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力荐的聪明怪人 王守谦
我的父亲叫王守谦，他是绝顶聪明的人，1911年出生在上海，生他时爷爷五十多岁，奶奶二十多岁，当时爷爷在办小学。
父亲有个哥哥，比父亲大两三岁。我这位大叔中学上的是三中，父亲上的是四中，大叔本分，父亲会来事，讨爷爷喜欢。父亲在家里读书，一个人占三间大书房，大叔读书则只有一小间，是家里的外书房。所谓外，是在门口位置，平时用来招待客人用的，客人来了，等着主人接见时待的地方。
这哥俩合不来。父亲性格内向，是读书的材料；大叔外向，喜欢体育，还是学校的篮球选手，他学习不如我父亲，加上他大了两三岁，处在叛逆的年龄，有时会惹爷爷生气。
爷爷脾气暴，一生大叔的气，就是一顿暴打。有一次半夜醒了，想起大叔，突然恼火了，跑到大叔房间，把他连人带床单掀到地上，猛打了一顿，才解了气。
大叔受了这次惊吓，就生了病，不久便病死了。
父亲小学在西皇城根，中学是四中，大学是北大，一路都是名校，一路都是高材生，受尽了家长和老师的宠，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他考上了北大的西语系法语专业，中国人学法语的少，那年只录取了他一个学生。当时北大胡适主管教学，想让他改学英语，这一年就不开法语课了。他不干，找胡适理论，结果两人大吵了一架，气得胡适冲他吼：“回家去吧！”要开除他。
他坚持“我考的是法语，就得教法语”，但最终胡适作了让步，保留了那一年的法语系。结果，出现了四个法语老师教他一个学生的奇特局面。
西语系属文学院，现在的文物出版社是当年北大的旧址。他在北大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姓郭的山西人，外号“郭老星”，思想激进，到家里来玩时，奶奶不知看出了什么，不让他再跟郭老星交往。
郭老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后被抓捕，死在监狱里了，父亲差点受牵连，奶奶很长时间都感到后怕，从此限制他的交往。
北大请法国人教法语，有一位中文名叫“邵可侣”的法国老师，六十年代初还在北大授课。法语教授盛成跟国民党去了台湾，很快又去了美国——这种情况的人很多，因为到了台湾后对国民党失望了。
盛成去台前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大画家徐悲鸿了，可想他和徐悲鸿的交情有多深。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是女大学生，不太会传统妇女的针线活，我父亲十七八岁就结婚了，我母亲的针线活好，盛成就让我父亲给徐悲鸿的孩子做棉衣，我父亲就此跟徐悲鸿认识了。
父亲学过西洋音乐，会中国的工尺谱，会京剧二黄，还弹琵琶。但他没学过画，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在画画，他跑过去说“教我”，仙女就教他了。第二天醒来，他从此开始画画了，是梦里学来的技法。
对这件怪事，家里人分析，是因为他有许多中国的画册也有许多外国的画册，看得多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心里对绘画的领悟最终以梦境的形式出现了，梦到的技法，其实是他平日思索所得。
但他画的，跟家里的《芥子园画谱》和外国油画画册没关系，他画的是照相馆、舞台的背景画。奇怪了，仙女为什么要教这个？难道仙女有照相机，仙界里还要演话剧么？
反正他就会画画了。他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画布景的散活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来源。在后门桥有个“四为美工社”，创办人叫张四为，他从那里接活。
他接了活，不跟家人打招呼就走了。五十年代他曾失踪了八九个月，就是画画去了，这是他最长的一次失踪。
他先画一个小稿，再按比例放大到景片上，用棉花蘸着广告色画底子。中国传统绘画是散点透视，所谓散点透视，就是画地图的画法，按照平面图的标准来确立画面上东西的位置和大小。
他则用焦点透视，近大远小。他给一家照相馆画长廊，画了一组，费了两个月，结果照相馆不给他钱，说：“你这画的什么！歪歪斜斜的，东西的大小都不对。”
照相是西洋的发明，照片都是近大远小，按理照相馆该懂得焦点透视吧，可是就偏偏不懂，这是那个时代好玩的地方。
结果父亲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官也不懂，说你最好找职业画家给你开个证明，评价一下你的画。父亲就找了徐悲鸿，徐悲鸿是在法国学的美术，给父亲开了证明，对父亲的画高度评价，最关键的是写了“符合美术原则”这句话。
其实徐悲鸿给的称赞是帮忙，父亲的画非常精细，但毕竟不是个性创作，画景片是行活，这类作品必然匠气，徐悲鸿过誉了。法院没想到为一个照相馆的景片，竟然惊动了徐悲鸿，立刻就判照相馆付钱了。
