者,岁以二十余舵为率,至则劳以牛酒,牙行主之,所谓十三行也”(《广东通志》,卷180,经政略)。说明当时的洋行所执行的职能与牙行大致相似,它们同样是对外贸易中的牙行。关于广东行商制度创建的年代,彭泽益先生在《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一文中以信实的史料为确凿的根据,考证出广东洋行创设的时间为清代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文章指出:“清代广东洋货行和洋行制度的产生是紧接着粤海关开关第二年的春夏之间,即从康熙二十五年四月间开始的。”同时,又进一步考证出“广东洋货行又叫十三行,其命名的由来不是因洋行数目而定”(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清朝广州十三行是洋货行的统称,其数量并非限于13家,只是一个“因习俗特有的命名,用以区别于其他行口,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行帮的统称”。据统计,只有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两年洋行之数恰好是十三家,其余各年,最少的为乾隆四十六年(1781),仅有四家;最多的一年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有二十六家。而十三行从事的是欧美贸易,不包括其他从事其他国家贸易的商人或广义粤商中的潮汕帮、佛山帮或其他从事国内贸易的商人。
  清政府为了有效地控制对外贸易,特成立公行作为外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防火墙,为此,清政府必须选择那些忠于清政府且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所谓信实可靠的商人来充当行商,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具有官吏品格的商人,才是信实可靠的。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广州行商制度产生之时,清政府第一次进行了招商。当时,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分别住行货税文告》中指出:“今设立海关,征收出洋行税,地势相连。……为此示仰省城佛山商民行人等知悉:嗣后如有身家殷实之人,愿充洋货行者,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即有一人愿充二行者,亦必分别二店,各立招牌,不许混乱一处,影射朦混,商课俱有违碍。此系商行两便之事,各速认行招商,毋处观望迟延,有误生理” (李士祯:《抚粤政略》卷6,“文告”)。从“文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召商的条件并不苛刻,手续也较为简便,只要是“身家殷实”,“愿充洋货行的”“商民行人”,“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各具呈认明给帖”就行了。“文告”发布的日期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距离“夏末秋初”,外洋各国夷船到广贸易仅有二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召商之事十分仓促,这从“文告”“各速认行招商,毋得观望迟延,有误生理”的话中可以反映出来。由于当时的行商主要担任牙行的职能,帮助海关征收关税,行商在对外贸易中的垄断经营权力还尚未完全形成。所以当时愿承充行商者人数并不很多。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间,广东巡抚李士祯和两广总督吴兴祚在会奏中说。“今货物壅滞,商人稀少”[李士祯:《抚粤政略》卷2]。当时的政府挑选了13家有实力的商行从事对外贸易,这就是著名的十三行。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行商权力逐渐扩张,获利趋于丰厚,而承充行商的条件也随之变得越来越苛刻。据亨特记载:“行商的地位,是由献给北京方面一大笔金钱而获得的,这笔钱听说甚至高达200,000两,即55,000镑。‘执照’虽如此昂贵,但可保证长期的巨大利益”[W. C Hunter: The “Fan—Kwae” at Canton, 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192页]。
  随着广州口岸对外贸易的发展,行商内部出现了恶性竞争。“向来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各投各行交易,行商惟与来投本行之夷人亲密,每有心存诡谲,为夷人卖货,则较别行之价加增;为夷人买货,则较别行之价从减,祗图夷人多交货物”(《粤海关志》,卷25,行商)。为了消弭行商之间的竞争,加强对对外贸易的垄断,广州最大的行商们在神像前宰鸡盟誓,订立行规13条,组织了“公行”。参加这次盟誓的行商有16家,其中头等行5家,二等5家,三等6家,按等级分摊经费。由于外国商人的反对,这一机构第二年即被废止。
  公行制被废后给广州当局的管理带来了不少问题,不但没人管理洋商的活动,还有碍于税收的通畅。于是,两广总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建立起了保商制度。保商制度规定外商只能把货物卖给自己被指定的“保商”,并且价格也由“保商”来确定。根据新的法规,“保商”必须为外商安排办公室、楼房、住所,物色仆人并替仆人们作保,过驳货物等,但行商也要为外商的“奉公守法”承担第一责任。而政府对于“保商”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们必须为行商及外商应该缴纳的各种税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1757年,外商们选择港口的权利也被取消。“一口通商”的政策进一步保障了广州的外贸垄断地位,同时固化了有着先天致命问题的外贸及海关体制。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为了强化广州的“一口通商”,颁行了《防范外夷规条》,并着手恢复“公行”,以便应对集中到广州一埠的洋船。
  “乾隆二十五年(1760),行商潘振成等九家呈请设立公行,专办夷船,批司议准。嗣后外洋行不兼办本港之事”(《粤海关志》卷25,行商)。这次“公行”重设,将行商们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种,分别负责外洋贸易、进贡纳税和潮州福建商人货税三大板块,标志着负责对西方贸易公行第一次完全独立管理。
  10年后,当时建议开设“公行”的商人潘启用金钱开路,贿赂了两广总督李侍尧,建议关闭公行。李侍尧会同粤海关监督德魁批示:“裁撤公行名目,众商皆分行各办”。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公行承担的责任过重,在连带责任下,造成单个行商的经营风险经常被放大为全行业的风险。另外东印度公司也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这笔贿赂费用最后正是由反对“公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所报销的。
  乾隆四十年(1775),外洋行的行商得到两广总督及其它官员的援助,再次重新组织“公行”。此事虽为东印度公司所反对,然而西欧各国的外商及公司以外的英国散商始终未与公司合作,结果东印度公司的反对,毫无影响(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29页)。这次商人们获得的垄断权进一步加大,可以专揽茶叶、丝等高利润的大宗贸易,并且独家代理外商在华的供销,按总额收取3%的费用。
  同时,广州海关监督设立总商名目,在各行商中选一、二人“总理洋行事务,率领各商与夷人交易”。“总商”是行商的首领,由资本雄厚,居心公正的行商担任。嘉庆十八年(1813),正式批准“总商”的设置,“着照该监督所请,准于各洋商中身家殷实,居心诚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商事务,率领众商,公平整顿。其所选总商,先行报部存案”(《粤海关志》卷25,行商)通过总商,清政府更便于对外国商人的控制。
  “公行”的定位至此确定,直到1842年被《南京条约》废除。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01 21:49:11
  @快乐老申 2017-03-01 16:23:19
  第四节 大清行商制度的辉煌与幻灭
  一,行商制度的发展脉络
  开放海禁后,大清王朝所需白银的来源,除了原有的日本、吕宋贸易渠道外,又增加了来自荷兰、英国及法国商人这一全新途径。随着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西方诸国纷纷来到东方从事贸易活动,那些同中国传统大相径庭西方文化、宗教、道德观念等亦随之东渐并逐步渗入,亦不能不引起清廷对于西方的防范意识。但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清政府所面临的财政经济情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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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02 13:38:32
  二大清行商的角色
  行商制度是清政府利用特许的垄断商人集团这一工具来垄断和控制对外贸易的一项商业经济制度。这一垄断模式为行商带来了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让他们承担了对清政府的种种政治经济义务。大体来讲,在鸦片战争前,天朝恩准夷人们来华作生意,但其贸易对象只能是政府指定的广州 “十三行”。除了1725年前的一个短时期外,行商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者”。“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他们享有统治广州港对外贸易的独占权”(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189页,193页)。
  行商的对外贸易垄断经营权,主要表现为采取统一制定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方法,如“行商伍怡和各商第至海岸稍一瞭望,即遥指此船我出货价若干,彼船我出货价若干,便可交易,亦不细览货单”。(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43页)外国商人“带来货物,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粤海关志》卷25)
  另外,行商的对外贸易垄断经营权还表现为独占对外贸易,不许私商染指。清政府曾颁有法令,承认行商的对外贸易垄断经营权,禁止行外商人同外国商人贸易,“凡夷商一切交易事宜,俱系责成行商经手,以杜内地民人勾结滋事”。(许地山,《达衷集》,第145页)]“设立洋商,例以家业殷实者为之,而输其饷。洋货入口,总归洋商贩买,不得它越”[黄埔梁氏:《星藩公家传》,转引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44页。]。
  行商们成立公行组织后,其经营的业务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张。外商要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必须由十三行代理,外商的商品也要先卖给十三行,由十三行再卖出去。
  同时他们还要充当外国商人的“保商”。1754年,行商中的一部分被政府赋予担任外商们的“保商”的任务。从此,外国商人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商,而保商必需是十三行中的一家。洋商的税款,保商们要担保;洋商进出口货物价格,由保商们确定;洋商、洋船、船上水手的一切行为,从买一篮水果直到一件谋杀案,保商要负责。
  行商操纵着对外贸易的支配权,“洋人奉令惟谨,其见行商,皆旁立弗敢坐”[黄埔梁氏:《星藩公家传》;转引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43页。]。
  行商在不断扩大对西欧诸国来华贸易的垄断经营权力的进程中,而且还进一步获得了处理涉外事件的权力。
  外国商人不仅被严禁进入中国内地,而且根本不许与内地商民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为此,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格限制外人活动的规条,以便将大清官民与外国商人们隔离起来。外国船只最初只许停泊澳门,不许进入广州,康熙二十五年(1686),始准停泊距广州四十里外之黄埔。外商只能在夏秋两季来来华,在销货、办货完毕以后,必须依限回国,不许滞留广州。间有因事滞留,亦应离开广州去澳门居住,事毕回国。其在广州居住期间,必须寓歇行商馆内,受行商管理稽查,不得自由行动。住入“行商馆”的外国商人,由行商负责加以管制,“至夷商居住行馆,稽查出入,乃该行商专责,岂可听铺户民人私相交易”[《达衷集》第147页]。乾隆二十四年颁布的“防夷五事”中曾明确规定:“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也。查历来夷商到广贸易,向系寓歇行商馆内,原属事有专负”(《史料旬刊》第九期,第307—309页,乾隆二十四年,两户总督李侍尧:“防范外夷规条”)。
  管理来华外国商人,属于涉外治安事务,理应由官吏负责。由于清政府不仅限制百姓与外商接触,同时也禁止政府官吏与洋人交往,在这种情况下,行商自然成为政府与外商之间联系的唯一中间人,受清政府之命承担起办理同外国商人各种涉外事务。清朝政策要求地方官员坚决不与西人相见,地方官吏自然墨守成规,天长日久,便外在表现为鄙视西方一切制度及文化传统,认为“中外之防,首重体制”,外国之人既使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事关国体,未复稍涉迁就,致令轻视”。“天朝制度从不与外夷通达书信,贸易事件,应由商人转禀,不准投递书函,继思化外愚蠢,初入中华,未谙例禁,自宜先行开导,俾知得所遵循”。(1834年9月30日两广总督卢坤等上奏,《史料旬刊》第21期,台北,第767页。) 而中外一旦发生了矛盾,却没有任何交往和解决的渠道。
  一项广受外人诟病的规定就是,洋人如有要申诉的事情,只能通过行商向政府呈文,而不能自己向广州当局上书。清政府规定:“该夷人遇有公事,呈递夷禀,均由该国大班,转交洋商,转呈总督”(《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第46—49页。)在这里,行商与其说是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毋宁说是清政府的外交官。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03 16:19:11
  @快乐老申 2017-03-02 13:38:32
  二大清行商的角色
  行商制度是清政府利用特许的垄断商人集团这一工具来垄断和控制对外贸易的一项商业经济制度。这一垄断模式为行商带来了高额利润的同时,也让他们承担了对清政府的种种政治经济义务。大体来讲,在鸦片战争前,天朝恩准夷人们来华作生意,但其贸易对象只能是政府指定的广州 “十三行”。除了1725年前的一个短时期外,行商都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垄断者”。“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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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07 09:47:19
  三粤海关与海关关税
  在海上贸易中,清朝沿袭明代旧制,设立海关,以便征收货税、船钞。各海关名义上隶属户部并受地方督抚监督,其一把手称海关监督。实际上的领导权却在皇帝的私人机构“内务府”手上,海关监督的人选由皇帝直接任命,因此海关掌门人均是内务府所属官员出身,其实际地位与地方督抚相比毫不逊色。海关监督在其任内可以说是一身二任,行政职务是户部的分司,任满即止;而本职则依然是内务府官员,任满后依然回到内务府,或在内务府掌控的其他机构中调任升迁。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就必然决定了海关收入要分成两大块:一是应该缴纳给户部的关税,这部分实行定额制且额度较低;二是缴纳给内务府的“关余”。理论上,关余应该包括关税之外的所有收入,进入皇家的小金库,不在户部的审计监控之列。清政府这种把“国”“家”分立、并将“家”的利益摆在“国”前的做法,造成海关制度的先天痼疾。这种制度性的缺失,成为激化帝国腐败、乃至引发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
  征收海关关税,历来是政府的职责。但由于海关作为官方机构不与洋人直接接触,因此为清政府征收进出口货物关税便成为行商承担的一项重要义务。“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粤海关志》,卷25,行商)
  粤海关历年税收数目不等,对清皇室来说,即便不愿承认,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美国学者Frederic Wakeman在《剑桥晚清史》一书中指出:“按照清朝政策的公开表示,商业利益服从国家的政治利益。但在私下里,甚至清朝历代皇帝都把广州贸易视为个人利益的重要来源。海关监督被外国人误认为是户部的代表,实际上,他由内务府授权,负责把广州每年海关税收多达 855000 两的现银输入统治者的私囊。海关监督功绩之大小,视其满足皇帝私人定额的能力而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所以,清政府实行行商制度,除了政治上的目的之外,亦有搜刮财富,充实帑银的意图。
  来华报关的外商们的负担主要是三块:正税一是“船钞”,正税二是“货税”,正税之外就是杂税。
  “船钞”是对货船的征税,根据船只的大小、长宽以及路程远近分等计算所应上缴税款数额,但因为估算困难,实际操作中基本按照船只梁头的长宽作为定税标准,所以又叫“梁头税”。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以前,来自西方国家的西洋船只和来自南洋一带的所谓东洋船只,二者的船钞并不一致,前者大大高于后者。据粤海关税则,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起,所有的东西洋船钞,一律降低百分之二十。康熙三十七年起,西洋船只的船钞,一律按东洋船只计算。这两次变动,无疑大大减轻了西方国家商人的负担,而且,在实际征收中,还有降等减收的事例。
  船钞征收的办法是将外国商船的长度乘以宽度,按体积大小分为一、二、三等收税。如外国一等商船,需交船钞一千一百二十两,其标准是指船长在7丈5尺及其以上,船宽在2丈4尺及其以上,长宽相乘之积为18平方丈,这样每平方丈平均征银62.2两。外国二等船每平方丈征船钞银的标准为57.1两,其标准是长七丈二尺,宽二丈二尺,长宽相乘之积为十五点八四平方丈;外国三等商船每平方丈的征收标准为40两,其标准是长六丈六尺,宽二丈,长宽相乘之积为十三点二平方丈。(《粤海关志》卷九《税则》)。据学者研究,在船钞负担与商船载货值的比例上,即使是一等船,西方商船所负担的船钞大约占商船载货值的0.75%左右。( 陈希育:《中国帆船与海外贸易》,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50页)。
  “货税”,就是根据不同货物课税。海关货税,基本上是从量税,货税之于货价,并无固定的比例。货税与货价的比例,最高没有超过百分之九,低的不足百分之一,平均在百分之四左右。 
  这两项税收,都属于正税,按税率计算,也是比较轻微的。据民国学者王孝通研究,当时中国的进口税率一般低于16%,出口税率则在4%左右,比同时期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低(《中国商业史》)。关于这一问题,从同时期西方商人和外交官的大量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佐证。由此可见,就额定正税而言,外国商人的负担并不重。西方来华商人不断积累的不满完全是针对关税之外的各种潜规则的额外勒索。
  清朝海关潜规则的额外勒索主要有以下三项:缴送;行用;归公。
  一为缴送。这一项附加,是由对进口现银课税而来。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关后,清廷沿明朝旧例,对进口现银每两抽税三分九厘,名曰分头银,其后逐渐增加,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前后,已增至六分。雍正四年(1726),广州海关监督在分头银之外,复征百分之十的附加,名曰“缴送”。乾隆元年(1736),清廷以“缴送”与“旧例不符”为由,下令裁减,此后未见再有征收。
  二为归公。它是粤海关官吏向外国商人征收的一种私费。粤海关曾规定外国商人需向负责开舱、验货、丈量、贴写、放关、押船等各色海关人等交纳辛苦费,统称为规礼银,也叫规费,亦称陋规,其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凡在广州大清官吏,上自将军督抚监督,下至书吏丁役家人,皆视行商为肥羊,无不贪黩勒索,得赃分肥。
  清政府作为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力所有者,总是力图获取更多的关税收入。除了粤海关的正额之外,清政府往往借口整顿吏治,把官吏的“规礼”变成归公银两。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管关巡抚杨文乾等节次报出(规礼银)归公,每年自数万两至十五万余两不等”(《粤海关志》卷一四“奏课”)。雍正五年(1727)上述规礼银与船钞、货税一样于开始解交国库,也就是说,私费充公了。乾隆元年(1736),则正式列为正项税收,二十四年(1759),更将各种规礼名色一概归并核算,统称“归公”,分进出口两项。清政府规定洋船进口收规礼银一千一百二十五两九钱六分(但据Peter Auber出版于1834年的《中国政府、法律及政策大纲》一书,潜规则下,每艘商船必须缴纳高达1950两银子),出口船收规礼银五百三十三两八钱。道光十年(1830),清朝本着“以示体恤”的精神对外国商船进出口规礼银的主要部分减免二成,成为1719两(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四卷,第396页)。
  “规礼银”归公以后,表面上看来是把官吏的勒索变成国家的收入,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旧的“规礼”归公以后,又产生新的陋规。据乾隆二十四年李侍尧等奏:“臣等查直省各关,从无规礼名色载入则例,独粤海关存有此名者,因从前此等陋规,皆系官吏私收入已,自雍正四年起,管关巡抚及监督奏报归公,遂同正税,刊入例册,循行已久,自当仍旧征收。但存此规礼名色,在口人役,难免无藉端需索情弊”(《粤海关志》,卷八)。事实上粤海关等衙门的官吏,在清代实行行商制度的时期内一直都在征收非法的“规礼”,“不合法的苛征”“常常超过正课四倍以上,而在最重要的货物之一棉货上,则竟达十倍”(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207页)。又如征收一两税银,“法定的加耗共计为一钱一分六厘,但实际上则征收三钱。这种情况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项差额系非法讹索,由粤海关及其属吏分肥了”(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207页)。
