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帖】毛彭关系:“袁、王事件”考辨

楼主:ywujun1969 时间:2018-10-04 15:36:37 点击:26685 回复: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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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迷雾中徘徊彷徨过的人,只有在死神来临前饱受过煎熬的人,
  只有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压迫在大地上展翅飞翔过的人,才会心有所悟。

  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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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猴子杰克 时间:2018-10-04 15:40:44
  元王二人一直在那边“保佑”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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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瀚海沧澜 时间:2018-10-04 17:55:35
  Y兄开贴,必属精品。
作者:四平烟火 时间:2018-10-04 19:25:22
  @ywujun1969 :本土豪赏1根鹅毛(10赏金)聊表敬意,礼轻情意重!【我也要打赏
作者:天之涯海之际2014 时间:2018-10-04 20:16:15
  占个位
作者:山那边2016 时间:2018-10-04 20:31:20
  楼主好
楼主ywujun1969 时间:2018-10-04 20:51:25
  大家好~~一点一点考据。
  比起58年军委扩大会,其实本来"袁王事件”的性质很清楚、过程也很简单,不需要多费口舌。
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04 21:00:21
  哈哈,其实彭的事都很清楚,就是一点,犯错的不是地位高,就是犯错人物众多,所以,为尊者讳,法不责众,等等理由,屎盆子往站在真理正义一边的彭身上一扣,就当那些人就清白了
  不过历史就是历史,就是上帝也得向历史低头,何况犯错的凡人;那些师心自用颠倒黑白的污蔑,早晚会用来证明摸黑者的无耻,更证明立身污泥而自洁的彭总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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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8743 时间:2018-10-04 22:46:57
  好
作者:youyouxwj 时间:2018-10-04 23:17:36
  求点赞,谢谢
作者:言论出处 时间:2018-10-05 12:06:22
  @ywujun1969 2018-10-04 20:51:25
  大家好~~一点一点考据。
  比起58年军委扩大会,其实本来"袁王事件”的性质很清楚、过程也很简单,不需要多费口舌。
  -----------------------------
  期待您的考据!现在急需有一分依据,说一分话。任何无根据的个人揣测,应该摒弃,或自我说明是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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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南天问莎士比亚 时间:2018-10-05 19:36:02
  彭德怀的干儿子
作者:李万忠 时间:2018-10-05 19:39:06
  过去这么多年。又无新的那个文物出世,可以考究的清?
作者:吕家严 时间:2018-10-05 22:26:01
  等听讲座!: )
楼主ywujun1969 时间:2018-10-05 22:48:15
  (一)“袁王事件”考
  革命是什么? 牺牲!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两个关键人物,两人虽绿林出身,但早在秋收起义前就已参加宁冈地区的革命活动。1927年迎接德胜公秋收部队上山,对井冈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所部编为红四军32团,在红五军上山前,32团与朱总28团,德胜公31团,并列红四军三大台柱,二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高级将领。
  1930年2月24日发生在永新的“袁、王事件”,毫无疑问是个悲剧,此事件在井冈革命根据地引起了极大震动,后来,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即收拢残部,“电省反赤”,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随之丧失。 红军部队数次力图恢复,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但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并非偶然。在1930年代,左倾思想横行,革命队伍内部追求“纯化”的大环境下,当时错杀“袁、王”的性质,与江西苏区后来发生的富田事变,打AB团肃反中的错杀,性质上完全一样。
  “袁、王事件”解放后被定为错杀,1950年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是对袁、王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合情合理。因此,1950年给袁王二人平反,此事件直接间接相关的人等,包括毛、彭、陈正人等,无一异议。
  但既然定性为“错杀”,严格讲确实有责任问题。但1959年庐山会议后,为批臭彭,就不顾事实,将此事责任全部扣到彭总头上,就过分了。为此不实指控,彭不得不在上交的自述中,声明要求组织调查澄清此事:
  “在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有人说彭德怀为吞并袁、王所部,不惜杀害袁、王。此案必须请求审委弄清楚,我要是从袁、王所部拿回一杆枪,甘愿偿命赔罪。此事还有陈正人活着可查明。
  假使当时特委同志所报非实,那特委同志也有责任,我们也有轻听轻信的责任。假设这些合于当时事实,那么就同一九三○年敌人进行第一次“围剿”之紧急关头时,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
  彭自述中说的“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一事,就是指第一次反围剿前发生的“富田事变”,德胜公领导的总前委临机决断解散反对派赣西南红二十军,后在苏区于都桥头地区,将该部副排级以上干部约200余人以“AB团分子”的罪名处决一事。
  彭上文提到的陈正人,1928年1月“万安暴动”后上的井冈,是德胜公的老井冈班底之一。陈在“袁、王事件”发生前后,是当时的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兼秘书长,当然是“袁、王事件”知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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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gljw2000 时间:2018-10-07 10:41:51
  顶楼主!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11:31:44
  袁王事件问题在于特委,被土籍客籍矛盾所裹挟,说到底是当时革命能力和自身素质不足导致的,也没啥太值得奇怪的。直到今天为主子歌功颂德的不是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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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11:33:15
  你在一个错误的思路下扯淡,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到真理和真相的。呵呵,你连马列都不懂还妄谈马列,可见你是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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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07 13:04:08
  楼主怎么写这么个事实清楚的事还到现在没出正文?还要挖多深?
  杀四大党官、杀袁王、杀AB团、富田事变,根源都是一个:土改;凡是支持德胜土改方式的,就是革命,反对土改和主张了与德胜不同土改政策的,就被指反革命、就被杀;开始被杀的四大党官、袁王是反对土改,打AB团、富田事变是土改派内部方式纠纷;两者被杀原因大背景既相似而具体原因又不同;不必深究说辞
  袁王被杀,德胜自己从没说是彭的事,就是彭被打成右派多年后65年上井冈也说是极左路线犯的错误
  现在甚嚣尘上的狗屁彭责任、特委责任、六大决议等等,都是土著某圣地好处不敢说德胜指令而胡编栽赃,毛粉借之污蔑摸黑篡改历史以造神而宣扬的背叛历史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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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ywujun1969 时间:2018-10-07 15:45:19
  (二)“袁王事件”考
  因“朱毛红军”盛名和井冈割据特殊地位,“袁、王事件”发生后,当时长沙大公报有关于袁文才、王佐被杀的消息报导(据1930年3月27日长沙《大公报》:
  “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原因疑袁、王有反动行为,捉获宁望队长不杀。茶陵特约通迅:袁文才、王佐两匪,被彭德怀枪毙一节,已志本报。至彭匪诱杀袁、王原因,外间尚未明瞭,兹据本报茶陵特讯云:
  袁匪文才,原系一江湖客,与茶陵罗君少华,初本相好,且有相当交情。自后袁为匪,罗办团务,二人遂从此隔阂。罗君前任守望队长,雇枪工修理旧枪,制造土炮。袁、王二匪,即联合派赤军,在坑口将罗君少华和家属及枪工多人捉去。当时袁匪念昔日交好,遂许罗以不死。原袁、王二匪,系受彭匪德怀指挥,彭匪闻此消息,疑袁、王有反动嫌疑,即令召袁、王,佯称开会,袁、王到后,很分别枪决。又一面派人捉拿罗君,罗君闻讯,即运动一般看守兵,一同拖枪10余枝逃走,遂得脱险。袁、王逆部,被彭匪缴械大半,其余残部,现有进退维谷之势,拟向挨户团投诚。而彭德怀则发出为杀王佐、袁文才告民众书,大意为袁、王系反动派,非共党。云云。(分子)丙三二三。”

  从大公报报道看,外间显然并不完全了解红军内部的领导体系,但也从自己的情报来源,推测事件起因:彭怀疑袁文才勾结茶陵靖卫团罗少华,计杀之。

  “袁、王事件”后, 1930年4月9日,赣西南特委有一个正式通告:“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
  通告中提到的“西路行委”即指“湘赣边特委”。赣西南特委通告中写了三个原因,其中第三点,“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与大公报一致。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7 17:59:44  评论

    评论 ywujun1969:袁王之死就是因为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和土籍客籍矛盾导致的,这是当时的中共不成熟的结果。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7 18:00:37  评论

    评论 ywujun1969:敌人的说法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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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19:33:07
  袁王问题可以说主要是在国际派基于对土匪的认识而趁机出现的悲剧而已,而毛主席恰恰就是支持利用土匪的干部群体之一。

  很多事,袁王,张国焘出走,李特黄超之死等等,还有出走都和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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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19:36:56
  毛施行的是有限制的温和土改,特委执行的是绝对土改,和朱德在湘南搞的红色恐怖一致。


  这些恰恰是国际派的过左行为。至于和国民党有牵连,当然是袁王统战政策。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19:37:52
  我记得是从罗处获得武器物资,本来张辉瓒毛主席也是不赞成杀的,想用张换取物资。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19:39:08
  不是彭德怀怀疑袁王勾结国民党,彭德怀只是遵从特委指示而已。

  理解这些事实并不困难。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0:49:15
  正如我一直问你的,似乎你是接受了小雨那货的说法,毛主席用上井冈山威胁朱德刘周就为了保留彭德怀的局委的目标,这能叫干死彭德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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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07 21:12:56
  庐山之上,毛动杀心;众人不从,井冈威胁;各让一步,虽批不倒,八年之后,以无阻力,公告公告,乃称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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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利克 时间:2018-10-07 22:01:30
  赞楼主.支持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2:06:32



  1954年9月,国家成立了国家建设委员会(1954.11.08正式成立),负责全国基本建设的管理,包括制定全国基本建设计划,检查和督促基本建设计划的实施;研究和解决设计、施工和城市规划方面有关方针、政策性的间题和体制方面的问题,审查设计、施工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规章制度;组织重大项目的国家验收工作;审查部分重要城市的城市规划设计等。

  国家建委成立初期,内设18个厅局机构,1956年增至20个。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建设委员会,其工作分别交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建筑工程部负责。


  主任

  薄一波(1954.11-1956.8)

  王鹤寿(1956. 8-1958. 2)(冶金工业部部长兼任)


  副主任

  王世泰(1954. 11.08-1958. 2)

  孔祥祯(1954. 11-1956. 8)

  孙志远(1954. 11--1956. 8)

  安志文(1954. 11-1958. 2)

  谷牧(1954.11.08--1956.8)

  刘星(1956. 8-1958. 2)

  李斌(1956. 8-1958. 2)





  1954.11.08--

  主任:薄一波(后去经济委员会兼任副总里)

  副主任:王世泰、孔祥祯、孙志远、安志文、谷牧



  1956.08—1958.02

  主任:

  王鹤寿(58年6月份去了财经小组,由陈云领导)

  副主任:

  王世泰、安志文、刘星、李斌






  1958年11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〇二次会议批准设立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管基本建设计划执行情况等工作。

  11月至1961年1月

  主任

  陈云(1958. 11-1961.01.27)(党副主习,经济小组组长兼任建委主任)



  副主任

  宋劭文(1958. 11-1959. 10)

  刘岱峰(1958. 11-1961. 1)

  柴树藩(1958. 11-1961. 1)

  杨作材(1959. 4-1961. 1)

  程子华(1960. 2-1961. 1)





  国家计划委员会

  主席、主任

  高岗(1952. 11-1954. 8)

  副主席、副主任

  邓子恢(1952. 11-1954)

  李富春(1953.9-1954. 9)

  贾拓夫(1953.9-1954. 9)

  委员
  陈云(1952. 11-1953)

  彭德怀(1952.11-1953)

  林彪 (1952. 11-1953)

  邓小平(1952. 11-1953)

  饶漱石(1952. 11-1953)

  薄一波(1952. 11-1953)

  彭真(1952.11-1953)

  李富春(1952. 11-1953)

  习仲勋(1952.11-1953)

  黄克诚(1952.11-1953)

  刘澜涛(1952. 11-1953)

  张玺(1952. 11-1954. 9)

  安志文(1952. 11-1954)

  马洪(1952. 11-1954. 2)

  薛暮桥(1952. 11-1954. 9)



  主任

  李富春(1954.9-1966. 5)(大跃进时期一直在位,由经济小组指导)

  第一副主任

  余秋里(1965. 11-1966. 5)

  副主任
  贾拓夫 (1954.9-1955;
  1958-1960)

  张玺 (1954. 11-1959. 1)

  薛暮桥(1954. 11--1958. 9;
  1960. 12-1966. 5)

  彭涛(1954. 11-1956. 12;
  1960.3-1961. 11)

  顾卓新(1954. 11-1963. 7)

  韩哲一(1954. 11-1956. 10;
  1958------1962. 12)

  杨英杰(1954. 11-1958;
  1962. 10-1965. 11)

  骆耕漠(1954. 11-1956. 6)

  王光伟(1955. 12-1966. 5)

  倪伟(1956. 12-1958)

  宋平(1956. 12-1962. 12)

  柴树藩(1956. 12-1958;
  1961. 1-1965. 1)

  刘明夫(1956. 12-1966. 5)

  安志文(1956----1965)

  王世泰(1958.4-12)

  刘星 (1958.4-12)

  朱理治(1958. 10-1960. 11)

  宋养初(1959.8-1963. 2)


  高云屏(1960. 12-1966. 5)

  范慕韩(1960.12-1965.3)


  方毅 (1961.3-1965)

  刘岱峰(1961.1-1963. 7)

  杨作材(1961.1-1966. 5)

  程子华(1961.1-1965.2)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贾庭三组成“小计委”,并任命余秋里为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全面领导计划工作,原“大计委”主要负责处理计委日常事务。





  1949年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薄一波负责筹备。

  1956年5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经济委员会,是全国综合性宏观调控工交系统主管部门。


  主任

  薄一波(1956.05.12--)(由陈云指导)

  苏 静(1968.09—1970.06.22)军管会


  副主任

  ……

  叶林 (1956.7-1966. 5)

  王新三(1956.10-1960.11)

  薛子正(1957.2-1958. 4.4)

  贾拓夫(1957.4-1958. 3)

  周光春(1957.4-1958. 9)

  郭洪涛(1958.3-1966. 5)

  张国坚(1958.3-1962. 7)

  李斌 (1958.3-9)

  薛暮桥(1959.8-1960. 11)

  王逢原(1959.8-1964. 9)

  周仲英(1959.9-1966. 5)

  袁宝华(1960.9-1966. 5)

  赵尔陆(1960.9-1961)

  杜星垣(1960.9-1961. 4)

  张有查(1960-)

  饶斌 (1961.5-1963. 9)







  宋养初(1963.2-1965. 3)

  柴树藩(1965.1-1966. 5)

  吴砚农(1965.2-1966. 5)

  高扬文(1965.3-1966. 5)

  杨压 (1965.7-1966. 5)

  李哲人(1965.8-1966. 5)

  李开信(1965.8-1966. 5)





  副主任

  1958.10.20--

  郭洪涛、薛暮桥

  1959.08.25--

  孙志远、谷牧、张国坚、王新三、叶林、周仲英、王逢原




  主任

  薄一波(1966.5-“文革”初期)

  第一副主任

  陶鲁笳(1966.5一“文革”初期)

  副主任

  叶林(1966. 5-“文革”初期)

  郭洪涛(1966.5一“文革”初期)

  袁宝华(1966.5一“文革”初期)

  周仲英(1966.5-“文革”初期)

  柴树藩(1966.5一“文革”初期)

  吴砚农(1966. 5一“文革”初期)

  高扬文(1966.5-“文革”初期)

  杨压(1966. 5一“文革”初期)

  李哲人(1966. 5-“文革”初期)

  李开信(1966.5-“文革”初期)



  1952年7月,刘少奇提出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同意。该意见强调除健全现有的4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1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厅(中央办公厅)外,另增设工业、财政贸易、交通运输、政法工作、农村工作等部门。[5]
  1952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省以上党委建立农村工作委员会的指示》。11月12日,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的党委领导下,一律建立农村工作部。[5]
  195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为部长。[5]


