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诸葛亮(一)(转载)

楼主:故纸堆里的侠客 时间:2007-01-28 18:38:00 点击:1100 回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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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诸葛亮忠于汉室的高风亮节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曾经被历朝历代人士称颂不已。其人格魅力、道德风范更是被抬到昆仑山般的高度。若是谁在诸葛亮一心事主,忠君报国,匡复汉室等问题上提出相左之见,虽不至于为千夫所指,大概也很难为世人所认同。尽管如此,本人仍将缀合较多史实,并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对诸葛亮择主的标准,剪除、打击异己,北伐之目的,与刘禅的关系,以及欲受九锡,禅代称帝等问题作大胆探索。好在近年来对诸葛亮研究已有相当大的突破,诸葛亮已从圣坛上走了下来,故笔者的“不恭”之辞不妨畅所而言之。
  
  1、诸葛亮择主与拜相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实则“藏器在身”, 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 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然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手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比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 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 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了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登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二条。其一,人主必须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是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的人才济济, 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霸府中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谨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道:“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思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 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 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柄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已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 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二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非是孙权姓“孙”,不姓“刘”。
  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的刘备? 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的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结合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文章,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 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看成是“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 ,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二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 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 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二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 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以身相许于刘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 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 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 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 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关系比之于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 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死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 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谁可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 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 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变成了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顾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当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面临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起了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
  
  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壹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假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抑或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 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然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翦除关羽。 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 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 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了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关羽死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对刘备发动的彝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 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
  
   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 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 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使刘备能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 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淡”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 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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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故纸堆里的侠客 时间:2007-01-28 18:40:34
  2、“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 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二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了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是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作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 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
  
   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所谓“狼顾”,《晋书•宣帝纪》云:“魏武察帝(司马懿)有雄豪志,闻有狼顾相,欲验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顾,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因谓太子(曹)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可见,所谓“狼顾”相,即是具有“非人臣”之相,李邈直指诸葛亮同司马懿一样亦具“狼顾”相,意谓其久后必篡夺刘氏天下,自己当皇帝。至于“虎视”,《后汉书•班固传》所收《西都赋》内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句,李贤注曰:“龙兴虎视,喻强盛也”。班固的实际意思是,尽管周、秦都很“强盛”,但是,周以“龙兴”,取天下以“德”;秦却是“虎视”,取天下以“武”,李邈用此典故,即暗示诸葛亮“身杖强兵”,与秦的“虎视”相同。《左传•昭公十一年》曰:“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孔颖达《疏》引贾逵说:“五大,谓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五种人有权有势,居边则易反叛,故云:“五大不在边”。李邈认为诸葛亮属于五种人之一,让其率兵居边,必危及蜀汉朝廷。不仅如此,李邈还直接将诸葛亮比作欲危汉室的吕禄、霍禹。
  对李邈的上疏如何看?如果要维护诸葛亮的崇高形象,尽可以把李邈的上疏看成是污蔑,攻讦诸葛亮的诽谤之辞;但若冷静客观地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李邈之言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我以为真正具有“狼顾”相的人是不存在的,司马懿、诸葛亮之所以被时人看成有“狼顾”相,无非是怀疑他们有篡位的野心。蜀汉政权中不仅李邈有此看法,甚至连尚书令李严亦猜忌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三国志•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云:“(李)严与(诸葛)亮书,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
  九锡为何物?“据《后汉书》章怀注,谓九锡本出于纬书礼含文嘉: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每朝禅代之前,必先有九锡文,总叙其人之功绩,进爵封国,赐以殊礼。” 稽考于史,九锡之礼规格极高,非一般人臣所能享受。如九锡中的“虎贲,天子卫卒也”。 斧钺金戚皆属天子之卤薄。秬鬯为天子祭祀上帝、神灵时所用之酒,《礼记•表记》云:“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九锡中又有“纳陛”。“纳,内也,谓凿殿基际为陛,不使露也。师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 蔡邕所撰《独断》卷上载:“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后引申其意,称天子为陛下。所以权臣即可由受“纳陛”而后晋升陛下。由此可见,谁受了九锡,谁就具备了“假皇帝”的资格,为将来当“真皇帝”铺平道路。
  自王莽始,权臣易代,夺取帝位,必先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龙袍加身,登上九五。汉末,曹操欲加九锡,受汉禅,遭到心腹荀彧的坚决反对,“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 王夫之对荀彧之死发表看法:
  
  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
  
  李严亦是刘备临终时的托孤重臣,难道他的天良“牿亡已尽”,会容忍异姓篡夺刘氏江山,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劝诸葛亮受九锡,只有一种解释合乎常理,即表面上尊崇诸葛亮功高盖世,当赐以殊礼。而实际上是在试探诸葛亮是否将走王莽、曹操的道路,加九锡,建国封王,进而代蜀汉称帝。
  按理来说,作为托孤重臣的诸葛亮对此应表示极大的愤慨,除严厉斥责李严外,也应郑重表明自己一心事主,效忠汉室的心迹。但诸葛亮的答书却并非如此,他回书曰: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及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
  
  《汉书•王莽传》云:“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则有九锡登等之宠”,张晏注曰:“《周礼》上公九命,九命,九锡也。”诸葛亮云:“十命”,乃指“九锡”之外再加“一锡”,可见其“十命”之谓比李严劝进九锡更上一层。我认为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象出自一个自诩“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一些,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众所周知,九锡非人臣之常器。汉制,非刘氏不封王,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不臣之心路人皆知,诸葛亮难道不懂这个道理?汉魏之际,除曹操受九锡外,还有刘备自加九锡,称汉中王。孙权受魏主曹丕九锡,称吴王。曹操、刘备、孙权为三国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座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 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如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抑或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折服。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是严重地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 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 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223年)至诸葛亮北伐(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是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需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 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 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 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二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厢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决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邓芝入吴,孙权对邓芝曰:
  
   “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
  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
  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词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
  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 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 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 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御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藉口,“遂总内外”, 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平等的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45《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
  
  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指定的二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悖。“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 ,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同样身为丞相,同样事奉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
  
  
楼主故纸堆里的侠客 时间:2007-01-28 18:42:23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到:“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 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 “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的发动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
  
  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
  
   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 这里姑且不论,但他总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
  
