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朝起，知识分子丧失了学术上的话语权
6,您在书中提到，康熙一个很恶劣的地方就是“开学术专断之先河”，他为什么要控制学术?而对于言论控制，康熙也是十分重视的，具体来说，他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又起到了什么效果?
答：玄烨的学术专制，拙著中已有说明，比如不能私家著述明清两朝历史，禁止私人注释经书，禁止所谓“淫词”小说，禁止妄议历代帝王得失。这些都是极为恶劣的。清代文字狱，是文明史上空前的大劫难，玄烨实为承先启后。
我说的玄烨“开学术专断之先河”，是指历史上有些皇帝主持学术会议，不过摆摆样子，实际主导者还是儒士。而玄烨却不惜藉天子之尊，来亲自与士大夫一较短长。结果自然不必说，玄烨成为学术上的绝对权威，各个学术领域，士大夫都得遵奉他定下的准则，知识分子由此丧失了学术上的话语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既然说到“先河后海”，就得了解“先河”之前的状况。我觉得中国古代儒学思想是比较理性和自由的。孔孟不必说了，即使一直为学者否定的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东汉班固的《白虎通》，尽管难免有些迷信，但基本立场都还是人本主义的，是以人道来论说、解释天命和制度。真正喜欢法家君主专制学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士大夫。
中国古代思想的两种传统，一明一暗：法家站在国家和国君的立场，主张严刑峻法，提倡富国强兵，绝对君主专制，是暗流，然而是帝王奉信的主流;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里是主流，然而却限于儒家士大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实则统治者如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即打着爱民爱国的旗号实现其个人欲望和野心。历代帝王也几乎无不表面宣扬儒学，而暗中运用法家思想。也就是汉宣帝所谓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坚持传统儒学的士大夫与统治者之间冲突不断。
汉代儒士不仅批判二世而亡的“暴秦”不遗余力，即对于好大喜功、开疆拓土的汉武帝也断然予以否定。昭帝即位之后召开的“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代表的儒家对武帝提出尖锐的批评。宣帝想为武帝立七庙，遭到夏侯胜的激烈反对，即便下狱也不屈服。这些都是证明。后人推崇唐太宗是因为他从谏如流，轻徭薄赋，民族平等，而不是他的“强有力”。对于宋太祖，人们赞扬的是他立国宗旨在于减轻百姓负担，更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分子，明确国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且立誓“本朝不杀士大夫”。明朝人肯定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因为他注意到培植小农经济基础，肯定明成祖朱棣，是因为他征讨北元，而对于这“二祖”作为忌刻嗜杀的暴君，都是加以无情鞭挞谴责的。
我想特别说一下现在人们对于宋儒的一个误会。不但普通人，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工作者，也认为中国古代后期“三纲五常”的强化要由宋代理学家来负责。其理由大致出于两条：一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一是程颐和朱熹都说过“三纲”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前一条，搞思想史和理学史的学者已有辨析，我只说后一条，而且只以君臣关系为限。自从《礼记》提出“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即“忠”与“孝”孰轻孰重的问题，汉晋时期即有不同理解，相互争论，没有定论。后世逐渐以君臣父子并论，直到清初黄宗羲才斩截做出划分，认为父子关系是天然的，而君臣关系只是契约。
宋明学者虽然都说君臣之情同于父子，然必须符合于“义”。所谓“君臣之义”，即朱熹说的“君臣以义合”，亦孔子所谓“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则义即道。朱子说：“《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义。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才说义，便是总去就都说。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即是此义。”又云：“道合出仕才仕，便是义。虽是未尝不欲仕，亦未尝不顾其义之如何。”(并见《朱子语类》)显然，朱子之意，出仕与否，皆可以为义，亦皆可为不义，要在以能行道与否为去就。君臣义合，即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既去，不当官了，则无君臣之义，又岂有死君之理?果然有死，则是死国，死亲，死道，乃为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