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港峒客·耕古拾遗]“三亚”得名记

楼主:多港峒客 时间:2017-01-23 10:40:00 点击:424 回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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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港峒客·耕古拾遗】专栏合集:
  最后一座旧州 背影渐行渐远
  “三亚”问世记
  除了海滩,海南还有最后一个“沙漠村”
  民初海南公路的 耀世传奇
  封平约亭,为什么只见房,不见亭?
  你所不知道的《成化琼州府志》
  大南蛇——琼崖特异生态的标志性物种
  广济桥和“官沟”:资格比公布的更悠久
  彩照穿越 六十年前旧街市
  寻回“西峰驿 ”
  谁这么牛,五百年前就揭示了“厄尔尼诺”规律?
  崖州古城垣,如何钩沉重现于地图
  钩沉清代“南海水师司令部”遗址
  乐城:两条古道的年代迷思
  到老城,看一眼“最后的迈山”
  清初经典战例——崖城炮战
  天涯古事
  居琼十年的盛唐西域主帅——阿史那献
  城西:“大隐隐于市”的笔直驿道
  美兰机场——东行驿道的第二个“非遗”礼物
  南渡江——东行驿道的首个“非遗”礼物
  一份老蓝图,记录下海府间多少清末遗址
  明代海南石板驿道的最后遗存
  
  
  (三亚老街区航拍,感觉得到前身是“拦门沙”吗?)

  1 【提要】“‘三亚’,由于三亚河成三丫状而得名。”这一说法流传已久,虽屡受质疑,却未能从根本上否定。
  本文引史料及多幅鲜见古舆图证实,这只是现代人杜撰的故事之一。事实上,考据出的历史竟然更曲折离奇。
  三亚河各支流的形状,的确特异。本文进一步探索史前史,推导出三亚建成区的河东、河西半岛,均源于河口拦门沙的假说。
  “三亚”地名,应源于黎语。正是这两个朴实无华的音节,为崖东水田农耕经济的连片出现,作了断代式的标记。

  
  (《万历琼州府志·崖州舆图》局部)
  
  (《道光广东通志》舆图局部,成三叉状的三亚水。)
  
  (光绪版《琼州府图》中的榆亚水)
  
  (同治五年刻本《广东舆图》中的榆亚水)
  
  (宣统版《琼州府舆图》中的榆亚水)

  2 晚清舆图,榆亚水龙飞凤舞

  三亚是三亚河的儿子。三亚水田稻作农耕文明,依赖三亚河而发育。
  三亚河水系由三条大支构成,地图上看,就像一株三四股叉的珊瑚树,于是产生了三亚之名源于这股“三丫水”的说法。
  这个说法对不对,首先看看具备“三叉河”模样的地图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清中期之前,所有涉及崖州的舆图都非常简略,三亚河被简单地描画成一条水,上游有一个象征性的小分叉,以《万历琼州府志》所载为代表。
  清后期,引入了西方技术,舆图使用经纬线,质量长足进步。成书于1822年的阮元纂《道光广东通志》(海南2006年版266页)的崖州舆图,尽管比例尺还是不大,却表达了三亚河的三个支流。笔者考据,这是20世纪中期以前唯一曾经标示三亚河为“三叉”状的历史地图。
  但是,该图将三亚水和临川水位置错调,榆林水又大部缺失。该志内文更是错误多多,称临川水在“城东一百三十里”,三亚水在“城东北一百六十里”,又引《大清一统志》称“其水口名三亚港,又名临川港”(可能是误导至今的总源头),最后谨慎地怀疑“《广东舆图》以三亚水即临川水,似误”(均见上书367页)。
  凡此种种说明,直到19世纪前半期,人们对榆亚水系还是相当模糊,“三个支流”的图形只是巧合,而且昙花一现。包括约20年后成书的张岳崧主纂的《道光琼州府志》在内,后来所有地方志都不再沿用此图。《道光琼州府志》唯一舆图《琼州府总图》甚概略,三亚河一带不巧漫漶,不知形状。
  19世纪后期,舆图绘制越发清晰。同治五年(1866)有《广东舆图》,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有《广东舆地全图》。后者各县图幅独立,序言称内容基本承接同治版,“用点石法印数千册,以广流传”。20世纪初的宣统间,再刻皇朝时代最后一版舆图,榆亚水系大致承接光绪版。
  三版舆图,均有原件藏于广州市省立中山图书馆。
  这些舆图的榆亚水系,“三叉”已无影无踪。细看令人大吃一惊:“多银水”与“三亚水”汇合后居然流入了榆林港,线路呈龙飞凤舞状;同治图中,流入三亚港的两段短河(无疑是三亚河和临川河)仅仅是勉强安插的无源之水;到宣统图,由于法兰西等洋轮的介入使用,榆林港地位凸显,所以该港周边地形地貌得到更为具体的描述,但是流入三亚港的河似乎更加无法处理,干脆近乎消失。
  无论古今,行军打仗都靠地图。清末舆图是皇朝时代最完美近真的地图,但是榆亚水系与实际情况相去如此之远,真靠它行军,肯定是一塌糊涂。
  怎么回事?谁开这么大的玩笑?
  
