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特殊的高敬亭和高敬亭事件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10:02:54 点击:2886 回复: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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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军长征后留下的南方各省游击队领导人中,高敬亭可能要算是非常“特立独行”的一个。他创造了组建新四军时期的几个“第一”:
  ——他是第一个在未接到中央任何指示情况下,就独自完成了与国民党谈判的红军领导人,而且保持了红军的独立自主性;
  ——他组建了新四军人数第一多、装备第一好的部队,即以红二十八军为基础的新四军四支队;
  ——他领导四支队进行了整个新四军对日军的第一次作战:毙伤日军40余名而自己无一伤亡的蒋家河口战斗。
  其实,还有一件人们未曾注意到、但又很重要的事,可以更好地反映出高敬亭特立独行的处事风格。
  众所周知,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我军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而代之以“副职”干部。
  例如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其实就是该师的政委。
  这种制度在八路军从师级开始,一直到旅、团,都是如此。
  在编新四军的最初,亦采取了该种制度。
  但是,我们仔细阅读史料,就可以注意到,当时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高敬亭的四支队,它在支队一级还是沿用了八路军的办法,不设政委,但它的四个团(七、八、九团和手枪团),从改编一开始,就都没有设“副团长”,而是都设了“政委”一职。
  与其同时改编的陈毅的一支队,张鼎丞的二支队,张云逸、谭震林的三支队,则都是按照八路军最初的做法,设的是“副团长”一职,而未设政治委员。
  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林维先、万海峰、李世安、汪少川、萧选进等人领导编辑的《新四军四支队简史》等,及《江淮出师》等回忆录书籍,都是如此记载。
  可能有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高敬亭对当时中央的规定尚不知情所致。
  不然,因为从1937年9月起,中央就开始不断地从延安向四支队输送了大量干部,其中郑位三、戴季英等还是地位比较高的干部。
  后来,中央还拨给了两部电台与四支队联系,所以高敬亭完全可以得到的中央的所有指示。
  还有人可能会猜想,由于八路军已经于1937年底根据黄克诚等人建议,陆续恢复了政委制度,四支队可能在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按照“新规定”做了。
  这种猜想也不成立。
  原因有二:其一,四支队与其它三个支队是同时成立的,都是在南方局领导和叶挺等人安排下组建,与新四军军部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说高敬亭不会不知道组建部队时的统一规定。
  其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作为“国共双方接受”的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当时肯定会坚持要求其所部各支队,都要按照当时国民党的规定去改编新四军的。
  所以,当时四支队独自决定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应该是高敬亭“故意而为”,而非其“无意而为”。
  那么,为什么高敬亭会作出这种特别的事情来?
  由于高敬亭冤案的平反拖延过久,又没有人仔细追究过这个问题;而到了可以追究这些事情的原委的时候,原红二十八军和新四军四支队参与过此项决策的老同志,如郑位三、石裕田、林维先、梁从学、戴季英等,都已陆续作古,所以,估计此事将基本会成为一个历史疑案。
  红二十八军老人中,目前还健在、又曾在高敬亭身边较长时间工作过的,全国只有两位了:一位是曾任北京、成都军区担任过主要领导的万海峰,他在红军后期和抗战初期,给高当过勤务员。
  另一位,则是原长沙铁道学院党委书记朱国栋,他在红二十八军建立初期,就在军部当宣传员,抗战初期,又当过四支队七团保卫股长,对高应该更熟悉一些。为了能得到一点蛛丝马迹,笔者曾于最近电话访问了朱国栋老人。
  可惜的是,尽管老人头脑十分清醒,但由于当时他亦未处于决策层,对此事的具体情况也不知根底。
  不过,老人告诉我的一些情况,倒是可以作为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参考。
  他说:“四支队成立后,我们在与国民党打交道时,始终高度警惕。因为双方毕竟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可以说是血海深仇。而且,他们也不可能信任我们,即便是双方谈判协议签字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与国民党军队多次作战。后来搞统一战线,那是民族战争的需要,但对于国民党的警惕性,我们是一直不敢放松的。他们派人来搞‘点验’一类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一套对付办法。我当时是七团保卫股长,就要承担布置监视国民党来人的任务。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四支队与军部关系,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些问题。高敬亭同志曾派了七团的政治处主任熊挺同志,到云岭去汇报工作,也想加强与军部的沟通。但熊去后,感到的军部情况,与我们的想象得大不相同,那里的上下关系,与我们红军就不大相象,下级见了上级毕恭毕敬,唯唯诺诺,倒是有许多与国民党军队类似之处,不甚融洽。而最让我们反感的,是军部的人一提到‘蒋介石’三个字,就立刻站起来,‘趴’地一个立正。高敬亭那样厉害,我们也没有这样对他啊。所以听熊讲了军部情况,大家心里都很不以为然。”
  按照老人的这些介绍,结合其它一些资料分析,可以得出几点初步判断:
  (1)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敌后作战频繁,规模大,对敌斗争不仅残酷,还十分复杂,所以对国民党警惕性很强。于是高会认为,必须靠我军所特有的政治委员制度,来维护内部的步调一致。
  (2)高敬亭很可能会担心共产党的部队被“国民党化”,所以故意在职务设置上“标新立异”,以示国共区别。
  (3)高本人从来就很重视政治委员制度,在内战时期,高本身就长期担任政治工作者,1935年初,他按照旧鄂豫皖省指示委成立红二十八军时,就没有设置军长一职,而是自己担任了军政治委员的职务。所以,他不肯轻易放弃这种被长期历史经验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
  (4)还须注意的是,长期的游击战争,会普遍地导致一些“分散主义”行为,高与叶挺等军部领导的关系,事实上是不太融洽的。尽管出现这种状况不能全怪高,但也不排除:在设置职务时,高也多少有故意要与军部作对的成份。
  大概正是因为有了上述情况,高敬亭的特立独行,也就成了他最终会变为一位悲剧人物的原因。
  这其中,中央对高的缺乏信任(或许还有张国焘叛变后中央对原鄂豫皖干部的疑虑),鄂豫皖根据地内部的矛盾,新四军领导之间的不和所导致个别人想出来自己掌握军队(设立“江北指挥部”就不无此因),桂系的廖磊想独自占领大别山,等等等等,可能都是高被害的原因。
  但是,高在改编为新四军时保持独立性的强硬态度,包括在政治委员制度上与军部闹的“别扭”,都可能引起了叶对他的强烈不满,从而动了杀机,因为在杀高的过程中,叶所起的作用是比较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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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断刀002 时间:2018-09-14 10:43:11
  第一条就欠妥,未接到中央的指示就私自与国军谈判。当年潘汉年的罪名之一就是私自与汪伪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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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1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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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敬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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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高敬亭被杀的分析太过细节,其实大局决定了他早处险境

  

  xuanxin88 1 
  20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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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山头的原因。鄂豫皖出身的高,肯定不如井冈山的同志更受毛的信任;
  二、张国焘的原因。高信赖的老上级张国焘从延安出逃,也会增加毛的顾虑;
  三、长期与延安失去联系的原因。延安高层对他的了解不足,没有互信。
  以上三条,主要领导人除非能够如收服许世友一样收服了高敬亭,才能够信任和放手使用他,否则,早晚要拿掉他的军权。
  四、怀璧其罪。四支队实力太强,又有新功,军部惧功高震主;
  五、高的心态不平衡。实力最强,能力受到认可,但并没有得到充分信任和更高职位。
  六、高没有小心谨慎。在处理延安和军部关系,以及小动作频频的戴季英的关系上,没有危机意识。
  以上这一切,造成了高敬亭复杂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的复杂程度完全超越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复杂程度。
  对于没有意识到处境,并且处事过于直接的高来说,他必将“非死即伤”:
  首先,由于不信任,延安在组建新四军时“有意”压制了高;
  其次,延安派来的干部,有“掺沙子”、“挖墙角”的私下“工作”,有目的地动摇高对所属绝对权威,甚至打击高权威。
  再者,军部对于这个强大的下属不放心,也支持了延安下派干部与高的对立行动。
  以上这一切,都是由于上级对高不信任造成的,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化解问题,取得信任,反而在戴季英等的激化矛盾行为下,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使得矛盾升级,最终走上不归路。
  如果历史可以重来,高也很难自处。最好的出路是去延安取得毛的绝对信任,但还有武汉的长江局关系也要处理好,真的好难。
  处理不了取得信任的问题,高的军权就必须被拿掉,或许就注定了他的结局——可以说这个结局是组织上“强势逼迫”的结果,因为组织上一定要军令畅通,一定要对部队绝对的控制——没有绝对的控制,上级就一定会想办法解决,派戴季英掺沙子,分化动摇,甚至打击高的支持者,是必然的。杨克志、曹玉福原是红28军时期高敬亭的秘书和警卫员,居然要叛逃,其中可能就有高在内部被打击的原因(二人叛逃时间仅在高被处决之前10多天)。
  以上分析,从大的方面着手,想说明的是高敬亭将军悲剧的必然性,至于哪天由谁来执行,那些都过于细节了,细节是由大局决定的必然。

  

  xuanxin88 1 
  201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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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局王明在其时不遗余力推行斯大林的统一战线政策,把抗日当作第一要务,对蒋的配合度很高,对于高敬亭执行有所保留地合作的策略不满,双方有争执;
  延安毛泽东虽说与高的策略一致,但组织路线上不信任高;
  蒋就更不用说了,对高恨之入骨。
  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共两大领袖,加是蒋,都同意杀高

  丽家贝贝母婴: 反对,毛主席根本就不同意杀高敬亭

  爱上掠夺: 回复 丽家贝贝母婴 :杀掉高敬亭应该是毛同意的。这样大的事情不经过毛谁也不敢动手的,毕竟四方面军的主力都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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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家贝贝母婴 2 
  2016-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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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
  1943年,参与杀害高敬亭的周骏鸣到延安中央党校学 、刘少奇再次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谈起高敬亭的罹难,当年9月起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建国后的十大将之一徐海东总是很激动地说:“杀高是极其错误的,高敬亭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把鄂豫皖苏区的红旗扛下来,是有功的。他虽然在‘肃反’扩大化等方面有严重的错误,但这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错误。他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是认识问题,决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2] 
  在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和新四军代表谈话,问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听完这句话,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yywcybb: 老()也说过:那是戴季英搞的鬼。是不是有推卸责任的嫌疑?政治家出尔反尔正再常不过了。

  

  程民言 1 
  20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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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然性存在于必然性之中,在那个战争年代,不服从上级命令,就有另立山头的嫌疑,上级就会有一种无法控制你的危机。给上级造成危机,其实自己也就有危机了。上级要处理你的事这是必然的,只是用什么方法策略的问题而已。先是思想教育,如果你不能顺着下坡,继续给上级施加压力,处理你后果是必然的。难道上级会放任你的行为?至于由哪位上级领导,用什么方式处理你,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就是必然。在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顽固派挤压的恶劣环境下,上级领导也很容易采用简单的方法处理了。现在是和平时期,大家头脑都是冷静的。正所谓”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简板仓 1 
  2017-6-15

  操作

  好多后人替高喊冤叫屈,可没想过被他冤杀的那些人,一起工作和战斗过的同事搭档都被他干死,给部队做饭的炊事班整个一班人都被他说杀就杀了,打土豪绑票把人家十几岁的孙子都给杀了,仗着实力强功劳大不服从上级领导,哪个社会也不会留他的

  yjcfzbj: 有证据吗?别满嘴跑火车。

  唐李565: 就从他高敬亭热衷于肃反冤杀了不少自己人来说,他的死也是该着,是因果报应。再说了中共的事谁能说得清,之前错误的后来许多平了反,谁又能保证今天的正面典型到今后某一天不会变成反面教材。


  

  七八个星215 6 
  2017-7-24

  操作

  犯了肃反过头错误的不止一个高敬亭,而杀他也不是因为肃反问题。如果说高该杀,那么杀了他是不是立了一大功啊?


  xzc231343 1 
  2017-12-7

  操作

  新四军吃的是四支队的饭,虽说有四个支队,但主力是四支队,叶挺当时不是共产党员,杀高敬亭时请示的是蒋介石,蒋介石高兴死了!花大洋买不到的人头,如今送上门的了!当然批准!