  由此可见,“规礼”归公的实际负担最终还是落在行商与外国商人的肩上,粤海关等衙门官吏的利益并未因“规礼”归公而遭受丝毫损害。
  这种具有弹性的费用让英商等外商叫苦不迭,为此,东印度公司大班多次向清政府抗议而无效。不得不说,中国官吏的肆意勒索在鸦片战争前夕曾是引起西方商人对清朝海关关政最为不满的内容之一。
  三是行用。公行征收行用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所谓“摊还夷欠”,实际上是清王朝勒索行商的产物。由于清政府以及官员们无止的需索和敲诈,迫使广州的“公行”商人们开始筹建一种基金,每家行商缴出利润的10%,存入共用的资金池。凡是与“公行”有商业来往的外商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滚入基金池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这种基金的准确成立时间,说法不一。Frederic Wakeman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行商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于1775 年建立一种秘密基金------。到1780年公所基金才公开并正式规定向外国进口货征收3%的规礼,这是一笔附加税,名义上是要保证行商能偿还外商的欠款。”遗憾的是,Frederic Wakeman并没有标注出这段论述的史料来源。在各种说法中,没有异议的是这个特殊的“公所基金”的确是在“公行”定位成型后出现的产物,而其用途一是作为行业保险,二是为了应对政府的勒索。
  行用的加征自然引起了外国商人对清王朝的抗议。1793年,出使中国的马戛尔尼肩负的使命之一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这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反腐败要求,但如同他要求自由贸易一样,最后毫无结果。
我要评论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08 09:54:51
  四,行商的辉煌与幻灭
  有清一代,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三大商人集团,曾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行商在独占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攫取了巨额的垄断利润。据夏燮《中西纪事》所载,“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光绪十年(1884),奉旨办理广东海防的彭玉鳞说:“咸丰以前,各口均未通商,外洋商贩,悉聚于广州一口。当时操奇计赢,坐拥厚赀者,比屋相望。如十三家洋行,独操利权,丰享豫大,尤天下所艳称”(《彭刚直公奏稿》,卷4,“会奏广东团练捐输事宜”)
  根据广东的各种笔记、史料记载,十三行商人多拥有千间广夏豪宅,里面更是妻妾成群,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十三行街成为当时世界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先后涌现出来一批世界级的富豪。洋行巨头之一潘氏家族的豪华别墅临珠江而筑,堂皇气派,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曾任十三行行首的伍秉鉴在1834年时,个人资产约有2600万两白银,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商人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
  “公行”作为政府的代理人一方面依附在公权力的卵翼下,从而为自己攫取了巨额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商人的他们又成为官吏们大捞一笔财富的输导线和口中肥肉。广州洋行存世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多数行商都富不过三代,基本是在开业后一二十年间倒闭歇业,例外的只有同文行的潘家与怡和行的伍家。这是因为在中国官方的桎梏下,多数洋行周转不灵,债台高筑,迭遭破产、抄家、下狱、充军的厄运,行商们的命运所谓是成也权力,败也权力,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来红顶商人们无法摆脱的梦魇。
  外贸洋行每年都要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翻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以发现,一口通商之后,十三行便成为皇家惟一可以倚赖的西洋珍玩、奇器的供应者。“从前广东巡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呈进贡品,俱令洋商采办对象,赔垫价值,积习相沿,商人遂形苦累”(《粤海关志》卷25,行商)。皇帝后妃对舶来品的欲望,刺激了广东督抚、粤海关监督依靠十三行这一洋货市场竞相采购进口货之风,从而带来宫廷内的洋货热。乾隆年间,货栈每年进口洋货千余件,广东官员作为贡品进呈的达到数百件。乾隆五十五年开始,曾经一度停止这种贡品呈献。三十年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恢复呈进“贡品”的旧例,“毕献方物,若一概停止,究于体制未协,且无以申芹献之忱;所有方物,仍照旧例呈进。粤海关监督遵奉行知,准进朝珠,钟表,镶嵌挂屏、盆景、花瓶、珐琅器皿、雕牙器皿、伽楠香手串、玻璃镜、日规、千里镜、洋镜”(《粤海关志》卷25,行商)。
  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物质上支撑着御用洋货的供应,而且在财源上对宫廷制造业也做出了莫大的贡献。“查向来备贡银五万五千两,系于乾隆五十一年间该商等感戴,情殷投效,具呈吁捐,每年解缴备用”[《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第6—7页]
  广州十三行作为“天子南库”给皇家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享乐,这也是清帝在全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要保有广州一口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
  粤海关衙门官吏一方面代表着专制国家的利益,运用政治行政手段和对对外贸易的垄断所有权力,来管理行商的业务活动,监督行商履行其各种义务。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自己的私人利益。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利,通过对行商等人的勒索来谋取私利。
  海关制度本身从“顶层设计”就将其当作了上至皇帝、下到胥吏的分赃利器。最高领导核心深知其中的利益之大,始终都不放心其掌握在外人手中,历来海关的肥缺都由皇家的私人机构内务府包揽。因此,在内务府内部,要获得到海关工作的机会,必须经过激烈的竞争才能上岗。
  粤海关监督是与总督、巡抚平行而班次略后的官阶。有时候也由总督兼管,或由巡抚、将军代理。美国学者马士说粤海关监督在他的任上,要满足三个愿望:首先要满足他北京恩主们的发财愿望,其次需要满足自己的发财愿望,第三是满足他的僚属们的发财愿望。为此,三年任期需规划如下:第一年他需弄够自己买这个官职所花的钱,第二年他要弄够自己为保此官所花的钱,第三年,职务到期,他要在卸任前弄鼓自己的腰包、挣出自己的养老保险。(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7页)
  到18世纪末,海关的营私舞弊行为得到进一步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3年任期内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尽量饱其私囊。一个‘广州利益集团’形成了,它逐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联的所有大、小官吏的资财。考之有关记载粤海关官吏的史籍资料,可以看出粤海关衙门的官吏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海关制度成了一只寄生吸血的巨大蚂蝗,行商作为外贸的第一责任人,应对蚂蝗便成为其第一要务。
  制度设计上,行商虽然主要听命于海关,但无论是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还是广州城里的其他各种衙门,都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管到行商们的头上。在广州,上自将军督抚监督,下至书吏丁役家人都视行商为肥羊,无不贪黩勒索,得赃分肥。屈大均指出:“吾广谬以富饶特闻,仕宦者以为货府,无论官之大小,一捧粤符,靡不欢欣过望,长安戚友,举手相庆,以为十郡膻境,可以属餍脂膏。……其人至官,未及视事,即以攫金为事,稍良者或恣睢掠拾,其巧黠者则广布爪牙,四张囊橐,与胥吏表里为奸,官得其三,而胥吏得七。”(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吏)。
  清政府作为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力所有者,对行商更是施行种种权力,借此获得经济利益。清政府自康熙不得加赋以来,财政上的负担便转嫁给农人以外的百姓身上。商人以其富有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政府盘剥的对象。特别是自乾隆末期开始,铺张盛行国用无度,是整个行商团体蒙受来自官方强大需索的时代。凡遇到要兴修水利(“河工”)、镇压农民起义、及某些军事费用的开支,乃至皇帝的寿辰,行商都要被迫以捐献的名义向清政府交纳巨额银两。当然,清政府对行商的额外勒索,在粤海关官吏的奏折中往往被美化为是行商的“情殷报效”、“出于至诚”,“情愿捐输”,其实这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据清代历史档案记载,对于这些捐献,行商们往往拖欠不交,粤海关吏不断地下令勒限年月追清欠款,甚至闹得“屡催罔应,实属任情延玩,未便再事姑容”的地步(《故宫大高殿档案》,转引自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208—210页。)。
  鸦片战争爆发之初,伍秉鉴和十三行的行商们就出资修建堡垒、建造战船、制作大炮。《广州和约》协议清政府赔款600万元,有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一人便拿出110万元。《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国2100万银元,相当于1470万两白银。这次赔款,伍家再次被勒缴100万元,行商公所认缴134万元,其他行商摊派66万元。
  行商资本本身所具有的垄断经营的排他性阻止了其他商业资本的流入。再加上清政府与粤海关等衙门官吏对行商肆意敲诈勒索,因此,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资本短缺的现象。所以,行商在其贸易活动中不得不向外国商人借贷资本,从而造成长期不能给予解决的“行欠”问题。所谓“行欠”,就是行商所负外国商人的债务。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08 09:55:14
  清王朝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中外商人之间发生借贷活动,虽然它无力解决这一问题,但长期以来不断采取武断的严厉禁止措施。债务纠纷问题最早暴露在中俄贸易中。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廷下令把欠债的中国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许两国商人彼此赊卖。在广州,乾隆二十四年(1759)颁布的“防夷五事”中就明令禁止行商对外商的“商欠”,一旦得悉行商对外商的“商欠”发生,必将当事人的财产变卖予以偿还。自乾隆朝,经嘉庆朝,到道光年间,都在不断重申同样的禁令。许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偿欠款,陷于破产,以致充军边远或瘐死狱中。
  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开始实行其他行商共同分摊来偿还破产行商对外商债务的办法。当年裕源洋行张天球、泰和洋行颜时瑛积欠英商债银近(1780)二百万两,政府下令抄家、发配新疆,所欠债款由开业中的行商分十年清还。这种连带互保制从此成为洋行的定规,它实际是保甲制度在十三行中的应用。
  当行商们不能及时共同分摊某位行商对外商(夷商)的欠款时,乾隆帝甚至下令动用关税垫付: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着福康安等即将关税盈余银两,照所欠先给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粤海关志》卷二十五《行商》)
  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夕不少西方商人都曾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容易和安全(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5页)。
  清政府之所以如此三令五申禁止行商借贷外国商人的资本,是有其不可告人目的的。乾隆帝的上谕披露了隐藏在其政策法令背后的心病:“且朕此番处置,非止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受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戄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所关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王之春《清朝柔远记》第128页)。乾隆帝的心病就是俱怕“钱债”之类的“细故”小事,会“酿成大衅”,危及其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行商的破产倒闭自是难以避免的,其端倪在嘉庆年间已显现。当时的上谕说:“洋商向有十三行,现祗存八行,其积年消乏可知。且该商等捐输报效,已非一次,自当培养商行,令其家道殷实,方不致稍形疲累”(《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一,第7页)。到了道光年间,行商倒闭风潮开始泛滥。“道光四年以后,各洋行内有丽泉、西成、同泰、福隆等行节次倒闭,共欠税饷银六十八万两,夷帐银一百四十五万余两”(《粤海关志》卷十五,奏课)。到道光十一年间,“洋行殷实者不过一二家,自上年八月至今六个月之内,追完旧欠银五十余万两,实属筋疲力尽”(《粤海关志》,卷十四,奏课)。
  在清朝,行商一旦入行必须终身为皇权效劳,自身是没有告退权利的。
  清政府规定:“乏商应即参革,殷商不准求退,即实有老病残废等事,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三,第16—18页)。
  1808年,53岁的同文行行商潘致祥花费了10万两白银贿赂官员,获准“退休”。仅仅过了6年,便不得不又上了贼船。1815年1月11日(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嘉庆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朦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 (《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23页)。重新上岗的潘老板直到1820年病故,因潘家实在是无人愿意再担任行商,才算得以退出,真正是做到了“死而后已”。
  首富伍秉鉴从嘉庆十四年(1809年)从提出退休起一直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文件记载,伍秉鉴为此足足花费了50万银元的巨资,上下打点,才获得了这张史上最贵的退休证,但依然存在着可能被当局随时拉下水的危险。
  帝国商场,从来不是自由进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包括准入,也包括退出,违者将遭到国家机器的严厉打击。行商一旦承充行商也就失去了一般商人所具有的经营自由。当时的行商为了获得权力的通行证,往往通过捐输的途径获得官衔,正如亨特所记载的那样:“行商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尊严和特权,他们往往捐个职衔,这职衔用有颜色的帽顶来表示”(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一册,第191页)
  像伍秉鉴这样的红顶商人,其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因为在权力作弄财富的社会里,他们到底还是被皇权可以随意盘剥的商人。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
  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的洋人只能与政府指定的几个商人做生意,因此他们自然将其商品在中国打不开销路的原因归结到是清廷这种错误政策所致。故此,两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条约当中,不断要求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正是因此而来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所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英商可赴中国沿海五口自由贸易,取消广州行商垄断外贸的特权。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34家行商中有20家破产,由于受鸦片战争的牵连,被抄家发往边疆充军者10家。咸丰六年(1856),具有一百七十年历史的商馆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从此,广州十三行退出商业舞台。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09 16:00:01
  第五节 大清王朝的综合国力兼与英国的对比
  一清政府与民为敌的本色
  大航海以前,世界各国因地理隔绝等因素,其社会制度和文化必然存在着明显的地域特性和差异,除非通过适宜程度的相互交流并其过程中能够做到取长补短等类似的相互融合,否则在各自不相干的平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差异性将越来越成为难以跨跃的鸿沟。
  十八世纪末的大清帝国,基本上完成了平定来自蒙古、新疆的边患,其所能直接控制的陆上版图约有1400多万平方公里,拥有九十万常备军,外有高丽(今朝鲜半岛)、琉球(今冲绳诸岛)、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吕宋(今菲律宾)等十数个藩属国作为帝国的边疆屏障,人口总数更是从清朝入关时的两亿增长到四亿。
  面对帝制时期的这份辉煌和这份偌大的家业,坐在帝国龙椅上的大清皇帝们放眼“天下”,焉能不志得意满?但这只是放眼“天下”,而不是放眼世界。就当时那个真实世界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人类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言,自以为是的大清王朝从其入关的那一天起,因其只能模仿和固守传统就已经是日落西山了。同一时期,在地球的另一面,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主要国家,伴随着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辅之以政治变革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突飞猛进,先后进入了近代化阶段。清王朝从先朝全盘承继下来的皇权专制、经济上的重农抑商、外交上的闭关锁国、文化上的思想奴役、选材上的八股取士都充分说明了了其尚未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与不自由。
  如果历史定格在十八世纪末,西方世界的变化,对于中国大清君臣上下人等而言完全是“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状态,被吹上天的所谓康乾盛世作为工业革命之前的农耕文明的盛世,无论就其哪方面的成就何能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催化作用相提并论?诚然,如民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和观念是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以英国为开端的这一使人类走出中世纪进而走向兴盛的政治经济实践模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这一现代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扩展并取得最终胜利的。经过几百年的博弈,尽管现代文明模式尚有诸多需待完善之处和不尽人如意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在国际范围内逐步摆脱野蛮、告别专制残暴,从而走出独裁者或少数人所组成的暴力集团组织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自由状态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在这一人类历史上浩浩汤汤的大潮进程中,以资本逐利的本性作为开路先锋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又岂能允许小小地球上存在一个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欢宴的天堂、绝大多数民众的血泪地狱?
