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念慈:“盛世”外衣之下的玄烨与康熙朝(转载)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14:00 点击:12983 回复: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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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姚念慈 花满楼/

  摘要

  二千年专制集权下的郡县制度,赋予中国人的人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敬畏。对上层卑躬屈膝。从基层的父母官一直到皇帝,权威越大就越是英明,越是敬畏。二、自私。分散独立、如同散沙的个体家庭,被组织在国家基层机构的密网之中,无法结合成为稍有自治性质的社会团体。

  受访人简介:

  姚念慈,1949年生,武汉人。退休前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史清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从事清代前期史和满族史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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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16:01
  营造盛世——清王朝争正统的标签

  1、 您的《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皆是围绕康熙皇帝的自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进行解读的,这句话用现代政治术语翻译过来就是:康熙认为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是最强的。康熙是如何构建这种合法性的,或者说他认为满清王朝的这种合法性从何而来?他为何有此种自信?

  答:确实如你所说,拙著是从几个侧面来说明玄烨提出的“大清得天下最正”。你的每一个问题都套着问题,实际上是好几个问题,很难简单作答,我尽量撮其要点做些说明,不一定能让你满意。有的问题本身看似答案不言自明,但背景却很复杂,我可能要“答非所问”地作一些引申,也希望能体谅。

  为本朝争正统,或者说论证本朝的合法性,几乎是历史上每一个强大王朝的首要任务。清朝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亲自披挂上阵,不仅是发几道上谕圣旨,而且还竭力论证,连篇累牍。这在历代王朝中可谓绝无仅有。二是争论的时间特别长。不仅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即到了民国初年民族革命和民族国家思潮风行时,湖南学者皮锡瑞还在强调清之代明,“势理仁义,俱在我朝”。上世纪20年代成书的《清史稿》仍重唱“(清朝)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老调。甚至在当下,不少学者高喊“康乾盛世”,其实也是其余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实需要。

  简单地说:第一,满族是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有明二百年一直处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清朝的肇祖猛哥帖木儿永乐初年从朝鲜边境来归顺明朝,即受封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其后子孙世袭。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之前,曾三次赴京朝贡,表示对明朝效忠,声称世代“为明朝看(守)边(疆)”。按照前辈史家孟森的说法,中国边疆诸夷中,以满洲受惠最多。因此,满洲起兵反明,欲取而代之,按照古代传统观点,就有“以下犯上,以逆犯顺”和“蛮夷猾夏”之嫌。

  第二,满洲在定鼎中原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过程中,阻力比较大,时间迁延得比较长。因为满族人数较少,各种说法中最多估计清军入关时人数也只有20万。这么少的人,举族迁徙到中原内地,要统治2亿以上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压力可想而知。从历史原因来看,满族在八旗制度建立之前,社会组织很弱小、分散,互不统属,长期在蒙古、朝鲜、明朝三方夹缝中辗转求生。满族建国前没有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蒙古族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辉煌历史,这一先天不足给满族统治者留下了两方面的影响:好的方面是历史忧患意识比较强烈,时常考虑如何立国和长治久安,意识到要统治中国必须利用汉人士绅官僚,必须安抚广大民众;不好的方面就是狭隘的民族心理,从传统的本族习俗来进行民族认同,清初强迫汉人剃发、改衣冠,即出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不惜用屠刀来实现这一点。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民族武装对抗,并使汉人在思想感情上长时间与满族对立。史称“清承明制”,给人一种满汉联合专政的假象,实际上满族处于统治地位。为此统治者坚持满族保存“国语骑射”的传统,又仅认同中国而并不认同汉人,都与狭隘的民族心理有关。

  有鉴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玄烨实际上使自己陷入一个矛盾中:满族不认同汉人,却要求汉人认同满清王朝具有最大的合理性。这就是满汉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在康熙朝六十二年中,有两件事情对促使玄烨宣扬清朝的合法性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一是“三藩之乱”,历经八年(康熙12-20年),遍及十五个省的叛乱。若无汉人官僚和军队卖力气,满洲八旗那点本钱早就耗光了。事后玄烨不经意流露出是侥幸取胜。汉人的巨大潜力,包括人数众多和文化优势,以及对清朝的抗拒心理,深刻地教训了玄烨,令其终身不忘。第二是皇太子的两立两废。玄烨立皇太子是在康熙十四年,即三藩之乱刚开始头两年,这是清朝第一次采用汉制确立太子。十年后玄烨亲自设计的太子出阁读书,是要向汉人树立一个样板,并使之“垂之久远”。按我的理解,就是以太子作为大清得国之正的筹码。而第一次废黜是三十多年之后的四十七年,即明崇祯皇帝的儿子在逃避清朝追捕了六十多年才在江南被捕的后一年;而当初被寄予厚望的皇太子却与当老子的玄烨猜疑日甚,致使玄烨联想到“天不祐我大清”。把这两个背景联系起来思考,即不难看出皇太子一事给玄烨的心理造成多么大的冲击。玄烨之所以要竭力经营出一个超越往古的盛世,其迫切性不言而喻。

  关于玄烨如何构建清王朝的合法性,或者说如何论证大清得天下最正,这个问题也包括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

  对于明清嬗代的历史,玄烨虽然可以采用天命眷顾之类的传统说法,但清初满洲大兵入关大肆杀掠、屠城、剃发令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人们还记忆犹新,很容易发现玄烨编造的历史神话,什么清军入关是为明朝“吊民伐罪”,是出于明朝军民的急切“迎请”等等,漏洞百出。要淡漠历史的记忆需要时间,更为有效的是转移人们的头脑,用新的内容填充人们的思想,驱逐历史记忆,宣扬本朝成就,把自古得天下之正的重点放在“最正”上面。就是说,要想真正赢得人心,就必须营造盛世,使人们认为本朝就是历史上的“盛世”之最。

  高额赋税——盛世光环的背面

  康熙朝最能赢得广大民众的突出成就是什么?第一,不断蠲免赋税,把自己打扮成真心爱民,深为人民所爱戴的仁君。第二,国库充盈,有能力演出许多大型活剧,包括发动准噶尔之役,出兵西藏。这两点都是建立在高额赋税的基础上的。你所提出的玄烨认为清王朝的合法性从何而来?或者说玄烨何以有这样的自信?以我的理解,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简言之即他的本钱是什么。

  我在2009年的《康乾盛世与历史意义的采择》一文中,提出清代常年赋税是明代正赋加上三饷加派的总和,当时没有作具体说明。现在要讨论康熙“盛世”的基础或玄烨的“自信”,就无法回避。经济财政问题必须靠数据说话,极为复杂琐碎,下面我只能提供一个简要的说明。

  明清两代社会类型都属于农业社会,国家赋税收入主要来自耕地和人丁,即地丁钱粮。在土地出产率和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耕地和人丁的数量变化,就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由于对耕地和人口实际数量进行确切估算的困难很多,如户丁数在许多情况下是作为赋税单位,与实际人口数量脱离,田亩也有大亩小亩、虚报和实数之别,故《实录》和《赋役全书》所存田亩数额多是赋税单位,而非实际数额。学者对实际人口和耕地数量的估算很不容易统一。这里只关注赋税征收总量,撇开实际人口耕地数量。在认定货币价值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以官书记载的人丁土田数额并参考学者对人口数量的推算,对明清两代赋税额进行比较,还是可行的。

  《大明会典》记载明代田亩数额为:洪武二十六年(1593)850万顷;弘治十五年(1502)620余万顷;万历六年(1578)701万顷。黄仁宇综合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明代前期纳税田土面积要少于4亿亩”。而至万历初,则在5亿亩上下。是知《会典》记载的是赋税依据,所以我们还是承认明万历年间纳税田土为701万顷。崇祯年间田土,据《会计册》为783万顷。至于人口,洪武二十六年普查结果为6千万,黄仁宇认为最接近实际。何炳棣则估计为6.5千万,或者更多。万历中期人口,明官方记载为1063万户、6070万口。到了天启、崇祯,由于“荒燹相继,版籍不可问矣”。国内学者最近结论明万历年间人口数量“在1.2-1.5亿之间。此后便由高峰向低谷滑落”。

  《清实录》从顺治八年开始记载田亩人丁数额以及各项赋税收入。清廷当时仅控制半壁河山,故对估计全国田亩人丁并无实际意义。十四年制定《赋役全书》,是以所存明万历册籍为依据。清廷统一全国之后长期没有进行全国田亩人口普查,故《清实录》上面的田地数额及乾隆六年以前人丁户口,也只能视为赋税征收单位。与实际人丁田亩不会相符。顺治十七年田地数额为519万顷,人丁户口1900万当指户数。康熙六十年为田地735万顷、户数接近2500万。与《明会典》所载明中期以来至明末的记录,田地数额相差不大。而户口数则较明万历增长800万;即使按照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次年,即康熙五十二年,人丁户口也达到2360万,较明万历增长1400余万,即增长130%。学者估计康熙朝实际人口,“康熙二十年战争结束,全国人口只徘徊在1亿稍出头”,至“康熙末年,已进至1.2亿-1.4亿”,即与明万历实际人口相当。作为赋税收入的人丁数额,清初官方记载却远高于明末,反映出清廷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丁税。但人丁税与田亩税的比例仅为1∕7,康熙后期全国人丁银不过350万两,即使比明末增加一倍,亦止增加1-2百万两,较之赋税总额的增长,可以说微乎其微。所以,明末清初赋税总额的巨大差异,绝非出自人丁税的增长。而作为赋税征收主要依据的田亩数,明晚期与清初顺康两朝官方记载大体相当。


  • 一曲江山怀旧梦: 举报  2016-04-06 21:07:12  评论

    这种垃圾贴也能加精?中国百姓从来都不软弱 而且大多对权威没有什么敬畏,容易陷入一些表面的极富煽动性的言论中,从而做出过激的事情,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元末的黄巾,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 自从秦以降 这片大地再也没有了贵族 再显赫的家族 再牛逼的皇族 也不过两三百年 只要人民过不好 就起来起义造反
  • sallygirl12345: 举报  2016-04-11 16:59:34  评论

