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密码,西方的奇迹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08 09:47:16 点击:1558 回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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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牧猪人


  婆娑世界,景象万千。这个世界之复杂,即令太史公重生,恐亦难叙其一二,万绪千头,总让人感到无力,无从落笔。

  之所以选择从亨廷顿讲起,实因此公对世事有着十足深刻的见解。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20多年后的今天,亨廷顿的名篇《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让世界重新为之瞩目,当年的预言不少都已应验,着实令人感慨。亨氏对于世界格局及其演化的预料有如先知。对于亨廷顿的学说,人们历来津津乐道于他对各大文明的剖析、对世界格局演化的推测,而笔者更为偏爱的,则是他整个学说的理论,其基础是如何构建的。


  1、理解世界的范式


  世界是无限复杂的,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数不清的事情,故此亨廷顿说,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就要寻找一个比较好的“范式”,以“范式”为框架去理解这个世界,否则你很难准确把握,因为世界实在太复杂。那么,什么是范式呢?



  范式就像地图。地图是真实世界的反映,但它不可以包含世界的全部信息,否则它就成了世界本身。地图的特点是,它既要简化,又要丰富。地图的信息一定得是简化的,它所包含的一定得是那些关键信息,过细的信息会使人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起不到作用;但如果太过简化,信息不足,也起不到作用。



  一个好的范式就像这样一份适当的地图,通过它,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它既要足够丰富以反映现实,又要足够简化以突出重点。



  “范式”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世界,但这样的“范式”显然不是唯一的,可以有很多。那么,哪种范式比较好呢?亨廷顿列举了几个既有的看法做靶子,比如他的学生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提出的“一个世界”的范式;其他还有两个世界的范式(西方vs非西方)、184个国家所构成的丛林、以及完全的无国家、无政府式的混乱…在列举了这些常见范式之后,亨氏给出了自己的范式——首先,他把全世界的国家归于几大文明,然后是几大文明之间的并存与对抗。



  我们一般是把世界理解为200来个国家,即使它们分属于几大洲,但国际行为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洲”,奥运会参赛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杯足球赛是以国家为单位的;甚至战争也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但亨廷顿不同,他首先是把世界的构成理解为几大文明,然后全世界的这200来个国家被理解为从属于这些文明。所以,亨廷顿所理解的国际关系,在最高层次上,首先是这几大文明之间的关系。

  什么是文明?


  2、我们是谁

  回顾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在西欧人迈出大航海的步子之前,古代各大文明之间的联系十分有限。所以在古代,各文明尽管彼此迥异,但根本上谈不上多少对抗。


  转变始自1500年前后,西方文明以其雄厚的实力傲视全球,如同外星人降临一般;其他文明所能考虑的只是如何苟延残喘,或如何自我革新以追赶西方,而完全没有“对抗”的可能——这种状况持续了近400年,直至20世纪初。


  二战之后,国际关系不再是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关系了。冷战是以意识形态为锚划分阵营,而传统“文明”的那些的因素完全被忽略了,原属各大文明的众多国家被拆散、分割,被拉进两大对立的阵营之中。而美苏两极其实都来自西方文明,至少是广义的西方文明。所以,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最高层次上,是“意识形态”的对抗。


  冷战之后,以意识形态划分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不复存在,于是,传统的文化认同开始复兴,各国开始复归于自己的固有文明。所以,在古代,所谓的“国际关系”一直只是某个文明之内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则首先表现为“文明”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轮到国与国,纵观人类的历史,这还是第一次。


  作为“人”,我们首要的问题是对于自己的定位,亦即确定“我是谁”。而对于一个族群来说,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们是谁?”——对于这个最古老的问题,冷战之后,人们是用同样最古老、最传统的方式来作回答:以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习俗、体制、传统价值来界定自己、以区别于他者——人们往往只有在知道了“我们不是谁”之后,才会知道“我们是谁”。


  这个回答,就是以“文明”来做的回答——“文明”的地位在回归。


  3、文化与文明

  “文明”这个概念,最早由18世纪的法国人所提出,以区别于“野蛮状态”;后来被德国思想家发扬光大。但亨廷顿显然不赞成德国人那种专断式的、将文化与文明截然两分的方式。他的看法很通俗易懂,文化与文明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关于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的概念,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宗教及其思维模式。那么,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1]


  “我们”是“我”的延伸与放大——部落是“我们”,民族是“我们”,文化是“我们”,而所谓“文明”就是最大的“我们”,它使“我们”区别于我们之外的“各种他们”[2]。因此,“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类。也就是说,“文明”是“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诸如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在文明之内的,是文化,或次文明。比如西方文明之内,有意大利文化,有法国文化,有盎格鲁文化。一个人所属的“文明”,就是他所认同的那个“最大的”范围。


  在古希腊,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之间常有战争,尽管如此,但他们都知道,自己是希腊人,而不是波斯人,他们有共同的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是这些东西使他们区别于波斯人。


  所以,文明的关键特征,是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却不是人种。同一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不同而彼此分离,不同种族的人却可能因为文明而连为一体。所以,文明的差别远高于身体的差别。


  “文明”的存续是最长久的,它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远比个人、国家、甚至帝国都要长久,


  “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3]


  它可以“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 所以,文明是一个社会延续性的标志与根源。


  亨廷顿这本书写的非常棒,但我们不想过多展开,讲了这么多已经足够了;但是,这些内容与本文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文明,一个以儒家思想所代表的那套规范、道德、习俗为主的文明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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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08 11:57:01
  文 / 牧猪人


  4、中国是一个文明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惑,什么是中国?

  是指这一片土地么?可是中国的版图并不固定,1000年前的黑龙江算不算中国?

  那么是指某个政权么?可是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稀松平常,中国到底是指哪个朝代?是清朝?是明朝?还是唐朝?都不是。

  那么,中国在哪里?什么是中国?


  中国是一个文明。


  亨廷顿在书中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大多数文明中包含多个国家,而中华文明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如果把中国当做一个文明或文化,那么上面的那些质疑也就迎刃而解了,政权可以更迭、版图可以变换,但文明依然是哪个文明。还记得上一节讲到的么,文明可以——

  “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

  无论你怎么改朝换代、兴亡更替,只要人还是那批人,文明就可以顽强地延续下去。

  对于国家与文明的区别,还记得顾炎武的那段话么?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1]

  传统中国人所谓的“天下”,就是指“中华文明”。“亡国”与“亡天下”不同,“亡国”只是唐、宋、元、明某个政权的更迭。面临“亡国”的时候,是谁应该着急呢?那要看这个“国”是哪位君王的,“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却与天下之人无涉;而“亡天下”就不同了,那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灭亡、整个“天下”秩序的崩塌,那将危及每一个人——所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一国一姓之兴衰,却与老百姓没关系。

  古人一点都不傻。


  实际上不只是中国面临着这种问题,统一之前的德意志人一样为“找不到德意志”而彷徨。歌德伤感的慨叹:

  “没有一个城市,甚至没有一块地方使我们坚定地指出:这就是德国。如果我们在维也纳这样问,答案是:这里是奥地利。如果我们在柏林提出这个问题,答案是:这里是普鲁士。”


  席勒也发出过这样的呼喊:

  “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那块地方。”

  如果仅仅把德意志当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权、甚至某个民族,都不足以说明这个困惑,而以“文明”之说观之,则“德意志”是存在的,“德意志”就是一个西方文明之内的“次文明”。


  中国也是一个文明,这个文明的主体是中国,而其辐射的范围有多大呢?几乎可以涵盖整个东亚,包括传统的中原地区,南北朝鲜,还包括一部分的东南亚,如越南、新加坡;马来、印尼、菲律宾尽管华人不占多数,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几乎都是华人主导的,华人与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在这些地方也是相当大的。历史上的一些时候,还包括日本。至于藏蒙回,暂且不论。


  当然,既然有“装扮成国家的文明”,那么也一样会有“装扮成文明的国家”。不要多想...我还是在说德意志。


  宗教革命之前,尽管德意志早已事实上四分五裂,但毕竟还是一个名义上的“帝国”,有着他们自己的天下共主德意志皇帝(长期由哈布斯堡家族担任),哈布斯堡家族以天主教为旗号成为德意志各邦的真命天子。


  但新教崛起之后,很快发生了席卷整个欧洲的长达百年的宗教战争,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德意志彻底分裂为1700多个邦国与骑士领地。很多德意志邦国改信新教,哈布斯堡家族无法再以意识形态号令各路诸侯。怎么办?办法就是诉诸于民族大义,以德意志民族文化的传承者、继承人自居,以此继续作为全欧洲德意志人的“祖国”,这就是“装扮成文明的国家”。当然,后来这招被普鲁士抢去了,青出于蓝了。


  5、国际秩序与“华夷之辨”


  韩愈在评价《春秋》时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


  它的另一个表述则更加令人熟知:

  “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这是一句曾令笔者困惑多年的话。


  在智人走出非洲之前,不存在文明;在西方人走出欧洲之前,则不存在世界性的“国际关系”。


  古代所谓“国际关系”,其实只是某个文明之内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先秦华夏文明中,还是在西方近代之前,皆如是。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然而在两千五百年前,它却是一个类似于西方文明的、由众多国家构成的“文明”体系,一个“文明”的圈子,这个文明体系,就是“天下”。


  古中国人显然知道地理意义上,“天下”并不是世界的全部,他们知道遥远的四方之外存在着戎狄、蛮夷,但中国人所谓的“一统天下”却从来都不曾包括这些“野蛮人”,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天下”体系。


  这些中原小国有着相近的语言文字,共同的宗教、彼此交融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念、乃至于共同的来源——它们都是来自周王室的分封,正如西欧中世纪各小国都可以追溯到查理大帝的分封。而“不服周”的楚国,则被各国看不起;而欧洲也有这样一个国家,俄罗斯。


  今天我们熟悉的名言“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在两千年前的华夏文明中显然是不能成立的,那是野蛮人的观念。

  楚国之所以被看不起,并非因其弱小;事实上恰好相反,早在西周全盛的时代,楚国就已经相当强大了。第四位周天子是周昭王,他曾数次南征楚国,败多胜少。周昭王十九年,天子亲率六军南征楚国,却大败而归。《竹书纪年》载:

  “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要知道“六军”是当时周天子的全部直属的军队规模,按《周礼》之规,一军共有一万二千五百人,

  “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周天子亲率六军伐楚,却在汉水把六军丧失殆尽,可见当时的楚国已经十分强大,但却各国一直看不起楚国。所以,这个原因绝不是因为楚国弱小、绝不是因为它落后,而是因为楚国属于一个华夏文明的边缘国家,它游离于华夏体系。



  这个“边缘”不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的,而是从文明认同的角度来说的。楚国原属商代旧诸侯,周克殷之后并不受待见,最终也只是被封了一个“子”爵而已,所以楚国对周室也一直存在某种抵触心理,后来楚国的一位国君熊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谥号”

  然后楚君开始自称为王,其意在与周天子分庭抗礼,不再服从周王室主导的华夏文明秩序。所以华夏诸国并不把楚国看作“自己人”,既然不属于华夏体系,那么楚国当然就在“蛮夷”之列了。


  可见,各国之所以看不起楚国,首要的原因绝不是因为实力,而是因为它“野蛮”。
  • 鲜虞郭峰: 举报  2019-06-19 20:24:49  评论

    楼主辛苦!只是把楼阁建在沙滩上了。被亨廷顿偷换掉概念的“文明冲突论”说到底也不过是“文化冲突”,按其逻辑解读“中国”也只能是换了概念的“中国”,费力越大离题越远!您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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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10 11:34:13
  文 / 牧猪人

  实际上“弱国无外交”这样的观念,在欧洲也并非主流传统,而是近代以军国主义著称的普鲁士的座右铭,比如:

  “强权即公理”

