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论安康的文化本原兼谈文化自信》(3)

楼主:汉上茶人 时间:2020-06-07 10:19:13 点击:187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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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论安康的文化本原兼谈文化自信》(3)



  内容提要:作者以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发掘、田野调查及名家论述作为坚强支撑,阐述了有关巴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理顺了巴文化的传播和传承顺序,作者认为陕南安康属中国古代巴地,巴人是安康的原住民,宗姬巴国建在安康,安康是巴文化的发祥地。质疑了巴文化“三峡中心说”,提出了巴文化“巴山中心说”;质疑了巴文化“清江源头说”、“四川源头说”,肯定了“陕南汉江源头说”。在剖析区域文化类型时提出,必须做本土文化的守望者,提升文化自信心。
  关键词:安康 巴人 巴国 巴文化 文化自信

  目录
  序
  一 安康有无古代文明
  二 古代安康属巴地
  三 安康先民是巴人
  四 巴子国在安康
  五 巫溪与巴人的盐文化
  六 秦楚争霸中的巴子国
  七 巴人亡国没亡种
  八 巴人经典的文化符号
  九 巴子国与“数巴并存”
  十 巴文化的源头与中心
  十一 巴文化的传播及路径
  十二 安康文化的梯级演进和文化守望

  七 巴人亡国没亡种

  笔者认为,“巴人一夜不见”只是个传说。事实上巴人是亡国没亡种。秦是北方的狼,志向远大,以统一中国为己任,不会以杀戮制造无人区为目标。《史记•苏秦列传》载楚威王之言:“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对于七国之外的巴国,从来不是秦的对手,也不曾妨碍秦争霸中原,所以对巴国只夺其地而不灭其种。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并置巴郡,但仍以巴氏为蛮夷君长。西汉建国,因袭秦制,也仍有“夷王”“邑侯”“邑君”之类的酋长或部族首领。巴人本有自己的语言,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巴虽奉职却君长莫同书轨”。《隋书地理》说僻处山谷蛮古“则语言不通”,但汉定天下,文翁设学蜀郡,汉武帝诏令广为推行以后,巴人地区文教大兴。《华阳国志•巴志》描述说:“自时厥后,王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谤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匠,分党有主义歌咏之首。其巴人历史渊源,巴郡设置和地理变迁,巴地有珍异出产后,特意指出:‘其民质量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故其诗曰: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其作品是叙述巴人地处平坝,物产丰富。这可能就最早流传的巴人之歌。
  史料表明,秦惠王对巴人区域采取的是优容安抚政策。史载,秦惠文王12年(前312)首次在今安康城北设汉中郡西城县,后几经变更,建郡改县,从此,安康市成为陕西省国土的组成部分。汉承秦制,在安康县设汉中郡治,下设五县。东汉建武六年(30)郡治迁移至汉中南郑县。东汉建安二十一年(215)曹操攻占汉中,分汉中郡东部即安康市为西城郡,隶属汉中郡,直到西汉时期,西城县一直是汉中郡治所。从此,安康始称西城县。自此,标志着安康建城之始。西晋太康元年(280)为安置巴山一带流民,取“万年丰乐,安宁康泰”之意,改安阳县为安康县,“安康”之称始于此。
