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资料(3)】三年灾害(1959-1961)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8 10:10:19 点击:10254 回复: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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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卷 苦日子来了
  简介:
  1958年一阵大闹腾,“丰年没丰收”,把农民的存粮也弄个干干净净,于是1958年冬和1959年春发生了大饥荒,农民开始了过苦日子。土地改革时翻身分土地的喜悦之情已经荡然无存。

  第一章苦日子来了
  1958年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了猛烈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于是,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国许多地方闹起了大饥荒。
  建立人民公社后,粮食挥霍浪费极为严重。作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从8月公社成立到11月秋收发生粮荒,一直实行“敞开肚皮吃饭”。集体仓库粮食很快见底。
  盲目推行双季稻、三季稻、高度密植、深翻土地等所谓“技术革命”的瞎指挥;“大兵团作战”,“大战、苦战”持续不断,劳动力普遍过度劳累不得恢复。
  1958年老天爷对中国很关照,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农作物的长势很好。但是,这一年是丰产不丰收。
  秋收时节,由于各地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加入了钢铁大军,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和老弱病残。
  庄稼成熟了,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收回。有的地方提倡“秋收放卫星”,庄稼成熟了不收割,等到“放卫星”时青黄一起割。
  湖北有些地方到了腊月二十七日还在田里收谷子。
  还有的地方,因人手少,干部就搞强迫命令,要求限时将农作物收回,群众害怕批斗,更害怕不完成任务不给饭吃,竟采取红薯拔掉蔓就称已收回等办法去应付干部。
  这一年,实际上有大量的粮食、棉花烂在地里,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巨大的粮食损失。
  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土地财产而被役使的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一旦脱离干部视线,磨洋工和消极怠工成为普遍现象。
  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粮食比1957年减产。
  由于粮食放“高产卫星”,各地纷纷向上级报告粮食大丰收,有关粮食部门也信以为真。
  中央对1958年粮食总产量估产为8500亿斤,公布数7000亿斤。据后来粮食部核实的数字,当年实际产量只有3980亿斤。
  实际产量比粮食部公布的要少。因为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900亿斤,1958年粮食总产量,实际应该低于3900亿斤,更低于粮食部3980亿斤的数字。
  在制定1958年至1959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时,按照各地的增产报告,确定本年度的征购数量,这一年度全国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
  比1957年多征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
  减产、多征、浪费、多吃,诸多因素会聚,大饥荒势不可免。
  粮食短缺是从1958年11月秋粮征购后开始的,是年冬荒,急剧演变成为全局性危机:公共食堂普遍缺粮断炊;城市粮食供应和储备短缺。
  至1959年4月,大饥荒空前大爆发,农村发生大规模逃荒、疾病、死亡。1959年春,全国农村流行一句话:“苦日子来了!”
  1958年12月13日,总理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 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视察“天下第一田”所在地——麻城。
  参观完“天下第一田”,来到公共食堂大门口,看到了那幅 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陪同的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
  早在11月下旬,麻城和湖北大多数农村一样,已经开始发生粮荒。
  1958年,湖北粮食产量为190亿斤(仍有水分),而湖北省委上报为450亿斤,当年征购任务和外调任务急剧增加,全省外调增加6亿斤。
  年底,恩施、黄冈、宜昌、荆州、襄樊等地粮食告急,食堂停伙,饥民逃荒,浮肿蔓延,死人发生。
  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1天存粮。为了救急,武汉市委将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下。
  中央办公厅为此大发雷霆,要处理武汉市委负责人,湖北第一书记王某某出面承担责任,此事才作罢。
  到1959年7月,湖北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近百万人患病。以致于7月上庐山开会前, 视察湖北时,湖北省委竟然挖遍库存也难以准备出 喜欢的腊肉,随行人员私下埋怨伙食差。
  粮食征购困难,以及不断的群众上书,反映饥荒死人问题,引发了从地方到中央对于粮食紧张的关注。
  但是,从省、市、县委到中央,一致认为:1958年粮食大丰收,农村缺粮,是因为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出于“多吃粮、自私自利、富农思想作怪”,对粮食“瞒产私分”。
  于是,开展了 一场“反瞒产”、“算账交粮”运动,对大饥荒造成雪上加霜的严重后果。
  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等15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到257万。
  据卫生部、粮食部和内务部有关材料统计:1959年春荒连夏荒,全国粮食紧张,农村人口近3.6亿严重缺粮,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广东、湖北、甘肃、贵州等省尤为严重。
  1958年冬荒~1959年夏收,全国因饥荒死亡人数,约在270万左右,大约占整个大饥荒时期人口死亡数5%左右。
  1959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59年春荒中,各地发生严重病死事件。其中,造成极大影响的,是“豫东惨案”。
  豫东惨案涉及河南商丘和开封地区。大 跃 进中,豫东的“五风”刮得极为猛烈。
  1958年冬至1959年春,河南农村食堂普遍缺粮断炊,而豫东为最,75%的食堂断炊半个月以上,其中36%的断炊长达1个月以上。
  除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外小灶吃喝外,85%以上社员长期靠野菜、草根、观音土充饥。
  至1959年3月,豫东发生大规模浮肿、外逃和死亡事件,据中央内务部和国务院工作组调查,高峰时期,豫东每天死亡达三四百人,严重的公社患病人数占28以上,全区逃荒要饭达10多万人,饥民遍及湘、鄂、赣、鲁、皖等十余省,许多逃荒者饿毙道途!
  1958年秋后,安徽灵璧县由于自然灾害、强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饿死500多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
  河北邯郸专区由于不关心群众生活,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波及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
  春夏之间云南省因浮肿病、痢疾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死亡39000余人。
   都做了批示,为云南事件还写了“一个教训”一文,说:“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显得相当重视。
  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
  广东一些地方已发现饿肿人10930人,饿死134人的现象。
  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提到了1959年的“大春荒”:
  河南在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人均口粮一斤;
  湖北今春500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
  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
  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
  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
  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来的情况,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8年10月下旬,由于1958年农产品收购和调运工作完成得不好,若干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已显得紧张。
  10月底粮食库存减少好几百万吨,许多地区纷纷要求调入粮食。
  这时在农产品供应上已出现问题。大城市里头,粮食、副食、蔬菜等供应紧张,猪肉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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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8 10:58:23
  第二章 云南爆发浮肿病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 在武昌主持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左——纠正大 跃 进、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
  针对大 跃 进中的浮夸风, 批评了作假问题。他说:“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假。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破除迷信”,这是 发动大 跃 进时提出的口号。这次会议上,他重新作了解释。他说:“破除迷信以来,效力很大,敢想敢说敢做,但一小部分破得过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
  会议期间,云南省委送来一份报告, 看了大吃一惊。
  云南省委的报告,反映云南发生了因浮浮肿病等引起农民严重死亡的情况。 非常重视,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
  批语写道:“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提的工作任务太重,密切有关。”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云南发生了因浮浮肿病等引起农民严重死亡的情况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为什么非常重视?听我慢慢道来。
  “大 跃 进”运动中,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反右倾严重的泛滥,“五风”肆虐,导致群众超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和粮食不够吃,于是浮浮肿病等疾病流行,造成了云南解放以来人为的群众大规模死亡。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随之,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
  1958年1月17日,云南省委召开全省紧急电话会议,指示:各地必须立即动员,男女老少出勤率每天达到90%以上;每天劳动时间要达9、10个小时,完不成任务的要日夜赶工。
  2月4日,《云南日报》发表了《在生产大 跃 进中,要做彻底的革命派》的社论,其中提出:
  过去几千年修灌溉1000万亩的水利,现在是一年要修灌溉1200万亩的水利。在大 跃 进中,是做彻底革命派呢?还是做妥协派、维持现状派、促退派?这是检验一切革命者的重要尺度。
  2月4日至11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南宁会议关于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
  受此感染,云南省委提出了新的跃进指标:水利3年完成10年规划,粮食5年增产1倍。
  在“大 跃 进”形势逼迫下,全省掀起了男女老少齐上阵修水利的热潮,民工们夜以继日,不避风雨,奋战在水利工地上。
  由于劳动超负荷和营养跟不上,2月,在曲靖专区陆良县西冲河水库建设工地的民工中首先发现浮肿病患者。
  问题发生后,陆良县一些社队干部曾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上级某些干部认为这是给大 跃 进抹黑,并对反映情况的人进行打击和错误处理,使党员干部不敢讲真话。
  结果,致使陆良浮肿病死人情况越来越严重,并逐步在曲靖专区蔓延暴发。
  同时,浮肿病在其他专区也陆续出现。这样,浮肿病死人问题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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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8 13:39:12
  第三章 向中央报告病情

  1958年6月25日,省委派出工作组到问题较严重的陆良和泸西县调查。还派出医疗组去防治病。
  经过实地调查了解和科学分析后,以云南省昆华医院内科主任沈允斌为首的省卫生厅泸西浮肿病防治组认为,此病系混合型营养不良性水肿。
  于是,向曲靖地委写了关于《泸西县浮肿病调查防治报告》。后来,曲靖地委虽然向专区各县转发了这个报告,但认为浮肿病的发病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此报告只能供领导同志参考,故使沈医生的防治浮肿病的报告束之高阁。
  云南省委于7月16日将曲靖专区浮肿病问题向全省发出通报,指出:
  曲靖专区的泸西、陆良、曲靖、马龙等县发生浮肿病大量死人。经解剖尸体发现死者缺乏脂肪,肝脏萎缩,证明主要是营养不够。
  省委要求,在组织和发动群众在苦战中,既要发扬干劲,又要保证劳动者每天睡好(8小时)、吃饱。
  省委的通报发出后的当天,省委又打电话提请各地、市委注意:
  浮肿病继曲靖专区普遍发现之后,别的地区如邱北、富宁、峨山、新平等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
  有的地方把对于口粮确实不够和属于乱叫的人混淆起来,不注意解决。
  群众缺粮,下边有些同志怕被斥为右倾,故不敢反映这个问题。请你们检查一下各县有无象曲靖专区那种情况,不要等闲视之。
  根据省委通报的情况及指示精神,省委文教部即督促省卫生厅从昆明医学院、市卫生局及省卫生厅所属医院各抽调100人,再抽300余名血防干部共600余名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组)分赴浮肿病严重的曲靖、玉溪专区和龙武、华坪、祥云等县进行抢救。
  1958年7月21日至8月4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总结检查大 跃 进半年来的农业生产情况;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研究下半年和1959年的工作。
  鉴于云南省部分地区发生浮肿病大量死人事件的责任重大。会议期间,7月27日,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作关于曲靖等部分地区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报告。
  报告说:浮肿病今年2月初发生于陆良、曲靖等部分地区,经防治曾一度消灭,到4月又再度发生。同时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
  全省现有8个专区、自治州的50个县发生此病,患者共计11万多人,已死亡2万余人。其中以曲靖专区较为严重。
  今年浮肿病普遍流行,是过去没有的。其主要病状是,患者下肢浮肿,四肢麻木,腹涨,有腹水或拌有腹泻,体重锐减。个别的肝脏肿大,有的经治疗消肿后,再度复发,心力衰竭而死;也有一些病人是在走路或生产中突然暴死。
  这种病患者大都发生在一些工作落后的地区,一般以男子为多,妇女较少;老弱者为多,青壮年较少;平坝为多,山区较少。死亡现象亦是如此。病因主要是患者过度疲劳和营养不良。
  云南省委在报告中还查找了发生浮肿病的原因:
  一是去冬今春在各地曾普遍发生流行性感冒,使患者心肌机能损坏,肝脏萎缩,潜伏下病根。
  二是群众在生产大 跃 进中,长期过度疲劳,体力消耗很大,营养补充不够,故暴发成浮肿病。
  三是这些地区的干部在生产大 跃 进中,强调苦战的同时,对广大劳动者的生活注意得不够,不敢讲劳动者必要的休息,对部分群众真正的口粮不足的问题避而不谈,不去主动解决。致使群众在长期的紧张劳动中,疲劳过度,缺乏营养,便普遍发生了浮肿病。
  报告还说,为了保证群众的健康和生产跃进,云南省委正在采取非常措施根治浮肿病,我们省委必须接受浮肿病死人的教训,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8 15:29:43
  第四章 曲靖地区病情严重

  云南省这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会议一方面对大 跃 进致浮肿病死人问题有了一定认识,并向中央作了检讨,查找了发病原因。
  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将2月省委提出粮食5年增长一倍改成1958年当年翻一番,工业产值翻两番。
  跃进指标再次加码,又加大了各级领导的压力,使他们在既要解决群众长期过度疲劳,防治浮肿病,又要开展更大的跃进的矛盾中而难以保持平衡。
  为了进一步查清病因及加强防治措施,省委于8月24日派副省长刘卓甫率由省委文教部副部长钟期、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周力、省民政厅副厅长白玉清等组成的省委检查组,会同曲靖地委第一书记邵风等到曲靖专区的路南、陆良、宜良、泸西、师宗、罗平等县了解浮肿病情况,研究加强防治措施。
  全省部分地区发生浮肿病后,省委农村工作部也派人到曲靖专区检查生产和制止浮肿病死人的情况。并于1958年8月24日向省委作了《关于曲靖地区病亡及外逃情况的报告》。
  《报告》反映,曲靖全区(缺寻甸县)今春至8月15日各种发病人数达168957人,其中死亡23932人。外逃和搬家的现象也不断发生。
  与曲靖地区相邻的贵州省兴义县8月5日至15日就陆续收容了富源、陆良、罗平等县的外逃人员72人。
  这些人中有的是因肚子饿跑出去的,有的不仅肚子饿还遭干部吊打,生活不下去才逃跑的。
  仅陆良县今年搬家到外地的就有500多户。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劳动的出勤率。
  浮肿病2月开始,曲靖地委发现后就向各县打了招呼,但因缺乏深入检查,病因未查实,未引起重视,采取的措施不够及时坚决,故使病情不但没有制止,更使病情和死亡都在发展。
  1958年8月29日,省委向各地、市委批转了省委农村部的这个《报告》,并指示:
  曲靖地区今年群众患浮肿病死亡和外逃的情况是严重的。这不仅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而且对今年的工农业生产大 跃 进有很大影响。
  某些地区非正常死亡突出,迄今为止,主要反映了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
  各地应认真注意检查,把防止疾病死亡列入领导生产的内容。严重的地区要派专人检查和帮助解决,切实制止浮肿病的再度发生和新的发展。
  由于“大 跃 进”运动在全省城乡,农村、工矿企业都全面开展,在农村发生浮肿病问题后,工矿也有发生。如:云南锡业公司个旧马拉格矿即发现工人患浮肿病,至8月23日达500余人。
  刘卓甫副省长率省委检查组亲自到浮肿病严重的陆良、路南、泸西等县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同曲靖地委又作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后,于9月3日向省委书面报告了曲靖专区浮肿病情况,并调拨了2290万斤粮食和20万元钱帮助曲靖地委解决群众患浮肿病及饿死人问题。
  通过省委、省委检查组及省委农村部工作组的多次督促和帮助,使曲靖地委对浮肿病死人问题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1958年9月8日,曲靖地委向省委作了《关于浮肿病死亡情况和干部命令主义作风的检讨报告》。检讨说:
  今年2月,我区陆良、曲靖等地曾先后发现少量的疫病流行,其中主要是浮肿病。
  4月份病势又陆续蔓延,我们动员大批医务力量,集中的加以防治抢救后,疫病迅速下降,我们认为病情已基本遏止。
  但由于对病因不清,未从粮食上根本解决,故至6月下旬又再度暴发。
  前后发病共16733人,死亡1205人,我们深感责任重大,虽想了许多抢救的办法,但由于病因不明,没有正视为粮食问题,虽费力不少,但不能一针见血地迅速予以扑灭。
  7月中旬省委明确的指出:发病原因主要是营养不良,各级党委要敢于正视问题,大胆的解决问题。这时我们才决心从粮食问题上着手解决,拨粮5900万斤。并强调了专人负责,全党动手,集中力量限期扑灭。
  与此同时,各级分别成立了防治浮肿病指挥部,加强这一工作的具体指导,在贯彻执行中,有的县执行得坚决,半月后病情基本遏止,如马龙、泸西县。
  但有的县仍不正视为粮食问题,执行得不坚决,虽病情有些好转,但一直没有遏止,如陆良、路南等县。
  8月初地委又在马龙开了现场会议,并派检查组在各县进行了检查,又在县委书记会议上联系群众观念、工作作风作了一次认真的检查,并对防治浮肿病作了具体布置。
  这以后才使浮肿病基本止住,但仍未完全遏止。截至8月底全区累计发病141169人,治好103193人,现有病人20887人,前后共计死亡19110人,情况是严重的,给党造下了严重的损失。
  目前全区已基本控制了浮肿病的发展和死亡,但决不能因此而有丝毫疏忽大意。
  曲靖地委还检讨了造成浮肿病发展的根源:
  直接反映了我们在执行省委历次指示“从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物质保证三个方面保证群众大 跃 进的干劲”不坚决。
  我们领导的群众观念薄弱和缺乏深入踏实的工作作风,对如何在大 跃 进中去关心群众,保证生产大 跃 进的顺利发展,则被忽视。
  因而对浮肿病的发生开始就没有从缺粮食的问题上去考虑和处理。
  再加之对个别已发现的强迫命令情况未予以及时的严肃处理,导致关心群众疾苦不够。
  曲靖地委最后请省委给以应得的处分。
  1958年9月12日,省委转发了曲靖地委的《检讨报告》,并批示:
  你们接受经验教训,继续彻底抢救浮肿病和防止其继续发展,这是很好的。
  同时,通过对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进一步提高到领导思想作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上去接受经验教训,这也是必要的。
  至于地委请求给予相应处分一事,不必置议,但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

作者:愤怒的二叔 时间:2017-09-08 17:45:29
  以史为鉴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9 06:07:40
  第五章 云南省的检查报告

  1958年10月7日,云南省人民委员会向国务院书面报告了云南省发生浮肿病的情况。
  云南省陆良等县发生浮肿病死人的情况,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1月3日至4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专程到陆良县检查工作,并就防治浮肿病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958年11月上旬,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
  会前, 视察了河北、河南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
  会议根据存在问题,规定了各级领导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必须关心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对已发现的错误着手纠正。
  11月14日至20日,云南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并以整风精神,以浮肿病死人问题为重点检查了省委及有关地委的思想作风,总结了大 跃 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会议肯定了工、农业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绩,但同时也揭发了许多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虚报浮夸的现象和造成的恶果。
  11月18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浮肿病死人情况向党中央、 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
  浮肿病至6月下旬和7月上旬发病率猛增,遍及全省70多个县市,并兼有痢疾等流行,死亡率亦加大。经突击抢救,至7月下旬,发病率和死亡率逐渐下降。
  在这一过程中,情况陆续有所反映,我们虽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先后4次派遣医疗队伍,多次组织专门检查组和工作组,进行检查和帮助,并调拨专粮、专款,力图遏止病势。
  但是,由于措施不够坚决和及时,以致制止无力,未能迅速扑灭。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浮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
  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
  而该专区又集中在陆良、泸西、曲靖等县。仅陆良县即死亡12917人,占该区死亡人数的67%,占全县总人口的5.6%,因浮肿病死亡者5205人,占死亡人数的40%。
  造成这一痛心的大量死亡事件,我们的错误在于:
  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
  尤其是对工作基础薄弱的地区所出现的新问题估计不足。病情最严重的地区,多是工作落后,去年歉收、口粮较少的地区。
  全省浮肿病最严重的陆良、泸西等县,一向都是落后县;死人最多的曲靖专区,是去年增产最少的地区。
  陆良县在历史上是最穷的县分之一,而去年又减产15%,全县除去公余粮外,平均每人只有口粮、种籽、饲料379斤,该县死人最多的几个乡,每人只有口粮200多斤。
  劳动强度成倍的增加,物质生活没有相应的保证,营养过分不足,是发生浮肿病的直接原因。
  我们的错误还表现在: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
  特别是没有估计到,经过反右斗争和粮食大辩论,某些干部有个人主义思想,害怕被人说右倾,“宁左勿右”,不敢正视粮食问题。
  浮肿病发生时,有些干部发现缺粮是主要原因,但由于怕犯“右倾”的错误,不敢反映真实情况。
  吊打群众以至死人,也相当严重。富源黄泥河乡,在病中被打死、吊打后病死、逼死、关死的共24人;一个小女孩私自扳了一个包谷竟被砍去一个手指。这种现象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也和我们思想上的片面性有关。
  更严重的是:问题发现后,态度不够坚决,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及时而又严肃地处理,致使死人现象未能迅速制止。
  作为一级高级党委,在这样几个根本问题上犯了错误,是严重的,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教训是沉痛的。
   对云南浮肿病死人事件的关怀,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和督促;王从吾同志来云南检查工作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决心通过这一事件,从中深刻地吸取教训,借以教育提高云南省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而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促进生产的更大 跃 进。
  目前,我们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通过整风的方法,集中检查批判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和群众观点问题,认真接受经验教训。并且打算立即采取两条措施:
  1、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在全党和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以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的整风。
  在肯定今年大 跃 进成绩的基础上,从上而下与从下而上相结合地检查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
  并组织专门小组,对浮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从正面和反面去使大多数干部接受教训。
  2、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加强对公共食堂和托儿所的领导和民主管理,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书记或常委专管群众的生活问题。
  鉴于省委的失职错误严重,有负于中央和人民的委托,为了教育全党和教育我们自己,请求中央给我们以应得的处分。
  就在云南省委向党中央、 报告云南浮肿病情况的当天,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也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和 作了检查报告,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

作者:佛海棠飞 时间:2017-09-09 08: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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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9 11:29:39
  第六章 毛 的批语

  1958年11月20日,云南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结束后,省委又接着召开了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所属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整风会议,直至12月2日结束。
  会议期间,毛 于11月25日审阅了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第145期上摘登的云南省委关于浮肿病死人的报告后,作了“一个教训”的批语。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研究人民公社及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
  会上, 指示将云南省委关于浮肿病死人的报告及他的批语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批语中指出: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部分地方发生的浮肿病问题。”
  “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浮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依。”
  “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有取得免疫力。”
  “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
  “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9 11:30:16
  第七章 贯彻 批语

   的重要批示传到云南后,省委先后在3次各种类型的会议上进行传达学习和贯彻。
  第一次,首先组织参加正在召开的省委、省人委整风会议的同志认真学习。
  与会同志进一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及其根源,挖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在省委、省人委整风会议上,根据 要求云南省委坏事变好事的指示精神,重点抓整改。
  省委于11月30日分别发出了9个文件。即:发出了《关于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继续开展整风的指示》、《关于加强劳动安全工作的指示》、《今冬明春大力开展副业生产以增加群众收入问题》、《保护个人生活资料所有权的通知》、《今年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报告》、《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决定》。
  此外 ,11月30日,省委和省人委联合发出《关于群众生活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
  《规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完整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学会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
  《规定》分别就调整劳逸节奏的问题、办好公共食堂、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医药卫生问题以及加强领导等方面做出了55条规定。

  省委、省人委发出了10个文件后,并要求逐级制定具体方案,迅速组织贯彻实施。
  12月2日,整风会议结束后,云南省委向党中央书面报告了召开地、市委书记和整风会议的情况。其中,重点报告了两次会议揭发出来的主要问题:
  一是各地强迫命令、浮夸虚报、只讲生产不管生活的现象比较普遍,在极少数地区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干部中的强迫命令作风,较为普遍的是“卡”、“整”群众。如戴白条、白手套,家门上插白旗,戴尖尖帽,画花脸,背上贴大字报,扣工分,甚至不给饭吃。
  宣威县左所乡一个社干部规定:“不劳动者不得吃”。一个女社员因在家照顾病人,两天不给饭吃。
  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的地方,甚至采取关禁闭、捆绑吊打、火烤等违法乱纪的办法对待群众。
  祥云县3个水库工地被捆绑吊打的民工就有1200多人,当场打死、受虐待后自杀死亡的共有724人。
  二是在大 跃 进中只重视生产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现象,在全省则更为普遍。
  有些干部认为,“生产任务重,时间紧,不休息都干不完,再休息更完不成任务”。
  有些地方群众患浮肿病后上级调拨了粮食去救治,却没有发到群众手中。
  强迫命令也是今年边民大量外逃的重要原因,边民外逃已达89000余人,有人说,“情愿在外国饿死,不愿在中国苦死”。
  云南省委在报告中认识到:这种强迫命令作风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已经在政治上和生产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打击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这些教训是十分沉痛的,确有必要在县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整风,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
  第二次,省委在召开省委、省人委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整风会议的基础上,扩大范围,于1958年12月22日至1959年1月8日召开了有省委委员、地(市)、县委书记和部分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参加的四级干部会议。
  第三次,省委在全省四干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接着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云南省一届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学习 “一个教训”的批示以及整风,在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曾专门就关心群众生活问题作了深入检讨。
  鉴于曲靖地委工作出现失误发生浮肿病死人,1959年1月27日,中央批准调云南省委财政贸易工作部部长薛韬任曲靖地委第一书记,免去邵风曲靖地委第一书记职务,降任地委书记处书记。
  同时,云南省委批准邵风兼任陆良县委第一书记。
  在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省委一届七次全会和省四级干部会议的基础上,全省各地、市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议,各县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较深入地揭露了以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促使干部改进工作作风。
  通过整风学习,使全省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思想上开始冷静了一些,并对一些问题有了共同认识:
  制定生产计划指标必须积极先进,但同时也要建立在可行性的基础上;把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与执行计划的统一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统一起来;把领导生产建设与关心群众生活统一起来。通过整风,促使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一定的转变。
  省委和省人委在1958年10月和11月曾多次提出一个星期内不增加新的病人,半个月内消灭浮肿病病情的计划,并采取了紧急防治措施,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所改进,使浮肿病问题得到了缓解,有的地区并得到了遏制。
  但是,省委于1959年1月10日印发的《关于1959年全省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提出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计划,如与上年相比,铁要增长1.5倍,钢增产5倍,铜增长10倍。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9 14:14:07
  第八章 浮肿病复发

  由于受掀起1959年更大 跃 进高潮的影响,在全省若干县相继发现浮肿病复发情况,而且在某些地区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陆良县许多群众又在挨饿受冻,公共食堂普遍吃菜吃稀饭。
  如先锋公社一些食堂,中午12点才得吃半饱稀饭,晚上7点才得吃半饱菜汤;曲靖县有的公共食堂每天一人4两大米,不够吃;通海县石碧乡安昌里每顿全劳力只能吃中碗一碗饭,半劳力及小孩还要少些。吃的是豆叶或野菜,当省委、地委检查团去检查时,吃的稍好些,但仍不够吃。
  当地干部向群众布置不准对检查团说粮食不够吃,这样做的结果,有的地区又出现浮肿病死人问题。
  省委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指示各地、市委:粮食问题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足够重视。并注意检查食堂有无贪污现象,做好食堂的管理工作。以促使有关地委正视和注意解决浮肿病复发问题。
  玉溪专区1958年发生了严重的水浮肿病后,在省委不断的督促帮助下,玉溪各级党委采取坚决措施,集中治疗,增加营养,到12月初浮肿病初步被止住。
  但到1959年3月以来,水浮肿病在全区各县又陆续发现。在浮肿病患者中,属于复发的占70%左右,发病原因基本与去年一样。
  为了避免重犯去年浮肿病死人的错误,1959年4月14日,玉溪地委向省委作《关于水浮肿病问题的报告》。
  随后,红河、曲靖和文山地委也先后向省委报告了浮肿病复发的情况。
  据统计,玉溪区发病1408人,死亡14人;红河州发病1303人,死亡9人;曲靖区发病1189人;文山州发病234人。
  鉴于此,省委于4月22日将玉溪地委《关于水浮肿病问题的报告》转发各地参考。
  同时提请各地、市委注意浮肿病复发问题,强调:当前春耕栽插的紧张时刻即将到来,生产劳动将更为紧张,省委十分关切这个问题。各地要切实进行检查,接受去年的经验教训,真正取得免疫力。
  粮食不足的地方,立即由县委负责调剂解决,使群众能吃饱。必须讲求苦干与巧干的结合,保证群众每天睡眠不能少于8小时。
  希望各级党委继续引起警惕,不能疏忽,以保证人民健康和保证生产大 跃 进。
  夏季,是农村各种疾病最容易发生和流行的季节,全省患病的人,有继续上升的趋势。
  根据历年的教训,特别是去年的教训,省委于6月23日发出了《关于管好群众生活防止夏季疾病的通知》,指出:
  当前迫切需要重视和解决的是群众的口粮问题和群众疾病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摸清自己地区的粮食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充分发动群众,办好公共食堂,必须保证按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天不少于0.5斤。
  在疾病问题上,主要是做好防预工作。首先要保证吃饱、吃熟、吃热和吃细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再照顾到群众的各种营养。
  其次是强调劳逸结合,要把劳动强度加以调剂,不要再继续夜战,保证睡足8小时。
  再次是搞好环境卫生,继续坚持除“四害”。对生病的人应立即进行治疗。
  目前有些地区,不敢反映粮食和疾病的真实情况,怕引起群众的思想混乱和领导上的批评,必须坚决防止和克服这种不敢正视问题和熟视无睹的官僚主义态度,认真把群众生活搞好。

  (2-8章摘编自新浪博客“百科全书”:《云南省浮肿病死人情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9 16:23:29
  第九章 农民进城抢购食品

  一九五九年春节过后,成都市郊的场镇和市区的大街小巷涌入大批乡下人。
  他们两手空空,一窝蜂地扑向餐馆、糖果店、农副产品市场等一切有现成食品出售的地方,掏出兜里所有的钱猛买猛吃,末了还大包小包地带走。
  双流至成都的公路上人流滚滚,尤如赶场一般,全是到成都吃饭抢购食品的农民。有携家带口的,也有基层干部带领成群结队的。
  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收,一切农副产品归公,农民的生命系于公共食堂,除此之外,他们唯一的生路就是进城买东西吃了。
  城里也今非昔比。粮食是买不到的,城镇人口凭购粮证、粮票定量购粮,粮食标准已经降到饿不死的地步。
  但是,1959年初餐馆吃饭还不用粮票,当然也决无美味佳肴,一律的米饭加大锅菜,没有肉食,只许吃,不许带走。
  糖果店里可以买到糕点——掉在地上也摔不烂的面饼、瓦块似的饼干,都是用糖精做的。
  能买到的含淀粉的食品还有称之为“肥儿粉”的婴儿米粉、凉粉。上述一切都是限量供应,卖完收摊关门。
  过去,到城里吃馆子、买糕点的农民极少。现在,农民却突然之间在餐馆、糖果店门口排起长龙,肥儿粉、凉粉一上市便被抢购一光。
  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大街小巷的窃窃私语中传播开来:农民没吃的了!
  农民有几个钱到城里去“奢侈”呢?于是不得不变卖家产。将自己的床、桌、椅、箱子、黄桶等打碎作木柴卖,有的还卖了自己的蚊帐。
  妇女杨淑华将蚊帐拿到成都卖了二元八角,向城里人买了七斤高价米(二角五一斤,当时国家价为一角二),剩下的钱吃了一顿饭就花光了。
  下饭馆不光是为了自己吃,更多的人是为了买到米饭带回家里。这种行为是违反“只准吃,不准带出堂”的规定的,不得不偷偷摸摸进行。
  三营九连的周大娘把床卖了三元三角,在饭馆买了六碗饭,自己舍不得吃,全部偷偷倒在围腰里带回给孩子吃。(农民实行军事化,大队为营,生产队为连)。
  在一九五九年纠左的政治气候下,省委、地委均派出工作组,到成都市周边各县调查,结果证明,农民确实没吃的了。
  工作组走访了离成都市十多公里的簇桥、金花两个公社,每到一处,立即被群众团团围住,哭的哭、骂的骂,诉苦不迭。
  工作组问他们:“有没有米吃,能否吃饱?”
  “尽是吃菜,有米?象点眼药一样!”
  “昨天一人分了几两豆渣,够啥子嘛。”
  “我们这些老头儿进不了城,死了当柴烧!”
  “饭都没吃饱,哪有劲搞生产,前天我担尿水摔到沟头。”
  …………
  工作组参观的八个食堂,不是“断米停火”,就是“断米未停火”。其中,断米时间最长的一个三百八十人的食堂,从年初至三月近百天的时间里只吃过稀饭三次,其余尽吃青菜萝卜。
  断米停火的食堂有菜有米就分给社员,没有就让社员自行解决。断米未停火的食堂,春节以后一直以蔬菜、野菜为食。
  省委财贸部工作组在新都县调查的情况是,全县一九五八年征购比一九五七年高出将近二分之一,春节过后食堂陆续停伙。
  马家公社的六十个食堂,吃三顿的一个,吃两顿的十六个,吃一顿的二十一个,未开伙的二十一个。开伙的大部分吃青菜、油菜苔、苕菜、红萝卜等。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9 18:06:10
  第十章 农民挨饿 干部遮掩