  私天下的时代,无论土地还是土地上生活的民众都是属于帝王私人所拥有的财物。在权贵们所极力标榜的诸如汉唐盛世的背后隐藏的总是无数民众痛苦的血泪与无望的呼号,因为那只是权贵们的盛世。秦政制下各王朝治国之术的核心都是在把国家和人民当作两个对立的概念在使用的,而国家利益和君主利益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国家机器完全是为了一小部分权贵的利益而运转,是君主统治、镇压普通百姓的暴力工具,而作为权贵砧板上鱼肉的百姓们更是达成君主利益的工具。因此,两千多年来,近代才出现的“国家”概念对于中国老百姓而言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朝政权,并且始终在剥夺着而非捍卫着自己子民的权益。当然,国人也从没有产生过对各个王朝的真正归属感。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和人民的实质关系一成不变的就是政府和人民始终都是站在对立面,从终极意义上讲,百姓乃是政府的真正敌人,这一点才是真正打开中国传统历史大门的钥匙所在。
  历史往往是胜利者书写的,普通民众不占有话语权,虽然为权贵们张目的屁民们比比皆是。关于鸦片战争,中国教科书对于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也是大书特书,而真实的历史即使不能说是绝对的恰恰相反,但老百姓的冷漠和政府对于百姓的不信任也是史有明文,不容否认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曾经在广东招募水勇为己所用。不过林大人还是不小心说出了他心中的秘密:“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7页)所以,林大人厚资重赏奖励这帮水勇前去烧杀夷人的目的,原来是要达到“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一箭双雕之计。
  1842年,镇江“壬寅之役”打响时,平时沉湎于声色之好的清军副都统海龄不是想着如何去有效组织抗敌,从而保护本国平民不收侵犯,而是到处捕捉无辜路人当作汉奸进行疯狂屠杀。传为当时镇江人所作的《草间日记》六月初二日云:“英国舰船进入福山口(按:今常熟市长江南岸),谣言四起,副都统海龄跋扈躁扰,散布旗兵,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每有妇人孺子,见旗兵惊去,即追而杀之,向都统报功请赏矣。”六月十二日又云:“英兵入圌山,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京口偾城录》也有同样记载:“传闻焦山下,有夷登岸,为兵击败,伤数人。都统却举得胜旗收兵,其信然耶?午后杀十三人于内校场,秋帆僧为首。僧素肥,脂膏满地,馀亦沥血盈沟。未知有诬抑否?”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郡守转请副都统,仍不开城。谓开城吾辈命即休,不能顾百姓,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流传下来的同时代人所作《镇城竹枝词》和《壬寅夏纪事竹枝词》中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闭城曰:“夷人一自入圌山,直向长江左右环,城中人民忙欲走,谁知初八四门关”,记海龄搜杀汉奸则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记录海龄所统率的镇江驻防旗兵面对英军的真实战况则曰:“云梯一搭上城头,火箭横飞射不休。若问何人能死战,最怜兵苦是青州”。“先将放火毁营房,没命旗人改换装。弃甲抛戈何处去,一起逃难到丹阳”。“杀人都统已传名,处处惊闻共不平。枉食皇家多少禄,忍心如此害苍生”。“丹徒镇上照平常,幸得严防是陆祥。各户写捐招壮勇,屡回馈送办牛羊”。特别是《壬寅夏纪事竹枝词》中题为《海龄》的一首词写道:“都统封侯位独尊,不思报国负君恩。忍抛铁瓮潜逃去,惭对梅花岭上魂。”可谓董狐之笔。
  面对如此的恶劣行径,如果再批评老百姓为什么不无怨无悔的去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我真的不知道该是一副怎样的心肝?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战事的时候,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洋人打的人仰马翻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去责怪他们呢?如此,除了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像统治者所认为的那样愚傻以外,只能再次证明中国民众的善良与大度。
  与此相反,统治者却将中英战争失败的原因统统归结到原本被他们保护的普通民众身上,大搞汉奸扩大化。英军登陆后,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等生活必需品,甚至凡是与外人稍有接触的国人统统被划归到汉奸的行列,甚至将其妖魔化,从而实现人人得而诛之的险恶用心,以便达到推脱自己的无能、凸显自己的伟光正的正义形象。
  数千年的政治实践中,天朝统治者们始终都清醒的明白,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他们的真正敌人!但理论宣传上,他们却大力宣扬百姓的政府爱百姓,政府的百姓爱政府。问题是这种虚伪性说教,别说是欺骗不了本国人民,就连那些远道而来的夷人也是清清楚楚。初到广东的英国远征军在大街上贴下告示:“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英国人这种把政府与百姓分开的打脸做法,顿时让那些天朝的封疆大吏们气急败坏。耆英与伊里布向道光皇帝报告说:夷人“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四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024页)。是啊,英国人这种砸人饭碗的行为确实太可恶了,你们毫无顾忌的将中国政府的最大秘密给泄露了,这让大清政府以后如何再去欺骗、统治、压榨那帮屁民们呀?
  大清人民不爱爱新觉罗政府,原因在于大清是爱新觉罗家的天下,百姓与大清政府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国家遭受入侵的时候,让奴隶满怀爱国主义情怀地去为国捐躯,显然于情于理都是讲不通的。这问题周作人在《中国人之爱国》中就质问道:“而奴于主人,乃言忠爱乎?”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10 10:30:26
  古今中外,所有人的想法都是希望有工作、吃饱穿暖、有尊严、社会公平等等,这就是那理想国、乌托邦等理论和实践不断出现的现实土壤,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是产生了很多奴役国民的国家。人类群体在其不断奋斗演进的征程途中,曾经摆脱了神的束缚,更是不断的战胜其他物种对自身的伤害,但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多数的人却一直沦为少数人所控制下的奴仆而不得自由。直至1640年爆发民主革命后,英国开始艰难地探索和完善君主立宪制度,并逐渐将其影响扩展到欧美诸国,如今,制订宪法,实行宪政,国家者非个别人之国,而是全体国民共同之国,用林肯的话来说,民享、民有、民治已成为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共为。
  宪政在英国也不是天生就有的。1215年,英国国王被迫签署《大宪章》,但由于制衡力量不够强大,缺乏选举等配套措施,长时期以来《大宪章》并没有被好好遵守。但《大宪章》历史贡献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启了要限制王权的意识和实践。之后的“都铎式王权”(“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对近代宪政起了更大的催生作用。在欧洲的长期封建制下,封建领主的权力巨大,领主内的人民无不受到其任意而残酷压迫,甚至连国王也要经常受到领主威胁。国王为了限制领主的权力,则联合人民牵制领主,通过在市内设置市议会,允许人民选举市长,允许制定市法规,允许人民建立武装等手段,终于使得领主的权力逐渐被挤压到仅仅剩余税收特权这一部分,但近代的革命使得这一特权也告终结,市民完全自治终得成为现实。
  1651年,英国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出版了《利维坦》一书,意在说明如果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受任何制约,就会象邪恶的巨鳄可为所欲为、吞噬一切,于是就有了把“利维坦”关进笼子一说,也就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途径和手段就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1640年的英国革命,经历了内战、复辟等曲折历程,在1688-89年的光荣革命中建立了初步的君主立宪制度。《《权利法案》的通过,只是王权成功受到了限制,但人民还没有获得自由和权利。随后,经过逐步完善,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议会改革后才形成真正的虚君制,一个以保障公民“自古就有的自由”为核心,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实行法治、民主、宪政的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终于成长了起来。
  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了他的《政府论》,为议会掌权辅平了理论上的道路。洛克把政府看作是“必要的恶”,明确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强调以基本人权(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来为政府行为设置“底线”,以法治和人民的“革命”权来抗击政府强权。洛克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每一个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洛克指出只有立法权在人民手中或者人民选出的代表手中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按照洛克的说法,专制政府是不合法的政府,洛克把专制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称为战争状态,如果统治者没有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使用暴力进行统治,那么其实质是战争状态的一种延续,被统治者的服从并不是基于同意,而是基于对武力的恐惧。
  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约翰•李尔本就开始呼吁民主,呼吁平等,呼吁出版自由。1622年,英国出现首家英文报纸《每周消息》;1706年,英国《晨邮报》开始发行;1785年,《泰晤士报》创办;1802年,英国《爱丁堡评论》创刊,其政治背景乃辉格党。1809年,托利党创办《每季评论》,开始与《爱丁堡评论》对着干。
  有了两党制,还有办报自由的英国人民并不满意。1836年,伦敦工人协会成立,英国民主运动——宪章运动开始,进而促成了1830年议会改革,之后很快就顺带将王权给无影无踪了。这才是英国政治制度的革命,此时的虚君制已经就完全区别于之前的所谓“君主立宪制”了。
  英国的虚君制下,内阁首相成为国家实际上的最高首脑,国王统而不治。具体到国家政治生活中,英王得遵守两条原则:王在议会和王在法下。所谓的王在议会,就是英国国王属于议会,在议会里仅有个签字权——凡议会通过的议案,英王就得毫无例外地签字。以致于英国学者沃尔特•白芝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英国的上下两院全体一致向维多利亚女王发出一份对她的死刑执行令的话,女王也只好在该执行令上签字。(沃尔特•白芝浩:《英国宪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1页)宪政民主一旦出现,就作为“世界潮流”不断发展,其生命力远大于大英帝国的国家霸权。
  现代社会的政府都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拿着人民缴纳的税钱,理所应当地为人民服务。提要求的一方是人民,按要求做的一方是政府,人民承担监督的责任,政府是被监督的对象。这才是真正的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所说的:“人民成立政府是,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政府的统治权是得自人民的同意。当任何形式的政府不能作到这一点,人民有权利改变,甚至废除它,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林肯将这个描述更加深化,他认为政府应该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
  几千年来我们一直期待中国有这样的政府:政府本来就应该是人民的政府,由人民选出来,人民交税来维持政府,反过来政府替人民说话办事。遗憾的是,几千年以来,政府自始自终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且是最大的敌人。官民对立的矛盾始终都是传统中国最为主要的矛盾。
作者:溯洄1949 时间:2017-03-10 10:55:04
  楼主好文,欢迎看看我的帖子一个共和国同龄者的回忆录
  http://bbs.tianya.cn/post-no05-440376-1.shtml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13 09:47:25
  二大清王朝的经济实力
  关于传统中国的历史叙事上,汉唐宋元历来被公认为是当时世界上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至于同样秉承秦政制的大清国当年的经济实力问题则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原本,这个问题根本不应成为问题,因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早就说明了一切,但现在这个问题偏偏就成了问题。一个被大量引用的说法,即清朝曾占据世界GDP总量的1/3甚至都已经被民间所熟知,这还不算完,近些年又出现了一个所谓顺差优势的堂而皇之的说法。
  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提出中国在1820年和1900年,占世界经济比重大约为33%和11%的观点(《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前言,附表“中国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700-2015”。)可谓是甚嚣尘上并为某些有心人士所津津乐道。虽然大多数人第一感觉都会惊讶于这种说法与通常历史记忆的完全不符,但由于其数据都是出自于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权威著作,不得不说仍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尽管通过学者的考订已经证明这是通过剪裁资料、歪曲原意的方法,有意误导读者的典型事例。
  稍有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懂的,对于一个处于自然经济为主的前现代社会,计算其GDP总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其生产能力的极为低下,全社会创造的财富除了用于国民维持生存所需之外,基本就所剩无己。再加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全球几乎都是以自然经济为主,被地理距离所分隔的各地区所有产品价值不同,很难进行有意义的比较。等到西方率先进入工业革命后,其它地区就更失去了与之直接比较的基础和价值。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大清政府一直都处于被诸列强任意宰割的地步,正是在外部势力的日益逼迫下,大清国内部才勉强有了所谓现代工业经济的起步,这样的国家其GDP怎么可能是世界第一呢?同时,清前期外贸中,因其“只卖不买”导致外银大量流入的高顺差竟然得到无数世界级学人的高度评价,从而竟然形成了“白银时代”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这两个说法叠加的奇谈怪论,从而不仅使得“顺差崇拜”在民众中广为流行,更有甚者竟然成为现实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所在。
  通常的说法是,清朝时期,外国商品在中国卖不动,于是外国人只好用白银购买中国茶叶等商品,据说这就证明了我们经济的先进。然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改变这种老是赔钱的现状,处心积虑的用鸦片替代白银,这才导致清政府的白银由流进变为流出,于是中国就衰落了。
  事实是用鸦片代替白银一方面并不会减少我们的GDP,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禁烟失败后,清政府很快就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中国仍然在相当长时期保持着大量顺差的历史事实,甚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迟至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西方的工业品乃至其他制成品在中国无销路的窘境与此前相比也并无太大区别。如果按照“顺差崇拜”的理论逻辑来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中国经济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方,即使鸦片战争后应该依旧如此,而西方工业品仍然还是“竞争不过我们”?本来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比西方领先,就已经够惊世骇人的了,要说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领先,有人会相信吗? 问题是如果套用这一理论模式,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问题就是,到底是这一理论模式错了,还是我们以前的历史认识错了?或者说二者全错,或者说二者之中必有一个是错的,只能存着这两种可能。
  甲午以后,大清国国被迫加大了门户开放的步幅,近代工业可以说是真正开始起步。随着外国投资品输入加大,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民国建立后,则更加明显。这种逆差现象的出现,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的大量增加引起的,问题是西方工业品自此以后怎么就突然之间变得有竞争力了?不言而喻,甲午以后中国外贸逆差的出现,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弱势地位的反映,同时更是中国经济开始真正融入国际市场的反映。如果说中国新兴近代化的孱弱产业无法在国际市场上与西方工业品竞争的话,那么此前中国的“顺差”只能表明,在工业化未起步前的中国,开放程度尚低甚至等同于无,同时更说明无论什么时候的国人并非是对外国的物品是真的不需要,而是仅靠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购买力,除了被诱成瘾后产生“消费刚性”的鸦片外,实在是真的买不起什么进口商品。显然我们无论是研究历史问题,还是思考现实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不能无视常识。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说,清朝鸦片战争前的“顺差时代”体现的恰恰是我们的劣势。更进一步来说,相对于世界的发展,清朝的“康乾盛世”只是一种意淫罢了。
  如果看看长期被史学界与清朝并称的明朝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我们就可以对于所谓的“康乾盛世”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了。我们虽然无法根据税收计算出明朝的经济总量,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明朝末年与清朝初年用于流通的白银数目可以说是没有太大差别的,而明朝灭亡不久,白银就贬值了。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战争所导致的生产力严重下降,以至于在明末数量合适的白银在清朝就产生了通货膨胀。明末以万历年间为例,当时米价为一两白银可以购买2石大米(明清时1石大米约相当于现代94.4公斤),而到了所谓的康乾时代,一石大米可以卖到2-2.5两白银,其购买力只有明末的1/4-1/5。按照《清圣祖实录》卷227中的相关记载,在1706年时,全国耕地总数为55195万亩,当时粮食平均亩产约为180公斤左右,人口约为8165万,据此是大概可以算出人均GDP的了。因为清朝前期几乎没有工商业存在,农业差不多构成清朝生产力的全部,因此只要知道清朝的粮食产量就差不多可以计算出结果了。之后人口数增长一直很快,其速度一直远高于经济增长,由此便造成人均GDP的持续下降。根据《大清一统志》中的记载:乾隆在位期间的1784年,耕地总数达到了7亿亩,人口达到2.87亿。鸦片战争发生的1840年这一年,大清全国人均粮食200公斤左右。
  亚当•斯密认为,任何国家,都是最先发展农业的,这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和天性,可称之为人的一种“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以原始的眼光看,鸦片战争前夕,大清怎么着也算是世界第一号农业大国了。美国学者珀金斯说,从三部中国农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性:王祯的《农书》(1313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8年)、鄂尔泰等编的《授时通考》(1742年)。三部书所开列的农具清单几乎全是前一本书的重复,说明中国生产技术的发展长期以来是处于停滞状态的。
  十八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发现大部分的中国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跟随马噶尔尼访华的约翰•巴罗,在他的回忆录《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对天津白河两岸这样描述说:“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7月版,54页)。其对北京郊区农村的描述:“几乎所有的村舍都破烂不堪,条件十分恶劣。”(同上,366页)对直隶省的描述:“的确,这个省的农民都一贫如洗。就是那些被雇到船上来侍候大使及其随从的人,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同上,366页)
  1793年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对于中国的最后总结则是认为“中华文明已经停滞”。20多年后再次访华的英国人阿美士德进一步加深英国对东方世界“落后”的认识,坚定了后来对华战争的信心。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14 08:32:13
  自商鞅改革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坚决奉行所谓重农抑商政策,这是因为统治者们深刻明白农业对一个没有专制政权来讲好处多多。地大物博的中国让统治者过着全世界帝王都羡慕的生活;人口众多的中国却无人争取到做人的资格。继承中国传统制度的大清帝国在17世纪建立之初从世界范围看已经是非常落后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与中国日益沉沦的社会相比,此时的西方,工业革命推动下的现代化浪潮正在以不可遏制的势头自西向东、从南到北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迅速扩散。1784年英国瓦特发明蒸汽机后,工业生产突飞猛进。从1770年到1841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一百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铁路、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煤、铁等产量也迅速提高。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50%,而贸易占世界总额的18%;1839年,英国的煤产量是法国、比利时、普鲁士三国总和的三倍;1840年,英国贸易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 生铁产量达139万吨,英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页)
  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18世纪80年代间,生产力更是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马克思于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对于工业革命是这样评价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更明确地说,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靠原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
  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与出口国,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望其项背。继英国之后,这一革命浪潮迅速席卷欧洲和北美大陆。18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并使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美国在工业革命的进程中迅速进入了经济起飞的新阶段,奠定了未来发展的良好基础。当时相对落后的德国和俄国也从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起,先后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有些学者援引伟人的说法喜欢奢谈中国本土何时已有资本主义萌芽,说如果没有外敌入侵可以自行缓慢地发展资本主义。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假问题。近年来,美国“加州学派”(以肯尼斯•彭慕兰为代表)也持这种类似的观点。但正如《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一书的作者皮尔•弗里斯所揭示的,“加州学派”,特别喜欢用特例、个例史料来佐证其观点,在对于中英两国18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比分析中,仅仅限于个例数据的衡量,轻率的得出了清代中国具备独自工业化各方面条件的结论,而忽视了中国与西欧、特别是与英国在现代社会早期的根本差异。在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与专制社会里,历来是“以农业立国”,表现在人们的经济观念上,缺少商品市场意识,无法接受一些先进科学与技术;而反映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中,则把外国先进技术视为“妖术异技”,反对民众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则是一以贯之的。
  自 1500 年以来,大西洋贸易对西欧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同样进行大西洋贸易,工业革命却只发生在英国与荷兰,却不在西班牙与葡萄牙发生。这又是什么道理?
