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力荐的聪明怪人 王守谦
我的父亲叫王守谦,他是绝顶聪明的人,1911年出生在上海,生他时爷爷五十多岁,奶奶二十多岁,当时爷爷在办小学。
父亲有个哥哥,比父亲大两三岁。我这位大叔中学上的是三中,父亲上的是四中,大叔本分,父亲会来事,讨爷爷喜欢。父亲在家里读书,一个人占三间大书房,大叔读书则只有一小间,是家里的外书房。所谓外,是在门口位置,平时用来招待客人用的,客人来了,等着主人接见时待的地方。
这哥俩合不来。父亲性格内向,是读书的材料;大叔外向,喜欢体育,还是学校的篮球选手,他学习不如我父亲,加上他大了两三岁,处在叛逆的年龄,有时会惹爷爷生气。
爷爷脾气暴,一生大叔的气,就是一顿暴打。有一次半夜醒了,想起大叔,突然恼火了,跑到大叔房间,把他连人带床单掀到地上,猛打了一顿,才解了气。
大叔受了这次惊吓,就生了病,不久便病死了。
父亲小学在西皇城根,中学是四中,大学是北大,一路都是名校,一路都是高材生,受尽了家长和老师的宠,从来不会委屈自己。
他考上了北大的西语系法语专业,中国人学法语的少,那年只录取了他一个学生。当时北大胡适主管教学,想让他改学英语,这一年就不开法语课了。他不干,找胡适理论,结果两人大吵了一架,气得胡适冲他吼:“回家去吧!”要开除他。
他坚持“我考的是法语,就得教法语”,但最终胡适作了让步,保留了那一年的法语系。结果,出现了四个法语老师教他一个学生的奇特局面。
西语系属文学院,现在的文物出版社是当年北大的旧址。他在北大最好的朋友是一位姓郭的山西人,外号“郭老星”,思想激进,到家里来玩时,奶奶不知看出了什么,不让他再跟郭老星交往。
郭老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后被抓捕,死在监狱里了,父亲差点受牵连,奶奶很长时间都感到后怕,从此限制他的交往。
北大请法国人教法语,有一位中文名叫“邵可侣”的法国老师,六十年代初还在北大授课。法语教授盛成跟国民党去了台湾,很快又去了美国——这种情况的人很多,因为到了台湾后对国民党失望了。
盛成去台前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大画家徐悲鸿了,可想他和徐悲鸿的交情有多深。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是女大学生,不太会传统妇女的针线活,我父亲十七八岁就结婚了,我母亲的针线活好,盛成就让我父亲给徐悲鸿的孩子做棉衣,我父亲就此跟徐悲鸿认识了。
父亲学过西洋音乐,会中国的工尺谱,会京剧二黄,还弹琵琶。但他没学过画,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仙女在画画,他跑过去说“教我”,仙女就教他了。第二天醒来,他从此开始画画了,是梦里学来的技法。
对这件怪事,家里人分析,是因为他有许多中国的画册也有许多外国的画册,看得多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心里对绘画的领悟最终以梦境的形式出现了,梦到的技法,其实是他平日思索所得。
但他画的,跟家里的《芥子园画谱》和外国油画画册没关系,他画的是照相馆、舞台的背景画。奇怪了,仙女为什么要教这个?难道仙女有照相机,仙界里还要演话剧么?
