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城宁远城(1854-1921):万里茶道主干线与重要支线汇集之地

楼主:e路狂飙 时间:2020-06-05 19:53:54 点击:352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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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茶道,是继草原丝路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也标记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万里茶道由南向北,过了雁门关从黄花梁开始分道,其中一支是向东,经过大同走张家口、得胜口,然后沿着张库大道,到达库伦和恰克图;还有一支是向西,出杀虎口、宁鲁口,经归化城然后通往库伦和恰克图。

  讲究起来,万里茶道在蒙古地区都好多条道路,其实属于错综复杂的路网体系,但在明长城之上,有两个主干线,即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也就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东西两口”,此外在如今晋蒙交界的长城沿线上,还有两大重要支线,即得胜口、宁鲁口。杀虎关和张家口关管辖的税局(卡)比较多,但与万里茶道更直接相关的,就是长城上的“两干两支”。

  在途径张家口和杀虎口的两大主干道当中,经杀虎口和归化城的这条道,要比张家口的重要性略胜一筹,因为早在康熙西征之前,归化城就成为外藩贸易的重要城市,而且这里对接的市场和商道不光是内蒙古中西部、外蒙古,甚至要将新疆、宁夏、青海、甘肃等地包括在内。杀虎口通往归化城的京绥官道,同时具备商道和贡道功能。

  京绥官道中的“右卫——杀虎口——归化城”段,毫无疑问属于万里茶道中的主干道,这条主干道在咸丰四年(1854年)之前,主要走和林格尔,从1854年开始,则改为宁远厅站(即如今的凉城县永兴镇)。而宁鲁口支线,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连同其边外的鸿茅古镇厂汉营(鸿茅药酒诞生地),一直到清末都属于万里茶道重要支线的关键节点。

  — 壹·万里茶道主干线节点宁远厅站 —

  如今研究万里茶道的文章,大多会谈到途径杀虎口的京绥官道,但对于其中的具体路线,则沿用的是康熙朝和雍正朝的资料,说杀虎口到归化城之间的台站为“杀虎口——八十家——二十家(和林格尔厅治)——萨尔沁——归化城”,似乎主干道与宁远厅(凉城县)无关。

  但历朝历代交通线路和商道,在不同年代,都会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在保持线路大致不变的前提下,一些具体路段会发生相应调整。万里茶道主干道中的“杀虎口——归化城”段就是这样。据《古丰识略》(成书于咸丰九年),这个变化的时间节点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

  我们先引用一段《古丰识略》中的原话,来看看其中的情况,“和厅旧系南北街途,自咸丰四年,宁远厅新开东和路,客商利其捷径,俱由东路行走,以致此商贾稀少,而官差仍络绎不绝。旧开设典当铺二十七家,现仅十二家。旧开设粟店九家,现仅三家,其它铺户可知。”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清代前中期,受京绥官道主干线途经之影响,和林格尔属于南北交通要道,道路宽阔,而且官道两旁都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店铺,商业非常繁荣,这是文言当中“南北街途”蕴含的意思。这一切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就受宁远厅新路的影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一直在延续,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向朝廷奏准正式追认这种既成事实,并发生了“驿站对调事件”。据《晋政辑要(光绪版)》(卷三十一·兵制·邮政二)载,“查光绪十年巡抚张,于七厅改制案内奏准:右玉县至归化城厅,向出杀虎口以和林格尔厅为驿路,咸丰年间,宁远厅新开商道,往来行旅不复取道和林,行店车马悉以宁远为聚集之所,以致和厅支应车马店口,雇觅为难,官民交累,请以和林格尔厅夫马移设宁远厅,即以宁远厅夫马移设和林格尔厅,一应往来文报差使,均归宁远厅接递支应。”

