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纸的天窗进入历史

抓住那滑落的影子
　　
　　 为了核实一些资料，不久前，我大量查阅了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主任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著作，作为闻名遐迩的历史学家，他们都拥有一种化繁杂为清晰的魔力，让资料说话，让事实去证明观点，从而使自己的结论水到渠成，适之先生的名言“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在字里行间得到了最为熨贴的体现。书里大量引用的“文革小报”使我在产生浓厚兴趣之余，也佐证了一个观点，那些不入体制史家视域的稗官之论，早已经登堂入室，成为强有力的发言者；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历史的主语，那么，我则相信那些充满细节的个案是历史不可或缺的动词。当然了，这些常识之论，对学者王锐来讲，不过是他嘴角边的一丝笑意罢了。
　　 因为他经常说，对现在40岁以下的人群来讲，对文革小报的陌生不亚于天方夜谭。
　　 王锐在80年代中期已经颇有名气了，是新时期率先由文学写作进入人文学术研究的少数者之一。他的《世界名作家之死》和《世界文坛之迷》出版近20年来，无形中推动了90年代开始的“作家个案”研究，他的不少观点至今仍在被不少研究者所采纳，其文章被选进了几十个文史选本。
　　 在王锐的家乡自贡市，文人学子们津津乐道的还是王锐的藏书。记得90年代，我是他家的常客，那时，他大约有1万多册藏书，我们在书柜壁立的狭窄过道上喝茶、喝酒、聊天，思绪顺着文字铺就的坡道，远游在时空交错的往昔。如今回忆起来仍是历历在目。十几年转眼就过去了，就仿佛他查阅资料从书架后面走出来，递给我一本20余万字的新作《“文革小报”研究》。看看在他四周摊开的报刊，那些发黄、发脆的纸页，就像被他从历史大梦里召唤起来的朋友，总在深夜的静谧时分，字词的喧哗声，延续着他们旷持日久的交谈……
　　 近年，王锐相继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文革”成都“五·六”事件》《“文革”中的〈伯达文选〉》，其长达3万多字的《“安亭事件”再研究》和专论《毛泽东与大字报》在史界引起较大反响。其新颖独到的观点自然不是闭门造车所能获得，而是建立在数量惊人的小报收集和研读基础之上。
　　 在我看来，文革小报逐渐浮出水面，是在两个向度上呈现出自己的身影。一是收藏。伴随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导致众多藏友纷纷藏购近现代物品。在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等许多藏馆，收藏家早就悄悄介入到收藏我国近现代物品行列。因为这些有着特别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物品带有许多他们需要了解的信息，如民国时期的书刊资料、瓷器铜器，文革报纸、像章等都是十分抢手的物品。据报道，一位英国人愿出数万美元收购四川收藏家王安廷的全部毛泽东像章，美国纽约某图书馆高价收购一位中国藏商的数千张文革小报，致使国内文革小报行情暴涨。
　　 当然，西方国家收集文革小报并不始于现在，动机也不仅仅是收藏。王锐曾经对我讲过一则史料：周恩来在文革中有次讲到一个情况，他批评一些造反派将一些机密文件、讲话随便刊登在文革小报上的做法，总理说，一个日本记者用2分钱在北京街头买了一份载有“二月提纲”的小报，拿回国转手就卖了1500美元。从这个个案中，我们不难看到国外何以重视小报了。这也可以印证麦克法夸尔根据《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编译出版《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时期到大跃进》后所讲的观点。他认为，由红卫兵组织编辑出版的很多材料是可信的。这是因为，红卫兵对毛泽东无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毛泽东的讲话。这些材料的来源可靠，还在于红卫兵在“抄家”或其他“革命行动”中，从那些亲自聆听过并记录了毛泽东讲话的人那里得到的。讲话中完整地保存了毛泽东的口语和习惯用语，这也证明了它们的真实性。日本立教大学教授野村浩一也持相同看法：“我认为这些文章，还是有很大可靠性的，经过必要的研究和整理之后，可以适当地加以利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地出版的文革小报达到6000余种，其中北京就有近千种。