  (2014年的东线公路下水桥,现在扩路,景观消失。)

  3 一行错简,引来几百年混乱

  图籍是军政第一大事,舆图由专业人士绘制,搞抽象画是要丢脑袋的。
  光绪版舆图体例,各县均附《图表》。崖州《图表·水道》称:
  “多银水,源出州东,下南漏岭东南,流经椰根里,三亚水自东南来注之。屈西南,为榆林港入海。”
  可见文字与舆图相称,但是各版皆误,无人觉察,榆亚水系严重失真,更甚于道光通志。如此重大的错误,在同期海南各县舆图中,属于罕见。
  其实,前人很早就掌握了崖东各水的正确流向,《正德琼台志·卷六》对崖州山水的多条记载,基本上都是准确的,这里不一一引用。考其唯一明显错误,也就是导致后世榆亚水系大混乱的源头,在其中一条小河——“下水”:
  “下水,在州东一百五十里。出回风岭和尚沟,流通田尾港,经榆林村入港。”
  再后的万历志,载有“下水桥,回风岭下”,清乾隆、光绪《崖州志》亦载此桥。“下水”实地,在今竹络岭(元明时代回风岭)峡谷中部,很小一条山沟。按其里程及地势,就是今天的九曲水,下水桥在吉阳区街区沿G223国道东行约7公里处。该水源于竹络岭中部,桥上举目可见,所谓“和尚沟”,应是沟边曾经有座小庙。
  但下文“流通田尾港,经榆林村入港”却有问题了。下水流出今六盘岭(六道岭)东的亚龙湾西侧,流域面积只有45.3平方公里,不可能经榆林。榆林水在六盘岭西侧。
  下水流向,误接了榆林水的去向,显然发生了错简。
  错简,简即竹简,泛指古书文字次序发生错乱,这里是指漏抄了一行。原文应该是下水之后,接着叙述其东面的榆林水。但不知道哪一版出错,陈陈相因,影响后世数百年。

  
  (廖练村附近的榆林水,北向,前方高架是环岛高速。)

  4 永乐抚黎,水系曾全面梳理

  因此,比下水长得多、古代战略地位也重要得多的榆林水,即流域面积116平方公里的今大茅水,就此失载。明驿道“多银铺”以东是“湳西铺”,“湳”源自黎语,意即水,这里是榆林水。驿道必有桥跨榆林水,此桥亦从而失载——由于榆林水丢失,可能某一版方志编纂者便认为那桥没来由,删掉了。所以,湳西铺之“湳”,居然长期无人知其名。
  到清代,康乾两部《崖州志》虽出现“榆林港,在临川港后”,但仍无载榆林水。直至《光绪崖州志·舆地志》,在“川”部终于出现榆亚各水及经流的详尽准确记载,可惜“港”部依然因袭了“多银水由东北注入(榆林港)”的错误。晚清舆图,仍然按照“多银水入榆林港”绘制,于是榆亚水系彻底混乱。
  细分析,方志在“本论”项目下,例如在“山川”项目下的山脉位置、河流走向论述,通常比较准确,不是依据前志,就是有基层踏勘采访。但是从其它项目比如港口、都图、墟市而涉及河流的“兼论”,则较容易出错。
  为什么这样?我推测:方志内容庞杂,编撰班子必须按专长分工,各管一部。所以不同的论述重点,其权威性并不一样。舆图更因技术手段限制,向来是方志短板。由于路途遥远艰辛,绘者决不可能遍历,只能据前代舆图及当时采访志绘制,一旦内容描述或文字理解出现错误,就会绘错。这个错误舆图反过来又成为后世依据,于是陈陈相因。
  那么,《正德琼台志》未出现错简之前,山川考察能达到如此全面,就令人惊讶了。每一条河,虽然记载只有寥寥十余二十个字,却是从深山到出海一两百里流向的踏勘所得。正德志只是层层转录的传承链之一。以榆亚山间这几条相距不远,走向又高度相似的河流来说,《光绪崖州志》之前的各版方志,编撰者都未确切描述。
  这个“不知年”的古地理踏勘,到底是何人杰作?
  现存史料没有直接答案。笔者从多方史料推测,对海南山川这次了不起的全面梳理,应该是15世纪初永乐“抚黎”的系统工程。这是另一个大题目,此处只点出假说,论据就不展开了。

