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资料(6)】大地回春[已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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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卷 邓小平复出 批判“两个凡是”

  1、“两个凡是”出台 (1)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只是为实现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没有抓住这个契机,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结果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个局面维持了两年。

  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不是因为华国锋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提议由55岁的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华国锋于1938年入党,1954年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有所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不断增多,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了解也多起来。1971年“林彪事件”后,华国锋和王洪文几乎同时调到中央工作。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的这些经历,使毛泽东感觉到,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特别是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处事慎重。所以,毛泽东认定,华国锋“忠厚少文”,“公道不蠢”。其实,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能力和才干不一定很满意。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26〕毛泽东为了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甚至建议叶剑英和李先念“休息”。因为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两个人比华国锋的威望都高,能力也比他强,如果这两个人在台上,华国锋的位子很可能就会被架空。〔27〕

  由此看来,毛泽东看中的并不是华国锋的才干和能力。相比较而言,华国锋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因而可以维持当时的局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国锋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担心也就越来越强烈。1975年11月2日,他曾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还向毛远新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两个:“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28〕

  据叶剑英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曾召见华国锋等几个人谈话,讲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9〕

  “文化大革命”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理论的实践,毛泽东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曾向毛远新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社论,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如此,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0〕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既定的路线和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此外,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后的第三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账,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几天后,他在西北组会议上向高级干部们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更好。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是华国锋为自己确定的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的奋斗目标。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为自己树立的第一个政治形象。他在讲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还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华国锋为什么强调不要算“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如果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就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毛泽东之所以迟迟没有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原因也就在这里。华国锋还特意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江青他们代表不了。他还提醒说,要教育干部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就会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一定要注意。

  10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一部按照“左”的观点编辑的著作,尽管收入的一些文章,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但不少文章还是带有“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左”的观点。

  毫无疑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本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是,华国锋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明确指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却变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把本来就是“左”的产物却当做右的东西加以批判,这就维护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四人帮”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为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认定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并且把王、张、江、姚这四个人当做“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31〕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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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06:30:18
  2、“两个凡是”出台 (2)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理论走向绝对化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实践。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之后,对“阶级斗争这个纲”,是牢牢抓住不放的,而且贯穿于各个方面。在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被反复地宣传和强调。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中提出:“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9月18日的追悼大会上,华国锋表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10月24日,北京市100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吴德在大会上讲话说,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我们同王、张、江、姚斗争的实践表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这场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吴德表示,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1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举行奠基仪式。华国锋到场发表讲话,强调了“三个坚持”。他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接再厉,乘胜前进”。

  大寨本来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后来却成了毛泽东树立的一面旗帜,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华国锋也照样把这个“左”的东西继承下来了。12月25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华国锋在会上宣称:这次大会是“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促进大会,是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和行动的大会。”他再一次表示: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他担心的仍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所以,他在讲话中继续强调了“三个正确对待”。

  华国锋继承和坚持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集中体现在“两个凡是”的提出,并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对此,邓小平后来评价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32〕

  在解决“四人帮”后不久,华国锋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各条战线都要以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要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战线的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扶植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33〕这一系列有关方针和政策的提法,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说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人们现在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提法其实有好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有人认为,华国锋对中央宣布部门负责人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但是,于光远表示,“两个凡是”最早在什么时候提出,他不知道。他认为最早公开宣布“两个凡是”的人应该是吴德。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凡是”。

  不过,于光远认为,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党外讲这么重要的观点,在党内会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之前某一次中央的小型会议上应该有人讲过。但这只是一个推理,没有材料证明。所以,于光远说,吴德的讲话是他所知道的“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34〕吴德是这样说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实际上,在吴德的讲话之前,即10月26日,华国锋在谈到报刊批判“四人帮”的问题时曾明确表示,要注意把“四人帮”的罪行同毛主席的指示区分开来,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

  于光远说的第二个版本,就是大家所知道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李鑫和他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的人起草的,汪东兴在社论清样上写了一段话:“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他决定以“两报一刊”社论形式发表。社论说:“让我们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所提到的“两个凡是”,就是这个版本。于光远后来说,这是“两个凡是”很正式地提出,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一种提法。华国锋要求把他在10月26日的中央宣传口的意见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这就是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议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对于这段历史,耿飚后来回忆说,他离开中央广播局的第二天,参加了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在中央宣传部未恢复之前,先成立临时中央宣传口,将宣传舆论阵地统管起来,他负总责。李鑫也在宣传口兼任了一个领导职务,但他不在宣传口办公,只是负责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代表中央领导宣传口,并主管全党、全国的宣传工作。在报刊和广播宣传方面,我们致力于扫除“四人帮”的影响及一些明显的极“左”思想。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认识上的局限,当时对有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例如,对“两个凡是”的问题,就是如此。耿飚还说,汪东兴把华国锋10月26日同中央宣传口负责人的谈话意见概括成两句话,并把它写进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中,命令宣传口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还要宣传口组织各个新闻单位抓紧宣传“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样,该观点便离开了批判‘四人帮’的特定环境而变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政策观点。”〔35〕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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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12:17:36

  3、“两个凡是”出台 (3)
  耿飚接到社论后,找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了讨论。他说,刊登这篇文章,就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36〕但是,听了李鑫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之后,觉得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把社论稿送到“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
  这篇社论发表后不到一个月,《人民日报》又接连发表批判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文章。这两篇文章曾分别发表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第4期。文章借批判“经验主义”为名,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当着十几位政治局委员的面,评说姚文元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37〕这算是毛泽东点过头了。于是,这两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为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编辑人员发现,毛泽东在1955年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文,有这样一句话:“坚决、彻底、干尽(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毛泽东把“净”字写成“尽”字。于是,有人提出把这个字改正过来。可是,按照“两个凡是”,这个字万万改不得。结果,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照原样编排,那个错字也就留在句中了。

  从11月30日吴德的讲话到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越来越明确。直到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还在依靠“两个凡是”来控制局面。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旗帜”,华国锋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就是于光远所说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

  随着1977年新年的到来,华国锋在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左”的战略决策,这就是“抓纲治国”。197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称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阐明和捍卫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的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竟被华国锋继承下来了。华国锋据此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华国锋甚至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的一种演绎。

  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等几篇社论,宣传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思想。在那篇著名的2月7日社论中,除提出“两个凡是”外,还强调要认真学 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实际上,也就是“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然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华国锋虽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他以为通过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华国锋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悲剧在他身上的再现。

  以华国锋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在“左”的轨道上快速奔驶了十年之久的历史车轮立即停顿下来,然后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他内心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说,他只有沿着这条“左”的通道继续走下去。

  后来,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时曾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针对实用主义的问题,胡耀邦进一步解释说: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38〕

  胡耀邦说的一点没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华国锋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上就没有按照“两个凡是”去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便写信给中南局书记陶铸:“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39〕“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单位竖起了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后,责令中央政治局出面“加以制止”。提倡领导者死后要实行火化,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同意的,而且还签了字。可是,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就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却把“两个凡是”丢在一边,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实用主义”来解释。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0-31 16:52:33
  4、“两个凡是”出台 (4)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 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5月1日,为学 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继续革命,他说: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国锋甚至断定,毛泽东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还说:“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0〕华国锋这样说,无疑为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思想找到了依据。

  七天之后,即5月9日,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甚至提出,在今后23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1〕

  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倡导“两个凡是”。8月12日,他在政治报告中对“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极为充分的阐述,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他把“四人帮”的罪行归结为“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样一来,同江青这伙人的斗争,就变成了“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无疑是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就越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次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它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却又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的。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创新局面的转折。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依然重申了毛泽东说过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甚至表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还声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在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华国锋又一次强调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进而解释说,这个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坚决维护”“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为此,华国锋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两个凡是”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自己为此作过检讨,也因此而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摘编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作者:童青林 编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06:11:24
  7、邓小平复出(1)

  原题: 1977年政治漩涡中邓小平第三次艰难复出
  作者:余玮 吴志菲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本文摘自《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余玮 吴志菲 著,新华出版社出版

  是附和还是反对“两个凡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也事关邓小平的政治命运。粉碎“四人帮”9个月之后,邓小平艰难复出,“轻松亮相”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现场……

  60次、50次、30次……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的心跳逐渐停歇。最终,这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4月初,全国许多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祖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发生了冲突。晚上,一些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

  这年7月6日,朱德逝世。同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9月9日,改变了中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那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由他们指挥全国。他们拍照准备上台用的“标准像”,唆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四处游说,制造谣言,攻击邓小平,反对华国锋和党中央。他们还秘密串联,策划武装叛乱,甚至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开发出篡党夺权的信号。

  在党和国家处于危急的时刻,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

  "四人帮"的覆灭,宣告了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死亡,也宣告了在中国肆虐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使饱尝动乱之苦的中国人民重新看到了民族振兴的希望之光。

  这时的邓小平虽被保留党籍,但已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0月10日,邓小平郑重地拿起笔来,致信中共中央以表达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中洋溢着他的喜悦和激动之情: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

  当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邓小平的处境都极为关注,多次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向华国锋提出:“赶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

  对于叶剑英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是坚决支持的。他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说:"完全同意叶帅意见,应该让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因为华国锋没有积极的反映,邓小平个人的政治命运在打倒"四人帮"后一时还无转机。尽管"文化大革命"这场在中国的浩劫已经结束,但是中央还在重申“批邓”,仍不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2月7日,邓小平患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尽管301医院派医生到邓小平住地进行诊视,并做了一些导尿处理,但病情还是不见好转。12月10日晚,邓小平在家人的要求下被送进301医院住院治疗。

  因当时邓小平还尚处于政治隔离状态,医院为了让邓小平不与外界接触,就安排他住在刚刚改造装配完而没有使用的南楼5层。不但安排有专人看守,而且还将楼梯上锁而防消息“走漏”。知道给首长看病,但是一到病房,早已在等候中待命多时的301医院主任医师李炎唐愣了。这不就是以前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所敬佩的人,实在是不理解上面为什么要打倒他。早有耳闻外面的传说,有人说打倒后的邓小平在秦城监狱,也有人说邓小平下放到了外地,但李炎唐没有想到的是心中的伟人就在自己眼前。

  邓小平穿着中式棉袄,眉间隐含着一丝痛楚,但政治家特有的硬气和傲气流露在他的举止之间。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和女儿,也有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等身边工作人员。

  邓小平的家人及身边工作人员补充了一些症状及以往病史。之后,李炎唐摸了摸他的腹部,并敲了敲已鼓起来的下腹,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感到情况不太好,提出了初步的诊断意见。经请示,开始再次摸、查、问,确定初步的治疗方案。李炎唐让护士做好导尿准备后对邓小平说:“先给你插根导尿管放尿,有点疼。”邓小平很干脆地说:“没事的!”

  排除积尿后,邓小平那紧缩的眉间渐渐放松。一直守候在病房的李炎唐,悬着的心也开始放置下来。为了减轻邓小平的痛苦,李炎唐于第二天请来著名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一起检查。经会诊,确诊病因为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为此,邓小平主动提出“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麻烦”。

  于是,医院在进行手术方案准备的同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以请求批准。12月16日,华国锋和汪东兴关于动手术的批示下达。为了保证手术万无一失,医院按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手术前,卓琳不放心地问主刀的李炎唐:“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邓小平接过话来说:“你不懂,不要问。要相信医院,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接着,李炎唐向邓小平交待这一段时间不能抽烟,邓小平果断表态:“行!没问题。”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2 20:26:54
  8、邓小平复出(2)

  手术进行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整个过程中,吴阶平一直在旁边督阵。邓小平一直是那么沉稳、镇定,没有吭一声……

  手术后的第三天,邓小平的身上出现红疹子,而且越来越多。于是,医院请来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张孝骞曾被人利用,在1975年底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批判邓小平的文章。所以,一到邓小平身边查体,他感到特别惭愧,红着脸、低着头。但没等他开口,邓小平就说:“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那种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非常相信你。”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

  最后确诊为药物过敏,于是医院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情况很快出现好转,炎症消失,不久邓小平的身体得已康复。

  尽管医院做了不少保密工作,但自手术报告打上去后,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邓小平在301医院就诊。不多久,独臂将军余秋里来了,一进门就嚷:“谁说不让看,我就是来看的!”在病房里,两位老人叙旧话新,并大讲抓“四人帮”那令人兴奋的事情。临走时,余秋里说:“小平同志,我们都盼着你出来啊!”几天以后,徐向前和聂荣臻到医院看望了他们的老战友邓小平,表达了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

  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301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走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处。远远只见有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在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进行了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05:55:32

  9、邓小平复出(3)
  这年4月,邓小平对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两个凡是”的重大胜利。

  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全会决定恢复我的工作,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感谢全会的信任。粉碎了‘四人帮’,我实在高兴。我现在73岁了,想再活20年到30年,但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我的身体还好,‘零件’都还健全,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撰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中说:“我们决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文章和讲话,都着力批评了"两个凡是",驳斥了"两个凡是"。

  7月30日晚,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对7月30日晚邓小平在公众场合的公开露面,外国通讯社迅速作了报道。最快的是法国的法新社,当晚,就作了如下简要报道:

  中国新复职的副总理今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露面,观看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的一场足球赛时,引起这里球迷们的轰动和欢迎。邓先生在主席台就座时,8万群众热烈鼓掌。自从他在本月早些时候复职以来,这是外国人在公众场合第一次看到他。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损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在观看过程中,他不断同坐在他的右边的李先念副总理交谈。

  日本的共同社在第二天以《邓先生观看国际足球赛》为题报道,夹叙夹议,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全文如下:

  邓小平副主席30日晚上观看了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决赛并出席了闭幕式,受到了观众的鼓掌欢迎。邓副主席出席了三中全会,发表了讲话,但在群众面前露面则是自去年一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的第一次。

  邓先生坐在工人体育场正面的贵宾席上,在其右侧就座的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左侧坐着李先念和陈永贵两位副总理。以不断吸烟闻名的邓先生一就座便点烟,同吴德谈笑。当香港队在前半场30分左右先得1分的时候,他热情鼓掌,从容自若。其后,中国青年队为扳回失利而又射门得分时,他赶紧将香烟放在烟灰缸里,起身鼓掌,露出明快的表情与吴德交谈。

  比赛中间休息10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再次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八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关注到了相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前露面的邓先生的一举一动。

  新华通讯社同时播发了题为《友好邀请赛闭幕》的电讯(摘录)——

  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7月30日晚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闭幕。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李先念、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李井泉、阿沛•阿旺晋美、胡厥文、王震出席了闭幕式,并观看了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比赛。

  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在晚上的比赛中,中国青年队以二比一胜香港队,获得这次邀请赛的第一名,香港队获得第二名。

  比赛开始前,邓小平副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会见了参加邀请赛的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和领队,以及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

  邓小平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政治漩涡中,三次被打倒,又三次神奇地站立起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站得高,一次比一次耀眼辉煌。

  这次复出后,邓小平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指挥着中国这艘巨轮,沿着他设计的航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驶向小康、富裕的目标。如果说1975年的整顿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此后的20年,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密不可分。在叶剑英元帅80寿宴上,叶帅称邓小平"是我们老帅的领班"。何止是老帅们的领班,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设计师。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人民选择了邓小平。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5279199.html
作者:酱油帝7 时间:2017-11-03 07:16:59
  坚持邓小平理论一百年不动摇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3 20:29:53

  10、邓小平复出始末

  本文节选自《大转折前的序曲》一书。(作者孙琳)

  1976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驾车悄悄地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告诉邓小平这一特大喜讯。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记载了当时的情形:记得为了让我父亲第三次复出,叶伯伯让他的小儿子亲自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我的父亲偷偷接到他的住处。当时我在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父亲长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


  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叶剑英就提议为邓小平平反。随后,在北京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向华国锋正式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发言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也随即表示同意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


  但华国锋有所顾虑。在1977年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将自己的顾虑谈了出来。他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 ”当时,中央确实在批邓的问题上有所考虑,刚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再后来只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语气逐渐缓和。华国锋认为,如果打倒“四人帮”后马上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很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怕坏人从中煽动。因为当时揭批“四人帮”的第一批材料还没有下发,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华国锋认为,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该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与中央的慎重不同,群众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在1977年1月8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出现很多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有的人还激情演讲。人们通过悼念周恩来,呼吁邓小平复出。北京的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还贴出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 ”这是邓小平在1975年主持的整顿工作得到老百姓高度评价的结果。老百姓希望他早日出来为国家为人民工作。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两个凡是”的提法正式出炉。按照“两个凡是”,毛泽东的错误也要坚决维护。这无形加大了邓小平复出的阻力。但叶剑英等依旧积极为邓小平复出做着准备。叶剑英把邓小平从301医院接到北京西山疗养。叶剑英住西山15号楼,他让邓小平住附近的25号楼。叶剑英还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送文件并汇报情况。叶剑英指示,凡是他看的文件,都要送给邓小平,让他看,熟悉情况。


  其他老同志如陈云等人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呼吁让邓小平尽早出来工作。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老同志再次正式提出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准备了一个发言稿,这个发言稿的主旨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呼吁邓小平早日出山。陈云还就此同党内的其他老同志商量,他们都同意陈云的看法。陈云在会上专门作了书面发言: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上一页 1 2 下一页首都军民热烈庆祝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陈云的发言是事先写好的,连标点带字一共三百零几个字符。然而会议简报组却提出或修改或搞摘要。总之要删去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话。陈云问:为什么要删去这些话?陈云说,如果要求每个人的讲话都得和领导的口径一致,那好办,只要每期简报都把领导讲话重复一遍就是了。要登我的发言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结果这篇发言,竟然没有登简报。陈云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大选出来的中央副主席,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的发言有很大的影响力。


  王震接着发言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陈云和王震的发言得到了耿飚等人的明确支持。这一呼声也引起了华国锋的回应。华国锋在会上表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恰当。陈云随即说:“适当时机,我赞成。 ”


  中央明确态度后,邓小平抓住时机给中共中央写信: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


  邓小平的信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提出的“两个凡是”,因为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可能出来工作。他被打倒就是毛泽东定的。邓小平还表示“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邓小平还表示自己工作中也有失误,并建议中央将信印发党内。


  4月底,两位党的高级干部,受华国锋委派,找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遭到邓小平的严词拒绝。按照当时“两个凡是”的治国思路,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案件,邓小平也是因为这个被打倒的。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表示,“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信下发至县团级。这时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顺应党心民意,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在会上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2]这显示出邓小平作为一名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和服务人民的赤子之心。


  1977年7月30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距开赛还有几分钟时,主席台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原来是酷爱足球的邓小平来了。观众们呼喊跳跃,有的人把帽子抛到空中。邓小平则微笑着不停地向大家挥手示意。新华社当天在发布这一消息时说,“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观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这一刻欢呼的人们或许已经意识到:以后的岁月,中国的命运将和这位容光焕发的老人紧紧连在一起。


  再次复出的邓小平选择一个这样的场面公开亮相,显然有所寓意。人们也期待着邓小平的复出能够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


  注释:


  [1]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2]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11:22:53
  11、叶剑英力挺邓小平(1)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袁小伦,原题: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节选
  核心提示: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作为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叶剑英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十分妥善地处理了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实现邓小平的复出。这里仅仅简单叙述叶在邓小平复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关键作用。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向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尽管这一提议遭到华国锋拒绝,尽管华国锋依旧坚持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叶剑英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叶剑英首先说明邓小平才能卓越和善于团结同志,然后用反问的形式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对此华国锋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起草人把叶剑英的意见写上去,但华国锋仍没有接受。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4 18:53:52

  12、叶剑英力挺邓小平(2)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叶剑英和邓小平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团快两年了,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虽有所好转,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经济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还在发展。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坚定地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现代教条主义的束缚,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发展道路,向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前进。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消除对党和人民事业极其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邓小平和叶剑英磋商,向华国锋提出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得到华国锋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讲话与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于光远在1998年很有感触地回顾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于光远还指出:“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这次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变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时华国锋虽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980年底,叶剑英于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在坚决推辞华国锋提议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党中央提出离休的同时,又一次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王恩茂是这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叶剑英的特殊功勋的: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实上,叶帅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是粉碎‘四人帮’的总指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于一般,他对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他有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战略眼光,胸怀大略,特别顾全大局,他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开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局面。正因为有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才又逐步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http://news.ifeng.com/a/20170306/50755420_1.s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5 18:08:18
  13、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1)