  麻省理工学院的强森 (Simon Johnson)、阿西墨格鲁 (Daron Acemoglu) 以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罗宾森 (James Robinson) 等人,在他们的文章《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转变与经济增长》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提供了大量经验性证据。
  强森等人提出了一套大西洋贸易影响制度转变,制度转变再与长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良性循环理论,并以这个理论说明工业革命为何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在西班牙这一问题。英国的议会对皇权有相当的制衡能力,而西葡则为专制王权的国家,这个初始条件对改进上述交易效率的制度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英国,限制皇权、保护私有财产 (特别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保护) 以及人们可以自由经商的权利等等,在随着大西洋贸易的不断扩展下,改进的程度远优于西班牙。
  在西班牙,王室垄断大西洋贸易的好处,除了皇室以及皇室本身特许的公司或等级拥有贸易的权利外,他人均被禁止从事国际贸易。与此同时,王室却将贸易所得到的好处花费在奢侈品或炫耀性的财富之上,大西洋贸易的好处不能被一般老百姓所共享,从而促进经济成长的良性循环就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在西班牙出现。
  西方早期殖民帝国在海外搞殖民地的具体做法是重商主义的,多是特许垄断经营而妨害自由贸易的,它给殖民帝国本身带来的财富增益是非常可疑的,拉长历史时段来看,或许可以认为完全得不偿失,就像中国垄断国企在非洲扩张,并不给中国人民带来任何福利增益一样。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发表《国富论》中否定了重商主义理论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论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最宽松的状态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在亚当•斯密的理论支撑下,英国走向了放任的自由贸易。
  可见,问题的症结仍在有没有自由和法治或自由和法治是否足够与健全。
  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被日本打的惨不忍睹的祖国,严复大声疾呼“身贵自由,国贵自主”,正在于他认识到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耳”!(《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第17、2页)一百年后,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亚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而自古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完全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中,清政府不惜投入巨资,开办各种工厂。可是,事与愿违,30年后,竟被一个东洋的“蕞尔小国”打的一败涂地!原因无他,就是剥夺了国民的经济自由,办个企业要官府层层批准,动辄禁止,处处制肘!事实上,只要成立企业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也就控制着所有产业的商业活动,也正是政府对经商自由,贸易自由的限制。
  关于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受欺辱,最官方的版本是将一切都归结到资本主义侵略的账上。其核心看法有二点,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压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民族资本主义逐渐陷入困境;二战争赔偿使中国落后于时代
  如此分析问题固然简单明快、快意恩仇,但分析问题要靠全面分析和理智,而不仅是简单地表明义愤。我们且不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到底是何时出现的,单单是中国工商经济的所谓陷入困境到底是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垄断与管制所负的责任大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压制所负的责任大恐怕已经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了。中国统治者们自然包括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久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久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正是因为此重农抑商政策不正是几千年的坚持吗?至于中国国门被迫洞开,因此列强的工业摧毁中国民族工业这种调调,只有完全相信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的人才会坚持。鸦片战争前,中国实实在在是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技术的,符合史实的说法应该说不但未发生欧美列强资本主义工业彻底摧毁中国的工业的情况,看上去应该是恰恰相反,使中国迅速缩小了差距倒是真的。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14 08:34:55
  近代以来,中国对于“侵略”一词定义的非常宽泛和富有感性色彩。在长期的观念中,中国人习惯性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活动,包括通商、传教与文化活动,都是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近代的中国贫穷、落后也都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结果。这样的看法当然有其内在的道理和根据,然而近代化则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题目。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如此漫长艰苦,因为繁荣富强是需要多方面条件和因素的。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西方国家是靠对外掠夺发达起来的,问题是战争赔偿真的能让一个国家发达,让另一国家从此落后么?瑞典、瑞士、挪威、芬兰、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没机会参与对外掠夺的国家就比那些疯狂对外扩张的国家如西班牙之类的老牌殖民国家更穷吗?而沙俄这个扩张最凶狠的国家难道不是一直就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吗?。
  被中国人认为是通过战争发财的典型毫无疑问是日本。应当承认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确确实实捞了一大票远远超过其年度财政收入的赔款。日本军费开支2亿日元,获各种赔偿3.4亿日元,除了造一家钢铁厂外,全部用于扩军,因为要应付沙俄。中国史学家说日本拿这笔钱干这干那,导致工业起飞云云,在日本史中似乎未得相应佐证。不管有没有甲午战争,大清都会迅速拉大与日本的差距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判断,关键点就在于真正的自由经济与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必然差别。中国当时洋务运动的所谓近现代企业,全部是官办企业,比我们今天的国营企业效率甚至还要低得多。
  有意思的是,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们普遍认为,日本的迅速崛起是因为制度的问题。反而是在今天,日本因为甲午战争的赔款才成了爆发户,而中国则因为甲午战争而葬送了现代化,这种观点成为主流,只能说明我们今天的智识,比大清时还不如。
  总体来说,中国贫穷落后在外国入侵之前便已存在,更是数千年来腐朽专制制度本身所造成的恶果。近代中国不仅仅是可怜的外国侵略的承受者,最主要的是这块几千年沉闷窒息的土地终于开始焕发生机,逐渐从内部开启并孕育新生力量的方面与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对于那些独裁统治者们来说也许是屈辱的,但对于人民来说恐怕是人之为人的过程和希望所在。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14 17:41:27
  三、思想文化控制
  对民众的思想文化控制是专制独裁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只要专制存在,思想文化禁锢就必然会形成并顽强的持续下去。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有过太多的大规模清除“异已”和铲除异端邪说的运动,而中国尤烈且数千年绵延不绝。历代皇权都会对人类文明大肆封杀,不惜采用最卑劣的手段、任用最无耻之人来控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意识形态工作范围。大清王朝在这方面不但继承了老祖宗的所有做法并且将他们发扬光大,终于将中华民族引入了更加黑暗的死胡同。
  秦始皇按照李斯“天下无异议,则安宁之术”的建议,所进行的明目张胆的焚书坑儒只开了思想控制的一个头儿,大秦帝国便烟消云散了,毕竟秦始皇依仗手中有兵而无所畏惧,太过于赤裸裸了。此后的统治者们吸取大秦帝国的教训,在这一方面越来越具有了隐蔽性和欺骗性。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表明人间所有的终极理论都已经被先贤发现,之后的人们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学习继承。尽管当时的董仲舒力图保留自己的一点东西——所谓的“天命”,企图用一种神秘主义的谶纬之学吓唬皇上,但基本上秦制下的皇权还是把儒家给彻底驯服了。五四时期,中国人大批儒家、清算孔老二的行为显然是错了,毕竟思想和施政是有区别的,至于施政者拿着孔家的学说包装后去愚民,这罪过理应要算到施政者身上才是的。况且人类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是权力选择思想,而非思想获取权力。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无论是德治的还是法制的,一旦走入专制权力,也只会变作同一个样子,能为统治者们所用便得活,否则等待的恐怕只能是尸骨无存、烟消云散。如果我们承认言论自由思想无罪的话,那么单纯作为思想人物的孔子何罪之有?。
  一个国家、社会是如此的复杂,想要靠一种一成不变的思想来治理好,本身就是一种幻想、一种错误的观念。问题是聪明的统治者们对此就真的不明白?显然作为统治者所选定的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唯一思想理论,其最大的作用恐怕还是一种象征,是领导人用来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而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指导性理论。
  效果最好、最具有迷惑性的思想控制手段莫过于科举制度了。由隋唐初创至宋臻于完善的科举制是这一时期“儒表法里”的一大制度创新。从表象和科举考试的内容来看,科举制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就这一制度本身的整体性和实质而言却是法家传统的体现。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更说明这一制度的目的,根本在于大一统国家通过“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一以度量断之”的法家原则(《管子•任法》),把能人垄断于掌握之中,它与秦国时期以耕战之功利择吏的秦法的区别主要只是表现为所测之能不同而已,通过科举制实现了表面上吏的儒化和实质上儒的吏化目标指向则是殊途同归的。
  清军入关之后,大学士范文程上了一道奏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稿•范文程传》)就是说要治理中原这个天下,首先要得人心,士,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是优秀之民,得了他们的心就得到了天下。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看到这个奏疏之后就批准在全国实行科举考试。顺治二年,大清延续前朝招考公务员之法,正式实行科举考试。
  康熙时期建立了蒙养斋算学馆,1685年又设置四馆,主要教授儒家学说,用等级、尊卑观念进行愚民教育,给民众洗脑。他还通过颁布《圣谕十六条》,极力美化皇权,把满族皇家政权合法性的说法,灌输到民众的脑子里。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设有一块卧碑。在卧碑上镌刻有几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明显地违反了近代国家文明发展必须的三大自由:言论、结社和出版的自由。
  近人常把科举制下的乡绅视为社区自治的体现者。实际上科举制以前的地方贵族倒庶几有点自治色彩,后来的乡绅就只能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了。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15 08:46:53
  清政府对书籍进行查禁、销毁和篡改的力度之大恐怕也是前无古人了。
  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遭到禁毁。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乾隆之所以编纂《四库全书》,其真实目的是为了大批毁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不利于殖民统治的书籍。迄于清中叶,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痼疾的加剧,以及一代王朝统治衰象的暴露使之惧怕异己思想潜滋暗长。因此,为这种心态所驱使,清廷的大规模征书,其起始便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寓禁于征之深意。自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起,清朝认为征书的表面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乾隆皇帝彻底揭去遮掩,人为地制造了旷日持久的禁毁“违碍”书籍逆流。历时近二十年,迄于乾隆末,数以万部计的大量典籍横遭禁毁,冤滥酷烈的文字狱遍于国中。其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经过君主专制淫威的斧铖之后,《四库全书》著录诸书,或滥加抽毁,或肆意改窜,已非尽古籍旧貌,这给其后的阅读,利用和研究,皆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尤为不可忽视者,严酷的禁书逆流以及伴生的文字狱,其恶劣影响已经远远逾出图书编篡本身,它直接酿成思想界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17 10:28:12
  @快乐老申 2017-03-16 15:00:11
  清朝统治者为了蒙住臣民的眼睛,堵住他们的耳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出于以维护其统治为目的的自欺欺人做法决定了专政在种种控制下“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它的每一种控制说穿了就是过滤真实信息,制造虚假信息,一开始是为了欺骗别人,最后欺骗的都是自己。
  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一言触禁即会丢官丧命,由是官吏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唯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康熙三十六年上谕中说:“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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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0 08:55:31
  @快乐老申 2017-03-16 15:00:11
  清朝统治者为了蒙住臣民的眼睛,堵住他们的耳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出于以维护其统治为目的的自欺欺人做法决定了专政在种种控制下“必然灭亡”的命运,因为它的每一种控制说穿了就是过滤真实信息,制造虚假信息,一开始是为了欺骗别人,最后欺骗的都是自己。
  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一言触禁即会丢官丧命,由是官吏皆苟且庸碌、缄口言事,唯求招权纳贿,官运亨通。康熙三十六年上谕中说:“近时言官奏疏寥寥,虽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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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老申 2017-03-17 1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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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0 09:22:37
  五大清朝的军事水平
  曾经对于鸦片战争的认识就是手持热兵器的英军打败了手持冷兵器的清军,我们从历史电影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战争场景:在英军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所以很多人就想当然的以为大家都用冷兵器的话,大清就会占便宜了,或者说清军如果也拿着英军同样的武器,那么这场战争也就胜利了。后来的洋务运动说白了无非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以至于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后,便敢于和法国、日本叫板,正是类似思想作祟的结果。
  问题是英军真的只是靠坚船利炮打赢清军的得吗?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茅海建先生在其大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通过查阅了大量清朝档案的基础上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作为过去鸦片战争研究薄弱点的军事面相正是《崩溃》一书的强项,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力动员、兵员调动,到军费的来源、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负责运筹帷幄人员的心态、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崩溃》一书里均得到充分的展现。概括来讲,茅先生关于中英这场战争的观点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无论怎么打都必败无疑。
  中国和欧洲基本都是在公元十三世纪前后开始将管形金属火器应用于战争的,其后欧洲火器技术发展较快。鸦片战争打响时,清军武器系统与清初无“质”的改变,这二百年,西方大进,中国不进,不进则退,在战具上的差距便拉开了。
  截止到19世纪现代步枪发明之前,火枪经历了火门、火绳、燧发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主要是以枪机的种类来划分的,枪炮内部的构造基本上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15世纪火绳枪出现后,人类的战争开始逐步从冷兵器进入到热兵器时代。这种武器受到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青睐,被不断改进和大批装备部队。伴随着火绳枪的发展,到16世纪,欧洲主要军队里已经是火绳枪步兵为主,长矛兵已经成为主要掩护火绳枪兵的一种存在。随着西方火器在技术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进展,西方军事水平逐渐高于中国。
  17世纪,法国人马汉在转轮火枪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燧发枪,可以说是火枪史上一次革命,尽管仍然是分装式弹药,前装滑膛枪,但比起火绳枪,稳定性已经大为提高,特别是由于简化了射击步骤,射速进一步增加。随着纸壳子弹问世,燧发枪士兵的射速能够达到每分钟2-3发甚至更多,这使装备这一武器的步兵分队即使面对骑兵的冲锋也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了。
  17世纪中叶,很多欧洲军队普遍装备燧发枪,一直到1848年,足足持续了200多年。
  由于滑膛燧发枪的威力和射程都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并且射击对士兵来说是需要自由的意志和灵活的身手,在实际战斗中,白刃战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予以保护。1679年,刺刀开始在法国出现。到17世纪90年代,随着卡座式刺刀的发明,长矛兵彻底失去了存在意义,因为上了刺刀的步兵,实际上就相当于一名矛兵,使用冷兵器的护卫士兵不再是必需,必然会导致战法和战术的进步一步改变。刺刀的最后普及,是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时候。第一次步兵刺刀冲锋发生在1703年,此后刺刀在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中就成了步兵的主要进攻武器之一。
  正是因为英军枪上有刺刀的原因,其部队达到百分之百的热兵器持有率。由于清军枪上没有刺刀,所以军队中必需配备一定数额的长枪手来保护火枪兵,而清军只能达到一半的火器持有率,双方碰面时候火枪兵退下,长枪兵上去肉搏。也就是说二百清军才能达到一百英军的作战效能,再加上火枪本身的的缺陷,起码需要三百以上的清兵才能与一百英国兵抗衡。
  18世纪时,西方在火器应用的软环境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军队的编制和训练成为此时发展的重点。由于近代战争逐渐向多兵种合成化作战方向发展,专业化的火器部队——炮兵大量产生,并逐渐取得了独立兵种的地位。在战争中步、炮、马、工、辎重各军种各司其职并相互配合,同时海军火器装备程度更高,出现了战列舰等舰种和纵队战斗等适应火器特点的战术。英军以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指导,有司令部、参谋部、后勤部等分工,有不同的兵种诸如海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工兵等执行专门任务。而中国直到袁世凯以西法组织训练军队,才开始有了专业化的武装力量。西化军队从此成了中国武人们争天下的本钱,谁的部队更西化,谁的军队就更强大。
  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人N-德雷泽发明了后膛击针枪,这是一个真正的武器革命,后膛枪终于可以让士兵在卧倒、匍匐时装填弹药了。
  这种枪于1840年最早装备普鲁士军队,当时普鲁士人把它作为最先进的秘密兵器,直到1848年才公开。
  工业革命使得武器制造业使用了动力机床对钢制火炮进行精加工。根据《世界全史》介绍,19世纪20至30年代,英国发明了全金属车床、自动调节车床、牛头刨床等一系列工作母机,到19世纪40年代时,达到了用工作母机制造机械的领先水平。同时因化学的进步,苦味酸炸药、无烟火药和雷汞开始运用于军事,炮弹的威力成倍增长。1825年,英国化学家歇夫列里提出了黑色火药的最佳化学反应方程式。英国按照这一方程式,配制了枪用发射火药以及炮用发射火药。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火炮,技术关键之处的改良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由于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以武器性能性质的更新变化为尺度的战争思想,迅速走向近代化、科学化。说这时英军已达到船坚炮利可能还不是太准确,但是英国的科技优势已有一定的显现,已经看到英军火炮技术由量变走向质变的部分端倪。正是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使得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与清军之间出现了军事科技上的悬殊代差。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海军还是一支以风帆而非蒸汽机作为动力的帆船舰队,在舰船动力性质上与清军是一样的。虽然美国人富尔顿于1807年成功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用蒸汽作动力的舰船,英国皇家海军也早在1827年就首先将蒸汽机装在军舰上。但十九世纪40年代前后,装有蒸汽机的舰船一般只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战舰仍主要依靠帆力,舰队中只有少量小型蒸汽船。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1 09:15:02
  满人其实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可以说入关以后的满清一直是全球火器作战思想最严重的国家,所谓满清迷信骑射忽视火器,不过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说法罢了。
  明清之际,战争频繁且规模较大,对武器装备的要求较高,为克敌制胜,无论是明政府还是清政府,都很重视引进和制造先进武器。满人在入关以前,就有鸟枪等少许火器,但数量不多,威力不大,满人并未重视,只是将它划分到弓箭部队里。由于努尔哈赤死于明军炮火之下,所以到了皇太极掌权时异常重视火器发展,为此不惜重用精于火器的三王——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并广招天下有才之人仿制明朝红衣大将军炮。满清除了购买西方火器外,还仿造明代从西方引进的“鸟铳”、“佛郎机”、“红夷炮”等,同时军队的火器普及率也有所提高。
  在驱逐沙俄战争中,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反击廓尔喀入侵,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清军的武器配备中,火器已经占了很大比例了。到雍正皇帝时,各地驻防八旗早已都成了鸟枪队与小炮队。乾隆以后,清军不但八旗军,就连绿营军也开始全面火器化。等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大清军实际上火器装备率已经超过70%,根本就没有多少冷兵器了。
  清军使用的也并不是土枪土炮,准确上说,应该是“比较落后的洋枪洋炮”,和英军武器相比,技术参数虽然落后不少,但还没有达到天上地下的区别。
  清军当时主要使用的火器被称为鸟枪或者鸟铳的火绳枪,其形制功能比英军落后了200多年。这种枪大都是明末清初制式,长约2米,不能上枪刺,从枪口装填火药与弹丸,弹丸铅质,重约一钱,射程约百米,射速每分钟1至2次。抬枪是一种重型鸟枪,长7.5尺,木鞘长5尺,发射5钱重铅弹,射程300步,射速每分钟1发。清军的鸟枪制作质量比较粗劣,枪管薄厚不均,枪膛宽窄不一。膛宽则弹出无力,飞行不远;管薄则易膛炸,自伤射手,所以清军兵丁往往不愿使用。
  清军炮台火炮及船舰火炮,其发炮原理、样式与英军无大差别,落后在质量差、制作工艺粗糙,炮架、瞄准器等配置残缺。这就造成了清军火炮射程近,打不准的弊病。清军炮弹只有实心弹一种,英军除实心弹,还有霰弹与爆炸弹等。双方火炮对射,英军基本上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停舰发炮,弹无虚发,而清军炮弹只能落在中途,人能伤我,我不能伤人。
  也就是说,入关后的清军其火器技术水平、火器装备程度大体达到了西方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早期的水平,但是此后火器的研制、开发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更不用说形成近代军事的编制、训练和战术思想了,为什么?无他,制度使然!