  斩天皇11: 张云逸就是因为这个,元帅被降成大将,诬陷高敬亭,张云逸是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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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13:53:34
  到底有没有向中央请示枪决高敬亭的电报?

  项英在那时在新四军到底是什么地位?
  • 肥的伤心: 举报  2018-09-17 22:28:37  评论

    同时请示的蒋和延安,在延安未回复时收到蒋介石的杀就动手了。延安回复要高去延安学习。负责人是项英,他是新四军的最高领导。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09-18 06:43:59  评论

    评论 肥的伤心 :资料的意思是叶挺借用两人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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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14:01:56
  到底是谁请示的中央,几个人,前后顺序如何?

  中央的批示又是什么?

  指责毛矛盾反悔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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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15:33:25
  项英和王明到底是啥关系?

  为何皖南事变中,项英得以独断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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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18:43:20
  到底背后是什么秘密呢?

  即便对国民党比较配合,也不能是到了某种地步吧。

  项英到底是配合谁?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19:59:17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多人编入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4个团,占新四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3月8日,四支队奉命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出发东进抗日,中旬集结安徽霍山以西。休整后继续东进,4月底到达抗日前线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地展开游击战争。正当四支队在抗日前线取得节节胜利和不断发展的时候,高敬亭与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之间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在长江局的一次会议上,王明、项英斥责高敬亭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是“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不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者,双方闹翻了脸。意识到大别山军事重要性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命令第五路军开进大别山。王明等高喊着“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1939年初,桂系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一面拖欠、克扣四支队薪饷,限制其发展;一面扩大反动武装与新四军争夺皖东,四支队陷入桂系和日军的夹击中。此时。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可是。思想僵化的高敬亭不服从中央、新四军军部向东挺进敌后开辟根据地的指示,抱住大别山不放。当初,高敬亭立足于战士土生土长,群众基础好,在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兵家必争的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是正确的,然而此时形势已发生了变化。

  1938年以来,中央从延安、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陆续派干部来四支队工作,协调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关系。高敬亭对此很反感,尤其对派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在鄂豫皖苏区与高敬亭共过事)更甚。他认为戴季英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想方设法排斥。他对第七团正副团长杨克志、曹玉福说:“这批人是来夺权的……你们遇事还是同我商量商量。切莫上他们的当。”毫不退让的戴季英不甘示弱,暗中和高敬亭较起劲来,高敬亭则胸有成竹。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江北,根据中央指示对高敬亭耐心教育,直接向四支队干部传达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后,高敬亭勉强率部由舒城推进,于1939年3月抵达合肥众兴集。不久,他借故有病带回手枪连和特务连。4月底,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抵江北。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统一指挥江北部队作战,再次命令高敬亭部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辟根据地。高敬亭接令后按兵不动。叶挺以江北指挥部名义直接命令四支队第七、第八团东进,高敬亭不得不率队跟进。四支队到达合肥青龙场,叶挺在连以上干部会上重申中央东进命令,全体干部举手赞成执行中央指示。高敬亭被迫同意东进。会后,他迟迟不下达东进命令,部队行动后擅自写信命令第七、第八团停止东进。此刻,高敬亭一手提拔的第七团正副团长杨克志、曹玉福侵吞金银财物后叛投桂系,激起四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强烈不满。这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项英发动“反杨、曹斗争”,与高敬亭积怨很深的戴季英主持这场“斗争”,把高敬亭“居功自傲”、“山头主义”等问题端出来,项英当机立断把“反杨、曹斗争”转为“反高敬亭斗争”,逮捕了高敬亭之后,“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等政治罪名接踵而至。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等罪名,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电报:“拟枪决高敬亭”。

  6月24日,蒋介石“照准”的复电飞到项英、叶挺手上。


  蒋介石的“命令”执行了,中共中央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的电文也到了。中央指示“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调高敬亭去延安学习等“办法”实行“过渡”。

  事后,主要当事人作了严肃检讨,主动承担责任,真心悔恨。

  戴季英?张云逸?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0:34:10
  x 漳浦县公安局内,有一座赫赫有名的孔庙,前不久刚跻身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70年前,全民抗战伊始,这里发生的“漳浦事变”震惊全国:在敌人重兵围困威胁下,深山打游击多年的红军红三团1000多官兵,一枪未发竟全被缴械。事过8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仍以“漳浦事变”为例,提醒全军引以为戒。


  红三团全军为何受困孔庙?“漳浦事变”为何被称为预演的“皖南事变”?《毛泽东选集》为何要选录这起事件?……


  【讲述:下山进漳浦 千余人全被缴械】


  漳浦事变60年后,作为事变亲历者的卢胜(原福州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因病于1997年逝世。


  当年红三团1000余人全被缴械,时任红三团副团长的卢胜,趁夜带20多名红军骨干,冲出孔庙重围,重建了红三团。


  卢将军的遗孀、年逾八旬的姜斑华女士及其子女,日前向记者追述了将军本人及漳浦事变:


  漳浦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但也有我们一些主观上的原因。


  1937年初,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从报纸上获悉蒋介石已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1937年6月23日,特委开会讨论部队整编事宜。与会人员争论特别激烈的是部队整编地点要不要离开根据地。何鸣认为下山去才能扩大影响,主张将部队开入漳浦县城。特委派何鸣与157师谈判,于6月26日正式签订《政治协定》,将红三团1000余人改编为保安独立大队,大队长兼政委何鸣,副大队长卢胜。


  但在独立大队进驻漳浦的同一天,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国民党第五路军总司令李振球,奉蒋介石密令,到漳州策动157师师长黄涛采取非常措施,解除独立大队1000余人的武装。


  “当时从不同渠道都可以判断出国民党方面不怀善意,可何鸣不以为然。老卢健在时每谈到这里都会扼腕叹息。”姜斑华说。

  1937年7月初,红三团1000余人离开根据地向漳浦出发,中共南委特派员姚铎从香港赶来,向何鸣传达不许部队离开根据地的指示,何鸣拒不接受指示,也不将指示转告卢胜等其他负责人。


  7月14日,红三团进驻漳浦县城关孔庙。中共漳浦县委朱曼平通报何鸣,157师要缴红三团的枪,何鸣认为他是“庸人自扰”,毫不理睬,并继续封锁消息。


  7月15日,漳浦县委鼓德清又侦悉了敌人一个机枪连,被临时部署在漳浦石榴坂,随时准备袭击我们部队的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何鸣,并提醒何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敌人。何鸣没有引起警惕,却轻信157师的谎言,而不相信自己的同志,仍一直封锁消息。


  7月16日,157师以集中点验发饷为名并进行“整训”,要求红三团全军集中到孔庙运动场。在何鸣带领下,红三团未作任何戒备即全部进入操场集合。


  部队被集合后,157师471旅参谋主任陈英杰借口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刚下山,不懂战术,要先训练一下,训练时用不着枪,你们要先把枪放下。”红三团指战员一听,感到情况有变,立即子弹上膛,打开扳机准备决一死战。


  这时,157师942团团长陈凌,指着四周早已布置好的火力点,要求何鸣对战士的生命负责。危急关头,卢胜示意何鸣指挥武装反击,但遭到何鸣拒绝,何鸣在向157师提出抗议后,要求部队服从命令,把枪放下,等待党中央来交涉处理。何鸣自己带头把短枪扔在地上,指战员也只好悲愤地跟着扔下了手中的武器。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0:35:20

  事发后,毛泽东急电中共南委书记张云逸,要他立即找余汉谋提出严重抗议,并将所缴的何鸣部的人枪全数退还。余汉谋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表示同意合作。1937年8月底,毛泽东电告博古,要他和叶剑英与国民党谈判时,注意交涉何鸣部的人枪退还问题。9月下旬,毛泽东再次给叶剑英去电,询问何应钦是否已批准交还。


  以漳浦事变为鉴,9月底,毛泽东对南方各地游击队发出五点指示,游击队只能集中五分之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建立一个军(即后来的新四军)独立领导游击队等。


  1937年10月,在福州三角井,国民党福建省长陈仪家中,经张云逸与国民党福建地方当局谈判,交还了被缴武器884件。1938年1月,新的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


  后来,毛泽东针对不少人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模糊认识,以何鸣为典型,提醒全党同志注意“何鸣危险”。此后,该事件还收录进《毛泽东选集》。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0:56:23


  红军老接头户、92岁的陈武忠追述漳浦事变:“国民党军不讲信义,缴我们的枪、杀我们的人,却不能毁掉我们的心。”今年92岁的陈武忠,是红军老接头户,谈到漳浦事变,他仍会被气得全身发抖、青筋暴露。


  陈老汉说,红军下山点编后,国民党来了,家里住过红军的和给红军饭吃的家庭,房子统统烧掉,整个村庄都被强制迁走,他因为想念老家,就偷偷回来了。没有房子就用杉树皮、稻草搭个棚子,没想到后来还派上用场。


  “当晚,看到卢团长又带领一些红军骨干回来,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抱在一起,谁也说不出话来。”漳浦事变发生后,他新修好的房子———背靠梁山主峰,是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腾出来借给新组建的红三团做指挥部,后来他还在梁山深处找到一个石洞,带群众在石洞里搭了床铺,做接待伤病员的隐蔽点。





  一五七师委任何鸣为粤军一五七师政训处附员,尔后改任侦缉队长,随军到厦门抗日前线,负责收集日军情报。

  民国27年初,经组织动员,何鸣设法离开一五七师,到皖南新四军,在二支队政治部工作。

  新四军军部根据南(方)委(员会)(中共南方地下情报组织)的报告,认为何鸣对“漳浦事件”负有全责,并擅自在国民党军队任职。


  在新四军深入敌后特定的战争环境中,军部军法处奉令于民国27(1938)年6月在皖南泾县云岭将何鸣处决,时年35岁。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王明任主任。后来张纯清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委员有李初梨,孟庆树(女,王明夫人)等。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

  1940年,为了适应抗战初期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领导西南和华南各地党组织。南方工委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等五人组成,方方任书记,张文彬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涂振农任宣传部长,郭潜为组织部副部长(后任部长),下辖江西、粤北、粤南省委和广西省工委、琼崖、潮梅、闽西、闽南、湘南五个特委,1942年2月成立的闽粤边委亦属南委领导。



  1938年4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撤销,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并设军委,尹林平为军委书记。

  8月,省委军委召开军事工作会议,部署建立抗日武装。各地中共组织,一方面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将原有的红军武装改编为合法的抗日武装;一方面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上,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纷纷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

  广州失陷后,随着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驻广州办事处的协同下,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建立起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中区)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潮汕韩江纵队、梅埔韩江纵队等7个游击纵队,统称华南抗日纵队,人数由几百人发展到近3万人,民兵发展到30万人。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00:52
  长江局是延安的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特别是领导新四军抗战和代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和合作。长江局的办公地址设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长江局的前身是长江沿岸委员会,在1937年洛川会议期间就敲定成立了,时间是8月23日,周恩来任书记,委员有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后因周恩来去太原负责对阎锡山统战,长江流域的工作实际由博古负责。新四军最初的设想也是博古和叶剑英搞出来的。12月13日,南京失守,中国政治中心迁到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十二月会议”,欢迎王明、陈云、康生这三个政治局委员的到来,刚刚在洛川会议取得军委主席也就是党内实权的毛泽东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作为平衡毛、王两大势力的中间人物,张闻天继续担任总书记,留守延安,毛泽东和王明则分别负责军事和统一战线。王明离开延安,坐镇武汉长江局指挥,实际扮演了中共外长和形象代言人的角色,周恩来则负责执行王明的路线。这个“十二月会议”决定正式设立长江局。