  这句广为人知的、充满狼性的格言出自雄才大略的腓特烈大帝;另一句更著名: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则来自普鲁士的铁血宰相、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实际缔造者,奥托·冯·俾斯麦。俾斯麦大家都不陌生,笔者这里倒想分享一点名人的轶事。俾斯麦的家族是普鲁士的容克小贵族,其父曾是菲特烈大帝部下的下级军官,俾斯麦17岁时被其父送到位于汉诺威邦的哥廷根大学就读,身在外邦,同学们喜欢拿普鲁士人开玩笑,这是普鲁士人绝不能容许的,年轻的俾斯麦誓死要为“普鲁士人的名誉而战”,其结果是,大学期间的俾斯麦总共与其同学进行了27次决斗…


  

  从很多角度来看,中世纪的西欧与先秦时代的中国都颇为相似,在对待“外人”的态度上,尤为接近。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各国通过贸易、战争、政治联姻、文化沟通等方式成为一个“文明”整体,形成他们自己的一个圈子,有着他们共有的价值观、他们共同认可的规则,这个“圈子”就是欧洲的“国际体系”。近代以来,随着欧洲人走向世界,原本是欧洲文明之内的这个“国际体系”最终在二战后成为了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那些非西方国家的态度怎样,首先看这个国家是否足够“文明”,正如亨廷顿所说:

  19世纪期间,欧洲人…详细阐述一个(文明)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1]


  也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认同、接纳西方的价值观与规则。如果它足够文明,则可以把它接纳到欧洲文明的圈子之内,将其当作同类看待,那么与它的交往则如同欧洲国家之间的交往,以西方规则待之(国际法);反过来,如果你不认同、不接纳西方的价值观与国际秩序,那么人家也无法把你接纳进他们的圈子里去。这是不得不然,而不是出于恶意的欺压。


  这一点在19世纪西方对中日两国的态度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开始积极学习、接纳、认同西方的国际法,认同西方的价值原则,很快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所以他们对待日本就是将其当做西方国家看待。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需要积极融入西方国际体系:

  “在亚洲造成一个与泰西文明情同手足的兄弟之邦。”[1]

  也就是“脱亚入欧”的思路。“入欧”就要得到西方的认同;而想要得到西方的认同,就需要在法律制度上与西方接轨:

  “改善文物制度, 使我国地位接近西方各国。”[2]

  于是,明治维新后仅两年,日本就开始由司法部门组织翻译《拿破仑法典》,1873年还专门聘请法国学者为日本起草民法与刑法。就这样,日本在制定西方式法律体系之后,与西方列国展开长期的交涉,最终在1892~1894年与西方15国重新签约,收回了治外法权。与此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也逐步收回了其他权利,1870年收回了幕府时期给予美国的铁路权;1871年与夏威夷签订了平等条约;1873年从荷兰手中收回了高岛煤矿、颁布《日本矿业法》禁止外国人勘探矿山;1875年英法撤回了横滨的驻军;1877年解除了此前被迫聘用的西方警官。

  

  大畏重信



  所以,我们把明治之后的日本归于西方,是没错的,日本所谓“脱亚入欧”其意并非仅仅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是脱离原来的东亚文明体系,进入欧洲的文明圈子,入欧之后,西方国家就是以大致平等的地位来看待日本,以对西方国家的规则对待日本。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日本自始至今都并没有皈依基督教。


  而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欧洲国家则完全是另一个表现,这绝不是因为中国弱小,实际上在甲午战争之前,尤其是在中国洋务运动之后,包括日本自己在内都是把大清视作实力远超日本的东亚大国,中国之所以屡屡遭到西方的压制,实乃由于中国有着自己固有的国际体系,也就是传统的东亚朝贡体系,中国作为这个体系的核心——“中央帝国”,很难理解也难以接受西方那一套国际体系。


  所以,以往人们总以为中国是被西方欺负,其实不是,西方当时自成一个圈子(文明),如果你认同它这个圈子的规则,他们才能把你接纳到这个圈子里来,进来之后,你就成了这个圈子的一个成员,他们才能以这个圈子的规则对待你;而在此之前,你是没办法被当成其成员来对待的,你在人家的“文明”之外,也就是“蛮夷”、“野蛮人”,对野蛮人就无法使用“文明”的规则了。正如华夏文明体系之内的各国之间,就是以“文明”的规则——周礼——相互来往,遵从这个规则的各国就构成了华夏体系,彼此认同为同类;而“蛮夷”不在此列,华夏是一个“文明”体系。西方国家对待非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也正是华夏体系对待蛮夷的态度,用儒家的话说,那就是“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以往我们对儒家这段话的解读可谓五花八门,但如果我们从“文明”的概念、文明内国际秩序的角度去看,则是完全清楚的。


  6、中华文明的“根”——“周”文明


  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周代不是中国最早的朝代,在周之前至少还存在着殷商,至于更早的“夏”是否存在,目前因缺乏充足的考古资料还存在争论;但前后持续了近六百年的殷商的存在则是没有疑问的。尽管如此,殷商文明对后世的影响却远不如周。后世历代所用的“礼制”,来自《周礼》;所用的官名,源于《周礼》;传统的宗族社会及其规则,始于周代;人们读的书,最早是周代流传下来的《尚书》;最早的诗,是周代的《诗经》;后世的各种思想,除了佛家为外来,其他各家无不是发端于周代;甚至大多数的成语典故,也是来自这个时代。


  

  哪怕到了今天,华人世界的科技之花、高科技信息技术的花沩公司,旗下注册的商标与子公司,也尽是从《山海经》里找出来的各路神兽,麒麟、鲲鹏、玄武、鸿蒙…这也是来自周人的文化。

  周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

  孔子说,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儒家,就是周文化的继承者,也是中华文明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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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10 15:47:15
  按:

  这个系列的文章是以笔者博士毕业论文为纲,改写而成。原论文题名为《孔孟儒家的保守主义——西方保守主义与康德视域下的儒家》,已载于知网。原文学术气较浓,可读性不高,因此笔者希望以原文为骨骼,重新发布一个通俗版本。此外,笔者也已在微信群“共识沙龙”就此论文进行了一些讲座,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喜马拉雅App, 搜索“牧猪人的猪与远方”,敬请关注;也可关注weixin公众号“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本系列文章将分为两大部分:“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先秦古儒的理性主义”,二者将分别从西方思想的两大流派来分析以孔、孟为代表先秦儒家思想。

  在此, 再次感谢恩师与母校各位师长,以及各同学,还有互联网上的各位朋友、老师!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12 12:48:46
  文/牧猪人


  7、中华文明的主流影响——儒家

  中国的传统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很多观念都十分古远,但集中的爆发,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西方学界所谓的轴心时代(Axial Age)。


  先秦号称诸子百家,除去一些不入流的旁门左道其实总共大概是十二、三家,除大家熟知的“儒墨道法”之外,还有兵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杂家、小说家、医家、计然家,其中最主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大显学。墨家与法家在秦汉之后逐渐衰落,失去传承,剩下儒道两家,加上汉代后期传入的佛家,所以主要就是“儒释道”三大家。其中,构成中华文明主干的,就是儒家。当然,我知道,崇道的朋友们会说儒本是道,道家才是根本,至少也如笔者的师祖李泽厚先生所说,是“儒道互补”,所以笔者绝无贬低道家的意思。

  儒家思想从孔子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年,这是什么概念呢,它比西方基督教廷的历史都更长久。儒家思想,既有着稳健成熟的政治方略,同时又不乏超越性的政治与道德理念。经过世代儒家学者的不断完善,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王朝视儒学为“官学”——我们痛恨这一点,但其客观的后果却无法否认——儒家思想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传统观念。

  不同于道家的高端路线——黄老之术乃是帝王的专属;逍遥的庄子则属于失意文人与贬谪之士——儒家对于传统中国的影响,则可谓是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三教九流、方方面面。政治上,秦之后历代尽管其制度为法家所创,但意识形态上仍是儒家处于主导地位;传统的民间社会、宗族群体则完全是以儒家的伦理规范组织起来的。所以,儒家的道德观念、为人处世的准则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因此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中国人割不断的骨血根脉。


  这话听着似乎很大,但对于传统中国来说,却一点都不过分。一般我们会以为读书人才会受儒家的影响,其实绝不是如此。熟读港片的朋友绝不会陌生,古惑仔入伙是要拜关公的,他们也只是些没读过什么书的社会闲散青年。

  


  实际上这正是传统中国的样子,老中国的民间团体就是借助儒家伦理来建立其内部的秩序——大陆这边经过前面几十年,传统的痕迹已经不多,我们对此已很陌生;传统,更多地是保留在港台。

  不仅是古惑仔要拜关公,晚清革命党也拜关公

  


  连两千多年前的桃园三结义都是拜的关公…


  

  无他,因为关公代表着儒家精神——他是“忠义”的化身。儒家的“文圣人”是孔子,“武圣人”则是关公,所以,拜关公其实就意味着遵循儒家的精神与伦理观念。

  要读懂中国人、读懂中华文明,儒家始终是绕不开的。

  所以,儒家学说历来也是华人学界最受重视的部分,自古已然。经历代学者哲人不断阐释,至今各种理论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每个时期的儒学发展皆有独到之处,都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如果意图把握根本、从本质上理解儒家,则还是需要从源头讲起——先秦儒家——以正本溯源。


  因为,我们知道,人会受其时代的影响十分巨大,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总会不自觉地以其时代为出发点。先秦时代的政治形态与秦汉之后迥异,前者为封邦建国而后者为中央集权。社会背景是“思想”得以发生、成长的土壤,因此先秦儒家思想的很多特征与秦汉乃至宋明时代的儒家思想相比,有着相当的差别。
作者:MH10FIRE 时间:2019-06-19 1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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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19 14:03:50
  8、儒家的“内圣”与“外王”

  西方的圣人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性有过三个著名的论断: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

  “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是政治动物”

  前两个命题预示着人在自然哲学与科学上的前途;而最后一个论断则意味着政治学。


  


  对于儒家,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主要是其道德学说;然而实际上,孔孟时代的先秦儒家,它的最终关切,无疑在于现实政治问题。所以孔子强调,“内圣”与“外王”不可偏废,“内圣”就是道德哲学,而“外王”就是政治。

  那么,为什么后世的儒家思想研究会特别强调道德哲学,而不大强调政治理论了呢?这个转变始于秦汉之际。秦以法家立国,始皇帝其人本就非常欣赏韩非子,韩非子《五蠹》一篇中就说: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所以,无论在秦国还是后来短命的秦朝,喜欢发表意见的儒家人士都要遏制自己的欲望,不能乱说话。

  到了汉代,尽管汉代对秦代多有批判,希望充分借鉴秦的经验教训,但核心利益显然是不能让步的,所以秦制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后世中国实行了千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这种模式之下的历代王朝,尽管表面上是以儒治国,但实际上其政治的基本结构是法家式的,其制度的最基本内涵是法家式的。


  


  所以,到了汉代文景之治的时代,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景帝的两位大臣,黄生与辕固生,这两个人讨论汤武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一方认为商汤推翻夏桀暴政、周武王推翻商纣王暴政,这都是正义的,解民倒悬嘛;另一方则认为,这都是臣子推翻君主,是子弑父、臣弑君,是犯上作乱,当然是非正义的。

  实际上前者是希望为汉朝的建立、高祖推翻暴秦,提供合法性;而后者是为汉朝的江山稳固提供理论支持,我格命推翻秦朝可以,别人再想格命推翻我大汉就不对了。前者其实就是沿着孟子的思路得出的结论,后者是沿着孔子的思路得出的结论,两者相互矛盾,这个问题我们后续还会细讲,但当时两派就争执不下。争执不下怎么办?就找皇帝做裁判。


  


  我们知道在孔孟的时代,孔孟周游列国,是各国君主谦逊地向他们咨询,国家应该如何治理、世间的道理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论语》或《孟子》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对话,君主们有问题,谦恭地向夫子请教。而此时,以仁德爱民著称的这位一代明君,却成了学术问题的最高裁定者。