  文章摘自《共和国元帅:叶剑英传》 作者:《叶剑英》编写组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1976年冬,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一系列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稳定局势,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布置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日夜操劳国家大事,同各条战线的领导同志交谈,寻求解决各种难题的途径和办法。他出席中央召开的各次会议,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着重强调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重要意义,使大家从思想上对“四人帮”有深刻、清醒的认识,与“四人帮”划清界限。他说,“四人帮”是一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是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引用“投鼠忌器”的典故,说明我们党为什么要等到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才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的道理,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强调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他说,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我们党的旗帜,我们要世世代代高举,不能丢掉。要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认识。叶剑英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和党的组织原则出发,对华国锋采取了支持和辅佐的态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叶剑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是有利于局势的稳定,有利于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开展,也有利于国际斗争的。当然,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评价中,也有过一些过誉的话,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在所难免。但是,他事后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过去对华国锋的评价有不当之处。这表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经过一系列的打招呼会议和各方面的工作,党和国家的局势基本上得到稳定。叶剑英开始考虑党的组织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问题。他首先考虑到,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一定要将追随林彪、“四人帮”干坏事的人清除出去,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为此,必须平反冤、假、错案,把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赶快解放出来。

  1976年12月,叶剑英收到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的来信。信中说:“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搞的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他们于12月10日整理出了一份材料,现送上请参阅。”叶剑英认真地看了这份材料,对“四人帮”欺骗毛泽东和党中央、伪造假情况、陷害革命群众的罪恶活动,十分气愤。他对办公室工作人员说,这份材料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它充分地揭露了“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罪行。当时,“四人帮”篡改的《情况汇编清样》不送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些手脚。这份材料提供了很好的证据,天安门事件应该平反。接着,他还向工作人员回忆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他亲自乘车去天安门广场的情景。他说,这天傍晚,我实在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所以,我就谁也没有告诉,只悄悄地告诉了司机同志。我们很快就到了天安门广场,在外边缓慢地行车。当看到一片望不尽的花山诗海和数不清的悼念大军,就想停车下来,走进广场里边看看广场的壮观场面。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是不能停车下来的。我还是听了司机的劝告,很快回到了住地。

  叶剑英利用耿飚提供的这份材料和进一步了解到的其他大量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揭露“四人帮”蓄意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制造“天安门事件”的罪行,说明这一历史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在叶剑英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力争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使天安门事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彻底平反。

  在争取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过程中,叶剑英为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工作。粉碎“四人帮”不久,叶剑英便派自己的孩子驾车,把还在软禁中的邓小平偷偷接到他的住处。两人见面之时,万分激动,邓小平长声叫了一声“老兄”,两人的手便紧紧握在了一起。随后,叶剑英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一处住所住下,并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他转送文件。与此同时,叶剑英多次找华国锋谈话,建议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叶剑英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然而,叶剑英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公开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但仍被华国锋等拒绝。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继续给华国锋做工作,坚持要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职务。1977年5月14日,在叶剑英住地,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柯麟等合影平、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王震等前去聚会,祝贺叶剑英80寿辰。邓小平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亲切地称叶剑英为“老帅”。叶剑英对邓小平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经过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反复工作,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要求下,邓小平终于出来重新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届三中全会,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邓小平恢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以后,在指导和推动全党进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贡献。1980年底,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次对邓小平的功绩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大家知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同邓小平一起,为恢复中央其他老同志的工作,荐引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党和国家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叶剑英对党中央领导核心逐步形成,党和国家开始出现新的局面由衷地感到喜悦。他在《八十书怀》诗中满怀激情地写道:

  八十毋劳论废兴,长征接力有来人。

  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

  亿万愚公齐破立,五洲权霸共沉沦。

  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在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前后,叶剑英想到了更多的被林彪、“四人帮”打击和排挤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还有成千上万受冤枉、被诬陷的普通干部和群众。他认为,凡是过去的案子,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什么会议定的,只要被历史证明是错了的,就一定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一批原中央领导人的冤案陆续得到平反。其中有:被“四人帮”排挤长期靠边站的陈云,先后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职务;彭真从被监禁中解放出来,担任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得到平反;杨尚昆、罗瑞卿、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的冤案都先后得到平反。叶剑英对他们的工作、生活十分关心,亲自找一些人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向前看,继续为党和人民作贡献。1979年,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平反出狱后,到西山去看望叶剑英。叶见到他们时,满怀深情地注视良久,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你们受了这许多苦!”说着,禁不住掉下泪来。

  对于一般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叶剑英也十分关心。许多干部群众给他写信,其中有不少是反映他们所遭受的冤屈的。叶剑英对这些来信总是亲自阅读,并批示给有关领导人或部门予以正确处理。他还亲自过问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给予平反昭雪。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06:24:46
  14、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2)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叶剑英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小组起草的,并经中央政治局全体讨论通过。他在报告中指出,新党章第一次写进了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提出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规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决不允许任何人压制批评和打击报复,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纪律。为了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纪律,新党章规定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还强调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规定新党员一律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以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新党章以及这个报告,仍然有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召开,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在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这时期也紧迫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可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继续奉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错误理论,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叶剑英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观点的。1976年4月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经毛泽东批准、由华国锋执行的。然而,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坚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坚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同“两个凡是”根本对立的。这一时期,叶剑英深感需要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于是提议恢复中共中央党校,对党的高级干部进行分期培训。1977年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出席典礼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在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时,一定要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处理、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可以说,理论愈多接触实际问题,愈敢接触实际问题,不是绕开问题走,不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理论就愈加彻底,愈能掌握群众,愈可变成物质力量。党中央号召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做大无畏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相信,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把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普遍推广开来,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事业推向前进。”他又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最基本的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呢?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叶剑英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想的批判。这和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学 思想的做法是一致的。他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直接为1978年春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提供了思想武器。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主持创办的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转载此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第一的观点,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这篇文章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坚决支持这一讨论。叶剑英并向华国锋提议,由中央召集开一次理论务虚会,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可是,这个会迟迟没有召开。对此,华国锋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先后给我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叶帅考虑到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由于我想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①(①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8年12月13日。)这次理论务虚会,一直到1979年春季才召开。尽管它是“迟到的春天”,但对于统一全党在一些重要思想政治问题上的认识,仍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1978年,团中央决定将“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达12年之久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遇到了阻力。叶剑英了解到有关情况,于同年9月作出批示,同意《中国青年》复刊。

  叶剑英在致力于纠正思想路线方面“左”的倾向时,也没有忽略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1978年3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谈到实现四化问题时,就强调说:我们要团结全党、全军、全民,举国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他还说:“不是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现在还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很少,往后可能还更少。所以,我们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来搞社会主义,为人类做出贡献。”①(①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3月4日。)接着,他又讲了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叶剑英这里提出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思想,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近30年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极其重要的思想。

  1969年12月,因“战备疏散”到了湖南的叶剑英,向前来探望的王震了解因同样原因到了江西的邓小平的生活状况,并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不可以没有小平同志。”20世纪70年代末,面对“非毛化”浪潮,叶剑英多次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黑暗里徘徊,还在上海的租界里开会。”这些都是叶剑英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邓小平,正如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和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很有名的歌曲《走进新时代》中所唱的那样:“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然而,真的“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吗?没有叶剑英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叶剑英的毛泽东、邓小平会是什么样子?相信读者在了解了晚年叶剑英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中国同样不可以没有叶剑英。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06:25:16
  15、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3)
  “文命”期间 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说:“叶剑英,父亲解放前与他共事并不算多,但在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两人可真是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文化大革命”中期,邓小平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死而复生”即通常所说的“二落二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毛泽东对邓小平采取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处理办法。1968年10月31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还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 叶剑英对毛泽东的用意是明白的。他意识到,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叶剑英也明白,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毛泽东却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看来也许在那个时候,在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些什么。

  叶剑英尽管在总体上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尽管努力跟上毛泽东的步伐,却仍然因为对林彪、江青极左势力的抵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1967年1月,叶剑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会后,他拿着全国军分区以上军事单位受到冲击的统计表,当面斥责江青,指出:“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地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愤怒之下,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2月14日,他又在政治局碰头会上愤怒地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你们把党、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叶剑英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受围攻批斗和打击迫害。虽然叶剑英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实际依然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林彪叛逃之后 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

  1970年7月上旬,叶剑英结束长达300天的“战备疏散”生活,从长沙飞回北京,8月下旬上庐山出席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抛出所谓“称天才”的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迫不及待地要抢班夺权。毛泽东决定先拿陈伯达开刀。叶剑英在毛泽东处领命后,以周恩来特别顾问的身份,率领工作组到福建、广东等地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为批陈整风做出了特殊的贡献。1971年9月13日,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如惊弓之鸟般的林彪一伙驾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随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深感责任重大。在考虑如何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整顿军队、肃清林彪的流毒和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的时候,他想到了已经被“打倒”六七年、此刻还远在江西的邓小平。据当时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李德生回忆:“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叶帅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亟待整顿,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做这些工作时,又必须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投鼠忌器’,斗争形势复杂艰巨。我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总政治部主任,负责承办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具体事宜,这时我同叶帅有了密切接触……叶帅曾向我谈起,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表示要向党中央、毛主席提议,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并安排我去看望小平同志。他曾经多次对我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治政治军离不开他们。”叶剑英不顾打倒邓小平的文章、口号依然充斥报纸和街头的情况,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林彪事件给毛泽东精神上的打击是沉重的。他开始进行审视和反思,并在一些场合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工作。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又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中央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是逐级传达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江西步校,邓小平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很迟才知道林彪自爆身亡的消息。1971年11月8日,邓小平在听中央文件传达后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1972年8月初,邓小平在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中央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8月14日,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并写下如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和《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有功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批示,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叶剑英主抓军队整顿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13:00:23
  16、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4)

  1973年,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毛泽东一方面继续坚持“左”的路线,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工作。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不太满意,又离不开他,因为他觉得周恩来的一些想法与他相距甚远,但整个党政军和全国大局全靠周恩来支撑着。偏偏这个时候,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运动要搞,国家的日常工作也总得有人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做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的决定。

  1973年2月,邓小平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叶剑英特别高兴,立即前去看望,向他介绍军队的情况,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随后,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问题。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与九大相比,十大的组织路线没有多大变化,更多的追随中央文革的投机人物和造反派进入中央委员会。让人庆幸的是,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选进中央委员会,其中就有邓小平。在随后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为副主席。会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12月,邓小平参加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工作。从以下一段毛泽东的谈话中可见叶剑英在非常时期的特殊作用和地位: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散会后,除毛泽东以外的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主持继续开会,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作为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四届人大召开前后,江青集团先是谋求组阁大权,后又企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1974年秋,毛泽东已将中央的日常工作交给王洪文主持。鉴于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重,国务院也急需有人接替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秘书给王洪文打电话,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一项重要决定。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他的意见办。”11月6日,毛泽东见到陪同外宾来长沙的李先念,当李先念讲到“小平同志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1975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与邓小平谈话中还说:“你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1975年惊心动魄的整顿,被今天的史学家称为“历史转折的前奏”,是党内健康力量同占据重要位置的江青集团展开特殊斗争的一年。在周恩来病重住院的情况下,邓小平和叶剑英,一个主政,一个主军,密切配合,为挽救危局做出了巨大贡献。

  叶剑英继续大力抓军队的整顿。1月2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所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对军委组成人员提出了具体意见。叶剑英的信得到毛泽东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有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的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这次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对于军委和全国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军队的整顿对1975年全面整顿来说至为关键。自从2月毛泽东同意叶剑英的建议,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恢复军委常委会,使得一些将帅重新走上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以后,叶剑英就在他主持的军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把酝酿已久的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经毛泽东同意,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集中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做了重要讲话。15日,叶剑英做了会议总结讲话。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在发言中,还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6 17:54:33
  17、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5)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转发全党学习。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他直接了解各单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的情况,特别注重了解他们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干部,坚决不予重用。对于一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适当地安排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总之,通过1975年军队整顿,调整配备了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使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在决定民族、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无法插手军队,最终只能束手就擒。1975年的整顿,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做好了物质和精神准备,这就是历史做出的结论。1975年,善于抓住机遇的邓小平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精神归纳为“三项指示为纲”,并以此为旗号,将全面整顿引向高潮,使全国各项工作出现了转机。直到1975年9月,毛泽东对邓小平进行的全面整顿,还是持支持的态度。在他心目中,仍然把邓小平作为周恩来的接班人及他本人身后主政的人选之一。9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时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我们有8亿人口。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82岁了,我也有病。毛泽东用手指着陪同会见的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

  不幸的是,形势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而逆转的直接缘由是两件引起毛泽东重视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毛远新在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的情况时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的话刺激了毛泽东,因为他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而反对的人不少,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原则问题。第二件事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分别写于8月和10月,都是由邓小平转交的。毛泽东看第一封信后没表示什么;看了第二封信后感到很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等人说:“他们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2日,毛泽东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显然,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发生。不过,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还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他要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以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由,委婉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十分失望。在毛泽东的默许下,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文命”以后,邓小平与叶帅肝胆相照,共解国难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党内两种势力斗争的焦点是由谁来为周恩来致悼词。尽管邓小平已经在挨批判,但在名义上他还主持中央工作,按常理按常规,都应该让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但是,江青集团十分害怕邓小平亮相,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致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大家不服气。于是,张春桥提出让叶剑英来致悼词,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看透了江青集团的阴谋,他们是想通过这次悼念活动,达到削弱邓小平政治地位的企图,因此,叶剑英坚决地说:“邓小平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又有国际威望,理应由他来致悼词。”叶剑英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致悼词,在关键时刻支持了邓小平。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这是他再次被“打倒”前在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此后,一场更大规模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

  与此同时,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着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当时的情况已没有这个可能了。如果按副总理的排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集团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也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在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正如叶剑英所分析的,“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总理的职位交给江青集团。1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吧,他自以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7 06:24:03
  18、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6)
  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通报共和国元帅生病,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来得非常突然。不过,叶剑英早有思想准备,拒绝医生要他去外地休养的建议,继续留在北京。他早已将个人的荣辱、职位的升降置之度外,他担心的只是国家和军队的命运。2月16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下达文件,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执行1975年7月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3月底,中央政治局召开继续批邓的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议临结束时,他说:“我已经老了,听力不太好。你们说的一句也听不清。”4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集团自发的群众性运动遭到镇压,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唐山大地震导致死24万、伤无数的特大灾难。8月18日,毛泽东圈阅了一生中最后一份文件《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9月8日下午,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看文件。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说话。只顾伤心、泪眼模糊的叶剑英一时没有觉察,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说,但已经说不出话来了。9月9日凌晨,毛泽东去世。毛泽东临终召唤叶剑英,到底想说什么话?尽管人们可以有多种猜测,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证明叶剑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毛泽东握别叶剑英,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后的历史表明,一个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时期开始了,而叶剑英在这个过渡中依然扮演着历史的主角。 关于1976年秋天那段惊心动魄的中国高层兵不血刃的政治历史,尤其是华国锋、叶剑英等粉碎江青集团的传奇故事,已有众多的文字记载,而且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越来越凸现叶剑英作为这段历史的主角的决定性作用。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最后商定以“智取”的方式处置江青集团,具体方案是,以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题召开中央常委会,吸收姚文元参加,会上即对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三人采取行动,江青另行处置。行动时间定于10月6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为了提高警惕,避开王洪文的监视,行动之前,叶剑英随时变换住处,让“四人帮”摸不着他的行踪。同时,他还对军队作了相应的部署。


  10月6日,这一天到来了。会议定在晚8时开,叶剑英和华国锋二人提前一小时到达怀仁堂,做具体部署工作的汪东兴已带着警卫人员在大厅守候。

  此后,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内,从1966年5月起,横行了整整10年之久的江青集团,就被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等人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落地彻底解决了。

  很快,在京政治局委员接到上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寓所开会的通知。叶剑英请华国锋到自己的卧室休息。两人一边吃着临时准备的简单夜餐,一边商议着即将在会议上讨论的包括提出主席人选在内的重要议程。叶剑英说,主席生前已经有交代,你应当担此重任。华国锋谦虚地说,我提议,还是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坚定地说,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们提交会议讨论决定吧。晚上10时,叶剑英、华国锋手挽着手,面带笑容地与到会的政治局成员见面。华国锋主持会议,叶剑英报告粉碎“四人帮”的经过。会议直到第二天早上5时才结束。会场一片沸腾,叶剑英的报告不时被一阵阵的掌声所打断。会议决定,为通报粉碎“四人帮”一事,从10月7日起全国范围内由上而下地召开“打招呼”会议。叶剑英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

  叶剑英首先想到的是要把粉碎江青集团的消息通报给已经被打倒半年的亲密战友邓小平。从毛泽东病重、去世到江青集团被粉碎前夕这一特殊时段中,邓小平的忧心而无助的主客观境况如他的女儿毛毛所回忆的那样:“我们在宽街的这一家人,由于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状态,消息相当闭塞。在中央进行粉碎‘四人帮’的筹划和行动时,我们的心中还在为‘四人帮’越加明显的夺权企图而忧心忡忡。如果‘四人帮’真的攫取了政权,那将是中国历史上的弥天大祸。到那个时候,父亲和我们这一家人的命运自不必说,整个中国将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头落地。父亲挨‘批判’时,我们没有这样担忧过。‘天安门事件’后父亲被再次打倒,我们也没有这样担忧过。而在毛泽东逝世后,眼见得局势陷入新的危难,我们心中的忧虑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复一日不断增加。父亲更加沉默。从不语之中,看得出他那蕴藏在心中的万千思虑。毛泽东去世了,政治格局出现了巨大的裂口,斗争只会愈演愈烈。祸兮福兮,心中全然无数。面对党和国家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局势,作为一个被‘打倒’的人,父亲没有行动自由,完全无能为力。他唯一能做的,只有静等事态的发展。”毛毛还回忆邓小平获悉“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的一个细节:“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10月10日,父亲“致信汪东兴并转华国锋和中央,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敢行动。信的最后,父亲用他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语写道:‘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还对前来看望的李先念、陈锡联和吴德说:“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12月初,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住进三○一医院,接受精心治疗。

  叶剑英想的不只是让邓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盼望邓小平东山再起,治国安邦。在粉碎江青集团后的较长时间里,中央领导都在西山集体办公。1977年2月初,邓小平康复出院后搬到西山住下。毛毛回忆:“出院后,在叶帅的亲自安排下,父亲住进京郊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二十五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是在山的最上面,从车道转下去,就是叶帅住的十五号楼。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地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父亲听后立即起身。”“头头的车子停在大门外面,父亲上车,是坐在汽车的后座上,我和头头坐在前面。头头开着车,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父亲接到了叶帅住的十五号楼。父亲下车,快步走进大门。刚一进门,远远地就看见叶帅由人搀扶着,从里屋走出来。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趋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紧地握着手,长时间不放。然后,他们互相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叶剑英和邓小平闭门长谈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然而,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明叶剑英在这个历史过渡阶段的特殊地位。叶剑英握迎邓小平,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

  粉碎江青集团,叶剑英又一次在关键的时刻为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高度夸奖。陈云说剑英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此时,叶剑英的政治威望如日中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7 19: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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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8 11:59:28
  19、叶剑英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7)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

  作为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过渡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关键人物,叶剑英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十分妥善地处理了评价毛泽东的问题、自己与华国锋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实现邓小平的复出。这里仅仅简单叙述叶在邓小平复出中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所起的关键作用。