  1953年秋,各中央局撤销后,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


  第一办公室,主管政法,主任彭真;
  第二办公室,主管农业,主任谭震林;
  第三办公室,主管工业,主任李雪峰;
  第四办公室,主任刘澜涛。


  1956年党的八大后,上述四个办公室撤销。[5]


  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




  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1952.11—1962.11)


  副部长


  廖鲁言(1952.11—1962.11)
  陈伯达(1952.11—1962.11)
  陈正人(1952.11—1955.11)
  王观澜(1954---—1962.11)
  刘建勋(1955.11—1957.12)


  秘书长
  杜润生(1952.11—1956)


  1962年11月9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出《关于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的决定》,原农村工作部的业务合并于国务院农林办公室。

  由副总里谭震林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廖鲁言等为副主任。


  邓子恢的领导职务被免除,毛泽东指责他和农村工作部被“十年中没干一件好事”,从此退出了农村工作的舞台。


  1954年调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1956年当选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57年谭震林回湖南攸县成功地开展民主办社试点工作。整个农业合作化期间,谭震林对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作了长期艰苦努力的探索(一直担任农业口领导)。



  1954年12月后,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

  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其中,中央财经小组代替了1957年1月设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

  《通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

  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

  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

  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治菊)。

  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这段话是对此前中央经济工作的决策权在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国务院,不在中央政治局的再一次的批评,也是对此前“政治设计院不在政治局”在组织措施上的具体纠正。

  这段话明确规定了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即: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不同,它已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而是一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


  尽管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和权限已不同于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但为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从财经方面发挥好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参谋作用,仍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展了很多工作。

  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多次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研究解决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

  在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组长陈云提出了先生产后基建的方针,提出生产、基建有矛盾时,基建应服从生产,并在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时下大力解决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

  为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市场紧张和人民生活困难,陈云致信中央财经小组,提出采取认真精减1958年多招收的工人,粮食要省吃俭用,组织猪、鸡、鸭、蛋、鱼的生产与供应,安排日用品的生产等有效主张。

  可以说,“大跃进”以来作为咨询机构、发挥参谋作用的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是有重大成效的。




  中央经济工作小组

  1957.1.10—1958.6.10

  组长 陈云

  1957.1.10—1958.6.10


  中央财经小组
  1958.6.10--

  组长 陈云

  1958.6.10--“文革”初期


  副组长

  李先念

  1962.4—“文革”初期



  1957年1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


  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同志组成五人小组,

  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小组成立以后,即着手落实《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的各项规定。


  1958年6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

  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政治局和书记处,

  其中财经小组组长为陈云,

  副组长是李富春、薄一波、谭震林,

  组员有李先念、黄克诚、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


  此后,中央财经小组就落实钢铁指标等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云文选》第361页的注释113,1962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扩大会议之后,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和调整这个小组的成员。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1962年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但正式通知成立的时间是1962年4月19日。

  1964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组员。



  这次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与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1958年6月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有几点不同。

  第一,前两次通知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这一次却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的。这种降格似乎透露出毛泽东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如前两次高,甚至包含着毛泽东对包括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西楼会议”的决策是有所保留的。


  第二,前两次通知都有“成立”小组的意思,这一次通知只是确定了组长、副组长、组员是哪些人,没有提“成立”二字,也没有提“恢复”二字。


  第三,前两次通知都明确规定了小组的性质,尽管规定的性质不一样。


  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958年6月通知成立包括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几个小组,规定这些小组没有决定权,是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


  这次通知则没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的性质。这似乎是在有意避免与1958年6月通知的对立。

  尽管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中看不到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但“西楼会议”的决定和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是规定了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的。据邓力群回忆:“西楼会议”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据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组员薛暮桥回忆:“西楼会议”后,“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根据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断定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是“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机构”,是起领导和决策作用的。这个财经小组不是如有些史学著作所说的是“恢复成立”,而是“重新成立”,它同195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虽然名称上都叫中央财经小组,但性质是不一样的。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在当时财经工作中实际上发挥了重要领导和决策作用。




  看看这个权力结构构成,是谁在主导当年的工作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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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2:16:49
  如果说庐山会议是逼宫,好就算成立,那么留中公告还是逼宫?那么毛的权威何在??!!


  用上井冈山来威逼大家,然后留任彭德怀局委?这个代价是不是也太不值钱了?

  上井冈山是开玩笑吗?!!!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7 22:35:20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15:不拿上井冈威胁众人,批彭批不下去,毛要裸奔;威胁之后,他人被胁迫批彭,好歹穿上个马甲,至于虽批不倒,总比公开碰南墙撞歪鼻子好不少
  • u_110383343: 举报  2018-11-03 19:18:00  评论

    1959年庐山会议前,绝大多数省的主要领导是争先恐后虚报浮夸的。这些人全是中委、候补中委,彭的一封信等于捅了马蜂窝,这些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言论左右了会议,影响了毛对彭问题的判断。那种说多数人支持彭的什么纪实之类,是为这些人作“尊者讳”的,只能当小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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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2:24:34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



  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联席会议。


  会上议决用军事手段解决袁、王。


  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有个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这个兵工厂变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


  1930年2月2日,袁文才、王佐捉住罗克绍不杀,是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


  然而,袁、王没有及时向特委报告,湘赣特委便以袁王“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为由,于2月22日假借“毛委员来信”,通知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





  22日晚上,特委通知开会。袁、王皆按时出席。会议由彭清泉主持。会上,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袁文才、王佐对此责难极为恼火,最后与彭清泉等对斥起来,会议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而其实,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已于1929年12月间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派兵,立即解决袁、王。彭德怀在听了朱昌偕、王怀等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但还是命红五军4纵队的2个连于2月24日拂晓赶到永新。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24日拂晓,朱昌偕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听见枪声,赶忙跳墙骑马逃跑,当通过县城东禾水河时,河上原有的桥板被事先撤走,王连人带马跌进河里,淹死在禾水河的东关潭里。袁、王部40余名干部骨干随即被杀,剩下部队一部编入红五军,一部被解散。“在解决袁、王并改编他们的部队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3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袁、王在永新被杀,其部遭到解体和收编,这起事件在湘赣边界各个方面引起巨大震动。袁文才、王佐部下,包括整个客籍的党员和群众,对袁、王被杀感到极其愤怒。他们认为这是湘赣边界特委一方面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打击客籍人。于是向上级党组织控告龙超清、朱昌偕等人。

  1930年3月初,袁、王部下共16人,写了一封信请“德怀同志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但这封信有没有发出,以及发出后有没有反应,据现有资料已无法得知。最终,上级党组织也没有派人对他们作解释和抚慰。而当时土籍的党内负责人,反而到处宣传袁、王反水。这样一来,在很多袁、王旧部和客籍群众心里对此非常不满。另一方面,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阶级,则是看准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离间袁王旧部、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特别是对袁、王部家庭给予“抚慰”。这样一来,一些袁、王旧部和族亲,如谢角铭、王云龙(王佐胞兄)等“通电反共”,编入反动民团,掌控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另一部分人则心灰意冷,回乡务农,脱离革命队伍。


  潘心源烈士,唉,烈士,属于上海亲苏派体系,这是个常识。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7 22:53:57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15:无耻,潘新元中学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直接回农村组织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组建农民武装发动农民起义,直到这次派出前才奉调赴苏学习未成而去赣解决袁王问题,一辈子未出国,毛左凭啥就说人家“国际派”?造谣传谣,卑鄙无耻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7 23:00:47  评论

    评论 教外私淑:没出国就不是国际派?没出国的美狗汉奸还少么?你这是你妈的逻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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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2:28:27



  宋任穷曾被派往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里做工作。

  他对于袁文才、王佐被杀害这件事,感到很痛心。他说,袁文才和王佐都是当地贫苦农民出身,受到老百姓的拥护。

  1929年2月,红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转移,坚守井冈山的任务交给了彭德怀的红五军和王佐的红四军三十二团。


  袁文才被调至军部,跟随毛委员和朱军长去赣南。


  这期间由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之后,“左”倾路线(是毛么???)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硬说袁、王不服从领导,要“反水”打红军。

  袁文才在去赣南途中,听说党中央有指示,要杀原土匪首领,吓得他逃回了井冈山。


  袁逃跑是军纪所不容的,应受一定处分。


  但在1930年竟将袁、王杀害,是错误的。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2:47:01
  袁文才、王佐被杀事件的点滴情况/吴生开 原载《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P127-P129


  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接到通知,带领部队驻进了永新县城(谁通知的搞不清楚)。

  当时红五军也由赣西转回永新,住在永新天河一带(那时有规定,红军凡到一地,要接受地方党委领导),二月底的一天,永新湘赣边界特委派了一名干部(名叫左拉,我与他曾在永新游击队共同生活、战斗过,因此,比较熟悉)到红军来。那天我正好在部队驻地村口(永新县天河街,现划归吉安县管辖)碰到他。

  一见面他就问我,“吴生开,你们军部在哪?”我回答他:“不知道”,左拉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当时看到他那副样子,我估计他是有什么紧急任务在身,因此未喊住他多问。


  就在左拉来过后的当天晚上,我们部队就接到军部下达的紧急集合的通知,并交代每人准备好一条白毛巾,规定一律扎在左臂上,部队是在军部驻地村口一块空场地上集合的。

  集中完毕后,首先由军党代表滕代远作动员。一开始他就问:“同志们,你们知道今晚我们要紧急集合出发去干什么?”大家答:“不知道”。接着他讲:“根据上级指示,今晚我们要去永新县城消灭驻在那里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因为他们不听指挥,都是过去的老土匪。”他还讲了一些话,我记不起来了。

  动员时,彭德怀同志也在场,但未讲话。



  拂晓前,部队开到了永新城外,立即按部署控制了城外的几座浮桥,封锁了进出县城的大小通道。在部队未到达之前,永新游击队已先期到达,住在城内外,并从外围将永新县城团团围住了。因为参加这次战斗的,除红五军的四纵队和军部的一个特务连,共五个连的兵力外,还有永新游击队的四、五百人配合(约四个连)。当时永新游击队的大队长叫李聚奎,党代表是刘作绪。
  “战斗”开始后,我们中队是从东门和北门攻入城内的。因为战斗之前,永新游击队已将城内袁、王部队驻地及使用的口令摸得一清二楚,并告诉了红五军的参战部队。因此,未经激战,部队就入城了。

  不久,在距离城东门不远的一栋房子里,找到了袁文才。当时他是睡在一张木床上,上身赤膊,下身只穿着一条短裤,部队冲进房子,待他发觉想拿枪反抗时,即被打死摔到床下,(谁打死的不清楚,我分析被红五军打死的可能性比较大)袁文才被打死后,参战的很多人都看到。

  后来又到处找王佐,但搜遍全城都未发现,有的讲王佐是听到动静后,匆忙突围时掉进东门城外的冬瓜潭里淹死了。估计淹死的可能性是大的。其理由:1、王佐不会游泳;2、城外的通路和浮桥都封锁了,加上他选择突围的地点——东门,城外面正好是禾水河中水最深处之一。当地人都叫冬瓜潭,因为永新城东有座冬瓜山,所以就称山下的一段河为冬瓜潭。顺冬瓜潭而下便是东门浮桥,我记得当时浮桥完好无损。


  “战斗”结束,袁文才、王佐部近三百余人除打死的以外,其余都被缴械了,后来将愿意留下来的一部分编入红五军,我们连分来了两名司号员,是兄弟俩,姓龙,不愿留下的允许回家。



  至于这一仗是奉谁的指示打的,依我看,是接到永新湘赣边界地委的指示。当时派特委干部左拉来红五军,估计就是传达特委关于攻打袁文才、王佐部队指示的。要不然为什么就在那天晚上集中部队去攻打永新县城呢?



  1928年2月,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毛泽东推举活捉伪县长张开阳的农民暴动队队长、土籍农民文根宗出任主席。才过3个月,客籍人提出要轮流坐庄,因客籍人拥兵自重,5月份即换上客籍人甘金煌任主席。甘金煌当主席才一个月,又被土籍掌权的县委以“文化低,能力差”为由,给撤了。对此,毛泽东也不由感叹:“‘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3]

  土客籍对立到了后来,基本演变成了党内以朱昌偕、龙超清、王怀为代表的土籍人政治势力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人军事势力间的激烈对立。

  1928年3月,袁文才与龙超清发生了一次较为严重的直接冲突。在一次宁冈县的党、政、军干部会上,龙超清带了一支在战斗中缴获的手枪。袁文才先是斥责龙超清没有资格佩枪,然后很不客气地当众缴了龙超清的枪。从此,两人矛盾越来越深。


  为了缓和这种紧张局势,毛泽东可谓是伤透了脑筋,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县工作;将袁文才任命为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擅长做政治工作的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做了调整。这些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客之争”,但没能从根本上消除。


  1929年1月4日,井冈山前委在宁冈柏路村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军委、边界党、团特委及各县、区委联席会议。会议第一天,由毛泽东传达中共“六大”文件。

  会前,毛泽东也没有来得及看,正念着文件,突然毛泽东以天气太冷为由宣布休会。

  原来,中央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有关于如何对待“土匪武装”的最新政策,提出“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对他们的首领应当做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领袖,争取其群众。让那些首领深入到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当中,是异常危险的……”[4]当时袁文才和王佐都在场,毛泽东故意没有念下去。

  会后,毛泽东组织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专门讨论此事。

  土籍革命派王怀和龙超清率先表态,要求按中央的政策办。毛泽东知道龙超清和袁文才有矛盾。于是,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列举了袁、王为革命做出的种种贡献,表示不能把袁、王等同于一般的土匪武装,最后明确作出了“袁、王不能杀”的决定。


  毛泽东表态后,朱德、陈毅、谭震林、宛希先等主要领导均发表意见,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宛希先怕文件精神泄露出去,影响袁、王的情绪,想出了一个办法:当下红军主力为打破敌人的会剿,正准备下山,让袁文才跟毛泽东下山,暂时离开是非之地。经毛泽东做工作,袁文才勉强同意担任红四军参谋长之职,随毛下了山。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和江西红军第二、四团在东固会师,就在这时,袁文才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关于处理“土匪武装”的政策,他越想越怕,于是就带着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等亲信,乘夜开了小差,返回宁冈找王佐。



  袁文才和王佐会合以后,一起找到宁冈县委书记何长工与边界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宛希先与袁文才是至交,也未深究,只给了袁党内警告处分,把他安排到宁冈县赤卫大队任大队长。对宛希先的处理,龙超清、王怀等十分不满。


  不久后,永新县委负责人刘真被捕牺牲,永新县委一班人等竟借故将宛希先残忍杀害。


  宛死后,袁文才感到身单力薄,缺人少枪,很不安全,就联合王佐,将茶陵县反动靖卫团团总罗克绍活捉。罗克绍有个30多人的兵工厂,能造枪。为了壮大实力,袁文才对罗故作亲热,亲自给罗克绍松绑,酒肉款待,还陪罗克绍打麻将。这时宁冈县委书记是谢希安,他对此大为不满,提出要杀罗克绍,并将此事报告了龙超清和边界特委。

  1929年底,中央派巡视员彭清泉(潘心源)到边界巡视工作。1930年1月18日,彭清泉在遂川县于田主持召开赣西特委、湘赣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对边界军事工作作了部署,同时根据“六大”文件和龙超清等的情况汇报,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错误决定。于田会议虽然对诛杀袁、王定了调,但苦于没有借口,罗克绍事件的出现,正好给了边界特委一个理由,他们认定袁、王已和地主豪绅同流合污,决定立刻对袁、王下手。



