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婆时代,是怎样一个崖州?

楼主:多港峒客 时间:2017-05-23 10:13:17 点击:900 回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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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图:崖州民间的纺织机——白沙河谷文化园藏品】

  一 文史记载的一个异数

  我国古代记载,多半重人事,轻物事。帝皇将相、权力斗争、诗书礼乐、才子佳人,几乎尽占篇幅,受到历代重视而不断翻刻流传;而凡人百姓衣食住行,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等等记述,则少之又少。有些即使成了书,也难以进入庙堂主流,更难一再翻刻,而往往自生自灭,多半还是在史海中半途夭折。
  黄道婆的记载,是古代“蚁民”非主流史料能流传至今的一个例子。
  一个民间老妪,由于特定际遇流落天涯,又携带领先棉纺技术落叶归根。这项技术明显改善了故地的民生质量,乃至提升了华夏广阔地域的产业结构,最终成就“衣被天下”的大功德;当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实地称为“世界级的科学家”。
  然而,关于黄道婆事迹的原始记载,只有元代陶宗仪和王逢的寥寥两段,总共不足三百字。其中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是撰者远离科举仕宦“主旋律”,切近民生,“课余垦田躬耕……与弟子谈今论古,随有所得,即录树叶,贮于瓮,埋树下,十年积数十瓮”所得。
  这位先生真不简单,就是不随大流,有创见有定见,写人所不屑写,言人所不乐言。只要自己看准价值,就义无反顾地去做完它。这比迂儒孜孜讫讫,写无量数的“主旋律”经疏注,有价值得多。
  自古民间,多少能人,消失在历史长河无声无息,罕有陶宗仪式真知灼见的异人将其记载,更罕能得以留存。类似黄道婆这类珍稀记录,今天看来堪称金声玉振,不能不说是华夏文化史上的一个异数。
  
  【著名画家林永康受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委托创作的油画《黄道婆》】
  
  【崖城区黄道婆研讨会开幕式现场】

  二 躬逢其盛,有所奉献

  黄道婆既长住崖州,那么古崖州即今三亚市重视黄道婆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职责所在的事。
  今年5月初,三亚崖州区召开黄道婆文化研讨会,笔者幸蒙错爱,亦获邀请。不过对这样诸家热议、众说纷纭而又史料太少的话题,自己既然并无新贡献,又岂敢鱼目混珠?所以开始时倾向于谢绝。熟思之下,有了新认识:黄道婆题材不但有分量,而且有研究空间,本人部分研究所得,正与之有密切关联,是可以奉献的。于是潜心制作论文,躬逢其盛,忝叨末席。
  除了身世,黄道婆遥遥领先的棉纺工艺技术,其源头何在,向来是研讨焦点,也是不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
  黄道婆于13世纪下半期居住崖城,时称吉阳军。那么,当时吉阳军的环境如何,对其棉纺技术来源的探讨就具备重要意义。
  然而,学界对古崖州的了解,至今仍很薄弱。
  在《古崖城》书稿中,笔者考据史料首次提出:13世纪的吉阳军城,有一波空前而又未被正面记载的发展,可能存在特殊隐蔽的规模性对外贸易,并有不少番人定居。当时的崖城平原,社会存在特殊力量平衡下的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汉黎番疍各族杂处,军土客迈诸语共鸣,多元文化共存活跃。
  因此,本文的主题是:王道婆居崖所得技术,除了本土营养及个人刻苦钻研提高之外,不排除含有番人元素,可能是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一个产品。
  这个研究会,学术级别甚高,本人有幸聆听多位名家大师的发言,获益良多。
  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厦门大学郑学檬教授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侧击”,教授称他提供“所有这些侧击主题的论述,意在为黄道婆这个历史人提供一份背景资料”。另一个是“棉路”,教授指出棉花原产印度,而佛教忌杀生,所以不用丝绸(缫丝必先烫死蚕蛹)而重棉花,南传“棉路”,是他近年悉心研究的方向之一。
  笔者由此深受启发和鼓舞,相信拙文对黄道婆研究,亦不无裨益。直击主题的相关记载既然可遇而不可求,那么从不同角度与距离“侧击主题”,也一定会丰富我们对这位历史人的认识,从而最大限度地在信史意义上接近主题。
  黄道婆所居住的崖州,情况如何,是近距离的“侧击主题”。
  现将拙文略加引申,以相对宽松的篇幅和文体,加以若干图片构成本帖,公诸同好,希望网友指教。由于有了制式严谨的论文,本帖不再注释史料出处。至于图片中的实物,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就与黄道婆有直接关连,只不过也是对相关背景的遥遥“侧击”,仅供参考而已。网友其幸识之。
  