  粉碎江青集团后,叶剑英第一个向党中央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1976年10月8日,在华国锋召开的中央打招呼会议上,叶剑英向华国锋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请他出来。”尽管这一提议遭到华国锋拒绝,尽管华国锋依旧坚持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叶剑英仍采取实际措施为邓小平的复出做准备,如前面提到的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叶剑英对他的办公室主任说:“凡是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不久,中央政治局开会,叶剑英第二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针对有人提出“你们能保证邓小平同志站出来以后绝对地支持我们吗?你们能保证他出来以后和我们好好地团结在一起再不搞分裂吗?你们能相信他出来以后不会使全党发生分裂吗?”叶剑英首先说明邓小平才能卓越和善于团结同志,然后用反问的形式说:“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吧?恢复工作参加了政治局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对此华国锋保持沉默。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前,华国锋将其在会议上的讲话稿拿来征求叶剑英的意见。叶剑英借此第三次向华国锋提出让邓小平复出,他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讲话稿起草人把叶剑英的意见写上去,但华国锋仍没有接受。会议期间,叶剑英找华国锋谈话,第四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王震、李先念也都发表了与叶剑英同一意思的意见。大势所趋,华国锋不能不开始让步,他在总结讲话中,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乱的地步。另

  一方面又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具备一定条件。

  究竟要具备什么条件,才算是瓜熟蒂落呢?中央工作会议后,华国锋向邓小平提出:虽然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但要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些无理要求,当然被邓小平坚决拒绝。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认为宁愿不出来工作,也不能违背事实作出上述承认。

  4月10日,邓小平又向党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叶剑英和华国锋商量了邓小平的第二封信的问题,就“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和邓小平的复出等问题进行了长谈。叶剑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1975年的整顿,邓和自己的观点一致,这些整顿是完全正确的,而将其看成是“右倾翻案风”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叶剑英还以工作人员和子女抄录的诗词,特别是四五前夕自己亲自到天安门广场观察的事实,说明天安门事件是怀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当时受软禁,根本不可能成为总后台。如果硬说有后台的话,那我也算一个。叶剑英同意由党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信,华国锋也接受了。两人还向邓小平提出对信的修改意见。

  4月14日,邓小平再次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10日写的这封信的情况。一个月后,5月14日,邓小平到叶剑英家祝贺叶剑英80寿辰,并赞扬叶剑英为党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叶剑英和邓小平又在一起并肩战斗了。到了1978年下半年,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一种迫切要求。粉碎江青集团快两年了,在恢复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方面虽有所好转,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左”的思想仍然在政治上、经济工作中起着指导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一些“左”的政策还在发展。面对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和中国的发展前途问题,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坚定地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现代教条主义的束缚,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发展道路,向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前进。这就迫切需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消除对党和人民事业极其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邓小平和叶剑英磋商,向华国锋提出的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得到华国锋的同意。 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在闭幕会上做了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要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首先,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他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讲话与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精神一致,实际上成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作用,于光远在1998年很有感触地回顾说:“中央工作会议的成功,叶剑英功不可没。他提出‘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他对小平的鼎力支持,以及在会上提出要培养接班人的建议,与会者都能理解他的用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于光远还指出:“在纪念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和科学工作者,我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写出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这重要的一页上应写下‘叶剑英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至22日举行。叶剑英同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人一起主持了这次全会。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中央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上也做了重要变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时华国锋虽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980年底,叶剑英于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在坚决推辞华国锋提议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并再次向党中央提出离休的同时,又一次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小平同志在历史上对党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头,他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

  王恩茂是这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看叶剑英的特殊功勋的: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我们取得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事实上,叶帅是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领导,是粉碎‘四人帮’的总指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们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出来领导,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是由各种因素形成的,但是叶帅起了主要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的形势,叶帅的历史功绩、地位、身份、威望、影响、作用等等,都是大大不同于一般,他对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举足轻重的,他有马克思主义的远大战略眼光,胸怀大略,特别顾全大局,他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支持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开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局面。正因为有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才又逐步形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完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http://www.sznews.com/culture/content/2010-09/15/content_4926199_20.htm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9 06:20:26

  20、叶剑英之女谈父亲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1)

  内容提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晚年,送给他的老战友叶剑英的两句话。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到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数次关键的时刻,叶剑英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76年10月,正是他和华国锋坐镇指挥,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他又力主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从此中国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今天我们请来了凌子女士,也就是叶向真,为我们来讲述她父亲叶剑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故事。

  凤凰卫视2010年11月27日《中国记忆》节目播出“改革开放中的叶剑英”,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就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在叶剑英的安排之下,邓小平从北京城内搬到西山25号楼,一来可以更好的保护他,二来也便于同他研究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

  凌子(叶剑英之女):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父亲就说,要把文件送给他看,然后就跟这个华讨论了这个事件,后来经过政治局也同意了,那时候开始送的时候,就让,因为他没进政治局,什么名义也没有,那个时候还在批邓反右呢,是吧,反右倾,还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呢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后来我父亲就说,要准备他出来工作。他要先了解情况,送文件,你送文件也是有份的,就是什么人可以有文件,什么人不可以有文件,那个时候你没经过正常的程序,而且也还没有最后明确,他是不是就出来工作,担任什么工作,一切一切都没有明确的时候,你中办不可能送文件,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文件交给王守江,写王守江,因为他是叶办的主任嘛,就多送一份给他,实际上写王守江那份的就是送给邓的。

  解说: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叶剑英排除各种阻力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7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正式恢复工作,这一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世界舆论关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凌子: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咱们是有一个给中央领导,写这个发言的一个班子,现在还有啊,就是说到哪个会议的时候,他有专门的写作班子,但是写作班子写了以后,回来以后,他看了以后他不满意,他就重新自己来思考,来写,当时我们还给他执笔,写这个稿子,然后呢写好以后,他看了以后,请胡耀邦也看了,然后邓力群也最后改定了。

  解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叶剑英特别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就是健全法制。

  凌子:国家也欠缺法制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所以他对当时来说这个法制的问题,他是看得非常重的,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所以你一个国家的时候,大家没有法律的观念,也没有完整的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来说,是不行的。

  解说:在凌子的记忆中,父亲还特别重视党内的民主建设,他一再强调,要恢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凌子:就是民主的问题,就觉得这么多年来,确实像过去延安那个时候,那个党内的民主生活,还是比较活泼的,那个时候党内也有教育,你比如那个时候,你像那个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它都有课程啊等于是,然后也学一些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和一些这方面的有关这方面的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民主生活会,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和“四人帮”吵架了,吵完了以后,就是大家在这些方面都变成两个营垒。要互相商量怎么对付对方,对这些老的中央的这些一些同志们,都是属于老右派啦,像这十大元帅什么,这都是老右派啊,像这些老右派,这是一个营垒,另一个就是“四人帮”。所以那个时候哪有党内的民主生活,大家互相斗智啊。

  陈晓楠:在凌子的记忆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年届80的父亲,依然特别忙碌,她说父亲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拨乱反正,另一个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国家经济建设重新纳入正轨。由于十年动乱,整个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叶剑英的家乡广东梅县,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贫困,而更令人头疼的是,广东地区的“逃港潮”,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消解,偷渡外逃现象反而愈演愈烈了。

  凌子:经常广东省有报告上到北京中央来,就那边的“逃港潮”堵不住,一些渔村都没有人了,就剩下老人和残废还有走不了的小孩,能走的全部走了。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心里就很沉重,很难过。跟了他三十多年的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跟他报告这个事,他那个时候就跟这个主任就表示说,说往那边逃的人,也是逼不得已,生活太困难了,他说只有把沿海地区的经济解决好,使沿海地区富起来,他说才能够真正阻止这些人外逃,否则他没办法。

  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81岁的叶剑英前往南方疗养,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眼前的情景却让叶剑英感慨万分。

  凌子:那他回到家乡看到梅县那个地方,一直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些事情就使他心里头很沉重。所以他就跟吴南生,吴南生也是属于潮梅地区嘛,就跟吴南生就说,南生啊,说咱们的家乡实在太穷了,他说老百姓实在太苦了,他说你们要赶快想想办法,多想想办法,用什么办法才能帮这些地区把经济搞好,让人们能够吃得饱,让人们能够在经济上来说,能够不像现在这么苦。当时这个事情给吴南生的印象非常深,正好他也回到了汕头他的老家,去传达关于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还说我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回到我们那个潮州地区,汕头地区去看一看,他说哎呀,他说我心里难过的就睡不着觉,他说怎么比我出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的生活还惨。

  解说:吴南生此时的职务是广东省省委书记,日后他成为了负责广东省特区建设的主要领导之一。

  凌子:吴南生同志是接受了,我爸爸的这样的一种提醒,他马上就用他海外的这套关系,海外关系就是咱们香港的一些老朋友,像那个荘世平就是咱们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创始人,老董事长,像他,还有像费彝民《大公报》,费彝民老先生,还有王宽成、霍英东、何贤、马万祺这就不用说了,这是老朋友,这些老朋友给他出了很多的招儿,真正形成了一个海外的,一个大的一个参谋部。

  陈晓楠:在采访当中,凌子笑称他们家海外关系特别复杂,老家梅县本来就是“华侨之乡”,建国初期,领导中南局的叶剑英,结识了不少海外的朋友,比如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荘世平,澳门商界的领袖马万祺、何贤等等。长期以来,叶剑英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也是如此,正是这些和叶剑英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又成为了经济特区试行的海外顾问。

  凌子:那时候毛主席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是接待西哈努克,七十年代就见西哈努克的时候,因为是我父亲接待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共产也有华侨啊,后来就说他就是华侨,就说我父亲,他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人里头,他是华侨。所以他一直呢,跟外头的接触呢,相对来说,要比我们其他有些领导人要多。

  解说:凌子记得,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冷藏的时候,家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客人出现。

  凌子: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都给关起来了,我父亲也是在那冷藏了,那个时候这的有一些工作人员管着他,都不许给外头打电话,都不许给我叔叔什么他们打电话的,所以在这冷藏的时候,那个时候马万祺和何贤,他们两个就上到北京来了,哎呀,我们不管你们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懂,我们就是要来看老朋友,不管你们说什么,所以就带着一点什么芒果呀,带着咸鱼啊这些,然后就来看,看两个人,一个看叶剑英,一个看廖承志,其他人不是他们老朋友,他都不管。

  所以人家说大陆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只知道两个人,一个叶剑英,一个廖承志,别人我们不认识,就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关系,在整个的处理改革开放这些问题上来说,很多人都是给他主意、建议,喜欢来找他商量商量,就这样子。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09 19:41:05
  21、叶剑英之女谈父亲拨乱反正请邓小平复出(2)


  陈晓楠:1979年春天,广东省委提出要“先行一步”,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他们希望借鉴香港的模式,来选择一个地方,搞“出口加工区”,进行改革试验。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个想法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凌子:就希望能够,中央能够有这样的政策给他们,那么就选像深圳、珠海、汕头作为一种试点,就是对外加工区,或者叫贸易出口区,当时都没有把这个名称定下来。

  解说:办“出口加工区”或者是“贸易合作区”,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在国内并没有经验和先例可循,这个时候,吴南生等人请来一些海外人士帮忙出谋划策。

  凌子:你像荘世平老先生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就把全世界我能找到的,所有的各个国家办这个对外加工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和他们这些资料,我能搜集到的,我通通搜集来,东南亚地区不必说,到欧洲像西班牙,到南美,他们这些国家是怎么办对外出口加工,这样的一些区域的,他们的一些介绍,我通通拿来,来供这个广东省委的这些同志们来做参考。

  解说:在广东省委明确了要搞“加工区”的意见后,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先后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他们的设想。

  凌子:那个时候吴南生、习仲勋就一起去,跟他老人家汇报,他们省委讨论的和想的,怎么样去搞这个对外加工区的这个想法。那么老人家听了以后,非常欢喜,非常赞同,然后就跟他们说,说你们赶快写好了,报中央,赶快去跟小平同志汇报。

  解说: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向中央明确提出了这一设想和要求,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不仅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做法,而且给这个新生事物起了个名字特区。

  凌子: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听了这个事情以后,也非常赞同,就说那就叫特区嘛,他说延安也叫特区嘛。听说当时还有人反对,就说哎呀,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说这个特区,延安特区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政治特区,说这个怎么也叫特区呢,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后来广东听了这个以后呢,说好特区好,他说我们可以叫经济特区嘛,所以后来,最后的名字定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

  解说:1979年伊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开始迈动,就在广东省委开始酝酿改革试验的时候,一批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重新燃起实业之梦,这其中最早创办实业的就是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老板”荣毅仁。

  凌子:当时的时候,因为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家都在考虑,怎么来走这条路,所以说当时荣毅仁老板就提出来,他想建立信托投资公司,希望从国外利用他的这些关系,贷些美金进来,贷十个亿的美金进来,来支援国家这建设,成立这样一个信托投资公司。他提出来这个事情要做的时候,当时引起了我们国内管经济的很多同志的极力的反对啊,说这叫什么事情,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你要跑到外头去贷这些钱过来,算怎么回事,我们该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债啊。当时有一股很大的反对的力量,他那时候求救一样,就到我们老爷子这儿来,后来我还纳闷,我说怎么在家里老看见他了,老跑到这儿来啊,他来干什么,因为过去从来不搭界的嘛,后来才知道,他要成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做海外贷款,后来我爸爸坚决支持他。

  解说:1970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63岁的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这个公司与深圳、珠海等开放特区一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公司成为后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叶剑英亲自到场祝贺,此后,中信投资公司建造办公大厦,叶剑英又应荣毅仁之请,为公司题写名匾。

  凌子:所以后来他的老太太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她说向真啊,她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然老太太说话,她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就说明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成立中信来说,当时我父亲坚决支持他把这个公司,办起来的时候,是起了很多作用的。

  陈晓楠: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三个人都认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是改革开放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荣毅仁创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叶剑英一直非常支持,搞活开放,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沿海地区的特区建设,叶剑英也是极其关注,投入了不少精力。

  解说:1980年春,经济特区的工作正在紧张筹划中,83岁高龄的叶剑英,到全国各地开始了4个月的视察,视察的第一站便是深圳和珠海。

  凌子:他是在1980年的时候,1980年4月份,就走到了深圳,那个时候深圳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设的时候呢。他关关心香港的供水,香港的水库,深圳水库供给香港水库嘛,所以说他也是心系香港人民,就到那儿去视察那个水库的状况,问跟香港供水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到水库就听水库的人给他讲解,然后到这个蛇口,那时候蛇口还是一片工地,是还在建码头的时候,到那边去听当时蛇口那个建设港口的,那个负责人跟他汇报,汇报了两个小时,就有没有外资进来,这边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怎么样做。

  陈晓楠:1980年8月26号,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这份《特区条例》不足两千字,从起草到公布,历时一年多,前后修改了13稿。有人曾经形容特区立法的这个过程是“十月怀胎”。

  解说:在中共中央统一试行特区的文件发出后,仅仅广东省委便开始了特区的筹备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草拟《特区法》。

  凌子: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很高兴啊,就是说这回中央的工作会议已经定了,大家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就展开工作了,就是来请外资来进来。然后以荘世平先生这些海外的这些顾问,然后就开始说了,说不行啊,说我们中国现在来说是,在这些方面没有法啊,说你要知道,你没有法保障谁敢进来。所以就来做这个,就来拟这个特区的这样一个条例,光是省委通过了还不行,然后他们就给两方面报,一个是报谷牧副经理,一个就是报叶帅,因为这是要人大通过的。

  解说: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驳回了广东省委要求由全国人大来立特区法的请求。

  凌子:后来拿到上来讨论以后,上面(有人)反对。说这个广东自己搞就行了嘛,没有听说一个地方的事情,还要到全国人大来立法,没有这个先例哦,后来就传回去了,传回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就咱们那帮海外的顾问,和广东省委,都在这个看法上是坚定的,说不能没有法,说没有立法的话,是不行的。

  解说:立法的问题不解决,特区的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坚定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吴南生想到了一直支持改革的叶剑英委员长。

  凌子:吴南生同志又向这个叶帅报告,说广东省来做这个试点,它不是广东省的事情,是全国的经济特区的试点呀,说广东省只是个执行的和试点的单位呀,它这个事情本身是全国的。所以就跟我父亲的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王守江通电话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你赶紧给叶帅汇报。

  解说: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在听了他的求援电话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但是很快,叶剑英就把吴南生所讲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准通过,吴南生后来回忆说,特区条例公布后,一件让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一直困扰深圳的最严重的问题,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凌子:原来在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些投资,小不溜地开始就进来了,试探性地进来了,到这个时候真正立法一开始定了以后,这个事情以后,那气象就大不一样了,海外的投资者,就真正开始放心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0 06:22:51
  22、叶选基讲述邓小平复出(1)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程冠军,原题为:《叶选基讲述邓小平复出》

  编者按:11月28日,南方日报发布讣告称叶选基病逝:香港国叶集团主席叶选基因病于2015年11月26日凌晨00:55分在广州离世,享年75岁。叶选基生于1940年,是叶剑英元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见证了很多新中国重大历史事件。下文摘自新华网,系叶选基生前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核心提示: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程冠军,原题为:《叶选基讲述邓小平复出》


  叶选基是叶帅的侄儿,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后一直生活在叶帅身边,直至1987年叶帅去世。在粉碎“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的岁月里,叶选基在叶帅身边亲历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为了解这些鲜活的历史瞬间,笔者多次走进位于京郊的叶选基先生寓所,聆听这位71岁老人讲述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和拨乱反正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粉碎“四人帮”消息先通知王震、邓小平

  眼前的叶选基虽已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却依然锋芒凸显。他身着一件黑色呢绒夹克,显得略长的板刷平头棱角分明,头发黑而茂密且根根直竖,讲起话来言辞激昂,面部表情丰富,手势幅度较大。我们的交流从回忆1976年10月6日那一夜开始……

  是夜,即粉碎“四人帮”后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9号楼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警卫长马西金等负责布置会场。中办副主任李鑫、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列席会议。周启才作记录,王守江在外面守候。

  深夜11时左右,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和侄子叶选基在后海小翔凤(叶帅在城里的家)突然接到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打来的电话:“首长让我告诉你们,‘那四个人’给抓起来了。”叶选宁和叶选基明白“那四个人”是指“四人帮”,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个说法。他们也是除了在玉泉山9号楼开会的人之外,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人。

  接到消息后,叶选宁和叶选基马上决定尽快把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通知大家。他们立即叫上“拉费克”开车,先到西郊机场去找“头头”。“拉费克”是叶帅的司机任天庆,因长的特别黑,像非洲人,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拉费克”。“头头”是叶帅最小的儿子叶选廉的小名,他当时是空军34师专机组的飞行员。叶选宁和叶选基先到西郊机场告诉他这个消息,又从那里直接到了位于永安里的国管局宿舍“九层楼”告诉了叶选平。

  那天晚上,大家都兴奋异常。通知完叶选廉和叶选平后,叶选基稍睡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闯到了翠家湾王震的住地。因此,最早知道粉碎“四人帮”消息的老同志是王震。王震听到消息,整个人都坐不住、站不住了,兴奋得不得了,马上驱车去陈云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云。

  第二天,叶选基又到王震家,看见他手里捏了两个核桃,抓来抓去。叶选基好奇地问起,王震说是陈云给他的。原来,陈云看到王震如此亢奋,控制不住情绪,送他两个核桃捏一捏,可以平衡一下情绪。

  10月7日下午,叶选基去看望吕彤岩(吕正操之女,叶选基前妻),吕彤岩已经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因为10月7日上午,陈锡联代表中央在西山召开在京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决定,时任铁道兵政委的吕正操参加了会议。吕彤岩问叶选基要不要将这个消息告诉邓小平,叶选基请她立即转告。于是,吕彤岩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邓榕(邓小平女儿)的丈夫贺平,告诉他“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来贺平告诉吕彤岩,他是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飞车”赶回宽街小平的住处,把这个消息告诉邓家人的。得知这个消息,邓小平及其全家无比振奋,邓还向他们解释了“厚重少文”及周勃、陈平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同志)这个人好,选对了,并感叹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叶帅首先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谈到邓小平复出,叶选基说:“关于粉碎‘四人帮’这段历史,已经成为往事,如今很多参与者和见证人都已经作古了。如有的回忆录和传记中说,1976年10月,刚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就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小平同志,说到要解决小平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有几个领导到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劝小平出来工作。还说,小平说,我要安度晚年了。其实,1976年10月份的时候邓小平还在宽街处于封闭状态,根本没在西山。刚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也没有谈及邓小平的问题,为了先稳定大局,甚至还提出了‘继续批邓’,引起了老同志和社会的不满。实际上,从此再也没有搞过批邓。”