  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王佐接到伪造的“毛委员来信”,要他们前往永新参加攻打吉安的军事会议。朱昌偕、龙超清、王怀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彭清泉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王佐和彭清泉吵翻,都把手枪拍到桌子上。晚上,彭清泉命令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王怀等人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请求彭德怀派出红五军第四纵队前往救急。

  24日拂晓时分,部队包围袁、王驻地,并在手臂上扎了白带子作为记号,朱昌偕率先进入袁文才房间,将袁打死在床上。王佐逃出城外遇河泅渡(桥已被事先拆掉),淹死在东关潭中。尔后,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主要骨干,如大队长周桂春、中队长谢华光、朱游庭等都被抓住,龙超清立刻表示这些人不能放,否则会为袁、王报仇,于是这些干部都被处死。

  数日后毛泽东得知消息,悲痛之至,连呼“杀错了”。袁、王被杀后,袁文才的妻叔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立刻收拢残部,举旗“反水”。


  南特委成立后,龙超清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委员、西路行委书记。1930年10月,龙超清在赣西党内肃反中被诬告为AB团首要分子,1931年底在江西广昌县被错杀,距离袁文才被错杀还不到2年。


  1927年10月下旬,中共江西省委委派省委候补委员汪群和肖韶等人在对各地进行巡视过程中分别建立了中共赣南、赣西特委,汪群为书记。

  1930.2.7 “二坡头七会议”决定将中共赣南、赣西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立中共赣西南临时特委,刘士奇任书记,曾山当选为赣西南特委委员,并担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

  红四军前委派出巡视团决定暂不成立中共南路行委,而在赣南分别成立中共东河、西河两个行动委员会,明确规定中共西河行委的工作受中共东河行委的指导。中共东河行委于3月下旬正式成立。黎日晖任书记。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西河办事处主任邱达三,东河办事处主任肖大鹏。4月以后陆续成立东路行委(赣西南特委委员金万邦兼任书记)、西路、北路、、中路。


  30.7赴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李文林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回到赣西南苏区。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召开第二次全委会议,撤了刘士奇的职(去上海被派到鄂豫皖)。合并西、东河行委为南路行委,丛允中为书记。10.14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委(江西省委被破坏后,其就相当于江西省委了),李文林为书记。原赣西南特委所辖各路行委撤销,分别成立赣东、赣南、赣西和北路行委。




  1929.12宛希先:湘赣边特委常委,1930.1王佐:红5军第5纵队司令,袁文才:红4军参谋长
  邓乾元:25年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秋收起义2团党代表、井岗山前委秘书长,29.1湘赣边界特委书记,29.12月领导大冶暴动,30.7月8军政委,1932年初,中央军事学校任教。1933年被定为AB团,1934年长征前夕去世。
  朱昌偕:28.9永新县委书记,29.10湘赣边特委书记,30.10省苏维埃执委,31.1赣西南特委(省委)5常委之一,负责西路工作。31.8被打为“AB”,跑到山上,自杀。
  龙超清:高官之子,26年就在龙冈从事党建工作,以县委书记之职做袁的使者来三湾会毛,28.2任龙冈县委书记,30.3赣西南西路行委书记,建的部队加入20军,12月龙超清被诬告为“AB团”首要分子,1931年在江西广昌遭杀,
  王怀:1927.4永新临时县委,1929.3特委候补常委。年底,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1930.3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10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员兼西路行委书记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1932.5在万泰县被错杀。
  潘心元:1930.9月周恩来安排其赴浙南地区巡视,同时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1930年12月,因叛徒出卖,在浙江省玉环县被捕,牺牲。



  李文林:黄埔4期,朱德教导团教员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1930年2月任前委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10月江西行委书记。31.2富田事件被抓,32.5被杀。
  李白芳:1927.7中共永新临时县委秘书,1930.2赣西南特委委秘书,31年被杀。
  段良弼:赣西南团特委书记,带黄金去找上海党中央评理,看势头不对,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金万邦: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习时参加南昌起义,留在南昌,后参加地方部队,1929.5任中共赣西南特委赣东办事处主任,30.3赣西南特委候补委员、东路行委书记,10月江西行委军事部长。1931.3在宁都黄陂被错杀。
  丛允中(外派干部):1928.2赣南特委委员,1929.10特委书记。1930.3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常委;6月任东河行委书记;8月任南路行委书记。10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员常委兼组织部长。1932.5被错杀。


  王怀(1906—1932) 乳名桂香,别名乃传,江西省永新县人。1924年毕业于莲洲小学,后入省立吉安第七师范,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回永新开展农民运动。9月任纠察队队长。10月当选为县农会委员会。1927年4月,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被选为县委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九陇山、宁冈等地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2月,任中共永新县委副书记。1929年3月在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上,被选为特委候补常委。年底,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1930年3月,被选为赣西南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10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员兼西路行委书记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2:53:35
  湘赣边界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过一九二九年一年的激烈斗争,以永新为中心包括永新、莲花、宁冈等县的广大地区已经得到了巩固。这个根据地和在它的东面和南面的、属中共赣西和赣南特委领导的根据地①已基本连成一片。这三个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在斗争中发展壮大。湘赣边界的永新、莲花、宁冈三县赤卫队,有一千余支枪,五千余人。这时,以赣州为中心的赣南各县仅有国民党军第十二师三十五旅;以吉安为中心的赣西各县仅有第五十师一四八旅的两个团和第十八师五十四旅的一个团。湘赣边界、赣西、赣南各县地主反劝武装虽有五千余支枪,但力量分散,战斗力不强。这种形势,要求湘赣边界、赣西、赣南三个根据地建立统一领导,以集中力量,加强斗争,争取更大胜利。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五军主力返回到湘赣边界地区。红五军转往湘鄂赣根据地后,与黄公略领导的湘鄂赣边支队合编,人数有了很大增加,编成了五个纵队。十二月,红五军军部率两个纵队到萍乡、攸县、茶陵等地活动,接着,又进到吉安、遂川等地开展游击战争。这时,中共中央巡视员彭清泉也来到了这个区。

  一九三○年一月,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为了发展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并准备夺取赣江流域重镇吉安城,根据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建议,在遂川雩田圩举行两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集中湘赣边界和赣西的地方武装,成立红六军。湘赣边界永新赤卫大队的大部和莲花、宁冈赤卫大队各一部,即编为红六军第三纵队。会议并对两特委合并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因认识不一,未能作出决定。

  雩田圩会议的一个错误决定是:把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并对井冈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有过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仍视为上匪,决定予以武力解决。会后,红五军根据会议决定和湘赣边界特委的请求,在永新城以武力解决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袁文才当场被特委负责人杀害,王佐闻变逃跑,落水身亡。袁文才、王佐被害后,其残部中的一些人,便与反动地主武装相勾结,盘踞井冈山的大小五井等村庄,与我为敌,给根据地的斗争造成了一定困难。在此以前,湘赣边界特委的王怀、朱昌谐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特委党委、曾任红四军第十师党代表、茶陵县委书记的宛希先。这些错误行动,在革命队伍内部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正当赣西地区党内在如何进一步发展革命形势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时候,红四军前委率红四军主力回到了江西。根据赣西特委的请求,前委于二月六日至九日在吉安县的陂头召集红四、红五,红六军军委②和赣西、赣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详尽地研究了湘赣边界、赣西和赣南地区的斗争形势,决定将三个特委合并,组成中共赣西南特委,统一领导赣西南地区的斗争。

  “二.七”会议的一些决定中,虽然也存在某些“左”的倾向,但总的、基本的方面是正确的。“二.七”会议前,赣西、赣南地区存在着不重视分配土地、不重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不注意积极武装工农群众等现象,影响到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湘赣边界的情况,虽然和赣西、赣南地区不同,但在分配土地和政权建设等方面也有些问题急需解决。“二.七”会议批判了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确定了彻底分配土地、建立革命政权和积极武装工农群众,为赣西南特委的中心工作任务。

  “二.七”会议后,红四军根据会议精神,曾先后决定攻打吉安和赣州,均因敌情变化或情报不准确,未能实现。二月中旬,红四军和红六军第二纵队在水南、值夏地区歼敌一个旅。接着,红四军围攻赣州未成,便进至南雄、信丰等地,开展群众工作。六月转到了闽西。红五军于会后不久转到了湘鄂赣根据地。



  一九三○年三月,中共赣西南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赣西南地区党组织的主要斗争任务是:第一,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工农兵政府;第二,发动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第三,积极武装工农群众,扩大地方武装;并以夺取吉安、赣州,进而夺取江西全省政权为总的斗争目标。赣西南特委分设东、南、西、北四路党的行动委员会③。原湘赣边界地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县和安福、以及吉安县属赣江以西地区,划为西路行委领导范围。

  西路行委领导的地区(下简称西路地区),除吉安西区外,早就建立了工农兵政权(苏维埃政府),但当时有些县、区、乡、村政府工作效率不高,主动性不够,有的只知照转党的决定,有的甚至混进地主、富农和投机分子。因此,行委决定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大力进行整顿。各级代表大会在“撤换不称职的违反贫苦工农利益的委员”、“选举真正代表贫苦工农利益的群众领袖做委员”的口号下,进行民主选举,选出了各级政府委员。经过这次整顿,政府成员比较纯洁了,工作效率也有一定提高,从而更加密切了政府同群众的关系。这时,原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根据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指示,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西路办事处。



  西路行委和西路办事处根据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指示,领导群众开展了分田运动。


  在西路地区,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逐川百分之八十,永新、茶陵、酃县百分之七十,宁冈、莲花百分之六十);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二十的中农,仅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二十到四十。较普遍的租率为农民、地主各半,亦有地主得百分之六十的。西路行委领导的原湘赣边界各县,在一九二八年,曾经普遍地分了土地,但由于战争激烈,敌我进退频繁,多数地区分田果实未能巩固。



  此次分田,根据广大群众的意见,仍采取“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




  具体办法是以乡为单位,确定每人平均亩数,然后按照各耕户原有耕地的数目,抽多补少,不久又提出抽肥补瘦。这次的分田运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果,它不仅使无田或少田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实际利益,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而且起到了“争取群众,发动斗争”的动员作用。




  分田以后,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显著提高,纷纷要求组织起来,保卫革命政权和土地果实。地方武装和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军事组织——赤卫军、少年先锋队(下简称少先队)④,在原有基础上飞跃发展起来。二十至四十岁的男女工农群众大都参加了赤卫军,工农家庭的十六岁至二十岁的男女青少年大都参加了少先队(年龄界限各地不完全相同)。赤卫军、少先队的任务是,维持地方治安,侦察、传递情报,救护、转运伤员;当敌人进攻时,积极扰乱敌人后方,或直接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赤卫军的武器是鸟枪、梭镖和土炮。少先队的武器主要是梭镖。他们农忙时从事生产劳动,农闲时进行训练。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这时多数仍称赤卫大队或赤卫队,有的称赤色游击队。由于根据地内比较稳定,他们多活动在边沿地区,进行打击敌人,发动群众的斗争。一九三○年七月,永新、莲花、宁冈赤卫大队和吉安西区赤卫队奉命编为红二十军第三纵队。不久,永新、莲花等县又组织了新的赤卫大队。

  在此期间,赣西南特委在整顿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和发展群众武装等方面,基本上执行了前委的正确指示,因此,整个赣西南地区革命力量得到迅速发展,根据地也得到进一步巩固。



  但是,赣西南特委组成不久,在领导思想上就表现了某些“左”的倾向,把夺取吉安、赣州进而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长远斗争目标,当作当前的行动纲领,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地组织和领导革命群众和地方武装,在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主力红军参加的情况下,连续八次攻打吉安城。



  西路地区和赣西南其他地区的地方武装和革命群众,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高举红旗,英勇攻击,多次冲到吉安城下,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但终于未能攻破吉安城,徒然受到很大伤亡,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一九三○年六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使第二次“左”倾路线即李立三路线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立三路线不承认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具备了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达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赣西南特委接受立三路线以后,在攻打吉安的行动上,更加一味蛮干,提出“誓死拿下吉安”的口号,使这一行动具有更大的冒险性。赣西南特委中的一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打着立三路线的旗帜,提出“赣西南特委犯了农民意识,保守主义,割据观念错误”,大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并将赣西南地区的党团组织合并,组成江西省行委,李文林为书记。

  在此期间,红四军和红五军都得到很大发展,并分别组成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这两个军团会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转战至赣西南地区,并打下了吉安城。江西省行委和红军中的一些人,继续坚持贯彻执行立三路线,要红军攻打南昌、九江。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对这种“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




  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这种“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总前委领导下继续得到发展。

  ① 赣西特委当时主要领导吉安,吉水,安福、万安、泰和等县党的组织,活动中心为吉安的东固和延福地区。赣南特委当时活动中心在雩都。

  ② 红五军军委负责人(红五军领寻人)未出席会议,系委托红六军军委负责人(军长黄公略、政委刘士奇)同时代表红五军军委参加会议。

  ③ 除西路行委领寻地区己见上文外,东路行委以宁都为中心,领导乐安、永丰、宜黄、南丰、广昌、石城、瑞金、会昌等县党的工作,南路行委以赣县为中心领导于都、寻邬、安远、大庾、信丰、南康、上犹、崇义、龙南等县党的工作;北路以内延为中心,领导新余、分宜、宜春、峡江以及吉安、吉水各一部党的工作。兴国、万安、泰和以及吉安、吉水的河东地区等地党的工作由赣西南特委直接领导。这四个行委,以后都改为分委。

  ④ 赤卫军、少先队当时编组情况:赤卫军,每县编一个师或一个军,每区编一个团,每乡编一个营,每村编几个班至一个连;少先队,县编总队,区编纵队,乡编大队,根据人数多少,下分若干中队。他们以村或乡为单位,农闲时每周操练或上课半天,区、乡定期举行会操。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手中武器的使用和保管以及步法、卧倒、散开和利用地形地物等基础动作。政治训练,采取连队政治指导员和党的负责人不定期作报告等方式,讲解政治常识和时事。



  潘新元烈士,我以前说过,就是讨论富田事变的时候延伸出来的。



  总之处死王佐袁文才完全是因为上海中央在苏区的特派员和政治保卫部门共同指导的结果。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3:11:56
  @教外私淑 2018-10-07 2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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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任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长,坚持在平、浏、醴地区领导革命斗争。


  1929年任中央巡视员,到湘赣红军中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检查工作,参加朱毛红军的领导工作。



  1930年2月当选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历任红三军代理政委、红四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参加了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之役。他多次往来于上海与苏区之间,传达党的指示,了解红军斗争情况,写了多篇报告,总结秋收起义和红军斗争的历史经验。


  1930年底,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留在湘鄂赣苏区指导反“围剿”斗争。


  1931年,经周恩来安排,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


  1931年在浙江省玉环县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年仅27岁。

  在其就义地建有“红十三军烈士墓”,以志纪念。



  潘新元是个革命烈士,我非常承认,也曾经是本土派,我也承认,这点没有什么好否认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他不是国际牌,尤其是和刘安恭烈士,周鲁烈士一样都曾经来到井冈山没收毛主席的政委权力,凭啥,就凭他们是来自中央的国际派,就这么简单。


  我可以直接说,从中央到地方进行指导的特派员就没几个能力强,而且是极端偏左的,这个潘新元就是其中之一!!!


  而湘赣特区的土改极端化和他们的作为息息相关。

  你说服不了我,我也并不想说服你,但是,你别拿官场那一套压我,我是平头老百姓,不吃你这一套!你要知道,在我看来你就是个小人,你算个屁!你还以为是你在单位么?在论坛网络你就是个屁!


  假模假样的伪党员,你也好意思现眼?!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7 23:30:16  评论

    评论 教外私淑:不看百度看你你这个傻逼的谎言吗?看你天天在这里撒谎不要脸吗?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7 23:35:39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15 :呵呵,你心虚什么?真要杀错,干嘛不跟李文林王怀一起在45年平反?告诉你,不是后来胡编,袁王就是违反党的政策,就死是该杀,你煞笔把你上面颠倒的时间缕顺过来,就是毛27会议决定土改后杀的袁王,年月日都有我,不傻都会数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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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3:17:11
  @教外私淑 2018-10-07 2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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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这些烈士,我比你这个伪党员,堕落份子强得多!