  秦惠王对巴人优容安抚之法甚多,《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合亲必然导致文化融合),其民爵比不更(颜师古注:“言不豫蛮更卒之事也。)”也就是说尽管秦需要兵役,而巴人可以不服兵役,有罪得以复除。公元前303年,秦昭王开始按秦律大规模变革巴蜀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史记•秦始皇本纪》:“昭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汉书•地理志》:“秦昭王开巴蜀。”从促进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说是件好事,但却要打破巴人血缘族系公社制,更何况实行“郡县制”在巴邑中都台设汉中郡治(东管丹阳和房陵、西辖南郑)。巴人初有反抗,以安康虎巴为首举起义旗,展开了力图恢复失地的波澜壮阔的圣战。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金、商、均、房四郡之间”,“猛虎不可胜数”,“虎之首帅在西城郡”,首先控制了汉水巴国全境,并且纵横驰骋把战场扩大到整个巴人居住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北起秦岭,南达长江,东自襄房,西到陇东,足见这场起义规模之宏大。《秦本纪》和《六国年表》(63)均载:“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任鄙(64)为汉中守。”任鄙治巴有方,到任低调介入,草立行府于秦郊镇(今汉滨区五里铺),自秦川调运粮食救济抚恤巴人起义阵亡者的家属,《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十二年(任鄙到任前一年),予楚粟五万石。”封虎巴起义阵亡首领为“白虎神”,鼓励巴人建庙祠祀,《录异记》:“居人怀恩”立“白虎神”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凡三十余处,”“岁祀绵远”。任鄙执掌汉中郡“安定巴人,防御楚人”,他深知楚国与巴人积怨甚深,训练装备巴人军队,东线防楚。后来秦伐楚时,英勇善战的巴人军队自西部冲出,助秦军夹攻楚军,向汉水东北部和汉南东部两路齐头并进击败楚军,将汉水巴国失地夺归于秦。《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司马)错攻楚。”此战即《楚世家》:“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与秦。”任鄙鼓励习惯群体劳作的巴人发展农桑渔猎,沙里淘金,开采牛山铜、公馆水银、青碌山玉等矿,使汉水巴人百业俱兴。任鄙自报家门为伏羲女娲后代,与巴人套近乎,《太平寰宇记》:“古之任国,太皞之后,云女娲生处。”任鄙领头参加巴人祭祖活动,并担任主祭。依照巴人古风行事,更加增强了巴人凝聚力和向善性。《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十九年,任鄙卒。二十年,王之汉中。”《隋书•音乐志》:“秦代昭王时,(巴人)曾与秦王结盟。结盟后,夷人安居。”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秦昭襄王还给太子娶巴人淑女为“华阳夫人”。自任鄙始,汉水巴人安居乐业,富甲天下,为秦汉两朝统一全国保障了人力物力的后援供给。
  《汉书•高帝纪上》汉高祖二年下诏:“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勿租税二岁。”《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汉高祖:“复其渠帅罗(夏巴卢)、朴(蛇巴濮)、督(凤巴蜀咎)、鄂(虞巴微)、度(唐巴羌)、夕(虎巴彭锡)、龚(茅巴龚)七姓,不输租赋,余口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优待有加,“遂世世服从”。《随书•地理志》:“汉高祖发巴蜀之人定三秦,迁巴之渠帅七姓居商洛之地,其人自巴来者,风俗尤同巴郡。”汉高祖刘邦将其起家的巴蜀作为“天子自有之地”而“不封藩王”,把巴人七姓渠帅调至佐近以作保卫长安的后盾,如此信赖勇武忠厚的巴人,真不愧为一世圣帝明君,所以继后出现“文景之治。”
