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评论]事实胜于揣测——说说蒙古民族在抗日时期的表现[已扎口]

　　 何谓偏见？我想，就是因为我不喜欢，因为我仇恨，因为我的蔑视，因为我的自信，从而对于某个事物，某个人，某个国家，某个民族所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论断。而为了证明自己得偏见，便也会去收集“证据”，但也正如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所作的论述一样：“……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地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他的滋味，而往往因为一点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断定他丑。不幸，假若这个观察者是要急于搜集一些资料，以便证明他心中的一点成见，他也许只找有麻子的看，而对擦胭脂的闭上眼。”
　　 为了证明满族和蒙古族是中国的从古至今的祸害，有些人连篇累牍的诉说宋元、明清之际的屠杀尚还觉着不过瘾，因为还不能引起大多数人，特别是汉人的同仇敌忾之心，于是便拿出所有中国人最敏感的话题“抗日战争”来，提出，为什么日本侵华的时候，会有“欲要征服中国，必要征服满蒙”的说法呢？因为，其他地区的民族和汉族，都会誓死与日本作战，而只有满族和蒙古族历来仇恨中国，愿意和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所以，日本人才会先对满蒙，也就是东北、东部内蒙古下手。
　　 证据么，很简单，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不是和日本人一起建立了“伪满洲国”么？蒙古族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不是和日本人成立了“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么？这还不是证据？
　　 这样的说法，在网上甚是流传，估计为其蒙蔽的人不在少数，既然人家喜欢找“麻斑”的证据，我们也只好找些“胭脂”的证据来两相对照一下，没有昏头的人们，应该可以自己得出论断的。
　　 抗日时期，是中国各民族对于“中国”有了“祖国”的认识的催化剂，中华民国多年的潜移默化的推动，到这个时候，因为外来侵略的强大压力而得到了总释放。各民族对于日寇的抵抗都是极为激烈而顽强的，并也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自然，每个民族都有败类，这无法避免，而如果因为溥仪、德王而抹煞满族、蒙古族作为“中国人”的抗日事迹，那就应该因为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而认定汉族都是日本人的走狗，也就可以认定中国在汪精卫成立政府的时刻起，已经亡国。
　　 佟麟阁将军，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殉国的高级将领，为纪念他，北京还有“佟麟阁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佟将军是地道的满族，以他的姓氏推断，他还应该是在清朝曾经有“佟半朝”之称的佟氏家族的后裔。按某些人的说法，溥仪成立了满洲国，作为满族人的佟麟阁将军应该立即倒戈，效忠皇上，为皇军的“大东亚共荣”做贡献，可是，佟将军却以副军长的高位，与日军浴血奋战，壮烈殉国。还有直接战斗在白山黑水的抗日联军二师师长陈翰章，也是满族人，在他殉国的地方，至今还流传着歌颂他的民歌：“镜泊湖水清亮亮，一棵青松立湖旁。喝口湖水想起英雄汉，看见青松忘不了将军陈翰章。”我不知道这能不能作为满族也是“中国人”的证据呢？
　　 与满族相比，蒙古族的抗日活动，披露的更少，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也很少，更容易为人所利用，因此，更有必要多说两句。
　　 蒙古族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仍保持着清朝时固有的行政体系，掌握草原上各旗实权的还是贵族扎萨克（王爷）们。在日本入侵期间，虽有德王的投敌，但大部分王公都不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发生在抗日时期蒙古上层王公中，最为激动人心的是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亲王主持迁移成吉思汗陵的事件。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对于成吉思汗陵的迁移，为什么会具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作为蒙古民族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供奉着成吉思汗生前用过的金鞍、宝剑、苏鲁锭以及银棺等物的“八白室”，所在地是伊克昭盟境内的“伊金霍洛”，“伊金霍洛”汉语意为“圣主之陵园”，是蒙古人心目中的圣地，其价值就象耶路撒冷对于阿拉伯人一样。
　　 因此，对坚持抗日和与日本合作的蒙古上层来说，谁掌握了成吉思汗陵，谁在蒙古民族心目中就更具有号召力量，这是直接关系到东北、华北抗日大局的问题。
　　 1937年，日军占领内蒙古西部大部分地区后，于10月下旬在归绥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伊克昭盟当时虽未沦陷，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伊盟列为其所辖五盟之一，曾邀伊盟盟长赴归绥参加会议而未果。1938年春，又派军队将伊盟副盟长挟持到归绥。当时，虽然国民党的一些游杂部队驻扎伊克昭盟，各旗也有些保安部队，但无法有效地保卫伊盟。尤其是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退到大西南，伊盟的形势更加险恶。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国民政府委员、伊盟盟长的沙克都尔扎布亲王于1939年初赴重庆述职期间，向国民政府提出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到青海省西北部柯尔洛果贝子旗的建议。国民政府责成蒙藏委员会拟定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办法》９条，决定将成吉思汗陵西迁至甘肃省榆中县兴隆山。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当即批准了这一计划。