  叶选基继续说:“如果不信可问问小平同志的家人是否属实。邓小平搬到西山25号楼是什么时候?是他在301医院康复疗养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小平同志在适当的时候复出的会议结束后,因适逢邓小平要康复出院,华国锋与叶剑英又商量邓小平出院后的住处问题,华国锋提出小平的住处靠近叶帅比较安全,因此决定把邓小平安排到西山25号楼(原王洪文的住处),叶帅住在15号楼。这已经是1977年1月下旬的事情了。”

  叶选基回忆当时的情况,邓小平是1976年12月10日住院,1977年2月3日出院就直接去了西山25号。这段时间,华国锋和叶帅都没去看过他。有的文章说“小平手术后住进玉泉山”,这个更不准确。邓小平手术后住到了西山25号楼,第一个见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叶剑英,当时是叶帅派小儿子叶选廉把小平接过去与他会面的。这个情节,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也有记述。另外,还有说什么“把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等政治局领导向他通报粉碎‘四人帮’”等说法,都是不真实的。即使有,也是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的事情。

  在小平还被软禁于宽街住地期间,1976年10月末的一天,原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等人到军科2号楼(叶帅在军事科学院的办公室所在地)去看望叶帅,叶帅留他们一起吃饭。席间,王炳南说:“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一下小平同志?”叶帅说:“可以。”王炳南在饭后回家的途中就闯到宽街去看望小平了。当时邓家的人感觉很突然,因为他们当时还处于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王炳南怎么会三更半夜敲门要看小平呢?于是卓琳只好婉言闭门谢客,让王炳南吃了闭门羹。关于这件事,后来毛毛(邓榕)也对叶选基说:“不知道怎么搞的,王炳南突然间闯来了,我们搞不清楚,就没让他进去。”现在看来,如果当时让王炳南进去,邓小平会更早知道叶帅对他的关注。

  小平同志复出,是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叶帅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同志是现在健在的最清楚的见证人。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召开会议,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邓小平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工作。开完会以后,列席会议的周启才就随叶帅一起到了他的住地(玉泉山9号楼),在9号楼,周启才交代王守江,现在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了邓小平恢复工作,让他给小平送文件,以便让小平同志熟悉情况。小平还没正式出来工作,文件怎么送呢?周启才和王守江商量之后决定,给小平送的文件统统写上“王守江收”,由王守江转送到小平同志处。王守江第一次到西山25号楼给邓小平送文件时,小平很高兴。当时,小平正在打牌,收下文件后,只说了一句:“我打牌呢!没别的事我打牌了。”

  中央政治局决定了小平同志的复出问题,统一认识后,就准备在3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参会的同志打个招呼,按照华国锋的说法是党内还要做一些“转弯”的工作,才能水到渠成。这样一来,全党都知道邓小平复出是指日可待了。因此,有些回忆文章说邓小平在301医院住院时中央已经给他送文件,是不准确的。

  叶选基说,对于有些人指责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为题的“两个凡是”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李鑫(曾任康生秘书、中办副主任、“毛办”副主任)认为这不符合事实,实际上起草“两个凡是”社论的时候,中央政治局已经达成共识,决定让小平出来工作了。因为华、叶、汪在玉泉山的9号楼叶帅住地研究邓小平复出问题时,李鑫列席会议。

  关于邓小平复出是叶帅与华国锋、汪东兴商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宜时提出的意见。当时,叶帅还同时提出陈云同志应该回到中央来,但有人提出异议并抬出毛主席的话说,主席说陈云一贯“右”,不同意陈云复出。因此,陈云复出工作问题没能及时解决。关于“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叶帅提出应该平反,同样有人坚持说“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毛主席定的,不能改。后来华国锋作了妥协,以“解放大多数”处理。以至于到了1978年12月份的中央工作会议“天安门事件”才正式平反,当然,这是受到了“两个凡是”的影响。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0 12:55:22
  赶快收藏,不然就再也看不到了!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0 18:20:18
  23、叶选基讲述邓小平复出(2)

  叶帅支持胡耀邦搞真理标准讨论

  中央党校复校之后,华国锋任校长,汪东兴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当时叶帅对党校的复校和正常运转给予了很大支持,包括后来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1977年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胡耀邦去拜访叶帅,先在西山的电影厅等候。那天,叶选基恰好也在场。叶帅在15号楼吃完饭下来,到电影厅见他。胡耀邦是即将赴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专此来向叶帅报告。耀邦请示叶帅后把冯文斌调入中央党校任副教育长。此后,中央党校的各项工作耀邦主要是通过冯文斌向叶帅汇报。叶选基笑着说:“冯文斌一个礼拜至少到叶帅那里一次,来的时候几乎都是晚上,等叶帅看完电影以后汇报,每次都提一个破旧的皮包。”叶帅对恢复党校工作予以很大支持,特别是对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作为阵地,从理论上拨乱反正予以高度关注。冯文斌每次都给叶帅带来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并把党校的工作情况向叶帅汇报。关于《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就是冯文斌亲自交给叶帅的。真理标准讨论一出来,就遭到分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等人的批评,他们批评胡耀邦和《理论动态》、《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说他们是“丢刀子”,是“砍旗”。王震最先向叶帅汇报了这个事情。王震听到实践观点受到指责,马上怒气冲冲地向叶帅表达了他对压制这场讨论的不满。他对叶帅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个好文章,建议叶帅明确表态支持。王震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同志的心声。叶帅对真理标准予以肯定,早在中央党校开学的时候,他在开学典礼的讲话已提出了实践和真理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开展后,叶帅专门让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多了解外界对这场讨论的反应,冯文斌也及时向叶帅反映了情况。

  关于华国锋有没有公开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叶选基请笔者注意,胡耀邦同志讲过这个问题,耀邦同志的长子胡德平也说过。实际上胡耀邦与华国锋关系良好,胡所做的一切,如果华国锋不支持,叶剑英不支持,邓小平不支持,他顶得住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吗?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对胡耀邦是信任的,很多事情与他商量,交给他办,支持他工作。胡耀邦同志曾经表示,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就是华国锋同志“炸开了口”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叶选基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中央党校原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一语道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原旨是反对教条主义,它之所以产生那么大反响,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直接针对了“两个凡是”,因而引起了整个社会舆论特别是老同志的共鸣,尤其是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表态,带来了反效果,使这场讨论演变成全党、全国的大讨论。

  真理标准讨论出来之后,《红旗》先是按兵不动,其后《红旗》总编辑熊复组织撰写了《重温〈实践论〉》一文,原定在《红旗》发表,中央常委议事时,叶帅对此文提出异议。其中有一个细节:一天,朱佳木(胡乔木秘书)转给叶选基一份材料,内容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对熊复的文章提出的十几条不同意见,认为熊复的文章是“两个凡是”的翻版,是对着实践来的。他让叶选基把社科院的这个意见送给叶帅和邓小平审阅。叶选基随即驱车到了米粮库胡同,把材料交给小平的秘书王瑞林。王瑞林说,首长交代说这篇文章不看了。叶选基说首长说不看没关系,社科院哲学所有个反映意见,还是留给你处理为好。然后,他转身就到了军科2号楼,到了叶帅秘书办公室,问秘书王文礼是不是有个“实践论”送到首长这里来审阅了?王回答:“是呀,首长叫我们每个人都要看,提点意见。”叶选基说:“现在人家社科院有个不同意见,请你交给首长看。”正因为这样,叶帅才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不同意见。汪东兴见叶帅表态了,只好说“既然叶帅有意见就不发表了”,因此熊复这篇文章最终没有在《红旗》发表。也正是在这次常委会上,叶帅提出要召开理论务虚会,把真理标准讨论出现的问题摆出来,展开讨论,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

  拨乱反正期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叶帅给予了大力支持。十一大以后,从小平1977年7月份出来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的实际核心人物是华、叶、邓。1977年12月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以前,1976年11月中旬,《人民日报》内参反映中组部一批老干部强烈反映中组部部长郭玉峰阻挠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以党委名义专送叶帅和耿飚。叶帅因而在中央常委会上说,现在冤假错案这么多,怎么办呢?要有一个包公来去判案!从而解决了中央组织部的问题,由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上任中组部部长后雷厉风行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支持。例如“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案”,是朱佳木把材料交给叶选基转呈叶帅处理,叶帅批转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批示给了胡耀邦。

  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回忆起在叶帅身边生活的岁月,叶选基说,叶帅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并且很平易近人。他看文件、批文件十分认真,圈圈点点,都看得很仔细。为此,小平同志就曾劝他不要太认真了,这样太劳累了。叶帅工作繁重,每天报来的文件特别多,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说一天差不多要有200多份,只好分类挑选,把重要的报给首长。叶帅批文件非常客气,很尊重人。他老人家的批示经常是:拟同意、酌办或阅示。叶帅是讲情、讲义的人,待人接物总是很客气,从不强加于人,凡是老战友、老朋友来访,他都亲自送客,即使在晚年坐轮椅了还让人推着送到门口。

  叶选基认为,叶帅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是1982年上半年与胡启立同志的谈话,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政治谈话。主要内容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一言堂的问题。1982年上半年的一天,刚刚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和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到军科院2号楼看望叶帅,当时叶选基正好在家,但并没有现场听谈话。谈完话以后,叶选基送胡启立出门。胡启立在走廊里边走边对叶选基说:“哎呀,没想到叶帅的脑子还那么清楚,讲的这么好!” 叶选基问:“说啥了?”胡启立说,叶帅主要说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和反对一言堂等,叶选基笑了笑,就送胡启立上车。临上车,胡启立说,他要把叶帅的谈话向书记处汇报。回去后,启立同志就向书记处汇报了跟叶帅谈话的内容。叶帅谈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党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一言堂。叶帅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他援引诸葛亮的《前出师表》,要“亲贤臣,远小人”。叶帅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连总理见毛主席都很难,主席能不犯错误?叶选基说:“叶帅的这个谈话,启立同志始终不忘,他认为叶帅这个谈话很好,很有现实意义。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转折,哪一次不是党的集体领导的伟大胜利!”(本文选自《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作者:程冠军文史学者)http://news.ifeng.com/a/20151130/46446755_2.shtm


作者:无名蛮子 时间:2017-11-10 20:32:47
  戴晴???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1 11:28:12
  24、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1)
  来源:人民网 作者:周 锟
  原标题: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邓小平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从思想根本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这次全会标志着他实际上成为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北方谈话”思想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历时5天。此前邓小平领导的思想准备工作早已开始进行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工作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邓小平发表的“北方谈话”。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面临在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打破思想上的禁锢,尽快扭转局面。但“左”的思想的束缚,许多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功绩和晚年错误,不能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解放出来。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邓小平的思路十分明确。他认为,要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首先就必须打破思想的禁锢,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中,邓小平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24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口号,指出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胡乔木曾说:“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引起巨大反响,同时也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的批评和压制。对此,邓小平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于是旗帜鲜明地给予了支持。5月30日,他对几位负责同志说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的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7月21日,他再次告诫有关同志:“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次日,他又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形成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
  到1978年下半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如火如荼,邓小平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先后去了一些省份,引导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从实际出发,寻找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1978年9月,邓小平应 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归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一路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1 19:05:38
  25、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2)

  关键环节:中央工作会议改变原定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按照惯例,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分6个组进行讨论。由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此次会议原来只安排了三项议程:
  一、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
  二、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按照这个议程,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工作,并不涉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根本问题。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开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关键时刻,邓小平再一次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提出应该在讨论经济工作之前,首先讨论一下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支持。于是,11月10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宣布三项议程之后,接着代表政治局宣布:“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任务总路线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这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会议原定的主题。
  代表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迅速突破了原定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提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出六大问题,都涉及到重新评定“文革”中、“文革”前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某些重大历史问题。这篇发言实际上是要纠正“左”倾错误,因而当即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为之一振。聂荣臻在东北组,康克清在华北组,宋任穷、萧华在西北组,以及许多与会同志,都就陈云提出的这些问题发表意见,并补充提出其他一些必须由中央考虑做出平反决定的重大案件。从这天起,大家敞开思想,讲心里话,讲实在话,提出了尽快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建议。会议开得空前热烈,生动活泼。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时,邓小平并不在国内。11月5日,他开始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这3个国家,为我国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云在东北组发出六发“响炮”的同时,邓小平正在新加坡与李光耀总理会谈。邓小平是11月14日晚上回到北京的。一回到北京,他就马上成为了会内会外的主角。
  1 1月2 5日下午,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的汇报。邓小平指出:“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他还谈到:“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邓小平在与外宾的多次谈话中切中时政,提出很多重要观点,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在告知世界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渠道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11月2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邓小平会见了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在一个半小时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到:“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
  日本时事社当天以题为《没有必要就天安门事件作出新的决定——邓小平副主席谈话要点》,将邓小平的谈话总结为19点。电文从北京传达东京,日本共同社于26日晚对此进行了报道,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路透社——西方四大通讯社先后于当天北京时间19点以后据共同社消息作了转播。
  27日晚7时到11时半,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召集人彭冲、王恩茂、秦基伟、段君毅、汪锋、安平生的汇报。在这次汇报中,大家提出邓小平26日同佐佐木良作谈话的19条可否向干部传达,并根据谈话精神向群众做工作,邓小平表态:“那个谈话的概括基本正确。”华国锋表示:“小平同志和日本民社党佐佐木良作那个谈话
  可以传达。”于是,常委听汇报会上的讲话迅速传达到各分组,邓小平同佐佐木良作的谈话要点,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也在28日印发给会议出席者。这样,邓小平外事谈话的精神迅速在会内发挥作用。
  就这样,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和外事谈话,将一系列鲜明观点、明确信号和清晰思路表达出来,在历史转折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导作用。这次会议在邓小平、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在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坚决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并围绕这个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实行改革开放,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使三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2 07:11:25
  26、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3)
  不朽经典: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12月13日下午4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对这个讲话非常重视,在10月份出访日本之前,他就找有关的同志谈了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围绕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起草一个初稿。这个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就写了出来。但会议进展很快,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顺利地得到了解决,会上又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及时地作出回答,例如:如何评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如何解决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以后一些群众提出的进一步要求,如何处理全面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现安定团结的关系,如何解决会上提出的人事变动的要求以及可能会由此引起的国际反映,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认识就不能统一,全党就不能很好地团结起来、顺利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邓小平根据会上提出的新问题和国内外的反映,自己用铅笔写了一个约500字的提纲,然后于12月2日找有关同志去谈想法。这个提纲共7个部分:1.解放思想,开动机器;2.发扬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4.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5.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6.加强责任制,搞几定;7.新的问题。
  12月5日,他又找起草者谈文稿的修改,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2.发扬民主;3.向前看;4.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先后两次谈话,明确了讲话稿的写法和内容,确定了基本框架。
  12月9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起草者,逐字逐句地进行审阅修改,又谈了很多重要的意见,文稿的内容基本确定。后来,他又几次约见起草者,谈了一些修改意见,最后作了一些修改和润色加工。从讲话稿的起草过程来看,这个讲话完全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根据他的思想写成的。其中许多重要的话,都是他本人的原话。讲话围绕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着重讲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向前看、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等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和政策。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针对人们最为关注的真理标准讨论问题,邓小平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关于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也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强调,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没必要。
  关于研究和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会所接受并被写入全会公报,成为指导全面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有人曾回忆说:“当时听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就兴奋地预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讲话誉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http://news.eastday.com/c/20140510/u1a8079819.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2 12:33:45
  27、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的领导地位(1)

  第一章 历史拐点――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的领导地位

  《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供连载稿 余玮 吴志菲 著 新华出版社
  来源:人民网读书频道

  陈云的率先“一炮”,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思想与会议进程,闭幕式后会议仍在进行,使新时期“遵义会议”的“主题报告”提前宣读。


  1978年12月18日,京西宾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中国命运的、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大会隆重举行。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五天,但其意义在三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如下评述:“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0年后,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这次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自己这样说过: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有个惯例,每次召开中央全会之前都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作为预备会。全会的议题和议案都须经工作会议充分酝酿,取得共识。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言:“在全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规模比较大,聚集了党、政、军的200多位领导人。走进会议大厅的人们神情庄重,他们大多是饱经沧桑、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老同志。当然,在“四人帮”在位时做了令人很不满意的事的人有,站在“两个凡是”立场上的人也有,但他们在人数上不占优势。虽然这时北京已进入寒气袭人的晚秋,但会议大厅却呈现出融融暖意。人们从交谈中隐约感觉到,这次会议似乎预示着一个重要时刻就要到来。

  按照原定的安排或设想,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此时已是中国马年的岁末,奔忙一年、“到处点火”的邓小平已经对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成竹在胸,他的一些主张已得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支持。因此,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自1979年1月1日起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做出结论。邓小平认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常委的赞同,华国锋被迫接受,同意工作会议在进入原定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布了会议要先进行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的讨论,但只字不提在全国热烈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没有表示“两个凡是”应该否定。引起了到会代表的不满。

  开幕式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等6个小组进行分组讨论。11月12日,刚刚开始分组讨论,在中国政坛沉默已久的陈云在东北组作出了第一次发言,便使整个大会为之震动!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讲道,从明年起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我完全同意中央这一意见。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够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

  陈云提出要把“文革”大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翻过来,因为他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年,深知这一案件内情,认定“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是叛徒”。接着,陈云对“文革”中的大案――陶铸以及王鹤寿案件提出尖锐意见:“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例如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认为,专案组所管的属于党内部分的问题应当移交给中央组织部,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这些结论都应该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去考察。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同时,陈云为彭德怀冤案提出平反。随后,他又提及了最敏感的话题――“天安门事件”,认为“这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最后,陈云还提出“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原因是,康生在三年前病死时,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给他戴了三顶荣耀的桂冠,即“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1977年3月,陈云为了支持邓小平复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过一次书面发言,但是他的发言被打入“冷宫”没有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因为,这次会议开幕式上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使得陈云的发言终于在大会简报上登出,使全体出席者都很快地知道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陈云的“爆炸性发言”,话虽不多,却扔出了5颗重磅炸弹,每一颗都精确地命中了目标。他的发言,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才能讨论其他具体的工作问题。大家群起响应,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2 19:40:46
  28、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邓小平的领导地位(2)

  华国锋极想尽早让大会按照他的3项议题的轨道“运行”,所以在陈云发言后的翌日――11月13日,华国锋要求会议转入农业问题的讨论,并由纪登奎在大会上对两个农业文件进行了说明。可是,会议并没有被华国锋“纳入”轨道,各组在讨论时,纷纷对陈云的讲话做出强烈反响,打乱了华国锋的部署。东北组对陈云的讲话普遍支持,这是因为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是冲在最前面的省份之一,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

  陈云再次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呼百应,在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势。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这样,华国锋不得不表示接受党内压倒多数的意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因参加此事件而被捕的338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对于因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与会同志的愿望和提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认真研究。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全部予以撤销。因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人,一律平反;薄一波等61人的问题是一重大错案,予以平反;彭德怀、陶铸对党和人民有重大贡献,予以平反;为杨尚昆平反,重新分配工作;康生、谢富治有很大民愤,对他们进行批判是合理的……

  会议进行到11月下旬,华国锋建议,从27日起会议转入对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但是,尽管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基本解决了,可是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检讨,如何保证经济工作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与会同志还是耿耿于怀的。

  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需要,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放手让大家讲话,真正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对主张“两个凡是”的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真理标准讨论再掀高潮。大家一致认为工作重点转移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也适当,并对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进行了初步酝酿。本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中没有人事问题一项,但在会议进行中,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与会者的建议,讨论了人事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如此热烈,如此民主,如此富有建设性,是大多数与会者不曾料想到的。这次会议是党内高层一次久违了的真正的民主会议,会议突破了原来的议题,开成了一个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本来闭幕式一结束,中央工作会议也应该结束。但与会者纷纷要求延长两天来学习和讨论邓小平的讲话。于是,随后的两天,会议分组进行了讨论。12月15日,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才落下帷幕。

