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的轮回

楼主:朱亚光2013 时间:2019-11-13 18:33:41 点击:310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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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兄弟政治(同姓宗室把持权力),“封建诸侯,以屏藩周”;舅爷政治(包括亚形态姑爷政治,即外戚势力擅权)与马弁政治(宦官专政主持朝纲,“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这三种基本形态的交替嬗变,循环往复。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三种政治形态最终都是弊端丛生,“一蟹不如一蟹”,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只见其轮回,不见其进步。就像元曲《潼关怀古》中所唱的那样,“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血缘纽带的长期存在并影响政治,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原生形态必定是“兄弟政治”。因此,“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初年周天子大封同姓诸侯,人数多达数十人乃至百余人,武王既崩,成王年幼,此时出来摄政的,乃是周公。可见西周统治者是希望通过推行“兄弟政治”,来巩固“小邦周”对“大邦殷”骤然取得的军事胜利,维持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所谓“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诗经·大雅·板》)
  然而,动机虽然很好,但是在具体运作中,其效果却不佳,最初跳将出来反抗周室的,竟然是成王的亲叔叔,周公旦的表兄弟――管叔、蔡叔、霍叔一伙,他们先是散布“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之类政治谎言,蛊惑人心,搅乱朝廷,接着又策动纣王之子武庚举起叛帜,彼此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向中央朝廷亮岀刀枪,杀气腾腾,要把所有的政治格局彻底砸烂,重新洗牌,专擅天下。闹得周公不得已说服召公,发表《大诰》,“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亲自挂帅,率师东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叛乱给镇压下去,史称“管蔡之乱”或“三监之乱”。“兄弟政治”从一开始便亮起了红灯,其前途当然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兄弟政治”作为最主要的政治形态,在西周之后仍是代有承继。汉高祖刘邦千辛万苦从西楚霸王项羽手中夺得天下之后,有鉴于秦王朝推行郡县,废除分封诸侯,导致二世孤立而亡的教训,在剪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之后,全面推行郡国并行制度,分封同姓为王者九国,弟刘交为楚王,子刘肥为齐王,从父兄刘贾为荆王,子刘长为淮南王,子刘建为燕王,子刘如意为赵王,子刘恢为梁王,子刘友为淮阳王,子刘恒为代王,并明确制度:“杀白马为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同样是把天下看做是一家一姓的产业,“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不折不扣的“兄弟政治”。
  然而到了后来,兄弟不能彼此相安,同床异梦,尔虞我诈,做天子的随时算计整肃自己的叔伯兄弟;做诸侯的也相继盘算黄袍加身的美事,在暗地策划动乱,密谋造反,于是最终酿成了血雨腥风的“吴楚七国之乱”以及稍后的“淮南王叛乱末遂事件”, “兄弟政治”再一次宣告破产。
  其他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如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侯,以为这是中外相维的良策,稳定天下的妙方,可是殊料当其驾崩之后,尸骨未寒,燕王朱棣便借口“清君侧”,兴兵作乱,举兵犯阙,一举推翻了朱元璋生前钦定的接班人建文帝的统治,将建文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像宰鸡屠羊似的杀得干干净净,并用一岀惨绝人的“诛十族”悲剧,把方孝孺全家送上血腥的历史祭坛,史称“靖难之役”。这些事例充分表明,把政权委托给叔伯兄弟、子侄,往往事与愿违,兵动宫闱之间,祸起萧墙之内:“兄弟政治”破绽百出,难以为继。
  既然行不通,随之而来便是外戚擅权,实施所谓的“舅爷政治”。少主年幼,太后、妇人摄政,引用娘家的亲人、兄弟大岀风头。而这较之于“兄弟政治”,根本没有优势可言,它同样对君主的地位构成威胁,经常诱发政治上的动乱。西汉初年诸吕作乱,几乎颠覆刘氏江山;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新朝粉墨登场,都说明“舅爷政治”之极不可靠。其弊端在后世更是愈益明显,轻则操弄国权,肆意妄为,导致内外离心,政局动荡,如东汉窦宪“以待中、内干机密、出宣诏命”;又如东汉阎显兄弟凭借阎皇后之力,“为卿校、典禁兵”,而干预朝政。重则篡夺江山,自立为帝,使政权易主,社稷改姓。这类史实,各代皆有、不绝如缕。
  如桓玄为桓温之子,即晋主之外甥,兵马既盛,就忍不住露出狰狞嘴脸,窥觊非望,篡窃天位,则表明外甥也不足为恃。至于杨坚以北周皇帝岳丈身份,从宇文氏手中夺得皇位,建立隋王朝,那更是典型意义上的外戚篡权了。
  由此可见,内外亲戚一旦有了大权,无不反戈相向,釜底抽薪,这教做皇帝的如何能够食甘味,寝安稳!可见,“舅爷政治”的危险性、黑暗性同样不比“兄弟政治”稍减几分,它的维系当然是举步维艰。 -
  小皇帝随着年龄的增大,自然不满意舅爷们骄横跋扈、大包大揽。他痛心于寄人篱下,苦恼于芒刺在背,所以总想方设法改变这种局面,收回法定的权力,从而“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可是,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势单力薄,无有奥援,何能相抗已经气焰正炽、尾大不掉的外戚势力。既然他无法突出重围和相隔甚远的外臣相谋,那么他只能把身边朝夕相处的宦官引为腹心,同他们策划于密室,伺机于可乘。一旦讨平外戚、扭转乾坤,皇帝论功行赏,宦官当然得势,遂有机会跳到前台干预朝政,“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于是乎,“舅爷政治”又一变而为“马弁政治”了。
  由宦官主导的“马弁政治”,则是传统政治形态中最恶劣、最下流、最糟糕的一种类型。其危害之严重,较之于“兄弟政治”与“舅爷政治”,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宦官(明清时期则称太监)是刑余之人,生理上的缺陷使得他们往往出现心理上的变态。加上他们自幼净身入宫,通常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对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伦理多有感冒,对道家所主张的旷达人生态度更是无法认同,他们有的只是变态的报复社会心理,仇恨一切正常、美好的事物。
  一朝大权在手,这种压抑着的仇视社会情绪,就会最充分地宣泄出来,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同时也给统治秩序的有序维持带来灾难性的冲击,其“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拘害明贤,专树党类。”· (《后汉书·宦官列传》
  事实也是如此,东汉桓、灵之际政治的腐朽黑暗、唐代顺帝、文宗几位天子的悲惨下场、宋代童贯等人作威作福紊乱朝纲、明代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专权,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均是“马弁政治”可恶、丑陋的具体象征。
  正因为“马弁政治”是最黑暗的政治,因此,它对君主地位、权力所构成的实质性危害也最为严重。换言之,“马弁政治”是传统政治中的最后红灯,到它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统治者已不能统治下去了,而被统治者也不能再容忍照常地统治了”。于是,大动乱爆发,乱得七荤八素,乱得不能再乱之后,自然会有“圣明天子”降临,由他“奉天承运”,岀来收拾残局,使天底下芸芸众生能够摆脱“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乱世”,而进入“可以暂时做稳奴隶”的“治世”(鲁迅语)。政治形态又开始转入到“兄弟政治”,三种传统政治形态的新的一次“轮回”遂重新启动。这就是所谓的“由终点回到原点”,典型的中国传统政治基本运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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