反正他就会画画了。他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画布景的散活成了他主要的生活来源。在后门桥有个“四为美工社”,创办人叫张四为,他从那里接活。
他接了活,不跟家人打招呼就走了。五十年代他曾失踪了八九个月,就是画画去了,这是他最长的一次失踪。
他先画一个小稿,再按比例放大到景片上,用棉花蘸着广告色画底子。中国传统绘画是散点透视,所谓散点透视,就是画地图的画法,按照平面图的标准来确立画面上东西的位置和大小。
他则用焦点透视,近大远小。他给一家照相馆画长廊,画了一组,费了两个月,结果照相馆不给他钱,说:“你这画的什么!歪歪斜斜的,东西的大小都不对。”
照相是西洋的发明,照片都是近大远小,按理照相馆该懂得焦点透视吧,可是就偏偏不懂,这是那个时代好玩的地方。
结果父亲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官也不懂,说你最好找职业画家给你开个证明,评价一下你的画。父亲就找了徐悲鸿,徐悲鸿是在法国学的美术,给父亲开了证明,对父亲的画高度评价,最关键的是写了“符合美术原则”这句话。
其实徐悲鸿给的称赞是帮忙,父亲的画非常精细,但毕竟不是个性创作,画景片是行活,这类作品必然匠气,徐悲鸿过誉了。法院没想到为一个照相馆的景片,竟然惊动了徐悲鸿,立刻就判照相馆付钱了。
徐悲鸿还介绍我父亲去对外友协画画,父亲会好几国语言,这里应该是最适合他的地方了吧。但这份工作还是没能干长久,因为他不注重自己的仪表。
他从小在爷爷一辈的名士圈里熏陶,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名士不修边幅也风流倜傥——结果他把自己搞得形象很差。
他一辈子不系皮带,都是奶奶给他系,后来是我妈系。他还嫌麻烦,用布绳作腰带,在绳头绑上根铅笔,绕几圈就算别上了。他常一个月不洗脸,基本不叠被子,穿着外衣就上床睡觉。
但他有自己的卫生理论,绝对不跟人握手,到别人家不喝水也不坐。他身上总带着一支圆珠笔,不是写字用的,而是挑门帘用的。挑门帘都不用手,因为他怕细菌。
自己邋遢成这样,却还嫌别人脏。虽然有徐悲鸿的面子,但没多久对外友协的人就劝他别再来了。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因为有怪癖,所以一生无用武之地。
他的第二个工作是在百货公司。解放前西什库教堂有个育婴堂,养育弃婴,那里有个叫“六姑”的修女是地下党员,我的母亲是她的养女。六姑后来身份暴露,去了延安。解放后六姑回来,结果我家成了军属。
六姑介绍父亲去百货公司上班,原本一切都好,只是领导知道他是文化人,让他帮忙写一篇宣传文章,他来了精神,写得文采飞扬,可惜是半文半白,领导看不懂。
领导让他重写,他自小是高材生,从来写文章都是受表扬,没受过批评,连北大校长都敢当面吵,哪会受这份委屈?
于是他告状,找到了更高级别的领导,级别高的领导文化水平往往也高,高级领导一看文章,说:“很好,一个字也不用改。”
他赢了一次,输了一生。单位后来发生了一次工作大调整,领导分配他去张家口,他不想去,从此再也不上班了。
他北大的同学给他介绍过刻蜡版的活,那时没有复印机,就是在蜡纸上用铁笔刻字,这些刻字蜡纸能油印出许多张。这样的小活只能挣点零钱,他也没有兴趣做。
还有人介绍他去食堂工作,做切面条和包饺子的活。他包饺子,放的馅很大,饺子皮不容易合上,他急了就沾点口水粘饺子皮。食堂的领导看见了,很客气地跟他说:“王先生,您包的饺子您自己带回家吧。”
这份工作就这么结束了。
我奶奶太能干,自己做棉衣、大褂、鞋。我们在积水潭的老宅院子里有许多果树,她自己嫁接,把结的果子卖给德胜门果子市的水果贩,补贴家用。
我母亲是个农村妇女,家在开滦县安个庄,算地主兼经商资本家。家里有大庄园,在哈尔滨一带开了多个酒厂。前门大栅栏“内一品”服装店的掌柜王润斋和我母亲家是世交,他是我父母的大媒。
爷爷在时,虽然家中不富裕,但名气大,大军阀阎锡山都是他的递帖子学生,他的日本朋友们想让他儿子娶一位日本姑娘,爷爷则不愿意。