  【笔者在卫星地图上追溯复原的南宋吉阳军城,红字为南宋,黑字为当代】
  
  【崖州民间的纺车——白沙河谷文化园藏品】

  三 五十年间,三大建设

  陶宗仪记黄道婆“自崖州来”。按琼南自宋政和七年(1117年)起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止,两百多年间都叫吉阳军,包括黄道婆居留期间和陶氏《辍耕录》脱稿的元末。洪武初即陶氏晚年,琼南才恢复崖州之称。
  对宋代吉阳军状况的认识,过去主要是下面史料。
  南宋《方舆胜览》:“吉阳地狭民稀。气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可与北宋贬官丁谓、南宋州官周其乂记述相印证。“民稀”意思明确,“地狭”则为民人活动地域狭小,军城小平原以外的广阔山野,均属“黎獠”。南宋《诸蕃志》载吉阳军民人“耕种不耘不粪,樵牧渔猎,与黎獠错杂”,“男子不喜营运,家无宿储”,“熟黎峒落稀少,距城五七里许,外即生黎所居,不啻数百峒,时有侵扰之害”。
  城边不远如水南村等处,宋初就发展得不错,有卢多逊诗为证,但琼南其余地方离经典牛耕农业尚远。“家无宿储”通常指极端贫困,这里却指族群的常态而能存续,说明谷物(“宿储”主体)未必是主粮。由于地广人稀,薯蓣类种植粗放,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使“樵牧渔猎”亦不难维生。可见唐宋琼南社会一直发展缓慢。
  但是,从12世纪末即黄道婆赴崖前的50余年开始,吉阳军城却接连出现规模空前的三宗大建设——
  第一,首筑土城:“庆元戊午(1198年),始筑土城”,是“板筑”,即用木板为模,将粘土分层夯实。明人裴崇礼据古碑记述,垛口部分用砖砌:“但以板筑土城,而女墙独用砖耳”。在此之前,军城“仅以木栅备寇”,且已“颓圮经年”。
  第二,加砌砖城:“绍定癸巳(1233年),乃用砖瓦包砌,周围一里余,计二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六尺……开东、西、南门”。算下来军城占地50来亩,城垣走向可考,三座城门都没有城楼。
  
  【传统崖州布——琼南收藏家周长征先生藏品】

  第三,开人工河。淳佑五年(1245年)前后,知军毛奎开凿宁远“后河”绕流城北。新河道长约八里,开凿部分主要是东部三里余的引水段,其余多是天然洼地。元人王仕熙有景物详述。明代扩城,后河成为护城河的重要部分,记载位置逐渐迷失。后河是海南唯一尚存遗迹的宋代人工河,很了不起。这么大的工程当时是为灌溉、防护,还是兼而有之?现在还不清楚。
  2010年崖城发掘出宋代城墙,位置、材质与史载相符;后河遗址虽无人知晓,2013年我考据时,仍清晰可辨,可惜后来眼看着它在建房风中迅速消失。
  三大工程是确凿的。
  从大环境看,13世纪前半期南宋财力相对充足。砌砖城的绍定六年,正是南宋联蒙古抗金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翌年正月击亡了金。即使到晚宋咸淳间,临安人口也还增长到接近140万,繁盛举世无双。
  传世有影响的南宋三部地理志,成书年份都在二三十年之内。《舆地纪胜》主要编撰于嘉定(1208—1224年),定稿于绍定(1228—1233年);《方舆胜览》大概成书于嘉熙三年(1239年),有咸淳二年(1269年)刻本;《诸蕃志》成书于宝庆元年(1225年)。三志均成于吉阳军三大建设时间窗内,间接反映了当时海内外贸易的繁荣。
  