这些文革小报是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创办的，有的还发向全国。所谓小报，是相对于当时主流的、正式的“大报”而言的。对文革小报研究，是西方近30年的事情，其收集资料之全、之细，研究成果之多，远远走在国内前面。在哈佛大学所开设的“文革史”本科课程里，对文革小报的研究已经十分细化和深入。而在国内，收集与研究却是民间学者的自发行动。如果说，收藏更多的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那么专门对这类文献进行研究，就成为一个十分寂寞的事业。因为这类研究往往需要皓首穷经，花费极大的财力，其研究成果既难出版，更难出名。
　　 对这些问题，王锐是有诸多准备的。他没有跟风的习惯。就像一个远游者，为远游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才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上路。走自己的路，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因此，收集与研究，在王锐看来同为一体，天下哪里又有缺乏资料的研究呢？不要盲目相信现在出版的那些相关著作，这些书不但无力廓清历史，而且是在刻意制造迷魂粥。但是，这种对历史最不负责任的行为，人们已经熟视无睹了。
　　 在位于成都西安南路的公司办公室，王锐对我说，你相不相信机缘？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没有回答。他说，有些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过程和结局。而这往往不为当局者注意，我们都是在事后才猛然惊觉，机缘是有迹可寻的。你信不信？
　　 这话自然要从远处讲起。
　　 王锐对文革小报的兴趣，早在文革中就有了。那时，只是被小报上奇奇怪怪的内容所吸引。但自贡市远离于政治话语中心之外，当地办小报的组织屈指可数，外地小报流入本地的也不多，收集谈何容易。那时，王锐的父亲是一单位的小职员，经常出差，为他带回一些外地小报。这里有一个重要人物，是王锐的老同学，当时在重庆办小报。他只要见到不同的小报，均收集好寄给王锐。几年下来，王锐装订了5大册，有熟人朋友来家，他总是热心示人。示者无心，观者有意，后被人借去，从此黄鹤不返。谈到这件事，王锐至今耿耿于怀。
　　
　　 收集资料如同历险
　　
　　 90年代有一天，王锐在家清理藏书，发现一个布满灰尘的牛皮纸大信封，发现里面有一卷发黄的报纸。打开一看，天哪，竟然是几十份文革小报！这是他忘记装订的小报。这是被时间刻意藏匿起来的东西，又突然地出现了。报纸唤醒了他似乎已经消失的记忆。自此以后，他决心重起炉灶，开始收集小报，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历史，更是为唤醒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那一天，他深深沉浸在往事之中……
　　逐渐，在成都的送仙桥艺术城、在北京、重庆、达州、内江、自贡的旧书摊上，王锐成了很多书商认识的怪人。蹲在书摊前，一蹲大半天，他在拼命找小报。书老板现在也精得很，一副口不二价的样子。对待像文革小报的希罕资料，漫天要价几乎是很正常的事情。王锐早已经适应了，他不大讨价还价，只要你的东西好，你开个价吧。
　　 为了扩大收藏领域，他甚至给不少收荒匠拉交情、套近乎，他的一些资料，就是从废纸当中淘出来的。
　　 有一天，一个书商给王锐送货来了。王锐呵呵地应付着，见书商不是夹着拧着，而是雇了个小工扛着一个大麻袋进门，他的心脏骤然加速。打开一看，文革小报有几百份之多！书商一副傲然模样：每份6元，创刊号每份40—60元，不能挑选，只能一次买断。如果不要，他立即可以卖给一个外地老板。王锐默默翻阅着这些灰尘扑面的宝贝，一面让人去紧急筹款。他买，他必须尽所有力量，买下这些一旦犹豫就将终身交臂错过的文献！这一次，他花费了几万元，但其中有些资料，后经查明，是国内现存仅有的。自此，这个书商认为王锐很够“哥们”，源源不断为他提供稀有品种。
　　 谈到收集小报的经历，王锐说，就宛如一段冒险的历史。因为，书商不可能容许你去核实，买与不买，只能凭自己当场决断。有一次，一个书商送来了一份文革小报，这是被誉为“精品中的精品”——某画刊的创刊号，开价900元，王锐二话不说，如数照给。王锐给我说，真是便宜啊！如果是在北京潘家大院，就是加十倍的价钱也不一定能够买到手。