  潘新元烈士的一些资料我看得多了,我也认为可他可以当特派员,但是我并不能认可他们就做得对,做得不左。


  而且他们的牺牲确实使得我认可他们的共产主义行为,而这种共产主义行为,在你们这类畜牲党员身上早已经消失殆尽!

  你甚至都已经不是那些还能够保持一些党员本色的邓右党员!


  就你也好意思在我们这些老百姓身上装模作样?看看你说的那些屁话吧,你也配叫个党员?以为你抱着市场经济,邓理论就可以耀武扬威了?

  呸,什么狗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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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3:26:08
  1931 年12 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局任书记。潘心源将心中的忧虑和苦闷向周恩来作了倾诉。

  周恩来对潘心源的革命忠诚以及领导能力


  都

  非常了解,


  为了鼓励潘心源继续干好革命工作,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激励他到基层和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周恩来亲自安排他


  又一次


  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浙南地区工作,同时任命他兼任浙南红十三军政委职务。就在潘心源走马上任后不久,因叛徒出卖,不幸在浙江玉环县被捕,牺牲时年仅27岁。中共中央机关刊《布尔什维克》专门刊发了讣告,并辟出专版刊登悼念文章。




  1929 年冬,中共中央委派潘心源(化名袁清泉) 为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督查工作,并传达贯彻“六大”精神。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等陪着他巡视了永新、宁冈,后又派人护送他前往位于永新、安福的天河红五军军部,巡视红五军的情况。根据近半月的巡视,潘心源觉得有三件事要急于处理:一是将湘赣边界、赣西特委合并组建赣西特委;二是成立红六军;三是处理袁文才、王佐。他亲自指导召开了“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从而为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定下了调子。于是,依据潘心源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制定的特殊“预案”,有的史学工作者根据事发后第3 天即1930 年2 月27 日长沙《大公报》发出一则信息:“彭德怀枪毙袁、王两匪”,认为是彭德怀杀死了“袁王”;有的则认为,杀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决袁、王问题的彭清泉(即潘心源)和中共赣西南特委(又被称为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有的还认为,是由彭清泉和朱昌偕策划,彭德怀“轻听轻信”,没有冷静思考,当然主要应该由彭清泉和朱昌偕负责。从这些情况以及有关史料分析,基本上都认为潘心源与“袁王事件”脱不了“干系”。

  其实,熟知井冈山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袁王”被错杀的原因极为复杂,绝不是三言两语说清的。

  我们评论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单独地从一个角度来看,正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对于“袁王”被错杀事件,毛泽东在1965 年回到阔别38 年的井冈山时就曾对人说过:袁、王的死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袁、王的冤案是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造成的,不应追究是哪个人的责任。事实也是如此,当时军地党组织和毛泽东都没有因为此事给潘心源穿“小鞋”,因为在1930 年后,潘心源任红四军政委、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常委(总前委由赣西南特委、粤东特委、四五六三军军委共同组成,总前委常委有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潘心源等人)等职务期间一直和毛泽东密切配合、并肩战斗,所以,作为坚定的革命者、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潘心源并没有因为“袁王”事件而淹没他应有的光芒。


  1928年1月潘心元担任中共湘东特委副书记。

  1928年7月,潘心元带领游击队支援了彭德怀、腾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并送一批子弹给黄公略率领的红五军二纵队。


  1928年冬,潘心元被增选为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并兼任省委农民部部长。



  1929年4月,中央通知他去苏联学习,后因中苏边界已被封锁,未能去成,改去上海党中央。


  7月2日他向中央写了《湘东各县工作报告》,给党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在中央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委以中央巡视员重任,赴湘鄂赣传达党的六大决议,到红五军与彭德怀商议红六军的工作,《彭德怀自述》中有《和中央巡视员潘心元的谈话》专门一节记述谈话和工作情况。不久,他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委员。

  1930年2月,他与朱德、曾山、刘士奇等人当选为红四、五、六军总前委常委,书记是毛泽东。不久,又代理红三军政委。


  1930年6月他与黄公略率红三军编入红一军团,攻打浏阳县城。8月在浏阳永和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潘心元当选为红一方面军前委委员,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调回红四军任政委。



  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各地党组织为贯彻决议精神,纷纷扩充军队,筹划武装暴动。浙南党的武装红十三军,有红军3200余人,700多支步枪,670支土火枪,在政委金贯真、军长胡公冕的率领下,积极扩充武装,准备夺取城市。但由于在攻打平阳县战斗期间,政委金贯真被捕牺牲,浙南党和红十三军失去了直接领导人,军长胡公冕即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派得力干部到浙南,以加强浙南党务和红十三军工作。



  8月下旬,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后的潘心元来到上海中共中央驻地,向中央呈报了《巡视湘鄂赣三省红军后之报告》。


  李立三和周恩来根据潘心元的革命经历,即决定派他前往浙南巡视党务和军事工作。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7 23:27:53  评论

    潘新元是个好烈士,没有问题,龙超清,朱昌楷等都是,可惜这些都不能改变他们对王佐袁文才的死亡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理清这些责任,甲乙思考反思,并非对这些烈士有一毛钱的不敬,不用你这个伪党员哭丧?太恶心了。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7 23:41:32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15:呵呵,看到潘被你所谓国际派迫害了,不说潘是亲苏派了?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无耻呢,说话这么不要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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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3:47:24
  @教外私淑 2018-10-07 2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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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和王怀一起平反,不就是因为有分歧吗,但是袁王是不是烈士,没有平反吗?

  你教傻逼,连王佐袁文才是烈士都你麻了痹的否认,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以为在你们圈子吗?瞪眼说瞎话都习惯了吧,前言不搭后语!!


  中央民政部补发了袁文才、王佐的烈士证书。


  解放后,他们都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王佐之妻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并同她们一起摄影留念。


  王寿生爷爷王寿生是王佐烈士唯一的儿子,1949年和袁文才的儿子袁耀烈一起受中央邀参加开国大典,后为朱砂林场护林员。




  王佐的妻子兰喜莲,被毛主席接见之后,被接进了井冈山光荣院(敬老院)。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7 23:54:31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15:呵呵,狗屁不知道都敢在这喷,袁王这烈士吗,是跟朱昌偕一起受的,至于朱,你上面有简历,逃跑,不成自杀,严格按纪律算背叛革命;袁王烈士,如此档次;至于AB团被党内杀死的,都45年平反,那些才是党认可的被冤杀的忠诚战士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00:03:57  评论

    受邀参加开国大典是以为你是傻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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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7 23:56:16
  @教外私淑 2018-10-07 21:12:56
  庐山之上,毛动杀心;众人不从,井冈威胁;各让一步,虽批不倒,八年之后,以无阻力,公告公告,乃称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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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8 00:04:25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15:你有脸,就等楼主拿材料辨析,靠灌水淹没正文,没用,你以为无限重复就可以把谎言变成真实了?袁王被追授烈士谁也没否认,但是,这二位的烈士成色不足,当年杀之可惜,不杀不行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06:35:36  评论

    评论 教外私淑 :他俩成色不足,你这个伪共成色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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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00:07:53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

  袁文才儿子袁耀烈和王佐的儿子王寿生一起被中央邀请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4年南方慰问团给钱为袁家盖了新房。解放后不少老红军到井冈山来,都来探望谢梅香。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还特别邀请了谢梅香和王佐之妻兰喜莲到井冈山宾馆见面。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8 05:24:04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15:呵呵,刚解放就拉土匪家属参加开国大典,毛不怕这二位真是土匪惹麻烦?毛没你这么脑 !残。这二位是陈正人50年给他们洗成烈士遗孤后参加的51年国庆观礼;现在居然编造成49开国大典,井冈山圣地利益集团之胆大妄为,实在令人发指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06:39:53  评论

    评论 教外私淑 :我的个去,井冈山利益集团,哈哈哈,好啊,这个利益集团谁是领导?怎么出来的,还是你这个意思毛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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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06:35:00
  我的个去,这事也是有趣了,话说陈正人多大能量把袁王洗成烈士呢,您这意思是陈正人造假,那么,证据何在呢?井冈山纪念馆在您看来是陈正人办的,1965年毛上井冈山也是陈正人的安排了?您这么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么?

  陈正人是为谁造假呢还是只为自己造假,还是说他闲着没事干呢?

  话说潘心源的时间点似乎有不妥,网上资料之间似乎有冲突。

  但是,前后顺序总是成立的吧,好,你说他没见过周恩来,之前的时间短不说了,就说没去成苏联,去了上海中央这事有吧?然后当了中央巡视员这事有吧,然后去了井冈山这事有吧?

  在井冈山他是啥土地政策,这事也有吧,这个政策激进不激进这事大家总有概念吧?当然了,你有证据可以说。

  在然后,从井冈山他又去了上海,或者不管如何,他是由周派往浙南的,这事有吧,也是他最后的生命时期,这事总是存在的吧?那么,周凭啥派他又去浙南,不是作为巡视员,而是作为周的手下,或者不管临时部临时的下属,这事总存在吧?

  那么,你想说哪个事不存在。

  我之前看的就是关于潘心源在浙南战斗的一篇资料,图片版的,同时,潘心源还写了一篇对中央的汇报苏区的报告。这篇报告很多相关资料都有提及,但是我没在图书馆查到这篇汇报内容,只有目录。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07:43:57
  呵呵呵,现在是把屎盆子扣到了所谓自杀的朱昌楷身上。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08:08:04
  http://m.dazhibo.cn/redian/lishi/106698.html,这文章有点意思。
作者:wgljw2000 时间:2018-10-08 09:10:03
  潘心源和陈正人都算德胜的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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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08 09:41:03
  @真相历史2015 2018-10-08 06:35:00
  我的个去,这事也是有趣了,话说陈正人多大能量把袁王洗成烈士呢,您这意思是陈正人造假,那么,证据何在呢?井冈山纪念馆在您看来是陈正人办的,1965年毛上井冈山也是陈正人的安排了?您这么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么?
  陈正人是为谁造假呢还是只为自己造假,还是说他闲着没事干呢?
  话说潘心源的时间点似乎有不妥,网上资料之间似乎有冲突。
  但是,前后顺序总是成立的吧,好,你说他没见过周恩来,之前的时间短......
  -----------------------------
  嗯,知道自己只看了一篇知道情况不多,还算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还算有救

  潘心源去江西,当时地方文件里他的任务不是宣传6大精神(都过去快1年了),而是很简单的“解决袁王问题的中央特派员”,这后面楼主文章应该会提到;至于土改,那是地方上特委书记刘士奇的事;潘只是在于都会议上帮助刘初步确立了特委工作方向,而最终确立这个工作方针,是半个月后毛召开的27会议,所以别拿土改政策纠纷找潘的麻烦
  潘之所以被中央指派为去井冈山专门解决袁王问题的特派员,应该与其熟悉哪里情况有关,他是长期湘东农运领导人,后来是湖南党农运负责人,是秋收起义主要领导人,平江起义的重要参与者,工作范围涵盖井冈山,有指导当地红军的责任(早期指导毛部的杜京修等均为湖南省委派出),他对袁王和当地情况,应该是比较清楚的;而不是他属于什么派系,或者就是因为他属于本土派,熟悉情况才被派遣完成此项任务

  对了,你说没看到的那篇文章,我也没看到,不过有资料说潘接到6大精神传达后,曾给中央写信反对六大文件里对土匪格杀勿论的政策,怀疑是不是就在这个文件里;所以,潘不会仅仅因为袁王是土匪出身而动杀心,因为毛仅仅是不想杀袁王而不传达六大文件,潘是直接反对六大不分青红皂白对土匪出身的人一概杀之的政策本身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09:57:01  评论

    评论 教外私淑:我说的他的汇报就是井冈山问题,不是湘东他的地盘!!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09:58:34  评论

    评论 教外私淑:给出你的资料的全文证明潘反对杀土匪,另外,这事没有他,朱昌楷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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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红旗迎风飘P 时间:2018-10-08 09:46:25
  袁王被杀从当时所处的环境来说是不寃枉的。就反对土改这一条,在共产党里面就混不下去,要么被杀,要么叛变。毛之所以反对杀袁王,并不是认为袁王不能杀,而是认为袁王作为井岗山的土霸王还有利用价值,在革命势力还弱小时还有必要联合一些地方势力。袁王虽然在行动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还是一个地方豪强,他们和共产党迟早会绝裂的。按共党政策,他们不是不该杀,而是杀早了。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10:05:26  评论

    评论 红旗迎风飘P:快别扯淡了,之后毛就根本没有杀过这类红军人员。土匪行为虽然有点,但是,并不离谱,可以慢慢改善,剧烈动作只能说是国际派的做法。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10:24:34  评论

    评论 红旗迎风飘P:比如,叶飞,这是最明显的,还有东北抗联部分领导。所以,这个理由是站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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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08 10: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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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rls 时间:2018-10-08 11:38:05
  楼主懂个屁历史,虽然瞿李左倾,中央从来没有明确下达要求解决袁王的指示,只是下达解决土匪集团加入红军后在头目有叛变嫌疑情况下的处理意见,袁文才王佐没有任何叛变嫌疑,最多只是和其他根据地一样有头目个人主义,但是在毛泽东面前他们是心悦诚服,而类似李文林等人有严重的拥兵自重行为,何况当时中央自身难保,在地方上杀干部光靠中央指令根本行不通,一般都是地方干部派系冲突,授人以柄才落得悲剧,例如二七会议杀四大党官,就是因为这4个人在延福苏区民怨沸腾,不然毛真敢对地头蛇下手?而彭德怀作为外来势力,不是从红军大局出发,而是从个人交往出发,把个人恩怨凌驾于革命利益之上,在土籍缺乏武装力量对于袁王只能怀恨的情况下,擅自站队,对于在井冈山深得百姓拥戴的袁王加以枉杀,导致井冈山根据地丢失,以后成为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彭德怀的错误大着去了,而且袁王本身并没有得罪彭德怀,彭德怀恰恰是个人军阀主义严重才主动出面的。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13:04:11  评论

    评论 carls:对。
  • 红旗迎风飘P: 举报  2018-10-08 15:21:41  评论

    评论 carls:有严重的个人山头主义难道不应该被处理么。到袁王死,袁王的部队还是一支浓厚的个人私人武装,除了毛,其他人根本调不动袁王部队,共产党能容下这样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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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gljw2000 时间:2018-10-08 12:36:55
  杀袁王要有前委的命令,而德胜正好是总前委书记,谁下令杀的袁王,谁有资格下这个命令?一目了然。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8 13:03:13  评论

    评论 wgljw2000:怎么来的,哪天发的?什么过程?
  • wgljw2000: 举报  2018-10-08 13:45:24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15:特委和潘心源是拿着德胜的信骗袁王上钩的,请问这个信是真是假,德胜的信有那么好造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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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gljw2000 时间:2018-10-08 15:12:42
  某粉连指挥军队需要前委命令都不知道。
  …………
  前敌委员会,又称“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战争时期,为组织领导某一地区的武装起义或重大战役而设立的党的高级领导机关。1927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组织领导南昌起义。同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由毛泽东、卢德铭、余洒渡等组成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组织领导秋收起义。1930年2月6日-9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红四军前委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前委,由毛泽东、郭贞、曾珊、王怀、方志敏、朱德、潘星源、’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等17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作为联合行动的最高机关。
  • carls: 举报  2018-10-08 15:23:00  评论

    那是对于前线作战部队,袁王这种守老窝的部队靠几百里外的前委直接指挥?你傻还是当时中央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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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08 15:21:43
  “二七”会议后,赣西南的党政军民有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统一的领导中枢,更加如虎添翼,形势突飞猛进。