  情况糟糕到如此地步,如果不是直接到基层找群众调查,什么都休想知道。
  从报纸、广播到各级领导的文件、汇报,农民还在食堂里“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呢。
  实际上那个短暂的幸福时光早已过去,眼下他们的日子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滑落。
  而饱受政治运动惊吓的当地干部极少敢在上级面前吐露真情,只得信口雌黄说假话,报喜不报忧。
  双流簇桥公社书记说,成群结队到成都去的社员是“卖柴搞副业”,停伙的食堂是因为“社员把粮食分回去自己吃”。
  双流县县长目光更敏锐,说停伙的食堂是因为怕把粮食调剂走,把粮食转移、埋伏了。
  他举例说簇桥某小社转移了三万斤黄谷到加工厂,某小社将几万斤红苕埋到地里,上面栽厚皮菜掩盖,县上正在开会批判“本位主义”,对个别坏分子准备打击。
  类似的情况哪里都一样。工作组来到华阳白家公社的一个食堂,发现煮中饭时,一百五十一人吃饭只煮了二十斤米,其余全是菜。
  炊事员说,这顿饭都是做来给你们看的,平时一顿只煮两三斤米,一人两瓢儿,米都见不到。
  说话间二十多个男女老幼围了上来,“干部吃干饭,我们就吃这种菜汤汤”,“娃儿饿得拉倒妈妈要吃饭,喊他们咋个长身体啊!”说着妇女们全都哭了。
  背着孩子的妇女杜秀英从屋里端出半盆菜汤,哭着问:“我们一天吃这么多够不够?半岁娃儿光吃菜行不行?”
  工作组干部安慰说,这些情况上面不了解,了解了会解决的。
  杜秀英泪水涟涟地说:“ 是对的,粮食是给我们配够了的,就是他们(指干部)不拿给我们吃,每顿吃两瓢儿菜汤汤,锄头都拿不起,哪有劲搞生产。我背上这个半岁大的娃儿吃不下,请队长给点米拿回去煮,队长都不批。”
  她当即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她断了奶水,娃儿又吃不下菜,请求给五斤米给娃儿煮稀饭,要工作组盖章证明。工作组爱莫能助。
  因为是贫农出身,爱人又是党员,杜秀英才敢在工作组面前直言不讳说这么多。大部分社员则左顾右盼,欲言又止。
  一个女社员刚说了一句,他男人便骂道:“你多事,人家都过得出来,你管这些事干啥?他们问了就走了,二天(四川方言,“今后”之意。──编者)总要把你整惨!”
  工作组走出食堂,四名妇女尾随而至,见四下无人,说:“杨队长跟我们说了的,检查团来了要说每天吃三顿干饭,每顿三菜一汤,哪个乱说割他的舌头。还说有困难大家克服,为啥子他天天吃干饭呢?”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神秘兮兮地把工作组干部拉到屋里,一开腔就泣不成声:“社里叫我搞生产,我这么大岁数了,肚子又饿,咋个做得动。”
  又指着她三岁的小外孙说:“娃儿一天拉倒衣服要饭吃。”
  工作组问:“吃不饱怎么办?”
  妇女们说:“有的捡点草药卖给供销社,有的弄点柴去卖,卖了钱就在成都吃饭,买肥儿粉、面包、带点回来给娃儿吃。”
  工作组转身找到干部,听到的完全两样。
  管区会计说,我们的食堂没停过伙,主要劳力每月四十斤米,妇女三十斤,每天两顿干饭,吃得好,吃得饱,有的还拿给亲戚朋友吃。
  到成都吃饭的现象,“可能是坏人钻空子”。
  公社党委书记杜金元对为啥尽吃菜稀饭的解释是:“凡是吃稀饭的,都是社员要求的,因为他们喜欢吃稀饭。”
  谈到社员到成都吃东西的情况,杜一口否认:“这种情况不会有,我们还未发现,如果有恐怕是个别坏人,或富裕中农从中破坏。”
  县委办公室主任杨绍勋干脆说“我们还未掌握到这种情况。”
  不论形势多么严峻,所有的干部,不论真心或违心,对外的口径都是一致的:五八年的粮食是大丰收,目前出现的缺粮现象是一种假象,是农民自私自利的思想作怪和坏人挑动,他们装穷叫苦,把粮食隐藏起来,怕增加征购,怕被“共产”,有的则是跟着起哄。 
  如此普遍的饥 荒爆发得如此之早,乍一看的确有些反常。拿温江专区来讲,即使考虑到高征购的因素,也不至于一开年就停伙断粮啊,粮食都到哪去了呢?相当一部分粮食是被共产风卷走的。
  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自家开伙时,人人精打细算,唯恐吃多了接不上趟。粮食不够好歹也要过下去,何时吃干,何时吃稀,何时瓜菜代之,各家心头有个打米碗,不必政府操心。
  一旦进了“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公共食堂,心态顿时逆转,都争先恐后地吃,唯恐吃少了吃亏。
  本来就紧张的粮食,哪里经得住这样儿吃呢!当人们发现仓库已经见底,而共产主义似乎越来越遥远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到五九年三月上旬,每人每日定量已降到四两了。
  被共产风卷走的粮食还很多。
  公社建立初期,粮食的余缺由公社在全社范围内随意调剂,甚至由上级跨公社调剂;数百数千人的生产兵团运动作战,象蝗虫一般走到哪吃到哪,所到生产队食堂损失惨重。
  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学生等组成的检查团、参观团、支农大军也在这块残缺的饼子上咬上一口,动辄数百千人的现场会、誓师会、评比会让“先进单位”的粮食大遭其殃。
  人数众多的脱产文工团、体育队、武装民兵、红专学校在吃粮,修路开矿、大炼钢铁调人又调粮……,有多少粮食经得住这么折腾?
  农民世世代代积淀下的防患于未然的心理,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还是偷偷摸摸藏下一点粮食,这些粮食是公社化以前分粮到户时积攒下,公社化时又没全部交出去的,数量极其有限。
  眼看势头不妙,一些有心计的基层干部也想留一手,或是有组织地隐藏一些粮食,或是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这就是当时喧嚷如雷的所谓“瞒产私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09 19:58:55
  第十一章 粮食问题盲目乐观  

  1958年农业大跃进,各地的粮食“高产卫星”纷纷上天,亩产粮食几千斤、几万斤、十几万斤、几十万斤的试验田你追我赶。比赛吹牛的粮食高产浮夸风,吹遍神州大地。
  浮夸风造成了粮食大丰收的假象,蒙蔽、欺骗了中央和 ,使之盲目乐观,以为粮食多得吃不完。
  1958年大跃进发动以后,6月14日 在河南封丘视察时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等等。
  7月底,农业部发表公报,夏粮总产量达到1101亿斤,比上年增长69%。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夏粮大丰收说明,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不久又提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决定于人:“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
  8月上旬, 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听说该县今年要打11亿斤粮食,说:“你们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指示应考虑生产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
   视察河北安国县时提出:粮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实行轮作。还称赞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园田化的口号。
  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 提出了“三三制”的设想,即耕地的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植树种草。
  9月份 几次表示,过去粮食增产很慢,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达到一万五千亿斤)。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
  在1958年9月5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 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 老人家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一千六百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 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 老人家又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河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在农业生产上采取重大措施,特别是耕作园地化,是保证高额增产最有效的措施。它是耕作制度的革命,是实行 提出的“三三制”耕作制度的重大步骤。
  在这种高度乐观情绪的支配之下,各省提出的1959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15亿亩以内,比1958年减少4亿亩左右,占20%以上。
  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到1972年,争取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并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决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上来。
  到了11月23日,毛 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
  毛 说话时,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凑热插了一句:“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使人觉得他安徽的粮食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
  12月初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公报宣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那一粮食年度的征购任务,基本就是以这个估计数字为基础安排的。
  实际上这些都远远超出了粮食产量的实际数字。据后来粮食部核实的数字,当年实际产量只有3980亿斤。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0 06:07:57
  第十二章 批示“反瞒产”

  对农村的严重去缺粮问题,一些领导人仍然盲目乐观,认为形势一片大好,闹饥荒的只是个别少数地区,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
  1959年2月1日和2日,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 在讲话中,确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一年。
  会议全盘肯定了1958年的大跃进,认为大跃进不是临时现象,1959年还要大跃进,要年年跃进。
  1959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大跃进的战鼓敲得更响》;12日,又发表社论:《为1800万吨钢而奋斗》。
  1959年春,农村严重缺粮的问题暴露出来。农村闹起了粮荒,不少地方出现了浮浮肿病和饿死人的严重问题。
  大炼钢铁严重地影响了农业、轻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轻工业生产和原材料生产严重落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中央和 开始发觉了一些问题,但对问题的严重程度的估计仍远远不足,盲目乐观情绪仍在全党弥漫。
  还是 最先感到了不祥之兆:“1958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1959年一月开始,特别是二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城市蔬菜、猪肉供应很少?” 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委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解决粮食瞒产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雷南县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
  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报告说:解决粮食问题必须交待两条政策:
  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
  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以处分,甚至法办。
  广东省委的批语说: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看了报告,异常兴奋,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他决定以中央名义把这个报告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立即挥笔写了一个批语。
  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
  他还为这个报告拟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
   放下笔,亲自给 邓小平打电话,交待转发文件事宜。2月22日,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0 09:50:27
  第十三章 雷南县“反瞒产”经验

  不久, 翻阅新华社编发的《内参》,看到一个醒目的标题:《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是新华社记者杜导正写的报导。他眼睛一亮,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
  广东省雷南县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的经验,经广东省委总结后,已通报各地参考。这个经验是:
  瞒产引起的混乱
  雷南县1958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全县亩产上报1000斤以上。这个产量虽然可能偏高,但是大丰收是肯定的。
  可是从去年12月中旬以来,全县却开始出现一种不正常现象,在公购粮入库时,各个排、连、公社即叫喊无法完成任务,纷纷报低产量,最低的亩产竟跌至298斤。
  许多公社叫喊不仅三餐干饭吃不到,连两干一稀或一干两稀也难维持;不仅大米饭吃不上,杂粮也吃不饱。
  有些地区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反而要求国家统销,就连这里一向比较高产的地区如南兴公社的部板、梅田,……也都说没有粮食,开始吃番薯、木薯、稀饭。
  雷南县的公购粮任务原来是在估产偏高的情况下分配的,重了一些,没有完成任务。县委着急起来,集中全县交通工具,发动工、农商、学、兵突击运粮入库。
  ……县委心中无数,手忙脚乱,不恰当地采取措施压缩城乡人民的用粮,于是到处一片缺粮声,形势更加紧张。
  这个时候,算账派抬头,攻击技术改革;上中农嚣张,吓唬干部不准报实产量;地富反坏乘机活动,散布谣言进行破坏。一时乌云蔽日,空气大变,农村形势急转直下。

  领导干部的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雷南县和公社一级党组织和干部队伍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
  一部分人认为低产是真的,高产是假的,攻击党所领导的技术改革运动,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说“扯大炮的是好干部,插红旗;说真话的是坏干部,插白旗”。
  这些人实际上是促退派,只是借粮食紧张的机会再次向党进行攻击。
  多数人是肯定1958年晚造大丰收的,但是,对目前到底有没有粮,心中无数。
  他们受到连、排干部的影响,也认为粮食紧张主要是由于“晚造实插面积缩小”、“粗收粗打有浪费”、“三餐干饭多吃了粮食”、“购粮任务加大了”等原因。
  还有少数干部是坚强的、清醒的、敢于肯定1958年的大丰收,肯定目前还有粮食,认识到粮食紧张主要是瞒产造成的。但是,当时很孤立。这样就使前一段雷南县的粮食运动表现得不够有力。
  在1月4日省委、地委电话会议提出要大抓粮食工作之后,经过半个月的工作,只搞出734万斤,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粮食紧张的局面。

  决心和胜利

  这个时候,雷南县委表示了很大决心,坚决要把隐瞒在生产队和分队手中的粮食搞出来。
  粮食运动采取了大规模的干部会议形式。从1月18日以来,先后召开了县委会议、公社第一书记会议、公社党委委员会议和4000多人的全县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
  前三个会议上,着重分析粮食形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通过算大账,特别是通过每个干部亲自收割、验收的经验,来证明1958年晚稻确实丰收确有粮食。
  进而分析造成粮食紧张的原因,主要是生产队长、分队长的瞒产私分,以统一认识,帮助公社党委下决心。同时研究大会的开法,为大会做准备。
  后一个4000人的生产队长会议主要通过回忆对比、算丰收账,讲明利害、交代政策,进行思想发动,来提高到会干部的政治觉悟,解除顾虑,加强同党的感情。
  在此基础上,号召大家向党交心,报实产量。
  在雷南县,这个会议仅仅开6天的时间,就交代出瞒产、私分的粮食7000万斤,平均每亩增加100斤,估计可以搞到8000万斤,每个农业人口可增加180斤,粮食问题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样绝大部分人民公社从现在到夏收都可以吃干饭了。
  粮食紧张是假象
  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相,粮食紧张局势是生产队和分队干部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
  在雷南县的干部大会上可以看到没有一个队不瞒产不私分,而且情况严重,一般的生产队瞒产十几万斤,多的几十万斤,甚至100万斤以上。……
  正确的工作方法
  在干部大会上,雷南县采用的一条基本方法是: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与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代粮食政策相结合。
  用两套人马分工负责,互相推动,步步深入,直到形成高潮取得胜利。
  阶级教育是基础,是基本方针。雷南县的情况表明,即使很好的干部也几乎没有不瞒产的。因此,必须首先使干部克服不忘本思想,在思想上和富裕中农分家。
  大会开始先由县委作了动员报告,接着很快就转到回忆、诉苦,让每个人都想想自己是怎样翻身的?怎样被培养成干部的?怎样入党的?这样很快就消除了他们因为瞒产而形成的同党之间的隔阂,加深了同党的感情,在粮食问题上的抵触情绪就消除大半。
  然后,深刻揭露本位主义的危害,号召他们坚决与资本主义思想划清界线,批判忘本思想,批判本位主义,使他们认识到瞒产只是对上中农有利,对算账派有利,对阶级敌人有利,对资本主义有利;而对贫下中农有害,对积极分子和干部有害,对人民公社有害,对社会主义有害。
  在这个基础上号召他们向党交心,对党忠诚老实,报实产量。
  在进行普遍的阶级教育的同时,必须结合进行个别突破。雷南县的经验证明,这是突破重点、席卷全局,取得全胜的方法,似慢实快,既快又稳,一旦打开局面,就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为了使突破工作取得胜利,首先要选择少数成分好、思想斗争剧烈、有较多粮食而又较易突破的人,由负责干部亲自动手,深入谈心,针对各人的思想情况,交代政策,解除顾虑,不追不逼,不厌其烦地耐心进行思想发动,启发他们自觉交代。……
  一旦突破,通过大会典型示范,就能立即形成破竹之势,掀起高潮,在一二天内全部解决问题。
  即使比较少数的顽固分子在这种形势下也无法抵抗,必须交代。……
  在大会后期,对于少数拒不接受教育的上中农分子或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干部,必须进行批判和揭发。……
  反复交代两条政策
  必须反复交代两条政策。
  第一条是粮食政策。要明确地表示党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心和信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以打破一些人企图蒙混过关的思想。……
  第二条是对待瞒产的干部政策。应当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革命干部闹本位主义是可耻的。但是,瞒了产只要坦白交代,一律不咎既往,不给处分,好干部仍市好干部,劳动模范仍是劳动模范;
  拒不交代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

  粮食、思想、生产三丰收
  在会议后期要抓好三件事:
  (1)当产量报得差不多之后,应该在查漏、查平衡的基础上迅速安排生活。……
  (2)总结思想。每个人都要回忆一下会前、会中和会后自己的思想变化情况,再一次系统地揭露和批判本位主义的丑恶,认识其危害……
  (3)整顿组织,纯洁队伍。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坚持资本主义的上中农分子,要在大会上并在会后回到所在公社和生产队,发动群众进行揭露和批判,加以处理。……
  杜导正后来发现自己受蒙蔽写了假话,对此进行了反思。庐山会后的反右倾运动中,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是后话。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0 11:45:44
  第十四章 广东经验的产生
  1959年2月22日, 对广东省委书记处的报告作的长篇批示。报告是反映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
   批示中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这个批示和广东省雷南县反瞒产私分的经验传遍全国。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反瞒产私分运动。
  广东省这个经验是怎样产生的呢?让我们借助历史资料还历史本来面目。
  1958年“放卫星”把粮食产量说得很高,因而粮食征购指标相应提高,加上公共食堂一天三餐干饭,三四个月时间,粮食统统吃光了。
  到1959年1月,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求返销粮食的告急之声四起。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坚信1958年粮食大丰收,不信没有粮食,怀疑农村干部隐瞒了产量,把粮食收藏起来或者私分给农民了。
  农民出于自卫,隐瞒了或背着上级分了一点粮食是有的,但不是像陶铸想象的那样多、那样普遍。
  1959年1月中旬,陶铸带一支工作队,到东莞县虎门公社指挥反瞒产运动。
  他到东莞是事出有因的。1958年底,就在一些地方断粮的情况下,广东省在表彰先进的“群英大会”上再次要求各县报粮食产量,并且宣布,凡是平均产量达到千斤的县,命名为“千斤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
  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在报产量时,东莞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打电话给县委书记,问要不要报千斤县。
  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
  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陶铸反瞒产,就找到东莞县。
  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县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干部们看到来头不小,就采取了蒙混过关的办法。
  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
  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生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
  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
  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的夫人袁溥之,是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
  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
  1月11日,在东莞县反瞒产大会上,基于强大的政治压力,基层干部承认“隐瞒”了2000多万公斤粮食。
  县委誓言要追出7500万公斤到1亿公斤粮食。
  陶铸警告大家:“保证三餐干饭吃到底,全部粮食集中到公社,任何人不能保存粮食。”
  他写信给省委,宣布了他的调查结果:粮食反瞒产的矛头,要对准原来的小队干部打埋伏,而不在于反浪费和节约。
  1959年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陶铸的这篇调查报告。
  在这篇调查报告中,陶铸把公社的种种问题,归结为最重要的一条,即集中统一和本位主义的矛盾。
  所谓本位主义,就是生产大队隐瞒和动用了由公社统一管理的粮食和资金。
  有个隐瞒了粮食的生产队解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供给制突然结束时,生产队仍有必需的口粮。
  陶铸断言被隐瞒的资金,大概占人民公社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他在虎门开了一个星期会,从农民的米缸里,真正挖走了558万公斤粮食和1.2万元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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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0 14:30:37
  第十五章 “反瞒产”运动

   读完了新华社记者杜导正写的报导《雷南县成功地解决了粮食瞒产问题》,又发现了一篇杜导正写的另一篇报导:《广东省反瞒产挖出黑粮28亿斤》。
   如饥似渴他读完,恍然大悟:“啊呀!原来如此!我说这丰收年怎么反倒缺粮食呢,原来这么多的粮食都转入地下啦!看来,解决粮食问题,还是得抓阶级教育,抓阶级斗争啊!”
  他认为,广东送来的反瞒产的报告非常及时,他代中央批转这个“反瞒产”的报告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金钥匙”。
  雷南县反瞒产的经验和《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下发后,各地那些大跃进的“左派”们欣喜欲狂,闻风而动,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反瞒产挖黑粮”运动的高潮。
  有些地方冠名为“整风整社”运动,斗争对象就是原来农业社的社队干部。
  “交待政策”、“算账交粮”、“坦白交待”、“处分法办”成为运动主要手段。
  凡不按照党的要求报产量的,大小队干部就被整得死去活来。有的被撤职罢官、开除党籍,有的被戴帽管制,甚至锒铛入狱。
  公社组织了“搜粮队”,你不坦白交代就搜!生产队的仓库、食堂,社员家里的箱、柜、床下、炕洞、棚子、薯窖……,直到“挖地三尺”。搜出的粮食,不管是口粮还是种子,统统拿走,直到完成征购任务为止。
  这伙“搜粮队”如狼似虎,就像当年下乡抢粮的中央军和日本鬼子。
  社员们胆战心惊、挨打受骂,呼天号地、喊爹叫娘,景况十分悲惨。
  下面几章,介绍几个地方的高征购和反瞒产运动的具体情况,读者可以从这些事例中看出,当时全国农村高征购和反瞒产的情况是何等的厉害。
作者:阿不的蜜码 时间:2017-09-10 18:19:09
  三年灾害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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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0 18:22:56
  看完本书您就清楚了。
作者:酒的传说2017 时间:2017-09-10 18:25:43
  我只想问问,中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统计数据两亿吨是怎么统计得来的。如果像楼主所说: 【1958年老天爷对中国很关照,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农作物的长势很好。但是,这一年是丰产不丰收。】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编的?如果是编的,你的数据是多少?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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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酒的传说2017 时间:2017-09-10 18:27:18
  年 度  粮产量(万吨) 增率  人口(亿) 增率  人均粮(公斤)

  1949年  11318   —   5.4167   —    208.9
  1950年   13213  14.34% 5.5196  1.86%   239.4
  1951年  14369  8.05%  5.6300  1.96%   255.2
  1952年  16392  12.34% 5.7482  2.06%   285.2
  1953年  16683  1.74%   5.8796  2.23%   283.7
  1954年  16952  1.59%   6.0266  2.44%   281.3
  1955年  18394  7.84%   6.1465  1.95%   299.3
  1956年  19275  4.57%   6.2828  2.17%   306.8
  1957年  19505  1.18%   6.4653  2.82%   301.7
  1958年  19765  1.32%   6.5994  2.03%   299.5
  1959年  16968 -16.48% 6.7207  1.80%   252.5
  1960年  14385 -17.96% 6.6207 -1.51%   217.3
  1961年  13650  -5.38%   6.5859 -0.53%   207.3
  1962年  15441  11.60% 6.7295  2.13%   229.5
  1963年  17000  9.17%   6.9172  2.71%   245.8
  1964年  18750  9.33%   7.0499  1.88%  266.0
  1965年  19453   3.61%   7.2538  2.81%   268.2
  1966年  21400  9.10%   7.4542  2.69%   287.1
  1967年  21782  1.75%   7.6368  2.39%   285.2
  1968年  20906  -4.19%   7.8534  2.76%   266.2
  1969年  21097   0.91%   8.0671  2.65%   261.5
  1970年  23996  12.08% 8.2992  2.80%   289.1
  1971年  25014  4.07%   8.5229  2.62%   293.5
  1972年  24048  -4.02%   8.7177  2.23%   275.9
  1973年  26494  9.23%   8.9211  2.28%   297.0
  1974年   27527   3.75%   9.0859  1.81%   303.0
  1975年  28452   3.25%   9.2420  1.69%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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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985664666 时间:2017-09-10 22:44:12
  大概看了下,没看到四川的情况呢?那个把四川粮食调去保北京上海的李井泉,把川人也是祸害地不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1 06:14:31

  第十六章 河南遂平反瞒产

  河南省是“大跃进样板”,省委吴书记是“大跃进先锋”,粮食高产卫星放得多,粮食征购任务也就重。
  完不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办法就是“反瞒产挖黑粮”。当年的河南省遂平县委副书记娄本耀回忆道:
  1958年夏季在郑州,我和县委书记蔡中田参加了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各县、市委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
  会议调子一开始就很高,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全省人均粮食超过千斤,已经向中央报了喜,受到党中央和 的表扬。
  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征购,产量高,征购任务也要高。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
  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会下,信阳地委行署召开小组会,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头脑热得很,逼迫各县、市委书记表态报高产量,并规定不准低于亩产500斤。
  杠杠一划,人们都往高处报,唯独平舆县委书记曹明认死理,实事求是,不瞎说,报的产量低。
  结果,路宪文组织人辩论曹明,斗争得很厉害。这一斗,就把产量斗上去了。一个比一个报得高。
  蔡中田找我私下商议,说:“老娄,你说咱报多少呢?”
  我说:“就报300多斤吧,再多,咱拿不出来粮食呀。”
  蔡中田发愁地说:“报低了过不了关呀!你没看这阵势,把曹明斗争得死去活来,咱们谁能架住这么斗啊!”
  我说:“把粮食征购光了,老百姓吃啥哩?”
  蔡中田叹了口气,说:“唉,过了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我问:“蔡书记,咱报多少呢?”
  蔡中田伸出手指比划了一下,说:“9000万斤,怎么样?”
  我吓了一跳说:“太多了,根本完成不了。去年才征800万斤。”
  蔡中田说:“就这样定了吧,说不定这还过不了关呢。”
  我想了想,也只好如此。
  蔡中田说:“淮海南边,他娘的都报一万多斤呢!”
  遂平县召开了粮食征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乡)社长、财粮委员、会计、生产队长、粮所主任等700多人。
  会议上,不管县委副书记李世英喊破了喉咙,会议的气氛仍是热烈不起来。该开会时开会,该吃饭时吃饭,人们就是不发言、不表态。
  关王庙公社19大队大队长赵毛,开会、讨论总打瞌睡。有人说:“赵队长,该你发言啦。”
  他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说:“发啥言?人家咋着咱咋着,老丈人死了哭爹——随大流。”
  关王庙公社9大队会计说:“去年开征购会,我报得低了,把我辩论了三次,是铁也打烂了。今年叫咋着就咋着。”
  沈寨公社2大队会计沈万治临来开会前,问队长:“队长,你让我报多少?”
  队长十分为难地叹气,说:“报少了。对不起 ;报多了,老百姓要挨饿。我看就实事求是地报,130斤的单产。”
  沈万治说:“好吧,就按你说的,报130斤。”
  队长沉吟一下,说:“万治,你去开会也作难,弄不好就得挨辩论。这样吧,不行,就往上多报点,报150斤;再不行,就报160。就这三个数,不能再长了。再长,就要饿死人啊!”
  沈万治没想到,在会上报了160斤,还是过不了关。他咬紧牙关,再也不往上报了。于是,就开他的辩论会。他低着头站在会场中间,任由积极分子们推搡打骂,就是不开缝。
  “沈万治!你们搞瞒产私分,就是反对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大跃进!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反对党!就是反对 !你不怕蹲监狱吗?!”
  “你快老实坦白交代吧!只要坦白交代,就没你的事。队长来让你当替死鬼,你闹个蹲监狱的下场,不冤吗?”
  “放卫星那阵子,你们队长向公社报喜,说是亩产超过了1000斤,现在咋就变成了160斤?哄孩子也不信!”
  “你有粮食不实报,是要走资本主义呀?是想和四类分子一起搞破坏呀?是想留给蒋介石吧?呸!你是痴心妄想!”
  “万治啊,你是贫农,可不能忘本呀!你奶奶和你大姐就是在旧社会饿死的呀!是党、 救了咱贫下中农呀!”
  一想到奶奶、大姐饿死的事,在沈万治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幅可怕的惨景:乡亲们都饿得奄奄一息,许多老人和可爱的孩子,嘴里含着树皮,被活活饿死了。而这一切都是他沈万治害的,是因为他报高了产量。他非常害怕,哭了。
  “不!决不!就是去蹲监狱,我也不能瞎报产量!”沈万治心里说,擦干了眼泪。
  积极分子们以为“阶级教育”产生了效果,都等待者沈万治报高产量,他们好“全胜收兵”。谁知,沈万治把牙咬紧,又不吭声了。
  领导决定对这个顽固分子来个“熬鹰”,连夜突击。所谓“熬鹰”,就是参加斗争的积极分子分成四班倒,一天24小时,每个班参加辩论会6小时,而被辩论的对象则不能休息睡觉。
  沈万治终于没能挺过来,就自己信口胡说亩产512斤,这才饶了他。
  队长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立时嚎啕大哭:“沈万治啊我日你娘!把我打成右倾不碍事,你让老少爷们挨饿,可咋办呀!”
  这样“动员”,谁不害怕?有人开头报,大伙也就随着报,不管三七二十一。胡报一气,300斤不行,就500斤;再不行,就700斤,1000斤,一直到满足“党的要求”为止。于是,粮食征购大会胜利闭幕。
  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们听说高征购的任务下来了,都非常恐慌。“民以食为天”,眼看自己一年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被公社白白拿走,今后吃什么呀!
  于是,他们用起了当年对付日本鬼子、对付国民党中央军下乡抢粮的办法:藏粮食!
  有的把已经入库的麦子重新掺进麦秸垛里;有的把粮食放到棺材里,上面堆上破衣服;有的把粮食倒进牛草里;有的把粮食密封在塑料袋里,然后沉在积肥尿缸里;有的把粮食藏到坟墓里……。
  粮食征购工作在上级的严令催逼和农民的软磨硬拖中,艰难地进行着。
  在公社党委指挥下,一队队的“搜粮队”,日日夜夜在各村奔袭着,从厕所里、牛棚里、坟堆里……,一点点地搜出了粮食,庆功报喜。
  吴国祥是某公社11分队的分队长,是条硬汉子。开征购会时,他随大流胡报了产量,过了关。
  散会回来,就把报的产量全部推翻了。他吩咐会计:“把口粮和种子都分给各户藏起来,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
  会计害怕,说:“完不成征购任务咋办?”
  吴国祥一拍胸脯,说:“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没你的事。”
  公社急了眼,书记带着搜粮队夜里偷袭进村,从牛圈里搜出了粮食。
  当时,就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临走,他对含泪相送的社员们说:“老少爷们,我没能保住粮食,让你们挨饿。我对不起你们啊!”
  (本章选编自康健:《人民公社警示录》)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1 10:30:55
  第十七章 四川温江反瞒产

   在纠正“共产风”时,最初提出共产风的“旧账一般不算”。
  后来看了许多反映干部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材料后,又说原来的提法 “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否则“对群众不能解除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掉……须知这是劫财,不是散财。”
   说的“算账”的本意,是清算共产风。
  可是,四川各县进行的万人算账大会,不是清算“共产风”,而是大算特算五八年的粮食丰收账。
  农民不仅要接受强加给他们高产数字,还要承担强加给他们的瞒产罪过,而且是饿着肚皮承担。
  温江专区各县的算账大会从四月下旬开始,直到五月中旬结束。十六个县参加会议人员达九万多人,其中社员代表一万五千多人。
  省委定下的会议主旨是:“加强对基层领导的教育,及时批判右倾情绪,自始自终抓住农村一切矛盾的焦点粮食问题,把它搞深搞透。”
  算去算来,还是围着那笔永远算不清的大糊涂账转,算不清楚,就用根本不存在的瞒产私分数来凑。
  让我们从邛崃、蒲江两县的算账大会,看看窟窿是如何填的。
  第一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抓住典型,批判斗争,坦白交待。
  到会干部八千四百六十三人,查出有贪污、挪用行为者二千八百七十六人。贪污挪用金额近十五万元,人均五十元。集体隐瞒、私分现金十万元。
  第二步,报瞒产私分。
  算账进入高潮,“旋即全面转入粮食问题”。宣布省委政策:报出私分数量,一不增加征购,二不调剂共产,三不追究责任。不报,则要追究责任。
  打消顾虑后很快全面突破,经坦白交待,全县社社队队都有瞒产私分,共报隐藏私分粮食三千六百万斤,平均每队二万四千斤。
  第三步,落实产量。
  对五笔账:国家征购;社员分配:种子、饲料;工业用粮;副业用粮;食堂用粮:隐藏、私分、盗窃。一笔笔加起来,五八年的大丰收 “落实得实实在在”。
  第四步,安排生活。
  私分坦白了,生活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办法是“必须把隐藏私分的粮食拿出来办食堂”。
  到会人员人均自报投粮二百六十斤,又对各户社员逐一排队,计算出全县可交出私分粮食一千一百五十五万斤,“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
  全专区经过算账,共“揭露”出隐藏私分粮食近二点八亿斤,现金近九百万元,成果巨大。
  把这些粮食都翻出来,“投入”到停伙的食堂,闹粮的叫嚣自然应该平息。
  况且省上的政策宽松仁慈,不增加征购,不共产,不追究责任,全部自投自消,投入的粮食或付现金,或换成粮票自己受用……方方面面考虑周到了,唯独欠考虑的是这些粮食是否存在。
  什邡县四平公社是全县“闹粮”最早的公社,从三月起,全公社七十六个食堂勉强有十九个在支撑外,其它要么尽吃菜,要么关门大吉。
  “闹得最凶”的第十耕作区全体党团员联名写信,签名盖章,要求公社解决口粮,保证实在无粮,若查出来愿受纪律处分。
  公社党委按照县委指示,“首先把五八年产量同五七年比较,扎死向国家要粮的口子”,然后拿他们开刀。公社党委总结的逼粮经验是:
  一般说服社员要有六个过程:第一,开腔就说没有粮食;第二,不开腔;第三,“打敏笑”;第四,承认有点不多;第五,承认比较多的数量;第六,回家商量一下拿出粮食来。
  一颗粮食没有,还能来开会吗?不把吊命的几颗粮食抖出来,就不散会。
  “回家商量一下”还是不拿出来就搜,搜出来便组织全社干部开现场会,由藏有粮食的干部社员现身说法。
  接着是全公社挖地三尺式的逐户大搜查,所有藏粮的花样都被“查出和揭穿”,连藏在棺材里的都搜了出来,留的谷种也当作“隐瞒的吃粮”。
  如此彻底的搜查,共搜出多少呢?全社近两万人,共搜出二十一万斤,人均十来斤。公社向县委报告“这样闹缺粮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作者:1999chen 时间:2017-09-11 10: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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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1 13:12:03
  第十八章 饿死也不要管他

