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星岭上斗柄塔

楼主:张中平88 时间:2020-03-15 18:22:46 点击:695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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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前七星岭上有一座斗柄塔,它在人们的认识中总带有几分朦胧且神秘的色彩。
  斗柄塔建在木兰港边的七星岭上,古时木栏港称为“石栏港”,因石生出海洋中成栏屏障海水而得名,也因海流湍急且多暗礁险滩而被称为“鬼叫门”(后因船家惧石而好木,万历年间开始改称“木栏港”)。并不是因为这里有很多腐烂木头而叫木兰港。
  《海南日报》一篇介绍斗柄塔的文章说斗柄塔:“是明代尚书王弘诲(海南定安人)告老还乡后以航标和镇妖为目的,邀众并奏请朝廷拨款建造的”。http://hnrb.hinews.cn/html/2011-08/22/content_390662.htm
  依据在哪里呢?查看王弘诲去世后的地方志,发现康熙《文昌县志》有“七星山,县北一百二十里。七峰如斗,(相传)明天启时定安乡绅王弘诲建塔于其上”之记。后代的道光《琼州府志》及《文昌县志》也依其说。但《大清一统志》没有说是王弘诲建的,仅记:“明天启时建塔其上”。琼州知府萧应植主修的乾隆《琼州府志》也没有依《文昌县志》之说,为什么?因为没有依据,萧应植是位严谨的学者,仅记:七星岭……明天启时建塔于上。《广东通志》也如是说。
  王弘诲逝世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我这里是依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的说法,如依《明实录》所记则王弘诲是卒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那还要比周伟民教授说的早2年。而斗柄塔建设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为什么在王弘诲离世十年八年后才建设的斗柄塔,却有人要冠上他的名字呢?是他生前曾有过此建塔规划吗,还是这座塔从他生前就动建至他死后10年才完工呢?所有这些都是臆想的无稽之谈。
  王弘诲生前是建过塔且多次见过建塔,那是他居家时用平生的储存,在家乡定安县龙梅村附近建造的定安县第一座古塔——龙门塔,比琼海的聚奎塔建设还早一年。他也多次亲临琼山观看许子伟主建的“明昌塔”和会同县卢章主建的“聚奎塔”并写下赞美诗文,但却没有他关于斗炳塔的记载。也许因为他对塔有一定的爱好,人们便把“斗柄塔”也挂在他的名上。更有人根据王弘诲奏考回琼的事由说得有眉有目,说是“以航标和镇妖为目的,邀众并奏请朝廷拨款建造”。“他非常了解横亘于海岛与内陆之间的琼州海峡。在航运落后时代,每次海峡跨越无疑都是一回生死炼狱。嘉靖三十六年(1557),一场海难使王弘诲终生难忘。那一次,数百儒生葬身海上,护送的官员临高知县杨时连同县印也一同覆没。对此,王弘诲发出了‘天下儒生之远而苦者,未有如琼之甚者悲矣’的慨叹,因此王弘诲会同文昌乡贤,致书朝廷,恳请拨款修建一座航海标志塔,居然奏效,成了有史以来海南唯一一座由朝廷拨款修建的古塔”。(http://hnrb.hinews.cn/html/2018-06/25/content_15_1.htm)
  想象很丰富但现实很贫乏。王弘诲任南京礼部尚书时,曾经数次上疏痛陈朝政之病弊而劝谏过皇上,因屡屡上疏诤谏不得采用,愤而托病乞休。岂有辞官返乡后还致书朝廷,恳请拨款修建一座塔,王弘诲是这样的人吗?明朝天启年间,朝中党争迭起,熹宗皇帝朱由校荒于朝政,太监魏忠贤独搅大权,大肆剪杀异己,朝廷危机重重,因为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赈灾),剿灭农民军起义(剿匪费用),对抗外族(后金即满清)等诸多费用,实际上国家的财政已经接近破产,银子不象纸币那么好,想发多少就印多少。已处千疮百孔的明王朝会为地方建塔而拨款吗?莫说朝廷不可能拨款地方建塔,就是地方府县也难有动用政府资金来建造亭塔的事情。庙塔之类的建设一般都是由官员个人及乡绅捐资而建。况且其时的海事,重要的不在于导航而在于防范海盗和倭寇。
  斗柄塔和王弘诲有没有关系,万历《琼州府志》最有解释权,因为这部琼州府志书纂修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前后,也就是该志编纂的时间是在王弘诲刚刚逝世时成书的。主持编撰的是钦差海南道兵巡兼提学副使戴熹、琼州知府欧阳璨和琼州府推官傅作林,他们都是王弘诲的同时代人且有过交往。后代志书关于王弘诲的叙述,大都是依万历《琼州府志》所记,万历《琼州府志》对王弘诲的记录、描述得那么详细却没有王弘诲跟尚未动建的斗柄塔关系的丝毫记录,故斗柄塔为王弘诲所建完全是由后人杜撰出来的。