  而汉景帝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他说,

  “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2]

  这句话有必要解释一下。当时人们认为马肉是一种难得的美味,而马肝则是美味中的美味;不过,当时人们认为马肝尽管是顶级的美味,却有毒。所以汉景帝这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懂得美味的美食家,你可以吃马肉而不吃有毒的马肝,并不会有损你作为美食家的称号;同理,搞学问的人不要去探讨什么汤武受命的问题,也不会损害你的学术声誉。

  这就给后世学者们的学术理论的研究,划上了一个禁区,这种终极的政治哲学,就不要再研究了,犯忌讳。所以之后的儒家在政治学、政治哲学上的研究与探讨,就逐渐弱化;那么人们就只能把精力放在儒家的另一面了,也就是道德哲学。这个风气延续下去,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儒学的第二次高峰,宋明新儒家所关注的主要就是心性、天理、人欲、良知,都属于道德哲学,当然道德哲学最终目的仍然是政治,但毕竟是不能直接谈政治学了。

  可是实际上,先秦古儒的根本在于政治学,所以,要全面地认识儒家,就要以其政治(外王)的一面为中心;抛开政治谈儒家的道德哲学,则恰如英国保守主义先哲艾德蒙·伯克将“自然权利”论斥之为“空洞”、“抽象”的概念。

  真正的问题是,应该怎么研究?如何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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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20 10:50:39
  牧猪人 | 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 (5)| 西学东渐

  9、西学东渐

  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中国逐步被西方拖进其世界体系之中。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个艰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身的文明不断受到冲击,中国人不断惊讶于彼此之间的差异,既感慨于西方迥异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宗教信仰,但是,更加令我们深感震撼的,则是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政治文明。

  英美宪制与我们习以为常的君主专制之间、英美的地方自治与我们视若无睹的中央集权之间,其差别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当晚清时代的中国人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惊呼,此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可是正当中国人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陌生深感无措之时,很多人却又发现古老的先秦儒家所描述的三代盛世与英美的政治现实是如此相似。

  曾任晚清驻英公使的郭嵩焘,当他对英国的社会、政治有了整体的了解之后,他觉得当时的英国简直就是儒家先哲几千年来梦寐以求的“三代之治”: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尤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在郭嵩焘看来,先秦三代的中国是唯一文明的地方,而秦汉之后的中国,教化衰微,反而从“文明”走向了“野蛮”。而后,欧洲列国政教风俗,文明开化,“独擅其胜”。所以他说,以今天的欧洲看中国,就如同三代之世的中国看待蛮夷一样——中国已成了野蛮人。

  比郭嵩焘更早的另一位儒家士大夫徐继畬,也就是《瀛环志略》的那位著述者,他对刚刚立国半个世纪的美国是如此评价:

  “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郭嵩焘)

  须知,当时的美国还远远没有发展成一个世界强国,但徐继畬对它就已经推崇备至。他认为美国太好了,说它好,却不是因为它国富兵强,而是因为它“崇让善俗,不尚武功”,美国的那些特点,简直就是中国的“三代之遗意”。

  晚清时代不少儒家的士大夫对英美文明有这样的赞誉,笔者认为,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英美政治恰恰符合古儒流传下来的价值观;而如果以法家申韩、商鞅来看,英美显然是败政,他们是不会称赞英美的。从法家这些人看来,西方最合意的无疑是以“国富兵强”为目标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甚至普鲁士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如果商鞅生活在19世纪的,我想德意志的统一缔造者就没有俾斯麦什么事了,而且拥有商鞅的普鲁士也不仅仅志在小小德意志,整个欧洲大陆的统一也不在话下。

  所以,晚清这些儒家士人对英美政治的赞誉,并不在于它们的强大,而是因为它们的政治正合于儒家的价值观念。因此,笔者认为,当我们深入地了解西方,同时深入地了解先秦儒家及其历史背景之后,我相信,我们将会发现二者之间的一些本质性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不仅能够解释我们古老的儒家(乃至于我们自身)从哪里来,或许还会指引我们将要到哪里去。

  晚清民国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哲学思想也是不断传入中国,之后很自然就开始了比较研究——拿自己的中国文化去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自从晚清、民国时代就开始了,如熊十力,用西方现象学来重新阐释佛教思想的《新唯识论》;比如贺麟,将中国传统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黑格尔哲学作比较研究。在儒家方面,就更多了,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1]这个流派被称为“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有梁簌溟、冯友兰、方东美、张君励、熊十力及其三位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号称“新儒家八大家”,此外还有贺麟、钱穆、马一浮、余英时、李泽厚、成中英等人。

  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对儒家的解读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是牟宗三。他是将康德哲学会通于儒家思想成就最为卓著的学者,他本人也是康德哲学研究领域的大家,曾独力完成了康德三大批判的译注工作。牟先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就的《认识心之批判》开始,直至六、七十年代出版的《智的知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心体与性体》、《圆善论》等一系列著作,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置于康德哲学的框架之下。


  
  1970年唐君毅与程兆熊、徐复观、牟宗三合影(从左至右)


  牟宗三先生的这个思路尽管不错,距今也并不久远,但不少观点今天看来确实有点离谱,比如他老人家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以儒家思想来弥补康德哲学的不足,不少理论今天看来已经太过玄幻了,比如良知坎陷论、两层存有论、福德相即论、道德底形上学等等;在康德哲学中,“自由意志”原本只是为了满足道德的需要而在实践上的一个假设,而牟宗三则认为“自由意志”是道德实践中所“呈现”出的概念,其思路与康德是完全相反。

  笔者的师祖李泽厚先生就曾批评牟氏的理论,他说:

  “使我非常惊异的是,下了大工夫,翻译了三大批判的牟宗三,却对康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做了完全误解或有意歪曲,如‘智的直觉’和所谓‘内在超越’。”[2]

  李泽厚先生认为康德所讲的智的直觉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的,而牟宗三却把它用在了伦理学方面;康德讲人没有智的直觉是为了厘清人在自然认知方面的认识边界,而牟宗三将其用到伦理学是为了构建其“道德底形上学”。李泽厚先生对此是完全不以为然,认为牟氏的这种理路实际上与康德是格格不入的。此外还有邓晓芒先生发表了一个系列的文章(“邓晓芒: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来澄清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误解、误读。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为,牟宗三的这个路径大方向仍然是对的,只是并不完备。说它大致是对的,是因为儒家的道德学说(内圣)确实是接近于康德的道德哲学,所以在道德哲学这个方面,本文也将是走的这个路子,以康德哲学与之进行比较研究;说它并不完备,是说仅仅研究儒家的道德哲学是不够的,儒家并不只有道德哲学,并不只有“内圣”,它还有“外王”,还有政治哲学的方面,而且政治的一面正如前文所述,那是儒家的根本诉求,是先秦儒家最重要的部分,而这个方面,就不能拿康德哲学来比较了。

  那么,在政治哲学的方面,应该以西方的那个流派来做比较呢?



  



  10、所谓“西学”

  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最初我们以为西方文明之内都一样,正如中国人最初以为西方人都是“弗朗机”一样[1]。但实际上西方文明之内的各国文化并不一样,英格兰与德意志的文化鸿沟,不亚于儒家与法家的差异,政治思想也是流派众多。

  西学东渐以来,儒家是饱受批判的,人们认为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精神的儒家,它的观念、性格、气质,与西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笔者认为,之所以人们会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以前我们选错了比照的对象。以往我们一直是拿西方的理性主义或现代政治思潮来与儒家做比较,比如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些思潮当然会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它们不仅与中国的儒家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与保守主义所坚守的西方传统政治思想,本就是格格不入的。所以,这种差异并非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而是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差异————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差异、是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差异。亦即从西方内部来说,就存在着这种差异,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批判皆体现出这些差异。

  因此,笔者认为,以往我们的文化比较,首先问题就是找错了比较的对象。如果要与儒家思想相比较,真正适当的对象应该是保守主义,这两者都是“传统”政治学。


  

  (英格兰古典保守主义之父,艾德蒙·伯克)



  [1]所谓“弗朗机”是明清时代中国人对西方的称呼,最初是阿拉伯人对法国人France的称呼,中国人再从阿拉伯语的发音音译成汉语,就成了“弗朗机”。但最初中国人以为西方人都是一样的,全都是“弗朗机”,所以“弗朗机”是被当作全体西方人,而不仅仅是法国人。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24 14:47:18
  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 (6)| 保守主义在中国 | 牧猪人


  文/牧猪人

  11、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

  若论如今中国政治学界最火的流派是哪个,我想应该不会有人怀疑,一定是“保守主义”。

  近代以来,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三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其中,社会主义属于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我们不多说;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在知识精英阶层得到广泛认可,这方面的研究从晚清时代就已经开始,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而西方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引进,是最晚的。


  
  (辜鸿铭)


  尽管晚清至民国时代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受其影响,如在英国长大的辜鸿铭以及后来的学衡派,但保守主义作为一个思潮,其思想系统性的引进甚至是从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为其高潮。有趣的是,西方保守主义政治的上一次高潮,也就是里根与撒切尔夫人的时代,这一思潮并未在我国引起多少关注,无他,准备不足是也,当时国内刚刚重新开门看世界,对此道尚不熟悉;而今经过20多年的传播,尤其是借特朗普上台之机,西方保守主义已经成为最受国内学界关注的流派。



  我们知道,晚清至民国的时代出了不少令我们今天敬仰的“大师”,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章太炎、辜鸿铭、梁簌溟、钱穆、熊十力师徒等人,这些学者可谓身体力行,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梁启超、梁簌溟等人甚至认为西方文化已经破产,转而求证于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尽管对于这个潮流,新中国之后一度曾反其道而行之,对传统文化大力批判,但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思想上一度的自由,尤其是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90年代以来官方试图以传统文化为旗帜…以至于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再次复兴。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尽管晚清以来不少学者都是在文化上持保守传统的态度、这些“文化保守主义”尽管有一些是受西方保守主义如白璧德先生的影响,但大多还主要是出于本土传统的惯性使然,还并非西方语境下的“保守主义”、并非出于西方保守主义的思路,因为在那个时代,西方保守主义思想尚未系统性地引进。


  

  (白璧德)


  西方的保守主义有其自身的渊源与逻辑,主要是指政治学上的一种思想流派,以及围绕这一政治思想的一系列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甚至宗教学等各个方面的理论。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国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对西方保守主义政治学才开始大规模引进,如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艾德蒙·伯克的经典著作《法国革命论》[1]是1998年才翻译出版。其他的译介著作有1986年出版的休·塞西尔的《保守主义》[2];2001年翻译出版的伯克的《自由与传统—伯克政治论文选》[3];2001年翻译出版的卡尔·曼海姆的《保守主义》[4];2005年翻译出版的罗杰·斯克拉顿的《保守主义的含义》[5];以及冯克利先生参与翻译的一系列关于保守主义的西方文献,包括诸如《自由与权力》[6]、《反潮流》[7]、《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8]、《致命的自负》[9]等等。这些译作大多是2000年前后出版的。所以,国内对西方保守主义的引介本就比较晚近,目前国内对西方保守主义的原典与原理的研究也还在进行之中,1980年,美国人史华慈说“中国几乎没有伯克式的保守主义。”[10]


  所以,以西方保守主义为锚,与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截止目前,还几乎没有——这个领域还尚未开始,这也正是学者们可以大施拳脚的新方向,还望广大学人不要错过这个重要的领域。