爷爷对父亲的婚事提出了三点要求:不要女学生,因为女学生思想新,婚姻不稳定;不要清朝王室的小姐,因为小姐的脾气大;不要小脚女人,因为不符合时代。
母亲没进过新式学堂,上的是私塾,受旧式教育,符合这“三不要”的条件。因为那时爷爷身体大差,想辞世前见到孙子,所以要父亲赶快完婚。父亲在十八九岁结了婚,两年后,爷爷去世了,没能见到我。
爷爷死后,家人就卖了积水潭宅院,买了一处小点的院子住。那时卖房子,不像现在是赚钱,每卖一次都赔一次钱。搬家是因为经济困窘,另外是有邻居传说,我家没人住的小楼里半夜总亮着灯,闹狐狸精。
积水潭老宅房多人少,的确夜里住着害怕。搬到新宅后,父亲在院子里给自己盖了两间西式的房子,图纸是他设计的。他怕打雷,所以墙壁有三尺厚,窗户上安的是双层玻璃,为了隔音。两间的面积,给盖成了一间半的格局。
他一人住在里面,奶奶和母亲都不能进这房。我母亲爱干净,父亲则邋遢,冬天把炉灰从炉子里掏出来,就堆在炉子边,一冬天积半屋子炉灰,开了春,才叫母亲进屋把炉灰清出去。
父亲每天睡到中午以后才醒,他到夜里来精神,做自己的研究。他去画景片挣了钱,整日吃饭馆,没钱了,就缩在家里,母亲还要伺候他。因为他没有固定工作,所以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出去了。
他对中国的文史不感兴趣,家里有大量的字画,都卖了。小恭王写的四体佛经,是用篆隶楷草四种字体写的,在他屋里挂着,屋子漏雨给淋了,他也不管,最后烂在墙上了。
父亲屋里还有乾隆御定的《二十四史》,放这套书有专门书柜,面积占了整整一面墙,很值钱。有位亲戚来了就站在这面墙前感慨:“这是老先生留下的好东西,我真想买,但买不起。”其实他算是小康,但买了这套书就得倾家荡产。
父亲想去吃饭馆,便抽两本书换钱,搞得每个朝代的书都残缺了,因为书有套子,在外面看是齐全的,打开发现少了,跟嘴里掉了牙一样。
其实要卖也应该整套卖,残本卖不出高价,但他没有这意识,爷爷留下的宝贵东西,他多视而不见,只是对他的外文书上心。
母亲在缝纫厂工作,夜里回到家还要做缝扣子的活,非常辛苦。母亲把奶奶的手艺全学到了。在缝纫厂,如果自己有缝纫机的话,就是师父,能做衣服。当时的缝纫机相当于现在的轿车,我家买不起缝纫机,所以母亲算是小工,只能给人打下手,做衣服的边角活,挣的钱有限。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怪人,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他发明了“粗粮细作”的办法:把粗粮磨碎,用筛子筛完后,竟然用纱布筛,经过了一番大工夫,把粗粮筛得难以想象的细,有了细粮的口感。
六十年代初,我上了中学,父亲到后海某处画画,被警卫怀疑是特务,抓到公安局去了。看他衣着邋遢,公安局觉得他影响市容。
当时民政局成立了房山疗养院,收容精神病、弱智和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家里交钱就可以住到那去,如果家里没有钱,就无偿收容。
我在上学,母亲工作繁忙,我们无力照顾他,公安局看了我家的情况,就建议他去那里,父母俩人认真地商量了好多天。房山疗养院每月要收二十块左右的住院费,新居也有十间房,有两间出租了,每月有十一块钱,就将房租做了住院费,余下的钱由政府垫付了。
他去的时候很高兴,觉得一切有人管他,活得踏实了。去了以后,就后悔,因为他离开家后,感到种种不习惯。
疗养院在深山里,再加上有精神病和弱智,所以是封闭式管理。他去的时候,给划分为弱智了。
父亲在那里和一个划分为精神病的人成了朋友,那人祖籍四川,在东四有一个四合院,就他一个人住。他的具体病症是“扩大妄想狂”,表现为他在家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写着“马列理论研究所”,他自任所长。