  
  (民国《海南岛志·三亚港图》局部,突出了三亚河与临川河之间的距离。)
  
  (民国《海南岛志·崖县全图》局部,榆亚同样未见“三叉河”。)

  5 民国舆图,三亚河只有两叉

  将榆亚地区诸水流向基本准确地描绘出来的任务,直到1930年成书的陈铭枢《海南岛志》,才算完成,三亚地区不知是否借助过航拍。
  但是,民国地图上三亚河依然看不到“三叉”,只是两叉。临川水在三亚水东面,与三亚水并行南下,直到鹿回头山脚港门,才合流出海,此处水域也比当代宽阔。这个细节,是反映了当时水文事实的。
  根据本土资深文化人陈人忠先生的记载,三亚水与临川水的沟通,是在日本人手里形成的:
  “1942年,在月川村与榕根村(市政府办公大楼处——原注)的交界处,原是有一块小盐田相隔。当时,日军强行把这块盐田开挖成渠,把两村分开。渠宽约60米,长约100米,从此东西两村港水相通。挖渠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山洪从北泻下,冲毁港门村东西两桥”(《榆亚别集》36页)。
  日本侵略者企图长久吞下海南岛,挖通河道是为自身利益。但工程本身无善恶,两水沟通确可减轻下游洪害,于是就像三亚机场一样,在人民手里继续沿用。
  从此,俯视三亚河,“三叉”形状正式出现,此后的民国地图能否看到“三叉”,笔者没有资料,不敢臆测。在三亚附近的高地例如鹿回头俯视,天气好时应该也能看到“三叉”吧。

  
  (1960年《海南岛十年水利建设》画册,手绘图局部,榆亚出现“三叉河”。)

  6 首次航拍,地图上三叉初现

  解放后,国家先后安排了对海南全境的三次航空摄影,并据此测绘出海南的最初几版航测地形图。原文照引一份不应被淡忘的资料:
  “1959年11月7日,民航北京管理局航测大队开始对海南岛进行航摄,1960年4月完成。航摄比例尺在东部平坦地区为1:2万,中部丘陵山区为1:1.4万。焦距为100毫米,像幅为18厘米×18厘米。
  “航摄资料由广州军区保存。
  “同时,国家测绘总局第四地形测量队、总参测绘局第四地形测量队等7支测绘队伍近2300人云集海南,开展海南岛1:1万地形图测绘大会战,于1960年年底全部完成野外测量调绘任务,并编制出海南第一代1:1万航测地形图。
  “这是新中国首次大面积1:1万比例尺航测地形图,共测绘地形图1217幅,约3.25万平方公里,基本覆盖了整个海南岛”(《海南省志·测绘志·第三章》)。
  此后,海南地图才进入现代准确度,三亚河也才“像个三叉”。
  1960年7月出版、内部发行的《海南岛十年水利建设》(三亚市图书馆存),有个手绘《海南岛河流开发与治理规划示意图》,绘制专业。三亚河在这里,已呈现“三叉河”形状。
  20世纪中期的“三叉河”地图,距离三亚地名出现,已经500多年了。哪怕是《道光广东通志》并不准确的“三叉河”,距三亚地名出现也近400年。对于三亚之名源于“河像三叉”的说法,这些都只能是反证。

  
  (“三亚由拦门沙形成”模式图1)