   殿下(指刘备)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嘛。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礼之君,” 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地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而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而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心中隐私的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是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其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二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于旧都作为其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是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 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 恢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桓)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369年)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桓温“既逢覆败,名实顿减”, 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再一步分析,笔者发现诸葛亮在北伐前已经接受了部分九锡。后主刘禅“诏赐亮金鈇钺一具,曲盖一,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 九锡乃九件器物所组成。《公羊传•庄公元年》何休注曰:“礼有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乐则,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七曰弓矢,八曰鈇钺,九曰秬鬯,”诸葛亮所受的“虎贲”、“鈇钺”皆为九锡之器物,而“羽葆鼓吹”乃“乐舞”之一部分,相当于九锡中的“乐则”。这样看来,诸葛亮北伐前已加了三锡,比之于春秋时的霸主齐桓公还多了一锡。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载:“(刘)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
  
   “公(指刘裕)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
  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
  
  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 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德宗(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 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由此可见,由诸葛亮设想的权臣通过北伐建功受九锡,进而禅代竟成了“晋宋故事”。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曹魏),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 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外交的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二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 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寿云:“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
  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在诸葛亮军事生涯中,鲜有使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
  
   孔明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而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是“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 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 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不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 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354年)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霸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 胡三省一语道破天机: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
  
   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他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 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陷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 “广拓境土”, 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和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的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准,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 然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 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 ,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决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 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 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 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
  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 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的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作罪状,反而应看成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天厌汉德久矣”, 《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 ,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作者:探骊得珠又得珠 时间:2007-01-28 18:43:24
  此系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先生的力作
楼主故纸堆里的侠客 时间:2007-01-28 18:44:02
  二、诸葛亮袖手关羽“临沮之败”辨析
  
  最近,《光明日报》(2004年12月14日“史学”版)等报刊摘录了我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不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并将题目改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此文被各网站及众多媒体刊载报导后,引起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大都表示无法接受拙文的观点。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2005年2月22日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详见本章附录2)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像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
  我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悖,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其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三国志•张遼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遼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68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二人谓曹仁、吕常也)’。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从上述史料中可知,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批是把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优势,曹操还亲率十余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以便随时增援。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已经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作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军事部署。据《三国志•甘宁传》载:“羽号有三万人”。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时,关羽军已处于绝对的劣势。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并非是神人,亦难以预料吕蒙会偷袭荆州,故不给关羽增派援兵。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 但曹魏大将徐晃就是凭藉其优势兵力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史载,关羽军“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徐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 关羽军伤亡惨重,只得撤襄樊之围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收渔翁之利,才停止追歼羽军。胡三省评曰:“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 。王夫之也指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然而无吕蒙从中扰,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 。真是智者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也。
  襄樊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诸葛亮既然以“兴汉”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是了如指掌,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十余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论者又谓关羽骄狂轻敌,误中吕蒙、陆逊之计,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因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关羽又何必“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如果这时成都或汉中的蜀军能够及时赶到,关羽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是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廿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久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
  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情报和信息搜集工作的专职人员,称之为“斥堠”。《尚书•禹贡》“五百里侯服”孔传:“侯,候也。斥堠而服事。”孔颖达疏:“斥堠,谓检行险阻,伺候盗贼。”《史记•李将军列传》:“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司马贞索引许慎注《淮南子》云:“斥,度也。侯,视也,望也。” 亦指侦察敌情的士兵。《三国志•诸葛恪传》云:“远遣斥候。”《三国志•孙韶传》曰:“常以警疆场,远斥候为务。”可见魏、吴二国对军事情报工作相当重视,蜀汉也不例外。例如,刘备在攻取汉中后,为了加强成都与汉中前线的通讯联络,“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 。刘备伐吴时,沿途派出许多“斥堠”,以保证前方和后方之间的联络畅通无阻。
  当然,我们也可假设吕蒙攻陷江陵、公安后,严密封锁消息,关羽的荆州军卒全被俘获,无一人漏网逃回成都报信,但问题是,东吴为了扩大战果,又遣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 孙吴的疆域已拓展至蜀汉西部边境的永安,即白帝城。在吴军凌厉的攻势下,“汉中王刘备所置宜都太守樊友”弃城而逃,奔回成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 毋庸置疑,刘备、诸葛亮此时对荆州的战况已基本清楚,只是关羽生死如何,尚不得而知。《三国志•陆逊传》明确记载宜都失守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距离关羽被擒还有一个多月。
  我认为,如果这时刘、葛即刻发兵,日夜兼程去营救关羽,或许还有机会,即使未能达到目的,救兵未及赶到,而关羽已遭不幸,刘、葛在此事上的处理总算还在情理之中。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如果连“人谋”也不尽,那又能作何解释呢?问题是,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及裴注中均无只字片语涉及到刘、葛商议发兵营救关羽的记载,这当然引起了后人的困惑。章太炎作为近代的国学大师以学术功底深厚,治学严谨而著称,他在《訄书》中提出的“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见解虽然仅是猜测,但确实很有道理,绝非是无稽之谈。
  已故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袭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但他却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翦锄关羽。其理由是关羽骄横跋扈,“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 。由此可见,章氏观点已为治三国史专家所接受,只不过是检讨刘、葛二人中是谁要借刀杀关羽。我认为,撇开世人皆知的“桃园结义”不论,《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张追“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他们对刘备忠心不贰,义贯神明。同样,刘备对关、张的手足之情亦是感天地,泣鬼神的。关羽死后,刘备深恨养子刘封,竟不顾昔日父子之情而将其处死。备称帝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倾国之师伐吴报仇。群臣分析利害,极力劝谏,备盛怒不从。最后在伐吴失利、不能为关羽复仇的痛苦中含恨而死。大量事实表明,方先生的见解是经不起推敲的,所以,章氏的观点虽然大胆,但却能言之成理。
  我在“诸葛亮择主”一文中曾经剖析了关羽与诸葛亮的矛盾,这里再略作补充。其实,羽、葛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 。诸葛亮为“交吴”而呕心沥血,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他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为“ 狢 子”(意谓禽兽),还露骨地表示:“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言下之意,他一旦攻克樊城,立即就要移师灭吴。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方针。所以,章太炎指出诸葛亮如不除去关羽,则必“将掣挠吾大政”。王夫之不愧为大史学家,他说:“欲合孙氏于昭烈以共图中原者,鲁肃也,欲合昭烈于孙氏以共拒曹操者,诸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终身而不易。盖吴则周瑜、吕蒙乱子敬之谋,蜀则关羽、张飞破诸葛之策。” 又说,赤壁之战,羽未有寸箭之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 。船山先生的分析何其精辟,不由人不喟然叹服!既然关羽已成为诸葛亮联吴抗魏战略方针上的绊脚石,诸葛亮对关羽“临沮之败”作壁上观也就不是毫无道理的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蜀汉是否讨论过发兵营救关羽。我感到这里或许还有某些隐情。上文曾提及《三国志》及裴注无只字提及此事。这对后人而言,自然造成了千古之谜。其实,恐怕《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本人也无从了解历史的真相。因为陈寿出生(公元233年)时距关羽遇害(公元219年)已有十余年。当然这还是其次,问题的关键是有蜀一代不设史官。故陈寿修《蜀书》所搜集的资料远不如魏、吴(按:魏、吴皆没史官,有自己的国史)。在蜀国没有保存官方档案,民间传闻亦不可靠的情况下,陈寿修《蜀书》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蜀书》在《三国志》中卷数最少,也最为简略。此事的关键,即《关羽传》的篇幅极短,使后人无从窥探其中的细节。蜀汉为何不修国史,其因不详。我认为,作为开国之君刘备的责任不大,因为他当皇帝时间极短,不足三年就驾崩白帝城了。刘禅继位,“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所以蜀汉不设史官,与诸葛亮大有关系。至于葛氏为何要违悖汉家故事,就难以探究了。余大胆揣测,或许蜀汉统治阶级上层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便披露,公之于众吧!
  