  2月14日,联席会议主席团发布了“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号通告。根据毛泽东“围而不攻”的指示,通告部署了攻打吉安的作战计划:红4军和红6军2纵队(罗炳辉部)在赣江东面展开,会同中鹄区施家边群众攻打吉水,消灭吉水东之敌,并以一部会同永丰赤卫队和宁南游击队在永丰、于昌一线牵制金汉鼎;红5军以及西区群众武装,以永阳为中心,向吉安附近逼近,并控制泰和之敌;红6军1纵队会同北路群众进扰三曲滩、峡江之敌,截断赣江交通。这个部署拉开了攻吉的架式,光打吉安外围之敌,目的在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加孤立,然后相机夺取吉安城。

  部队在遂安寨宿营。

  主力红军汇集吉安四周、赣江两岸,急煞了鲁涤平,惊坏了蒋介石。为解吉安之危,蒋介石急令唐云山独立第15旅、邓英独立第16旅驰援,鲁涤平得到援兵后,即调整兵力部署,以唐、邓两部为“进剿”主力,唐部为先锋,意欲恢复永丰、乐安,然后进取东固;令朱耀华旅、戴岳旅分驻峡江、崇仁与抚州、广昌一线策应;成光耀旅防守吉安、泰和;并令金汉鼎从福建开来两个旅,在南线策应。一时,共有7旅之众,向赣西扑来。

  “敌变我变!”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当即就决定:“4、6军不打吉水,折回富田;五军退出永阳,移驻永新。诱敌深入,相机歼灭敌人!”
  红军指战员深知毛泽东料事如神,安然退入富田养精蓄锐。

  果然,从未与红军交过手的唐云山旅,仗着装备精良,以为红军怯战,一时气势嚣张,孤军冒进到距富田仅40里之水南、富滩、值夏地区。唐旅是自武汉开至江西的,士兵多系北方人,长官则是黄埔生,官兵之间甚不相得。该旅进入驻地后,兵力分散,态势孤单,深入红区腹地又被群众坚壁清野,日夜骚扰,陷入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条件成熟了。2月24日,毛泽东和前委抓住这个战机,命令4军全部和6军2纵队出击水南之敌!唐旅原无防备,仓促应战,岂是以逸待劳的红军对手!仅半小时,红军就获敌枪支500余,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子弹40余担,击毙敌团长罗奇等50余人,俘虏200余人。
  ==============================================
  毛粉读史吗?袁王被杀当日,毛及红四军就在附近准备作战

  这里问题就是,作为红四军军委书记、红六军政委双重身份的潘心源,为什么解决袁王时没用红四、红六的自己名下指挥的部队,而是从红五军那里调兵
  是向红四、红六下令被拒绝了,还是毛看到请求因作战需要无法派兵把朱昌偕、王怀打发去红五,还是直接就去找红五去了?
  • carls: 举报  2018-10-08 15:35:51  评论

    平江起义出身的潘心源能调动古田会议后的红4军?他算个屁,调动红五军是因为红五军本来就是留守井冈山的部队,是他大本营,彭德怀难道不清楚土客恩怨?仅仅因为潘心源等人与自己气味相投就擅杀袁王,这是一个道歉可以解决的吗?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8 15:45:53  评论

    另外,特委调袁王率部到永新集合打吉安,执行的就是上述前委2.14日命令,而不是自己编造故事欺骗袁王,就是故事里所谓毛亲笔信内容,也是完全符合2.14日前委命令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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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gljw2000 时间:2018-10-08 15:23:31
  前委运行机制
  首先,从军队内部关系来看。前委采取合议制,这是民*主集中制在tg军队里的一种基本体现形式。这种合议制既明确否定了传统的军事一长制,实际上也抵制了共产国际在tg军队中所推行的政委一长制。不过,民主集中制在tg军队内部体现出一些与地方党组织非常不同的特点。前委合法性的授权是自上而下的;前委对军队的领导具有绝对权威的性质,无论是苏维埃政权还是军事首长,无论是下级党组织还是士兵委员会,都不得妨碍这种领导;前委的运作是以前委书记为核心的,前委会议上不倡导公开辩论 红军基本方略,前委书记在会前会后具有很强的机断专责性质。。“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通过军委(司令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伍豪语)
  前委与地方
  德胜给中*央的回复中提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成立,管理各县的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之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行动的。”伍豪在1929年给红四军的一封信中说得非常明白:“假使几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他们之上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则党的组织‘前委’便须用更大的力量指导这几县的工作与力图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实质上便是前委变成这一区域的特委,或与原有的特委合并。”
  …………
  前委才是最牛叉单元,军委特委都要听前委的。
  • carls: 举报  2018-10-08 15:36:40  评论

    那是对于作战部队,井冈山这种后方听前委的?你问问湖南省委答应不?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8 16:00:39  评论

    评论 carls:看下,湖南听不听前委的看湖南省委态度,但是前委毛书记要“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你可以骂这毛书记太狂太野,没办法,他就是这么自己给自己授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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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08 15:51:18
  会议分析讨论了赣西、赣南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⑨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从组织上加强和统一党的领导。提出“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决定将“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 ⑩扩大成为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红四、红五、红六军则分别成立军委,受共同前委指挥。共同前委人选由各军负责同志和闽西、东江、湘鄂赣边、赣西南等特委负责同志组成。会上共选举产生共同前委委员17人,他们是: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共同前委得到党中央的承认,仍随红四军行动。其后红四军军委成立,潘心源担任书记。
  ========================================
  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
  这就是前委的权利

  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潘心源五人为常委,黄公略、彭德怀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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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粉不会想剥夺毛这个职务吧

  其后红四军军委成立,潘心源担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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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算什么?他大可算什么,那么那个口出秽语的倒是,算个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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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17:17:33
  我就不太明白了,权力这么大,这么牛逼的毛怎么突然一下被一撸到底了呢?呵呵呵。

  是啊,都牛比就是毛不牛逼。

  但是这些人凑一起能在1949年解放全中国吗?让你们这些不要脸的在这里叫嚣?真是可笑!

  没有彭,毛一定可以成功,没有毛,彭算个啥?邓算个啥?!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8 17:25:59  评论

    毛粉说来说去在别人讨论是非时他自以为的杀手锏就是毛成功了,他自觉高明,其实就是叫大家看清,毛粉扭曲的是非观
  • 红叶子2017ty: 举报  2018-12-11 11:03:59  评论

    朋友,你不要和吃屎狗辩论,浪费你的精力,爱国青年会分辨是非的,那些吃屎狗如同阴沟里的蛆,只会糊弄幼稚儿,真的爱国青年会逐渐认清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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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17:19:59
  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


  这事能是毛要求的?

  毛在前委靠啥指挥地方特委肃反王袁?什么逻辑?

  宛希先到底是不是毛的铁杆,那么,毛也要干死宛希先?或者,毛和土籍关系更亲密么?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17:58:38
  评论 carls :但是,可以肯定宛希先一定在袁王和潘心源之前,袁王又在潘心源之前,这个时间顺序没有问题!同时,潘心源和周关系密切。这个资料居然很少,呵呵。话说周从来不是中央书记,凭啥他派人呢?很有趣的是当年八月来信也是周处理的!!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19:14:16
  卧槽,毛主席指挥过赣南方志敏吗?

  这种话题居然也要投诉删除?哈哈哈。

  这也真是搞笑了!

  从方志敏建立根据地,唯一受到的影响就来自上海的肃反,和毛没有一毛钱关系!

  这能叫前委指挥赣南?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8 19:16:06
  成王败寇,呵呵,难道邓集团不是成王,谁在舔邓的屁眼??!!成王败寇,呵呵,什么逻辑啊?投入删帖,见不得人吗?
作者:wgljw2000 时间:2018-10-09 12:03:15
  据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英魂》记载,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过秋收起义之前他在浏阳的历险记,期间有个人借了20多块大洋给他,这个人就是潘心源。
  1927年,秋收起义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潘心源把浏阳工农义勇队带到了铜鼓后,独自去安源寻找党组织遇到了毛泽东,并带去了3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将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3团,并决定和潘心源赶赴铜鼓,亲自指挥。
  潘心源陪同毛泽东赴铜鼓途中,将自己所带的50块大洋,分了一半给毛泽东,并打扮成富商模样,一路总走在毛泽东前面,以防不测。
  因向导留的路标被风吹掉了,结果两个人在浏阳境内的七溪坳遭到10来个民团团丁的拦截。因毛泽东不会浏阳话,为了掩护他,潘心源立刻上前搭话,称自己是做夏布生意的商人,只是途经此地。但团丁们不依不饶,要搜身。
  潘心源故意将随身携带的银元抖落在地,团丁们一个个冲上前去捡大洋。乘敌人拾捡银元之机,潘心源示意毛泽东立即走开,而自己刚单身独往原路跑去。
  潘心源边跑边撒银元,有意把团丁引向自己的方向,甚至连妻子给他的金戒指都丢了出去。捡完大洋和戒指后,团丁急忙又来追。潘心元反倒在路上停了下来,并大骂团丁抢劫,以吸引注意力,确保毛泽东成功脱险。
  结果,潘心源被捉了。团总见他风度潇洒,谈吐不凡,又与社会名流有交往,以为是个有来头的人物,不敢怠慢,扣押了几天之后,即派两名团丁送往县城。
  经过100多里的山路,当走到离县城还有30多里的古港炭棚时,潘心源借口脚疾发作,提出要在这里休息,并拿钱给团丁,请他们饮酒喝茶。趁其不备,他一头窜进路旁的丛林逃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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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ywujun1969 时间:2018-10-09 12:21:05
  @wgljw2000 2018-10-09 12:03:15
  据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英魂》记载,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过秋收起义之前他在浏阳的历险记,期间有个人借了20多块大洋给他,这个人就是潘心源。
  1927年,秋收起义在紧锣密鼓地筹划中。潘心源把浏阳工农义勇队带到了铜鼓后,独自去安源寻找党组织遇到了毛泽东,并带去了3支武装力量。毛泽东将浏阳工农义勇队编为3团,并决定和潘心源赶赴铜鼓,亲自指挥。
  潘心源陪同毛泽东赴铜鼓途中,将自己......
  -----------------------------
  老兄强悍,潘心源是德胜公秋收起义的核心骨干之一。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9 12:47:11  评论

    评论 ywujun1969:所以潘心源就是毛的骨干?你这叫啥逻辑?呵呵了,既然如此为何不上井岗,就算是上了井岗就是一家?谭震林干毛何时手软?可笑。
  • carls: 举报  2018-10-10 11:53:25  评论

    骨干?秋收起义又不是毛一个人要求发动的,是整个湖南省委响应87会议发动的,潘只是省委的人,而且,潘只是参加了起义准备工作,起义后就按照省委安排回归地下工作,相比卢德铭、宛希先这些人,潘心源算哪门子毛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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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ywujun1969 时间:2018-10-09 12:26:39
  袁王事件中,潘心源是个关键人物。但多数人不知道德胜公与潘的渊源。下面是毛年谱的关于秋收起义一段。

  
楼主ywujun1969 时间:2018-10-09 12:27:09

  
楼主ywujun1969 时间:2018-10-09 12: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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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9 12:51:06
  毛的魅力没有那么大,让潘心源一见倾心。毛的嫡系是在井冈山逐渐形成的。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9 12:54:42
  这只能说潘心源对毛有救命之恩,所以毛,也没有追究潘心源,这倒是合理的。

  上了井岗都未必是毛的嫡系,更不用说潘心源这种的了,潘心源一看就是共产国际派的,所以基本上是上面规定啥就做啥。

  所以交了军队给毛秋收起义。确实可以,有能力,但是,听组织的话,也被组织喜欢和认可,毛属于不太听话的。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9 12:56:36
  如果潘心源能力强,不可能丢了红四军的政委职务。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9 13:08:28
  9月初,毛泽东到铜鼓找到了卢德铭,之后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卢德铭)、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潘心源,邵振维女)、鄂南崇阳和通城的农民武装(罗荣桓)、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王新亚)等共约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辖第一、二、三团,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浏阳农军是北伐推动出来的。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9 13:16:34
  平江农军领导人是余贲民,之后,基本上都是他指挥浏阳平江农军,而不是潘心源。

  他是副师长。

  他在1933年被杀害于红军后方总医院直接导致中央苏区肃反。
作者:经纬黑白 时间:2018-10-09 16:30:58
  袁王被杀,其实一点都不稀奇。TG革命的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吞并的土匪队伍很多,那些绿林好汉,除非真正的改邪归正,大多没有好下场。TG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是优点,就是各级将领没有私军,所以吞并人马的标志,就是派驻政委,然后就是分化瓦解。
  但袁王却没做到这一点,真是奇哉怪也,三湾改编在前,毛太懂得对部队的控制力了,为什么偏偏对袁王网开一面?
  想来想去,只能说毛当年穆柯寨招亲,与袁王有了私人方面的联系。与其说袁王忠于TG,不如说他们只信任毛某人,有了这一点,可以睁只眼闭只眼。
  建国后给袁王平反,我看更多就是出于这种私人感情的因素。按说袁王死后,其余部投了KMD,井冈山成了反TG的堡垒,还不得大杀一批?没有,成了圣地了,一杆反属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先驱。这是政治需要,还是事实如此?
  • carls: 举报  2018-10-09 17:25:38  评论

    袁王不是土匪,他们代表井冈山地区几十万客籍百姓的人心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09 17:42:24  评论

    评论 carls :袁王是不是土匪,不是山上那些不吃的窝边草如何看,是山下更多的被他们绑票掳掠祸害的人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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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费尔3 时间:2018-10-09 18:26:45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7 10:52:25 评论

  拉倒吧,陈正人是国际派。也是共产风推动徐水试点的重要推手。

  潘心源烈士,唉,烈士,属于上海亲苏派体系,这是个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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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无知无脑的“真相历史2015”真的得好好学点历史真相了。
  你说的这两人都是毛的铁杆嫡系。

  陈正人,当年的邓毛谢古集团一分子,那时就和毛在一起了,毛称他“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一直是站在我这一边”。谢富治的老婆刘湘屏说“他可以在毛主席家翻箱倒柜找东西吃”,毛的女儿李敏坐月子就住在他家。

  彭清泉(潘心源),更是毛的铁杆心腹,毛的浏阳小老乡,从毛起家的秋收起义就和毛在一起了,比陈还早。还记得一幅画叫“毛主席去安源”吗?毛和谁一起去的?就是这个潘心源。不但如此,潘还是毛救命恩人。是毛心腹中的心腹。

  这两毛的铁杆嫡系都被你说成亲苏国际派?那看来毛就是亲苏国际派的头子,不过这倒也没说错,本来整个我党都是唱着法国人创作的党歌,信奉德国人发明的主义,挂着俄国人设计的党旗,拿着卢布建立的政党。那个不是“亲苏国际派”?哈哈哈。。。

  袁王案为何一直说不清?其实彭德怀当年被批斗时,虽然没敢点这个人的名,但早已暗示了:“总前委在桥头决定解散二十军的情况,大致是相似的”。彭说的这件相似的事,就是残酷镇压红二十军的“福田事变”,毛是其背后的真正主使人。

  彭还透露,毛在把袁调离井冈山和王佐两人分离之际,还特意叮嘱彭:“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

  其实彭等于已经挑明了谁才是真正能拍板的人,所谓特委“伪造”的“毛委员来信”,真的全是伪造?我相信特委和彭早已知道毛的态度。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9 21:00:33  评论

    评论 卡费尔3:邓是毛的人?你是啥脑子呢?然后开始脑补,你的依据呢?自己都疑问还扯啥蛋呢。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09 21:10:03  评论