    @一曲江山怀旧梦  你说的对。我不大赞同给“中国人性”赋予什么具体的东西,实际上人性是共通,并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改变。人性本恶也好,人性本善也罢。一看摘要内容,我就在想这话题要偏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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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17:32
  明初实物货币并征,中期而后,基本折银缴纳。然据《明会典》所载全国夏税秋粮,仍以实物征收结算。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十三布政司实征夏税秋粮总数,分别为夏税麦米约470万石,秋粮米约2470万石,合计约2940万石(外有少量钱钞、绢不计)。弘治十五年夏税秋粮合计约2680万石。米麦虽减少,但折征丝绵绢帛款项明显增加。万历六年夏税秋粮合计约2664万石,而折征款项更多。参考其他史料,姑且按通行4石折银1两,明初正赋收入约为700余万两,至万历初年变化不大。明朝赋税大幅度增加是万历二十年开始的“三大征”之后。万历二十七年,户部尚书冯琦疏言:“比来天下赋额,视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又云:“此时租赋之额,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则全国赋税估计在1300万两左右。但这种剧增似属一时加派,故《明史•食货志》云:“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据《明实录》卷584,万历三十年夏税秋粮总计为2800万石。折银不过700万两余,此为正赋。然而到万历四十七年,户部侍郎李长庚根据《会计录》,得知“每岁所入本折通计”即全国赋税已增至1461余万两。除内府600万两之外,户部所掌管应为800万两,而所谓入太仓400余万,是在地方存留之后上缴户部之数。史料上的“岁入”很多时候是指入太仓数。而崇祯三年御史吴履中疏言“国家岁入1460余万,而辽饷500万不与焉”(《崇祯长编》卷39)。此处“岁入”,即李长庚所言全国赋税。大约言之,明万历以至崇祯,不计加派,国家正赋已较国初增加一倍。主要是由于北方九边军费开支不断增加。万历三十六年户部尚书赵世卿说:隆庆初年边饷200万,而今几400万,其他说法有380万,有490万,总之入不敷出。但凭借盐税的增加和历年库存,还能支吾。而到了万历四十六年满洲起兵反明,辽东危急,明廷募兵调饷,仅此一镇军费即高达480余万,所谓“竭天下以供一隅”。崇祯初年户部尚书毕自严说,辽饷500万,蓟镇137万,再加山陕七镇532万。而兵部尚书梁廷栋的说法九边合计1530万。十几年的军费剧增,终于使财政危机爆发。除加派之外,别无他途。前后加派辽饷、练饷、剿饷,据《明史•食货志》三项共增加1630万,比较可靠,而《天府广记》则为1800万。合计正赋,全国税收在3千万两出头,这已经是竭泽而渔,皮骨俱尽了。至于是否如数征收到手,恐怕要大打折扣。

  而清朝从一开始赋税总额即在3千万以上。顺治八九年间,清廷尚未统一全国。综合《清实录》所载赋税和张玉书《纪顺治年间钱粮数目》,不算米麦实物,田赋已达1480万,十三年以后1960余万,皆“除存留项款”之外户部所入,相当于明代所谓“岁入”。而地方存留,据蒋氏《东华录》,康熙七年以前为1070万(实则顺治十一年的确数为837万),合计已近3千万两。而《清实录》顺治十一年官方派征数额为3165万两,关税、盐税270万尚不在内。而当年清廷所掌握的田亩数为390万顷,不及明万历初年的60%。《清实录》该年所载地丁钱粮为2168万两,为实际征收所入,与户部题奏原额地丁银相差近1000万两。这一巨大差额,反映出清初所定额赋百姓实已不堪承受。顺治十七年以前各省拖欠累计银2700万两,米700万石。顺治十八年,除台湾之外,清廷统治全国已有两年,并无大规模军事征剿,《清实录》所载地丁银增至2500余万两、米麦豆610余万石、盐课270余万两,折算后合计近3000万两。与前引崇祯十四年加派三饷之后的赋税额相同。

  康熙一朝情况依然如此。据《清实录》,康熙元年田亩530余万顷,地丁钱粮2500余万两、米麦豆612万石、盐课273万两,折算合计亦近3000万两。康熙五十年,田亩数693万余顷,与明万历六年相当。然而当年地丁钱粮征银2990万两,而700万石的米豆麦,若按粮4石折银1两,则当年岁入征银当为3100余万两。较之明朝万历初年的岁入400万加上按3/4的地方存留,已高出数倍。康熙五十年与明万历初年都算承平之世,然而地丁钱粮却相差如此之多,赋额的高低一目了然。及至康熙六十年,田地山荡畦地735余万顷,比顺治年间的500余万顷增长将近一半,略微超过明万历初年;而地丁钱粮为2800余万两、米麦豆690万石、盐课377万,折算合计3300万两。较之万历末至崇祯初的正赋,已高出一倍以上。即使与明末正赋合三饷加派相较,亦有过之。另据刘献廷《广阳杂记》:“天下钱谷总数,每岁所进,通共3485万两,遇闰加18万两。”与《实录》大致相合。与他书相稽考,《广阳杂记》相当准确,仅举一例。康熙十六年靳辅就任总河,估算河工费用,疏请:“宜令(南)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湖北各直省州县,俱预征康熙二十年份一切起存正杂钱粮十分之一,約可得银二百万两。”则七省赋税为2000万。《广阳杂记》此七省地丁银共1954万,加上遇闰、杂税共1995万两,与靳辅所言大致相合。根据《汉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五年汉人户部尚书王鸿绪和《实录》四十八年满户部尚书希福纳的奏报,康熙四十年代的赋税经额为3300万。

  清初统治者所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赋税钱粮“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准”,完全是一派谎言。明末的“三饷加派”并入清代赋税正额,最有力的证据是《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四年,“宿迁县士民陆尔谧等叩阍:‘县有暂加三饷、缺额丁银、缺额粮地即旷土虚粮四项包赔之苦。吁请豁免。’户部以载在《赋役全书》,征收已久,应无庸议。得旨:朕过宿迁,见小民穷苦情形,此事尔部再确议以闻。寻议:暂加三饷一款,征收与各州县同,不便独蠲。至缺额粮地、续报旷土,悉予蠲除。其缺额丁银,应暂停征,以待招徕之后起征。从之。”既然户部议覆以“征收与各州县同”,则全国普遍如此,“暂加”更是欺人之谈,事后也未见剔除。如此重要的史料,不知为何被许多权威专家忽视?

  再以山东、广东两省为例。明朝在加派辽饷之前,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户部奏言:“山东一省,每年岁入共以170万计。”(《明神宗实录》卷543)清康熙年间,据刘廷献《广阳杂记》,“山东省地丁银330万两,加当杂税共335万两。”(不计约数)另据《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第229页,四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山东巡抚王国昌折奏,全省额征钱粮338万两。比明万历增加将近100%。明朝广东赋税是比较重的,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两广总督许弘纲奏言,全省岁入不到44万两。(《明神宗实录》卷576)而清康熙则高达127万。(《广阳杂记》)比明代增加200%。康熙“盛世”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还有疑问吗?

  每年赋税3千万,在明朝,是亡国之兆的横征暴敛,备受后人谴责;在清朝,则是承平之世的常年经制,颂歌至今不绝。这对明朝似也太不公平。但历史何曾有过公平?人们历来只会歌颂胜利者。谁叫你垮台呢!如此之高的赋税,康熙朝生产力并没有提高,焉能保证如额征收?大量逋欠是普遍现象,但玄烨宁肯隔几年就来一次“蠲免”,也绝不肯减轻税额。否则,康熙朝那么多次用兵,如何保证国库充盈,每年总能维持在4000万两以上?拙著中以江苏、浙江两个最富裕的省份为例,康熙五十一年“普蠲天下钱粮”,到了次年仍然不能完纳赋税。对此玄烨岂能不知道?但他就喜欢玩这种“蠲免”的把戏。若说老百姓会真心以为生活在“盛世”,那才是咄咄怪事!可是当下一些学者偏偏爱做这种论证。

  康熙朝保持国库充盈,以供玄烨演出种种活剧,还有一点就是大幅削减地方存留。明代地方存留与户部“岁入”比例,大致为3:4,或7:10,即地方存留占全部赋税超过43%—41%。而康熙七年的地方存留曾裁减至338万。后来还要裁减一半,经群臣苦争得免。康熙中期,《广阳杂记》记载地方存留为740万,实际上包括许多项朝廷支付,即使如此,也仅占3300万全部赋税的22%,远低于明朝。与国库充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省财政的巨大亏空,而朝廷更将各种开支,包括准部之役,则尽量转移到地方。地方官在征收钱粮时加征“火耗”、派差派役,是康熙朝的惯例。其结果不仅百姓苦上加苦,吏治也因此腐败不堪。详见拙著。在此仅想补充一下明清两代对地方官征收赋税的考课制度,这涉及到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和生活状况。

  明代考核官员,征收到八成就算合格。万历初年,地方官员征收赋税,“以八分为率,不及者议罚”。如果地方凋敝,还应当减一分。(《明史•贾三近传》)张居正当国,严格考成法,增为九分。遭到朝廷和地方官员普遍反对。居正的门生傅应祯上疏说:过去百姓无力完纳而欠下的赋税,即“逋赋”、“逋租”,经常是免除,即“蠲免”。而近年规定输纳赋税达不到定额,州县官就得受到上级检举,等待处分,所以害怕,只得严厉催促百姓。以至于“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是岂太平之象?”(《明史》本传)户科都给事中萧彦上疏:考察官员政绩的标准,不应该以催征赋税多少为优劣。隆庆时的诏令,明文规定征赋不及八分者,才停发地方官薪俸。而现在把征收标准提高到九分才算及格,而且还要带征往年拖欠的二分,这岂不是百姓要缴纳十分以上?地方官害怕完不成考核,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臣以为九分与带征二议,不宜并行。所谓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也”。他建议把往年的拖欠合并到本年应交的钱粮总算,能完成八分,就不必处分。户部同意,获得皇帝批准,“天下便之”。(《明神宗实录》卷140,《明史•肖彦传》)

  • 卢布林国王: 举报  2016-04-13 19:28:25  评论

    好贴!!强顶!!盼速度更新!
  • 卢布林国王: 举报  2016-04-13 19:30:17  评论

    姚先生是当今中国史学界几乎唯一的不拍满清马屁,敢于仗笔直言,揭穿所谓康熙是“圣君”的学者!比起一大批无耻文人,如李治亭之流等人,姚先生不但治史严谨,而且洞察力深刻透彻!!在《康熙王朝》一类辫戏横行的今天,实在是污泥中的一股清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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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18:23
  明代赋税制度的另一改革是将田赋和力役合并,即人们熟知的一条鞭法。原来田赋按田亩起科,力役按户丁差派,对于田少丁多的小民而言,力役大大超过田赋。自嘉靖至万历初年实行改革,将力役并入田亩,先在地方试验,后逐步在全国推广。“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虽非祖宗之旧制,亦革弊之良法矣”。(《明神宗实录》卷220)即是说,丁银并入条鞭之后,百姓不再如前承担力役,而改由官府从征缴的赋税中抽出一部分雇人代替。

  明代赋税比清代轻得多,虽地方官吏有勒索苛征,以求媚上司等等官僚制度之下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总的来说,在万历末年满洲侵占辽东,朝廷实行加派辽饷之前,小民还是能忍受的。原因即在于明朝立国,就以保护小民为基本方针,一成定制,后世遵循不敢大变,百姓得享其惠二百年,此当大书特书者也。钱穆论明清两代,因见明代士夫缙绅可优免赋役,故谓其厚士大夫而贱小民,清代则反是,收卖百姓而刻薄士大夫,未为的论。

  清代赋税既然承袭了明末三饷加派,自然不顾百姓死活。《赋役全书》虽然规定征收钱粮,明“天启、崇祯时加征尽行蠲免,俱照万历年间则例”,但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辽饷“九厘银”实已并入《全书》。而地方官员普遍“将天启、崇祯年间滥加钱粮仍行征派”。(俱见《清世祖实录》)无三饷加派之名,行三饷加派之实。百姓无能完纳,大量拖欠势所必然。清初人对于明清两代赋役的差异认识得很清楚:“明季条鞭,始以银为额。然条鞭征之七八分,不碍有司考成,是于税粮徭杂项中,犹存用缓之意也。今起运存留裁扣,总作十分,未完分厘,俱在参处之例。且条鞭既并杂泛而征之矣,故原编存留所以免杂泛之役,今皆裁作正赋起运,则杂泛不得不更派。”其中“原编”即指明代《赋役全书》。又说:“国家(即清朝)《赋役全书》定为经制,是赋之中已兼有役。”即清代制定《賦役全书》,实已将明代杂泛差役并入正赋,故其数额必然大增,否则无法解释清初赋税何以能高出明代数倍;而另行差派徭役、加征火耗之类,则变成“赋外之赋”、“差外之差”。(分见《清经世文编》卷29,任源祥《赋役后议》;卷28,许承宣《赋差关税四弊疏》)无异于百姓既缴纳丁银,还要服各种差役,遂成为双重负担。