  最初长江局是两块牌子。一个是长江局,成员有周恩来、博古、项英和董必武,任务是指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还有一个中央代表团,也驻武汉,成员有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任务是和国民党交涉谈判。此外还设立了东南分局,受延安的中央和武汉的长江局双重领导,成员有项英、陈毅、方方和涂振农,负责新四军的组建和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这是长江局正式成立的标志。两个组织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由于周恩来本人的让贤,王明担任书记,周为副书记,委员有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林在西安八办)。这次会议自行决定了书记和副书记分工,完了才报告中央。王明因为是刚从苏联回国,周恩来避其锋芒,可谓智者。但由于周对王明制约不力,后来在整风中也作了检讨。1938年3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又把凯丰派到长江局,负责宣传工作。此时的凯丰已经属于毛泽东这一派了。

  长江局的内部分工:参谋处,叶剑英兼参谋长;秘书处,李克农兼秘书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宣传部,王明、凯丰先后兼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兼主席(他一手控制了新华日报);项英兼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国际宣传委员会,周恩来负责,他还出任官方的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

  长江局的领导范围不比北方局小。它领导13省地方党和新四军。其中,长江局直接领导的有东南分局、河南、湖北、湖南、安徽(不含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省委、省工委、特委以及闽西南潮梅特委(原名闽粤赣特委,这个本来归项英的东南分局管,但他不想要);江苏省委(范围包括上海)主要受中央直辖,具体工作由长江局指导;其他东南地区包括江西、福建(不含闽西南)、浙江省委、苏南、皖南特委和新四军由东南分局领导。

  平津唐点线工委一度也由长江局领导。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广州沦陷,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离武汉,主要人员撤往重庆,一部分去湖北农村、一部分去西安,王明回延安。为了防止长江局尾大不掉的毛病重演,毛泽东决定把南方工作一分为三。11月9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原局,刘少奇从延安调到河南任书记(后中原局迁到皖东指挥新四军四、五支队,后与陈毅会合于盐城,改名华中局,领导新四军全军);1939年1月5日,中央批准成立南方局,书记为周恩来,驻重庆;此外将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以安抚项英,削去了周恩来在新四军的影响。后来项英死难,刘少奇夺取了新四军的控制权,而当时刘少奇是毛泽东最信任的诸侯。战国时期赵、魏、韩三家分晋的故事在抗战时期的长江局惊人的重演。

  由于王明挟洋手握南方13省重权,对延安不大听招呼,所以长江局这段历史往往被党内定性为过大于功。

  90年代,才纠正过来,认为长江局对党内、对全民族抗战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由于十年内战期间,南方中共各据点被国民党摧毁殆尽,恢复组织是首要任务,但这个事情并不好解决,搞不好就容易造成抗战后方的国共摩擦,所以经常要借助新四军和八路军办事处掩护。

  还要借助和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关系,利用战地动员委员会和办训练班的形式掩护党组织的建立。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南方各地要迅速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长江局执行了这一指示。

  1938年1月,长江局在湖南特委基础上组建湖南省工委,高文华为书记;

  1938年2月,长江局派邓止戈、秦天真组建贵州省工委;

  3月重建广西省工委;

  4月撤销南方工委(管辖两广),组建广东省委;

  4月在皖中工委、安徽省工委基础上组建安徽省委,彭康为书记。

  本来毛泽东要求南方10个游击区建立10个特委,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地的特委已经升级为省委或省工委。

  在建立了省委的地区,健全省委内部机构并发展基层组织。例如湖北省、河南省增加了省委委员,省委内部增设了青委、军委(或军事部)。

  长江局督促湖北省委成立了汉口、武昌、硚阳区委(因为当时武汉三镇是政治中心),建立了鄂东、鄂南、鄂中三个特委和鄂西、鄂北两个中心县委。

  项英在集中新四军部队的同时,恢复、组建了赣北、南昌、兴国三个特(工)委和14个县的组织。

  安徽几乎全省都成立了县委和县以下组织,河南省黄河以南(黄河以北属北方局管辖)64个县有59个建立了党组织,湖南建立了17个县委、10个县工委、5个特区委、特支或总支,广东有27个县建立了县委或县级组织,江西有60多个县建立了县级组织。

  抗战初期南方各省党的组织的大发展提高了党的地位,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后来解放战争准备了南方的组织基础。在党的力量薄弱的地方,长江局派出了大批干部。

  东南分局成立后,因为项英、陈毅在军中,方方未到职,长江局提请中央批准黄道为分局委员,随后增加袁国平、薛尚实、刘英为分局委员。

  为加强四川的力量,长江局向中央建议增调干部入川,且从延安抗大、陕公、中央党校选派一批四川籍学生回川。

  中央调抗大教员罗世文任四川省工委书记,长江局则派程子健任四川省工委组织部长、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长郑伯克任四川省工委宣传部长、杨德基任重庆市工委青委书记。

  同样还请中央派遣干部到两广,派陈少敏、谢邦治、刘玉柱到河南,派张劲夫、彭康、谭光廷、刘顺元、喻屏到安徽,派聂洪钧、蔡书彬、陈泽云到湖南、派王国华到鄂豫边,加强了地方领导力量。

  长江局对各省的具体指导很详尽,在成立伊始的三个月内,召开了20次会议,专门讨论南方各省、各游击区和东南分局、新四军的工作,并作出了相应决议。

  此外,还通过走出去巡视和坐下来听取汇报两种方式了解下情。长江局派黄文杰巡视广东,解决了组织建设的大问题;派马子卿去云南,帮助统一了云南的党组织;东南分局采取巡视员制度,到辖区各地传达中央、长江局的指示,代表分局检查指导地方工作;各地党组织除了向长江局提交书面报告,河南、湖南、四川、贵州、江苏、广东等省党组织和东南分局、闽西南潮梅特委负责人都到武汉汇报工作。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04:42
  长江局的前期(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之前)取得的主要成就是:



  1、 展开国共谈判,推动国民党走向全面抗战。

  双方实质性的合作成果,一是国方邀请中共个别人员参加政府组织,如周恩来加入政治部,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并拒绝蒋介石派刘健群任副厅长);二是推动成立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早在1937年底周恩来就向蒋建议把国防参议会扩大为民意机关,迫于形势,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这是个咨询机构,不是权力机关,参政员也不是民选的,而由国府遴选,国民党外的参政员比例很小,但这个机构的权力和代表面还是比国防参议会大,经中央和长江局协商,共方确定参政员7人有毛、王、周、博、董、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三是军事合作,周、叶派张爱萍到徐州会见李宗仁,周、叶还向白崇禧谈了台儿庄战役的意见。


  2、 迅速恢复、扩大南方各省的中共组织,长江局派了大批高级干部到各地指导重建组织。


  3、 广泛建立爱国统一战线。统战是长江局的强项,后来也是延安攻击它的把柄,认为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


  4、 以武汉为中心发动群众抗日运动。


  5、 加强对海外华侨的工作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


  6、 顺利组建新四军。

  从1937年8月开始。9月28日,国府军委会铨叙厅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毛泽东对叶挺并不了解,开始对叶挺的任命是抱有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的,要求叶挺去延安面试。10月12日,国府军委会正式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叶挺深知自己是光杆司令,手下的兵和干部都是共产党的,没有延安的支持,自己根本指挥不动,所以去了延安受训,





  并向何应钦提前通报,得到默许。



  毛泽东对叶挺的态度很满意,11月上旬中央正式同意他出任军长,并答应从延安支援一大批干部到新四军加强领导,包括副参谋长周子昆,参谋处长赖传珠,支队司令张云逸,后勤干部宋裕和,高级政工干部曾山、李子芳,黄诚等,还有一批团级干部如后来成为新四军主要战将的陶勇、王必成、吴焜等。但叶挺指名要的周士第、张际春,毛泽东并没有给。


  7、 对华中地区开展游击战进行了初步部署,并训练了一批干部。


  8、 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一报一刊筹备于南京,创刊于武汉,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具体工作由长江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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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06:49

  叶道志,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0年出生。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在红四方面军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团政委、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红四军第十师政治委员。参加过鄂豫皖、川陕苏区反“围剿”和长征。

  1937年初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

  1938年春,随袁国平一行53人分配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因他对任职有意见等原因,调回军部休息,随后分配到军部特务营当营长,他更想不通。

  正当此时,同来新四军的原红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团长陈康(被分配到东南局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教员),原红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副团长徐长胜(被分配在军部特务营当参谋),也对分配工作有意见,就在一起议论,想一起离开新四军回八路军原部队去工作,便于1938年7月31日,以看地形为名,由特务营营部通信班副班长杨绍良带路,各带短枪离开部队,跑到皖南祁门县山里头,叶道志对杨绍良说:“我们不回去了!”杨问:“你们到哪里去?”叶说:“我们回八路军那里去,你愿意去的话就跟我们一块走,不愿意你就回去。”杨不愿意跟叶等去,便回到新四军司令部。


  叶道志、徐长胜、陈康三位干部携枪离队出逃,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得知此事后,没有及时向军长叶挺报告。后来叶军长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恼火。要周子昆派人限期把这三人抓回来。周子昆即派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去追捕。


  李志高等人在杨绍良的带领下,追到江西景德镇山区,发现了叶道志等人,徐长胜拒捕被当场杀死,陈康跑掉了(解放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只抓到叶道志一人,押回军部。叶挺军长认为这三人是战场逃跑,为严肃军纪,报经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枪决,召开公审大会,批判他逃跑是要去投降张国焘。

  叶道志承认:不经组织允许擅自带枪离队是错误的,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罚。

  但辩称不是叛变革命,更不是去投靠张国焘,而是对分配工作有意见,认为新四军看不起他们,排斥延安来的干部,特别是排斥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所以想回八路军工作。

  当时多数人认为叶道志应该枪毙,也有几个人主张不要枪毙,张道庸(陶勇)等人还写了保状,要求不要枪杀叶道志。

  但结果叶道志还是于8月30日被枪决了。

  军直属党总支扩大会议,还批评了张道庸等几个联名写信保叶道志的同志。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20:24

  1938年3月,4支队第7、8、9团在皖西流波疃集中后奉命东进,支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分设舒城县东、西港冲一带。

  高敬亭将部队交由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开赴皖中敌后,自己则返回后方双河镇养病。

  6月下旬,他听说戴季英在部队树立自己威信,又与司令部机要员江腾蛟来往密切,怀疑戴季英背着他向军部打小报告,怕时间长了控制不住部队,一怒之下赶到机要科所在地舒城新开岭,抄起鞭子拷问江腾蛟,要他承认自己参加了托派并逼其交代上级介绍人。高敬亭在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肃反专家”,处死过不少人,他要在4支队搞肃反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部队骚动。

  以戴季英为首的外来政工人员连夜逃离,是为“新开岭事件”。


  此事惊动到地方党委,7月3日,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博古的信中说:“4支队问题,最近发生一严重事件。戴同志已离开政治部,其他政治部工作人员也离开了……这事表示高已走到登峰造极。这对于统一战线,对于抗日,对于安徽的工作,都会发生莫大的影响,因此须得有一个断然的解决。”[4]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24:09
  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指示周恩来、项英:“高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但须附电台并加强军政人员。”[5]

  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强调指出:“用一切力量争取高敬亭支队在党的领导下,使之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6]

  同年11月中旬,新四军军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传达中央和军部指示,争取和推动高敬亭部东进。

  1939年1月27日,项英在致延安电中转报张云逸来电:“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企图在怀桐庐一带创造根据地,对党及上级使用他认为是限制他发展,因此正对党及军部极不满”,“自己不愿东进,亦不能派队伍随张行动,争取可能极少。”[7]

  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8]

  3月14日,项英、周子昆又报中央:“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9]



  为此,军部研究决定并分别报蒋介石、毛泽东(是否是长江局和延安中央?)同意,派军长叶挺赴江北整理部队并成立江北指挥部。


  叶挺走后,项英怕他压不住台,于5月4日以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4支队克服困难,迅速东进:“党中央同志均热烈希望你们、信任你们能向这一前途迈进。”[11]