徐悲鸿还介绍我父亲去对外友协画画，父亲会好几国语言，这里应该是最适合他的地方了吧。但这份工作还是没能干长久，因为他不注重自己的仪表。
他从小在爷爷一辈的名士圈里熏陶，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名士不修边幅也风流倜傥——结果他把自己搞得形象很差。
他一辈子不系皮带，都是奶奶给他系，后来是我妈系。他还嫌麻烦，用布绳作腰带，在绳头绑上根铅笔，绕几圈就算别上了。他常一个月不洗脸，基本不叠被子，穿着外衣就上床睡觉。
但他有自己的卫生理论，绝对不跟人握手，到别人家不喝水也不坐。他身上总带着一支圆珠笔，不是写字用的，而是挑门帘用的。挑门帘都不用手，因为他怕细菌。
自己邋遢成这样，却还嫌别人脏。虽然有徐悲鸿的面子，但没多久对外友协的人就劝他别再来了。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因为有怪癖，所以一生无用武之地。
他的第二个工作是在百货公司。解放前西什库教堂有个育婴堂，养育弃婴，那里有个叫“六姑”的修女是地下党员，我的母亲是她的养女。六姑后来身份暴露，去了延安。解放后六姑回来，结果我家成了军属。
六姑介绍父亲去百货公司上班，原本一切都好，只是领导知道他是文化人，让他帮忙写一篇宣传文章，他来了精神，写得文采飞扬，可惜是半文半白，领导看不懂。
领导让他重写，他自小是高材生，从来写文章都是受表扬，没受过批评，连北大校长都敢当面吵，哪会受这份委屈？
于是他告状，找到了更高级别的领导，级别高的领导文化水平往往也高，高级领导一看文章，说：“很好，一个字也不用改。”
他赢了一次，输了一生。单位后来发生了一次工作大调整，领导分配他去张家口，他不想去，从此再也不上班了。
他北大的同学给他介绍过刻蜡版的活，那时没有复印机，就是在蜡纸上用铁笔刻字，这些刻字蜡纸能油印出许多张。这样的小活只能挣点零钱，他也没有兴趣做。
还有人介绍他去食堂工作，做切面条和包饺子的活。他包饺子，放的馅很大，饺子皮不容易合上，他急了就沾点口水粘饺子皮。食堂的领导看见了，很客气地跟他说：“王先生，您包的饺子您自己带回家吧。”
这份工作就这么结束了。
我奶奶太能干，自己做棉衣、大褂、鞋。我们在积水潭的老宅院子里有许多果树，她自己嫁接，把结的果子卖给德胜门果子市的水果贩，补贴家用。
我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家在开滦县安个庄，算地主兼经商资本家。家里有大庄园，在哈尔滨一带开了多个酒厂。前门大栅栏“内一品”服装店的掌柜王润斋和我母亲家是世交，他是我父母的大媒。
爷爷在时，虽然家中不富裕，但名气大，大军阀阎锡山都是他的递帖子学生，他的日本朋友们想让他儿子娶一位日本姑娘，爷爷则不愿意。
爷爷对父亲的婚事提出了三点要求：不要女学生，因为女学生思想新，婚姻不稳定；不要清朝王室的小姐，因为小姐的脾气大；不要小脚女人，因为不符合时代。
母亲没进过新式学堂，上的是私塾，受旧式教育，符合这“三不要”的条件。因为那时爷爷身体大差，想辞世前见到孙子，所以要父亲赶快完婚。父亲在十八九岁结了婚，两年后，爷爷去世了，没能见到我。
爷爷死后，家人就卖了积水潭宅院，买了一处小点的院子住。那时卖房子，不像现在是赚钱，每卖一次都赔一次钱。搬家是因为经济困窘，另外是有邻居传说，我家没人住的小楼里半夜总亮着灯，闹狐狸精。
积水潭老宅房多人少，的确夜里住着害怕。搬到新宅后，父亲在院子里给自己盖了两间西式的房子，图纸是他设计的。他怕打雷，所以墙壁有三尺厚，窗户上安的是双层玻璃，为了隔音。两间的面积，给盖成了一间半的格局。
他一人住在里面，奶奶和母亲都不能进这房。我母亲爱干净，父亲则邋遢，冬天把炉灰从炉子里掏出来，就堆在炉子边，一冬天积半屋子炉灰，开了春，才叫母亲进屋把炉灰清出去。
父亲每天睡到中午以后才醒，他到夜里来精神，做自己的研究。他去画景片挣了钱，整日吃饭馆，没钱了，就缩在家里，母亲还要伺候他。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所以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出去了。
他对中国的文史不感兴趣，家里有大量的字画，都卖了。小恭王写的四体佛经，是用篆隶楷草四种字体写的，在他屋里挂着，屋子漏雨给淋了，他也不管，最后烂在墙上了。
父亲屋里还有乾隆御定的《二十四史》，放这套书有专门书柜，面积占了整整一面墙，很值钱。有位亲戚来了就站在这面墙前感慨：“这是老先生留下的好东西，我真想买，但买不起。”其实他算是小康，但买了这套书就得倾家荡产。
父亲想去吃饭馆，便抽两本书换钱，搞得每个朝代的书都残缺了，因为书有套子，在外面看是齐全的，打开发现少了，跟嘴里掉了牙一样。
其实要卖也应该整套卖，残本卖不出高价，但他没有这意识，爷爷留下的宝贵东西，他多视而不见，只是对他的外文书上心。