  7 三大支流,都曾经独流入海

  当代三亚建成区——河东、河西的土地,是如何形成的?
  把楼群、街道从视线里理性清除,看看三亚河道本身。
  水蛟溪的下游,仅是一片平缓的沙滩与大海相隔。为什么沙滩能拦住河道不让出海,迫其东折120度,汇合六罗水再东南流呢?按说汛期洪水凶猛,是不难冲开沙滩的。事实上连六罗水也折弯了一个类似角度,两河汇合后远远流向东南方鹿回头下的海门,这才出海。三亚河道这种特异模样,海南唯一。
  凡事必有道理。我们知道,河道主体是由山势形成,早在地质年代就基本固定了。只有下游出海口一带是淤积形成,比较年轻,河道的改变和伸延,主要在这一段。虽然没有史料记载三亚河道更早的演变,但是知道了明代的毕潭港和宽阔的三亚古潟湖,反推更早的河口冲积地形成史,就有了充分理据。
  笔者推测:现代三亚河三个支流,都曾经是独立入海的。把现代海岸线平均地回退1.5公里左右,三个原始出海口就显示出来了。这条退缩线,大致就是三亚湾的古海岸线(见“三亚形成”模式图1)。
  现代三亚湾,从马岭到鹿回头两个海岬支撑点之间是一条优美弧线,这就是海潮冲积线。支流独立入海时代的古三亚湾,也是大致弧形,河相与海相积沙相遇,在各河口逐渐形成拦门沙。很多河口都有或明或暗的拦门沙,海南最著名的是博鳌附近的玉带滩(见“三亚形成”模式图2)。

  
  (“三亚由拦门沙形成”模式图2)
  
  (“三亚由拦门沙形成”模式图3)

  8 河东河西,最早都是拦门沙

  年深月久,拦门沙逐渐相连增高,露出水面并与北部海岸相接。拦门沙内,同时形成古潟湖。在海流与河流的共同作用下,拦门沙除了继续长宽长高,还如长舌般向东南方缓慢推进。三支流均受其约束南下,由于临川水出海口位置略远,两道水流间出现第二道拦门沙(见“三亚形成”模式图3)。
  这个时代,榆亚地区开始陆续有文字留存,例如临川水“分为两派,前后夹流临川地,唐以名县。 后水产石蟹,前水产海镜并江珧柱”(《正德琼台志·卷六》)的记载,番疍人群逐步开发毕潭港。出海口越来越偏南,河水最终在鹿回头脚下的狭窄海门夺路西出,在淤积成当代三亚两大建成区的同时,又冲刷、挤压临川水南部曾因静水区而堆积的古海滩,造成当代南边海路东段岸线的碗状凹入。这一系列演化,都是流体力学常识所能理解的。
  三亚如此特异的冲积滩,首先由于水蛟溪与六罗水的原始出海口,与古海岸线形成明显锐角,其次是在湾流冲击与鹿回头海岬抵挡的拮抗运动中,舌状海滩只能向东南角发展。从这个角度,更能现“三亚是三亚河的儿子”的地质含义。当然,现代三亚湾1.5公里纵深的海滩主体,还是海相堆积层,假设没有河流出海口,整个三亚湾海滩就是一个标准的弧线。
  有人会问,海南建省后发现三亚湾沙滩不断被侵蚀后退,前两年政府还启动大规模人工补沙工程,这不是“拦门沙”说的反证吗?回答是:潮涨潮落,冲积冲刷,这一对自然力的拮抗过程可能时有变化,当代人工岛也有附加作用。但三亚湾总体而言是堆积为主,否则就不会有这片长滩,海岸线早就退缩到石质山脚了。
  古毕潭港以北的万亩“米缸田”,形成较早,又是河滩冲积,所以土质细腻优良,非常肥沃。而毕潭港以南的两条“长舌”,形成既晚,又以海相堆积为主,沙重地瘠,所以不是良田。我曾了解过近年建造的一些楼盘,三亚解放路以西旧铁路一带,基坑挖到20多米以下都是纯沙;而解放路以东的河沿附近,基坑数米以下就是半沙半淤泥。这应该就是海积与河积成陆的差别。
  几百年来,崖东山林砍伐一路加重,河流含沙量增高,使三亚古潟湖加速淤窄成河道。海南建省后大规模填水造陆,三亚河水面进一步缩小到建省前的三分之一。面对当代地图,人们更难意识到市区的拦门沙前世。

  
  (水稻成熟时,驱鸟是必须进行的,无论古今,这是三亚育才附近的稻田)

