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轶事】革老革命之命[已扎口]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2 07:29:33 点击:31277 回复: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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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揭开序幕
  原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前后
  作者:《求是》杂志原副总编、历史学家 苏双碧



  江青发难
  41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回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刊发了姚文元炮制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同志撰写的《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是江青一手策划的。毛泽东同志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海瑞罢官》刚上演不久,江青就认为有很大问题,并以她固有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提出要批《海瑞罢官》。可是这四位部长没有把她当一回事,这自然是有其原因的:其一,部长们未必认为《海瑞罢官》有什么大问题;其二,《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点名批判必须有中央决定,而不应由江青作出。因此,部长们没有把她当一回事乃是在情理之中。
  然而,江青并没有就此罢休,她继续为公开批判《海瑞罢官》制造舆论。对此,好心的周恩来耳有所闻,便将吴晗找来,告诉他有人说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吴晗说:没有。周恩来让吴晗写个报告说明一下。这是1963年的事。那么,江青为什么这样和吴晗过不去呢?据吴晗的夫人袁震说,有一次毛泽东请吴晗去吃狗肉,江青在座,毛泽东在和吴晗交谈历史问题时,江青插话,吴晗当即指出江青说得不对,弄得江青很不高兴。袁震说,吴晗因此得罪了江青。不过,这只是其中原因之一。批不批吴晗更主要的当是毛泽东的态度,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她要批评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不明说,就是说同意批吴晗,却不说出来。其实,批吴晗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个目的,或则带来对北京市委的人事改变,或则带来个大的政治运动。这些在1962年时都还不成熟。所以他“就是不明说”。而江青没有主席那样深思熟虑,批吴晗要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未必能想到。她虽然不肯就此罢休,但当时她毕竟羽翼未丰,她还没有足够的权力。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1966年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的一次大会上,她透露过她在这段时间的心情,她说:“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有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随后她指出当时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不管江青加给文艺界的罪名是否属实,但江青要出人头地,要有惊天之举,就必须由她来扫除这“一片恶浊的空气”。江青心中显然明白: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赶下台,内心并不是太自在的,党心民心并不那么服气。因此,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抱不平,想替彭德怀翻案,最容易触及毛泽东的神经。按照这个思路去批《海瑞罢官》,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也会同意江青这个思路的。所以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明确地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可知组织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毛泽东允许的。后来,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段话:“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这段话明显道出,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组织的,是纳入他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中的。


  在上海组织批吴班子
  经过一段酝酿之后,1965年春,江青奉命来到上海,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才那样认真,亲自安排江青的食宿,并亲自协助江青组织了写作班子。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很秘密地组成了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的写作班子。由姚文元执笔写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是张春桥扶植的文艺界的一条棍子,曾经写过许多批判文章,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等中国知名作家都挨过他的棍子。选择这样一个人来批《海瑞罢官》,以他惯于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惯于上纲上线的看家本领,江青当然是信得过的。然而,尽管他平时写过许多批判文章,那都是靠他的投机本性,靠他窥测方向,靠张春桥的指点写成的。而今,却是江青亲自下达的任务,而且背后还有毛泽东在支持,文章的成败关系到姚文元一生的前程,这可能是他飞黄腾达的机遇,也可以招致临头大祸,这不能不使姚文元必须十分认真来对待这件事。况且,他的对手是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江青说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并不是言过之词。确实,如果姚文元写不出像样的文章来,如果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有变化,姚文元随时都可能招惹灾祸。此时的姚文元如果是个正派之士,自可以找到一种借口一推了之。
  然而,姚文元却将此事看成是千载难逢的绝好机遇,诚惶诚恐地接受下来。姚文元自知功力不足,他没上过大学,只念到高中毕业,汉语功底不行,史料掌握更是谈不上。于是,在张春桥的支持下,他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请其来帮助他查阅史料,又经常回到家里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
  从此,姚文元成了一个神秘的人物,他接受江青的任务后,向当时《解放日报》的领导打了个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于是,他在康平路隐匿了半年多,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些什么。暗箭正在铸造,这把射向吴晗的暗箭,除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很少几个人之外,再也没有人知道这把揭开动乱年代的暗箭正在紧张的磨制之中。
  为了保密,江青禁止用长途电话交换意见,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经常跑到上海来,表面上是看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暗地里是讨论姚文元的修改稿。而张春桥则以汇报样板戏为名,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向江青报告炮制评《海瑞罢官》文章的进程和问题。而姚文元则仍然处于封闭和保密之中,有的说是九易其稿,反正炮制这篇文章姚文元并不轻松。江青后来曾多次谈到她奉命组织这篇文章是担风险的。这虽然是为了炫耀其政治资本而故作姿态,但风险也确实是有的,尽管她的特殊地位,可以使一些意志薄弱、灵魂肮脏的人成为她的驯服工具,但这必须是在限度之内。像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并把矛头直指彭真和北京市委,以至直指被他们称为“刘邓司令部”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大的事,如果当时党中央是比较民主的,不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而是把这个思路和意图交由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旦方案通不过,文章的炮制者,包括江青在内,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因而是有风险的。江青即使吃了豹子胆,她也是不敢这样做的。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毛泽东以他至高无上的威望,他的思路和部署,是不会遭到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正面反对的。况且,毛泽东主席的部署,并没有交由政治局讨论。所以,江青的风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实,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部署,而批评《海瑞罢官》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除毛泽东之外,谁也没有气魄和胆略。在“文化大革命”成为燎原之火后,江青一再讲她担了多少风险,目的是为了邀功。
  姚文出笼之后
  经过一段精心炮制之后,有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决定出笼,张春桥、姚文元为射出这支暗箭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清样排出来之后,张春桥亲自拟订了一个名单,多是上海学术界、理论界、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请他们来为这篇文章“提意见”,其实,是引蛇出动的第一个步骤。张春桥亲自主持了会议,他说:“今天,请各位专家、教授光临,不胜荣幸,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只是‘征求意见稿’。所谓‘征求意见稿’,也就是供征求意见之用,还很不成熟,请各位不吝指教,以便作出进一步修改。”这些善良、正直的教授、专家们被张春桥的“谦虚”、“诚恳”的态度所动,就直言不讳对姚文元的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意见。上海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周予同尖锐地指出:“吴晗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是个好人。他解放前是一个勇敢的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民主战士,解放后忠诚地跟着党走,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怎么能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把学术问题硬跟政治问题扯在一起,岂不是陷人于罪?”
  接着华东师大历史系李平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培南等也相继发表意见,指责姚文元胡乱把《海瑞罢官》剧中的平冤狱、退田说成是要替牛鬼蛇神平冤狱,是要人民公社退田。这种任意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恶劣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上的专家、教授的反对。
  然而,张春桥这个伪君子,却根本不是什么要听取专家、教授的意见,而是刺探一下教授、专家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如果这些专家、教授对姚文元的文章感到意外、感到突然、不能接受,就是他们阴谋得逞。通过对这篇文章的讨论,他们可以把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钓出来,引起更大的社会效应。难怪,张春桥对这次会非常满意,他高兴地对姚文元说,这次“火力侦察非常成功”。
  姚文元血口喷人,通篇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种文章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人们会嗤之以鼻的。因为正直的教授、正直的专家学者、正直的人民群众都会把这种无限上纲的无赖当成疯子。然而,在当时并不是通常情况,当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所以,当姚文元的文章出来之后,吴晗自然是会预感到大难临头的。
  在北京,吴晗还被蒙在鼓里。当天,或许已经有人告诉他《文汇报》刊登姚文元批评他的文章。所以,他拿到这一天的报纸时,只是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此文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大多是断章取义的,措词也蛮不讲理。加上他印象中的姚文元是一根棍子,也就不想去和这种小人计较了。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策和一贯做法,要批评一个北京市副市长,并且上到这样高的纲必须由党中央作出决定,任凭姚文元有再大的胆,任凭《文汇报》有再大的胆,也是不敢自行这样做的。联想到一年多前周恩来曾经告诉他,有人在议论他的《海瑞罢官》搞影射,他自然很快会想到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不得不又认真地看了一遍,特别是当他读了《文汇报》那段上纲上线的文字时,他十分气愤,这简直是栽赃陷害他。那么,是谁让姚文元这样干呢?吴晗心中划了个问号,他不可能想到是毛泽东正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他百思不得其解,他的心情是沉重的。他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一贯忠心耿耿,怎么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呢?他实在想不通。不过,吴晗个人想通想不通对于整个被某些人操纵的历史进程来说并不重要,毕竟是从这一天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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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zwsyql 时间:2018-01-22 16:02:05
  幸亏那些奸贼永远下地狱了。中国人民不会再被这些垃圾所污染。当然还有些太监,但是我们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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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oyuer8888 时间:2018-01-22 17:18:44
  就没有了?看着正带劲。继续啊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2 19:16:38
  上海市委支持批判《海瑞罢官》(1)

  毛泽东一九六二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后,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看了《海瑞罢官》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江青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并未同意,后来还是被江青说服了,并让江青组织人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江青曾约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等人,说,“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提出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对江青的谈话,陆定一、周扬 “他们都不听”,不予理睬。

  一九六四年,康生也向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是替彭德怀翻案。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一九六四年九月,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三十九个文学艺术材料印发到全党县一级单位,其中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即使这样,仍不能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评。

  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经毛泽东批准来到上海,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领导,寻求对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在中共上海市委支持下,决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具体负责,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姚文元执笔,写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

  姚文元,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都表现积极。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讲话中表扬了他,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姚文元又在《文汇报》发表《录以备考——读报偶感》,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亲自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编者按《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连同姚文元的文章一起在六月十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由此,姚文元的名声大振。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对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先生关于“各阶级汇合的时代精神”的观点进行批评。周谷城先生写下《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发表在《光明日报》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七日,同姚文元展开辩论。金为民、李云初则发表《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姚文元又写下《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对周谷城进行批驳,再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为登载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放〈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起“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时说,因为“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在谈到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的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
  一九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在同美国作家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

  毛泽东这里说的找了几个人,都不敢写,其中一个指的是李希凡。他是一九五四年和蓝翎合作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俞平伯先生,并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小人物”之一,当时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做编辑工作,为历史剧真实问题曾经与吴晗进行过学术争论。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江青在抓京剧革命、抓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时候,曾找到人民日报社的李希凡,希望他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装傻,一直不表态,婉转地谢绝了。一九六四年八月,京剧现代戏汇演期间,江青派专车把李希凡接到中南海,亲自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苦口婆心开导他,不要跟吴晗在历史剧真实不真实问题上瞎争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有政治问题。江青的意思很明白,但并没有明确说要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更没有说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据李希凡后来回忆:
  “江青第一次找我个别谈话,谈了许多内容,都是关于京剧和戏曲改革方面的。她要我关心这方面的事。我谈了一些对京剧现代戏会演的看法……。谈了一个多小时,她才谈到吴晗,说我跟吴晗为历史剧的争论完全是书呆子气,应该注意《海瑞罢官》。她说这出戏有问题,是对‘三自一包’的影射。我心想,《海瑞罢官》和‘三自一包’扯不上。我就不表态,装糊涂。在跟我聊的过程中,她打了个电话给家里,说‘我正在跟李希凡谈话,就在这里和他吃二米饭。请主席自己用餐,我要晚一点回家。’这个电话好像是对我一种暗示,但我当时并不怎么在意。她没有明确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也没有明确说她是奉毛主席指示找我谈话。如果明确说,是毛主席叫我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我会写的,即使我想不通也得勉强去写,我当时没有那么高明。这次谈话,江青对我当然是不满意的,她后来对吴冷西说我‘精神状态不好,觉悟不高。’”
  李希凡没有接受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任务,江青由此对他十分失望:“小人物变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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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2 19:17:10
  上海市委支持批判《海瑞罢官》(2)

  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一九六三年,专门撰写各个领域的理论文章包括大批判文章。
  在布置撰写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时,江青特别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张春桥亲自向写作班子成员宣布了保密纪律。
  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姚文元从五月份动笔,断断续续地撰写了几个月时间,先后共写了十稿。由朱永嘉任组长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历史组帮助收集、整理明史资料,全力以赴配合姚文元的写作。初稿写成后,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审阅、讨论、修改。上海市委的领导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亲自参与讨论。【1966年8月6日江青在北京天桥剧场对北京中学生讲话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写出之后,上海书记处又改过十几次。”1966年9月19日,曹荻秋对首都大专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市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写的。并经过市委反复的讨论修改,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市委还召集了全市的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就是说,吴晗写的文章,我们批评他应该抓罢官。”】后来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并在一九七八年积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杨西光,在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曾积极主张给吴晗带上“三反分子”【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姚文元没有采纳。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每修改一稿,都用飞机直送江青处,请在北京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九六五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陈丕显这次充当“信使”,把张春桥送交的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八稿带给在北京的江青。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进行多次讨论、修改,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看过并没有异议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三遍,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审阅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第十稿后批准发表。
  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谈文化大革命,谈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同年五月,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毛泽东又说: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毛泽东批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事先没有告知中央政治局常委,更没有让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知道。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意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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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沧海一粟miss 时间:2018-01-22 19:48:27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4/1/1846657.shtml

  天涯社区的文章
  1965年润之先生赠蒋介石的诗词《临江仙》

  临江仙.寄友

  柳绿花红莺燕舞,
  京都料峭风微。
  菊香书屋奏琴徽。
  依然明月在,
  何日彩云归。

  地覆天翻君亦老,
  东征北伐声威。
  草山薄雾拂单衣。
  我今寻老友
  把手话心扉。


  

  

  
  • 吴兴春申君: 举报  2018-02-11 19:31:46  评论

    如果其他人写一篇这样的诗文,会是什么结果?反革命是逃不掉的。 该诗为什么没被收入《毛主席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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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3 07:17:26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原题:彭真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真相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洋洋数万言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日《解放日报》转载,华东地区的《新华日报》、《福建日报》、《浙江日报》、《大众日报》、《安徽日报》、《江西日报》等7省区报纸,在有人打招呼之后,在24日至26日相继转载。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在电话里得知姚文元发表的文章,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打电话给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请示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彭真当即告诉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8日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博和巴卢库说:“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毛泽东对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他对上海市委曹荻秋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1965年11月25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到达上海。曹荻秋考虑到同罗瑞卿有长期的战斗友谊,特地把毛泽东的谈话转告给罗瑞卿。政治上十分机敏的罗瑞卿,立刻领会到这是毛泽东的意图。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感到事关重大。回到住地,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的彭真:“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11月27日,周恩来总理由上海回到北京。他立即打电话给彭真:“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彭真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问总理的意思。周恩来在电话中对彭真说:“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11月28日下午3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问:“吴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邓拓回答:“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彭真把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地说:“又是来头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
  彭真没有说话,只是沉重地点了点头。接着,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郑重地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摘自《书摘》纪希晨/文)
  http://www.hf365.com 2002年6月20日合肥晚报

作者:等而闲之 时间:2018-01-23 08:23:39
  不认真地发展经济,服务民生,就是搞阶级斗争、争权,浪费几十年的大好光阴
  • wj20020220: 举报  2018-01-23 11:32:26  评论

    发展生产力需要相应的生产关系。没有从建国到文革的大破大立,地主阶级和封建主义官僚主义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决定性地压制,工业化就是空话。改开一百年也不行。事实证明,改开客观上推动了地主阶级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复辟,所以才有轰轰烈烈的反腐
  • 等而闲之: 举报  2018-01-24 08:35:30  评论

    何谓地主?不都是勤扒苦做买的地。好比现在开公司的,不都是凭他的智慧与能力。1949年后没有封建主义与官僚主义?我认为那些年的封建主义与官僚主义更甚。历史上有以言获罪,那些年却有以言送命,所以除了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还有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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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3 12:08:08
  16、吴晗家破人亡(1)
  吴晗(1909-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1949年后,吴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登出了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尽管吴晗已在当天得知《文汇报》发表了批他的文章,他并没有在意,第二天照样外出开会。回来时,他和往常一样回家先去西屋书房,翻阅当天报纸。吴晗刚在书桌前坐下,夫人袁震匆匆走进来,她脸色煞白,用手指着书桌上那张头天的《文汇报》,呆了片刻,一言未发就走了。吴晗拿起报纸,一排黑字大标题赫然入目:《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吴晗迅速看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蛮不讲理,读了令人气愤。他本不想去同这种小人计较,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不得不认真再看一遍,发现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最后武断地定下调子:《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在社会主义时期作为一名为繁荣社会主义文教事业而呕心沥血的共产党员,看到姚文元这种恶毒攻击,愤慨极了。吴晗隐约感到,这文章不是姚文元一个人写的,后面还有人,他越想,心情越沉重。姚文元文章出笼后,广大读者,尤其是文化学术界人士,既震惊,又气愤。北大历史系教授、吴晗的老同学邵循正赶来看他。邵循正见吴晗的心情沉重、忧郁,这在他们相处的几十年中是从未有过的,坐了好一会儿,邵循正才说:“学术问题,多作点自我批评就是了。”吴晗苦笑一下,摇了摇头说:“不那么简单,这是有来头的。”两位老友沉默了。
  就在吴晗心情沉重的同时,一艘航行在三峡的船舶上,头等舱里有几位老年人无心观赏两岸的壮丽景色,都在争相传看《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参观团,刚刚从四川等地的三线工程参观归来。他们之中大都熟悉吴晗,看了姚文不禁大吃一惊。胡愈之斩钉截铁地说:“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吴晗是不会反党的。”周培源说:“吴晗是进步的历史学家,哪里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北京后,与吴晗多年共事的王麦初,忙到吴晗家探问,吴晗心情沉重,又怕老朋友担心,就很有把握地说:“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
  史学界更为气愤。北大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凡事也有一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的文章难道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他还公开申明:“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另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愤慨地说:“这是姚文元陷人于罪。”《中国历史小丛书》责任编辑张习孔,以羽白的笔名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话斥责姚文元的文章是:“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
  广大读者也都纷纷写文章反驳姚文元。仅《文汇报》就收到读者来信来稿三千多件。
  批《海瑞罢官》的来势很猛,姚文出笼十天后,上海就出了单行本。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北京日报》在转载时,前边加了由彭真定稿的按语,强调毛泽东一贯提倡的“百家争鸣”方针,指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转载时的按语也强调“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服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这个按语是由周恩来亲自定稿的。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希望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限制。对《海瑞罢官》的讨论,提纲中明确指出是学术讨论性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在这前后,彭真派崔月犁两次去看望吴晗,表明党对吴晗是关心和信任的。北京市委召开工作会议时,彭真还和吴晗谈话,要他“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听了很高兴,知道组织上是把《海瑞罢官》的问题看成学术上的问题。邓拓为了把问题引向学术讨论,还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以学术探讨的口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最后特别提出:“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
  市委的关怀和邓拓的启发,使吴晗更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他的,只要作自我批评就会得到谅解。他于是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于12月27日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文章首先对学术批评和讨论表示欢迎;然后他把近年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以说明研究海瑞并不是为了影射庐山会议;文章还就有关《海瑞罢官》涉及的学术问题做了说明和解释。在一些问题上,吴晗违心地承认了错误。
  这篇自我批评发表之后,不少读者和熟悉吴晗的人都认为吴晗这样做很好。但江青一伙却借此对吴晗发动规模更大、调门更高的批判,诬陷吴晗研究海瑞的“一味极为重要的药方便是骂皇帝”,急于从吴晗这儿打开突破口。江青得意地叫嚣:“一个吴晗挖出后就是一大堆啊!”春节时,吴晗到小妹家,同小妹夫李超(当时在三线工作,回来过春节),谈了一上午,李超对他说你是个世界观改造问题。吴晗听了有点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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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3 18:24:52
  17、吴晗家破人亡(2)
  1966年3月北京郊区正是春耕季节,可是农民却不得不放下农活,去参加一个接一个的批判会。在昌平县大东流村召开的一个批斗流氓小偷的会上,有个农民在揭发批判时,竟说这个流氓小偷受了吴晗影响而腐蚀的。恰好主席台下前排坐着的几个人中就有吴晗。原来北京市委领导为了保护吴晗,在这年3月由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参加“四清”,让他换个环境。吴晗下去时化名李明光。但那时江青一伙已经把矛头指向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在内的“三家村”。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声讨“三家村”的恶浪。大东流村也不例外。这天会上发言的人把流氓小偷犯罪同吴晗联系起来,对吴晗是个刺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脸上泛起灰白色。散会以后,吴晗回到住处,陪他下乡的秘书郭星华来看他,见他脸色难看,就说那人在批判会上的发言牵强附会,劝他不要想的太多。
  在农村这段时间,有一次郭星华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他们把你和彭德怀挂上了。”吴晗说:“写海瑞是乔木同志约我写的,说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他接着说:“我实在想不通,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好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他又说:“批判我学术上有问题,我接受,说我是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
  1966年乌云翻滚的5月,一天下午,七岁的小吴彰低着头离开景山学校,慢慢向家中走去。他觉得周围一切都变了,几个月来常听小朋友说他是“大坏蛋”的儿子,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这天,老师布置写批判吴晗的稿子,尤其一定要他写。他幼小的心灵里塞满了疑团:爸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听党的话。这样的爸爸会是坏蛋吗?他的姐姐吴小彦那时在北长街小学上五年级,在她的心目中,爸爸是那么慈祥可爱,令人尊敬,他绝不会是坏蛋。这些天来她从学校回来,一看到爸爸妈妈就止不住哭,吴晗把她搂过来说:“彦,爸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等你长大了就知道爸爸是好人了。”他俩从学校领回的批判稿,还得由吴晗夫妇痛苦地代为起草,再由他俩含着泪水抄好上交。
  就在这个月,从围剿吴晗开始的逆流蔓延到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揪“三家村”、“四家店”和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从文的批判发展到武的揪斗。吴晗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了。《五一六通知》里,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帽子。从此,吴晗从心灵到肉体都遭受到迫害,而且逐步升级。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之前,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吴晗几乎天天被揪斗。吴彰回忆:“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出揪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多数情况是拉到大大小小的会场上去斗,有时就在家中的院子里斗。有一次,在烈日下,一群红卫兵把吴晗跪绑在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还抡起皮带抽,揪头发,拧耳朵,用各种办法侮辱他。他家的大门口和院子里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吴晗积攒收藏的珍本古籍全部被抄走。他绞尽脑汁写出的全部书稿和抄录的卡片,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一页不剩地抄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等人同吴晗往来的书信手迹也给抄走了。家里的许多东西被当作四旧砸烂了,包括外国友人送的礼品以及电视机,甚至连吴晗珍藏的小彦从三岁起画的图画,也都在“这是什么玩艺儿”的斥骂声中,付之一炬。吴晗一家夜里也不得安宁,进入梦乡以后常常被猛烈的砸门声惊醒,小吴彰吓得缩在袁震怀里。这伙人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把吴晗从床上拉起来斗。
  孩子们是信任爸爸的。吴小彦认定爸爸不是坏蛋。有一次,一伙人让吴晗跪在地上,围成一圈,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他,小彦当时正爬在海棠树上,见此情景,赶忙跳下飞奔过去,朝着正踢吴晗的一个人踢了一脚,大声叫:“回你家打你爸爸去吧!”跪在地上的吴晗为女儿出了一身冷汗,他生怕小彦挨打,由于小彦的勇敢行为,这人不再打吴晗了。还有一次,深夜,砸门声把吴晗一家惊醒,一伙凶神般的人撬掉了撞锁,砸开大门,抓住吴晗就打。小彦听到声音,忙从被窝里跳起,挣脱妈妈按住的手,光着脚丫往屋外跑,她一头扑到爸爸身上,用自己身体卫护着吴晗,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小彦的无畏精神感动了其中一些稍有人性的人。这次吴晗被带去斗了几天,没有挨打。放回来后,吴晗一进门就说:“亏了我女儿啊,”“彦,爸这回没挨打,爸没有白疼你。”
  这时的吴晗已经明白江青一伙的矛头绝不是只对着他,而是对着党和国家的一大批老干部。他又像当年对待国民党特务的威胁一样,面对任何精神和肉体的压力都不屈服。有时,他被批斗后回到家里,还安慰亲人说:“今天看见彭真、薄一波啦,人家都是那么老的干部,我是陪绑的,怕什么?”他对小彦说:“我只要不死,就要与姚文元斗争到底!”“造反”组织一度勒令吴晗家属同他划清界限,分开过。在分开之前刹那间,吴晗用惜别的眼光望着小彦。以后,小彦一想起他那时的目光,心里就像刀割一样。吴晗住在小屋,连热饭的火都没有,又不能出门。小彦悄悄上街给爸爸买大饼和香烟。袁震看到吴晗喝凉水、啃烧饼,心疼极了,就轻声对小彦说:“快把这壶开水给爸送去,可别让人看见。”吴晗利用揪斗的间隙,从抄家后剩下的书里找出马列著作来读,搜集有用的史料,准备同姚文元进行“文斗”。他们被勒令每天扫北长街马路,在酷暑烈日下,吴晗被勒令跪在粗沙粒上,膝盖渗出血珠,但他忍着巨痛绝不求饶。他一拐一拐地回到家里,擦去腿上血迹,重又拿起毛泽东签名送他的书来看。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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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4 06:41:42
  18、吴晗家破人亡(3)
  1967年初,吴晗全家被扫地出门,离开了北长街,搬到城南的一座普通公寓,和同被赶出家门的万里、张友渔等住在一起。那时候大小批斗会数不胜数,吴晗是第一个揪出来的,“名气”大,更加“忙”得很。两派为了争夺批斗对象,常常乘夜间来抢,吴晗遭到抢劫次数更多。一派把他抢到手后,就把他涂成大花脸,让人认不出来。有时他在夜间被不断转移,一连几天不见了,过了几天才被送回来。吴晗在批斗会的台上才能见到一些熟悉的朋友和领导同志。
  1967年秋,吴晗和市委、市人委干部被集中到市委党校,有单位开批判会就拉他去,否则就在院内参加劳改队的劳动。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在劳改队里,吴晗被人打出了内伤,口吐鲜血。他的身上经常是旧创未平,新伤又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浑身青肿的吴晗,艰难地回到家里。小彦淌着泪给爸爸敷药。吴晗疼得紧锁双眉,可还是强作笑颜,安慰小彦说:“彦,没关系,他们打爸的时候,爸一想你,身上就不疼了。”在困境里默默关怀吴晗的人,除亲人之外,还是有的。一天下午,吴晗一人拿着把长锄,弓着腰,笨手笨脚地在党校校园里锄草。吴晗的学生肖松,那时也是“专政”对象,正从那里走过。一眼望见吴晗单独在劳动,周围没有人,就悄悄走到吴晗身边。吴晗看了他一眼,没敢说话。肖松轻轻地对吴晗说:“注意身体。”“没关系,吃得消”,吴晗小声地、若无其事地回答了一声。尽管那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得大不如以前了,但他听到亲密的学生还关怀自己的时候,不愿肖松为他担忧,就装作没什么的样子,好让肖松放心。
  在党校时,同吴晗接触比较多的是廖沫沙。他俩几乎天天被揪到各单位去批斗,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都去过。有时一天多到三场。每次都是倒背双手,弯腰低头(喷气式),吴晗的身体有点受不住了。有一天晚上,他和廖沫沙挨打后,在党校食堂吃饭。廖沫沙一个人先坐在角落边的桌子上吃。吴晗打饭以后,低着头,慢慢地走到廖沫沙的身边,准备坐下来,看上去很痛苦。廖沫沙关心地问:“你怎么样?”吴晗用手指胸口,没有说话,接着就是一阵干咳。残酷的折磨,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坚强意志。
  有一天清晨吴晗和廖沫沙被京郊矿区两个造反派揪去坐上火车,准备接受批斗。到了那里以后,他俩被关到一个房间里,吴晗低头坐着沉思,还不时地叹着气,廖沫沙想开玩笑为他解愁,说:“我们两个成了名角,假如我们不来,这场戏就唱不成了。”吴晗苦笑着问:“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呀?”廖沫沙想吴晗是副市长,相当于古代的地方官,又联想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就拿来开吴晗一个玩笑说:“这出戏叫《五斗米折腰》啊!”吴晗一下来了兴趣,就说:“我的工资是三百元,能买多少五斗米?你说说看。”廖沫沙不知道米价,自然算不出来,就对吴晗说:“你自己算吧,你看该买多少就买多少吧。”吴晗也同样不知米价,就坚持让廖沫沙来算。廖沫沙算不出,就来了个“折衷主义”,对吴晗说:“那么戏名就改为《折腰》好了。”吴晗连连点头赞同。后来在回去的火车上廖沫沙做了首打油诗,题为《嘲吴晗并自嘲》: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受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新风骚。
  后来,他在狱中将这首诗写在烟盒背面,可惜他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诗告诉吴晗,让他分享这带着泪水的玩笑。1968年3月,一辆囚车开入党校,从楼里押出一个人,身子弓曲,脸色却很平静。吴晗正式被逮捕下狱了。一年以后,江青、康生一伙放出风来说吴晗是“叛徒”。原来有个从前是吴晗的学生,后来卖身投靠“四人帮”的家伙,揭发吴晗是1934年上海社联的吴小浦,是党员,以后不知去向,因此怀疑吴晗是“叛徒”。康生看到这个材料,如获至宝,立即设法搞证明材料,但没有捞到一根稻草。经调查,吴小浦和吴晗是两个人,历史上根本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时,吴晗正在清华大学学习和教书,两人风马牛不相及。康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竟然恶狠狠地说:“吴晗不是叛徒,但他是特务,有可靠的材料。”他的所谓材料是,1947年苏联驻华使馆的一位文化参赞,曾找吴晗了解国民党特务暗杀民主人士、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吴晗提供了一些情况。这是吴晗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一件事。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驻华大使馆,还向我国的有关部门提及此事,以示表彰。而康生竟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吴晗扣上“苏联特务”的帽子,制造了千古奇冤。
  吴晗被捕入狱的第二个月,袁震又遭到江青一伙的迫害。有一次,一群暴徒往吴晗家扔石头,辱骂吴晗,袁震气不过就对这伙暴徒说:“你们简直比对待敌人还厉害,吴晗也不是敌人”。袁震自然最了解吴晗,为吴晗报不平,理所当然。但是就因为说了这几句话,她被打成“右派”,并送进了“劳改队”。“劳改队”集中住在旧浴池里,袁震本是个长期病号,热天还要穿棉袍。在劳改队里她熬过了一个潮湿的酷暑和一个阴冷的严冬,双腿瘫痪了。当时没有大夫为她治病,十四岁的小彦只得每天从城南一隅骑自行车往返三十多里去护理妈妈,还要干分配给妈妈的劳动活。后来,“劳改队”的管理人员见她拖得实在不成样子了,才允许她回家看病。1969年3月17日小彦和吴彰高兴地把袁震接回家,以为可以母子团聚了。住在同一座楼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了,特地让家人送来一锅红豆粥,袁震和孩子们吃了一顿少有的美餐。谁知这竟是袁震最后的一顿晚餐。当天夜里,袁震的喘气声惊醒了小彦和吴彰,他俩急忙把母亲送到医院。医院的人了解到袁震是吴晗的妻子,怕划不清政治界线,不敢认真抢救。袁震的病情因延误而恶化。次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醒过来。小彦问妈妈:“你想吃东西吗?咱们有一个苹果。”袁震说:“彦,我想喝口稀饭。”吴彰去向医生哀告,医生冷冰冰地拒绝了。袁震难过得掉下泪来,没过多久就与世长辞了。小彦和吴彰到太平间给母亲更衣,只见袁震的一双眼睛仍然半睁着,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他俩趴在袁震的遗体上大哭,泪珠像断线一样落在妈妈的脸上、身上。那一天,在凄风苦雨中,失去母亲的姐弟,回到了仍然只有他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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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4 06:42:18
  19、吴晗家破人亡(4)
  1969年10月11日,有人敲吴家的门,要接两个孩子去看他们的爸爸。他俩看到来接的汽车是医院的,预感到不祥。当来到医院的监护病房时,一个专案组的人绷着脸说:“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这话犹如晴天霹雳,两个孩子惊呆了,接着嚎啕大哭起来。懂事的小彦透过哭声追问说:“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那人冷冰冰地回答说:“昨晚他提出过要见你们,可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又放声大哭。在场的医生见了这情景也伤心地落了泪。他俩再三请求看一眼死去的爸爸。一个专案组的像是头目样的人走过来,对两个孩子大声喝斥:“你们的爸爸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如果你们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你们声张出去,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后果将由你们负责!”两个孩子被吓了出来,连死去的父亲也没有看上一眼,只拿回了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那是父亲最后的遗物。在那凄惨的秋天,两个孤儿捧着血衣,满脸泪痕地回到家里,偷偷在内衣袖上戴上黑纱。他俩的一腔悲愤、无限冤屈,在当时能向谁去倾诉呢?
  失去父母的小彦、小彰,举目无亲,家贫如洗,他俩相依为命。小彦自幼是个父母钟爱的娇姑娘,从吴晗被批斗、袁震又病在床上起,她就忙着为全家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妈妈和弟弟。父母相继去世时,她只有十五岁,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以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来安排两人的衣食,照料十一岁的弟弟。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抑郁寡欢。姐弟俩饱尝了讥诮辱骂、拳打脚踢的苦楚,还要忍受饥寒的威胁。
  精神折磨和生活熬煎,使两个孤儿的日子异常难过。他们只能把心寄托在死去的父母身上。小彦把袁震的骨灰放在床头,两侧横着姐弟做的小花圈,中间放着她画的一张妈妈的素描。小彦几乎每天都梦到妈妈那半睁的双眼和脸上挂着的泪花。她更恨那些人没能让他俩最后见到爸爸。后来小彦找到一张1965年的全家合影,在一个清晨约了两个同学,帮助她把袁震的遗骨埋在了西山八大处。每逢清明节,姐弟俩都要去扫墓。小彦在墓前,把一封封写给父母的、永远无法投递的信烧掉。山风把纸灰轻轻扬起,像是把他俩的怀念之情传递给屈死的双亲。1973年6月,过度刺激和长期思念,使小彦精神一度失常。她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那天我还在报纸上看见他了呢。”她还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以后小彦多次到北京市革委会去要吴晗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质问他们:“我爸爸到底有什么罪?”“四人帮”一伙怕得要命,就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把她逮捕入狱。被抓那天,小彦得了阑尾炎,正要入院动手术,身上还有医院当天开的证明。“四人帮”的爪牙却硬说小彦是装病装疯。小彦被押入牢房,带上脚镣,她阑尾炎痛,就只给止痛药吃;她哭就注射冬眠灵。他们把小彦单独囚在一间能住十几个人的牢房里,经常对她进行拷打。她的门牙被打掉,额头被打开口子。中秋节那天,小彦在牢中悲愤之极,痛不欲生。小彦在狱中被折磨得身心俱残,精神分裂症加重起来,又被送进精神病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976年9月23日,刚满二十二岁的小彦,又一次选择了死作为最后的抗议。吴晗一家在十年浩劫里家破人亡。四口人死了三口,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吴彰。
  摘自《吴晗画传》,作者:王宏志 金若年,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iqing/ziliao/detail_2012_11/26/19536143_3.shtml
  • koko6167: 举报  2018-05-24 21:01:41  评论