  安康汉水巴人从后照兴国到公元前316年被秦统一,绵延历史长达2300年之久,人类历史上任何王朝都没有汉水巴人的部落或方国历史悠久。汉水巴人,作为王国被秦统一后正史已结束,其遗民及后裔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892年间,仍表现得十分活跃,甚至几度建立了方国。例如,南北朝时代的大将军扶猛,字宗略,上甲黄土(今旬阳蜀河)人,史称他“世为巴人酋帅”。(《周书本传》(65)、《旬阳县志·仕绩》(66)南北朝人杜青和,旬阳人,为旬州蛮帅,改旬州为巴州,自号巴州刺史,朝廷认可正式授予巴州刺史。陕西省收藏协会安康分会会长赵天平从旬阳县一农民手中购买一枚南北朝时期的蛇巴濮人首领青铜官印,经安康巴史专家辨识,证实为南北朝巴洲疆印。青铜印为正方形,印文系巴蜀符号。因此推测:此青铜印极可能是南北朝“巴洲刺史”伏羲女娲苗裔、巴河土著居民、蛇巴濮人首领杜青和的遗物。
  再从人口上考量,巴人的族群生生不息在延续。据1983年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统计,自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起至太平天国结束,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的战争达3000余个。早期仅商朝《卜辞》中就记载61次,春秋时期的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战国时期,仅大规模战争就有222次。因此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自秦以来的2000多年间的20多个朝代的变化,每次变化都是以人口死亡过半数以上作为代价的。安康由于秦岭、巴山的阻挡,在历史上人口虽然有波动,但其损失程度和关中、蜀地相比要小得多。汉平帝元始二年(2),仅西城郡所统之汉中郡9县就有人口22.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东汉及三国混战完,虽经历“家家有僵死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但西城县有人口5万之众。唐天宝元年,金州6县有人口57929人。 
  虽然安康经历了唐末、元末明初、明末清初的三次大移民,但每次移民之时,安康的土著人皆有生存,即使是大移民的清代也是 “今日入秦仍入楚,秦山大半楚人耕”( 安康诗人叶世倬的诗句),说明巴人并没有灭绝,文化的火种还在燃烧。也就是说,巴人巴族巴文化一直在安康和汉滨繁衍生息,创造着与其它地域不同的文化特质。

  八 巴人经典的文化符号

  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在地域的自然经济条件、人文背景以及人的特点有莫大关系,所以陕西关中八百里秦川形成了秦文化,山西黄土高坡形成了晋文化,黄河流域中州大地形成了中原文化,湘鄂长江中游水乡地带形成了荆楚文化,四川盆地形成了蜀文化……。巴文化是巴人的文化,发育于巴山地区,是巴山的文化,是深山老朳的文化,骨子里具有山的特点,这些经典文化符号的形成与巴山的自然条件有莫大关系,山民质朴、保守、强悍的个性特点也与巴山的自然条件有莫大关系。当然,巴文化并非一成不变,原生态的巴文化走出汉南谷地,入鄂湘,进峡川,到滇黔,一路吸纳多样的文化元素丰富自己;也曾以别一样的面目回输汉南双向交流,从而模糊了巴与楚、渝、蜀诸种文化之间的界限。例如大移民时的“湖广填四川,四川填陕西”,带来的不仅仅是荆楚文化,其中也包括着巴文化的回输,准确地说湖北的移民群体给安康带来的是“巴楚文化”,土著安康人在移民群体身上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东西,移民群体也在土著安康人身上看到了似曾相识的东西,从而产生了亲和力,从而加快了移民群体土著化的历史进程。例如湖北人,不要几代的传递他们就不再认为自己是湖北人了。这和美国的情形大不相同,他们是以枪炮为后盾进行文化的征服,而不是奉行“仁者爱人”的理念实现文化的融合。两三百年过去了,美国成了白人的天地白人的文化,真正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文化濒于灭绝。华夏文明与欧美文明的不同之处也就在这里。
  虽有融合,但总体而言,巴文化仍然保持了自身的特点,呈现了巴人经典的文化符号。列举如次:
  1、居住:吊脚楼(67)和石板房(68)
