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地毯佳作】在小山和小山之间 (中)

楼主:程晓枫 时间:2022-09-17 17:49:50 河南 点击:23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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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边彩英

  我的第一本翻译作品是在怀孕时完成的——以后我就可以骄傲地讲这个话。这个工作来得很突然,我国内的研究生导师推荐我翻译一本日语小说,她当时并不知道我已经怀孕。我几乎没多想就接下了这个工作,尽管报酬少得可怜。
  我们住进这个房子时,并没有考虑我工作的情形。所以至今我一直在客厅饭桌上工作,吃饭时再把电脑移开。
  妈妈看到后说:“你应该买张书桌,一把椅子。”
  我哑然失笑,我们三十平的套房,哪还能放得下一套桌椅?
  “把沙发处理掉就行了,反正也没人坐。”妈妈说。
  也许这事她说得对,只不过我懒得重新布置,以及我知道渡边不会喜欢这个决定。
  正如我所说,在和渡边结婚后我就辞掉了工作,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因为渡边希望我能在家里,也因为这是日本社会上最常见的一种选择。
  我们都没有奢侈的消费,所以生活不成问题。我告诉自己,不用像妈妈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也许是我的幸运。我可以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时间。
  我看看书,做做家务,骑自行车去好几个超市比价,精挑细选购物。有时百般无聊,在家一看就是半天电视。
  跟妈妈打电话,她偶尔会在我聊得起劲时说:“我要去上班了,挂了。”那时我才记起我又做了一个和她相反的选择,继续过着和她不同的生活。
  就像她总能从我的选择中挑出毛病一样,我不工作,也是她不喜欢的。当然,她不会直接说。但我能感觉到。比如,她会说:“那个谁谁整天无所事事”、“我就不愿意退休,退休了我做什么呢?”“我不在,那几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典型的自大,大包大揽,人家巴不得她“能者多劳”多干点活呢,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对于这些我无法反驳,因为她不会留下把柄,她把事情说得完全和我无关。
  只有一次她不够精心,说了一句“你整天在家不无聊吗?”我立即抓住机会,跟她辩驳有多少女人想要这样整天在家的生活而得不到,而我得到了她为什么不能真诚地表示赞许呢?
  现在我已经忘记那场对话是怎么结束的了,但我记得当天晚上我和渡边有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吵。起因是我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问了他一个不认识的日语单词。凭着对上下文的理解我大概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想跟渡边确认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
  说了两句后他突然大怒,说我总是影响他看电视,很烦。我呆在那里,他用了“总是”这个词,说明他已经忍我很久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真的习惯性问他太多了,他又不是辞典,他怎么能跟我解释那么准确呢?就只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吗?如果他总是问我中文词语的意思,我又能回答得上多少呢?我难道不会烦吗?
  我脸颊通红地跑去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感觉呼吸急促,这件事让我又羞又恨。当我调整好一个计算过的笑脸再平复了心情,准备出去和渡边道歉时,发现他就站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我,表情严肃。
  “你是不是在家无聊?”
  我呆在那里。同一天,他和妈妈问了我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妈妈用中文,他用日语。
  而我没法用日语回答他和给妈妈同样的答案,诸如许多女人想要这样的生活而得不到,他为什么不能赞许之类。我发现之前的那个答案是糊弄妈妈的,而真正的答案我根本没有。
  我更害怕去想的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件事归结为“我在家无聊”。
  我用词不达意的日语和他大吵大闹,只因为我恼羞成怒。我以为我在家是他的愿望,没想到我好像也不了解他。
  “如果你想工作,我当然是支持的。”他把球踢给了我。这是他擅长的玩法,理解、支持、尊重,他都挂在嘴上,占据道德高地,这样我的选择结果就与他无关,如果我错了我就得自己承担。
  “什么你都支持,什么都是你对。”
  “你想把错怪在我身上,我可不愿意。”
  我们把话扯得越来越远,战火升级。最后他提出一个说法,说我们有了孩子就会好。注意力都会转移到孩子身上,我们都会成熟很多,整个家庭都会不一样。我想他说得对。得知怀孕的时候,我觉得又有了一次新的机会和他重新开始。
  当我告诉渡边我要翻译一本书的时候,他的表情很奇怪,他解释道如果需要钱可以告诉他。我说我觉得可以给孕期留个特别的纪念,他笑了:“如果是这样,你不如去照一张孕肚照。”
  “我认真的。”
  “你确定你可以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可以把他的“可以”理解成两个意思,一是我孕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支撑我每天按部就班完成进度,如约交稿;二是我的日语水平够不够格。
  这两个意思我都没法自信满满地给出肯定的答案,所以我说:“差不多吧。”
  渡边喜欢纠正我的日语口音,尽管我相信即便有一点口音也不影响其他日本人能理解我的话的意思。
  “但你可以理解对吧?”