  可是,笔者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而有趣的现象,今天国内一些研究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却与民国时期的学衡派相反,不但没有想过要与中国的主流传统“儒家”作比较研究,他们当中的不少人还对儒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大加抨击,其中不乏这一领域的顶尖学者,令笔者不无困惑,也不无担忧。因为西方保守主义最基本的一个要点就是,尊重本国、本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反对激进的、消灭传统的变革。前面刚刚提到的民国时期的学衡派,就是深受美国保守主义学者白璧德的影响,这个学派中的很多人就是以传承儒家思想为己任,如《学衡》杂志的两位主要发起人梅光迪与吴宓两位先生就是如此,他们所反对的就是所谓“全盘西化”派,反对消灭自己的传统文化以试图完全地接纳西方文明,当时的“全盘西化”派不仅是在政治上主张全盘西化,甚至包括文字与语言,改用拉丁字母等等。这种全盘西化派,就是学衡派所反对的。


  


  《学衡》杂志的这两位主要发起人,其中吴宓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创办人,而梅光迪则是中国首位留美的文学博士,这两位都是师从于白璧德。如果这两位尚不算著名,那么笔者还可以举出另外几位学衡派学者的例子,他们是:汤用彤、陈寅恪、还有王国维。汤用彤、陈寅恪与吴宓并称“哈佛三杰”,其中汤用彤曾由吴宓引荐而拜在白璧德门下,而陈寅恪虽不曾正式拜师,但一直以白璧德为其精神导师。汤用彤与陈寅恪是传统文化上的大师,应无人有异议吧;而一代大师王国维之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就更不用说了。


  

  (图: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碑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盖言之,深受西方保守主义影响的民国学衡派,其意在保守中国自己的传统;而今天我们不少精研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反倒成了“全盘西化派”。这些学者对儒家的这种“一反常态”的态度,一定有其原因。对此,笔者总结了几点,算不上全面:


  1、 早期一些学者对西方保守主义的研究仅限于英国的保守主义,因而以为英国的保守主义才是正牌,西方其他保守主义只能称为“保守派”。而英国的传统以“宪政”、“自由”著称,所以这部分学者错将“自由”当做了保守主义的真谛,而儒家思想中几乎不存在对“自由”的阐述。这其中或许有这样的心理情结:“宪政”、“自由”无疑是伟大而为学界广为推崇的好东西,但正因其“好”,所以导致我们的学者们以为,这就是保守主义的真谛。


  2、 对儒家有误解。在学界,对儒家的研究是一个专门的领域,而专门研究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对儒家的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官方普及教育的水平,斥之为专制皇权的帮凶,而实际上国内普及教育的那些内容早已被证明是有着根本性的错误,学界的这些进展对于研究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来说,还比较陌生。


  3、 西方的保守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对于他们自己传统的维护,因而西方的保守主义倾向于从西方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求政治理论的基础,比如基督教。西方学者是将西方自己的文化传统当做西方文明的根,是独特于西方文明的,是西方现代所不应抛弃的;但我们的学者却误将其视作“普世”的——既然基督教在西方文明的历史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它一定是西方之所以发达的秘密,所以他们的这一传统就是“好”的,我们就应全面引进。


  

  而引进西方的基督教,首先就要把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清除干净,尤其是儒家————笔者认为,消灭自己的传统以为引进西方传统开辟空间,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殖民的思路,也是对西方保守主义最大的误解。所以,笔者对此十分担忧——不仅是为中国的未来走向担忧,也为中国的学术水平担忧——因为,我们专门研究保守主义的那些顶级学者,却在违背保守主义最根本的要旨。这说明,尽管西方保守主义引入中国已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但我们的学者们其实连最基本思路都并没有弄懂。不得不说,令人痛心。


  笔者对此,观点十分明确,如果从西方保守主义的基本要旨出发,则世界各文明皆应立足于自身传统(而非西方传统),在保守自身之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再寻求渐进变革的路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西方保守主义的这个看法,对于一个非西方的文明而言,是否就已经足够?这个问题,笔者将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论述。
  • wtwtwt01: 举报  2019-06-27 02:42:49  评论

    评论 牧猪人的猪与远方:看完第一感觉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不学无术之徒,废物点心。^O^,莫名其妙,他们怎么想问题的呢?
  • 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举报  2019-06-27 07:51:23  评论

    评论 wtwtwt01:简直是神了… 文革一代的知识结构不健全,哪怕顶尖的那些学者也常有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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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26 13:04:30
  自己顶
作者:MH10FIRE 时间:2019-06-27 15:14:57
  感觉像是读论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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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28 12:29:56
  ​文/牧猪人

  12、儒家是中国的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对于不大熟悉西方思想的朋友来说,这不大可能是一个好词。一百年来在中国的语境中,“保守”几乎为所有人不齿,它常与“僵化守旧”、“闭关锁国”联系在一起。



  但我们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其实是一个西方政治学中的概念、一个思想流派,其旨趣几乎完全不同于上述那几个词汇的意涵。它的英文是Conservatism, 这种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于近世则是广受人们尊重的英国政治家艾德蒙·伯克,具体它的思想内涵笔者后续会有详细的介绍,暂且不提。



  所以,提到“保守”,以前我们一直把它当成是绝对的“负面”;可是近些年来随着“西方保守主义”在中国学界的兴起,我们又给了它极大的赞誉。无论是批判还是赞誉,人们却都很少意识到,实际上我们熟视无睹的那个孔学其实正是一种典型的政治保守主义,真可谓“最熟悉的陌生人”。



  是的,儒家——就是中国的“保守主义”。



  这个观点一定会令国内研究西方保守主义的学者们深表不满(其原因见上一节)。在他们看来,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或保守“积都教”的主义,儒家这种垃圾也能算保守主义?

  这是种谬见,实则源于他们对西方保守主义的误解。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28 12:30:43
  

  去年,金庸先生去世,在众多的纪念文章中,笔者注意到其中一篇写到:


  

  他的身份有两个,一个是“正论家”,另一个是“半民间半官方”的“正治家”。这两个身份,许多kh人认为是割裂的或者是对立的,许多kh人对他的政论家身份,对他在《明报》上发表的那些社论,是很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但是对他后来的作为却又是不满或失望的。

  我觉得,这两个身份非但不是分裂的或对立的,其实是绝对一体的,融合在他的血液里。这是因为,金镛的正治倾向,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保守主义的,或者说是英式“经验论”自由主义的…

  前者决定了他是一个具有浓重华夏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专至主义”本能的厌恶、不服从、抵抗,但又具有深切的家国情怀、华夏民族主义,主张统一,反对分裂。因而他对中国收回kh是支持的。但后者又使他拒斥果加主义,坚守个体权利与自由…

  他的保守主义以“自由主义”为前提,或者说是要保守英式的自由主义,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想到伯克、奥克肖特等许多人的论述。但他的保守主义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孔丘式保守主义”,孔子的原初儒家是一种“保守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保守周公主义”,就是“中庸”和“温良恭俭让”。体现在金镛身上,就是儒家的传统情怀,和“大中华情结”。

  

  该文的作者其实已经准确把握到了中西这两大文明中保守主义的脉搏——孔子的原初儒家本就是一种“保守主义”,具体来说就是“保守周公主义”,中西两种保守主义以其相近的气质统一在金庸先生的身上。

  以前,金庸的这种气质让很多人看不懂,他既然返专治、崇自由,何以又在某些关键时刻表现出退让?被收买了?他害怕了?他堕落了?人们充满这样的疑问。其实不是,金庸之道,一以贯之,那就是“保守主义”。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所以金庸既返对专治又重视权威;既坚受原则又妥协退让;既强调个人自由,又深具家国情怀——这种看似矛盾的性格,其实正是保守主义的性格,无论是英国的保守主义还是孔子儒家的保守主义,皆如是。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28 12:31:31
  岗人因其特殊的历史际遇,因而能够成为这两大文明传统的交汇点。英国桶治kh达一百多年,岗人对于英国的正治非常熟悉,kh本身就体现出这种浓浓的英伦味道。例如,在漫长的历史中kh人没有选举岗督之权,岗督为英国委派;同时,香港却又是英式的法治社会,个体的自由与财产权得到铁一般的保障。然而,香港又有着另一面,它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当传统文化几遭灭顶于北方之时,华夏文明之火却在包括kh在内的大海之外得以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所以,kh是中西这两大文明之河的交汇处。因此,深受这两大文明浸染的金庸之所以能够体现出这两者的气质,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庸的这个特点,在他笔下的人物中可谓表现的淋漓尽致。大家可以想一想,金庸笔下最成功的儒家式人物是哪一位?


  是大侠郭靖。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6-28 12:31:49
  “侠”,在先秦时代其实是指墨家组织,李斯之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里“侠”主要就是指墨家。儒与墨两家都对专制皇权构成威胁,儒家的作用在于言论、精神,而墨家就不止是精神了,更在于实实在在的“力量”。可是到了金庸那里,他笔下的侠客就不仅有“武”的一面了,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的一面;同时金庸的“侠”在精神层面上却又不是墨家精神——令狐冲是道家,而更多的人物则是儒家。其中最能够代表儒家精神的,就是郭靖。



  一般来说,人们日常对于“儒家”人士的印象,要么是白衣秀士、翩翩公子的模样;要么是穷经皓首酸腐学究的模样,有谁会觉得郭靖竟然是儒家呢?其实不然,郭靖才是孔孟这类先秦古儒所最为欣赏的典范。



  我们具体看看儒家所推崇的人是什么样:

  1、 重道德而轻机巧

  2、 宽仁敦厚

  3、 深明大义

  4、 信守承诺

  5、 家国天下

  6、 强健有力、英勇无畏

  ....

  ....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于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亦即,“仁人”常常会表现得木讷,虽不善言辞,却刚毅不屈;伶俐善辩的人是不行的。近代中国的两位伟人同时所敬佩的那位曾国藩(文正),教育自家子弟做人要“憨直”、“拙诚”,郭靖正是如此。儒家要求君子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心怀天下苍生,济世情怀。


  此外,先秦古儒还十分看重体育方面,“君子”六艺中有两项是关于战争技能的,因为贵族在那个时代是要上战场领兵作战的,比如鲁哀公十一年鲁国与齐国作战,鲁弱齐强,但这一次鲁国打胜了,关键人物是孔子的两位弟子——冉有与攀迟,他们所领的部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当时季康子就问冉有,您这打仗的本身是从哪学的?他甚至没想到一个儒生还能打仗,冉有就说,跟我的老师孔子学的。所以古儒其实十分看重战争技能,所以一定要身强体健、英勇无畏。


  金庸笔下的郭靖简直就是照着这个模子量身定做的。


  


  郭靖天资愚钝,智商不高,但执着认真。学武功别人学一年的内容,他至少学三年,可是一旦学会则基础极为坚实。郭靖虽笨,但温和敦睦,对父母孝、对师长恭、对朋友义、对爱人忠贞不渝、对世人宽容为怀、对天下苍生心怀悲悯,而对困难与敌人却是坚强不屈,英勇无畏…



  据《射雕英雄传》记载,宋宁宗庆元五年,江南七怪与丘处机打赌,走遍天下寻找义士郭啸天之遗腹子郭靖,历时10年终于在漠北蒙古找到了年幼的郭靖。七怪为考验他,让他深夜独自到荒山来:


  “朱聪道:‘且瞧他今晚敢不敢一个人上山来。’全金发道:‘我瞧多半不敢。我先去找他的住处。’柯镇恶道:‘资质笨些,也不打紧。但这孩子要是胆小怕黑,唉…’”



  出乎意料的是,夜黑风高、荒山野岭,还下着大雨,郭靖却真的独自一人去了荒山。郭靖温和敦厚,并非暴烈之人,但为报父仇,却是义无反顾。


  

  后来,桑昆的儿子都史要纵豹子去咬郭靖的义兄托雷,郭靖十分着急,要去告知托雷,韩小莹就问郭靖:

  “你若赶去,连你也一起吃了,你难道不怕?”郭靖道:“我怕。” 韩小莹道:“那你去不去?”郭靖稍一迟疑,道“我去!”撒开小腿,急速前奔。
  朱聪因伤口疼痛,平卧在马背上,见郭靖此举甚有侠义之心,说道:“孩子虽笨,却正是我辈中人。”