  这是一场残酷的游戏,所谓自报投粮完全是强制性的。
  邛崃太平公社对“顽固户”采取“评出他们该投多少,就要他们投多少”的办法。
  抄家式的搜查比比皆是,广汉向阳公社陈世秀由于未报投粮,被干部将房子拆毁,令其跪地交待,把全家十多口人赶进一间破房。
  地县两级对算账拼凑出的隐蒇私分数字,并非完全心中无数。
  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参加了大邑县的算账大会,县上坦白交待批判斗争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就下到安仁公社一个生产队的食堂搞调查。
  这个食堂七月份以来便断断续续停伙,是所谓“关了食堂闹粮”,隐瞒私分的典型。
  他一查,不是那回事。这个队有田、地四百三十亩,人口四百五十人,公粮统购十七点六万斤,平均每亩负担四百斤以上,哪里还有什么存粮。
  “动员”了半天,连地委干部都带头到亲戚家动员,也没弄出几颗粮食。
  景廷瑞对公社总支书记说,我小时候在华北老家,经常是糠菜半年粮,为了支援国家建设,应该向社员提倡。
  总支书记为难地说,我们这里解放前也没吃过糠啊,未必现在还吃?给我们点粮食算了
  。大地主刘文彩的大院和他侄子刘湘的公馆巍巍峨峨矗立在空旷的田野上。景廷瑞想,这可关系到党的威望,于是给地委第一书记宋文彬打了份报告,要求给这个队供应粮食,以保证人均每天吃到半斤大米。
  地委从年初一直有工作组呆在安仁,却没有反映过缺粮停伙的问题。
  情况如此不好,怎么不据实报告?这使他无法容忍。宣传部一名蹲点干部所在的食堂停了伙,他问他有无其事,对方称没有。
  “你不老实!”他火了:“我们的乌纱帽要紧,还是党的事业要紧?”
  能够把党的事业看得比乌纱帽更重要,或者说竟可以为此不惜丢乌纱帽的人肯定不多。
  问题还在于,你如何判断什么是“党的事业”呢?大跃进、人民公社、反瞒产私分,难道不是党正在进行的事业么?这一切在当时是很难从理论上说清楚的,真正起作用的是人的良知。
  地处山区的邛崃宝林公社被算出一百多万斤存粮,“完全解决了粮食问题”。
  但地委工作组邓朝贵调查后向宋文彬报告:
  该社三月份以来已两次由国家调剂粮食共六十八万斤,但粮食仍然十分紧张,农民家里都被搜查过,存粮可能性极小。
  现一般食堂每人每天四两米稀饭,社员干活到中午“就喊饿得不行”,工间休息大人小孩都在山上摘野菜,晚上煮来填肚子,“情况很不好”。
  有一个大队秋收后留三、四万斤谷种,卖统购粮卖去三万多斤,又吃了几千斤,现在还剩一千多斤了。
  眼看就要栽秧,宋文彬急令邛崃县委解决。
  金堂县算账大会挖出一大堆浪费、私分粮食,把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凑足后,到会的社队干部心惊胆战,“把数字搞出来,拿啥子去跟社员兑现呢?”
  心照不宣的县委给他们出主意:
  小社应把以下四笔账算在支出账上。即一、小社隐瞒私分了的;二、公共食堂无计划浪费掉了的;三、收起来保管不好而霉烂的;四、过去账上记掉了的。
  把这些账合计起来,“就按人平均摊派到社员户作为伙食支出”。
  本来就不存在,就算是大家吃了吧,空收对空支,令基层干部松一大口气。
  一面报算账成绩,一面从衣服下面伸出手要粮。广汉县委的一份请示报告说:
  “去年大跃进确实增产不少,最低的估计,也在两亿斤左右,应该说有粮食的。”
  “可是,由于当前生产季节已经紧迫,要把工作做了拿出粮食来,又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不误农时,把种子、口粮问题解决好,除补报原已用八百四十万斤贸易粮外,经县委研究,再借贸易粮三百万斤……”
  一般说来,地委对下面的要求多少会给点救助。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意味着全区将承受更大的征购重负,一旦闹到无种下田、农民无力种田的地步,结局将是灾难性的。
  小春收割开始,新一轮“国家与农民争夺粮食”的战争打响。
  五月十八日,亲自督阵的李政委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重申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
  他说,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争夺粮油的问题。”所以:
  “……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粮食、毛猪调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担,这咋能行呢?”
  “……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
  “……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
  (16-17章选编自东夫:《麦苗青青菜花黄》)
作者:azure911 时间:2017-09-11 14:27:39
  @lje30102017 2017-09-08 11:33:15
  没用的,你怎样列举史实,猫作们也不相信的,只能遭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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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粉看来,这些都是假的
作者:azure911 时间:2017-09-11 14:41:33
  @lje30102017 2017-09-08 11:33:15
  没用的,你怎样列举史实,猫作们也不相信的,只能遭喷。
  -----------------------------
  非常赞同你,而且毛粉最常见的反驳套路,
  你说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为什么你没饿死?
  为什么我家没人饿死,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
  反驳也很简单,其实他这个套路跟日寇否认南京大屠杀是一模一样的。
  日寇:你们中国人说南京大屠杀杀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说过?为什么我身边从来没人死在南京大屠杀?
  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人,南京现在还有几百万人口?
  不应该是鬼城了吗?
作者:cr361 时间:2017-09-11 15:56:52
  村里放电影,老百姓的吃饭规律、节奏被打破,还有很多安全隐患。
  如果突降暴雨,还可能带来一系列其它问题。

  那么,“放电影”是否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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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1 17:23:37
  第十九章 广西的高征购

  1958年秋收后,广西的粮食征购任务完成的不好。各地区这一年的年景还是不错的,当然也只是正常的可丰收年景,与高产“卫星”相去甚远。
  但丰产不丰收,各地普遍存在着因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吃粮超度。
  又加上搞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各地普遍发生粮食粗放粗收,甚至于大量粮食烂在地里,没人管没人收的情况。
  因此,1958年底至1959年初,广西普遍发生粮荒,而粮食征购任务远远达不到指标数字的规定。
  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感觉脸上无光,很是恼火。省委第一书记几次在相关会议上强调:
  1958年我们广西粮食生产情况是好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生产实现了大跃进。
  但是,现在广西的粮食征购情况很不好,粮食征收不上来。我们广西的大跃进生产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
  有些干部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叫实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方面叫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完成任务有困难。
  我看困难是有的,在于这些干部思想方法有问题,起码是思想保守,右倾情绪。
  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一听到农民喊叫粮食紧张,就慌了手脚,就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怀疑党的粮食征购方针。
  农民喊粮紧,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想要多留后手粮,多吃些粮食,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强教育和领导。
  这几年来我们总是遇见这件事情。农村要加强领导工作,要开展反对瞒产和反后手粮的运动……。
  1958年12月20日至30日,广西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
  确定1959年1月至3月,开展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运动,总结成绩,纠正错误。
  会议提出1959年工农业生产指标,钢20万吨,铁40万吨,粮食在1958年229亿斤基础上翻一番,达到460亿斤,人均粮食2000斤以上。
  1959年2月,第一书记代表自治区党委,在广西农业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1958年广西粮食总产230亿斤(实际产量117亿斤),比1957年翻一翻。
  1958年12月,柳州地委第一书记在柳州地区县委书记会上宣布:1958年柳州地区粮食总产55亿公斤(实际16.9亿公斤)。比1957年要翻一翻。
  1959年元月,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在环江县四级干部会上宣布:环江县1958年粮食总产3.3亿斤(实际上只有1.05亿斤,还有水份)。
  这一连串的“卫星”,害人不浅。
  1958年,自治区给柳州地区的征购任务,是8亿6千万贸易粮,合原粮12亿3千万斤,约占柳州地区粮食总产16亿9千万斤的72.8%,比1957年实际完成数增加2.14倍。后来作了调整,也只完成了3亿7739万斤贸易粮。 
  1959年,柳州地区下达给环江县的征购任务,是7100万斤贸易粮,约合1亿斤原粮,比环江县全部的实际粮食总产量,还要多出1940万斤,比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增加4.8倍。
  后来虽调整为5600万斤贸易粮,约合8000万斤原粮,也还占全县实际产粮总数的76%左右。
  倘若依此数上交国库,那么16万环江人民,一年只有2500万斤粮食留作口粮,种籽和饲料粮。即使不留种籽和饲料,人均一年也只能留粮156斤;按7成出米率计算,人均口粮一年只有110斤左右,人平均每天吃米仅为3两!
  正当夏收、秋收之时,全民大炼钢铁,环江县9万人上阵,田野里只有老弱病残妇唱主角,夏粮、秋粮失收严重;而全县各地大搞水利工程,大搞“大兵团作战”,敞开肚皮吃饭。
  因而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一下达,就把环江县闹了一个鸡飞狗跳墙。
  粮食产量可以吹牛皮,放“卫星”。但国家征购,可是死任务,是要扎扎实实,一担担过称上交,一车车装满运走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1 20:15:41
  第二十章 广西环江反瞒产

  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在地委打擂,立誓保证环江粮食总产150亿斤。这区区1亿斤原粮的征购任务还能交不出!
  交!粮食上场就开始交,洪华交征购粮也要放“卫星”,当英雄!
  柳州地委在年初征购方案中,分配给环江县的征购任务是1260万斤。
  洪华为了放出交征购“卫星”,早在1958年初,经过精心做好了交粮工作布置,夏粮刚收上来,7月30日,全县一天内上交1447万斤公粮,一天交了全年的粮,还超额14.8%完成任务。
  当时夏粮刚收,而水稻还末成熟,在县委“先公后私”,强令数字下达指标的压力下,许多社、队竟将新收粮和库存粮全数上交国库,社员口粮颗粒不留。
  征购任务放“卫星”上交后,新的超额交粮任务又下来了。洪华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对各公社党委书记连批带训,强硬规定交粮任务和日期,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党纪处分。
  仓库里的粮食拉走了,刚扬完场的粮食也拉走了;有的地方,甚至刚收割上来的粮食,就全数指定为征购粮,颗粒不剩。
  任务完不成怎么办?洪华心里很紧张:你放出的“高产卫星”那么大,产量报上那么高,征购任务交不出来,如何对上级作出交代!
  丰产后的粮食到什么地方去了?从中央到地方,得出的结论是:相当多的粮食被“瞒产私分”了!
  不惜代价,一定要把粮食搞出来! 
  于是,1958年12月,自治区党委在来宾县召开了“反瞒产”、反右倾的“红粮现场会”。
  自治区党委贺书记会上作了反瞒产私分的主题报告。会后,柳州地委书记处朱书记赶到环江,亲自出马,指导环江的反瞒产私分工作。
  按照上级的布置,洪华一直在积极部署环江县的“反右倾、反瞒产”运动。
  洪华告诉县委工作组:“粮食还有,都被下面瞒产私分了!不要心慈手软!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也要把粮食弄出来!” 
  牛皮吹得大,田里长出的粮食,实际上就只有那么多。交不出粮食,洪华就说基层干部和社员瞒产私分,闹本位主义,破坏国家征购计划。
  于是在环江县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深重的“反瞒产”运动。
  1959年春季的环江,天高皇帝远,全国各地大都在整风纠社,环江却在自治区党委和地委支持下,大搞起“反瞒产”。 
  由地委布置安排,由洪华主持,1959年2月27日-3月3日,柳州地区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反瞒产私分的“红粮”现场会,组织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反瞒产”。 
  会前,水源公社事先制造一些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
  然后现场会以此为例,向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施加压力,逼他们层层自报所谓“后手粮”,全面开展“反瞒产”斗争。
  仅仅这次现场会,柳州地区就逼出各县上报的完全是虚假的2亿7296万斤“后手粮”。 
  这次现场会后,环江县各公社开展起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由各大队先报一个上报产量最多的生产队为标兵,要求所有的生产队一律向它看齐,达不到指标的,就是“瞒产私分”,就要批判斗争,不给饭吃,甚至要送去“小劳改”。
  洪华亲自到城管公社陈双大队,抓反“后手粮”的典型,指导全县的“反瞒产”运动。
  他把大队和小队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全部集中到大队,搞核实产量。让各队当面报产。 
  报高产的当场受表扬,产量报低了的当场批斗。又让报高产的人,去批斗报低产的人。
  如果查出谁有“瞒产私分”错误,或是有嫌疑,立即撤职,送往县办和社办的劳动教养集训队、劳改队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就在洪华亲自抓典型的这次核实会上,被斗致伤又连饿带病,致使13人死亡。
  洪华恶狠狠地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
  上行下效,全县反“反后手粮”的运动,毒打致死者达几百人之多。
  报了瞒产,就得交粮。社队所存的有限的口粮,甚至公共食堂的存粮,也被逼得当作“后手粮”交出来了。
  在这场“反瞒产”运动中,搞出“瞒产私分”的粮食2941万斤。结果,集体的存粮挖空了,农民的口粮搞光了。
  最后,不管洪华使出多大的本事,环江也只完成征购任务2680万斤贸易粮,约合3775万斤原粮,这也占去全县粮食总产量的36%。
  比1957年上升了13.9%。 
  1959年2月,环江县粮食全面告急,每人一天半斤原粮也保不住了。
  但洪华仍在下劲搞反瞒产,征购还在催着交,粮食不断外运,断炊的生产队越来越多。
  到四五月间,明伦、水源等公社已大部断粮,饿死人的事件日有发生。 
  幸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开始传达,自治区党委批了统销粮,环江县统销100多万斤粮食,紧急抢运给断粮地区,严重的局面才有所好转。
  饿死百姓也要争当“红旗县”,洪华搞起粮食来,真的象环江民众说的那样:“灭绝天良,丧失人性“。他却每每在办公室对着大大的红色奖旗眉开眼笑,一看就是半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2 05:55:51
  第二十一章 广西石龙反瞒产

  当年全国一盘棋,从武宣县委到石龙县委,在大 跃 进年代的步伐又是那么雄纠纠,气昂昂。
  为了放粮食高产“卫星”县委强调“不怕作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跃进口号。
  水稻种植大搞“双龙过海”、“蚂蚁出洞”等高度密植,为放水稻亩产万斤卫星,大搞移禾并田,几块田的稻子并一块。
  旱地大搞红薯“卫星堆”、“卫星”山,玉米上山等方法,导致1958年减产又减收。
  又由于“全民大炼钢铁”,1958年夏收、秋收劳动力奇缺,而收割的粮食又都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多收少反正不是自家粮。
  整个收获季节,留在田里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老、幼、病、残和少数妇女,从早到晚为完成规定的收割面积计划奔命。
  收进多少无所谓,收割面积任务完不成,皮肉吃苦受不了。因此,夏收、秋收两季浪费在田土之中的粮食几乎占一半。
  而9月以后,全县以生产队或联队为单位,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大锅饭,短时期内用粮无度,浪费了很多粮食。
  当年粮食产量大放“卫星”,“高产”带来高征购。
  1959年初,石龙县各公社告急,全县各地公共食堂粮库几乎全部挖空,而国家征购粮的粮库却仍然没有完成任务。
  一方面,春荒闹得人心惶惶,公共食堂停炊断粮日有发生,大批饥民四处逃荒,涌进县城和乡镇乞讨,大量社员因饥 荒至病。
  各公社纷纷向石龙县委告急。然而,另一方面,县委却因完不成国家征购任务而焦急。
  石龙县委认定:1958年,石龙县大 跃 进取得了伟大成绩,粮食丰收高产,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谓粮食紧张局势,完全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闹出来的。其用心在于否定“三面红旗”。
  经过柳州地委同意后,石龙县委书记孟某和县长韦某商量决定,于1959年2月25日,集中全县各社队干部5000多人,在二塘樟村召开反瞒产大会。
  会议主持人口口声声,说是1958年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右 倾情绪作怪”,各社队干部故意瞒产私分,有粮不交国家。要大打一场“反瞒产”运动的人民战争。
  于是,县委负责人亲自指挥干部和民兵,就地查抄了公共食堂粮仓,又挨家挨户到各家搜粮。
  并事先安排假现场,将食堂粮仓底堆上稻草,上面倒上稻谷,看起来粮食是满仓满库。
  于是,会议主持人宣布:食堂粮仓就地封存,上交国库。各家搜来的粮食,作为食堂用粮。
  并要求各社队当场上报“瞒产私分”粮食的数字。达不到领导满意的指标,立即开批判会,“教育帮助”。会议中出现大量打骂捆绑的情况。
  会议结束后,各社队干部火速赶回去,照本宣科,全县“掀起了一场反右 倾、反瞒产的大规模人民战争”。
  “反瞒产”运动的直接后果,造成了75%以上的社队进一步缺粮、断炊。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2 09:58:39
  第二十二章 湖北反瞒产

  1958年,湖北粮食产量为190亿斤,而湖北省委上报为450亿斤,当年征购任务任务急剧增加,外调增加6亿斤。
  年底,恩施、黄冈、宜昌、荆州、襄樊等地粮食告急,食堂停伙,饥民逃荒,浮肿蔓延,死人发生。
  全省500万人每天吃粮半斤以下。1959年春荒,灾情急剧恶化。据不完全统计:1月至5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浮肿病人大量出现。
  一时间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
  黄冈是湖北大 跃 进先进。地委原报1958年粮食总产50亿斤,征购任务,由上年6亿2907万斤,增加到7亿1065万斤。
  1959年春荒,湖北最严重的是麻城、应城、蕲春这些高产“卫星”县。
  “天下第一田”的麻城县,宣布1958年粮食总产超过10亿斤,实际不到4亿斤,比上年减产5709斤。征购1.2亿斤,后调整为9294万斤,比上年多1169万斤。
  3月,公共食堂断炊。社员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观音土”当粮吃。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粮食征购困难,春荒泛滥,群众不断上书,反映饥 荒死人问题,引发了 和和中央的关注。
  但是,根据“广东经验”,从省、市、县委到 和中央,一致认为:1958年粮食大丰收,农村缺粮,是因为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出于“多吃粮、自私自利、富农思想作怪”,对粮食“瞒产私分”。
  1959年2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在整党中谈到缺粮问题的讲话具有典型性,他说:
  “今年闹粮食问题是思想作怪,不是真的没有粮食。经济作物地区、受灾地区真缺粮的是少数,这些地方多数没有闹粮食,闹得多数是产粮区,有余粮,而且余粮很多,统购统销没有完成的地区。”
  “是那样的公社、那样的生产队在闹,他们以攻为守,吵粮食是为了少卖余粮,为了瞒产私分,不是真的缺粮。他们为了抵抗统购,硬说把食堂停伙、吃菜。”
  “至于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就像我们过去对付日本人一样坚壁清野的办法,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生产队的干部对付大队干部,大队干部对付公社干部,公社干部对县委,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讲实话。”
  “必须有决心和信心以粮食问题为中心反对瞒产私分,反对贪污多占,打好整党整社这一仗。”
  3月11日,湖北省整社纠风六级干部大会。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粮食征调,各地上报粮荒问题,王某某不由得火冒三丈:“全省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是大 跃 进、大丰收。在大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怪事情: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任务完不成!”
  他声色俱厉地嚷起来:
  “全省粮食产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亿斤,中央要我们多调出多少斤粮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调六亿斤。可是到现在完成得很差。”
  “这一点,我们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
  “更怪的事情是,不仅仅没有完成收购任务,有一部分地区还大闹粮食风潮,什么食堂停伙,没有粮食吃了,一天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两米、四两米、挖藕、吃菜、往城里跑。”
  “有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灾荒后的样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
  而灾荒危如刀兵水火!就在他说话同时,全省有800万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两米(老秤),更有1300多个食堂断炊!
  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不行!为此,湖北全面部署“反瞒产”运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2 12:18:38
  第二十三章 安徽无为反瞒产

  1958年底,安徽省无为县就闹起了粮荒,不少农民一边张口要吃,一边就咽了气。
  县委第一书记姚某某却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现在农村到底有没有粮食?我们回答是,粮食不仅有,而且很多。粮食问题,关键出在生产队的瞒产私分。”
  他强调:“要认真清理仓库、种子、加工厂和食堂,查草堆打未打,场基上有没有稻,查代食品有没有找尽……”
  1959年2月14日,姚某某亲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瞒产大会,追逼十分厉害。
  有两个大队书记被辩论、毒打、撤职、开除党籍;姚亲自找一个大队会计谈话,威胁道:“你不交代瞒产账,就法办你!看你狠还是我狠!”
  东河生产队队长汪为山,被斗时受到吊打、捆拖,更为残忍的,是把他的衣服扒光,用冷水浇,险些冻死。
  虚报产量吧,就得让乡亲们挨饿,对不起老少爷们;不虚报,就过不了鬼门关。汪为山在无奈之下,上吊而死。
  姚某某闻讯,就布置公社写报告,诬陷汪为山贪污公款、瞒产私分、乱搞四类分子女人。宣布汪为山是“畏罪自杀”。
  北风吹,雪花飘,年(春节)来到。无为县的农民比杨白劳、喜儿还可怜。
  他们的铁锅、炉灶都在大炼钢铁时被搜走砸碎了,现在,只能在公共食堂门前排着队,手捧饭碗缩着脖子,等候着领取那一点点掺了菜的杂粮面窝窝头。


作者:小仙于 时间:2017-09-12 12:24:24
  果然好文
作者:小仙于 时间:2017-09-12 12:27:20
  楼主狠噢,,发帖马上顶起来!!
作者:剑郭琴符 时间:2017-09-12 12:33:07
  阅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2 14:43:37
  第二十四章 河南商城饿死人

  1958年秋粮超额征购,引发全国农村粮食危机,冬季,食堂普遍缺粮断炊;中央指示开展“反瞒产”,造成1959年春季大饥 荒空前大爆发。农村发生了大规模逃荒、疾病和死亡。


  1959年春节前后开始,有先进省之一荣誉的河南省,各地区普遍发生大饥 荒。
  据不完全统计,至3月前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省病倒214万多人,死亡7万多人。
  但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领导人,在吴书记有关病死是“不卫生”和“个别地方发生”的讲话精神下,极力隐瞒和绝对禁止提及病死情况。
  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塆连转业军人许学富,曾经三次向信阳专署刘副专员面诉,反映他亲眼所见观庙和汪桥两个管理区,因断粮造成农民饿死的情况。
  但是,却遭到刘专员和专署有关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和威胁。结果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3月5日和3月9日,许学富毅然到县邮政局,先后两次向周恩来总理发出加急电报,反映情况。
  电报立即被县邮政局领导人送至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办公室,王某某大怒,诬称许学富是“给三面红旗抹黑”的“右派思想,右派言论”,并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后台”。
  县委多次开会,要捉拿许学富。
  在许学富的力争和有关方面压力下,王某某惧怕“扣压给周总理电报”的事闹到“不可收拾”,直到3月28日,县邮政局不得不将该电发出。但将发电日期由3月5日和3月9日,改为3月28日。
  国务院收到该电文后,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批示:“请河南省人委查处回报。”并派出一名李处长率人前往调查。
  河南省委和信阳专署向国务院汇报说:“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很好解决。”
  直至国务院调查小组实地考察,并指示信阳地委和商城县委“落实和解决粮食问题”,“保证公共食堂粮食供给,杜绝再发生死人现象”后,信阳地委和商城县委才在遮遮掩掩下调拨了部分粮食,商城县死人日益严重的现象一时才有好转。
  但是商城县委领导人并没有因此而吸取教训。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在全国“更大 跃 进、更大反右 倾”运动中一马当先。
  在1959年秋至1960年夏短短的8个月时间中,信阳700多万人口,饿死108万人,因“反瞒产”,“搞后手粮”运动打死8万余人的“信阳惨案”,举世震惊。
  其中,由于商城县委领导人王某某和张某某等人“忠实执行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粮食路线”,结果造成“商城惨案”:
  “全县死亡人口9625人,占总人口425000人的21.7%;l劳动力丧失28.6%;牲畜死亡3386头;房屋倒塌38515间;死绝村庄453个;剩下的孤寡老人2447人,孤儿3667人。”
  许学富在“反右 倾”中惨遭迫害。此是后话。

  许学富上书,为民请命,名留青史,《商城县志》对此有专项记载,并大加褒奖。
  该上书及下述材料现存信阳地区档案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2 16:40:37
  第二十五章 许学富急电周总理

  关于河南商城群众断粮死人事件致周恩来总理的加急电
  周恩来总理:
  河南省商城县观庙团,因没有正确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为了争夺模范成绩,社员断绝口粮个月余。
  社员饿死十多人,每天都有死亡。会有上百人饿死的可能。
  曾三次向信阳专署提出,接告置之不理。故坚决要求中央迅速派人调查处理,越快越好。如上述事实不符,我以党籍作保证。速复电。

  河南省商城县越美管理区观庙团林塆连党员许学富 1959年3月28日上午11:30分

  关于河南商城群众断粮死人事件第二次致周恩来总理加急电

  周恩来总理:
  河南省商城县观庙团、汪桥团于个月内饿死百多名社员,大部分都是贫农。
  我多次向信阳专署刘专员提出控告,仍是置之不理。坚决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亲自处理,越快越好。否则,会有上千人饿死。如事实不符,我愿国法制裁。

  河南省商城县观庙团林塆连党员许学富
  1959年3月2 8日下午4:30分

  附件:要信请示

  国务院秘书厅人民接待室姓名:许学富 身份:河南(59) 号发信地点:河南省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团林塆连 收信时间:1959年3月 28日批示:国务院杨放之副秘书长四月三日批示: 请河南省人委查处回报。

  签章:国务院秘书厅人民接待室

  河南省商城县断粮死人

  河南省商城县观庙团党员许学富给总理来电反映:该团断绝口粮已有月余,饿死社员十余人。现在每天都有死亡的,如不及时处理,将会还有上百人饿死的可能。曾将情况三次报告信阳专署,均置之不理,因此,要求中央迅速派人查处。

  接待室注:
  3月 28日反映问题电话告知河南省人委张主任,请他们查处。据称:省里边对全省的粮食情况是知道的,为了解决当前的粮食问题和很快地掀起生产高潮,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但有个别地区做得不好。
  为此,省委又于3月 26日召开了电话会议,决定有白薯干的地区,每人每天供应粮食一斤。先各地正在贯彻这一决定。来电反映商城粮食问题,省里不了解,将立即告商城县查处。

  接待室注:
  3月 31日第二次与河南省人委办公厅赵同志电话联系:他们接到3月 28日电话后,立即与信阳地区张专员联系。
  据张专员说商城超英(应为越美公社下属观庙、汪桥管理区——编者按)管理区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
  从去冬以来因年老病死过几个人,没有饿死的。由于思想问题解决得不彻底,所以有部分人(包括个别党员)还有意见。他们拟派人到该地进行了解处理。
  拟转河南省人委查处汇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3 06:22:33
  第二十六章 对商城进行处理

  商城县隶属信阳地区管辖,信阳专员公署接接到省里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出工作组深入商城县进行检查,进行处理,向省里写出检查处理报告。现将该检查报告转录如下:

  《关于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汪桥管理区因生活安排不好发生饿死人情况的检查处理报告》

  信阳专员公署

  我区商城县越美公社观庙管理区转建军人许学富同志与3月5日和3月9日先后写信、打电报给周总理和本署并亲来我署控诉观庙、汪桥管理区部分食堂停伙,饿死十几人,并说如不解决将有上百人饿死的可能。
  我们接到这一情况的反映后,地委、专署及时进行了研究并于3月13日、4月2日两次派人(而次是派副专员张文韵同志去的)前往协助商城县委、县人委到当地进行检查。
  4月3日国务院派来同志也到达。4月25日省委检查组又复查了一次。
  经过这几次的调查了解,许学富同志所反映的情况均属事实。在调查中还发现许学富同志因控告而受到刁难,向中央发的两次加急电报被县里扣押20天才发,并将许的爱人从江西电报汇款,管理区不证明,不叫取出的严重情况。

  越美公社包括5个管理区42个生产队,20054户,92032人,共有900个食堂。
  据调查观庙、汪桥管理区6个生产小队78个食堂中,在春节前后就有74个食堂先后发生断炊停伙问题,其中有24个食堂没有粮食,吃付食品和菜的已有30余天了。
  直到许学富控诉和地、专派人检查,县人委才于3月13日、16日拨粮先后开伙,一直安排到5月底,每个社员每天基本上吃到一斤粮食或一斤稻谷。
  在食堂停伙以后,如枫树店13个食堂,从去年农历腊月23日到今年二月初四一个多月时间里,只发四斤半粮食,一斤红薯。
  在这个期间社员到处大量挖野菜、胡萝卜、苧麻根、草籽,个别的到吃青桐树皮、油菜、水浮叶等代食品充饥;有的溜稻草(从打过的稻草中找谷粒——编者按),出卖自己的物品拿钱到市场上买饭;有的拿出自己存放的粮食在家做饭,有的外出谋取生活,造成了饿死人的惨痛事件。
  在调查6个小队在停伙期间死的50人中,除了因病而死的15人外,其中属于饿死的10人,以饿带病死的11人,以死带病死的(原文如此——编者按)12人,属于干部作风而死的2人。
  这一惨痛事件的发生,不仅使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损失,而且给党和政府在群众中造成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

  检查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专署、商城县人委、越美公社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该两管理区去年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确比往年增产,但因征购任务分配不当,因致使观庙管理区1958年比1957年多征购了422万斤,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缺粮。
  这一情况并未引起县人委、公社的注意。从去年年内部分食堂停伙和到年外发展严重以后,管理区干部曾向负责该片的县委余重禹同志反映过。
  但余明知有问题而不向县委反映,自己又不深入下去检查摸底,积极采取措施,并说谁要反映缺粮就批判右 倾,辩论斗争,认为缺粮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2.在干部思想作风上,缺乏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观庙管理区报告58年水稻单位面积产量711.5斤,据几次了解,群众根本不承认,但农历正月在县开会查隐瞒私分粮食工作中,观庙报隐瞒私分粮食1300万斤,而县委余重禹同志说太少不行,报2000万斤还差不多,实际上搞了70多万斤。
  事实证明,干部弄虚作假,使领导心中无底,难以掌握,而且给下边干部一些为难,造成了基础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搜查群众的现象,引起群众不满。
  我们深深感到如果不是许学富同志反映,地委、专署及时派人进行检查解决,问题将会发展更严重。
  3.在有些领导和干部中,滋长着一种听喜不听忧,喜表扬,不喜批评,喜人说成绩,不喜说缺点的倾向,对于提出反面意见,不加分析,就加以批驳,扣上右 倾帽子,甚至采取压制的办法。
  如县长熊满银同志于3月16日对许学富同志来信来电的来信处理签上写道:“这一问题我的意见最好去人把他找来,另一方面也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如情况和他反映不符者,此人叫他写检讨一并斗倒即可。”
  并声称许够一个右派分子了。
  不仅如此,对地、专检查组的汇报也不相信,认为许是扩大事实,不该越级上诉,立场观点有问题。
  县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同志扣押许向周总理发的两次电报,直到地委检查组提出后而只承认压了一次。
  并说:“不算什么违反宪法,宪法规定有通信自由,也没有规定有通电自由。”后来压了20天才发出。
  县委宣传部长余重禹同志因许反映情况而亲自布置四处捉许学富同志(未遂),并对地、专检查组的检查抱有抵触情绪。
  观庙党委书记胡明香同志,对许电报汇款,暗示钟铺邮电所没有管理区证明,不给取款,有意进行刁难,企图进行斗争。
  上述这些思想和作法,都是非常错误的。后来多数同志对这一问题认识有了提高,但少数同志认识还不够。
  根据上述情况,地委、专署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责成商城县委、商城县人委对该管理区生活进一步安排,确实保证吃粮,派出医疗队解决治病问题,并对死者家属进行道歉和慰问。
  二.为了从这一事件汲取教训,地委于4月2日召开了各县电话会议并发出了通报。
  三.对许学富同志所发电报费由县报销其开支,并由县委写信感谢许学富,诚恳地接受批评。
  四.为了教育干部,地委对敢于反映情况的许学富同志给予表扬,并准备通报全区。专署亦于4月3日写信给许学富同志联系。
  为了接受教训,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经与地委共同研究对有关人员做如下处理:
  1.县委宣传部长余重禹同志,长期负责越美公社的工作,对该管理区停伙死人问题应负主要责任。
  春节前后汪桥、观庙对食堂停伙死人情况口头和写材料都向他作了反映,而自己也知道有问题,不向县委报告,不深入下面检查实情,积极采取措施,而且对反映情况的同志,在电话上进行辩论,党委会议上批评检讨。
  正当粮食紧张的时候,个人又规定将社员小锅收净,不准到处挖胡萝卜等措施。王后店社员因挖萝卜的,余叫人扣到钟铺劳改。
  严重的是因许揭发问题而亲自布置人捉许学富(未遂)。对地、专检查组抱抵触情绪,蒙上压下,避重就轻,推脱责任,辱骂干部,直接(原文如此——编者按)现在态度仍不老实,不深刻检查自己错误。因此,决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
  2.县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同志,主要错误是在3月7日、9日两次扣押许向周总理发的电报,地委检查组提出这一问题后,只承认压了一次,不想麻烦中央,并说宪法规定有通信自由,也没有规定有通电自由等等,但在这种情况下压了20天的时间才予发出。
  以后对问题作了初步检查。为了挽回影响,教育本人,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观庙管理区党委书记胡明香同志直接在这个地方工作,在食堂停伙死人问题上,虽然向公社党委进行过反映,但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吞吞吐吐,对下采取压制办法。
  今年二月份查隐瞒私分工作中,以少报多,蒙哄上级,不实事求是,严重的是当许学富的问题揭发后,不敢正视错误,并暗示钟铺邮电所将许汇款不证明,不叫取出,进行刁难,其错误是严重的。
  但由于该同志对错误认识尚好,决定免于处分。
  4.越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冯万群同志对造成死人负有一定责任,但由于该同志后来认识错误尚好,决定不予处分,应作深刻的书面检讨。
  5.县委监委秘书、监察员吴喜斌同志,对地委转去许学富的检举材料放到档案袋里40多天没有处理。为了吸取教训,改进作风,应作出检讨。
  以上是否妥当,请指示。
  信阳专员公署