  川北和陕南古代巴人居住地的遗址和墓葬多处考古发掘表明,这些遗址和墓葬多选择在临江或江边台地,这一特点反映了巴人喜欢临水而居,住地大都是在背山面水的地方,房屋依山而建,在临江或江边台地上以打柱洞、建吊脚楼等方式建起干栏式,亦即吊脚楼式的房屋,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建房要求背有靠山,面有向山。较为殷实的大家族一般是院落式,有堂屋有厢房,居住人的安排体现尊卑有序。居中的一间要设祖先神位,侧间设火铺,火铺中间置火炕,火炕又叫火塘,用于取暖和煮饭。火塘颇有特点,燃料就地取材,往往是“旋砍生柴带叶烧” (69)。火塘的配置还有铁制三角架、吊罐、炒锅以及可升降的挂钩,火炕上空吊有炕架(竹笆子),借燃烧的柴烟熏炕腊肉、豆腐、血干之类的食品。在安康的南北山区,至今仍可见到上住人、下养畜的改进式土木结构干栏房,沿汉江各个集镇20世纪末还有大量吊脚楼,这不是历史的巧合,真可谓巴人居俗的遗存。
  陕南山民流行石板房,房顶用石板覆盖成鱼鳞甲片,牢固美观,不怕雹雨,不藏鸟虫,冬暖夏凉。墙壁也用薄石板拼装。石块砌墙可垒至4米左右,从层基到屋顶,从地面到四壁,除了石板就是石块,家庭用具有石桌、石凳、石灶、石碾、石槽、石磨等多是石料制成,完全保持着一种原生态。石板房的建造用的是最自然的材料,建造出来的当然是最自然的房屋,加之建造石板房的黄土有着良好的保暖隔热功效,住在石板房里,冬暖夏凉,防潮防火。这是先民们独创的一种民居建筑艺术,是弥足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既然其他建材不易获得,石板房自然成为了这些地区人们的首选,当然也是最佳选择。石板房主要分布地之一的紫阳县是古代巴人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在数千年前紫阳的原住民是巴人,他们创造了石板房这种建筑形式,并代代传承至今。(70)
  2、饮食:酸菜好酒老腊肉
  安康人喜食酸辣,与大多数湘鄂人钟情辣味、川渝人嗜好麻辣有所不同,却与巴人典型后裔土家族人喜酸辣完全相同,说明巴人长期形成的饮食习俗在安康积淀下来,传承到了现在。安康流传久远的民谚说安康人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食用方法多达 30余种,当家主食是酸菜浆水面。古代巴人的酒,以“巴乡清”著称于世。《水经·江水注》记载:“江水又迳鱼腹县(今奉节)之故陵……江之左岸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此酒名贵,饮誉遐迩,以致秦昭王与板楯蛮订立盟约时,以此为质。巴人善酿清酒,表明其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安康巴人亦不例外,安康山里人喜欢喝一种自家烧的粮食酒,如大米酒、小麦酒、苞谷酒(玉米酒)、红薯酒、高粱酒等,自制的果酒有柿子酒、拐枣酒、甜杆酒、木瓜酒、马桑拐酒、洋桃酒等,以粮食为原材料酿造的米酒有麦仁醪糟、大米醪糟、苞谷米醪糟等。安康人善于造酒体现的是巴民遗风。唐人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全唐诗》407卷)载: “酢醅荷里卖,醨酒水淋沽。” 酢醅是未滤的酒,指醪糟。元稹在此句后还有注,“巴民造酒如淋醋法”。因为山里人用火塘烧生柴,有了烟熏食品的便利条件,安康山民养成了喜吃老腊肉的饮食习惯。
  3、婚姻:哭嫁习俗
  安康姑娘出嫁盛行唱哭嫁歌,将古代巴人哭嫁的习俗延续了下来。安康《哭嫁歌》是哭里带喜的“唱嫁”,只是用特别凄凉的韵调来进行表达和抒发出嫁者的感情。“哭”的内容包括哭胞亲、哭百客、哭迎亲(又叫哭冤家,即哭丈夫)等。
  4、丧葬:悬棺葬、岩墓葬
  古代巴人有船棺葬、悬棺葬、崖穴葬习俗,而安康多存留有崖穴葬遗迹,汉阴双河口、酒店、平梁、观音河,白河清风沟、冷水,紫阳县石坝、焕古,汉滨区老岚河口、茨沟、坝河等处,都发现有巴人崖墓。特别是安康白河县发现了古代的悬棺葬群,崖墓由县城清风沟口、小河口南、大坪街、石梯子、药树乡金鱼、茅坪乡朝阳寺等十多处的悬崖绝壁上,组成崖墓群。汉江边的崖墓,高出水位都在l 5.3米左右。白河县属古庸国的辖区,庸人是巴人的一支,白河悬棺葬群的发现是安康巴文化存在的坚强证据。
  5、祭祀:唱孝歌和跳傩舞