  这里我想提醒一个非常突出、却又为治史者所忽视的现象,即清廷以严征赋税及追缴地方逋赋为当时之急务,完纳钱粮一项被地方有司视为畏途,因钱粮诖误多所谪罚乃有至于自杀者。原因即在于“(满洲)诸王大臣立会计法:凡钱粮完欠,各限十分以定考成。条件苛责,动辄罹网。有司(即州县官)救过惴惴,无留数月者”。许多刚刚被清军占领的地方,就“合新旧而并征”,“勒为令甲”,即定为法令。顺治十四年江西曲江、始兴、保昌三县令同时自尽,以至朝廷不得不发布上谕:“保昌知县白可久因冲邑艰烦,屡受差使凌辱,又为派征西船只粮料等项,支吾无术,忧激自刎。近见州县官有自尽者,动称为此苦累,或实缘钱粮不足供应,不能及额;或委系使差额外勒索,肆行陵逼。”又如,江南名士储方庆的哥哥河北井陉县令储善庆,因满洲大军“所过诛责”,在县衙自尽。罢职受罚的更多。龚佳育到安定任知县,而前任因为催征逋赋罢职待罪的竟然有二十一人。不仅州县官,康熙八年骆钟麟任常州府太守,从前的知府“屡以赋入不中程,或罢,或贬秩去”。差不多同时,韩庭芑任江西督粮道,因“积逋三十余万,前官降谪死亡者至十五人”。康熙七年甘肃合水县令龚荪因为拖欠赋税四分,罚追银八百两,无奈卖掉亲子来充数。而南郑县令高世豪死于任上,因拖欠赋税二千余,妻子十三人“例当没官”,即按通行法令把家属变成官奴。

  上述记载有的来源于官修《实录》,有的是得自时人的碑传文,清初的世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若是民间下层能有记录,其景象必然更加恐怖。清朝全国统治的建立,使明朝末年以来的社会凋敝又延续了二十年,天下生民为此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我还想指出,玄烨虽然结束了四辅臣的倒行逆施,可是其亲政初年毫无与民更始、天下维新的意思。而没过几年,由于他的轻率,一举下令“三藩并撤”,又酿成八年的战乱,清朝军队的巨额费用,最高统治者玄烨竟声称不动用民间丝毫,全由朝廷支出,信乎?否乎?

  玄烨虽然凭借帝王之尊,却不是一个很高明的说谎者,只是无人敢于揭露而已。他虽然高唱“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其实内心很明白,他所说的理由没有一条能使人信服。比如他宣扬“满汉一视”,却对汉官猜忌不已,终其一生,仍认为汉官对满洲统治者离心离德。他声称“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一生“蠲免天下钱粮数千万两”,其实是骨髓吸干,还要百姓感激他的“虚恩”。又如他说治理黄河、运河每年朝廷拨给经费为300万两,则是信口胡诌。他说朝廷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的贮积钱粮全是因为宫庭节俭,玄烨虽说不上多么奢靡,但其自奉也绝不含糊。清代内务府的工程和规模绝不是明朝太监衙门所能比拟的,江宁、苏杭的织造没有一处节省。可以断言,康熙朝国库积累绝不是来源于节俭。玄烨夸耀清朝疆域广大,超越汉唐,但他晚年发起的“准噶尔之役”持续八年,却劳而无功,反而搞得“海内虚耗”,动荡不安,难以收场,正像穷兵黩武的汉武帝。汉武帝晚年还有一个改弦易辙的“轮台诏”,玄烨却连继位者也安排不好,炫耀武功恰成为一种讽刺。或许玄烨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本朝合法性,是他认为满洲风俗淳朴,符合中国“古代经典”。可是这种梦呓似的比附落到现实上,又不断被满洲入关后对汉文化的倾慕以及奢侈之风所鞭挞。

  了解上述背景之后,你还相信玄烨有自信吗?晚年一遇雾霾沙尘,就疑心有奸相擅权;即位六十年辛丑玄烨想取消在京祝寿,表面是为储位问题而烦恼,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即联想到其父顺治皇帝于上一个辛丑年暴死。我这么说,有人可能不信。但到了第二年圣诞,继承人仍未解决,不是照样隆重庆祝圣诞吗?我决不相信玄烨晚年真有自信,否则,何至如此疑神疑鬼,精神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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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19:22
  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性:敬畏、自私

  2、 后人提到康熙朝,想到的就是“康熙盛世”或者“康雍乾盛世”,“盛世”这个称号是当时就有的,还是后人附会的呢?从历史看,似乎国人对“盛世”、对强有力的君主总是十分崇拜,比如汉武帝,比如康熙。你如何评价这种“盛世观”以及“盛世之君”?这种“盛世观”又有什么危害?

  答:康熙一朝称为“盛世”,自然是当时就有的。现在有些学者曾花了很大的气力搜集康熙朝人们歌颂盛世的证据,证明是没有疑问的。不仅有文人,朝廷士大夫,还有中下层市民。我想,如果有完整的史料保存下来,任何一个稍微稳定的王朝大概都不难找到这种反映。但我关注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玄烨本人也这样自诩,这在以前的王朝中绝无仅有。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玄烨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之后,朝廷的谀颂之风便空前高涨,对玄烨的吹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我在书中摘出的玄烨六十圣诞,群臣给他加上十二项“古未有也”,当时国内外形势已经很不乐观,可是朝廷大臣仍然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昧着良心跟着玄烨定下的基调大合唱,这难道不是历史上最无耻的文字?

  你说的国人崇拜“盛世”的传统心理,我想作一点点修正,把“国人”改为“民众”,即不包括坚持儒家人本学说、具有某种个人觉醒和独立意识的那些士大夫和学者、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盛世”的内涵,是国裕民丰,政治开明,似乎并不是指强有力的国家和君主,更说不上十分崇拜。他们观念中的圣君明王,是上古三代奉行“公天下”的尧舜禹,而不是个人如何强大有力的秦皇汉武。对于唐宗宋祖的肯定,也无关乎什么“文采风骚”,而是认为在他们的统治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至于广大民众,则往往将这些王朝的君主理想化,误以为他们代表了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的观念总是很模糊的,其实只是一种心理期待的反映。而这种心理又特别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

  在知识不够普及、信息极为缺乏的条件下,统治者竭力宣扬提倡并通过科举教育而为国人习诵的千古纲常具有极其强大的作用,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国人的基本心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真理,人民大众很难形成明确的意识,即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的百姓忍受力特别强,也很容易满足,只要能苟活于目前,就会承认并歌颂统治者。这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有关。

  二千年专制集权下的郡县制度,使广大民众直接处在国家及其基层政权的控制之下,赋予中国人的人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敬畏。习惯于仰视上层,对上层卑躬屈膝。从最直接的顶头上司到基层的父母官,一直到皇帝,权威越大就越是英明,越是敬畏。二、自私。分散独立、如同散沙的个体家庭,被组织在国家基层机构的密网之中,直接受到国家官僚的统治,无法结合成为稍有自治性质的社会团体。深重的卑微无助感,最大的愿望是力求自保,极少能有互助协作,自私成为其基本性格,对于邻里相对冷漠,没有同情。即鲁迅早已揭示出的中国国民性:自私、缺乏爱心。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21:56
  玄烨是很善于调动广大群众的。仅以关内活动为例,他的“圣谕十六条”明令全国城乡每月两次集会宣讲,士庶皆须诵习。从二十三年之后,玄烨六次南巡,庞大的船队沿着运河,经由山东、江苏到达江宁、苏杭,每到一处,无不万民观瞻,顶礼膜拜。他在明孝陵三跪九叩,弄得围观的汉人黄发白首涕泪沾襟。还有一次西巡。据《满文朱批》记载,圣体每有不适,各地官员发动僧俗大众求佛祈祷,一搞就要持续数十天;每逢圣诞,各地市民汇聚起来举行庆祝。六十大寿尤为隆重,“直隶各省年老官员来京祝万寿者甚多”。各省商民齐集京城,献寿的彩棚从畅春园经西直门一直到正阳门,玄烨所经之处,夹道人群争相欢呼,颂声入云。至生日那天,玄烨御殿,王以下文武各官及致仕给还原品官员行庆贺礼,八旗兵丁、直隶各省耆老士庶齐集午门外大清门内叩祝万寿。随后畅春园外的宴会更是规模宏大,连续三天,合计六七千人。再看康熙六十年的江南:“万寿圣诞,正值天气清和、卉物条畅之际,民间之颂生恒、祝炽昌者,溢于中外。我吴尤称繁华之地,巡抚吴公暨诸僚属,并铺张美丽,仙宫梵宇,普建祝圣道场;舞榭歌台,尽演蟠桃乐府。华灯绮彩,绵亘长衢;火树星球,光明彻夜。文武官员舞蹈嵩祝,南都人士欢声雷动。煌煌哉太平之盛观,图绘弗能殚矣。”(《巢林笔谈》)可是玄烨偏要说他六十年中,除了元旦之外不受庆贺。(《永宪录》卷1)雍正即位后,立即下谕,因玄烨年年祝寿,各地举办道场,不仅民间靡费钱财,而且官员耽误公事,不得不停止。明万历皇帝是比较贪婪的,可是过一次生日用银七万两,遭到朝臣批评。崇祯一样是守财奴,节俭到了吝啬,也没见有什么颂歌。谁叫他们不会西巡、南巡,接见群众,宣扬“得天下之正”的呢?康熙朝后四十年,真可以说群众运动不断。按玄烨自己的话说:“人民俱中心爱戴,欢心瞻仰,是知民心皆一。”“全国大概无不感激朕恩者。”他好像很懂得体会拉斯韦尔在《权力与人格》中所说的:统治者需要不断有来自人民的“授权”。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接见群众握手,但只要能得到近距离看上皇帝一眼的光荣,广大民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还有什么不能牺牲?比起足不出宫的明朝皇帝,玄烨的形象能不伟大?他的决策能不英明?能不受到国人崇拜?生逢这样的明君,又怎能不说是盛世呢?

  作为时代的良知,从来就只是作为社会少数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可惜他们不能独立,政治上归属于统治集团,必须服从帝王的权威,却又被视为异类;他们想成为人民的代言人,可是又不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他们实在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只能依靠可怜的信念和学术以自慰自立,但又不得不在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思想和意识中进行挣扎。特别是在兼具极端专制和民族歧视的清代,统治者和亿万民众齐声合唱盛世,有几个士大夫敢跑调?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23:55

  第一, 清代内臣干政并不亚于明朝。皇帝总喜爱依赖少数几个最信任的满洲重臣,如康熙朝的索额图、明珠、佛伦、傅拉塔,或为近臣,或居外省要职。至于玄烨晚年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那是他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还须注意,清代服务宫廷的内务府机构庞大,比明代宦官衙门二十四监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说以朝官为之而不用刑余之人,然而内务府总管只用满洲,绝不用汉人。满洲大臣对皇帝以奴才相称,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有些汉官也在奏折中称玄烨为“主子”,自称“奴才”,这是自以为有资格套近乎。在所有国家机构中,内务府与皇帝最亲密,总管自然是最受皇帝信任的人,像和珅,不但对外廷满汉官员颐指气使,就连嘉庆皇帝初年也得看其脸色,能说他不干政吗?