    评论 卡费尔3:呵呵呵,把邓看成毛的嫡系,那才叫真脑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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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09 21:11:48
  总前委解散红20军也是非毛的意思,造成红20溃散。这是为了把屎盆子往毛身上扣而已,毛啥时候那么激进了?!!
  • carls: 举报  2018-10-10 08:33:23  评论

    红20军干部被杀,根源在于红20军自从富田事变后长达半年拒不听令参与反围剿,一直跑到湘赣边界晃悠,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红20军回到河东,充耳不闻,在中共中央本身动荡的特殊时期,大批高层干部要么叛变要么被杀,例如顾顺章,苏区类似伍中豪、朱云卿等高级干部被暗杀,三人团这才决心对红20军痛下杀手
  • 真相历史2015: 举报  2018-10-10 09:19:02  评论

    评论 carls :和毛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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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被封杀 时间:2018-10-10 08:38:08
  顶楼主
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10 09:24:01
  有的事情经不起琢磨

  比如陈正人,在彭交代材料里,特委来人是朱昌偕、陈正人、王怀3人,其他地方滕代远回忆此事件时认为是陈正人谎报军情才导致五军误判作出错误决定;此事3个当事人彭、滕、陈在彭写交代材料时都好好活着而且后两位没被打倒,这个陈正人去五军替特委求救兵应该没问题

  但是彭回忆录出版后,大约80年代陈正人家人出来澄清事实(当时陈正人已去世),理由是当时陈已经调离特委,所以没去永新;因此,陈没条件参与杀袁王;也就是他们可以提供的事实是:永新特委与袁王起冲突时,陈正人不在现场,所以特委派出的救兵不会有陈正人

  问题出来了,如果双方说的都是事实,那么,这位与毛关系好到被同志认为唯一可以到毛家随便翻找东西吃的人,是在哪里参加到特委派出的求救二人组,变成彭滕五军接待时的特委求救三人团的呢?
作者:曾被封杀 时间:2018-10-10 09:40:20
  其实个人也认为袁王没有叛变,从他们去特委开会被杀,就可以知道了。至于说他们是否是土匪,这很难界定。当年所有部队所谓征兵征糧都不是很光彩。在开创阶段也不得不如此。光头狠咬上海大亨的手法也不比他谩骂的匪强多少
  • 经纬黑白: 举报  2018-10-10 12:50:47  评论

    评论 曾被封杀:袁王当然是土匪,专以劫掠客商,绑票为生,聚义分赃,不是土匪是什么?至于你说的TG初期,什么常凯申募捐,手段虽然相似,但人家有ZZ主张,有理想追求,并不是大称分金,自然不能划成土匪了,互相骂为匪不过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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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男魔法师2017 时间:2018-10-10 09:45:14
  潘只是中央巡视员,是否有权下令杀袁王,特委执不执行,都两说,五军有经营井冈意图,一拍即合。解决二十军筑固了根据地,解决袁王丢了根据地,彭强词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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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被封杀 时间:2018-10-10 09:47:51
  袁王被冤杀责任在于当地土客宿怨积累到极点导致到仇杀,很难说谁是正义的。毛一直在尽力化解矛盾,他把袁王定为烈士
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10 09:57:08
  @男魔法师2017 2018-10-10 09:45:14
  潘只是中央巡视员,是否有权下令杀袁王,特委执不执行,都两说,五军有经营井冈意图,一拍即合。解决二十军筑固了根据地,解决袁王丢了根据地,彭强词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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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从中央来时只是巡视员,但是召开27会议后就担任了前委常委(党内职务)、四军军委书记(军内职务)、六军政委(军内职务),加上特委,就是党政军、中央地方全代表了

  其中,前委常委是指挥特委的地方职务,四军书记是提供解决袁王可动用的武力,六军政委是前委命令袁王改编后所属的正规军首长提供命令袁王的军事名分;可以说27会议为潘解决袁王提供了全部地方党军政资源

  而且袁王被杀后,潘即解除四军书记职务,六军政委换陈毅接任;潘继续其其他巡视工作,不再兼任地方军政职务,后来当中央编组一军团执行立三路线需要他随一军团行动时,又再次任命他为红四军政委担任地方军职,打长沙后就回上海向中央复命

  潘在巡视过程中先后担任的临时地方军政职务,都是有特定需要的,而前委,充分配合提供了他执行杀袁王需要的各种任职条件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10 10:02:58
  林彪下令,兵分几路,围住万功山,一定要抓住张辉瓒。

  红四军一战士先是发现了张辉瓒的狐皮大衣,然后在一个山洞前又发现有人影,战士鸣枪警告。张辉瓒从洞中钻了出来,大叫:“不要开枪,我是前敌总指挥张辉瓒,我要找你们的黄公略军长……”张辉瓒不知道抓捕他的士兵是哪支部队的。

  一位战士说:“我们是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张辉瓒大叫道:“我不见林彪,我要见毛泽东先生……”

  张辉瓒后来供认:“他不见林彪的原因是怕林彪太年轻容易冲动,把他枪毙了。”

  几位红军战士将张辉瓒押到龙岗,毛泽东一见张辉瓒就叫人给他松绑。张辉瓒见来了毛泽东,忙向前行了个鞠躬礼。毛泽东幽默地说:“张师长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张辉瓒表情难堪地低声说:“毛先生用兵如神,张某实在佩服。张某过去就对毛先生钦慕非常。”

  接下来,毛泽东与张辉瓒作细致的交谈。张辉瓒一再央求,只要免他一死,情愿捐款、捐药、捐枪、捐弹赎命。毛泽东准备让张去红军军事大学当教员。

  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得知丈夫被红军活捉后,急得如同热锅里的蚂蚁,四处活动,并派人去上海寻找中共中央所在地,想用巨款赎回丈夫。湖南军阀程潜、唐生智、何键等也都派代表向中共传递信息,要求不杀张辉瓒。蒋介石为挽回其惨败的不利影响,也许诺条件,只要放回张辉瓒,可以让国民党军驻吉安东固前线的第十八师五十四旅全部投降红军,并释放关押的大批政治犯,而且由上海的三家银行担保,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和20担红军急需的各种西药和枪支弹药。后来上海党中央也同意释放张辉瓒。


  不料,1931年1月28日,吉安东固区苏维埃政府(!!!???)要将张辉瓒和他的部下在一个三千人的大会上进行公审。毛泽东得知情况后,非常忧虑,并指示一定不要杀张辉瓒。


  (这应该是典型的毛氏处理法,当然了,你们也可以宣称毛是假仁假义,使用阴谋手段。)

  那天,方圆数十里的群众背着干粮,高举小红旗,都来参加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声讨声、呼喊声此起彼伏,一致要求杀掉张辉瓒,结果张辉瓒被当众枪决。


  (这明显是某群体派系裹挟民意)


  何长工回忆:张辉瓒在第一次反“围剿”时被红军活捉,但毛泽东、朱德并不主张处决他,而是准备将其作为向敌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当时,鲁涤平、程潜、唐生智、何健、谭延闿、范石生等国民党一些重要将领纷纷私下与红军谈判,以给红军枪支、子弹、大洋、西药等作为交换条件,并且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同时红军也派了代表去谈判。可是群众在红军代表走后知道了张辉瓒被活捉的消息,就开起了大会,坚决要求处决张辉瓒,并派代表找毛泽东请愿,要求把张辉瓒拉到会场上去,戴高帽,杀他的头,以至于不杀张辉瓒不散会。由于情况突变,毛泽东就来和负责看守张辉瓒的何长工商量,他们一致认为让张辉瓒到会可以,但不能杀。虽然毛泽东决定不参加群众大会,但让做好大会的组织工作,不要杀了张辉瓒。可是,那时群众的政策观念很差,有些干部也有偏激情绪,尽管会上做了安排,对张辉瓒注意保护,但会议一开起来,就控制不住了,迫于群众压力,到底把张辉瓒处决了。



  时任红军总部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郭化若,当时他负责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龙岗战役。据他回忆:张辉瓒被俘后一见毛泽东就鞠躬敬礼,口称“润之先生”,毛泽东简单地谈了些革命道理和革命形势,又问了一些敌军内部的情况。张辉瓒还表示,情愿捐款、捐药、捐枪、捐弹,请求免他一死。毛泽东交代要好好看管他,不要杀。而在龙岗战役结束时,朱德军长在万寿宫开了一次军以上首长紧急会议,提到了对张辉瓒的处理问题。毛泽东当时做了说服工作:“人家诸葛亮擒孟获敢七擒七纵,我们为什么一擒就杀呢?”但后来有人并没有报告毛泽东,把张交给地方开群众大会,结果在群众愤怒之下被杀了。





  古柏的妻子曾碧漪在《回忆毛主席》一文中提到: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让张辉瓒跟着总前委一起走,还让他骑马。如果让他步行,就拦不住老百姓打他。其实,即使他骑在马上,也还有很多人用石头扔他。毛委员在路上一再向群众作宣传解释,劝群众不要打,说:“把他打死了就不知道敌情了。”到了驻地,司令部要张辉瓒讲敌军“围剿”的情况,讲要求活命的条件。



  第一,毛泽东一开始就不赞成处决张辉瓒,包括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群众要求公审张辉瓒时,他仍然叮嘱何长工要做好大会组织工作,要派人保护好张辉瓒。

  第二,毛泽东不赞成处决张辉瓒,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策略考虑:一是利用张辉瓒作为红军同国民党谈判的筹码,为红军换取当时急需的药材、弹药等宝贵物资;另一个是利用张辉瓒的特殊关系,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开展统战工作。

  第三,张辉瓒在公审大会上被激愤的群众当场处决,此事当时毛泽东并不知情,处决之前也没有被告知,当然也谈不上批准了。



  张辉瓒作为国民党的反动将领,曾在1930年12月20日攻占东固时烧杀了三天,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引起极大民愤。甚至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也承认,张辉瓒所在的第十八师是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反动武装的主力军,长期警备南昌,镇压江西群众,号称“铁军”。张辉瓒则是鲁涤平多年的“得力帮凶,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东固百姓听说要开群众公审大会,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赶来,当张辉瓒一被押上台,“群众高举红绿小旗,台下像潮水一般涌起一股喊杀声”。当地群众出于血海深仇的杀张情绪,以及在那种特定的氛围下情绪失控,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李方祥系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这个党校教授不错!)


  这个教授是好样的,张辉瓒肯定是民愤极大,这是个事实,但是就当时而言,能换来更多的利益(枪和子弹)有利于红军的发展还是值得的,这种好处远大于坏处。

  杀了还是很可惜的。



  国民党方面也表示,国民党南昌行营愿向红军捐送20万元现洋、20担医药,并释放由南昌所属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以及提供装备5000余人的枪械弹药换回张辉瓒的生命。当时的上海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与中央研究,决定接受国民党方面的条件,让毛泽东、朱德做好放人准备。



  张辉瓒被杀后,国民党疯狂报复,将囚在南昌监狱准备与张交换的100多名共产党员全装进麻袋丢进了赣江。


  张辉瓒被押到了龙冈街上。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闻讯赶来。朱德看了看被捆绑着的张辉瓒,然后对负责看押的红军战士说:“解了绳子吧,不要绑了。”被松了绑的张辉瓒,知道了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粗布军装的长者,就是红军司令朱德,连忙发问:“你们要多少钱才能把我放了?”

  朱德一听,把手一摆:“张辉瓒先生,你以为我们红军是绑票的土匪吗?你们跑到苏区根据地来烧杀抢掠,红军能放你吗,苏区的群众能放你吗?再说,你作为‘围剿’红军的前线总指挥,仗打成这个样子,人枪都没了,蒋介石会饶过你吗?我看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吧。”

  临近黄昏的时候,红一方面军前委总书记毛泽东也从前线匆匆赶回了龙冈。张辉瓒与毛泽东是湖南同乡,过去也曾有过一些交往。然而这次相见与以往则大大不同了,这次是政见不同兵戎相向后的囚室相见。

  囚室的门一开,张辉瓒就认出了毛泽东。他不好意思正视,低着的头过了好一会才抬起来:“润之先生,好久不见了,你……”

  没等张辉瓒说完,毛泽东就严厉而又幽默地说道:“总指挥先生,你率部从湖南剿到江西,从南昌杀到龙冈,今天就这样停止了吗?你在沿途的路上到处写标语、撒传单,说是要‘拔朱毛’,而现在究竟是你剃了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了你的头呢?” 张辉瓒一脸尴尬地苦笑,说道:“还是你们剃了辉瓒的头。毛先生,辉瓒还求你饶我一命。”

  “嗯”,毛泽东把大手一挥:“我们不杀你。但是你要知道,红军不杀你,并不是你没有可杀之罪,也不是害怕蒋介石会来报复。不杀你,是因为我们宽大为怀。”

  随后,毛泽东又向张辉瓒问了一些军情,张辉瓒把他所知的都讲了出来。离开张辉瓒后,毛泽东对陪同他前往的红军军长何长工说:跟战士们讲,这个张辉瓒要好好看着,不要杀他。杀他没有什么益处。留着他反而对我们有用,对革命有用。起码对国民党的官兵是一个教育,会有些影响国共双方的谈判



  在报告南京政府的同时,鲁涤平与其参谋长谢慕韩等幕僚频频商议,如何才能把张辉瓒从红军手里弄回来。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派人与朱毛红军洽谈,用钱用物把张辉瓒赎回来。于是鲁涤平电告南京政府后以南昌行营的名义,打电报给尚在吉安的公秉藩师长和十八师未上战场的第五十四旅旅长朱耀华,令他们设法先行与红军联系,试探赎张事宜。

  开始的几天,南京政府没有音讯。这可急坏了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她星夜兼程从武汉赶到南昌,坐在南昌行营里,催促鲁涤平赶快想办法。同时,又连连向张辉瓒的老朋友、国民党要人程潜、唐生智等求助。程、唐等人频频向南京政府施加影响,呼吁赎张。后来,朱性芳又在程潜等人提醒下,抽身赶往上海,通过种种关系,最后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员龚饮冰接上了头,并通过龚将有意赎张的想法报告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


作者:曾被封杀 时间:2018-10-10 10:03:42
  为尊者讳,彭在处理袁王问题上有些草率了。但据彭自传可以看出,他认为当时是执行了前委命令,作为军人他不愿过多参与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 经纬黑白: 举报  2018-10-10 13:10:45  评论

    评论 曾被封杀:和平时代,讲求杀人要铁政,袁王案自然是没有的,从这一点上来讲,当然有些冤屈。但战争年代,这样的理由杀人就太多了,关键是你承受不起袁王反水带来的危害。而袁王并不是没有反水的苗头,好几件事,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至少他们不是坚定的TG战士,为什么如此多的人替他们喊屈呢?
  • 经纬黑白: 举报  2018-10-10 13:13:24  评论

    评论 曾被封杀:替袁王叫屈,一个是看在毛的面子上,另一个就是打击彭总,否则,谁没事干了,扯这陈年老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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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10 10:07:29
  @男魔法师2017 2018-10-10 09:45:14
  潘只是中央巡视员,是否有权下令杀袁王,特委执不执行,都两说,五军有经营井冈意图,一拍即合。解决二十军筑固了根据地,解决袁王丢了根据地,彭强词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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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外私淑 2018-10-10 09:57:08
  潘从中央来时只是巡视员,但是召开27会议后就担任了前委常委(党内职务)、四军军委书记(军内职务)、六军政委(军内职务),加上特委,就是党政军、中央地方全代表了
  其中,前委常委是指挥特委的地方职务,四军书记是提供解决袁王可动用的武力,六军政委是前委命令袁王改编后所属的正规军首长提供命令袁王的军事名分;可以说27会议为潘解决袁王提供了全部地方党军政资源
  而且袁王被杀后,潘即解除四军书记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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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只是在实际执行时潘并没用使用四军军委书记身份可调动的红四军部队,而是向红五军调兵,对于从天而降的派兵请求,五军是没准备的,所以才有召开军委会商议的程序;四军那边出了什么问题,本军书记的命令没有执行?就是因为马上要打仗了、派不出兵吧,如果不是唐云山进军迅速,那出兵的就该是红四军某部奉本军书记之命赶到永新,解决袁王把袁王部编入红四军部队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10 10:08:02