  【笔者在卫星地图上追溯复原宋元的崖城平原。黑体字为宋元,仿宋字为当代,淡黄虚线是古岸线】
  
  【展开的崖州布。2015年底,三亚文博会上的琼南收藏家藏品】

  四 小邑如何能修大城?

  三大工程,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据筑城前不久的州官周其乂家书,吉阳军“境内止三百八户”,军城仅“散处数十家”茅草房,靠本土资源远远不能负担。
  有统计,宋之前华夏砖石砌城仅31座,占所知城池4%左右。到宋,有据可查的城池为383座,其中砖石城为84座,占18%。两宋地方州军财力艰窘,许多官员反对筑城,何况吉阳这样的最弱下等州军。有人指出南宋长期面临金和蒙古的军事压力,不得不在沿淮前线城市修城墙,内地很多城市依然没有。城墙包砖,更只能在一些重要的城,或城墙上某些防御的重点地段才用,因为太费钱了。
  明初之前,海南即使州县官署也常限于茅草房,筑城所费民力之巨,自然异常突出。琼管即后来的府城,宋初有城:“开宝五年(972年)始徙今治,筑城凡三里,即汉玳瑁地。宋绍兴间(1131—1162年),管帅李谔复筑外罗城。”
  古儋州即宋昌化军,汉代曾筑城,但“仅二百六十步,高一丈四尺”,按一步二尺折算,这个城池每边仅长十三四丈,只是个略大的军堡,工程量可以不论。自从隋唐间州治搬到今中和镇以后,人多了,却只有“周匝皆植刺竹……以此御侮”,显然是负担不起费用。直到近代,海南不少村寨都是如此防护。儋州城明初才开筑。
  万安军筑城于绍定间(1228—1233年),比吉阳军土城晚了35年。“广袤不及一百丈,南开一门,中容公廨。土军民庐数十家。历久倾圮。元时,有令禁修。”
  宋代海南四州军,筑城最早是琼管,其次吉阳军,第三万安军,昌化军没有。
  万安军城“广袤不及一百丈”即每边最多只有25丈,折算城内面积仅10亩略多,相当一个标准足球场。而吉阳军砖城,以周长算其占地约有50来亩,是万城的五倍;城内光是官署区就接近十亩,等于整个万城。
  吉阳军城的质量也比万安军好。后者不过数十年就“历久倾圮”了,所以提到元时禁修。但崖城元代并未倾圮,百年后的元统元年(1333年)尚建谯楼于其上。到洪武九年(1376年)重修时,距绍定包砖已是140多年了。
  虽然万州年降水量倍于崖城,但城墙是单面还是双面包砖,差别巨大,宋代很多砖城也只是向外迎敌一面的城墙包砖,内面依然是板筑,这样自然不耐豪雨。万城或许就是,而崖城却是顶级配置,双面包砖。
  四州军中,吉阳军最远僻,户数最少、最贫穷,而且与抗金、抗蒙元毫无关系。但是吉阳军城无论筑城时间、体量、质量,都明显排在全岛第二,出现远超万安军的大城、好城,这种反差,背景耐人寻味。
  原因何在?
  南宋海运大盛,吉阳军是中土最前沿港,在其中担当一个怎样的角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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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游人阿端 时间:2017-05-23 10:32:31
  好好还原历史真相
楼主多港峒客 时间:2017-05-23 10:34:40
  