  第二, 更可注意的是,明清两代内阁的地位、阁臣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后期,内阁为国家决策中枢,“一切军国重务悉委之阁票”。(《两朝从信录》卷1)或曰:“事虽上裁,旨由阁拟”。(《明史•史孟麟传》)即皇帝不能自出敕令。故时人谓之“国运之否泰,全由相业之污隆”。(《两朝从信录》卷1)直承宋人“天下治乱系宰相”之余绪。清代前期有满洲贵族的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为皇帝议决军国大计。内阁只是行政中枢。内阁成员表面上满汉并置,实则满洲阁员亲近皇帝。玄烨每年夏冬两季长时间出巡口外,有的年份竟达200多天,全是满洲阁臣随行,汉人阁臣就更是只能在京候旨。而不论在京在外,参与御门听政的阁臣不论是只有满洲,还是满汉兼有,阁臣都只能秉承皇帝意指来票拟谕旨,极少能发挥个人见解。这在明代是无法想象的。明代阁臣不同意皇帝的意见,把皇帝的批旨封驳回去,屡见不鲜。皇帝必须同时召见全体阁臣,即在于防止皇帝与个别臣子以“私议”定国是。万历用密札与首辅王锡爵商量“三王并封”,群臣得知哗然,锡爵不得已去职。崇祯皇帝是很专制的,一次单独召见阁臣周延儒,惹得朝廷大哗,连篇累牍地上疏质问,这在清朝绝无可能。明代内阁的发展过程是从皇帝的私人参赞顾问最后成为朝廷中枢,而清代则走回头路,把阁臣以及后来的军机大臣都变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玄烨凡事独断,“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乾隆一句话把问题说绝了:皇帝要求宰相以天下为己任,固然不可;而“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至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彻底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根绝了士大夫担当天下的念头。


  第三, 玄烨认为明代亡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宦官,而是朝廷士大夫分立门户。而其起因即在言官可以“风闻言事”,故必须取消,且屡屡以此警告汉官不能与满洲立异。与明代相比,康熙朝言官谨遵上谕,朝廷上确实“安静”多了,但却绝不是开明气象。一些学者摭拾片言,不考史实,说玄烨鼓励“风闻言事”,非把他打扮成开明君主不可。下引几段玄烨的话为证。二十五年闰四月,“近今科道等官条奏绝少”。十二月“今观御史,不过左右顾盼,聊以充数,未尝纠参一人”。二十七年六月,“迩来科道绝无奏章”。三十一年三月,“近日不见一人条奏”。十月,“近见满汉科道官员建白甚少”。三十六年二月,“自今以后,凡事关国计民生及吏治臧否,但有确见,即应指陈。其所言可行与否,裁酌自在朝廷。虽言有不当,言官亦不坐罪”。三十九年二月,“今惟以大开言路为要务。所言当,则行之;不当,但将原本发还。如此则内外臣僚亦俱知儆戒矣”。十月,“朕欲开风闻言事之例”。但是,四十年十二月,“科道官员纠参不实,例有处分;又或言不合理及生事妄奏者,外转者有之,罢职亦有之”。五十二年九月,“言路不可不开,亦不可太杂。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科道官员今条奏亦稀”。五十四年十一月,“今科道官员虽有条陈,多出私意。若使互相标榜,援引附和,其势渐成朋党矣”。不需多作评论,即可知康熙朝实际状况如何。明朝言官不但弹劾大臣,同时指斥国君。玄烨岂能容得!言官只能纠劾臣子,而且还得禀承意旨。当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要收拾索额图、明珠,玄烨或明谕,或“风示”,鼓励言官和其他官员揭发;一旦达到目的,就老调重弹,不惜严词恫吓,让言官战战兢兢。总之收放自如。对于帝王,我们不能只听其言,还必须观其行。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25:16

  第四, 最可恶的是,清朝从康熙开始发明了奏折,即所谓“密折制度”。这是与禁止言事相关的。从制度上说,明朝除了内阁大学士对皇帝的“私揭”,即非正式的个人意见之外,所有章奏全部是公开的,都得见诸“邸报”,即发行到各级官员的通讯。仅举一例,万历朝偶有边疆军情属于机密,不抄发邸报,结果朝论纷纭,不得不取消。而玄烨实行密折制度,亲信官员单独向自己汇报。凡他认为最机密以及最见不得人的事情,比如要明珠在江南购买汉人女子,指示地方满洲官员监视回籍的汉人大臣如熊赐履、徐乾学兄弟、李光地,出兵准噶尔时,派遣道士在西北前线军中“作六丁六甲”助战,以及打听各地民情,几乎全是通过奏折。大臣的无耻效忠,也多是这条渠道。五十年推广到三品官员,等于是将告密、“打小报告”制度化。许多著作赞扬密折制度,认为提高了办事效率,实在似是而非。实行密折的结果是,一切大事唯在玄烨掌控之中。他成了全国最有智慧的人,满汉大臣都变成了愚氓,只有仰承圣谕、俯首听命。就连官员的私下言行,也全然逃不出玄烨的“睿鉴”。王鸿绪拍马屁说:“皇上行事,至深至密,人莫能测,真千古帝王所不及。”而不知自己也在监视之中。想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明清史大家郭松义先生对我谈过明清两代《实录》的读后感:《明实录》听到的是众人的声音,士大夫觉得这个朝廷是“自己的”,而清代朝廷只有皇帝一个人的声音。这是非常敏锐的历史感觉,这种感觉不是一种“具象”,却是对真实的本质的体味。做历史没有这种感觉不行。我们还可以补充说,读《明实录》会感到皇帝很愚蠢,大臣很高明;读《清实录》则反是,天下聪明全生在皇帝一个人的脑袋里,皇帝高大无比,满汉群臣全是侏儒。玄烨晚年发动准噶尔之役,这么大的事情,我花了很大力气来探索其起因,没发现他与谁商量过,更谈不上受到什么制约;而在玄烨决定之后,则全是阿谀奉承。

  确实,康熙朝没有滥杀汉人大臣,“明史案”、“通海案”是民间人士,还是四辅臣时期的事,而戴名世官职也不过检讨,受牵连的多是文人儒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满洲统治者对汉人大臣大体上还算客气,不像对亲密的满洲奴才那样随意打骂呵责。清朝皇帝背负着“边夷”的历史包袱,从沈阳简陋的八角亭、大政殿进入到雄伟威严的紫禁城,在汉官面前得摆出一副庄严肃穆的姿态,自然不会做出像无赖皇帝汉高祖刘邦骑在臣子脖子上问自己是“如何之主”,像汉武帝“如厕”见大将军卫青那样的事。但清代政权的民族征服和民族歧视非常明显,除了特权和制度上的满汉之别,皇权专制的威力还体现在精神上。入仕的汉官在政治上是附属的异类次等群体,必须谨小慎微,出言行事都得看满洲统治者的颜色。在这种情况下,玄烨的态度,或者只需稍微表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就可以决定汉官的前途和命运。更何况事实上并不止此。

  名儒汤斌教太子读书,不合玄烨的胃口,公然当众说“朕不以汤斌为人”,翻译成白话就是不齿于人类。明代大学士休致,最起码也得有朝廷的专车护送,可是徐元文回籍,在渡口被旗丁一哄上船,翻箱盘查,试图截获赃银,徐只得忍气吞声。玄烨大举耀兵西北,贵州巡抚刘荫枢以为军需难继,因而触怒,八旬老人被两次流放到天山的巴尔坤和阿尔泰山外的科布多。康熙末年大学士王掞谏立太子,被玄烨骂得狗血淋头,辱及先人。并要把他发配到巴尔坤前线,考虑他年已八十,由其子王奕清代往,至死未归。玄烨怀疑汉人不忠,动辄斥为“名教罪人”,这是很重的话,被此罪名即难以在士大夫间立足。许多翰林官员仅因“名声不佳”,即论罪革退,又不啻开启“舆论定罪”的先例。

  不仅在朝,即在籍官员,亦对玄烨之命诚惶诚恐。《汉文朱批》第一册《翰林院编修仇兆鳌奏为趋赴行宫未能进见上疏自劾折》,是一份难得的材料。四十二年玄烨南巡,仇兆鳌奉命随众官朝见,从浙江赶赴镇江金山,但所乘小船根本无法靠近大队官船。等候好几天后,怀揣颂圣诗册谒见,又碰上正在进供御膳,不敢通报,只能伫立于行宫前。不料官船要启航,禁军清道,回避不及,被巡逻军士鞭叱驱赶,足陷泥中。他只得“苍黄失措,因长跪沙石之上,自唱职名,仰盼御舟,迥隔九天之上矣。臣又别唤渡船,逆风追趋,而龙舟神速,已过瓜州。小船不克前行,因遥望叩首而还。”于是请求“应照降罚朝官之例,谨上疏章自行纠劾,伏候圣旨严加处分”。足见仇兆鳌心理何等紧张。这类失身份丢面子的文字,多保存在官方档案馆,在个人的全集、文集中大概看不到,历来如此。与明代相比,清代汉人士大夫变得何等萎缩!专制皇权对人的精神震慑,诚不可忽视。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26:58
  玄烨对汉人虽外示优待,内心却甚为猜防

  4、“满汉之别”一直是康熙朝甚至清王朝的一个重大话题。康熙是如何看待汉族官员?对汉人又是如何认识的?比起他的后人,比如雍正、乾隆,他的汉族观又有何不同?

  答: 满汉关系分两个方面来说。代表民族征服的五大弊政,剃发、改衣冠是基本国策,不能改变。但圈地、逃人法不再继续扩大,社会矛盾趋于缓和。
  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以前,玄烨并无与民更始之意。八年的三藩之乱,各地民众抗清势力复萌以及汉人士大夫的倾向,教训了玄烨。征服王朝下的民族矛盾和隔阂,并未因顺治朝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结束而消除,给玄烨蒙上浓厚的心理阴影。如何消弭广大汉人的敌对心理,争取汉人士大夫的合作,成为玄烨的首要任务,这一任务又因玄烨意识到汉人的文化优势而倍感沉重。

  玄烨提倡崇学重道,大倡儒风,继续政治体制改革,京官满汉并置,坚持御门听政,当然使汉人士大夫的地位较之顺治朝更为优裕。然而虽外示优待,内心却甚为猜防,时时打击,处处限制。满洲贵族仍处于支配地位,汉人士大夫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势力与满洲抗衡,故而愈加疏离,与玄烨当初的预期相去日远。

  到了雍正、乾隆朝,从政治形势而言,清朝统治已相对稳定。真正的汉人结党与满洲相颉颃始于雍正,即说明这一点。满洲统治者虽然仍怀疑汉士大夫与本朝离心离德,却似已不必担心他们有复辟明朝的妄念,所以没有玄烨的那种忧虑。从个人而言,雍正、乾隆的精神心理要开朗得多。由于玄烨生前没有确立继承人,又没有“遗诏”,雍正继位便缺少合法依据,上台之后面临的压力也很大。但雍正对臣下的信任度比其父要强。而且喜欢卖弄聪明,自出杼机,乐于与臣下打笔墨官司,对答呼应,从中找到知音,获得支持。乾隆时期财力充裕,汉人服服帖帖,玄烨所背负的精神压力负担基本消失,而专制皇权的淫威则在弘历身上登峰造极。

  对“康熙盛世”,我完全不能赞同

  5, 在您的书中,康熙在早期、中期、晚期的统治是不太一样的。您如何评价他在这三个阶段的统治,或者说这三个阶段,他的统治分别有什么特点?