  叶挺一行于5月10日抵达舒城西港冲4支队留守处,在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叶挺传达了中央和军部有关东进的指示,命令部队限期开进至皖东敌后地区。会上全体指挥员一致表示执行中央和军部的命令。高敬亭迫于大势所趋,也举手表示同意。

  但是当叶挺走后,部队开始移动时,高敬亭却命令第7、9团停止东进。

  看来连毛泽东的电报也没有起作用。


  戴季英本是高向中央要来的,谁知当天晚上两人就发生冲突,戴季英仗着曾为高的上级,对高大声呵斥。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25:59
  1937年春,西路军兵败陇西之前,徐向前、陈昌浩奉命回延安,途中徐向前将陈昌浩安排在老乡家中养伤,只身返延。陈昌浩病愈后并没有直接去延安,而是先返湖北省亲,期间曽到鄂豫皖边区寻找红4方面军旧部。

  高敬亭、何耀榜1937年9月9日在给中央的长信中披露了一个史实:“此外,于9月5日收到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8月24日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12]

  能够以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总指挥和西北革命委员会的资格写信的,只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

  经查实,1937年8月24日前后,张国焘、徐向前两人均在陕北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再查陈昌浩行止,他当时确曾去过鄂豫皖边,但到了湖北英山后即无功而返。估计此信是他在英山托人寄送到高敬亭处的。

  信的内容应该是离不开形势分析、国共合作和停战谈判等,因为高敬亭9月9日信中有“既已得到中央的几种[文件]及两个信,我已开始提出与国民党议和,停止内战,现也在进行谈判”[13]


  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在南京的林伯渠:“8月24日陈同志给他们的信送来中央审阅。”[14]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26:47

  1938年2月1日,长江局在致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电中指出:

  “关于鄂豫皖28军即新四军第4支队问题,必须帮助高敬亭同志才能使4支队进步和迅速出动以发动皖北游击战争”,“高敬亭再三提出戴季英来任政治部主任帮助他,我们与位三商量,除戴季英外确找不出适当人来。如戴不来,在推动4支队帮助高敬亭的进步上恐有影响”,“因此我们提议仍请派戴季英来任4支队政治工作,过去季英所犯的错误由中央给他深刻批评,并在其接受批评后,责成其负帮助高敬亭求4支队进步的任务。”[15]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28:37

  同年4月中旬,张国焘在武汉投向国民党,并到处发信联络其旧部反水。


  在此背景下,长江局特派在湖北威望极高的董必武专程赴皖中舒城,向高敬亭当面传达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鼓励他坚定立场,革命到底。




  当时新四军共有4个支队,在上级的电文中,唯独对江北的高敬亭第4支队反复出现“教育”、“帮助”、“推动”、“说服”、“争取”、“改造”、“解决”等说法,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原局、安徽省工委,以及张云逸、戴季英、周骏鸣等新四军江北将领,都向上级和中央发过对高敬亭不利的报告。


  高敬亭与中共地方党委的关系也一直很僵,以致地方党委纷纷要求中央对其作组织处理。

  如新开岭事件发生后,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彭康在给长江局的报告中就建议:

  “(1)速派重要负责人再来做说服工作、争取工作;

  (2)调新四军其它支队来皖,使他感到一种威胁,不敢再发展下去,然后从事改造部队的工作;



  (3)如不可能,便采取断然的处置,声明他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会同战区司令长官使他离开部队,另派人来接替。”[17]




  1939年4月18日,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报告中央书记处,也提出对高敬亭的3种处理方案:“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4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18]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41:57
  江北指挥部于6月4日以开会为名,在合肥以东青龙厂将高敬亭扣押审查。

  6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中央决定派徐海东去皖整理4支队,担任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不日由延安同胡服一起赴皖。望你在配备干部时注意。”[19]



  6月下旬,在青龙厂召开了为时3天的批判公审大会,叶挺、张云逸等人都讲了话,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在长达3小时的总结发言中,历数高敬亭“反党、反中央、反军部、违犯统一战线、逃避抗战、贪污腐化、破坏优良传统”等七大罪状,最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关于开除高敬亭党籍、军籍的决定[20]



  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被执行枪决[21].


  郑位三对采访者无奈并惋惜地说:“当时如果把他送到延安就不会有危险,但交通不便不能送去,于是决定杀他。杀了他,就有把握挽救那几百干部;不杀他,几百干部如果跑到国民党那就危险。当时研究不够,实际上关起来教育几年更好些。”[22]


  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在6月下旬反高斗争大会的第三天傍晚转来的。

  在江北现场参加反高斗争大会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著文证实,就在反高斗争大会第三天傍晚正要宣告散会时,收到了蒋介石批准处死高敬亭的来电,并在会上宣读[25]



  如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27]

  又如 ,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28]

  再如,项英1939年4月21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29]

  。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30]


  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委员长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戒,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31]


  1939年4月,项英在关于江北工作致中央及军委电中汇报了他拟定的江北指挥部领导和前委委员名单,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复电:“关于江北指挥部人员及前委委员调[配]暂缓发表,待商妥后再说。”[35]


  1939年6月下旬高敬亭刚被处死不久,叶挺还在江北尚未返回皖南军部,项英于7月16日在云岭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会后以大会名义向延安发去“致中共中央政治局诸同志”的报告,在肯定新四军取得大江南北抗战胜利成绩之后,报告“同时指出正由于反党的高敬亭之罪恶行为影响江北的发展和胜利”,最后向中央表示:

  “在前后十天之中,全体代表皆以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和热烈的发言贡献了实际斗争的经验,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一致拥护中央军委对反党的高敬亭的决定与办法,揭发高之反党的罪恶,指出谁违反党的路线和决定,谁是个人利益高[于]党谁就变成党的罪人。”[38]

  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叶挺、江北指挥部和项英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叶挺在结束江北之行返回皖南军部后,项英于1939年8月致中央军委电中,极力赞扬和充分肯定叶挺的江北之行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而很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39]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44:34
  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就告诉项英,新四军方面的事情不要事事都请示国民政府。毛泽东以薛岳为例告诫项英,说:

  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45:13
  国民政府军委会打电报给叶挺:“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中共中央也发电报给新四军:争取教育改造4支队,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皖南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4支队工作。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47:14

  高敬亭被枪决后,又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至于高敬亭,中央准备调他去延安学习。

  然而已经晚了,高敬亭已被执行。据说事后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有文章称高敬亭被杀不久,毛泽东气愤地发电报质问叶挺、张云逸、邓子恢等人:“我们让高敬亭回延安,你们为什么杀他?速查清原因报中央。”

  同年11月,周恩来、刘少奇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质问有关人员:“高敬亭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有什么不好?我们开辟的根据地为什么要让给国民党。离开大别山,我们没有根据地。”

  1943年,周骏鸣(1935年曾被捕写自首书出狱,曾任四支队第八团团长,时任二师参谋长。解放后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到延安中央党校学 问:“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对方肯定地回答:“应该可以。”。毛汉东还质问“按你们说的,高敬亭有错误,为什么你们不听中央的,为什么要枪毙高敬亭!”刘少奇说:“有大别山根据地不是更好吗?到路东没有基础。”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50:19
  问题来了,处决高敬亭,谁动的手?是政治保卫局还是叶挺的警卫部队?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52:18
  高被杀的直接原因是其手下第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在东进途中叛变投敌。于是戴季英给高敬亭扣上了“反党”、“反中央”、“有可能叛变投敌”和“破坏抗日”等罪名,在报告给项英后,项英以同样罪名分别上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参谋总部。



  杨、曹投的是桂军,也是抗日队伍,怎么叫投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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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53:54
  叶挺对此很生气:“高敬亭目无中央,蔑视军部,骚扰友军,太不像话了。”叶挺在新四军委员会上提出,自己准备亲往江北解决四支队的问题,如果高敬亭仍然抗命不从,将以军法制裁。项英不同意叶挺的意见,他提醒叶挺说:“高敬亭是位功臣,只是抗日后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你要以教育为主,好言相劝,讲清楚去皖东作战的战略意义。如果他万一不听劝,可以给予适当处分。但是,如何处分一定要报请毛泽东批准,不能擅自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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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55:59
  叶挺来到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限四支队7天之内开赴皖东指定地区。


  见军长发火了,高敬亭不得不有所行动。


  翌日,高敬亭带着四支队七团、九团和手枪团开拔。两天后,叶挺接到高敬亭急报,说四支队发生了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富率团投奔桂军李品仙(属于国民党军)的事变。


  叶挺立刻飞马赶往出事地点,与邓子恢主持四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


  高敬亭因病缺席。

  本来会议的主题是进行反杨、曹斗争,但很快大家就联系到了高敬亭的责任问题。


  对于高敬亭许多人很有意见,只不过平日不敢说,现在见叶挺军长来了,纷纷揭发他。叶挺疾恶如仇,但做事欠思考,容易为表象所迷惑。


  他对高敬亭的“罪行”深信不疑,同时致电延安毛泽东和重庆蒋介石,要求严惩高敬亭。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立即批转叶挺:“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

  叶挺收到蒋介石的批复后,在没有得到延安毛泽东回电的情况下,仓促地将高敬亭处决。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56:23
  叶挺回到军部,项英责备道:“希夷,你怎么这样不冷静,冤杀高敬亭,上蒋介石的当了。你看,他高兴得要向你发奖章了。”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57:21
  1939年9月24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报道。原文是: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蒋介石),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望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见《叶挺研究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页)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1:58:28
  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见《新四军抗日战争战史资料选编》第8册第329页)陈毅这番话,是在当时批判项英的情况下,用表扬的口气讲叶挺的,另一方面却证实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1989年9月5日,就在高敬亭被错杀50周年后,原在皖南任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讲到:“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见安徽《云岭》杂志第26期第6页,访谈记录)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2:01:06
  据原第4支队的林维先、戴季英、周骏呜、李世安、江岚、万海峰、汪少川、成均、李世焱、赵俊等一批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新四军回忆起草的《新四军第4支队简史》记载:


  1939年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立煌(今金寨县),

  24日,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战区诬告新四军第4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捏造了7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

  叶挺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后,即派第8团团长周骏呜去舒城县传达命令,要高敬亭速率教导大队(即手枪团)开赴淮南铁路下圹集地区。

  高敬亭奉命率教导大队到合肥青龙厂时,周骏鸣从褚家圩子出来迎接高敬亭,他说:“军长在褚家圩子等高司令,你们的住处已安排好了。”

  高敬亭到了宿营地,未进屋子就带3名警卫员去见叶军长,被叶军长的黄副官(黄序周,军部副官处处长)扣留关押,并将高的警卫员及整个警卫班的枪缴了。

  接着,叶军长将教导大队李世安大队长叫来说:“高敬亭不执行命令,已经关起来了,你要保证部队不出问题。”


  此时赶到的戴季英又对李说:“你回去集合队伍,向部队说清楚,高违抗命令已经关押,叶军长过江来就是处理高敬亭问题的。”李回去后即将教导大队300余人集合起来,政委江岚和大队长李世安都分别讲了话,传达了叶军长的指示精神,要求部队保持稳定。

  三天后,戴季英又从教导大队抽调出一批手枪,装备到新成立的支队警卫排和缺手枪的营连干部,教导大队很多同志思想不通,有20余人离队。


  接着又派随戴季英一道从延安来第4支队的杜国平(原红四军第36团参谋长)到教导大队接替了李世安的大队长职务,随即,李世安也被撤职关押。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2:02:55

  6月21日至23日,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青龙厂附近的褚家圩子,连续三天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批斗高敬亭,邓子恢主持大会,并宣布了高敬亭“反党、反中央”、“违抗军令”、“可能率部叛变投敌”等罪名,要高敬亭承认错误。

  高在会上一一否定,一条也不承认。

  高说:“红28军艰苦奋斗几年才有今天这支部队,我没有错误,第4支队没有搞好,不能怨我”。


  会议就如何处置高敬亭,邓子恢要大家回去讨论,大家讨论的意见综合起来是教育高敬亭,并由戴季英向军首长作了汇报。

  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置,要枪毙。

  6月24日,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发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


  《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33页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2:04:47
  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

  1940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并得出结论:“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最多不过“大吹小打”。

  由于对局势持乐观态度,毛泽东没有立即纠正项英迟疑不决的错误,甚至默许项英对北移的一再拖延。在新四军领导层也有轻敌问题,对敌情判断若明若暗,对北移中的困难严重认识不足,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只打40师,估计力量有余”。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2:20:33
  6 月 20 日,项英又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

  ??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向蒋介石请示逮捕高敬亭,蒋介石对这样的要求当然很高兴,当年自己派了十几万军队都没抓住这个人,现在竟然送上门来了,那还不赶紧批准啊!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2:32:22
  可能率部投敌,这话从何说起,要说也是投国军,既然如此叫啥投敌呢?这事也说不到和国军的台面上啊。

  反中央,指国军可以,反党和蒋介石有啥好说的?这个资料确实值得人们怀疑。

  恐怕也挺也不能把这次反高批斗报告给蒋介石。

  那么这份蒋介石的批准杀人的电报哪里来,又因何而起呢?