  补记:
  随着山东电视台对我的采访,以及同某些学者的商榷,使我对关羽“临沮之败”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我并不同意某些媒体擅做主张、刻意炒作,将我所撰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中有关诸葛亮与关羽关系的部分单独抽出来,改头换面成“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并以此来哗众取宠,说是“专家抖猛料”、“惊人的大发现”云云。其实,诸葛亮不救关羽并非我一人之发现,而是由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的,我仅在章氏的观点上作了更为详实的考证。
  其次,“借刀杀关羽”一词殊为不妥,因为如果是“借刀”,诸葛亮就是整个事件的蓄意制造者,是一个阴谋家。然而,襄樊之战的爆发以及战役的嬗变过程有许多偶然因素,关羽“水淹七军”、“围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军、吕蒙“白衣渡江”、“偷袭荆州”、关羽“走麦城”,都是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谁也无法事先预料。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预测、把握战局的演变。襄樊之战的失利不是诸葛亮所导演的,他仅仅对整个战役采取了“壁上观”的态度,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蜀中却无一卒往援。这就好比关羽落水,危难之际,诸葛亮却不肯施以援手,坐视其自生自灭。而“借刀杀关羽”的含义则成了诸葛亮是元凶,是杀害关羽的刽子手,这与“不救”大异其趣,余以为两者断不能混淆。
  
  
  三、诸葛亮袖手关羽“临沮之败”再辨析
  ——兼与盛巽昌研究员商榷
  
  拜读了盛巽昌研究员的近作《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6期)后,感到盛文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事实,现就下列问题与盛先生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1、是谁使用《三国演义》作史料
  
  盛文在“莫把小说充历史”段中指出:“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盛先生认为我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来自于小说《三国演义》,“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我认为盛先生的指责完全是主观臆断,强加“罪名”。虽然《三国志》中对关羽北攻襄樊的军事行动是何人决策并无提及,但事关蜀汉北伐曹魏的军国大计,在其时都由蜀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汉中王刘备亲自决策当是毫无疑义的。关羽虽和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是刘备麾下的一员战将,汉魏之际,天下大乱,各个军事集团的主帅与部下皆已结成了君臣关系。关羽戎马一生,典军数十年,他难道会不懂得军人必须服从命令的天职。在没有成都蜀军统帅部的授意,亦即是刘备发出的最高指令,作为方面军指挥员的关羽怎么可能擅作主张,攻打曹魏的军事重镇——襄阳、樊城。
  盛文一方面指出关羽是“忠于刘备”的,一方面又说:“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是刘备所命”,岂非是自相矛盾,难圆其说。其实,古今中外,凡是重大战役都由军事统帅做出决策,这是人所共知的军事常识,笔者虽然“不敏”,但总不至于连这一点常理都不懂,何至于要借助于《三国演义》来作为“史据”呢,盛先生的“逻辑推理”似乎太离谱了吧!
  关于诸葛亮是否是刘备的“军师”,是盛文对我质疑的主要内容,盛文中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又云诸葛亮曾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我对秦汉三国有关职官的史料掌握不全,这里想请盛先生赐教有关“军师”名称及职掌的史料出自何处?盛文云:“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的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案:不知其史料来源)。但我却从《三国志》中觅出过硬史料,以确证盛先生此说之谬。其一,《三国志》卷六十《全琮传》曰:“赤乌九年,迁琮右大司马,左军师。”其二,《三国志》卷五十六《朱然传》云:“(孙权)遣使拜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汉制,大司马位居三公,为军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两汉时常以大司马冠于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上,以示尊崇。众所周知,孙吴政权的官职仍然承袭汉制,难道朱然、全琮以左、右大司马身份兼任的右、左军师仅是丞相、将军府的属官,位居第五品?事实上,朱然、全琮两人因战功显赫,已被孙权擢为吴军的主帅,其“军师”身份已相当于吴主孙权的“参谋总长”了。
  三国时,军师一职干系重大,皆为朝廷重臣所担任,如《三国志•孙皓传》注引干宝《晋记》云:“吴丞相军师张悌帅众三万济江。”《三国志•魏延传》载:“(魏)延大破(郭)淮等,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进封南郑侯。”足见,三国时期,军师之职极其崇高,其常与丞相、大将军等最高军政职务相连。另外,所谓军师之职“为第五品”,亦是盛先生所犯的常识性错误。众所周知,汉代官员是以禄秩来定等级的。如三公为万石,九卿为中二千石,郡国守相为二千石等。而用作官僚等级的“品”,则始于魏晋以来的九品官品。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的时间是在刘备称汉中王时,其时三国政权尚未正式建立,那里会有九品官品呢。
  盛先生既然知道诸葛亮担任过“军师将军”,又说“诸葛亮从未任军师”,硬要把“军师将军”和“军师”划清界限,不知其史据何在?凡治汉史者皆知,汉代将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重号将军,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皆位比三公,地位尊贵。其二为杂号将军,地位略次于重号将军,位比九卿。杂号将军之名往往依事、因地、因性质或依所率兵种等而定,多有一定的意义。如汉武帝时,公孙敖率领骑兵进击匈奴,故被封为“骑将军”,杨仆率领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军征讨南越,故被封为“楼船将军”。东汉末年,孙坚因起兵讨伐国贼董卓而被封为“破虏将军”;孙策起初依附于袁术,后因袁术僭号称帝,“孙策与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 这样,孙策就成了征讨“逆贼”袁术的将军。可见,“杂号将军”之杂号并非是随心所欲而定,而是蕴涵其意义的。
  诸葛亮初出茅庐时并无官职,赤壁之战后,任“军师中郎将”,备取益州后,又加封亮为“军师将军”。毫无疑问,“军师将军”亦是杂号将军。其因乃是刘备此时尚未即位称帝,他自己也只是个“左将军”(且是个轻量级的重号将军),所以不可能授予诸葛亮更高的“军衔”。众所周知,诸葛亮是文官,而非武将,但东汉末年乃军阀争战厮杀之时,故谋臣文官大都有将军名号。诸葛亮一生“事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其出草庐至刘备白帝托孤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诸葛亮并未执政,其主要职责就是为刘备出谋画策,创立基业。诸葛亮以“军师将军”身份“署左将军(刘备)府事”不就是充分证明他的“军师”之职么。而且从“署左将军府事”这个职务来看,诸葛亮其时的权力相当大,他全面掌管着处理刘备左将军府军政之事的重任,相当于刘备的总参谋长。奇怪的是,盛先生不知依何为据,竟然得出了“军师将军”不是“军师”的结论。
  抑或我的考证尚不能令盛先生心悦诚服,这里我不妨再举两例,以资佐证。其一,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魏晋南北朝史分册第268页“军师将军”条云:“官名,军师,掌监军务,三国蜀汉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其二,《辞海》第372页“军师”条曰:“古代官名,常监察军务,东汉、三国、晋都设置,如三国时魏以荀攸为军师,吴以朱然为右军师,蜀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
  盛先生一再强调“莫把小说充历史”,言下之意,本人连《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之间的区别都不知道,这似乎把玩笑开大了。在我看来,盛先生自己倒是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可能是疏忽,在盛文中似乎也出现了《三国演义》的内容。盛文云:“刘备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刘备自建安十六年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所谓“两川”就是东川和西川,也就是巴蜀之地。但东、西两川都是《三国演义》的地理概念。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云:“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汉武帝时,将天下分为十三州,巴蜀之地称之为益州,《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只有巴蜀及益州的地理名称,而绝无“两川”及“东川”、“西川”之词。
  作为正式行政区划的两川是在唐代才出现的。《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曰:“唐至德二年(757年)十月,改蜀郡为成都府,又分为剑南东川、西川,置节度使。”可见,“两川”的地理概念是唐代肃宗朝才有的。盛文又言道:“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载:东汉益州共有十二郡国,而汉中仅是益州的一个郡。以汉中为东川亦是唐代之事,且东川的地域远不止汉中之地。唐代剑南东川辖有梓、遂、绵、普、陵、泸、荣、剑、龙、昌、渝、合十二州,约当今四川盆地中部涪江流域以西,沱江下游流域以东,和剑阁、青川等县地。 总之,以两川来代替益州,罗贯中写小说可以无所顾忌,但学者在撰写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似不拟使用,在下揣测,盛文中的笔误,恐怕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吧!
  