  从这时候起,清廷正式限定的京绥官道线路“杀虎口——归化城(绥远城)”段,就变成了“京师限程,自绥远城起,五里,归化城站,一百四十里,宁远厅站,八十里,右玉县右玉军站,……”。《晋政辑要》(成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属于官方实施行政管理的工具书,相当于档案文件事例沿革汇编和速查手册,信息准确程度非常高。

  这种变化,在清朝额定的驿站人员马匹配置中也能看出来,我们就拿丰镇、宁远及和林格尔三站来做比较。丰镇站在丰镇厅治,额设马6匹,夫3名;宁远站在宁远厅治,额设马10匹,夫5名;和林格尔站在和林格尔厅治,额设马4匹,夫2名。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配置是宁远厅站与和林格尔站,在光绪十年(1884年)互换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京绥官道主干线上驿站的配置,要远高于支线。

  宁远厅站自从成为“京绥官道”和“万里茶道”主干线的重要驿站之后,对宁远厅(凉城县)的商业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成书于1937年的《绥远通志稿》如是描述,“自咸丰年间,修通境西之石匣子沟,为内地与西北交通之孔道,至是和林南通晋省站路,遂改由此沟通行,常年官商往来,车马络绎,县内商业颇称发达。迨民国十年京绥铁路通车后,商旅多由大同往返晋地。间有道出石匣子沟者,辄有路劫之虞,以是行者更少,市面冷落,商业骤衰。”

  这段文字不光清晰说明了宁远厅站(今凉城县永兴镇)作为“万里茶道”主干线重要节点的开始时间,也清晰地说明了其废置时间。“石匣子新道”废置时间就是民国十年(1921年),其原因是这年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即“京绥铁路”正式通往呼和浩特,古老的商道被铁道运输所代替。

  — 贰·京绥官道参合陉段的历史记忆 —

  途径石匣子沟、宁远厅城的京绥官道参合陉段虽然只运行了67年,却给宁远厅和凉城县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京绥官道改道”以及“驿站对调事件”,《绥远通志稿》还有更多的描述,其中涉及到了“参合古陉”(与北魏时期的参合陂有关)相关情况的一些说明。

  ——“案清时归化城通京大道,均经杀虎口。其路线由归化南渡大小黑河,经羊盖板河、什拉乌素河、一间房子、上土城,即古定襄郡也。再由和林县胡洞坝底、新店镇、佛爷沟而抵杀虎口,路极坦平。乾嘉以后,入京车马,均行於此,即今所谓旧道也。至咸丰间,有善僧募款修筑凉城县石匣子沟,即古参合陉也。大道成功,向之崎岖山经,至是宽平可行。於是仕宦商旅,由山西往来归化者,皆径行於此,而旧道遂废。其路线由归化东南,过大小黑河、羊盖板河、经舍必崖、西沟门,由此沿石匣子沟,过坝梁至宁远(今凉城治),转南行入永兴沟,越将军梁,沿王嫱河而抵杀虎口,是即所谓新道也,较旧道近四十里。新旧二道,在昔车马络绎,称冲繁之途。而伊盟七旗乌拉特三公旗之入贡,亦均取道於此焉。”

  由此我们可知,“参合陉”是历史悠久的古道,咸丰年间,有僧人募捐款项又修缮了这条道路,从而使归化城到杀虎口的距离缩短了四十里(原来经和林格尔的旧道为240里,后经宁远厅站的新道缩短为200里),而且新道既是京绥官道,又是万里茶道主干线,同时还是伊盟七旗乌拉特三公旗的进京入贡之道。

  京绥官道改道之后,归绥地区的“接官亭”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出现在了新道的必经之地呼和浩特南郊的舍必崖、羊盖板一带。归绥道及绥远城的新官上任,或者是钦差前来办事,人员一到西沟门,归绥地区的大小官员,都要到这一带迎接并举行盛大的仪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鹿传霖查办垦务大臣、绥远城将军贻谷,地方官就是在羊盖板举行的迎接仪式。