  “但这样发音听起来更地道。”
  我用错了一个词,他会立即指正:“你是不是把这两个词搞混淆了。”
  作为律师,渡边的口才和逻辑都是一流的,我们讨论事情总是他最终胜出,我曾开玩笑说他如果用中文和我辩论一定会一败涂地,但他严肃地说这和语言无关。怎么可能无关?他只会日语这一种语言,怎么可能知道用非母语和母语完全是不同的表达?但我懒得再去争。
  还有一次我打电话预约餐厅,挂了电话后他告诉我,第一句应该说什么,我说的意思虽然没问题,但一秒就会被认出不是日本人。
  我知道渡边是为我好,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掌握熟练的日语,在工作上有极大的优势,虽然我把工作辞掉了,但那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妻子、妈妈的形象。那个形象太鲜明,是我从小一点点堆积起来的:温柔、慢声细语、不轻易指责伴侣、考虑对方感受、始终挂着微笑。
  我把这几点特质总结出来才发现,这是妈妈的对立面。
  我想成为的,就是和妈妈完全相反的人。
  我很少生气、大怒。渡边说我是冷暴力。冷暴力又怎么样?热暴力无疑更糟糕。两个发誓要一起度过一生不离不弃的人,在彼此面前暴露出最丑陋的嘴脸,用最尖刻的话来指责对方,哭天喊地,丢人现眼。我自从记事起就知道,不可能有比这个更糟的了。
  爸爸和妈妈吵架,尖利的叫声混杂着玻璃碎掉的声音。爸爸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妈妈像疯了一样追上去敲门,坐在地上哭。她哭得那么伤心,好像爸爸做了天打雷劈的坏事。但其实事情起因只是爸爸下班忘记买一瓶醋回来。
  我听着他们从醋吵到家务分工,又吵到工资的事,最终失去了所指,成了一团热气腾腾的怒气。语言是如何被误解、被扭曲、被滥用,最终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这些我都被迫学到了。我后来的专业,对文字的敏感度训练也许就从这里开始。另外一方面,我也形成了发生冲突时刻意沉默的性格。
  我害怕变成妈妈那样的人,她把别人的好意踩在脚底下伤害,挑剔别人献给她的一片真心,让人心灰意冷。我看着爸爸一开始还会安慰她几句,后来无可奈何地把门锁上,最终离开了家,不再爱她,而是和别人再结连理。我怎么可能恨爸爸?我觉得他好可怜,他能走是他的幸运。
  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的性格就被这样决定了。所以在婚前当渡边跟我坦承他出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没有大闹。
  “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会做个好丈夫的。”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她叫什么?”
  “这不重要。”
  “她叫什么?”为什么他不肯回答我这么简单的问题?
  “古井纯子。”
  “我知道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渡边说,我有时候对他很冷淡,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似乎想把这个作为他出轨的理由,告诉我是我逼得他无路可走非常可怜。他想让我认识到他犯错我也有责任,是我没有做个好伴侣,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我并不觉得他说的内容之间有因果关系。他也有他的缺点,我却不会因为他的缺点去找另外一个人弥补。退一步说,如果我是完美无缺的,我又为什么需要他呢?但我不想表现得咄咄逼人,我知道语言的力量有多大。看着他不安的眼神,好像一个担心自己的把戏被拆穿的孩子。我没有追问下去,他松了口气,他以为我对他的理论没有意见,甚至我也会反省自己的不足。那之后我没有再提这件事。
  我之所以会再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怀疑他在我怀孕后又在出轨。他最近回家很晚,而且回家后什么东西都不吃。
  一开始我以为是他的贴心,不想搞出声响,就像他洗澡时会把水量调很低,这样就不会影响我睡觉。后来发现他连只用烧一壶开水就能吃的泡面都不吃了,应该是真的不饿吧。我想他可能已经在外面吃过了,但他回家时酒气并不大,说明不是跟同事一起吃的。不需要太费工夫,几天后我就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意大利餐厅的收据,人数写着两个人。
  我在社交网络上搜古井纯子的账户,发现她在同一天发了同一家意大利餐厅的照片。照片上当然没有渡边,但照片一角露出了渡边放在桌上的手机。
  通过这些几乎可以肯定,渡边和古井纯子还在继续。
  我这样抽丝剥茧地分析过后才记起我多讨厌这种思维方式。这是属于妈妈的思维方式。
  “你十二点半下班,在食堂吃个饭最多三十分钟吧。十三点从学校回家,路上最多二十分钟,你怎么可能十四点才到家?”