  【澳洲博物馆收藏的东南亚传统手工棉织品,翻拍自国外专著资料】

  五 不排除海运走私

  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天涯一隅的崖城小平原,恐怕都不可能在一代人之内取得大的突破。虽然史料对海南非丝织物(妇女“不事蚕桑”)的记载,南宋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出现吉贝、花被、幔布、黎锦、黎单、鞍搭等诸多名色,但并无材料证明吉阳军在这方面特别发达,以致超越其他州军。
  发展不平衡,应该主要是海运贸易。儋州虽是老资格,民数多,但不在海路主线。南宋“一片万钱”的极品沉香,最佳产地是万安军,万城却远逊吉阳,必有缘故。那么,吉阳军海运如何?
  《诸蕃志》描述万安军“居多茅竹,瓦屋绝少”,“城东有舶主都纲庙,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吉阳军“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舣舟其下,前有小亭,为迎送之所”,商贸气息相对浓厚。
  海运大盛,或许是朝廷肯花大钱,在吉阳军这种与抗金毫无关系之处建好城的唯一理由。但是,史料又未见这种大盛的记载。
  吉阳军城之修建,前后经历数十年,其与海运之兴很可能互为表里。此时吉阳军东部临川镇(今三亚市区)已不太平,因此推测:可能由商家捐输经费,官府出面建造砖城。
  宋代琼州,虽然并非对外通商口岸,但也不禁止向未带“禁榷物”及声称因风信不便而来的船舶征税;另外,按规定交趾等国贡船也可以在广南西路沿海登岸贸易。“元丰三年,(海南)分属广南西路”,正处在交趾贡船可贸易的地位。
  南宋外贸远超北宋,几乎通达整个文明世界,利润丰厚。但是朝廷高度垄断,权贵把持,民间资本没有合法渠道进入,除非走私。吉阳军有一定的外贸活动空间,如能疏通官府,更大的走私贸易是可行的。而最有实力的走私团体,无疑是海盗。
  海盗,是吉阳军城无法完全排除的、可能在暗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军城的未记载繁荣,可能包含某种“诡异”。
  历史上的“海盗”“走私”,是重要客观存在,分析宜理性,不带褒贬色彩。
  南宋海盗,或受海上贸易激增的刺激而空前旺盛,开启了直至清康熙中期延绵数百年的活跃期。海盗活动方式复杂,掠人越货不过是谋财的一种方式,商匪一家或充当航运保护伞,是另一种方式,或许更为高效。明末郑芝龙集团就深谙此道,由此而富可敌国,敢与清廷讨价还价。后来其子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成为著名的民族英雄。
  宋末著名的海盗集团,“临川巨盗”陈明甫兄弟,正产生于吉阳军东部,老巢就在今三亚鹿回头山脚。
  
  【三亚鹿回头山脚一角,南宋陈明甫老巢】

  六 巨盗记载 深藏密码

  海盗走私,占南宋外贸相当份额,其中不少,在形式上是半合法的,与地方官府存在某种默契。海南珍物丰饶,吉阳军地僻民少,且为中土最远一港,这种地位或许正符合他们的需要。
  军城居然受海盗暗中保护?这有点匪夷所思。但是分析陈明甫史料,可以找到不少线索。
  “咸淳间权吉阳军判”邢梦璜的《摩崖碑记》,是对陈明甫近乎唯一的权威史料。文中称陈氏乘双龙头大船,在琼南公开称王前后达八年,拥有强悍武装,“出没海岸,敢于剽灭朝廷之舶货”,使“诸司舶务,殆为虚器”,横行闽粤桂三省及印支半岛沿海,每年绑数百人卖于外番,往来南海如无人,官军无敢领命征讨者。
  此前很久,临川就长期失序,“五六十年奸孽为妖,互相攘寇,自相易置”,官府无法管制。直至咸淳十年(1274年)陈氏才被官军马抚机、云从龙擒杀覆灭,五年之后,宋朝也灭亡了。
  官军出动有多大规模?没有具体数字,只有“计画凡三载,出师凡七旬,而勋业之盛,自有崖以来,千百年未之有也”,是琼南军事史上空前的一场大仗恶仗,由此可见陈明甫的实力。
  而吉阳军城,仅有区区“百余户窘弱之民,五六十疲散之卒”。实力如此悬殊,却始终没有陷落——需要说明的是:《光绪崖州志》(海南2006年版545页)的《节录摩崖碑记》,其实不知何人改写,该处作“崖以百余户孱民,五六千疲卒,植军其间”,“千”字大错。必须以《正德琼台志》原文为准。
  