  由于“接官亭”这层渊源,舍必崖、羊盖板一带还是归化城厨师们的偷师学艺之地。清朝和民国初年,官吏都带有自己的厨师,每到新官莅任之时,归化城有名望饭馆的厨师,多随着接官的人远道至舍必崖一带去欢迎“官厨子”,用尽各种心机努力结交。“官厨子”随官到处宦游,井不准备在归化城安家落户,便把各自的不少诀窍告给了当地的厨师。

  这条新道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但沿途也催生了相应的细分配套产业,比较典型的就有药行和戏剧人才培养行当。清代及民国前期,归化城属于国内重要的药材和药品集散地,杀虎口属于重要的贸易通道,鸿茅药酒在长达20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而尽享红利。归化城药行本属“武安帮”和“山西帮”的地盘,京绥铁路开通前后,“京药庄”亦强势进入。

  “京药庄”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济仁堂,相对于“武安帮”和“山西帮”,他们在营销方面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宣传。当时京绥铁路虽然通到了呼和浩特,原有的京绥官道及其他的几条“京大路”受到很大影响,但也并未完全废弃,而且旅蒙商的历史一直延续到了1929年。因此济仁堂还在从西沟门到土默川的“新道”上,每个村庄的大庙和戏台墙上,都印着“济仁堂京药庄开设归化城大北街路西”的醒目黑字。

  内蒙古史志文学巨匠刘映元在《西口菊部旧闻——呼和浩特梨园史话》一文中曾提到过非常有趣的事情。光绪八年(1882年)以来,随着察哈尔右翼四旗的放垦,丰镇、宁远二厅成了成了晋察绥的产粮区,一时间带动产业生态朝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归绥道的戏剧市场亦进入了空前繁荣的阶段,为此一些人开始就近培养戏剧人才。

  由于当时归化城从来没有设立过戏曲科班,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艺人为了防老而“买娃娃”或“写娃娃”带徒。买下的娃就成了自己的螟蛉子,必须负责养老送终。京绥官道新道石匣沟勿拉厂比(北)村的“老狗头”,就利用这种模式打造出金锁子、根换子和三子三个高徒,这三位徒弟都红极一时,其中“金锁子”后来更是成为中路梆子净角立祖的“老狮子黑”。

  — 叁·凉城几条重要的万里茶道支线 —

  万里茶道向北一过雁门关,更多是以路网形式存在的,除了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几个主干道外,还有几条重要的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节点。清代绝大多数时间,晋蒙交界的长城口上,只有四个地方可以通关纳税,就是杀虎口、得胜口、宁鲁口及河保营。在边外的最主要的节点是河口镇、丰镇,其次还包括厂汉营、隆盛庄、张皋、天成、三济庙等地。

  倘若以长城之上的税局(卡)为准,支线有两条,即与丰镇厅比邻的得胜口,和与宁远厅挨着的宁鲁口。万里茶道的旅蒙商在宁鲁口完税之后,第一站便是鸿茅药酒诞生地厂汉营,然后经从厂汉营、四号村和大洼通往天成或者八苏木的古道,到达岱海南岸的天成(或者八苏木后)与另外的古道相接,可通往河口镇、丰镇、宁远厅、归化城,甚至可以走近道前往库伦(今乌兰巴托)和恰克图。

  旅蒙商如果在得胜口完税,也可以通过丰镇汇入塞外的路网体系,走近路通往归化城、河口镇,或者是走近道在四子王旗境内并入张库大道,然后通往二连、库伦以及恰克图。无论是出杀虎口、宁鲁口还是得胜口,前往库伦和恰克图的近道,都要先在天成会合,然后经三济庙(麦胡图)、索岱沟、卓资山、科布尔、二连等地进入外蒙古。