  2、陈寿的春秋笔法及关羽兵力辨析
  
  盛文说“关羽北征,乃是因中州地区内乱而曹仁等在平定后,驻扎襄樊,拟讨伐关羽,关羽因此乘势北上。”认为这场战争是曹魏发动的,而关羽是被迫应战,故根本谈不上关羽是“孤军北伐”,破坏《隆中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建议盛先生应仔细审阅《三国志》中的《武帝纪》、《曹仁传》、《先主传》、《关羽传》,《武帝纪》云:“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曹仁传》说,建安十四年,“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 《关羽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 《先主传》云:“时关羽攻曹公将曹仁,禽于禁于樊。”从这些《纪》、《传》中可知,曹仁驻扎襄樊已有十年之久,对关羽始终处于守势,从未出一兵一卒进攻江陵。那么陈寿为何写“曹仁讨关羽,屯樊城”呢?其实,熟悉《三国志》产生历史背景的人皆知,这是陈寿所用的“迴护”春秋笔法,陈寿本蜀人,蜀亡后,入仕于晋,晋承魏统,故陈寿必须以魏为正统,否则就有杀身之祸。关羽攻襄樊,如陈寿写曹魏“拒”之,就有贬意,故必须用“讨”字,众所周知,“讨”乃“伐”也,必须是攻到敌国的地盘上,才用词恰当,那里有在自己的辖区内抵御敌方的进攻,用“讨”字的呢?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作为亡国之臣的陈寿情非得已的苦衷。盛先生之所以因“讨”字而得出这场战争是曹魏方面主动挑起的结论,抑或是对“春秋笔法”不太熟悉的缘故。在下斗胆,不妨请盛先生读一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多迴护”条。
  盛文又说“关羽有雄厚的兵力,且一度占上风”,故无需益州出兵援助。而且关羽的总兵力是远远超出我所估计的三万人左右的。在这里,我想就关羽及整个蜀汉政权的兵力问题和盛先生一起算一笔细帐。东汉末年,群雄争霸,至刘备取益州后,已初步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然而就三国实力相比较,蜀汉最弱是毋庸质疑的。天下十三州,曹魏占有九州及荆、扬二州之一部,而蜀汉在丢失荆州后,仅有一州之地,故当时人就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又曰:“诸葛丞相诚有匡佐之才,然处孤绝之地,战士不满五万。” 当然,这是在吴蜀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北伐时的状况。
  或许,盛先生认为蜀汉在关羽未丢荆州前,军事实力并不弱。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且看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前的兵力。《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刘备与刘琦合在一起,亦不过只有两万人。诚然,刘备集团在赤壁之战获胜后,攻占江南四郡,兵力会有所增加,增加多少呢?史无明文。我大胆推测,估算刘备兵力会增加三至四倍,但最多达到七至八万,不可能再多了。因为荆州地区虽为“用武之国”,但经过赤壁大战及周瑜与曹仁争夺江陵的苦战后,亦大受破坏。《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所记庞统的一段话,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统说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宋书》卷五十四传论亦云“自汉氏以来,民户雕耗,荆楚四战之地,五达之交,井邑残亡,万不余一也。”可见,荆州的人力、财力资源已将近枯竭,刘备已不可能再从荆州获得更多的兵力补充了。要成就“鼎足之计”,必须另谋出路,那就是攻取益州。然而,益州牧刘璋虽然“闇弱”,但要攻占“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的天府之国亦绝非容易。所以刘备丝毫不敢轻敌,“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可能还是刘备兵力不足的缘故,荆州军遭到刘璋的顽强抵抗,刘备连连坐挫,甚至连军师中郎将庞统也在攻打雒城的血战中中箭身亡。由于雒城久攻不克,刘备进退失据,故不得不再次调荆州兵入蜀,“先主自葭萌还攻璋,(诸葛)亮与张飞等率众泝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 此次被调往益州的荆州军有多少呢?《三国志•法正传》所载郑度说刘璋曰:“今张翼德数万之众,已定巴东。”刘备的七、八万荆州军经过二次分兵入蜀,剩下来还有多少,盛先生不妨算算。我想这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算术题,我满打满算,认为最多只会给关羽留下三万之众。