  清朝建立后火器就开始停滞不前,主要在于满清统治者对其治下百姓的防范。清朝统治者知道火器的厉害,先进的军事技术装备如果落入百姓手中,可能给自己的统治带来威胁,所以他们就要防范于未然。
  多尔衮在打天下时期就已经采取这个措施,是因为当时投降满清的汉军人数已经远远超过八旗军,这些军队如果据有先进武器,一旦降而复叛,很难对付。只让八旗军拥有大炮和火器,可以更有效地震慑和控制清军中的汉军。继多尔衮之后,历代满清统治者出于对汉军的防范,一直严格施行这一规定。入关后更是严禁百姓拥有、私造、买卖火器,甚至给火枪注册编号,极力防止火器流入民间。
  康熙晚年,清朝的战略思想已逐步从打天下转向坐天下,重新强调骑射乃满州之根本,对火器的研制和生产严加控制和严禁私藏私制,各省绿营只能使用陈旧低劣的火器,精良的火器一律掌握在八旗兵手中。雅克萨之战后,地方官员将缴获的俄人火枪上缴,康熙留了几把自己赏玩外,其余严令销毁,就是怕这些火器可能流入民间。
  这种情况使得清朝放弃了研制新式武器的热情,极力垄断这种军事优势不让民间和潜在的对手掌握便成为主导型思想政策。细想起来,这种做法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这种“深思熟虑”明显是针对国内百姓的。满清的作为,正应了一句老话:“害人终害己”。满清的结局,留给后世统治者的教训是:靠压制维持政权绝非强国之策,也非长久之计,实乃亡国败运自取耻辱之道。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2 10:12:14
  舰船是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武器装备差距最大的地方。
  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因此举国军事力量的部署和建设重点一直放在内陆和陆军上,根本无意于海军的建设。虽然清政府先后建立了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但其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并非出洋作战,仅为近岸巡逻、缉私拿盗而已。近岸巡逻船不需要很强的续航力和作战能力,因此水师舰船多为小型船艇,而且大多使用经年,陈旧低劣。战争前夕,尽管大清拥有外海战船近千艘,但船只的数量跟战斗力没有成正比的必然关系。
  十七世纪中期,英国海军在战胜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之后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经过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英国海军又战胜法国拿破仑海军,用“天下无敌”形容之不为过分。
  由于战斗性能悬殊太大,清朝水师根本不敢与英国海军在外洋进行海战较量,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只能放弃海上交锋,从而丧失了主动权。英军以其强大的海军,横行于中国海面,决定了战争的时间、地点和规模。为了防御英军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从盛京到广东的七个省所属的几十个海口都得设防,其庞大的军力分散到每个重镇,驻守的部队大体也就在4000人至1万人左右。如此分兵防御,在每处都难以集合优势兵力,中英间的多次战役,中方投入的部队人数往往与英军相当,甚至处于劣势。
  这也就决定了大清在鸦片战争期间丝毫谈不上主场作战的优势。按我们通常的观念,鸦片战争既然在远离英国的中国海岸进行,中国人至少在距离上占有优势。但《天朝的崩溃》一书证明,不但英国的东南亚殖民地距中国甚近,大量武装力量可就近从印度调来,比清廷从云南贵州等地调兵快得多;就是从英国首都伦敦到澳门的时间,由于航海技术的先进,也与中国人从北京到广州的时间相差无几,都在两个月左右(《天朝的崩溃》第326页)。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对英国政府来说没有我们意象中那么远,而对中国政府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近。如果“距离”与事件的“重要性”存在某种联系的话,距离这一意义上鸦片战争的“重要”对双方政府也是差不多的。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理解双方政府对战争的重视程度当不无益处。
  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了战具所具有的优势外,还有就是其现代专业化军事组织、指挥和战略战术都绝非原始的天朝所能比拟的。要知道,“武备废弛”四个字可不单单是武器不好的意思,落后就要挨打,但这个落后恐怕也不会仅仅是一般人所简单理解的武器不先进的意思。
  大清的陆军由八旗与绿营组成。八旗兵制乃是努尔哈赤于1606年建立的,其特点是兵农合一、军政一体,总兵力约18万人。八旗兵是清朝的“经制之师”,最为精锐的正规主力部队,清朝就是靠这支军队定鼎天下的。入关坐了天下后,八旗成员慢慢退化,基本丧失了战斗力。早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八旗军就已经腐败而不可用了,统治者从此依靠上了绿营兵。
  大清的绿营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因以绿旗为帜,以营为单位,故称绿营。绿营兵一人入伍,全家在籍,世代相袭,以兵为业。
  嘉庆时有绿营兵66万人,平时驻防全国各地,遇有战事则从各镇中临时抽调成军。问题是这些兵不务正业,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战斗力也不行了,统治者不得不依靠地方团练团勇。
  中国历史教科书将清朝军队腐败无能的原因归结到鸦片上面去,最为著名的一个论点就是引用林则徐若不严厉禁烟则会导致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的说法。问题是八旗和绿营腐败透顶,不堪重用的的罪魁祸首当真是鸦片吗?如果把这也赖到鸦片的头上,实在说不过去。毕竟在鸦片在大清泛滥之前,清军就已经全面腐败了,而且鸦片本来就是禁品,军队里吸食鸦片,竟然屡屡禁止不住,只能说是军队的管理出了大问题。矛海建先生注意到清代军队的基本职责是内卫,即以防民为主(《天朝的崩溃》第51页),也就是说处于这样一种社会定位的军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防军,而是皇家的护卫队,其职责相当于保家护院而已。军队用途既然不放在捍御外侮保卫人民上,那自然就成为了迫害人民的暴力工具,清代军队窳败的根源就在于此。这样的军队自然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3 08:14:57
  近代化军队和皇家卫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近代化军队有自己的理念,也就是说近代化军队以及现代化军队都知道自己是为谁而战的。而皇家卫队一般不讲究这个。世袭的八旗兵早已成为纨绔子弟了。绿营兵虽是召募,但正因为是朝廷召募,凡当兵者,一切由朝廷供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吃皇粮”。大家当兵都一样,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凭什么要去送死?死了以后一家老小谁会管?
  关于清朝军队的待遇问题或者提供的皇粮到底有多少,普遍观点认为是低微和不平等。八旗武官俸禄比同一级别的绿营武官高出一至四倍。雍正皇帝以后,清朝文武官员开始发放养廉银,且廉银高出正俸几倍、几十倍,成了文武官员们实际的重要收入来源。就俸廉两项法定数额而言,除了旗官最高武职正一品领侍卫内大臣外,绿营武官的岁入又反而超出同一品级的八旗武官。大清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无非是为了使绿营武官甘心为朝廷效命,一方面则鼓励旗官到绿营任职,以达到控制绿营的目的(郭太风:《八旗、绿营俸饷制度初探》,《复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期,第105页。)。清朝对八旗和绿营的军饷实行不同的待遇,表现在绿营低饷,武器装备皆自备,加上武官的盘剥,使得绿营士兵无力养家,军备废弛,兵丁素质低下,官兵矛盾尖锐;而对八旗则待遇优厚,使得八旗养尊处优,不堪战守(注:皮明勇:《试论清朝的绿营低饷制度》,《军事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14页。)。这种俸饷制度,一方面有利于清廷对军队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造成八旗、绿营军队战斗力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清朝军队属于暴力工具这一本质特点,以至于那些开赴战场的羸弱的清兵“沿途劫夺、捶挞贫民……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攮取财物。”因此在实际战斗中,队伍很可能不是开小差就是劫掠农村,结果使本国人害怕的不是外民族军队,相反本应该是身负护国卫民的本国军队 。
  制度缺失所带来的清军贪污腐化、徇私舞弊是造成战斗力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时人的著述还是后人的研究对于当时的腐败现象都做了深刻的揭露。
  清军平时极少训练,即便是训练也是应景之作,在训练内容上徒具形式,不切实战。一个外国军官认为清军根本没有彻底地操练,他辛辣地讽刺说清军操练的方式,与其说是训练一支军队,毋宁说是在发展运动员的肌肉。
  就整个清军而言,完全没有现代专业的兵种分工和后方勤务的意识。绿营的将官由兵部直接管理,将官不能直接统兵,遇到战时临时抽调成军。在军队的指挥系统上,清军缺乏统一严密的参谋系统,最高指挥机关常常出现消息不灵、情况不明的现象,发布不切实际的作战命令自然也就再正常不过了。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始终不能组建一个由真正懂军事的人领导的全国性军事指挥系统,所有的指挥权,则全部集中在道光皇帝一个人身上。既使像林则徐这样的钦差大臣,竟然连要在珠江上设拦江铁索也要向道光皇帝请示。而深藏在深宫里的皇帝,只听各地不实情报,就只能瞎指挥一气了。
  为了兵饷和官帽,虚报战功、杀良冒功,甚至“反败为胜”成为其特色。对于这些从来都是乌合之众的中国军队,据英国人回忆,当他们兵临广州城下时,道光从各地调去的军队彼此之间却大打出手,打的比外战勇猛多了。
  鸦片战争之败,不仅仅是武器相差太远,在具体的战争技术、战斗意识、战略境界方面和英军相比更是差的太远。
  由于清军海军实力与英军相差悬殊,所以在具体战争中,只能采取舍水就陆、沿海筑土城、建炮台、造巨型火炮的战略方针来对抗英军的进攻。
  在海岸防御作战中,由于清军军事思想落后,炮台选址不当、炮台构筑方法不合理,清政府甚至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以至于清军在毫无掩蔽的炮台上与英舰对射,伤亡极大。
  清军缺乏近代抗登陆作战经验,不能趁英军在换乘和抢滩时攻击,炮台成一字排列,缺乏层次,突破一点而全线溃崩。同时又忽视后方防御,多次被英军从后方登陆包抄。
  作战时,英军往往是舰炮猛攻清军一处炮台,然后以侧翼迂回包抄战法,将仍坚持在阵地上的清军残部逐走,使习惯于阵地战和人海战术的清军难以应对。
  比较典型的战例如英军攻占虎门炮台一役,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初六,在夺取沙角、大角炮台后,英军攻击上横档炮台。上横档炮台正面防御异常坚固,但炮台后方几乎不设防。当天恰逢炮台后方小河涨潮,英军分船越过后河,在下横档后方登陆,包抄清军。
  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模式几乎全是如此,清军的许多部署都建立在对英方意图的错误判断之上,且失败后往往不能迅速吸取教训。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过去一般的印象是英人恃其船坚炮利,长于海战,至于到了陆地进行近身冷兵器肉搏战,大清就会占便宜了。当年,清朝那些身处战争前线的将帅、清将、清兵,包括林则徐、邓廷桢、颜伯焘、裕谦这些封疆大吏在内,都希望英军闯到眼前,己方再长短兵器一齐上,让敌方淹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后人也根据这种臆想制造出来了所谓的三元里抗英的故事,现在又出现了许多穿越小说,其所秉持的精神都是如此。那么,真实情况又如何呢:
  茅海建先生用大量据有说服力的史实充分证明这是一个不实的认知。茅先生在《崩溃》一书中反复强调了英军的陆战能力极强,不仅战术远超过清军,且其不怕死的精神也给道光帝以深刻印象。
  完成了近代军事革命的英国固然将火器作为了军队的主要作战兵器,但此时的英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冷兵器,虽然冷兵器在此时只能作为火器的附属而存在。因为此时的滑膛枪准头不好、射速低、射程近,在敌人步兵冲到跟前时,实际打不死几个人。战场上,两军不断发射并前进,当距离十分接近时,就需要肉搏。在刺刀发明前,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保护。刺刀发明后,一个使用装有枪刺的滑膛枪士兵,就是一个长矛兵,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不再是必需。英军给火枪装上刺刀,和敌军士兵碰面时候枪杆子一转,换个姿势就可以进行白刃战了。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英军可以完全淘汰长矛手,使得自己的部队达到百分之百的热兵器持有率,而清军只能达到一半的火器持有率,原因就在于此。所以当时欧洲的军队无不苦练肉搏战,方阵步兵刺刀冲锋是最终决胜手段。英军最强的就是刺刀肉搏。克里米亚战争一个营的英军就敢向一个师的俄军发动刺刀冲锋,白刃战硬是把俄军打垮了。
  鸦片战争就是近代军队和封建军队的交锋,近代军队英军并不是完全靠火枪、大炮质量取胜,靠白刃战取得胜利竟然成为常用手段。洋人人高马大,训练体质都比清军强了不止一个层次,所谓肉搏清军就能占便宜的说法,实属臆想。
  与后人的想象相反,清军一直是全球火器作战思想最严重的国家,打仗全靠火器对射才是历史的真实。乾隆时期以后,清军不但八旗军,就连绿营军也开始全面火器化,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大清军实际上火器装备率已经超过70%,作战基本全是靠铳炮齐放。只是由于清军枪上没有刺刀,再加上清军的火器性能不高,不能完全取代冷兵器的作用,因此清军中刀、矛、弓箭仍被大量装备使用。实际上,刀矛只能用来摆样子,几乎没有部队进行过肉搏战训练,对冷兵器的使用技巧和战术基本已生疏。当时的满清军队,自己装备还没完全进化到火器化,作战观念倒是相当的火器化了,肉搏战则被完全放弃,嘉庆后期就根本就没进行过肉搏训练。清军对弓马骑射,刀矛肉搏训练的荒废速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速度。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4 08:08:35
  战术上清军也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清军的一种常用战术称为“九进十连环”。《清史稿•志一百十四》所载:实战中“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枪炮相互配合保持火力持续不断。另有一种称为“百人哨”的阵势,一哨百人,每哨10队,使用火器和冷兵器的人数各半,火器手为前队,第一叠20人使用10把抬枪;第二叠30人使用鸟枪30支;第三叠50人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
  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轰击,稍近,开放抬枪;再近,则以鸟枪击打。三击不中,继之以冷兵器肉搏拼杀。为了协调冷兵器和火器部队的步调,清军整个阵列只能以缓慢的速度移动,战术机动性相当差,很难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发挥火力的有利位置。
  英军因为有刺刀,所以军队实现了全火器化,远了放枪,近了上刺刀肉搏,而清军没有这个家伙,则安排了一半手持藤牌、刀和长枪的士兵专门保护另一半火器兵。在战斗中,无论射击还是白刃战,英军均能全员投入,而清军则总是只有一半左右的士兵参战,这样的作战模式不仅浪费人手,而且很不方便,英军是一心一意往上冲,清军还得不断变阵,十分麻烦。
  鸦片战争中,清军面对枪炮攻击时还能维持战线,清朝士兵还有不逃跑的勇气,可是每次英军一上刺刀冲锋清军立马崩溃。这种白刃冲锋,需要极大的纪律性来约束。对神经的震撼是惊人的。清军看见牛高马大英军士兵列阵端着刺刀洋枪冲来后,无不魂飞魄散,立即丢下大炮四散逃奔了,清军已经完全失去了曾是其最强项的专长——肉搏战能力,而且几乎整个清朝时期都是如此。像广州海口的车歪、横当、海珠等等一系列的炮台,都是洋鬼子在炮火准备后用白刃冲锋拿下来的,而且伤亡轻微得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就是近代化职业军队和封建军队的战斗力区别。英军从此可以极小的代价在陆地上击败清军任何陆军部队,根本不需要再去用战舰与清军炮台拼死对射,这样英军地面上所向无敌,截断清朝的大运河航道,迫使清朝与之谈判,达成了作战目的。
  清军的火器基本上是不能对英军造成什么伤害的,而陆战,清军又没有对拼的勇气,武器落后,战术低下,训练水平不高,战斗意志薄弱,所有的这些加起来,清军不败还会有天理吗?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7 16:04:10
  @快乐老申 2017-03-24 08:08:35
  战术上清军也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清军的一种常用战术称为“九进十连环”。《清史稿•志一百十四》所载:实战中“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枪炮相互配合保持火力持续不断。另有一种称为“百人哨”的阵势,一哨百人,每哨10队,使用火器和冷兵器的人数各半,火器手为前队,第一叠20人使用10把抬枪;第二叠30人使用鸟枪30支;第三叠50人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
  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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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8 17:18:39
  第三章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
  第一节 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活动
  想要透彻理解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原因,必须对战争之前的英清交往史作进一步的梳理,而不是局限于1840年前后一两年的中英冲突是毋庸置疑的学术考查路径。
  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改变了原本各个独立文明的各自几乎不相干的发展轨迹,从而开启了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地球逐步走向一体化的漫长而又无法抗拒的进程。数百年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盛衰沉浮,无不取决于是抗拒还是主动融入这一进程。世界一体化进程更是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相互交错纠缠,不仅仅是令人惊心动魄,其中更有着你死我活、不死不休的残酷厮杀。离开对这个基本态势的体察,不可能对世界和民族、国家乃至个人的命运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