  托克托县的河口镇,历史上素有“水旱码头”之称,黄河水运自西而来,连接甘肃、宁夏以及内蒙古西部的乌拉特、鄂尔多斯和包头等地的商贸。由于其独特的地缘优势,清代民国时期,杀虎税关在此设有分局。这个地方好多朝代都是很重要的黄河码头,此外还有个非常响亮的名字——“湖滩河朔”,这里也是康熙西征时期驻跸过的地方以及重要军粮运输口岸。

  从河口镇到丰镇,经岱海南岸也有条古道,这条道路接近于直线,途径和林格尔县城、黑老窑、榆树林、马莲滩、八苏木、小双古城、天成、马王庙,全程约200公里。这条道路接驳着河口镇和丰镇两大商埠,在旅蒙商时代非常重要。光绪八年之后,这条路非常繁忙,有成干上万的“趟子车”(马车)来往于河口镇与丰镇两地。

  清朝前期的“西口”指的就是杀虎口,而清朝中后期指的已经是归化城,以至于留存至今的实邮封,只要写上“西口×××”,不用写“归绥道”“归化城”等字样,信件还是能准确无误送到归化城。而“东口”自始至终指的就是张家口,清代民国时期没有发生过变化。

  当时连接东口张家口、西口归化城,有一条重要的道路,即出归化城朝东南方向走,经大黑河、羊盖板申、黑炭板申、西沟门、石匣沟、宁远厅治(今凉城县永兴镇)、天成村、丰镇县治、集贤庄、大庄科、平顶山,至张家口。这条路从丰镇南行经得胜口可以到达山西大同,并可南抵太原。

  这条连接“东西两口”的大道,从天成到归化城段还有条北路的支线,当年丘处机从丰州城(今呼和浩特白塔机场一带)到下水镇(今凉城县淤泥滩古城)大致走的也是这条道。这条线路有上千的历史,其走向大致为“天成——三济庙——索岱沟——察罕布拉格(厂不浪)——大榆树——蓿麻湾(林胡古塞)——庙沟门——石人湾——美岱——白塔”。

  就途径凉城县境内的万里茶道支线而言,除了经宁远厅城以及天成连接“东西两口”的“张归线”外,另外一条极其重要的就是宁鲁口通往二连浩特汇入张库大道的前往库伦和恰克图的近道。尽管这条道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但还是有必要再强调一次,这条线路同样非常古老,大致为“宁鲁口——厂汉营——天成——三济庙——索岱沟——卓资山——科布尔——二连”。

  — 肆·这些古道过往的人与事之拾零 —

  这些清代和民国前期万里茶道之上的主干道以及重要支线,尽管相当多的我们今天已经不大使用,有的变成了乡村道路,但都是非常古老的道路,基本都有上千年的历史,甚至更为久远。不少道路发生过的历史故事和事件,都超乎我们平常的想象,我们先挑些较为典型的事例做个分享。

  所有这些线路中,名气最大的还是“参合古陉”,这里历来是游牧民族大举南下的重要通道,有的资料上说这里是唐代的“单于道”。这是呼市到杀虎口的一条近路,据《呼和浩特史料(第六集)》(1985年),解放战争时期,大青山根据地将士从大青山到晋西北,就从这条路走过两三回,1947年春大青山西路支队南撤,敌人还以为我军会走这条路,在此设下了重围,结果我军走的是经蛮汉山、岱海滩和厂汉营(鸿茅药酒酒源地)的线路,敌人扑了个空。

  从榆树林经岱海南岸再到天成,然后到今丰镇与凉城交界一带的“西十八台”这段古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第三次西征在返京途中就曾走过。这通过古道线路以及《康熙朝实录》中对皇帝驻跸地点的记录可以看出,康熙甚至在今天的凉城县的马莲滩一带驻跸过。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四月二十九日,驻跸席纳拜星地方(和林格尔新店);四月三十日,驻跸呼呼乌苏地方(今和林县浑河东湾和店湾一带);五月初一,驻跸诺木浑毕喇地方(大致在今天凉城县马莲滩一带);五月初二,驻跸阿禄十八里台地方(今丰镇西十八台)。