  古代巴人崇拜巫神,人死了要跳丧舞(傩舞)、打丧鼓。安康各地至今仍保留着丧事坐在亡灵前唱孝歌、跳傩舞的习俗。 “唱孝歌”也被称作“打丧鼓”、“打太司”。演唱孝歌形式简单,一般由两人上场,一个打鼓,一个击锣,边唱边打边围着灵柩转。有的地方是座唱,有的地方是亡者的后人披麻戴孝跟在打丧鼓的后边转,边转边向灵柩叩头上香。 孝歌演唱有固定程序:天黑时起唱“开路歌”,中间主体为“孝歌”,天亮结束时唱“还阳歌”。“孝歌”如《山伯访友》、《朱伯温定计》、《三顾茅店》、《二十四孝》、《朱氏割肝》等,虽严肃正版,也不乏幽默,打趣、戏谑、奚落、讽刺、挖苦、揭短、戏骂之词随口就来,显示歌者的知识水平和随机应变能力。例如:“昨夜子时我睡觉,耳听孝家丧鼓来闹,把我急得蹦蹦跳,急得反穿衣服倒穿鞋,爹妈骂我不成才,我不掷骰子不抹牌,一家有事百家来,谁家挂的无事牌,我唱个歌儿就回来。” 
  7、音乐:巴人歌舞 
  安康人继承了古代巴人能歌善舞的特点,民歌藏量丰富、形式多样,故素有“民歌之乡”的美称。民间音乐品类繁多,藏量丰富,包括民歌小调、山歌调子、花鼓词调、江江号子、婚丧俗歌、曲子清唱、锣鼓吹打等。安康山歌多属高腔民歌,按类型分主要有山歌号子、山歌调子、通山歌、锣鼓草等,它是人们在山间耕作、放牧、砍樵时即兴演唱的歌曲。花鼓调子是安康民歌中最常见、流传面最广、普及面最高的一种口头歌。薅草锣鼓又叫锣鼓草,是一种将劳作和唱打融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因多在播种薅草时演唱,故而得名。 锣鼓草的流行,是陕南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独创出来的一种将劳作和唱打融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因多在播种薅草时演唱,故而得名。例如流行于岚皋县山区的锣鼓草就很有特色,打锣鼓草先要请端公安神,第一支歌叫《立五门》,即:“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壬癸水,北方庚辛金,中央戊己土。”唱罢才入正题。锣鼓草的唱词幽默风趣,唱词有正本,有即兴创作,正本曲调则有《麻雀闹林》、《野鸡扑》和《牛搔痒》等。根据当时情景现编的也颇风趣,例如:“哎!薅草莫薅吊颈草,一颗露水扯活了。薅草要薅米筛花,十人见了九人夸。哎!说要来就赶快来,莫在后头紧到捱。老的捱起黄肿病,少的捱起‘摆子’来。”打锣鼓草 “文革”期间一度绝迹,近年来随着责任制的落实,山区又兴起“帮工”之风,锣鼓草自然要重振“雄风”。再说歌舞,西汉至唐代宫廷乐舞,便源于商末汉水巴师伐纣时的“前歌后舞”。三国时巴人乐舞更名为“昭武舞”、“巴人乐舞”。西晋为歌颂曹操的文功武德易名为“宣武舞歌”。隋文帝时曾一度视“巴人舞”“既非正典”而罢之,然不久又复用,将其归入清商乐。汉朝建立,巴人乐舞被刘邦移入宫中成为宫廷乐舞,成为接待各国使节的乐舞和王朝祭祀乐舞、天子丧礼乐舞,可称之为国家乐舞。宋时“巴人乐舞”被认为是四夷之乐,独立的《巴人乐舞》在宫廷消失。然而,“巴人舞”并未由此而不见,继而扩展到民间,安康民间流传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近代的山歌、花鼓子、八岔、小场子、薅草锣鼓、背二哥、朝山歌、报路歌、船工号子、劳动号子、跑旱船、龙舞、狮舞、社火等等,就是古代巴人歌舞的流变。
  8、经典形象:服饰和外观
  安康巴山北麓的镇坪、紫阳、岚皋几县山民的典型着装是宽大的衣裤,下身是裹腿套鞭耳草鞋,爱用麻制品(当地出产苎麻,一般不种棉花),头包白布帕子是普遍的习惯。由于长年在火塘边经受着湿柴的烟熏火燎,烂眼边的特多,眼睛羞明时常眨巴。旧时代安康巴山地区的山民留给我们怎样的外部形象呢?白布帕、大襟衣、白坎肩、绣花鞋、竹背篓、打杵、棕衣、旱烟锅......,还有眨巴眼、走路前筒手、后背手,是最直观的表面印象和外部符号。
  9、经济生活:渔猎和盐业
  安康山民在旧时代都喜渔猎,至当代往日风景不再,这是共同的。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巴地产盐,盐业在巴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一度使巴国发展繁荣。安康有一条秦巴古盐道。川、陕、鄂三省交界处是安康镇坪县鸡心岭,鸡心岭两边的村民,无论陕西、湖北、重庆的,大多数男性老人都曾经当过盐夫,而多数住户的生活都与盐业经营有关。盐道线上的盐民们有自己独特的制盐、用盐、吃盐、运盐习俗。明清时期的盐场位于重庆市巫溪县宁厂古镇街口,这里曾属镇坪县管辖。流传至今的各类山歌、民谣、盐背子饭,以及五方杂揉的盐俗,形成了秦巴古盐道浓厚的巴文化底蕴,并成为最典型的巴人文化符号。