母亲在缝纫厂工作，夜里回到家还要做缝扣子的活，非常辛苦。母亲把奶奶的手艺全学到了。在缝纫厂，如果自己有缝纫机的话，就是师父，能做衣服。当时的缝纫机相当于现在的轿车，我家买不起缝纫机，所以母亲算是小工，只能给人打下手，做衣服的边角活，挣的钱有限。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怪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他发明了“粗粮细作”的办法：把粗粮磨碎，用筛子筛完后，竟然用纱布筛，经过了一番大工夫，把粗粮筛得难以想象的细，有了细粮的口感。
六十年代初，我上了中学，父亲到后海某处画画，被警卫怀疑是特务，抓到公安局去了。看他衣着邋遢，公安局觉得他影响市容。
当时民政局成立了房山疗养院，收容精神病、弱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家里交钱就可以住到那去，如果家里没有钱，就无偿收容。
我在上学，母亲工作繁忙，我们无力照顾他，公安局看了我家的情况，就建议他去那里，父母俩人认真地商量了好多天。房山疗养院每月要收二十块左右的住院费，新居也有十间房，有两间出租了，每月有十一块钱，就将房租做了住院费，余下的钱由政府垫付了。
他去的时候很高兴，觉得一切有人管他，活得踏实了。去了以后，就后悔，因为他离开家后，感到种种不习惯。
疗养院在深山里，再加上有精神病和弱智，所以是封闭式管理。他去的时候，给划分为弱智了。
父亲在那里和一个划分为精神病的人成了朋友，那人祖籍四川，在东四有一个四合院，就他一个人住。他的具体病症是“扩大妄想狂”，表现为他在家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写着“马列理论研究所”，他自任所长。
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口才很好，在房山疗养院能把医生们都说傻了，说理论不是定论，所有理论都需要研究。他和我父亲一拍即合，两人经常几天几夜地聊天，他还给父亲发了聘书，聘作他的研究员。他的所谓研究所，长期以来只有父亲一个研究员，别人他还看不上。
父亲也没有研究马列，在疗养院里研究的是钢琴。当时戏曲改革，以钢琴伴奏新式京剧《红灯记》，他受了启发，研究用钢琴伴奏传统京剧《空城计》。
房山疗养院在深山里，山形复杂，容易迷路，人很难走出来。父亲就研究北京郊区的地图和县志，最后成功地走了出来。他能从房山区一直走到门头沟区，参加妙峰山的庙会，还有几次走回了北京城的家里，但他从疗养院走出来主要是为了画画。
他背着个画架子，一个人在山里一待好几天。李仲轩是他的外甥，当时在门头沟山区里工作，他只知道李仲轩单位的名称，没有去过，一次越了几十里山路，竟然找到李仲轩的工作单位。
李仲轩在办公室，被门房通知：“来了个怪人，戴个破草帽，背个画夹子，说是你舅舅。”门房觉得是盲流，李仲轩迎出来一见，就叫“老舅”，他则一点不客气，说：“快给我买吃的去。”
不知道他多少天没吃饭了，家里人按路程算，估计是三四天，他提起此事，说是半天。至于他在山里吃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李仲轩把饭菜买来，他吃完了，才跟李仲轩说话聊天。多年以后，李仲轩跟我谈起这件事，说：“你父亲是个豪爽的人。”
因为他来去自如，在山里的生存能力极强，没有发生过危险，所以疗养院管理人员就对他放任自由了。后来疗养院受时代影响，医生把病人划分成好几派，开始武斗，他就跟那位扩大妄想狂的朋友说：“我带你走吧。”
老哥俩从深山里出来，一路走到了北京城，再也没有回去。
“四人帮”倒台后，在1978年，北京风行学外语，不久就是出国热。父亲在大街上贴小纸条，说教法语，一个人一个月七块钱，随来随教。他一开始就有七八个学生，这些人程度不一，他都一起教。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能取得平衡。
他这么多年不说法语，一讲就是流利的法语。他上课读写从来不翻字典，因为他半夜里看的都是外文书。
八十年代初，他教法语一月能挣四十多块，赶上一个科室干部，真是不错，家里人都很高兴，觉得他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但后来一个人把这一切都毁了。
那人原本是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抓住招生广告上“随来随教”这句话，一个月交了七块钱，几乎每天都来。
英国历史上有很长时间被法国人统治，英文里原本有很多法语词汇，他是英语专业的，由英语改修法语，起点很高，又几乎每天来，把时间都占了。父亲自己是个才子，所以很爱才，见他进展迅速，就不由自主地主要教他了。
其他学生再也跟不上进度了，人渐渐少了。家里人劝过父亲，说：“你可以把时间岔开，分成几个程度不同的班，别让那英语老师天天来。”