  从和林格尔县新店到丰镇西十八台,大致走向为,“新店子——店湾(或东湾)——贺州湾——榆树林——马莲滩——联合庄——八苏木——天成——马王庙——西十八台”,这条线路全程100多公里,新店子到店湾(或东湾)的距离,大约50里,店湾(或东湾)到马莲滩大约60里,马莲滩到西十八台约100里。

  在以上康熙驻跸的几个节点中,新店子和西十八台是确定无疑的,席纳拜星属于蒙古语,译成汉语就是新店子,阿禄十八里台延承关系也很明确,即今天丰镇境内的西十八台。呼呼乌苏,《清史稿》中写作“虎虎乌苏”,属于察哈尔镶蓝旗一条河的名称,在和林境内注入浑河,根据古道走向以及虎虎乌苏河、浑河的走向,三者的交汇点就在“店湾-东湾”一带。

  诺木浑毕喇即今天的马莲滩一带,虽然属于推测,但“毕喇”满语是河的意思,诺木浑蒙古语是安静之意。古道和河存在交汇点的地方,基本就是今天的马莲滩一带,那片有两条河,即今天的五号河和弓坝河,但与古道的交汇之处都比较近,基本可以视作马莲滩一带,综合考察当地地形以及附近镶红旗、镶蓝旗驻扎情况,马莲滩的可能性更大。

  据《呼市文物古迹分布概况》(见《呼和浩特史料(第六集)》,1985年6月版),呼市东郊的石人湾山沟,是辽金元三代丰州通往西京大同的一条车马大道,石人湾一带发现的相关遗址就有十多处。而这条路就是丘处机当年谒见成吉思汗之后返程中的一段,这条道路同样属于万里茶道中的支线部分,一直使用到1921年京绥铁路修到归绥之时。

  据《长春真人西游记》,1223年丘处机东返,七月初一,从丰州城出发,七月初三,到达下水镇,七月初七,下水放生,七月初八从下水城出发,七月初九,到达大同云中城。尽管其中有几天的行程没有记载,但我们可以根据古道线路进行还原。七月初一,走了90里,到达蓿麻湾(林胡古塞);七月初二,行程50里住大榆树;七月初三,走了56里,到达下水镇(今凉城县淤泥滩古城);七月初八,大约走了90里,到达常乐驿(今丰镇市马家圐圙三泉村),七月初九,走了100里,到达西京大同。

  — 伍·鸿茅药酒运销所依托的路网 —

  清代鸿茅药酒扬名漠南漠北、口里口外,同时在晋中、晋南有着良好的市场基础和消费口碑,与鸿茅药酒所依托的万里茶道路网体系有着很大关系。在我们目前能掌握的资料中,鸿茅药酒除了与库伦(今乌兰巴托)和恰克图贸易配套之外,还出现在“走西营”的货单中,同时在榆次、忻州、临汾和运城等地,市场基础很好,而这些正好跟当时万里茶道的主干线和重要支线高度相关。

  鸿茅药酒无论是通过杀虎口、还是宁鲁口,往南销售,都需要在山西代县黄花梁并线,在此处万里茶道的主干线和支线会合,然后入雁门关,经忻州、太原和榆次一路南下,到达平阳府(治所临汾,包括现在的临汾和运城两个地级市,曾经叫作晋南专区)、以及泽州(今晋城市)。

  根据1956年前后,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山西省公司的原始档案,我们可知,当时“山西专卖公司”市场调查情况显示,红毛酒在山西省特别是雁北、大同、忻县、榆次和晋南等地,拥很好的威望,而当时的销售数据显示,红毛酒在山西省卖的最好的地方,是晋南和榆次,这两个地方占到全省销量的82.2%。这种市场格局,是清代和民国前期万里茶道主干线给奠定的。