  1959年5月31日
  送地委、商城县人委

  以县委第一书记王某某为首的瘟官酷吏并没有接受教训,在庐山反右后更加有恃无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终于在后来造成“商城惨案”。此是后话。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3 10:42:06
  第二十七章 群众上书报告饥 荒

  1959年春节前后,豫东地区发生大饥 荒,浮浮肿病,饿死人,人口外流事件大量发生,震惊朝野。
  1959年1月20日,署名“刘堤图车站南北”的群众,上书 、周恩来和全体中央领导人,反映:
  “在河南东部的虞城、夏邑县的人民,近半年来的生活不好,每天吃粮由原来的12两(小两),后变为半斤(8两),又减为5两,将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
  “即在春节那天,在地里挖野菜的遍地都是人,借口外流户各村都有。人因挨饿就生病、浮肿。在虞城、夏邑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饿死,有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地死的,有在田地里挖野菜死的。”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领导上级不及时处理这些情况,还会出现在56年广西省那样的事件。”
  “现在这些地方人心不安,群众生产情绪不高,小孩要馍,大人悲观,他们饿的皮包骨头。造成的原因是干部虚报粮量,弄得群众吃空。千万听此呼声!”
  1959年2月25日,山东省即墨县驻军0220部队署名全体官兵的群众给中央农业部长写信反映:
  “河南省的虞城、夏邑、永城等县人民生活困苦,每人每天口粮4两8钱,谁要说吃不饱,就要挨打和受辩论,就说他们是右派。”
  “省里干部要是下去调查,公社干部威吓群众,谁要是说生活不好,等调查的干部走后就辩论谁,人民就这样不敢说话了。”
  中央粮食部关于河南部分地区缺粮情况的报告说:
  1959年1月至2月28日,人民来信反映河南省缺粮的地区有宁陵、永城、虞城、夏邑、民权、商丘等20个县。
  这些地区多是从58年20月以后先后断粮或数十天不见粮食,群众基本上是靠吃红薯或萝卜充饥,就这样还吃不饱。
  由于缺粮发生以下情况:
  (1)因饥饿生病或死亡。
  民权县南部第二管理区群众匿名来信反映,映一个300人的生产队,10天吃了300斤粮,每人每天合1.6两(1斤16两)。
  因挨饿生病甚至死亡的人很多,青年逃跑到外地去了,过春节时因老小离散,家家啼哭。
  (2)弃家外逃。
  洛阳耐火材料厂王庆富来信反映:虞城县因净吃萝卜,青年人大都逃到外地去了。
  安徽湡阳县委办公室王景山来信反映:河南商丘、永城等县逃到该县的就有1329人,这些人多是青年,其中也有少数乘机进行破坏活动。
  上述情况应该说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有些干部不是积极想办法解决,或实事求是的向上级反映问题,而是采取隐瞒事实真象,欺骗上级的态度。
  武汉市东西湖畜牧二场人事科的某干部,给中央内务部写信反映:
  河南商丘地区的群众跑到我们场里的很多,在汉口车站,每天都有100多人下车到东西湖农场去,来畜牧二场的每天约有30至50人。
  这些人都是与我场的工人同乡、同村,亲戚和朋友,跑来要求做工,因为他们没有户口,我们也不敢收留,可又动员不走,只有我们场的工人给他们买饭吃,对工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我们追问原因,他们反映:干部假报成绩,争光荣,群众没有饭吃。
  例如虞城县的小郭楼村,实收粮食8万多斤,而上报30多万斤,余粮卖出后,群众就没有吃的了。
  夏邑县太平乡阁村,小麦亩产87斤,干部上报亩产530斤。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反映:在家已有50多天没有吃过面了,全吃萝卜和野菜。上级去人参观时,才能吃馍。
  他们都是20几岁或30几岁的劳动力,为什么要往外跑呢?家里的妻子老小都不顾了吗,春节不愿同家人团聚吗?但从河南跑来的很多,我们动员并买车票送他们回去后,不到10天又跑回来了。
  反映豫东因缺粮饥 荒,引起浮肿病,饿死人,造成人口大量外流的上书,如雪片般飞向中南海。
  据有关材料统计,1959年1月至3月,各种署名和匿名上书,寄中央和 的计210件,其中大部分被查获截堵;寄河南省委、省政府的58件,部分被县、社堵截。
  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上书呈达中央和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
  上书震动了中央和国务院。1959年2月25日,李富春副总理在署名刘堤车站南北的群众来信上批示:“此件送总理阅,是否国务院派人查一下。”
  周恩来阅后,于2月27日批示:“先电话告省人委后,由内务部、农业部、国务院派人限期查复。”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3 12:36:23
  第二十八章 豫东“五风”肆虐

  豫东地区主要是指河南东部的商丘地区,辖永城、夏邑、虞城、商丘、柘城、宁陵、民权、睢县八县和商丘市(后兰考县也并入商丘)。总面积10320平方公里,占河南全省面积6.4%。
  豫东地区地处黄淮冲积平原,自古即属中原农耕区。但由于黄河泛滥成多灾,历年战乱频仍,豫东人民苦不堪言。
  国民党时期即有“水、旱、蝗、汤”的祸害(“汤”是国民党河南省 汤恩伯)。又加上八年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烧杀掠抢,豫东地区论为极度的贫困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土地改革使农民翻了身,政府沿黄、沿淮工程相继上马,社会民生逐年好转。
  但是,高级社后水利工程大规模上马,“全民大办水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群众的资材的刚有的一点积蓄,又被耗费于尽。
  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河南省左的突出冒尖,商丘地区更是争上游,争先进。
  1958年公社化,商丘地区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公社化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员被扫地出门,编入人民公社的团、营、连、排、班。
  出工一窝蜂,吃饭在食堂。社员并在一起住大屋。
  大炼钢铁,先是大扒民房建土高炉,接着又扒掉屋顶,抬走家具烧炭炼铁。
  家家户户的锅、锁等铁器都被砸了送进土高炉炼钢,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
  在大 跃 进的日子里,豫东地、县、社干部左倾蛮干劲头特别大,“小麦卫星”、“红薯卫星”、“玉米卫星”、“高梁卫星”、“谷子卫星”一个劲地放。
  各级干部,自上而下层层大搞“反右 倾”,大批“三论、五派”,即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促退派、观朝派、伸手派、摇头派、秋后算帐派。
  大肆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等等口号。
  “高产风”必然造成“浮夸风”。开始是“亩产千斤粮”,后来放大卫星,亩产上万斤,商丘地区还放出不少亩产几十万斤的“高产卫星”。
  商丘地区的浮夸导致了粮食高征购,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层层加码。
  实际上,正常年景,粮食亩产平均不过百十斤,1958年收成也是略为好一点点,各县平均粮食亩产不到200斤。
  大办钢铁,青壮劳动力上了钢铁工地,生产收获全靠老弱病妇幼,粮食糟践了不少。
  公社化和食堂化运动之初,为了显示公共食堂优越性,提出两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吃饭不交钱”、“放开肚子吃饭,甩开膀子生产!”
  结果,虽然年景不错,公社却没有入库很多的粮食。
  一些干部为了骗取荣誉,拼命弄虚作假。夏邑县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自称小麦亩产千斤,十几个省派人前往参观。
  公社命令大人小孩子都说亩产千斤,并把国家仓库冒充是公社的仓库。因粮袋上印有“中粮”字样,被外省的参观者识破,影响极坏。
  还有一位女公社干部,弄虚作假很有本领。上面派人来检查粮食,她领着这些人在去看仓库。
  先从前门进去,一看有许多粮食。领出门,在街上转几圈,又领着检查组从后门进去,看看仓库也有很多粮。实际上这个仓库里,下面垫柴草,上面垒粮袋。
  夏邑县有个公社在打擂台报高产运动中,就象演戏一样。“报,大事不好!”到邻县参观的干部跑回来说。
  “何事惊慌?”公社党委书记发问。
  “流动红旗被夺走了!”
  公社书记大叫一声:“不好了!“连忙动员群众,谎报成绩,要把红旗夺回来。
  社员们不通,产量报不上去,干部们就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辩论加批斗,数字呼呼地往上涨。
  商丘县有一位大队书记,上报玉米亩产一万斤,县里派他到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
  社员们说,没有那么多呀!书记说:“算了算了,这一次就这样吧,下一次再实事求是。”
  这位书记终于从北京领了“劳动英雄”的大奖状衣锦还乡。
  还有一位县委委员刘某,强迫粮库干部给他开出200万斤小麦入库收据,又夺取夏粮入库模范奖状一张。接着就向县委报喜,要县委通报表扬。
  县里查出问题后,他还不服气:“别人这样做,你们还表扬了呢!”
  干部们浮夸邀功,当然老实人吃亏。
  河南从1957年反右派,划定的右派分子就是全国第一,而豫东商丘地区又居河南榜首。
  特别是永城县打右派,全县干部的27%以上都划成右派。
  接着是反潘复生右 倾机会主义,又是一批敢讲真话的干部遭了殃。社队干部在58年底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大多是好人挨批,当然也批了少数作风恶劣的干部。
  河南极左横行,干部们头脑更容易发热。
  当年河南的“跃进卫星”放的真邪乎。各级领导只听高产,不听低产,认为高产是跃进,低产是保守。报低了粮食产量,上面就“反右 倾”,搞批斗。
  1958年,虞城县社集公社小麦亩产开始上报110斤,后来看到别的公社报的高,于是增加到160多斤。
  县委批评他们“不象话”,没办法,只好增加到亩产400斤才算过关。实际亩产只有120斤。
  谷熟集公社小麦亩产130斤,上报400斤;玉米亩产200斤,上报1000斤;谷子亩产900斤,上报1900斤;早红薯亩产2000斤,上报40000斤。
  杞县县委书记丁云杰说:“去年全县粮食平均亩产110斤,县委给地委第一次汇报平均亩产170斤,第二次报250斤。地委说,别的地区都上去了,为什么你们县上不去?县委反了一次右 倾,数字上去了,上报亩产578斤。
  当时一切以国家为重,产量高,就要多交国家。结果造成征购过多,一些县社征购透底,把群众的口粮都交给了国库。
  1958年,夏邑县刘堤囤公社小麦亩产110斤,上报620斤,下达征购任务593万斤,占征购任务的68%,比上一年完成征购234万斤增加了171.4%。社员说:“我们吃了虚报产量的亏。”
  开封地委在一片高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认定58年大丰收。而各县又实在难以完成高征购任务。
  于是,地委认为,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是在新形势下出现的集体主义与本位主义的矛盾问题。
  粮食有,都在社队和群众手中。为此,地委召开了郸城粮食现场会议,全面布置以反对本位主义和右 倾保守思想推动粮食工作,大搞反瞒产私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3 14:43:16
  第二十九章 大饥 荒席卷豫东
  1958年12月,大饥 荒席卷豫东。
  此时,各社队已经出现了严重粮食危机,有的早已断粮,有粮的也不多了。
  会议用批斗斗争方式,逼迫各级干部上报瞒产私分数字。而各级如法炮制这样更加重了农村的粮荒。
  各县委先后掀起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高潮,挖粮层层加码,到了下面,各社队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争上游,就搞得更凶了。
  许多社队不仅将库存粮全部上交,而且干脆把各食堂存留的社员口粮,大部分上交国库。
  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批示,1959年3月3日,国务院秘书厅派出李锦堂、刘文亭、曹国瑞、武郁庆、闵升千5人去河南,协同河南省人委、开封地委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问题最严惩的虞城、夏邑、永城等县,调查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
  省委书记赵文甫带领检查组,深入到虞城县的各堆集、社集、站集和夏邑县的会亭砦等4个公社。
  以前走马观花,上吹下擂,形势一片大好。深入群众,挨户调查,才知道老百姓受苦受难,民生惨不忍睹,灾情触目惊心。
  大饥 荒主要是1958年高征购引起的。
  据赵文甫检查的几个公社和国务院联合调查组了解的情况,一些地方从1958年初夏麦收后,上交完了国家统购任务,口粮就所剩无几,接不上秋粮了。
  从8月开始出现吃空现象。社员们无粮下锅,便偷偷从地里弄来还没成熟的玉米、红薯等青苗。
  秋收以后,玉米、谷子等好粮都上交给国家做贡献,苦命的农民就光吃红薯,很少吃到真粮食。
  还不到12月份,很多地方红薯就吃光了,公共食堂大锅里,全都煮的是清水萝卜,有的煮了红薯干藤、野菜,让社员当饭吃。
  特别是从1958年12月初至1959年2月,大冬天豫东地区天寒地冻,寸草不生。
  由于缺粮,老百姓连野菜野草也找不到一根充饥下肚。结果造成大量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此时,商丘并入开封地区。据开封地区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全区共发生各种疾病病人334202人,共中浮肿病患者136114人,占病人总数的40.73%。
  共死亡16640人,其中浮肿病死亡的7232人,占死亡总数的43.46%。
  外流人口累计高达71384人,占该地区人口的0.65%。
  而依据有关材料,这个统计大大低于实际数字。各级干部怕如实汇报受处分,大多以多报少,隐瞒实情。
  虞城县杜砦公社,是省委书记赵文甫亲自调查的重点。从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共死亡1529人,占该社总人口的2.97%。
  其中因饥饿患浮肿病而死的1143人,占总人口的2.22%。另有较严惩的浮肿病人2731人,占该社总人口的5.31%。
  1958年9月16日,杜砦刘业园常病院成立,入院老人108人,动员他们入院时,干部说得好:“实行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是天堂。常病院是天堂里的天堂。吃得好,穿得好,要吃什么吃什么,想吃什么有什么。以后坐火车到北京看 哩。 叫办常病院,您老还不响应?”
  结果入院没一个月,连冷饭冷水都没个饱。由于吃不饱饭跑了50多人,饿死病死23人。剩下的30多位老人,人人都饿出了浮浮肿病,其中9人卧床不起,气息奄奄。
  干部们说:“老东西光吃不干活,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吃。劳力都吃不饱,老东西饿死一个少一个。”
  老人们没办法,是人谁都不愿饿死。能挣扎走得动的老人,一身浮肿,天天还要到地里去挖萝卜和野菜,拾柴禾。
  赵文甫率省委工作组调查访问时,老人们个个痛哭流涕。
  后王楼村700多人,麦收后交完公粮和余粮,全村就没有粮食。高梁和玉米没等长成熟,就开始吃青。
  秋收后很少吃到粮食。从9月份以后,全都吃红薯、萝卜和野菜。社员们反映,光吃萝卜就吃了四五十天。
  村里的榆树皮都让人们扒光吃了。干部说省里来人不好看,非让社员会用草绳和泥巴给糊上。
  村里大量死人,最严惩时候十人九肿,那没浮肿病的准是干部和他们的家属。
  开封地委关于浮肿病、死人和牲畜死亡情况给河南省委的检查报告中说:“1958年由于我们估产过高,粮食征购过多,口粮留的过少,群众长期吃粮很少,或吃不到粮食,在夏邑、永城、鹿邑、柘城等县造成了为人的灾荒……许多人饿的面黄肌瘦,体弱无力,身体浮肿,卧床不起,有的途中晕倒,有的饥饿致死。”
  豫东灾荒,如此严重,而各级干部都熟视无睹,视实情无动于衷。当时敢于站出来为民请命的干部,几乎没有。许多干部反而欺上压下,隐瞒实情,封锁消息。
  虞城县杜砦公社党委5个书记,有4人都在该社工作了四五年。社员几个月没粮吃,走在满街都是东倒西歪的浮浮肿病人,死人的实情不断上报。
  但调查组询问他们,个个都说不知道。公社掌握的材料死了710人,公社向县委上报只死了60人,还说不是因串浮肿病死的。
  问题暴露后,县委找几位公社书记询问,都说不知道有浮肿病死人的情况。
  谷熟砦公社党委办公室向国务院和省委联合调查组汇报工作时,说他们公社群众患浮肿病的没几个,粮食亩产三四百斤。
  其实,调查组早已了解到那里患浮肿病的人很多,粮食亩产只有百余斤。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3 17:23:26
  第三十章 房倒屋榻 人死畜亡

  1958年8月底,河南省宣布在全国第一个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三化”成一化:共产化。
  社员的自留地,私有大片林木,私养牲畜乃至鸡、鸭、猪、羊一律收为集体;社员的家庭住房也都归了公,因实行“三化”,男、女、老、幼分别被编入军事化的连、排、班,住起大屋子,拆散了小家庭。
  许多地方实行小村并大村,社员被扫地出门,用群众的话来说,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吃饭用的碗筷,其它都是集体的了。
  特别是大炼钢铁大拆民房,和并村调房,严重影响了社员生活。
  中牟县原有640个自然村,合并了60个。并村后有30个村庄空着无人居住。风吹雨打,加上炼钢拆房,很快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虞城县林砦村,公社搞城市化,田园化,把东、北、南三条街的群众,全都迁出去,分散到周围十几个村庄居住。
  南街办成集体化的小学,北街住机关,东街办工厂,西街住青年队和一部分群众。
  集体化没搞几个月,烟消云散。但住房归了公,社员住房拥挤不堪,有三代三姓同住一室的,有6户12人同住一室的,有搬家达18次之多的。
  该社王楼村几十户社员被迫迁出后,种地往来要走很远的路,结果村庄周围的土地荒芜很多。村子里墙残屋倒,村子外野草萋萋,满日凄凉。
  公社化大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把农村公社建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
  各地大刮“美化新农村之风”。虞城县站砦公社为了“美化市容”,大批拆迁社员的住房,把站砦的街道设计的宽大笔直,并在街中心盖起了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的货架,全都是用社员家里的箱子和柜子改制而成。就连街上的厕所,也是扒了群众房子,拆来砖、木料,盖得非常漂亮。
  群众讽刺说:“到这样好的厕所里解手,都愿意多待两个钟头。”
  专署卫生部门在虞城县召开“美化家庭”现场会,提倡家庭用具三大件: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凳子。还提出消灭私人厕所。
  会后,各社队把各家各户的院墙打通,把私人厕所拆掉,每村建立一两个公共厕所。
  社员上厕所,要跑半里地,大人小孩到处拉屎撒尿。各村庄臭气烘烘。
  人病地荒,牲口也遭殃。公社化后,大牲畜使役过度,饲养不善,加上后来人都没吃的,牲畜更是没有精饲料,而且草料也普遍短缺,造成大牲畜死亡现象严重。这对人工畜耕的农业生产来说,造成了生活力大破坏。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58年10月至1959年3月,开封地区牲口死亡69726头,占全区原有牲口1062545的6.5%。少数村庄牲口死亡达半数以上,牲口瘦弱现象非常普遍。
  夏邑县原有牲口53837头,58年秋以后半年死亡5526头,占原有牲口数的10.26%。
  其中非正常死亡2929头,占死牲口的53%。全县牲口属一类膘的仅占14.5%,2类膘占46.43%,三类膘占35.31%,另有3.82%的牲口倒下起不来,需要人抬才能立住。
  永城县原有牲口45948头,58年秋以后半年死亡21031头,占原有牲口的36%。
  柘城县原有牲口45948头,死亡3542头,占7.71%,另有3000多头严征瘦弱,不能使役。
  虞城县杜砦工社情况更加严重。原有牲口5340头,1958年秋至1959年春,死亡1044头,占原有牲口的19.558%。
  该社后王楼村原有牲口70头,死31头,占44.2%。夏邑县有一个村庄,40头牲口,死了23头,剩下17头,还有一多半病弱。
  鹿邑县辛砦公社有一个小村,13头牲口全部死光,后来公社调给3头牲口,又全死掉。
  群众反映说:“人都没有吃的,哪还能顾得上牲口。”
  在人工畜耕的农村,死了大牲口,就靠人拉犁牵耙。而劳力又都吃不饱,饿肚子,干这种畜牧活计就更加难以负担。土地大量荒芜,粮食更加无收,来年灾情更加严重。
  当时的豫东,房倒屋榻,屎尿在路,人死畜亡,荒草遮路,正好应了 的名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3 19:35:38
  ?
作者:Dilidence 时间:2017-09-13 21:34:05
  怎么没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4 05:33:58
  第三十一章 酷吏残害农民
  豫东事件,人祸加天灾,老百姓不堪“五风”之苦,干部违法乱纪普遍存在。
  大跃进中,豫东县社提出许多乱来的口号,什么“宁可跃进死,决不暮气生”,什么“眼熬烂,腿跑断,有口气,就要干!”干部们就拿这一套压迫群众,干不好就连打带送劳改队。
  虞城县杜砦村被捆绑吊打的就有42人,占全村人口的2.13%。
  杜砦西街赵世俊的妻子患病,他闺女家喂的鸡被黄鼠狼咬死,闺女送给妈吃了滋补。
  正煮的时候,被村干部任洪青发现了,当时闯进门去,把鸡拿走,把锅摔碎,还将赵世俊的脸上用墨涂成大黑脸,游街认错,说是家中动了火,破坏吃食堂。
  豫东一些地方干部残害社员的手段有:
  挂琉璃,即开会斗争时往被斗者脸上吐痰,不准擦;
  老虎挂念铃,即脖子上挂几十斤重的土坯;
  鬼吹灯,即将社员吊起来,双脚离地;
  坐老虎凳;
  推磨,即将被斗者围在蹭,由周围的人推来推去;
  饿饭,即公共食堂不给饭吃,等等。
  夏邑胡桥公社的一个大队副书记,在水利工地上搞跃进卫星,不仅让男子脱光衣服打赤膊,而且强迫青年妇女也脱光上衣打赤膊,以示“有干劲”。
  社员王钦木一家5口,饿死了4个,仅剩下一个13岁的孩子,还饿得皮包骨头。马法修一家5口饿死了4个,剩下的一口还有严重浮肿病。该村死人最多的时候,一天饿死6人。
  公社党委所在地杜砦村,原有900多人。从1958年9月至1959年3月,因饥饿浮肿干瘦等原因,死亡56人,患浮肿病的人满村都是。
  对这么严重的情况,公社党委竟然认为没问题。公社干部们餐餐吃白面馍馍,喝酒吃肉,三天一宴,五天一请。
  社员们要是喊没粮,干部就开批斗会。社员逃荒要饭,干部们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摸黑,抓回来就送劳改队。
  杜砦南街的群众向省委工作级反映:“死了亲人不敢哭,不敢穿孝,白天不敢埋,都是晚上埋。”
  有的人外出逃荒讨饭死在路上,临死还伸出手要馍的惨象。
  杜砦公社有一位大队党总支书记,为人老实忠诚,不敢多吃多占,半个月内饿死了三个孩子。
  他说:“因为自己是干部,要起模范作用,在外面笑,喊大跃进,回到家里哭,见了人笑,没有人的时候哭。”
  虞城县杨砦公社第二管理区,自1958年入冬以来,群众由于断粮,陆续饿出浮浮肿病,干结、吐血、黄瘦病等疾病,饿死人的情况天天发生。
  该区5378人中,仅患浮浮肿病的就有256人,饿病致死114人,共计占总人口2.1%。
  该管理区的李楼村有254人,死了10人。社员袁洪彬一家4月人,死了3口,他本人还得了浮浮肿病,卧床不起。
  该村死亡的10人中,有5人是在外出挖萝卜、野菜或治病途中,死在路旁和田地里的。
  社员们见到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后激动的说:“你们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你们再不来,我们就活不成了。”
  上述情况,可以代表豫东事件的一般状况。
  更为惨烈的,是在大饥 荒中,有的群众实在挨饿不住,从坟地里偷扒死尸吃。
  在鹿邑、虞城、夏邑、永城、太康等县,共发生饥民扒死尸吃的事件20起,共吃了40具尸体,其中两具大人尸体,38具小孩尸体。
  1958年冬小麦播种时,当时商丘地委提出口号:深翻地一尺半,施肥十万斤,下种三十斤。
  为了解决种子不足,又提出“人人献种,个人献粮”。各地普遍采用了逼迫献粮,甚至抄家搜户的抢粮行为。
  10月17日,野鸡冈乡第一大队长杜元海、下放干部杨维坤、李法贵、社水利干事蒋学义等人,在杨堂召开有粮户会议,凡是各队干部认为有粮的户主都被叫起来,共有50多人。
  杜元海第一个把袁庄中农袁家堂叫出来,让他自报交粮。袁家堂声辩家里没有了粮,干部们便对他进行斗争,推搡达一个半小时。
  袁被推来打去时间太久,胸闷气短,昏倒在地,还说他是装的,几个人上去又踢了一阵。
  接着又把张堂村中农杜祥中叫出来。杜吓得两腿直打颤,全身发抖地声辩说,自打公社化以后,粮食全部交了公,共产主义觉悟是有的,不敢隐瞒半粒粮食。
  又说:现在快到共产主义了,吃着公社食堂的饭,哪里还敢藏粮食。又赌咒发誓,要是藏了粮,全家人不得好死。
  干部们哪管这些,又把他围在蹭,你一掌,我一拳,推推搡搡,当场活活推搡打斗而死。过了一会儿,袁家堂也死于会场。
  当天晚上,二大队在乡长胡金安主持下,大队支书胡金川和大队长朱登起在新庄村召开社员大会,逼粮。
  会上把中农社员张彦秀抓出来辩论。张的岳母67岁了,老太太叫叫嚷嚷:“俺女婿的粮食跟我的埋一块了,已扒出来了。”
  干部们一涌而上,掐住张的岳母推搡起来。你推我打,一会就把老太太推倒在地上起不来了。抬回家后,因治疗无效死去。
  乡长胡金安见出了人命,怕追查责任,于18日夜畏罪自杀。
  还有的干部却视人命如草芥,打死人无所谓。
  孙六乡李庄大队副大队长兼治安主任董道真,于10月9日把6个中农两个贫农叫到乡教养所,斗争要粮。
  这些人都因公社化后粮食和其它财产统统充了公,交不出粮来。干部们把他们交给被劳改的“坏分子”去斗争,并威胁说,要狠狠斗,斗出粮食来,不然你们自已想结果。
  教养所被劳动改造的这些人,长期被当成坏分子批斗,吃够了苦头,生怕弄不出粮食来后果难以想像,于是便下了毒手。
  中队治安主任赵存瑞对董道真说:“老董,你这样干可不合适。”
  董反而批评他:“打死几个我负责,你真右倾。”
  赵走后,董指定所谓“坏人组”组长王化川,地主出身的右派李现珠,地主孙德普,国民党员王从信等7人动手。
  这些人为了将功赎罪,便将抓来要粮的8个社员绳捆索绑,严刑拷打。
  王化川用牛筋绑着齐振友的脚趾头往屋梁上倒吊着往上拉,拉到顶上牛筋断了,齐振友大头朝下摔到地上,头破血流。
  小队长张殿友被一个地主一连打了350个耳光。有的人跑在砖上,几个人跳到腿上去踩。
  被逼粮的两个小队长和一个中农被打成重伤,秦体法屁股被打得皮开肉肿。
  三桥乡在搞麦种辩论中大搞“过筛”,即推搡、捆绑、关黑屋、举手、死、吊打,致死了3人。
  该乡丁咀大队团支书申广荣领导社员斗争60冯王氏,她被迫报粮,以国家拿粮为名上吊而死。
  尤其是在1959年春荒中,社员们不堪忍受饥饿,大量逃荒要饭。许多县社便大抓“流窜犯”,将这些死里逃生的饥民当成阶级敌人,抓回来严刑考打,不给饭吃,送劳改大队。
  当时有几句口号:“大干苦干拼命干,全部流窜都拿完”,“流窜,流窜,捉住先饿三天!”
  中央和省、地调查组掌握的材料,更加深刻的反映出豫东事件的程度。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4 10:10:42
  第三十二章 党和政府关心农民

  在国务院检查组和省委赵文甫书记的督促下,1959年3月28日,开封地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解决当时群众生活问题的紧急措施。会议决定:
  1.好粮食的供应,保证群众吃饱。
  明确规定,不论大从小孩每人每天吃粮标准一斤,有红薯干的地方每人每天吃粮12两(1斤16两)红薯干半斤。
  公开账目,日清用结。不准挪用,不准层层扣机动,不准贪污多占,如有贪污多占,人人都可检举告发,不得报复,违者给予严肃处理。
  对病号、产妇、孕妇、老人和小孩在标准内调剂细粮,给予适当照顾。

  地委组织了两套人马,一面贯彻省委6级干部会议精神,安排生产,一面抓群众的生活。
  县长胡钦领和县委付书记杜绍权、张奉祥专门负责抓群众生活。按每人每天一斤的口粮标准把全县群众的生活,一次安排到麦收。
  并且组织200多名县直机关干部对全县食堂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同时带着钱、粮、油等物资深入群众,对病号进行慰问。从而暂时安定了群众生活。
  2.采取紧急有力措施,限期扑灭浮肿病。
  对因饥饿、缺乏营养发生的浮肿病,立即组织力量,采取紧急有效措施,限期扑灭。
  组织所有在乡干部深入社员家庭,逐户进行检查,发现浮肿病人,立即登记治疗。并动员医务人员,组织医疗队,分片包干,深入病区,免费医疗。
  同时改善浮肿病患者的生病而引起的住房问题。在一家一户,全家团居的原则下,对几家集中一处,或一家分散几处居住的社员限期给予妥善解决。
  对搬迁户,原房存在且空闲着的立即帮助他们搬回原村原房。原村原房为工厂、学校、机关占用或已被拆掉的,由公社、生活大队负责妥善解决。
  对借用、收走的家具和小型炊具一律归还原主。并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社员的烧柴问题。
  3.迅速制止牲畜的瘦弱和死亡。
  保护发展牲畜,保证每头耕畜每天吃到一斤料,对瘦弱、病畜和孕畜适当减少使役,或暂时免疫,指定专人负责,作好医疗和养护。