  10、信仰:以白虎为图腾
  巴人生活过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虎的环境,这在古籍《山海经》、《汉书》、《华阳国志》、《南齐书》、《蛮书》、《谈苑》、《虎荟》等古籍中都有记载。直至清初,这里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虎食人的事经常发生。甚至有些市镇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西乡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安康清代著名诗人刘应秋作有组诗《猛虎行》。清康熙中叶兴安(今安康)知州王希舜鉴于安康城东北琉璃沟“有虎矫矫,白昼噬人,阻绝行旅”委郡幕鲁仁采写《祛虎文》四处张贴,虎果然“负子渡河远遁”。(清·康熙《兴安州志》)直到21世纪还有镇坪县农民周正龙者拍华南虎的荒诞故事发生,也算是历史的虚幻余波。虎与巴人关联度一直很高,这就难怪古代巴人以白虎为图腾,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人”。 虎巴遗物有殷商时期的虎纹空首青铜钺,西周时期的《史密簋》铭文“卢、虎会”,战国时期的虎钮錞于、虎纹戈、虎形提梁等,确证了文献记载的“虎之首帅在西城”。安康自古以来就有与”虎“有关的文化习俗,多处发现过画像砖“人射虎”,民间生活中流行的幼儿“虎头帽”、“虎头鞋”,建筑用的“虎头瓦当”,自是巴文化的遗存。
  11、器物:虎钮錞于和巴式剑
  考古发掘的古代巴人器物最具标志性的的是虎钮錞于和巴式剑。虎钮錞于为古代巴人使用的军乐器,其形状象一个倒置的桶,从上往下分为虎钮、圆盘和器身三个部分,整个器物的横截面为椭圆形。虎钮錞于在安康汉滨区五里铺有发现。巴人的典型武器是“巴式短剑”,长约五六十厘米。虽然川渝湘鄂出土有巴式剑,但与安康出土的巴式剑比起来相对档次较低,说明安康的巴文化更为原始。巴人器物出土地点有:白河县清风沟、冷水街,紫阳县石坝乡何家梁、白马石、宦姑滩,汉滨区的老岚河口、茨沟、灞河的崖墓等。

  九 巴子国与“数巴并存”

  西周建立巴子国,直到公元316年秦灭巴蜀,这数百年间巴子国重心南移,几次迁都,但始终只有一个巴子国。但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构成的,是来源多元化的亚民族集团,属于巴人的方国那就多了,属于巴人的族群那就更多了,故曰“数巴并存”。以族群论,参与武王伐纣的“牧誓八国”的“濮、賨、苴、共、奴、獽、夷、诞之蛮”皆为巴人,还有什么“江夏蛮(五水蛮)”、“武陵蛮”、“板楯蛮(賨人)等等;若以区域划分论,稍加梳理,有下列几路“诸侯”留下了很深的历史印记——
  1、汉水之巴
  汉水之巴即姬姓之巴、宗姬之巴。《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这里,两度指明巴国为姬姓。系黄、炎之支,宗姬之戚亲。宗姬之巴最初的分封地在陕南汉阴地区,即今安康一带。宗姬应是周王宗姬与周同宗,在班辈上低于武王,在同宗关系的庞大血缘纽带中居于子辈,由于早已别为氏族,故对武王来说,属于子族之列,因其分封于巴,故称巴子。巴谓国名,子谓子族,此即宗姬称为巴子的由来。宗姬之巴”从公元前1047年受封汉南到公元前477年南迁重庆,在汉水流域活动历史长达500多年,而到重庆立国至公元前316年被秦统一期间活动历史仅161年。汉水巴人,作为王国的正史被秦统一后结束,其遗民及后裔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892年间,仍表现得十分活跃,甚至几度建立了方国。
  2、庸国之巴
  庸国是当时与楚、巴、秦并驾齐驱的大国,附于汉水之巴不太恰当,故单独列出,称之为“庸国之巴”。