  


  “你怕不怕?”——“怕”——“那你去不去?”——“去!”———— 这正是儒家的精神。如果是天生的傻大胆,无知而无畏,反而无法体现出其高贵;怕,却依然前行,这才是儒家。


  郭靖是典型的小事愚钝,大事英明,性格坚忍不拔、义薄云天,是天生的政治家。除此之外,郭靖还是一代武学宗师,身强体健,连他的武功都是那种刚猛的风格——降龙十八掌,而且后来还学会了岳飞的兵法,成了军事家。这一切,简直就是孔孟之道的标兵模范。

  

  有趣的是,西方也有一位“郭靖”式的人物,也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他就是《阿甘正传》中的那位Forest Gump。如果我们把郭靖与阿甘做个对照,会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情况。


  

  郭靖智商不高;阿甘呢,干脆就被安排为一个弱智-

  郭靖道德感强烈;阿甘是虔诚的基督徒-

  郭靖性格敦厚;阿甘更是待人厚道-

  郭靖对母亲孝顺,对朋友忠;阿甘也深爱母亲、忠于战友,他的那个黑人战友死后,他亲自去他的那个朋友家中拜访-

  郭靖对爱人忠贞不渝;阿甘一辈子心中只有珍妮-

  郭靖为人坚强不屈;阿甘执着到底-

  郭靖武功天下第一,还是军事家;阿甘从小擅长运动,后来在战争中还发挥特长救出很多战友-

  

  郭靖凭借坚忍的性格成为武学宗师、大军事家、成为国之栋梁;阿甘更是干啥像啥,以一个傻子的天资,玩橄榄球玩进了校队,还进了大学;打乒乓球打到中美外交场;创业成为超级富商;跑步穿越美国,成为传奇…不做则已,一做到底。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傻子”,凭借坚忍不拔、认真执着的精神,做出了那些聪明人所远远做不到的事业。我想,他们的信条是相同的——Fight, Fight, Fight…


  


  无论是郭靖还是阿甘,他们的作者无非是要告诉你,只要你坚守那些传统的“美德”,连个傻子都将获得非凡的成功。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身边都有一位陪衬。刚毅木讷的郭靖身边是举世无双聪明机巧的黄蓉;传统刻板的阿甘身边则是叛逆而不甘平凡却一无所成的珍妮(保守主义者眼中的左派)。郭靖是君子人格,而黄蓉则是典型的“小人”,所谓“小人”本身并非贬义,孔孟所说的“小人”,实指平民;黄蓉对郭靖的仰慕,其实就是平民对贵族君子的仰慕。

  

  

  就不一一列举了。阿甘与郭靖,如果把他们身处的文明环境、生理特征剥离掉之后,他们的个性简直就像亲兄弟一般。



  何以如此呢?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两种思想根本上的相似性——郭靖是儒家文化的代表,而阿甘则是西方(尤其是)英美保守主义的象征。这两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却有着如斯的契合。


  


  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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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07-03 17:57:42
  自己顶!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11-11 22:54:52
  保守主义出现的契机 | 先秦古儒的保守主义 (8)| 牧猪人

  上文说到,儒家就是中国的“保守主义”。不过,这个结论笔者尚未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论证,因为这其实就是笔者最终的结论,我们将循序渐进地揭开它的面纱。



  后面,笔者将着重去从两个方面做此论证:


  1、保守主义的“逻辑”;

  2、保守主义的内容。



  说到西方的保守主义,研究者普遍认为,“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没“逻辑”。或者说,它是反“逻辑”的——有“逻辑”那就不叫“保守主义”。乔治·H·纳什就认为,


  “保守主义内在地就反对精确的定义。” [[1]]





  国内研究保守主义的著名学者,山东大学的冯克利教授也说:




  “如果观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容,则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条理清晰的体系,而是有着十分复杂的成分。” [[2]]







  研究者普遍认为,保守主义因其那些“复杂的成分”,从而不大可能存在任何一致性的“思路”。这也不能怪我们的学者,因为保守主义的“成分”确实是太“复杂”了,甚至充斥着相互对立的内容,比如冯老师总结过保守主义这种特点:





  英美保守主义因柏克的缘故而与古典自由主义和法治传统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受柏克影响的德国保守主义,则呈现出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情。在19世纪,黑格尔是普鲁士国家主义的辩护士,法国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则为现代商业文明和民主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持。此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同样成分复杂,有些甚至相互冲突。例如,同为德语文化圈的哈耶克和卡尔·施米特,大概除了可以共享保守主义之名外,两人的思想甚少相似之处。







  在英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中,奥克肖特的思想很世俗化,克里斯托弗·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却是虔诚的天主教信徒。保守主义者在美国通常是小政府和地方主义的支持者,在法国则多是中央集权派。在经济学领域,政治光谱中偏保守的人多为市场至上派,但很多文化保守主义者对经济自由带来的物质主义有很大保留。施特劳斯对现代资本主义嗤之以鼻,可是在安·兰德看来,它是西方文明最珍贵的成果。有些保守主义者常常表现出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倾向,但也有不少保守主义者依然信守由基督教传统中演化出的普世主义。


  相信仅仅是这些繁杂的流派名称与陌生的人名,就已经令大多数非专业的读者望而却步了,更何况那些“不同”甚至于“相左”的各种内容呢?可以说,流派众多的保守主义,或许是西方政治思想领域最为复杂的一种思潮,因为他们不同于任何其他思想,他们的“思路”隐而不显,你很难为众多的保守主义流派寻找到一个大致的脉络。



  不过,笔者还是决心试图去寻找一个“逻辑”,以期把这些复杂的学说统摄起来。笔者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否则的话,这些学说何以会有同样的名称——“保守主义”——名称的背后往往蕴藏着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而一旦发现了其背后的“逻辑”,则可以极大地帮助人们去理解、把握这些复杂的思想流派。







  所谓“逻辑”,就是指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古希腊人对后世哲学的一大贡献在于,他们区分了“形式”与“质料”。所谓“逻辑”,就是“思维”的形式;而思维的质料,就是指具体的概念与内容。笔者这里所谓的“保守主义的逻辑”绝不是指“一般逻辑”——形式逻辑;而是特指保守主义这种思想,它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它的思路如何——是指这种特殊的“逻辑”。



  比如,康德的“先验逻辑”就是一种特殊逻辑,而不是指形式逻辑。所谓“特殊逻辑”,你可以想象一部机器或一个系统,它运作的原理、形式,就是它的“特殊逻辑”;所以笔者此处所说的“保守主义的逻辑”,亦即保守主义是如何思考、如何看待问题的总的思路。



  所以,笔者首先是对保守主义的“逻辑”进行论述,我们将详细地去分析西方保守主义的思路、它是如何思考问题的、不同的保守主义流派会有怎样一致性的思维方式、又何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然后以此为基,我们再返回来,对古儒的“逻辑”进行审视,看看古儒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与西方保守主义的“逻辑”有什么关联。这部分的内容比较长,而且已经在“共识沙龙”做过讲座介绍,如果读者等不急,可以在APP“喜马拉雅”搜索“牧猪人的猪与远方”,第三讲就是这个部分的内容。



  然后,“逻辑”上的考察完成之后,我们将转向其“内容”,笔者将对古儒的具体的政治观念、方略进行考察,从其“内容”来审视、以西方保守主义的具体主张来“解读”古儒的政治思想。(喜马拉雅上的第四讲开始,是这方面的内容)



  笔者相信,在这些论述完成之后,大家就不会再那么惊讶于,何以郭靖与阿甘,这两个远隔万里、相距千年的人物会如此相似——因为这个“相似”根本上是在于他们背后所体现的“传统精神”的相似。







  那么,在此之前,笔者希望强调一个问题——保守主义会在怎样的契机、怎样的条件下,得以出现。



  “保守主义”最基本的诉求,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既有秩序与传统的维护与捍卫,它强调社会发展的“连续性”。所以,当社会能够沿着既有秩序稳定前行之时,人们对这些传统大多是“日用而不知”,没有人会刻意去谈它的可贵,更不会有人跳出来去“捍卫”它。这也是人之常情。



  只有当既有秩序与传统面临覆灭威胁之时,“保守主义”才会出现。




  无激进,不保守。





  被视作近代西方保守主义之父的英国人艾德蒙·伯克,他的保守主义思想正是在英国的传统政治面临危机之时,才诞生的。



  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初期,全世界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在赞美它,为它鼓劲,唯独伯克看到了其中所隐藏的危险。









  当时的英国,也有人在积极接纳法国革命及其之前的启蒙运动的种种激进思想,一些英国人正在鼓动这个国家走上法国的道路。如此,英国的既有秩序与传统政治,势必遭到颠覆。



  中世纪的欧洲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后世宪政自由的英国正是从这种古老的制度持续发展而来。从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到1648年革命,可以说英国的历史正是沿着这一古老的政治传统所发生的自然演化。但在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则极为不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早已是一个集权国家,旧的封建体系在法国早已废弛。而大革命则给了这个古老的制度最后的沉重一击,法国的古典时代正式终结,现代的共和制取代了古老的君主制。



  大革命所带来的冲击绝不仅仅在于法国一地,之所以欧洲人将其视作惊天动地的巨变,是因为法国人将这个巨大的“变革”带到了其他地方——随着拿破仑战争,法国人将他们的共和制迅速推行到整个欧洲,而古老的贵族封建制度则被连根拔起。



  这就是欧洲的“古今之变”。



  然而,整个欧洲唯有一个国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剧烈变革,那就是英国。



  英国之所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在于英国社会深厚的“保守”气质,但更重要的则是伯克的贡献。实际上,当时的英国也有一些人已经视法国为榜样,同样希望推翻国王与贵族、推翻旧的政治传统,以塑造新时代的共和政治。是伯克挺身而出,大声斥责了这种“乌托邦”式的激进风潮,并预言了法国大革命灾难性的结局——历史证明,伯克是对的。而伯克所阐述的这套对抗激进主义的思想,也成就了后世西方保守主义的典型看法。



  因而,如果没有法国革命的激进运动,那么“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也不会被人们阐发出来。



  当伯克为欧洲的激进革命深深忧虑之时,他不会想到,两千多年前,在遥远东方的最东端,有一个人正在为同样的问题而担忧。



  历史的相似之处,其实就在于人性的相近。



  如果说伯克所忧虑的,是英国、乃至欧洲的剧烈变革、传统秩序的崩塌;那么,孔子无疑在为同样的原因而夙夜忧惧,那就是——“礼崩乐坏”。



  这个“礼”,就是指当时的政治秩序——“周礼”。“礼崩乐坏”就是指当时的政治秩序的崩塌,“子弑父、臣弑君”,及其所带来的争夺与战乱…尤其是后世所发生的法家的改革,封建结构被逐步废除,政治开始集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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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于公号“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11-11 22:59:31
  古儒与西方保守主义的汇通,这二者远隔万里、相距千年,何以会有“本质上的相似”呢?笔者认为,其中必然存在某个重要的因素,就像个纽带一样,将这两者连接起来。在笔者看来,这个纽带就是封建制度。



  (1)

  西方的封建制,从476年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之后逐渐形成,中世纪开始;而对于其终结的时间,则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中世纪的终结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从大航海时代开始,西方进入现代。但笔者认为,即使“中世纪”的终结是在1500年,但封建制的终结或许应该推到法国革命之后,也就是说,封建制在西欧的历史,前后共计达到1300年左右。如此漫长的一段时间,使它成为今天西方文明的直接来源。尽管西方文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基督教等等几个最古老的因素,但漫长的封建时代本身就包含了这些因素。因而可以说,今天的西方文明,正是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封建时代孕育而来的。







  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难通,但在西欧如此广大的地域之内,各地的社会却如此相似。如果仅仅是宗教上的相似,还不足为奇,因为毕竟当时整个西欧有着统一的教廷;但在其他方面,诸如等级制度、领主庄园、骑士、农奴、商业行会…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西欧不同的国家,几乎有着普遍一致的模式(托克维尔语)。



  之所以有这样相似的社会模式,实则在于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形式——封建政治,作为社会共同的基石。







  (2)



  封建制度并非西方独有,古代日本、先秦时代的中国,都存在过相当典型的封建政治。



  中国这边,儒家所诞生的背景,就是周代的封建政治,它也是儒家精神所根植的土壤。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中国的文化之根,就是在这个时代。中国的历史,从商代算起,3500年应该没有问题;其中,周代的封建制并不算长,尤其是其黄金时期的西周,与后世两千多年的集权时代是没法比的,但它却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奠定了最根本的基础。



  我们今天教科书中所讲的“封建”,是指从秦汉以降直至清末,对于这个说法,我们后面详谈,不过我们这里所谈的“封建”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封建”,也就是西方中世纪式的Feudalism,其实是指周初确立的那种分封建国的政治制度。



  商末周初,随着武王伐纣、“小邦周”征服了“大邦殷”,对于新征服的大片土地,西周初期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建国,大封宗亲与功臣,周天子正式确立为天下诸侯的最高君主。但周初的“封建”却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其中周公封建的规模最大,封国数量最多,制度也最为成熟完备——周公制礼作乐,所以梁启超说“真封建自周公始”也确实是实至名归的,所以孔子一直是以周公作为自己的偶像。







  那么,周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规模的封建呢?