  堂堂的党内反高斗争凭啥要蒋介石批准呢?


  是否为也挺为了震慑,从蒋介石那里特意要了这份电报呢?如果是,是何时要的呢?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2:39:14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2:41:48
  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说:“那时候,一个八路军,一个新四军,党的两支队伍,可是不完全是听指挥的,八路军有时候冒进,新四军有时候右倾,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项英脑子里只有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模糊主义严重,少奇同志还是很清醒的,在华中开展了新局面,陈毅、粟裕、谭老板、张云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陈毅同志的一些主张和中央保持了一致。”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4 22:43:45
  后来在中央追责的背景下,叶挺又杀了个译电员向中央交待,其理由是该译电员没有及时把中央来电交给他,以至他没有看到中央不许杀高的命令而错杀高。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33:07
  扑朔迷离。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0:06
  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趾高气扬地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气得暴跳如雷,大声斥责:“放肆!”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长江局和中共安徽工委号召“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桂系军队改造基层政权,训练乡、保长,登记户口,建立保甲制度。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0:41

  一年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身份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他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这种错误的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请示能否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1:23
  1939年初,国民党出台一系“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4支队薪饷,限制4支队发展;一面限令4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的狭小地带开拔,妄图“借刀杀人”。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委曲求全、一再迁就,强令4支队全部执行。高敬亭一边推托、延宕开拔时间,一边按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皖中创建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当时,项英提出“精兵主义”口号,严格控制民众参加新四军,在皖南参军比挑女婿还难,所谓疤、麻、秃、丑者一律不要。高敬亭却自行恢复9团,在皖中地区掀起“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参军热潮,使4支队人数猛增到万余人。据新四军秘书处统计,这一期间,1、2、3、4支队共增加兵力4523人,其中4支队增员3865人,占增加数84%。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2:02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 向五战区和皖南新四军军部诬告4支队“乱缴民枪、乱筹饷款”、“擅自招兵买马”、“在皖省横行骚扰”等7大罪状。奉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项英,斥责高敬亭“破坏兵役法”、“对党的扩大部队政策完全不执行”;并向毛泽东告状:“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为3个团。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3:14
  1938年8月,董必武偕聂鹤亭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4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只要能发展部队多打胜仗,就留在这里。
  4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4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指派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达成“第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的协议。高敬亭向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张云逸说这是项英决定的。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4:19
  1939年 4月中旬,张云逸、郭述申、方毅等到李家圩开会,郭述申传达了中央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张云逸传达项英指示:4支队不再扩大部队,全部撤往淮南路东,淮南路西由国民党一七六师接管。会议发生僵局,最后决定等叶军长来了再说。高敬亭因胃病和口腔大出血,主持完会议便回舒城西港冲休息。4月24日,中央发出《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明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决不是单纯以控制两条铁路为目的,批评了项英的错误主张。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5:44
  王明、项英之所以说高敬亭不东进,主要是说他未把大别山、皖中拱手送给国民党。

  大量的历史事实再次说明,至1939年5月,4支队已经到了皖中、皖东,并在敌后打开局面。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7:13
  据仍健在的知情人、新四军4支队老战士称,杨、曹这次出走,是他们获悉了叶挺前来处决高敬亭的密报,为逃避受株连的命运,他们率少数人到湖北大山中打游击去了。多年来,一直讲杨、曹逃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即使如此,国共合作时期,逃到国民党那边也不算大错,不能把责任全推到高敬亭身上,更不能作为枪杀高敬亭的理由之一。
  • 张海祥: 举报  2018-09-15 19:12:13  评论

    这个评论古怪了:因为国共合作,逃到国民党那边不算大错,那么同样标准,得到蒋介石批准之后杀掉高敬亭就更不是大错了。 阁下的标准能否一致?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09-15 19:41:06  评论

    评论 张海祥 :得到批准没毛病,问题是为啥以背叛说高敬亭?他们又没有投降日本人,也没有投降伪军,凭啥因为这事指责高敬亭呢?你的逻辑正常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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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7:51
  多年来,一直讲杨、曹逃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即使如此,国共合作时期,逃到国民党那边也不算大错,不能把责任全推到高敬亭身上,更不能作为枪杀高敬亭的理由之一。因为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叛逃,没有任何人对此负责;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逃叛,也未追究任何个人责任。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8:46
  6月21日至23日,叶挺主持连以上干部大会斗争高敬亭,邓子恢宣布主要罪状:

  反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指王明);

  不服从命令,对抗军部领导;

  擅自招兵买马;

  破坏统一战线等等。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49:37
  在一次去会场途中,他纵身跳入褚老圩圩沟里以死抗争,结果被捞起继续斗争。大家实在不愿看到这种斗争场面,一致要求对高敬亭进行教育帮助,给予立功赎“罪”机会。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50:33
  这当中,有的被降职;有的被送皖南军部学习;有的被清洗;有百余人离队;主持西港冲后方工作的参谋王占元、连长沈查辉、号官郑、警卫员常海等被处决。

  在延安的毛泽东接到项英“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电报后,气得大声疾呼:“项英好糊涂啊,内战时期,蒋介石曾以重金悬赏高敬亭的脑袋而不可得,现新四军主动要求杀高,蒋岂有不准之理?”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52:17
  1938年7月,4支队领导成员会合不久,高敬亭发现与上级往来电报有问题,怀疑是政治部向长江局发报告他的状,经追查译电员承认有此事,高敬亭便将译电员交戴季英处理。

  戴季英深感棘手和不安,自行通知延安来的干部,包括9团政委、政治处主任和7团参谋等到8团驻地西汤池“避难”,这就是所谓的“新开岭事件”。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52:55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安庆,谈及高敬亭被冤杀时,他怀着沉重而又惋惜的心情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后来中央识破了,发电报指示不要枪毙高敬亭,但是电报晚了。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54:10
  高敬亭从实际出发,把单纯的反蒋斗争,改变为抗日与反蒋相结合,改变了张国焘时期“左”的做法。他改变了过去对地主豪绅既要钱又要命的过头行动,对联保主任、保长等敌基层政权人员,采取打击与争取相结合,做到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对罪大恶极、冥顽不化、严重危害革命的反动分子则坚决镇压。高敬亭团结国民党军官,影响了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俘虏不准搜腰包,不打不骂不侮辱,在敌军中产生极大反响。高敬亭还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改变过去打菩萨、烧庙宇的过火行为……


  高敬亭没有破坏统一战线,而是抵制了王明、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做法,抵制了他们以统战为借口,向国民党的屈服、退让,模范地执行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作出在大别山、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英明决策。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55:07
  在青龙厂褚老圩斗争高敬亭时,会议的另一位主持人在揭发高敬亭肃反扩大化问题时,被高敬亭抢过话头:“我替你说,你说我不服从党中央领导,这是毫无根据的。搞肃反扩大化,我曾错杀过同志,但我也杀对过。你不要忘了张国焘主持的大肃反,你从白雀园一次就抓走15人,我得知被抓的都是好同志,冒着被杀头的风险,从你屠刀下,把他们保了出来,现在的张顺安同志可以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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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7:56:26
  邓子恢、张云逸是“反高斗争”负责人之一,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二人分别总结教训,主动承担责任,并且引以为咎。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8:15:00
  反对东进这应该是一个错误,但是项英也是主力之一。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8:16:07
  不服从命令,反对东进是一条,反对叶挺是一条,反对长江局和项英也是一条。

  这事应该和毛一毛钱关系没有。

  反对这些等于反对蒋介石。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8:16:40
  招兵买马,这事毛肯定赞成,这是国民党反对和不喜欢的。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8:19:05
  所谓张周投敌,这也是到桂军,怎么能叫投敌?这事蒋介石欢迎还来不及,也可能是不满意投到桂系,最多也就是如此,也不至于处死他。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9:05:13
  其实高敬亭事件是有着一条明显的但是不能明说出来的思路,这确实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高敬亭大可以采取叶飞的方案的。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09:21:04
  @cr361。。。。。。

  关键是谁打的报告呢?这事要说长江局不知道,感觉也很难说,但是延安肯定不知道。

  现在的说法是叶挺做不了主,由此项英必知,但是,如果是邓子恢,张云逸,戴季英参与批斗,而项英不知道,不可能,同时,戴季英是政保系统,恐怕无法不通知项英。

  从资料来看,项英似乎并未对戴季英有啥批评,从政保系统操作来看,他是一定应该告知项英的。

  作为军队系统,不听从党的指挥,这是一个大矛盾。项英应该反弹强烈。

  延安不能说话是对的。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13:10:12
  长江局是主导,这是必然!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13:26:24
  高敬亭事件应该说是多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19:32:15


  叶挺怀揣的蒋介石处决高敬亭的公函又是那里来的?都是项英一手制造的杰作。

  高敬亭由于公开顶撞王明和项英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都通过蒋介石的右倾错误路线,引起了王明和项英的仇视。第四支队活动的范围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向蒋介石诬告高敬亭不服从政令、军令。项英借此罗帜了高敬亭一系列罪状直接报请蒋介石请求批准对高敬亭处于枪刑。项英在这上面玩了两面三刀的鬼把戏,报请蒋介石的公函上写明请蒋批准“斩立决”,报请延安的公函是请党中央决定对高敬亭处理办法。

  当时蒋介石接到项英要将高敬亭“斩立决”的报告,疑以为弄错了。一旁的高参告诉蒋介石这是真的,高敬亭脾气火爆,得罪了王明和项英,项英除掉眼中钉的念头早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了。蒋介石一听大喜,国军多少次想除掉高敬亭而不能,现在共产党主动要求除掉高敬亭这员战将,他马上批了“对高敬亭立即处于枪刑。”边上的高参要蒋介石在批复一前一后加几个字,即“同意新四军对高敬亭处于枪刑的报告。”这样可让蒋介石逃过了杀害抗日有功将领的罪名。

  高敬亭被害数天后,延安对高敬亭的处理意见到了,提出了上中下三个方案,即使是三个方案中的下策,也是请新四军领导送高到延安学习。

  项英早已算到了中共中央会这样处理高敬亭,先一步与蒋介石联手杀害了高敬亭。

  直到36年以后,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顾问下,徐向前、李先念等领导的推动下,高敬亭得以平反昭雪。

  项英1922年参加共产党,他的工人出身使他有了“领导”中国革命天然资本,担任过党内、军内多个显赫的职务。让项英目空一切的最大资本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单独接见了他,称他为“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斯大林赠送给项英一支手枪和一支金笔。其中包含的深意可想可知。项英当上新四军副军长完全是凭着他那“辉煌”的经历而非功绩才能。

  埃得加.斯诺于1939年在南昌采访项英,其后写道:他的外貌不给人以好感,他身体结实,肌肉发达,身材矮小,从背后看去,他的头很象圆屋顶那样突出----不过,他的笑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容。