  19年后,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高度评价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今天,我们翻开《邓小平文选》,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邓小平讲话的这篇文章的标题下面有一段具有特别意义的题解: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将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郑重地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种罕见的情况是有特殊原因和特别意义的。

  早在中央会议开始前,有关同志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改定的稿子,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几方面的历史意义;第二部分论述如何实现这个转变。但是到会议期间,会议形势出乎意料地在发生变化,僵局已被打破。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历史性转折的机遇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已不是那么突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来了。于是,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和思维,亲拟提纲,并提出了整体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家中谈话,谈讲话稿的重新起草问题,并拿出了自己亲笔所写的讲话提纲。在重新起草和修改过程中,邓小平又与起草者谈话,逐条逐字地审阅,并亲自拟定讲话的题目。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中最根本的问题,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正确方向和指导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论视角,启发了全党的思路,振奋了人们的精神,对于推动整个国家走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基本口号,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宣言书。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于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召开。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三中全会会期虽短,但是实现了从“两个凡是”向实事求是的转变、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封闭和墨守成规向改革开放的转变。全会发起了推动中国社会加速发展的“第二次革命”,宣告了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大转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保证这一决策得以顺利实施,中共高层领导核心做了一系列的调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么,出席会议的应是中共中央委员或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然而,有好几位在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名单上找不到名字的人物,却坐到了委员席上。他们是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共9位。

  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因为中共“十一大”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召开的,有许多干部在“文革”中蒙受的冤屈还来不及拂去,还没有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然而,如果要等到中共“十二大”,又太晚了。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临时措施,把黄克诚等9位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将来提请中共“十二大”对这一增补手续予以追认。其实,这9位都曾是中共中央委员,都担任过重要职务。

  大会一致同意,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还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正如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一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正因为这样,1935年的遵义会议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成为中共历史上的转折点。

  邓小平是这样论述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核心的:“任何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http://book.people.com.cn/GB/108221/6817762.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3 07:05:18
  第二卷 批判“两个凡是”
  1、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  

  本文摘自《交锋》,马立诚 凌志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肯定了他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再次重申“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

  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

  三个月之后,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作了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华国锋感到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

  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

  此时的邓小平,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张国焘、“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说:“我们绝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努力,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邓小平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此后20年,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20904/17410123_1.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6 06:24:03
  邓小平如何批判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本文摘自《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叶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还是同意邓小平复出了;“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毛泽东定的,然而华国锋却已经承认群众前往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

  这两件事本身,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相矛盾。

  其实,还有华国锋所做的两件更为重大的事件,与“两个凡是”相矛盾:

  第一,抓捕“四人帮”,就是违反“两个凡是”。

  众所周知,从1974年2月以来,毛泽东虽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但是毛泽东只是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泽东并没有说要打倒“四人帮”。

  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抓捕了以“毛泽东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显然违背了毛泽东的意愿。

  第二,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为毛泽东保存了遗体,建造了纪念堂,也是违反“两个凡是”的。

  毛泽东早在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会间休息时,在秘书递来的倡议实行火葬的折子上签了字。1958年毛泽东提出自己死后骨灰撒向大海喂鱼,因为他活着时吃了很多鱼。

  所以华国锋本人所作所为,也并非真正依照“两个凡是”办事。华国锋所说的“两个凡是”,无非是借毛泽东的话来压制反对的声音。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抓住了华国锋自身的矛盾,尖锐地批判了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引者注:指汪东兴和李鑫)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极为重要,第一个站出来批判“两个凡是”。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吉林省视察期间,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发表谈话,再次批判“两个凡是”。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两个凡是”不是真高举,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在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邓小平还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毛泽东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6 06:24:42
  3、邓小平怎样挑战“两个凡是”

  本文摘录《邓小平时代》部分章节,记述当年邓小平是怎样向“两个凡是”挑战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面临着3种道路选择:一是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走下去;二是回到上世纪50年代;三是开辟新的道路。当时相当多的人对上世纪50年代还保留着美好的回忆,坚持走第一种道路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主张开辟新路的人也只是少数。

  思想解放运动是开辟新路的思想准备。邓小平首先要做的是解除精神枷锁。而“两个凡是”却为邓小平打破精神枷锁设置了障碍。只有去掉“两个凡是”,才能够开展思想解放运动。


  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

  “两个凡是”从哲学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讲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而言,“两个凡是”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朴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阻力。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

  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使人们能够接受。但也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

  公开场合注意策略,私下直接挑战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一个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

  华国锋迫于形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但是,在正式场合,邓小平还没有公开向“两个凡是”宣战。他可能觉得公开宣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10多年时间,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了一切场合,采用了所有能够采用的各种形式,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毛主 》几乎人手一册。客观地说,“两个凡是”正是这种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继续。要否定“两个凡是”,就是要扭转对毛泽东的绝对迷信。这有可能被戴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当时,这个“帽子”还像如来佛的五行山那么沉重。

  从“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挑战“两个凡是”

  随着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加大了反对“两个凡是”的力度。1977年7月21日,他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段话是无懈可击的。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就不如“毛主 ”那样有“操作性”了。什么叫“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呢,人们各有各的理解。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然而,要推翻这些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http://agzy.youth.cn/qsnag/plyj/201202/t20120229_1987651.htm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6 19:47:48
  4、邓小平第一个表态 打破“两个凡是”禁锢内幕

  举凡伟大的社会变革,无不伴随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蓬勃向上,充满活力。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30年前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可以断言,如果没有那场深入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速前进的今日中国。

  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

  “文革”十年,中国经历了一场深重的灾难。“四人帮”的倒台,让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把毛泽东的话作为判断一切是非标准的神学信条,也就是说必须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1977年4月10日写给党中央的信中,他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谓“准确”、“完整”,就是强调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看待,强调着重掌握贯穿其中的科学观点和科学方法,而不是搞断章取义和“句句是真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为批判“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他在全会闭幕时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聂荣臻、徐向前、陈云、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撰文纪念。他们在文章中响应邓小平的主张,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聂荣臻指出: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的检验。陈云也在文中写道: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全党都在思索如何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障,胡耀邦走在了最前沿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77年底,在中央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000多名高中级干部为研究“文革”以来的党史问题时,提出了不少现实中和理论中的难题。胡耀邦听取汇报后,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他提出两条原则:“一个是完整、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一个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1977年10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给《光明日报》寄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报社理论部对文章作了多次修改,准备在理论版哲学专栏发表。1978年4月上旬,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看到清样,说:“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放在哲学版,可惜了。”他提议作者进一步修改,加强现实针对性,并约请正在写同一主题文章的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共同研讨修改。文章经过反复修改,由孙长江定稿,定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与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商定,为扩大文章影响,先在《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再由《光明日报》公开见报。吴江就此请示胡耀邦,得到胡耀邦的批准。胡耀邦亲自审定了全文,于5月10日刊登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此文。

  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我们要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面临着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是错误的。我们要有共产党人的责任心和胆略,研究生动的实际生活,要研究现实的确切的事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文章发表的当天下午,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播发。第二天,全国的主要报纸纷纷转载。尽管文章所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批判的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坐不住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邓小平第一个表明态度

  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在中央领导人中第一个表明了自己对待这场争论的态度。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的问题。他批评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尔后,邓小平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7月21日,邓小平同中宣部部长谈话,严肃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负责人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是驳不倒的。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同意这个观点和文章。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尖锐地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深远影响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全会对真理标准讨论作出高度评价,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解放思想,努力钻研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国结束了“文革”后的两年徘徊,走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端正思想路线,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一致起来。1979年1月到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对作为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区分,强调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是毛泽东思想才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地开展了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的工作。继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彭德怀、陶铸、薄一波、刘澜涛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老一辈革命家得到平反昭雪。1980年2月,党中央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文革”中最大的冤案被彻底推翻。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中,全国有300多万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和纠正,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54万“右派”得到改正,数以千万计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到解脱。1979年1月,中央决定给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又使至少2000万人结束了长期受歧视的生活。社会关系的调整进一步理顺了民心,大大增强了全社会的凝聚力。

  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安徽、四川两省率先进行改革农业管理体制的探索,制定了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收到显著效果。1980年起,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全面推开。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对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格局初步显现。

  30年过后,回望我们走过的民族复兴之路,几乎每一步都打着思想解放的鲜明烙印。思想解放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用科学取代愚昧,用民主取代专制,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激发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无尽的生机和活力。(于化民)

  摘自《党史博览》杂志 2008年第5期
  http://cul.sohu.com/20111115/n325657514_2.s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6 19:48:57

  5、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1)


  1977年7月,在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第三次“出山”,重新恢复了工作。

  长期“左”倾思想的错误,十年内乱的危局,“两个凡是”观点的阴影……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重大历史抉择。

  邓小平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邓小平推进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持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大课题。中国,开始了走向辉煌的第二次革命。

  下面,是几位老干部的回忆。

  任仲夷(中共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

  总设计师小平当之无愧

  我和邓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我记得当时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都是最早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和怎样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但可能也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中央调我到广东工作。

  在我到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和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决心很大,魄力很大。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大都能背诵出来。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之无愧的。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7 06:22:10
  6、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2)

  钱其琛(国务院原副总理)

  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

  1980年初秋,邓小平同志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就当时国内外注目的重大问题回答了她的提问。当时,我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组织安排了这次采访,并亲耳聆听了小平同志这席谈话,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法拉奇采访申请被接受的最重要原因是小平同志确实有话要说。当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加快现代化建设,并初见成效。然而在不少重大问题上党内外的思想还有待统一,国外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特别是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央决定要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经反复讨论,认识尚未完全统一。

  记者提问是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的。她一开始就说,来到北京发现中国变化很大,毛主席的像少多了。接着提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还提出毛主席同“四人帮”的关系如何、毛主席的错误追溯到何时、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等等,问题一个接一个,刨根问底。而小平同志从容不迫,顺势抓住对方提问的要害,一针见血地阐明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问答之间,机智巧妙,精彩纷呈。

  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对法拉奇说: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至于“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分析了毛主席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左”的思想。这时候毛主席接触实际少了,没有把过去他自己倡导的良好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小平同志又以平静的语调,直率地指出:“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1962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毛泽东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听了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主席所犯错误的说明后,单刀直入,说“西方有人评论,中国下一届党代会可能类似苏共20大,你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并直截了当地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小平同志听后坦然地付之一笑,随即从正面谈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小平同志这篇谈话在党内外传达后,受到一致的拥护,大家都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都感到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确实不能丢,也丢不得,丢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丢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篇谈话的深远历史意义。

  (摘自《回忆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本报征得钱其琛同志同意重新发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7 19:04:39
  7、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3)
  刘导生(中共北京市委原书记)

  一次历史的转折

  我调来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是1978年12月26日,当时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这个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拨乱反正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很大进展,但北京市的工作落后于其他省市。由于当时的某些领导干部思想上受毒极深,仍然被“左”的思想、理论所禁锢,自觉不自觉地阻挠拨乱反正。而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纠正和清算“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种思想已逐步形成尖锐的对立。

  十一届三中全会,对长期统治我们党的“左”倾路线是一次清算,对当时仍旧受“左”的思想毒害束缚的党的某些领导干部,应该是一服清醒剂。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我顶住了来自某些领导人的压力,于1979年3月上旬召集了北京各高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市委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的同志共五六十人的座谈会。我在讲话中指出,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北京市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我们北京市的工作要跟上中央的步伐,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提倡“三不主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会议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委终于决定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1979年9月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在主报告中摆出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等等,并在思想根源上作了分析和批驳。

  解决长期的“左”倾路线错误,特别是在长期的个人崇拜已达到迷信程度的情况下,拨乱反正的工作是十分艰巨的。经过全党几年的努力,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认清和树立了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转到“四化”建设的轨道,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拨乱反正,使国家的发展走上正确道路,这种历史功绩永远不会磨灭。

  张爱茹(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小平领导我们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的影响下,1978年5月,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组织、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然而,最先引来的却是责难。

  在中央领导人当中,邓小平是最早站出来明确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负责人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时,明确提出:“我这次会议的总结发言……就是要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视察工作期间,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多次强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9月下旬到11月,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在全党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要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建议在三中全会上讨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同时,对“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作出结论。邓小平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数的赞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陈云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在邓小平精心指导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32年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至此,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8 12:50:19
  8、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4)

  张大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长冬后的第一声春雷

  我直接接触小平同志是在1961年4月,当时我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随同小平同志到顺义县做调查,征求对“农村60条”的意见。当时我觉得,小平同志解决问题非常实在、扎实。在县里开座谈会,他还直接提到农业减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小平同志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给我以极大鼓舞。

  “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七年多。直到1975年4月,我才被放出来。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复出抓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的时候。小平同志在群众中有了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是不久以后,又来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家重新又进入了很沉闷的状态。当时我虽然放出来了,但仍然不能分配工作,也看不到国家的希望。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市委学习班参加学习,当时“左”的思想束缚还是很厉害的。1977年4月,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写信给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当时听到这些话,真有一种经历了漫漫长冬后,听到第一声春雷的感觉,兴奋极了,马上觉得眼前豁然开朗,看到了前途,看到了希望。邓小平同志当时讲这种话,表现了很大政治勇气,明显和“两个凡是”是不一样的。强调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明显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是“不完整、不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我当时就感觉我们党又有希望了,又可以重新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上来了。

  从那以后,经过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听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致的闭幕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越来越清楚,我们的思想也越来越受到鼓舞。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历史证明邓小平同志主持的拨乱反正,为我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李晨(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

  小平给知识分子“摘帽”

  我于“文革”前担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刚刚一年多就赶上了“文革”,“靠边站”了。1971年,我被重新结合,到当时的市革委会文教组担任副组长。

  “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搞乱了,教育战线是重灾区。特别是1971年,在“四人帮”控制下开了一个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出台的《全教会纪要》抛出了“两个估计”,说“文革”前十七年,在教育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这“两个估计”起了很坏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破坏力比“文革”初期的“打倒一切”还厉害。当时我到北京市的中小学看,课堂上乱哄哄,百分之七八十的门窗玻璃都被打碎了,桌椅板凳几乎没有什么完整的,许多学生不到校,或进校不带书包。到了1974年,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北京市开始普及高中,没有合格的教师,就层层拔,教学质量急剧下降。那时我们到农村去调查,一个高中学生对我们说,要给我们普及高中,得先把我们老师普及了,我们老师就是初中毕业。

  当时学生中流传一个顺口溜,叫“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全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教师的思想状态是“痛心、伤心、寒心”,“欲教不能,欲罢不忍”。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在一所中学的高一年级做了一个测试,506个学生在六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考查中,平均80分以上的只有6人,平均不及格的却占86%。在北京四中的一个高中班,竟然有一半人连英文26个字母都写不全!

  1977年2月,北京市召开“文革”后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为革命学习文化、学习技术”,鼓励教师要敢抓教学,要敢管,初步整顿了教学秩序,但收效并不显著。

  就在这时,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他自告奋勇抓教育,上来就抓了两条,一个是推翻“两个估计”,指出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给广大教师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再一个是恢复高考制度。这两条一抓,教育战线的局面整个就变了。我记得当时商店里卖的练习本一下子就销光了,文具也脱销了。教师、学生的教学积极性都一下子调动起来了。小平同志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抓住要害,立即扭转了局面。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全过程,感触甚深,至今记忆犹新。

  缪俊杰(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著名评论家)

  暴风雨般掌声响彻文代会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参加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大会上小平同志致“祝辞”时获得的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它将长久留在中国人的“民间记忆”里。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是文艺界经历十年浩劫之后的第一次盛会,也是小平同志复出后第一次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同广大文艺工作者见面。人们当然会记得,1960年召开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后,文艺界一直处于“多事之秋”。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文艺界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劫难,许多有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相继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或“黑帮”,受到打击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许多本来优秀的作品或正确的理论观点,被扣上“毒草”和“黑论”,受到批判清剿。经过十多年折腾,文艺界已经溃不成军了。改革开放之后召开的这次文代会,是文艺界一次重振旗鼓的大会。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文艺界致“祝辞”,就是代表党中央对文艺界作重新估价,也是来为文艺工作者鼓劲的,大家心里十分高兴。我记得,小平同志一走到讲台,全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此后,在小平同志的整个讲话里,全场一次次地响起热烈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前苏联塔斯社发表苏联领导人的讲话时,在每个段落之后都要用括号标明“掌声”、“热烈掌声”、“暴风雨般掌声”、“雷鸣般掌声”,来表现演讲效果。后来听说,有些是遵命作秀,不完全符合事实。但是,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确实是一点不过分。我们在现场感到,那些掌声确实是真诚的、由衷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在这里讲一个小插曲。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开文代会是“对号入座”。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满头白发、身躯瘦小的长者。我当时并不认识这位长者,只是觉得他有点“怪”。每次他都是找到位置就坐下,从不同人讲话,台上人作报告或发言时,他总是闭目养神,或伏案瞌睡,既不抬头,更不鼓掌。但我注意到,在小平同志讲话时,到关键处,他微微睁开眼睛,高兴地鼓起掌来。会下打听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沈从文长期被打入“冷宫”,他对文坛的冷淡是可以理解的。经过那么多世事磨难,几乎心如死水的沈先生,听到小平同志的讲话,也高兴地鼓了掌,我想,这是他由衷的掌声,不是敷衍,不是随大流,更不是任何人强迫的。沈先生的掌声可以代表文艺工作者的心声。我当时是作为代表而不是记者参会的,所以没有及时采访一下沈先生的感受,现在想起来也是件憾事。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8 12:50:54
  9、回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5)


  王光美(刘少奇同志夫人)

  小平为“头号冤案”平反

  1969年,少奇蒙难河南开封,我们家破人亡,我也是九死一生。1977年我从监狱出来,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未向中央提出少奇的平反问题。我知道,少奇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家庭的事情,这是党和国家的一件大事,是中央考虑的问题,无须我多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同志都平反了,但少奇的事情迟迟没有解决。许多热心的同志都让我向中央申诉,我没办。我相信少奇对我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会作出公论,小平同志也会操心这个问题。果然不出我所料,少奇的平反正是小平直接关心的。这项工作搞了很长时间,因为在“九大”上,给少奇戴了三顶帽子,网罗了大量材料,这需要一件一件地澄清。所以,到1980年前,主要是复查,没有明确结论。

  这期间,小平对我们全家很关心,有两件事我印象极深。一是1978年,我儿子刘源想报考大学,但政审不合格,被取消资格。这时,少奇平反尚未提出,所以他四处奔走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背着我给邓叔叔写了封信,诉说理由,希望他能帮助说句话。未想到小平果真在这封信上作了亲笔批示。这样,刘源才得以破例在报考期已过的情况下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我们全家都感激他,在那个时候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了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也不便过多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的平反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一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小平的推动下,十一届五中全会终于撤销了强加给少奇的种种罪名,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誉,这起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得到昭雪。(摘自《邓小平与现代中国》现代出版社1997年3月版)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学习时报》顾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小平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

  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给当时的党中央写信,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全国。5月3日,邓小平的这封信转发到全党县团级。当时,我们听了传达,大家的思想受到很大启发。那时,虽然粉碎了“四人帮”,但个人迷信仍然盛行,思想普遍僵化。邓小平的这封信,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两次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我本人亲身经历了胡耀邦同志二次审稿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刊出后,5月11日《光明日报》就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就全文转载。但当天晚上,《人民日报》的总编就接到权威人士的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是要“砍旗”,政治上很坏很坏。当时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批评、指责这篇文章,给这场讨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批评“两个凡是”,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详细摘要发表了小平的讲话。当时我们受到了很大鼓舞,大家都很兴奋。

  7月23日,胡耀邦同志又通知我们去他家开会。那天天气很热,我们都坐在走廊里。耀邦同志很兴奋地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小平同志找他谈话,亲口对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是个好班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下,全党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很快形成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我深深感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德生(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主任)

  拨乱反正开创了理论工作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是重灾区,北大哲学系是重灾区里的重灾区。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学生中,先后有三四百人受到了不公正的错误处理。在当年那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情是十分压抑的。