  豫东事件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大跃进的指导线路没有改变。庐山会议后,河南左倾更猖狂,赵文甫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更大规模的“五风”泛滥席卷河南。比“豫东事件”更加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在“大跃进’期间,由于“五风’的肆虐,信阳地区竟然造成了1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作者将专门编书讲述。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4 12:02:13
  第三十三章 饿死了妈妈和妹妹(1)
  甘肃省定西县一个叫何方的人,回忆他妈妈和两个妹妹饿死的年代。
  人老了爱怀旧,总想过把过去的事给孩子们讲一下,起码叫自己的后代们知道一下我受过的苦。
  就从我父亲讲起吧。我们这些从河靖坪来的孤儿,父母都是死光了的。当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死法不同。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那时候不是大跃进吗,要大炼钢铁。
  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
  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
  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银)宝(积山)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他不放心我和我妹妹。
  我们家三个孩子,我最大,1947年生的,还有两个妹妹。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
  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
  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
  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
  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
  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
  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我父亲回来之后,被队长组织积极分子批斗了两次也就算了,不再追究了。人们都说,家里没个大人咋行?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
  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
  父母亲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共产主义,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也可能我的父母思想就是反动,不相信共产主义到了的宣传,因为我家的成分是富农,按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说本质就是反动的。
  我父亲兄弟四个人,父亲是老大。我爷爷在马营镇城里开过商号。解放前爷爷就去世了,弟兄四个人就分家了。
  我父亲种地,家在马营镇城外住。我父亲是个好农民,庄稼种得好。我记得清楚得很,我父亲犁地,犁沟一行一行匀得很。
  他犁地的时候人总是走在犁沟里,一片地犁完了,你看不见一个脚印——每一趟犁铧翻过的土把脚印都盖上了。
  父亲说,犁地是庄稼人的脸,看你的脸清洁不清洁就知道你是不是个好庄稼人。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我1947年出生,1958年十一岁了。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
  怕苞谷发霉,直接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上头压上麦草,再把土填上,扒平,种上了苦荞。
  第二年种了些扁豆,拔了扁豆又种上苦荞。搜粮队搜粮的时候,荞麦还开花着呢,他们根本就没想到长着荞麦的地里会埋粮食。
  他们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厕所和住房都捣遍了,淹咸菜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
  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
  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
  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
  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机关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
  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唉,从打土地改革开始,我父亲就被人整怕了。
  土改的时候,民兵背着枪在我家门口转,怕我家转移财产,说是我家够地主条件。
  后来清查完了,定了个富农,但和地主分子一样对待,一开会就拉到前边站着,批呀斗呀,说是阶级敌人。动不动就踢两脚,打两拳。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
  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
  过两天又吃了一锅。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
  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
  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队长的亲信们,他们吃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肚子不饿——围成一个圈,炒豆子,撞人。
  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我亲眼看见的,头一天开批斗会我跟着去了。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连着撞了两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
  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没办法了,我不能叫人打死。
  我说,不打是不打了,可是要饿死了!
  父亲说,我家里不蹲了,我要饭去。
  我问,我妹子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父亲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你把妹妹撂这里,我能有啥办法?
  我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这么多喽。
  他一边说,就一边把一床被子卷起来,外边裹了一块羊皮,捆好了。他说天一黑他就走。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4 20:44:22
  第三十四章 饿死了妈妈和妹妹(2)

  这天傍晚我们一家人正在喝荞皮汤,队长又进来了,看见行李了,说我父亲:何建元,你想跑吗?你想得好呀!你给我乖乖在家蹲着,你单要是跑,我叫人把你的腿打折呢!
  队长走后,父亲就睡下了,就再也没下过炕。每天都睡着。我和妹妹去拾地软儿,撅蕨菜杆杆。地软儿泡软了和谷衣搀着煮汤喝。
  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面也烧汤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没毒。
  这样凑合了几天,我父亲说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长衫拿出来,他穿上,然后躺在炕上等死。
  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没喝汤,也没死,他就说:我可能死不了。
  他又把长衫脱了,放在箱子盖上。
  就在他折腾活呢死呢把长衫脱了放在箱盖上的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
  小妹妹已经在炕上趴了好几天了。小妹妹瘦成一张皮了。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
  她就一直那么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放着去。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话,我说,大,妹子没气了,硬硬的了,在热炕上放着能放住吗?不臭了吗?臭了怎么收拾?
  父亲说,我的娃,你看着你大还能活几天?
  我说,我猜不出你能活几天,也猜不出我和大妹妹能活几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断气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说,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断气了。放着去吧。
  我又说,我和大妹子还活着哩。
  我大不出声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
  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小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
  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过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来,脸胖得脸盆那么大,我都认不出她了。
  我听奶奶说过,人饿的时间长了脸要浮肿。我大妹妹浮肿了。人一浮肿腿就没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软儿了。
  我烧上些地软儿汤,她喝上半碗,在台阶上躺着晒太阳。
  过几天队长到我家来,说要播种了,谁下地干活,给一碗洋芋。
  我父亲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队长说他起不来了。队长走后我说父亲:你哪里是起不来了,你是不想起。你起来了下地,到地里混去,干动干不动,队里不是给一碗洋芋吗?你就这么趴着等死吗?
  父亲说吃一碗洋芋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我说吃一碗洋芋死得慢,不吃死得快。
  我父亲骂我:你吃去,你吃去!你能活下你吃去,我就等死了。
  我父亲生我的气呢。他准备下的行李叫队长没收了,没能去要饭,认为是我报告队长了,我把他拦住了,害得他没走了。
  我就去劳动了。我干的活是在地里打土疙瘩。旁人摆耧种小麦呢,我拿个长把把的木榔头把犁铧翻起的土疙瘩打碎。
  木榔头轻得很,可那时候人乏得很,木榔头在手里重似千斤,每举起一次都要用完全身的力气。
  我实在打不动土疙瘩,但又不得不混着打,坚持着,坚持着。坚持到中午收工的时候。
  出工的人到一冬天也没做过饭的食堂去,一人给了一碗洋芋——就几个洋芋。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的,蓝边的土碗,本地烧的。
  就那几个小小的洋芋,我端在手里高兴得很:有吃的了,饿不死了!
  回到家我把洋芋给大妹妹吃,不给父亲。说实话呢,我父亲认为是我拦住他没出了门,生我的气呢,可我生父亲的气呢。人家的父母撩乱着给孩子找吃的,他在炕上躺着不动!
  但是,我和妹妹在台阶上吃洋芋,父亲在炕上趴着听见了,喊我的小名,说,真娃子,我吃个洋芋。
  我说,你不出工,我能叫你吃?
  下午我还是打土疙瘩。有时蹲在地上刨土,从犁沟里把前头人播下去的麦子刨出来捡着吃。
  队长看见了骂,我把你的手打折哩,你再刨!
  我就接着打土疙瘩,等他走了接着刨犁沟,拾种籽吃。
  到晚上收工食堂又给了一碗洋芋。回到家我还给大妹妹吃,我也吃。
  这次我父亲不张嘴要了,他知道我不给他,但我给他拿一个过去,我说,吃吧,你。
  他接过去吃了。这天夜里,我大妹妹说口干得很,想喝水。家里没水,我到隔壁生产队的食堂去,敲门,说要点水,我妹子渴得很。
  食堂做饭的人睡了,不愿起,说没水。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沟走。河沟离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么绊倒了。
  用手一摸,是个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见过人们撇在河湾里的死娃娃。那时河湾里到处是死尸,我一点都不害怕。
  到了河沟又舀不上水:河沟冻冰着哩。我从沟边上找块石头砸冰也砸不开。
  那时候冰已经薄了,但我抱不动大石头,拿小石头砸。砸了很长时间砸下来一些小碎冰渣渣。我把碎渣渣捧到瓦罐里提回家来,这时天麻麻亮了。
  我赶紧烧水,没烧开,就是冰化开了,温嘟嘟的,端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会喝了。
  我给她灌也灌不进去了。我跟父亲说,父亲不管。他把长衫又穿上了,他说,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吗?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大妹妹重得很,——不,不是重得很,是我身子太瓤了——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
  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大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和小妹妹埋在一起了。
  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我还是出去参加队里劳动,一天弄两碗洋芋吃。连着两天,我和父亲分着吃,一人一半。
  我想,是我的父亲呀,不要叫饿死了。我娘养下了我,但我是父亲养大的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吃了多少苦呀,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人了,有一碗洋芋就两个人吃吧。
  给父亲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亲突然就精神起来了,改变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脱了长衫睡觉,说: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亲精神起来,我很高兴,说,大,你不等死了?父亲说,一天有两碗洋芋,老天爷不叫我死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5 05:34:33
  第三十五章 山东“馆陶事件”

  “五风”对农村的摧残,由粮食问题上的浮夸而引起的高征购,把农民推向了饥饿的困境。
  从1959年春天开始,山东各地就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地方官员怕担责任,不让向上反映。
  最早传出饿死人的情况是馆陶县。馆陶属聊城地区,后合并于冠县。
  馆陶事件是怎么揭开的?1958年12月,在党代会的时候,一位转业军人向中央写信,中央转到省委,省委转到地委,地委转到县委,县委不认账,地委也不认账。
  这位转业军人一告再告,最后他直接去北京找到门路告了状。中央知道了情况,有关部门打电话,指令认真处理。
  省委、省人委才派邓辰西、王斋去调查。调查组成员看到食堂停了伙,到处都有饿死的人,老百姓围着调查组的汽车哭。
  饥 荒的严重程度,从山东省委、省人委1959年1月16日的检查报告中可见一斑。
  这个报告说,自1月份以来,馆陶县食堂停伙、半停伙的状态正在发展。
  截至1月10日,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全面调查,很难举出准确数字,但这种情况已经遍及全县。
  全县7个公社已有6个公社有停伙、半停伙的村庄。其中以房寨、柴卜、魏塔寨三个公社最多。潘庄、北馆陶、八岔路三个公社次之。
  南馆陶公社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问题,但现存粮食(包括地瓜干、萝卜干)也只能吃一个月。
  据各公社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完全停伙的有82个(据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半停伙的更多。
  很多食堂从1958年中秋节后就没有见粮食,吃地瓜和罗卜干已经四五十天了。
  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个食堂在1958年年中秋节后全部吃地瓜,11月全吃萝卜,12月29日停伙。
  直到1959年1月中央转来人民来信后,才于1月9日、10日两天开伙。
  食堂停伙、半停伙以后,社员四处觅食,不能远出者就近拾冻地瓜、冻萝卜度日。能远出者到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逃荒要饭。
  有的卖儿卖女,有不少姑娘、老太婆出门求嫁,不正常婚姻大量发生。
  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饿加病者死亡二三十人(这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有的村劳动力全部逃光,生产停顿。
  全县据不完全统计,自1958年10月以来,仅到邯郸一地逃荒的就有13000多人。
  检查组访问了5个公社的20多个村庄,所到之处,男女老幼哭诉饥饿,惨不忍睹。
  县委按照自己估计错误的高产安排征购任务和社员生活,征购任务在先,社员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
  食堂绝粮后有的叫社员自筹,有的干脆宣布:“愿拾,愿偷自己办。”
  本来没有粮食反而加紧“核实”产量,不报高产不散会,发动群众反瞒产私分、挖“老鼠洞”(即小仓库),挨家挨户搜粮食,搞得群众十分恐慌。
  报告说,群众有三个不满意:
  第一,对干部虚报产量不满意。
  这次检查组下去前,几乎各公社都开了会,不让群众向检查组反映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不准说吃不饱,没饭吃。“谁乱反映,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对干部不关心社员生活不满意。
  第三,对干部强迫命令不满意。
  不少干部打人、骂人,强迫社员脱光衣服干活。不脱光就是没干劲。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有村庄强迫青年妇女脱光衣服劳动。
  群众反映,秋收烂在地里不收,却强迫群众翻地三尺种小麦。
  一个星期以后,中央批转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这个检查报告。中央在批批示中写道:
  “1958年全国受水旱灾面积是4亿亩,成灾面积1亿亩,其中80%是旱灾。经过几年水利工程,旱灾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老规律是成灾成片,易于发现;新规律是旱灾插花,容易忽视。”
  “在丰收地区往往有一些减产、或平产或增产不多的地方。如不注意,就容易在这些地方发生严重问题。”
  从全国来看,馆陶事件是发现得较早的大批饿死人的事件,如果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采取措施,可以减少其它地方的灾难。
  遗憾的是,中央并没有从这里看到全国性的大饥 荒已经来临。从中央这个批示中可以看出,他们把馆陶事件当作个别事件来处理,并没有看到全局的问题,还强调自然灾害,根本没有从政策上检讨,这是酿成全局大祸的原因之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5 09:01:15
  第三十六章 山东“济宁事件”

  在馆陶盖子揭开以后,济宁的盖了也揭开了。根据上面批来的群众来信,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到济宁调查处理。
  谭启龙于3月21日到达济宁,在济宁停留了22天。
  到了钜野、曹县、金乡、单县、菏泽、郓城等6个县,找了郓城、济宁第一书记谈了话,开了十几个座谈会,访问了一些农民,他的考察还是很深入、很全面的。
  3月23日,他从钜野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信中写道:
  近三个月来,很多地方没有人干活,有的虽然下了地也是应付应付,效率很低。巨野一个队24个人,一天只浇一亩麦子。
  全县72万亩耕地现在只了耕了22万亩……,牲畜死亡仍未停止,原有23000头,死了5000头,还有瘦弱的,现在能使用的仅有2100头。……
  巨野、曾县、曹县挖麦苗吃的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丰产田的麦苗也被挖掉吃了。
  郓城县发生抢粮库事件130多起,有一万多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昨天早晨宋江公社又有50多人集合准备抢粮。
  金乡县共62万人,据他们汇报,有42万人需要救济。前天往单县运的29000斤粮食,行至金乡被抢走了13000多斤,有100多人伪装成挖野菜的,见运粮车来了就一涌而上。
  单县曹马公社前次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瞒产粮食650万斤,会后只搞出200斤。
  大庄区一个生产队长报告瞒产8斤,回家后他就逃跑了。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
  由于措施失当,生产没有安排好,现在除了挖麦苗剥树皮吃以外,巨野把枕头里的糠也扒出来吃了。
  田桥公社榆树皮四角钱一斤,饼干一角钱一片。有些人饿得脸已经变了颜色,有的摔倒了爬不起来,全县水浮肿病人原来4000人,现在12000人。
  人口外流现象也没有停止,单县枣庄管理区最近每天逃走12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
  有的已经把棉衣卖掉了,现在只穿单裤。巨野县已经发现饿死的。
  现在群众情绪很不正常,有些人整天愁眉哭脸,有的连脸也不洗了,大小便随地拉,根本无心过日子。
  干部不愿来参加会,仲山公社一位干部说:“我一见仲山头就头皮发麻,一进仲山城街就浑身发抖。”
  谭启龙1959年4月11日从济宁给舒同的信:
  ……很多妇女、小孩提篮子挖麦苗,有的树皮也剥光了。
  牲畜毛猪大量死亡,农具破坏非常严重,单县原有牲畜44532头,死亡10669头,占24%,原有农具58784件,破坏36446件,占62%。
  据地委初步统计,最近三个月非正常死亡1200多人(我看不止此数),已发现弃子卖婴58起,单县仅三个月非正常死亡253人,蔡堂一个公社死亡153人,有一个生产队弃婴6人。
  曹县一个县外逃4万多人(全地区外逃跑34万人),他们在外面流浪,有的半途饿死,有的自杀,有的晕倒在河里淹死,有的躺在大街上叫喊救命。
  据了解,仅在河南开封就死亡62人,情景之惨,令人难忍;影响之坏,无法估计。
  全区水浮肿病发病人数曾达67万多人,单县4月上旬水浮肿病达53000多人,黄后楼一、二排32户260人,患病的达227人,占81%,很多人卧床不起,有的大小便不通,有的肚皮肿裂了口。
  巨野县刘官屯村共3000多人,有一半以上水浮肿病,干部还扣着粮食不发。
  ……造成这种严重紧张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仅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原则,而且还大量侵犯了个人生活资料所有制。
  例如,“猪羊大集中,粮食一脚蹬(即全部入国库)”,“苦战两昼夜,完成三脚踢”(即粮食、钢铁、猪羊都大集中)。
  单县实行穷拉平,全县统一分配。巨野、郓城去年秋收时,只准留三天口粮,其余全部入库,实行“三库合一”(国库、社库、队库),全部变成国库。
  他们全县较好的大车和大牲畜无代价地划归县运输公司。有的调社员的自行车归干部所有。很多地方将粮、草、菜、砖瓦、大材、锅,全都归了公。
  各县都有一部分地方实行移村并村,全县几天之内移村714个,36140户,占全县总户的三分之一以上。
  群众说:“这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厉害。”
  秋收季节,抽调了160多万劳动力脱离农业办钢铁、挖煤矿、修铁路、搞大型水利工程。
  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许多社队几乎没有劳动力,造成秋收粗糙,损失很大。
  城武县受灾仍调出粮食4600万斤,发现粮食紧张后,又采取抽富济贫的办法。
  地县领导仍没有冷静地分析研究,死啃亩产1000斤、800斤不放。
  群众不承认公社向县里报的帐,地县委则扭住不放(据现在检查,亩产只有400多斤),说下面右倾刮台风。
  去年12月,各县普遍召开了万人大会,今年3月上旬又召开了四级干部会,都采取了回忆对比、诉苦算帐、反对瞒产私分,反对本位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四级干部会上报出粮食9亿多斤。
  地委领导很得意。但散会后干部外逃,很少拿出粮食。曹县四级干部会后几天,外逃四万多人。
  有的地方干部提出:“有粮食不报,吃饭犯法”、“私藏四两钢铁和私藏一个美国鬼子同罪”(为收废钢铁化钢交指标)、“亩产不上500斤的豆子一律翻掉”、“深翻不到一尺半的不准下种”等口号,大搞强迫命令。
  单县反映,干部有三大法宝:一辩论,二戴帽,三拔白旗。
  对群众进行体罚的花样有10多种,如,顶灯跪砖、穿梭、拔头发、挂玻璃、喝小便、坐飞机、学龟爬、熬鹰、戴高帽子等。
  群众说:“他们比汉奸、鬼子还厉害。”
  1959年春,济宁事件已经很严重,但舒同在济宁会议的总结中,还要求济宁自己解决问题。
  到了冬季, 不同意再搞反瞒产私分,但舒同还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搞反瞒产私分。
  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舒同始终强调“是下面的思想问题,有点实际问题,也不大,是能解决的”。
  《关于金乡县防治浮肿病检查情况简报》,记载了随同省委裴孟飞书记下乡的王瑛于1959年4月29日给山东省委的一封信。
  这封信说,金乡县在元月就在鱼城公社开始发现水浮肿病人时,经调查全县有5000多人,到3月发展到39000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2%。
  其中以鱼城公社为最严重,这个公社的8万人口中,有水浮肿病人17295人,占总人口的21.6%,4月份又有发展。
  据4月26日统计,全县累计发病102426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发病二次以上的有58034人),死亡792人。
  这个县对水浮肿病人推行了偏方治疗:芒硝煮鱼,苍术散,丝瓜络煮枣等。
  1958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1959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
  从1959年1月到1959年4月,全省累计出现浮浮肿病人839925人。
  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
  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1958年和1959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
  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
  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出现了全省大饥 荒,饿死了300万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5 12:11:24
  第三十七章 湖北黄冈饥民如潮

  自1959年春荒,麻城人开始过上了“苦日子”!
  至今,回忆起大跃进和“苦日子”,麻城的过来人仍是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一位当事者的话来说:“麻城人跑过白匪、跑过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来了,你还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来了,躲都没法躲!”
  人们习惯把1959年春荒,作为苦日子的开端。
  1959年春荒,骤然降临到荆楚大地,饥民如潮,灾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纷纷出现库存紧张,粮食告急的情况。
  这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大惑不解,又怒火中烧。
  1959年3月11日,整社纠风的湖北省六级干部大会。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粮食征调,各地上报粮荒问题,不由得火冒三丈。
  他怒喝道:“全省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是大跃进、大丰收。在大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怪事情: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任务完不成!”
  他声色俱历地瞪着台下干部嚷了起来:“全省粮食产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亿斤,中央要我们多调出多少斤粮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调六亿斤。可是到现在完成得很差。这一点,我们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
  是呵,增产200亿斤,却拿不出粮,交不了差。王某某又气愤又激动地说:
  “更怪的事情是,不仅仅没有完成收购任务,有一部分地区还大闹粮食风潮,什么食堂停伙,没有粮食吃了,一天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两米、四两米、挖藕、吃菜、往城里跑。有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灾荒后的样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
  面对湖北的灾荒危如刀兵水火,人民群众正饥寒交迫,王某某想到的是完不成统购任务不光彩,是对“大丰收”了,民众“闹粮食风潮”的怒不可遏!
  就在他这说话的同时,全省有800万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两米(老秤),更有1300多个食堂断炊!
  1959年春,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北,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现象:初春树叶刚发芽吐绿,就被饥民一扫而光,捋了长,长了又捋,树叶捋去填饥肠。
  至五月暮春,许多地方还是只见树枝不见叶。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见到绿色就扑过去。
  饿得眼都发绿的男人们,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个藕节巴,也是妻儿老小们救命的希望。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浮肿病人大量出现。
  一时间荆楚大地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设卡堵截,大抓破坏社会主义形象的盲流,送劳改,罚苦力。
  大跃进黄冈在湖北出了名,“苦日子”黄冈民众遭罪更深。高产高征购,黄冈征购高于历年。
  地委原报1958年粮食总产50亿斤。后在“纠风整社”时,调整为33亿9908万斤(实际不到30亿斤),比1957年减产4.5%。
  而征购任务,却由上年6亿2907万斤,增加到7亿1065万斤,多征8158万斤。
  1959年春荒,湖北最严重的是黄冈,黄冈最严重的是麻城、应城、蕲春这些高产“卫星”县。
  蕲春上报材料说,张榜公社大桴冲大队8460人,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个多月饿死139人,113人饿成重病,682人浮肿,屙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5 17:02:56
  第三十八章 “天下第一田”闹饥 荒(1)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一个通栏大字标题,上面一行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 ”。
  中间一行最大号字是:“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下面一行是:“福建海星社创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斤纪录”,并为此发了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
  社论说:“湖北麻城县麻溪河乡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创造早稻丰产最高纪录的经过告诉我们,能否取得高额丰产,决定于人们是否有敢于力争上游的干劲和措施。”“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
  “他们彻底解放了思想,打破一切陈规,毅然决然地把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的秧苗拔起来,再深耕、再增肥,并移苗密植……”
  “只要我们也像湖北麻城溪河乡建国一社的同志们那样,鼓足干劲,打破‘定局论’,千方百计地进一步采取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就一定能够获得秋季作物的全面大丰收。”
  9月, 再次南巡,落脚武汉东湖宾馆。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特意让省委宣传部将湖北大跃进的典型材料汇编成册。其中,麻城经验材料占了一半。
  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恭恭敬敬地向 汇报了湖北的大跃进形势,并着重突出了省、地、县三级领导如何促进麻城工作大跃进,麻城跃进形势一日千里。
  他说:“人还是那些人,山还是那些山。但是,在 的领导下,干部群众干劲冲天,硬是在山坡田里搞出了亩产三万六千斤的高产奇迹。”
  “我自己带队去看了那块天下第一田,那田里的谷子,长得好哇,人上去硬是踩不倒谷子头。”
  并放映了介绍“天下第一田”的新闻纪录片——《早稻王》。
  看完电影, 喜笑颜开,点上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很有几分激情地说: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眼又见,耳又听,看来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应该让那些促退派去麻城亲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
  “我们党历来有一句话,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只要干部当促进派,中国的大跃进,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讲五年、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干部和群众的这种共产主义伟大创举,就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础嘛。”
  麻城干部汇报了一幅农民创造的对联,上联是‘鼓足干劲增产’,下联是‘放开肚皮吃饭’”。
   闻言大喜,笑得都合不上口:“好!好!几千年农民受穷挨饿,终于在党领导下,能够放开肚皮吃饭了!”
  谈了一阵湖北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势, 颇有几分先见之明似地告诉这几位,粮食多了,农民放开肚皮吃饭也吃不完怎么办呢?一部分交国家,支援工业,一部分要多养猪,酿酒,要让农民吃饱饭,吃上肉,过上好生活。
  黄冈专区“大跃进”有声有色,麻城“卫星”三万六,应城“卫星”四万四, 非常的开心。
  不仅周恩来到麻城,朱德委员长也率队访麻城,就连西哈努克亲王这样的国宾来访,也应 的推荐,去麻城参观访问,访粮食高产之宝,取“卫星”高产之经。
  “天下第一田”,这是湖北大跃进的象征,是大跃进跟潮造势创造出的“奇迹”。
  大跃进湖北搞得有声有色,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倍受青睐, 在武汉时,曾经这样向人介绍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这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哩。”听者震惊。
  黄冈地委书记姜一,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某某,也成了风光人物,其工作报告,屡达中南海,多次受 嘉美表彰,亲笔批示,昭示全党。
  “天下第一田”天下扬名,倍受青睐,麻城县委书记和上峰们欢天喜地。趁着人民公社化东风,麻城掀起了“放卫星”运动高潮.
  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赵某某在麻城三级干部跃进卫星动员大会上,哈哈连天,大炮连天:
  “同志们,1958年大跃进的形势,现在大家是看清楚了,在党和 领导下,在省、地委领导下,我们创造了天下第一田的高产奇迹,又创造了亩产五万、十万的奇迹。”
  “前几个月,报高产卫星,三五千斤就很了不起,披红挂彩,喜报上门。”
  “同志们,现在的形势一日千里,一天等于二十年。三五千斤没意思了,三五万斤也落后了。”
  “今天的擂台会上,我们要看到跃进跃进再跃进的大卫星。要让跃进的卫星,飞满麻城天空;要让胜利的喜报,铺天盖地......”
  果然,高产“卫星”在各级干部赤膊上台,声竭力嘶的表演中灿然发射了。
  1958年,报经省、地工作队和麻城县委认可的高产“卫星”一串串。
  据当年东风公社的一位大队分支书记回忆说:
  “大跃进那年头,麻城真象县委所说的,卫星放得铺天盖地。自打‘天下第一田’放‘卫星’后,各社热闹得很。”
  “党员干部挖空心思想点子,找热点。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放不出的‘卫星’,五花八门,奇谈怪论都放了‘卫星’!”
  “我们公社要放牲猪‘卫星’,就编出‘千头猪场’,‘万头猪场’。”
  “还弄出新闻,说是母猪发情,先用苏联约克夏公猪配种,又用本地公猪配种,交配几十次,一胎下出来改良品种小猪二三十头。”
  “登报的人也不想一想,那头母猪肚子能有多大?你问谁来验收?开始那还作假正经请省、地、县验收团或工作队的人走走过场,后来他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根本忙不羸。”
  “那你报什么他就发什么。当时,干部们放‘卫星’都象发神经病一样,指手划脚,胡说八道。”
  “六二年整风,那个‘放猪卫星’的干部,被人起了个绰号叫‘种猪’。你说当时的干部还有什么人格?”
  根据麻城县档案馆所存资料,1958年麻城“放卫星”的名目种类多达371项。
  其名头有“红薯卫星”、“高梁卫星”、“深挖卫星”、“积肥卫星”、“钢铁卫星”、“砍树烧炭卫星”、“集资卫星”、“反右倾卫星”、“吃饭卫星”.......不胜枚举!
  要说当年麻城为放“高产卫星”搞的花样, 真是千奇百怪,荒诞
  不堪。
  麻城县委在电话会议上,要求各社放“卫星”要“出奇创新” ,不要总是老一套。
  下面的干部哪里还有顾忌,一开口就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
  继“天下第一田”和熊家沟“五万二”,两个特大“卫星”发射之后,各社队纷纷放出“大卫星”,县委兴高彩烈地估计58年全县粮食产量,冲过十亿斤,粮食太多会吃不完。
  针对58年大面积“增产”,“大兵团作战”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县委决定搞“减少面积,加强管理,提高产量”的“小片集中高产卫星”试验田。
  正在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而冥思苦想的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和省委王书记,蓦然惊醒。
  他们赶紧指示省委办公厅,与省农委等有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落实1958年秋播,全省开展减少生产面积,大搞“少种高产丰收”运动。
  结果,全省减少秋、春两茬小麦600万亩。而播种的1600万亩小麦,20%因密植过度,颗粒无收,余者也大幅度减产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6 07:30:06
  第三十九章 “天下第一田”闹饥 荒(2)

  《麻城县志》载:“1959年,饥 荒。民食草根、树皮、观音土。”
  麻城有“天下第一田”,产的粮食发愁吃不完。怎么会闹起了大饥 荒?
  麻城县牛皮吹得大,征购自然更高。征购任务是按产量比例下达的。
  麻城县委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公然宣称:继“天下第一田”后,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亩产10万斤、20万斤的高产“卫星”形势喜人。
  县委第一书记吴某某和书记处书记赵某某先后宣布:1958年,麻城粮食总产量超过10亿斤。
  因此,下达的征购任务为1.2亿斤,后调整为9294万斤。比上年多1169万斤,全县人均多征17斤。
  而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到4亿斤,县委后来“落实”为4亿2725万斤,比上年减产5709斤。
  一方面,粮食高征购,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秋收劳力短缺,粗放收割;另一方面粮食减产,必然导致粮荒。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
  1958年放大“卫星”,结果高产、高征购。征购后,全社留下的粮食不够吃两个月。
  12月开始,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两米!食堂一天开两餐,有时开一餐,吃的掺菜稀饭。
  而且食堂人员、干部先捞稠的,剩下稀的给社员。本来冬天地里也长菜,但耐不住拿菜当救命粮。
  青菜吃完了,社、队员发动社员去采野菜、草根、树皮掺在稀饭里。
  麻城农民吃起了草根树皮观音土,县委还一个劲发动干部搞“瞒产粮”,要完成征购粮任务。
  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哭声连天,男女老少饿得肚皮贴着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农民家里冒出了烟,那是饥饿难耐的人们,把填枕头的谷壳倒出来,磨成糠煮一餐“团年饭”!
  大年初一,小队干部望着空荡荡的粮仓,心里流血,只好把喂猪的粗糠,分给社员磨了吃。
  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队又把喂牲口和积肥的菜枯、麻枯饼,分给社员当粮。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断炊了。
  “天下第一田”如今却连吃糠、吃野菜都难了。社员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观音土”当粮吃。
  还有社员跑到20多里路外的大坳水库,到山里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当粮吃。近处挖完了,又跑到60多里外的野马岗挖野菜。
  1959年春荒,河北垸的群众,吃的野菜,真能开博览会了:灰灰菜、地米菜、马齿苋、猪婆菜、鹅鹅肠,这些猪草,如今成了好吃喝。
  竹叶草、鸡叶草、车前草、水葫芦、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铁盘根草、各种树叶,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人们拿来填肚子,还不容易采到手—饥民太多了!
  当初人欢马叫参观“天下第一田”的“迎宾路”上,如今树叶捋得秃顶光,树皮剥得净净光。
  就边山坡上的油树皮全都剥光了——那东西有毒,人吃了泻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会死人。但饿极了的饥民也顾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最难吃的是糠壳和观音土。咽下去不容易,屙出来更难,只好请人用小耳勺从屁眼里往外掏,不少人被活活憋死。河北垸因此死两人。
  这一年,全垸饿死49人。罗毛娣和她弟弟饿死时,一个12岁,一个才2岁。罗毛娣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我饿啊,想吃一顿饱饭。”
  58年放出中稻亩产52599斤“大卫星”的熊家沟乡,距河北垸十多里。
  59年的春荒骇人听闻。58年征购粮,使熊家沟乡成为麻城县缺粮断炊最严重的地区。
  至1959年春,全乡大规模出现粮荒,浮肿、死人时常发生,而县里催交征购的电话不断。
  该乡徐家山垸,本是粮丰谷茂富饶之地,59年春荒,饿死、病死近百人。
  五级干部大会问题反映上去后,白杲公社派人前往救灾。当他们运送1500斤大米,5000斤蔬菜赶到徐家山垸,家家断炊,户户倒人的惨况,令那些救灾的汉子们人人潸然泪下,泣不成声。
  也亏了这批救济粮,大批饥民才得保性命。
  另据《麻城县志》载:7月,部分地区农民因饥 荒外逃。白杲公社望花山6队外逃52人。政府大力工作,全部回村。
  1961年整风整社时,省、地工作队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县因食堂断粮饿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县委一份检讨材料中说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严重。
  幸好赶上纠风整社,县委发下920万斤救命粮,春荒终于暂时得到一些缓解和遏制。
  夏粮开镰后,麻城民众吃到了半年来第一次饱饭。
  1959年的春荒,到麦收终于熬过去了。政策宽松了些,社员们允许生火,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而夏季田地里、山岗上生产的野菜还多一些。
  是年,夏粮因“吃青”和社员无心生产而严重减产。夏收后,民众分得了部分粮食,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分配的夏粮很快吃光,许多地方食堂断粮。
  六七月间,麻城饥民的大批外逃,讨米要饭。直到7月,白杲公社望花山大队6队外逃社员52人。结果全被“劝说、动员”和抓了回来。
  对于59年春荒,麻城县委有一种说法和交待。
  1960年,在县扩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中,县委书记赵某某这样说到:
  “58年年成也不错,就是因为大吃大喝,结果饿肚子。当时我们打电话叫你们吃,吃饭放卫星,不光吃饭,还叫你们吃肉,全县杀了六万头猪。”
  “白天吃不算,夜晚还要吃。这样吃了两个多月。到59年春季,有的粮食吃完了,几天没有米,光吃代食品、吃菜。59年又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又搞了一些,今春又是半斤粮食。”
  被饥饿折磨惨了的人们,期望着早稻开镰。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吃饱肚子。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6 10:29:35
  第四十章 王书记愧疚