  我记得妈妈站在大门口怒气冲冲的样子,爸爸被她拦在门外,她一心笃定“晚回家”的爸爸是去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妈妈的话并不无道理,按她的算法爸爸十二点半下班,在食堂吃饭,回家应该是十三点二十分,而不是十四点,多出的四十分钟,爸爸去干什么了?他不肯解释。刚会算数的我在心里想,是爸爸错了,我默默地站在妈妈这边。
  可当妈妈也这样计算我应该回家的时间,怪我到处贪玩不按时回家时,我不得不恼羞地跟她解释:我肚子疼多蹲了会厕所;我贪吃嘴去小铺买了个零食;我不知羞耻绕了远路去看了暗恋的别班的男生。我红着脸把生理和心理里的褶皱都摊开给她看,就为了证明我没有骗她,我还是她的乖女儿。这时我才明白被指责的爸爸沉默是因为他还想保留最后一点成年男人的尊严。
  从那时起我发誓不会像妈妈这样逼人太甚,没想到我还是来到了这一步。我靠蛛丝马迹确信了渡边出轨的事情,用我曾经不屑的方式。双重屈辱在拉扯我,但当妈妈来到东京时,我只能表演一个幸福的我,和她完全不同的我。
  妈妈站在我东京的家里,在狭小的厨房里忙碌着。新鲜的蔬菜在沥水,锅里的热油滋滋响,全副武装的妈妈手拿锅铲身穿围裙,抽油烟机全力运转中。
  “你去那边,别在这里。”妈妈对站在厨房门口的我说。
  我知道她是说油烟大,怕我恶心想吐。妈妈说过她怀我时受了多么大的罪——她吃不下任何东西,一直吐酸水。瘦到了人生最低水平,孕吐严重还要逼自己吃,生怕把肚里的我饿死。
  她描述的那些苦,我一样都没有经历过。孕前我就健身,感冒都少有,身体壮得像小牛犊,怀孕后几乎不知道孕吐的滋味。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大家都说孕吐这个事完全是看体质天生。至于妈妈说的“酸儿辣女”什么的,我也觉得对不上号,我没有特别想要吃某一种口味。而日本医生不会隐瞒婴儿的性别,在某次产检里就会自然而然地告诉你:现在能确定是男孩或者女孩了,根本不管你想不想立即知道。
  我们的厨房很小,整个套房才三十平,可想而知厨房有多袖珍。妈妈看到这个厨房第一眼,那表情就像看到一个怪物一样,眉头紧锁。她没说出口的话我再清楚不过:这是厨房?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吃饭的?