  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大家兴奋了一下,但后来一段时间还是陷于沉闷,因为周围的环境变化并不大。后来有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才真正看到了新气象。

  1978年底,我开始参与北大哲学系的领导工作。当时我们面临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一大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教师、学生平反、落实政策。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党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公正的处理,不解决这些遗留问题,是不可能让大家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向前走的。

  我从1951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此后一直留在北大哲学系工作。当年“反右”的时候,有一个罪名叫“抽象拥护、具体反对”,意思是说,虽然你也拥护党中央,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你反对基层单位某些领导者的做法,那么你就是“抽象拥护、具体反对”,就是反党,就可以把你划成“右派”。有的老师仅仅因为参与了农村调查,回来后说了几句“农村太穷”、“15年超英赶美目标不现实”之类的话,就被划为“右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主导的拨乱反正推动下,经过大约一年多时间,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知识分子都被落实了政策,压抑多年的积极性被释放了出来,他们中很多人后来都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记得当年有一个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临毕业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句推心置腹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在大学学 ,感到哲学系的教师特别像“芭蕾舞演员”,一个是转弯子转得特别快,一个是脚跟不着地。的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哲学系的教员十分不容易,必须时时刻刻跟着政治风向走,根本不可能脚踏实地做学问。在“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所谓“大辩论”里,一方只要找出了一句毛主 证明自己的观点,就算证明自己掌握了真理,就可以取得辩论的胜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扭转了这种恶劣学风。小平同志后来南方视察谈话中,谈到不要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拨乱反正是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这种解放的意义至今回想起来,还让人感触至深。

  北京日报 2004-8原标题《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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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8 19:16:24
  10、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

  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作者:徐永军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大讨论,在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本文将从讨论开始前和开始后两个阶段论述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系及其历史贡献。

  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前,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力倡实事求是,为讨论作了思想铺垫,大讨论由此引发

  粉碎“四人帮”以后,面对广大干部群众希望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和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两个凡是”被提了出来。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对“两个凡是”作了完整的表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被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按照“两个凡是”,“天安门事件”平反不了,邓小平复出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其他一切遗留问题也解决不了。按照“两个凡是”,一切只能率由旧章,沿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再度陷入混乱,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愿望也终将落空。

  “两个凡是”一出台,邓小平就洞察到了它的危害性与错误实质。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因此,他率先站出来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

  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角度,提出“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指出“两个凡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1977年2月,在叶剑英的关照下,邓小平的政治境遇有所改善,许多老同志纷纷前往探望。闲谈中,每每谈到“两个凡是”,邓小平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3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党内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中央主要负责人虽然在这两件事情上有所让步,在14日的讲话中表示,要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承认“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却又一次强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还说:对待这样的问题,“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离开这个立足点,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这表明中央主要负责人想继续贯彻“两个凡是”的方针。它引起了邓小平的深思。

  经过反复思考,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提出了与“两个凡是”截然不同的“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在信的最后,邓小平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没有不妥,希望中央连同他1976年10月10日写给中央的信,印发党内。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

  由于一开始就考虑到向党内转发,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非常含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锋芒是指向“两个凡是”的。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谈话时点明了这一点:“我那个完整地准确地的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转引自《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

  在内部谈话中,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则要鲜明得多。在中央转发他的信的前夕,大约是1977年4月底,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前往西山征询他的意见。这两位同志直接参与了“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和3月14日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起草与审定。一见面,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告诉他们,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5月24日,邓小平把他对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前来看望的王震、邓力群等,并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9 11:37:16
  11、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2)

  虽然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都是党内谈话,没有公开发表,但它们还是不胫而走,在党内传播开来,并传向社会,发生了影响。人们由此认识到毛泽东“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自己也犯过错误”,并非“句句是真理”;认识到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

  但是,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不愿意接受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并且加以指责和非议。1977年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出了回应。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还进一步指出:“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堵住了非议者的嘴,防止他们歪曲;另一方面,在党内再一次完整系统地宣传了“完整地准确地”的观点,使这一观点为更多的干部群众所熟悉,所掌握,并成为大家委婉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第二个层面是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角度,大力提倡恢复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肃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坏风气,瓦解“两个凡是”的社会基础。

  “两个凡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作为指导方针提出来的。它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与支持。它绝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代表着一种思潮,有着相当的社会基础。其中主要的是三种人。第一种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有这样那样联系的人。第二种是那些仍然沉溺于个人迷信中的人。第三种是那些已经认识到毛泽东有错误,但心有余悸,不敢承认也不敢触及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淡忘或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推翻“两个凡是”,首先要瓦解它的这个社会基础。最好武器,就是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一复出,就大力倡导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

  7月21日,邓小平专门讲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语重心长地解释:“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5、46页。】

  8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致闭幕词时,邓小平就讲了一个中心问题,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再次慎重地向全党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5天以后,即8月23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谈到通过办学校提高干部素质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学校一定要恢复和培养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保证学校向部队推荐的干部“有好的思想和作风”。他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63页。】

  邓小平接二连三地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铲除“两个凡是”赖以生存的土壤,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他的这一努力,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响应与支持。

  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讲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的文章或讲话,与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语言都是相似的。这以后,报纸、刊物又发表了一大批宣传实事求是的文章,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和批评越来越大胆,越来越集中。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层面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以“完整地准确地”观点和实事求是为指导,领导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撕开了“两个凡是”的缺口,鼓舞人们拿起“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作斗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帷幕由此拉开。

  在中央征询邓小平对出来工作的意见时,他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年半时间里,特别是在1977年下半年,邓小平投入巨大的精力抓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领导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思想武器,就是他提出或反复倡导的“完整地准确地”观点和实事求是。

  早在1977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去看望他时,针对科教战线的落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就强调,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一定要以实事求是作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并从实践的角度,对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观点或 的做法提出质疑:“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还有科学实验嘛”。【《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9 11:38:10
  12、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

  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强调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列举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和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两个例子做了说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8月8日,他在科教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强调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在实践上,他对“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作了肯定的估计,认为“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他说:“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4、57页。】这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讲话,又受到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指责。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谈话一开始,矛头就直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提醒教育部负责人:“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他点明了他们的顾虑:“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鼓励他们“要争取主动”,“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明确提出:对“《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并说:“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68、71页。】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有两个特别的意义。第一,这篇谈话可以说是在实践上讨伐“两个凡是”的檄文。其中心思想,就是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大胆地纠正一切错误。第二,它提出了一个评判对错、是非的标准,即实事求是的标准,也就是实践的标准。这是与“两个凡是”迥然不同的标准。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还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个重大成果。根据这次谈话的精神,教育部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文章彻底推翻了“文化大革命”中长期流行、严重困扰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尽管在“两个凡是”没有彻底推翻之前,文章的发表得亏于一个偶然的因素,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它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把“两个凡是”的帷帐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这是对“两个凡是”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为人们高举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作斗争做出了表率。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三个层面与“两个凡是”的斗争,至少可以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点,邓小平反复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极力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本身就是对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主要标志的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对于这一点,早在1980年11月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给予了充分肯定:“1977年2月份,小平同志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这是广为流传的,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转引自《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理论界和党史界也都予以认同。第二点,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努力,在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下,在社会上逐步形成了要求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办事的政治氛围,为实践标准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铺垫;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科教战线,实事求是地划清历史是非,为人们高举实践标准同“两个凡是”作斗争做出了表率。这种铺垫和表率作用,“孕育”了以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为主题的文章,从而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这一点,人们的认识既有分歧,也不充分。不赞成这一评价的理由是,邓小平事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下简称《实》文)的起草与发表过程并不知情。他自己也说过,《实》文发表时他没有注意,听说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才看了文章。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邓小平自己还说过:“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从此开始”点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实际上也点明了邓小平发动者的作用。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19 18:56:20
  13、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4)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在讨论面临夭折的形势下,最先公开肯定《实》文,并排除各种阻力,引导讨论健康深入的发展,促进了全国性大讨论局面的形成

  根据起草和修改者的约定,1978年5月10日,《实》文首先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12日,《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日报全文转载。

  《实》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

  第一,在《实》文受到责难,讨论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

  《人民日报》转载《实》文的当晚,有人打电话给报社总编辑,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认为“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是“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

  13日晚,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打电话,指责新华社转发《实》文是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

  17日,有人对《红旗》杂志核心小组成员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两个版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认为他们是代表中央讲话的。到底代表不代表还很难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18日上午,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也指责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他还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同一天,这位中央负责人同中宣部部长谈话。当晚,中宣部部长就召集在北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各省、市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开会,谈他对《实》文的看法。他说,对这篇文章,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摸透。他提醒大家,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上面这些责难,都发生在《实》发表后一周内,来头大,来势猛,声浪高。组织发表《实》文的同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胡耀邦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光明日报社的不少同志“心里多少也有些紧张”【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有可能落得个夭折的命运。

  关键时刻,邓小平第一个站了出来,肯定《实》文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驳不倒。

  5月30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话。他情绪激动地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他指出,问题的症结是“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接着,他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他要求胡乔木在给他起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时,着重讲“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理论、方法的概括”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到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和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这是对实践标准的明确肯定。

  讲话中,邓小平还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引用或介绍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如此集中地引用他人的讲话,对邓小平来说,这可能是仅有的一次。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支持《实》文的观点。

  邓小平还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指责《实》文是“向毛泽东思想宣战”、是“砍旗”的人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如果我们按照他们那一套去做,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号召:“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强调指出:“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邓小平这个重要讲话,不仅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同志们“撑了腰”、“鼓了气”,使他们一度紧张的心情“真正松了下来”【王强华:《杨西光与第一篇“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炎黄春秋》1995年第5期。】,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讨论中,而且为讨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把讨论“提高到新的水平”【《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指导下,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回答对实践标准的非难。文章修改过程中,根据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意见,大量引用了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和邓小平6月2日讲话的内容,加强了立论的理论基础,“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325页。】。

  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为龙头,全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从6月下旬开始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由无组织的小范围的争论变成有组织的较大范围的讨论。

  以学习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契机,一些军队和省部级领导借各种机会,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一度受到高压、极有可能被扼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出现了转机,开始朝着有利于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一方发展。这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推动这个转折的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排除各种障碍,一步一步走向深入,走向全国,走向胜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0 06:13:44

  14、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5)
  第二,多次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谈话,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导讨论健康地向前发展。

  邓小平挺身而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令企图压制这场讨论的人措手不及。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就此罢休。

  6月15日,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点名批评特约评论员文章。他说,有一些特约评论员文章,写的东西不好,有问题,好像有股气,要出气。利用文章出气不对。他似有所指地说,不能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冲击,就把“文化大革命”说得一钱不值。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

  接着,这位中央负责人指责《人民日报》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报道的标题安排不当。他说:“对邓副主席讲话标题是精辟阐明了毛主席思想,这对。但对华主席的讲话、叶副主席的讲话为什么就不标‘精辟阐明’呢?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精辟阐明毛主席思想吗?这样标题不是有意的吗?”这实质上是指责《人民日报》的报道抬高了邓小平。矛头是指向邓小平的。这样的指责已经不是第一回。一个月前,这位中央负责人在指责《实》文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时候,就捎带上由邓小平指导撰写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

  问题还没有完。7月,也就是在各地讨论会、座谈会兴起之际,一些省委常委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时候,这位中央负责人到山东视察,继续批评《实》文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的。他在同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他甚至告诫山东省委和济南军区负责人,不要哪边风大就向哪边倒。

  这些举动,用意很清楚,就是试图把刚刚兴起的讨论的大好局面往后拉。

  面对阻挠,邓小平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6月15日,中央宣传口会议后的一天,邓小平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谈话。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情况和会议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另一次,邓小平又对他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邓小平还说,他主张真理标准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询问中宣部对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下了通知划禁区”,并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7月22日,邓小平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确表示对他组织发表《实》文的支持。邓小平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8月19日,邓小平听取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对文化工作的汇报后,关切地询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否涉及文化部。然后,向他们介绍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态度:“(争论)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

  针对有人指责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是利用文章出气,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有气,“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8月23日,邓小平同最早打电话指责《实》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同志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对的。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要鼓励破除框框,不要设“禁区”。

  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广大干部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砍旗论”,提出了识别真假高举的标准。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下大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128页。】他还说: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现在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8、79、80页。】

  邓小平这一系列谈话的对象既有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或不赞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既有中央和国家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从这些对象看,邓小平的谈话绝不是随意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人打气,二是为讨论的展开清除障碍,三是把讨论推向全国。邓小平的谈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耀邦当时就表示:“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当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编辑同志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大家也很高兴,很受鼓舞”【《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持反对态度的人,即使没有因此转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基本上做到了没有再“下禁令”。从9月下旬,也就是邓小平视察东北后,到11月,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讨论的局面在全国基本形成。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0 16:53:03
  15、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
  第三,两次对《红旗》杂志提出批评,使其放弃“不卷入”的方针。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红旗》杂志根据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要求,采取了“不卷入”的方针,到9月,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面对孤立,在巨大的压力下,《红旗》杂志负责人多次向主管中央领导请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红旗》要一花独放”,“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但是在私底下他们还是组织撰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即《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9月19日,《红旗》杂志将此文送审。杂志负责人在送审信中写道:“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很明显,他们这是要纠《实》文的“偏”,换言之,他们的文章是一篇与《实》文唱反调的文章。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生气地说,如果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索性摆开来讲。叶剑英建议把《实》文印发全国,并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邓小平表示赞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红旗》杂志后来对文章又作了几次修改,但终究没有发表。

  《红旗》杂志在撰写《重温〈实践论〉》的前后,还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为了帮助《红旗》杂志摆脱孤立状况,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写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杂志社要求删除这方面的内容,谭震林坚决拒绝。官司打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6日,《红旗》杂志负责人送中央主席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审查。这位负责人在送审函中说:“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邓小平看到后给予了严肃地批评:“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对谭震林的文章,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11月19日和21日,李先念也两次对《红旗》杂志的做法提出批评。

  由于邓小平、李先念的批评,《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不卷入”的方针,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阻碍大讨论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第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势利导,代表党中央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为讨论定性,最终使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期,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没有出席,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11月14日晚,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天,经中央批准同意,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5日,邓小平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在谈话中,他再次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27日,有几位不大赞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在会上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辩解,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针对这种情况,以及会议召开以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新情况,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12月13日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他自己亲自起草了三页提纲。根据这个提纲起草的讲话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不仅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为讨论定了性。有学者评价说:“在当时,这是振聋发聩之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醒世恒言。”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性质的讲话,“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科学结论”【《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13日,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为“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这之前,其他几位与会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或疑义与异议的中央或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评价。这一切表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0 16:53:37
  15、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
  第三,两次对《红旗》杂志提出批评,使其放弃“不卷入”的方针。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后,《红旗》杂志根据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央负责人的要求,采取了“不卷入”的方针,到9月,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也没有发表。面对孤立,在巨大的压力下,《红旗》杂志负责人多次向主管中央领导请求,但得到的答复却是“《红旗》要一花独放”,“你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但是在私底下他们还是组织撰写了一篇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即《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9月19日,《红旗》杂志将此文送审。杂志负责人在送审信中写道:“此文是根据全国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材料写成的,我们想努力做到以毛主席《实践论》为依据,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比较全面的解释,特别是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页。】很明显,他们这是要纠《实》文的“偏”,换言之,他们的文章是一篇与《实》文唱反调的文章。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生气地说,如果要发表这样的文章,索性摆开来讲。叶剑英建议把《实》文印发全国,并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邓小平表示赞成。【《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50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红旗》杂志后来对文章又作了几次修改,但终究没有发表。

  《红旗》杂志在撰写《重温〈实践论〉》的前后,还约请谭震林撰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为了帮助《红旗》杂志摆脱孤立状况,在回忆文章中专门写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杂志社要求删除这方面的内容,谭震林坚决拒绝。官司打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16日,《红旗》杂志负责人送中央主席和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审查。这位负责人在送审函中说:“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是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邓小平看到后给予了严肃地批评:“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的本身,可能就是卷入。”对谭震林的文章,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11月19日和21日,李先念也两次对《红旗》杂志的做法提出批评。

  由于邓小平、李先念的批评,《红旗》杂志不得不放弃“不卷入”的方针,在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的文章。阻碍大讨论的最后堡垒被攻破。

  第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势利导,代表党中央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意义,为讨论定性,最终使讨论取得决定性胜利。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前期,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没有出席,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11月14日晚,邓小平回到北京。当天,经中央批准同意,北京市委决定为“天安门事件”平反。25日,邓小平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听取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在谈话中,他再次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27日,有几位不大赞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在会上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辩解,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双方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针对这种情况,以及会议召开以来出现的其他一些新情况,邓小平决定重新起草12月13日他在闭幕式上的讲话稿。他自己亲自起草了三页提纲。根据这个提纲起草的讲话稿,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邓小平的这个评价,不仅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而且为讨论定了性。有学者评价说:“在当时,这是振聋发聩之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醒世恒言。”邓小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争论性质的讲话,“绝不是‘过于轻率'的话,也不是‘八股老调',而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很郑重的论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还有学者认为:邓小平的讲话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做了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科学结论”【《中华腾飞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13日,华国锋也在闭幕会上讲了话。他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讲话,并为“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这之前,其他几位与会的、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持反对或疑义与异议的中央或中央部门的负责人,也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的评价。这一切表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1 18:53:02
  16、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第五,在党内决策层,最先支持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并提出补课的方法,从而使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思想解放运动。

  虽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被重新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但是贯彻执行这条思想路线还远没有成为全党同志的自觉行为,另外讨论中的一些是非问题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中央按照原计划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随后又在全党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两件大事,它们都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由胡耀邦组织实施的。

  1979年1月18日,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同志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设禁区、下禁令等现象展开了批评。了解内情的同志介绍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由来和发展过程,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实质,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就在会议期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并影响到党内,也影响到了这次会议。邓小平及时洞察到这股思潮的危害性。3月30日,他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一方面肯定会议取得的成绩,包括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进一步分清是非的成绩;另一方面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理论务虚会议结束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这期间,邓小平到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视察,提出了真理标准问题补课问题。7月29日,他在青岛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接着指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191页。】8月9日,他在接见中共天津市委常委时,再一次表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基础”。但是“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的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没有很好讨论。因此,必须加强思想路线方面的教育”【《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127页。】。这实际上是代表中央作出了在全国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决策。随后,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在全国铺开。

  为了处理好真理标准问题补课与经济工作的关系,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了补课的方法:“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有力指导。

  1979年秋冬,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达到高潮,断断续续地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完成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为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已经载入史册,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历史功绩也必然载入史册。当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真理标准问题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许多人,包括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理论界、新闻界的众多同志都为推动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承认这些同志的作用,并不能否认邓小平在讨论中的领导地位,以及他对讨论的酝酿所作的突出贡献。邓小平是这场讨论无可争议的主帅、领导者。26年后,我们再次探讨邓小平对讨论的贡献,仍不免被他那种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义无反顾的精神所感动。

  来源: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2005年第7期

  http://www.wxyjs.org.cn/wxzj_1/dbzb/201406/t20140610_150237.htm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3 06:11:48
  18、、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1)

  本文摘自《人物汇报》2012年10月17日第3版,作者:叶永烈,原题为《邓小平华国锋:交锋20天》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两个凡是”派的激烈反应。

  华国锋说:“理论问题要慎重。”

  汪东兴说,此文是“砍旗”。

  胡耀邦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邓小平发表长篇讲话,有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11日:争议文章发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这样的评价: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用笔名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成了拥邓力量的第二次呐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老师,中共党员。后来他自称,1977年秋他把这篇文章送去发表,反对“两个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动做的,因为他意识到,如果不驳斥“两个凡是”那样的教条,邓就没有重新掌权的希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写作时就很明确,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写的。不过,令人奇怪的是,文章从头至尾却没有半句提到“两个凡是”!