  项英无论是抢杀新四军最强悍的抗日将军,延缓破坏新四军的发展,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惨重失败,都负有不可推托的重大责任。一九七六年以前,对项英一生的定性批判无疑是正确的。但不知为什么一九八十年代前后,红二十八军和高敬亭的功绩只字不提,项英的名誉反而得到了恢复。给予其较高的历史定位。这种为了证明一九七六年以前的结论一切都是左的错误,证明在这之前所有被批斗的干部才是最正确、伟大的领导,把整个世界,把中共历史颠倒过来写,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真是“天心已厌玄黄血,世事难分黑白棋”。一九八九年,在高敬亭将军不幸遇害牺牲50周年时,徐向前、李先念等一批红四方面军出来的老革命家纷纷题词纪念高敬亭。


  1937年八路军、新四军主官的任命都是通过国民政府认可的,怎么能说蒋不认可呢?
  项英在皖南事变前右倾错误,对高敬亭之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于资料来源,都是国内公开的期刊:

  张存余:《揭开错杀高敬亭之谜》,《党史天地》2005年第2期
  倪良端:《高敬亭——“将其处死是错误的”》,《领导文萃》2009年第7期
  张亦民:《高敬亭的冤案究竟冤在哪里?》,《资料通讯》2006年Z1期
  蒋同明,储祥林:《新四军第一冤案——高敬亭功绩及被错杀原因再探》,《江淮文史》2005年第6期
  夏明:《名将高敬亭被错杀的前前后后》,《纵横》2004年第2期
  江波:《高敬亭被错杀的前前后后》,《党史博览》2001年第9期

  在此摘录一部分: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等罪名,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电报:“拟枪决高敬亭”。
  6月24日,蒋介石“照准”的复电飞到项英、叶挺手上。死刑当天执行。
  蒋介石的“命令”执行了,中共中央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调高敬亭去延安学习等“办法”实行“过渡”)的电文却在高敬亭死后才到了。


  李良明:《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6期
  童志强:《对项英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兼与王辅一、王秀鑫同志商榷》,《学术界》1987年第5期
  金冶:《评《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论述》,《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
  陆炬烈:《项英向党请求撤职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李百齐,刘学梦:《也谈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关于克服动摇犹豫坚决执行北移方针给项英等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86年版)
作者:我信佛dj 时间:2018-09-15 20:00:59
  高敬亭不死,战史会多出更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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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20:38:44
  6月 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1939年6 月,国民党之首府重庆,一座雕梁画栋的宫邸内,蒋介石身着便装,踱着方步。战争的烟尘使得这位风云人物那弯弯的长脸满是憔悴,但深陷的眼睛仍像猿猴一样警觉。

  半信半疑、慢条斯理地对身旁一位高叁说:“我这里有份项英要杀自己一虎将的电报,请我定夺,怕是其中有诈。”


  高叁捧起电报,仔细阅读脸上露出惊喜不已的神色。

  “卫立煌他们17万正规军,打了3年,都抓不到这个高敬亭,现在*员却送上门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委座,这情况十分可靠。据我所知,在*的长江局会议上,王明、项英提出不让高敬亭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们的根据地全部交给我们。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他们闹翻了脸。项英是*内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岂能忍受高敬亭当众顶撞。。。”

  “噢?是这样吗?庇诚惶诚恐的高叁连忙说:“委座,卑职所说情况绝对准确。”

  “想借我之刀,好,照准!”蒋介石用力握着笔,正要落笔,高叁忙小心地说:“委座,请且慢,古今中外伟人,留传后世的真迹,都要经得起文人雅士和历史的推敲。这份密告非同一般。。。”

  “唔?”蒋介石停住空中的笔:“依你之见。。。”高叁毕恭毕敬地字斟句酌道:“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委座,这样回电您看如何。”

  蒋介石略一思忖,右手用力击桌称赞:“好主意!好主意‘所请’二字太妙了,真是一字值千金哟”,随即挥笔:“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蒋介石。”命令速发报新四军。时隔几日,电报飞到项英手中,项英很快交给了叶军长。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20:42:21
  1934年秋,游击师已发展到3000多人,皖西北道根据地扩大到东西270余里。

  是时,中共鄂豫皖省委代表到皖西检查工作,继续执行张国焘的“肃反”路线,大搞逼供信,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吴保才逮捕关押,不久,将他杀害于霍山大化坪南河沿广场上。 [1]

  红二十七军领导人徐海东、郭述申听说吴保才被害的消息后,很是痛心。

  这是指控高敬亭肃反杀死的吴保才。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20:57:27
  在1933年至1934年间,高敬亭任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师长。

  他在七十五师的“肃反”中,先后捕杀了1000多人。

  当时的省委和军领导都是支持和赞赏,称高敬亭为“肃反专家”。

  1934年9月,省委派高敬亭去皖西检查工作,他向省委报告说: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者在领导。结果省委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任命高敬亭接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鄂豫皖三省以大别山为中心的地区先后爆发了黄(安)、麻(城)、商(城)和六(安)霍(山)等县农民起义。随后相继建立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到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国民党蒋匪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前,曾划分为鄂东北、鄂东南和皖西北等三个道区(相当于区党委行署),并在鄂豫皖省委领导下分别建立了中共鄂东北道委和苏维埃政府,中共豫东南和中共皖西北道委会和道苏维埃。当第四次围剿开始,蒋匪军猖狂进犯鄂豫皖苏区时,豫东南和皖西北两个道委道苏机关都跟随红四方面军仓促撤退了,在撤退中,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流散各地,有的患病掉队后回家或被敌人捉去。因此,两个道委、道苏领导机关都同时自然消失了。但是在敌人疯狂进攻时也还有些县、区、乡的干部和地方武装来不及撤退,他们就同当地人民一起坚持同侵入的敌人作斗争。到同年十二月初,红二十八军(由红二十七军改编)根据省委指示,从鄂东北黄、麻地区穿过大约三百里地的麻城县北区和商城县清区的敌人战领区,转回豫东南和皖西北地区。以军部特务营为前卫部队先行到达赤南县的沙河、香铺、胭脂、火炮岭、门坎等地,那里还有县区、乡党政机关和游击队、赤卫队存在,并领导人民不断同侵占的敌人作斗争。大约相隔四五天,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率领的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二四六团(两个营)就赶到了。当时除乡村仍为我们控制外,一些集镇,通道隘口都盘驻了敌人,史河以东原来的皖西北苏区都被敌人侵占。红二十八军到达后就积极打击敌人,拔掉了敌人据点,使这块老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继续恢复和发展皖西苏区的坚强后方。红二十八军的回师,对于重新恢复成立皖西北道委会、道苏维埃政府和坚持这块根据地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红二十八军积极打击敌人,恢复苏区的战火中,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底在赤南县(金寨县)境门坎山宣布成立皖西北道委会。以有利于统一领导豫东南、皖西北(准备恢复六安、霍山、霍邱等县原来苏区)地区的红军和地方党政工作。道委书记由红二十八军政委王平章同志兼任。王平章同志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初在门坎山同国民党四十五师戴民权部作战中英勇牺牲后,即由郭述申同志继任道委书记并兼红二十八军政委。一九三四年五月又由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高敬亭同志接任道委书记同时兼任红二十八军政委。一直到一九三五年春道委会脱离老苏区转移敌后打游击,道委会方自行撤销。

  道委会成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迁到汤家汇办公。



  道苏维埃是一九三三年四月初在汤家汇召开的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的。出席大会的有赤南、赤城县、六安三区、六区和红军等各界代表300余人。会议地点设在一家祠堂的大厅。我作为工会代表(当时在道总工会任青工常委)参加了那次会议。会上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作了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大会期间,靠汤家汇几十里路内的赤南、赤城县的一些区、乡人民群众敲锣打鼓,举着彩旗,抬上宰好的整猪整羊拥进工会场,热烈祝贺大会。会上选举张德山(金寨麻埠人)为道苏维埃主席。他没有工作多久就被撤销了主席职务,说他犯了错误,但未公开宣布犯了什么错误,把他摆在一边;也为作处理。他于一九三四年春叛逃了,后被敌25路军32师利用,做了反共工作团团长(团员多是我方叛逃过去的),干了很多坏事。后来由于我方做了大量争取工作,使其内部人员觉悟过来,将叛徒张德山砸死。

  团员大部分归回红军,从此这个所谓反共工作团就垮台了。


  后来道苏维埃主席就由道苏总务科长吴席儒同志(金寨县付家堂人)代理。道苏维埃设有总务、秘书、人事、财务、粮食等科。道区当时只管辖赤南、赤城县和六安县的三区、六区的一部分地区。赤南县县委书记陈振松,赤城县县委书记先是吴代芬(一九三五年肃反被错杀),后是石裕田、邱玉??,县苏维埃主席先是窦立保、刘文炳,后是张富同志。




  道委领导非常重视地方红军武装的发展建设。成立了皖西北游击司令部,高克文同志任司令员。还相继成立三个游击师,两个游击大队和一个战斗营。
  一路游击师300余人枪,师长吴国贞,常活动于赤南和英(山)麻(城)霍(山)边界地区。
  二路游击师师长先是杜老虎(绰号),后是朱志申,600多人枪,常活动在赤城、固始县境地区。
  三路游击师师长江启顺。政委吴保才,1200多人枪(一九三四年改为红八十二师)经常活动在史河以东六安、霍邱、霍山县地区。
  六(安)霍(邱)游击大队,大队长彭继武,二百多人枪,主要活动于霍邱县地区。
  商北游击大队,大队长先是余海宽,后为李占彪,200多人枪,活动于商城县东南地区。
  赤南战斗营,营长兼政委朱绍芳,200多人枪,活动于赤南三区,长岭关、麻城、罗田县边界地区。