    评论 碧薇萍:我们党从来没有好好反省这段历史,高考历史从来不会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现在也是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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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4 15:16:18
  20、南北“海瑞”同遭大冤案 (1)

  周信芳和马连良是我国京剧界久负盛名的两位大师,世称“南麒北马”。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周信芳的《海瑞上疏》和马连良的《海瑞罢官》在京剧舞台上争艳斗奇,由于他们的精湛表演,被人们誉为舞台上的两位“活海瑞”。然而,就是因为这两出戏,在“文革”中使这两位艺术大师同遭厄运,甚至被迫害致死。这成为京剧史上最大的冤案。

  周扬建议周信芳编演“海瑞戏”

  周信芳的《海瑞上疏》编演于1959年。那年年初,中央及地方一些报刊根据毛泽东一贯提倡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话的民主风气,发表了不少颂扬海瑞、魏征等历史人物的文章,有人称之为“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来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他通过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约见了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和文化局戏剧处处长刘厚生。他建议周信芳编演一本以海瑞为主角的京剧。他说,从反右之后,许多人都不敢说话了,写海瑞戏,要鼓励大家敢于说真话。他还送给周信芳《海刚峰奇案》、《丘海二公合集》两本书,供他编戏时参考。
  周信芳把这一创作任务带回来,立即得到文化局与京剧院的支持。京剧院党组织和院务会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全力以赴把这出戏作为重点剧目搞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4月到5月,创作组编写了剧本提纲。
  就在同年4月间,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针对反右以后不少人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倡要有反潮流的勇气,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要有解放思想、坚持真理、敢想敢说的风格。毛主席看了湖南花鼓戏《生死牌》以后,又讲了称赞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话。
  这一时期创作组先后搞了三个提纲。7月间,许思言根据第三个提纲写出了初稿。
  初稿得到了领导和京剧院的肯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文汇报》负责人陈虞孙和李太成、刘厚生等人都认为基础较好,给予肯定。
  为了确保这一重点剧目,京剧院调集了强大的演出阵容。周信芳扮演主角海瑞,金素雯饰演海夫人,李桐森饰演嘉靖皇帝,纪玉良、童祥苓等著名演员担任其他角色。周信芳还担任导演。

  《海瑞上疏》尽显麒派风采

  1959年国庆前夕,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展览演出拉开了帷幕。9月30日,上海京剧院的大型新编历史剧《海瑞上疏》隆重首演于天蟾舞台。这次献礼演出有十六个剧种,一百多个剧目参加。《海瑞上疏》独树一帜。周信芳虽然年逾花甲,但老当益壮。他再次以其独特的麒派风采和麒艺魅力倾倒了观众,引起轰动。
  《海瑞上疏》是一出好戏。剧本写户部主事海瑞眼看嘉靖皇帝妄求长生,宠信方士,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心中十分忧愤。一日又目击方士、官差为建玉芝坛强拆民房,驱赶百姓。海瑞进谒首辅徐阶,指望他谏君匡过,可是徐阶明哲保身,不敢出首。海瑞无奈,决定自己上疏,冒死奏谏。海夫人因劝阻他不听,深夜将疏本焚毁,海瑞于是投奔好友何以尚家重修奏疏。次日嘉靖举行庆典,海瑞命人抬了棺方,入朝觐见。嘉靖阅疏大怒,将海瑞下狱,并欲处以极刑。何以尚保奏,也遭刑杖。后嘉靖暴死,新帝接位,经徐阶斡旋,海瑞获赦。出狱时,百姓夹道欢呼。剧本围绕海瑞冒死上书一事,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剧情发展跌宕起伏,人物感情波澜翻滚,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海瑞上疏》正式公演后,立即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反响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上海与北京的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分析了《海瑞上疏》思想与艺术方面的成就,称赞该剧的创作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
  《海瑞上疏》公演不久,其剧本便在《上海戏剧》杂志上公开发表,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这个戏到北京演出,陈毅、周扬等领导同志观看了演出,都给以了肯定。

  吴晗为马连良撰写《海瑞罢官》

  非常巧合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南麒北马”不约而同地排演了海瑞戏。就在《海瑞上疏》上演不久,在北京的马连良也开始了海瑞戏的编创。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在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清官海瑞》、《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一向敬重海瑞,对吴晗这些作品也十分喜爱。
  1959年冬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马连良遇到了吴晗,两人谈到了海瑞。马连良先是问吴晗,为什么报刊上连续发表多篇宣扬海瑞的文章?吴晗告诉他,1959年4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曾称赞海瑞刚正不阿、敢于直言、不畏权势的精神,号召大家要学习这种精神。后来钱俊瑞、胡乔木来找他,要他写些关于海瑞的文章。于是,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马连良对吴晗说:“我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出过《大红袍》,我对海瑞十分佩服,我看了您写的那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更有兴趣。您能不能给我写一出描写海瑞的新的京戏?”吴晗答应试试看。过了不久,吴晗果真写出了《海瑞》剧本初稿(后更名《海瑞罢官》),给马连良送来了,并希望剧团加以修改。1960年底,《海瑞罢官》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由王雁担任导演,马连良饰演海瑞。
  这个戏主要写罢官,海瑞上任应天府巡抚,察访民情时得知:告老还乡的太师徐阶,霸占了洪阿兰家的民田,并纵子徐瑛行凶,强抢了洪阿兰的女儿赵小兰。海瑞秉公而断,判徐瑛死刑,徐阶退田。徐阶买通朝官,诬告海瑞鱼肉乡里,罢了海瑞的官职。海瑞毅然在交印之前处死徐瑛,为民除害。《海瑞罢官》演出非常成功,好评如潮,人们称它为马派艺术又一杰作。吴晗原是一位历史学家,又是副市长,他跑到京剧行当写剧本,因此廖沫沙称赞吴晗“破门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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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4 15:16:43
  21、南北“海瑞”同遭大冤案 (2)

  南北“海瑞”均遭灭顶之灾

  可以说《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分别是周信芳、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两出极具光彩的巅峰之作。
  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这两出海瑞戏竟成为“文革”首先开刀的对象!心怀叵测的江青早就对《海瑞罢官》虎视眈眈。
  1964年下半年,她找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人家没同意。1965年2月,江青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活动非常秘密。文章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审阅。此时毛泽东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对文章表示了肯定,意图从北京市委打开缺口。
  这样,1965年11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首先向《海瑞罢官》发难。文章一开始就给《海瑞罢官》下了政治结论,说它“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指责作者塑造“假海瑞”目的是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国家观”、“阶级调和论”、“美化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剧中写了“退田”,就是要人民公社向地主退田,就是搞复辟,刮单干风;剧中写了“平冤狱”,就是要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剧中歌颂海瑞刚直不阿,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在肯定姚文元文章的同时,指出:但是没有打中要害。他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这番话使已经掀起的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更加升温,完全从学术问题转向政治问题,调子也越来越高,从刮单干风到替庐山会议上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一直到骂皇帝就是骂毛主席。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同时,《海瑞上疏》当然也不能幸免。这场批判运动一开始,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箭双雕的,他在文章中特别点出:“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接着江青、张春桥等又把枪口对准了《海瑞上疏》。1966年2月、5月,先后又在《解放日报》上抛出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和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两篇黑文。文章诬称“《海瑞上疏》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
  对《海瑞罢官》和《海瑞上疏》的批判,完全是“四人帮”为了政治斗争需要所制造出来的一起冤案。在这起冤案中,吴晗、周信芳、马连良、许思言以及一批领导干部、著名艺术家被牵扯了进去,被打成黑帮、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吴晗被投进监狱,遭受种种摧残和迫害,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先后含冤而死。他们的女儿小彦深受刺激,精神失常,后被抓进监狱,也于1976年去世。
  吴晗一家四口,竟死了三个,仅儿子吴彰幸存。马连良从1966年8月开始,家庭遭到洗劫,自己被囚禁,家属遭株连。在半年多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强迫将他火化了。
  周信芳先是被隔离、抄家、遭批斗,还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胸前挂着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干脆被投入监狱。他的夫人受到株连,儿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女被逼成疯。周信芳本人由于长期被批斗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于1975年3月8日去世。这两位艺术大师的悲惨命运竟是如此相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周信芳与马连良分别得到平反昭雪。《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这两出戏还分别由北京京剧院和上海京剧院重新搬上舞台,焕发出了璀璨的光彩!
  本文作者:沈鸿鑫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4 17:54:49
  22、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二月提纲”

  1965 年11 月《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篇文章的发表及其导致的更加猛烈的文化批判,起初曾受到中央一线领导一定程度的抵制,这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忧虑,使他下决心发动一场更加激烈、广泛的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经过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全面地发动起来。10 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运动范围由文化、教育领域及党政机关,迅速扩展到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不断升级的背景下,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1]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海瑞罢官》是明史专家吴晗写的京剧剧[2]。早在1959 年4 月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学习明朝著名清官海瑞刚正不阿、冒死上谏的精神。会后不久,根据这个精神,吴晗开始写作有关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错误地对彭德怀开展批判后,毛泽东提出,要区分“左派海瑞”与“右派海瑞”,彭德怀表现的海瑞精神是“右派海瑞”。1965 年底开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就是以对所谓“右派海瑞”的批判展开的。
  从1962 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江青就对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负责人提出,《海瑞罢官》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应该停止演出,进行批判,但遭到婉拒。此后,江青又多次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但最后还是被“说服”了。康生在1964 年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问题有关。1965 年2 月,江青到上海,与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等人共同策划,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背着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用江青的话讲,是“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3]。
  姚文元这篇批判文章,毫无根据地把《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等情节,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猛烈攻击《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是一株毒草”。
  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普遍反感。《文汇报》收到表示不同意见的来信来稿达数千件。许多著名学者斥责姚文“陷人于罪”,表示“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的”。中央曾有规定,对知名人物的批判要经过批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对《文汇报》未经批准突然登出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文章,感到极不正常。在不了解文章背景的情况下,他告诉北京市委,吴晗问题的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界限要掌握好。在姚文发表的十多天内,除华
  东地区几家报纸予以转载外,北京和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报刊未作转载。为此,毛泽东提出由上海出小册子。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订购数很少。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彭真是吴晗的后台,北京市委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了解姚文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的报纸予以转载。根据周恩来和彭真的意见,《人民日报》在1965 年11 月30 日第五版“学术研究”专刊上加以转载并写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仍然是主张把讨论作为学术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来处理。此后,北京和各地报刊陆续发表了一些从不同角度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也发表了少量对姚文提出质疑和批驳、为吴晗和《海瑞罢官》辩护的文章。
  1965 年12 月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人谈话,其中说到:《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谈话传开以后,一些批判文章的调门进一步升高,批判范围迅速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1966 年1 月中旬,中央宣传部收到《红旗》杂志编委关锋、《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各写的一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因对文章中一些上纲很高的提法是否适于公开发表没有把握,于是摘要上报请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4]。
  2 月3 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上印发了包括上述文章摘要在内的七个材料,反映的都是学术批判引起紧张形势和有关方面提出如何掌握政策的问题。会议认为,要制定出若干指导方针,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会后,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这个提纲虽然也有许多在当时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左”的提法,但主旨是试图对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引导运动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进行,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二月提纲”还指出,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个提纲,连同所附的七个材料,报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
  2 月5 日,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予以认可。2 月8 日,彭真、陆定一、康生等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2 月12 日,“二月提纲”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要求各级党委“照此执行”。
  “二月提纲”的形成,反映了党内相当多数同志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所持的慎重态度,但江青等人却对此极为不满。此后不久,围绕着“二月提纲”,开始了一场新的、更严重的斗争。斗争的范围,从意识形态领域和文教部门扩大到政治领域和党的高级领导机关;斗争的焦点,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转移到对“二月提纲”的否定;斗争的对象,从《海瑞罢官》、“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转移到“支持”、“包庇”他们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就更加明确地、直接地和“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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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4 17:55:18
  23、毛泽东批判《二月提纲》
  面对由《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改造批判运动,需要中共中央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人民大会堂讨论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与会人员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等,根据会议讨论,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
  《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
  《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它学术领域中去。我们要有领导地、认真地、积极地和谨慎地搞好这场斗争”。同时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只有这样,才能利用无产阶级思想逐步地改造旧知识分子,提高革命的知识分子。”《提纲》特别提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
  2月5日, 刘少奇召集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一提纲进行并讨论予以通过。2月7日电告在武汉的毛泽东。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1日,彭真在武汉代中央起草了转发该提纲的批语,12日晨连同提纲一起电传中央。经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即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转发全党。

  1966 年3 月17 日至2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他说: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

  3 月28 日至30 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5]

  4 月9 日至12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 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

  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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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戡 时间:2018-01-24 18:04:06
  看看改开后的那些老革命及其子弟以及那些所谓的文化精英们今天的表现,假如没有那场运动,他们会怎样?
  按照楼主的想法,打江山就应该坐江山,享受革命的红利,封妻荫子,过上人上人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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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5 06:42:50
  24、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1)

  如果说,1964年到1965年11月以前的大批判,虽然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还限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性质则完全不同了。且看文章中的最后部分: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姚文元这篇把矛头对准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文章,上纲上得如此之高,已经杀机毕露,简直要把作者置于死地了。
  吴晗为什么要写《海瑞罢官》呢?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他的缺点。为此专门讲了海瑞的故事。他说:海瑞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那是很不客气的。海瑞比包文正不知道高明多少,广东出了个海瑞(海瑞是海南岛人,当时属广东省),很有荣誉。毛泽东还说,他已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并劝周恩来也看一看。会后,胡乔木把这个精神告诉了吴晗,鼓励他写有关海瑞的文章。于是,吴晗很快写成《海瑞骂皇帝》一文,登在1959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9月17日,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海瑞》一文。此文曾经送请胡乔木审定。这时庐山会议刚刚闭幕,通过了《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敢讲真话的精神,大有海瑞风范。大概是为了避免这个嫌疑,胡乔木在《论海瑞》一文的结尾处加了一段骂“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在这之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请吴晗把海瑞的事迹编成一出戏。吴晗本来不会写戏,但盛情难却,于1960年3月写成五场新编历史剧《海瑞》。这出戏根据戏剧界的意见,做了次修改,剧名也根据吴晗一位朋友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于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上演。
  这些情况表明,吴晗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历史剧《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彭德怀的官毫无联系。他和彭德怀既无工作关系,也无私人往来。毛泽东当时也没有指出有什么问题。可是姚文元的文章里,却说《海瑞罢官》塑造了一个“假海瑞”,“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阶级斗争论。”并无中生有地把“退田”、“平冤狱”与1961.1962年的 “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这分明是姚文元对吴晗的政治陷害。
  正当许多历史学家对姚文元的卑鄙手段表示愤慨的时候,康生从背后向吴晗捅了一刀。他硬是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这出戏的要害是“罢官”。于是便引出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同陈伯达、关锋等人的如下谈话: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于12月6日《红旗》杂志第13期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了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反动历史观”)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第二天,毛泽东在同彭真等人的谈话中,又讲了这个看法。这样,经过康生的“发明”,毛泽东的肯定,《海瑞罢官》这出戏,不仅成了所谓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而且升级为直接代表彭德怀等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的严重政治问题了。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江青精心策划的。原来江青曾找中宣部、文化部陆定一等4位部长、副部长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并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了他们的拒绝。江青当然不甘心。1964年,她曾在北京找人写批判文章,又遭到拒绝。于是,1965年2月,她又跑到上海找张春桥。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由姚文元着手撰写批判文章,并对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实行保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巴卢库时,谈到批判《海瑞罢官》时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出的稿子交给我看。同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指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如果“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这说明,批判《海瑞罢官》的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江青一手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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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5 06:43:18
  25、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2)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点名批判知名人士要经中央批准。对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和著名学者、明史专家在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应该事先同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打个招呼。但江青组织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一直对彭真、陆定一,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保密,发表前也没有同他们打招呼。姚文元点名批判吴晗文章的发表,无疑是对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和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的一次“突然袭击”。因为这个原因,彭真、陆定一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抵制。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为了驾驭局势,下令:出小册子!上海出了姚文的单行本。由于不明真相,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
  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了。北京市委专门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不得不同意转载。但是,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针。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30日,《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里也全文转载了姚文。各报转载姚文时均加了编者按语。《北京日报》的按语是彭真亲授的;《人民日报》的按语是经过周恩来亲自修订的。这些按语都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说:《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彭真煞费苦心,让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以向阳生的笔名写了一篇《从〈海瑞罢官〉到道德继承论》的文章,让吴晗写了一篇自我批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政治批判拉回到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保吴晗过关。周扬也主持写作了一篇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也以李东石的笔名写了《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这些文章都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进行讨论。有的文章还尖锐批评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
  这些事情更加激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2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彭真等人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彭真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向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关系。由于彭真的坚持,毛泽东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12月26日,彭真由杭州到上海后,向张春桥转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
  因为毛泽东同意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出政治结论,彭真于1966年2月3日,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是年1964夏天,毛泽东召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和康生等人参加。毛泽东批评了文化部的工作,也批评了中央宣传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并指定由陆定一、彭真、周扬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由陆定一主持,即担任组长。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说:“陆定一同志当场以‘见事迟’为由,表示不宜由他主持,建议彭真同志挂帅。彭真同志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康生也谈到了文化部的事情,毛主席接着要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在7月7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彭真同志汇报了毛主席要成立五人小组的事情,会议决定:根据毛主席的提名,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并以彭真同志为组长,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陆定一对笔者说,毛主席要他担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百家争鸣”来解决。而当时的批判并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而是打棍子、扣帽子,他不知道这个“文化革命”要怎么革法,心里没底,没有接受这个任务,推荐彭真同志担任组长,他任副组长。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
  1966年2月3日,五人小组开会。除小组成员以外,许立群、胡绳等7人列席了会议。会上彭真提出“放”的方针,同时指出: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陆定一对当时那样的批判早就有意见,因此在会上他也提出,要接受斯大林时代的教训,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
  彭真还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
  许立群发言中谈到关锋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
  康生在会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必须保护,并且要依靠他们做骨干,组织队伍,积极地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当时两种的思想的初步交锋。会后,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起草给中央的《汇报提纲》,并由他修改定稿。2月5日,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前将《汇报提纲》送给常委,并让许立群在会上做汇报,他插话做了说明。
  这个《汇报提纲》不可能没有留下时代的烙印,它也有不少“左”的东西。但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和重点是: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此外,《汇报提纲》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很明显,《汇报提纲》是针对当时那些“左”的主要观点而写的,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展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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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5 17:39:48
  26、从《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3)
  陆定一对《汇报提纲》的内容都是同意的。他认为学术论争动辄发展成为政治批判,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
  政治局常委会开会时,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常委会决定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做决定。
  2月8日早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专机等在那里。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来到机场。周扬因为患肺癌动了手术,没有参加。专机在武汉机场降落,王任重来迎接,并通知彭真、陆定一等立即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
  毛泽东听到汇报后,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一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谈到“左派”也要整风时,毛泽东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当许立群谈到关锋的杂文时,毛泽东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最后,毛泽东同意以中央名义批发这个《汇报提纲》。
  回到北京后,彭真让许立群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由邓小平批发,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
  80年代初,有一天,笔者同陆定一谈到《二月提纲》的事。笔者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份小报反映,康生说《二月提纲》是政治局几位委员(指彭真和陆定一)背着他搞出来的。陆定一生气地说:“谁背着谁呀?《汇报提纲》写出来后,彭真、康生和我乘专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情况他都知道。康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局势的确出现了一个多月表面的稳定和平静。
  学术批判按《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在运行。
  这个《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的许多提法,是同毛泽东的意愿不相符合的。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但实际上是不同意的。这年3月28.29日,毛泽东对康生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我没有明确提出,以为是常委讨论过的。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由于《二月提纲》这件事,毛泽东加深了对彭真的不满。
  江青、康生等人,对《二月提纲》更是不能容忍。在彭真主持制定这个提纲的同时,江青到苏州请求林彪支持,她后来说是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支持她发动进攻。1月下旬,叶群奉林彪之命打电话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就够了。
  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从北京飞抵上海,开所谓“座谈会”,会上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讲。江青作贼心虚,一开始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北京知道”。
  “座谈会”后写出了《纪要》,这就是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予以全盘否定,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说:“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毛泽东亲自对《纪要》修改了三遍,做了11处修改,加上了如下的一些话:“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有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等。4月10日,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纪要》批发全国。指出:“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这个《纪要》发出,明显是对《二月提纲》的否定,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批判的问题。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毛泽东特别提出: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年被撤销。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是中宣部不要像农村工作部一样因“犯错误”而被撤销。
  这里没有点陆定一的名,却已经暗示陆定一可能像邓子恢那样当不成部长了。
  3月27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说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针对3月11日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打电话的问题(许立群在电话中讲“学阀”问题,并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批评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没有参加3月17日至2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会议的情况以及毛泽东对康生等人的谈话,后来他也知道了。这些批评分量太重了,有如泰山压顶。陆定一一向敬重毛泽东,他没有想到是毛泽东对这些事情的估计这么严重。此后,陆定一老是检查自己在哪些方面做错了事。但是“中宣部是‘阎王殿,自己是“大学阀”,他怎么也想不通。吴晗的历史情况他有所了解,抗战中在昆明就已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后来又听了彭真的详细介绍,他认为吴晗没有和彭德怀有任何瓜葛,《海瑞罢官》即使有错误,也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翦伯赞,陆定一知道他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提出的“历史主义”、“让步政策”,即使是错误的,也是学术问题。而且,对这两位学者,中宣部从来也没有包庇过。“大阎王”、“大学阀”这两顶帽子,硬戴到自己头上,这合适吗?陆定一感到惶惑。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已经下决心批判彭真、陆定一,彻底解决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和五人小组的问题,并由此发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摘编自《陆定一传奇人生》陈清泉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6-1-1
  • 螃蟹二大爷: 举报  2018-02-11 23:21:29  评论

    评论 碧薇萍:陆定一吴晗彭真等被打倒的封建社会过来的落后分子要是看见改开后工人农民被剥削的处境还没悔悟的话,就是不折不扣的假共c党
  • tuixiugongrenty: 举报  2018-04-16 12:08:43  评论

    评论 螃蟹二大爷 :改开前饿肚子是主人,改开后丰衣足食反倒是受剥削了?什么TMD狗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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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5 17:40:43
  27、江青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1966 年2 月2 日至20 日,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完全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江青在会上指责文化部不贯彻她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还攻击北京市委不支持她搞京剧革命,专了她的政,表示“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江青宣称: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
  会后,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为向总政治部党委汇报这次会议而起草的会议纪要引起江青的不满。她要求总政治部派人重写会议纪要,并由她和陈伯达、张春桥参与修改。这份经过反复修改的座谈会纪要提出:十多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还在文化革命的口号下,基本否定了20 世纪30 年代的
  左翼文化运动。
  3 月,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个纪要,并将标题改为《林彪同志
  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在纪要中加写道:“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这个座谈会纪要于4月10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提出,使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升级,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 年文艺工作的成绩,进而否定中央一些领导人提供了理论依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制定和下发,是江青企图从军队方面寻求政治支持、在文艺战线打开突破口的重要步骤,也是江青与林彪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在党中央领导层进行夺权活动的开端。
  1966 年3 月17 日至20 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他说:学术界、教育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3 月28 日至30 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说:“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还说:“十中全会做过决议,要在全国搞阶级斗争,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不可以搞阶级斗争?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5]
  4 月9 日至12 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
  东3 月底的谈话。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还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前身)。随着“二月提纲”的撤销和“文化革命”任务的提出,所谓“被压了两个半月”的关锋、戚本禹的文章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杀气腾腾、罗织罪状的批判文章纷纷刊出。由文化领域开始的这场“革命”,迅速转向政治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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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6 10:35:40
  28、批判 “三家村”

  文章摘自 《文革前夜的中国》 作者:罗平汉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三家村冤案是1966年一场文字狱的代称,是“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人合署笔名“吴南星”,并称"三家村" ,合写了《三家村札记》,它是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一个专栏。同时,在19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
  《三家村札记》专栏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前后办了三年,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思”。同时,“夜话”和“札记”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和说大话、空话、假话的作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与霸道》、《专治健忘症》等,成为风传一时的名篇。这种文章,一般仅千儿八百字,或夹叙夹议,或借题引申,不作长篇大论,不故弄玄虚,都是闲聊家事式的交心谈天,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一些省市报刊也开办了类似的栏目。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害。

  在1966年4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

  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按语是由《北京日报》的总编辑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编者按还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颂他们、鼓舞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而邓拓“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配合着编者按,《北京日报》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传了什么》,给《燕山夜话》定性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社会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资产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接着,关锋给《前线》和《北京日报》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帽子,并责问说:“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关锋实际上已经认为,北京市委的这两份机关报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了。

  同一天,《解放军报》登出江青操纵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声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断定《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射出大量毒箭”,“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表示,“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所指,已昭然若揭了。

  过了两天,经毛泽东同意,姚文元向“三家村”投来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北京市委。

  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马达在其自述中说:“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

  姚文元还在文章中说,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流毒,“要从各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并且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言:“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①那么,这里所说的“更大的人物”是谁了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 螃蟹二大爷: 举报  2018-02-11 23:34:55  评论

    评论 碧薇萍:这些带着封建遗毒的旧知识分子做了官以后迅速与落后干部合流,或者说腐化了他们,乃至听从他们。他们喜欢高高在上。江青选择向他们开火很准确,人的一切行为是大脑思考后的关系,思想腐败了,其行动必然腐败,所以必须从文化方面进行革命
  • 弱水一瓢001: 举报  2018-02-16 19:46:13  评论

    评论 螃蟹二大爷 :你专门弄个贴吧,说说文革反修防修的全过程,材料要真实可靠,经得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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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6 10:36:25