  在那时,华国锋还是最高领袖,还不能正面冲击“两个凡是”,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打着“深入批判‘四人帮’”这样的旗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分四大段,分别加上了这样的小标题: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

  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胡耀邦在当时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预言:“这篇文章将载入历史。”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那天,在平静中度过。这也许因为《光明日报》是一张面向知识界的报纸,人们以为这是一篇“学术性”文章。

  第二天,风暴骤起。许多家报纸转载了此文,表明它“颇有来头”,引起中共高层的关注。

  《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老报人,深知要打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炮,光靠《光明日报》的影响还不够。所以,他请报界同仁新华社、《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给予支持。

  发表之前,杨西光就向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解放军报》社长华楠通报了情况,打了招呼。他们曾向杨西光打听文章的“来头”。因为在当时,他们对于没有“来头”的文章,不敢随便转载、转发。杨西光告诉他们,此文经胡耀邦阅定。

  这样,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就转发了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重要文章才会被新华社转发。

  由于新华社转发,第二天,即5月12日,有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3日,转载的省市大报有16家。

  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在5月12日也转载了。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被转载的文章也就被看成是非同一般的文章。正因为这样,这引起了一位权威人士的密切关注,他在《人民日报》转载的当天夜里,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那是夜里11时,一个电话打到《人民日报》总编室。正在值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一边接听电话,一边作记录。电话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砍旗”,影响“很坏很坏”。所谓“砍旗”,也就是“砍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胡绩伟依照在报社工作多年所养成的工作习惯,边听边记,因为报社常常接到上级部门的电话,必须一边听,一边记录,便于传达,也便于日后查核。以下是胡绩伟所记的电话记录:

  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很坏很坏。

  文章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说马克思主义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以后,才是真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国家可以取得革命胜利的学说,只有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实践以后,才能证明是真理。就是说列宁提出这个学说时不是真理,一定要等到23年以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那么,人们怎么会热烈拥护,会为之贯彻执行而奋斗呢?文章是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

  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作者认为“四人帮”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不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而是死抱着毛主席的教条不放,因而现在主要不应反“四人帮”,反修正主义,而是应该反教条主义。如文章所说的,要粉碎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是要反对“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所谓冲破禁区,就是要冲破毛泽东思想。文章结尾认为当前要反对的就是“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革命实践”,就是要反对所谓教条主义,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

  文章用很大篇幅讲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修改《共产党宣言》,毛主席如何修改自己的文章,作者的意思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主席指示当做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就是要砍旗。文章批判林彪“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难道一句顶一句也不行?难道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电话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吴冷西打来的。

  胡绩伟接完电话,便把电话记录交付排印。然后分送给杨西光等有关人士。

  胡绩伟认为,吴冷西的电话,并不是代表吴冷西个人,也不是一次普通的电话。那口气完全是上级训斥下级的味道。吴冷西的电话不是随便说的,讲得很有逻辑性,层次分明,观点鲜明。

  正因为这样,胡绩伟印发了吴冷西的电话记录,在小范围内供有关人士参考。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告诉笔者,那天晚上,她和杨西光住在北京一家宾馆里。他们在宾馆的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半夜却忽地响起了电话铃声……

  季宝卿记得,杨西光听罢胡绩伟转达的吴冷西电话内容,这么对胡绩伟说道:“不去管他!他爱怎么说,随便他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

  接完电话,季宝卿问起出了什么事,杨西光简略地向她说了几句。说罢,杨西光便呼呼大睡,没有把刚才的电话放在心里。可是,季宝卿却一夜没有睡好……

  19、、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2)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两人出示了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认为,此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总是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

  汪东兴还批评张平化,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宣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上任。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

  “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便紧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却接到了张平化的紧急通知。这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此后,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红旗》保持沉默,“不表态”。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能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到5月19日,短短八天时间,华国锋和汪东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7 06:25:11

  19、、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2)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严肃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起了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他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放在首位的是党内的安定团结,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团结。发表这样的文章,显然不利于党内的团结。

  就在这一天,又有人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了电话说:“新华社不该转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错误的文章。”曾涛当即表示不同意。

  就在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东城富强胡同家中,召开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组会议。跟往常的会议不同的是,人民日报社派出两人出席了会议。

  两人出示了吴冷西昨夜打给胡绩伟的电话记录。接着,大家进行了讨论。

  有人转告胡耀邦,华国锋称:“理论问题要慎重”。胡耀邦马上针锋相对反驳道:“理论问题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

  有人建议以胡耀邦所说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为题,写一篇反驳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说,文章可以从真理越辩越明写起。

  后来,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发表于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论动态》上。同日,《人民日报》头版右半版,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岳平”。

  这篇文章指出:

  还有一种人,不属于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但是中林彪、“四人帮”的毒很深。这些同志在路线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风上对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比较舒服,对人民起来揭批林彪、“四人帮”总是不那么舒服。他们的思想脉搏,同亿万人民跳不到一块,人民高兴的,他们不高兴。他们迈的步子,也就同新的历史条件格格不入,成为前进的阻力。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光明日报》文章发表后的第六天1978年5月17日,事态升级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表态了!

  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这几位同志,即华国锋、纪登奎和吴德。

  汪东兴认为,此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

  汪东兴用三句话概括:“此文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汪东兴问:“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汪东兴还说:“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现在党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线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个现代化实践之后,实践证明了才是真理?”

  汪东兴指出:“理论总是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汪东兴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

  汪东兴还批评张平化,问,你这个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是怎么当的?是怎么把关的?

  华国锋也终于表态了,他要求中宣部的某些负责人,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5月18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召见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以及熊复、王殊。

  此时,熊复刚刚被任命为《红旗》杂志新总编,已于前一天上任。王殊则是刚刚离任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在谈了新旧总编交接问题之后,汪东兴说道:

  “理论问题要特别慎重。《人民日报》就很不慎重。特别是讲实践标准和按劳分配两篇文章就很不慎重,在党内引起议论纷纷。(对这两篇文章,事先)我们都没有看过,这是哪个中央定的?要查一查。按劳分配这样大的问题,牵涉到党的政策,怎么能不送审呢?实践标准一文很不好,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我们)要捍卫毛泽东思想。”

  汪东兴特别嘱咐张平化道:“平化同志你要把关。”

  当天下午,张平化便紧急邀请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们到钓鱼台宾馆开会。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5月16日闭幕,各代表团正准备“打道回衙”却接到了张平化的紧急通知。这是因为代表团的团长们,要么是各省市的文教书记,要么是宣传部部长。

  张平化的话不像汪东兴那样直露,他先是很“客观”地说:

  “《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听到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很好,一种是很坏。我看了一遍,还没有摸透,至少证明这是一篇重要文章。大家都可以找来看一看,小范围内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比如在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内。”

  接着,张平化对这篇“重要文章”加以“旁敲侧击”:

  “不要以为《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成了定论了。今后不管《人民日报》或新华社发出的稿子,只要有不同意见,都可以议论,并希望向中宣部反映。毛主席说过,不论从哪里来,都要用鼻子嗅一嗅。表态不要随风倒,应该按真理办事;是真理就坚持,不是就不要坚持;态度要鲜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事情向中宣部打电话,捎口信,都可以。”

  张平化要求代表团团长们回去之后,向各自的省委、市委的常委汇报。张平化拱着双手说:“拜托!拜托!”

  这番话,实际上就是向全国各省委、市委打招呼,要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表态要小心。于是,谣言蜂起。

  有人说:“《人民日报》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经派工作组进驻了!”

  更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给抓起来了!”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5月19日,新任总编辑熊复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施政演说”。

  熊复传达了汪东兴的讲话精神,说道:“汪副主席很关心《红旗》杂志的工作,要我在理论方面很好把关,有什么问题多向中宣部平化同志请示,也可以向汪副主席报告。”

  熊复也谈了自己对于《红旗》杂志办刊方针的见解:“《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作斗争。”

  熊复提醒大家:“理论问题要慎重,这点特别要注意。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是要很好考虑的。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与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有些什么倾向,(尤其是)离开毛泽东思想的倾向。”

  此后,遵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指示,《红旗》保持沉默,“不表态”。后来,熊复回忆道:

  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期间,共5期《红旗》,没能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从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到5月19日,短短八天时间,华国锋和汪东兴、邓小平和胡耀邦都对这篇文章表态。

  终于,双方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展开了交锋。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27 06:25:40
  20、、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3)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从1978年4月27日开到6月6日。

  会议开始时,韦国清作了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主题报告。报告标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人认为必须改为“在新的历史时期”。理由是华国锋提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跟中央的口径保持一致。这些人认为:“毛主席的话,不能改;华主席的话,也不能改。”

  另外,还对韦国清报告中的一句“我军是无产阶级性质”提出疑义,理由是“毛主席没有这样说过”。

  5月下旬、6月上旬,会议进入尾声,请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讲话。

  华国锋在5月29日讲话,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华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邓小平在6月2日讲话,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是:《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

  为了这两个标题,《人民日报》受到很严厉的批评。当时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回忆:

  万万没有想到两个标题引来一场严厉批评,说是两个标题为什么不一样,“你们是什么意思?”我只好这样报告:标题是根据内容作的,如有错误,由我负责,没有什么意思……此事也就到此为止。

  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回忆,那来自“上面”的批评,是汪东兴发出的。汪东兴质问:“你们说邓副主席的讲话‘精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难道华主席的讲话没有‘精辟阐述’毛泽东思想?”

  华国锋讲话的“主要命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华国锋讲话中的这么一段话: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之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历时11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这些斗争的一次历史性大决战。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我党历史上三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新的发展时期中,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强调了要遵守纪律:

  我们这样一个有8亿人口的大国,3500万党员的大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中,要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行动。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党性,顾全大局,发扬民主,遵守纪律。

  不言而喻,华国锋是在不指名地批评了有人“不遵守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的讲话中,虽然一字未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但是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实际上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最有力的支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没有看过。该文发表之后,一开始邓小平也没有注意。由于文章引起争议,邓小平仔细看了。

  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说了一段话: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据杨西光夫人季宝卿回忆,邓小平刚刚作了讲话,海军司令员刘居英马上给杨西光打来电话,简要报告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说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杨西光深受鼓舞,马上坐车赶往刘居英家,一口气看完会议印发的邓小平的讲话稿。

  《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参加了讲话稿的起草工作。据姚远方回忆,邓小平不仅事先讲述了他的主要意见,而且还亲自用钢笔写了800字,就是讲话中论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那一段。姚远方说,这800字,一字不易地用在讲话稿中。

  邓小平的讲话分四部分: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邓小平在讲第一个问题时,鲜明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派: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

  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讲话第二天全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加上了“倾向性很强”的标题《邓副主席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马上引起广泛注意,确实是给了“两个凡是”派沉重一击。

  回顾5月11日之后,短短20天间的急剧变化、尖锐斗争,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批评;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其实,这20天的激烈斗争还只是一场序幕而已,紧接着,一场更大范围的斗争在延续着……(据《邓小平改变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叶永烈著)http://cul.sohu.com/20121017/n355062669_4.s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30 06:22:06
  21、邓小平与华国锋交锋三步险棋 四处“点火”


  最近半个世纪,世界舆论里,美国的《纽约时报》是最少说中国人好话的报纸之一,不过,它把邓小平看做一个例外。它说道:"邓小平永远地改变了历史的航程。"另外一家美国报纸《联合日报》则说,邓小平"为未来历史方向提供的希望超过当今任何一人"。不过,这都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也即我们国家的改革浪潮震撼了全世界的时候。

  在1978年的这个秋天,邓小平官复原职已经14个月。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邓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

  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阶级斗争仍然是"纲","两个凡是"虽然受到巨大的挑战,但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思潮。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他的理论虽然已经不再是右倾翻案的"逆流",但在我们国家的治国大政当中还远远没有成为主流。至于20年后所有人公认的"邓小平理论",在那个时候人们连想也没有想过。

  那些日子,众口相传的是华国锋的教诲:"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邓小平要向前走,可是他不能不对过去有一个交代。他不可能在带领中国走向未来的时候还背负沉重的过去,不把过去说清楚,便不可能向前走。这中间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有权力谁属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能作为中国人的导师吗?如果能,他邓小平正是毛多次批评又两次打倒的人,有什么理由再来现世呢?如果不能,那么没有了精神支柱的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未来的力量?后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遗留至今的权力体系,绝不可能继续作为今后中国的依据。但这肯定会牵涉到他身边的"英明领袖"。

  此前,邓小平是这场"革命"的受害者,华国锋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两个凡是"的批评,能够不联系到华国锋吗?如果联系到华国锋,又是否能够得到允许?这些事情,在不了解中国的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甚至拿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也会令人莫明其妙。不过,在当时,也即1978年的这个秋天,这些问题确是中国大局之中的关节点。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

  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

  说到"点火",事实上,邓小平在17个月之前就开始了。1977年4月10日,他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5月24日,他又说,"两个凡是"不行。1978年5月30日,他又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1978年6月2日,他说:"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说:"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1978年7月22日,他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所以出来争论,其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的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高墙深院里面说的。现在,他所需要的是走出中南海,走出这座古老的城市。他登上专车,在金色的秋天里向北方隆隆驶去。

  9月14日,邓小平一行在淡淡的晓色中到达吉林省陶赖昭火车站。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已经在车站上等候。此行在国事的既定程序为访问朝鲜归来顺道视察东北三省,其实却是邓小平心中久已酝酿的行动。火车稍事停留,他便要求起程,直奔更北方的黑龙江省大庆油田,接着又不停顿地跑到哈尔滨。他心里要说的话挺多,嘴上却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他和李力安谈物质奖励,和大庆市党委书记陈烈民谈引进外国设备。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弊端,“不解决不行”。

  又说“要把被‘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请回来”。他就这样随便“吹”着,其实并没有把心里想着的最急迫的念头说出来。又过了一天,9月16日,他到了吉林省长春市。走进南湖宾馆之后,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他讲话,这一回他不再兜圈子,来了个开门见山。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是人的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算数,自己不去思考,不去真正消化……”这些话既露骨又犀利,在湖畔深处幽林环抱着的这座漂亮建筑里面起伏荡漾,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心动魄。这些人虽非京官,但也属高级官员,不免会同京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知道邓小平所说何指,更懂得这是酝酿已久,蓄势而发。

  然而想不到邓小平还有更加尖锐的话呢: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过去有一种议论,“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过的、讲过的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搞得不好,要损害毛主席。毛主席最伟大的就是实事求是。……马列主义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啊,当时世界上没有啊。毛主席的伟大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革命的具体道路。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指出这样的道路吗?能够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邓小平便离开长春到了沈阳。这一次,他不仅说“两个凡是”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也暗示“两个凡是”已经把中国搞得民不聊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老百姓会起来造共产党的反。他说:不恢复毛主席给我们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还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他的这些话是对着眼前这些高级官员说的,但是,毫无疑问,在老百姓听来更加中听,也更加容易在普通的民众中间煽起对旧时代的不满和愤怒。事实上,邓小平的确是希望全国都来响应他的。他对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也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5-12/8156474_3.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30 06:23:32
  22、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北巡点火
  史义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于1978年5月10日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刊登,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11日的《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发了通稿,不少省市的党报也随之予以转载。
  这篇文章共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四个部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战斗的檄文,一下击中了“两个凡是” 的要害之处,在举国上下引发了一场大论战。《光明日报》因发表此文而人气大增,1978年4月订数是68万份,7月份历来由于学校放假而减少份数,但由于大量刊登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稿件,7月份的订数却攀升到98万份,到了1979年1月升到了140多万份。
  可见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多么关注。
  由于中央最高层没有明确表态,中宣部也没有一个鲜明的调子,加之 “凡是派”的横加指责,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形势更加微妙。就在此时,邓小平去了东北,北巡路上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在沈阳军区邓小平幽默地说“我是到处点火”。

  1978年9月13日上午,邓小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后,乘专列回国。下午,抵达本溪,开始在东北地区视察。傍晚,乘专列前往大庆。经吉林省陶赖昭车站时。早已前来等候在车站的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力安、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主任陈烈民等人十分高兴地登车迎接。专列按邓小平视察安排,直奔大庆而去。
  在车上邓小平听取了陈烈民汇报大庆油田的工作。
  9月14日8时,抵达大庆。
  傍晚,邓小平乘专列前往哈尔滨。晚上住花园村宾馆。
  9月15日在花园村宾馆听取李力安、王一伦、李剑白、陈雷、陈烈民等汇报。会议开始,邓小平微笑着对李力安说,你简要地说说吧。接着又说,我是没有更多的好主意的,只能随便吹一吹。这幽默的话语使会计室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李力安汇报了黑龙江的工农业经济情况,谈了工作上的一些思路以及分配问题。
  邓小平在听取开荒问题的汇报时说:韩丁对我国大面积开荒提出过一些宝贵意见,他列举世界上一些国家由于开荒带来风沙等自然环境恶化的例子,指出搞大面积开荒得不偿失,很危险。我看很有道理,开荒要非常慎重。黑龙江本来降雨量就少。你们要搞调查研究,科学地处理这个问题。在听取关于国营农场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农场不要只搞粮食,要变成工农联合企业,搞农产品加工、农业技术改造。农场可以搞种子基地、种子公司,国家收购它的种子,拿去供应其他地方。农场还可以搞肥料工厂,搞大的养鸡场、养猪场、养牛场,搞蛋品、奶品、肉食加工。农业最终是要工业化的。在听到七八月工业生产下降有按劳分配方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在听取林业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搞木材加工业,所有木材资源就可以利用起来。往外运木制品,可以节约运输力量又可节约原材料。听完汇报后,在讲话中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过去讲发挥两个积极性,无非中央和省市,现在不够了,现在要扩大到基层厂矿,要加强基层企业的权力。比如大庆,决定它引进的建设项目,从头到尾应由大庆负责,包括自己派人出去考察,每件技术怎么引进,怎么学,同外国人来往,签订合同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第373页至376页)
  结束了黑龙江省的考察,晚,抵达长春。
  9月16日早饭后,坐落在湖畔幽林深处的南湖宾馆一改平日的寂静,变得喧闹起来。这座为秋林环抱的漂亮建筑,是吉林省委迎接重要贵宾和举行重大会议的场所。
  上午9时,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等汇报,在谈到农业机械化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农业机械化主要还是解决拖拉机的前后左右拖带机械问题。我们生产的拖拉机都是五十年代的技术,落后得很,用的材料多、耗油量大、损耗率高,目前修配也赶不上。这些问题都要解决。你们要搞一些大马力的拖拉机,太小了不好用。大马力拖拉机不要在一个省搞,全国范围内选几个点就够了。要采取专业化协作生产,这样又快又省,不要走小而全、中而全、大而全的道路。这是苏联的道路。在听到吉林省化肥不多、小化肥没搞起来时指出:小化肥不经济,成本高,价格贵,生产能力也不大,但很起作用。目前国家的化肥主要还是小化肥厂生产的,但小化肥要改造,要搞全国统一的改造方案。在听取正在建设的霍林河煤矿要引进联邦德国技术的汇报时指出:联邦德国的机器是完全自动化的,年产五千万吨只用九百人。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它的管理方式生产。从开始引进,就要组织一个领导班子,从头到尾负责,包括直接谈判,直接签订合同,根据联邦德国的管理办法组织生产。对这样的企业,不要搞改良主义,要彻底革命。所有的引进,必须坚持这一点,否则就没有资格引进,我们就永远落后。我们的人海战术打不赢现代化战役。要培训人才,不但管理人员要合格,就是工人也要合格的。联邦德国、日本工人起码要高中文化程度,而且是比较好的,这样才能掌握技术。高中毕业生就叫知识分子,工人本身也要知识化呀。不能让讲空话的、不懂技术的人去搞这样的企业。我们要好好学习,到外国去看一看,看人家怎么管理的。长春汽车制造厂准备让哪个国家改造?上海准备引进联邦德国奔驰汽车技术,用它的牌号。奔驰汽车在国际上也是质量好的汽车。在听取财政收入情况的汇报时指出:全国财政情况都不错,但这不能反映我们的本质,如果自己满足就危险了。它一不能反映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多少,二不能反映我们的管理水平提高多少。
  听完汇报后,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们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评工记分,它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小自由完全没有了也不能学。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所有在一个县工作、在一个公社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的条件,在大队工作的同志也要根据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要鼓励哪怕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队都要很好地思考,根据自己的条件思考怎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总产量,还有技术方面、多种经营方面,哪些该搞的还没有搞,怎么搞。这样,发展就快了。搞得好的,国家不要挖它的,而且要给予奖励。这样鼓励它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高生产能力。总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现在要使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哪怕管理一个街道工厂,也要自己开动脑筋,敢于思考怎么样使生产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原材料消耗少,产品价格不断降低。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事求是很不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的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个小的企业,甚至一个生产队,都应该搞好民主管理。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不管是公社各级领导干部,还是工厂企业的管理干部,都要考核。现在我们的科研机构、学校的考核制度慢慢建立起来了,企业的考核制度也要建立起来,要真正搞按劳分配,鼓励向上,鼓励人们努力学习,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还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年谱》第376页至380页)
  邓小平的这次东北之行,讲得最多的是在吉林省。这篇讲话后来被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据王恩茂回忆说:
  记得是9月16日上午,我汇报以后,小平同志作了《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讲话。小平同志提出来要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大问题。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重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上,如果我们国家生产力水平老是很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老是很低,还很苦,我们对不起人民。所以,还是要横下一条心来,抓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过去有些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想了;过去不敢讲的问题,现在敢讲了。所以,在三中全会以前,小平同志还是做了很多思想发动工作的,这就为召开三中全会打下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转引自:龙平平、刘金田、高屹《细说邓小平》,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页。)
  晚,邓小平乘专列抵达沈阳。
  9月17日上午,邓小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第二书记任仲夷、省委书记陈璞如、省委书记胡亦民等汇报。
  辽宁省是“一五”期间国家建设起来的重工业基地,文革期间遭受的破坏十分严重。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辽宁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省委领导向邓小平汇报了辽宁揭批“四人帮”,开展“双打”运动,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村政策、发展工业生产、增加地方财力,开展各级领导班子整风,发展建筑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提拔上来的造反派问题时指出:中央最近有个文件,提到全国搞打砸抢、逼供信的人多,因此对这些人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要宽。这是个大政策问题。在执行中要体现这个政策,但不要误解为对这些人要保护起来。他们基本上不能保持原来工作岗位,而且不能作为我们干部的基础。针对辽宁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情况,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下午,邓小平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第一,也是最主要的,是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就是老老实实,说通俗一点,就是不看风使舵,不投机取巧,忠诚老实,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第二,消除派性,根除派性的影响。林彪、“四人帮”把军队搞分裂了,派性侵入到部队,把思想搞乱,把组织搞分裂了。第三,现在军队在地方在人民中的印象改变了,名誉坏了。什么时候地方和老百姓看军队像老八路,像老红军,这样就行了。第四,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五,干部队伍整顿好,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都要搞清楚。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上述问题的解决,也不能只是靠运动,还要靠日常教育,靠干部的领导。通过运动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有半年时间就可以了。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不痛不痒,没有目的,搞成形式主义,这也不行。也不能一个号令,一天结束。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可以抓训练,可以组织学习科学知识。多学些科学知识,就是转到地方,也便于工作。提拔干部,要注意人的品质,注意思想,宁肯笨点,朴实一点,不要只看他会说会写。一定要注意干部路线。作为运动搞好的标准,就是以上那五条。这是我今天第一次提出来的。(《邓小平年谱》第380页至383页)
  晚9时30分,乘专列离开沈阳。
  一路上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抨击,反复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要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独立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强调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战略思路。后来他在和 的谈话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出来以后(指恢复工作),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1978年6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话。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北巡路上的一系列讲话推动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到处点火”,讲话确实是进一步点燃了“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熊熊烈火,使天平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正确的一方倾斜,在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给这场讨论以有力的支持,也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基础。(此文发表在《世纪桥》2008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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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1-30 12:36:19
  22、胡耀邦秘密向叶剑英献上“隆中三策”
  原题: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胡耀邦秘密向叶剑英献上隆中三策