  1959年8、9月间,庐山会议改变了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命运。
  庐山会议原定议题是进一步纠左,克服困难,以利继续跃进。
  上庐山之前, 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湖南在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方面,工作比较好。
   去湖南时,专门带了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同行,帮他转转脑筋。湖北粮食紧张,王某某也想向湖南借粮。
  湖北的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呢?不仅是农村断粮,湖北各地城市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就连粮食之外的副食、肉类、油类甚至是香烟等物的库存也几乎快要挖空了。
  1959年6月,不仅省委领导人的特供物品大幅度削减,甚至为了迎接 随行人员的生活,也成为湖北省委头痛的麻烦事。
  以前,毛一行来到湖北,管够吃的鱼、肉、禽、蛋及特色菜点,已极为奇缺,就连蔬菜也偶尔才能让人尝鲜。
   的伙食就更为难了,往往省委一连忙上几天才能找到一点 喜欢吃的腊味。
   由此也感到了湖北的困难。王某某向 汇报时,还是一口咬定湖北的困难是1958年遇到天灾。不过,他后来也曾向 承认过领导失职之错。
  6月22日, 的专列到达湖北广水车站, 约王某某晚上到专列上谈话,谈大跃进问题和湖北的情况。
  两人从深夜11点谈到第二天凌晨2点半钟。王某某心情沉重地对 说:“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我心里难过。”
  当然,所谓劳动是没参加的,饥饿的农民他倒是看到不少,社员的苦难他也了解到一些,更主要的是 关注到了这一点,他也就选了这样的话题说。
   闻言,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得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
  跟着 到湖南的王某某,却几次受到他不能容忍而又无可奈何的羞辱。
  在长沙、王某某本想找个机会向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开口借粮。但他是个虚荣心特强的人,总也并不了这个口。
  在一次和周小舟、罗瑞卿几个人闲谈中,周小舟对自己上一年的大跃进“插白旗”,挨批评表示不满,对湖北上年浮夸放“卫星”得表扬,而1959年出现大饥 荒感到气愤。
  周小舟当面挖苦说:去年我们产量低挨批评,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粮食和腊肉吃。湖北不是放“卫星”,报高产吗,怎么搞得现在连饭都没得吃?
  王某某听到此话,满脸胀红,讪讪地出门走开了。
  不过两个月以后,庐山会议反击“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王某某可好好地出了这口恶气,周小舟被整得九死一生。
  6月下旬, 回到故乡韶山,随行的王某某又被 的乡亲们不意中狠狠地羞辱了一番。
  那天毛泽请家乡的亲戚、朋友、烈士家属吃饭。酒席上饭让吃饱,酒让喝好。
  饿肚子好几个月的韶山乡亲们,见到好酒好菜好饭,如狼似虎,狼吞虎咽。
   起身敬酒之际,他的一位亲属老汉当着 的面向同桌的王某某说话了:“你们湖北去年放卫星,报纸上一登就是上万斤,几万斤,不愧心?我不相信你湖北的田土再好,就能产谷上万斤?”
  王某某当场非常尴尬,只好解释:“亩产万斤,确实说谎,但有少数高产千斤是真的。”
  老汉听了直摇头。但这是 的亲属,王某某丢了人也没法去找回面子。但此事弄得他心烦意乱,当晚无眠。
  庐山会议开始, 在谈到学会过日子这个问题中提及湖北。 说:“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的最差。”
  显然,象麻城这样的卫星大户,给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在“神仙会”上,王某某反省了湖北的大跃进,认为教训确实沉痛,比五四年大水灾情更困难。
  王书记说:今春500万人几两粮,吃稀饭,教训才深刻。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浮肿病(按:当时省委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材料,死人37000多人,浮肿51万人—引者)。
  早稻下来才可好转。这是全党全民教训,很难过。对所谓胜利估计错误,是盲目性,主观主义 ,冲昏头脑。
  粮食只产200多亿斤,却按450亿斤过日子。今年一月还报400亿斤(反了浮夸,公社上报的说有430亿斤);三月还说有350亿斤;四月再摸,不到300亿斤; 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230亿斤(实际产量不到190亿斤——引者)。
  五七年是219亿斤,为什么增产不多?大跃进掩盖了水旱灾情,500万亩只收几十斤(仍报千斤),有100多万亩早稻失收。
  去年增产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小面积样板田,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
  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不容易,县委书记、劳模当面说假话……
  看来已清醒了的王某某,却在 就彭德怀“上万言书”而怒发雷霆万钧,大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见风转舵,全力投入揭批斗争之中。
  王某某也因此更为 所重用。周小舟被打为“反党集团主将”,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也受到牵连。
  用王某某的话说,湖南省委“坍了台”了。此是后话。

  (凡涉及湖北麻城、广西环江的内容,均摘编自《大跃进•大饥 荒重灾区典型调查》第一卷,余习广总撰稿)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6 15:07:44
  第四十一章 鱼米之乡闹饥 荒

  江苏省位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形以平原辽阔、地势低平、河网稠密、湖荡众多为特征。
  江苏省因气候适宜、资源丰富,历来是中国最为富饶的省份之一。这里是鱼米之乡,历史上很少闹饥 荒。
  和其它省份相比,这个省居民的生活水平较高。人们称江苏省为“富饶的宝地”。
  由于“五风”肆虐,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民留下的口粮很少。到了1959年春天,各地就出现了饥 荒。
  徐州地委、淮阴地委、盐城地委、南通地委、扬州地委等纷纷给省委打报告,要求省委调粮食支援。
  靠近江苏的山东、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给江苏省委写信,说江苏省不少农民外流到他们那里,给他们增添了压力,要求江苏省迅速解决。
  1959年1月28日,山东省临沂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近几天来,江苏省邳县、新沂等地部分群众流入我区郯城、苍山等毗邻地带,仅据郯城报告,现流入该县南部的就有2000多人。他们说,没饭吃,才外出逃荒。还说,江苏一天只发4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10天没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
  1959年4月4日江苏印发的《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23号》记载了以下情况:
  兴化县:种子吃光,在临播种季节,各地没有种子。人口大量外流。
  大营公社八一大队有3700人外流,动员回来后,只安排了2500斤粮食,一天全部吃光。
  在大饥 荒期间,兴化县饿死三四万人,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职。
  高淳县:3月底统计,到5月底共需口粮259万斤,种子1073万斤。除去存粮,共缺824万斤。
  目前群众吃粮标准为:1-3岁每天3-4两,3-7岁每天4-6两,7-15岁每天6-8两,16岁以上劳动力每天11-12两(这里说的都是16进位,是原粮)。
  由于层层尅扣,实际社员还吃不到这个数字。全县患有浮浮肿病人3000多人,外流人口3000多人。
  溧阳县:据3月19日统计,吃到5月底还缺粮120万斤。到小麦收割(6月上旬)还缺粮400万斤。
  浮浮肿病发展较严重,开始出现死亡。
  1959年3月25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紧急电话汇报”中说,全地区有2955个食堂的生活没有安排好。
  由于食堂停伙,加上干部“压服”,全地区2月份以来(主要是3月份)发生自杀事件57起,共死掉17人。
  自杀身死的情况是:
  (1)年龄大,食堂又不开伙,自杀身死的4人;
  (2)没有吃的,到处找东西吃,中毒身死的2人;
  (3)因瞒产私分被干部发现,干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杀身死1人;
  (4)从水利工地上开小差回来,食堂不让吃饭,气愤自杀而死4人;5)因挖社员余粮,社员实在没有,被迫自杀身死5人。
  这个电话汇报中说,如皋东城公社有99个食堂每天只吃一顿粥。海门县东新公社五工区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饿昏在床上。不少地方发现浮肿。
  由于粮食紧张,海门县三阳公社社员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党委,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人民公社?过去叫我们吃萝卜,现在又叫我们吃薄粥!”
  1959年3月24日,《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说,县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区不许层层扣留机动粮,但据了解,公社、工区、食堂都从社员的口粮中留下了“机动粮”。
  在社员口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还用挨家摊派的手段,从社员口粮指标中强行扣下各家交粮任务,让社员在交粮计划表上盖手印,最后张榜公布。
  八工区四连第十三生产队,28户,出榜公布以后,就有14户因无口粮而哭泣。第四生产队28户,有18户为无粮而哭泣。
  这份调查报告还披露了几起饥饿的事例:
  黄吉姑娘,女,30岁,中农成份,住16工区,属第5食堂。家中有5口人。其夫黄义在九圩港做河工。
  她和15岁、13岁、3岁三个孩子在家,4口人每月供应30斤粮食。
  该食堂饭票每10天发一次,3月2日,是第10天中的第8天,饭票用完了。
  当日中午,黄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里正在煮胡萝卜。她向炊事员和队长请求打一点胡萝卜给孩子吃。
  队长说:“这胡萝卜是给干活的人吃的,没你的份。”
  她眼泪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绞颈,被第二个孩子发现,喊了社员徐明英、工区主任任国安去,她已气绝。
  解开绞绳,灌了热水以后才苏醒过来。
  刘治科妻,29岁,中农成份,住11工区,属第7食堂。其夫去九圩港开河,她带两个孩子(一个9岁,一个2岁)在家。
  每天供应粮食12两(16进位,相当于0.75斤)。3月2日早晨,两顿共打五勺子粥,中午3人各吃一碗粥后,下午挑了半天塘泥。
  晚上将食堂分的一点胡萝卜煮了给孩子吃。她吃了一点擦菜就去食堂开会,因饥饿而昏倒在食堂。
  葛桂兰,男,71岁,下中农成份,住9工区,属第15食堂。他家有儿、媳和15岁、8岁两个孙子。
  3月3日早晨在食堂打回6碗粥,5人各吃一碗,儿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
  中午大孙回家发现祖父服了农药,当即请医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药,并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省点粮食给你们吃吧。”最后还是给抢救过来了。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
  宝应县4万人饿死,事情闹大。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
  在1959年上半年,本来很富庶的高淳县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
  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
  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
  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
  1959年12月31日,徐州地委《关于第四次生活安排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个别地区因多种疾病引发的浮肿病约有15000人,妇女子宫下垂3000多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6 21:15:49
  第四十二章 食堂没米下锅

  公共食堂在全国兴起后不久,受粮食大放“高产卫星”的蒙蔽,中央领导人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甚至提出要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公共食堂不但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大搞“放开肚皮吃饭”。
  但是,好景不长,从1959年春开始,不少公共食堂已为粮食严重不够所困扰,有的食堂甚至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只得散伙。
  1959年3月27日,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向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报告说,麻城全县6014个食堂,口粮能够维持到麦收的有1638个,维持到麦收有困难的2545个,目前就有困难的2545个。
  这就是说,该县大多数食堂到麦收前存在粮食困难。
  出现粮荒之后,有些地方的干部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而是片面认为粮食是有的,粮食紧张是生产队干部瞒产所致。
  全国不少地方把反瞒产作为解决粮食问题的手段,把斗争的矛头对向基层的社、队干部,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粮食的紧张,使公共食堂面临生存危机,一些地方的公共食堂难以为继,只好停伙,许多农民为了活命,纷纷外逃。
  1958年12月,山东省发生了“馆陶事件”。群众给中央写信,反映该县有些村庄食堂停伙,群众外出逃荒。
  经过调查,了解到人民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而且停伙和一天仅吃一顿或全天只吃萝卜的半停伙情况还在发展。
  据初步了解,至1959年1月10日,停伙与半停伙已遍及原馆陶全县。馆陶7个公社中,已有6个公社出现了停伙或半停伙。
  据各公社党委自报,全县1195个食堂,停伙者已有82个,而群众反映绝不止此数,至于半停伙的更多。很
  多地方自从中秋节后就没见过粮食,吃了四五十天的地瓜和萝卜。
  馆陶房寨公社芦里大队,有4个食堂1958年中秋节后全吃地瓜,到11月后全吃萝卜,12月29日后萝卜也没有吃了,食堂只得停伙。
  食堂停伙或半停伙后,社员为了维持生计,四处觅食,不能外出者只能就近捡地里的冻萝卜和冻地瓜度日,能外出者则逃至河北邯郸、曲周、大名等地投亲靠友或逃荒要饭。
  有的村庄整、半劳力全部外逃。馆陶还发生了个别卖儿卖女的现象。
  也有不少姑娘,甚至老太婆出门求嫁,有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嫁给三十多岁的男人,为的只是有一口饭吃。
  甚至有人偷盗、自杀,因饿和因病加饿而死者有二三十人。
  停伙和半停伙的村庄,生产完全停顿。芦里大队整、半劳力共2281人,除去早出晚归、今出明归的,外逃邯郸等地的有633人,全家外逃者22户,257%的小队干部外逃。
  自1958年7月至1959年1月8日,馆陶全县到外地做工、投亲及逃荒者,共有13万人,魏僧寨、柴卜、潘庄三个公社外出者5500人,其中3000人在外乞讨。
  馆陶发生食堂停伙、群众外逃的原因,据调查组调查,主要是因为县委的“麻痹自满、盲目乐观”。
  1958年馆陶的生产本来不错,粮食也的确比1957年增产,但增产并非馆陶县委估计的那样大,仍有25%的耕地受了水灾,15%左右的耕地绝产。
  1953年以来,馆陶连年受灾,元气尚未恢复。可是馆陶县委不听取基层干部和社员的意见,按照自己想当然的“高产”估计,安排粮食征购任务和群众生活用粮。
  结果,安排给社员的口粮有名无实,或名多实少。当食堂断粮问题出现后,县委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推卸责任,听任群众自己找出路。
  有的干部对群众说:“愿拾愿偷自己办。”有的公社开大会,干部问群众:“没粮吃怨谁?”然后强迫群众违心地回答:“怨自己没干劲,生产没跟上。”
  有的村庄已经断粮,而干部不相信,反而加紧核实粮食产量,开群众大会,不报高产不散会。
  又发动群众搞反瞒产、反私分斗争,挖所谓老鼠洞(即社员和小队私藏粮食的小仓库),挨家挨户翻粮食,搞得社员十分恐慌。县委知道有的食堂已经停伙后,还不停止查粮。
  馆陶县委也注意到了灾区的问题,并从非灾区调剂了一些粮食给灾区,但在调粮的过程中,不是在安排好非灾区群众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调剂,而是发现哪里有现粮,就从哪里调。
  如此一来,有粮者也不敢说自己有粮,多粮者也喊自己粮少,有些本来有点粮食的也尽吃地瓜和萝卜,以免仅有的粮食被调走。
  馆陶公共食堂停伙,不仅仅是食堂本身的问题,还与“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等紧密联系在一起。
  馆陶的一些干部弄虚作假严重,据群众反映,干部假报高产,争奖励,上级按干部报的产量要粮食,这可坑了社员,名义上给社员留足了口粮,实际上给社员的是虚假的数字。
  就在停伙事件发生后,中央、省、地三级调查组到来时,几乎所有的公社都事先开了干部会和群众会,不准群众向调查组反映真实情况,只许说产量高,吃得好,吃得饱,不准说吃不饱、吃不好。
  有的公社和大队干部还威胁群众说:“谁乱反映,就是反革命。”“乱反映不给饭吃饿死你。”
  但群众实在饿得受不了,也就不顾干部禁令向调查组反映存在的问题,使调查组掌握了真实情况。
  该县有的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也很严重,不少干部打人骂人。有些干部强迫社员脱衣服干活,说不脱光就没干劲,有的村庄连青年妇女也被强令脱光衣服。
  有些干部强迫社员彻夜劳动,冒雨劳动。对干部认为不听话的社员不给饭吃,小学生不好好读书也不给饭吃。
  秋收种麦之际,县里规定麦田必须深翻三尺,把劳动力集中起来深翻麦田,秋粮却烂在地里不管,群众气愤地说:“没见过这样种庄稼的。”
  馆陶事件发生后,山东省委、省人委立即组织了粮食调运工作组,调拨粮食,一个食堂一个食堂地安排,并就各社的实际库存,按每人每天一斤的标准,先给每个食堂调够三个月的粮食,公社库存不够者,由国库拨给。
  还派人去邯郸、曲周等地领回逃荒的群众。对外逃的干部和群众,一律不加责备,对于曾偷盗粮食者,不以盗窃处分,以稳定群众情绪。这样,已停伙的食堂很快重新开伙,外逃的群众陆续返回。
  全国许多地方食堂没有米下锅,被迫停火。

作者:我嫌雨点小2016 时间:2017-09-16 22:58:32
  原文地址:揭秘是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是谁搞小动作百般阻挠作者:大国名媛
  原子弹等战略武器是国家战略安全的保证。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关于1961年夏“北戴河国防工委会议”那一段,观众们忍不住会问一声:当年是谁拍着桌子要中国的原子弹下马?这里我们就做下解析。文章作者是黎阳,看完全文、百感交集。

  电视剧是如此记叙当年那一幕的前前后后的: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会议上,关于两弹是下马还是继续干的争论达到高潮。

  ——范济生:“各种意见都有。有的意见还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

  ——聂荣臻:“是啊,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但是,国防建设,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是去年二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后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三五年内这个尖端武器要力争突破,是历史任务,不能动摇。”

  ——范济生:“聂总,你身体不好,事情又这么多,还有那么多非议,你还是辞了这付担子吧!”

  ——聂荣臻:“你说什么?辞掉?让我不搞原子弹导弹?”

  ——范济生:“这个问题以前我也提过。两弹研制困难重重,又有许多矛盾,现在很多人提出下马。”

  ——聂荣臻:“范济生啊,你真糊涂!”

  ——范济生:“聂总,你别发火。我是担心你的身体。”

  ——聂荣臻:“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点事,历来就没有这么容易的!”

  ——范济生:“聂总,我是担心你……”

  ——聂荣臻:“你在我身边多年,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吗?导弹、原子弹是 总理交代的大事。我向 和总理保证过,就是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

  ——争论越来越激烈,中央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叶剑英、陈毅这些老帅挺身而出。

  ——叶剑英:“我们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定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说话才能有分量。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以及核威慑。所以,我建议:即使我们卡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陈毅:“剑英同志说得好嘛!我陈毅啊举双手赞成。说过的话大家都晓得了,在今天呐我还是要重复一遍:赫鲁晓夫让我们穷得没裤子穿,好啊,那我们就干,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这个原子弹氢弹导弹搞出来。有了这个东西啊,我陈毅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才能硬得起来。”

  ——聂荣臻:“现在有人提出,先搞常规武器,尖端武器暂缓。那么不搞尖端武器,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是上不去的。那么我们只能搞步枪、轻机枪。如果连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就只有靠梭镖了。”...

  ——周恩来:“这就是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辩证关系啊。”

  ——聂荣臻:“我们的近程地对地导弹,也就是东风一号已经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正在研制当中。原子弹也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所以我主张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呐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原子弹、导弹下不下马,我只说一句话:不搞出两弹来,我聂荣臻死不瞑目。”

  ——在决定两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亲自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这个报告简直就是军令状:导弹方面,争取三年突破中程导弹,五年突破远程导弹;原子能方面,争取四年建成一套核燃料生产基地,设计试制出初级的原子弹,五年设计试制出能装在导弹上的原子弹。

  ——毛泽东:“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啊。中国是大国。一个大国要有发言权,这个决心就必须下。”

  ——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

  ——聂荣臻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可以在1964年炸响的报告送到D**这儿。D**考虑到毛泽东事务繁忙,特意提醒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这份报告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底,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红铅笔划下的杠杠又何止在前一页半。

  ——毛泽东:“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心,不但及时平息了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而且使两弹试制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得以继续攻关。

  看来当年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势力可真不小:一是声势浩大气势汹汹——“争论越来越激烈”、“争论达到高潮”、“那么多非议”、“很多人提出下马”、“很尖锐、对立”、“说到激烈的时候还拍起了桌子”;二是大有来头,连聂荣臻这个元帅级都感到吃不消——“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压力有多大?大得跟随聂帅多年、最知道他脾气的秘书都挺不住了,斗胆建言:“你还是辞了这付担子吧!”

  能让聂荣臻这个元帅级都感到压力巨大、说出“搭上我的性命也绝不退缩”这种悲壮话,可见这“拍着桌子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好汉至少得比聂荣臻这个元帅大。当时主管军委的人即聂荣臻的顶头上司是林彪,而林彪当时说:“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军委其他参与两弹讨论的元帅——陈毅、贺龙、叶剑英都坚决反对两弹下马。这就证明“拍着桌子要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好汉是比军委成员更高的主,是政治局、书记处的级别。

  那么究竟何许人也?本人在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四十五周年时已有分析。(见附录:“此时无声胜有声—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是谁?”)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有人对我的追根刨底非常恼火,劈头盖脸摔过来一堆大帽子:“极左派们就是这样,不能包容不同的意见,连没有明确表态都不行。嘿嘿!还特会捕风捉影陷害栽赃”、“在会议上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就是不光彩的历史?什么思维?”“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难道就是不爱国吗?每个从自己的主管领域看都有自己的理由,只要是正当的都应允许说出来讨论,否则何来民主。还谈什么讨论?”“就算是当时想让两弹一星暂停就说明他怎么着了吗?”“谁先谁后的问题而己,绝不是某些人嘴里的什么革命反动一样的区别”、“人也没说下马,是休整再上马”、“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也无损于此人的伟大贡献!”“没有谁主张彻底放弃啊!只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

  仅仅是“不同意见”吗?仅仅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如果光从字面上看问题,似乎确是如此。但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里记叙的一些历史事实联系起来一分析,立刻可以知道实际上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把中国的两弹一星搞下马并非仅仅是会议上的争论,也并非仅仅就1961年那一次。

  不信?请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记叙的如下事实:

  1.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存粮仅十几天,面临绝粮,几十公里内的野菜挖光,几百里内的黄羊打光,只好打沙枣叶磨成粉混在粮食里吃,却立刻被告状通了天。

  2.周总理得悉导弹发射基地的情况,立刻亲自部署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副食,却中途被劫。

  3.周总理要求导弹发射基地坚持,而有人不但疏散撤走了正在施工的工兵团、汽车团和警卫团的官兵,而且开始遣散技术人员,“把直接从事导弹火箭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聂荣臻得悉,立即下令:“你现在就打电话,不要等回去才办。减员,减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把知识分子给减了。已经弄走的,你要负责,把他们请回来。还有,以后凡是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都要经过我批准!”

  4.最关键的时刻,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被调走。他请求聂荣臻允许他留下继续抓原子弹,聂荣臻同意,两人一起去找D**申请。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再提了。我们不能提,你也不要再提了。”

  5.聂荣臻为改善两弹的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找周总理求援,周总理也为难,决定让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军队求援。在聂荣臻的呼吁下,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以及海军慷慨解囊,拨给了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鸡蛋、水果等物品。从二机部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要求支援五万吨大豆。这些募捐到的东西比想象得要多得多。聂荣臻又专门交代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分配给专家和技术人员,领导和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6.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会议上,关于两弹是下马还是继续干的争论达到高潮,矛头直指聂荣臻,以至于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建议聂荣臻辞职。

  7.在决定两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聂荣臻立下军令状,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决心下得不容易啊。中国是大国。一个大国要有发言权,这个决心就必须下。”

  8.聂荣臻向毛泽东直接立军令状之举终于使两弹攻关获得转机。L**决定:“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

  9.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得出结论: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

  10.聂荣臻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可以在1964年炸响的报告送到D**这儿,D**特意提醒毛泽东: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这份报告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底,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红铅笔划下的杠杠又何止在前一页半。毛泽东批示:“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至此,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结束,中央专委成立,两弹工程快马加鞭。

  11.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完成、即将爆炸前夕,获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1964年9月15日亲自去拜见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就对中国核基地动外科手术进行极其秘密的探讨,有人立即主张暂缓试验,等“等三线建设完成后等一两年、甚至两三年后再试”。

  12.周恩来、刘杰、贺龙、罗瑞卿、聂荣臻主张立即试验。毛泽东一捶定音:“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

  把所有这些事串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有人对导弹发射基地部队即将绝粮无动于衷,而对人家打沙枣叶子吃却立刻抓住不放告状通了天。周总理紧急调拨了粮食,却被人中途劫持走——情报居然如此准确,配合居然如此默契。有人没等中央决策就自行开始下马,不但逼得导弹发射基地施工部队和警卫被撤走,而且迫使基地开始遣散科技人员,实际上已经下马了。这边聂荣臻好不容易顶住压力留住了导弹发射基地的科技人员制止了“自行下马”,那边马上来了个釜底抽薪——调走了你搞原子弹的得力干部宋任穷,而且还不准向毛泽东申诉。聂荣臻为两弹科技人员生活供应找周总理,但这回连周总理也调不来物资了,结果是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军队系统募捐求援才得以度过难关。这里聂荣臻好不容易顶住压力解决了各种问题,那里立刻在1961年北戴河会议上把矛头对准了聂荣臻:“现在有很多意见是指着我来的。压力很大啊!”——大得聂荣臻秘书劝他辞职不干。聂荣臻破釜沉舟直接向毛泽东立军令状要求两弹继续并获得毛泽东的批准,才总算争取到一线转机:“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但是这份“把情况摸清楚”、对“再作决定”至关重要的调查报告却被巧妙地做了手脚:“特意提醒”毛泽东“看前一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不明白这里的陷阱?第一,不想让毛泽东知道此报告事关重大——至关重要的报告岂有建议不看完之理?第二,不想让毛泽东对报告作出批示——没读完的报告如何批示?只要“看都懒得看完”,自然很容易“批都懒得批”。只要毛泽东不批,这个允诺出去的“再作决定”就永远作不成,此事就不了了之,两弹工程不下马也下马了。当年只要毛泽东犯点官僚主义偷点懒、没有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这事就这么滑过去了。即便将来追查,责任还得算到毛泽东头上。但毛泽东没中招,不但从头到尾读了报告,而且反复读了多遍,并批示:“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至此,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结束,中央专委会成立,两弹工程得以全力以赴。但等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完成、只待爆炸时又有人节外生枝,借口美苏正密谋对付中国核试验,主张将核试验一举推迟好几年(实际是变相下马)。如果不是毛泽东一言九鼎:“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响”,中国的两弹说不定真会历经反复较量、重重磨难之后却功亏一篑,胎死腹中。

  所有这些事难道仅仅是“不同意见”吗?仅仅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不是,早超出了“言论自由”、“正常争论”的范围,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而且还净是见不得人的损招小动作——不声不响就断了导弹发射基地的粮食,逼着部队撤走工程兵、遣散科技人员。如果不是聂荣臻拦住,两弹工程的下马早就成了既成事实,根本用不着再争论下马不下马了。这是“言论”还是“行动”?

  “困难时期”“无粮可供”不是真正的理由——没粮食保证两弹工程,却有粮食保证“提前还债”的“个人政绩”,这不是瞎编吧?宋任穷主动支援两弹工程五万吨大豆,也没见当时东北的日子比四川、河南、安徽更困难。当时四川人的日子那么惨,却并非因为两弹工程,而是因为“提前还债”的“个人政绩”——这也“只是先搞还是后搞的争论”吗?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设想一下:你敢不敢对你的顶头上司动不动就指手画脚“特意提醒”说:这份文件你“可以”不看,那份文件你“可以”只看前一页半,这个会议你“可以”出席,那个会议你“可以”不出席?如果敢,那倒要问一句:你们俩究竟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如果不敢,那更要问一句:连普通人都不敢干的事,却有人敢对毛泽东如此“特意提醒”,这是正常还是反常?看不看文件、怎么看文件、出席不出席会议等等难道上级自己不知道,需要你这个下级来处处规定、“特意提醒”?

  现在看来,当年毛泽东没少遭人暗算:正常的信息渠道被严密封锁,以至于不得不让身边的警卫员直接下基层了解情况以此获得真正的信息、了解实际情况;连看个文件、参加个会都会被“特意提醒”:这个文件你“可以”不看,那个文件你“可以”只看前一页半,这个会议你“可以”不参加……不让人家获得正确信息、处处掣肘还要人家负责,出了问题还全往毛泽东身上推——“你是一把手”。而且我敢猜想毛泽东当年没少吃这种暗亏——也难怪,一边是指挥千军万马打仗、从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一步一个脚印实干出身,一边是“白区地下工作”悄悄干活、宫廷权谋、机关油子、宣传鼓动耍笔杆子卖嘴皮子出身。指挥千军万马打仗的大环境是必须说实话,“白区地下工作”悄悄干活的大环境是必须说假话。习惯说假话的对付习惯说真话的当然游刃有余,习惯说真话的察觉习惯说假话的那一套、发觉并定性来自“自己人”的暗算却需要时间和过程。在此期间被人泼了赃水一点都不奇怪——就凭这我也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现在看来,幸亏毛泽东在世时镇住了大局,使中国及时搞成了两弹一星,否则天晓得中国的命运会是什么状况——就看看这些事实:运十下马,核潜艇一拖二十多年,耗尽无数人力物力建成的绝密的山洞核工厂居然彻底暴露变成旅游点、停止核武器生产线、“军队要忍耐”、“市场换技术”、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联想到“造穿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真是一脉相承、本性难移。

  当初拍桌子打板凳千方百计逼中国原子弹下马的英雄豪杰如今都争当缩头乌龟,当年那份豪情不知哪里去了,显然惟恐别人知道自己的那一段“辉煌”。看来这些人倒没有忘记聂荣臻当年的警告:“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哪!那将来我们的子孙都会骂我们的。”如今拼命回避,不就是怕挨子孙骂吗?可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面见关中之父老,何颜入相府之厅堂!史官秉笔而记录,百姓众口而传扬”:尔等当年劣行,早已牢刻在历史耻辱柱上。无论如何花言巧语,也休想遮盖隐藏!

  钱学森说:“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追忆航天峥嵘岁月》,《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25期,

  其实情况远远不仅仅是“误解”那么简单,而是差点让原子弹下马:“在此严峻的经济困难时期,对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是继续研制下去;另一种是暂时下马,等经济好转以后再研制。”(《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5周年之际,人们除了纪念还不免有几分好奇: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还不是个别人”的人究竟是谁?

  如果历史证明当年搞原子弹错了,那这些人的名字今天肯定不会藏着掖着,而会大肆宣扬:看我多么英明。但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当年勒紧裤带搞原子弹无比正确——如今中国人一提起“两弹一星”无不为之自豪,一提起当年坚持搞原子弹的人无不满怀感激。这种现实使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的名字如今成了“国家机密”。

  不过这个“国家机密”恐怕保不住,因为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分析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这样的人必定同时符合以下四条:

  1.当年已经属于“中央领导层”。

  2.现在政治上仍然走红吃香有势力、所以要隐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名字要保密。(如果政治上不吃香、需要搞臭,那只消公开其反对搞原子弹的历史就够了,何需为之保密?)

