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与“治世”两码事

楼主:朱亚光2013 时间:2019-11-11 18:46:35 点击:128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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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祈愿远离它们,虽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属于缘木求鱼,一厢情愿。而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人们血脉贲张,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过“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与光辉!.
  然而,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盛世”不及“治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的旋生旋灭、“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资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可是国家充满朝气,社会充满生机,君臣充满追求,民众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
  “治世” 与“盛世”的差异,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两个时期的社会心态截然不同,即浮躁与清醒的两极对立。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作为政治国家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史为镜,可以识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正因为有这样的意识,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心态平衡,不事铺张,说实话,干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替自己整修露台、将国家征收赋税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等等,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一旦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份,要折腾来了。
  一是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二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念在兹”的,就是泱泱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很显然皆是折腾。其结果只有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三是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唯恐不够富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日夜徜徉温柔之乡:“云鬓花冠金步摇,芙蓉帐暖渡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上朝!”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南辕北辙,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也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他们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襄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并太平”的观念。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有勇气做“乌鸦”,痛陈“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若干条,鸡蛋里挑骨头,汲汲于提醒统治者尽“明主”之职责,为改善民众的生计进献负刍之言;景帝时的晁错,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生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徵心系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贡献,奉献了自己的忠诚和才智。可见,在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因而成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古烁今。
  可“盛世”的士人,却多是另外一种面目。他们要么是粉饰太平,歌功颁德,写一些“云想衣裳月想容”、“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寻讨主子的欢心;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莱人”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学乖巧,“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沉湎于醇酒美人,放荡无羇,“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茑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内,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浊扬清、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其次,是两个时期社会秩序的截然不同,即和谐与撕裂的两极对立。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度时艰。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减少,那社会上挺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形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现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此时,物资尽管远较“治世”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并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再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再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造成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潜伏根源。
  社会秩序日益恶化,挺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激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时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羽衣霓裳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所以,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蒂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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