  厨房小,可以解释因为日本房子都是这样,东京寸土寸金。但我也承认,厨房里没有足够的做饭用具,是因为我天生就不爱做饭,对做饭没有兴趣。其实最早这点是和渡边同居后他发现的,他说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人能连续一个星期吃蛋炒饭,并且不觉得痛苦。在那之前我从不觉得吃饭这件事值得花多少时间在厨房里劳作,我的味蕾也很简单,一个鸡蛋半碗剩米饭一点葱花,热火一炒就够我一顿饱腹。健康快捷好吃,在维持我的生命能量之外竟然还好吃,这还不足够吗?我一直觉得很够了。
  渡边不一样,他爱吃,懂吃,吃饭对他明显不是维持生命能量而已,他追求的好吃的级别也和我天壤之别。他分用途使用不同的橄榄油,冷门的香辛料如数家珍,新鲜的鱼他最喜欢,生鱼片、黄油煎鱼、盐烤秋刀鱼、煮鱼,鱼的种类决定哪种料理方式能最大程度实现它的美味。两个煤气炉同时开着火,拌沙拉调酱汁,他不亦乐乎,在厨房里他有乐趣。第一次看到他在冷制意面上洒下现磨芝士碎,我的心狂跳不已。我没法解释那个心动的瞬间,但我知道他让我看到了一种从没看过的可能:厨房里是有乐趣的。为了吃是值得的。这颠覆我一直以来对厨房、对做饭这件事的认知,对我有一种致命吸引力。
  我还记得那天的冷制意面里有罗勒、小西红柿、大蒜、黄油、茄丁。我也记得那是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那时我们刚开始正式交往。我记得是在我单身时住过的第四个家,没错,那时我已经在日本搬了三次家,那个家只有十六平米,没有厨房,只有一个电磁炉,一个微波炉。我还记得我试探性地问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做饭很糟糕。
  他笑了,他说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女生这样讨厌做饭,就连男朋友第一次来自己家都做不出像样的东西。“你真的准备就给我吃蛋炒饭吗?”他问我。
  我应该是说了一些俏皮话,类似“这样才能检测你是喜欢我本人还是只想要一个贤妻良母”之类吧,我甚至不能确定我有没有用对日语语法,毕竟这个句子并不简单。但我心里的终极不安可能一直存在的,只不过事到如今我才敢承认,那就是: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不会做饭也不想要做饭的人,你还会喜欢我吗?
  渡边当时给了我一个肯定答案,他说,这不重要。
  他既没有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也没有说我需要改。他只是说,这不重要。于是我感激地拉起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
  结婚第二年,渡边好像忘记了他说过的话。他有意无意地问我要不要去料理教室学一下,“看看你喜不喜欢。”他温柔地说。“也许你会喜欢。”这是他的期待。
  几天后我撒谎说去过了,有点贵,算了。他很平静地说:“是吗?好吧。”我知道他期待落空,但唯独关于这一点我实在无力去抚慰。
  偶尔,我在某个重大纪念日之前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既然是非日常,我是不是可以做一桌菜?于是我走进厨房,把手机里查的菜谱放在一边,准备要切的菜,要用的碗。也许这样的时刻有两次?或者三次?我告诉自己,我能一个人在日本生活十年,能考到最难的资格证,我难道会做不了一顿饭?但这两次,或者三次,我都以失败告终。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做不到。当看到菜谱上写的酱油几勺蚝油几勺的时候,我手忙脚乱,因为我的锅开始变糊,我把火调小,但为时已晚;我倒调味料的时候手一抖就倒多了,咸得没法吃只能扔掉;我炒的青菜叶子已经过分枯萎,而菜帮子还夹生。过程里的失败各种各样,我只能在渡边回家之前赶紧把残局收拾干净,逃离那儿,好像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
  “练习,多练习就会了。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什么和什么搭配,又该怎么调味。”渡边曾经告诉我。
  但我不好意思跟他说的是,他说的如何搭配食材和调味已经算是高阶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那个影儿。
  起初渡边会自己做饭,兴致勃勃练习新菜式,还把我的那份也一起做了。后来可能因为工作太忙,他开始更多在外面吃完饭再回家。我不介意,因为我又回归了蛋炒饭的生活。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厨房永远是空空荡荡的,只有最基本的食物,最简单的设备。
  “也许有人就是天生这样。”渡边说了这句之后就不再期待我会做饭。
  我没有问他“天生哪样?”我想起交往时他对我笨手笨脚的我束手无策的样子,把我“请”到厨房之外,留给我一个匆忙的背影,但当他转过身来看我,嘴角还是上扬的。
  现在我们的厨房空无一人。
  当妈妈来东京照顾怀孕的我时,毫无疑问,她看到的那个厨房怪物,问题肯定不止是太小,也太冷清。我们已经分开生活太久,也许这是我成年之后她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她吓到了。
  在妈妈的理解里,吃饭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吧。在她和爸爸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她就很爱做饭,干劲十足。我猜她跟众多中国女人一样,被那句老掉牙的话影响了:“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
  时代已经不同了。双职工没人有时间整天在厨房里转来转去,更何况外面买的东西好吃又方便。
  我说我不在乎吃什么,随便做点就行。
  “你小时候嘴很挑的。”妈妈的意思是我现在完全不讲究。她说我只吃某一家店里现磨的嫩豆腐,超市卖的不吃。她有一次把超市的和豆腐店的放在一起煮,结果我只吃了豆腐店买的那一半,剩下一半整整齐齐留在盘子里。
  我不记得了。就像妈妈总告诉我奶奶是如何欺负我们娘俩的事一样,我不记得了。脑科学家说我们的脑只被开发了一小部分,但我的感觉却是容量不够。新的事情会更新掉旧的事情,不然怎么解释很多过去的事情妈妈记得,而我不记得了呢?我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那么多事情,日新月异地占据着我的大脑,而妈妈的生活一成不变,停滞在了过去,她的记忆没有被更新。
  妈妈做的菜也是熟悉的味道,蚕豆炒鸡蛋,糖醋小排,西红柿汤,米饭。
  “营养均衡最重要,中国人什么事都讲究均衡。主食、青菜、肉类、汤。”我们坐在客厅饭桌吃饭时她说。
  “太麻烦了。”我头也不抬。
  “不麻烦。”
  “那是你觉得不麻烦。我觉得麻烦。”我真的很讨厌这种强加给我的东西。什么事妈妈都觉得不麻烦、没问题,那当然是她的自由,但为什么要让我也像她那样想?我完全不那么想。我怀孕五个月,还坚持在家工作,翻译一本日语小说,工作之余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做什么营养均衡的饭菜?