  《姓氏词典》引《新纂氏族笺释》(71)注:“容姓出自大容氏。”《庄子(72)·胠箧》篇云:“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说明容成氏约处在伏羲氏前后。容、庸古音近通用,而庸是出自容,比容成氏要晚(商代甲骨文已有庸字),系商灭容氏国后,容成氏的后裔为商王作修城的奴隶,始称“庸”,后以参与修筑殷都(在今河南安阳)有功,复被商王封为庸国(又写作鄘)。庸国被商迁到西南汉水流域(今安康)后,怨恨商王而依附于西伯昌国。周武王伐纣,庸国积极参加。西周中期时,庸国逐渐强盛,向南发展,将国都迁于上庸城(今湖北竹山县)。《路史·国名纪己》引《太平寰宇纪》云:“金州,周,庸国地。”《路史·国名纪己》云:“裨、儵、鱼,庸之三邑。”《读史方舆纪要》卷51(73)云:兴安州(74),“春秋时庸国也。”《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鱼脯谷口,旧西城、广城二县地,指此谷而分界也。”《路史·国名纪己》引《通典》(75)云:“夔州,奉节鱼国也,然鱼复之名始于汉世,即魏之人复,故城在(金)州西十五(里),沔河(汉水)东十五里。”何光岳释:“已明确指明庸国的鱼邑就在汉水之滨的今陕西安康县西十五里外,正是庸国疆域的中心地”。“裨、儵、鱼三邑当亦在安康的鱼邑附近。”春秋时庸国的北面是秦国,东南是楚国,西南为巴国,处在大国的交汇之区。楚庄王(前613-前591)与秦、巴会盟,商定秦国南攻山阳,巴国北攻鱼邑,楚国正面进攻,在楚、秦、巴三面围攻下,庸、麋二国被灭《通志·氏族略》(76)云:庸国亡后,“子孙以国为氏。”
  由以上史料可以推知,庸国迁来巴地数百年,经历数代巴文化的熏陶,庸人已融入巴人族群,成为巴人,当无疑义。
  3、清江之巴
  邓少琴提出,古代数巴并存,有清江廪君白虎之巴,而巴诞是廪君族系并兼有獽人的名称。所谓太皞之巴,应源出氐羌。
  关于廪君族的形成,《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77)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shěn)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78)。巴氏子奉以为君,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夷水就是今清江,又称盐水。盐水,是因为沿岸产盐的缘故,盐水就应当是清江最早的称谓。 “廪君浮夷”入主其地显为晚出之说。《左传》记载,夷水本在汉水中游之西,为汉水支流,即今蛮河。武落钟离山,《水经·夷水注》谓即佷(hěn)山,在今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境内。这一带在商周时代本为濮人群落的分布之地。《左传》昭公九年所记载的周初南土四国巴、濮、楚、邓中的濮,正是在这里活动生息。廪君先世本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区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动。廪君实出濮系。廪君从古夷水南下,而古夷水(今蛮河)北至襄阳一带,正是殷周至春秋时代百濮的活动区域。《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既称廪君先世源于巫诞,又称廪君为“巴氏子”,这显然意味着廪君的先世称为巴氏。
  安康有关于廪君的民间饮食传说《廪君巴山豆》(79),故事说:“炎黄战争时期,廪君巴氏钻空隙迁到大巴山北坡的小巴山(海拔1549米,在今平利县境),山上有种野生豆结角很繁,廪君叫巴氏族人烧荒山撒豆子,从山顶滚石头将山坡土打破皮,秋后豆子大丰收,补充了巴氏的食物,廪君给起名为‘巴山豆’。后人一直刀耕火种高产巴山豆为美食延续至如今。”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安康平利女娲山东部有白虎山(海拔950米)、白虎岩。直到战国中期,仍有一支廪君部族控制着上庸西部(今平利县境)。《世本》云:“廪君据捍关而王巴。”《华阳国志•巴志》云:“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有学者研究指出:阳关及沔关在汉水中下游的襄阳和沔阳,捍关在大巴山北坡陕南平利县与鄂西竹溪县临界的关垭子(巴楚长城遗址尚存)。——“三关”的解释是否准确,容后考证。
  3、三峡之巴