  答:拙著是有这个提法,但并没有明确说过有一个“早期、中期、晚期”。我偏重于清代政治史,对康熙朝演化阶段的划分也是从政治上着眼。这也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大政方针的目标所在,第二统治方式的变化。

  我认为的早期是从他于顺治十八年初即位起,至康熙二十年末三藩之乱平定。其中又以康熙八年结束四辅臣执政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九年四辅臣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阻止和扭转清世祖福临的汉化趋势,以恢复满洲关外旧制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巩固满洲贵族和八旗兵丁的政治垄断地位和经济既得利益。重新圈地和在东南兴起大案,加剧并深化了满汉矛盾。玄烨亲政之后,开始经筵日讲,与汉人儒臣有所接触,停止了四辅臣的倒行逆施,但政治上并无大的改作。经过清初几十年的征伐,至康熙初三藩在南方的势力已成气候,但并没有背叛清朝的迹象。若是一个成熟的统治者,完全可以逐渐削弱。玄烨年轻气盛,欲一举将三藩撤回东北,或许其中也有多方面的考虑,但无疑是轻率的,而且丝毫没有准备发生叛乱的应对之策;更重要的是,他很可能只看到清朝八旗兵和绿营兵对三藩的绝对优势,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广大民众的对抗心理和潜在力量。结果一发不可收拾,战乱延绵八年之久。这一阶段作为早期,不能算我别出心裁,历史事实很明显,大约可以说是清史界的共识。

  中期为二十一年至四十六年,这一阶段玄烨在国内的目标,主要是弥合满汉关系,使清王朝的全国统治稳定下来。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提倡儒学,恢复经济,整顿吏治,蠲免赋税,治理河道,恢复漕运等等,包括从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的六次南巡,及四十二年的西巡。虽然经济民生上究竟有多大起色还须重估,然而毕竟摆脱了自万历末年以来大半个世纪的动乱,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满汉歧视仍然存在,但总的说来政治空气比较宽松。对外方面,玄烨三次亲征打败准噶尔蒙古首领噶尔丹,将喀尔喀蒙古并入中国,耀兵青海,威胁西藏,并与俄罗斯订立了尼布楚边境条约。所有这些军事和外交举动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失时机,因利乘便;第二,见好就收,不穷兵黩武。玄烨表现得像一个既敏感又理智的明君。“中期”可以说是富有成就的。如果玄烨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把握这个尺度,不另生波澜,康熙朝很可能会逐渐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中期”与“晚期”的划分以康熙四十六、四十七年为标志,我比较强调这一点。四十六年在江南捕获了崇祯的“朱三太子”,将其与暗中的一次复明运动胡乱联系起来,次年玄烨即废黜了皇太子。这两件事情对玄烨的冲击之大,对此拙著已有不少篇幅论述。从此以后,朝廷的空气紧张,社会的控制加强,而同时又全力营造“盛世”,毫无实际效果的普蠲钱粮;以及无端派两路大军远征准噶尔,不惜海内虚耗;在各级官员中大开“捐纳”,悬出令甲卖官鬻爵,有的地区钱粮征收到了“康熙七十二年”。可是终于劳而无功,就连悬缺十年的皇位继承人也定不下来,导致雍正初年兄弟残杀。历史告诉我们,不受制约的专制帝王有多么大的能量来运动社会,给人民带来多么大的灾难。有的学者提出康熙五十年之后便进入了“康乾盛世”的“初阶”,对此我完全不能赞同。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28:08
  从康熙朝起,知识分子丧失了学术上的话语权

  6,您在书中提到,康熙一个很恶劣的地方就是“开学术专断之先河”,他为什么要控制学术?而对于言论控制,康熙也是十分重视的,具体来说,他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又起到了什么效果?

  答:玄烨的学术专制,拙著中已有说明,比如不能私家著述明清两朝历史,禁止私人注释经书,禁止所谓“淫词”小说,禁止妄议历代帝王得失。这些都是极为恶劣的。清代文字狱,是文明史上空前的大劫难,玄烨实为承先启后。

  我说的玄烨“开学术专断之先河”,是指历史上有些皇帝主持学术会议,不过摆摆样子,实际主导者还是儒士。而玄烨却不惜藉天子之尊,来亲自与士大夫一较短长。结果自然不必说,玄烨成为学术上的绝对权威,各个学术领域,士大夫都得遵奉他定下的准则,知识分子由此丧失了学术上的话语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既然说到“先河后海”,就得了解“先河”之前的状况。我觉得中国古代儒学思想是比较理性和自由的。孔孟不必说了,即使一直为学者否定的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东汉班固的《白虎通》,尽管难免有些迷信,但基本立场都还是人本主义的,是以人道来论说、解释天命和制度。真正喜欢法家君主专制学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士大夫。

  中国古代思想的两种传统,一明一暗:法家站在国家和国君的立场,主张严刑峻法,提倡富国强兵,绝对君主专制,是暗流,然而是帝王奉信的主流;儒家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里是主流,然而却限于儒家士大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似乎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实则统治者如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即打着爱民爱国的旗号实现其个人欲望和野心。历代帝王也几乎无不表面宣扬儒学,而暗中运用法家思想。也就是汉宣帝所谓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坚持传统儒学的士大夫与统治者之间冲突不断。

  汉代儒士不仅批判二世而亡的“暴秦”不遗余力,即对于好大喜功、开疆拓土的汉武帝也断然予以否定。昭帝即位之后召开的“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代表的儒家对武帝提出尖锐的批评。宣帝想为武帝立七庙,遭到夏侯胜的激烈反对,即便下狱也不屈服。这些都是证明。后人推崇唐太宗是因为他从谏如流,轻徭薄赋,民族平等,而不是他的“强有力”。对于宋太祖,人们赞扬的是他立国宗旨在于减轻百姓负担,更重要的是尊重知识分子,明确国君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且立誓“本朝不杀士大夫”。明朝人肯定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因为他注意到培植小农经济基础,肯定明成祖朱棣,是因为他征讨北元,而对于这“二祖”作为忌刻嗜杀的暴君,都是加以无情鞭挞谴责的。

  我想特别说一下现在人们对于宋儒的一个误会。不但普通人,即使是专业的历史工作者,也认为中国古代后期“三纲五常”的强化要由宋代理学家来负责。其理由大致出于两条:一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一是程颐和朱熹都说过“三纲”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前一条,搞思想史和理学史的学者已有辨析,我只说后一条,而且只以君臣关系为限。自从《礼记》提出“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即“忠”与“孝”孰轻孰重的问题,汉晋时期即有不同理解,相互争论,没有定论。后世逐渐以君臣父子并论,直到清初黄宗羲才斩截做出划分,认为父子关系是天然的,而君臣关系只是契约。

  宋明学者虽然都说君臣之情同于父子,然必须符合于“义”。所谓“君臣之义”,即朱熹说的“君臣以义合”,亦孔子所谓“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则义即道。朱子说:“《集注》云:‘仕,所以行君臣之义。故虽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废。’才说义,便是总去就都说。道合则从,不合则去,即是此义。”又云:“道合出仕才仕,便是义。虽是未尝不欲仕,亦未尝不顾其义之如何。”(并见《朱子语类》)显然,朱子之意,出仕与否,皆可以为义,亦皆可为不义,要在以能行道与否为去就。君臣义合,即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既去,不当官了,则无君臣之义,又岂有死君之理?果然有死,则是死国,死亲,死道,乃为义。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29:04
  与人们通常的理解不同,程朱理学并非要强调“三纲五常”的绝对化,倒是相反,程朱将“三纲五常”纳入“义”或“道”中来解释。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亦仅指“三纲五常”属于那个历史发展阶段所无法超越的社会基本关系,并未将其绝对化。再举两段《朱子语类》:如解释《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僻焉”,云:“如父子,是当主于爱,然父有不义,子不可以不争。”解释“人之其所畏敬而僻焉”,云:“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说大人则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语虽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恶,与‘陈善闭邪’,‘责难于君’,也只管畏敬不得。”由此可见,每对关系虽有主从之别,但必须依靠双方来共同维持。又云:“人情自有偏处,所亲爱莫如父母,至于父母有当几谏处,岂可以亲爱而忘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于当直言正谏,岂可专持敬畏而不敢言!”足见朱子论“三纲”并非绝对化的服从。程颐说得更直接:“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质言之,作为仕进的臣子,治道之本在格君之非。这是何等的担当精神!有人不满意朱熹,说他只有“正心诚意”四字。朱子回答道:不错,我就是面谏宋孝宗也“惟此‘正心诚意’四字”,即当解作“格君心之非”。

  治道之本,又在于爱民。关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子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质言之,国君之所以尊,在于为民。臣子的责任即在于促成国君对人民负责。国君失掉了自己的责任,即为“民贼”。臣子绝无为“民贼”效忠殉死之事。对此孟子已说得很明白:“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朱子进一步解释:“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随物之名也。身出则道在必行,道屈则身在必退,以死相从而不离也。以道从人,妾妇之道。”程颐说得更骇人听闻:“武王伐纣,伯夷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顺天命诛独夫也。”顺天命诛独夫,自然不须固守君臣之义。君若滥杀,则杀之亦不为非。其中的逻辑关系是再清楚不过了。

  真正强调三纲绝对化的,只有专制帝王:“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纲;尽孝尽忠,古今之通义。有国家者,修之则治,紊之则乱;为臣子者,从之则正,悖之则邪。自古迄今,未有能易者也。”(《三朝要典》天启六年上谕)要害即在“君臣父子”并提,强调臣子绝对服从,不得有丝毫冒犯。即使为君者不君,为臣者亦不能不臣。这与儒家的传统政治准则大相径庭,然而却成为制约臣的教义。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在理论上的一大突破,即特地将父子与君臣作了严格区分。又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实开启现代知识分子之先声。

  之所以能有此种认识,乃因宋代平民出身的士大夫力量壮大,冲破了此前庶族与门阀的社会藩篱,从而形成国君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士大夫既“以天下为己任”,自然不会绝对效忠于国君。朱子论本朝国君,除宋太祖外,没有一个是他肯定的。明初专制皇权强化,然中期以后士大夫逐渐复苏,至明末,由“公议以定国是”已成为士大夫的共识,“国是即是公论,公论明则国是定”。“天下万世是非公论,当与天下万世共之”。万历皇帝喜欢第三子,故以密札与首辅王锡爵商量,不立太子,而“三王并封”。群臣得知,以为“天下事非一家私议”。士大夫对国君的批评无所顾忌。万历皇帝“耻为臣下挟制”(《明神宗实录》卷257),多年躲避在宫中,经常将章疏“留中”即扣在宫中不发下来,以暗中与朝臣较劲。结果被群臣攻击得体无完肤,即其宫内私生活,也时时形诸章疏。而那位自称“君非亡国之君”,严令“一切奏议有关国计者,遵我祖宗旧章,不得妄议纷更”(《山书》卷1)的崇祯皇帝,照样饱受訾议,当面指责他秉性苛刻的不乏其人。对于他的刚愎自用,大学士刘鸿训说他“毕竟是冲主”。(《明史》本传)周延儒则说:“这样的国君,如何辅佐他中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煤山自缢,朝臣数千人改投新主,从死者仅二十余人,实际上已被绝大多数士大夫所抛弃。而且崇祯自缢属于“君死社稷”,故所谓的“臣死君”,实为大明二百七十年的天下而死。