  “我给你做,你吃就可以了。”妈妈平静地说。
  “你不要我做,但你要我陪你每天去超市买菜,哪怕超市离家走路只要三分钟。”我猜妈妈不会想到我现在变得这么伶牙俐齿。我以前不爱顶嘴,甚至不爱说话。别人说什么我都听听就算,很少反驳。但现在不同,我一个人在异国生活那么多年,所有自己的权利都需要自己去捍卫,不然我就得不到。哪怕是跟渡边在一起,我也需要费比以前更多的力气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和不满——因为日语不是我的母语。
  妈妈没说话。这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
  “有时候我在工作,你就不能自己去超市吗?我们已经一起去了那么多次,你怕什么呢?”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以后就不用每天花时间陪她去超市了。
  “我觉得你总是坐在电脑前,也需要走走路什么的……”妈妈又在说她“觉得”的事。
  “需要走路的时候我会去散步的,主动散步和被动去超市是两回事。”我立即指出她的逻辑漏洞。
  “好。”妈妈不再反驳了。
  没想到我赢得那么轻松,就这样,来东京住两个月后,妈妈终于敢一个人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了。我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不少,孕中期我的腿脚很容易肿,工作又总需要坐着,闲下来时只想躺着把脚翘高。

  任蓉蓉

  现在想起过去的事情让我精神恍惚,有些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成了谜团,有些记忆明显出了破绽,但不知道该怎么办。空气好像是在一瞬间变化的,一切发生得太快。但这怎么可能?我问我自己。我怎么会一点都没觉察到危险在靠近,我怎么会忘记多个心眼呢?
  萧岗村的快乐日子让我放松了警惕,那也正是做孕妇该有的生活——心情舒畅,亲近自然。尤其是当我知道政策在放宽,城里传来的小道消息说:计划生育政策即将结束。村里不止我一个躲着等生产的孕妇,其他五六个孕妇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傍晚在麦地头坐着聊天,其中一个孕妇就要临盆了,她激动地告诉我们,她生完就要回城里了,丈夫都算好日子来接她了。
  我们的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期待,大家算着自己的预产期,我还记得有个肚子还不明显的孕妇叫芬如,她说:“说不定到我生的时候,就没有计划生育了,我就回城里生啦。”
  大家互相打气,至少在那时都相信事情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我和光辉每周都通信,就像毛毛出生前他在外地进修时那样。从今天吃了什么,到身边发生的有意思的事,事无巨细地分享给对方。有天我的信里写道:我第一次看到了小麦,小孩很馋,大人把小麦在火上轻轻一烤,吹凉后给小孩,拨开麦穗被烤焦的外壳,里面的小麦胚很香。光辉的回信说:看来有人已经吃过了,不然怎么知道很香呢?我还记得在偏房的床上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脸颊一红,他在逗趣我呢。我们是经熟人介绍相亲结婚,彼此都是初恋,甚至没有说过爱这一类的字眼,但这种温情的时刻对我来说足够了。
  最让我脸红心跳的 ,光辉写道:要不是这里的工作走不掉,真想立即去萧岗村陪你和毛毛,让你一个人在那里待产,实在是心疼。他在用他的语言说他想念我,而我也把我的想念回信给他:如果你在我身边,我会多么高兴呀。
  还有一次,光辉的信很长,他说还想考个在职硕士,虽然当时大学生已经够稀少的了,他还是想更出类拔萃。在信里,他分析了省城的两所院校的招生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某某大学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信的末尾他还说,如果你也去进修,回校后就能更被器重。我被他的进取精神感动,告诉他我也会努力的。
  光辉不仅是我的孩子的爸爸,也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最贴心的人。不管后来我们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忘记这些日子。
  来到萧岗村一个月后,有天舅舅急匆匆回家后就把门锁死了。舅母问他怎么了,他低声说:“城里来人检查了。”