  战国初,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驻足,后又再度西迁至重庆地区立国。重庆三峡地区不仅是文献传说巴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而且更是考古发掘发现巴人遗迹最丰富的地区。1958年三峡库区的考古调查,几个重要的大遗址如巫山大溪遗址、忠县渰井沟遗址群、巫溪双堰塘遗址等,为探索“巴文化”提供了重要信息。不过学者们认为:三峡西部考古至今没有发现大家期望的夏商西周时期的“巴文化”,或者“巴墟”。并确信按历史文献记载,探索东周以前的“巴文化”、“早期巴文化”的最佳位置不在四川盆地,而在其邻近地区,如汉水流域和江汉平原。三峡地区巴文化的遗存他们称之为“从东周起由楚地西进的‘巴文化’”,这种说法颇为有趣。其实,巴文化的西进是楚巴战争的结果,巴子国的首都迁往鄂西及三峡地区并几次变化首都位置,正是巴国战争失利后的无奈选择。巴文化“三峡中心说”实在缺乏历史依据。
  4、川东之巴
  四川东部属大巴山南麓,巴文化的重要发育地。前面已经论及川北巫溪的盐文化,不仅丰富了巴文化的内涵,还极大地支撑了巴族的经济,并因此开凿了具有巴人风情的盐马古道,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活剧。更值得一提的是达州市宣汉罗家坝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云山雾罩的巴人文化神秘的一角。
  宣汉罗家坝遗址位于川东北地区,地处秦、楚、巴、蜀文化交界处,面积达50万平方米,是20世纪末新发现的一处大型古代巴人文化遗址。考古人员1999年6月在罗家坝遗址发现了一座被疑为巴国王陵的豪华墓葬,这一重大发现引起了考古界和历史界的震动。专家鉴定,这些文物涵盖新石器至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时期,历史年代久远,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疑为巴国王侯墓的33号大墓,出土的大型青铜礼器、巴式青铜兵器、彩色陶器和巴人印章等,具有显著的巴人文化和土著文化特征,填补了巴文化研究空白。
  罗家坝遗址地处秦、楚、巴、蜀交界地,据初步推断,距今约3000——4700年,是20世纪末四川省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巴文化遗址。值得一提的是宣汉大山深处至今生活着不少土家族人,龙泉、渡口、三墩、漆树四乡已被四川省政府命名为土家族自治乡。他们头包白帕、穿花边衣服、大块吃肉、住吊脚楼的生活习俗,以及跳摆手舞、唱薅草秧歌的娱乐形式,推测此系古代巴人的遗风。
  据《尚书·牧誓》,在周武王伐纣队伍的“巴师”中,有一个叫“彭”的民族。“彭”,即“彭排”,一种特殊的楯,也叫板楯。“彭”是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一个少数民族,强悍尚武,作战时常持这种木制盾牌,故称“板楯蛮”。 板楯蛮是古代分布于川东 阆中一带。主要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善弩射,长于狩猎。沿今嘉陵江居住。楯蛮以虎为氏族图腾,是古巴人的一支,称“蛇巴”。后在汉初,始称他们为“賨人”。 《说文解字》(80)云:“賨,南蛮赋也。”“夷人岁出賨钱四十,谓之賨民” (81)。古代賨人居住在川东地区嘉陵江、渠县流域和长江北岸而以渠江流域为主要聚居地,常在西至阆中,东至云阳,南至垫江(合川)一带广阔地区活动,而政治与军事中心在宕渠,即今天的土溪。《华阳国志·巴志》有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诚。”此城即土溪城坝村古城遗址,就是“古之賨国都”所在地。这里出土有战国时的铜鍪、铜钺及戈、矛、剑等兵器。潘光旦先生在《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长文中,多次说到“板楯蛮”与“土家”的关系,断言“板楯蛮是巴人的后裔的一派”,“板楯蛮是巴人,巴人也一般地可以称为板楯蛮”。
  传统上认为,巴国的文化中心在三峡一带,其实巴人核心的一枝是安康的宗姬之巴,即巴国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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