  还须指出,士大夫与国君的君臣纲常在理论上既须合于“义”,则可以仕,也可以不仕,很有点类似契约关系。入仕为臣,即有忠君之义,其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但要做到这一点,首要任务就是“格君心之非”,劝谏乃至批驳君主的各种“非”。当然,既为臣,就必须遵守君臣纲常,要承受国君的种种惩罚,诏狱、廷杖,甚至处死,都得尽其愚忠,不得有半点怨言。另一方面,作为国君一方,不仅要礼敬臣工,而且在提倡“共天下”的士大夫看来,还意味着皇帝本人要对国家兴盛衰亡负责。万历死后不久,御史张泼上疏指出:满洲起兵反明,是“先帝酿之”。(《两朝从信录》卷1)即使对在位的统治者,大小臣工也不含糊。天启年间,首辅叶向高草拟诏告天下,中有“朕实不逮,贻累吾民”一语。皇帝看了不高兴,派中官让向高改掉。向高说:“感动人心,实在于此。”竟不改。(《罪惟录》卷13)崇祯二年清军入关,蹂躏畿辅,刘宗周上疏说:“国事至此,诸臣无所逃罪,陛下亦宜分任(其)咎。”(《刘蕺山先生集》卷9《冒死陈言疏》)总之,明朝士大夫决不会认为国君是最英明伟大的。既身为最高统治者,即对国家的成败负有责任。

  君臣纲常的契约关系不是终身制的,是否解除这种契约,士大夫有选择的自由。自万历中期以后,朝臣挂冠而去的司空见惯,朝廷虽觉有失体统,声言惩处,但很少实行,充其量亦不过夺其仕籍。但士大夫不以为意,照样倘佯山水。此即“进退贵于自决,臣子之节也”。(《两朝从信录》)天启时刘宗周目睹朝廷黑暗,上疏求归,即以“古人之训曰:‘君子进以礼,退以义。’进必以礼,故进而足与有为;退必以义,故退而足与有守。两者相反而实相成,乃称臣节焉。臣之进而不足与有为,亦既晓然自信于平日矣。一辞而退,终身不再计,臣之义也,尚敢复问人间事乎?”而当“世道之衰也,士大夫不知礼义为何物,往往知进而不知退。”何等决绝!虽以“藐视朝廷,矫情厌世,好生恣放”,革职为民当差,追夺诰命,然其浩然正气不可稍夺。黄道周被崇祯褫夺官职,回到家乡后“坚卧不出”,拒绝起复。弘光朝复出,奉命祭祀禹陵,留连多日。舟泊龙江湾,梦见高皇帝朱元璋向他呼喊:“卿竟舍我去耶?”道周回答道:“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若记载属实,则为其潜意识的流露。朝廷既已负我,我即无复有责任效忠。至于其后来率兵对抗清朝大兵而死,则是殉国,自不属于为国君而死。

  入清以后的许多年,一些人已不是明朝遗民,然而仍甘于清贫窘迫,也不应试做官。除了对明朝的怀念之外,很大程度上是认为清朝政权不合法,中国已是一个“无道之邦”,而不是自己的祖国。这也属于坚守一种信念,不把自己套在“君臣纲常”这根绳索之中。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30:04
  我这么啰嗦,无非是要说明,在宋明两代的政治空气下,不可能有哪一朝的士大夫会颂扬本朝为盛世,更不可能有国君自吹本朝为盛世。真要是那样做,必然遭致议论丛集,岂不成了笑话?宋儒经常搬出尧舜禹“三代”作为理想社会的楷模,正如海外学者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严格论证的,那只是为了用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来安顿现实的社会秩序。按我的理解,就是教训统治者,因为如何实现三代之治所需经由的那个“道”,掌握在士大夫手中,即“治统”必须服从“道统”。即明人说的:“法者,天子与天下公共之法也;法公于天下,则持法者亦必准天下之公议,而适于平。”(《山书》卷1)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法制和宪政。

  但是,宋明以来的优秀思想传统到清代彻底中断了。朝廷的汉官完全匍匐在统治者脚下,拱手向满洲皇帝交出了“道统”,于是满洲皇帝玄烨便集“治统”与“道统”于一身。既然连“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这样的口号都能提出来,“超越三代”自然就成了本朝的定论,这样的统治者还能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圣君明王?一旦如此,谁还敢于提出批评,不怕抹黑本朝?须知“明史案”、“戴名世案”仅仅只是真实地记载了历史,就得抄家流放杀头,牵连数十、上百人。杀掉戴名世之后,清廷即宣布了“自古得国最正”。而后,玄烨为了给清朝争正统,亲自来安排历史统绪,不惜胡乱更定历代帝王庙,理由就是不许“书生”来“訾议”、“指摘”、“评论”历代帝王过失(《清圣祖实录》卷284,292;《永宪录》卷1)。历史是非尚且不能存真存是,哪里还容得对现实进行批判!一个不容议论,更不容批评的王朝,还能侈谈进步吗?

  清代盛世下产生了乾嘉考据之学,不错,学术是有了某些进步,可是牺牲了思想。没有了思想,哪来的正义和道德?这样的盛世其价值何在?能使中国强盛吗?能使中国健康地成长吗?能维持多久?道光以降,被外国人打得懵头懵脑,魏源的《圣武记》能是救世良方吗?最后不是还得“师夷之长技”,向西方学习;后来又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科技还不够,还需要学习人家的制度和治国理念。这曾经是中国史学界公认的历史结论啊!虚心检讨清代盛世之后,我认同哈耶克的观念,即拙著《自序》所引的那一段话:强大的国家并不是文明进化的顶峰,其实经常标志着文明进化的结束。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32:20
  玄烨的本质不但是专制帝王,而且是满洲特权群体的“主子”

  7, 正如您所言,在专制帝国,君主的性情、品格、意识、情趣等等对王朝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那么,在您心中,康熙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是什么经历塑造了他的此种性格?

  答:关于玄烨的性格和心理,我在澎湃网的采访稿《康熙真的是盛世圣君吗》中已经说过不少了,见该网2015年11月22日《思想•私家历史》栏目。这里我只想再强调一下,不能把统治者一般的个人性格,比如风趣、和蔼等等,与其由专制体制决定的本质性格相混淆。一些著作对前者津津乐道,而实际上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往往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玄烨绝不是暴君,如果不算晚年,他还算是理性的,比较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而且富有忧患意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些特点和性格服从于什么样的政治目标,向什么方向发展,政治效果如何。

  玄烨的性格是勇敢还是胆怯?玄烨经常围猎,自己也为此自豪。据随他围猎的传教士记载,他喜欢勇敢地亲手用利刃挖出垂死的野兽的肝脏,分赐给属下来烤食。但这不能改变他的本性内怯,不敢与敌手相持。三十五年率大军亲征,明明可以一举击溃噶尔丹,却偏偏放跑他,然后满足于占领一座空营。

  又如玄烨好学该如何看?玄烨早年教育不足,有官方《实录》可以证明。四辅臣时期,根本没有开设经筵日讲。康熙六年七月,玄烨十四岁开始听政,给事中蔺挺达建议:敕下礼部详议讲读之规,取内府所藏世祖章皇帝译定诸书,也就是已经翻译成满文的,择其深切治理如《五经四书》,皆修身治国平天下之道,于听政之暇,进行讲读。结果只是“报闻”,即知道了,不必行。次年四月,御史田六善又请皇上于听政之暇,把汉唐宋元四代史册每天看个几条,同样是报闻。到了康熙十年,即擒拿鳌拜、结束四辅臣之后两年,玄烨在和汉大臣熊赐履的对答中,连南方普遍是种麦还是种稻都不知道,活像章太炎斥责溥仪说的“菽麦不辨”,此时玄烨已经十八岁。后来玄烨虽然动辄吹嘘自己的学问,可是各种文献记载,都找不到他曾像其父那样有过一段发愤苦读汉文典籍的情况。

  今人写书,常常称道玄烨对西方科技感兴趣。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可是也不应忘记,玄烨学习西学的目的,是为了战胜汉人传统的“格致”和“义理”之学,成为文化和精神教主。他对于西学是关在宫内学习,从不在社会上提倡。更可笑的是,他更偏执地认为满语胜过汉语,要把《数学原理》翻译成满文来讲读,传教士们也不得不跟着学习满语,个中含义也只有研究者自己去体会了。

  玄烨说自己对学问很虔敬,其实无比自负。他说自己儒佛道无书不读,要背便背,要讲便讲;看完了二十一史和明朝实录。你信不信?他说中原五岳之首的泰山起源于满洲老家长白山,长白山是龙首,泰山只是龙尾,预示满洲注定要入主中原,令身边的满汉大臣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信不信?

  人们常常颂扬玄烨的宽容、仁爱,玄烨也喜欢说汉人爱戴他,说汉官至老不愿离开朝廷,舍他而去。实则徐乾学、李光地多次请求回乡。徐后来得以如愿,是为了平衡满洲宠臣明珠的下台。而李光地苦苦乞求多年,好不容易获准回籍,但玄烨又认为他是汉官的党魁,甚至怀疑他在家遥控朝局,故连连催其来京,还是把他安置在身边放心,最后死在北京。再联系到戴名世案,联系到人民大众在巨额赋税下煎熬呻吟,我们还能说玄烨是一个宽仁的君主吗?玄烨不但是专制帝王,而且是从龙入关、打天下之后要坐天下的满洲特权群体的“主子”,这才是其本质。而面对广大被统治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他既疑心重重,时时注意,以防患于未然;又不得不用“满汉一视”以及各种“仁政”来装饰自己,故而增加了其表面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模糊了人们的认识。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4:33:28
  过于强调创新,对史学研究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8, 您的书出版之后,引起一定反响,很快有了第二次印刷,您如何看待这种反应?

  答:拙著出版已经半年多,也有一点社会反映。至今为止,读者几乎全是就我的结论进行评论,却很少注意到这些结论如何得来的。换言之,注意的是其中所谓的思想性而非学术性。但缺乏学术支撑的思想性,是不能立足的。

  书中所收的五篇文章都已发表了多年,远的7年,最近的也有3年,从来没见到专业同行进行评论。我自信所关注的都是历史上的重要问题。我的文章毛病之一是每篇都写得过长,也自信文字不算冗赘,但极少有人能读完全文。历史学术论文不是纯思辨,要得出一点点结论,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依据,而且要有深入的逻辑层次,绝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清史研究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史料太多,更涉及到史料的拣择、真伪辨析,故尤其繁难。耐心地检讨一本书的学术性是否成立,对于普通读者或许是苛求,但对于史学专业人员来说则是职业要求。现在人们似乎很缺乏这种耐心,可以仅据某些结论便生好恶,或争论不休。

  现在的学术评估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念,使史学领域形成一股风气,即过于强调创新,过多地强调更换视角,过分热衷于关注所谓热点问题,过于急躁地希望被人关注,而忽视了一条基本原则,史学研究的基础在于清理史实,包括历史运动和历史人物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换视角,引入新观念、新手段,大体都需要做一个重新清理史实的工作,发现被人忽视的东西,有新的发现,新的体会和见识,这样才能使新观念、新手段有落脚的基础,才能创造出真正属于个性化的东西。清理史实是艰苦的工作,哪有那么多的创新?而现在经常见到的所谓研究,大多没有进行“重新清理”史实的工作,不过是利用已有的“资产”,不断地提出所谓“新解”,其实是在炒现饭。

  史学,尤其是古代史,是相对冷僻的领域,社会功效非常有限,几乎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园地,不必过分关注社会的期待。从业者应当有相应的冷静心态,作好长期艰苦的研究才能出一点点成果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作者:founder12 时间:2016-04-05 17:08:12
  怎么搞的,风向变了,官家让皇汉说话了?