  9 鹭鸟之田,两个字的经济史

  除了“三叉河”说,还有人猜测“三亚”源自宋末造反的“三巴大王”陈明甫,说是三亚与三巴,海南话相近。这更不足信。据乐东及海口的朋友说:亚与巴,海南话韵母相同,声母却异。这与普通话、粤语的情况是一样的。
  值得认真看待的说法是:“三亚”源自黎语,意思大概是“鹭鸟之田”。
  黎族出身的当代学者中,三亚籍符天志先生、儋州籍王明坤先生等,对此均有论述。他们指出,黎族之本地、侾、杞、美孚几个方言区,均称“水田”为“打”,读音“ta42”(据王明坤。可能方言区发音略异,符天志记为“da”),别字有“三、什、扎、大”等。海南各地田多,以田为名的村寨也多。有人据司徒尚纪先生的《广东文化地理》地名材料统计,海南地名发音为“ta42”某者,有319 处。随着挖掘的深入,肯定不止此数,在三亚市域就有很多,如三更、三陵、三公、三朗等。
  符天志指出黎语一般名词在前,修饰或指示词在后。三亚之“da”,意为田,“a”指示田的特征。发音为a的黎语,含意只有指人名或乌鸦,直译是“(多)乌鸦的田”或“(属于)a的田”。他进一步说,父老未必把鸟类分得很清楚,习惯以相类者统称,有时海南话记录也会含混,像鹭、鸭、鸦也会混称。所以不排除是指“鹭(之类)的田地”。王明坤则重点阐述了黎族传统的鸟类崇拜。此外还有人说,田独镇的大茅和凤凰镇的高峰,都有“老鹰田”的地名,含义也是类似的。
  排除了“三叉水”说,“三亚”汉字字面即不可解,其源自黎语,已无可疑。笔者从生态和生产力发展角度,试图解读这个黎语出现的背景:
  首先,“(多)老鸦(或野鸭、深色水禽)的田”应是指水稻田,而不是山栏旱稻田。虽然水稻、旱稻成熟前后,谷粒都同样会吸引禽鸟,但持续时间毕竟短,而且无论古今,此时正是需要护稻驱鸟的。热带水田则是一个极好的浅水湿地生态系统,适合小鱼虾、蛙类及螺蚌类持续繁殖,所以常招引水禽巡索。
  体型略大的禽鸟,无论是作为先住民的猎杀对象还是崇拜对象,都必会引起注意。这种经常多鸟而又多数时候无需驱逐的田,是先住民所未曾见过的,是新鲜事,故以“三亚”名之,作为特指。
  在《“三亚”问世记》中笔者考据直到明初,整个崖州尚无连片灌区,也就是没有成规模的稳定水田,到了洪武“桑高”等军屯才加以开发。从相关记载看,海南屯田必是产量较高的水田而非旱地。黎语“三亚”这两个朴实无华的音节,为崖东水田稻作经济的连片出现,作了断代式的标记。
  由于“桑高”与“三亚”发音高度接近,而“桑高”地名,当在军屯之前。也就是说,崖东小规模的水田稻作可能出现得更早,或许是“迈语”移民的作品。
  虽然黎族先民很早就掌握了山兰旱稻栽培技术,不过,如果旱稻田平常也多老鸦之类的话,人们就会司空见惯,不会以它命名,因为这相当于通称。退一步,即使命名也早就有了,明洪武三年驿道重设,就会有三亚铺或三亚桥的记录。
  同是稻作,水田与旱地游耕,产量与可靠性大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三亚之名,实是黎族先民撰写的一篇“两个字的经济史”。

  
  (三亚妙林洋“米缸田”一角)

  10 某人之田,排除游耕才成立

  假设“三亚”是黎语另一含义,即表示“a”这个人的田,那么,推论又当如何?
  古崖东地广人稀,旱田的基本定义是“游耕”。烧荒种两三造,地瘦即弃,移位再烧。开发成本低廉,位置不固定,甚至黎村亦常常因此游移。根据三亚籍学者陈光良先生的阐述,海南烧荒,只有第一造能种旱稻;第二造地就瘦了,只能种薯蓣,如果还种第三造,就只有木豆之类了——在这种情况下,“谁的田”有什么意义呢?即使偶尔说了,两年又变,作为地名是不可能流传下去的。
  锄耕旱地即坡园地,比刀耕火种地固然可以经营更长时间,但那需要以积肥上粪为前提。在地旷人稀的条件下,简便而高产的烧坡游耕,无疑比坡园地锄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只有水田才是固定的,也有吸引力。建设一片水田需要凝聚大量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平整、筑埂、防漏、排灌,培育成具备耕作层和犁底层的熟地,需要若干年的辛劳,非常不易。一旦建成,则产量有保证,不会轻易抛弃,而以“一造一歇”、“两造一歇”方式,或人工上粪方式维持土壤肥力。只有这个时候,田才成为重要财产,指认“谁的田”才有意义。
  再假如,“三亚”是黎语表示“a”这个人承租进来、或租赁出去的田,同样走不出类似推导,只是显示出水田是由外来耕家运作的……
  笔者猜测,羊栏北面3公里的“大恶”黎村,或许就是另一个“鸟的田”。这也是黎语地名,海南话字面发音与“三亚”相当接近。清代地方志上,该村也曾写为“打恶”“打郁”,现分上下两村。最早的黎语,或许如出一辙,只是因为有了三亚,汉人记录者在文字有所区别,便造成今天读音不完全相同。
  三亚河在元明时称“多银水”,有多银村。“多银”地名使用了数百年,未必是汉语,因为榆亚向来不产银。很可能亦源自黎语,如能破译出“多银”原始含义,或许会有助开拓“前三亚史”的探索空间。