  哪斗柄塔到底是何人所建?志书中找不到。因为明天启五年(1625年)塔建成后不久,满清势力已经大兴,明朝内乱四起,社会进入了兵荒马乱的年代,接下来便是改朝换代。至清朝康熙时差不多已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地方没有修志。至于斗柄塔为何人所建,官方也没有人清楚的去记录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康熙《文昌县志》,更是纂修于斗柄塔建成近百年后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
  斗柄塔建设仅晚于琼山的明昌塔和琼海的聚奎塔20年,基本上可以算是同一时代的塔,但风格上却完全不同于以上两塔。斗柄塔圆润、肥短,没有以上两塔的刚劲和挺拨且多了几分柔和和慈媚。如果说同时代的明昌塔和聚奎塔是重于道教的风水,那稍晚的斗柄塔则偏重于佛教的慈悲。我曾经登上过塔顶,细数步阶104级。104级步阶,在佛教建筑中屡见不鲜,有一定的教义内涵。虽然佛教早在唐宋时就已经随着移民进入海南,但就其建筑来看,在琼山、万宁的佛教寺庙落地不少,而文昌重道轻佛的现象却十分明显。史志记载在文昌县境里建于宋代的佛寺唯有韩氏家族建在锦山的觉照堂,至明代也已毁坏,一直至明代才出现由林有鹗等乡绅捐资建起的紫云庵、象山庵和乐籁庵。
  林有鹗,文昌白延人,是明代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文昌名士。林有鹗在万历年间曾任合肥府丞,后以母老辞官回琼,醉心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拜王阳明二传弟子著名哲学家太常卿王塘南为师。他乐善好施,出巨资协助知县贺沚创办文昌玉阳书院,又出面延请王弘诲、许子伟等名儒到玉阳书院来讲学。他捐资广建佛庵,慈施善款为乡邻济困。他为文昌的文化教育建设慷慨解囊,是明代发展文昌县文化教育的功勋级人物。
  在天启年间任文昌县教谕的广东南海人熊若龙,也是一个崇佛好施的人物,府志和县志皆谒他为名宦。《文昌县志》为他做传:“熊若龙,字羽人,号槟庵,南海孝廉。工翰墨,善吟咏而不矜其能。与诸弟子为忘年交,结“洗水社”。时与知交燕集钓鱼矶上讲习唱和。改建启圣宫,募修文庙,皆有功于学校者。以宋儒理学兼晋人风致,至今称儒雅之师者,必以熊为首云。”
  明代自嘉靖皇帝以来崇道抑佛,佛教在海南一直没有良好的发展气候,文昌尤甚。但到了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林有鹗和熊若龙等人倡导文化信仰多元性、兼容性,虽然限于资金和政府的压力,在文昌没有建设起规模较大的寺院,但他们带头募集捐资,在文昌各地建起了一些小庵堂,为佛教在文昌的发展争取了发展的空间,斗柄塔就是在这样的气候下动建的。
  文昌县文化教育有幸,从万历二十二年贺沚任文昌知县到熊若龙任教谕的天启年间这短短二十多年,尽管朝纲不振,党争激化,社会危机四伏。但这一时期先后有一批杰出的知识分子汇聚文昌,贺沚、汪全声、王弘诲、许子伟、计恒亨、叶可行、林有鹗和熊若龙等等。他们厌于政争却寓情于社会文化教育公益事业。他们创书院,建学宫,修圣殿(孔庙),兴佛教,他们亲躬学校讲授对学子亦师亦友,这一时期成为文昌文化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对文昌县后来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先贤,明末清初文昌的后人皆为他们建祠以祭祀,可惜当初的祠堂早已毁废。
  临渊羡处蹲东海,弹铗歌时寓海南。
  济胜每携青子佩,乞斋长饱紫云庵。
  日之夕矣槟榔醉,月出皎兮茉莉簪。
  笑笑先生无别意,近无渔利远无贪。”
  诗言志,这就是亦儒亦佛且带几分魏晋风骨的熊若龙。虽然熊若龙在贺沚、王弘诲和许子伟等离世后才来文昌任教谕,虽然前者重道而熊若龙重佛,但他们振兴文昌县文化教育之初心完全无异。
  林有鹗和熊若龙情性相投,他们倾其所有,带头募捐,然后大兴土木于文化教育(包括佛教),虽然他们的崇文重教兴佛对地方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志书上并没有他们关于斗柄塔建设的记录。口说无凭,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天启年间文昌县的重要人物就把斗柄塔建设挂在他们的名上。
  铺前人敬神也喜造神,从宋代开始就在这里建庙,几乎儒道诸神庙铺前都有。仅在铺前市周边就建有伏波将军庙、北山庙、蔴蓝庙、南天庙、关帝庙、天后庙、龙王庙及福德庙等等,有些庙宇至今仍香火不绝。在木栏港的七星山下,早在明洪武三年文昌县知县周观就为原有的一座小庙举行祀典,自此人们祭祀不断,而山上的斗柄塔是何人所建,还是由铺前人某家族或众资所建?只能留待来日出现的史料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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