  3.当年参与了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决策。

  4.拿不出当年主张原子弹上马的言行供今天宣扬。(既然主张原子弹下马,当然拿不出主张原子弹上马的言行。)

  而当年主张原子弹上马的人的名字、言行等等如今当然无需保密,早已公开,众所周知。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先把当年参加了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决策的要员名单列出来,再把有主张原子弹上马的人的言行列出来,然后看看当年参与其事又拿不出支持原子弹上马的言行的人有谁,再看看其中谁如今政治上仍然还走红吃香有势力——用“排除法”这么一处理,“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这“国家机密”便成了“公开的机密”——“此时无声胜有声”。安逸倍增明智选,坐享其成翻一番

  《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一文在描述至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决策中国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那一段中一共提到了12个要员的名字:

  毛泽东、L**、周恩来、D**、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张爱萍、刘西尧、刘杰。

  在这12人中,有明确主张继续搞原子弹的言行的有10人:

  毛泽东:自始至终一贯主张中国要搞原子弹。

  ——“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4月25日)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58年)

  ——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1961年)

  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坚决主张继续。(1961年)

  陈毅: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61年)

  林彪: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1961年)

  张爱萍副总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1961年11月14日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参与决策、未见有明确主张原子弹上马言行的有两人:

  L**: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1961年)

  D**: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张爱萍的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1961年)

  联想到“运十下马”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之类一贯传统,当年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不言而喻,再也不成其为“国家机密”——所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

  还有一个“此时无声胜有声”。

  据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的回忆,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不但不吃肉,而且往往一天就吃一盘野菜(马齿菜)或一盘子炒菠菜,以至于全身浮肿。“周恩来一次又一次来劝说:‘ ,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呜?大家都不吃。’”(注:艰苦时期毛泽东不吃肉,周恩来不吃肉。其他人呢?显然没包括在内,尤其是今天仍然走红的——否则岂有不大肆宣扬之理?)然而即便如此艰苦,毛泽东依然没有放松放慢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建设——全中国从上到下同甘共苦,就这样硬是勒紧裤带搞出了原子弹。

  如今只见中国文人“精英”们大肆歌颂封建帝王“卧薪尝胆”(如《吴王金钩越王剑》);大肆歌颂日本明治天皇为扩军侵华每天只吃一顿饭、日本举国响应节衣缩食甚至卖身捐款购买“吉野”军舰的“壮举”(如《走向共和》);唯独不见他们对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野菜、全中国人民从领袖到平民举国一致勒紧裤带也要搞成原子弹的奇迹有任何歌颂——这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日本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日本举国响应节衣缩食捐款,为的是向英国买“吉野”军舰——从技上看没什么创新;从政治上看是要侵略中国;从历史效果上看是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赔偿巨款、旅顺大屠杀、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

  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只吃一顿野菜、中国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搞出了原子弹——从技术上看是创新,是奇迹;从政治上看是保家卫国;从历史效果上看是使中国从肥大变为强大、从此再无人敢计划打进中国搞南京大屠杀……

  中国文人号称“精英”,却只看得见外国人旨在侵略的“卧薪尝胆”,看不见中国人旨在反侵略的“卧薪尝胆”;对外国人旨在侵略的“卧薪尝胆”津津乐道、赞扬备至,对中国人旨在反侵略的“卧薪尝胆”(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了不起、最彻底的“卧薪尝胆”)鄙夷不屑、百般诋毁——作为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国人的后代,享受着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时期每天只吃一顿野菜的情况下领导中国人搞出的原子弹的保护,却对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日本天皇日本人的“艰苦奋斗”满腔热忱、颂扬不已;而对致力中国人永远免受南京大屠杀的中国领袖毛泽东和中国老百姓的艰苦奋斗却连篇累牍冷嘲热讽,开口闭口当年如何如何穷,如今如何如何阔——怎么不见他们用“特别是”去嘲讽日本明治天皇每天只吃一顿饭的时期是“吃不饱肚子”的时期?怎么不见他们用同样的逻辑嘲讽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如何贫穷?怎么只见他们对外国人勒紧裤带穷兵黩武歌颂备至(不管是明治天皇还是彼得大帝),不见他们对中国人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保家卫国有任何肯定?这些文匪“精英”这些年不遗余力的描述对象除了乌龟婊子王八蛋、贪官匪盗吸血鬼,就是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洋大人的“先进文明”,何曾搞出过哪怕一部象点样的描述歌颂毛泽东领导中国人艰苦奋斗搞出原子弹的影视文艺作品?——老实讲,真不知该如何形容这些文匪“精英”:揍他杀他欺负他的,他死乞百赖讨好;救他养他保护他的,他无孔不入咒骂。一边仰仗着别人卧薪尝胆成果的保护,一边恬不知耻冷嘲热讽别人卧薪尝胆的“贫穷”……真是见过贱的,没见过这么贱的;见过劣的,没见过这么劣的,不折不扣“老和尚的木鱼——活该挨揍的货”。

  纪念中国首次核试验45周年之际仍然用得着“此时无声胜有声”的逻辑判断——无论是用来判断当年是谁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还是用来判断今天是谁专门吃里爬外、专门替敌人张目、专门长敌人志气、灭中国人威风。(作者:黎阳)
  • 劳革abc: 举报  2017-09-18 19:03:37  评论

    一个是两弹迟几年,一个是加快搞,但是,你黎明,必须饿死!慷慨激昂的黎明先生,你选一个吧!
  • 我嫌雨点小2016: 举报  2017-09-19 08:57:53  评论

    评论 劳革abc:实事两弹和饿死人并无联系,两弹原是苏援助后撤人,饿死人是因为“五风”。是人祸。详细资料网络都有,不赘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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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7 06:57:03
  毛泽东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每天只吃一顿野菜、中国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艰苦奋斗搞出了原子弹——从技术上看是创新,是奇迹;从政治上看是保家卫国;从历史效果上看是使中国从肥大变为强大、从此再无人敢计划打进中国搞南京大屠杀……

  为什么弄到每天吃一顿野菜的地步?
  当世界各国大搞技术革命之际,我国却大搞“文化革命:摧残科技教育、迫害民族精英、破坏国民经济……。1964年我国搞出原子弹绝不是“毛式社会主义”的功劳,如果建国后就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弹一星早就搞出来了,也不会吃野菜!
  • 江边的柳叶: 举报  2017-09-17 09:09:15  评论

    中国的言论最好笑,最高领导人一天一顿饭,管理国家无能的现状,给吹出了万众一心,老百姓吹的个个没能力思考,国力低下。朝鲜现在是万众一心,就是吃不饱肚子,
  • 雪黑雪白: 举报  2017-09-30 09:02:52  评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任务,这是衡量一个时代好坏优劣的唯一标准。你能说出毛时代的使命、任务是什么吗?讨论问题首先要把大前提,大逻辑,大原则,大背景搞清楚,分析判断清楚,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一上来就陷入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只能是一团乱麻的无谓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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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边的柳叶 时间:2017-09-17 09:12:00
  国家的管理以宣传为主,这只能造就大批的政治小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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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7 10:52:18
  饿着肚子吃野菜,怎么会万众一心?只是草民在政治高压下不敢说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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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7 18:06:26
  第四十三章 到处都在饿死人
  伴随公共食堂停伙的,是一些地方出现非正常死亡。
  河南鹿邑县辛集人民公社也发生了食堂停伙问题。全公社有202个食堂,从1958年12月20日宋庄大队王庄小队食堂停火开始,不长的时间就有17个食堂停伙。
  其余的食堂也是问题严重。这202个食堂中,光吃红薯、萝卜没有粮食的55个,每天吃粮4两以下的42个,4两至半斤的64个,半斤至12两的14个,12两以上的只有10个。
  这就是说大部分的公共食堂人均每天吃不到半斤粮食。社员在食堂吃红薯、萝卜填不饱肚子,只得回家煮些捡来的冻红薯或榆树皮、粮食、红薯混合吃。
  辛集公社患浮浮肿病的群众有970余人。食堂停伙后,生产也停顿下来,社员也无心生产,而是忙于到地里捡红薯、萝卜,刮树皮。
  鹿邑县委发现辛集一些食堂停伙后,调拨了30万斤粮食给辛集,并拨款2万元,派出了工作队和医疗队,使停伙的食堂得以重新开伙。
  自1958年8月以来,河南全省有79个县、市先后报告发现浮浮肿病175157人,死亡6457人,其中尤以密县、尉氏、长葛、禹县较为严重。
  密县共发现浮浮肿病人12052人,死亡1315人;尉氏有浮浮肿病人31439人,死亡275人;长葛有浮浮肿病人13323人,死亡755人;禹县有浮浮肿病人9661人,死亡156人。
  另据许昌地委一位负责人的调查,由于浮浮肿病流行,禹县顺店公社有9万人,仅11月就病了2000人,死亡170人。
  火龙庙公社68万人,病了3879人,占总人口的5%,死亡379人。该公社有一个村庄7200人,病了742人,死亡104人。
  河北省委也向中央报告说,全省有30个县闹缺粮,严重的有10个县。乐亭县春荒时每日仅供应半斤粮,群众只好吃白薯秧的叶子。
  据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1959年1月的调查,河北已有几个专区出现比较严重的浮浮肿病,其中保定专区有浮浮肿病人4636人,死亡306人。
  曾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试点的徐水县有2447个浮浮肿病人,治愈517人,死亡262人。
  唐县至1959年1月有500余名浮肿病人,是保定专区得病人数较多的县之一。
  该县食堂在秋收时边收边吃,吃的大部分是纯粮。从1958年11月开始,主食就是红薯了,一般占70%以上,有的红薯占粮食的90%.社员尽吃红薯,加上没菜没油,营养跟不上,结果浮肿。
  陕西紫阳县红椿公社深阳管理区,共有13个生产队836户4071人,从1959年1月至6月,共死亡212人,其中正常死亡76人,非正常死亡134人(包括淹、烧、跌死者6人,因流行病死亡者106人,与粮食有关死亡者22人)。
  这个管理区在1959年春季过后,缺粮的生产队逐日增多,管理区虽然从粮食较多的生产队调来了一些粮食和种子给缺粮队,但仍解决不了问题,不少生产队只能以青菜、野菜度日。
  其中的复兴生产队从2月11日至3月24日,40多天的时间里,一般每天人均只有6两多粮(16两为1斤)。
  该队的第二食堂有12天的时间每天人均只有2两粮,社员主要是吃青菜和野菜,并且是来得早的尚能吃到,来得晚的就啥也没有了。
  青海省大通县1959年7月时全县患有各种疾病的共有2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13.7%。
  其余的人虽然无病,但由于口粮不足,劳动效率也很低,一般一天只能劳动4至6个小时。
  该县的城关公社情况算是比较好的,但也有各种病人1324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7.3%,其中有浮浮肿病人302人,腹泻病人445人,软病患者122人,胃病患者124人,其他各种疾病患者331人。
  自这年6月28日至7月20日,23天时间死亡了37人。死亡的人数中,除有3人因各种原因自杀外,其余的多是因食物中毒或原来身体就虚弱,又染上各种疾病,加之长期营养不良,过度瘦弱而死亡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8 10:29:25

  第四十四章 转向同情“瞒产”

  大年正月,农民们听到的第一个来自党中央的声音,就是《人民日报》于1959年2月2日发表的社论《把大 跃 进的战鼓敲得更响》。
   的心情格外的好,令他十分烦恼的问题仿佛找到了答案:大丰收年闹粮荒,原来是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造成的!
  他高兴地说:“我一月有点烦恼,二月更加烦恼,赵紫阳那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的心情没有好上几天,就又烦恼了。农民闹瞒产私分、坚决抗粮的风潮不断向他传来。
  于是,有一个问题又使他烦恼起来:为什么农民闹瞒产私分、坚决抗粮呢?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虽然很穷苦,但是支援前线都全力以赴,要人出人、要粮出粮、要物出物,只要党一声令下,农民们什么都舍得往外拿,从来也没人斤斤计较。
  新中国建立后,党领导土地改革,使农民们翻了身,分得了土地,成了国家的主人,生活越来越好;
  现在,党又领导农民们大 跃 进、成立人民公社,率领他们奔向共产主义天堂。可是,党征购他们一点粮食就这样舍不得,和党闹对抗。这其非咄咄怪事!
  这个问题现在看来,答案是很简单的。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民,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讲究实际。他们并没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他们“最崇高的理想”,就是能够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饱生活。
  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解放区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的政策,使农民翻了身、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能不支持党么?
  成立了人民公社,党在土改中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被人从农民手里夺走了。农民不仅完全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土地产品的分配权,而且失去了自由吃饭权。
  从此,农民只能在社队干部的驱使下“吃大苦、流大汗”,大家共同吃着由公社给安排的“大锅饭”。
  说是要依靠贫下中农,其实贫下中农如果不听党的话,照样要挨辩论、挨斗争,其地位不如旧社会给地主扛活的长工。农民在公社内如此处境,他们能喜欢人民公社么?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原来高级社的土地、粮食、公共积累及其他一切财产都被收归公社所有。
  原来高级社社干部的职权范围大为缩小,由掌管财务、人事、经营、分配等全部大权的“总经理”,降格为只管生产的“领班”。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公社级干部外,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能拥护人民公社么?
  国家是从1953年开始实行粮食征购政策,农民把卖“征购粮”称为“卖余粮”。
  单干时,农民自己能得全部卖余粮款;高级社时,卖余粮款归社所有,因为高级社规模小,一般是一村一社,开支也小,卖粮款大部分分给社员。
  人民公社则完全不同了,县把粮食征购任务按照总产量分配给公社,公社就分配给生产队(原来的高级社),由生产队直接向国家粮库交粮,但是卖粮款全部入了公社的银行账户。
  这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因为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在公社而不在生产队。
  公社拿到这笔钱盖公社机关大院、办社办企业、弥补大炼钢铁的亏空等等,总之,生产队分文不得。
  自己一村人辛辛苦苦劳动收获的粮食,卖掉后钱全部让别人拿走,干部和农民能愿意么?
  再者,农村的存粮和夏粮经过大办食堂“敞开肚皮吃”,折腾光了;秋粮因受大炼钢铁影响,没有精收细打,糟蹋了不少。
  各公社、生产队在放“高产卫星”时所报的产量,全是吹牛皮。实际上农民手里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多的粮食。
  现在,硬是按照“吹牛皮的产量”来规定卖余粮的任务。高产量必然是高征购,为完成高征购的任务,各生产队只能把口粮、种子算作余粮卖掉。
  这样做,就要挨饿。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为了活命,能顺顺当当拿出自己的活命粮么?
  当时,许多的中央、省、地的各级高级干部们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1958年是丰收年,生产队有很多的粮食,是有能力完成征购任务的。
  之所以瞒产私分,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也有阶级敌人在暗中破坏。必须坚决进行反瞒产斗争,彻底批判生产队干部的本位主义,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
   决心追根究底地弄明白这个问题。
  2月23日, 带着这个问题乘专列南下,进行调查研究。他在天津、济南分别同河北、山东的省、地、县、社、队的一些干部座谈,讨论这个问题。这些座谈会给了他很大启示,老人家终于同情“瞒产”了。
  2月26日, 到达郑州。当天晚上,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负责人谈话,27日上午又增加了四位地委书记一起谈。
   说:“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生产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的多少不同。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把穷队富队拉平不好,人为的拉平、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这是掠夺,是抢劫。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就都积极起来了。”
   说:“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我是同情瞒产的。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基本上是对的。”
   的谈话,使吴芝圃等人吃了一惊,但是也只好点头赞同。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8 14:27:19
  第四十五章 陶铸检讨道歉

  “大 跃 进”以后,农业战线上“创高产,放卫星”,沸沸扬扬,甚为热闹。
  “放卫星”广东落后了,但在秋冬“报高产”上,广东“赶”了上来。
  稻谷产量,一天比一天“高”,“高”到稻谷没处放。于是,省委下命令: “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
  可是,没几天,就这儿告急,那儿告急。个别地方的公共食堂揭不开锅,还有的地方水浮肿病开始蔓延。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广东省表扬先进的“群英大会”开幕了。
  会议再次要求各县报产量,并且规定,凡是达到“千斤县”的县,都奖给拖拉机、载重汽车,还有奖状、锦旗。
  来开会的各县代表,由县长带队。
  在报产量时,新会县长拿不定主意,不敢自作主张,于是,打电话给县委书记。他把报了千斤县就能奖拖拉机、载重汽车的事叙述了一遍,问要不要载重汽车、拖拉机。
  县委书记告诉他,咱们县没有达到亩产超千斤的水平,不要那些东西。
  东莞县长也打电话,也问县委书记,要不要报千斤县。县委书记告诉他:“先把拖拉机、载重汽车拿回来再说。”
  锦旗、奖状拿到手后,县长不敢明目张胆地拿回东莞,而是塞到挎包里,静悄悄地送到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
  东莞拿回了奖品,就意味着承认自己是“千斤县”。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反瞒产,当然要找个真正的高产县嘛!
  陶铸一行到达东莞城的那天晚上,县委召开了反瞒产大会。一个又一个公社书记站起来,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
  有个公社书记,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他在某村反瞒产,队干部说没粮食,他不信,就去晒谷场。
  他在晒谷场,只见稻草不见谷。可是,他把稻草堆轻轻一拨拉,哗,大堆大堆的谷,金黄金黄,可喜人呐。
  另一位公社书记说,他去过好多农民家,农民屋里、仓里是谷,箩筐里是谷,床底下有谷……。
  上百人的干部大会上,只一位老人出来唱反调----她是广东省省长陈郁同志的夫人袁溥之,省里派来反瞒产的工作组成员。
  她心平气和地说:“陶铸同志呀!我也到了农村,看过许许多多农民的家,粮食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反瞒产是反不出粮食来的。”
  陶铸同志当场批评了她,说她是不是右了一点。奇怪的是,县委书记在总结发言时,谈了抓春耕,抓育秧,却一字不提反瞒产。
  1959年2-3月之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说了藏富于民不见得是坏事之类的话。
  意思显然是说,粮食是有,只是被农民藏了起来。会议以后,省委派出大批人马反瞒产。
  不过,省委对于能否反出粮食来,已经产生了怀疑。因此,在布置反瞒产的同时,再三交代下乡人员,要先作调查研究,甚至避开县社干部,直接到农民群众当中,摸摸真实情况。
  派到四会县的同志汇报说,他们到了农村,看了农民的米缸,米缸是空的,没有米。
  老农诉苦说,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
  他们查看农民的谷仓,谷仓里确实有谷。但是,谷子是代集体保管的种子粮,没有队长命令,谁都不准动用。
  有个工作人员,在一户农家看见热气蒸腾的锅,便急忙跑上前去,想看看锅里煮的是什么。
  女主人看见来人,抢先一步,挡住了炉灶,又粗声粗气地嚷道:“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
  女主人转念一想,忽地转过身去,顺手掀开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反瞒产工作队员看了锅里煮的,确实是野菜。
  另一个事实是:公购粮,该征的征不上来,该购的购不到手。为什么?
  这年3-4月间,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根据各地汇报和掌握的材料,终于得出结论: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原来报告的那样多。
  陶铸头脑清醒了,决定停止“反瞒产”。
  省委分析说,一是头脑发热,报产报高了。根据报产而制订的征购粮食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因此,购了过头粮。
  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
  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造成了大量浪费。
  省委给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不切实际的高征购。
  报告还说,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
  党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肯定了报告的精神,批准了报告所提出的改进方法,并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欣赏广东省委的勇气,承认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就在1959年4月27日,写了“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
  这封信,印发到省、地、县、社的同时,还破例发给最基层的生产队小队长。
  他在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他要生产队的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要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
  从此,反瞒产停止了。
  陶铸在1959年5月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以《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为题,总结了大 跃 进以来的教训,向到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会后,他到潮安,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张嘴就说:“我来潮安是向全县人民做检讨的。我头脑发热,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我们要共同吸取教训。今后,不要再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吃饭。”
  在省委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陶铸同志特地走到袁溥之同志面前,诚恳地道歉:“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向你赔礼、道歉!”
  陶铸还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在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
   立刻制止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的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8 16:47:28
  第四十六章 听到真话
  1959年6月, 、周恩来到杭州视察,听到了真话。
  一天,浙江省委接到陈云的电话,陈云说在嘉善他有个舅舅,来信说生活困难,没粮食吃。
  陈云在电话里带些讽刺意味地说:“你们嘉兴不是亩产七、八百斤吗?你们去查一查啊!那里的百姓在饿肚子。”
  省委书记霍士廉就带上省委办公厅几个同志到嘉兴、温州、丽水地区调查。
  一查,亩产果然没那么多,那里的老百姓确实正在闹饥 荒,还饿死不少人。
  当霍士廉小心翼翼将这些情况向 、周恩来汇报时,其他官员的心情都有些紧张。
  因为他们已觉察到领袖们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轻松与笑容。 的眉头紧皱,连点烟时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那神色难以捉摸:是惊讶?是疑惑?还是气愤?
  霍士廉急忙做了补充:“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 可以派人去调查。”
   吐着烟,半晌不说话。这使得紧张气氛更加剧了。忽然, 说了句:“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
  接着, 气愤地说:“这是犯罪啊。要坚决惩治官僚主义!四川饿死人报了,河南、安徽饿死人也报了,你们浙江死了这些人,还说没有死人?”
  房间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 气得手颤巍巍地,又去点烟。
  趁此机会,周恩来接过话茬:“我总理没有当好,让百姓挨了饿。”他说着,两行热泪流到腮边。
  他站了起来,深邃的目光直逼前方。他严厉地批评道:“你们是外来人嘛,对浙江的百姓没有感情!”
  “百姓饿肚子,我们是有责任的。”霍士廉承担着责任,又一言难尽。
  周恩来继续说:“浙江在自己收成不好的情况下,调大批粮食支援重灾区,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重灾区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他平日温和的面容一下变出严峻的棱角,加之两道浓眉,显出不怒而威的风度。
  他的话锋一转:“你们当父母官的,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上调粮食20亿斤是多了,30亿根本不可能。今年你们少缴国家2亿斤粮,再不够吃,再返销一点。不能让浙江的老百姓饿肚子啊。”
  霍士廉汇报说,在一次华东会议上,中央一些部门领导和华东局要浙江报高产指标,省委十分为难。
   点了点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庐山会议前,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浙江各地也放起了“卫星”,说假话,说大话,刮浮夸风的人大有人在。
   已渐渐平静,说道:“报产量,高了就好,低了就右,这不好。这是逼着人家说瞎话。”
  他起身在房间里踱步,双手剪在背后,边走边说:“报产量多少就是多少,产量上不去,总结经验,找找为什么搞不好?要实事求是嘛,怎么不实事求是啊?”
  霍士廉说了自己的意见:“一个不说实话,一个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一个是害怕,害怕戴‘右’的帽子。”
   推心置腹、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地方官、父母官,最了解情况。我们高了好几层,情况了解不了。你们不向我们说真话,我们就成了瞎子、聋子啦!”
  霍士廉说:“这二年全省粮食连年减产,但国家粮食征购增加,使农民的生活用粮发生困难,不得不实行‘瓜菜代’。农村普遍出现‘三瘦’:人瘦、牛瘦、地瘦,不少地方出现饿、病、逃、荒,一些
  产粮区饿死人的现象也有发生。”
   当即指出:“征购粮食可以低一些么,得保证农民吃饭,你把农民口粮都弄来了,可不行啊。”
  周恩来也说:“对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关心。”
   :“农民没了粮食,吃不饱饭,劳动就没劲头,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周恩来对霍士廉说:“你们查一下,粮食不够吃的究竟有多少?”
  霍士廉有苦难言:“一个月前就给中央报了。”
  周恩来:“今年你们浙江粮食少交1.5亿斤,补给不够吃的。不能我们吃饱饭,让老百姓饿肚子。”
  周恩来想了一下又说:“老百姓没有饭吃,你们要负责任,省委要写检查。”
   感慨道:“浮夸风害死人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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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8 19:16:17
  第四十七章 “春荒警报”不断传来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 主持召开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 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在会上, 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国家 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
  “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
  “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
  “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 比较适合。”
  “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
  “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 ,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 ,一正两副。”  
  1959年4月18到28,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辞去了国家 职务,刘少奇当选了国家 。
   卸掉重任,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想轻松一下,等候农村大 跃 进的喜讯。
  出乎他的意料,他接到的确是农民反对大 跃 进和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
  卸去了国家 职务, 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
  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 那里。
  报告是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
  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 的分外关切。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4月13日, 看到了一份材料:《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派往昌黎县的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的。材料反映:
  河北省昌黎县基层干部和农民,普遍认为上面定的粮棉指标太高,是吹牛皮,与实际相差太远,根本无法完成。
  这种脱离实际太远的指标,非但不起鼓励作用,相反起了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作用。
  从果乡公社看来,1958年平均亩产308斤;1959年鼓12分干劲,亩产也超不出500斤。
  可是,上面分配的指标是亩产1200斤。群众说:“累死也达不到指标要求,生产多少是多少,反正也少不了360斤的定量。”
  群众对“没有千斤思想,打不了千斤粮”的说法很有意见。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想一万斤呢?”
  干部也有一种说法:“你敢吹我也敢吹,反正我不比你差,你说1500斤,我就说2000斤。‘法不责重’,省得被批判‘右倾’。”
   开始警觉农业高指标,把此材料批给各省书记,要求“各地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4月17日, 看过国务院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送来的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
  这些闹春荒缺粮的地区涉及到15省,其中有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河北等产粮大省。
  这引起了 的分外关切,他立即批示给周恩来,请周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里,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
  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5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 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4月26日, 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
  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
   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这时, 的秘书田家英从四川进行调查回来了,他向 汇报说,下面说假话很严重。
  四川新都县崇义公社,在1958年曾放出一颗“亩产稻谷24000斤”的高产卫星。田家英问当地的干部和社员:
  “你们卫星田亩产稻谷24000斤,真有这么多么?”
  “报纸登了,电台广播了,那还假得了?”
  “那么,一般的田亩产呢?”
  “大概两三千斤吧,少说也有一两千斤!”
  “产量既然这样高,为啥公共食堂吃的稀饭这样稀,还要吃连麸面呢?”
  “丰收不忘节约嘛!”
  田家英问了许多人,都是这样回答。后来,崇义场支部书记讲了实话,他说:“田主任,说老实话,亩产充其量不过650斤。”
  当他看到本县干部走过来,急忙转弯说:“我也说不准,等我回头好好查一下。”
  谁也不敢讲真话,怕给“三面红旗抹黑”,怕被打成“观潮派”“算账派”、“右倾保守分子”。讲真话难,难于上青天!
   现在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什么鼓动大 跃 进的问题,而是要反对浮夸讲假话、抓好春耕生产、解决春荒缺粮的问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9 10:06:35
  第四十八章 高官看到了饥 荒

  已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并成功地使 相信他们“粮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县,宣称要响应毛 号召,用粮食生产酒精作燃料。
  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派人去那里,打算帮他们建一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
  谁知派员到那里一看,连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办工厂?
  见到农民已经在挨饿,他们赶紧向当时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书记汇报。
  但徐水是 亲自表扬的大 跃 进的模范县,这位书记不敢正视现实、捅破谎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徐水的成绩是大的,工作上有点粗。”继续将真相掩盖着。
  中央高级党校关门,都下去“参加大 跃 进”。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献珍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这个宣布全省平均亩产达千斤的全国第一个“千斤省”的大 跃 进实况。
  刚到省会郑州,就有许多老干部去看他,告诉他密县缺粮,农民普遍得了浮肿病,已经饿死了人,卫生部派员去调查,已查明属实。
  这就是说,在五八年十一月间,即 正担心粮食太多、如何处理的时候,下面已经饿死人了。
  几个月前先到河南的两位党校的干部还告诉杨校长说,他们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儿子没有,娘只好哭着回去了。
  公社社员断了粮,从北京下放任职的县委书记也拿不出办法来,只好建议各社将晒干的红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维持生命。 从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里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军的将领吴世安回到阔别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红安县,发现大人全修水库去了,只剩小孩们在寒冷的水田里拔草。
  年纪小的肚子饿了无人管,将军抱起一个哭着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却发现大门紧闭着。他找遍全村,竟没讨到一点粮食。
  回到部队后,他让炊事员将自己的口粮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济家乡的孩子。
  军区召开大会,将军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是:“我是找你们讨米的……”
  放“卫星”最多,吹牛皮最厉害的地方,饥 荒也最严重。
  河南省吹牛最凶,说全省实现了亩产千斤,又毁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粮,那么全省自1958年底起就开始挨饿便是必然的了。
  罗荣桓元帅1959年6月5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肃省通渭县。这是个大 跃 进的“先进县”,其县委书记还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1958年5月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由于实际产量只有一亿一千多万斤,而上报却说产了二亿六千万斤,结果国家按上报数征购“余粮”四千一百多万斤,农民口粮不足,从五九年春季到六月这几个月内该县已饿死了六千余人。
  湖北省本是鱼米之乡,1958年与丰收的1957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间向中央报告估产时多报了数字。到1959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检讨,可是已经晚了。
  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三十年后回忆道:“到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
  譬如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1959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了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
  四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参见谢春涛《大 跃 进狂澜》第一三七页。)
  由此可知,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这时,由于数十万右派份子已被批倒、斗臭,不是劳改就是坐牢,五九年四月召开的二届全国人民代大会上已找不到一名“右派份子”(他们全都被除了名),遍布全国的饥民在“人民代表”中已经找不到一个代言人。
  被上面圈定的代表们只能代表上面说话,除了“大 跃 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一类的口号之外,便是粉饰太平的颂词。
  这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好,党外知识人士也好,已不再有资格、不再有胆量为民请命。为民请命的职责也就历史地落到了 的党内同僚肩上。
作者:知卒常乐2013 时间:2017-09-19 11:29:12
  把中国所有的神打倒之后,自己成了唯一的神
我要评论
作者:broadaq 时间:2017-09-19 11:42:30
  额。。。不管是天灾人祸,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是要付出代价的,没办法的。有些事情由不得你我。畅开胸怀,放眼未来吧,用良心处事做人,让我们的后人别走我们的路,过上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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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劳革abc 时间:2017-09-19 16:53:18
  我嫌雨点小2016:
  评论 劳革abc:实事两弹和饿死人并无联系,两弹原是苏援助后撤人,饿死人是因为“五风”。是人祸。详细资料网络都有,不赘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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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事两弹和饿死人并无联系】
  这个呢,昂,这个问题,是这样滴,你呀,这叫:形而上学。就是说,孤立,的,说两弹。
  俄回话,对的文,说的是1961年,上头讨论两弹怎么弄。
  1961年,是什么年头?大规模饿死人的年头!而两弹,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这很多很多的钱,是可以买,很多很多粮食的。这很多很多粮食,是可以救活很多很多、人命滴!这最简单的逻辑关系,不懂吗?
  怎么会:【实事两弹和饿死人并无联系】呢?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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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19 19:15:26
  第四十九章 彭德怀批评大 跃 进

  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元帅,一生军旅,出生贫苦农家,尝过穷人家孩子的一切辛酸,因此始终不忘人民的疾苦。
  1958年10月自甘肃回京途中,他曾去了一趟延安,发现街道依然破旧,与十年前他离开时毫无两样,人民穿得也十分破旧。
  他虽然还不了解当时延安已经开始出现大饥饿,但人民生活困苦却是一目了然、不问也明白的。
  他激动地对几百名延安地区的干部说:“延安这里的情况,你们比我更清楚。这么多年了,延安为什么还这样落后?延安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还这样苦?我们每个人都得问问自己……”
  自大 跃 进以来,彭德怀跑到一处就要说一番。在一个军区,他说:“炼钢得不偿失。用那么多的人,花那么多的钱,账不算是不行的。”
  到第四军医大学检查工作,一听校方请他参观该校的炼钢炉,他扭头就走。对于“全民办钢铁”、“全民办交通”、“全民办……”的口号,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只有一个全民,哪能办这么多?”
  对于“全民皆兵”, 说要给民兵发枪弹,他发牢骚说:“毛 根本不计算需要多少枪,多少子弹,要多少钱?”
  到了1959年1月,大 跃 进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北京作为首都,市场供应本来比别处要好,可是弄得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分配到一两白菜,彭德怀说话就更多了。
  他在北京军区的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斥责大炼钢铁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他在后勤部的会议上谈到人民公社时说:“徐水人民公社说好,吹得不得了,好多人都去看。我就没去看。”
  1月30日,解放军后勤学院举行毕业典礼,他又去讲话:“有些人的想法不对头,想把好事一年办完,客观上是反动的。”
  那一年四月,他访问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不停地说话。5月1日,他在柏林中国大使馆对中国留学生说:“去年大 跃 进,有些浮夸,影响了党在人民中的威信。”
  过了三天,在德累斯登又对留学生说:“你们不要把国内大 跃 进想得那么好,刮了一阵共产风……市场供应紧张,连火柴肥皂都买不到,所以在国外不要吹。”
  1959年六月出访归来,他又在中南海说情况很严重(因为河南、甘肃等地已饿死了人)。
  (以上均见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刊印的《彭德怀反革命罪行汇编》。)
  六月底,在赴会途中的北京到汉口的火车上,彭德怀见到铁路边中州古道上走着三五成群的农民,全都是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逃荒者。
  火车开进河南省会郑州车站时,他更见到成千上万的农民挤在广场上,或伸手乞讨,或饿得奄奄一息。
  大约就在这时,彭元帅下定了在会上为人民说话的决心。
  对局势不满的高级干部很多,譬如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全国工业、交通的副总理薄一波在四月份召集各省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开会,在会上抨击大 跃 进是“虚假的”,是“寅吃卯粮”,甚至“寅吃辰粮”。
  他又说:“(一九五八年)工业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同几千万人上山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相比,究竟是得多还是失多?”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
  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辽宁省的省委书记黄火青在跟着 为“冒进”叫好,积极地干了一年后,脑子似乎也静下来。
  他在六月间的省委常委会上发牢骚道:“大 跃 进,大紧张,是要钢铁还是要人民?是一千吨钢铁重要,还是几亿人民的生活重要?”(一九六七年三月五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印发的声讨黄火青的材料。)
  除了这些高级领导人不同程度的流露了不满情绪外,曾经在大 跃 进中热血沸腾过一阵的中、低级干部也纷纷醒悟。
  “对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提出怀疑。有的省党校举行大讨论会,绝大部份同志对‘三面红旗’持否定态度。”(《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三期。)
  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卢超曾这样说:“公社化后,整个农村和社会情况,比萧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一部描写苏联三十年代农村合作化过程的小说——作者注)中所描写的情形更坏。”“农民的不满,已达到顶点。”“假如牛会说话,牛也要告状。”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0 05:33:26