  【《正德琼台志》书页(作了反相美化处理),关于陈明甫的史实】

  无所顾忌的陈明甫,虽然“睥睨军印”即根本不把军守看在眼里,却一直不吃嘴边军城这块肥肉,什么原因?
  《碑记》载陈明甫得势后,在今称天涯海角处开辟养殖场,专门养殖玳瑁。玳瑁珍贵,售于远方市场,而且短期不能见效。这说明他不是简单的亡命之徒,具备足够自信心和商业头脑。既然如此,不杀鸡取卵,控制军城以走私或坐收保护费,才是最佳选项。走私量哪怕只有广州贸易的百分之一,获利就很可观,比他“包占本军五十余村税户”丰厚得多。养着军城下金蛋,符合他的最大利益。
  《碑记》又载,陈明甫大败后远匿占城和交趾,被官军两次派人追蹑驱逐。试想若他一味行凶,必犯众怒,势穷怎敢过去?但如果是长期的“贸易伙伴”,去避难就很正常。《碑记》说他密切结交占城、安南等番国以为外援,可见并无仇恨。后来官军虽追至番国,那边也无人协助捉拿。
  所以,陈明甫不破军城,是吉阳军“地下”航贸兴旺的有力主证;筑了大城却没有经济发达的记载,是吉阳军“地下”航贸兴旺的无字旁证——海盗走私基地一旦进入选项,史料中这两个巨大矛盾,都得到合理解释了。
  虽是“巨盗”,其中的记述密码却依然宝贵。要知道,这是宋代琼南唯一详尽事件的史料!
  唐宋海南,官弱兵少,对地方豪强总是尽量羁縻,不轻易动武,因为大兵登岛征讨,要渡海及经受“瘴疠”,代价太沉重。让豪强直接当官,也不罕见。像唐代鉴真在海南遇到的二冯,都是豪强,冯崇債挂着官位,冯若芳则只差没有称王;南宋范成大笔下的黎酋王二娘,是与朝廷合作的典范,“琼管有号令,必下王宜人,无不帖然”,允其世袭。黎酋一旦不高兴,轻则霸占州县官厅,“前后边吏,惴不敢言”,重则如胡铨在吉阳军所见,将“军守荷枷绑西庑下”,扬言要一刀杀掉。
  陈明甫公开称王之后,可能迫于蒙元的巨大军事压力,朝廷对他依然容忍。真正的导火索是咸淳“六年春,会琼黎犯边,逼近(琼管)城堞,居民惶惶”,全岛管治面临崩盘,这才不得不派大兵镇压。数十余战都是“平黎”,后来移师剿灭陈氏,只是副产品。
  《碑记》是官方喉舌,必然妖魔化陈氏而不涉及隐蔽复杂的关系。不久改朝换代重新洗牌,旧链条碎断,秘密就永远埋藏。
  所以我们解读不能浮面,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层分析推知:南宋最后几十年,尽管巨寇在侧,吉阳军城周边包括诸港依然是特殊平衡下的安宁,内外商贸活跃。
  黄道婆的居崖年代,完全囊括了陈明甫的活跃年代。在史料上,陈显黄隐,研究陈明甫,就是间接研究黄道婆。
  