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能维持住法语班，但父亲控制不住自己，那个英语老师一提问，就顺着他的需求教了，别人听不下去，这么陪着耽误时间，实在无趣，最后人都走光了。
英语老师把别的学生都挤走了，一个人来上学，还是一个月交七块钱。他学成后就走了，从此再无音讯。
这次的法语班就这么散了，父亲没了教下去的劲头，再没办过班。
父亲养成我行我素的习气，因为爷爷做他背后的大树。爷爷就是我行我素的人，他是名士，怪成什么样，别人也觉得应该。父亲小小年纪，受了影响，爷爷带他去饭局，别人不给他预备勺子，他就旁若无人地直接用手抓着吃，大家觉得爷爷是老怪，他是小怪，将来也是名士。
可惜时代变了，他做不成名士，一辈子饱受世俗诟病。
家里人一直在想，做不成名士，如果他做个大学老师，有固定工作，一辈子活在书房—课堂这么个小圈子里，也能安稳地过一辈子。
我认识一个大学老教授，跟我父亲一样是个怪人。他和家人住同一个楼门，但绝不生活在一起，妻子儿女住一套三居室，他一个人住在顶楼的一套一居室。他一个季节就一套规整干净的衣服，上课穿着回家就脱，其他的衣服都是三四个月不洗。
他的生活用品就是五个暖壶，学校里有打开水的暖水房，他拿暖壶打了开水，把面条往里一放，盖瓶塞闷一会，掏出来就是一顿饭。
那种糟面条能好吃么？但他有生活费，还是受人尊重的教授。所以怪人里也有幸运的怪人，我父亲就没有这份幸运了。
其实我们胡同里没有工作的老大学生很多，老大学生多有历史问题，给日本人、给国民党工作过。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文人，但当时大家不这么认为。那些人也都纷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父亲却没有。
父亲在北大念书时，有公派法国留学的名额，奶奶哭着没让去，结果就放弃了。家人后来设想，如果他去了，独自在外国生活一段时间，按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许会死在国外，也许便将他锻炼出来了——但人生不能假设。
他这种人唱戏能成名角，出家能做高僧，过普通人的日子就一塌糊涂了。我常想，如果他出家做了和尚，或许会很好吧？
积水潭有一座净业寺，老百姓俗称“高庙”，因为修在湖边的假山上，现在改为纪念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祠堂。爷爷和高庙的老方丈是朋友，父亲年轻时皈依老方丈，做了佛教居士，修习佛法颇有慧根。
老方丈有意培养父亲做自己的接班人，但爷爷只剩这么一个儿子，不会放他出家。老和尚辞世后，庙里的和尚还对我父亲说：“你有资格接任方丈。”积水潭的老邻居有知道此事的，对我说：“你父亲可是位方丈。”
父亲是糊涂人，也做过不糊涂的事，在六十年代他把阎锡山给爷爷的信件都烧了。阎锡山不是爷爷的正式学生，军阀都想当儒将，就给爷爷投了拜师帖，算是爷爷的挂名学生。
爷爷有一篇论文手迹，什么题目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个比喻，说一户庄户人家的三兄弟在父母死后平分了田产，在一个共同的起点上，老大不善经营，加上孩子多，就败了家；老二善于经营，日渐富裕；老三则参军了，走上另外的人生——三兄弟的处境都不会一样，全国不可能贫富均等。
这份手迹他也撕了。
父亲性格内向，因为他处不好人际关系，他一度不跟同学、朋友接触。但他要走到大街上，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却非常活跃，尤其跟小商贩、小手艺人、学生聊更是兴奋。
我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太惨了？北大的高材生，却一辈子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所以他在圈子外的人里找安慰。
一个男人上了岁数后不是成功人士，社会上会看不起你，但连子女都看不起你，才是最大的悲哀。
父亲凭自己的喜好活着，一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父亲给孩子的那种很亲近很呵护的爱，他不会给我，但他有自己的方式。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天文，告诉我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中的参是猎户星座，商是天蝎星座，这两个星座一个在冬天有，一个在夏天有，永远不可能同时出现。
我五岁的时候，就可以看星座来判断时间了。他同时还教给我工尺谱、京剧唱词、围棋、国际象棋，这些教授对于一个小孩太超前，量也太大，不可能同时学会，但影响了我一生的爱好。
我想，这就是他爱我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