  其实,三万兵力对于蜀汉政权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关羽失荆州后,刘备震怒,起倾国之师以雪耻复仇,然伐吴之蜀军有多少呢?《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二年条记载得很清楚:“汉主遣将军吴班、冯习攻破权将李异,刘阿等于巫,进兵秭归,兵四万余人。”夷陵之战为三国时期著名的三大战役之一,刘备倾其全力,亦只能调动数万之众,可见其兵力资源之匮乏。蜀汉国小,人口不多,全蜀人口总计亦只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 兵与户籍数是成比例的,蜀汉兵力最盛时亦不超过十万人。关羽仅镇守部分荆州地区(案:荆州七郡,南阳郡属曹魏,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吴,仅零陵、武陵、南郡属关羽);又哪里会超过三万兵力呢。
  至于曹魏一方,兵力雄厚自不待言,据《三国志•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载;“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虽始承丧乱,方晋亦当无乃大殊。”又据杜佑《通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载:“武皇帝克平天下,文帝受禅,……景元四年,与蜀汉通计民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扣除蜀国人口数,魏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人口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按三国时期人口与士兵8:1的比例数,魏国就有五十多万军队。
  襄樊是曹魏的军事重镇,魏明帝曹睿说:“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 清人顾祖禹也说:“魏人之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 可见,曹魏始终以重兵戍守襄樊。所以曹仁驻守襄樊部队至少与关羽的荆州军相当,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盛文云:“关羽的荆州部队实力雄厚,仅俘虏、关押于禁败兵就有数万众。”关羽水淹七军,确实俘虏了不少曹家兵将,但是否能用这些降兵反戈一击确实是个大问题,盛文也认为关羽“骄横过甚”,试问,这样一个刚愎自用,连傅士仁、麋芳、黄忠、马超、刘封、孟达等自家人关系也协调不好的狂妄之人,怎么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作好俘虏兵的“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迅速调转枪口,攻打樊城呢?如果关羽能迅速取胜,抑或这些降兵还能为其所用,但关羽久攻樊城不克,反为徐晃所败,这些迫不得已归降关羽的曹家兵将还不赶快归队,乞求曹操宽恕!盛先生不知是否熟悉曹魏的士家制度,其制规定:“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 ,作为人质,士兵如果降敌或逃亡,家属就会沦为奴婢。由此可见,使用降兵并非是一件易事。正因为如此,白起才会活埋赵兵四十万,曹操才会在官渡之战后坑杀袁绍降兵八万之众。
  盛文又云:“关羽为徐晃败后南撤,转战当阳地区长达一个多月,说明仍有实力,根本不需求救。”我认为盛先生似乎没有细看《吕蒙传》,才会得出这样奇怪的结论。实际情况是,关羽败退返回江陵时,前有兵不血刃而得江陵、公安二城,士气正旺,张网以待的东吴大军,后有随时可能乘胜追击的曹仁,徐晃的魏军,关羽的这些残兵败将人心惶惶,疲惫不堪,已处于四面楚歌中。关羽黔驴技穷,只得使出如此拙劣的计谋,“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吕)蒙相闻”,责问其违背同盟,吕蒙乘机展开攻心战术,厚待使者,并使其“周游城中,家家致问”,使者返回,私相传闻,关羽部将士卒“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致使关羽军心彻底被瓦解,“吏士无斗心” ,最后败走麦城,全军覆没。试想,如果关羽军有实力,成都援兵能及时赶到,关羽智商再低,也不会做出如此愚蠢的决策,何况关羽平日骄横跋扈惯了,连吴主孙权都不放在眼里,而公然骂其为“狢子”(案:豺狼一类的禽兽),难道他会在兵力雄厚的情况下,低声下气地向孙权手下的将领——吕蒙“乞和”。
  盛文云:“刘备对于关羽北征,后来并非不知或等闲视之。”盛文举送玉玺、封关羽为前将军及刘封、孟达有悖于刘备安排,不发援军为例。其实前二事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关于上庸不发援兵其责任在谁,在我看来,这是刘备造成的,孟达本刘璋部属,刘封则是刘备养子,刘备令“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 ,明显是以亲统疏,以新统旧,由此造成了封、达关系的不和。关羽和刘封叔侄之间的矛盾,刘备无论从国事、家事的角度都有必要从中调解斡旋,但刘备没有这样做。再之,刘备平益州后,“以(孟)达为宜都太守” ,宜都属荆州之南郡,属于关羽的管辖范围。孟达必须听从关羽调遣,否则以违军令处置。但上庸却属于益州之汉中郡,已不属于关羽的辖区,刘封、孟达没有义务一定要增援关羽,刘备将孟达从宜都调至上庸,实际上就是使孟达摆脱了关羽的直接指挥,而且刘备又没有下死命令一定要封、达增援关羽,关羽败亡后,刘备只是惺惺作态的处死了刘封,充其量只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3、关羽是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吗?
  