  【从最新的崖城大桥上拍摄水南中坊村方向,图中树丛一线以远,大致就是南宋番坊港和大疍港位置】

  六 三百余户 竟有三港

  吉阳军贸易,无论是否走私都少不了番商。宋元番坊港与番人,在史料中有诸多直接、间接记载。
  南宋时,吉阳军城附近有三个海港,即宁远河北岸的新地港,位于现在迎旺塔西南不远,南岸的大疍港、番坊港,位于现在水南村中坊村一带,并非今人所知之处。《正德琼台志》相关记载,其中一部分是旧志记录:
  “新地港:在州西三里。潮水与水南大河相接,通船,分入大疍港。
  “大疍港:在州西南三里。入抵大疍利用坊,客商泊船于此。
  “番坊港:在州南十里。源发五指,流经州南北二河,至此成港入海。
  “保平港:在州西五里。水自五指,流经后河,至此会潮入海。”
  唐宋时,州治主港在今崖城中学盲河道附近。最迟在州官毛奎开后河后,主河道水少了,海舶须改泊稍下游的新地港。“新地”的字面含义,就是取代旧地。
  至于保平港,“州西五里”还不是现在的保平村,是新村仔附近。“州西南三里”的大疍港,正德时尚未南迁,“客商泊船于此”,商贸繁盛。
  相关考据链太长不赘,此处只谈番坊港。
  番坊港的“州南十里”,是南迁后的位置。此句后半部“南北二河”汇流“成港入海”的方位,绝不是州南十里,而接近“州治西南三四里”。正德志把两代番坊港撮抄拼凑在一起了。
  该志载客语(即后来的海南话)人群“客居番坊、新地、保平三村,俱在州治西南三四里”,必抄自旧志,反映了宋元三港方位。
  这应该是海南话人群在琼南的最早群落,与港口关系密切。“客居”二字,定义了这批人的身份,即并无本土户籍,不在380主户的统计数中。
  宋代贸易繁盛的城市,客户数往往多于主户数,如元大德《南海志》载,宋时广州主户六万四千余,客户七万八千余;淳熙间再查,主户八万二千余,客户十万零五千余。又有史载,宋代广州光是长期定居的“汉番”,就有“万家”之多。
  这为我们考察吉阳军经济活动及人文状况,打开一个不小的空间,也就明白:吉阳军区区三百余户齐民,因何拥有三个港口。
楼主多港峒客 时间:2017-05-23 10:50:15
  (抱歉,一不小心上文鹿回头照片与《正德琼台志》书照相互错位了)
  
  【三亚市域最西缘,海边不远的市级文保单位“八人轿坡伊斯兰教徒古墓场遗址”,认定年代为“唐宋”,是“番人”在琼南千年活动的地证之一】

  七 崖城平原 番人活跃

  至于崖州番人,相关记载有“佛堂寺,在州南三里番村。堂制、礼念与礼拜寺同”。“州南三里”应是“西南三里”,古志方位常省略一字。这正是第一代番坊港位置,可知源自宋代旧志。又载“礼拜寺”是“州东一百里番人村”(今三亚羊栏地区)的伊斯兰教寺庙,定义了番村佛堂寺的宗教性质。
  番坊、大疍两港,宋元间联袂出现于“州西南三里”即今日中坊村一带,事迹不少。《正德琼台志》没有正面记载这个番坊,只是将辗转留存的旧志信息归类撮抄,于是露出条条尾巴。
  吉阳军又有“海口庙,去郡城五里港口南岸……屡有灵迹。庙颇雄敞,商人绘像事之甚谨。”城南五里并无水道,应是城西南五里。明确提到“港口南岸”“商人”,这是宋代番坊、大疍商港活跃的直接证据。
  再有“石三娘庙,在州南大疍村。海边疍番每年于夏间致祭……以上系土人私祀”。“石三娘”不知何方神圣,仅此一现;不提里数通常是由于距离近,因为当时河口宽阔,今中坊一带沿岸都叫海边。
  海南方志载番人入琼于“宋元间”,与州西三里大疍港之存在大略同时,由于番人具备稳定的伊斯兰文化特征,与本土人群不易融合,所以,其聚泊处无论规模大小,多被称为番坊港。
  