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口才很好,在房山疗养院能把医生们都说傻了,说理论不是定论,所有理论都需要研究。他和我父亲一拍即合,两人经常几天几夜地聊天,他还给父亲发了聘书,聘作他的研究员。他的所谓研究所,长期以来只有父亲一个研究员,别人他还看不上。
父亲也没有研究马列,在疗养院里研究的是钢琴。当时戏曲改革,以钢琴伴奏新式京剧《红灯记》,他受了启发,研究用钢琴伴奏传统京剧《空城计》。
房山疗养院在深山里,山形复杂,容易迷路,人很难走出来。父亲就研究北京郊区的地图和县志,最后成功地走了出来。他能从房山区一直走到门头沟区,参加妙峰山的庙会,还有几次走回了北京城的家里,但他从疗养院走出来主要是为了画画。
他背着个画架子,一个人在山里一待好几天。李仲轩是他的外甥,当时在门头沟山区里工作,他只知道李仲轩单位的名称,没有去过,一次越了几十里山路,竟然找到李仲轩的工作单位。
李仲轩在办公室,被门房通知:“来了个怪人,戴个破草帽,背个画夹子,说是你舅舅。”门房觉得是盲流,李仲轩迎出来一见,就叫“老舅”,他则一点不客气,说:“快给我买吃的去。”
不知道他多少天没吃饭了,家里人按路程算,估计是三四天,他提起此事,说是半天。至于他在山里吃的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李仲轩把饭菜买来,他吃完了,才跟李仲轩说话聊天。多年以后,李仲轩跟我谈起这件事,说:“你父亲是个豪爽的人。”
因为他来去自如,在山里的生存能力极强,没有发生过危险,所以疗养院管理人员就对他放任自由了。后来疗养院受时代影响,医生把病人划分成好几派,开始武斗,他就跟那位扩大妄想狂的朋友说:“我带你走吧。”
老哥俩从深山里出来,一路走到了北京城,再也没有回去。
“四人帮”倒台后,在1978年,北京风行学外语,不久就是出国热。父亲在大街上贴小纸条,说教法语,一个人一个月七块钱,随来随教。他一开始就有七八个学生,这些人程度不一,他都一起教。他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能取得平衡。
他这么多年不说法语,一讲就是流利的法语。他上课读写从来不翻字典,因为他半夜里看的都是外文书。
八十年代初,他教法语一月能挣四十多块,赶上一个科室干部,真是不错,家里人都很高兴,觉得他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但后来一个人把这一切都毁了。
那人原本是个中学的英语老师,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抓住招生广告上“随来随教”这句话,一个月交了七块钱,几乎每天都来。
英国历史上有很长时间被法国人统治,英文里原本有很多法语词汇,他是英语专业的,由英语改修法语,起点很高,又几乎每天来,把时间都占了。父亲自己是个才子,所以很爱才,见他进展迅速,就不由自主地主要教他了。
其他学生再也跟不上进度了,人渐渐少了。家里人劝过父亲,说:“你可以把时间岔开,分成几个程度不同的班,别让那英语老师天天来。”
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能维持住法语班,但父亲控制不住自己,那个英语老师一提问,就顺着他的需求教了,别人听不下去,这么陪着耽误时间,实在无趣,最后人都走光了。
英语老师把别的学生都挤走了,一个人来上学,还是一个月交七块钱。他学成后就走了,从此再无音讯。
这次的法语班就这么散了,父亲没了教下去的劲头,再没办过班。
父亲养成我行我素的习气,因为爷爷做他背后的大树。爷爷就是我行我素的人,他是名士,怪成什么样,别人也觉得应该。父亲小小年纪,受了影响,爷爷带他去饭局,别人不给他预备勺子,他就旁若无人地直接用手抓着吃,大家觉得爷爷是老怪,他是小怪,将来也是名士。
可惜时代变了,他做不成名士,一辈子饱受世俗诟病。
家里人一直在想,做不成名士,如果他做个大学老师,有固定工作,一辈子活在书房—课堂这么个小圈子里,也能安稳地过一辈子。