  皇汉以下这些文章早就让满遗受不了,姚老师换了不同的说法。

  由民本主义倒退为奴才哲学
  从两段“儒家名言”被误读,试看满清之黑暗,满遗之卑劣

  这让满遗好愤怒啊!
作者:小小的锥子 时间:2016-04-05 17:33:49
  这种先设定了立场再拿历史往上靠的观点最没意思了。

  看到“明朝赋税比清朝轻”后面就不用看了...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7:42:44
  @小小的锥子 2016-04-05 17:33:49
  这种先设定了立场再拿 历史 往上靠的观点最没意思了。
  看到“明朝赋税比清朝轻”后面就不用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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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用事实数据驳倒他。看你了,当然如果你是“烟囱年”的粉丝,那除了骂几句也就这样了。
作者:小小的锥子 时间:2016-04-05 17:45:36
  @小小的锥子 2016-04-05 17:33:49
  这种先设定了立场再拿 历史 往上靠的观点最没意思了。
  看到“明朝赋税比清朝轻”后面就不用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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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进步 2016-04-05 17:42:44
  请你用事实数据驳倒他。看你了,当然如果你是“烟囱年”的粉丝,那除了骂几句也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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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文章里就没引用数据我怎么反驳,他引用了一堆数据,但是没看出哪个数据能说明“清朝赋税比明朝重”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7:45:42
  @陈明遇abc 时间:2016-03-29 19:5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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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文章也可以看看,估计“猪尾巴”的粉丝会受不了的。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8:47:16
  @小小的锥子 2016-04-05 17:33:49
  这种先设定了立场再拿 历史 往上靠的观点最没意思了。
  看到“明朝赋税比清朝轻”后面就不用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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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进步 2016-04-05 17:42:44
  请你用事实数据驳倒他。看你了,当然如果你是“烟囱年”的粉丝,那除了骂几句也就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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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锥子 2016-04-05 17:45:36
  他文章里就没引用数据我怎么反驳,他引用了一堆数据,但是没看出哪个数据能说明“清朝赋税比明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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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仔细看。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8:55:49
  @achin1828 2016-04-05 18:31:47
  康熙把东北视为龙兴之地,禁止开发,以为可以为满族留一个退守之地,但恰恰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东北没有被提早开发,形成在东北的实力,以至于俄罗斯侵略了大片国土,如果中国在那个地方提早哪怕50年有个几千万人口,俄罗斯能搞走中国那么多领土,我是打很大问号的。
  不过谁能有这个远见呢?这太难为康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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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明他没有把广大的汉人当成自己人,而是把汉人当成外人,就好比你会让外人在你家花园里打一个铺吗?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9:12:17

  清初强迫汉人剃发、改衣冠,即出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不惜用屠刀来实现这一点。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民族武装对抗,并使汉人在思想感情上长时间与满族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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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in1828 2016-04-05 19:06:02
  这一句也把我笑死个足见这个姚太水了。
  满清这样做,其实就是想要借一个由头来压服汉族而建立自己的威权,剃个老鼠辫不伤身体只伤志,其实都是一种象征而已。假使满清人口远大于汉族,他会提出什么留发不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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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好比你现在让欧美人去吃狗肉,那人家绝对会合你拼了一样。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9:14:33
  @achin1828 2016-04-05 19:10:11
  关于税赋,我们知道,满清的六宫编制比明朝少得多了。但皇帝的权利却比明朝皇帝普遍大得多。税赋高低要看税收如果用于正途及使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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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的六宫编制比明朝少得多了”-----六部编制还分满汉,编制会小吗?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9:21:44
  @achin1828 2016-04-05 19:16:37
  满族更象一个军事集团而非一个民族。
  满族的成佳氏其实应该是东汉末年流落东胡的郑氏汉人地方政权夷化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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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时应该叫满洲。
我要评论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5 19:55:29
  @achin1828 2016-04-05 19:10:11
  关于税赋,我们知道,满清的六宫编制比明朝少得多了。但皇帝的权利却比明朝皇帝普遍大得多。税赋高低要看税收如果用于正途及使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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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进步 2016-04-05 19:14:33
  “满清的六宫编制比明朝少得多了”-----六部编制还分满汉,编制会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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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in1828 2016-04-05 19:24:29
  我说的是后宫。也许我误导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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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后宫比明朝后宫小?造圆明园花多少钱?造避暑山庄花多少钱?多次下江南花多少钱?
作者:小小的锥子 时间:2016-04-05 20:48:45
  @achin1828 2016-04-05 19:16:37
  满族更象一个军事集团而非一个民族。
  满族的成佳氏其实应该是东汉末年流落东胡的郑氏汉人地方政权夷化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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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进步 2016-04-05 19:21:44
  所以那时应该叫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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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是个军事组织,或者说是一个利益集团,以女真人为主体,也包括蒙古人和汉人还有其他东北地区的部落像鄂伦春,鄂温克等,甚至还包括一个俄罗斯部落。

  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都是旗人,绿营才是汉人武装。

  直到清末,旗人才形成了今天的满族,从血统上讲,满族是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的后代,只要是旗人的后人,就是今天的满族。

  从血缘上讲,今天有些满族是纯正的汉人后裔,比如佟佳氏的后人佟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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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荷露斯之眸 时间:2016-04-05 23:50:50
  看了摘要就'呵呵'了,这种文章也能加精?现在的精华是不是太水了点?
作者:走马观察 时间:2016-04-06 13:23:40
  “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性:敬畏、自私”

  这是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污蔑。
  敬畏和自私,是所有小农经济社会的人性,并非中国独有。
  但西方人不提这种历史现象背后的经济原因,强调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中国的教育体制是有很大错误,才会不断的产生象作者这样以忘乎所以的跪舔西方人为荣的教授。
作者:Z_Lynching 时间:2016-04-06 13:35:01
  唉明亡后200余年,清朝武器,科技还赶不上明朝。说进步了,完全不能使人信服!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6 14:02:04
  @achin1828 2016-04-05 19:10:11
  关于税赋,我们知道,满清的六宫编制比明朝少得多了。但皇帝的权利却比明朝皇帝普遍大得多。税赋高低要看税收如果用于正途及使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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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进步 2016-04-05 19:14:33
  “满清的六宫编制比明朝少得多了”-----六部编制还分满汉,编制会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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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in1828 2016-04-05 19:24:29
  我说的是后宫。也许我误导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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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进步 2016-04-05 19:55:29
  满清后宫比明朝后宫小?造圆明园花多少钱?造避暑山庄花多少钱?多次下江南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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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hin1828 2016-04-05 20:19:05
  我没有说明白,后宫的编制,就是三妻四妾及宫女比明朝少。请注意我不是偏袒清朝。明清各有其得失。 历史 观点要为国家未来服务,如果清朝现在还存在,我会坚决反清,但清朝已成过去式,则不可完全否认,否认了那么就得放弃清朝所有的遗产,这种逻辑扩展开来,中国的种种”自古以来“有何根据呢?相信你是明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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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康熙那么多儿子女儿会是一个皇后生的吗?而在他之前的朱由检就只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中国的种种”自古以来“有何根据呢”-----自古以来是个很虚的概念,应该论实,以中华民国成立后各国对中国的认可为准吧。
作者:大熊总 时间:2016-04-06 15:40:22
  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17:02:32
  @联合进步

  作者:姚念慈 花满楼/

  摘要

  二千年专制集权下的郡县制度,赋予中国人的人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敬畏。对上层卑躬屈膝。从基层的父母官一直到皇帝,权威越大就越是英明,越是敬畏。二、自私。分散独立、如同散沙的个体家庭,被组织在国家基层机构的密网之中,无法结合成为稍有自治性质的社会团体。

  受访人简介:

  姚念慈,1949年生,武汉人。退休前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古代史清史方向博士生导师,从事清代前期史和满族史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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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个说法:
  二千年专制集权下的郡县制度,赋予中国人的人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
  一、谦让。凡事先想别人而不是自己,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谦让才能形成整体利益的共识,否则都像蛆虫一样,共识何来?西方的那种联合是小人同而不和,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凭借实力强弱的霸道形成的同。但他们没有利益汇合点,所以只要强制力不存在,立刻一盘散沙。
  二、自由。中国人不会因为被强力集团压迫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因为中国人是有一个共识的,这个共识就是建立在整体利益上的,自然包括机体内的任何一个个体。只要这个共识(道德)存在,只要不违背这个共识,那么就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
  至于是自私还是大方,完全是环境决定的。



  • 占领太平洋: 举报  2016-04-06 17:05:39  评论

    自私与大方是没有标准的。我觉得那些骂人自私的人其实很自私。你凭什么要求人家损害自己的利益来维护你的利益??? 我很讨厌李白那种人。那是一种假大方,他们的大方都是建立在索取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对方不能给他利益,那么他就会咒骂对方。
  • 占领太平洋: 举报  2016-04-06 17:07:31  评论

    比如某些行贿的人,人家刚步入仕途的人,本想干一番事业,却被这些苍蝇咒骂。 收钱了骂人家贪污,不收钱骂人家假清高。真是服了这些人。在中国这样,在国外就更加无边了,已经制度合法化了,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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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17:10:31
  @联合进步

  清朝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巅峰,这个不是你们这些宵小 能够肆意污蔑的。

  他的成就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大总结,是一次质变。
  • 公叔记: 举报  2016-04-11 16:24:37  评论

    放屁!!! 五千年华族竟然卑贱至如此地步!! 满清鞑子是中华文明最可耻的恶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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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17:11:53
  帝王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虽然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就开始论证,但直到 朱元璋才开始真正实现,而到了清朝 完成论证。
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17:18:02
  为什么现在总有些哗众取宠之徒喜欢自认为历史学家?

  如果他觉得自己是搞历史的就不应该随便发表谬论。

  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考证而已。

  对历史发表意见的人不应该 用历史来作为依据,因为是会是进步的,即使有螺旋状的烟雾,但 时间 总是在往前发展,历史不可能重合。

  以古非今是绝对错误的,即使他是孔圣人的手段。

  经验是从实践中来的,那些历史学家不根据 当今的实践来发表谬论,很不称职。

  楼主明白我说的吗??

  就如谷歌机器人不可能成为上帝一样,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没有任何人有资格预言未来。

  因为未来还没发生。

  你一个历史学家凭什么议论未来?是你有未来的实践,还是有当今的实践?

  也许楼主听不懂,不过我觉得绝对有人听的懂,要不怎么历史上会要求史家只能记录不能发表看法呢.