  【东南亚不同国别的传统棉纺机,翻拍自国外专著】

  第一代番坊之南迁,比大疍南迁至少早半个世纪以上;而第二代番坊之迁离约在清中期,更比大疍早。这或许反映出番坊的船较大,吃水深,所以对河道淤塞最敏感,其航海性质凸显;疍船则无所谓,说明其船较小,浅海内河打鱼居多。
  第一代大疍、番坊港是从十一、十二世纪的南宋,一直运作到十六世纪中期,前后五百年。明清宁远河口不断淤浅,港口一再外迁,直至清末内河完全不通航,这是后话。
  唐宋番坊最早见于广州,是阿拉伯、波斯等地穆斯林侨民聚居区,又作“蕃坊”“蕃巷”。宋代光塔路一带就有“汉番万家”。朝廷允许他们自行设官治理,称为“蕃长”。既有定式,琼崖各地“番人”聚居区亦以番坊、番村为名。
  史料载海南“番人”主要来自占城,即今越南南部,这可以商榷。
  由于信仰及语言殊异,在中土眼光看来“番人”都是一路,其实是有区别的。如正德志载“番俗”中,“用大青盘贮饭,以手捻食”之俗,就与南亚风俗甚接近;而番妇“随贫富,用金银铜锡为环,穿其耳孔,下垂至肩”的描述,亦与北宋末庄绰《鸡肋篇》所载“广州(蕃商)波斯妇,绕耳皆穿穴带环,有二十余枚者”接近。
  宋元海南番人中占城人或是主体,也有东南亚别国甚至南亚、西亚的商贾侨民。而番妇风俗之载,显示番人已批量定居。这为更远缘的文化交流推测,打开了空间。
  从明末开始,海南各地“番人”便陆续聚集到羊栏至三亚河口之间定居,不再散处,产业也逐步改变,最终成为现代的回族同胞。这是海南移民迁徙的一个特例。
  