  一九三三年八月,蒋匪军再次调动数万兵力,对以汤家汇为中心的皖西北根据地进行全面进攻(号称第五次围剿)。八月中旬先以三架飞机连续几天多次对汤家汇狂轰乱炸,同时以梁寇英的二十五路军,刘镇华的十一路军,戴民权的四十五师和伪安徽、河南省保安团及地方顽匪从东西南北同时向我根据地猖狂进攻,大约三、四天就占领了汤家汇和整个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和一、二、三路游击师边战边撤退,转移到敌人后方打游击。留下少数地方武装掩护道委、道苏和其他地方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分途转移到大山区避开敌人的正面进攻。苏区老百姓多实行坚壁清野后进到深山密林躲避。道委和道苏机关撤出汤家汇后也分开了,有一部分人遣散回原籍隐蔽,其余人员由道苏代主席吴席儒同志带领,先在赤南县牛食畈、麦园、胭脂等山区隐蔽活动,后转到赤城熊家河、杨桃岭、鸡冠石等大山里隐蔽活动。敌人这次进攻采取了非常野蛮残暴的手段,妄图毁灭我们苏区的全部集镇,大村庄,通道隘口和山头制高点都拉上帐篷或就地砍伐树木竹子搭起棚子,驻上部队,进行“驻剿”,同时派出机动部队进行“搜剿”。这时湖北区的郑其玉、柯绍衡,商城的顾敬之等匪部都倾巢出动,窜进苏区,同蒋匪正规部队进行大肆烧杀掳掠。蒋匪狂叫:“对赤区要杀个鸡犬不留,斩草除根;”说什么“有民就有匪,民尽匪方能尽”。敌人把房屋烧光,粮食、财物、牛羊猪鸡等都抢光吃光,还放火烧山搜人,将搜捕到的老乡,进行集体枪杀或活埋,造成了许多白骨堆、万人坑。自一九三三年年底至一九三五年秋,赤南、赤城这块老苏区被敌人摧残得空无一人。屋场、房基、田地、道路都长满了荒草、小树,野猪成群,虎狼危害,不少饿、病躺在山林的老乡被虎狼伤害,关王庙西、尹儿冲赤白交界地方有个村庄,老虎白天闯进老百姓家里吃小孩,大人看着不敢追打。真是地面蒋匪行凶,山上虎狼吃人,使人无法生存下去。最后凡未遭敌人惨杀和饿死的少数老百姓,也统统被敌人抓到立煌(金寨)县、商城县关押起来,又被饥饿和瘟疫折磨死了一些,所残存下来的少数老百姓,到一九三五年年底才陆续被释放回原籍,有不少村庄和家庭的人都死绝了,后来又从湖北、安徽、河南等地迁移了一些人去居住。
  那时道委和道苏机关的处境也是十分艰难困苦的,到一九三四年春大约还剩下五、六十人,加上部队后方医院的几十名医护人员及伤病员和少数无处投奔的老乡,在道苏代主席吴席儒同志的带领下,在赤城县境的熊家河、杨桃岭、悬剑山、苏仙石等大山区周旋隐蔽活动,遇上敌人进攻,既不能招架,更无力还击,只有各自奔跑进山林隐蔽,真是生命危在旦夕,既缺粮食、油盐,又缺衣服被子和医药,山上能吃的野生植物都吃到了,敌人不进攻搜山时能到山沟里大茅草棚栖身就算是过舒服的生活。尽管那么困难,同志们的革命意志还是很坚定的,有些同志风趣地说:“钻山沟住草棚、敌人枪炮声伴奏,吃野菜喝凉水、革命决心不动摇”。但是长期这样下去,人是受不了的,天无绝人之路的办法也是逼出来的。道苏维埃代主席吴席儒同志在同志们的建议下,挑选出几十名身体好的同志,佩戴着武器趁夜摸过敌人的封锁线,插到窑沟东北潜入商(城)固(始)边界的陈淋子、小南京和方集等敌占区,搞些地主土豪的粮食和食盐背回根据地来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从摸索出这条门路后,就常选派精干的同志到敌占区搞粮食,使后方人员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随后发展到凡是能行动的男女同志都组织起来,在部队的掩护下越过敌人是封锁,敌占区打粮回根据地来吃,每打一次粮回来只够吃一星期左右。出去打粮的次数多了,被敌人摸到了规律,敌人加强了封锁线,增加了碉堡和封锁强,比以前封锁得更严密了。因此后来出去打粮就要强攻硬冲过封锁线,常使一些军、政、民同志流血牺牲。到一九三四年秋敌人又调来一批兵力,对熊家河、杨桃岭、苏仙石等山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地搜山抄剿,使道委、道苏机关和医院等后方人员遭受到较大的损失。从这次敌人进攻后,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就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不把后方这些人都困守在那些山里,即将道委、道苏机关,医院和其他后方人员陆续调出补充红二十八军和派到其他地区建立或充实便衣队。这时赤南县委、县苏维埃已经消失了,还留下赤城县委、县苏维埃人员和一批伤病员及家属小孩等一百多人,另有南北游击大队一百多人,由县委书记石玉田、县苏维埃主席张富、大队长李占彪等同志领导,继续在熊家河、窑沟地区坚持斗争。后因敌人严密封锁,搜剿,活动很困难,石玉田同志就带着商北游击大队一百多人枪到潜山县小河南找到高敬亭同志,这时就将他们编入红二十八军了。当时在老区还留下了赤城县委和县苏维埃四十多人,一批伤病员及家属小孩,还有汤家汇赤南二区的一批人员,大约一百五十余人,又新组成一个商南县委会,由原赤城县苏维埃主席张富同志负责,并于一九三四年冬转移到金冈台(这座山海拔1576公尺高,山峦起伏,树林茂密便于打游击),即建立了以这座山为中心的皖西北游击根据地。领导着原赤城赤南两县边沿地区的七支便衣工作队,开展对敌斗争和进行群众工作。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七年十月初,鄂豫皖边区实现国共合作,才下山到湖北黄安县七里坪集合,后来编到新四军四支队。皖西北地区的一、二、三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战斗营都在一九三四至五年相继编到红十八军了。到一九三五年春就完全结束了皖西北道委会,道苏维埃的活动了。


  来源:《皖西党史资料辑要》书稿 作者:朱国栋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21:03:21

  皖西北道委书记

  1932年1月,郭述申被任命为皖西北道委书记。皖西根据地所辖19个县,有近5000名地方党员。除在六安、霍山、霍邱、商城4县设立了苏维埃政权外,其余的英山、合肥等地,还没有条件建立县级政权。由于根据地大多处于山区,土地贫瘠,物资匮乏,农民居住分散,地域闭塞,交通又十分不便,条件极为艰苦。
  郭述申到达皖西北时,正值红四方面军开始发起商潢战役。为保证主力红军作战需要,郭述申带领道委一班人全力组织皖西北群众筹粮运粮,收集和运送作战物资。在皖西北人民的全力支援下,红军取得了歼敌5000余人的重大胜利。随后,道委在原来土改的基础上,对尚未实行土改的地区,发动群众实行“耕者有其田”。随着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农民群众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边区人民政府。不久,建立了8个县级政权,道区范围扩展到淮河边,形成东西约3000余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使皖西北苏区进入了鼎盛时期。
  1932年6月,蒋介石指挥30万大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在敌人的疯狂进攻下,鄂豫皖根据地大部分丧失。10月12日晚,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越过平汉线,仓促西进。危急时刻,留在皖西坚持斗争的郭述申召集东路游击司令刘士奇、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等在英山土门潭举行会议。会上,郭述申宣读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撤销皖西北道委、成立鄂皖工委,任命郭述申为工委书记的指示。会议决定把金家铺一带的零散部队和徐海东所率领的1个团加以合编,成立红二十七军,刘士奇为军长,郭述申兼任政委,全军辖2个师,共4500余人。
  11月下旬,郭述申率领红二十七军主力赴黄安七里坪与鄂豫皖省委和鄂东各主力团会合,省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撤销鄂皖工委,恢复皖西北道委,仍由郭述申任道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编入重建的红二十五军。郭述申领导道委先后恢复重建了赤城、赤南和六安等3个县委及若干工委、区委,并于1933年4月在汤家汇召开了道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重建和整顿了道区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及工会、妇女、少共、赤卫队等群众团体。与此同时,郭述申等道委领导还以红二十五军特务营为骨干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并开展游击战争,迅速扭转了根据地混乱的形势,使苏区人心逐渐安定,生产开始回升,以汤家汇、南溪为中心的皖西北根据地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局面。
  1933年4月,红二十八军一部留在皖西,主力转战鄂东南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并进行整编,以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红二十八军主力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留在皖西的部队和部分游击队组成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1933年6月,蒋介石调动1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郭述申领导皖西北军民开展英勇的反“围剿”斗争,采取了以外线游击与集中兵力伺机歼敌相结合的正确作战方针,屡屡取得胜利。可惜由于鄂豫皖省委执行了错误的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皖西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终失利了。10月11日,郭述申在南溪吕家大院召开皖西北道委会议,讨论了武装建设和斗争方针等问题,决定以红八十二师为基础,重建红二十八军,由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兼任政委。1934年4月,为壮大主力红军,鄂豫皖省委将红二十八军再次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郭述申兼任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鄂豫皖省委再次调郭述申返回皖西北,继续担任道委书记。郭述申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又一次无条件地服从了省委的安排,离开红二十五军,重返皖西北,并迅速开展了巩固中心区,开辟和扩大边沿区的斗争。

  在鄂豫皖苏区“肃反”中幸免于难

  在郭述申1932年担任红二十七军政委期间,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在“肃反”中被杀,让郭述申心痛不已。刘士奇和郭述申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留给郭述申的印象很深。郭述申晚年回忆刘士奇时说:“红二十七军始终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部的领导下行动的,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工委和军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场上,也是由军领导碰头研究的。即使是临战的当机立断,军长刘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时来不及也在战后说一下。当时,虽然各项工作有分工,但领导同志间很注意征求意见,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较统一,关系比较密切。特别是刘士奇和我,我们两个主要领导人从没有发生过分歧意见,没有互不通气的时候,相互间想到什么,认为应该怎么做都是毫无保留地谈出来,对其他领导同志也如此。”“他在领导红二十七军的转战中,是有功劳有贡献的,应给刘士奇同志以公正评价。”


  郭述申担任皖西北道委书记期间,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抵制省委内部肃反的“左”倾错误,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冒着个人遭受打击的风险,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

  1933年6月,郭述申到省委汇报工作,省委领导同志告诉他,在鄂东北工作的留苏学生胡正明是反革命,已被处决。胡的爱人夏玉华在皖西工作,也是留苏学生,也是反革命。郭述申回皖西区后,经认真调查,认为曾任红二十七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红军第三游击师政治部主任的夏玉华是红军里难得的女才子,群众关系好,对苏区贡献很大。


  郭述申便没有执行上级领导的错误指示,将夏玉华保了下来。




  1934年夏初,由鄂豫皖省委代表派遣到皖西北巡视工作的同志根据一个副营长被逼出的口供,认定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兼第三路游击师政治委员吴宝才和道区政治部主任兼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政治委员江求顺是“反革命”。郭述申和徐海东对此坚决反对,和省委巡视工作的同志发生了激烈争论。郭述申说:“吴宝才和江求顺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好同志,怎么能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定他俩是反革命呢?”他和这位同志激烈争吵起来。

  由于党内“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郭述申在工作中虽取得成绩,但并没有得到上级的肯定,反而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934年9月28日,鄂豫皖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错误地认定郭述申“缺乏残酷的复杂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而且是“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

  鄂豫皖省委撤销了郭述申的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安排郭述申回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由高敬亭接任皖西北道委书记。


  随后,吴宝才、江求顺、夏玉华被杀。

  红八十二师副师长卢兴明,少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雷向前,中共赤南县委书记陈振松、赤城县委书记、第二路游击师政委吴代芬、第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声、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先后被逮捕、处决。


  当时,红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也被打成“第三党”骨干分子,即将处以极刑时,全师官兵痛哭作保,才逃过一死,被罚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


  后来,郭述申自己也成为“肃反”的对象。他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后不久,又担任了二二四团政治处主任。当时,团里没有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基本由郭述申承担。拐河战斗当天,敌人来势汹汹,该团战斗力较弱,仓促上阵。一接敌团长就带部队后退,战士们一时乱了阵脚。关键时刻,军长吴焕先与副军长徐海东及时发现,紧急调兵,采取果断措施,带部队冲了上去,顶住了敌人。


  1934年11月中旬,鄂豫皖省委及红二十五军执行党中央关于战略转移的决定,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了长征之路。郭述申也随队离开他战斗了五个春秋的大别山。

  在部队长征到河南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个别同志说拐河战斗发生军心动摇、队伍溃退责任全由郭述申负责,诬陷郭述申是皖西北“第三党”的领袖,要捕杀他。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气愤地拍着桌子说:“说郭述申同志是反革命,我们都是反革命,你们这些人,把老郭同志整得还不苦吗?你们还想干什么?把忠臣良将都害死?不干共产主义了吗?那才叫真正的反革命哩!”徐海东又去找政治委员程子华、军长吴焕先等说明情况,军领导一致同意徐海东的看法,才使郭述申幸免于难。

  郭述申后来每当回忆这件事都感慨地说:“那时候,杀个把人简单得好像跺脚踩死一只蚂蚁似的。何况是在两军交战的火线上?一个领导人,无论大小,不明察秋毫,不调查实情,不倾听来自群众的意见,就是真正的没水平!海东堪为大将,恰是实事求是、合理合情处事待人的。我两次大难不死,海东是救命恩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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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21:26:10


  关于追认江求顺同志为烈士问题:

  江求顺同志完全应该追认为烈士。他和吴宝才同志都是当时皖西的主要领导干部。1934年初夏,高敬亭代表省委检查皖西工作,高??供信,仅根据一个副营长的“口供”,硬说江求顺、吴宝才是反革命。我说不是。分他发生争执。高敬亭向省委报告说谎我肃反不坚决,撤了我的职。江求顺、吴宝才二同志被杀害。

  1975年我曾写信给六安地委书记帮袒同志证明江求顺在苏区肃反扩大化中被冤杀(可能也提到吴宝才同志)应追认为烈士。如果尚未解决可以到六安地委找一找我1975年写的证明材料。

  吴宝才是皖北某县人,他也应追认为烈士。

  两份纪要我都看过。郭述申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09-15 22:06:08  评论