  29、“彭、罗、陆、杨”事件
  与文化批判升级同时,中央接连发生几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突然被撤职、受批判的政治事件,在党内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惊疑。
  1965 年11 月10 日,也就是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撤销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别人抄录”等。这些都是对杨尚昆在职责范围内从事的正常工作的诬陷[6]。
  一周后,林彪于11 月18 日对全军工作提出五项原则[7],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接着,林彪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不久,发生了林彪诬陷罗瑞卿[8]的事件。
  一段时间以来,罗瑞卿在军队工作中对林彪提出的种种极端言论颇有微词,深为林彪所忌恨。在林彪及其妻叶群的授意下,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等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11 月30 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亲笔信和这几份诬陷材料去杭州见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要夺取军权。毛泽东听信了
  林彪、叶群等人的诬告。
  12 月8 日至16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9]的揭发批判。在这次会上,
  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长达数小时的发言,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抢林彪的班”、想要“篡军反党”等等。对于这次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中央多数领导均不知情,甚至连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事前也不知道会议内容。面对突然揭露出的罗瑞卿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有怀疑。在中央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叶群伙同吴法宪、李作鹏继续制造伪证。12 月11 日,正在云南检查边防情况的罗瑞卿被紧急召至上海,遭到软禁。1966 年3 月,中央军委召开常委会,批判罗瑞卿,把“资产阶级野心家”、“军队中的赫鲁晓夫”等罪名一起强加到他的头上。
  1966 年4 月22 日,毛泽东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里有人;中央有,部门有,各省、市、区有,军队也有;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严厉指责,并在一些党内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会后,彭真被停止工作。
  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中央宣传部被指责为“阎王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也被指责为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很快就被横加各种罪名,停止了工作。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在党中央身居要职、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突然间先后成了“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等,这不能不在全党引起巨大震动,似乎修正主义不只是出在文化领域,也出在党政部门、军事机关的高层领导中。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日甚一日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5 月15 日,遵照毛泽东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为防止突发事变,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的安全。几天后,首都工作组为加强首都警卫力量,进行了部队调动,并重新调整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
  注:
  [1]姚文元,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
  [2]本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1959 年八届七中全会后,吴晗在胡乔木的约请下,开始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后又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之约,于1960 年底写成有关海瑞的剧本。该剧本原名《海瑞》,后接受别人意见,为区别于其他的海瑞戏,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 年1 月在北京首演。
  [3]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 年4 月12 日。
  [4]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 年7 月成立的,任务是负责领导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有关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经党中央指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为组长,组员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5]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的谈话,1966 年3 月30 日。
  [6]1980 年10 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办公厅《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正式为杨尚昆平反。《报告》指出:录音工作和抄录档案,是在经过严格的审查和批准后,对领导人重要讲话的记录和对档案资料的积累,并不存在所谓“窃听”、“私录”和“泄密”问题。强加给杨尚昆的一切罪名,全属不实之词。
  [7]五项原则,即学 著作;坚持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抓基层;提拔优秀干部到关键岗位;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
  [8]罗瑞卿,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
  [9]指在进行揭发批判时,被批判者本人不得参加。
作者:柔士 时间:2018-01-26 13:27:48
  这里不少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皇帝不急太监急。官僚被整,你好大的同情心啊!从来都是老百姓被整,反过来了你就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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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6 17:08:49
  30、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1966 年5 月4 日至26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几项议程均由毛泽东在会前主持确定。开会期间,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会议在紧张压抑的气氛中,首先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林彪在发言中诬陷有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要搞反革命政变。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会议于5 月16 日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事前经过毛泽东七次修改,一些重要的段落均由他亲笔加写,反映了他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五一六通知”对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认为“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并“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五一六通知”还批判“二月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
  “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
  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中这些带有严重错误的论断,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依据。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因受到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阻挠而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把他所认定的这种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他在1966 年5 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泽东在6 月10 日同越南
  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5 月18 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长篇讲话。他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他突出地罗列了古今中外许多政变的事例,耸人听闻地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危险就是出在上层”。林彪还竭力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些话造成一种极度
  紧张的气氛,对会议和会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正式名称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常简称中央文革小组或中央文革),其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1]。先后两个小组,名称虽然相同,但其性质和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不同。后者一经成立,实际上就逐步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直接指挥“文化大革命”的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央各重要媒体,乃至
  全国的舆论工具。
  1966 年5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2017年11月16日星期四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6 17:09:26
  31、混乱局面的出现
  在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江青、康生等人已将会议的某些内容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大批判的势头越来越凶猛。对吴晗的批判,进一步牵连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接着,又牵连到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
  还在1961 年至1964 年间,邓拓、吴晗、廖沫沙分别在《北京晚报》等报纸上以专栏或散篇的形式发表杂文,并以共同的笔名在《前线》上合写《三家村札记》。这些文章广征博引,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有的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委婉的批评,深受读者欢迎。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三家村札记》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1966 年5 月8 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署名高炬和何明的短文,气势汹汹地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把《前线》和《北京晚报》作为反党的工具,“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5 月10 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指责《三家村札记》等文章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其他报刊也闻风而动,响应声讨。一时间,“大阴谋家”、“牛鬼蛇神”、“黑帮”、“毒箭”等字眼充斥报端,宣传领域一片杀伐之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陷于被“围剿”的境地。与此同时,几乎每个省市都揪出了本地的所谓“三家村”、“四家店”。文化界普遍感到惶惑不安。
  党内绝大多数高级干部很难接受这种极端的做法和不符合实际的看法。毛泽东因此担心政治批判不足以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以解决他深深忧虑的中国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寻找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的突破口,以形成对“修正主义”的强大社会压力。恰在此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违反周恩来关于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的指示,于5 月25 日在校园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2]。6 月1 日晚,按毛泽东指示[3],新华社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人这张后来被称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一天,已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的《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鼓动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号召“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次日,《人民日报》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污蔑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
  义的‘党’”,号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 月4 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此前一天,改组后的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6 月5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鼓动“一切革命同志”起来同维护原单位领导的“保皇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些非常措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最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的是大、中学校的学生。自6 月1 日起,短短几天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学校都出现了学生造反的“革命行动”。学生们在学校里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矛头指向校党委、党支部及教师。一些学校的批判迅速升级为对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难以维持,校内出现无政府状态。
  在群众造反浪潮的冲击下,由于对基层党组织的态度不同,大中学校的师生员工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又称“保皇派”)。不久,许多学校的领导机构陷于瘫痪,混乱局面日趋严重。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中央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面对哄然而起的群众运动,他们主张加强党的领导,对正在扩散的狂热情绪加以约束,防止混乱局面继续扩大。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6 17:13:01
  175、李达偏离毛泽东

  1958年尽管他写过《干劲加钻劲,科学大跃进》那样的文章,但他对大炼钢铁以及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是有不同意见的。1958年9月“大跃进”高潮时,李达见到南巡的毛泽东,李达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毛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过“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毛还说对于领导干部来讲,一定要“又热又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李达不同意毛的“冷热”观,而毛也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他说:“‘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是一句口号,这个口号同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情就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阶段不能说两重性,说两重性,在现阶段等于肯定了这个口号。毛泽东激动起来,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李达也开始激动了:“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万能的、无限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会是一场灾难!”这时候,在座的王任重和梅白都示意李达不宜再讲,毛泽东说:“你们让他讲,不划右派。”李达一听,火气更大了:“你不用拿大帽子吓唬我!你脑子发热,达到39度高烧,接下来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42度……”毛泽东气愤地说:“你烧死我好了!”两人争到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李达对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连毛主席也这么认为,我们国家要大祸临头了。

  李达对毛在思想文化及政治上的一切运动,都是赞同的,但李达又毕竟是书生,他对毛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有保留的。他不是存心反毛,而是觉得那样搞会破坏教育自身的规律。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对这种“成绩”是持保留态度的。可当时的校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说:“过去的武大是一家腐朽不堪的大学,经过教育革命,要办成新型的武汉大学,要放卫星,要由武大师生员工办起现代化、正规化的新武大。”校党委书记刘真则提出,不按刘仰峤书记的意见办“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而李达见到的“教育革命”,就是“拔白旗,插红旗”;就是“政治挂帅,劳动上马”;就是让青年教师和学生“放卫星”编教材,与所谓资产阶级专家、教授“打擂台”。他产生了“不少疑问”:把教学改革提到“教育革命”的原则上是否合适?让先生、学生都参加生产劳动,是否会降低教学质量?是不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搞什么“花生地里出哲学”,这简直是胡闹。“学生尽搞劳动,大学还成其为什么大学!”他还说:“科学的权威是打不倒的。”“搞革命不能靠空喊,要拿出东西来,要拿出有分量的成品,科学著作要拿到桌子上打得叮当叮当响!”1959年1月,李达在学校党员代表大会上说:“全党干部和党员,都要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前进,不但要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马列主义水平,而且要使自己逐步由外行变为内行。”这当然是说两位书记是外行。他还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们要坐下来读书,要认真地读书。如果有人叫你开会,你就说两个字:‘不去!’”

  李达招贤纳士,罗致人才,即使是划为右派的专家教授,也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抡(1899.5.25-1967.12.8)是曾国藩的曾孙,1926年取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著名有机化学家。1951—195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1957年他与几位教授提出《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反右后他被撤掉高教部副部长职务,1958年4月幸得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出面,请他到该校任教,组建化学教研室。1964年11月,根据他的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召开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研究会,促进了元素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1966年8月25日,北京大学西语系红卫兵在40楼前召开“斗争会”,曾昭抡的夫人俞大因教授被强迫跪在台上挨斗并被抄家,她当晚在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曾昭抡在武汉大学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被害而死,终年68岁。

  1960年11月,中央文教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文化教育工作方针,提出“高等学校要把提高教学质量摆到第一位”。这时,李达似乎有了尚方宝剑,决心纠正“教育革命”的后果。1961年5月,他在武大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重要讲话,指斥大跃进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不对;校办工厂搞生意也不对,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这个讲话后来还被指控是对1958年“教育革命的反攻倒算”。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于是,一些“左”派被调离武大。他还多次说:“1958年教育革命搞得很糟,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损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学生给教授写大字报,批评教授,真是荒唐之极。”他还认为武大党委“不但不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而且破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是书记一长制的结果”。

  1961年暑假,李达在庐山休养,李达当着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的面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并建议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1963年湖北省委给武大调来两位党委副书记(此二人是1961年整风时调出的),李达坚决反对,见还是无效,他就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杨秀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杨部长立即派人去武大调查李达请辞原因,然后给王任重打电话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后来湖北省委才把那两位武大党委副书记的调令收回。因此,王任重对党委书记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娄子”有意见。1964年朱劭天被调离武大,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1964年春节,王任重陪同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请您老多加原谅。”

  1962年党的生日前夕,李达应邀在湖北省委党校一个训练班上回忆一大召开的情景。李达披露:毛泽东接到他的邀请开会的通知后,便邀上何叔衡来到上海。见面时,李达询问毛与何的身份时,他们均说是S.Y(即共青团之意)而非C.P(共产党)。李说,既然来了,就参加会议算了。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所以李达在这次讲话中说:“党的一大的最大功绩是发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李达回忆毛泽东、何叔衡来参加党的一大的情况,其实他早在1957年党的生日时,就同武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说过。不料李达这次在湖北省委党校的讲话,终于在“文革”中被武大历史系某教员揭发而出来而置李达于死地,说他不仅否定毛泽东是党的缔造者,而且公然抬高自己。

  1997年去世的99岁湖南老党员易礼容证实说:1921年7月“一大”召开前,湖南还没有建立共产党小组,我和毛泽东都是“一大”之后参加共党的。除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李汉俊等少数几个人为第三国际及苏共所钦点之外,其余党员都有入党介绍人。时至今日人们仍然不知道毛的入党介绍人是谁?据利瓦伊民(军科院原军史研究部副部长)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二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年份及早期组织》中揭露:1956年“八大”审查代表资格,毛泽东亲自填写入党时间是1920年。当事人问他入党介绍人或证明人时他回答:没有。该文还介绍1920年湖南成立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刘少奇就是这个团小组的团员,也可以证明毛泽东也不是团员。党龄一年之差对毛泽东非常关键,既然是“一大”前入党,就可以鱼目混珠成为党的缔造者、创始人、第一代领导人了。中共“六大”前毛泽东没有进政治局,既不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更谈不上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

  李达对1960年代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左”的政治批判取沉默态度。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顶峰论”违反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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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桥流水夜朦胧 时间:2018-01-26 20:13:38
  @等而闲之 2018-01-23 08:23:39
  不认真地发展经济,服务民生,就是搞阶级斗争、争权,浪费几十年的大好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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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赞成你的话,不好好的去关注民生,专搞窝里斗,活生生的把人民用血用命换来的新中国搞的暗无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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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7 06:50:20
  32、北京市的灾难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是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中共党员、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他响应毛泽东主席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要干部敢讲真话的号召,一九五九年九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一九六〇年写成京剧剧本《海瑞罢官》,并于一九六一年在北京首场演出。可是,到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经江青、张春桥长期策划,经毛泽东同意,由姚文元捉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这篇文章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诬陷吴晗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鼓吹退田单干”,为刮“翻案风”、“单干风”的牛鬼蛇神鸣冤叫屈。一九六六年四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先后发表由陈伯达、康生策划炮制出来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二文,将吴晗所写关于海瑞的文章、剧本,都同本来毫不相干的一九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彭德怀被“罢官”硬扯在一起。于是,《海瑞罢官》剧本变成了直接“反党反社会主义”、为所谓“反党分子”“罢官”鸣冤叫屈的“大毒草”。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由江青主持写作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日的《光明日报》刊登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一天的《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还联合刊载预谋炮制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材料摘编,每段都加上耸人听闻的“编者按”,定下“批判”的口径,给《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工具的帽子。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说什么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要上揪“指使”、“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后来,林彪在一次报告中说:“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可见,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攻击中共北京市委,是为打倒根本不存在的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舆论准备,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了错误的斗争,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捏造谎言,制造恐怖气氛,大讲“政变经”,极力鼓吹个人崇拜。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组进入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接手各部门的工作。从五月二十三日起,李雪峰主持在北京饭店召开中共北京市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中共中央的通知,揭发批判原中共北京市委的所谓“罪行”。在会议上,传达了五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和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宣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口头通知:撤销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职务,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宣布对原市委领导干部的处理意见,在20名市委常委中,除7人(后来也被撤职)外,其他均被停职、撤职或隔离审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在康生策划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所写《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在头版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日,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的一切职务;决定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撤销《前线》杂志编委会,《前线》半月刊停刊。至此,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已被彻底改组和解散,市属各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基层组织随即先后陷入瘫痪状态,无政府主义思潮到处泛滥起来(见图)。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首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政权建设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这个过程中,林彪、江青等人对以彭真、刘仁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肆意进行政治陷害。他们全面否定首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抛出污蔑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所谓种种“罪状”,诬陷中共北京市委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要彻底“砸烂”(指改组、解散)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公安局、检察院、人民法院)专政机关。市委、市人委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打成所谓“反革命黑帮分子”,全市区、县、局以上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冲击、批斗或隔离审查。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至于后勤杂务人员,全部调离机关工作岗位,集中审查和下放劳动改造。全市广大中共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共产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革命群众被扣上“保皇派”、“老保”的帽子而受到排斥。
  一九六八年八月,由康生、谢富治一手制造的以冯基平(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邢相生(原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为首的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曾将冯、邢等23名局、处级干部逮捕入狱。随后,市公安局又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其中72人被捕下狱。各条战线的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很多普通群众都遭到政治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市各系统各部门,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即有65566人,占当时干部总数的五分之一。加上“造反”组织擅自立案审查、乱加批斗和冲击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了。十年内乱,全市共有10275名干部、职工、教师、学生、农村社员和城市居民,由于受到种种迫害而非正常死亡,其中有各级干部1784人。刘仁、邓拓、吴晗、乐松生、李琪等领导人,老舍、翦伯赞、焦菊隐、马连良等知名人士,时传祥、李墨林、刘宗悦等著名劳动模范,都先后被摧残致死。
  • 吴兴春申君: 举报  2018-02-18 15:25:05  评论

    吴晗在位子上的时候为了紧跟朝廷,也整治了不少文人,他应该是报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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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7 06:51:01
  33、邓拓以死抗争(1)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笔名叫马南邨,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竹屿人,家住道山路第一山房。中国新闻家,政论家。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毕业于河南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赴晋察冀边区任《抗战报》社长兼主编。后任新华通讯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等职。1945年主持编印《毛泽东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1955年任中科院科学部委员,1958年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兼《前线》杂志主编,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1960年其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邨(cūn)”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15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文爱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他与吴晗、廖沫沙合写杂文《三家村札记》。邓拓撰写过大量社论、杂文,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有《燕山夜话》等,深受读者欢迎。
  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饿死千万人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例如,《“伟大的空话”》批评将“伟大的空话”普遍化,到处搬弄,并信手引用了邻居孩子一首通篇空话的《野草颂》: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他很担忧孩子成天写这类东西,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邓拓文集》第三卷,498页);再如,《专治“健忘症”》指出,得了“健忘症”的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甚至于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并从古代医书上抄录了两个特效药方。(《邓拓文集》第三卷,511页)。就是这些文章把他送上了“文革”的祭坛,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邓拓不同意转载,自然有他的道理。毛泽东提出来要批吴晗,彭真早就向市委打过招呼。但是,对于市委领导,包括彭真在内对批吴晗至少有这么三点心理障碍:一是吴晗为人正直,一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政治上是靠得住的;二是吴晗是明史专家、教授,但又是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从学术的观点上批判吴晗可以,从政治上全盘否定吴晗不能接受;三是中央过去曾说过:郭沫若、范文澜、茅盾、翦伯赞、吴晗要保。
  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发表,即1959年11月10日到1962年1月5日邓拓被停止工作进行检查,通共只有55天,时间虽然短暂,但邓拓的所作所为,都是起到力图把制造十年动乱的序幕关上。不希望朝着疯狂的、无原则的政治批判方向发展。在这段时间,他发表过演说,组织过写作组写学术批判文章,亲自出马写了“向阳生”的文章。但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一步一步被人把矛盾推向激化,都被当作加罪于邓拓、彭真的口实。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刊登关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材料,邓拓与吴晗、廖沫沙一起被诬为“三家村”成员;“三家村”被打成“反共集团”。
  1966年5月8日、5月10日、5月14日、5月16日先后发表了姚文元、戚本禹等诬陷邓拓的批判文章,揭发邓拓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头目”,并且无中生有,血口喷人地声称:“邓拓是什么狗?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狗叛徒。”邓拓当然知道这种诬陷是欲把他置于死地,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才这样说的。
  邓拓当然也知道,姚文元、戚本禹等这股恶势力在当时是无法抗拒的。邓拓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晚上或第三天凌晨,以死来作最后的抗争。
作者:未富莫还乡 时间:2018-01-27 08:49:28
  在毛时代,是坏人当道。国家的灾难。现在,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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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7 18:50:27
  34、邓拓以死抗争(2)
  深夜,北京的街道上纷纷扰扰,但邓拓的家院是宁谧的。初夏季节,正是一架紫藤萝开花的时候,它在暗夜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要是往日,邓拓会挤出一点难得的清闲,在它身边赏月观花吟哦,或是端坐在藤椅上把卷凝思,消磨几番春晨夏夜。但今夜,它却显得孤独清寒,真有点“寂寞开无主”了。
  灯下,邓拓仍在奋笔誊抄给市委领导的那封信,他要向自己敬重的老领导彭真、刘仁诉说:
  许多工农兵作者几乎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仔细查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的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文中说到列宁用这个例子讽刺马赫派。我对好几个同志说,从杂文的观点来看,马赫派正好可以说成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派。
  他要申诉,他要反驳,明知这样做未必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态度,要求他必须这样做。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而对这种无耻的诬陷,他只能寄希望于组织。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邓拓文集》第五册,428—429页)
  对戚本禹诬陷的叛徒问题,邓拓在信中回顾了解放前两次被捕的情况,给以明确的辩驳,请求党组织作审查。
  邓拓太傻了!阴谋家将磨得锋利的屠刀搁在了你的脖颈,你还在认真地请组织上指定人去调查核实,还天真地指出“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还要驳斥某人将你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解释错了。唉,你也太天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当然明白刀笔吏们的惯技,明白三百年前“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卑劣手法,但你还是要全力争辩。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委婉地用曲笔进行一些揭露和反击。他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在这封长的遗书的最后一段,人们听到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披肝沥胆的呼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说康生在大庭广众批坏戏时,声色俱厉,好像社会主义的中国即将毁在几出戏上,而他自己看戏却必定点名要看《十八扯》之类。这小小的一击,却击中了康生的要害。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几十年文章满纸,邓拓已无数次签过自己的名字。此刻,却是最后一次签下这两个字。他感到一阵异常的宁静,也感到突然的疲惫。偶尔抬头,天边一钩残月正在藤萝架上洒落冷冷的清辉。他忽然想起战争年代写给妻子的旧句:“似有难言心事在,行看冷月晚窗移”,不由自主地在心头涌起一阵难以抑止的眷恋和哀伤。
  肠炎又发作了。他去卫生间的时候,穿过妻子的卧室(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单住一间卧室),看到她睡得很安详,就悄悄地走过去。望着风雨同舟20年的爱侣,不禁百感交集,怆然泪下。他让自己稍稍平息一下,又抽出信笺,给她留下最后几行字:
  ……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他在信末注了日期:5月17日夜。其时已是5月18日凌晨。略带倦意的邓拓,眼前不断晃动着报纸上毒汁四溅的文字和桌子上那几瓶让自己休息好的药物,一丝绝念掠上心头:“与其让他们活活折磨死,还不如自行了断,以自己的死作最后的抗争和自白!”转眼间,一个刚直不屈的生命毁灭了!
  玉碎了。一块晶莹纯洁的无价之宝,被暴虐和邪恶的魔爪无情地毁坏了!
  北京市委一接到邓拓死讯,立即派人来整理一切文件遗物。从枕下发现的两封遗书,当即都被收走了。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邓拓的冤案平反昭雪,丁一岚才第一次读到13年前留给她的信。
  邓拓死后第五天,他的遗体被秘密地拉去火化,按当时组织的决定,用了假名,只允许亲属丁一岚和他的二姐护送遗体,除她们外谁都不知道那白色被单里裹的是谁。丁一岚不顾风险,穿上合身的藏蓝色西装,披上缀着雪花图纹的白纱披肩,向邓拓作最后告别。她从庭院前紫藤萝架上采撷了一束紫藤花,夹在从东单花店里买来的鲜花束中,因为紫藤萝是邓拓生前钟爱的花,就让它像往常一样陪伴旧主人从容远去吧。
  丁一岚默默地跟到东郊火葬场,心碎神摇,禁不住失声痛哭。他们从滹沱河畔开始,同生死、共患难24年,想不到竟这样地永别。她向遗体献上鲜花,伤心地抚摸着他冰冷冰冷的身躯,反复地低声叮咛:“云特,你什么也听不见了,你安安静静地睡吧,我和孩子会天天想你的!”
  确实,邓拓再也听不到她的话语了!
  无情的火葬场吞噬了有情人的话语……
  本文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顾保孜著,杜修贤等摄影,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6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427083.html

  2014年5月1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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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8 07:00:02
  35、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1)


  田家英(1922—1966年), 四川成都人。本名曾正昌,1936年在成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次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延安马列学院教员、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历史组组员。
  1948年至1966年任毛泽东秘书;1954年后,兼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编辑出版工作。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编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等。
  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是毛泽东的总管家、日常秘书,他担任秘书期间的表现,是应用写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
  当年毛泽东最喜爱的秘书
  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1966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冲击波中自杀。
  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
  上世纪60年代初,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
  厌恶江青陈伯达
  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
  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
  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
  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
  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
  “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
  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
  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董边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
  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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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8 12:13:46
  36、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2)
  失去毛泽东的信任
  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发现过“左”错误并试图纠正。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自庐山会议后一再想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不同意他离开自己。
  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
  1962年初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不推卸责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


  被安上“篡改毛著”罪名
  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
  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 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
  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在12月21日上午,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
  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
  那天上午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仔细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
  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
  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
  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田家英心怀正气、豪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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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8 12:14:25
  37、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3)

  以死抗争
  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5月17日,“文革”的第一个受害者———邓拓,在子夜写下遗书,然后服下大量安眠药,于18日凌晨离开人世。
  紧紧跟着邓拓而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二个屈死者。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门口,忽然来了一辆轿车,下来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
  他们进屋,不巧,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外出。董边在家,告诉他们,田家英很快就会回来的。于是,安子文、王力并排在长沙发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在沉闷的气氛中等了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当时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几乎摒着呼吸,听完安子文的话。他的眉间皱起深深的“川”字纹。他竭力克制自己内心的激愤,冷静地问道:“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统统交。”安子文答道。
  这时,戚本禹问道:“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戚本禹所说的记录,当然就是指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记录———他是非常关心那份原始记录,想知道内中的究竟。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边的文件,一份份移交给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记。到了下午5点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 戚本禹仍留在那里,一直点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董边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中。夜深,电话铃声响了。是谁来电话?戚本禹!
  “你到秘书室来一趟,在文件清单上签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对他颐指气使。啪的一声,田家英挂断了电话。
  他满脸怒色,对董边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
  过了一会儿,田家英咬牙切齿道:“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深夜12点,田家英要董边先去休息。董边因为翌日一早还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觉醒来,一看手表,已是清晨5时,图书室里还亮着灯。董边赶紧下床,到那里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着。
  董边知道他心里难受,可是没有往坏处想。她要他赶紧去休息。
  董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她以为,这一回大约是要他检查“右倾错误”,离开中南海下乡劳动。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帮助他作检查,如果要下乡的话,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过早饭,快到7时了,她像往日一样,跟丈夫打个招呼,上班去了。
  5月23日上午,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逄先知写材料去了,勤务员陈义国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中午,小院外才响起了脚步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那是勤务员陈义国回来了,找田家英吃中饭。正房里没有人影。图书室的门紧闭着。他在门外大声地喊了几下,没人答应。
  咦,田家英到哪里去了呢?他试着推了推图书室的门,那门反锁着,推不开。
  陈义国觉得有点异常,找人拿钥匙开了门。他朝里面看了看,见不到人。他走了进去。走过几排书架,他顿时像触电似的尖叫起来:“啊哟———!”
  原来,他在两排书架之间,看到田家英吊死在那里!
  陈义国急急抓起电话,向上报告……下午3时光景,正在上班的董边,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电话:“你马上到少奇同志西楼办公室来一下!”
  董边急急赶回中南海,来到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她一走进去,安子文已在里面等她了,旁边坐着汪东兴。当时,汪东兴主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等董边坐定,安子文这才直截了当地把不幸的消息告诉她:“田家英同志自杀了!”
  董边顿时懵了,脑袋仿佛在一刹那间剧烈地膨胀,全身发冷,两行热泪涌出了眼眶!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长叹了一口气,他也非常沉重,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东兴的陪同下,董边一脚高、一脚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里跟刘少奇西楼办公室只一箭之遥。董边一走进家门,便看到院子里站着三、四名解放军。
  董边走进图书室,田家英已被放下来了,躺在两排书架之间的地上,身上盖着他平时用的灰色的被单。董边弯下身子,看见他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
  “你立刻离开中南海!”董边正处于心灵的巨创剧痛之际,接到了这样命令式的通知。
  董边无法在丈夫的遗体旁再多看几眼,便只好来到正房。一走进去,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丈夫的手表———他在离开这个世界前,从手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的。
  他留下了遗言。他写下振聋发聩的话:“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田家英离世之际,不过44岁,正值年富力强、生命之花最为茂盛的时候!

  平反昭雪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整整一年———1977年10月,董边结束了那苦难的生活,得以平反,重新出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她被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从1983年至1988年,她担任全国政协常委……
  诚如田家英的遗言所预见的那样:“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在1980年初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邓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词。悼词热情地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家英同志是一位经过长期革命锻炼,忠于党、忠于人民,有才学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奋斗,做了大量的工作。”“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田家英,一度是毛泽东最喜爱、最器重的秘书。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田家英选择了一条自杀的绝路,由深得领袖赏识到被迫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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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弓刀游侠X 时间:2018-01-28 13:56:58
  @未富莫还乡 2018-01-27 08:49:28
  在毛时代,是坏人当道。国家的灾难。现在,既然,有那么多的人,在歌功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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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么多的人在歌功颂德是毛粪呀!离开了一个真龙天子就六神无主,成天招魂是必修课。没有人磕头礼拜送点香火钱,毛粪怎么敛财?
  