  盛文云:“关羽是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其理由有二条,“一是忠于刘备”,“二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我认为这又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蜀汉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因此刘备用谁来镇守荆州事关全局。关羽虽然资兼文武,骁勇绝伦,但他“刚而自矜”,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对此,诸多治三国史专家均持一致意见。
  我认为,如让诸葛亮统率张飞、赵云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绝对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当起重要作用是无疑的。诚然,后来由于蜀中军事变化,刘备因攻蜀受挫,调诸葛亮入益州,留关羽守荆州,似乎出于无奈。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即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蜀,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猛,再加上谋士法正之智计,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蜀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守江陵,而北攻襄、邓,攻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 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道:“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于败亡,昭烈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
  最后,还将指出盛文中的明显错误。盛文云:“刘备后来为了争夺荆州所有权,带兵出川来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因曹操威胁事,才与孙权以湖水为界。”其实,刘备与孙权在建安廿年中分荆州不是以“湖水为界”,而是以“湘水为界”。《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建安廿年条载:“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与权,权令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又如将万斯同误抄成“瓦斯同”,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则写成“费观”。
  关于诸葛亮对关羽走麦城作壁上观,确实是个千古之谜,笔者只是在依据仅存史料的基础上,作了大胆揣测。盛先生提出质疑,这是正常的。但我的这个观点并非是“孤家寡人”之见,已故的著名史学家方诗铭先生发表过他的看法(前文中已述),治魏晋史著名专家田余庆先生在其大著中也论述了这一问题。田先生说:“《三国志》留下为贤者讳的史笔还有不少,其著者如关羽败死问题。《关羽传》羽败死,荆州弃守,读史者总不免怀疑,思欲究其所以,论其责任。委罪于刘封并不足以释此疑惑,人们自然想到刘、葛。特别是刘,但于陈寿书无据可依,因而不敢在刘、葛身上立议。……章太炎始脱去忸怩之态,直谓蜀假吴人之手杀此易世所不能御之关羽。章氏之论确否,姑不置论,他无所避忌的学术态度,是当今治史者所应具备的。”
  
  
  
  附录1:质疑诸葛亮“借刀”杀关羽
  
  盛巽昌
  朱子彦教授在《文史哲》、《东岳论丛》相继发表了有关诸葛亮以及诸葛亮与关羽关系的论文,近日又著述《二谈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见《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4期),就史料极其缺乏的关羽故事提出了值得思考的创见,对此本人颇有启发。然而,笔者也提出一些疑问,与朱子彦教授商榷,并求教于学界。
  
  一、莫把小说充历史
  
  陈寿《三国志》(以下简称“陈志”)叙事简练,后虽有裴注和《三国志集解》等书,但仍感不足;此中尤其是《蜀书》,但蜀汉不重视记史,至陈寿修史时,即使是传说和口碑都甚缺乏,如《关羽传》,对他到涿郡(河北涿州)前的一段始末,就语焉不详。依我看就是他孙子关彝辈都不清楚了,所以陈寿就采访不了,只有用“亡命奔涿郡”一言了之。由此产生不少扑朔迷离,但对于朱文提出的诸葛亮与关羽诸问题,还是清楚的,有脉络可连的。
  此处切不能以小说替代历史,对此盼望与朱教授取得共识。朱文有两处似涉及混淆史事的文字:一是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为何不尽做军师的职责,力加劝阻”关羽北征;二是关羽北征,“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不敢擅自进兵的”。因为有刘备的命令,诸葛亮自知关羽北伐必败,却听之任之,送他进鬼门关。
  这两件史事,不见于陈志、裴注和有关魏晋笔记(如《殷芸小说》)碑记,而广见诸于元明平话杂剧,以及由此嬗成的《三国志演义》。
  《三国演义》有刘备三顾茅庐后,“待孔明如师”(第三十八回),“更要诸葛亮为军师”(第三十九回),诸葛亮的军师权力极大,调兵遣将,所有刘备时期发生的火烧博望坡、新野、赤壁鏖战,取四郡以及后来取西川、东川,全是诸葛亮挂帅,处置所有军机。这大概即是朱文所称诸葛亮的军师权力能“劝阻”关羽北伐,而有意让他倒霉,借吴人之刀杀之的一大理由。
  有关“关羽北征”,仅见自《三国演义》,乃是刘备由汉中回到成都,“忽听曹操结连东吴,欲取荆州,忙请孔明商议。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诰与云长,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敌人胆寒,自然瓦解矣。’刘备大喜,就命令关羽率军北上攻襄樊。”(第七十三回)
  此两条有极大的形象思维文化成分,而为朱文史据,以至产生不必要的误区。
  
  二、诸葛亮“军师”说
  
  三国时期确有“军师”官职,且还有前后左右中军师名称,为丞相府、将军府属官,均为第五品,多非军中官。诸葛亮从未任“军师”,他在刘备取四郡时,为军师中郎将,建安十九年取成都后,直到刘备做皇帝前的五六年,他始终是“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刘备)府事。斯时,他的权力虽大,但是属于行政和后勤。凡征战事宜全由刘备一手而定,如远征东川和西川,以及后来刘备称帝后大伐东吴。“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有关关羽出兵北征和由襄樊前线撤退时的进退维谷,诸葛亮是做不得主,也是不能替代刘备作任何决定的。所以在刘备生前,诸葛亮是刘备最称职最合格的“秘书长”、“后勤部长”,但决非是“司令官”或“参谋总长”。
  
  三、关羽北征情事
  
  关羽北征始于汉建安二十四年(219)七月,当时的背景是刘备已取得汉中(东川)和上庸(湖北西北部),曹操大军退扎长安(陕西西安)。就在此前不久,襄樊地区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究竟是谁挑起的,诸说不一。《三国志•关羽传》,“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但同一志中《于禁传》作“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如据同一志中《曹仁传》推理排比,参照有关文字,乃是在建安二十三年九月,曹操到长安后,宛城(河南南阳)守将侯音、卫开与关羽勾通,据城反叛,延及周边诸城,而在以北的豫西更甚,所谓是“梁(河南汝州)、郏(河南郏县)、陆浑(河南嵩县东北)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 此间场景,如火如荼,由是引起关羽注视,即由荆州(湖北江陵)引军北上接应;但在关羽还未至襄樊时,曹仁已会同由长安来的庞德先遣部队攻复宛城,诛杀侯音等人。庞德即会同曹仁“遂南屯樊,讨关羽”。
  此时关羽行动日程,参照清瓦斯同《三国大事年表》和谢钟英《三国年表补正》可列为:
  建安二十四年(219),因曹仁等将南下荆州,七月,关羽军先发制人,北上,与曹仁军相持于襄阳、樊城。曹操由长安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
  八月,关羽围吕常于襄阳,围曹仁于樊城,擒于禁,覆其全军;本月,关羽游骑至郏。曹操命徐晃救曹仁。
  十月,曹操还洛阳,拟南征;徐晃破关羽。
  闰十月吕蒙袭取江陵。
  十二月,关羽走死。
  以上可见:(一)关羽北征,乃是因中州地区内乱而曹仁等在平定后,驻扎襄樊,拟讨伐关羽;关羽因此乘势北上,并非是刘备所命,破坏《隆中对》,孤军伐曹;(二)关羽前期三个月征战迅猛、势如破竹;(三)关羽为徐晃败后南撤,转战当阳地区长达一个多月,说明仍有实力,根本不须求救,这里确实有个时间差,即由荆州到成都路程,山险路遥。朱文在此谴责“关羽不断破坏诸葛亮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但以史实佐证,诸葛亮“联吴”,也是旨在保荆州地区(包括南郡等郡县),而东吴却是以索回荆州(南郡)为条件,才能贯彻此项战略方针。如此,刘备、关羽对待荆州取舍,和诸葛亮并不相悖,他们都是一个目的,无论是强硬或柔和,都是以荆州据有为前提的。所以关羽与鲁肃比邻,打交道,谈判;刘备后来为了争荆州所有权,带兵出川来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因曹操威胁事,才与孙权以湖水为界,目的也是为避免“内讧”,继续联手抗曹,对此关羽也是忠诚执行了的。所不同的是,关羽的个人素质,对待孙权缺乏外交手腕,骄横过甚,不像诸葛亮那样刚柔并济,在农耕社会领袖起决定作用的三国时期,易引起吴蜀两国的矛盾激化。
  