  湖南军界的程潜、唐生智、何键、范石生也纷纷向中共传递信息,要求红军不要杀掉张辉瓒。蒋介石亦许诺只要放回张辉瓒,国民党愿释放关押在白区的100多名“政治犯”,而且由上海三家银行作担保,向红军赠送20万元现款和20担西药,提供装备5000余人的枪械弹药等。甚至责令江西省府主席鲁涤平派省府秘书王信一前往上海,秘密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鉴于张辉瓒在国民党湘籍军人中有一定影响,利用其影响,可以做分化瓦解国民党军的工作。加之当时红军急需枪支弹药,如红3军在龙冈战役前,3个人才有一支步枪。许多战士四肢打断了,没有麻药,是用盐水消毒,用钢锯截肢。主持军事委员会工作的周恩来认为张辉瓒被捉,对南京政府影响很大,他们一定会极力想法弄回。如借此提出一些放回张的条件,对于改变中央苏区极为困难的环境,对于扩大共产党的宣传都是有利的。

  于是周恩来派中央军事部副秘书长李翔、中央特科涂作潮为代表,前往南昌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同时,周恩来致信朱德、毛泽东,要他们做好释放张辉瓒的准备。还特别交待:“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现在却急切地找我们对话了,人质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借此机会揭露国民党反人民的罪恶,也要尽可能地提出有利于红军的条件。总之,务必要见机行事。”而鲁涤平甚至已经准备待张辉瓒释放回来,为他设宴压惊。

  周恩来的安排和打算,与远在江西的毛泽东、朱德的想法不谋而合。只可惜,这些都晚了。因为当时交通不便,派往中央苏区送信的通讯员没有赶在张辉瓒被杀前赶到。

  张辉瓒被俘后,许多人强烈要求将其押往东固。毛泽东本不想让张辉瓒去东固,但因张辉瓒在东固大搞“三光”政策,民愤太大,不让批斗群众也不答应,只好安排何长工跟着去东固做群众的说服工作。



  许多群众并没有就此解气,他们将张辉瓒的头颅砍下装进竹篓,用红布包裹,上书“张辉瓒首级”五字,固定在张氏宗祠木匾上,放进赣江,让它顺水漂往南昌,给鲁涤平乃至蒋介石报丧。张辉瓒的首级随波而下,4天后被驻防吉安的国民党军哨兵发现。



  鲁涤平闻报后失声痛哭,于2月6日派人前往吉安,把张辉瓒的首级迎至南昌。随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张辉瓒被杀的经过,报告给蒋介石,建议厚葬优恤。蒋介石复电:中央以张师长死难壮烈,准予国葬,照陆军上将例褒奖抚恤,由江西省政府拨款1万元办理丧事。


  湖南省府主席何键召集10万人迎灵,摆设祭坛、悬挂祭幛,焚烧纸钱香烛。3月29日下午,张辉瓒的棺材被抬至岳麓山半山处下葬。墓前竖碑,正面刻有蒋介石写的“魂兮归来”,背面刻有张辉瓒生平简介和家属姓名。


  张辉瓒被杀,给蒋介石提供了口舌。他利用舆论,将张辉瓒说成是为民除暴,舍身成仁的英雄,大肆宣扬共产党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是不讲人道的赤匪。另外,他对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在全国范围内,蒋介石派出了大量的军警追捕共产党员,将囚禁在南昌下沙窝监狱的100多名共产党员,用电击昏装进麻袋丢进了赣江,并重新部署兵力,以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张辉瓒的被杀,也给共产党、红军上层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深刻教训。毛泽东等通过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将“不虐待俘虏”、“缴枪不杀”、“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等制度化,并将之收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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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10 10:13:03
  一九二八年初,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又以一个营进占宁冈东部的新城,那是宁冈的县城,也是井冈山北出的大门,自然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在遂川时,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总结工农革命军和万安农军的经验,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当得知赣军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从遂川赶回井冈山。前委经过讨论,乘赣军以为工农革命军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备的机会,制定利用晨雾发动袭击、团三阙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二月十八日,经过数小时激战,攻占宁冈县城,全歼守军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虏近三百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

  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


  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他们反戈一击。而且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以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


作者:教外私淑 时间:2018-10-10 10:18:06
  @曾被封杀 2018-10-10 10:03:42
  为尊者讳,彭在处理袁王问题上有些草率了。但据彭自传可以看出,他认为当时是执行了前委命令,作为军人他不愿过多参与政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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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为尊者讳的尊者是谁?彭在杀袁王半年就像中央汇报袁王罪恶,可以说他本身就是主张解决袁王的干将,所谓接到求救赶到突然,是因为原定解决袁王的并不是五军,而是潘书记的四军派兵,所以彭要开会讨论一下求救的真假,而不是讨论袁王该不该被解决

  (这里解决≠杀,杀是特委自作主张,但是把袁王控制起来解除军权、部队改编加入红军,是包括前委在内各级党、军机构已经一起定下来的,袁王被杀,算是必然里的偶然,特委朱书记太猛了)
  • 教外私淑: 举报  2018-10-10 10:22:29  评论

    所以后来有毛说:无论如何不该杀了;就是指原来就想把袁王先抓起来,能挽救尽量挽救,多大罪恶也先不要杀;杀袁王是特委内部矛盾,抓袁王,是党工作的必须;本来杀袁王也不是五军干的,去也是防备袁王异动,是去抓人的,不是去杀人的
  • 曾被封杀: 举报  2018-10-10 10:40:28  评论

    评论 教外私淑:双方都有问题,特委为何自认为站在道德高点。土家占地少了?土匪行径少了?袁王手里有兵,是否可以抓起来潘。五军贸然出兵,把矛盾变成你死我活。袁王之死,对特委是好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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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10 10:19:07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矗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泽东率第一团返回宁冈砻市,同先两天到达砻市的朱德、陈毅的部队会合。


  自从三月间湘南特委代表强行取消前委以后,边界各县的党组织顿时失去中心,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这种状况,给边界工作带来极大损害。为此,毛泽东多次提出组织边界特委的要求。当工农革命军粉碎赣军对井冈山的第三次"进剿"时,经中央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宁见闻茅坪由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经验,批评右倾悲观思想,反对逃跑主义,重申建设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强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的任务,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不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大会经过讨论,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


  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写成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便是这种总结和概括的集中表现。这时,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向井冈山进发。毛泽东、朱德派何长工率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前往莲花县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宁冈新城举行庆祝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由湘赣两省集中了六个旅约三万兵力,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冈山发动进攻。





  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这次"会剿"的部署。


  柏路会议经过讨论,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由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从井冈山茨坪等处出发,经遂川,向赣南进军。


  这就是潘新元干的好事吧?

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10 10:27:59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给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中,强调北方的红枪会、大刀会和南方的三点会匪是民众动员工作的对象 。8月3日,在关于秋收暴动的行动大纲中,规定要联络包括土匪、会党在内的所有农村武装力量举行暴动 。在数日后的“八七会议”上,中共又重申了联合以贫农为中心的,包括失业农民、会党等势力的方针 。

  中共把流氓无产者和会党定位为农村社会的边缘性存在,视其为潜在的革命力量,从此,对土匪、会党等的工作成为中共在秋收起义以及其后的苏维埃根据地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最早开始执行中共中央方针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员会。8月9日,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党委要扩大党的组织和大量吸收参加秋收起义的人员,即使是会匪,只要具有革命倾向,就应该大量介绍之入党 。8月23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示,在边界的西部地区准备组织土匪、农民武装,当湖北省的部队进入该地区后举行大规模的暴动 。8月29日,中共中央做出《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提出了利用土匪、会党的具体方法:把土匪置于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使之作为暴动的辅助力量,在暴动成功后,将其改编和吸收 。10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则对下属的党的组织发出关于组织暴动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中共中央的方针。湖南省委指示的大意如下:我们应该和土匪、会党密切合作。在所有活动的地区与会党联络,宣传土地革命以求得他们的帮助。把没收的土豪劣绅的财产分给他们,允许他们自己组织农民协会。……我们也可以加入土匪组织。使土匪加入党的组织,建立与其他党的支部不相接触的特别支部 。


  1927年秋收起义之际,中共非常重视土匪和会党的存在,为了推动起义的成功甚至将其视为革命性的力量。但是,就中共的阶级革命的理论而言,土匪和流氓无产者并不是革命的阶级,会党组织的原理不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为了消弥中共革命意识形态和中共土匪政策之间的紧张,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六大”),从无产阶级(工农)革命的立场出发,批判秋收暴动是缺乏民众动员基础的军事冒险,并对以往利用会党和土匪的政策进行了修正。


  “六大”决议案中关于红军和土匪的关系问题有几点值得注意:与土匪或者类似的团体的联合只能限定在武装起义以前,武装起义之后,应该迅速解除其武装,并对其严厉镇压,这是维持地方秩序和防止反革命首领复辟的有效手段。应该把土匪首领视为反革命的首领,即使他们在武装起义时有功,也应将其全部消灭 。相反,在关于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武装问题上,“六大”决议指出,应该联合这些组织,利用一般会众和首领之间的矛盾对立,使其组织解体,把其武装改编吸收到红军里。其大意如下:对于红枪会等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我们在以民主化的口号展开工作、吸引红枪会群众的同时,要暴露其首领的行为,把首领从群众中孤立出去。应该坚持把红枪会武装改编为红军的方法。如果这些武装在对敌作战之际严守纪律并忠于新政权,可以保留这些武装 。可见,中共的方针是对流氓无产者与农民区别对待,对于由前者构成的土匪,在利用其武装力量进行暴动后即将其肃清镇压,而对由后者构成的红枪会,则采取改造和吸収的方针 。


  “六大”决议案从莫斯科传到中国国内各苏维埃根据地后,在中共土匪政策上引起了大小不等的震荡。在一部分地区,中共的土匪政策由于和地域社会原本存在的社会矛盾纠缠在一起,最终发展成为在意识形态名义下的族群复仇。



  1928 年5 月,在毛泽东主持下,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举行。土地革命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会议决定要领导湘赣边界农民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会后成立的由毛泽东往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专门设立了由谭震林任部长的土地部。各县也随之相继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并着手进行分配土地的各项准备工作。5 月以后,根据边界有利的军事形势和边界党的“一大”精神,根据地内普遍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土地分配的具体做法是:(1)按人口平分土地。(2)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这样可避免地主豪绅利用宗族观念扰乱、破坏土地的分配,更可把土地分得均匀一些、防止肥瘠不等。(3)以原有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4)地主分子及其家属也分得土地。(5)红军官兵中家在湘赣边界的本地人也都分得土地。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湘赣边界党和政府在土地革命中制订和执行了许多正确的政策。如对待地主阶级的政策。一方面坚决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反对“政治没收”或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中小地主的土地,从而比较好地防止了右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分给地主及其家属一份土地,使他们能有生活出路,反对了大烧大杀和肉体消灭地主的错误政策,比较好地防止了“左”的倾向。正由于边界党和政府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执行了不少正确的政策,所以推动了边界在短时间内完成了插牌分田的土地革命斗争。至7 月,井冈山根据地各县土地基本上分配完毕。但时过不久,由于井冈山根据地遭到“八月失败”,敌人占领了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夺走了农民手中的土地,破坏了土地革命斗争的成果。9 月下旬,毛泽东、朱德、陈毅带领红四军主力由湘南返回边界,部分地收复了失地后,领导土客籍农民联合起来斗争,把被地主豪绅夺去的土地又重新夺了回来。


  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于1928 年12 月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布。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制定的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土地法令。它共有九条内容。其中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以第一种为主体。还规定:一切土地,禁止买卖。主要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在区域上,主要以乡为单位分配。此外还有山林分配,土地税收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红军官兵和政府人员的土地分配问题等内容。由于没有任何经验,没有先例借鉴,这个土地法有几个明显的错误之处:一是提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二是土地没收后归政府所有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耕种权而没有所有权;三是禁止土地买卖。

  本来,湖南省委在准备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就规定了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实际上否定了土地国有,这一正确政策是根据毛泽东为主的多数人的意见定的。但为什么一年后毛泽东自己在主持制订《井冈山土地法》时,却又规定要没收一切土地和实际上的土地国有政策呢?其原因除了缺乏土地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之外,更主要的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思想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就武断地说,“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既然是“土地国有”,那就应将一切土地都收归苏维埃政府管理。在共产国际这一“左”倾思想的影响下,1927 年11 月的党中央扩大会议,在土地政策方面的中心思想就是没收一切土地,一切土地公有或国有。会议的决议案在文字上虽然写的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作”。但同时又规定:“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这实际上就是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归国有。中央的“左”倾土地政策,必然要对刚刚开展土地革命的各根据地造成严重影响。如海陆丰地区建立工农政权后,不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连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湖南醴陵暴动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时,也提出“没收一切土地”,甚至提出“打破私有制度”、“一切归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等“左”的口号。1928 年上半年,“左”倾盲动主义虽基本纠正,但6 月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仍提出“彻底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和“对于自耕农土地亦实行重新分配”,可见仍是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由于交通阻隔,井冈山根据地收到这封信时是11 月2 日。这正是毛泽东主持制订《井冈山土地法》之际。


  中央指示信的到来,难免使毛泽东等误以为至这时中央的精神仍是要没收一切土地。而实际上,在此之前召开的中共“六大”已规定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不是没收一切土地。但直至《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时,“六大”的决议案尚未传达到井冈山。


  直到1929 年1 月初,土地早已分了下去,《井冈山土地法》也已正式颁布,“六大”的精神才传到井冈山。且“六大”决议案本身也尚未纠正“土地国有”错误。这就使《井冈山土地法》存在着“没收一切土地”、“土地国有”和“禁止土地买卖”等原则性错误。







  井冈山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实行的“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使得为数不少的中间阶级与豪绅阶级一起同被打击,所以实际执行时“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他们或恐吓贫农,延宕分田时间;或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如永新南乡直到区政府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土地才实际地分下去。这里讲的中间阶级主要是指富农和小地主。实际上,中农甚至于贫农,由于传统的守旧观念,他们对没收一切土地也未必很感兴趣,容易误以为土地革命也同样是冲着他们那一小块土地来的。所以他们就易被中间阶级所挑动,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愿或不敢积极行动,从而使土地革命受到阻碍。1929 年1 月初,中共“六大”决议案传到井冈山,它进一步帮助边界党认识到了在土地斗争中“没收一切土地”等偏差。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边界党决定:对于“六大”决议中的“没收地主土地”一项,“分田已事了结,如再创造或推广割据区域分田时,则采取中央的新政策。”①


  这一正确决定,后来在1929 年4 月的《兴国土地法》中得到了落实。

  1929 年1 月14 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 余人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沿途散发了中共“六大”有关决议案的油印材料,发布了由毛泽东、朱德签发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布告》中说:“地主土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这即是说,只是“地主土地”


  毛泽东还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党部的署名,发布了《共产党宣言》。这一进军《宣言》依照中共“六大”的指示,宣布了十大政纲。其中规定:“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由此可见,《布告》和《宣言》实际上己开始对“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作了初步纠正,只是尚未在正式的土地法令中确定下来。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兴国做江书院文昌宫起草了《兴国土地法》,并随即颁布。这个土地法是根据党的“六大”精神,结合分兵地区的土地革命情况,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修改制定的。内容共分八条。它对于土地没收范围、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和区域标准、山林分配法、土地税的征收、乡村手工业工人及红军和政府工作人员土地分配等问题,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变更,就是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样就把“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在土地法令中正式更正过来了。它明确了土地没收的对象即土地革命打击的主要对象应是地主阶级,是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承认了农民对原有小块土地的所有权,纠正了同时打击中间阶层、对于自耕农的土地不加区别地一律没收的错误。但这个土地法对井冈山土地法的另外两点错误仍尚未改正,仍规定没收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禁止买卖”,农民分得的土地只有耕种权。土地不属农民私有,还没有改变“土地国有”的政策。