我认识一个大学老教授,跟我父亲一样是个怪人。他和家人住同一个楼门,但绝不生活在一起,妻子儿女住一套三居室,他一个人住在顶楼的一套一居室。他一个季节就一套规整干净的衣服,上课穿着回家就脱,其他的衣服都是三四个月不洗。
他的生活用品就是五个暖壶,学校里有打开水的暖水房,他拿暖壶打了开水,把面条往里一放,盖瓶塞闷一会,掏出来就是一顿饭。
那种糟面条能好吃么?但他有生活费,还是受人尊重的教授。所以怪人里也有幸运的怪人,我父亲就没有这份幸运了。
其实我们胡同里没有工作的老大学生很多,老大学生多有历史问题,给日本人、给国民党工作过。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文人,但当时大家不这么认为。那些人也都纷纷找到了自己生活的位置,父亲却没有。
父亲在北大念书时,有公派法国留学的名额,奶奶哭着没让去,结果就放弃了。家人后来设想,如果他去了,独自在外国生活一段时间,按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许会死在国外,也许便将他锻炼出来了——但人生不能假设。
他这种人唱戏能成名角,出家能做高僧,过普通人的日子就一塌糊涂了。我常想,如果他出家做了和尚,或许会很好吧?
积水潭有一座净业寺,老百姓俗称“高庙”,因为修在湖边的假山上,现在改为纪念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祠堂。爷爷和高庙的老方丈是朋友,父亲年轻时皈依老方丈,做了佛教居士,修习佛法颇有慧根。
老方丈有意培养父亲做自己的接班人,但爷爷只剩这么一个儿子,不会放他出家。老和尚辞世后,庙里的和尚还对我父亲说:“你有资格接任方丈。”积水潭的老邻居有知道此事的,对我说:“你父亲可是位方丈。”
父亲是糊涂人,也做过不糊涂的事,在六十年代他把阎锡山给爷爷的信件都烧了。阎锡山不是爷爷的正式学生,军阀都想当儒将,就给爷爷投了拜师帖,算是爷爷的挂名学生。
爷爷有一篇论文手迹,什么题目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有个比喻,说一户庄户人家的三兄弟在父母死后平分了田产,在一个共同的起点上,老大不善经营,加上孩子多,就败了家;老二善于经营,日渐富裕;老三则参军了,走上另外的人生——三兄弟的处境都不会一样,全国不可能贫富均等。
这份手迹他也撕了。
父亲性格内向,因为他处不好人际关系,他一度不跟同学、朋友接触。但他要走到大街上,跟不认识的人说话却非常活跃,尤其跟小商贩、小手艺人、学生聊更是兴奋。
我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太惨了?北大的高材生,却一辈子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所以他在圈子外的人里找安慰。
一个男人上了岁数后不是成功人士,社会上会看不起你,但连子女都看不起你,才是最大的悲哀。
父亲凭自己的喜好活着,一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别人父亲给孩子的那种很亲近很呵护的爱,他不会给我,但他有自己的方式。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天文,告诉我杜甫的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中的参是猎户星座,商是天蝎星座,这两个星座一个在冬天有,一个在夏天有,永远不可能同时出现。
我五岁的时候,就可以看星座来判断时间了。他同时还教给我工尺谱、京剧唱词、围棋、国际象棋,这些教授对于一个小孩太超前,量也太大,不可能同时学会,但影响了我一生的爱好。
我想,这就是他爱我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