  • 弓刀游侠X: 举报  2018-03-25 15:04:22  评论

    评论 ty_宝宝989:你说张宏良这类人文革早就批判过,他恰恰就是毛粪代表人物,替文革翻案的跳梁小丑。你也同类。
  • 弓刀游侠X: 举报  2018-03-25 15:08:58  评论

    评论 ty_宝宝989:傻逼才问:问什么不把文革全部内容,会议记录,和人讲话都公开呢!经过文革的人大有人在,文革就是要建立以毛为首、以林接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九大报告都知道。丑剧一场很好看,记忆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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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9 06:27:28
  38、回忆父亲田家英(1)
  作者 曾 自 曾 立
  如今50多岁的人,大都听说过田家英的名字。因为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因为他在文革中发布“5.16”通知后的一个星期突然去世;因为他的名字总是和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国当代的领袖人物紧密相连……田家英的子女们的回忆,使我们对那个时代以及那种追求,有了一番别样的滋味。子女的误解,无疑给妈妈心灵的创伤上又撒了一把盐。可她不能解释,不能让子女对党有半点怀疑在妈妈的自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每读一次,便陷入深深的遐想,久久不能自拔。
  “文革中我从未想到过死,但有时被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那时我只想‘要坚持活下去。家英留下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再有,也确实是为了孩子。被开除党籍那天,我伤心地哭了。我想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党却不要我了,那我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可孩子们还需要我,她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将来会转过来的。她们的父亲死了,我要是再不在了,她们将来的命运该怎么样呢?一定要活下去,怎么样也要让孩子们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时,在我们的眼里,妈妈失去了往日的自信,特别是我们隐约地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一起涌来。自幼所受的教育是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反党、反毛主席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可给我们这种教育的,不仅是学校、社会,还有父母啊!他们会反党反毛主席?!
  而那个时期的逻辑又非常简单,非此即彼,我们必须在父母和“革命”之间进行选择,而当任何一种选择都难以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安宁时,我们便由一个柔弱的女孩变得有些暴戾。我们不再唤妈妈为“妈妈”;在生活中,妈妈只要对我们的做法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我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反驳:“还说我呢,你自己的事还没好好交代呢!”
  每当这时,妈妈的脸就涨得通红,却不辩解不吭声,埋头做她手中的活儿。我们当时根本就想象不到妈妈每天都在承受着怎样的诽谤和诬陷,承受着怎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可如今,当我们明白自己彼时的言行,是在妈妈心灵的创口上撒了一把盐的时候,心里该是怎样的悔恨呀!
  作为妈妈,她何尝不渴望得到自己孩子的理解,但她绝不愿意让孩子对党产生半点怀疑。对父亲的自尽,以及她的“问题”,如果她都采取否定党的态度,不仅不能使我们转过弯来,而且等于否定了她过去所教育我们的一切。
  文革中,妈妈从未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她把一切波澜都压在自己的内心,尽一切可能,使我们感到平静,感到跟非“黑帮”的孩子们差得不太多。她把挨斗时挂的牌子深藏在褥子底下,不让我们看到。那时粗粮、细粮有比例,妈妈宁愿自己一天吃三顿窝头,却不声不响地把馒头推给我们。
  从1966年5月23日到7月中旬近两个月之中,我们被迫搬了5次家,最后落脚到灯市口妇联宿舍大杂院内一间仅12平米的平房。在这小小的陋室,留下了我们母女许多难以忘怀的故事。
  房子太小了,放下一大一小两张床,就再放不下什么了。为了让我们有个较好的学习环境,我们把墙挖出一道沟,把大床往沟里靠,挤出了一点空间。当小桌子终于塞进两床之间时,我们开心得像是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工程。晚上,看见我们趴在桌子上写写画画,妈妈是那样安详,那样欣慰。
  同妈妈住陋室一年多的生活,即朦胧又清晰,既茫然又温馨。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只见过去不停工作的妈妈,也会缝缝连连,也会蒸玉米面窝头、菜团……有时她情绪松弛时,还和我们一起抛沙包。她一边抛,一边背诵毛主席诗词,看谁抛得多,看谁背得长……
  妈妈知道妹妹曾自喜欢唱歌,就让她当老师。“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妈妈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总嫌她唱得不标准,可她挨了批评仍然很高兴。只有这时,她似乎才能暂时把烦恼抛至九霄云外。
  然而在这短暂的欢愉之外,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被苦恼缠绕的。
  妈妈后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除了爸爸去世,对她刺激最大的一件事,是目睹黄甘英同志遭逮捕。那天她正和黄甘英等人在机关劳动,一辆吉普车骤然停在身旁,下来两个军人,不由分说给黄甘英戴上手铐推入吉普车。也不知道她被什么人抓到了什么地方,只有一点妈妈心里明白,那就是她的被抓是受彭真一案的牵连。彭真的亲戚尚且如此,作为田家英的妻子,又怎能逃脱劫难呢?妈妈做好了随时被关押的准备,坐牢她不怕,唯一放不下丢不开的是我们。
  在回忆当时心境时,妈妈写道:“那几日,我心里苦闷极了。下午5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我就坐在床沿向着窗口,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盼着二英回来。她当时才15岁,头顶上扎两个小短辫,只要远远看见两个小辫一上一下的,就知道是二英来了。能看见孩子,那时对我是唯一的安慰。”
  在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我们姐俩分别离京奔赴边疆。姐姐在内蒙草原放牧8年;妹妹到东北插队,最后全公社只剩下曾自一个知青。
  就在我们下乡之初,妈妈被关进“牛棚”。失去自由的妈妈,不能和孩子通信,但她也和其他母亲一样,时时刻刻惦念着自己远行的儿女。她每月发12元生活费,她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着。终于攒了5元钱!当曾立拿到妈妈托人捎给她的全是毛票的5元钱时,泪水顺着脸颊滚滚而落。
  在那艰难的岁月,我们没有沉沦,没有颓废,始终保持着进取的心态,我们精神的支撑之一,是来自想念中的妈妈。我们从不谙世事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对母亲从隔膜到理解,到心心相印,直到将刻骨铭心的母爱融入生命。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9 06:28:05
  39、回忆父亲田家英(2)


  1971年的春节好难忘啊!历时两年天各一方的母女终于团聚了!我们姐妹相约来到妈妈的干校。我们分明地感到了自“文革”后妈妈从未有过的喜悦。
  黑瘦黑瘦的妈妈,体重只剩下80来斤,我们不禁偷偷落泪。妈妈是猪场的饲养员,这在干校算是最脏最累的活了。我们拼命地帮她干活,挑泔水,粉碎饲料,恨不能将一年的饲料都备齐,好让妈妈在日后减少一些劳累,稍得喘息。
  曾立手巧,踩得缝纫机嗒嗒响个不停,一件旧黑呢子大衣,被翻过来,絮上棉花,做成一件崭新而松软的棉大衣。以后的许多年,妈妈就是穿着这件大衣,才度过了严寒的冬天。记得妈妈曾对曾自说:“等我死了,就穿你姐姐做的那件大衣走,是它一直伴我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
  妈妈渐渐感到:父亲虽然常常自称是“京兆书生”,但在许多时候,他更像个“勇士”。记得“文革”中,曾听妈妈说:“你爸爸就这样去了,他太不负责任了。”那时稍明事理的我们也觉得:是啊,爸爸怎么能不把问题说清楚就永远闭上了嘴,任人抹黑泼污水;又怎能忍心抛下妻子和孩子,而把一切的重负都让妈妈一个人来承担呢?因此对爸爸的死,始终是妈妈和我们苦苦思索的问题。
  爸爸刚刚去世时,中组部、中央专案组多次找妈妈谈话,要妈妈揭发父亲。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领导的言论,他们对妈妈的交代非常不满。
  出于对党的忠诚,妈妈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而这件事,她认为是需要如实汇报的。那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再次派爸爸带队到湖南等地农村做调查,检查基层对“人民公社60条”的落实情况。然而工作组下去3个月,听到的群众呼声都是要求“包产到户”。
  6月底回京后,爸爸立即向刘少奇汇报工作(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的态度很鲜明:“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向父亲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先酝酿一下。他要父亲在主席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父亲的工作做了一圈,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意见一致,完全赞同实行包产到户,认为农村可以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渡过难关。
  父亲认为刘少奇等同志的意见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是比较成熟和统一的意见。同时他认为: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是权宜之计、临时性的措施。等生产恢复了,在引导农民重新回到集体经济上来,不存在倒退到个体经济的问题。他深知毛主席是重视实事求是的。他把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等都准备好,只待毛主席返京即汇报。
  然而事实同父亲的想像很不同。毛泽东在听父亲讲述意见和主张时,一言不发,一开始就显出不悦的神情。听完汇报第一句话就向父亲发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见父亲一时没有做答,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熟悉主席的人都知道,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看法,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作声,报以一种思考的神情。
  父亲跟随主席多年,对主席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没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简单地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主席听后没做任何表态,很快就让父亲离开了。
  父亲从主席那儿回到家中,情绪很不好,闷闷不乐。父亲工作中涉及中央领导人的事情,妈妈从不打听,可这次她明显感到父亲带着思想情绪,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父亲没有避讳,向妈妈倒出了一肚子的话。
  妈妈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父亲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父亲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是明白地在说是少奇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少奇身上推,不就是让两个主席之间产生意见,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我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妈妈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此事也只在他们夫妻之间议论而已。很快,在北戴河会议上,父亲因主张包产到户挨了批,这事就更不复提起了。
  当“文革”初期被形势逼得很紧的时候,妈妈冥思苦想,就想到这么一件跟父亲议论中央领导的事来。她准备将此事向组织汇报,不料刚说了几句,就被在场的一位负责人打断了。妈妈最初还纳闷:没说时,一再逼我;这想起点儿来了,又不让说了。
  随着运动的升级,刘少奇也被当作头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妈妈这时才琢磨明白,那位负责人的及时制止意味深长: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大罪状,当年田家英从维护两个主席的团结出发,把“罪过”揽到自己头上。而现在更不能让此事从自己口中传出去,以至牵连更多的人。
  或许是由于被迫交待问题,或许是就包产到户这件事的思索,或许是因为斯人已逝,妈妈开始了对父亲的追忆和重新认识。
  父亲常自谓是“京兆书生”,不是个做官的人。
  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欣赏“书生”,看似降低了标准,但只有在特殊的环境下,例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在一些关键时刻,才能显示出父亲不见风使舵、敢直言己见的“书生”气是多么难能可贵。
  爸爸自己很少考虑自我保护的问题。他因工作特殊,靠近中央核心领导,又了解内情,按说应有更多的自我保护的条件,他的人生历程本可以平平稳稳。可自建国以来,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几次大的湍流曾几乎将他吞噬,可他并未放弃他认为应该坚持的真理,而为此变得谨小慎微。
  像爸爸这样的“书生”,其实更接近于勇士。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9 11:33:49
  40、回忆父亲田家英(3)


  1962年8月,因包产到户问题,父亲在北戴河会议上挨了批评。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主张包产到户的人刮“单干风”,并分析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这时江青乘机给爸爸扣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并到处宣扬。毛泽东也认为爸爸思想右倾,整整半年不理也不用他。
  那时赋闲的爸爸心里非常苦闷,几次同妈妈认真地商量,提出想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妈妈性情耿直,虽然她并不认为爸爸在大的路线或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父亲的为人。他即便犯了错误,也相信他的出发点是出以公心。因此,她完全支持赞同爸爸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爸爸一起下去。她对爸爸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同志,向他们多了解一些情况。”爸爸的要求没有被批准,主席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爸爸,又向主席表露了想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主席仍然没有同意,还送了爸爸一句话:你也想搞本本主义啊。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在谈到为几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言时,他讲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毛泽东把历史学家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问题联系起来,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政治话题。
  在整理这个讲话时,爸爸不顾关锋的反对,坚持“历史剧和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的意见。回北京后,同时参加谈话的胡绳同志,到永福堂寓所,与爸爸反复磋商如何整理主席的讲话纪要。妈妈还清楚地记得,他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互相对笔记时爸爸手持香烟紧锁眉头的样子。
  10多年后,妈妈在拜望胡绳同志时,和他谈起此事。胡绳回忆说:将“讲话”整理成纪要,最初是田家英提出的,他是中办副主任,从中办的职能出发,凡主席重要的讲话都要整理成文。关锋是整理纪要时的执笔者。在杭州时,关锋对田家英坚持删去“海瑞罢官”一段,只提出了“不写上这几句话行不行”的意见,家英没有理他。回京后,他用诡秘的手段向江青告了状。因此纠缠不休,非要把那句话加上。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了。家英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敏感。但他所坚持删去的是主席通篇讲话的“要害”,当时家英和我都不是那么明确。然而从我和家英的接触中可以明显体会出,家英主张删去的这段话,与他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时对彭德怀深表同情、不能接受借《海瑞罢官》来进一步谴责彭德怀的思想感情是分不开的。
  胡绳同志在1991年,故地重游,漫步西湖边,思及1965年末在杭州的那段日子,十分怀念故友家英。他感慨万千,赋诗一首:“旧时明月旧时桥,眉宇轩昂意自豪;欲向泉台重问讯,九州生气是今朝。”回京后,他把这首《怀家英》的诗写成条幅送给了妈妈。
  在失去主席信任后,爸爸仍然敢于把毛主席讲话中不符合事实的内容删去,而这些内容又恰恰是讲话的“要害”,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妈妈了解爸爸的性格,他不喜人云亦云,更厌恶那种为了个人的目的随波逐流的人。删掉“海瑞罢官”内容的纪要,最终成为爸爸“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主要罪证。
  1966年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爸爸凭着他在中央核心部门工作多年的直觉,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到来已是不可避免了,他忧心如焚。妈妈记得是这年3月,爸爸请挚友为他刻了一方图章“无我有为斋”。当他拿着图章给妈妈看时,还对她解释了为何要起这么个斋号:“一个人光忘我不够,还要有为。忘我不是目的,有为才是目的,故曰无我有为斋。”
  正是在那些日子里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批评田家英一贯右倾,说每一次反右倾机会主义田家英都是反对的,批《武训传》、《红楼梦》,批胡风他都不赞成。还严厉地指责爸爸连半个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爸爸早已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了,这话是秀才朋友传过来的。
  主席对爸爸的看法在父亲的内心引起极大的悲哀。他没有向妈妈提及此事,或许他正是以“无我有为斋”的斋名,吐露了他悲凉的心态。可惜的是父亲虽肯“忘我”,却无力回天。而耿直的妈妈,并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复杂。
  逝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爸爸也义无反顾地撒手人寰。而一个勇士的死,带给了人们无尽的怜惜与思考……
  在妈妈对爸爸深深的思念与冷静的回顾中,真正地理解了爸爸,因而她牢牢地记住了爸爸的遗言:不会冤沉海底。她期盼爸爸冤雪案翻的那一天的到来。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以她的顽强和慈爱激励温暖着我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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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29 16:45:28
  41、彭真文革蒙难记(1)

  彭真于1902年10月12日出生于山西省曲沃县侯马镇垤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取名傅懋恭。参加革命后,他在地下斗争中使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改名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建国后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从1951年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
  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同志负总责。,在中央领导人排名第八位,仅次于邓小平。
  1965年9月,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当面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答道:“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彭真也未体味出这句话可能隐藏的含义,这位耿直的共产党人根本就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中宣部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在打倒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时,毛泽东也已下定打倒彭真的决心。
  1965年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1965年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因此他亲授《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是:《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有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五人小组是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彭真是组长。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与会大多数同志赞成彭真的说法,只有康生“力排众议”,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汇报气氛并不融洽。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30 07:31:36
  42、彭真文革蒙难记(2)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当然,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号角发出的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再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5月1日,在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中,彭真没有公开露面,“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大标志便是彭真的沉沦,他成了这次“奇特的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四人帮”为了使这一决议让群众接受,便大造舆论,大肆批判“三家村”,矛头直指彭真和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
  此后,毛泽东再次严厉地批评彭真,说北京市委“一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说彭真按他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党,却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藏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露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五一六通知》发出的第三天,即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连毛泽东都吃惊的长篇讲话。林彪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稿,但他却能临场发挥“引古论今、旁征博引”,洋洋万言,大念其“政变经”,肆意诬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想搞反革命政变,林彪在发言中说:“……对他们几个人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事业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彭真手段狡猾很隐蔽,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彭真、陆定一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等等。这个真正的野心家其实是在借毛泽东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错误处理的机会,推波助澜,欲置四人于死地,为自己实现夺权扫清组织上的障碍。

  因此,当彭真等人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成立“彭真专案组”专案审查时,林彪、江青一伙并不就此罢休,四处搜罗、捏造“罪证”来加害彭真。

  1966年7月27日,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里驻一营军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

  看过房子,这件事含极大阴谋的。”8月4日,他又在北大对群众煽动说:“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话出自当时身为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顾问的康生之口,一时蒙骗了许多群众,似乎“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其实这不过是林彪、江青一伙捕风捉影图谋打倒彭真和诬陷贺龙而捏造的谣言。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66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地方武装建设的决定,北京军区从外地调来一个团归北京卫戍区,平时担任民兵训练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但是,该部队一直找不到营房,找房的人按海淀区武装部的介绍,曾去当时一些学生下去“四清”的大学,如北大、人大等借过空房。实际上由于其他原因,部队后来并没有去住。

  这本是属于军队正常调动之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左”得出奇的阶级斗争的警惕性的支配下,却被一些“富有革命警惕性”的青年当成政变的蛛丝马迹。7月的一天,北京大学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开会串联时,有人讲了2月间曾要住军队之事,并认为调动这么多军队很可能要搞政变。北京大学团委干部丁键把大家议论的内容整理后写成大字报,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把一些猜测和议论当成事实,这一“触目惊心”的渲染,在当时特定的气候下,在北大校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很快,红卫兵把大字报传抄到各校、各地。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30 17:34:27
  43、彭真文革蒙难记(3)


  当时正苦于缺乏公开打倒彭真“有力证据”的阴谋家康生,立即抓住这一情况,用尽其造谣之能事,大做文章。起初是为了借此诬陷彭真,后来借此来打倒贺龙,后来在有关同志的努力下,使这一诬陷成为泡影。

  但林彪、江青一伙并不从此罢休,对彭真的迫害仍在继续。他们指使“彭真专案组”对彭轮番“审问”,让彭真交代“反革命罪行”,并且还对彭真施以肉体的摧残,要不是周恩来从中保护,彭真这些“文化大革命”之初便被定了性的老干部,也许早就惨死在他们专案组的折磨中了。

  他们慑于周恩来总理的威望,不敢太过分地对彭真加以迫害,就鼓动狂热的学生去批斗彭真等老干部。1966年12月,江青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说:“彭真在组织部搞自己的一套,在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从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彭真这些人有野心”。林彪则在群众大会上煽动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干部的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

  在他们的煽动下,12月的一天,彭真被揪出来公开批斗。狂热的群众在他们的煽动下,高呼着“打倒彭真!”“彭真必须老实交代罪行”的口号,使彭真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
  不但要在职务上夺取彭真的权力,还要在精神上对彭真加以摧残。他们成立了“彭真专案组”,不断地审问,要他承认强加给他的一系列“罪行”,这位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愤怒了,他用沉默、用大义凛然的陈述来回答他们的审问,招来的却是无休止的折磨。

  林彪、江青一伙连彭真在狱中安静的权利也剥夺了。在“红卫兵”运动逐渐兴起的时候,他们又多次把彭真拉出去批斗,企图从精神上和肉体上拖垮彭真,以达到借刀杀人的险恶目的。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对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和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大新闻。

  1月4日上午9时许,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绝,同时还教唱了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利用红卫兵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情绪,煽动他们对被批斗者的仇恨情绪。这次大会其实并不是群众“自发的”,而是林彪、叶群、江青一伙暗中策划和操纵的。他们要维持大会秩序的工作人员不要干预红卫兵上台,让他们自己上台搞,完全把周总理对这些老干部要加以保护的指示抛之脑后。

  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泽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话音刚落,会场上爆发出了浪潮般的呼喊声“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群众疯狂的情绪被激发起来。这时,彭真等人分别挂着写着自己名字的1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他们各自牌子上的名字被画上了鲜红的“×”。彭真等人被红卫兵扭曲着双臂,弯着腰,面向四周。彭真这时已是年近65岁的老人,长期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已使他的身体很虚弱了,红卫兵让他以这种姿势站着,就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时间长了也受不了,何况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彭真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但他始终紧抿着双唇,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他知道有人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要置他于死地,但他不会屈服,他要同他们进行顽强的抗争。

  狂热的红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上讲台,历数彭真等人的“罪行”,然后高呼“打倒”“砸烂”之类的口号。每一个人发言完毕,彭真等人便被红卫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许多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些大人物的模样。也有少数人趁机冲他们吐口水,扔杂物,进行人格侮辱。此时彭真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他曾经为了包括这些人在内的首都人民的幸福生活而日夜操劳,现在他们却在打倒他、侮辱他。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彭真不断地被从监禁地揪出来批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彭真逐渐从这些所谓的“批斗 ”中看穿了一些人的险恶居心,也逐渐坚信党会把一切都弄明白的,因此彭真忍受着这些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顽强地活着,与他们抗争。不被批斗的时候,彭真就被关在京西半壁店中央警卫部队某部驻地。这里收押着许多共和国的元勋。彭德怀、班禅额尔德尼等都关在这里。曾经警卫过元勋们的忠诚战士,却变成了看押元勋们的“狱卒”。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30 17:34:58
  44、彭真文革蒙难记(4)

  根据上头指示,在这座特别监狱里,一切“犯人”,不论职位高低,罪行大小,一律在警卫连吃饭,伙食标准和战士一样,每月十二元四角五分五厘,这是总后勤部根据地区物价核定的伙食标准。十余块钱的伙食费当然很难说吃好,每天不是窝窝头就是发糕,或者粗米饭,最多一星期吃一次八五粉的白面馒头。彭真自然也和战士们一样,生活很苦,彭真有个吃夜饭的习惯,不论吃馒头还是吃窝头,都要留一个夜里吃。好心的战士郑有田留意了彭真这个习惯,每次分饭都要多给彭真一个馒头或窝窝头。不巧有一次彭真夜里吃时被查哨的麻脸副指导员看见了,他来到炊事班,厉声质问分饭的战士:“郑有田!你为什么多给了彭真的窝窝头?”

  郑有田立正回答:“报告副指导员,一个没多给!”

  “放屁!我亲眼看见你给了他两个!”

  “是!副指导员。给两个也没多给,他能吃两个,咱们的伙食不是随便吃饱吗?”

  这个曾经和“旗手”握过手的麻脸副指导员气得教训这个战士道:“郑有田,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你是为了叫他吃饱接着搞二月逆流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吗?你忘了上边传达的,谭震林挟起皮包就要走,陈毅说走啥子哟,跟他们干!叶剑英摔断了小拇指,这些都是彭真幕后操纵的。你不要小看一个窝窝头,窝窝头里有政治,窝窝头里有阶级斗争。一个窝窝头反映了你立场不稳,敌我不分,政治上糊涂到姥姥家了,这可是对毛主席不亲,对敌人不狠,对社会主义不爱,对文化大革命不忠。”

  郑有田早就看不惯他不可一世的神情,便不急不慢地说:“报告副指导员,上边指示,一要保证他们不死,二要保证他们不跑,叫他们吃饱了好老实交代。要是他们病了死了跑了,咱们可完不成这特殊看押任务了。那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副指导员你说呢?”

  麻脸副指导员有点恼羞成怒,后来看在场的指导员并没表态,也就不好发作。“文化大革命”时部队并没有乱,也幸亏部队没乱,大多数官兵痛恨“造反派”那种惨无人道的做法。“窝头事件”后来传到上面,由于一些部队领导的抵制,不了了之。

  “造反派”去部队驻地抢人。总理立即命令傅崇碧:尽一切努力把彭真抢回来

  彭真等元勋们在这里虽然没有人身自由,但可以免受“造反派”的冲击与侮辱,大多数战士对他们也很好。因此,林彪、江青一伙想方设法指示“造反派 ”去部队驻地抢人。在部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下,“造反派”出入军队驻地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把彭真抢到了北京西山山沟里,正等着主子对他们下达下一步的命令。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火了,立即命令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中央没有决定,怎么可以随便抓人抢人?这样下去还行吗?身为国家总理的我,在没有罢免我总理以前,我命令你们,尽一切努力立即把彭真抢回来,抢不回来,我找你卫戍司令傅崇碧算账!……你们要多动脑筋,保证他安全,你听清楚了吗?”

  傅崇碧立即回答:“总理,我听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请总理放心。”

  北京卫戍区的官兵早已看不惯“造反派”们的做法,接到这个命令后,个个都摩拳擦掌。王副团长在动员会上说:“去年我去制止造反派武斗,本来为他们好,打得头破血流的,年轻轻的上当受骗,他们反倒说我向这边向那边,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到后来打架的两边全冲我来了。这次抢彭铁嘴,你们都把背包带藏好,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用小绳子还不行吗?不打不骂不还手不还口,看哪个闹得欢,用小绳子一拴,把彭真抢到手后,半路再放喽。”

  在警卫部队的声势下,平时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造反派”终于熊了。警卫部队把彭真抢了回来。也许,傅崇碧正是这时开罪了“中央文革”,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后来,他终于被林彪、江青清除出去,受了几年的冤屈。

  但彭真年已花甲,在西山早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一天多没吃饭,连口水都没喝,身上也未带任何随身之物,就连解手用的大便纸,也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在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平时不爱开玩笑的彭真这时却风趣地说:“这比长征好多了,可惜我没经过长征!”

  在北京,有周总理这棵参天大树护着,彭真等元勋们还好过些。可1969年底,林彪一个“一号令”,把这些老干部都疏散到各地,分而治之。林彪就指使他在各地的心腹,对这些老干部继续迫害。彭真被下放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尽管当时林彪、江青的爪牙们百般迫害他,彭真始终没有屈服,他坚信党终有一天会弄清这个问题。面对着林彪、江青的淫威,他像一棵傲雪的劲松,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抗争着,挺立着。

  当地农民们的民风是朴实的,他们以一种朴素的情感爱戴着这些老前辈。彭真在这些人中间,可以更清楚地看清楚这场政治风云的实质。于是他更坚信有一天会乌云散尽,还人民一个晴朗的天空。彭真思索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这一切都支撑着他生命之火顽强地燃烧着,他希望有一天能扭转这个乱世,作出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贡献,就像他最初的抗争一样,为了真理,为了祖国和人民,他忍辱负重,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对他的打击和诬蔑。

  林彪集团覆灭后,1973年彭真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一些。他可以和他的家人经常见见面,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乌云就会散尽,他的沉冤也会得到昭雪。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过两年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央正式做出决定给彭真平反。6月份,他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副委员长,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80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9年以来,先后领导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宪法和其他一些重要法律的制订和修改。他长期主持政法工作,对促进和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这棵傲雪的劲松终于度过了寒冬,迎来了一个春花烂漫的春天。

  参考资料:1、文革录:彭真被打倒纪实
  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2、揭秘彭真文革被斗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28d75401014ol6.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31 06:44:30
  45、彭真被“文革”暴风雨击倒(1)

  制定“二月提纲”
  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时,党内主管思想文化领域的机构是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当时还是想稳定局势,让中国学术界维持正常的文化秩序,于是让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于1966年2月8日到武汉东湖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并于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就是有名的“二月提纲”。
  提纲谈到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以学阀自居,以势压人。当时,随提纲还向毛泽东报送了7个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涉及戚本禹,两个材料涉及关锋。提到关锋在1962年也写过影射现实的杂文,戚本禹为吴晗主编的历史小说丛书也撰写过一本《孙承宗》,而孙承宗是明朝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在当时的学术批判中,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一样,都是响当当的左派。他们把这个材料送给中央,要中央了解,当年他们也说过这样的话。意思是:你们现在批评别人,上这么高的纲,你们自己过去也讲过,还是要自己做点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留点分寸为好。
  在《王力反思录》中透露:“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送给毛主席,是姚溱、许立群帮他办的,没有找我。吴冷西也知道这件事。我听吴冷西说了后,很紧张,马上给彭真打电话。我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这果然闯了大祸,后果很严重。这成为毛主席对彭真不满爆发的重要原因。本来毛主席虽然没明确同意发‘二月提纲’,但还没有下决心整彭真。这件事在两可的时候加了个砝码。什么事情都有偶然性。”
  彭真的补救措施已经晚了一步。当时,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就是要重用左派笔杆子,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打开政治大革命的突破口。他不但决定收回“二月提纲”,而且主持起草、亲笔修改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
  《五一六通知》的由来
  杭州会议后,学术批判不断升温。1966年4月9日至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会议内容之一就是研究学术批判的问题。会后马上就开了第二次杭州会议。
  会还没有正式开,18日关于彭真问题的材料就出来了。一个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的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三家村”的问题牵涉到北京市委。
  19日开始开会。会上,毛泽东谈得很活跃。
  会后王任重说:“主席讲得很好,是否将主席的讲话整理成一个文件下发全党?”陈伯达说:“那你根据你的记录写一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来。
  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怒斥“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李雪峰(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和宋任穷两个人和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明是陪送,实是押送。
  一天上午,彭真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要去西大厅出席一个座谈会。在上楼梯时,他突然遇到正要下楼的江青,便应付地招呼:“啊,你也来参加会?”江青像不认识彭真似的,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说:“你开会从来不通知我的,我还敢来参加堂堂北京市长的会呀?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
  彭真站在楼梯上,沉稳地说:“话不能这么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这么拐弯抹角。”
  江青冷笑一声,直视对方说:“你还听得进别人的意见?北京市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吧,别走得太远了!”
  彭真的怒火直冲脑门,但强忍着没有发作。他压低了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江青同志,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劝你还是先认识一下自己。共产党员只能是忠诚战士,任何人都不能成为特殊党员!”江青没听完,扭身就下楼了。
  在随后的会议上,彭真的脸色始终是惨白的。回到北京市委机关自己的办公室,直到读罢穆青等人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送审稿后,他的脸色才变得欣慰而激动。
  彭真果断“拍板”宣传焦裕禄
  彭真邀来穆青,亲切地问:“你们把这篇文章送到我这里,是不是在发表问题上遇到困难?”穆青坦率地汇报:“焦裕禄的事迹,我已经在新华社里作过报告,大家听了都很感动。但这篇文章是否可以发表,怎么发表,我不敢作主。这篇文章里,我们担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困难时期兰考没饭吃、逃荒,这个事情能不能写?不写困难,不写灾荒,焦裕禄的事迹、精神就写不出来;写了这些,就是暴露黑暗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拿不定主意,但我们还是大胆地写了。如果不让发表,就算了。要发表,就不能把灾荒情况删掉,否则这个典型就没有意义了……”
  穆青继续汇报第二个“担心”。他说:“现在强调阶级斗争,但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没有写阶级斗争。逃荒要饭能算阶级斗争吗?不能算,只是一些群众觉得困难,暂时外出求生。我们采访了半个月,稿子修改了七遍,在兰考的三级干部会上宣读过,所有事实都认真核实过了。”
  彭真问:“吴冷西同志是你们新华社社长,他的态度呢?”
  穆青如实回答:“他看后也觉得这篇文章如果不发表真是太可惜了。但要是发表,对于上述两点,他也拿不定主意。这需要向您请示,您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汇报完毕,穆青即告离去。
  彭真神色严峻,再次一页一页地细阅送审稿,然后拿起笔,毅然作了同意发表的批示。他对秘书说:“从成千上万革命先烈到今天的雷锋、焦裕禄,中国共产党涌现出多少先锋战士啊!我坚信,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英雄辈出、战无不胜的!”
  由于彭真的果断“拍板”,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立刻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后,中华大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高度赞扬焦裕禄精神。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1-31 12:31:29
  46、彭真被“文革”暴风雨击倒(2)

  彭真被罢官 遭“绑架”

  十几天后,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李雪峰去北京接替彭真的工作,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市工作。
  不久,中央派人通知彭真,停止他出席会议。彭真被“文革”的暴风雨击倒了。
  彭真被打倒了,许立群在批斗中被打坏了耳朵,姚溱自杀了。然而,关锋、戚本禹的风光未能持久。1967年秋天,毛泽东心中的战略部署发生变化,重点要从天下大乱转向天下大治,于是关锋从座上客变为阶下囚。次年初,戚本禹也倒了台。
  1966年4月,彭真不出自家大院了,被捕前,彭真特别找女儿傅彦谈了一次话,他很郑重地对女儿说:“在任何情况下不许反对毛主席。我们俩谁也不许自杀。”他低估了这个独生女儿的心理承受能力。
  彭真共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是老二。彭真原名傅懋恭,1937年在延安改名为“彭真”。彭真的子女仍然姓傅,意在他们都是普通孩子,不要和他联系起来。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这些热血青年。来“绑架”彭真的红卫兵头头是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她那年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见群众嘛!
  叶向真带领红卫兵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方。这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抓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了叶向真,跟她要人。叶向真他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叶向真笑,他是看着她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叶向真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又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红卫兵们还是听了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他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
  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批斗彭真
  “文革”初期,造反派批斗彭真,彭真说话的口气一点没变,和他平时作报告讲话一样。造反派拷问他,他依理回答。
  造反派问:“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彭真回答:“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过去没有反对,现在没有反对,将来也不反对。”
  造反派问:“为什么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中央首长江青?”
  彭真回答:“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要由历史证明。”
  造反派:“你是不是和毛主席作对?”
  彭真:“不是,我很尊敬毛主席。”
  造反派:“你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抛出《二月提纲》?”
  彭真:“这事康生也参加了,毛主席同意的。”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原来也是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这个提纲是在五人小组讨论后形成的。可是一到批判《二月提纲》,康生就到处散步说,《二月提纲》是彭真背着他搞的真为《二月提纲》发表的事专门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每一个质问都被彭真驳回,造反派只好宣布“胜利”结束。