  十九世纪西方列强的入侵毫无疑问是中国历代王朝所未曾经历过的一次交锋和历史体验,当时的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对这一“千年未有之变局”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 因此,我们如果要做到公正客观地评价清代在其所属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地位以及相应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就必须要进一步探寻和明晰世界历史的演变历程以及清王朝在这一历程中扮演的角色。
  承接大明王朝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建立不久,便关闭了自家大门,而与其同时兴起的英国不仅开创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民主宪政制度,初步实现了国家者,民之所有、民之所享、民之所治,更以工商业为先锋,逐步将这一人类新的生活、治理模式向世界范围推广。自然,在这一过程中,英国那些冒险家们在前辈们的激烈下开始矢志不移地寻找东方中国,并期望与这个神秘的东方大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在欧洲人寻找中国的探险航行活动中,葡萄牙、西班牙先行一步。英国人亨利•裕尔爵士出版于1866年《东域纪程录》中说:“ 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访问了中国的一个港口,虽然这些冒险家此次未获准登陆,但他们却卖掉了货物,获利甚丰。1517(正德十二年)年葡萄牙商业远征队在安德拉德(Andrade)率领下到达广州,倒霉的皮雷兹(Pirez)大使与之同行”。(见亨利•裕尔《东域纪程录》,张绪山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43页)
  根据中国史书记载,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欧洲人驾船来到中国。张燮写于万历丁巳(1605年)的《东西洋考》引用《广东通志书》是这样说的:“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徳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澚口,銃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筦南头,盖房树柵,恃火銃自固。”世界上两大灿烂荟萃文明就此相遇,这个相遇既没所期待的那样激动人心,也不是如有人所想象的那样充满冲突与矛盾,而是如此的普通平常,体现出人类所共通有的价值观,同时也告诉后人,民众都是乐意并能友善交往的。
  中国官方史书往往是采用所谓“春秋笔法”,以简单的“好人”或“坏人”二分法来解释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而按照这样的笔法所进行的历史解释往往会与事实相差甚远或根本颠倒黑白。定稿于乾隆四年(1739年)的《明史》在卷三百二十五列传第二百十三 “外国六•弗朗机”中说,弗朗机于(正德)“十三(1518)年遣使臣加必丹末等贡方物,请封,始知其名。诏给方物之直,遣还。其人久留不去,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已而夤缘镇守中贵,许入京。武宗南巡,其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其留怀远驿者,益掠买良民,筑室立寨,为久居计”。这样的写法,到了当代则干脆演绎成“葡人通过贿赂和欺诈等手段‘夤缘镇守中贵’即买通了地方官吏与朝廷阉臣,并冒充满刺加的‘贡使’,才奉旨允许‘入京’”(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
  可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代代相传的所谓“蛮夷”“不开化”的结论就是如此得出的。自汉民族发明文字后,即开始了对来自周边部落人种加以语言上的歧视,很阿Q,也很无奈。在这种大的文化、制度背景下,英国寻求与中国王朝正常交往之路注定是不会顺畅的。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29 09:36:00
  早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英国便多次派遣冒险船队探索去中国的海路,渴望和传说中的大中国进行交往,但直到17世纪末期,英国人才得以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展开了对华贸易。
  1497年和1498年,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为目的,曾两次西航,均未果而返。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也都以失败而告终。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国向东北方航行,寻找中国与印度。威洛比死于途,钱塞勒则抵达俄国莫斯科。 
  1577年,大探险家佛罗比谢尔(MartinFrobisher)率领探险船队出航,走到了现在的巴芬岛后便宣告任务的失败。
  1583年,即明万历十一年,伊丽莎白女王派约翰•纽伯莱(JohnNewbury)携带她致中国皇帝的信,从陆路远赴中国。信里面关键的有这么几句:“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约翰•纽伯莱中途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英王的书信未至中国。与陆路去中国的同时,英国女王又从南面组织了一次通向中国的航行,船队在巴西海岸遭西班牙舰队拦截,被迫折回。   
  1586年,汤姆森•甘文蒂斯(Thomas Cavendish)率船队绕南美洲麦哲伦海峡进入太平洋到达菲律宾。两年后,船队带着中国地图及沿途了解到的中国情况回到英国。  
  1588年后,约翰•戴维斯(JohnDavis)三次探索通向中国的西北航道,汤姆森•甘文蒂斯做环球航行。1593年,戴维斯与甘文蒂斯双双渡过麦哲伦海峡,结果,甘文蒂斯死于归国途中,戴维斯的探险队只有1/5的人生还。
  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为使臣携英王致中国皇帝信前往中国。伍德在走向中国的路途中遇上不幸,在好望角,一只船遇难覆没,另两艘船遇上了葡萄牙船队,战斗18天,幸存的人好像只有7个人,但最终没人知道幸存下来的这7个人的归宿。幸运的是,经过了390年的时间,这封信终于送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手上。1986年,访华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李先念主席赠送了伊丽莎白一世写给明朝万历皇帝的这封迟到390年的信。这封信表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何乐不为?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或某城贸易时,务请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且为我两国国君及臣民之互爱与贸易起见,愿对于贵国人民之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萧致治:《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1610年至1613年,尼古拉斯•唐顿(Nicolas Downton)曾两次带着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一世致中国皇帝信,表示发展两国关系的意愿。但以中国政府的游戏规则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发生了天主教案,不少传教士被逮捕和驱逐,所以无人敢冒着做通夷汉奸的必然风险去翻译和传递这些信件,至使英国联系中国的愿望再次落空。此后由于英国国内资产阶级革命及其他原因,英国国王暂停了联系中国的努力。也就是说,英国政府先后努 力了一百多年,也没有和中国政府牵上手,尽管其中太多的其他因素,但总体来说,还是郎有意妾无情。
  哥伦布航行到美洲,误认为到达了印度,尽管不久人们证实那是一块“新大陆”而不是印度,但西方人一直把哥伦布最早到达的南北美洲之间的岛屿叫做西印度,而“把亚洲看作一个整体,称它为东印度”(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西方各国在探险亚洲的过程中,相继成立了贸易机构——东印度公司,如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是一个股份公司,当年的12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同东方进行关于生丝、棉织品和宝石贸易的特许状。从此,英属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南洋、日本等地建立商馆,在中国大门外与中国商人做生意。
  早期中英贸易,英方是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包办的。1637年,英国商船第一次来到中国。1685年,东印度公司获得到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1715年,“东印度公司决心要把对中国的贸易建立在一个正常基础之上,于是它在广州设置了一个有固定员司的商馆,并且定期派遣船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开设常驻管理委员会,通常由12个管理商务的代理人组成,一般由三、四个职位较高的成员组成一个特派委员会,直接受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领导,这个特派委员会的首领,中国人称之为大班,对所有对华贸易进行统一管理。
  中英关系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执,也注定了东印度公司与大清帝国开展贸易的坎坷命运。
  1637年,英国商船来到中国广州。船长约翰•威德尔(JohnWeddell)受雇于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大股东的“科亭商团”。问题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欢迎英国商船的到来,澳门的葡萄牙人对威德尔说:“中国人不许任何别的国家同他们做生意。”(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威德尔带船强行沿珠江上驶,受到中国官兵的炮击,威德尔开炮还击并攻陷虎门附近的亚娘鞋炮台,出战的中国水师被英国人焚毁船只5艘。后经葡萄牙人说和,双方和解了事。但广州当局声明:“红夷今日误入,姑从宽政,日后不许再来。”(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英人炮轰虎门的教训,让明政府下令任何外国船,不得进入珠江口内,并宣布再也不要看到“红毛鬼”了。
  英国人虽然找到中国了,但迎接他们的中国军队的炮弹,更不用说要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了。
  时间不长,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率时间到了,大明王朝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大清王朝。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30 07:58:50
  @快乐老申 2017-03-29 09:36:00
  早在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英国便多次派遣冒险船队探索去中国的海路,渴望和传说中的大中国进行交往,但直到17世纪末期,英国人才得以通过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展开了对华贸易。
  1497年和1498年,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以寻找黄金并探索去中国与印度的海路为目的,曾两次西航,均未果而返。亨利八世时代(1509-1547),又组织多次西航,也都以失败而告终。1553年,威洛比(Willoughby)和钱塞勒(Chancellor)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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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3-31 16:25:30
  1658年,两艘英国私商货船“国王斐迪南”号和“查理马撒”号来到抵达广州,在还没有得到货物装载的许可情况下,就被要求缴纳船钞,于是两艘货船在没有缴纳船钞情况下离开广州。就这样,中英之间的第一次贸易,因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以及中方的勒索,最终导致双方之间的贸易无终而果。
  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下达禁海迁界令,中外正式贸易也连带被禁止。1664年时,在广州已经无法通商情况下,英国人希望通过葡萄牙人中介达到与中国通商贸易的目的。当年的6月12日,东印度公司从万丹出发的“苏拉特”号于7月12日到达澳门后,便一直等待葡萄牙人与广东当局的交涉,但迟迟都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结果,甚至直至12月12日英国人在交纳了2000两船钞后,也没有达成任何交易结果,不得不离开澳门另觅它途。
  因为连遭挫折,对澳门、广东贸易颇感失望的英国人转而来到台湾向郑经当局请求贸易。当时台湾郑氏政权正为清、荷联军所苦的情况下,宣布对外商给予免税3年的优惠,由此英国人以输入军火、棉花为交换条件开始了英台之间的贸易往来。1675年7月,英国商船“飞鹰”号便为台湾带来了急需的军火等物资。郑经还进一步要求英国人提供大炮并帮助训练炮手。就在这一年,郑经再次占领闽南,英国人随之通商厦门。1680年,从伦敦出发的“巴纳迪斯顿”号商船携带200桶火药、6箱火机毛瑟枪抵达厦门并售予郑经。
  清政府此前一再拒绝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其关键点是出于爱新觉罗皇权的安全考虑,并非简单的贸易问题。清朝深知其祸患在海洋,但其视野所及主要是中国民间海权,完全可以这样说,民间海权的出现以及迅速发展是近代以来共和国兴起的主要根源之一。满清政权立国之初实行闭关锁国政权虽然是打着防备郑成功势力的侵扰,但更为深层的意思就是怕民间海权与海外诸国当然也包括西方诸强相互勾结而出现和平演变的情形。从这一层意思来说,也许英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曾与郑氏王国结盟给大清帝国所带来的伤害到底有多大,所以满清朝廷始终对此铭记在心并对其充满了戒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1602年3月20日成立的荷兰所属东印度公司曾经控制了东西方贸易的两条财路,一以台湾控制台湾海峡,一以噶逻巴(今爪哇)控制马六甲海峡。1662年,荷兰人盘踞三十多年的台湾被郑成功一举夺取,使荷兰失去台湾海峡的控制权并断了一条财路。郑氏驱逐荷兰之时,英国亦正与荷兰人争夺海上霸权,双方从西洋打到东洋,可谓是不死不休。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英国人当然是要支持郑氏集团了 。据说,郑芝龙在金门料罗湾海战中,就用了全新的英国大炮,其战法亦与英国海军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相似。此后,荷兰与清朝缔约,誓灭郑氏,英国则与郑氏结盟,夹攻荷兰,不久,英国人占领新加坡又夺走了马六甲海峡。荷兰人还在台湾被郑成功军队所围困时,就请求清军救援,被撵出台湾后,仍派舰队驶抵闽洋,希冀以清荷联军的力量达到先夺金、厦,再取台湾的目的。
  本来,荷兰与清朝有约,联合攻打台湾,打下台湾后,清朝仍将台湾交给荷兰掌管。但荷兰助清军攻克台湾后却无力来讨要,因为荷兰自退出台湾后,国力大伤,在大西洋又被英国打败,从此再也无力顾及东方。清朝收复台湾后,以荷兰恭顺为由,允许荷兰由八年一贡改为五年一贡。但是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原因在于荷兰人没有足够的白银。
  当初的英国商人出于通商贸易目的,曾经期待郑经能够战胜满清并为之提供军火等物资,但随着郑经统治的日益衰弱,台湾当局一方面借口没钱,开始向英商征税;更为重要的是郑氏政权明显是无力对抗清政权进攻,终在1683那年土崩瓦解。因此,英国人不得不把“多情”的目光再次转向大陆。
  1683年,英国“卡罗莱娜”号再次到达广州,试图与大清重新通商贸易关系。当地官员告诉他们,康熙皇帝对英国人非常震怒,因为他们还在为台湾的郑经提供军火。清政府派遣战船监视“卡罗莱娜”号离境,拒绝了英国人逗留广州及通商的想法。
  1684年,康熙开放海禁前后,英国的商船“快乐”号抵达厦门,这是英国与清朝的再一次接触,但依然历经艰辛,好在经过大清地方官员好一通刁难、索贿后,“快乐”号终于被允许贸易,其实是康熙皇帝开放海禁令抵达厦门情况下,厦门地方官员不得不允许英国人在厦门建立商馆。
  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城外附近设立了固定的商馆。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01 14:48:01
  @快乐老申 2017-03-31 16:25:30
  1658年,两艘英国私商货船“国王斐迪南”号和“查理马撒”号来到抵达广州,在还没有得到货物装载的许可情况下,就被要求缴纳船钞,于是两艘货船在没有缴纳船钞情况下离开广州。就这样,中英之间的第一次贸易,因双方缺乏足够的信任以及中方的勒索,最终导致双方之间的贸易无终而果。
  康熙元年(1662年)清政府下达禁海迁界令,中外正式贸易也连带被禁止。1664年时,在广州已经无法通商情况下,英国人希望通过葡萄牙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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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05 14:23:32
  对于英人来说,整个18世纪的对华贸易是在极端艰难和勒索不堪下进行的,隐蔽的勒索更是层出不穷,洋人对此根本束手无策。当然,抛开其他因素,单单涉及贸易的具体问题,因为利益关系,贸易双方必然会出现分歧,讨价还价等都是一种正常的商业行为。但当时中英双方所存在的差异则是难以调和的制度性问题,英国人希望确定一个商业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而满清的勒索数额则习惯于随行就市,看对方的态度而定。