　　 1939年4月26日，行政院指定沙克都尔扎布亲王、傅作义、邓宝珊等７人为起灵致祭官，沙克都尔扎布亲王为主祭官。６月10日，在“伊金霍洛”举行了祭典及起灵仪式。参加祭典的军政官员及护送灵榇之官达800余人。当日，成吉思汗灵榇即由骑兵、步兵、工兵等护送，途经沙王府南下，起灵时，有万人左右的蒙古群众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诵经跪送，参拜者人山人海。于15日抵达陕西省榆林时，当地各界５万多人在县城南门外举行了盛大祭典。6月21日途经延安时，中共中央和各界人士二万余人夹道迎灵，并在十里铺搭设灵堂，举行了盛大的祭典活动。
　　 这里值得将当时延安党政军各界所发表的《祭文》录写于下：
　　 “维中华民国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器然反共，实则残良，汉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蠢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容，抗战到底，大义是宏。顽固分子，准投降派，摩擦愈凶，敌愈称快。巩固团结，唯一方针，有破坏者，群起而攻。
　　 元朝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河山聚色。而今而后，两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纲领，救国救民。祖武克绳，当仁不让，大旱盼霓，国人之望。清凉岳岳，延水汤汤，此物此志，寄在酒浆。尚飨。”
　　 7月1日，灵榇最后奉安在了甘肃兴隆山东山大佛殿。
　　 成吉思汗灵榇的西迁，直接影响了诸多蒙古上层王公的作为。内蒙古东部最有势力和最具影响力的蒙古王公，是哲里木盟科左中旗的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其势力之大，可以从当年的“东北王”张作霖不惜将爱女嫁与其有先天痴呆的儿子以作拉拢便可看出。“九一八事变”之时，达尔罕亲王正住在奉天，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派人多次劝诱他担任伪满洲国要职，达尔罕亲王坚辞不就。1931年，日伪决定强行挟持他任职，亲王事先得到消息，便化装成平民逃到北平。“七七事变”后，北平又沦陷，日军再次威胁他出山，达尔罕亲王无奈，便贿赂医院大夫，给自己开了患有严重肺结核病的诊断证明，以此加以拒绝，并从此闭门谢客，直至抗战胜利。
　　 乌拉特前旗扎萨克石拉布多尔吉的遗孀瑟福勒玛，在丈夫去世后一直代理掌管旗务，日军占领乌拉特后，逼迫她附逆。瑟福勒玛于是率领王府卫队在1938年2月投奔绥西国统区，并将卫队扩充为600人的武装坚持抗日。
　　 乌拉特后旗扎萨克的遗孀德利格尔，其子虽继承父亲的王位，但因年纪尚小，旗中政务仍是由她掌管。1938年7月，日军步步进逼，德利格尔知道凭借旗卫队无法抵抗，便携幼子率卫队进入后套五原加入抗日阵营。
　　 1941年，茂明安旗扎萨克因不愿与日军合作，被日本特务杀害，其福晋额仁庆达赖毅然处死本旗亲日分子，投奔五原国统区。
　　 瑟福勒玛、德利格尔、额仁庆达赖三位扎萨克福晋，因为她们的抗日义举，被当时的舆论誉为“抗日三女王”。
　　 共产党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游击队”，其中大部分官兵都为蒙古族人，其领导人中的贾力更、德勒登·道尔吉（汉名高凤英）、韩伍都在与日军作战中牺牲。
　　 如果上面所举的例子还显得有些不够说服力，那么，刘震玉、李海山的抗日活动，则完全可说是轰轰烈烈。
　　 李海山是哲里木盟卓里克图亲王属下领兵统领，刘震玉是科左中旗巡访骑兵统领，二人都是蒙古族，且有金兰之义。“九一八事变”事变后，二人都拒绝了日本人的拉拢，前往北平接受了张学良的委任，分别为辽北蒙边骑兵第一路和第二路司令，统归东北军少将高文彬指挥。李、刘二人回到本旗后，在旧部基础上招募蒙古族和部分汉族青壮入伍，分别组成了5000余人和10000余人的队伍，各辖前后左右中五路人马，誓师抗日。
　　 1932年1月，李海山、刘震玉率部在通辽以北与伪内蒙自治军顾问松井清助指挥的日伪军两次激战，毙敌300余人。1月中旬，配备坦克、装甲车并有飞机支援的日军羽山支队进攻通辽，李、刘二人率部在无有增援的情况下激战两昼夜后奉命撤退至余粮堡、开鲁。2月下旬，两部与驻扎在开鲁的东北军第17旅配合，歼灭来犯日伪军，击毙、俘虏日军自松井清助以下数百人，缴获火炮四门、步枪300余支，并乘势追击，攻克日伪据点舍博图，歼灭敌军300余人。
　　 1932年，辽宁、热河两省地区抗日义勇军化为五个军区，高文彬任第五军区司令，李、刘二部非别编为第三、四梯队。9、10月间，李、刘等部两次反攻通辽，一次反攻辽源，都攻进城内，予敌重创，但终因武器悬殊太大，未能收复两城。11月中旬，日军第16旅团川原旅团长率7000日军进攻义勇军第五军区司令部驻地康平县城，经过五昼夜激战，李、刘二人率部突围至开鲁，但司令高文彬被俘。李海山后继任第五军区司令。
　　 1933年2月，李海山、刘震玉会同义勇军李海清部打算反攻通辽，正当实施之际，日军大举进攻热河，驻扎在开鲁的东北军第16旅不战而逃，李、刘而部陷入包围，付出惨重代价后，两部经赤峰、围场撤退至察哈尔。此时，两部都已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李海山部伤亡2000余人，中路统领必力衮达赖、左路统领汤吉林、前路统领李殿青及四位营长殉国。刘震玉部的左路统领刘景堂，后路统领纪忱和三位营长阵亡，士兵伤亡更是在全军三分之二以上。
　　 但二人的抗日热情并未消退，辽北抗日失败后，二人又率部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组建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参加了收复多伦的战役，并立下攻破西门占领西城的战功。直到同盟军被解散，二人的部队也被遣散之后，二人才被迫放弃了武装抗日。
　　 那时的满、蒙抗日人物，也许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太“自作多情”，是太坏人家的事了。原本都应该附逆，以给今人们多一些互相攻击的借口，那时的流血牺牲，实在给今天的人们减少了很多“意趣”！
　　 2004年4月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