　　 “不理解我的人以为我喜爱收藏，其实，收藏固然有喜悦，藏品要为我所用才是我最为高兴的。也许这种研究没有人际间的恩恩怨怨，我觉得，我在研究中逐渐触及到了文字以外的东西。”王锐感慨地对我说，他的最高乐趣不在于拥有，而在于寻找过程中那种望穿秋水、寻寻觅觅的焦急之情，还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种刹那间的喜悦。
　　 看看王锐收集的资料：小报、私人笔记本、大字报、石膏像、传单、画像、语录本、油印揭发材料、私人信件、小字报，供计几千份资料，我恍如走入到一个陌生而熟悉的语境中。历史刚刚过去，历史的证词却正在被化为垃圾或纸浆，如果这就是历史的规律，这个可怕的规律注定必须得到改变。
　　 我想，王锐的这一寻找资料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证的过程。他在收集研究当中，不但复活了存留在他心目中早年的那种真实，而且，透过被热血冲塌的天庭，他目睹了被摧毁的理性与正义，正在一个新的层面崛起。所以，研究不但是复活真实，而是提出警示：历史绝对不能再次重演。
　　
　　 蜿蜒在字词中的心路
　　
　　 杨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里认为，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
　　 “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几个组织：清华的《井岗山》、地质大学的《东方红》等小报，经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运动发展。除此之外，小报也为红卫兵文艺提供了不小的活动天地。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宇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一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人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沙俱下。当时《新湘江评论》曾引毛泽东未发表诗词，“自信此生多风雨，潮涌漫湘江”(待考证)，还有评论员文章，“指点共产主义灿烂江山，激荡无产阶级血珠文字”这样的文字挥挥洒洒。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卖小报，但对其报上观点，一般并不认真对待。
　　 为什么人们愿意购买小报？我们只要对文革时期的主流大报有基本了解，马上就可以想象这份报纸的内容。或者说，你如果想象不出填鸭的痛苦，每天强迫阅读这种报纸后，马上就会对填鸭表示深刻同情。
　　 但历史无情地证明：恰恰是这些小报，以动词的形态为人们打开了历史真实的一域。王锐甚至认为，随着文革小报研究的深入，随着越来越自由民主的时代大势的来临，被妖魔化的历史注定要被还原，历史终将露出它并不神秘的、但是血淋林的本相。
　　 他向我举了一个例子。文革中“司令部”一说的来历。
　　 有关“炮打司令部”自然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但如果深究，“司令部”是谁首先提出来的？人们往往就语焉不详了。因为正史没有该方面的记载。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王锐在大量小报中花费了不少时间，仍然是没有什么收获。有一天，他通过网络，购买到一份来自北京的小报，才发现这个词是出自王光美之口。当时，她警告来家造反的红卫兵，“不要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造反。而这个资料是出自其女儿的检讨材料，可信度相当高。事后我们都知道事态的发展，毛泽东得知以后，立即提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显然，毛泽东所言的这个司令部，意思与王光美的刚好相反。为此，王锐特意写了一篇文章，把事实的真相摆到人们面前。
　　 每完成一桩这种考证，他感到十分的舒心。
　　 谈到有关文革小报的著名典故，记得好几年前，王锐就对我讲述了一则“小道消息”。
　　 1967年，社会上突然兴起了办报热浪。报纸编印出来后，要上街卖，革命群众及其家属子女被动员去卖报，“黑帮”也要承担销售任务。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也在此例。
　　 那时，在王府井乔冠华卖的是《批陈毅战报》，而且小报上还有“批乔”的文章，外交部的造反派强迫乔冠华上街卖批判自己的小报，这何尝不是一场侮辱和恶作剧。虽然乔冠华的名气很大，但那时电视还很不普及，群众是知其名却不识其人。