  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除了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还把邓小平接到西山自己的住处以便于商讨工作。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6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胡耀邦。交谈中,胡耀邦对叶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叶剑英听了儿子叶选宁的报告后,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隆中三策一样,确实是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

  为此,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中讲到此事的经过,他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然后我问他,你能够见到华主席吗?他反过来问我,你对华主席熟不熟?我说很熟,同过一年半工作哩。他说,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我说,如果你能够想办法见到他,请你把这个话转告给他。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六天。但那时的华国锋等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对胡耀邦的话华国锋他们是不可能听进去的。

  叶剑英十分赞赏胡耀邦提出的三条主张,后经过叶剑英的竭力推荐,好在1962年胡耀邦在湖南曾经和华国锋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经历,华国锋对胡耀邦的印象不错,于是,华国锋向叶剑英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点工作。1977年3月3日,华国锋以党中央名义任命胡耀邦为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3月12日,叶剑英找胡耀邦谈话,叶剑英元帅寓意深长地对胡耀邦说: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你到党校去工作,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后,胡耀邦只揭批四人帮,从不搞批邓,他还冒着巨大的风险率先在中央党校平反历年来的冤假错案,积极落实干部政策。同时他还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文章发表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纪念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他还指导青年教师撰写题目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的文章,发表在1977年l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些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为平反冤假错案起到了巨大的舆论作用,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央上书,有的亲自到北京上访。但当时中组部的负责人依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抵制平反冤假错案,这一做法也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1977年11月,叶剑英在中央多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一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才行啊!后来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由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为此,1977年12月10日中央发出正式文件。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党校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提出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的理念。胡耀邦还亲自改写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复办开学典礼上的重要讲话《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对华国锋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批判的开端。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亲自接待上访者,亲自批办来信,还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还亲自主持审理了陶铸案、彭德怀案、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了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平反昭雪。他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两个不管,即: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胡耀邦努力下,55万多名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得以平反昭雪。

  叶帅说数你年轻了,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

  粉碎四人帮后,叶帅是第一个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63岁的胡耀邦被增补进中央政治局,为此叶帅十分高兴,还提议让胡耀邦到中央机关工作。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帅立即表示赞同。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耀邦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而胡耀邦认为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经验,担心难以胜任要职。于是,叶剑英找到胡耀邦,并语重心长地劝他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说,叶剑英还提议让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胡觉得这怎么可以而未肯接受,可见,叶剑英对胡耀邦的器重与信任。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为总书记,叶剑英在讲话中对胡耀邦寄予殷切的期望。同年11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邓小平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并得到了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支持,1981年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又将中共中央主席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再次当选这一职务。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话,讲话中叶剑英还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胡耀邦要后来者居上。后来,叶剑英多次向中央提出退出领导岗位,1985年9月,在中共中央十二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终于批准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

  胡耀邦为叶剑英致凝重的悼词

  从1980年起,叶剑英就患有帕金森氏病及其并发症,此外还患有神经系统病症等,因而健康状况渐趋下降。特别是肺部感染频繁发作,而且一次比一次加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对此十分关心,他除了经常打电话问候或派人看望外,还指示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一个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的专门医疗保健组,参与该医疗组的大夫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教授,包括汪石坚、邓家栋、方圻、陶寿淇、牟善初和王新德等人,这些专家经常为叶帅检查身体,进行保健和医疗。1983年元旦前夕,百忙中的胡耀邦抽出时间前往西山叶帅的住处探望叶帅。

  1984年1月10日,叶剑英的肺炎再次复发,还伴随发生了大脑中动脉血栓形成等症状,病情较严重危急。次日,胡耀邦委托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的杨尚昆立即召集病情汇报会,会后,邓家栋、汪石坚等人组成的医疗专家组住进叶帅在北京西山的家中。经过努力,过了一个星期,叶帅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同年7月中旬,叶帅的病情再度恶化,生命处于垂危中,为此于7月16日和27日,中共中央接连发出了第22、23号文件,向全党通报叶帅的病情,人民大会堂也接到了通知:近期不在此安排其他活动,并准备布置追悼会会场,预备花圈。

  胡耀邦得知消息后,曾亲自作出指示:要尽一切力量进行抢救,各个方面都要全力以赴地支持抢救工作。依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对叶帅实施昼夜监护、紧急抢救措施。到了这年的10月份,叶帅的病情有所好转并趋于稳定。为此,胡耀邦还专程来到西山叶帅家中,向医疗组表达谢意,并称赞他们说:你们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

  从1986年10月13日起,89岁高龄的叶剑英病情再度恶化,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当天下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宣布这一噩耗。10月29日,叶剑英追悼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隆重地举行,邓小平亲自主持追悼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为叶帅致悼词。

  1989年4月8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时,骤感身体不适,经现场紧急抢救治疗,曾经一度有所好转。几天后,病情出现急剧恶化,经全力抢救无效,4月15日上午7时53分,73岁的胡耀邦与世长辞。这时,离叶帅逝世还不足三年的时间。

  http://www.010lm.com/roll/2014/1104/840391.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2-01 06:54:04
  23、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

  中新网8月12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沈宝祥的文章,通过作者回忆的第一视角,再现了胡耀邦与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的前前后后。文章如下:

  胡耀邦从1977年3月开始主持中央党校工作,职务是副校长。他在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前,首先创办了一个小刊物,刊名叫《理论动态》。我从这年的6月4日开始,同几位同志一起,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参加筹办这个刊物。《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创刊,出了第1期。这个刊物一期只刊登一篇文章。第1期刊登的文章是《“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作者吴江。

  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一书中说,1982年10月16日上午,胡耀邦找他谈话(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在座)。胡耀邦一开头就说了以下一段话:

  “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口号。一九七七年七月吴江写了一篇短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继续革命的主要内容应是文化、技术革命,生产力的革命。七七年七月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我把这篇文章送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那时乔木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这篇短文当时就作为《理论动态》创刊第一期发表。三中全会后过了一个时候,中央提出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也是对的,那是以后的事了。”(《十年的路》第22页)胡耀邦认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是从否定“继续革命”口号开始,《理论动态》发表《“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是“第一个行动”,而且,这篇文章是他同邓小平在理论问题上的“第一次接触”。由此可见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吴江在他的书中简要地讲了这一篇文章的写作情况。但由于事隔多年,手头材料又比较少,有些地方讲得不很确切,也比较简略。我愿意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写出,作为补充。

  1977年4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5月1日,华国锋发表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文章,介绍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继续革命”理论。正如吴江所说,这也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定调。当时,中央党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复校开学,面临着如何组织学员学 选集》第五卷的问题。为此,胡耀邦召开了一个小型理论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这个座谈会是在7月12日上午召开的,地点在中央党校主楼三层会议室,参加者近二十人,主要是教研室负责人和教员,我作为《理论动态》成员,也参加了会议。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简要地讲了会议的主旨,是开学后如何搞好学 选集》第五卷的辅导。吴江首先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就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结束后,胡耀邦对吴江提出,将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第1期的文章,怎么样?吴江表示同意。本来,耀邦和秘书陈维仁已经准备了几篇稿子,但还没有作为第一期用的有份量的文稿。现在决定用吴江这一篇,并决定在7月15日出刊。耀邦转身对我们说,我现在先给你们出第一期,以后就得五天一期出下去,风雨无阻,逢五逢十出刊,不管礼拜天还是国庆、春节,都要按期出。他又一次说,我们自己制造一个环境,压迫自己(这句激励我们的话,他讲了几次)。

  这篇文章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当时也不可能这样做。但是,文章所提以上两点,都是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也是多年政治实践中的两个焦点问题。上述两个观点的提出,等于抽掉了这个理论的两根支柱。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鲜明地提出,“继续革命”的问题需要探讨。多年来,一直说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而且写进了党章,大家只有反复学习领会的义务,而不容许有任何怀疑。这年的5月1日,华国锋又发表长篇文章,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这个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现在,《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这篇文章却提出,这个问题还需要探讨,实际是对它的真理性提出了疑问。正如胡耀邦所说,那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

  “继续革命”的理论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这是当时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最大的是非。推倒和彻底否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拨乱反正的关键。解决了这个问题,搞清了这个最大的是非,才能解决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才能打开全面拨乱反正的局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当时来说,首先就是要检验这个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胡耀邦说,他把这篇文章送给小平同志看了,小平同志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同胡耀邦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多讲。在此,我补充说一个情况。

  当时任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在1978年1月写了一个《汇报提纲》,是为给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马文瑞汇报《理论动态》情况而写的。在这个《汇报提纲》中有这样一句:“邓副主席亲自看过动态第一期,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这个《汇报提纲》保存至今,已经成了重要档案。这事我还有记忆。《理论动态》第一期发出去不久后的一天,在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办公室,孟凡接了一个电话,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的。孟凡接完电话后,立即很高兴地对我说,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小平同志看了《理论动态》第一期的文章,基本同意提出的问题。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这里顺便再讲一个情况。7月19日,胡耀邦又召开了第二次理论座谈会,让其他同志充分发言。会议开始,胡耀邦说:“对吴江同志那一篇,听说议论纷纷,这是好现象。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是没有完全弄懂,探讨,继续研究,是好现象。理论问题要探讨,争论,是好现象。马克思讲,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地狱的入口处。”在会议结束时,胡耀邦又说:“我们本来是讨论五卷的辅导问题,吴江同志提出如何理解继续革命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是五卷的中心问题,对我也很有启发。”


  以上情况说明,胡耀邦在理论问题上与邓小平的第一次接触,就是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交换看法。胡耀邦通过《“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篇文章表达的对“继续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态度,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可以说,这是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酝酿,具有重大的意义。《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这篇文章,胡耀邦认为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这篇文章、这件事,中国的拨乱反正史是应当加以记载的。

  吴江在书中说,《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由胡耀邦亲自编辑,亲自出题并最后定稿。从一九七七年七月到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胡耀邦卸任(不兼中央党校职务),这个刊物共出345期(第345期出刊日期是4月25日)。将来如果有人愿意研究“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史,我相信,这个刊物将会成为一份重要史料。(该书第23页)我认为,这是中肯之言。

  中新网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30812/11522169_2.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7-12-02 12:23:47
  24、胡耀邦拨乱反正闯禁区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 拨乱反正闯禁区

  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无比兴奋,他除了祝贺叶剑英、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之外,还请叶帅的儿子叶选宁转告其父和华国锋关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三点建议。

  1977年3月3日,北京春阳艳丽,万物复苏。正是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由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第一副校长由汪东兴兼任。

  胡耀邦出任党校副校长之前,由华国锋、汪东兴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同时找他谈话。随即,胡耀邦去征求叶剑英和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的意见,然后决定出任这一职务。

  中共中央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围绕“两个凡是”和“邓小平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4月10日,邓小平就“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个观点,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的肯定和支持。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

  197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胡耀邦来到风景秀丽的颐和园附近的中共中央党校,走马上任。

  中共中央党校既藏龙卧虎,又是风口浪尖。胡耀邦来到中央党校,因为十年浩劫而满目疮痍,不仅没有学员,甚至连教师大都在“五七干校”,大部分校舍被部队占据。中央党校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空校。

  中央党校在“文革”中经历了大劫大难。所谓的揪“杨家将”和“林家铺子”,把中央党校搞得乌烟瘴气。

  “杨家将”指的是杨献珍的部属。杨献珍在1955年4月至1961年2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后来,杨献珍因“合二而一”论遭到批判,在“文革”中杨献珍又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成员被打成“叛徒”。所以,凡是在工作上跟杨献珍有过较多接触的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列为“杨家将”,受到株连。

  “林家铺子”原本是茅盾的小说,被夏衍改编成电影而闻名遐迩。在中央党校“林家铺子”却有着特殊的含义:林枫在1963年1月至1966年8月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因与彭真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随着彭真在“文革”被打倒,林枫也被打倒。于是,凡是在工作上跟林枫有较多接触的中央党校干部、教师,都被归入“林家铺子”,受到株连。

  自从1966年8月林枫被免去中央党校校长之职后,“文革”中中央党校就没有再任命过新的校长。康生一手遮天,左右着中央党校的运动,成了中央党校的“太上皇”。

  在康生去世后,则由纪登奎主管中央党校工作。

  在“文革”中,中央党校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由于康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红旗派”掌权,使中央党校成了“红旗派”的天下。

  胡耀邦踏进党校,只见在冷冷清清的大院里,靠礼堂东南一色的灰砖墙上,贴出一排排大标语,其中一条醒目地写着:“热烈欢迎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这反映了中央党校的广大职工对胡耀邦的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

  胡耀邦带着秘书梁金泉,静悄悄地住进了53楼的一套职工宿舍。

  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培训中高级干部和直接掌握理论、思想、舆论的重要阵地。在“左”祸为患的20年中一直由康生分管,成为政治上的重灾区。经过20年的折腾,特别是“文革”的破坏,中央党校已是满目疮痍。胡耀邦受命于危难之际,他接过手来的是一支布满思想伤痕的、人员残缺不全的职工队伍,是一个住满军人和军人家属的大杂院,是一块由造反派掌权的地盘。

  可是,当时有人交待:党校现在的领导班子“是康老亲手培养起来的好班子”。在这种情况下,要配齐一个适应教学需要的职工队伍,谈何容易!要从部队收回房子更难,要清除康生、“四人帮”的影响更是难上加难。

  胡耀邦刚进党校,各种机器还得照常运转,“五七干校领导小组”还得继续工作。他身边只有一位刚来党校的秘书,要用的人没有,不能用的人又不能不用。他需要从校内挑选一名干部到身边做文字工作,一连提了几个都被造反派头头以种种理由否定了,无奈,胡耀邦只好请几位老干部一起参加讨论,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才定下来。

  作为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校长,自己要在党校用一个人都这般困难,遑论其他。难怪当时有人发出疑问: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如此复杂的情况,胡耀邦能担起恢复党校的重任吗?在中央党校这块被不少干部视为险境的地方,杨献珍、王从吾、林枫历任主持全面工作的校长,没有一个人逃脱悲惨的下场,殷鉴不远,胡耀邦就不怕吗?

  最使胡耀邦感到棘手的是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他来党校之前的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极力推行“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社论指出:“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领导我们奋斗了半个世纪,经历了十次重大的党内路线斗争。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毛主席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我们团结战斗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八亿人民,三千万党员的神圣职责,是我们继续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是我们进一步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这篇社论发表的时间,正好是1977年中央3月工作会议前夕,是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后。一是正值揭批“四人帮”运动全面展开之时;二是正当全国人民热切期待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之时;三是中央工作会议将对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大事作出规划、安排、调整之时。这篇社论的发表,“两个凡是”的公开提出,使人们自然而然联系到1976年初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毛泽东逝世后,10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在这种形势下,胡耀邦重新出来工作,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面临种种艰难险阻。

  中央党校,决非一所平静的理论学府,而是曾为康生、曹轶欧、江青所操纵的“龙潭虎穴”。

  胡耀邦深知这里的艰险。他亲眼目睹康生一伙借着一个普通的哲学命题将以党校副校长杨献珍为首的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一网打尽;随后康生又借整郭明秋将党校前校长林枫活活整死;“文革”中,康生、曹轶欧翻手为云,履手为雨,亲自指挥党校的“红旗战斗队”对站在他们对立面的“红战团”等组织打了一场“围歼战”。从此,这块曾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兼任过校长的、我们党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和培养高级干部的阵地成为了康生的家天下。

  胡耀邦还清楚地看到,正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上,康生、江青共同扶植的派头头武葆华组织了一个笔名为“唐晓文”的写作班子,与臭名昭著的“清华、北大批判组”、“初澜”、“汇天”、“罗思鼎”等遥相呼应,炮制了一颗又一颗乱党乱军、批周倒邓的炮弹;还是这块所谓“无产阶级理论阵地”,写作班子为效忠江青,书写了一篇又一篇肉麻吹捧武则天、吕后的文章。“四人帮”倒台后,康生的伪装并没有立即被剥下来,因此,他的心腹,他的势力,当时仍雄踞于中央党校;他的写作班子仍在为推行极左错误、制造新的个人崇拜舞文弄墨,摇旗呐喊。

  胡耀邦深知自己迈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旋涡。然而,他义无反顾地跨了进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相信党,相信组织,康生、江青在中央党校的问题“迟早会要解决”;而更重要的是,他要利用党校这块阵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推动中国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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