  彭真晚年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1975年,彭真被流放到陕西。1978年12月,彭真回到北京,那天有数百人到机场迎接彭真回来。彭真下了飞机,和大家一一握手,他的眼圈都红了。
  彭真住在前门饭店,连续半个月里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
  有一天,彭真和丁一岚、李莉谈话。他先和丁一岚说:“一岚,毛主席对邓拓没有批评,只是说他书生办报。我给你说,你应该心里有数。”
  他对李莉说:“他(指李琪——李莉的丈夫、原彭真的政治秘书)主要是得罪了江青,觉得问题严重,在京剧改革中和江青有分歧。”
  粉碎“四人帮”后,彭真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从这位置上退下来后,1994年春节,十几个人约好去看他.那时他已生病,坐在轮椅上,对大家说:对毛主席要全面看,历史地看,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胜利。

  摘编自《北京风云》王先金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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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1 06:49:05
  47、林彪文革对罗瑞卿开第一刀(1)

  罗瑞卿(1906年5月31日—1978年8月3日),四川南充人,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早年入黄埔军校,192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与石家庄、太原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1977年复职,1978年赴联邦德国治疗腿疾时去世。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林彪罗织罪名,在文革前夕对罗瑞卿开了第一刀。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来被人称为“上海紧急会议”。为何用“紧急”来定义会议呢?原来,是有人要“加害”林彪,而且“证据确凿”。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他专程从杭州再次来到上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
  这个要“加害”林彪的人正是长期紧贴毛主席身边的罗瑞卿。此时,罗瑞卿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
  国防部长状告总参谋长,这自然会有“排挤倾轧”之嫌。古往今来多少例子都证明,一山难容二虎。可是,毛泽东并没有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先入为主,相信了林彪那边递上来的诉状。
  罗瑞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负责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对革命的忠诚也是大家公认的。罗很受毛泽东器重。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曾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亲昵与器重。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养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瑞卿主持。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直来直去,不注意方式方法,显得锋芒毕露,有些事情上让林彪不快,罗的锋芒也“刺伤”了其他一些同志。毛泽东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言下之意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批评和提醒。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老谋深算的林彪就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揭发”罗瑞卿,以便向林彪作“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揭发”,罗瑞卿曾经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密谈一直到天黑。中心意思,也是核心要点,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刘亚楼于当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所讲——“死无对证”。
  然而,“死无对证”的“揭发”竟然成了林彪夫妇的“有力武器”,他们等待着时机,向罗瑞卿发起进攻。
  林彪这边对总参谋长磨刀霍霍,耿直的总长却没有过多察觉。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朗诺后告诉毛泽东:他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听很高兴,嘱咐罗瑞卿“去看看好”,要林彪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
  罗瑞卿没有听出毛泽东重提“七千人大会”的弦外之音。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泽东的带话令林彪格外兴奋,他嗅出了不同的味道。
  “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他肯定了“三面红旗”,并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泽东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泽东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那样站出来支持他。
  1964年,罗领导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令林彪十分嫉妒。林深感总参谋长对他这个国防部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林彪期盼的“进攻”的时机已到。他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派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并嘱咐叶群躲开其他人,直接找毛泽东。
  叶群到了杭州没有很快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不知道她有什么事,就让她等着。叶群只好先和毛泽东的秘书谈了谈。她在杭州打电话请示林彪,想给主席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批评她:“你糊涂!真蠢!”意思是必须向毛主席本人讲。叶群只好又去找毛,这一次她写了一个条子,要求面谈。
  毛泽东估计叶群有要事相商,于是召见了叶群。这一召见就是六七个小时,富裕的时间与充足的准备,再加上三寸不烂之舌,叶群足以将罗瑞卿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逼迫林彪让贤让权、篡军反党等各种所谓罪状数落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据说毛泽东听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仔细,但一直不表态。遗憾的是,最后毛泽东相信了叶群的话。几天后,12月2日,毛泽东在阅看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时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这里所指的,主要就是罗瑞卿。
  于是,紧接着就有了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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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1 06:49:39
  48、林彪文革对罗瑞卿开第一刀(2)
  会议开始前,周恩来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就连跟随毛泽东拍摄的记者钱嗣杰也被挡在了门外。以前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钱嗣杰当然感到异样,但他忖度:既然是具有高度机密、不需要发新闻稿的会议,拍不拍主席也就不重要了。于是他也就没再多想,径直回自己的房间等待通知。其实,不要说钱嗣杰这样的贴身摄影记者不知内情,就连许多从北京被召来的领导到了上海也根本不知开会内容。刘少奇还为此专门跑去询问别人。
  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抵达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来上海开会。毛泽东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他爱人以“东道主”身份去机场接。毛泽东点头同意了。
  陈丕显已经知道此会极不寻常,于是他便请示邓小平,万一罗瑞卿问他开什么会,应该如何作答。邓小平让他先不必讲,就说总理和他在住地等着,到那里去谈。
  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也随同去机场接罗。大概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一上车便问陈丕显:“到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丕显无法作答,便灵机一动,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车上不能干坐着,两人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庄稼、身体,以及工业生产之类的情况。
  陈丕显与罗瑞卿交往很多,以前见面都很亲切、自然。这回如
  此情形,令罗更觉异样。
  字体
  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这次却被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陈丕显向罗解释:“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直到下车,陈丕显才不得不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
  大家都知道罗瑞卿性子很刚烈,为避免他突然遇到如此大的打击采取激烈举动,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谈话时,陈丕显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更大的意外,陈丕显事先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商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
  性格决定命运,或许这话说得不错。饱受屈辱的罗瑞卿铁下心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个月后,他在北京终于找到机会,从隔离审查的楼上一跃而下。他命大,阎王没有收他。人没死成,但下肢残废了。苦熬到“文革”结束,为治疗这条残腿,1978年,罗瑞卿远走异国他乡寻医问药。可是,最终断腿还是要了他的命。在德国手术成功的次日凌晨,罗瑞卿心肌梗死辞别了人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罗瑞卿是搞保卫工作的,他一住下,马上就明白自己已经失去自由,非常生气,又莫名其妙。这次会议开得奇怪,被批判的主要人物,却被隔离在会场之外。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全程搞的是“背靠背”的方式。哪怕让他亲耳听听别人是如何“揭发”的,哪怕给他十分钟的“最后陈述”也好。从这个层面讲,罗瑞卿还不如一个三堂会审的罪犯。
  没有被批判对象,并不妨碍林彪夫妇对罗瑞卿的控诉,他们更加地肆无忌惮、信马由缰地为罗捏造各种罪名。
  会上印发了十一份材料。即:
  1965年11月30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1965年10月25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1965年6月,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1965年11月27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5月20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1965年10月15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1965年4月15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965年12月6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仅这些揭发材料,就足以让罗瑞卿吃不了兜着走。同时,会议上还进行了深入的“揭发”和口诛笔伐。
  “批罗”最积极的还要数叶群,她在会上分三次作了约十小时的发言,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罗瑞卿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叶群不仅会上发言,会下还在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只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定了一个调子就不再参加了。其他会议议程就交给了林彪。从12月9日开始,会议就由林彪主持,会议的主要内容自然是批判罗瑞卿。这一批就是一个星期。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职务(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所有的阴谋陷害,精心策划,就是这样的结果。
  罗瑞卿倒了,林彪才能站得更稳。
  12月的上海,阴冷而潮湿,作为“文革”第一批靶心的“彭罗陆杨”四人,他们的生死密码已在“文革”之初编写完毕,谁也难逃厄运……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这次会议最后做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这些污蔑之词,今天已经完全得到澄清,它们纯系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人明白事出有因也无济于事。
  杨尚昆被撤职,罗瑞卿被批判,陆定一和彭真也坐上了火山口,政治生命岌岌可危。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泽东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罗瑞卿蒙难仅仅是个开始。
  本文摘自《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 顾保孜 钱嗣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1 11:16:19


  49、打倒罗瑞卿的来龙去脉(1)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罗瑞卿被打倒。“打倒罗瑞卿”于是在“九一三”后也成了林彪的“阴谋”之一。那么,历史是否如此?罗瑞卿,四川南充人,1906年出生,1955年被评为大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总参谋长等12项职务,实为当时政坛风云人物,且为毛林长期所信任。庐山会议后出任军委实权人物,大刀阔斧,雷厉风行。
  有一说法,称庐山会议后林彪提议罗任总长是出于讨毛欢喜。其实,并非如此。在1949年后,先后有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粟裕,黄克诚任总长。短短10年,就换了五任,其中固然有工作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时的总长也的确难当,主要是源于历史上的恩怨,山头太多,(从解放军的形成来看),婆婆太多。(有些元帅在军中无职,但影响还有。很像中共12大以后的中顾委)。再说59年总长人选,在元帅中只有叶剑英合适,但不知毛,林为何不用?同时,考虑到叶的资历,给林当部下,也稍有不妥。因此,只能从大将中选。粟裕58年刚被罢官,不会再用,徐海东1940年后就养病,黄克诚垮台,陈赓长期心脏病,另外,谭政时任总政主任,萧劲光时任海军司令,许光达任装甲兵司令,就剩下张云逸(1892年生,时年67岁,比毛泽东还大一岁),王树声和罗瑞卿。在王,罗两人中,林彪当然要选罗。因此,可以说,选罗任总长既是必然,也是无奈。从林彪的心意讲,恐怕更想让刘亚楼出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1 11:18:38
  林彪领导军委的前三年,军队的作风与彭时有很大不同,毛十分欣赏。毛自50年以后长期对军
  队工作持批评态度,此时,却对林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大加称赞。后人,不乏有些元帅,将军在其回忆录或其他著作中对林彪所倡导的“突出政治”多有批判,并列举当年罗荣桓,罗瑞卿等人是如何如何抵制等等。看待历史事件,必须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简单地把林彪提出“突出政治”归于某种个人野心是不客观的。
  其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与毛泽东有着历史的渊源,自南昌派(原国民革命军第25师残余部),和三湾派(原毛泽东的秋收起义残部)会师后,毛泽东长期直接领导军队,并在军队中拥有
  大批高级将领的支持,典型如: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叶剑英等人。
  其二,59年庐山会议后,尽关毛泽东打赢对彭德怀的战役,但其威望,尤其在地方上的威望也严重受损。只有军队(其核心领导是毛的基本力量:红一方面军骨干)是毛的大本营。在全国一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形势下,唯有军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其三,“突出政治”并非林彪个人发明,在一些具体方法上,军委一些成员解释有差异,但大前提是一致的。尤其以罗荣桓,萧华领导的总政治部,更是排头兵。同时,军委第二负责人贺龙元帅更把学 思想推广到他兼管的体委,在现在看来是极左的“徐寅生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打乒乓球”就是贺龙不甘落后,紧追林彪的例证。为此,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
  林彪为何要打倒罗瑞卿?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1 11:19:51
  庐山会议后,按中央军委分工,贺龙兼管国防工委,聂荣臻兼管国防科委。但贺龙的工委与聂荣臻的科委关系如同水火,军委无奈只得另组国防工办来协调贺,聂的关系。前期,罗瑞卿基本处事公道,后期不免有失公允,为此引起聂的极大不满。(聂荣臻自离任总长职务后,与历任总长的关系都出问题,尤以其对粟裕和罗瑞卿。粟裕在军内的名言是:勤勤恳恳打仗,战战兢兢做人。50年代,聂荣臻因一事遭毛批评,代总长一职被撤,粟裕同时受表扬。聂便嫉恨,以至于两人见面不说话。
  在解释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打倒罗瑞卿原因时,均将其归为林,罗工作上的冲突,林彪担心罗瑞卿取而代之。而毛泽东似乎是无辜的,被迫接收了这个结局,因为他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毛,而不是刘,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此为大谬也。尽管,林彪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由叶群以林办主任身份代表林在会上做相关发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1 11:20:14
  “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极为重大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人面半玩笑半认真地将其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表露出。(其实毛,刘的矛盾自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在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想得就是供毛为偶像,少管事。毛泽东深知其在党政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军队。其时,1965年,军中的实权已在贺龙,罗瑞卿手中。(林彪自1962年夏后基本不再管事)。毛深知贺龙为人,在毛刘摊派时,贺龙决不会支持毛,顶多持中立。而且,64年11月,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对贺龙的酒话引起了毛的高度警觉。
  罗瑞卿按理是毛的亲信,毛对罗瑞卿不应有怀疑。但是,罗自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依仗毛林的支持,作风强悍(换句话,有些飞扬跋扈)。刘少奇为最终架空毛,也对罗采取亲近的手段,如刘少奇曾公开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此话是在1965年5月所讲。不知是刘少奇已有所安排,还是罗瑞卿已有所表露。反正,在1965年战备空前紧张时,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此话不可能不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让其做出有关部署。同时,让毛泽东的“好学生”,时任总政主任的萧华开始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真正的“倒罗”运动在军队时开始于1965年5月。
作者:dsl2659811171 时间:2018-02-01 12:32:14
  @碧薇萍 2018-02-01 11:20:14
  “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极为重大战略部署的第一步。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人面半玩笑半认真地将其对刘少奇等人的不满表露出。(其实毛,刘的矛盾自62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首次公开冲突。此时,毛泽东决心打倒刘少奇。在65年,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而毛泽东则更多是作为一个偶像存在。毛原先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在刘一边。众人嘴上不说,心里......
  ------------------------狗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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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1 20:17:35
  50、打倒罗瑞卿的来龙去脉(2)
  1965年5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除毛,林外,军委主要成员均出席。因为此次会议事关中共援越及重大战备问题,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再做。元帅叶剑英为了这个发言做了长时间的准备,而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把叶帅凉在了一边。会议刚结束,叶,聂,萧,杨成武,李天佑等人即向毛汇报,并分别在毛泽东和林彪面前表示不满。毛泽东为此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随即下达指示口授了一个电话记录:“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明天在各小组宣读。”。此时林彪已知毛泽东及众多元帅,将领对罗不满,但林又不能明说。罗瑞卿除与贺龙保持密切的关系外,与军委大多数成员关系很差。罗自认为有在军中有毛,林,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彭真支持,在党内有邓支持,舍我其谁?孰不知此时毛泽东在其打倒刘少奇的全面战役中对罗的立场已产生怀疑。
  正是在有此大背景下,才出现了林彪与罗瑞卿的谈话,林对罗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还说,你去我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去等等。林彪为了说明通气的必要,还拿出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字一句念了起来。林彪此时要罗瑞卿“加强通气”是为罗瑞卿好。 用比较严肃的方式提出也是为了引起罗瑞卿的重视。因为他已经引起了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老帅的不满。 此时要罗加强“通气”是毛泽东和许多老帅的意思,林彪的过渡放权和罗瑞卿的过度专横已经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可惜,“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罗瑞卿终于还是没有明白。类似的话后来林也与贺谈过,贺也同样听不懂。这样,毛泽东就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兵权的准备,以确保在对刘少奇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杨成武,李天佑分别被任命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在叶剑英元帅主持下的收集罗瑞卿材料的工作进展顺利。这其中包括海军第一副司令王宏坤,第一副政委李作鹏提供的材料,总参杨成武转来的兰州军区的材料,雷英夫(时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少将,被毛誉为“洛阳才子”。1950年我军第一个发觉美军会在朝鲜仁川登陆就是此人当时是50年8月中。距美军登陆还有一个月。)的材料。11月,总政召开军队政工会议,批判肖向荣,矛头指向罗瑞卿。而罗此时尚蒙在鼓里。

  同月10日,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姚文元文章发表,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此文在北京遭到彭真主持的书记处和北京市委的顽强抵抗。毛泽东早料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不会转载,然而让毛震怒的是除了华东地区的一些报纸外,全国没有一家党报转载。尤其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历来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解放军报》也同刘、彭站在一起公然对抗他。为此,毛泽东让陈丕显捎话给罗瑞卿,表示毛对北京各大报都不转载“姚文”强烈不满,毛此时已是在给罗瑞卿最后的机会,以证实毛对罗的看法,以及对刘派的态度。但罗没有太当回事。直到11月27日,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在上海会见柬埔寨军事代表团时,才发觉事情不妙。当晚,罗特意去见江青,想再探一些情况。江青当着罗的面大骂彭真,至此罗瑞卿才深感事态严重,马上将与江会谈的情况向彭真做了汇报,两人遂决定让《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两报同时在29日发表。由此,毛泽东的想法终于得到了“证实”:罗瑞卿已不是自己的人。

  在完成这些部署后,11月29日,毛办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为了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同时也暂时不惊动刘、彭、邓、贺龙等人,不暴露真实意图,就有了“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说法。把叶群找来将打倒罗的意向透露给叶群,故意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叶群一听毛泽东要整罗瑞卿,而且对许多事都知道的很清楚,吓的半死。林彪与罗瑞卿
  两家平时关系太近过于密切,叶群怕牵连到林彪,于是在毛泽东面前大骂罗瑞卿平时对林彪也不尊敬,夸大林彪与罗瑞卿的矛盾。毛泽东一听求之不得正好利用,于是也要叶群写揭发材料,叶群哪敢不从,立即顺竿就爬。此后,毛泽东在杭州召见林彪,向其和盘托出准备扳倒罗瑞卿,但还要看其最后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很快就会知道)。毛明确要求林彪表态。林彪因与罗瑞卿关系密切,而且罗瑞卿本身又是林彪提名回军队工作。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不愿意参加会议更不愿意发言。毛表示如林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林彪没有选择,只能同意毛的安排。
  11月30日,林彪听完叶群的汇报后,向毛表态同意。除了林彪外,此时知道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等人。
  12月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毛泽东主持,内容:撤销罗总长、书记处书记等所有职务。
  常委会表决:常委7人,毛、周、朱、林赞成;刘、邓、陈反对。四比三通过。
  政治局及书记处共38人,表决结果:29票赞成,2票反对( 彭真、刘伯承),7票弃权(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贺龙、陆定一、李富春、谭震林)。
  这样,在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上,均获通过。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林彪固然认为罗工作有错误,但以“反对林副主席”为由来打倒罗,却是林本人始料所未及的,但除此也实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理由。会后,任命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军委秘书长协助林彪主持工作。杨成武为代总长。罗瑞卿从此离开政坛达12年。会议同时决定,不许罗瑞卿见毛,林。由周,邓代表中央对罗宣布。12月上海会议突然打倒罗瑞卿时,当时很多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都大大感意外,大家诚惶诚恐,不知道谁会受到牵连。
  罗瑞卿被打倒5个月后,彭真垮台。又4个月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等相继垮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1b95ea0100uqml.html
  • mdl2999: 举报  2018-05-14 15:46:23  评论

    看看不管打倒谁,都是如开组织程序通过表决实现的,而不是当皇帝一句话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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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1 20:18:04
  51、罗瑞卿遭打倒内情(1)
  《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形势急转直下,虽然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还试图将之控制在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的范围内,但毛泽东已决定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大革命,彻底解决中国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问题,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关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杨尚昆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杨尚昆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频频活动于密室、点火于京沪之时,一向善于观风察色的林彪,也认为机会到了,开始施展阴谋手段整人了,并首先将矛头对向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
  林彪与罗瑞卿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罗比林大一岁,但林一直是罗的上级。林任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任军团保卫局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没有在一个地区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因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免职,经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职位调任总参谋长。
  起初,林、罗工作上相处尚可,但从1961年起就有点矛盾。1964年以后,林彪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对罗瑞卿心怀不满,以致发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2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对罗瑞卿不满呢?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的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林彪对罗瑞卿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是从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开始的。为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196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比武活动。1964年6、7、8月期间,全军分18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和表演的有1。3万余名干部、战士和民兵,军内外参观的干部近10万人。
  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对这次比武活动评价很高,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
  这次全军大比武对于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做法却并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队的政治“四个第一”的观点,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全军大比武显然与他的“四个第一”不一致。因此,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林彪起初采取的是静观的态度。后来觉得有文章可做,就派叶群等人到广州军区当年他参加南昌起义时所在的连队等基层单位搞调查。调查中发现有些单位军事训练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比武中个别单位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于是,林彪、叶群抓住这些问题不放,指责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还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标》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着?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对于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以后,罗瑞卿又多次提出,不要搞空头政治,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2 06:18:48
  52、罗瑞卿遭打倒内情(2)
  本来在大比武这件事上,林彪就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贰心,产生了要将罗整下来的想法。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过程中,罗瑞卿曾就新老干部接替问题向林彪作过汇报,并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之类的话。一向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这是罗瑞卿要他让贤,更坚定了打倒罗瑞聊的决心。
  可是,仅一顶“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还不足以整倒罗瑞卿。于是,1965年下半年起,林彪就授意李作鹏等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同一天,叶群坐专机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至于汇报的内容,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话说:“现已无从知道。”因为汇报是单独进行的,自然没有留下记录。但据几天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了解,揭发的内容大致是罗瑞卿要夺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
  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谈话的时间太久,他还三次进去摧叶早点结束谈话。据他回忆:
  三次摧叶群,只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3)发布时间:2012-11-09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一些罗瑞卿的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在叶群来杭州前几天,罗瑞卿也到了杭州。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可见此时的罗瑞卿根本就没想到林彪要对他下手,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林彪、叶群的诬告显然产生了作用。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第55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比较独特的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作为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参加了会议,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罗瑞卿的的夫人郝治平曾讲到这样一个细节: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问通知人开什么会,对方回答说,去上海就知道了。秘书问他,去开会总要带点文件,带什么?贺龙说,带上地图去,他还以为是讨论军事上的事。到了上海后,刘少奇见到贺龙,问贺开什么会,贺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十个小时的发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按: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作者罗平汉 来源: 《“文革”前夜的中国》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9055.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2 06:19:32
  53、罗瑞卿大将被逼跳楼(1)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罗瑞卿是林彪篡夺权力威胁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为军中第一个要清除的对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拼命地网罗党羽,培植自己的亲信爪牙,而对反对他们的人,则设法迫害,不惜置于死地,为其夺权扫除障碍。为了抓住军权,林彪在军队中采用拉拢引诱和威胁相结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拢、威胁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个顶天立地的铁骨汉子罗瑞卿失效时,他便180度转弯,把罗瑞卿作为在军中第一个要清除的对象。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轻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他跟随毛泽东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陕甘宁边区的抗日军政大学当过教育长、副校长。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师生都亲切地称他“罗长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兼任公安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9年开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毛泽东非常器重和喜欢罗瑞卿,也许这也是林彪嫉恨罗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与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始于长征时期。当时,罗瑞卿任红一军团保卫局长,毛泽东经常和红一军团一起行动,因此,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就成了保卫局长罗瑞卿的重要职责。无论是在行军途中,还是毛泽东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罗瑞卿总是形影不离地守护在毛泽东身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解放以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期间,也十分关心毛泽东的安全,总是亲自过问。每次毛泽东外出,他都跟随同行,并亲自布置检查保卫工作。毛泽东视察长江三峡时,想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罗瑞卿就到三峡去观察水情,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劝阻了毛泽东不要到那里去游泳。
  1959年,罗瑞卿出差到长沙,一听毛泽东在湘江边要游湘江,马上赶去检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泽东游江,随后,他还亲自作毛泽东的警卫,陪毛泽东游韶山,直到妥善安排毛泽东上了庐山。
  在节日期间,罗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为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后。许多领导人在节日里都能携带妻室去天安门观看焰火,他却没有享受过这种天伦之乐。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为重,以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为重,自始至终坚守岗位,可谓是毛泽东最忠实的保卫者。
  他还为了能在毛泽东游泳时紧随左右,在年近五旬时,还刻苦地学会了游泳。罗瑞卿那高大的身躯,那诚实、憨实的面容,使毛泽东对他非常放心,以至罗瑞卿遭受陷害时,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罗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对他游长江外,还没有反对过他。
  1964年,罗瑞卿开展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用以提高军队素质。并亲自领导组织北京、济南等部队的军事表演,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当即表扬了罗瑞卿,并建议罗瑞卿在全军普及北京、济南军区的经验。
  罗瑞卿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权力宝座的林彪,把罗瑞卿看成他在军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且,林彪长期以来在军内推行个人崇拜,罗瑞卿对此持反对意见。
  1960年,林彪抛出“顶峰论”和“最高最活”等极左口号,罗瑞卿当即针锋相对地指出:“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
  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见影”等口号时,罗瑞卿明确表示自己同意罗荣桓元帅的观点,尖锐地指出,死背硬记,从书本中找现成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
  在战略方针上,林彪主张消极防御,说:“不要看地形,看地图就行了。”而罗瑞卿反驳说:“地图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为此,罗瑞卿还做了大量的实地勘察工作。当林彪喊出“革命化”、“骡马化”的愚昧口号时,罗瑞卿说:“我军要拥有现代化一切最新技术设备”,并为发展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
  针对林彪空喊政治,在军队搞“文”不搞“武”时,罗瑞卿强调:搞好军事训练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现在要靠训练来准备打仗。林彪诬蔑1964年群众性练兵运动“冲击了政治”,是“单纯军事观点”,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罗瑞卿反驳说:“不能乱冲一气。政治是统帅,政治工作也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为罗瑞卿总是反对林彪,林彪对此感到十分恼怒,但由于毛泽东对罗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对罗瑞卿过分发作。于是他和叶群就利用请罗瑞卿一起看电影等手段和罗瑞卿套近乎,妄图把罗瑞卿拉上他的贼船,但都被耿直的罗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绝了。特别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任国防部长后,由于这位怕风怕光的部长的身体原因,许多事务实际上都是由罗瑞卿来具体抓。刘少奇曾公开表示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来,对他地位和权力威胁最大的人,莫过于罗瑞卿,而罗瑞卿又不为他的威逼利诱所动,只好找机会来除掉罗瑞卿。因此,在罗瑞卿被诬陷和关押期间,林彪把罗瑞卿和他的意见分歧,都当成罗瑞卿“反革命的罪证”,像一磅磅重型炮弹一样轰向罗瑞卿。
  江青要一套军装,罗瑞卿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但不给领章、帽徽。导致罗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个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当时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2 19:31:47
  54、罗瑞卿大将被逼跳楼(2)
  1965年11月,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前后,江青想以文艺为缺口在中国大地上大显威风,从而为实现她更大的野心铺平道路。她想到了军队,想到了与毛泽东关系亲密的罗瑞卿。她多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她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请罗瑞卿参加。谁知罗瑞卿“不识抬举”,对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实罗瑞卿对江青本来就很反感,江青曾经要罗瑞卿发给她一套军装,罗瑞卿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一套,但不给领章、帽徽,因为她没有军籍。江青感到她的话对这位一直跟随毛泽东身边的耿直的罗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风头的路也被罗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对罗瑞卿怀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设法置罗瑞卿于死地。
  江青在罗瑞卿这儿碰壁后,并没有动摇她以文艺界为突破口而大出风头的野心,这时,她又选中了林彪。在对待罗瑞卿问题上,二人狼狈为奸,可谓是不谋而合。从此二人勾结起来,终于把罗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渊。
  1965年秋冬之际,林彪开始行动了。他叫秘书打电话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罗瑞卿的表现。林彪的老婆叶群则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新班子”,要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材料。接着又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你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前空军司令员)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要讲。”这是明显的示意、出题目。接着叶群又说:“林总讲,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
  听到这里,吴法宪完全明白叶群的示意。他马上表忠心:“我当然跟林总。跟罗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吗?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
  叶群很高兴,就说:“林总已经把你的级由六级调升至五级。”就这样,吴法宪心甘情愿地上了贼船,不惜踩着罗瑞卿的身体往上爬。叶群和吴法宪捏造了所谓罗瑞卿要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一、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后林彪不要再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罗瑞卿真的讲了这四条,那就确有伸手要军权的嫌疑。吴法宪按叶群授意,从1965年底到1966年3月,发了两次言,写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罗瑞卿讲了这“四条”,因此,“充分证明罗瑞卿确实有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这是死无对证的指控,因为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
  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林彪对罗瑞卿采取了突然袭击。当时罗瑞卿正在云南落实中央军委的军事部署。他正忙于工作时,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上海去开会,却没有透露会议的内容。罗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准时到达上海机场。前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负责人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罗瑞卿已感到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吴法宪一反往日的“热情”,紧板着面孔。进市后,罗瑞卿也没有被安排在他每次去上海暂住的锦江饭店,而是安排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且他们还委婉而坚决阻拦了罗瑞卿与秘书通电话。这里警卫森严,在一间房间里他见到了几位熟悉而又深为敬重的老战友,但他们谈话犹犹豫豫,欲言又止。最后,他终于知道了,正在开的会议是对罗瑞卿的突然袭击,并且这是中央的决定。罗瑞卿急于知道会议情况,却自始至终被拒之门外。
  这次会议是林彪策划诬陷罗瑞卿的一次紧急会议。从1965年12月8日开始,到15日结束,由林彪主持。毛泽东11月末在杭州听取叶群利用海军的材料对罗瑞卿问题的汇报后,他不能容忍有人竟违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针,于是不顾和罗瑞卿的亲密关系,忍痛割爱,于12月2日在一份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了如下批语:“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这个批示,如获至宝,肆意地歪曲事实对罗瑞卿进行陷害。会议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的所谓的“反党篡军的罪行”。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却能够出席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最有分量”的发言。叶群这个被誉为“浑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实对罗瑞卿是怀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队评职称时,叶群向罗瑞卿伸手要大校军衔,而罗瑞卿却按规定给她评为上校,没有满足叶群的权欲。1965年春,林彪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发到部队前,罗瑞卿建议改掉文件中提到叶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叶群十分恼火。这次能在中央会议上对罗瑞卿开火,叶群当然火上浇油。她说:“罗瑞卿掌握了军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后又会要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对她的一派胡言,邓小平在会上公道地为罗瑞卿申辩,但在那种情况下,显然无济于事。因为叶群她们为了加强“罪证”的分量,曾逼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作证,处于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翟云英表示没有听说所谓“四条”,只承认她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他们抓住这一根稻草,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证明。同时,叶群还授意李作鹏也凭空诬告罗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阴谋活动,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与会的人已无法为罗瑞卿辩解,于是林彪在会议上宣布了撤销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一切职务。对罗瑞卿的迫害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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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3 06:46:40
  55、罗瑞卿大将被逼跳楼(3)
  在江青的配合和参与下,林彪加快了对罗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连续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罗瑞卿在会上做检查。如果罗瑞卿不承认林彪罗列给他的一系列罪行,检查就不能通过。因此,会议开得很特别,没有确定日期,停停开开,每当罗瑞卿要陈述真相时,他们就宣布休会,这其实是在逼供,他们根本就不想给罗瑞卿申辩的机会。罗瑞卿当时的处境正如他的女儿点点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叙述的那样:看见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过脸去,卖身求荣者鼓噪淹没了仗义执言的呼声,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闭口不语,或违心附和,反复无常的人则高举顺风旗,脸上堆满狞笑,血口喷人。他好像被推进茫茫黑夜中,黎明没有盼头,他好像被推上悬崖绝壁,却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无法解,他意识到有人在逼他,逼他离开这个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罗瑞卿感到孤寂、郁闷、悲愤,觉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决心以死来抗争。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的一张字条:“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之后便从他住房的楼顶纵身跳了下来。然而,历史也许知道有那么一天他会沉冤得昭,他没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当他躺在医院里,睁开眼看见旁边流泪的妻子时,一再嘱咐她:“要把孩子养大,不要让他们斩草除根。总有一天,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党,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
  但是,他面临的,却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说他是个“身败名裂”的敌人,以自杀这种形式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叛国”的“罪行”。罗瑞卿被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张硬板床、一张小方桌,一个难得见到阳光的小窗户,严密的看守。这位没有坐进敌人监狱的大将却坐进了“自己人”的监狱。断肢的疼痛使他昼夜难眠,更严重的是心里的绞痛。而林彪则幸灾乐祸,并要一步一步地把罗瑞卿逼到绝路。
  批斗会上,红卫兵把罗瑞卿放在大箩筐里抬了出来。因怕他再站立起来,一个多月做两次残忍的大手术。
  罗瑞卿开始了他被囚禁的生活,但他这时就是想过着“囚徒式”宁静的生活也不可能了。此时,狂热的“红卫兵”也踏上了政治舞台,社会上的批斗风像着了魔似地狂吹乱卷。周恩来总理预感到罗瑞卿可能要受到冲击,指示:“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又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妥加保护。吴法宪密报叶群得到的答复是:“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待?”吴法宪于是寻找种种借口,一会说空军医院没有合适房子,一会说医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骗总理,拖延时间。康生和谢富治也四处煽风点火,公开宣称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还是“假党员”。
  1966年12月24日,在林彪“靠红卫兵而诛之”的阴险毒辣指示下,解放军各军事院校在京学生的首都“红卫兵”万余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以罗瑞卿为首的篡军反党集团”大会。会前,林彪亲自作了具体指示:“干部不要上台,由红卫兵自己搞。……执行红卫兵的指挥……叶群同志提到上次斗争大会无严慰冰,群众意见很大,这次加上郝治平更好。”在林彪一伙的暗中指示和帮助下,罗瑞卿被红卫兵捆绑到会,一同批斗的还有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以及肖向荣、梁必业等军队领导人。而叶群则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捂着大口罩,挤在第19看台的“红卫兵”中,为林彪计谋得逞而奸笑着。
  随着刘、邓、陶问题的公开化,批斗会的规模和声势直线上升。1967年1月4日、5日两天下午,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东方红公社、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央乐团井冈山革命造反团、首都东方红红卫兵联合委员会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3.6万人参加了大会。
  1月4日上午9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和朗诵着语录进场。大会还教唱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下午1时30分,大会正式开始。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分别挂着写着名字、并在名字上画“×”的一米见方大牌子,被红卫兵押进会场。罗瑞卿因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有幸坐在凳子上。罗瑞卿拖着残腿,被两个“红卫兵”扭曲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一个,口号声此起彼伏。每一个发言结束,被批斗的人便被押着绕场一周。罗瑞卿拖着伤腿,面色灰白,痛苦不堪。不但是腿上的伤在折磨着他,人们误解他的口号声也刺激着他的神经。但他的目光是坚定的,他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有人故意要借狂热的红卫兵的手除掉他,他不再想死了。他知道,只有活着,才能继续和他们斗争。他深信中国的那句古话:“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
  大规模的批斗会和体罚已经很流行了,罗瑞卿不断地被批斗。他的腿伤未愈,却一面接受所谓的治疗,一面接受群众的“审查”。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手术时,根据常规,手术后七天拆线,但“为了斗争需要”,六天便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一种身体不能好好休息,腿伤不能很好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3 14:40:16
  56、罗瑞卿大将被逼跳楼(4)
  不久,在林彪一伙的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的“伴郎”一起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活动中,罗瑞卿被称为军内“第二号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并冠以“资产阶级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的等罪名。8月16日,在报刊上对八届八中全会决议进行的宣传中,罗瑞卿又被称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在军内的代理人”被一再点名。8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卿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8月28日,《人民日报》又登载了“北京部队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比武是罗瑞卿篡军反党阴谋的大暴露》的文章。从此,罗瑞卿一天24小时,几乎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他身体日渐虚弱,腿伤也日益严重。
  1967年9月14日,罗瑞卿整日高烧不退,昏昏沉沉。深夜,他拄着拐杖,扶着墙壁,拖着伤肢,一步一步蹭向厕所。看守嫌他走得慢,推了一把,摔倒在水泥地上,造成伤腿股骨骨折。就在骨折后第三天,罗瑞卿被强行接出医院。11月中旬,新伤旧疾再次恶化,成了威胁他生命的大敌。罗瑞卿再次住院作骨折牵引复位手术。被林彪控制的医院,奉行着“医疗为政治服务”的原则,罗瑞卿的病房就成了审讯室,专案人员说:“你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就别想舒服。”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逼着罗瑞卿回答,只要他稍有怠慢或回答不中对方的意,牵引就停止。对抗肌肉痉挛、对合骨折端的牵引是非常痛苦的治疗,时牵时停就是破坏治疗。这段“治疗”期间,对罗瑞卿的病体是一种折磨,对他的意志也是一种磨炼。两个月后,罗瑞卿又被赶出医院。
  1968年5月底,罗瑞卿几经“治疗”的腿不但没有好,反而恶化了。6月1日,他写了一个报告:“……左腿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经常流脓水,又跌断了左腿的骨头,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锯掉……”
  7月13日,罗瑞卿被送进医院。7月25日,医院作出手术方案并写出报告。叶群得知这事之后,8月4日打电话给吴法宪说:“罗瑞卿动手术的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又说,罗瑞卿到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请立即告诉罗瑞卿专案组,动手术问题推迟到秋后进行。”他们关心的是搞出罪证,彻底搞垮罗瑞卿,而对罗瑞卿的身体则根本不在乎。
  在林彪的亲自策划下,罗瑞卿的手术延期了。8月7日,专案组重写的报告上说:“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罗瑞卿听到这个决定之后沉默了。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凭着坚强的意志,凭着对光明的渴望,顽强地活着。对他们的逼供仍以沉默来作为回答。因此手术秋凉并未进行,而是拖到1969年初。1月25日深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参加手术的医生和护士又作了临时更换,以致这些医生在连病人都没有见过的情况下,截去了罗瑞卿小腿的下1/3部分。五周以后,又做了高位截肢术,将罗瑞卿的左腿从股骨以下摘除。本来股骨有可能治好,这样便可能安装假肢,但他们怕罗瑞卿再站起来,便做了如此残忍的手术。
  在罗瑞卿身心遭受残害的同时,他的家人也遭到了林彪一伙残酷的摧残。妻子郝治平,这位16岁就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于1966年下半年被关进监狱,在狱整整六年。儿子罗宁,在1967年大年三十夜被投进监狱,一坐就是五个春秋。其他的五个孩子,也受尽了各种折磨、侮辱和艰辛。
  历史是公正的,以残害别人来实现自己权力欲望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林彪摔死后,罗瑞卿于1973年底初步获得了人身自由。他对子女说:“一个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不能为党工作,还要受人无端的打击和诬陷,内心是太痛苦了。这些年,我几乎不会笑了……”
  也许在1973年初步获得自由时,罗瑞卿终于会笑了,但一定笑得很勉强。因为林彪摔死了,但是“四人帮”还在猖狂地活动,江青不会允许这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再站起来。将军虽然人身初步获得了自由,但他仍然不能恢复工作,如他自己所说“一个共产党人,多年不能为了党而工作,内心太痛苦了”。他的案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定了性,而且还有毛泽东的批语,因此他仍然蒙受在冤屈之中。
  1976年,历史终于把“四人帮”推上了审判台。又经过一年多的曲折,罗瑞卿复出担任军委秘书长等职务。此时正值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初期,百废待兴,因此坐在轮椅上工作的罗瑞卿感到很不方便。他曾对沈图说:“坐在轮椅上真不方便,生活不能自理,工作更不方便。”1978年夏,党中央安排罗瑞卿去西德治病,安装假肢。罗瑞卿将军心里很过意不去,说:“这次党中央安排为我去西德治病,作了十分慎重的安排,国家为我花了这么多的钱,心里真过意不去……”这位历尽沧桑和折磨的将军对党的忠贞依然不改,对革命工作的痴心依然不改。
  人们都期望这位铁骨铮铮的将军能站着回来,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但是生活竟是那么残酷。罗瑞卿将军竟在西德手术后不久心脏病突发,于1978年8月3日与世长辞。他活过了那场浩劫,他希望自己能站起来在浩劫后为祖国做点事情,然而残酷的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
  毛泽东曾评价罗瑞卿,说他“原则性太强”、“水至清则无鱼”,正因为他这种性格,在奸臣当道的日子里,他才最早成为军内迫害的对象。将军的铁骨,将军的忠魂,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品格。将军,如果您九泉下有知,您一定会笑得很欣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昭雪了您的冤狱,恢复了您的一切名誉。您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您的铁骨忠魂却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文章摘自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4 07:39:24
  57、陆定一被打倒始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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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之前,陆定一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狂飙天落,他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随之而来的是批斗、关押,在铁窗中度过了13年的囚徒生涯。然而,批斗、镣铐、名誉扫地都没有能够动摇陆定一的政治信念,越是在逆境和危机面前,陆定一越是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坚忍与顽强。