  第五十章 田家英忧国忧民

  1959年的初春, 的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和他的调查组来到四川的崇义桥——大丰。
  这里是“天府之国”川西平原最富饶的地区,可是当时它和全国一样,也刚刚经受了1959年浮夸风的肆虐,显出一片萧条。
  人们也刚刚搞过上山炼铁,下地熏土,敞开肚皮吃饭,每月按时“关饷”之类的名堂。
  甚至一些地方也吹起了“撤房并居”、“砸锅搜碗”的共产风。
  不过几个月工夫,丰茂的竹林没有了,满圈的猪羊鸡鸭也没有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房子没有了,很多人连家也没有了。
  人们挥霍掉了所有公有的和私有的积蓄,眼下每人每天在公共食堂里的粮食只有四两八钱三厘黄谷,碾成大米不过3两,连稀饭也吃不饱,简陋的医院里已经出现了水浮肿病人。
  田家英来到了公共食堂,看见一位老太太因为不小心,打翻了全家人一天吃的一盆稀饭,坐在地上号啕痛哭,最后用田家英给他的五斤粮票,到公共食堂称了五斤麦麸。
  刚到大丰的时候,大会小会都开了,没有人敢跟他说实话。虽然解放不过十年,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已经经历了好多次运动,尤其是刚刚发生的“反右倾拔白旗”。
  他们知道田主任的官儿再大,也是要走的,他们不愿意在田主任走了之后,全家人跟着自己像那些可恶的地主富农一样抬不起头。
  有一天,他找到了生产队长,说是要看看库存。队长忐忑不安地打开保管室的门,田家英看到了一座“粮山”:这就是按照上面的高产指标算下来,队里“应该”积屯的三万斤粮食。
  田家英也不说话,只是站上去踩了踩。只觉得谷堆松泡泡的。他顺手拿起一根竹杆,往下戳戳,谷子哗哗地往下掉,露出了下面垫着的谷草。
  生产队长的脸都吓白了,大家都说早晚瞒不过田主任这一关,这下真的让他抓了个“现场”。
  可是田家英还是只笑笑,拍拍手跳下来说:“嘿嘿,这谷子秕壳真多啊!”
  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和当时的四川省委负责人有过很激烈的斗争。
  四川这位负责人当时追风追得很厉害,他不愿意让以认真出了名的田家英来四川揭自己的短。
  比如说,他就不愿意田家英到他的秘书蹲点的郫县红光公社去调查。
  后来 根据田家英在大丰反映的情况下发了《党内通讯》,提倡“包产落实、合理密植、节约粮食、要讲真话”等六条精神。
  可是接到文件后这位负责人一边继续在全省推行“蚂蚁出洞”“双龙出海”等过度密植措施,一边在 下达的文件上批示:“不要转变过急,防止消极影响……”不准向下传达。
  而此时的田家英却让罗远述专程从重庆赶回大丰公社,找到了口齿清楚的女孩子当广播员,一天好几次用大喇叭向社员广播这份《党内通讯》,推行合理密植,闹得附近的人们都跑来打听:怎么大丰的政策,和我们那里不一样?
  在大丰工作期间,田家英在省委招待所礼堂作过报告,面对省市委的干部们,田家英毫不客气地大讲刚刚发生的浮夸风的危害,对先是大吃大喝“胀死人”,后来又没吃没喝“饿死人”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
  田家英和大丰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一片,其间他到上海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各个部门的干部们交流全国的情况。
  他不断地将自己的“成果”传到 那里,也不断看到它们经过 的总结和提高,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向全国转发,尤其是那份纠正若干坏风气的《党内通讯》。
  在大丰县里的档案局里,现在还存放着田家英带领工作组起草的十几份文件。
  这些文件涉及农村当时状况的方方面面:对财务制度的规定、干部守则,各种条例、报告、会议发言……
  在这些文件里,有两个问题特别引人注意。一个是在“多劳多得”的前提下多处提到的超出奖励制度。另一个问题则是关于所有制问题。
  田家英在《关于分级管理体制的初步意见》和许多文件中,都针对人民公社初期 “大兵团作战”、“吃大锅饭”和根本不搞经济核算等错误做法,拟定了不少条款。
  这些条款的主要精神,即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田家英在大丰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后来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诗,诗云:“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田家英就带着这样的心情,走上了庐山会议。

  本卷完2012年3月21日星期三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0 10:11:45
  第二卷 郑州纠“左”
  1958年的折腾,带来了1959年的春荒。党中央和毛 泽 东 发现了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问题,连续召开会议“纠左”。

  第一章 批评徐水
  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1958年秋,人民公社刚搭起架子,就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急急忙忙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公社,搞起了“共产主义试点”,宣布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声名鹊起,引来国内外许多人参观。
  山东、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
   曾派人去徐水调查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 决定亲自去河北看看。
  1958年10月14日下午, 到达天津,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谈话,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问题。
  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 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的汇报。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眉飞色舞、唾沫飞溅,滔滔不绝地汇报徐水“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试点规划”,汇报“实行了15包的供给制”,汇报“拆平房建居民点”,汇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汇报“政社合一,全县统一核算,实现了全民所有制。”
   冷静地听着,已经没有了8月视察徐水时的风趣和热情。
  当张国忠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 插话问张国忠:“什么是全民所有制?它与集体所有制有什么区别?”
  “就……就是,就是那个‘共产’,一切财产都,都是公社的。”张国忠一下子卡了壳,红着脸,满头的大汗,磕磕巴巴回答不出来。
   明确地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徐水的粮食、财产,国家能无偿调拨吗?徐水需要什么,国家能无偿供给什么吗?显然不可能!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徐水全县的‘大集体所有制’。”
  县委书记们走后, 对河北省长刘子厚说:“徐水那个张国忠很糊涂。你亲自去徐水搞一下调查,把真实情况摸清楚,21日向我汇报。”
  当天, 又接到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在徐水劳动的同志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作了肯定,但是也指出了徐水存在的问题:
  1、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现象在局部地区较严重。
  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战斗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
  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简单生硬的下达命令,遇事很少和群众商量。
  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辩论、批判、卡饭,甚至出现打人捆人的现象。
  2、存在虚假浮夸现象。
  基层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多又急,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只好说假话浮夸。
  县里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远大于实际。粮食不是多得吃不完,情况不是很乐观。
  3、鸡鸭和鸡蛋供应很紧张。
  公社化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都在食堂,社员个人不再饲养鸡鸭,而公社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
  4、徐水提出的一些口号值得研究。
  比如,有些负责干部在大会上讲:“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2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这些口号脱离实际,讲出去不能兑现,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这个县曾宣布过“到1958年9月成为文化县”,可是到现在还有很多文盲,根本不是文化县。
   看罢报告没做批示,于17日下午六点回到北京。
  10月21日下午, 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河北省省长刘子厚汇报调查徐水的情况。
  徐水自从受到 的青睐,搞起了“共产主义试点”,成了国内外参观的“明星”后,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尾巴就翘到了天上,很不把省、地委放在眼里了,成了“独立王国”。
   前几天视察河北时批评张国忠糊涂,刘子厚就意识到 对徐水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于是,他在调查徐水时下了很大的力量,汇报时也就实话实说,不再为徐水美言了。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有严重的浮夸风。例如,一亩白薯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说是‘白手起家建成的万头猪场’……”
   插话说:“要实事求是。搞虚假浮夸,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的‘共产’弄得也很厉害。他们在宣布全县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有的地方把农民的箱柜桌凳都归了公;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搞了‘15包’……”
   插话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
  “对私人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
  “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的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把什么都包起来,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嘛。”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的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强迫命令严重,辩论斗争社员的情况非常普遍,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十分生气,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对这些干部进行教育!”
  汇报结束, 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全县的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因素。他们叫做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
   对公社所有制问题还想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徐水再看一段时间,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0 11:45:29
  第二章 总理心里酸楚

  仿佛是高速列车紧急制动了两下,就要脱轨的经济找回了轨道。
   的“紧急制动”,正合周恩来之意。
  这使得周恩来的步履变得轻快了,他又比较好说话了。他不时提醒人们,高速度要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经济发展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
  作为一国总理,他不能不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后,来年人民如何生活了。
  12月24日,周总理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
  徐水本来是个极平常的县,大跃进开始却不同凡响起来。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号传遍了全国,那就是“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
  他们还有许多“拳头产品”,比如“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还有惊人的粮食亩产目标。
   在1958年8月份曾来此视察过,曾和乐观的农民探讨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在这里, 笑谈过“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四个月过去了,这里究竟如何?
  12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河北省委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徐水县 商庄公社大寺各庄生产队居民点建设工程工地。
  那天天气很冷,周总理穿着布鞋,没带帽子,与有关领导同志微 笑着走了过来。工地干部群众立即迎上前去 。
  当时,中央刚刚开过“郑州会议”,会上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以及废除商品、货币等“左”的错误观点, 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
  因此,周总理一见面就问干部和群众:“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知道了没有?”大家回答:“报上刚发表,我们都看了。”
  于是,总理又宣讲了会议的主要精神,要大家好好学习领会。随后,师生们陪同周总理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住宅 。
  总理问设计的房子有没有火炕,说:“北方农村群众还是习惯睡 火炕,应该考虑。”
  当总理看到用芦苇弯成拱做的屋顶时,很关心问这样做有没有把握,指示要进一步研究。
  正在这时,一幢楼上有一个运材料的吊桶掉下来,干部们都非常紧张,总理再三问伤了人没有。
  看完工地,周总理又来到村里,看到很多住户都没有大门,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门板都被用作建楼的脚手板了。
  总理就问:“这是群众自愿,还是你们动员的?”
  接着总理走进一户人家,首先关心地问,群众做饭有没有锅?刚好那家两口锅都在,总理笑了说:“还 好,锅都在。”
  接着又问县社干部,有多少群众家里没有锅,指示他们要迅速解决群众用锅问题,并走进屋里亲切地和老乡谈心,关心他 们的生活,还掀起炕席,摸摸炕是热的还是凉的。
  从这家出来,他又看了两三家才离开 。
  总理来到幼儿园和敬老院,问陪同的县委书记:“你家有没有老 人?”
  书记答:“有一位老母亲。”
  总理问:“她愿意不愿意搬进敬老院住?是真愿意还是假愿意?”
  并说敬老院主要是解决一些五保户老人的困难,敬老院、幼儿园可建成平房,方便老人和儿童出 。
  总理又问了公共食堂等情况。
  周总理接见了在这里劳动的大学师生。他对大学广大师生深入工厂农村,向工农群众学习表示赞成,鼓励大家要认真贯彻毛 制定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他亲切问同学们:“你几年级的?学的怎么样?能不能用到实际上?”
  当同学们回答很有收获时,总理笑着点点头。周总理特别问了一些老教授的情况,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
  当周恩来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一阵酸楚,一路上直摇头。
  在返回的路上,他对陪同他视察的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
  他指了指路边闲置的耕地,说得很实在:“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太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第二天,他在看过话剧《烈火红心》后讲话,又联系到工业、农业:光凭蛮干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0 14:48:59
  第三章 派秀才调查

  河北视察,使 意识到人民公社问题严重,干部群众思想很混乱。
  他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以掌握更多的真实情况,找到问题的主要矛盾,并迅速加以解决。
  于是,他决定派陈伯达带得力的人去他所树立的“人民公社样板”——河南省遂平县碴呀山卫星人民公社做深入的调查。
  1958年10月19日清早, 写信给陈伯达,要陈伯达带着张春桥、李友九立即去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并提出到郑州时请河南省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
  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调查组人手一本,白天调查,晚上读书。要“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出问题”。
  陈伯达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主编、 的兼职秘书,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笔杆子”。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
   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
  张春桥因此受到 青睐,来到北京,并曾随同 到河北调查。二人都是深受 赏识的“秀才”。
  10月20日,陈伯达到达河南郑州后, 又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生产队)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10月26日, 又找吴冷西、田家英谈话,要他们去河南的修武县和七里营人民公社调查。
  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全国;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 曾在8月视察过这里,夸赞“人民公社好”。
  吴冷西是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田家英是 的秘书、“文胆”。二人都是党内知名的“秀才”。
   对他们谈话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
  “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特别交代:
  “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让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就只找他本人来谈。”
  “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
  “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
  “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找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特别叮嘱说:“你们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做‘冷静的促进派’。”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起, 多次讲话,都是要大家作“促进派”,今天是他第一次要人们做“冷静的促进派”。
  吴冷西和田家英吃了一惊,开始意识到 的头脑开始降温了。
  派走了吴冷西和田家英, 又于28日凌晨复信陈伯达:“你们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去附近某个县再做一次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派了几位他信赖的秀才深入农村调查后, 又同周恩来、陈云等交谈。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他要做好充分准备。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 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0 18:48:11
  。

  第四章 批评陈伯达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 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调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
  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
   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会议前夕,陈伯达来向 做调查汇报。他特别详细地汇报了河南嵖岈山卫星公社搞的取消货币的“共产主义新村”试验(他没有说这是他搞的试点),汇报了遂平县准备实行的《取消货币的方案》及他们总结出的取消货币的十大优点。
  他眉飞色舞地汇报说:“遂平总结出取消货币的十大优点:第一,可以大大减少国家的货币发行;第二,可以培养群众使用供给证的习惯,为过渡到全面供给制创造有利条件;第三,消灭货币又向共产主义迈进一步;第四,……”。
  陈伯达一面汇报,一面观察 的脸色。只见 吸着烟,不动声色地听着。
  十一月三日下午, 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某某、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某某、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
  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 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在专列上首先听取各省的汇报。
  河南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某某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陈伯达说:“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70%,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70%。”
   说:“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陈伯达说:“是一回事,但是性质不同了。非现金结算,就不用货币了,就可以取消货币。”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某某说:“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生产粮食的地区,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某某说:“上海不少市民思想混乱,怕被‘共产’,怕废除货币。他们就排着队提取银行存款,抢购商品。一些高档商品已经被抢购一空了。”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我们湖南省也这样,许多人怕废除票子,怕归公,因而提款的多,发生了抢购。”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说:“山东也出现了这样问题。许多地方人心惶惶,害怕人民币作废。济南等一些城市,发生了抢购风潮。”
  曾某某说:“我们安徽省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说:“北京现在也混乱得很。货币不能取消,商品需要交换。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
  “要大力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产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
  “有些人一心一意要取消商品,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回事?”
  “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和油料,他们没吃的,只好交换。”
   接着批评陈伯达:“废除货币,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他在河南嵖岈山公社搞了个废除货币的试点,叫什么‘共产主义新村’,弄得人心惶惶。”
  陈伯达搞“共产主义新村”试验是怎么回事?
  10月19日一清早, 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九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
  陈伯达来嵖岈山人民公社,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陈伯达讲话说:
  “如今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这就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
  “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呢?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建议咱们选个地点,搞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试验。成功了,为将来积累点经验,失败了,我们吸取教训。”
  经过公社党委研究,共产主义新村试点放在土山镇。陈伯达决定,试验的主要内容是取消货币。
  他讲:“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人与人之间的货币交换将逐步消亡,钱成了无用的东西。”
  遂平县人民银行行长王国昌被叫来了,陈伯达和王国昌一起设计了代替钱的“交换券”。
  交换券分为大券和小券,没有面值,它只起个证明作用,不起货币作用。
  券印好后,发给群众,群众拿着券可以进行物物交换。比如,种韭菜的人想吃鸡蛋,有鸡蛋的人想吃韭菜,就可以韭菜换鸡蛋,双方给交换券就行了,证明是交换的。
  这个券只在“共产主义新村”有效。
  再比如,你是种粮食的,他是种菜的,我是卖布的,那么持券就可以进行粮食、菜、布之间互相交换。这样,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是分工协作关系。
  为了做好协作分工,陈伯达还让人们把土山镇的老年、中农、青年、男人、妇女、有劳动技术的人分别排队,谁会种菜,谁会打铁,谁会养鸡……,然后逐人分工,各司其职。
  共产主义新村,干什么都不需要钱了。陈伯达又亲自制定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标准,印成小册子。
  试验没有几天,矛盾就出现了。种菜的人想吃鸡蛋,就拿菜去换鸡蛋。
  可是,养鸡的人说:“我吃不完这么多的菜,不换了。”
  有的人扛根檩条到供销社,往那里一放说:“换一双胶鞋穿!”
  还有的人挑了一担柴到供销社,要换花布。供销社的东西很快就被换完了。
  供销社交换来的木料、柴草又换不出去,只好关门。
  后来,郑州打来电话叫陈伯达回去,“共产主义新村试验”也就草草收场了。
  陈伯达一向善于揣摩 的心理,时常向田家英打听:“ 最近在读什么书?在关注哪些问题?”
  没想到这次搞“取消货币的试验”没有摸准 的心思,被 点名批评,心里痛苦之至。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1 06:14:03
  第五章 听调查汇报

  11月6日,吴冷西、田家英调查结束,来到郑州向 汇报。
  吴冷西汇报七里营公社,说:“这个公社实行完全供给制,搞了‘十六包’,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发、洗澡、电费、取暖等,都由公社包下来。”
   插话说:“包这么多就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差不多了,这需要有极丰富的物资。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家底是一穷二白,共产主义因素不能过多,只包吃饭就可以了。社会主义还是应该以按劳分配为主嘛!”
  吴冷西还汇报了一个取消家庭的公社,说:“新乡县有个兴宁人民公社,全社实行军事化。2万多人编成15个营50个连,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居住在集体宿舍。”
  “我指出这种拆散家庭的做法是错误的,共产主义不是不要家庭。那些公社干部还想不通,说河南许多地方都是这样做的,并且说中央有位负责同志当时说过,共产主义也要革家庭的命。”
   气愤地说:“胡闹!这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侮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
  吴某某插话说:“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
   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
  田家英汇报修武县,说:“修武县是全县13万多人组成的一个大公社。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的243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的。”
  “全县统一收支核算,生产资料全归社有。生产资料和农副业、工业手、工业产品全由公社(县)统一调配和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全由公社供给。”
  “基层干部都说,他们公社是全民所有制 ,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
   说:“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和社员的积极性。”
  “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
  “其它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全包的办法,要量力而为。”
  田家英接着汇报,说:“有一次,这个县的县委书记问我:‘人民公社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所有制?如果是全民所有制,那么,遇到丰年,修武县的农民是不会愿意把粮食无偿调出来的;遇到歉年,国家能够无偿地调粮食送给修武县吗?’”
   说:“这个问题提得好!修武这个县委书记很有头脑,会想问题。”
  他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向社外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
  “国家不可能按照县里的需要无偿调给他们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这是明摆着的。”
  田家英汇报说:“那里的浮夸很严重,干部、社员不敢说真话。据下放干部反映,所谓的‘高产卫星’、粮食产量都是虚报的。”
   皱皱眉,说:“这是上面高指标压出来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田家英说:“那里普遍搞‘大兵团作战’,社员每天只能睡三个小时,连续一二十天,搞得人困马乏,难以为继,劳动效率大大下降。”
   说:“这样哪能行!是机器也得上上油嘛!要让社员吃饱吃好,睡足歇足!”
  田家英说:“大炼钢铁,群众干劲很大。在一个晚上,我们参观了一个炼铁点。只见人山人海,火光映天,人们通宵不眠,大干特干。”
  “干部们不断地做鼓动工作,嗓子都喊哑了,说那天夜里要放‘卫星’。这里产生了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精壮劳力都搞钢铁去了,只有一些老人妇女收割庄稼,很不细致,眼看着大片的丰收的庄稼糟蹋到地里了。”
   慨叹道:“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4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粮食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下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1 12:40:31
  文革时,广西有的地方杀“四类分子”,吃人肉。
作者:世界的尽头1987 时间:2017-09-21 18:36:26
  大批毛粉赶来护主中……
作者:江边的柳叶 时间:2017-09-22 08:37:47
  毛就是个大灾星,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2 12:38:41

  第六章 头脑开始清醒

   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听了吴冷西和田家英的汇报,头脑开始清醒。
  他对调查所得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地一番分析,初步找到了他认为的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矛盾”:
  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不清楚,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条界限,把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急急忙忙向共产主义过渡。
  他必须亲自向那些被他加热到热昏了的部下泼冷水降温,使他们冷静下来,真正从理论上澄清上述的混乱思想,从而在实践上纠正“左”的错误。否则,可能发生一场灾难。
   抓住了人民公社问题的“主要矛盾”,下定决心纠“左”,开始解决这些问题。
  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这样几个问题,让大家讨论:
  什么叫做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做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需要多长时间?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
  在讨论会插话和在大会讲话中, 多次就上述问题讲了自己的观点,给部下浇冷水降温。
   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
  “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就更不行。”
  “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
  “有些人觉得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
  “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有共产主义因素或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高标准降低了。”
  他再次批评陈伯达,说:“调拨和商品交换不同,现在还是要等价交换。现在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在社会主义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
  “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他说:“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如果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
  会议起草了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负总责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某某把它定名为《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
  向 汇报时, 说:“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相信。”
   批评了这个新四十条避开商品问题,说:“起草这个文件的同志以及在座诸公,都是避开这一点的。我就想写上去,当一点右派。”
  “这可能触犯许多人,因为许多‘左派’实在不愿意。他们是竭力想把这方面缩小的,就是要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
  “我们国家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有积极作用。”
   让邓小平取代了吴某某,主持新四十条的起草工作。
  为了澄清干部的混乱思想, 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陆定一编写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要求大家联系实际用心读三遍。
  他还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写了一封信:《关于读书的建议》。
  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予澄清。”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2 12:39:18
  第七章 对徐水大失所望
   对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进行了反思。
  1958年8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10月中旬, 到天津视察,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听到说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 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他还当即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进行调查。
  回到北京后, 又接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
  10月21日, 在北京听取了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刘子厚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徐水有关方面却说可以产8000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 对刘子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
  针对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 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
  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 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
   最后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会议指出了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在政策、作风、领导方面出现的问题,并责成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传达。
   对徐水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大失所望,在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对徐水进行了批评:
  “徐水公社宣布他们是全民所有制。其实,他们公社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
  “尽管他们宣布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
  “现在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认识模糊。有人说徐水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批评人家‘右倾’。”
  他说:“中国有个河南省,河南省有个修武县,修武县有个第一书记。据田家英同志跟我讲,那个第一书记考虑了两个问题,不敢宣布他们是全民所有制。”
  “第一条,怕灾荒的时候不能发工资,国家不能给补贴。全国这么多公社,你有了灾荒,不能发工资,国家来给你发工资?”
  “第二条,是丰产,一宣布全民所有制,别人是不是把我的拿去了?全民所有制,产品所有属于全民,就得拿。”
  “这个同志是想事的同志,不那么冒进。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共产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
  “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
  “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如果有人说不是,就说是右倾。”
  “我国商品不发达。……现在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提醒大家:“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
  “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
  “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
   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风:“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
  他批评徐水:“徐水搞浮夸,虚报产量,还把肥猪集中起来给人看,不实事求是。干部的强迫命令严重,动不动就辩论人。辩论变成斗争会,乱施刑罚,捆人、打人、骂人,连排长也不能幸免。”
  11月10日晚,郑州会议结束。 把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又重新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沉重。
  他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
  写完这段话, 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 对徐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指示:“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曾视察过安国,听到和看到了一些虚假的情况。其实,安国的“左”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8年的 处在假话和假象的包围之中,他哪里知道安国的真面貌啊!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2 15:30:17
  第八章 徐水“闹剧”黯然收场(1)
   在郑州会议上批评了徐水。11月27日,河北省委和保定地委派出工作组协助徐水县解决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从11月27日到12月25日,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代表县委检讨共产主义试点中出现的问题,并先后召开几次县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
  12月31日,徐水县委向省委、地委递交了检查报告,标志着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终结。
  从1958年9月中央派人到徐水抓“试点”,到12月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做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仅维系了4个月便夭折了。
  徐水本来是河北保定地区的一个普通小县,县委书记张国忠敢想敢干,在1958年把徐水闹了个天翻地覆。
  《人民日报》等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使一向默默无闻的徐水“一夜成名天下知”,四面八方的人物争先恐后赶来参观。
  1958年8月4日 视察徐水。就在 视察的当天晚上,大寺各庄农业社改称人民公社,当晚宣布全村树木归公,房屋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
  第二天,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作《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报告:
  “现在高级社改为公社,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把人民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包括在内,就像一个小国家一样。”
  “大车、牲口全要归公,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哪是个人的?存款还算自己的,生活用品是自己的,这就叫共产。共产行不行?(台下:行!)越共越好,一共就高产了。”
  8月6日,刘少奇 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来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
  河北省委成立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过渡规划小组,小组成员中有中央单位70人,省、地、县50人。
  8月18日,徐水县宣布全部公社化,570个农业社合并成16个人民公社。
  22日出台《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1959年全县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提出:到那时,人均收入1500元。社社有汽车,队队有胶轮,户户有自行车。
  8月25日,县委公布《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的草案》,统一实行7级工资制,平均工资10元,最高18元,最低6元。
  9月20日又出台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10月9日出台了《修正草案》。
  把集体工商业全部改为国营,工人干部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一律实行“15包”,除了管好一双筷子一只碗,其他一律不用管。
  吃饭不花钱,伙食标准:
  农民整半劳力、大中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4元,老人4.5元,幼儿园3.5元,托儿所3元。
  工人分两等,按劳动强度和技术,一等12元,二等8元。干部也分两等,县委委员、教授、工程师、主治医师每月15元,其余12元。
  服装及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布24尺,棉花1.5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草帽1顶。
  其余依次减少,到托儿所娃娃是布8尺,棉花1.5斤,肥皂1块,小毛巾1条。干部、工人都是布24尺,棉花1.5斤,鞋3双,毛巾2条,帽子1顶,肥皂2块,牙膏2盒。
  津贴:农民按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分二等,一等每月1元,二等每月2元,大中学生5角,老人3角,儿童1角。工人分四等,1元、2元、4元、8元。干部分四级,县委委员、教授、讲师、主治医师、剧团主演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教师、商业人员3元,练习生、服务员、炊事员2元。
  文化福利:全民公费医疗,10天发澡票1张,20天理发票1张,每月电影票1张。
  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处分者津贴一律2元,受开除、劳动教养、监督劳动者一律不发。
  10月25日徐水县召开工农庆功会,张国忠作《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尽快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斗争》动员报告。
  他高喊:“我们一年来的成绩是巨大的,我们徐水在全国、全世界上已经出名了,在全国全世界争第一。”
  11月7日又出台了《徐水县委关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纲要(草案)》,制定了长达10万字的“远景规划”。
  提出1961年—1967年“工农业生产全部实现机械化,农村全部电气化,并在生产领域中开始利用原子能”。
  “缩短劳动时间,每人每天有3小时的自由时间,到1965年普及高等教育。”
  此后,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权都被纳入全民所有制,所有生产资料和大部分生活资料归公。
  农民的房屋准备随时拆除,将修建若干个居民点,让社员都住到新村中去,以“消除城乡差别”。
  很快,徐水就有3万多栋房子被拆除,新房却因资金短缺、建材紧张而无法建起来,造成社员住房十分紧张,有的社员甚至连过冬都没有房住。
  为了加快消灭私有制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连社员的家具等物品都划为公有,给社员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因此,群众说:除了一双筷子、一只碗是个人的,其他都归公了。
   视察过的大寺各庄,有个共产主义新农村,7栋三四层红砖楼,300多个居室,人称“一夜高楼”。
  当年边拆边建,资金、原料不够,有的楼板是用苇子秫秸扎成,外面刷了一层石灰,建起来就是危楼,给参观人看的。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09-22 18:43:29
  第九章 徐水“闹剧”黯然收场(2)

  徐水的不仅“共产风”刮得猛烈,而且所谓的“军事化”也搞得轰轰烈烈。
  1958年7月1日电话会,张国忠说:“劳动大协作不仅是生产形式的重大革命,也是农村生活方式的革命。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的基本要求是:行动军事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田间管理工厂化。”
  9月12日,全县正式实行军事化,县为民兵师,下设17个跃进兵团。村为营,营下为连,共1409个连,基干民兵5100人。
  中央、省及保定军分区发了10000多支枪,总参调来几辆坦克,贺龙元帅还赠了一只军号。
  外宾和领导要视察的单位民兵人人配枪,枪支随身带,劳武大结合。
  张国忠推动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法宝,就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张国忠专政”。
  从兴修水利时,张国忠为代表的领导们就认为,时间紧任务大,不能走群众路线,要靠行政命令办事。
  在工作总结中说:
  “每个高潮之前抓住对立面,进行群众大辩论。”
  “做什么辩什么,小事小辩论,大事大辩论。”
  “不论哪级干部,不论职位高低,只要干劲不足,思想保守,就把问题暴露于群众面前,组织大辩论。”
  为了政令畅通,不惜拿县长试刀,说他右倾保守,对亩产千斤缺乏信心,不认真执行县委决议,就组织全县电话会,辩论了一个通宵。
  大辩论也走了样,由动口而变成动手,要辩论谁,就把他由大家围在中间,像摇煤球一样推来搡去,直摇到头蒙眼黑,口吐白沫,磕头认错为止。
  从6月15日到20日6天中,全县24个乡共举行田间辩论会175次。
  县委还提出,用“刮大风”的手段轰开生产局面,将对大跃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地、富、反、坏、右分子和落后群众送劳动教养。
  6月18日县政府发布公告,对“不务正业”、不服从分配等六种人进行劳动教养,并把批准权限下放到包片县委委员和乡党委。
  一位县领导说:“我县建立了三个劳教农场,每场需要1000多人,赶快逮捕,往农场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劳改党委书记。”
  遂城乡召开了万人大会,当场逮捕思想右倾、生产不积极的农业社干部49人,送往各庄农场劳改。
  张国忠总结出“捕人”能刺激人们生产积极性的谬论,发动全县积极推广。
  8月后,掀起两次逮人高潮,县、乡、村三级都成立劳改队。12个公社统计,劳改集训人员最多达7295人,其中基本群众4715人(内有党员308人,团员25人),地富子弟和一般顽伪人员496人,五类分子2384人。
  仅商庄公社就有18个劳改点,对“劳动不积极”、“说话生硬”、“走得慢”、“干活慢”的人也集中劳改。有的村成立“拾人队”,挨门挨户地搜人。
  社员的房屋一律被公社 “共产”,公社可以随意调配,像部队换防,先在本村调换,北街调到南街,然后村与村调,今天是甲村人,明天就是乙村人,乘机挖掘农民藏匿的粮食。
  8月后更来邪的,为了保证参观首长和外宾的安全,实行“净村”,将五类分子和“危险分子”迁移到偏远乡村。
  那年中秋节晚上,突然袭击,把全村400户中的100户,迁移至14里以外的商平庄。
  民兵押送,说走就走,只能带衣服、被褥。长长的队伍默默出发,头上冷冷的月光,两边是刺刀的寒光,大人不得交头接耳,小孩不能哭闹。
  不识字的农民说,这是对待俘虏;有文化的人说,百姓成了“白俄”,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对待富农的。
  遂城公社有小村义和庄,几十户人家,地主富农成分居多,整个村迁到西部丘陵的大王店。
  徐水大跃进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社会承受着莫大的痛苦。迷信与权力结合,权力就成为制度。受迫害的人也迫害别人,大家都不知道“以人为本”。
  9月10日,刘少奇亲临徐水视察。
  他看得很仔细,两天看了遂城人民公社谢坊幼儿园、徐水安新联合炼铁厂、徐水大学、徐水钢铁厂、商庄人民公社、细菌肥料厂等许多单位。还到大寺各庄丰产试验田里参加劳动,深翻土地。
  对徐水人民急切盼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和赞扬。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做了不同程度的纠正。
  之后,许多领导人先后来到徐水参观。黄炎培写了《红徐水》,李济深写了《参观徐水人民公社感怀》,沈钧儒写了《徐水参观有感》。
  还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3560个单位95738人;
  印度、印尼等49个国家大使、代办、外交官850人;
  《真理报》、《人道报》、《团结报》、《新德意志报》等7家世界著名媒体;
  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代办等28人,先后闻讯赶来参观。
  徐水县委不得不紧急报告省委,要求控制和拉开时间。
  当时所有的参观者,对徐水大跃进深信不疑。
  老作家叶圣陶《满江红•颂徐水》这样写道:
  “浩荡东风,已然把西风压倒。观徐水,红花开遍,顿显新貌。敢想敢为真解放,务虚务实双环套。问何由公社一时成,根基好。丰产至,频捷报。熔炉起,供钢料。有全民组织,红专学校,众水全教归利用,诸山尽探深藏宝。进大同不用几多年,推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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