  四、刘备因何未出兵援关羽
  
  刘备是非常重视荆州的,他的骨干成员很多是荆州籍人士,“豫州入蜀,荆州人贵”。刘备当然要紧紧拿住荆州,所以在初进东川时,在荆州留下诸葛亮、关羽、张飞和赵云等主要成员,后来诸葛亮等入川,由关羽主持。这是因为关羽是最佳人选:一是忠于刘备,“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尊威,祸福共之” 。二是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刘备起家,关羽就常独掌一路,如镇守下邳、统率水军,等等。关羽于荆州得失兴衰有决定性作用,刘备集团,包括诸葛亮在内,都知道这个道理,有关羽镇守才有荆州,没有关羽在,荆州其余人员,谁都代替不了的,哪里有“借刀”杀了关羽,而能继续保留荆州的事呢?关羽举足轻重,退一步说,诸葛亮确有“借刀”之计,或者“借刀”得逞,那么关羽被杀了,还能有荆州吗?诸葛亮的“联吴抗魏”既定方针,以及“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隆中对》精髓处,也不都是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嘛!诸葛亮不是聪明过了头了吗?有如朱文所称“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难道这样的“借刀”算谨慎的?令人费解。由此看来,诸葛亮这把“刀”借不得,也极不划算,是有失无得的蚀本生意,况且他也没有做。
  刘备对荆州重视,即使在诸葛亮、张飞等入川后,在荆州地区仍留有能臣良将,以至他入川转战,攻城掠地,长达3年,仅雒城(四川广汉)就攻打了一年,可见带走的兵士不多。关羽的荆州部队实力雄厚,仅俘虏、关押于禁败兵就数万众。朱文引《吴书•甘宁传》称:“关羽以区区3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不确,如以全句读,乃是甘宁“后随鲁肃镇益阳,扼关羽。羽号有3万人”。这是说关羽在资水北岸的兵数,且用“号”称,实际当少于此数,它是不能囊括关羽的总兵力的。如此等等。
  按关羽失败,原因多多,天时地利,但关键之一还是在发挥人才的优势不当,诸如时荆襄地区人士多不放在重要位置。而孙权、吕蒙却是展开政治攻势,争夺如潘濬之类人才,相比之下,关羽是差得多了。
  刘备对于关羽北征,后来并非不知或等闲视之。《三国志•蜀志》仍有若干记录,如关羽围樊、襄阳时,就送来一块汉水底发现的玉玺 ;而在此同时,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观前来授关羽为前将军。关羽围襄樊,因为上庸刘封、孟达不协调,遂令关羽失败。“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 显然,上庸军本是可作关羽荆州军的援军,上庸地与襄樊毗连,但他们在关羽围襄樊、尚占上风时,多次拒绝命令;关羽军由襄樊败退,又不出援,更是有悖刘备的安排,由此为刘备痛恨、严责。你能说上庸军不是援军吗?
  当然,刘备在成都没有发兵,除了上述关羽有雄厚兵力,且一度占上风;有上庸军在,他们的不救,是刘备、甚至诸葛亮预计不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刘备戎马半生,做了汉中王后,还要创造条件筹备登基;当时虽已据有两川,但还须巩固;更有甚之就是他的将士须要较长时间休整。刘备自建安十六年(211)入川,为据西川就用兵三年,未久,又在汉中打了一年仗,将士疲乏。这也是一个原因。
  
  
  
  
  
  
  
  
  
  
  