  风生水起

  1966年初,山雨欲来风满楼。
  围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斗争的风云翻涌,毛泽东对中宣部、北京市委越来越不满。3月17日至20日,他在杭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地批评中宣部及北京市委;3月28日,在同康生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批评与警告: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他还说,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就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陆定一听了传达,感到异常困惑与惶恐。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件令陆定一震惊的事。一天上午,陆定一如约来到了彭真的家。彭真拿出一叠材料,对他说:“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这些信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公安部派人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最终断定匿名信出自严慰冰之手。”
  陆定一感到震惊,也感到不可思议。他确实不知情,更不赞成妻子的这种“玩火”行为,他说:“这样的信是起不了效果的。有意见就公开提嘛!”此后,关于写“匿名信”的动机,陆定一多次说过,他请教过医生,确实有这样的精神病,平时一切正常,发作时精神就错乱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疾病。
  与彭真谈话之后,陆定一遵照中央的决定,采取回避的态度,到江西、安徽作“调查研究”。不久,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来到合肥,他们受中央委派通知陆定一:严慰冰已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于4月28日逮捕。
  严慰冰要出事,这在陆定一的意料之中,但竟以“现行反革命罪”抓起来,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事情竟如此严重。两位副部长还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露,不与严家人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陆定一表示照办,并接受张子意的建议,写信给中央,表明自己拥护中央的决定和遵守五条规定。
  然而,灾难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5月6日,陆定一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打来的电话,通知他立即回京,参加党的重要会议。
  匆匆飞回北京的陆定一,按照指定的时间,赶到会场,会议已经开始了,迟到的陆定一立即陷入围攻之中。在林彪的布置下,特别就匿名信横加责难,说严慰冰的匿名信是“反革命”。严慰冰不是“单干户”,而是有“同谋者”,陆定一就是指使者与主谋。他的家庭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夫妻店”。
  陆定一有口难辩。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了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开始席卷全国。5月23日,中央通过了立案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人职务的决定。在对陆定一的决定中说:“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9月30日,又正式公布了对陆定一实行“隔离反省”的决定,至此,陆定一被彻底打倒。

  身陷“秦城”

  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牢狱的滋味。陆定一革命四十多年,曾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虽然他随时都做好了被捕入狱的准备,但是每一次都化险为夷。这次入狱,是陆定一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陆定一按规定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这里有几座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楼道两旁的铁门上都挂着锁。押送他的人把他推进一个打开的小门中,“咣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陆定一心里明白,他已经成为阶下囚。
  在此之前,陆定一在看守所里已被关押了近两年,在严刑逼供下,他三次绝食、多次上书,但种种的抗争只是加重了他的“罪行”。
  对这段经历,陆定一后来回忆说:
  1967年10月9日,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9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
  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
  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
  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我的编号是68164号,即1968年1号要犯,64号。
  在监狱,受虐待,我生了气。想不通,生闷气,肚子里生起硬块,眼底开始出血。把我送到同仁医院,用镜子一检查,医生说,你这病,要靠你自己治。你要自己消气,把硬块消化吸收。你不要生气,你要学会笑,大声地笑。
  从医院回到秦城监狱,我就学笑。不笑也要笑,哈哈大笑,像演戏的大花脸那样,哈哈大笑。监狱里,有一块门板,上下两部分。哨兵上上下下望,干涉我,要我不要笑,禁止我笑。我说,我有笑的本事。
  不让笑,怎么办?我就唱,大声地唱。又笑又唱,又唱又笑,经过半年多,用笑用唱的方法,果然治好了肚子里的硬块。
  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人际间的交流,精神会失常;二是除了审讯之外,没有人和他说话,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陆定一也担心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想办法避免,办法之一是哈哈大笑,办法之二是唱京戏。就是靠笑和唱,治好了肚子里的肿块,也使他没有失去说话的功能。

  • mdl2999: 举报  2018-05-14 17:01:29  评论

    陆定一的老婆写大量匿名信大骂叶群,说叶群和林彪结婚前已不是处女,林豆豆是叶群和别人通奸生出来的,周恩来都说连国民党都不会做出写这种匿名信的下流动作,可见陆定一和他老婆是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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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4 16:42:43
  58、陆定一被打倒始末(2)

  “中统特务”
  陆定一是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与“严慰冰的反革命”案被捕的,但是,每次提审,审问的人不过问他与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之间的关系,而是纠缠匿名信的问题,再就是要把他搞成“特务”、“内奸”。“九一三事件”,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匿名信”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但陆定一并没有获释,反而被宣布是“内奸嫌疑”。陆定一革命几十年,从来没有被捕过,同内奸嫌疑根本挨不上边。那么,他是怎样被诬陷成“中统特务”的呢?
  1968年5月,“陆定一专案组”的三个人奉命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点名要提审职位最高的中统特务。在管理所人员的陪同下,原国民党中统局秘书张文被带到审讯室。“专案组”的态度十分严肃,命令张文交待关于中统特务打入共产党中央的内线。
  审问了一天,没有收获,三个人便按照既定程序,再宣布政策,再背诵语录,可张文仍然答不上来。提审者拍桌子,严厉训斥,不起作用,只好命张文回去好好回忆。
  回到宿舍,张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件事:在1947年的一次高干会上,中统局长叶秀峰通报了上海区破获的几件共产党案件,并表扬该区负责人的工作有成效。在讲话中,叶秀峰还自鸣得意地说:“以前共产党打进我们的心脏,现在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了。”对于前半句,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是指共产党人钱壮飞,可是,对于后半句,大家就猜不透了,叶秀峰所说的“我们的人”究竟是谁,没有人知道。 第二天,张文将这件事交待出来。三人听了,立即兴奋起来,一个劲儿地追问:“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叶秀蜂没有讲出名字。”张文老老实实地回答。三个人不信,硬说张文有顾虑,于是再宣布政策,再背诵毛主 ,再令张认真反省,一直搞到天黑。张文被搞得晕头转向,三个人也精疲力竭。 第三天,再被提审,张文的回答还是与前两次相同。三个人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威胁说,再不交待就一枪崩了你。其中一个人提示:叶秀峰所说的那个人是不是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
  经过连续三天的提审,张文明显感觉到一次比一次严厉,如果不说假话,恐怕难过此关,于是顺着专案组人员的提示回答说:“是的,叶曾说过,那个人就是陆定一。”
  听到“陆定一”三个字,三人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即令张文写出书面供词,并说只写这一段就行了。张文遵命随即写出这样一段话:当时叶秀峰所讲的“共产党中央也有我们的人”,这个人就是陆定一。
  这份几行字的供词被小心地放在文件包里,三个人扬长而去。
  1974年9月,“四人帮”又派人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提审张文,张文写了一份与1968年那份供词基本相同的供词。
  1975年中共中央25号文件为陆定一正式定性,而张文的那份供词作为主要证据向全国传达。
  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获特赦的张文在听取揭批“四人帮”罪行传达后,才如梦初醒。原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卑鄙伎俩来打倒老干部。由此联想到自己在改造期间所写的两份不实供词,心里觉得特别不安,一种负罪感总是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系列冤假错案得到纠正。在这股春风的吹拂下,1984年11月和1985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委整党办先后派人到张文家中,查询核实当年的讲话内容,以及如何被逼供、诱供的经过。这时,陆定一案已经彻底平反,林彪、“四人帮”强加在陆定一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已经彻底推翻。张文终于可以将事情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他感到如释重负,为自己能在有生之年纠正错误而感到庆幸。
  “阶级异己分子”
  陆定一的另一罪状就是“阶级异己分子”,其“根据”就是他接受了父亲的2000元的“遗产”。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很清楚,但林彪、“四人帮”硬是揪住不放,大做文章,目的就是要打倒陆定一。
  陆定一的第一位夫人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生于湖北武昌金口镇一个中医家庭。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18岁的唐义贞被党组织送到苏联,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她遇见了陆定一,两人一见如故,1929年结为夫妇。1930年夏天,陆定一与唐义贞先后回国。1931年春天,在顾顺章叛变革命的最严峻时刻,陆定一夫妇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同年9月,唐义贞随陆定一到了瑞金。此时陆定一已由团中央巡视员改任苏区团中央宣传部长。他们在叶坪附近一座废庙里安了家,第一个女孩也是在这里降生的,取名“叶坪”。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唐义贞因为怀孕,被留了下来。望着腹部隆起、步履蹒跚的妻子,陆定一依依不舍。唐义贞也清楚这可能是诀别,但两人都尽力抑制自己的感情。红军主力撤出中央根据地后,唐义贞随福建省委秘书长毛泽覃一行人前往长汀。11月19日,唐义贞在邓子恢母亲杨老太太陪伴下,到达长汀圭田,第二天便生下一个男孩。十几天后,她含泪和新生婴儿分别,回到了队伍。不久,唐义贞在突围中被俘。1935年1月31日凌晨,唐义贞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当时她还不满26岁。而此时,陆定一跟随党中央、毛泽东长征到了陕北,并参加了东征和西征。不久,因为旧疾发作,陆定一不得不请假去南京治疗。在治病期间,他接受了父亲留下来的2000元钱,并将其中的1000元给了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作为党费上交;另外1000元交给了妻子的长兄唐义精,用来寻找留在江西老区的女儿叶坪。当时,他并不知道,他那个未曾谋面的儿子还活着。
  陆定一对唐义精说:“现在有了线索,就有找到叶坪的希望,但我要回前线,没有时间和精力,就只有拜托你们了。”他还嘱咐:“如果发现其他同志失散的孩子,也一并找回来。”因为他知道刘伯坚烈士的儿子也留在江西。
  唐义精当时是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长,五四时期与恽代英是挚友,一起投身爱国运动。1938年,日寇进攻日紧,达官贵人和政府机关纷纷关门收拾行李,准备撤离武汉。唐义精决定把武昌艺专西迁四川,可是经费无着落,只好动用陆定一留下的这笔钱。为慎重起见,唐义精请学校董事会会长蒋兰圃手写了借据一张,注明是借用这笔钱来迁校,将来有钱再还,以便继续寻找叶坪。这张借据曾由唐义精夫人张瑛保存,后因当事人先后亡故,又经战乱不知去向。
  唐义精与五弟唐一禾一起组织了学校的西迁,到重庆后,他继续履行陆定一的嘱托,不断地打听叶坪的下落。不幸的是,1944年3月,兄弟俩赴重庆开会途中,因翻船,双双身亡。
  陆定一的本意是用这1000元寻找女儿和其他同志失散在老区的后代。但在国家危难之际,这笔钱借唐义精、唐一禾之手,用于民族艺术事业,不仅保住了武昌艺专,还培育了大批艺术骨干。“文革”中,“陆定一专案组”曾到武汉取证,唐一禾夫人熊明谦和武汉艺术学院院长杨立光都说明这1000元用于武昌艺专的搬迁上,但“四人帮”仍诬蔑陆定一是“阶级异己分子”。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5 07:45:11
  59、陆定一被打倒始末(3)

  迟到的春风
  1975年,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邓小平复出并进行了“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落实政策,在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得到解脱,搞清楚的还进行了平反。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其中一些人还陆续分配了工作。
  这年,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做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提出了“还是留在党内”的意见,但他孤掌难鸣,没有被接受。
  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党内外都传达了,直到居民委员会,传达范围之广在“文革”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200元生活费。
  陆定一被软禁、关押已有九年多了,能够出狱回家,当然是件好事。但是,要出狱,就先要签字,签了字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陆定一不同意这三项罪状,拒绝签字,只好在监狱又蹲下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十年的大动乱宣告结束。
  这年年底,陆定一的心脏病又犯了,必须到医院治疗,但他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被安排在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就医。病房也是牢房,有铁门,有看守,有监视。
  病稍好了,陆定一继续进行申诉。他写信给公安部部长和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他们转呈中共中央。这时已是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完成工作重点的转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必须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终于在这一天重见天日。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把陆定一接出去,并告诉他中央将为他平反。
  陆定一说:“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是错案。”来人回答说。
  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也出狱了。
  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到后来的十年牢狱之灾,失去自由近13年的陆定一有着一种恍如隔世的慨叹与无奈。出狱后,陆定一曾在一首诗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足以表明他在世事沧桑面前的庆幸和泰然。
  后记:
  陆定一,(1906年6月9日-1996年5月9日)江苏省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27年起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长征时,在红军第一方面军“红章”纵队政治宣传部工作,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9年6月,陆定一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副主席。同年9月,在党的第十一届四中全会上,陆定一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80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1983年6月,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党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陆定一学识渊博,古典文学和历史研究的造诣很深,尤其是他的英文水平极高,在延安时,陆定一曾担任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翻译。
  1996年5月9日,陆定一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7240870100w4tz.html


作者:ty_126985827 时间:2018-02-05 08:27:33
  这些文痞乃耄之棍子,用后弃之。
  可怜可恨,罪有应得。吴五七反右积极分子,助纣为虐,下场极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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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5 11:22:49
  60、杨尚昆文革蒙难记(1)
  人民网-文史频道苏维民
  [导读]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1945年10月至1965年11月,杨尚昆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岗位上干了20年。杨尚昆曾说:“中央办公厅是中央的办事机构,掌握党的全部机密,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我的信任。”然而,1965年11月10日,杨尚昆突然被免去中办主任职务。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中办首当其冲,杨尚昆成为第一个“牺牲品”。
  突遭撤职
  杨尚昆自1945年10月接替李富春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在中办主任岗位上默默耕耘了20载。如杨尚昆所说:“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这么久是罕见的,对我个人来说,这20年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从38岁到58岁,正是精力旺盛,多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是干工作的最好时期。”
  在任中办主任20年中,杨尚昆也曾几次向毛泽东提出调换工作问题。如1958年中办秘书室“黑旗事件”(所谓“黑旗事件”,指1957年至1958年中办秘书室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围绕该室负责人应否划为右派问题发生了争论。江青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偏袒一方,把此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中直机关党委在中办秘书室整风运动中压制了“左派”,插了“黑旗”,故称“黑旗事件”。在这次事件中,许多同志受到诬陷或株连。中直机关党委和中南海总支的一大批同志受到党纪处分;秘书室受党纪处分和被定为“思想右倾”、“立场不稳”的占该室总人数的60%。为此,杨尚昆请求处分并辞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职务,毛泽东未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黑旗事件”中受诬陷或株连的同志全部得到平反——作者注)后,他就曾经正式向毛泽东辞职,说他在办公厅这么多年,工作也没有搞好,想出去做点别的工作。毛泽东连说:“不行,不行。”毛泽东问杨尚昆:“你不当办公厅主任,让谁当啊?”杨尚昆向他推荐了胡乔木,毛泽东又连说:“他不行,他不行。”以后胡乔木知道了这件事,也对杨尚昆说,他当不了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自己实在是想脱身啊。
  但是,1965年11月中央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的职务却又很突然。11月5日,彭真通知杨尚昆:中央决定调他去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汪东兴任中办主任。对此,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我虽早有预感要被撤职,但来得这么突然,确实茫茫然。”11月8日,杨尚昆向汪东兴和当时在京的中办副主任曾三、田家英、李质忠交代了工作。次日,杨尚昆写信给毛泽东,说自己在中办工作了20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辜负了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心情很沉重,也很惭愧,感谢毛主席和中央这次给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的机会,今后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的工作做好。在去广州之前,如果毛主席有空,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的批评、指示。第二天,毛泽东接见了杨尚昆。毛泽东说:“你办公厅的工作做得不错嘛!你有什么错误?没有错误。你下去工作一个时期锻炼锻炼好嘛。”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布置了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一是,看中央和国务院有什么不适合于当地情况的政策、措施,可以写个报告,提点意见;二是,各条条下达了一些什么东西,同中央和国务院相矛盾的帮助理顺一下。毛泽东还对杨尚昆说,广东那么热,你到那里去干什么?现在既然已经决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把你调到黄河流域搞个两三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互相打架。杨尚昆对毛泽东说,这个任务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可能完成不了,但会努力去做。从毛泽东处回来,田家英问杨尚昆和毛主席谈了些什么,杨尚昆如实告之,田家英听后说糟糕。他对杨尚昆说,如果毛主席狠狠地骂你一顿就好了,就没问题了。毛主席这样敷衍你,问题就大了。那时,杨尚昆也已预感到要出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政治风暴。所以,他对曾三说:“曾三同志呀,这一刀砍下来先砍到我,你们也要准备挨整就是了。”11月9日,杨尚昆去周总理处谈话,对周总理说:“我在中央办公厅20年,虽然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没有做过反党的事情,也没有做过有损中央威信的事情。你是最了解我的,将来有可能被开除党籍,如果有一天真的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有办法,但这是冤枉的,只要你了解我,我心里就踏实了。”周总理要杨尚昆放心,说不会那样,要他下去以后好好地工作,不要背什么包袱。最后,周总理一直送杨尚昆走出西花厅,才依依惜别。但杨尚昆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同周总理会面。
  12月10日晚,杨尚昆乘坐中央警卫局为他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赴广州。我和赵宇田作为杨尚昆身边工作人员随行。搭车去广州的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和周梅英、赵仲实,加上列车员王景仁、刘满容共8人。当时,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上海参加毛泽东在那里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离京时,到车站送行的只有中央组织部李楚离、乔明甫两位副部长和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的同志和其他好友由于杨尚昆事先打了招呼,不让他们送行,所以当时的场面异常冷清。11日晚,火车到达长沙,由于前方列车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等人接到省委蓉园招待所休息。12日,杨尚昆等人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当晚,正在浏阳指导“四清”运动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了面。13日下午,杨尚昆等人到达广州,暂住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三天以后,陶铸从上海开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从他那里杨尚昆得知罗瑞卿出了问题。
  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毛泽东找我谈话的那一天,正是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日子,文章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准备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正是这一天,中央免去了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如此巧合!”对于被撤职的原因,杨尚昆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的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5 19:14:21
  61、杨尚昆文革蒙难记(2)
  从广州到太原
  1965年12月杨尚昆到广东后,没有什么工作可做。省委只是给他看一些文件,说先休息几天,慢慢熟悉情况,并没有进行分工,安排具体工作。杨尚昆按原来设想的到广东后各县都要跑一遍的计划,于12月18日即从广州出发,先后到了海口、琼海、兴隆、崖县(三亚)、湛江、电白、阳江、新会、江门、佛山、中山、顺德、宝安(深圳)等地,重点听取各地“四清”运动的情况汇报。1966年1月17日,杨尚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省委会议,听取区梦觉传达中南局会议精神。1月26日,他还参加了王震召开的海南岛发展橡胶问题的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适当发展橡胶,并对橡胶管理体制提出一些意见。春节后,杨尚昆身体日渐虚弱,病痛加重,经中央批准,于1月31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住入华东医院。3月8日,接中办电话,中央同意卫生部的建议,杨尚昆休息三个月。4月18日,杨尚昆与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马甫通电话,得知省委拟于5月5日召集地、县委书记在从化学 著作。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不仅可以熟悉人,还可以从基层工作的同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当即决定提前回广州。4月20日,杨尚昆离开上海,经南昌,23日到达井冈山,在那里重读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篇毛泽东著作。27日到达瑞金。5月5日回到广州,住小岛招待所10号楼。随后得陶铸通知:“尚昆同志不必参加地、县委书记会了。”19日,陶铸在中山纪念堂作“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也没有通知杨尚昆到会。
  5月22日,陶铸等人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向杨尚昆口头传达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免去杨尚昆的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陶铸等离开后,杨尚昆就把我和赵宇田叫去,如实传达了中央对他的决定,并说他在中办20年,工作没有做好,还犯了错误,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接受中央的审查,问题总会弄清楚的。杨尚昆还说:“我想得通,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还说:“现在我要下去工作,你们就回北京吧。回去以后,中办会找你们揭发我的错误,你们认为我还有哪些错误,如实讲,不要有顾虑。”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尚昆反复讲,一切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从这时起杨尚昆的对外联系就被切断了。同李伯钊和子女的电话也接不通了。马甫倒是经常来看看杨尚昆,并要我和赵宇田照顾好杨尚昆的生活,叮嘱我们不要同时外出,杨尚昆身边要有人。
  5月23日,杨尚昆给邓小平和周恩来打电话,要求调回北方工作,电话打了半天也没打通。无法,只好把电话打给机要室,传去了一段文字:“小平、总理并常委:昨日陶、赵与我谈过,我拥护中央的决定。我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因广东潮湿而酷热,两臂的关节炎日益加剧,右手已抬不起来,治疗也无效,20天来每天中午发烧374℃,食欲不振,体重还在下降,恳切要求,万望考虑赐复。”
  5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中发[66]277号文件)。关于杨尚昆的问题,文件说:“杨尚昆同志的主要错误如下:(一)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他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三)他同罗瑞卿等人的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了反党活动。(四)他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但杨尚昆的要求,还是得到邓小平和周恩来的支持。5月28日,陶铸来到小岛招待所10号楼告诉杨尚昆中央已决定让他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处书记。5月30日,由马甫护送,杨尚昆乘火车经石家庄于6月2日到达太原,住太原饭店西楼。
  在太原,杨尚昆感慨地说,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顶多四个吧,何况还不一定能活到80岁。第一个20年,糊里糊涂过来了;第二个20年参加革命,变化很大;第三个20年,小心翼翼,不求名利,还是犯了错误;第四个20年,从头开始,尽可能做点工作吧!杨尚昆在太原闲住了一个月,多次要求早些下去工作,但都被婉言拒绝。后来实在无法,于6月23日安排了一次汇报来敷衍,由省农办的同志介绍山西的农业情况。
  7月3日,杨尚昆上午去晋祠散步,忽传来电话说省委领导要来谈话,下午不要走开。中午l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发现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已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还有两个不知什么人,同我和赵宇田谈话,说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欧阳景荣走了,那两个人留了下来,和我们形影不离,过了一夜,又一同登上火车,7月5日晨到达北京。第二天,我们就被安排到“学习班”参加运动揭批杨尚昆去了。后来才知道,7月3日那天,杨尚昆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6 06:49:13
  62、杨尚昆文革蒙难记(3)
  身处逆境意志弥坚
  1966年7月3日,杨尚昆开始被“监护审查”。起初,生活待遇尚可,配有服务员和厨师,只是失去了自由。12月25日,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他开始被无休止地批斗,受尽摧残、折磨。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尚昆还是坚信党,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他认真研读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时刻关心国家大事。1967年杨尚昆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最困难的日子,也记下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风范。
  “1月15日。茶叶、收音机都收走了。没有收音机听,起床后只好散步,因天不亮看不见东西。下午读《人民日报》,周公宴会上欢迎卡博的致词和卡博的讲话。”
  “1月26日。右手指麻木,写东西不便。腰痛极了,坐卧不安。上、下午读毛选。”
  “2月4日。主席接见卡博、巴卢库,身体甚健康。下午读毛选。”
  “2月9日。旧历丁未年元旦。昨晚下了中雪,兆丰年!60周岁了!上、下午读报、毛选,第一卷已完。”
  “5月25日。以清茶一杯纪念联合生日(杨尚昆历来在每年的5月25日和他的次子杨绍明同时过生日,称“联合生日”——作者注)。小二你在做什么?勇敢地奋斗吧!努力做一个主席的好学生!”
  “5月30日。上午外出与专案小组谈话。头疼不安,坐着读书不方便,只好躺下读毛选。”
  “6月19日。今天是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10周年,听了全文广播,《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蚊子咬人,午夜2时才睡去。”
  “7月8日。读《论持久战》,以纪念‘七•七’。未洗澡已两星期,据说澡堂坏了,擦身换衣服。”
  就这样,杨尚昆经受了长达9年的“监护审查”,直到1975年2月9日被“解除监护”。
  1978年11月23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杨尚昆宣布了审查结论:“杨尚昆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曾受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现已审查清楚,应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补发在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但是,这个审查结论留了尾巴。两天以后,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分配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所谓“秘密录音”问题再次进行审查,直到1980年10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彻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的许多干部也因杨尚昆的问题而受到株连。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中办的一大批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罪人”,中办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随着运动的不断升级,被诬为杨尚昆的“帮凶”、“爪牙”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又有了一个新名字——“杨家死党”。这些人整天挨批挨斗。田家英更是在被宣布为“反党分子”的第二天含冤辞世。对于这些情况,可以从1966年7月22日中办给中央的报告中窥见一斑。报告指出:“中央办公厅为杨尚昆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已揭露的大量事实证明,不仅原办公厅的领导核心烂掉了(杨和曾、田、龚三个副主任),而且下面几个主要单位的绝大部分领导骨干也烂掉了(如机要室、秘书室、办公厅直属各组、档案局、档案馆、特会室等)。多年来,杨尚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到目前为止,办公厅及所属各单位已揪出反党分子曾三、田家英、龚子荣、叶子龙、康一民、吴振英、何均、赖祖烈、裴桐、李欣、逄先知等24人。”多年后,杨尚昆很少向人提及他被免去中办主任后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对于那些因他而受牵连的同志,他并没忘记,他说:“‘文化大革命’我是首当其冲,第一个被整就是了。十年中,很多同志受到我的株连,受尽摧残、折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到平反,我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幸喜,这些同志今天大多健在。”
  本文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著,四川人民出版社http://news.qq.com/a/20120214/001056_1.htm