　　 乔冠华好言同造反派相商，说自己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抛头露面上街卖小报，尤其去卖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和几位副部长、包括他自己的小报，实在有失国体，给国家抹黑，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这当然不会被那些造反派所接受。造反派嫌监督着乔冠华去街上卖报太麻烦，就把一摞报纸交给乔，命令他自己在街上卖，卖完后回外交部机关报告并交回报款。躲开了监视，乔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点清报纸数目，按两分一份算出应交回的款项，待押送者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把整摞报纸往王府井大街角落的地上一放，任大家免费自取，他自己则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要上一升啤酒，一盘小菜，慢慢地呷饮。等时间差不多了，再回外交部，把他在小酒馆中换来的零钱上交，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上几角钱。后来这个“乔老爷王府井卖报会赚钱”的笑话，就在外交部内部传开了。
　　 毛泽东知道这个事情后，大笑不已。因为他知道“乔老爷”还为此写了几句打油诗，但没有结尾。毛泽东说，我来为“乔老爷”填写最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众人皆大笑不已。
　　 后来在2001年３月１６日的《人民政协报》上，正式发表了内容大体接近的文章，从这个侧面也佐证了王锐研究小报资料的真实性。王锐幽默地说，如果当初有人真从“乔老爷”手里花2分钱买下一份报纸的话，现在就发财了。
　　 王锐目前把自己的收集到的小报，大体分为外地版、串联版、火线版、资料版等等，这其中含有报纸历史本身的特性。比如，外地版就分为两部分，一为外地航空版。北京一些大的学生组织为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纷纷在大中城市设立联络站，然后发行传单、小报，如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驻广州联络站就曾出版《新北大》广州航空版；第二是北京的学生造反组织到外地串连，在地方纷纷设立联络站，先是散发传单，后是印报纸，最后和当地文革小报出“联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首都红卫兵》，它出版的外地版有上海、重庆、株洲版、长沙版、西宁版、南昌版、无锡版、常州版、武汉版，还出版了中学中专版。可笑的是，《首都红卫兵》成为红代会的机关报后，红代会由于派性也分为天派和地派，所以《首都红代会》也有两种版本。三是外地组织赴京告状或持相同观点的组织互相声援。如长沙中南矿冶学院“湘江风雷”等主办的《反复群战报》就出了北京版，西安工程电讯学院也曾出版了上海版、北京版。
　　 目前，文革小报搜集最全的是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小报成为馆藏报刊的殊品。该馆馆藏中文书籍汗牛充栋，使之在短期内跃居为美国第二东亚图书馆，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也迅速成为国际闻名的研究中国学的中心。而面对国内各自为政的收集格局，王锐深感忧心。因为很多财大气粗的收藏者，是从来不研究藏品的，文献一入豪门便再难见天日，根本无从发挥文献的作用。而这个局面，将在很长时间内无法改变。
　　 我们必须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思想界都绕不开文革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文革必然成为几代知识分子的“潜语境”。 否定文革、反对文革是时代大势，但对历史的铭记，正是由新闻史、出版史的积累而达成的。由此不难看出王锐苦心收集、研究的向度，正是着眼于维护思想的尊严。
　　 有一天，我突然问王锐，你以前编过小报吗？他沉默了一阵，对我说：编过，而且还编得不坏。我是编、刻、印、发集于一身！哪天我给你看看。怀着浓厚的好奇心，我等待着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