    不知道这个副营长是谁,高敬亭肃反是张国焘一手安排,看来高和张关系密切,但是,各方资料又所述很少!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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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5 22:13:41

  1932年11月30日,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编成新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政治委员高敬亭。
  1933年9月间,红二十五军在演麻公路遭敌包围,二十五军被分割。七十五师由吴焕先、戴季英率领突围到鄂东仍保留二十五军番号,七十四师由徐海东率领,退回皖西重新组建二十八军。
  1934年1月,红二十八军并入到红二十五军。
  1934年,第二次组建的红二十八军再次并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 政委姚志修;第七十五师,师长王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共3000余人。
  不久中央指示,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副主任郭述申、 供给部部长吴维儒、军医院院长钱信忠。全军3000人。辖第223、224、225团 和手枪团。

  看来是戴季英要搞死郭述申。
作者:我信佛dj 时间:2018-09-16 12:12:18
  在政治上他不如许世友,在军事上以少胜多真正打神仙仗的人,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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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信佛dj 时间:2018-09-16 20:16:49
  可惜了高敬亭了,手枪团打的十万国军无可奈何,我虽是粟粉,都觉得粟总或许还略逊一点,
作者:wainily 时间:2018-09-18 23:54:13
  回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9 07:12:02
  是。
楼主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09-19 16:59:08
  192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赤卫军班、排、连、营长及中国工农红军罗山独立第二十五军团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因身负重伤留下坚持游击战争。11月,红二十五军重建,任七十四师二二二团团长。红军主力北上后,在大别山坚持斗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北上,鄂东北道委组成以徐诚基为书记、何耀榜、吴光陆为副书记的罗(山)孝(感)黄(陂)特委。12月重建红二十八军,何耀榜、吴光陆、罗厚福等组建红二十八军罗山独立团及特务一营、二营,坚持在礼山、罗山、黄安一带进行游击战争。后任中共豫东南特委书记,1936年8月改任皖西特委书记、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师长、师政委。后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8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共鄂东地委军事部部长、鄂东游击总队副总队长、新四军第五师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鄂东军分区司令员、鄂豫边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何耀榜先后任鄂东北道委军事部长、豫东南和皖西特委书记,红82师师长兼政委,是整个鄂豫皖根据地仅次于高敬亭的二号人物。



  1937年初,何耀榜和皖西特委机关的同志们,冒着严寒和弥天大雪,黑夜里走进了大岗岭的深山老林。


  特委秘书徐文初拿着新近出版的《扫荡报》,向何耀榜报告了有关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


  由于长年与世隔绝,好久没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和高敬亭也接不上头,山外发生的这些大事,何耀榜看不清楚,悟不明白。


  何耀榜同特委委员徐文初商议,决定派姜术堂去西安,找到红军联络处,找到红25军,聆听中央的指示。


  姜术堂又一次出现在鹞落坪。
  便衣队怀疑此人是受敌人派遣,前来刺探情报的,将其捆绑起来,有人甚至主张杀掉他。姜术堂申辩自己是从北方来的,找何书记有要事汇报。他满含委屈地说,自己在这座山上转了三天,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既然来了,想跑也跑不掉,等见了特委书记何耀榜,那时再杀也不迟。
  便衣队员见姜术堂说的在理,将他送到大岗岭。
  何耀榜见姜术堂回来了,十分高兴,忙叫他谈谈山外的情况。姜术堂说他到汉口没了解到什么消息,又坐车到了郑州。郑州是他的老家,碰到了很多同学,他们说,西安事变后释放了蒋介石,红军在西安设了联络处。
  何耀榜忙问:“你是听一个人说的,还是很多人都这样说呢?”
  “郑州的商人和老百姓都这样说,河南的报纸上也登啦,我还带来了一份。”
  姜术堂取出一份报纸,把有关国共合作的消息念给何耀榜听。
  关于国共合作的事情,何耀榜倒是听到过一些,也是将信将疑。得不到党中央的具体指示,他还是不能确定今后的工作方针。
  姜术堂又说,郑州有一个党的地下特委,只要何耀榜写个介绍信,他就可以想办法跟这个特委接上头,然后可再找党中央请示。
  何耀榜连说:“这样好,这样好,一定要找到红二十五军,找到党中央!”
  当天夜晚,何耀榜同特委委员徐文初商议,决定再派姜术堂去西安,找到红军联络处,聆听中央指示。特委给姜术堂写好了介绍信,叫他第二天立即出发。
  形势变化,扑朔迷离,我们应该怎么办?何耀榜十分焦虑。
  西安事变,蒋介石虽然被迫答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骨子里一心想消灭红军,消灭共产党。回到南京后,他背信弃义,暗地调兵遣将,企图在短时间内消灭鄂豫皖地区的红军。他们四处张贴悬赏布告:活捉高敬亭者赏洋五万,活捉何耀榜者赏洋二万;报告高敬亭行踪者赏洋一万,报告何耀榜行踪者赏洋八千。
  大钢岭和鹞落坪,成了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
  为了等候姜术堂的消息,何耀榜带着警卫队和特委机关的八十多名同志,在大钢岭至鹞落坪的山沟里,坚持了四天四夜,连附近的野菜都吃光了。
  就在他们处于最艰难的时候,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又全部开到鹞落坪、大钢岭修炮楼、筑工事,并对一条条山沟,一座座山头仔细搜查。见到野菜就铲除,见到溪水就下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山沟里再也呆不下去了。
  得知战斗一营和国军周旋了九天,也没有打出敌人的包围圈,何耀榜十分着急。他认为战斗一营是根据地的一支主力,一定要想办法打出去,不然就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何耀榜决定自己去一趟,指挥战斗一营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我去。”有人挺身而出。何耀榜定眼一看,是手枪二队队长于启龙。
  于启龙在上次战斗中负了伤,双手成了残疾,伤口还缠着绷带,一直跟着特委机关养伤。他看到部队处于险境,对何耀榜说:“何书记,你不能走,特委的工作需要你来领导,请同意我去。”
  这样艰巨的任务怎能交给一个伤病员呢?可想到姜术堂会带来中央指示,何耀榜只好下定决心:“于启龙任一营政委,徐文初任特委代表。你们打出去后,到桐城、舒城组织一个指挥部,保存好革命的种子。”
  敌人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在鹞落坪一带修了一百多个炮楼,大大小小形成了17条封锁线。在到英山70里的山路间,修了50几条封锁线。鹞落坪不能呆下去了,他们只好向潜山、太湖边转移。
  苦苦等待了近一个月,哨上终于有人来报告,鹞落坪山上爬上来了三、四个人。
  “果然是姜术堂回来了!”一见到姜术堂,何耀榜十分激动,忙带着他们走进草棚。没有灯光,何耀榜就地取材,找来一个破瓷碗,倒上油,随后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做灯芯,然后要大家坐了下来。
  何耀榜迫不及待地问姜术堂:“找到红二十五军没有,找到党中央没有? ”
  姜术堂说他没有找到红二十五军,但找到了红军办事处。办事处没有给他写信,只是叫他带回来几份重要文件。姜术堂一边说着,一边从身上掏出文件,递给何耀榜。
  “为什么没有信呢?”何耀榜感到棚子里闷得发慌,顺步走出草棚,姜术堂跟着何耀榜走了出来。
  何耀榜又问:“你在红军联络处见到了哪些人?
  姜术堂向何耀榜详细地叙述了去西安的经过。
  姜术堂带着特委的信到了郑州,找到地下党设立的一个联络点。他们看了介绍信说,各地党组织派来的人都到西安七贤庄去,在那里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姜术堂又坐火车到了西安,在七贤庄找到红军联络处,林伯渠主任接见了他。4天后,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召见他,询问了鄂豫皖边区的情况。叶剑英给了他一些文件,并说蒋介石用很大的兵力想把红二十八军和大别山区的游击队歼灭,歼灭不了也想打垮一部分,红二十八军要尽量设法和国民党谈判,谈判的条件文件上有规定。在谈判中,首先要停战,把部队散在外围,不要集中起来,防止敌人围歼。谈判时,红军部队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任何名义和任务,谈判后部队集合的地点,一定要找群众基础好和交通方便的地方。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由中央最后决定。叶剑英强调,要使干部认识到谈判是为了团结抗日,绝不是向国民党方面投降。他要姜术堂告诉何耀榜,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好派一个干部来,实在派不出干部,也要把鄂豫皖地区的部队和党的力量,特别是目前的情况写一份较详细的报告送来。
  听了姜术堂的介绍,何耀榜又回到草棚子里,让徐文初一字一句地阅读文件。这些文件是中央书记处印发的,是对“西安事变”应有的认识,国共谈判的意义、办法和条件等。何耀榜考虑到高敬亭还在鄂东,派干部出去比较困难,便决定写份报告,让姜术堂送到西安去。
  根据中央指示,国共合作谈判没有异议了,可鄂豫皖地区的问题,应由高敬亭决定。但是,卫立煌的部队占领了黄冈,切断了皖鄂边区和鄂东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派部队去找高敬亭,不仅来回要用相当长的时间,何况目前身边也没有部队可派。
  大家的意见还是派姜术堂带着报告尽快去找党中央,由武汉坐飞机去西安,请党中央派人来。何耀榜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以“中共皖鄂特委会”的名义向中央写报告。他们找了一些明矾,化成水,用毛笔在土法造的草纸上写下给党中央的报告,交给姜术堂,并派人护送他通过封锁线。同时,找高敬亭联系的交通员也出发了。
  以往,中央给鄂豫皖根据地的指示,都是通过潜山工委转来的,为进一步了解国共合作谈判的具体精神,何耀榜布置好便衣队的工作,又去找到了潜山工委书记吴云霞。
  “收到中央指示和文件快一个月了,我向鹞落坪爬了三次,都没找到你们,真急死人的!”一见到何耀榜,吴云霞迫不及待地说。
  吴云霞取出三份文件,交给何耀榜。何耀榜仔细一看,这三份文件和姜术堂带回的完全一样。
  中央指示各地红军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何耀榜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也大。红军干部大都是工农出身,文化程度也不高,他们长期在深山老林里战斗,对外面的情况知之又少,和国民党的那些官僚打交道,定有不少困难。在革命队伍内部,很多同志一下也转不过弯来。听说何耀榜想和国民党谈判,有人当即拿出枪来,要敲掉他的脑袋。
  何耀榜回到特委机关,有人向他报告:高敬亭率红二十八军过来了。
  听说高敬亭过来了,何耀榜百感交集,又喜又忧。喜的是,有高敬亭在,红28军的一些重大事项可立即确定下来;令他担忧的是,高敬亭是否理解中央的指示?听姜术堂讲,党中央先后三次派人到鄂东北,传达国共合作的指示,高敬亭竟然将他们杀害了。
  就是被高敬亭杀害,也不能影响党和红军的事业。再说高敬亭是上级,他来到皖西,不能不向他汇报工作。何耀榜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决定立即去找高敬亭。
  听说何耀榜来了,高敬亭从黑布抬子上起来,一把抱住何耀榜,好长时间没说出话来。看着军政委突出的颧骨、深陷的双眼、疲惫的眼神,何耀榜知道在这次反“清剿”斗争中,军政委和大家一样,也吃尽了不少苦头。
  “军政委 ,我把皖西这半年来的情况汇报一下?”何耀榜说。
  “不用了,这里情况我已经清楚了!”
  “这是中央送来的指示。”何耀榜说着,把手中的文件递给高敬亭。
  高敬亭接过文件,简单地翻了一下,然后说道:“谈判可以,但不能投降。这个文件我看过,不过不是中央送来的,是鄂东北党组织送来的。他们前后送来三次,我都没有给中央回信。”
  “如果确定谈判,哪个地方比较合适?”何耀榜问。
  “今天晚上,给卫立煌写一封信,明天派人送到附近的岳西三区,请他们代转。其他具体问题,你去布置。”高敬亭说。
  千呼万唤,大别山地区国共两党间的军事谈判,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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