  武王克殷之后,商人的移民并未遭到屠杀或充作奴隶,这是周人的文化特点。在周人的文化传统中,与商文化十分不同的是,周人对“人”非常看重;殷商是神权文化,而周人则倾向于“人本主义”,我们一般是将西方的“humanism”翻译为“人文主义”其实会引起相当大的误导,应该译作“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十分看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周人就是如此。



  所以,周人对殷商遗民是完全拿来当人看待的,允许他们仍然留在故地,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然后让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做了国君,商人的香火继续延续下去。不过周人也不完全放心,于是就分封了武王的三个弟弟在其周围,以监控商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监”:管叔鲜的东方卫国;蔡叔度的南方的鄘国;还有就是霍叔处的北方邶国。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召公摄政,把持大权。对此,三监不满,于是武庚与三监联合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为震慑东方,兴建了洛邑(今洛阳);同时对于新征服的土地,再次大规模分封,这一次的分封,封国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制度也最为成熟完备。而对于商人,也并没有消灭,只是废除了武庚,然后让武庚的庶兄微子继承商人的祭祀,建立宋国。而且宋国的地位是相当的高,其君主为公爵,我们知道尚父姜子牙的齐国、周公后裔的鲁国也才仅仅是侯爵。



  《礼记·王制》:


  “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周朝初年分封,只封了4个公爵,宋国为其一,宋公在面见天子的时候行的礼仪也不一样,宋公行的是宾礼,而齐国、鲁国这样的侯爵见周天子行的是臣礼。行宾礼是说,周天子把宋公当作堪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客人”、“盟友”、“朋友”,而侯爵则是自己下面纯粹的附庸、“臣仆”。




  所以,宋国君主就是殷商王族的后裔,子姓。后来宋国公族后裔中有一位,字“孔父”,名“嘉”,在春秋早期做了宋国大司马,相当于三军总司令,后来因为宋国内乱被杀。之后,他的后人逃到鲁国,以他的字为氏,即“孔氏”;六世之后,这个家族有一个男孩诞生了,长大之后他以鲁国“士”的身份,参与当时的政治。这个人后来名满天下,他就是孔子。所以孔子本为子姓、孔氏,乃是殷商王族的后裔。现在有一种酒叫做“孔府家酒”,不知是否有附会“孔父嘉”之意。





  (孔子之母,颜氏)







  说句题外话——

  为什么周天子要留下一个宋国这样一个行“宾礼”的国家呢?难道全部向自己行“臣礼”不好么?我想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传统。但这样的一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诸侯国的存在,哪怕只是名义上的独立性,一定会给天子带来不同的心理体验。作为臣仆的那些诸侯,对天子无论怎样的服从、敬重或赞美,都无法给天子带来大多的成就感;而这个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公爵的到来,则会让天子感到不同寻常的荣耀。那种感觉就像后世的皇帝们,皇帝对自己臣民的恭维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无人有否定他的资格。他是独一无二的、最高的存在,所以要称“寡人”、“孤”,他没有朋友,没有能与皇帝相匹敌的人。那也就意味着,皇帝会更希望外邦来朝,只有不受自己控制的外邦君主的尊敬,才是尊敬;外邦人的赞美,才是赞美;当然,为此而让臣民们做点牺牲,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继续:


  当时的神州大地小国林立,甚至“周”本身也是其中的一个,只不过周国的君主不是诸侯,不是公爵、不是侯爵,而是“王”爵(“天子,一爵也”),所以“周”可以称之为“王国”。欧洲历史上不少国家的名称之中,常见“王国”、“公国”、“侯国”这类标签,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法兰西王国”,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君主为“王”爵,也就是“王之国”;而莫斯科“大公国”,则是说其君主的爵位为“大公”,即“大公之国”;那么,勃兰登堡侯国,则意味着,该国君主为“侯爵”,“侯之国”。



  所以,所谓的“诸侯国”,“诸”,就是“各”的意思,“诸侯”则泛指天子之下的那些君主,所以“诸—侯国”的意思也就是“所有附属于天子的君主之国”。



  当时的各诸侯国的模式都差不多,都城称为“国”,城外的广大农村称为“野”。贵族阶层、士、以及工匠住在城中,称为“国人”;而住在城外郊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称为“野人”(或“庶人”)。这种“国—野”对立的格局,就是所谓“乡遂制度”。“国人”也就是上层贵族,所以周厉王时代的“国人暴动”也并不是普通平民造反,而是住在城里的贵族们联合起来反抗“国王”,倒有点英国宪章运动中贵族联合起来与国王对抗的意思;而“野人”则是下层劳动者,二者相互对立,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对此孟子这样描述: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分封诸侯时,天子须在祖庙举行“册命”典礼,分配土地给诸侯,并封赐人民,即“授土授民”,还要赐予诸侯国以国号。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国家的三要素为“政权、领土、人民”,在周代的封邦建国中,这三个要素都有了。



  《礼记·礼运》:


  “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这就是“授土”。而“授民”的记载就更多了,例如封赐唐叔以“怀姓九宗”,封赐康叔以“殷民七族”,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经天子授土、授民、授国号,诸侯对其国家的统治才有了合法性、正当性。







  注意,按照周代的政治原则,唯有周天子能够分封诸侯,而诸侯无权分封其他诸侯。《左传·桓公二年》中说的明白:





  “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子领有天下,有权裂土分封诸侯,而诸侯不可以分封其他诸侯,因为“建国”是天子的特权。那么,诸侯有什么特权呢?诸侯可将自己领有的土地、人民,再次分封,封赐给他的附庸,即大夫——这就是“立家”,“立家”是诸侯的特权。



  所以,每个等级,只能确立比自己低一级的那种地位,否则就构成了“僭越”。诸侯不能立别的诸侯,大夫也不能立别的大夫;大夫必须由诸侯来立,而诸侯必须由天子来立——可见,它的秩序性是相当明确的,也非常符合逻辑。我们知道在西方传统中也是如此,君权神授,一个贵族可以通过继承而成为国王,但国王并不能自我加冕而成为皇帝——拿破仑的自我加冕被欧洲人足足嘲笑了两百年——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成为贵族,要么源自继承其先辈的贵族地位;要么来自比自己高一个等级的贵族的册封,如此其统治才有正当性。



  请大家注意,这种统治的“正当性”与我们今天“人民主权”观念存在着巨大区别,后面我们还会提到。







  此外,这里所说的“诸侯立家”,这个“家”是什么意思呢?它显然不是我们今天的“家庭”之意,而是指“大夫”这一等级的贵族所拥有的政治实体——诸侯的领地连同其政治实体,称为“国”;大夫的采邑,则称为“家”。



  儒家经典“大学”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齐家”,今天的国学大师们往往会高深莫测的说,你要“把你的家庭治理好”,这显示出他们对孔子时代政治背景了解的欠缺。这个“家”,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的“家庭”;而是次于“国”的一种政治实体,只是规模更小、等级更低,它是大夫的采邑。一般来说“家”有独立的治权,有独立的司法、财政、行政、官吏、赋税、甚至是军队。“国”有国司马,“家”有家司马,“司马”这个官职就是掌管军队、领兵打仗的。所以,这个“家”只是没有独立的外交权,“家”长无权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与媾和而已,它是个半独立的小“国”。







  因而,所谓“有国有家者”,其实就是指那些拥有领地、拥有政治实体的贵族——天子、诸侯、大夫,都是“有国有家者”,而“士”这个级别则没有了。我们今天所谓“国家”,其实就是从这来的。所以,诸如“有家才有国”,还是“有国才有家”,尽管这确实是有意义的讨论,但如果把辩论诉诸于“国家”这个词的来源与构造,则纯属望文生义。



  所以,所谓“齐家”,其实根本不是普通庶民能做的,因为庶民并无“家”可齐;“治国”也是一样,普通人哪里有国可治?所以,平民其实只能“修身”,修身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所以“大学”中说,“自天子至庶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一个递进,从最小的政治实体“家”开始,把“家”治理好,到最大的政治实体“天下”,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而在你没有“国”、没有“家”可治理之前,那就先把你自己治理好,即“修身”。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11-13 14:38:19
  封建的特点——大宪章来源于什么? | 古儒(10)|牧猪人


  “我的领地上,我就是主人。”


  ​(1)

  一个文明之中包含各项要素,但无论西方亦或中国,政制本身就是文明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说是文明的基石也不为过,这个基石又与文明的其他要素相互混杂、发酵、相互作用,因而各文明哪怕同类型的政制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封建制还是有一些共性,是独立于具体“文明”的。其中,最基本的两个特点就是,分权与契约。



  分权

  今天英美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分权,这种分权既体现在横向的三权(立法、行政、司法)的各自独立与相互制衡;也体现在纵向的地方自治权与中央权力(如美国的联邦zf)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封建制”最显著地体现了这种纵向的分权,甚至可以说,今天英美地方自治权与中央zf之间的分立,就源自封建时代贵族领地主权与国王主权之间的分立,它们的结构是基本一致的。



  “封建”本就意味着“分权”,亦即权力(Power)的分散与相互独立,而权力的分立则意味着不同权力之间必然存在对抗与制衡,最显著的表现就是贵族与国王权力之间的对抗。而权力的这种分散与对抗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会有利于个人的自由——正如托克维尔说“贵族集团在同中央政权的抗衡中保障了个人自由”(《旧制度与大革命》),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贵族阶层的存在则难以避免专制,这也就是保守主义所提倡的“多权威”的意义。这一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历史中都表现得相当明显。



  契约性

  而契约性则是封建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可以说是“封建”政治的内在特征,今日西方尤其是英美的不少所谓的“现代观念”,可以说就直接来源于此。



  所谓“契约”,不仅仅是一个空泛的“约定”,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契约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封建时代,君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互有权利与义务的约定。其特点是,君主与附庸尽管处于不同的等级,但他们之间互有权利与义务,处于上位的君权并非绝对的,其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而且“权利”与“义务”不可分离,无论君主还是臣下,都不能只要“权利”而不承认“义务”——这样的君臣关系,我们称之为“对等”,而非平等。(注意,如今毛艺占,那边最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对等”)