  那些为历史做注的人都必须是根据自身的经历来做注的,否则就是以古非今的缪注。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6 19:27:28
  @占领太平洋 2016-04-06 17:10:31
  @联合进步
  清朝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巅峰,这个不是你们这些宵小 能够肆意污蔑的。
  他的成就是中华文化的一次大总结,是一次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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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清朝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让中国的考据学异常发达,这为发现中国的甲骨文奠定了基础,让中国的文明史提高到3600年左右。
  • 占领太平洋: 举报  2016-04-06 22:46:19  评论

    我只知道历史学家的本分是:不乱发表谬论。但中国的近代史学家特别喜欢发表谬论。清朝的文化底蕴 有多厚,自由后来人评价。你们这些假 史学家要不 石沉大海,要不遗臭万年
  • 占领太平洋: 举报  2016-04-06 22:48:21  评论

    清朝不管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不是前朝(明朝)能比的,更前的就不用再提了,宋朝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不管是时局还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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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门龙城 时间:2016-04-06 21:32:34
  保大清不保中国,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就知清朝统治者如何看汉人。
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23:07:19
  @联合进步

  你们这些垃圾攻击清朝无非就是因为是少数民族政权嘛,但你要知道中国自古没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有少许的地方主义。

  朱元璋打天下不也是用怀西人吗?清朝用自己的亲人何错之有?

  从 武则天大兴科举直到明亡,这一段时间 可谓:成也科举,败也科举。

  通过科举上来的新秀,既没有实践经验,又没有道德约束,再加上门阀世族的残余势力,竞争之惨烈可想而知。

  关键是没有约束。

  宋朝的天道,明朝的心血都是从个体出发 的理论,这违背了 中华文化的传统:家国天下。

  宋朝是道家,明朝是佛教,都不是正宗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这些非主流会占据主流是因为科举选拔的这些人缺少 经验,但竞争的残酷又不允许他们从容积累经验。所以就跟现在的那些投机分子一样:东拼西凑一些你们不是很了解的东西来为自己某利益(胡适这个垃圾就是典型)

  直到清朝,重新归入儒家,家国天下,天下一体,这也是大清政权自己的需要,因为大清的疆域更广,民族关系更复杂,为了维持一统,必须 论证 中华文化的传统文化:天下一体。

  那些自称大汉族主义的人可以去死啦,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又要来霍乱中国人,其罪当诛。

  天下一体,皇帝是全国人民利益代言人,清朝理论最充分,实践最充分。

  人毕竟是群居的动物,对待其他个体一定会有亲疏之分的。

  就算统一民族内部也是如此。

  • 占领太平洋: 举报  2016-04-06 23:10:47  评论

    君子和而不同:人都有各自的利益取向,但君子可以承认集体利益共识。 中国文化历来强调 和(集体利益共识)。 宋朝的天道 和 明朝的心学就是因为这些新秀 的 实践与 君子的要求相违背 的冲突下 产生的 自我救赎
  • 占领太平洋: 举报  2016-04-06 23:14:06  评论

    不过说这么多,你们也不懂,总之一句话:清朝把家国天下,把仁政体系 从理论和实践都已经做出了完美的论证。 也为后来 共产主义的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支持:世界各族人民和谐共处。 共产主义者绝对不是民族主义者,更加不是种族主义这。共产主义革命是阶级革命,是反抗压迫,反抗不公,建立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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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23:16:42
  我就问你们这帮垃圾:在攻击清朝之前敢不敢在忘掉其是少数名族政权的 前提下来批判。

  至于你们非要提的话,那么你就去美国提,去日本提,去欧洲提,中国人不是民族主义者,更加不是种族主义者。

  你们这个前提咱就不认同,那你后面的观点凭什么说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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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23:18:10
  为什么天涯这么多喜欢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垃圾呢?真是 让人恶心。
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23:23:49
  权威越大就越是英明,越是敬畏。

  ==============================

  你们这些败类 明白 中国的权力代表什么吗?

  权力越大,他代表的利益群体就越大,根据少数服从多数,难道 你不应该畏惧??

  不要拿那些不称职的官员来说事,这不是一回事。卧槽了
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23:24:40
  说实话根本就值得一驳,只是看着你们实在是恶心,忍不住
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23:26:11
  以后凡事楼主在前面3页出现的帖子,老子一定把他砸沉,操了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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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23:26:53
  @大熊总 2016-04-06 15:40:22
  写得实在是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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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哪里?你们这帮垃圾水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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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占领太平洋 时间:2016-04-06 23:28:32
  这帖子里面几个垃圾都被老子砸过,难道都是天涯的水手?真是浪费口水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7 14:38:52
  @占领太平洋 2016-04-06 23:07:19
  你们这些垃圾攻击清朝无非就是因为是少数民族政权嘛,但你要知道中国自古没有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有少许的地方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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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野猪皮及其后人的丑恶形态的彻底暴露是大快人心的,你急啥?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07 14:43:37
  @占领太平洋 2016-04-06 23: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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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篇文章可不是我写的,我是没有那么大本事的,你要看清楚我写的“转帖”,作者是历史学研究大家,我转过来供大家学习,如果你的文章好,我也会转的。
作者:羽林郞 时间:2016-04-07 17:54:06
  不反抗,屈从卑微懦弱;反抗,仇富仇贵暴戾!屁话全让你说完了,无耻文人。
作者:73012847 时间:2016-04-09 18:42:34
  可怕啊
作者:龙门龙城 时间:2016-04-13 08:39:57
  顶
楼主联合进步 时间:2016-04-13 13:27:59
  @中国纳粹2016 2016-04-13 09:35:37
  究竟是哪些在吹嘘满清有“盛世”???究竟是哪些在吹嘘 蒋的三十年代是“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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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清的所谓“盛世”只是一个笑话。 蒋的“黄金十年”是与之后抗战及内战相比较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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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紅葉子2015 时间:2016-04-13 14:38:13
  大清三百载,遗害五百年
  清朝遗留下的奴性思维,需要五百年的时间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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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zzz120o 时间:2016-04-13 18:24:59
  看了第一眼我就想说,愚蠢,完全是胡说八道
  
作者:卡巴死机 时间:2016-04-16 23:29:07
  请看书《饥饿的盛世》
作者:73012847 时间:2016-05-13 17:40:03
  原来如此
作者:我赚钱比较厉害 时间:2016-05-23 19:41:03
  中国历史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只会读书,并且读了就信。从来没有从多个角度看问题。
  
作者:伊尼亚斯 时间:2016-05-23 20:09:55
  姚先生是当今中国史学界几乎唯一的不拍满清马屁,敢于仗笔直言,揭穿所谓康熙是“圣君”的学者!比起一大批无耻文人,如李治亭之流等人,姚先生不但治史严谨,而且洞察力深刻透彻!!在《康熙王朝》一类辫戏横行的今天,实在是污泥中的一股清泉!!
作者:tulippumc 时间:2016-05-25 21:36:51
  大清者,泥足巨人---还是吗嘎尔尼说了实话。
作者:73012847 时间:2017-10-21 14:27:10
  可怕啊!
作者:老铁核桃 时间:2017-10-21 17:55:52
  好文,一针见血。
作者:蓝颜未必知己 时间:2018-02-13 09:03:23
  “联合进步”一个智商250的蠢货言语录:
  ‌其一,”老蒋只是允许外蒙公投,然后因为内战只好装模作样的承认外蒙独立,但我很早就说过政府单方面的举措与放P无异”,——点评:你以为承认外蒙独立是过家家,说了还能收回?“与放P无异”,放了就收不回来。

  其二, “八国联军出兵中国的一个借口就是德国公使被杀,其他7国公使都在啊,但人家合成一股绳出兵了。如果抗战一开始就不还日本的赔款,其他列强也站到日本一边,中国怎么办?”——点评:这就是你这个智商250为国民党在中日战争打了好几年还继续给日本送钱造枪炮杀中国人的理由。

  其三, “花园口炸坝的损失是很大的,但造成这一损失的原因是鬼子入侵,没有入侵就不会炸坝”——点评:难道鬼子入侵就必须炸花园口,造成89万老百姓死亡?

  ‌其四,“一个人没有道德感是无伤大雅的”——点评:对自己道德评价还真是一针见血。

  其五, “朝鲜战争志愿军一进入北朝鲜,美军就大踏步后退,即它们愿意把北朝鲜让给中国”——点评:是夸美军仁义呢?还是鄙视美军胆小如鼠呢?我们智商没有达到250,看不懂。

  其六, “在欧洲美国搞北约这个多国军事联盟,在亚洲有吗?你很无知啊。”——点评:这真是在评价自己啊!

  其七, “志愿军把美军打到三八线,为什么不一直打到对马海峡?”——点评:此话让我想起邻居家的孩子偷东西,他爸爸打他,他说喊“打我,怎么不杀了我?”

  其八, “在敌人的巢穴里有办公桌这难道不是做汉奸?”——点评:愚蠢到不知世界上还有“间谍”这一职业。

  其九, “美军不打志愿军,志愿军就会打美军,所以美军一到车站就会安排汽车把美军带回去”——点评:天哪,原来美军是靠两条腿,遇到志愿军,只好退到车站,才有汽车撤退。顺便问一句,“需要买票吗?”

  其十,“美国援助苏联单单卡车就接受了一百四十多万辆,吉普车和卡车共计百万辆”——点评:看到这样的数据,终于见到了什么是“部分大于整体”,以前看《围城》里面写的“部分大于整体”远不如这个智商给描述的真切。

  就找十个吧,这十个基本上是此人在和我的对话中的发言,有兴趣得朋友在无聊的时候,可以搜一下“联合进步”的帖子或者回帖,也许能找出几百个充满“智慧”的发言,看这些发言,会让您会心一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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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30789589 时间:2018-02-15 00:18:0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是经历过的,中国当时还很穷。虽然我没经历过清朝,但在我想像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比康乾盛世人民的生活要好得多。我在网上看过关于中国的老相片,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的都看过。当时的国人都很穷,但解放后国人呈现的精神状态明显与晚清民国时代的国人有很大的区别。清朝对中国实在是伤害太多。我以为从1644到1949这段时期就相当于中国的中世纪。
作者:战略忽悠部 时间:2019-04-14 23:49:24
  明清俩朝最大的流血伤口来自于海上,西班牙人在美洲抢掠的白银持续不断的流入中国,换走大量实物资产,按高晓松的说法价值四十万亿美元的白银,而当时世界的总资产也就十万亿左右,当年没有关税概念,大量低价白银冲击市场,活活把中国这个不产白银的国家从铜本位变成银本位,金融的力量太可怕,这是改变世界的力量。
作者:FF495375 时间:2019-04-15 08:45:02
  @30789589 2018-02-15 00:18:04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是经历过的,中国当时还很穷。虽然我没经历过清朝,但在我想像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比康乾盛世人民的生活要好得多。我在网上看过关于中国的老相片,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的都看过。当时的国人都很穷,但解放后国人呈现的精神状态明显与晚清民国时代的国人有很大的区别。清朝对中国实在是伤害太多。我以为从1644到1949这段时期就相当于中国的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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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落后于西方的祸首就是满清!
作者:73012847 时间:2020-07-19 18:57:23
  “某些人对香港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但不知为何一直未能在香港开展直选?! 并且100多年来罔顾当地民意、不远万里地从海外(向香港)派遣总督实行统治”,如今这些人却指责香港缺乏民主。这样的事实颇为搞笑。
作者:轩辕之力 时间:2020-07-19 19:31:31
  野猪尾巴祸害中华三百年!
作者:轩辕之力 时间:2020-07-19 19:34:37
  其实螨虫最后窃中国都是靠的汉奸武装,可见汉奸之险恶!不尽除必为其所害!
作者:暴力妈妈打儿子 时间:2020-07-19 20: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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