  【上海闵行马桥镇明墓出土的文物:蓝印花布被面——转引自上海市博物馆何继英研究员的参会论文照片】

  八 吉阳军城 文化多元

  综上所述,可以描画出宋元吉阳军城一幅比较接近信史的图景:
  除了城厢,赋役单元城东有新兴坊,城西有保平坊,城南有利用坊,符合大致四百民户之载。番、客户另计。州西三里的宁远河喇叭状河口,北岸是新地港,南岸是如同双子星座般并列的番坊港与大疍港。三港上游数十里亦通小舟,可以深入黎峒,有些地方“其深莫测,传有龙潜”……
  崖城周边黎汉区界,大致千年不变,谁也没有吃掉谁。汉人农耕区一直在三山一海之间,地域狭窄,正如宋代地理志所述:地狭民稀,“距城五七里许”就是黎峒。今天这个距离的马丹、郎吉、沙埋、白河等村落,依然是黎村,再远的黎村就更多了。至于军话、客话、迈话乃至后来儋州、临高等方言区的变化,只是汉民系的内部变化而已。
  宋元崖城一带,区区数平方公里的小平原,汉黎番疍各族杂处,军土客迈诸语共鸣,而“番”字包含地域文化之广,诚出意外。社会相对稳定、对外交流活跃、多源文化共存的一个人类学典型样板,就是黄道婆居崖的史地背景。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中土最前沿,番舶入华的第一个避风港和补给站,发生远缘文化的交流传递是很自然的。
  棉织品的优越性能受到传入地民众喜爱,但是捻线困难,于是引发创新工具技术的努力。女织是人类自然分工,从黎至番,都不例外,如织出“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的细节描写,就与黎锦相类。同时,乔居的番妇也有可能将她们自家的技术带过来。在这片多元文化土壤中,青年黄道婆饱吸营养。
  尽管汉唐间海南“广幅布”“吉贝布”就很有名,但技艺未必海南独有,效率也不高。黄道婆带回江南的,必是较唐汉乃至北宋时效率更高的棉纺工具、技术。她最终成就“衣被天下”的大功德,固然有融合诸家又刻苦钻研提高的因素,但其源泉或部分源泉,不排除海上丝绸之路的“番人”传递。
  海南当代有文字称,黄道婆是有嫁人的。这没有根据,有家室她晚年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从黄道婆之名推测,她是出家之人。“道婆”或是道教徒,五代时海南就有敕封峻灵王,是道教圣地,宋代道教亦大行。
  但也可能是佛教徒,例如成化《广州志》载,广州宋代有位父母富裕无子的“黄道姑”,年少出家住光孝寺,终身舍财行善,死后光孝寺为之立坟立祠拜祭。黄道姑自然是尼姑,那么,黄道婆也可能是尼姑。
  吉阳军城,佛教有宋开元寺,元天宁寺,道教有宋真武堂,元玄妙观等,都是有记载的,一些寺庙的位置还相对明确。
  黄道婆乘海舶归故乡,折射出元代吉阳军与长江口一带的商路,是畅通的。细分析,恐怕还不止此。
  黄道婆生前只是民间一老妪,无人仰视。故家本就草根,数十年流落后更无可凭借。落叶归根虽是人之常情,但是,孑然孤老回那个其实陌生的无助之地,如何为生?黄道婆自是明白人,不至贸然犯险,有否抱负不说,自保是底线。她敢于不远万里回归,又顺利成功,这个因果逻辑链只缺一个推测,就完整了——
  吉阳军口岸,陆续有新法制作的棉织品向包括长江口一带的北方输送,获利理想。黄道婆从客商获悉北方棉业幼稚,需求甚殷,知道回乡凭技艺必无愁衣食,才会不惧远迁。
  
  【马桥镇明墓蓝印花布被面的若干局部——转引自何继英论文照片】

  【附】黄道婆离开吉阳军前100年的相关大事记

  庆元戊午(1198年) 吉阳军始筑土城。
  宝庆元年(1225年) 赵汝适《诸蕃志》修成,记载琼南驿站、港口。临川海盗势力开始膨胀。
  绍定癸巳(1233年) 以砖包砌吉阳军城墙,开东、西、南门。
  淳佑五年(1245年) 州官毛奎移建州学;此前后,开凿后河。
  宝祐三年(1255年)前后 少年黄道婆流落吉阳军。
  咸淳三年(1267年) 陈明甫称王。
  咸淳六年(1270年)春 黎众围攻琼管,朝廷派钦州守将马成旺南下镇压。
  咸淳十年(1274年) 陈明甫被擒杀。
  至元十四年(1277年) 元政府在上海镇设市舶司,商港开放。
  至元十六年(1279年)春 元兵平定海南。
  元贞年间(1295—1297年) 黄道婆离开吉阳军返回松江。
楼主多港峒客 时间:2017-05-23 10:54:23
  帖子较长,有兴趣能看完的朋友,这里先致谢了!
我要评论
作者:钢琴情人 时间:2017-05-24 20:58:38
  楼主广征博引,令人钦佩,受教了。[d:赞]
作者:绿蓝蓝 时间:2017-05-25 08:31:36
  楼主辛苦,学习
作者:猫小孩 时间:2017-05-25 21:16:39
  受教了。
作者:阿紫海南 时间:2017-05-26 10:34:15
  学习了
楼主多港峒客 时间:2017-05-30 20:40:17
  多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欣赏鼓励!
作者:夜泊2009 时间:2017-06-07 19:24:39
  好个行文!多港峒客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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