  那么,封君与其附庸之间互有哪些权利与义务呢?大体来说就是,封君对附庸拥有主权,但必须履行保护附庸的义务;而附庸有权得到封君的保护,免受侵犯,但附庸要履行封建义务,也就是要效忠、服从于封君,然后当封君作战的时候,附庸要提供军事辅助。



  这种“对等”契约关系的一种描述是——“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意思是说,“我”(君主)与“我的附庸”(臣下)之间是有契约关系的,所以相互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但是,“我”(君主)与“我附庸的附庸”(臣下的臣下)之间却并无此契约,因此相互之间就没有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所以,尽管君主的地位高高在上,却不得越过其“附庸”来直接统治、管辖其“附庸的附庸”,否则就对自己直接附庸的权利构成了侵犯。因为封建时代贵族对领地、领民的“治权”是以私权的形式呈现的,领地是贵族的私人财产,统治“附庸的附庸”,这也是“附庸”的私权利(private right),而君主必须要加以尊重。



  近年来被国内学界广为引用的法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实际上也是源自西欧的这种契约封建。在封建制度中,君主要尊重附庸对自己领地的“权利”,封建贵族对于自己的领地,最初是以私权“right”(而非公权力“power”)的形式呈现的,所以君主尊重臣下领地的权利,实际上是对私权的尊重。同样的逻辑延伸到下层贵族与平民之间,那么平民的茅屋小院尽管破旧,但仍然属于平民的“领地”,在平民已经履行其封建义务的情况下,任何人(包括国王)都无权侵犯其对自己“领地”的权利,在“我自己的领地上”,“我”就是主人。正如维诺格拉多夫所说


  “领主和封臣之间虽然不平等,但其权利和义务则是确定的,领主不能因其地位和权力而轻易要求封臣履行约定或习惯规定之外的义务。”


  所以,英国人传统观念中的“消极自由”,正是根植于这样的文化传统之中——每个人在自己的私域之内就是一位国王。





  而集权体制则恰好与此相反,集权体制是“如臂使指”的,“下官的下官,依然是我的下官”,这种政制,其实来自于军队的管理方式,军队中,军官对下级拥有生杀予夺的巨大权力,否则军队就无法做到令行禁止;而将这种“治军之法”用于政制,就是集权之制。




  中国式的“皇帝”是集权制度下的特产。如果说“贵族”意味着“封建”,那么皇权首先就意味着“集权”,而“集权”则意味着封建贵族被消灭、贵族的领地被收归中央直属——即“郡县制”,然后皇帝就成了唯一剩下来的贵族、唯一拥有政治实体主权的人。然后皇帝派遣他的奴仆,即官员,去各地“代天子以行治权”,因此,各级官员在皇帝之下、却在万民之上。



  所以,官员与贵族不同,贵族是真正拥有领地与领民的君主,而官员则不拥有主权;各级贵族与其封君之间,存在着对等的权利—义务的关系,故而贵族有着独立的人格;而官员与皇帝之间,则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官员不具有独立的位格,它只是皇权行使的一个工具而已,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奴隶即工具,官员不过是君主的奴仆,而贵族则与其封君之间尽管等级有高下之分,但却有着平等的人格——否则契约就是不可能的。



  而更可悲的是,集权制下的平民,尚且处在哪怕最底层的官员之下。



  官僚这种东西,其实早在封建时代就已存在了。在封建时代,高等级的贵族如天子、诸侯,最初会封建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为其附庸,但这些高等级的贵族依然有自己的直属领地需要管理,这些自家领地的事务,也是需要人来打理的,就常常是用自己的管家、仆人进行日常管理,这些人就是最早的官员。数代之后,原来的那些被分封的近亲,已经疏远,亲情已薄;可是自家的奴仆,却依然亲如一家。



  随着废封建、立郡县,集权时代到来,各级贵族被铲除了,贵族们的封地被收归中央直属——“废封建、置郡县”,于是,原来只负责打理君王直属领地的那些“官员”,就被扩充以接管更多的“郡县”,这些各地的政府长官,他们原本只是君王的奴仆。英语中,“大臣”一词至今保留着这个古老的来历——Minister,即“小人”之意。



  集权替代了封建,于是奴仆、官员代替了贵族。而集权时间久了,尤其是选官制度确立之后,官员不再是出身于皇帝的家奴,于是,皇帝与官员的关系也疏远了,然后,皇帝的內侍就要出场了——宦官。



  所以,封建与集权、贵族与官员,它们的巨大差异,无非是人性在不同制度的“约束条件”之下的,自然流露。









  (2)

  无人能够否认,大宪章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它象征着人类进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阶段,它与古代所有民族的政治都不同,因为它开启了人类“宪政”的历程。



  对于大宪章,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个奇迹呢?我们今天的说法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是基督教精神,有人说是清教徒精神,有人说是来自西方的自由精神… 笔者对这些说法都难以认同,尤其是所谓“清教徒精神”,因为大宪章诞生于13世纪,需要再等待200多年,清教徒才出现在英格兰。



  笔者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是从税收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围绕着征税权的斗争。



  1199年,英格兰的“狮心王”理查一世去世,其胞弟“失地王”约翰继位,当时英国正与法国战争,约翰在与法王菲力二世的战争中失利,为了取得对法作战的胜利,他在英格兰大幅增加赋税。



  须知,当时英王所加的税,并非由平民来缴纳;平民交的税那叫国税,在当时的英国,只有当丹麦海盗打进来奸淫掳掠的时候,才收平民的税,用以抵抗丹麦、保护每个英国人,所以是国税,当时叫作“丹麦金”。而且这个税也不是每年都收,而只有当丹麦人打来的时候才收,否则的话凭什么收税呢?从“丹麦金”的征收逻辑也可以看出前面所讲的那种“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契约性质。因而,约翰王所加的税,不为了抵抗丹麦人入侵,而只是为国王的政治目的作战,所以就不能收平民的税,而只能收封建税,也就是作为国王直属附庸的那些大贵族来交这个税。中世纪封建时代,封建税是大头。



  给贵族加税,结果就激起了那些拥有独立领地与军队的贵族的抵制,贵族们联合起来与英王约翰对抗,结果国王战败。在贵族们的胁迫下于1215年签署了第一份《大宪章》。



  不过在后来的几百年里《大宪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17世纪,当时的英格兰大法官爱德华·柯克才重新翻出这部古老的文献,将其重新阐释为英国宪法的最早渊源,成为英国宪政制度的法理依据。



  这份《大宪章》的主要内容就是保障贵族与教会的权利不受国王的侵犯;保证自由民与贵族的自由权、城市的自治权;未经合法审判任何人不得遭受拘捕或刑罚等等。而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征税的问题,《大宪章》规定,国王不得随意加税,任何税收政策上的变更必须经过贵族议会的同意。



  可以说,英国宪政的发展过程中,国王与议会在税收问题上的争夺是一个焦点,也正是因为国王在未经议会认可之前无权单方面提高税率,因此王权才受到实实在在的制约,这成为王权受限、“王在法下”(宪政的真正意义所在)的开端。



  但是,这种观念,其实并不是现代人的发明,也不是“大宪章”的发明——而其实就是封建时代的传统,与其说“大宪章”发明了“王在法下”的规则,其实不如说“大宪章”只是对封建时代的传统规则的重新确立、重新明确而已,因为这根本就是封建精神。比如,“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个原则,一般来说,人们会以为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或者说是大宪章所发明的一种原则,其实不是,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封建原则,它就源于封建制度的“契约性”。



  11世纪中叶“诺曼征服”之后,西欧大陆的封建制度被引入英国。根据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契约,每遇战事,国王的附庸要为国王提供军事辅助(这是附庸的义务),主要是提供骑士帮助国王作战。但请注意,附庸们为国王提供的骑士的数量,以及服役时间,都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依据贵族所拥有领地的土地面积而定,每年为国王服役40天。就好比,你有100英亩土地,那你就每年要拿出10个骑士给国王;而如果你有1000英亩,则每年要承担100个骑士的义务。







  但是,贵族们并不总是能够拿出足额的骑士来,骑士需要漫长的培养和训练。那么,如果贵族不能提供足够的骑士,则可以将不足额的骑士折合成金钱交给国王,这被称为“盾牌钱”,而国王可以使用这笔钱来雇佣同等数量的骑士进行战争,这就是早期的“税收”,即封建税。而这个税,实质上就是附庸所要承担的那些骑士;可是一个贵族需要提供多少骑士,是有约在先的。这个“契约”不是成文的,而是诉诸于传统与习惯,以前我有多少封地、需要承担多少骑士,现在就要依然如故,也就是说“税率”就是一定的。如今国王提高税率,那就相当于改变了之前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契约,单方面增加了贵族所要承担的义务。



  所以,国王必须遵守契约,无权擅自改变贵族所应提供的骑士数量,也就是说,国王无权单方面提高“盾牌钱”。这就是后世所谓“国王征税必须经过议会同意”的最初来源。《大宪章》正是因为国王约翰随意增加“盾牌钱”的数量与次数,也就是违背了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契约,国王的这种行为构成了对贵族“私权利”的侵犯,属于非法,激起贵族的不满而联合起来胁迫约翰所签署的。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11-15 12:30:56

  ​中国封建时代的独特性——宗族


  中国西周时代的封建制,同样存在“分权”、“契约性”这样的特点;但与西方相比又有着一些显著的差异。



  其差异主要就是,宗族社会与萨满文化。



  儒家文化其实有两大源头,一个是政治上的封建制度,另一个则是古老的宗族秩序,亦即宗法制;这也是中国的封建制与西方最为不同的地方。由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国的封建秩序其内在精神与西方相比,就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这片大地上,早在商周之前、甚至早在氏族部落时代,宗族就已经普遍存在。宗族是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通过血缘关系,构成一种从主干到分支,由亲到疏、由近及远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宗族在中国的延续也特别地持久,它的大规模消亡甚至是上世纪50年代随着土改、士绅阶层的消亡才发生的;不过直至今日,一些地方尤其是南方,宗族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所以,宗族秩序其实远比封建制度更古老,甚至中国封建制度的规则就其内容而言,根本就是源于宗族秩序——周礼中的许多规定其实原本就是宗法制的东西,比如嫡长子继承制、具体的丧服制度、孔子所提倡的“仁爱”,其实最早都是宗族之内的规则。



  而宗法秩序的根源则在于宗教——也就是古代原始的萨满教。很多人以为中国没有宗教,其实不是,中国只是周人建政之后较为世俗化而已;周代之前的中国不但有宗教的,而且那个时候宗教甚至高于政治,商代的神权色彩就非常浓厚。



  中国远古时期的宗教,其实就是一种原始的萨满教,这种原始宗教为宗族群体提供了一种尽管与西方迥然不同、却强有力地维系着宗族社会的凝聚力的秩序。





  (良渚文化——玉琮)




  王国维先生认为,周人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在周初才确立的,此前并不存在。王国维认为,商人并无“嫡子”的概念。所谓“嫡子”也就是正妻所生之子,而“庶子”则是妾所生的孩子。既无“嫡庶之别”,所以纵观整个殷商时代,其继统之法就比较乱,父死子继者有之,而兄终弟及者亦有之。王国维认为,


  “此商人所以有中丁以后九世之乱。”(《殷商制度论》)


  继而,他认为,周人正是吸取了这个“殷鉴”,才人为地搞了“嫡庶之分”,以明确继统之法——这是王国维先生的看法。



  对此,笔者是部分地认同。周人的继统之法优于殷商,这是肯定的,因为嫡长子继承制是一种更为明确的继承规则;“嫡庶之别”显然有着更强的秩序性,因而更益于避免混乱。但周人是不是出于对殷鉴的考察才“人为”地创立了这个制度,则很难说。



  因为一种如此重要的规则上人为变更,却没有引起周人内部的纷争,是很难令人信服的;而且,嫡长子继承,对于周人而言,并非仅仅是天子、诸侯、政治上的继统之法,而是广泛被用于包括庶民阶层在内、所有周人宗族的秩序规则,这样大范围的宗族秩序,不大可能在周初短短几十年间就能够确立、并推广到民间,而更可能是在相当漫长的时期内自然形成的习惯。