  从17世纪开始,粤海关的进出口税率一般不超过货价的4%,税率本身并不高。但除此之外,要征收船钞与规礼银,这种富有弹性的费用才是真正让英商叫苦不迭的地方,双方为此经常讨价还价,甚至是矛盾重重。让英商不满的还有,他们来到广州后只能与广东的外洋行(俗称十三行,简称“洋行”)做生意,其他天朝百姓无权与英人接触。1720年,外洋行的行商们联合起来成立公行组织,在英商眼里,这就是货真价实的垄断了。更进一步的是,广州于1754年建立保商制度,从此,外国商人到广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保商,而保商必须是十三行中的一家。对于洋人来讲,他们想跟广州甚至是大清所有人做生意而不是被保商如此承包的意愿和权利就是这样被剥夺的。
  17世纪,欧洲国家间因为争夺霸权,随时发生国家间的战争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当时的争霸战争,不仅仅是两国军队的较量,更是两国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全民战争,只要双方宣战,悬挂两国国旗的商船相遇即为敌对双方,便可交战乃至俘获对方。这也是当时各国商船都配备先进大炮等武器的缘由之一。因为英国与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战争,英国商船尤其是所谓港脚的散商船担心被敌对国俘获,因此他们将货物运至广州销售后,纷纷将白银寄存在广州,宁愿空船返回印度而不购买任何商品。这样的行为所引发的最为直接的结果是这些白银已不属中国所有,造成事实上的外流,更重要的是造成大清出口商品的滞销。面对英国散商这尚属正常的商业行为,中国政府既没有能力消除英国散商的担忧;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暂时断绝贸易,而是采用中国官府传统惯用的杀手锏——随意调控税赋,犹如今日增加燃油消费税一般。具体办法就是恢复“所有船只出口货物缴交的税款,要等于它们入口货物所交的税收”(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第385页)的旧规定,就是不管散商船只是否装载货物,先缴纳出口税后,才允许其空船驶出虎门。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霸王条款,但任性的粤海关还真就这么做了。这个举措当然遭到港脚船的抵制,他们纷纷强行驶离虎门。为此,粤海关监督威胁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会,如果再出现不装货或不载满货物而随意将船开走情况,就由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会承担应缴税款,除非你东印度公司不想在广州做生意了。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会就是任粤海关宰割的小绵羊,其所属船只都老老实实地遵守了“所有船只出口货物缴交的税款,要等于它们入口货物所交的税收”的霸王条款。
  就是在这诸多困难情形之下,中英之间的贸易仍然在不断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满清方面固然是垄断,英国方面的东印度公司同样也是基于特权的垄断。因此,英商尽管处在种种垄断的束缚之下,依然可以得到不错的利润。同时中国也步入所谓“康乾盛世”,同样有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以获取白银的刚性需求。双方共同的利益需求使中英贸易的得到了迅猛发展,英国人一跃而居于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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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07 14:05:28
  看看当时英国人装载货物的构成:
  1697年,400吨的“纳索号”从伦敦出发前往厦门,带有大致在40000至50000镑之间的资金,其中包括从加的斯购入的“100桶酒及价值20000镑的银元”。1698年11月,280吨的小战船“舰队号”从伦敦前往厦门,带有资金37554镑。此二船回程货单为:茶叶、生丝、丝织品、丝绒(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3年》第一册第85页)
  从上面二例可以发现白银数量在所载全部资金中比例很高,如《中国近代经济史条件资料选辑》说,“十七世纪以至十八世纪早期,所有英商都不得不运送白银(几乎全是西班牙、墨西哥银元)到中国来贩取货物。东印度公司来船的装载,白银经常占90%以上,商货不足10%”。(见《中国近代经济史条件资料选辑》第18页)
  1685年至1729年的45年间,抵达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商船总计为90艘,依据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提供的数据,测算其所载白银约为285万英镑,约占全部资金的90.11%。根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所注明的兑换率,“广州两值6先令8便士(每英镑等于3两)”,约为855万两。但英国人输入的这些白银,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吕宋相比较,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毕竟此时英国人的白银也是靠通过货物从西班牙等国交换来的,真正的大银山属于西班牙。
  在大量输入白银的同时,日本的铜也大量输入大清。
  白银与铜的大量输入,使大清的货币供给得到保障,谷价回到了正常价格,人口随之也相应增长,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1685年,清政府虽然开放了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但由于各种原因,只有广州成为洋船云集之地,因此也就造成了名义上是四口通商,实际上却是广州一口通商的事实。
  然而,在广州,由于种种人为的限制措施有损于英国对华贸易的开展,特别是粤海关官吏运用“合法伤害权”的做法让英国人所不能忍受。于是,英商就把目光转向广州以北的口岸,宁波成为他们第一个目标,由此而引发一起著名的国际上访事件——“洪仁辉事件”,从而便促成了真正的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事实。
  乾隆十九年(1754),英属东印度公司想使在华贸易业务上有所突破,便派遣洪任辉来华设法扩大贸易范围,开辟新的贸易港,并派遣大班喀喇生(SamuelHarrison)前来,一同主持此事。洪任辉,英文名詹姆士・弗林特(JanesFlint),少年时期曾在广州学习汉文,因通晓中国语言,长期在广州担任翻译之职,是英国第一个中文翻译。
  乾隆二十年(1755),大班喀喇生、洪仁辉等人组成的商团前往宁波和定海做生意。洪任辉在澳门租用葡商华猫殊的商船,选择了宁波为试航港,分两批前往。第一批携带银元6箱共2万余元,红毛酒13箱共1560瓶,蜡烛2箱,向粤海关领到护照后,北上向浙江海面进发,准备换取中国的丝茶等商品。
  由于外商久不来浙,收不到什么油水的浙江地方官对他们非常客气友善。英国商船于6月2日收泊定海,定海知县甚至委派把总萧凤山率领县役沿途护送他们到达宁波。
  当时的宁波亦是清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有海关和行店等设施。浙江巡抚周人骥和提督武进升等人对其加以体恤,嘱咐商人公平交易。过了几天,第二只船也装载着番银20万元、黑铅等物抵港。两船试航成功并获大利而归。因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陋规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所以从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英属东印度公司都派船去宁波贸易,由此英船来浙渐多。
  自然,去浙江的商船多了,来广州的就少了,广州口岸大受影响。由于前来贸易的商船相比之前减少了半数有余,出现关税锐减的局面,更为关键的是这自然影响到了广东官僚们的个人腰包。两广总督杨应琚以英国商船携带火炮等大量武器跑到宁波对天朝上国的不恭为由,奏请禁止洋船往浙江贸易。乾隆或许意识到宁波曾是倭患最严重的地方,英国商人到浙江进行贸易活动,存在着对清政府统治造成威胁的巨大隐患,“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高宗圣训》卷281)。再加上乾隆帝对英国人本就心存芥蒂,说“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清高宗实录》卷550)为了防微杜渐,乾隆皇帝命令两广总督杨应琚会同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筹议办法,对其加以取缔。
  乾隆在地方大员出于个人和地方私利的忽悠下,首先采用经济手段,命令浙江增税一倍,企图通过加税的办法,使外商无利可图,从而达到不再来宁波贸易的目的。没想到增税后仍旧有船前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广州那边太黑了。乾隆帝感到以这种增加关税的办法不解决问题,便下决心彻底关闭宁波等地口岸,只留广州一口通商,仿佛如此一来就不会有夷人从海上威胁大清统治了。另外,根据当时的《中国丛报》报道说,广东官僚为了阻止英船赴浙,和行商一起向在朝官员行贿了二万两银子,从而获得了这道广州一口通商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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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10 09:01:56
  @快乐老申 2017-04-07 14:05:28
  看看当时英国人装载货物的构成:
  1697年,400吨的“纳索号”从伦敦出发前往厦门,带有大致在40000至50000镑之间的资金,其中包括从加的斯购入的“100桶酒及价值20000镑的银元”。1698年11月,280吨的小战船“舰队号”从伦敦前往厦门,带有资金37554镑。此二船回程货单为:茶叶、生丝、丝织品、丝绒(见《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3年》第一册第85页)
  从上面二例可以发现白银数量在所载全部资金中比例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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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10 18:16:44
  1758年12月28日,英属东印度公司大班向两广总督李侍尧提出改革广州贸易制度的要求,自然遭到了断然拒绝。凑巧的是,当时有个行商黎光华欠英国商人5万两白银一直拖欠不还,而当地清朝官员更是始终不理睬英国商人的申诉。于是在一个叫刘亚匾的四川人的帮助下写就一份状纸,大班便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一次,如果在宁波受阻,洪仁辉则沿海路到天津,向天津的官员提出告状的请求,甚至不惜进京面见中国皇帝,借此提出多口通商的要求。
  1759年6月13日,包括洪仁辉在内的12人乘坐一艘名为“成功号”的三桅小船从广州出发,6月24日到达定海县四礁洋面,遭到清军的拦截。定海总兵罗英笏派人告知洪仁辉“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洪仁辉只好拿出预先写好的汉文呈词,希望浙江官员能够替他们将状纸转送到乾隆皇帝手中,以此作为回到广东的条件。罗英笏“见理谕不遵,因随口允其接收”(《史料旬刊》第4期,第117页)6月25日,罗英笏派中营守备陈兆龙护送洪仁辉返回广东,实际上就是将洪仁辉押送回广州。6月27日,洪仁辉驾船出定海后,陈兆龙自己便回了定海,而洪仁辉则扬帆直奔天津。7月18日,大沽营游击赵之瑛在大沽海口炮台外发现了洪仁辉所乘的三桅小船。按照大清国的规定,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通过官府指定的“行商”进行贸易,遇到贸易纠纷,外国商人必须通过行商到中国官府申诉,否则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势下,洪仁辉对赵之瑛诈称自己是英国四品官。很显然,洪仁辉的谎言起到了作用,赵之瑛告之洪仁辉停泊待命。
  洪仁辉成了第一个从海路来到天津的英国人,名义上是要到北京告御状,但实际上为的是向清政府提出并企图达到开放更多贸易口岸的要求。英国人来到天津的消息不但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且对于天津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第一次发现竟然还有人是金发碧眼,而且还没留辫子,这对没见过世面的天津老百姓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的怪事。
  与百姓不管不顾的热情相比,天津的官员显得有礼貌得多,他们都以各种关心英国人的名义来看望,实际上也是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晚上,天津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经过一番博弈,二人商定以酬金2500两的价码,由灵毓向上级递交洪仁辉所带的那封申诉信。7月19日下午,在接纳了洪仁辉用2000块西班牙银元替代2000两白银的酬金后,灵毓派人发给洪仁辉能够独自出发进入内河的特别通行证———红牌。
  20日早晨9点,洪仁辉由水路沿内河向天津进发,于21日上午11点,洪仁辉到达了天津城。
  7月23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根据天津知府灵毓的禀报,将这封“国际举报信”递到了乾隆跟前。此“状纸”内容长达七项,主要有四点:一、粤海关勒索陋规。二、粤海关监督不准夷商禀见,使下情不能上达。三、行商黎光华拖欠货银不还。 四、保商制度弊端甚多,夷甚吃亏受累。(萧智治,《西风佛夕阳 》第222页)
  乾隆接到大臣的奏折和洪仁辉的词呈后,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立即命令给事中朝铨带洪仁辉赶赴广东,会同福州将军新柱一起会审。29日洪仁辉离开天津时,由于其身上没带那么多的现钱,知府灵毓竟然专门派人到广州找洪仁辉追讨这笔“欠款”。
  钦差会审后,判决行商黎光华归还欠款,并查没其原籍财产,按股均匀摊还债主。至于海关监督家人勒索即等于主人勒索,因其管束手下用人不力,向英国商人索贿证据确凿,将李撤职查办,家产充公,其家人及随员中被逮治罪的达73人。在这个国际案子中,自然是少不了汉奸的份儿的,大清政府一共整出两个大汉奸来:一个叫汪圣仪,一个叫刘亚匾。前者是个徽商,据说“领其国大班银10380两”,但汪汉奸闻风跑了。至于那个为英国人写状纸的四川人刘亚匾则被政府“按交结外国互相买卖借贷财物例治罪”砍了头。借外国人的钱,拿外国人的工资,与外国人做买卖,帮助外国人举报等等凡是与外国人沾边的中国人都被国人叫作汉奸。
  洪仁辉本人也被清政府逮捕入狱,罪名有三:一,违反禁令;二,不适当的上诉请愿;三,学习汉语。1759年12月6日,李侍饶遵旨把洪任辉圈禁于澳门的前山寨(圈禁期满驱逐出国)三年,直到1762年11月才被释放。
  至于洪仁辉控告的比如保商制度等弊端,则仍被清政府保留。不过,洪仁辉这次北上天津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也不是一无所获。他通过此次航行,对黄海和渤海的情况有所了解,初步探明了从宁波到天津大沽口的航道,为以后英船赴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洪仁辉国际举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感觉到单单广州一口通商还不足以防范外人。为了进一步防范外商与国人交往,两广总督李侍尧于1759年12月提出《防范外夷规条》,经乾隆皇帝批准,成为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其主要精神是对英夷进行双规: 外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每年五月到十月份)”和“规定的地点(广州十三行)”,才能来做生意。那时外商处境,如同今天的“双规”高官!外商进了中国的大门,但却住进了大门里边的狗舍!。这是清政府“以官制商、以商制夷”政策的体现。从此,这一闭关锁国的外贸政策在全国实行,这是明清以来,发生在天津影响到全国的第一个全国性事件,该政策一直影响到100年后的1860年。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11 21:33:30
  第二节, 跪与不跪的抉择
  一、半途而废的卡思卡特使团
  自《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风行,英国就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敬意,即使它取得海上霸主地位,成为日不落大帝国后也没有改变对中国的崇敬。对于英国来说,能够和中国结交或许曾经是英国人多年的梦想也不为过。
  谈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大脑里被塞进了一个顽强的认知模块:“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问题是西方列强当真如此野蛮,一上来二话不说就给大清王朝一顿板砖?
  中英矛盾确实被激发到不得不用大炮说话的份儿上不假,但在此之前,英国政府曾三度派使团携带重礼不远万里来华,期望能与清政府和平且平等交往,遗憾的是,三使团的大清之旅皆是无功而返,甚至是充满了屈辱。
  多年来,中英之间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贸易活动,但由于清政府对通商口岸开放的限制以及对外政策层面的种种束缚,使得两国自发的民间贸易行为不仅得不到清政府有效的保护甚至是极端打压。大清国治下的老百姓们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君主立宪制下的英国政府属于民意政府,有责任承担起为民众打通并扩大贸易渠道的责任。因此,为扩大中英贸易并试图与中国订立邦交便一度成为英国政府的外交国策,为此,英国政府在长达将近百年的时间内,曾三次出面派使团访问大清,以求增进了解和改善关系。
  乾隆52年(1787年),英王乔治三世任命曾担任过英国孟加拉军需总管的查尔斯•卡思卡特上校为特使,率领英国政府使团前往中国。卡思卡特使团所肩负的使命主要有三:一、扩大对华贸易,消除贸易障碍。二、希望中国政府给予一处居留地,便于存放货物,开展贸易。三、中英两国互派公使进驻彼此的首都。在训令中,英国政府表示了对广州贸易制度的不满与猜忌:“在这里,市场的公平竞争被中国人的团体所破坏,我们的大班不准公开进入中国法庭,中国拒绝公正地执行其法令,我们驻广州的大班全都处于一种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境地……这些灾难是由帝国政府既定政策所致呢?还是由于对我国势力的无端疑忌抑或只是由于一个遥远省份的政府的腐败与滥用职权所引起?”(高鸿志:《近代中英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现在,英国政府亲自出面帮自己的商人们增进幸福感了。英国人就是矫情,这才来中国几天就不适应天朝特色的生活方式了?天朝百姓们对于所谓的“蛮横无理遭受压抑的痛苦”都已经领教几千年了,不是也没见有啥怨言吗?