  我一时没理解他的意思,再听他和舅母吩咐让我和毛毛都不要出门,不要和人交谈,我才明白:我是被检查的对象。
  那时我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我虽然很害怕,但心里总有侥幸,大概是村民不会告发我们,我们和村民关系都很好。再说了,就算发现我们又怎么样?我的肚子已经那么大了。于是在给光辉的信里,我把这件事一笔带过:舅舅说城里来人检查了,我想应该只是走个形式。要开除就开除我一个人吧,我可以到农村当老师,积累经验。
  我现在回想起这些,都难以接受我当时竟然是那么天真。但当时我才二十五岁,能和光辉分享全部,和毛毛、肚子里的川川过着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怎么可能不天真?
  舅母回邻村的娘家两天,走时嘱咐我连晚上也不要出门。家里三道门反锁,毛毛一直闹脾气。
  “妈妈,走。”毛毛拉我的衣袖,她往门口走,我就把她抱回床上,她又往门口走,我再抱回来,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几次后她哇哇大哭。我怕她哭了被路过的人听到,就一遍遍给她唱儿歌,讲故事,牵着她的手在狭窄的偏房里走来走去,吸引她的注意力直到她困了要睡觉。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也许是两个星期吧。在给光辉的信里我把这段足不出户的日子写得很喜剧,我告诉他我和毛毛已经用脚丈量了舅舅家的每寸土地,现在这个家里没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舅舅有时候会带回家一点新的消息,“风声紧了”、“听说成立了专门小组,有妇联的人管”、“说不定过几天就没人在意了。”我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舅舅说来安慰我的,可能舅舅自己也不知道吧。
  有天舅舅回家说:“听说有个孕妇生了。”
  我很高兴,一定是那个上次见面时快要临盆的那个人,算日子差不多。听舅舅说,是个女孩,健健康康,母女已经一起回城里了。我又充满了期待。
  因为不能出门,毛毛一直在翻一本破破的童话书,已经不记得给她念了多少遍了,同样的内容每次她都听得聚精会神,我累了靠在一边的时候,她还在一个人看那些她完全不认识的字,不哭不闹,好像被字吸了进去,小小的手指摸着那些天书。后来我经常想,她喜欢读书、文学是不是和这个经历也有关?我脑子里全是什么时候能顺利带着他们回城里的想象,无暇顾及她那么小的心里承受了什么,她只能一个人面对沉默的书籍,在那里面交朋友。这也是我后悔的。
  我生活在舅舅家的偏房里,每天获取一点不准确的小道消息,在忧心忡忡和满怀期待中徘徊,度过了我的孕晚期。舅母信佛,每天早晚为我祈祷两次,希望我能顺利生下来,不要受罪。我已经把丢工作的事情想好了,丢就丢吧,我要生下来,就像我说的,怎么可能有母亲能放弃自己的孩子呢?工作又算什么,我生毛毛的时候命都可以不要的啊。我和光辉写信说到这个时,他的回信说,他赞成我的想法。
  就快到预产期的一个晚上,三更半夜有人来咣咣咣砸门。我把偏房门锁紧,抱着毛毛不敢发出声音。我知道是检查的人来了。不止一处响起了同样的砸门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狗叫声,锅碗瓢盆被打翻的声音,最脏的骂声,一切都在深夜里那么刺耳。如今过去那么多年我想起来还是会颤抖不已。
  我把毛毛紧紧抱在怀里,可能因为太过害怕,毛毛竟然没有哭,而是睁大了眼睛看着门那边。突然一阵踹门声,我上的锁头掉在地上,手电筒的强烈光线照在我脸上,好像我是个罪大恶极的混蛋。紧接着,几个妇女过来拉我的胳膊,两个男人抬我的腿,四肢被分开,我圆滚滚的肚子朝上撅着一览无余。我本能要挣扎,鱼死网破地要我的自由,但我立即顺从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妈妈,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怕他们把我扔在地上。于是我任凭他们把我抬走。一切都发生得很快,也许只有几分钟时间。
  我听到一个像是很有文化的妇女在跟我舅舅解释:“我们只是暂时统计人数。明天到妇联来接她就行了。”我还听到毛毛哭着喊:“妈!妈!”那时候我没法顾及她,听着她的哭声我的眼泪也一直不停掉。不可思议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清醒地提醒自己:保持平静,千万不要伤到肚里的孩子。我深呼吸,咸咸的眼泪灌到了嘴巴里。
  那一晚我在“妇联”过夜,我们都叫它红房子,因为房顶尖儿是红色的。和我一起被用平板车拉来的还有四个孕妇,其中就有那个芬如。她最年轻,肚子也最小。