  鸿茅药酒销往库伦(今乌兰巴托)和恰克图的路线,有主干道和重要支线的差别,宁远厅站在1854年成为万里茶道的主干线之前,那些重要的支线,最晚从乾隆中期以来都一直存在着。整个清代和民国前期,鸿茅药酒销往库伦、恰克图,走主干线,都是先从厂汉营经四号村、大洼、八苏木、榆树林和宁远厅站运往归化城,然后通过驼队,运送到库伦和恰克图。

  如果走近道前往库伦和恰克图,鸿茅药酒则是先从厂汉营,沿着古道运往天成、然后经三济庙、索岱沟、卓资山、科布尔,在四子王境内汇入张库大道,再途径二连浩特到达库伦和恰克图。库伦和恰克图,清代及民国前期,一直是鸿茅药酒的重要市场,延续到1929年“外路不通”。

  2005年前后,乌兰巴托的宝格达庙修缮过程中,在地窖当中还发现了一批清末民初储存在那里的“红毛酒”,用柳编酒篓保存着。正好国内有朋友到蒙古国考察,他还花了1000多元(RMB)买了一篓品尝了一番。这个传奇般的经历,为《绥远通志稿》中的描述“(红毛酒)近而山西、内蒙,远而外蒙各地,皆有行销,蒙人对之尤视为珍品”,提供了新的印证。

  民国时期绥远省文化教育界名人、解放后长期担任内蒙古文史馆通讯员的阎继璈老先生,有篇扛鼎之作——《清末走西营经商情况述要》(原载于《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1987年1月版),在其收录的“走西营”货单“药品和药酒”类别中,明确记载着鸿茅酒的名字。

  “走西营”也叫“走西路”,是旅蒙商经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到新疆古城子(今奇台县)和红庙子(今乌鲁木齐)进行贸易的一条线路,在清代旅蒙商的商业版图中,居于异常重要的地位。走西营对应的是“绥新驼道”,其中又有“大西路”“小西路”和“新辟路”之别。

  鸿茅药酒“走西营”的线路,则是先运输到归化城,然后从归化城沿着“绥新驼道”,经可可以力更、召河、百灵庙,靠驼运一直抵达新疆奇台及乌鲁木齐。在走西营的药品清单中,除了鸿茅药酒之外,还有同仁堂的六神丸、乌鸡白凤丸、再造丸、种玉丸,以及有虎骨酒、冯了性药酒和龟龄集酒。

  — 小结 —

  在万里茶道联合申遗过程中,乌兰察布的丰镇、隆盛庄,都列入了“节点目录”,但在真实历史当中,丰镇、隆盛庄只是万里茶道重要支线的节点,与丰镇、隆盛庄类似的,目前凉城县境内,至少还有天成乡(这里是《绥远城驻防志》中提到的,官方确定的通京大路住宿点)。

  而宁远厅站(今凉城县永兴镇)则是1854-1921年之间,“万里茶道”主干线中的重要节点,根据《晋政辑要(光绪版)》《山西通志(光绪版)》和《绥远通志稿》,宁远厅站不但是“京绥官道”“万里茶道”主干线上的重要节点,驿站配置情况,都远高于丰镇厅及和林格尔厅。

  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万里茶道主干线和重要支线上,清代和民国前期鸿茅药酒的销售情况不错之外,依据《绥远通志稿》鸿茅药酒还要两大重要市场,即雁北(今大同和朔州地区)、绥东(今乌兰察布市大部),这两处正好是“万里茶道”干线及重要支线高密度交错的区域。

  任何事情的成就都离不开大事因缘,鸿茅药酒之所以在清代能够“近而山西、内蒙,远而外蒙各地,皆有行销,蒙人对之尤视为珍品”,固然因素很多,根本原因还是其卓越的品质,但与其产地厂汉营处于“万里茶道”主干线和重要支线的路网体系中,有着更为直接有力的支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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