  
  附录2: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采访记实
  尊敬的朱教授:
     十分感谢您对我们栏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的采访耽误了您许多宝贵时间,我们十分抱歉也十分感激。以下是我们的播出稿,期待您的指正。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一)
  记者、通讯员: 史天舒
  2005-02-22放言天下
  导语:
  纵论天下新闻时事,共睹世界风云变幻。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放言天下》,我是曹丽。 2月18号我们播出过一期节目:《历史谜案: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介绍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关于诸葛亮的观点,朱教授认为诸葛亮在襄樊之战中借刀杀死了关羽。节目播出后,在广大观众朋友特别是文学圈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表示无法接受这样的历史名相诸葛亮。朱教授提出的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襄樊之战前后持续了半年之久,而蜀军却没有派一兵一卒的援军,这让人不能不联想深谙兵法、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是故意借襄樊之战除掉关羽——这一仕途上最大的障碍。然而,我们山东省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则认为,襄樊之战在开始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关羽在军事战略、战术上十分有利,因此诸葛亮没有必要派援军。
  播出文稿:
  山东大学王教授:其实这个事情从当时的军事形势来看,从关羽这方面来讲,他的军事形势非常有利,在这半年当中,他首先是打败了曹操的大将于禁率领的军队,用水淹的方式把他打败了,把于禁俘虏了,然后他把曹仁围在樊城,所以当时整个形势对关羽非常有利。那么从诸葛亮那一方面来讲,他远在成都那边,当然他没有必要长途跋涉地派军队来援助他。因为只有当战争形势非常紧张,关羽才需要诸葛亮的援助,而且关羽他是一个文韬武略都非常全面的将才。所以,我觉得并非要派兵援助他,这是诸葛亮用兵一贯谨慎的表现。 (记者:作为当时战争的形势来说,关羽这方他是非常有利吗?) 非常有利。他当时防范得非常主动,因为他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把曹仁围在樊城;第二,打败了曹操派去援助曹仁的于禁部队;第三,孙权那边没有什么举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关羽是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 (记者:也就是说关羽根本就不需要援军是吗?) 对。不需要援军。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二)
  记者、通讯员: 2005-02-22放言天下
  导语:
  王教授补充说,关羽的失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这种由顺利到失败的转折是在不长的时间内产生的。那么上海的朱子彦教授对此又是怎样解释的呢?我们电话采访了朱教授。
  播出文稿:
  朱教授:在当时情况下,关羽一方的军事形势并非很有利。襄樊战役的前期比较顺利,但是总的来讲,我认为蜀汉的关羽的军队兵力比较少,根据《三国志》的《甘宁传》记载,蜀军号称有三万,也就是说实际上还不到三万人,所以兵力很少。而孙权的兵力至少有五六万,曹操的军队则更多,孙曹两家的兵力加起来远远超过蜀军。关羽三万人马,还必须分出一部分人马驻守江陵、公安,所以不能集中全部主力围攻樊城,这就使得樊城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攻克。关羽虽然消灭了于禁的七军,但曹操前后共派出包括徐晃、张辽在内的五路援军,曹操自己还亲率十余万大军作为后援,在兵力上关羽已处于绝对劣势。即使东吴不偷袭荆州,关羽在徐晃与曹仁的夹击下,当时已面临失败的危险。十二月份大约十二月底一月份,关羽走麦城被杀,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一月份,整个过程将近半年时间,成都方面未发一兵一卒。而且宜都、秭归(靠近蜀国的边境城市)失守的消息已经传到成都。同时,当时成都方面掌握军政大权的是刘备而非诸葛亮,这点我在文章中早有提及,诸葛亮并非有意致关羽于死地,而是在关羽情势危急时未向刘备进言,发兵援救,可以说诸葛亮是在放任关羽败局的发展。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三)
  记者、通讯员: 2005-02-22放言天下
  导语:
  另外,朱教授认为关羽在刘备集团中对诸葛亮的地位构成威胁,因此诸葛亮才想除掉关羽。对此省内的王教授认为,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谋士,而关羽是将军,他们各司其职,并不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此外,还有学者指出,朱教授对诸葛亮和关羽矛盾的猜想,是对他们二人人品的贬低。
  播出文稿:
  王教授:诸葛亮的地位是稳定的,刘备死后他又是相父,要说夺权他有条件,不需要铲除哪一个,诸葛亮不是这种人。因为刘备把诸葛亮请出来之后,他为知己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整个历史记载上找不出他有野心的任何动向来。而关羽作为“义”的代表,你翻遍历史也找不出他争权夺位的记载,这点不存在。
  历史谜案追踪: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四)
  记者、通讯员: 2005-02-22放言天下
  导语:
  然而远在上海的朱教授却认为诸葛亮在蜀中的地位并不稳固,他的官职要低于关羽。至于刘备托孤给诸葛亮,则是因为到那时跟随刘备的许多开国元勋都已去世,刘备不得已而为之。
  播出文稿:
  朱教授:关羽人品并不高尚在史学界早有公论。王教授说关羽是“义”的代表,这实际上是受了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记载,关羽年轻时就因为杀人而亡命江湖。关羽不仅好色,和曹操争夺美女,且屡战屡败,只因历代统治者的需要才不断被神化起来。如果诸葛亮深谋远虑的话,他就会考虑到,在刘备政权内部,关羽的地位其实比他要高。刘备称帝前,诸葛亮在文官中的地位还在许靖、糜竺等人之下。我在文章里也谈到,关羽的官职始终是比诸葛亮高。我觉得,如果说将来刘备死后,考虑到易代以后谁来掌握大权,我认为按照常理来推断,应该由关羽来继承。这是一个比较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说有可能由关羽来作大将军或者宰相,轮不到诸葛亮。另外,联吴抗魏是诸葛亮一贯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问题上,关羽处处与诸葛亮作对,他辱骂孙权,甚至表示等到夺取樊城后就要灭掉吴国,这就完全破坏了《隆中对》的战略方针,对此诸葛亮也是不能容忍的。
  (记者:那刘备为什么要托孤给诸葛亮呢?)
  朱教授:那情况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关羽死了,张飞死了,法正也死了,蜀汉的那些元勋、开国功臣、跟随刘备南征北战的这批元老辈的人物,都已经去世了。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刘备临死的时候托孤给诸葛亮,那实在是没办法了。另外,诸葛亮是否有野心,也必须要用史料来证明。诸葛亮自己也曾说过,如果北伐成功,他便要受九锡。九锡是权臣夺取皇位的工具,诸葛亮自己说要受九锡,这说明什么?实际上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刘备死前,他就夺了法正的权。刘备死后,他更加是大权小权一手抓,夺李严的权,打击魏延,把蜀汉军政大权牢牢控制在他自己手里。而且汉末称王称帝的人比比皆是,后主又是个阿斗皇帝,他诸葛亮作为一个权相,对皇位这个普天之下最大的权力宝座有觊觎之心也在情理之中。当然诸葛亮是个城府极深之人,在功业未建,自己势力尚未巩固的情况下,他是断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的。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北伐成功,汉室“光复”,诸葛亮以盖世之功而登上皇帝宝座,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惊讶呢。
     
  
                          山东电视台 新闻中心
                             史天舒
  
作者:棒子粗大 时间:2007-01-28 18:56:42
  不用怀疑
  
  朱子彦是文革余孽,
  
  善于颠倒黑白,
  
  因为朱子彦脑子里
  
  装满了郭老精子
作者:田边阡陌 时间:2019-10-24 11:06:25
  朱子彦对历史大胆“求真”,值得肯定。但是对其在如此学术基礎之上,作岀这样佣俗却肤浅的认识見解,还是觉得有奌不太令人认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朱子彦沒有发现————说诸葛亮嗜权,说得通。但是要说他荅李严伩中说的:“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些话,只能算是应付,李严假意试探的一种戏言,不能因此就认为诸葛亮有什么对帝位的觊觎之心。争权夺利,世之常态。权与利是紧密相连相通的。诸葛亮的擅权,就奇怪在他既不贪财,又不好色;而且在他死时,他只有一个儿子诸葛瞻,还才只有八岁。比起曹操的十几个妻妾,和一大堆儿女(仅儿子就有二十五个)。诸葛亮的争权,他图的是什么?又动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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