  地上铺着两床被,自称妇联小组负责人的妇女让我们挤一挤,凑活一晚。大家都在哭,只有芬如咬着嘴唇说:“不要哭,哭就是输了。”
  我的肚子看起来是最大的。其他几个孕妇都给我让位置,让我姿势能舒服点。
  “她们还是人吗?这样对快要生的孕妇。”
  “真出了什么事,谁来承担责任?”
  后来没人说话了,黑暗里大家都抽泣着。我一夜都没睡着,因为惊吓过度,也因为对将要发生什么完全失去了判断。
  天蒙蒙亮,有人来把我们五个孕妇分开,带到不同的小屋子里去。分开管理,让我们的恐惧更深。
  “等着家属来接吧。”那人说。
  舅母来接我的时候,带了家里的储蓄:五百块钱。想塞给妇联的人,妇联的人拒绝:“你们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钱的问题。”
  舅母大字不识一个,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一辈子在耕田。被这么一说眼泪不停流,问那人该怎么办,舅母一定在想,要跪下也行,要怎么都行。但那人只是骄傲地看着舅母,好像是在看一个低等动物,不屑于和她多解释一句。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一切不是他能决定的,他也只是在等别人来传递给他一个消息,然后他再行动,只不过现在被困的不是他,只是这一点就足够他高高在上。
  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自己读书受教育,学一些美德,但从没看过人能有那样的眼神,那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某种精明的动物的眼神,一种掌控其他生命时的残忍眼神。我感到悲哀。我所相信的、我的天真正在一点点被击碎。我感到一种绝对力量在朝我涌来。
  “让你直系亲属来接你。”那人扔下这句话就走了。他和其他几个妇联的人一起在门口吃着早点,喝着热乎乎的汤。我看着舅母把五百块钱小心翼翼地包在手帕里,再把手帕塞到袜子里,最后把鞋穿上。她侧过脸抹了抹眼泪,挤出了个笑脸给我:“夜里你舅舅就去城里送信了,这会儿毛毛爸和毛毛奶奶已经在路上了,你别急啊。”
  舅母一辈子信佛,吃斋念经,种地耕田,对人极其善良。但她一生没有生育,村里诊所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为此被人指着后背骂了半辈子。毛毛奶奶来红房子接我的时候说得很难听:“一个孕妇,住在生不出娃的家里,真晦气。”
  毛毛奶奶是大小姐,没干过粗活,看不起农民。她哪知道舅母平时对我很亲,有肉都让给我吃,自己啃菜帮子。我第一次感觉到川川在肚里踢我,舅母摸着我的肚子热泪盈眶,我知道她也想有个孩子,她心里很苦。就为这个事,我也不会原谅毛毛奶奶。
  三年后舅母来城里找过我,她说在县医院看病,医生说她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压迫视神经,过不了多久就会失明。我问她要不要手术,我借钱给她,她说手术风险很大,万一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今年的稻子还没插完。在我家客厅聊着,她的眼泪像断线一样不停流,她问我:蓉蓉,都说好人一生平安,我做错了什么?我说不出话,只能把当时家里的米花糖都包起来让她带走,我知道她最喜欢吃甜的。就在当年年底,她因为脑癌突然恶化去世了。听到消息时我哭了,我跟毛毛说萧岗村的舅姥姥去世了,毛毛扑闪着长睫毛满脸困惑,她不记得了。
  至于光辉,我想我们的分歧点正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当我第一次在红房子里过夜时,还在心里想过应该怎么跟光辉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这里的房顶是红色的。”太过冷静。“我们几个孕妇后来都不敢说话了,真的很害怕。”太轻描淡写了。“舅母哭了,我也哭了。”那又怎样呢?我第一次感觉到无法和光辉共有一段经历,无法描述我的心情,以及一件事在客观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继续说红房子的事吧。第二天中午,毛毛爸爸和奶奶来接了我,把我送回舅舅家,毛毛正在偏房的床上睡觉。我听到她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在做一个噩梦。我躺在她身边,从背后轻轻抱住了她的肩膀,没多久她就安静下来了。