  
  (三亚河夜景,谁能想象过去她有多么辽阔?)

  11 原生地名,果真是一把钥匙?

  外来耕作群体到三亚平原开发水田,却由黎语予以命名,矛盾吗?
  不矛盾,类似的事在海南各地都有发生。黎是主,汉是客;在移民村里汉是主,在周边大环境则是客。自古汉与黎一直有交流,文化互渗,血缘也互渗,所谓客民、逃丁、贬官后裔“化为黎”之说,史不绝书。香港、澳门,其外文读音完全依照土人最初告知的土名,船坚炮利的殖民当局半点不改,几百年老老实实用下去,这样的文化现象非常普遍。
  人类学研究中有大量例子:原生的地名,常常是没有文字遗存的年代简洁、可靠的事象记录,有时甚至就是开启古代巨大疑团的一把专用小钥匙。
  “三亚”地名,或许就是这样一把钥匙!
  下面,试梳理一下“三亚”地名出现前后的历史环节——
  元明之交,三亚河下游地广人稀,先住民以采集狩猎兼部分游耕为生,尚未出现连片水田牛耕式的经典农业。地望只有广泛而模糊的乡,不过“桑高”地方或许有了一些水稻田。明初,由于被罪官民及家属大量抵达,加上经商“迈语”人群的入驻,崖州人口迅猛增长。洪武“桑高军屯”开发出榆亚第一个规模灌区,出现连片水稻田,使未曾见过鸟类常年盘旋田块的土人惊讶,喊出“三亚”之名。肥沃的妙林洋引来更多客籍移民,灌区扩大。随着水田增多,三亚之名涵盖越广,成为赋役单元“三亚里”。再后,三亚里产生岁贡而见诸史志记录,也由于属地管理入泊毕潭港的占城“贡船”,而通过广东巡抚叶盛奏章“上达天听”……
  这诸多事件,能相互印证真实吗?这几块拼图,能构成明初两代人时间内,榆亚水田农耕的迅猛开发图景吗?

  
  (航拍水蛟溪的弯曲处,拷问沙滩如何能阻遏河流。)

  12 附记

  本文是《“三亚”问世记》的姊妹篇。一些本土资深人士对该文提出商榷,认为三亚街和番村的位置在老机场东北。
  《“三亚”问世记》着重阐述明清的“三亚”,篇幅所限,无法将考据链全部展开,也未具体阐述清末后的居民点演变。乡贤父老反映的是两三代人共同的百年记忆,值得重视。但是考据数百年前的状况,光靠记忆不够,还要靠史料。拙文古三亚街和番村方位,是有史料支持的,符合水文演化规律,也与《光绪崖州志》“乡都”中榆亚各村间的相互里程吻合。
  史料与民间记忆出现矛盾,不足为奇,有时正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笔者也在深入学习之中。这里补充两点:
  第一是清初以来,海南各地分布的“番人”陆续向三亚湾东部不宜农耕的海滩、河滩地带聚集,产生多个居民点,形成当代海南回族唯一聚居区。在海南民族发展史上,这是个独特现象。
  第二是晚清后榆亚移民大增,随着三亚河淤积加重,经济重心南移。本来存在于毕潭港北岸的“三亚街”“番村”南移扩大,水蛟溪两岸、三亚河两岸,都有居民点,在本地人口头就都是“三亚街”“番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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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游人阿端 时间:2017-01-23 11:33:35
  MARK
作者:missyou0830 时间:2017-01-24 11:29:06
  学习了。
作者:爱兰者说2 时间:2017-05-23 19:08:45
  学习了
作者:夜泊2009 时间:2017-06-17 20:21:34
  好贴,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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