  1929 年和1930 年上半年的分田,只注意了土地数量上的按人平分、抽多补少,而忽略了土地质量上的好坏搭配、抽肥补瘦。由于出田户一般是富农,进田户大都是贫雇农。富农千方百计把近田、好田留给自己,而把远田、坏田退出来分,所以贫雇农分进来的大都是质量差的田或远田。这样必然严重影响广大贫雇农的分田情绪和积极性,不能正确解决好农民土地问题。1930 年5 月,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并撰写了有名的《寻乌调查》报告。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了贫雇农同富农在土地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富农把持肥田,引起群众不满,富农与贫农的斗争,“就是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分配的中心”。为了支持广大贫雇农,毛泽东以鲜明的立场表示:“共产党毫无疑义应该站在贫农方面,反对那些富农的肥田独霸主义。”①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也都在实践中意识到,在分田斗争中,肥瘦不均,富农把持肥田不放,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闽西特委根据广大贫雇农的要求,首先提出“抽肥补瘦”

  ① 转引自《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第216 页。的原则,并按此原则对已分田地区进行调整,受到了广大贫雇农的称赞。

  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后半年来各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的经验,1930 年6 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长汀南阳召开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邓子恢等60 余人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形势、任务和斗争经验的报告。会议专门讨论了富农问题。邓子恢在会上对闽西提出和贯彻执行“抽肥补瘦”原则的情况和经验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对此很赞赏,故“抽肥补瘦”办法得到了会议充分肯定,认为必须作为重要原则确定下来。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的决议,决议规定了限制富农的措施,并将“抽肥补瘦”的原则在决议中予以确定。决议指出:“平分土地,若单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如闽西去年的经验,并在文件上写着‘不得妄想平均’,那末富农得了护符,把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贫农就大不满意。不但闽西,各地大都发生这种现象。这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应该于‘抽多朴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①决议还明确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对富农有利,重新确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正确方法。至此,“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个限制富农的土地分配原则就完整地提出来了。分田斗争也向着有利于广大贫苦农民而限制富农的正确方向发展。然而南阳会议也对富农制订了一些“左”的政策。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坚决反对富农”、“加紧反对富农”的“左”倾错误影响下,南阳会议把富农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第三种是初期性的富农,即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农具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农民。其实这种所谓“初期的富农”,充其量不过是富裕中农。加上会议又认为富农在政治上“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在经济上“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因而提出土地革命的“敌人决不止地主一个”,要“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在具体政策上,又提出了对富农要“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这些规定不仅过重打击了富农,而且侵犯了中农的利益。

  为了正确解决土地斗争中的问题特别是富农问题,毛泽东继寻乌调查之后,1930 年10 月到11 月间,又先后作了兴国、东塘、木口村等处的调查,并集中写了一批调查报告,如《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等,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许多政策问题。其中关于富农问题,指出要注意防止过左政策,杀人要慎重;在经济上既不能放任富农自由发展,又不能过早地消灭富农经济,即允许富农剥削,但务使富农对贫农的剥削不得过多;允许富农从事适当的商业活动,但不准富农操纵粮食,“政府采取抑制富农政策是对的”。可见,毛泽东实际上是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政策转到了“抑制富农”的政策。尽管在当时总的“左”倾气氛下,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也仍不免带有“左”的因素,但毕竟提出了在当时情况下尽可能正确地对待富农的策略,毛泽东因此而被骂为“富农路线”。然而毛泽东对富农的较为正确的策略的提出,却对正确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对富农的政策正确,才能既打击和消灭封建地主的剥削,又不伤害中农从而真正团结中农,结成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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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15 时间:2018-10-10 10:36:51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的文章是这样分析的,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之地,60%以上的土地握于地主之手,农民占有的土地在40%以下。在江西省,土地尤为集中的地区是遂川县,大约80%的土地属于地主。永新县次之,地主掌握了约70%的土地。宁冈县等地虽然自耕农不少,但是地主占有的土地仍然不少,约为60% 。井冈山地区远离湖南、江西两省的政治中心,地方宗族势力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地区性的贫富矛盾往往为族群对立所掩盖,其中“土籍”和“客籍”――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最为激烈。居住在平地的土著民在经济上相对比较富裕,而住在山地的移住民则多贫困,因而为匪者甚众。在这份调査报告中,毛泽东对于“土籍”与“客籍”的对立论述道:这儿的土著民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居而来的移住民之间存在很大的沟壑,互相反目,积怨很深,时常发生激烈的争斗。移住民的分布从福建和广东交界,沿着湖南和江西两省的边界,直到湖北省南部,人数约为数百万人。移住民以山地为居所,遭到占有平地的土著民的压迫,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 。



  1929年2月,一度占领过井冈山根据地的国民党何健部队的两个师长则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井冈山地区的民众分为“土籍”和“客籍”。“土籍”勤勉而励于农业,自食其力。而“客籍”非常狡猾,经常生乱,袁文才和王佐二人即是土匪中最狡黠者,应该把客籍移居他处 。


  1931年8月30日刊载在《江西民国日报》的一篇论述宁冈“土籍”与“客籍”的文章中窥见一二。据文章作者出身于宁冈县的石鉴称,宁冈的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可以上溯到明末。宁冈县原来属于永新县,明末作为永宁县成为独立的行政单位。民国成立后,始改称宁冈县。本来居住在永新县的都是“土籍”,后来从广东、福建移居而来的民众定居,成为“客籍”,他们使用的是故地的方言,自然移住民和土著民之间产生间隙,进而互相对立。石鉴继续说道,“土籍”由于人口较多,往往把持县政。因此,“客籍”对“土籍”一向怀有不满,两者的仇恨不共戴天。“客籍”每当国家陷于混乱时,则乘隙攻破城乡,杀戮“土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周围数县的“客籍”互相联络,歃血为盟,结成了强固的团体 。在此,应该注意的是,移住民为了对抗土著民而歃血结盟之事,不难想见,土着民也会使用同样的方法对抗移住民,历史上华南地区是以天地会为代表的会党活跃之地,在宗族械斗时,可以经常看到天地会歃血为盟的仪式。


  族群矛盾致使贫富矛盾呈现为复杂的样态,并不象上述观察者所说的,土匪都是由移住民构成的,事实上成为土匪的人中,既有土著民出身者,也有移住民出身者。至于蒙受土匪危害的则“不论土客” 。这就是说,在既往的“土籍”与“客籍”的对立之外,由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对立也非常明显。袁文才和王佐是当时井冈山地区远近闻名的十几个著名的土匪的典型,他们的身世也反映了这一特点 。

  袁文才(1898-1930),别名选山,又叫选三,是宁冈县茅坪马源村出生的移住民的子孙,幼年时期,袁断断续续地上过村塾。他的家庭曾经蒙受过土着民地主的圧迫。1917年,袁的妻子为劣绅谢冠南的儿子枪走。这件事加深了他对土着民/地主的仇恨。1921年,袁考上了永新的禾川中学,不幸此时父亲病故,他被迫中断了学业。1923年,袁和本地的土匪胡亚春(移主民)结拜为兄弟,加入了胡率领的土匪集团“马刀队”。袁能读会写,长于谋略,不几年便取胡而代之,成为“马刀队”的首领 。


  王佐(1898-1930),别名王云辉,字南斗,出生在江西省遂川县下庄村贫困农家。王佐的父亲是土著民,母亲范氏则是移住民 。王也是自幼失去父亲,被寄养在母亲的伯父――移住民的家里 。十五岁那年,王开始学习裁缝技术,兼学拳法。1923年,王佐和井冈山土匪首领――移住民朱孔阳(广东人)相识,做了朱的“水客”(侦探)。翌年,王佐离开朱,独立组织了土匪武装,很快成了井冈山地区知名的土匪。1925年,王佐的土匪部队一度被遂川县保卫团改编,但是,他很快又返回了绿林。其后,王与袁文才相识,二人结拜为兄弟 。




  在土著民和移住民激烈对立的宁冈县长大的袁文才,作为移住民土匪的领袖,他是通过联合当地的移住民土匪组织自己的部队攻击土著民地主的。王佐的故乡遂川县隔着井冈山和宁冈县接壤,这里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并不十分激烈。王佐出生在土、客籍混杂的家庭,因而他的土匪武装族群色彩并不那么明显,据说他常常联合当地的王、罗、李、郭诸家族一起行动 。


  在井冈山革命化的过程中,袁文才的行为带有、或者说被赋以强烈的族群色彩,这也是袁文才较王佐更为永新县和宁冈县土著民出身的中共干部怨毒的原因所在。


  宁冈县和永新县的中共党员以土著民占大多数。土著民经济上比较富裕,其子弟比之移住民的子弟更容易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一部分土著民的子弟在长沙、吉安、南昌等大城市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共组织,返回故乡后进行农民运动。关于井冈山地区中共组织内宗族影响,毛泽东指出,该地区的社会组织到处都是同姓同族组织。从村子里的党组织构成看,大多数都是由同姓党员组成的一个细胞,细胞会议仿佛同族会议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字开明)在提交中共中央报告中也说道:以前,边区象强征人夫般地招收党员,往往一个村有一个党支部。支部开会的时候,简直就是在开家族会议。苏维埃组织也一样。这是边界工作难以展开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说,中共借助宗族势力扩大了党的组织,宗族势力反过来又阻碍了党的进一步发展。以宗族势力为基础建立的党组织中,土著民与移住民的比重还不甚清楚,杨克敏的报告称,中共宁冈县党委管辖的四个地区中,三个在平地,一个在山地 。就此而言,可以说,平地的土著民在井冈山地域中共党员中占了大半。这种情况应验了后来流传的“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传言。

  在宁冈县,最先向袁文才示好的是中共干部土著民出身的龙超清。龙超清家境富裕,其父系江西省议会议长。在南昌就读时,龙受国民革命的影响加入共产党,其后返回故乡宁冈从事发展党组织的活动。龙首先在家乡组织“文明社”,和代表地主利益的当地“新民社”对峙。龙利用父亲的影响力,劝说县长沈清源和当地驻军军阀部队的营长刘汉涛把袁文才的土匪部队改编成县保卫团。1925年9月,袁以改编可以,但武器不能交为条件接受了改编,就任县总保卫团团总,率三十人余人部下驻扎在茅坪 。



  1926年7月,乘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军进入湖南、江西之机,袁文才在龙超清的授意下,于宁冈县起兵响应北伐军,赶走县长,设立宁冈县行政委员会。龙任主席,袁为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袁部队以打倒军阀、贪官汚吏、土豪劣绅为口号,数次击退地主武装的攻击。是年末,袁文才在龙的介绍下加入中共 。翌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袁文才返回井冈山,重新开始土匪生活。关于井冈山地区中共与土匪的结合,毛泽东在前述报告中说道:对前年(1926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移住民表示欢迎,认为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但是,革命失败后,移住民依然和从前一样遭受土著民的压迫。……从前年到去年,宁冈县的土著民革命派和移住民结合后,接受共产党的指导,推翻了土著豪绅的统治,掌握了全县政权 。

  龙超清与袁文才之所以能够超越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结合起来,盖由于二者都有打倒地主支配的共同目标。但是,二人的结合并没有改变地方社会存在的固有矛盾。毛泽东率领的红军进入井冈山后,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扩大,地方社会的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历史对立内化为革命政权内部的路线斗争,曾经联手交好的龙、袁竟至反目成仇。



  秋収起义失败后的1927年9月,毛泽东率七、八百人的红军部队退至江西省永新县境内,在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构成复杂的农民军队改造为置于中共统一指挥下的军队。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将革命的据点设立在敌人易守难攻的井冈山,开始展开对袁文才和王佐土匪武装的活动。起初,对于毛红军的到来,袁文才十分警戒,将部队带到茅坪的崇山峻岭里。但是,毛为表示对袁没有恶意,赠给袁一百支来福枪,还帮助袁训练部队 。进而,毛泽东通过袁文才接近王佐,送给王七十支来福枪 。为了进一步取得袁、王的信任,毛派干部何长工到王的土匪部队里帮助王,还消灭了王佐的宿敌地主尹道一的民团,通过这些细小的工作,终于打消了王佐对红军的疑念 。1928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的土匪部队接受红军改编,成为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同年6月,改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袁、王分别担任团长、副团长之职。这个改编在中共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在改编袁文才、王佐部队过程中,中共宁冈县、永新县委员会的作用极其有限。宁冈县委员会书记龙超清开始是作为袁文才方面的代表和毛泽东接近的 。袁文才、王佐最终决定接受红军改编除了上述中共方面的细致工作外,是同毛泽东个人的巨大魅力分不开的。王佐非常钦佩毛的学问 ,袁文才则说,“我只服从毛委员的命令” 。

  在有关袁文才和王佐的资料里,充满了这类回忆和记述。


  应该注意的是,在几乎所有业已意识形态话语化了的资料里,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即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部队在被改编后,仍然继承了原来的内部结构,持有一定范围自由行动的特权。

  1965年5月,当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望着青山依旧,故人不在的井冈山,曾向随行的汪东兴等人讲述了这个细节 。




  袁文才、王佐土匪武装的改编,在井冈山的土匪群落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加速了土匪群落的分化整合,大量的土匪武装――大多是移住民――被改编吸收到革命军队里,从而形成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的革命化井冈山的新格局。在袁、王指挥的第三十二团的兵士的绝大多数都是移住民的子弟,掌握着宁冈县的军事。与此相对,中共宁冈县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土著民的子弟 。



  《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谈到三件事情,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对立在革命展开过程中得到了激化 。

  第一、围绕人事权的对立。宁冈县劳农兵政府的第一任主席是土著民出身的文根宗,文任期结束后,移住民出生的甘金皇继任主席之职。但是,一个月后,土著民占多数的党委员会以甘知识水平太低为由罢免了甘的主席。

  第二、围绕“打土豪”的对立。宁冈县农民协会决定以八个土豪为斗争对象,其中土著民六名,移住民二名。对此,土著民出身的党员深为不满。

  第三、烧毁巽峰书院事件。宁冈县土著民与移住民积怨甚深,各自的子弟在不同的学校上学 ,巽峰书院系土著民子弟学校。袁文才以该书院为土豪劣绅的大本营将其一把火烧尽。这件事激发了龙超清等土著民出身党员的强烈不满。



  人事权之争涉及革命化后井冈山土著民和移住民的政治利益分配问题,以往由土著民一手包揽的县政权,如今移住民不仅走进了新政权,而且还要与土著民共享权力。土著民干部以文根宗知识水平低,缺乏领导能力,将其罢免,不无道理,但是由于涉及微妙的土著民和移住民的利益分配问题,这件事转化为旧有的土著民和移住民的矛盾对立。“打土豪”是苏维埃革命吸引贫苦民众的最有效手段,按照井冈山土著民富裕居多,移住民贫穷甚众的旧有的格局,不难想象土著民出身的地主居多,农民协会的决定自然有着客观的依据,可是土著民对于这一决定的解读是不同的,他们对土豪人数比例的执著表明,他们要把革命的阶级斗争纳入到旧有的族群关系平衡之中。烧毁书院堪称最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袁文才的行动被解释为摧毁凝聚土著民的文化象征。可以看到,如果以革命的价值取向为参照,三个事件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事件的背后不仅浮动着族群矛盾的影子,而且不同足群对事件的解读不单单是“阶级”、革命利益,而是在固有的族群利害关系上把握的革命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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