  后来的事情发生得很快,没有时间给我多想。两天之后我在萧岗村村卫生室生下了川川,七斤半的大胖小子,乖得不得了,眉眼跟毛毛一模一样。当我能坐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光辉写信:我们母子平安,数着回家的日子。
  农村条件比城里更艰苦,但都能忍受。我记得舅母给我带了一个红通通的大苹果,我产后一点力气都没有,咬不动,看着可馋了。舅母想法子借了一个大碗,一个铁勺,把切成块的苹果硬生生磨成了汁给我喝,真甜。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甜的果汁。
  出院那天,舅母跟我说隔壁运进来一个孕妇。透过墙壁,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抽泣到哭得撕心裂肺。
  给我接生的卫生员说那是芬如,她因为不满六个月所以要被强制引产,这是新的规定。
  引产,不是流产。因为肚里的孩子已经成型了,所以没法流掉,只能喂孕妇吃一种药,毒死肚子里的孩子,再把孩子的尸体取出来。卫生员这样跟我解释。她说芬如的孩子已经死了,她们现在要把那个尸体取出来。
  “都已经死了,只能取出来,还能怎么办嘛。”我听到墙壁那边一个妇女冷静地说道。
  这句话之后芬如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也许是我记忆出了问题,我记得自己听到了不锈钢器械碰撞的声音、拉帘子的声音,但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我害怕得要命,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赶快离开这儿。
  抱着川川走出卫生室的时候我腿直发软,不仅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川川能活下来只是一个偶然,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幸福。那个时代,如果有一张纸上宣布怀孕超过六个月的人可以生下来,而六个月以下的必须引产,我又怎么不可能是不幸的那个呢?不知名的地方来的一阵风,都可以轻轻改变我的命运,就像改变芬如的命运一样。我们都一样,等着所谓的风声、政策、消息,哪怕它没有理由、没有定论、随时会变。芬如生下了被杀死的孩子,我只不过比她运气好一点而已。
  我从没这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都伸长了脖子,在等着命运来光顾。
  偏房有锁,但我已经知道随时都有可能被人踹开。一种不安全感始终漂浮在空气里,尽管如此,川川的存在还是让我感觉很幸福。舅母给川川做小衣服,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整个家里都变得热闹。
  “川川是天使。带给我们所有人笑脸和幸福,这不是天使是什么?”舅母连做饭时都背着川川,川川在她背后咯咯笑。
  回城的日子一拖再拖,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妇联工作的熟人,她说了实情:现在城里抓得正紧,回不去。
  我咬咬牙说工作我不要了,辞了。还有女儿和丈夫在等着我们呢。
  熟人说,现在回去丢工作还是小事,川川上不了户口,一辈子黑户怎么办?听说成了黑户之后就不能正常上学,只能像个鬼影子一样活着。还有毛毛,因为有个超生的弟弟而被人歧视怎么办?“你们得为两个孩子想想,不要逆风而行。”
  我和光辉最终决定再避避风头,看看事态发展。毛毛先跟着他回城,我和川川晚些再回去。
  忙着照顾刚出生的川川,每天都精疲力尽,但还是睡不着,失眠,想着要是毛毛也在就好了,不知道毛毛一个人睡觉有没有做噩梦,有没有哭,光辉工作忙,谁给她读童话书?做妈妈,真的是要把心都挂在外面的。
  我依旧在舅舅家的偏房里生活,只不过收起了刚来萧岗村时那份愚蠢的天真。我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祈祷着我的命运,就像终生未能生育的舅母想要一个孩子一样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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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福祥 时间:2022-09-19 08:17:48 重庆

  好文!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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