作者:dalaoshu2016 时间:2018-02-06 09:52:42

  我认为,就是我党当初没有建国搞经济建设的经验,
  只有打战你死我活的斗争经验,
  想骑在马上打天下那样治理国家,
  制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想把所有的一切打碎了重来,
  结果是东西都打碎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创造一个更加好的。

  如果轮打战,朝鲜战争28国联军我们都不怕。
  一旦消停下来,要踏实搞国内建设了,就懵逼了。
  实在是没有干过呀。

  大家都是对革命有功的人,都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
  很多人还抱着解放全世界的愿望呢,血气冲天,这股劲得不到释放。

  刚开始的刘邓的经济建设,遇到了很多阻力,也犯了很多错误。
  领导层对此没有任何正确的决策,只是不停的换人,按照革命的惯例,
  下台的人都受到批斗,换来换去没有一个干好的。

  最高领导层也是晕菜了,似乎这帮老革命只会干革命,干不了实事,
  谁也不敢信,于是民间提拔,结果还是一样。

  如果不是周总理在中间平衡,还不知道会弄成啥样。
  弄到最好大家都身心疲惫,主要领导人都纷纷归于混沌。

  于是尘归尘土归土,一切从头来。

  治国理念错了,谁来操盘都只有喝老白干儿的分。没有干好,可以撤职,
  干嘛弄得干不好革命就要革你的命一样。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7 07:22:18
  63、逆境中的杨尚昆(1)


  1965年秋,杨尚昆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66年5月,他又被打成所谓“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他更是被监禁达12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作为他的秘书,曾跟随他在广东、山西工作过一段时间,亲身了解到,在逆境中,他虽然对许多问题也想不通,但态度很坦然,关注最多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杨尚昆办公室的结束

  根据毛泽东每个干部至少要参加一到两次“四清”的要求,1965年秋,我参加中南海“后楼”(“后楼”,是中办直属各组的习惯简称,因为都在居仁堂后楼办公而得名——笔者注)的一个工作组,到天津公私合营中天电机厂参加城市“四清”。
  11月中旬的一天,突接北京电话,说有要事让我立即回京。次日,我回到办公室才知道,杨尚昆已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他希望我随他去广东工作一段时间。

  杨尚昆虽然已经免职,但总还有些要处理的事项,我回到北京以后一边值班、处理日常事务,一边清理文件,也很紧张。当时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江西蹲点搞“四清”,并不来接班,副主任曾三、邓典桃、龚子荣也在下面蹲点,只有李质忠副主任一人应付日常工作。我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全部完成清理工作。主要是文件,大体可分三类:一类是没有保存价值的登记销毁;一类是需要清退的退还原单位;最重要的一类是属于办公室的档案,我把它立卷作为一个小全宗送交中央档案馆,由翟毓才(他原系中办机要室档案科的同志,当时在中央档案馆工作)签收。此外,还向李质忠移交了多年来由我保管的中央的印鉴。中央印鉴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共四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办公厅”两枚印章使用最多,前者用于同外国兄弟党之间的往来信函,后者用于国内事务。“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两枚印章从未使用过。

  12月10日晚10时14分,我随杨尚昆乘15次加挂的一节公务车离京去广州。在离京前杨尚昆已经向中办的同志打招呼不要去车站为他送行。因此,那天除了他的家属和属于工作性质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乔明甫二人外,只有中办“后楼”的个别工作人员自发去了车站,站台上冷冷清清。但是当时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并未撤销,地方同志对“调动工作”的内情不知就里,因此近半年的时间里无论在湖南、广东、上海和江西,所到之处都有当地的主要负责同志热情接待,亲切交谈一如既往。

  在去广州的车上有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刘志汉等三人同行,刘志汉(白族),云南易门县人,很健谈,一路有说有笑并不寂寞。次日晚到达长沙,因前方发生事故,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把杨尚昆接到省委招待所(九所)休息,当晚和正在那里的王震、张经武、刘春等人见面亲切交谈并共进“宵夜”。次日,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从他蹲点的浏阳赶回长沙和杨尚昆见面并宴请。13日到达广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亲自接站并一直护送到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小岛4号楼。杨尚昆到广州五天后(18日)即下去考察。在13日至17日的五天中杨尚昆除和省委各同志见面外,赵紫阳三次来谈话;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6日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归来后两次来看望并向他传达了上海会议和罗瑞卿被整的情况。此外,杨尚昆在广州期间先后会见了叶剑英、董必武、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胡耀邦、赛福鼎和张治中等同志。

  杨尚昆在广东

  杨尚昆虽然对突然被免职心情忐忑不安,但是他确实想在广东踏踏实实做点工作。1966年元旦,别人欢度新年,杨尚昆不顾感冒初愈,假日也不休息,凌晨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北京钟声”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两个元旦社论,当晚还用了两个小时听取地方同志关于海南发展橡胶情况的汇报。特别是这一天接到了任弼时夫人陈琮英的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说:“杨主任:多少年来,您一直是关心我们的,弼时同志在世时您就很关心我们,弼时同志去世后,您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和孩子们的一切,我们一家真不知怎样来感谢您,我只有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多为党和人民做些工作,以此来感谢党的关怀,不辜负您对我们的关心。”这封信让远离亲人、孤身一人在外的杨尚昆倍感温暖。

  1966年1月4日至10日,杨尚昆在湛江地区考察,着重了解“四清”情况,认真听取湛江地委书记罗道让、南海舰队政委王政柱(当时在海康县参加“四清”)的汇报。杨尚昆在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三点半到六点半由王政柱同志汇报他们在海康县蹲点的情况,据他所说,海康县人口56万,大部出产红薯,群众每日三餐稀饭,主要是红薯丝,大米仅少量,卫生、文化条件都很差,生活极苦”。他感慨海康的农民比陕西长安的农民更苦。

  • 因病痛加剧,经中央同意,2月7日杨尚昆去上海住入华东医院,后经中央批准休息三个月。在此期间,杨尚昆先后会见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李宇超、梁国斌、王少庸,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裴孟飞以及来上海参加华东局会议的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刘俊秀、黄知真等同志,其间还听取了苏州地委书记王敬先关于苏州地区“四清”情况的汇报。4月下旬,他得知广东省委拟于5月中旬召开三级干部会,为了参加会议了解情况、熟悉干部,提前结束休假,于4月20日离开上海,经江西去他向往已久的井冈山并回到阔别32年的瑞金,后于5月5日回到广州,改住小岛10楼,但是省委向他转告陶铸的意见“尚昆同志不必参加地、
  县委书记会议了”。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22日,陶铸、赵紫阳来到小岛10楼向杨尚昆传达中央关于撤销他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改任肇庆地委书记的决定,杨尚昆比较坦然。陶铸、赵紫阳走后,他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犯了错误”,表示“一切相信组织,一切相信中央,愿意接受审查”。至于工作,他说“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可以,只是不当一把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陶铸、赵紫阳同志来看我,并谈到要我去高要地委(即肇庆地委——笔者注)工作,我当即表同意”。

  次日(5月23日),肇庆地委书记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陪同看望杨尚昆,表示欢迎他去肇庆工作,并请他到肇庆后先在七星岩(肇庆著名风景区)休息几天。随后,杨尚昆对我说“你回到北京后也会让你揭发我的问题,你认为有什么问题,照实说”。他还预见到“小平同志也可能要受批判”。后来中央同意他回北方的请求,任命他为山西临汾地委书记。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7 07:22:47
  64、逆境中的杨尚昆(2)

  杨尚昆在山西

  5月30日,由广东省委秘书长马甫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医生吴云章护送,杨尚昆乘16次特快加挂的一节公务车去山西,6月1日晨到达石家庄,2日凌晨改乘87次车7时许到达太原。山西省委书记、副省长武光汤,省委副秘书长欧阳景荣出面接待并宴请。6月3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从北京回到太原,传达他在北京时周恩来、邓小平、李雪峰同他谈话的情况,决定杨尚昆暂时安置在山西,不要回北京。当晚,杨尚昆由临时下榻的迎泽宾馆移居柳巷太原饭店西楼。在太原,山西省委给杨尚昆看了5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杨尚昆急于下去工作,几次要求立即去临汾,但都被婉言拒绝。只在6月23日,省农办的一位同志到太原饭店向杨尚昆汇报山西的农业情况。

  在逆境中,杨尚昆没有忘记7月1日是党成立45周年,更没有忘记工作。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在这个伟大的纪念日子……只等卫恒同志回来(当时卫恒又去了北京——笔者注),便决心去晋南工作了。”

  7月4日上午杨尚昆去晋祠散步,突接电话说“卫恒要来谈话,下午不要离开太原饭店”。果然,那天下午一时许太原饭店院内突然军警林立,气氛紧张,杨尚昆被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开始“隔离审查”。
  开始还很客气,配有炊事员、服务员,生活条件尚可,无非是责令他交代“问题”。这期间,他很平静,用了大约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一份长达三万余字的《自传》。《自传》中写道:“我在中央工作的二十年时间内,对于主席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都是一贯拥护的。没有在任何场所发表过反对三面红旗和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意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人的阴谋反党活动。”“有许多关于我的错误的具体事实,我还弄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我还没有想通。”

  回忆杨尚昆被隔离审查的那天,13时许,我午睡正酣,突然被车声惊醒,此时太原饭店院内军警林立如临大敌,杨尚昆不知去向。欧阳景荣跑到我的屋里,同我和警卫员赵宇田谈话,无非是杨尚昆犯了错误,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等等。随即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房子仔细检查我的行李,当场扣留了我的两本工作日记和几个中央办公厅卷宗,用复写纸开了一个《扣留苏维民同志物品清单》,一式两份,双方签了名。之后,欧阳景荣等人走了,又来了两个人,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方,和我们形影不离。次日,那两个人押解我和赵宇田回北京,四个人一同登上去北京的火车,这是一个软卧包厢,我们很知趣,一进包厢二话不说爬到上铺就睡下了。次日(7月6日)晨回到北京,由中办机要室的邹常缙接站,先到华北饭店(今金台饭店)吃了早餐,又把我们送到中办学习班二支部(机要室支部)所在地和平里,安置了赵宇田的住处后,我说我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只好让我回家。

  在太原时间不长,但很不寻常。从杨尚昆能否与家人通信问题和赵宇田的工作问题两件事上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央办公厅也是一片混乱。

  一是关于杨尚昆和家人通信问题。6月4日欧阳景荣来看杨尚昆,带来一个汪东兴办公室的电话记录,说李伯钊已搬出中南海,家中尚未安装电话,如果打电话可以通过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转。又说关于赵宇田,中央警卫团已通知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给他分配工作,不要回北京了。当晚,杨尚昆给李伯钊打电话,是李伯钊的服务员小白接的,说他们都很忙,要很晚、很晚才能回来。以后再打这个“公用电话”就根本打不通了。很清楚,所谓“公用电话”是在演戏,实际上不允许他们通话但又羞羞答答不明说。
  二是关于赵宇田的工作问题,6月6日,赵宇田按照电话通知去山西省军区报到,军区说立即脱军装转业。三天后,9日,欧阳景荣又告,赵宇田可以不脱军装,准备把他的关系转到山东省军区分配工作。18日,收到中央警卫团给“赵辛田”的一封信。估计“赵辛田”是“赵宇田”之误。拆封后果然是给赵宇田的,信中说:“你的关系已转到山西军区,一切由山西军区处理,你在北京的行李,可以给你寄去。”信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既不使用公用信笺,也未加盖公章,到底算不算公函?信中的话算不算数?半个月内,一变再变,前后矛盾。最后,一没有让赵留在山西,二没有让他去山东,而是把他押回北京。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7 09:11:52
  65、逆境中的杨尚昆(3)
  杨尚昆回北京

  1966年12月25日,杨尚昆从太原被押解回北京。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七时一刻起飞,九时十分到西郊机场。住在此地,屋小,甚冷,整夜未睡,又是一个新环境,应努力适应才是”。次日,他在日记中不忘“今天是主席的生日,祝他万寿无疆!”

  三天后,杨尚昆就被拉去参加“控诉大会”,从此开始了无休止的、残酷的批斗。他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参加控诉大会,非常的会啊!全身汗透几次,回来又未换衣服,因累就睡了……果然感冒了,发烧到38℃以上。”但是他更关心的不是自己,12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全身疼,躺着未做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主席手书的满江红词。”1967年元旦这一天他记载“病未好,还有些温度,全身疼甚!在广播上听了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下午报来又读了两遍”。从这时起直到1975年被解除监禁,他除被批斗和被迫交代“问题”外,就是读书,反复研读毛泽东和马列著作,充分显示这位老革命家身处逆境意志弥坚。他关注的不是自己蒙冤而是党的事业!

  1967年初,有一次杨尚昆被拉到中直礼堂批斗,当造反派质问他为什么“窃听毛主席讲话”时,他从容、镇静、理直气壮地高声回答“没有!”全场为之一振,批斗会草草收场。

  1975年3月,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决定释放全部在押战犯,并决定对被关押审查的干部全部解除监禁。杨尚昆也被解除了近9年的“监护”,由中共山西临汾地委组织部派人来京接他去临汾定居,和家人团聚,从此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

  1978年秋,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他的关怀下,杨尚昆回到北京,住入协和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杨尚昆平反

  1978年11月23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专案组作出《关于杨尚昆同志的审查结论》。《结论》除承认“杨尚昆同志没有同任何人结过反党集团,也从未搞过任何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党外公布的‘反党野心家’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外,对子虚乌有的所谓“秘密录音”问题仍然肯定为“犯了严重的错误”;对同苏籍华人来往中送给对方一些公开发行的刊物和宣传品如《中国青年》杂志和《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杨尚昆为了争取尽快出来工作,对这份留了尾巴的《审查结论》还是违心地签了字。

  杨尚昆在《审查结论》签字的第二天,1978年11月25日,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杨尚昆同志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分别于1979年2月17日、6月8日和1980年5月20日下达中共中央文件为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正式平反。而杨尚昆因留下了一个在录音问题上犯有错误的尾巴,平反问题被迫拖了一段时间。经过认真的复查,1980年10月23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印发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办公厅干部受到迫害,仅立案审查现已平反的就有238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地审查并纠正了对杨尚昆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尚未彻底澄清。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所加的各种罪名,进行了认真的复查,事实证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及汪东兴同志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
  从1965年10月杨尚昆被通知调动工作到1980年10月得到完全、彻底的平反,整整15年。历史是公正的。被颠倒了的是非终究会再颠倒过来。

  摘编自《逆境中的杨尚昆》《百年潮》2012年第6期,作者:苏维民。
  http://www.chnlung.com/a/hongshi/hongsemishi/2013/0201/11977_7.html#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7 12:30:28
  66、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
  6 月3 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按照党领导历次群众运动的做法和毛泽东批准向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的先例,同意北京市委向大、
  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同日,中央政治局针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对大、中学校开展运动作出若干规定。几日内,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但是,对大批派工作组,毛泽东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4]毛泽东改变派工作组的主张,同他对“乱”的看法直接相关。他在7 月8 日给江青的信中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他确信,中国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急关头,从长远看,付出“大乱”的代价是值得的。工作组进入大、中学校后,宣布停止原校领导的职权,由工作组代行领导。工作组组织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斗争,主持了对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发批判。一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许多教授、专家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教师遭到歧视。尽管如此,工作组力图使运动在党的领导下
  有序进行的做法,仍引起一些情绪偏激的造反学生的不满,也受到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强烈的批评。不久,一些造反学生贴出抨击工作组的大字报,有些学生不经过工作组而自行组织批斗“黑帮”。
  6 月18 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避开工作组,将40 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发生了抹黑脸、戴高帽、罚跪、扭打、侮辱妇女等行为。工作组发现后迅速予以制止。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党中央于6 月20 日批转了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简报。刘少奇在为批转简报所加的按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各地工作组在贯彻党中央上述精神的过程中,得到
  多数群众的支持,却加剧了同造反派的对立。随着运动的发展,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陈伯达、江青、康生等的挑动和支持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到6 月中下旬达到高潮。6 月20 日,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央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曲折地表达了取消工作组,让学生自己“闹革命”的意见。
  7 月19 日、22 日,刘少奇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撤销工作组,遭到邓小平等多数同志的反对。刘少奇支持多数同志的意见,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由于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立即撤出工作组,陈伯达等的意见被否决。
  7 月18 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对情况的片面汇报后,他对运动的进展表示很不满,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7 月25 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在京的各大区第一书记时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他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他又说,“要允许群众通天”,认为规定“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7 月28 日,
  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 月29 日,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讲话,代表中央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他还说: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5]。
  撤出工作组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它进一步削弱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导致全国出现了“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
  1966 年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过两个月的初步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在学校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部门发动起来。但是,从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到党政各级领导及广大学生、教师,多数人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党内外对混乱局面的忧虑不断增加,“左”倾方针在党内受到相当大的抵制。毛泽东认为,为破除阻力,使这场运动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作进一步的发动。
  注:
  [1]1966 年8 月2 日陶铸(5 月间新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也被任命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副组长还有王任重(中南局第一书记)、刘志坚(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组员还有谢镗忠(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尹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等。这些成员不久即受到迫害而被排除在外。王力时任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当年8 月陈伯达生病期间,江青代理组长。
  [2]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对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关于党组织在运动中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要求横加批判,号召说“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出现了1000 多张大字报,大多数是维护校领导、反击聂元梓等人的。康生随即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抄寄给当时还在南方的毛泽东。
  [3]毛泽东的批示是:“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4]毛泽东听取刘少奇等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6 年6 月12 日。可是,这时大批工作组已经派出。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646―647 页。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7 12:30:55
  67、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

  1966 年8 月1 日至12 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原定会期为五天,主要议程共四项:(一)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采取的重大措施;(三)补行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会议开始后,却改变了议程,会期延长为12 天。
  全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他介绍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方面的一些主要工作和基本的方针政策,并对派工作组承担了主要责任。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在插话中指责工作组阻碍、镇压群众运动。这天,会议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和清华附中红卫兵两张宣扬革命造反的大字报[1]。
  还在5 月底,北京清华附中十几名学生就自发集会,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北京的其他中学也相继建立起类似的学生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声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毛泽东赞扬这两张大字报,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
  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在以后两天的会议上,与会的一些中央部委、省委和各大区负责人纷纷检讨“文化大革命”以来自己“跟不上形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流露出对运动的困惑和对动乱局面的不安。
  8 月4 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8 月7 日,会议印发毛泽东8 月5 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指责自6 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 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大字报还针对过去中央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同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文件(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引者注)不指名地炮打司令部。过去两个月是打我的,我是还击。他还说:这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此后,会议转向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
  8 月6 日,已向全会请假、在外地“养病”的林彪被毛泽东紧急召回北京。林彪到会后,立即采取了与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截然不同的态度。8 月8 日,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中,声称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8月12 日,林彪在全会闭幕式上讲话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第二天,他还说:“这次要
  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2]
  8 月8 日,全会通过主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经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等作出了规定。“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指出,在这场运动中“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
  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
  “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不要怕出乱子”。“十六条”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走资派”、“左派”、“右派”这些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它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但这些原则性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未被遵守,即使照此办理了也被指责为“不准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那些具有很大任意性的概念和助长过火斗争的内容,却在很大范围内激化了盲目的造反行动和严重的
  社会动乱。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于8 月12 日临时增加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议程。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7 人扩大为11 人,排名依次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林彪跃居毛泽东之后,名列第二位;刘少奇则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都不再提及。
  这次全会后,原来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自8 月下旬起,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碰头会,研究处理国内及对外的日常工作,向毛泽东、林彪请示决定。
  党中央领导层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使许多与会者感到震惊,思想上存在种种怀疑和困惑。但会议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仍然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程序。
  会议闭幕时通过的公报指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公报还说: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展开学 同志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公报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通过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断发动,“左”倾错误方针开始在党中央占据主导地位。
  注:
  [1]1966 年6 月24 日和7 月4 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7 月28日由江青转送毛泽东。这两张大字报在8 月下旬先后由《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
  [2]林彪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 年8 月13 日。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7 16:56:39
  68、批 斗 走资派
  文 化 大 革 命初期,毛泽东把中央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司令部。毛 泽 东和林 彪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统帅,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也就分成了两个司令部的人。凡是积极拥护、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官员,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称作“无产阶级革命派”;
  凡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怀疑动摇、进行抵制或执行不力的官员,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刘 少 奇和邓 小 平就成了中国最大的两个“走资派”。
  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批判“包产到户”、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文艺大批判等等,都是其包含的内容。
  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文 化 大 革 命”的主要对象,运动一开始就把他们推上了风口浪尖,各地各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所用的词语是“打倒”、“砸烂”、“炮轰”、“火烧”之类,凡是词汇里杀伤力最强的都用上了,国内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口诛笔伐,一时间他们全部成了“过街老鼠”。
  “文 化 大 革 命”采取的是刚刚过去不久的四清运动经验,四清工作队每到一个村先从“怀疑一切”开始,把每一个干部都当成“假想敌”,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有枣无枣打三杆子”,打下“枣”来了是他们的胜利,打不下“枣”也没有什么关系,按群众运动的逻辑就是对这些人进行一次考验,经得住考验就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炼”本身就是上级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遭到了批斗、游街,被关进了“牛棚”(私设牢房)。许多走资派被迫害致死。
  批 斗,这是“文 革”中最常见的一种惩罚“坏人”(走资派和黑五类),教育群众的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开会批 斗。这种形式的规模有大有小,大的一般在体育场、市中心广场召开,有数万、十数万人参加,批 斗的对象身份也很高(比如当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批 斗被打成“走资派”的那些中央领导人、批 斗刘 少 奇的夫人王光美的大会、各界造 反 派批 斗本系统知名人士的大会、各地批 斗当地的“走资派”、“刘邓的代理人”的大会等等),小的则是各单位(包括单位内部的分支机构)召开的批 斗本单位“走资派”、“黑干将”、“小爬虫”之流的大会。
  到“文 革”后期,批 斗的目标就不再是那些“走资派”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投降派”时,挨批的就是那些已经死了多年的历史人物了(譬如孔子,已经死了2000多年)。
  二、游街示众。这也是从中国古代就流传下来、一直没有在中国大陆消失的现象。“文 革”前,好像凡是被判处死刑的罪犯,都要在胸前挂一块名字上打了红“×”的牌子(古时候是在背上插上一根长方形的牌子),站在大卡车上在市内行驶一圈,然后再去刑场吃一颗枪子儿,平时一般见不到游街的。到了“文 革”时期就变了,“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统统都要游街示众。这倒不意味着这些人也被判了死刑,就此踏上了黄泉路,也是接受群众批 斗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一阵天天都能看到一个或是一批头戴高帽、胸挂牌子的人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群人边走边高呼“打倒××的×××”之类的口号(被游街示众的人也要跟着一起喊),这种侮辱人格的行为在“文 革”期间真是彻底的发扬光大。
  批 斗说是要“触及灵魂”,其实更多的却是“触及皮肉”,很多被批 斗的对象都少不了要遭受一番皮肉之苦:脖子上挂上大牌子,低着头在台上站着接受批 斗就算是轻的了,有的批 斗对象还要被一边一个人反揪着胳膊,按着头,身体弯成九十度,这样的姿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这种姿势还有个称呼叫做“坐喷气式”(以两只胳膊向后反翘宛如飞机翅膀而得名)。负责揪胳膊的人都要换班,“坐喷气式”的却要一直“坐”到底。多数情况下只能硬挺着,因为如果你坚持不住而倒下的话,那些“革命群众”是不会怜悯你的,他们只会认为你是在装死以逃避批 斗。这其实就是一种肉体上的折磨。
  有的人在被批 斗时态度很强硬,拒绝承认那些“揭发”出来的问题。这时,大会的主持人往往会怒斥他“不老实”,警告他“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有人就带头高呼“×××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台下也群情激愤,真的觉得台上这个家伙太坏了,竟然敢抵赖自己的罪行。此时,那个犟脾气的家伙很可能会挨一顿耳光拳脚。严重的甚至是皮带、棍棒殴打。有的人就这样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还有的人不堪其辱,回去以后便自戕了。死了也逃脱不了,还要被斥之为“自绝于人民”。
  “文 革”期间有多少人被批 斗,有多少人在批 斗中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就跟“抄家”一样,也成了一笔无头公案。少数那些高级干部、名人被迫害致死,大家都知道。还有很多解放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国 民 党的“残渣余孽”……这些人在“文 革”中被批 斗折磨的悲惨命运,就很少有人描述了。
  当那些名为“造 反 派”实为暴民的人冲进家门来揪斗自己时,刘 少 奇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能挡住他们,保护住自己(假如这个叙述是真的,足见他此时已经无助到何等地步)。而那个在“文 革”初期指挥组织了一度势力强大的“保皇派”组织、而这类组织又去抄了不少“黑五类”家的、当时的中 共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后来也成为被批 斗的对象,妻子、儿子全部死于非命,最后就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不知此翁后来对此做何感想。
  “文 革”初期,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只要“单位”或“群众组织”认为必要,公民的住宅就可以任意闯入,公民的私有财产就可以这样冠冕堂皇的公开掠夺,公民的政治身份就可以随意改变、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就可以任意剥夺,公民的人格就可以任意侮辱。人权荡然无存!
  “牛棚”,就是各单位私设的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何谓“牛鬼蛇神”?没有什么标准,红 卫 兵说谁是谁就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 革 命分子、坏分子、右 派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等所谓的“黑九类”理所当然的是牛鬼蛇神。后来,出身不好的、有历史问题的、有海外关系的,或者卓有成绩的老教师、作家、艺术家等等,都被作为“牛鬼蛇神”。红 卫 兵首先在学校造反,对校长、老师进行批 斗、游街、抄家,关进“牛棚”,然后冲出校门,在社会上抄家,批 斗“牛鬼蛇神”。
  以刘 少 奇为首的许多“走资派”(反“左”的高级干部)和“反动学术权威”(文化名人)普遍受到批 斗,被关“牛棚”,不少人被整死或被逼自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8 08:06:44
  69、“彭罗陆杨”批 斗大会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位高官的所谓“错误”进行了批判。彭真的所谓“错误”,主要是主持制定了《二月提纲》,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罗瑞卿的所谓“错误”,一是抵制了林彪所宣扬的个人崇拜,二是抵制了林彪的所谓“突出政治”。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一是他的夫人严慰冰多次写匿名信,反对林彪、叶群,二是反对林彪的“活学活用”的提法,三是同彭真一起抵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杨尚昆的所谓“错误”,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诬谄。
  5月23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批准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罗、陆、杨四个人的决定。从此,四人失去了自由,遭到了造反派的迫害。
  1967年一月四日、五日两天下午,“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 革 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连续召开,三万六千余人参加了大会,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的一件大新闻。
  一月四日上午九时起,与会者举着红旗,有组织地进入会场。会场上朗读语录和唱语录歌的声音连绵不断,同时还教唱了大会新歌《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下午一时三十分,大会正式开始,全场高唱毛 泽 东语录歌,齐声朗读“最高指示”。当大会执行主席充满激情“首先代表大会全体同志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话音刚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喊声便从会场的四面八方迸发出来。群众的情绪也被激发起来了。接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挂着分别写着自己的名字,并画有×的一米见方的大牌子,被红 卫 兵押上会场。罗瑞卿因左腿骨折,伤口未愈,缠着纱布,用大箩筐抬了出来,并因此有幸坐在凳子上。陪斗的有刘仁、万里、吴冷西、周扬、童大林、萧向荣、梁必业、安子文、曾三、严慰冰和郝治平,他们挂着写有各自姓名的大牌子,像彭、陆、罗、杨一样,分别被两个红 卫 兵扭曲着肩臂,面向四周。大会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口号声此起彼落。每一部分发言结束,被批 斗的一大串人便由红 卫 兵押着绕场一周。这时,场上口号声四起,与会者无不伸长头颈以便看清被批 斗者的模样。被批 斗的人由于受到长时间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面色灰白,痛苦不堪,身有残疾的罗瑞卿受的罪当然更胜一筹。
  这次批 斗会之后,大规模的批 斗会和体罚、“喷气式”逐渐流行开来。罗瑞卿不断被批被斗,经受着人格的侮辱和肉体的摧残。他的腿伤未愈,却要一面接受所谓治疗,一面接受群众“审查”。在做第二次跟骨病灶清除术时,根据常规,术后七天拆线,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第六天就给拆了线,并被拉到会场上批 斗。当时的罗瑞卿处于身体得不到应有的休息,腿伤不能很好的愈合,精神折磨难以忍受的状况。
  不久,在林 彪一伙人的精心策划下,把罗瑞卿作为彭德怀的“一根毒藤上的黑瓜”抛了出去。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活动中,罗瑞卿作为仅次于彭德怀的军内最大的走资派一再被报刊点名,《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对“反 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罗瑞唧和他在总参谋部的一小撮帮凶”,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行大批判的消息。从此,罗瑞卿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都处于“车轮战”和“精神战”的烟幕里。
  “彭罗陆杨”批 斗大会,就是各地造 反 派批 斗“走资派”的一个缩影。罗瑞卿的遭遇,也是全国各级“走资派”遭遇的一个缩影。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8 11:15:04
  70、第一个被打死的共和国部长张霖之