  (红山文化出土雕像)


  所以,笔者认为,像“嫡庶之别”、“嫡长子继承制”这类宗法制的内容,很可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它就源于古老的宗教(萨满教)观念。按照这种远古宗教的观念,“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万物的最高的始祖,“天子”则是“天”的嫡系后裔,所以“天子”有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从宗族体系的角度来说,“天子”是本支,诸侯是旁支;而在诸侯国内,诸侯就是本支,大夫就是旁支。所以天子可以统治诸侯,而诸侯有权统治大夫;等而下之,这个逻辑一直延伸到庶民阶层——庶民阶层之内亦有宗支之别,宗子地位依然高于旁支。



  “天—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构,不仅是儒家对于社会的看法,也是其世界观。它根植于祖先崇拜——所有人乃至万物的祖先最终都可以追溯到“天”;因而,所有人其实都是同一个祖先“天”的后裔,甚至万物都是“天”的后裔,因此儒家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民胞物与”,可不是随便讲的漂亮话,它有着严谨的逻辑推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念“蒙昧”,可是,一旦这种观念确立之后,那么它的这一结论则是相当符合逻辑的。



  家国同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周代的封建政治就呈现出了一种区别于西方的独特状态,即“家国同构”。



  伐商之前的周人部落早已存在着宗法秩序。而其实,宗法制本身就已经有着明显的政治特征了——宗族内的人们一样存在着政治,比如嫡长子与诸弟之间的关系,其实就可以等同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待周人征服了天下之后,这套秩序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于政治了。这样,周人建政之后,就将原本只是属于自己内部的宗族结构,推而广之,就成了全天下的政治结构。所以,当时的宗族结构与政治结构基本是重合的——亦即,“家国同构”。



  君亲合一

  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君亲合一”。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周天子为“君”,诸侯为“臣”;而在宗族关系上,天子为大宗,诸侯为小宗,他们是一家人;同样,在诸侯国内部,政治上诸侯为君,卿大夫为臣;宗族关系上,诸侯则为“大宗”,而卿大夫则为“小宗”;在卿大夫的采邑之内,也是一样,等而下之。



  所以周代“天下”体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其实只是周人自古以来的“宗族结构”、宗法制的扩大化与政治化。



  这样,则从天子到诸侯、从诸侯到大夫、从大夫到士再到庶人的等级关系中,每一等级之内其实都既是“政治关系”,同时又是“宗亲关系”,因此“君”与“亲”实际上往往就是同一个人——“亲”就是家庭或宗族之内的“君”;而“君”就是整个国家的“亲”;“天子”则是整个天下最大的“亲”。这种状况,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君亲合一”,所谓的“家天下”,我看应该更是这一层意思。
楼主牧猪人的猪与远方 时间:2019-11-15 13:20:17
  外篇(一)中国古文明与萨满教


  所谓“萨满教”是指西伯利亚诸民族的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萨满”一词就来自通古斯语的saman, 经俄语转译至英语世界,即为“shaman”。







  1704年,俄国学者艾维尔特·伊斯布兰特·伊代斯,将“萨满”介绍到西方世界,引起当时西方学界的巨大兴趣,“萨满”的本意就是巫师,通俗的讲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跳大神”。



  直至1950年代,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仍然信奉萨满教,如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塔塔尔等民族;蒙古族民间也是信奉萨满教,尤其在古代,如成吉思汗时代就有大巫师“阔阔出”,直到明代中后期蒙古人才改信藏传佛教中的黄教。





  (萨满雕像——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



  萨满教的传布地域相当的广阔,几乎是横亘整个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地区,东至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纳维亚,中亚地区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也是信奉萨满教。



  狭义的萨满教大致就是指上述区域的原始宗教信仰。但20世纪以来,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广义的萨满教其实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在某个时期曾遍布世界各地,它们有着非常相似的世界观,都有着能够沟通神灵的巫师,巫师可以通过某种特殊的仪式使神灵“附体”,代神灵发号施令,等等。



  如此来看,这种萨满教文化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尽管在中国,巫师早已远离庙堂政治;但在民间,巫文化可以说遍布神州南北西东。比如汉族的“大神”,蒙古族的“博”、壮族的“师公”、彝族的“毕摩”、客家的神婆。在北方就不必多说了,南方楚地就以巫文化而著名,西北的傩戏,甚至西藏在佛教传入之前所流行的“苯教”,都属于萨满教的范畴。





  (苯教)



  这种原始宗教有几大特点,他们信奉:



  1、万物都有生命,也都有灵魂。

  2、自然事物都有神灵,山川、森林、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各种动物等等,都有神灵,所以也就都可以对它们加以崇拜。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不就如此么。

  3、崇拜祖先神、崇拜天

  4、祭祀各种神灵、祖先、天地

  5、巫术、占卜等活动。



  看到这里,我想,只要对中国上古文化有所了解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商周时代的中国不就是信仰这种宗教么?



  笔者的师祖李泽厚先生就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说法,他认为中华文明最早来自“巫史传统”,“巫”也就是萨满,“巫”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前身、先驱,他认为在早期的中华文明,“巫”就是统治者,是政教合一的,即“巫君合一”。



  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最早把中华文明与萨满教联系起来的学者,是鲁迅先生的弟弟,周作人。周作人有一篇文章《萨满教的礼教思想》(1925年),他说:


  中国据说以礼教立国,是崇奉至圣先师的儒教国,然而实际上国民的思想全是萨满教的(比称道教的更确)。中国绝不是无宗教国,虽然国民的思想里法术的分子比宗教的要多得多。讲礼教者所喜说的风化一语,我就觉得很是神秘,含有极大的超自然的意义,这显然是萨满教的一种术语。


  周作人这里其实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的政治是以儒家为根基,但民间信仰则是以萨满教为根基;此外,以往人们以为民间所流行的是“道教”,周作人认为还不如说是萨满教。对此,笔者非常认同,甚至,笔者认为,道教其实正是源于萨满教。此外,显然周作人也意识到,儒家文化的源头,其实也与萨满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又说道:

  我相信,要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教,而要了解礼教更非从萨满教入手不可。




  (左-周作人,右-鲁迅)



  上述这些还只是文化意义上的探讨。我们再看看考古学界的说法。



  我们一直不自觉地存在一种观念——似乎中国从人种到文化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种上我们是独立进化的,从元谋人到蓝田人、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我们拒绝与从非洲走出来的智人,无视生殖隔离上可能的问题;文化上,我们自古以来的劳动人民独自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拒绝任何方面可能的“西来说”。百年来对政治上独立自主的追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夙念极端化之后,反而成了一种怨念。



  上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就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文明,其实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也就是说中国确实“独特”,确实与西方不同,但绝非独特到“没朋友”的地步;相反,中华文明的朋友是遍天下的,但这显然与某种自命不凡的情绪相违,因而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反而是很多外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萨满教根基研究的十分广泛而深入。





  (张光直)



  张光直先生注意到中国古文化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分层的宇宙观”。古代中国有一则“绝地天通”的神话。上古时代,天与地是相通的,人居住在地上,而神灵住在天上,于是人与神可以自由往来,


  “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国语》),





  于是,黄帝的孙子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尚书》)也就是颛顼命“重、黎”二人将天地分开,于是人与神被截然两分,不再能够互通。此后,人与神的沟通,就只能通过“巫师”这个中介了。也就是说,“绝地天通”后,巫师垄断了人与神的互通,就像中世纪西方的教廷那样。



  这个神话的意义,学者们各有阐发;但张光直先生却从中看到一个问题——亦即,在中国上古时代的观念中,宇宙是分层的,至少存在“天上”与“地上”两个层次,这一点在中国古籍如《山海经》、《楚辞》、《国语》、《尚书》中都有体现。如《皐陶谟》中说:“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此处“上下”即指上界的天与下界的地。



  分层的宇宙观念,正是萨满教的一大特征。



  萨满教的宇宙观就是将宇宙分为“上、中、下”三界,上界为天界,居住着日月星辰与各路神灵;中层世界即为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下界则居住着各种怪物和恶兽。而萨满则可以灵魂出窍,往来于三界之间,借此帮助人们治病、祈福、占卜等等。而萨满教的这种分层的宇宙观与中国上古观念如出一辙,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证据,最后张光直先生判定,中国古文明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



  说个题外话,“上、中、下”三界、灵魂...这些内容,是不是与佛教很像?而佛教的这些内容其实是来自印度古代的婆罗门教。那么婆罗门教与萨满教是什么关系?笔者没有研究过,但似乎可以找到某种联系。



  对于张光直先生的这个见解,笔者是十分赞同的。此外,笔者还注意到一个情况,商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记录占卜结果的骨片,一般使用龟甲、牛的肩胛骨,先将骨片在火上烤热,骨片热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破裂,巫师正是通过对骨片上裂纹的观察来预测吉凶。而这种方法,直到几十年前,呼伦贝尔最遥远北端,敖鲁古雅河畔的那些使鹿的鄂温克部落仍在使用。









  那些养驯鹿的鄂温克人需要不断转场以保证驯鹿充足的食物(苔藓),所以每次转场之前,巫师就用骨片(当然,他们用的是驯鹿的肩胛骨)在火上烤,直到骨片出现裂纹,再通过观察裂纹来占卜,以指导部落迁往何方。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会在骨片上刻写文字。



  这些鄂温克人,正是典型的萨满教信奉者。



  因此,中国上古时代的文化,无疑是一种“巫”文化,一切都围绕着“巫”这个核心。出土于神州各地的古代玉器,无疑就是巫师借以通神的器具;中国古代最高的统治者称为“天子”,无疑是源自“天崇拜”;而君主所佩戴的那些“环佩玎珰”的玉器,则明确的显露出了君主原本的身份——巫师;甚至三星堆的那些青铜面具上凸出的眼睛,也是一种叫做“刺目”的巫术。







  三星堆的这些古怪的青铜面具,出土至今几十年来,那些面具上凸出的眼睛、诡异的微笑,学者们提出过无数种解释,有人说是因缺碘导致的眼睛外凸;有人从古籍中找线索,“蚕丛氏,纵目”,甚至有人说是螃蟹崇拜、外星人云云,但对于这个巨大的凸目到底是做什么用的,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最近笔者看到一种说法,说古代一些地方有一种叫做“刺目”的巫术,我们知道“眼睛”在不少民族的文化中,有着神秘的象征,比如著名的盗墓小说《鬼吹灯》就是以此为背景;小说的内容暂且不提,但把眼睛视作某种神秘之物,确实在不少古代文化中是存在的。而“刺目”的巫术,就是在巫师处于癫狂状态时,用木棍刺入其双目,以达到某种可与鬼神沟通的神秘状态。三星堆面具上凸出的眼睛,其实就是刺入巫师双眼之中的木棍,这是一种巫术。



  总之,在笔者看来,中国所发现的那些上古文化中如果有什么无法解释的现象,不妨从巫术的角度去解读,就不会错的太远。



  殷商文化具有典型的上述所讲的那些萨满教的特征。此外殷商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祖先崇拜与天崇拜是合一的。上世纪50年代研究殷墟的学者陈梦家发现,殷墟卜辞中的“帝”,也就是天神,同时也是商人的最高祖先。亦即,商人认为自己的祖先神与天神是合一的,所以,世间的商帝就是天神的后裔,商帝统治天下的合法性正是源自于此,“天”才是世间最高的统治者,只不过“天”不是直接来统治人间,而是通过其世间的子孙来统治。



  所以说,史前时代的中华文明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所谓“神传文明”并非虚言。直至商代这种神权色彩都非常浓厚,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了世俗性、制度性的“礼”,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明。那么这个从神权到世俗的转变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周人克殷,封邦建国——“商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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