  经过多次磋商,作为这次出使活动最直接也是最大受益者,东印度公司提供6000英镑作为使团所需经费。另外,卡斯卡特要求在6000英镑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笔4000到5000英镑的费用,用来购买赠送中国皇室和相关大臣的礼品。东印度公司自然也是照单支付了,因为他们认为这笔钱是可以让回报最大化的投资,花多少都值。卡斯卡特用这笔钱置办了诸如钟表、银质餐具等所有能代表英国先进科技水平的东西,甚至包括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英国大炮。
  卡思卡特使团的中国之行从技术层面上还存在着诸多困难。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英国使团想要到达中国须绕过非洲好望角,行程数万公里。另外,此时的英国找不到一名合适的汉语翻译人才,不得已之下,勉强找到一个懂汉语的法国人来帮忙。使团出发不久,就遭遇风暴,更为要命的是痢疾和一些传染疾病也开始流行。1788年6月10日,使团乘坐的舰船航行至印尼西部海峡时,卡斯卡特因病情恶化而散手人寰,当时英王陛下没有预定在他不能达到目的地时继任这项外交任务的人选,因此这一使命就随他的逝世而告终。
作者:史上最冤者赵括也 时间:2017-04-11 22:05:24
  记号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12 10:25:29
  二、马嘎尔尼使团中国行。
  卡斯卡特使团以失败而告终,但摆在英国国王和外交大臣面前的与中国建交的问题毕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所谓革命尚未成功,英国人尚须努力。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一(1792年9月26日)正值法国大革命天翻地覆的时候,英国政府以向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寿辰为名(乾隆皇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即1711年9月25日,其八十岁应是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派出以马戛尔尼勋爵(1737.5.14——1806.5.31)为首的豪华使团携带着英王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信函, 乘坐拥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容积为1,200登记吨的东印度公司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离开朴茨茅斯港向着中国进发,此行目的主要是要求开放港口、互通贸易、建立邦交等等。这是英国政府派出并成功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更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了确保这次使华行动能够成功,英国政府做了精心的准备,从其对使臣的选派和礼物的准备上就凸显出英国欲与大清帝国交往的诚意。正使马戛尔尼与副使乔治•斯当东都是经过严格挑选、优中选优的结果。正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1733-1806)是 英国当时著富盛名的外交家,都柏林学院三一学院硕士毕业生,1764年获封贵族,随即被任命为特命大使到俄国进行贸易条约的谈判并因其非凡的外交技巧,深得俄国女皇凯瑟琳的欢心。1775年,马戛尔尼担任加勒比地区的总督。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期间的1779年6月,马戛尔尼率领一支由300名志愿兵组成的军队并配备24门大炮,迎战由法国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的拥有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人庞大舰队,由于众寡悬殊,马戛尔尼被俘。当年的11月,英法两国交换战俘,马戛尔尼幸运的回到了伦敦,随后被派到印度担任马德拉斯总督。任职6年后,由于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男爵,没能如愿当上印度总督。
  鉴于卡斯卡特师团半途而废的经验,英国政府特别任命乔治•斯当东男爵(1737—1801)为副使,一旦马戛尔尼勋爵发生意外,也可以确保完成使命。副使乔治•斯当东也是位外交老手,出生在爱尔兰的戈尔韦郡,就读于法国蒙彼利埃医药学校并于1758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到西印度群岛担任内科医生,后来转行从事法律并于1790年获得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学位,1779年当选格林纳达司法长官。1784年,斯当东与其在西印度群岛第一位结交的好友乔治•马戛尔尼一起前往马德拉斯,与蒂普苏丹缔结和约。因为这个功绩,斯当东于1785年10月31日获得从男爵的爵位。1787年2月,入选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英政府希望凭借他们的个人经验、学识和个人魅力能影响大清帝国的君臣。值得一提的是,斯当东的十三岁儿子托马斯•斯当东也跟着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后来的中英外交中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庞大的使团队伍内集中了英国杰出的外交官、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近百人,加上士兵、仆役、水手共有近700人。
  在礼品方面,英国人尽最大可能地挑选了那些最能体现欧洲技术进步的产品,共19宗、590余件。一百年前的“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页)。使团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科学仪器有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工业设备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生活用品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和热气球等,还有一辆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军事装备有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等等。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以及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
  这些礼品中的任何一件对于以农业立国的大清来说都是一扇窗户,从中可以窥探到现代文明、现代国家的别样风情。但以乾隆皇帝为首的清政府对于这些体现出西方科技巨大变化的礼品没有提起丝毫的兴趣。马戛尔尼希望自己的卫队表演欧洲火器操给乾隆的宠臣福康安将军观看,这位将军却不失大国风范地回复:“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火器操谅来没有什么稀罕。”(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至于那位热气球驾驶员更没有获得在帝国的天空给大清人民展示表演的机会。更跌份儿的是,大清帝国后来为了表示对英国人的蔑视,干脆把这些礼品“堆放在一间厕所里”。(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和弗兰克•萨奈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 那些最为先进的大炮等军事武器则被拉到了圆明园闲置起来,直到1860年,被火烧圆明园的英军发现它们。于是那些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后的“英国造”物件,又重新被运回了生产它们的英国故乡。
  英国朝野对此行都寄予一种乐观的期许,没有人想到这次精心准备的出访会因为一个西方人闻所未闻的东方礼节——磕头,而会演变为一场闹剧。
  • lafayette1125: 举报  2017-05-24 10:45:34  评论

    英国政府特别任命乔治?斯当东男爵(1737—1801)为副使------乔治-斯当东不是男爵(baron)而是从男爵(baronet),相当于骑士头衔,不算贵族但是可以世袭。因此他的头衔是sir(骑士)而不是lord(勋爵,五等贵族使用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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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14 15:29:06
  马戛尔尼使团出发后,英属东印度公司董事长佛兰西斯•巴林就给两广总督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盛住发了专函,请两广总督转奏大清皇帝并要求在天津登岸,以免礼品经广州长途运输受损。乾隆皇帝闻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到英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清高宗实录》)英国方面的本意是来华进行出于友好交往的外交谈判,而大清一方则一如既往的以为是远道来贡,从一开始双方的认识就不在一个基点上。所以,以西方当时惯行的外交先例的英国使团一到中国就等于无的放矢了,任凭马戛尔尼有着再过人的外交才华,也是无的放矢。
  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近700人的庞大使团经过航海近一年的漂洋过海、长途跋涉,于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二(1793年6月19日)抵达澳门,六月下旬(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
  近代各国觐见仪式,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制定了缔约国对于接受各级使节的规定,外交使者交往行鞠躬礼则成为常态。清王朝则要求马戛尔尼像所有其他贡使那样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则坚持只能像英国臣民给英王行礼那样行单膝跪地礼。这种礼仪之争所产生的不快使得双方渐行渐远。
  八月初十(9月14日)马嘎尔尼一行人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觐见了乾隆帝,参加万寿节活动并递交了国书。
  马嘎尔尼至于最后以什么样的礼节觐见的乾隆帝,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清朝的档案文献中所记载的都是肯定了英使的屈服,行了三拜九叩大礼。陈康祺在其《郎潜纪闻》中甚至如此记载,本来乾隆恩准马氏一行不用叩头的,但他们一见中国皇上,腿不由自主的就软了下去,“一至殿廷齐跪地,天威能使万心降……”简直意淫到家了,可想而知,在奴隶的眼里,注定是目中无“人”的。而在马戈尔尼自己的记录中则是否认了这一点。至于孰是孰非,恐怕已经是一个无需判断的常识问题了。  
  至于英国人所提出的要在中国开辟新贸易港口、租借岛屿、派遣常驻使节等要求,则被乾隆一口拒绝。
  马戛尔尼在自己的使华日记里记载说,关于互派使臣的问题曾与大清权相和珅作过最后的交流,指出互派使臣乃日下欧洲各国国际通行的惯例,如果中英两国互派公使,“则东西两大雄主既可通常往来,复可交换文明,不特两国之私幸,亦世界文明进化之公幸”(马戛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当然,任凭马戛尔尼说得天花乱坠,出于保护其统治的本能,乾隆也不会跟英夷外交的,更别说平等外交,就是不平等外交,英国年年来朝贡,也不行。
  总体来说,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的马戛尔尼一行最后只得到了乾隆皇帝一纸黄色诏书的回应: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
  这是《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乾隆告诉英国人,大清皇朝无所不有,什么都不缺,只有你们才缺很多东西,鉴于你们恭顺听话,归服恳切,才加恩体恤,至于别的就不用再妄想了。
  问题是大清真的什么都不缺吗?
  在大清政府的再三催促下,马戛尔尼使团不得不满怀遗憾地离开,为了让英国人尽快回国,乾隆皇帝特恩准他们走京杭大运河,免费游览大清的大好河山。1793年10月7日,英国使团从北京通州上船,他们在大学士松筠和两广总督长麟等人的一路护送下经大运河、赣江、北江穿越中国腹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华事件,英国为此整个花费78522镑,折合白银约20余万两。正如《停滞的帝国》描述的,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历时70多天的在华漫长旅程,使英国人对这个停滞不前的帝国印象深刻。在此之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或想象,主要源于三种信息:一是商人水手的传闻,二是官方使节的报告,三是传教士的书简。但,自从1793年马嘎尔尼一行访华之行结束后,大清帝国的国情让英国看了一个地儿调。使团回到英国后,有关大清的图画和书在英国大量面世。铩羽而归的马戛尔尼请副使老斯当东公布了一份相对婉转的记录,这就是1797年出版的《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份报告对中国社会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认识。关于中国的国运,他说:“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他断言,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岸上撞得粉碎”,“它将永远不能修复”。(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32页)马戛尔尼得出的结论是: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清国的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不过马戛尔尼依然不想惹起战端。曾就任大英帝国驻沙俄公使的马嘎尔尼洞悉沙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马指出如果冒然对中国开战,可能导致这个帝国的崩溃,俄国将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英国并不能从中捞到多少好处。历史不幸被马戛尔尼言中,沙俄鲸吞的几百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大部分都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
  使团中其他人的记录也陆续出版。“狮子”号大副爱尼斯•安德逊、小斯当东的家庭教师赫脱南以及士兵霍姆斯的记录很快成为欧洲人街头巷议的中国新闻。10年以后,使团参赞约翰•巴罗写出了《中国游记》,并成为《每季评论》杂志中国问题方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对中国展开了激烈的批评。这份报告在英国乃至欧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致于《爱丁堡评论》专门撰文,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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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14 15:29:31
  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有幸成为这一历时转变的全程经历者, 17年之后,29岁的斯当东翻译出《大清律例》,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中国通。天真无邪的小斯当东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一切,包括父亲和马戛尔尼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刻意掩饰的事情。他的记录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史料。
  1800年,小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14年,小斯当东当选为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的成员。1815年,他又被选为特选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在华期间,他十分注重搜集和整理有关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信息。甚至不惜花费十年的时间,翻译了《大清律例》,形成了自己的中国视角。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实际上是他们的智力和性格的缩影。”(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页) 1823年,小斯当东与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共同发起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积极推动英国的汉学研究,在他的努力下,英国伦敦大学大学院和帝国学院聘请教授,开设汉学课,专门教授汉学课。他由此被誉为“英国汉学之父”。
  这些著作对西方人认识了解中国发挥了很大作用,有些甚至成为英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基础。特别是托马斯•斯当东不仅仅是中欧关系大转折的见证者,更是鼓吹对中国发动战争以代替使团谈判的代表, 1840年在议会关于是否出兵中国的辩论中,他成为极力主张对中国诉诸武力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以至于他鼓吹的那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争,对中国人的影响直到今天仍没有结束。
  马戛尔尼访华23年后,中英两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继承了父亲乾隆皇位的嘉庆皇帝刚刚摆平了白莲教,为了镇压这场起义,嘉庆耗费了两亿多两白银,从此清王朝陷入财政亏空的困境,直到灭亡也没能彻底摆脱出来。而英国则刚刚赢得了反法战争的胜利,在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所向无敌。
  英国人对于马戛尔尼访华任务的失败还不甘心,他们依然希望继续尝试通过谈判解决中英之间的邦交问题,原因在于英国政府还并没有找到马戛尔尼的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是将其归结为翻译的水平问题。诚然,当时马戛尔尼使团的翻译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当时使团的两名专制翻译是幼年离开中国的满人,其汉语水平就可想而知了,更为糟糕的问题是这两名翻译只会拉丁语而不会英语。因此最后在中国主要承担翻译任务的竟然是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在旅途中也仅仅经过半年多的学习,勉强能凑合着写一些汉字。当时照会的翻译与誊写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而最后的誊写工作,往往就靠这个孩子来完成了。
  翻译问题毕竟只是技术性、表面问题,马戛尔尼失败的原因,除了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因素外,最为根本的就是清廷为了限制老百姓和西方交流,害怕“夷人”带来的制度文化污染了世道民心,不利于清廷的统治。况且英人所希望的“平等邦交”,对大清帝国来说是严重的不平等,平等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来说是最危险的。如此,即使当时英国的全权公使就算跪拜了,大清也是不能接受其“平等”要求与之订立“平等邦交”的。当然英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还是需要再交一回学费的。
  • lafayette1125: 举报  2017-05-24 10:47:17  评论

    使团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托马斯?斯当东有幸成为这一历时转变的全程经历者-----托马斯斯当东是乔治斯当东的儿子,准确说他的名字也是乔治-斯当东(托马斯是中间名),但是史学家为了区分父子二人,一般都将儿子称为托马斯-斯当东,但是官方文件上是找不到这个名字的,只有小乔治-斯当东。
  • 快乐老申: 举报  2017-05-24 22:33:22  评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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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20 10:06:27
  三、阿美士德来华
  嘉庆二十一年(1816),也就是英法战争结束的次年,英国威尔士亲王(之后的乔治四世)再次派全权大使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1773年1月14日—1857年3月13日)来华。阿美士德英王侍从官,曾出任寝宫侍臣,期间于1809年至1811年在那不勒斯出任宫廷使节,自1815年至1823年,他亦曾再领寝宫侍臣之衔,地位显赫。阿美士德使团虽然比马戛尔尼规模略小一些(约600人),显然准备得更充分,礼品也毫不逊色,但他们在大清国遇到的却是同样的问题,并且是一次比马戛尔尼使团更加糟糕的经历。
  在这个使团中担任副使的是上次出使的那个小孩儿斯当东。此时已经成年的小斯当东拥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的耀眼光环。在中国已经待了二十多年的斯当东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他翻译的《大清律》已经完成。吸取上次马戛尔尼使团的教训,这一次随团来了6位汉语水平很高的翻译随从,其中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马礼逊是第一本英华字典的作者,汉语水平非常之高,再加上在华多年的埃利斯、德庇时(后来的香港总督)等人,这次使团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翻译阵容空前强大。
  英国政府这次的访华重点目标是取消垄断,促进两国之间的商贸关系,只要清政府可以放松对商贸活动的管制,让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在华进行贸易,那就算是出使成功。临行之时,威尔士亲王特别嘱咐阿美士德一行“要便宜行事”,意思就是为了能够完成使命,即使下个跪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1816年6月底,阿美士德勋爵率领“阿尔赛斯特”战舰来到中国,8月底到达北京。  
  觐见前,嘉庆不但严令沿途“好好照料”,还重点谕令中方接待大臣,一定要抓好觐见前的培训工作,让这些英国蛮夷掌握好大清代表的三跪九叩大礼等先进文化,否则概不接见,使团抵天津和通州时,清廷就两次晓谕英使觐见皇帝必须行叩头大礼。
  本来有威尔士亲王的“特别嘱咐”,磕不磕头对阿美士德等人来说已经不是个什么大事。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使团首脑人物并没有采取集中性的独断专行,而是采用民主的形式,由整个使团的全体成员来讨论定夺。使团到达北直隶时,使团内部便展开了“叩头还是不叩头”的大讨论。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而坚决反对叩头的小斯当东则强调即使叩头也不能达到订立邦交和扩大贸易的目的,坚决反对行跪拜大礼。显然,小斯当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阿美士德接受了他的意见。
  1816年8月28日夜,阿美士德使团抵达北京,而大清官员却催促他们连夜前往皇宫。在一场推推搡搡、连拉带拽的礼仪之争中,阿美士德明确表示拒绝向嘉庆皇帝叩头。于是,愤怒的嘉庆皇帝立即下旨将英国使团赶出北京。
  英国人试图和谈的努力,至此彻底失败了!
  阿美士德之后,英国人不再有兴趣陪中国人玩磕头的游戏,他们终于认识到靠谈判的方法是无法改变天朝的外交方式和加到英国商人身上不平等待遇的。
  1840年6月,40艘英国战舰抵达南中国海。卡斯卡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三个使团未竞的努力,终于在枪炮声中变成了现实。
楼主快乐老申 时间:2017-04-21 08:34:10
  @快乐老申 2017-04-20 10:06:27
  三、阿美士德来华
  嘉庆二十一年(1816),也就是英法战争结束的次年,英国威尔士亲王(之后的乔治四世)再次派全权大使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William Pitt Amherst, 1st Earl Amherst,1773年1月14日—1857年3月13日)来华。阿美士德英王侍从官,曾出任寝宫侍臣,期间于1809年至1811年在那不勒斯出任宫廷使节,自1815年至1823年,他亦曾再领寝宫侍臣之衔,地位显赫。阿美士德使团虽然比马戛尔尼规模略小一些(约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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