  张霖之,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1908年生,原名张朝明,河北省南宫县人。1929年12月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陆军21师军官教导处做地下兵运工作,任中共支部书记。1931年任中共南宫县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了直南武装暴动,1935年任中共直南特委书记。抗战爆发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1940年任中共鲁西区委书记,1941年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任冀鲁豫军区政委,1945年11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7纵队政委,1947年8月任11纵队政委,1948年参加豫东战役、淮海战役,1949年2月任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5兵团副政委,后任南京市副市长、重庆工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第2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任城市建设总局局长兼国建委副主任,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最后任国家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还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显而易见,张霖之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一位劳苦功高的高级干部。为共产党、毛泽东打江山出生入死几十年的张霖之,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如果那样,他还是一名光荣的烈士,然而,在革命胜利以后,却倒在共产党领袖的巨掌之下——成了“可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国家煤炭工业部长的死因,十分简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开天辟地第一伟人”亲自主持制定了文革的方针性文件《5•16通知》。当时,刘少奇提出了异议,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产阶级的当权派”的提法欠妥,打击面过宽——刘少奇并未明确意识到,这句话所指的最终目标正是他——毛泽东断然表示:这一提法不容置疑。
  刘少奇随口又问:“那么,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觉一愣,但很快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一个。”
  其实,毛泽东跟一个部长接触并不多,根本说不上了解。他说此话,只不过是一时语塞,掩饰尴尬的敷衍之词。
  然而,正是这一句不负责任、不管他人命运的敷衍之词,生生夺走了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性命!
  1966年夏,亿万青少年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大闹天下、正值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之时,“开天辟地第一伟人”一言既出,犹如万钧雷霆,山摇地动,大地轰鸣!
  就是这区区一句话,使一个花甲老人连续被斗50多场!就是这区区一句话,一个共产党的大功之人被共产党领袖的红卫兵连续毒打50多次!就是这区区一句话,一位共产党高级干部被活活打死在光天化日之下——老人倒毙在了批斗会现场!
  俞虎先生的《共和国部长之死》这样写道:
  到1967年1月中旬以后,迫害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把张霖之的铺盖卷裹上铁炉子,用粗铁丝挂在他的脖子上,要他站在凳子上,双手高举木牌。张霖之坚持不住摔下来,一顿毒打后,再拉上去重复。张霖之的后颈被勒出一道道血印。
  来自汾西矿务局的几个人,弄了一个重60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张霖之无法承受这样的重量,造反派就用绳索四面拉住,扣在他的头上,把张霖之压倒在批斗台上,昏死过去,换来的是欢呼,是对张霖之的责骂。文革后,这个凶器公示于众,并被拍照存档,作为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铁证。我们的后代已经很难相信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1967年1月21日,矿院举行庆贺“一月风暴”全面“夺权”的大会,张霖之照例被拉去游行示众,沿路任何人都可以对他随意殴打。此时的张霖之已经无力抬头,他被架着拉着批斗,头垂得很低,以至于造反派未能拍下他面部的镜头。一个年近六十、身患疾病的人,还能忍受多长时间这样的虐待?但这一天,张霖之再次被逼供折磨,造反派还故意踢倒凳子,使站在上面的张霖之摔到地上。参与者以后的供述是:“这时候张坐在地上不起来,田和我又踢他几脚,把他拖起来。田拿带铜环的腰带打张的脖子,我也用腰带打了几下。
  ……
  照片显示,老人死时面目扭曲,脖颈上4处伤口一片血污,鲜血染得衣服肮脏不堪。
  周恩来目睹照片,不禁浑身颤抖,热泪盈眶,口中喃喃而语:“张霖之是个好同志,死得惨啊!”——惨啊!惨啊!
  •   话说回来,即使张霖之不是一个好同志,总应该通过法律程序证实他确有罪孽吧——再进一步说,即使他确有罪孽,难道就应该如此丧生吗?

  http://bbs.tianya.cn/post-no05-189732-1.shtml

  • nyzft001: 举报  2018-03-30 11:10:27  评论

    汾西矿务局的几个人,弄了一个重60斤的钟型铁帽,把它作为高帽子往张霖之的头上戴。这几个人还在不?忏悔过么
我要评论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8 17:56:30
  71、首位惨死部长蒙难记(1)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揪斗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煽动和策划了对张霖之的揪斗。江青面对法庭的质问,不得不低头认罪
  1980年10月,北京正义路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审判长威严地告诉工作人员:打开幻灯机。
  白色的屏幕上,立即出现了一个老人被揪斗、毒打的情景。人们看清了,这位老人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害致死的部长——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
  幻灯片放完了,大厅内又响起了审判长的声音:“江青,这是你诬陷张霖之以后,发生的批斗场面,因此,对于他的死,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承认吗?”
  江青从椅子上站起来,努了努嘴唇,什么也没说。
  “我再问一遍,你承认对张霖之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审判长说到第三遍时,江青才勉强地点点头。
  “你应该明确回答本院提出的问题!”
  江青不能再沉默了,她用极低的声音回答道:“我承认,承认对他的死有责任。”
  她必须负责任!
  1966年8月,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日子,人们的工作只剩下一个内容:开批判会,写大字报,上街游行。
  煤炭部党委也跟随大势,召开民主生活讨论会。张霖之主持会议。出乎他意料的是,他竟被一位发言者指责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秦始皇是第一任,毛主席也是。’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动言论吗?!”
  会后,这位揭发者的发言被整理成文章,起名为“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
  张霖之气愤至极。这纯粹是诬陷,一个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满足,就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除了他都可以证明,他从未说过这些话!
  原来,揭发者是因为没能提职为副部长而诬陷张霖之。
  为了保护脾气耿直的张霖之,让他脱离是非的漩涡,他的夫人李蕴华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请求中央允许张霖之到外地休息一段时间。
  9月2日,经国务院主管工交口的负责人批准并报请周恩来总理同意,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当天,他踏上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树欲静而风不止。
  “中央文革小组”盯上了张霖之。
  1966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康生手持一大堆材料,说有人揭发张霖之反对毛主席,并肯定地说张霖之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等人也跟着附和,表示同意康生的说法。张霖之的问题就这样简单地被确定下来。
  几天后,江青亲自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她拉着腔调,用不太纯正的普通话煽动他们造反:“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呵,呵,我们支持你们,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不久,在大庆的张霖之接到了让他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
  他立即返京,于12月18日傍晚抵达北京站,在此之前,他的家已经被抄,张霖之无家可归,老同事段君毅派出自己的红旗轿车把他接到京西宾馆。
  车入长安街,马路两侧的路灯亮了,往前望去,就如一条波光闪烁的长河,但此时的他已无心欣赏京华夜景。车经过北京饭店前时,他下意识地往左看去,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真没想到这样,真的忍受不了,一股被侮辱的愤怒之火从他心中升腾,使他难以控制自己,转身握住前往车站接他的妻子的手,眼睛红红地大声说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
  “红张”,李蕴华闻此一惊,这是丈夫几十年前的称呼呀,怎么也提了起来?
  那是抗日年代,华北大平原养育大的张霖之,个子虽然不高但粗壮结实,他终日奔走在田园村庄、青纱帐,太阳和风雨把他的脸庞、胳膊、脊梁、腿脚都变成了黑红色,加上他常用化名,用过几十个,谁也叫不准他,便习惯叫他“红张”,冀南的老百姓这样叫他,伪军衙役也这样称他。
  “红张”是张霖之独特性格的反映,是张霖之红色经历的证明。
  此时旧话重提,惊住了李蕴华,她赶紧安慰丈夫:“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咬咬牙挺住!”
  张霖之知道妻子理解错了,便坦然地摇摇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决不会寻死、自杀,那是见不得人的事,要么就是彻底灰心了。我自己有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也有决心改正。‘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还要努力理解、努力紧跟呢!”
  这一夜,气温骤冷,上天好像明白张霖之只有一个自由的夜晚似的,悠悠地飘起了雪花,把大地变成一片洁白。
  次日凌晨,张霖之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去北京矿业学院接受“群众的批评教育”。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9 05:35:40
  72、首位惨死部长蒙难记(2)

  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部,猛击两拳。随着肋骨的断裂,张霖之应声倒在地上
  在矿院一号楼313房间——经济系64(2)班废弃的学生宿舍里,四个红卫兵的小头头开始审讯他们的部长,之后便监管他的行动。
  24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北京矿业学院的教学楼前,从车上下来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顿时,等候的人群中响起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中央文革’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口号声,走在前面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声赫赫的戚本禹。他目不旁视,径直走向会议室主席台中间的软椅:“同志们,我和××同志是奉江青同志之命来的,你们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行动好得很!”等着一阵“欢呼”的声浪退去,他扶扶眼镜接着说:“不过,现在你们的火力还不够,还要集中轰,狠狠地轰。煤炭部在北京饭店对面,那里发生点什么外国人都可以看见。你们搞得热闹了,在那里、在大门口造反,可以震动全世界!”
  事隔两天,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的生日。张霖之正在房里认真学习毛主席自“文化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忽然,门被“嗵”的一声踢开了。一群学生呼啦啦拥了进来,没等他看清那些陌生的面孔,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侧,猛击两拳。随着肋骨的断裂,张霖之两眼生泪,头晕眼黑,应声倒在地上。他愤怒地抬起头,喝道:“不许胡来,不能武斗!”话音未落,一个人扑上来,揪着他的头发狠命地拖扯,另一个人把一块写着“彭真死党张霖之”并在上面打着黑叉的大牌子挂在他头上。混乱中,张霖之的半边头发被连扯带剪地剃光,斑斑血水滴落在胸前的牌子上,染红了上面贴的纸,又滴在眼前的水泥地上。最后,他被押上了楼外的大卡车,开始了第一次游斗。
  就在这持续三个小时折磨的同时,煤炭部那个没当上副部长的“老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策划更大更残忍的迫害。
  12月28日,在煤炭部大礼堂举行的批斗会上,这位“革命领导干部”亮相了:“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粗大的喉结在他干瘦的脖颈上上下滚动,“本禹同志的指示,对我们来说是动员令、是催征鼓。我要像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和你们一起冲锋、扔手榴弹——”
  “别摆老资格,少废话!快点揭发!”不知是谁在下面高喊。
  “是,是,我揭发、揭发!”这个“老干部”擦着瘦脸上的油汗连连应诺。在他的如簧之舌下,一个个“罪名”、一顶顶“帽子”射向张霖之,也增添着受蒙蔽的学生、群众的张狂和怒火。终于,一场丧失理智的人性的悲剧发生了。
  下面是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写的日记:
  1966年12月2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四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串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子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六十多斤重的铁帽子。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战、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却公然上演着只有蛮荒时代才会出现的惨剧。
  此时,张霖之的女儿正设法见他一面,她找到一号楼,老远就听见那边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嘲骂声和口号声。“是爸爸!”她的心狂跳着,紧走几步来到人群前,突然两脚却像灌了铅似的再也挪不动。她惊呆了,十几天不见,父亲的形色枯槁憔悴,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在寒风中摇曳。爸爸下身穿的那件黑棉裤,是妈妈为他总跪着挨斗专门做的。因为长,还挽了一截。“阴阳头”上的一半头发散落在脸上,胸前背后各挂着一块用细铁丝吊着的大木牌。因为重,铁丝已经深深嵌入肉里,周围全是黑紫的血痂,手里还拿着一个代替铜锣的破洗脸盆。她看着看着,一阵昏眩,几乎跌倒。
  就在这一瞬间,张霖之麻木、呆滞的眼睛忽然亮了,他认出站在面前的女儿:“非非!是你!”他把手里那张敲破了的洗脸盆猛地掼在地上,两行老泪顺着面颊缓缓流下。
  “干什么的,你是他什么人?”几个披着绿大衣的造反派横在两人中间,“不说,就拿这老家伙是问!”皮带飞舞,骂声片片。血丝和着泪水,在父亲脸上划出难看的线条。“别打了!别打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是来看看他的。”
  “狗崽子!狗崽子!”
  “给她学校打电话,把这家伙带走。”
  就在造反派打电话的短暂空隙,她从父亲深沉的目光里感到他急于知道外面的一切。
  “爸爸,我们都好。您、您还有粮票吗?”
  张霖之没有回答,只是低沉地带着微喘说道:“回家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一群人强行把他们扯拽开,她的围巾散落在地上,露出的白皙的脸涨得通红。她奋力扭过头,喊着:“爸爸,我还来看您,还来——”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在敌意、冰冷的盯视下,在芒刺在背、鬼魅缠身般的厚重痛苦中,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工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这就是他在被斗毒打52次,关押30多天之后,第一次交出的“坦白”材料!一颗金子似的心,在全身伤痕,衣服、头发、脸上沾满墨汁、血污、痰迹后面,还在顽强地闪光。它足以使所有政治上的懦夫汗颜,甚至两千年前的那位老乡——刺秦王的荆轲也无法比拟。
  除了他的妻子儿女之外,这些天来,还有许许多多善良的人在想方设法营救张霖之。从高级干部到伙房大师傅,从左邻右舍到素不相识的煤矿工人。虽然一次次上告电话被粗暴地回绝挂断,一封封呼救信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信访组扣压,但是人们还在打、在写、在奔走……然而,谁都没想到,对张霖之部长的迫害,远远超出了挂牌、游街、戴高帽、“喷气式”、辱骂、狂叫。当人们知道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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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09 10:56:05
  73、首位惨死部长蒙难记(3)
  1967年1月21日晚6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举行“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作为俘虏和战利品,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6个小时。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快油尽灯枯,没有一点气力。忽然,外面一阵纷乱的脚步,看守王××和田××推门侧倚,放进五六个人来,未等老人张口,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挂上一捆东西。张霖之只觉得沉重无比,汗珠噼里啪啦掉下来。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大铁炉。见他颤颤巍巍,暴徒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帮助”他稳住。王××大声吼:“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开会?”“很少。”“干什么去了?”“商量工作。”“胡说……”
  “啪!啪!”王××左右开弓,打得老人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舌头都麻了,像棉花瓤子塞在口里。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被血糊住,另一只眼大睁着盯着凶手。“你还敢不老实——”不知是谁,照准凳腿一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掇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
  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搐散布到他脸上的每一根筋络,冷汗直冒。但张霖之仍不吭一声。血,迸溅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碎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终于,两眼发黑,又扑倒在地上。
  脑子已不太清晰的张霖之只觉得极疲倦,极沉重,渐渐地,一切都模糊了,也难听见抡着皮带的小将们在喊:“看呐!张霖之那副怪样子,装死狗,哈哈!”他好像睡着了,枯瘦的身体倒伏在地上,脸枕着温热的血,闭上了眼睛……
  听到张霖之的死讯,周恩来含泪发表谈话:“我很难过!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
  “听说没有?那个黑帮咽气了。”
  “张部长不幸遇难,唉——”
  “老张死得冤哪!”
  “简直没有王法了,这样搞还了得?!”
  “死就死呗,这种人多一个不如少一个。”
  无数张嘴带着嘲弄的、幸灾乐祸的、悲哀的、愤怒的、痛不欲生的口吻传播着一个消息:张霖之死了!一封封加急电报、一个个长途电话通过万里中继线,询问煤炭部、国务院,询问“中央文革”,要求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
  李蕴华和她的子女们是三天后才得到音讯的。天寒地冻,孩子们搀扶着母亲,路途遥遥奔向东郊火葬场。一位工人告诉他们,三天前矿院造反派把遗体拉来扔下就走了,要不是你们找到这里,再过些时候就火化了。张克非后来忆及那时的情景,仍肝胆欲裂:“我们见到爸爸时,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月前,他还笑着鼓励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文化革命’,现在却孤零零地躺在地上。爸爸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条棉毛裤,光脚,嘴里满是紫色的血块,背上尽是鞭伤、刀痕,头上有几处血洞……他的面容上凝留着愤恨,微张的嘴像在抗议。这是谁专谁的政,谁革谁的命?一个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屠刀下的老战士就这样完了。我想不明白,一辈子也想不通!”
  当天深夜,全家人蜷缩在几只椅子搭的床上,屋里没有暖气,房间里空荡荡的,更觉得寒气逼人。当远处电报大楼的钟声敲过12点后,扔在屋角的电话忽然响了。二儿子张世平抓起电话,刚听了一句,就惊讶地跳起来,冲着李蕴华大叫:“妈妈!妈妈!快来呀,是周总理办公室打来的!”全家都呆了,只有泪水像山泉般涌了出来。母亲激动得全身抖动,她几乎是扑在听筒上在捕捉着对方的声音:“李蕴华同志,我是总理秘书周家鼎。总理十分关心霖之同志的问题,指示我们要立即通知公安部,通知谢富治同志。由法医、煤炭部、矿院和家属四方组成调查团,查明霖之同志的死因。他还让我告诉您,要节哀,多保重。”李蕴华含泪“嗯、嗯”地应着,使劲地点头。也许就在此刻,在她几乎万念俱灰时,周恩来的关怀使她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
  2月1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发表了如下谈话:“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吗?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到现在我都很难过,张霖之一斗十几天、几十天不让回家,多年的老战友嘛!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斗争。许多中央同志知道后很不安,很难过。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呵!你们难道可以为所欲为吗?”
  3月1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接见七个部委的群众组织代表。周恩来含泪发表如下谈话:“矿院把张霖之同志揪去40多天,为什么不让回家?至少可以先回国务院嘛。今天我看见了钟子云(当时任煤炭部副部长,曾与张一同关押),看不见张霖之,他已经化成灰了,我很难过!他失掉人身自由40多天,这样的拘留是违法的。一个部长,一个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人大代表就这样死了,就是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说到这里,周恩来声音有些哽咽,“现在,让我怎么向党中央、向毛主席交代?”
  3月11日,周恩来在一次更大规模的会上又说:“小将们,不要以为只有你们自己是革命的,我们许多老同志一样是赤胆忠心的。只要祖国人民一声召唤,他们照样会走上前线,血洒疆场的!可是,你们却不让他们革命,揪斗他们。像张霖之同志,还被摧残死了!”
  张霖之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蒙难的部长,他的死,给所有正直、善良的人敲了警钟。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不久就通知各部委,主要负责人立即搬进中南海这块唯一的“净土”,如果要与群众见面,必须事先通知,得到批准才行,时间不许超过两小时。这项规定后来成了许多老同志的保护符。
  文章摘自《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来源: 新浪读书 编辑: 潘东
  原题《文革首位蒙难部长:张霖之倒在小将皮带下》
  2014年5月23日星期五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10 06:28:01
  74、毛 泽 东“炮打司令部”(1)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主席在京主持召开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74人、候补中央委员67人,各省市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列席会议的人中,有一部分是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为代表的师生。这可是历次党的中央全会所没有的情况。
  由于这次全会是仓促召开的,直到7月27日才发出通知,刘 少 奇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准备报告。因此,只能作一个口头报告,并由周恩来等人插话补充。
  主席在开幕会上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1号、2号、3号、4号、5号,开5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3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
  实际上,会议一直持续了12天。
  在邓 小 平宣布大会议程后,刘 少 奇在会上向全会报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在国内国际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同时向全会报告“文 化 大 革 命”以来的工作,并在工作组问题上承担了责任:
  “在‘文 化 大 革 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 化 大 革 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说到这里,主席插进来,厉声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
  刘 少 奇不得不解释:“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
  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
  主席厉言反驳:“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
  刘 少 奇不得不再次解释:“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
  “怎么会中断呢?”主席又说。
  刘 少 奇继续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
  主席疾言厉色,再次打断刘 少 奇的讲话:
  “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
  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派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当初派工作组是经主席同意批准的,现在主席翻脸不认账,反诬刘 少 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会议一直持续了两个小时。气氛一直紧张,没人敢申辩。
  第二天,鉴于有些中央负责人还没有讲话,就又安排了一次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都对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
  周恩来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
  当天晚上,为了取得对运动的感性认识,刘 少 奇决定到建工学院。
  傍晚5点钟左右,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正在家里,突然刘 少 奇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李雪峰同志马上准备,少奇同志要他一起去建工学院。”
  李雪峰还未来得及回答,电话就挂断了。等李雪峰打通电话,那边说:“少奇同志坐车子已经走了,到你那里去接你。”
  李雪峰非常诧异:只有他去见刘 少 奇的规矩,没有中央领导人到他这里来接他的道理。
  在国家建委主任谷牧、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的陪同下,刘 少 奇到了建工学院。事前,刘 少 奇要“中央文 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
  刘 少 奇在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最后讲了话:
  “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责任,谁的就谁负责。”
  “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
  刘 少 奇临走前,提出第二天还要来听意见,听两方面同学代表的意见。
  3日,刘 少 奇再次来到建工学院,把“八一团”、“革命团”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又找来两派的普通同学,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耐心做工作,希望他们两派学生不要对立,而要团结起来,共同把运动搞好。
  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主席的态度也越来越鲜明,语气也越来越严厉。
  4日,刘 少 奇参加了全会中南组讨论。
  对前一段的工作,刘 少 奇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奈的心情。他说:“主席不在家的一段,由我主持工作,绝不逃避责任。中心问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运动。中央常委的同志,书记处的同志,也包括北京市委的同志,运动轰轰烈烈一起来,我们就同意和批准派工作组去。这次‘文 化 大 革 命’,群众起来要民 主,主席又这样大力支持,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也是上挤下压,看你是否支持群众。革人家的命可以,革我们的命可不可以?这是个大问题。要下决心,革我们自己的命,无非是下台。我们这些人可以下台,你下决心让它革,反而可以不下台,你不让人家革,就非让你下台不可。”
  但他已经有了“下台”的思想准备。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10 06:28:57
  75、毛 泽 东“炮打司令部”(2)
  4日下午,本来通知说是要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全体会议。当代表们到达会场后,突然接到通知:下午不开全体会议了,改为小组讨论。
  与此同时,主席主持召开了中 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含沙射影地给刘 少 奇扣莫须有的大帽子: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 民 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 产 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 化 大 革 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主席越说越气愤,眼看着又要牵连到别的人和单位。
  刘 少 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
  主席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刘 少 奇辩解:“这是中央的意见。”并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
  当叶剑英汇报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有什么牛鬼蛇神。
  主席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整个会场顿时凝固了。
  隔了一晚,就来了一个晴空霹雳。
  8月5日,主席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对准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 少 奇、邓 小 平: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 化 大 革 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 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刘 少 奇对此并不知情。这天,他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
  这是刘 少 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6日,主席让秘书打电话给正在大连休养的林 彪,让他回北京参加全会。当晚,林 彪乘专机回京,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连续对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人的批评,与会者一下子就明白了,主席写这张大字报不是无所指的,而是直接针对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人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 少 奇、邓 小 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 化 大 革 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这是中 共中央关于“文 化 大 革 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把“文 化 大 革 命”全面推向全国、推向深入。
  对这一决定,主席认为刘 少 奇是“模模糊糊”,“实际上是反对的。”
  接着,会议就转入了对主席的“大字报”的讨论,连带着,是对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人的大批判。
  刘 少 奇在会上频频作检讨,承担责任。他在一份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绝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
  分组讨论的一天,刘 少 奇听取大家的批评意见。中 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休息时,当着众人的面对刘 少 奇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
  刘 少 奇明白这位老大姐的意思:她是信任和尊重刘 少 奇的。
  刘 少 奇平静地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
  8月11日、12日,林 彪的妻子叶群两次找人,指使他写了诬陷刘 少 奇的材料。14日,林 彪把这份材料通过江青转送给主席。
  这表明,不仅仅是主席对刘 少 奇批评,来自党内的冷枪暗箭,也开始纷纷射向刘 少 奇。
  会议结束前,主席突然提出要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与会人员没有什么准备。
  12日,全会进行表决,补选政治局委员6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原为七人:主席、刘 少 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 彪、邓 小 平。这次增加为11人:主席、林 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 小 平、康生、刘 少 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中国人是很重视座次排列的。排位名次的先后,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
  刘 少 奇从第二位、接班人一下子降至第八位;而林 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 彪为副主席,其他刘 少 奇、周恩来、朱德、陈云4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 彪就成为了主席当然的接班人。
  在这次会议上,刘 少 奇再次承担责任,“中央在文 化 大 革 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
  实际上,刘 少 奇不请辞,他也不会在一系列决策性问题上有什么发言权了:由于这次会议批评了刘 少 奇、邓 小 平等人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之后就根本不可能再参与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此时,已是狂风乍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 少 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权利,只有检讨和被批判的权利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一片大乱。尤其是主席六次接见“红 卫 兵”之后,“红 卫 兵造 反 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席卷全国。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10 11:20:03
  76、刘少奇做检查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飞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 卫 兵”挥舞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顿时一片欢腾……
  这是刘 少 奇降职后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时,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默默地吸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10 11:20:49
  当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时,刘 少 奇同他攀谈:“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伍修权无话可说,无奈地笑了笑,走了开去。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10 11:21:43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 少 奇集中精力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反思,写检查。
  9月中旬,刘 少 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努力按照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口径,检查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 化 大 革 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 化 大 革 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刘 少 奇在检讨中还对历史上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尤其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内容,对自己的错误“加码”。
  检讨写完后,刘 少 奇将检讨稿报主席审阅。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10 11:21:51
  14日,主席复信刘 少 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 少 奇马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再酌加修改,再做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来将刘 少 奇的检讨和主席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10月23日,刘 少 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林 彪、陈伯达、康生在会议上指名攻击刘 少 奇、邓 小 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 化 大 革 命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主席并没有这么看。他在24日、25日的会议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 少 奇同志、邓 小 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林 彪、江青一伙人心里明白,主席的这一表态是“鳄鱼的眼泪”。他们没有理睬。
  此后,刘 少 奇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出席,直至没有给他任何通
  知,他也就不可能参加任何会议。
  除了作检讨外,刘 少 奇逐渐远离了决策层,但并没有远离“文 化 大 革 命”的漩涡。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10 19:06:01
  77、张春桥布置批刘邓
  12月6日,林 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交战线的“文 化 大 革 命”问题。刘 少 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林 彪在会议上对刘 少 奇、邓 小 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面对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批判,有一天刘 少 奇动情地对妻子和孩子们说:“我过去常对你们讲,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还得加一句话,就是对一个人来说,人民误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这段时间,刘 少 奇每天都在看书看报,阅读大字报和红 卫 兵小报,默默思考。他是真心想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争取再为人民工作。
  到了1966年12月,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12月18日,张春桥以中央文 革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召见清华大学造 反 派头头蒯大富,要他行动起来把刘 少 奇、邓 小 平搞臭。12月25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的授意,在全市发动了“打倒刘 少 奇、邓 小 平大行动”,公开贴标语,撒传单:“打倒刘 少 奇”、“打倒邓 小 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等。在“中央文 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 少 奇、邓 小 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12月底,江青亲自出面找刘 少 奇和王前的女儿刘涛谈话,拉她造反,说:“刘 少 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现在不打倒他,是怕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地来。你要与刘 少 奇彻底划清界线。”江青还说:“这些年我是受压的,你也是受压的。”由于江青的唆使,刘涛去找他的生母王前。经王前口授,刘涛在聂真家写了诬陷少奇的大字报。那是1967年1月3日。在这之后,黄色大字报纷纷出笼。刘 少 奇对此非常气愤,说:“国 民 党骂了我几十年,还没有用这种语言!”
楼主碧薇萍 时间:2018-02-10 19:06:28
  78、蒯大富智擒王光美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 反 派搞了个所谓“智擒王光美”的事件。王光美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
  造 反 派冒充医生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的女儿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手术台都准备好了,要王光美作为家长去医院签字。我实在想不到,这些人会使出这种丧失人性的手段。听了这个消息,我的脑袋顿时“嗡”了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少奇同志一听,也焦急地站起来,说:“马上要车,我到医院去!”这时我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忙说:“总理不让我出中南海呀!”少奇觉得女儿是为了他而受到牵连,坚持要去医院。他见我犹豫,对我说:“你跟我的车去!”他还以为他的吉斯车外出能安全。我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一下车,就见源源、亭亭被造 反 派扣在那里,没见到平平。源源一见我,朝我喊了一声:“妈妈,他们就是为了要抓你!”我马上明白了一切,心想千万不能让少奇同志落在他们手里,立即快步迎面走向造 反 派,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造 反 派没有想到少奇会亲自来,一开始愣了一下。少奇不想马上就走,还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卫士贾兰勋反应快,一把架起少奇坐回汽车里,开回了中南海。造 反 派把我绑架到清华大学。在车上我责问他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他们明确地回答说:“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周恩来同志得到我被造 反 派揪走的报告,一面给蒯大富打电话要他放人,一面派秘书孙岳同志赶到清华大学要人。在总理的干预下,造 反 派不得不放我回中南海。少奇见我终于回家,只说了一句:“平平、亭亭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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