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中国外交软和硬的争论，由老外交官吴建民和环球时报胡锡进之间引发，进而引发网友对一档吴建民与军事专家罗援将军的辩论节目进行探讨。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外交学院副院长袁南生的加入，袁南生写了一篇《中国外交上“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我读了这篇文章，有必要和袁南生副院长探讨探讨中国外交上“愤青”和“汉奸”的那些事。
与“愤青”概念的逻辑发展一样，“汉奸”现象在历史上也早已存在，那么，我们就按照袁南生先生的思路来探究，并与“愤青”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只是袁南生的文章还有配图，显得花里胡哨，我的文章没有。
一、什么是“汉奸”现象
汉奸一词最早特指明末清初时期，清兵南下，明朝汉族政权抵抗满清进攻的过程中，对于放弃抵抗、投降满清、为清兵带路的汉族败类。这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历史概念具有一定的狭隘性。近现代以降，外国资本列强入侵，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爱国志士奔走互告、英勇抵抗入侵，但有一部分软骨头，为了一己私利、苟活于世，不惜卑躬屈膝、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协助外国侵略者欺压人民百姓。这种“软骨头”就被人民痛斥为汉奸。至此，汉奸概念又被重新赋予了新时代的含义。
当今，外国列强的侵略已经被打退，中国、中华民族得以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平等相处、合作共赢。但是，汉奸并没有杜绝，他们为了私利私欲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价值观没有改变，因而在新时期仍然找到了利益增长点。
因此，汉奸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一是极端看重自己的利益，漠视他人的、国家的利益。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格言；二是畸形扭曲的人格，对于压迫侵略汉奸所在的共同体、族群的外部势力极力巴结奉承、顺从，对于本共同体、本族群的其他人不屑一顾、高高在上、欺压剥削；三是标榜爱国，言行不一，汉奸大多冠冕堂皇地为外部侵掠势力服务，并能厚颜无耻地标榜爱国、为人民百姓好。汪精卫宣扬“曲线救国”就是这样；四是不敢言战。战争打仗对他来说那是天崩地陷的事情。维持现有的被侵掠、被压迫剥削的秩序状态，是最理想的。反正自己没有受到侵掠、压迫剥削。
愤青的战斗对象就是汉奸。愤青是骨子里充斥着爱国情怀，这种情怀比汉奸的理性更有价值。愤怒并不代表非理性，是在理性思考后的情绪表达，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相比之下，汉奸毫无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只有自我观念，有奶便是娘。汉奸从来都是政治上的短视，想问题更情绪化、思想偏激。汪精卫就是这样，就认定中国打不过日本，那就别去反抗日本，因为反抗只能带来更大的死亡、损失。当汪精卫领着一众大小汉奸在日本侵略者面前高呼：和平救国、大东亚共荣的时候，那个情绪化、那个思想激进，袁南生见过么？现在还存有历史照片的。
爱国青年“愤青”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告，游行示威，唤醒民众民族国家意识。他们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国家被灭亡了，民族被压迫了，民众个人怎能有幸福生活？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们的情绪是被理性驾驭的、指导的。而汉奸的理性是被情绪指导控制的。
愤青虽有情绪，但不偏激。他能够接受别人对中国的批评，并且自己也经常给自己的国家、社会提出批评。比如今天，愤青对于贪腐现象、假冒伪劣产品现象、政府滥用公权力现象也给予激烈地批评，进行社会舆论监督。
但是，其中有一波汉奸，浑水摸鱼，名义是批评政府，实际上是推墙砸锅、为外国政府或机构收买，出卖国家利益、情报，谋求推翻政府、进行颜色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践行美国式民主宪政制度。这是批评吗？都诋毁、污蔑、谩骂红色政权了，还叫批评吗？
有意见批评，愤青可以接受，但是汉奸行为就接受不了了。
汉奸其实可以追溯更早。古今汉奸有共同点：出卖公利，获取私利；一味主和，谁敢言战，就害谁；在对外交往上，奴颜婢膝，对内则高高在上，残害忠良，权高位重、傲视一切。
愤青则是有大局观念，注重实际，切实权衡利弊得失，不像汉奸一味求和妥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二、宋代“汉奸”们怎样误国
宋史上有“联蒙抗金”和“联金抗蒙”之争，一些历史学家们没有一点军事思想，瞎讨论。一个政权能够维持发展，需要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就是可持续发展壮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主观条件是最高领袖集团（在宋朝就是皇帝、最重要的权臣、重臣）的励精图治、鸿鹄大志，以及谋臣、军事主官的政治军事思想、谋略、胆识，再就是士兵的士气，人民百姓的支持拥护。当时的武器装备上宋朝和蒙古、金国基本相同，可能宋朝的还要先进一些，因为中原文化文明发达，武器发展制造工艺要高一些，并且有少量的热兵器，甚至有火炮。
宋朝并不缺乏有勇有谋的军事主官和高昂的士气、人民百姓的拥护，也不缺乏武器装备，更有经济实力的支撑。宋朝的灭亡原因主要在于领导集团（绝大多数的皇帝和权臣）的昏聩、安于现状、害怕战争，一味妥协求和。经常签订不平等条约，签订城下之盟，化干戈为玉帛，为对手送去大量的财物，壮大了对手的实力，削弱了自身实力。最后，势力耗尽，坐以待毙。这其中，汉奸对南宋的灭亡“功高至伟”，以秦桧为代表的权臣天天在皇帝耳边主和避战，苟且偷生，暗中与金国私通获利，就是最好的例子。秦桧就是间谍呀！不但将宋朝的情报送达金国，还协助金国除去主战将领岳飞。这对宋朝的打击相当地大。
这说明最高领导集团没有励精图治之心，外交部门一味主和避战、妥协出卖国家政权利益，最终误国、害国、灭国。战国后期，六国的灭亡，非战不利，弊在赂秦！求和卖利，增强对手实力、削弱自己实力，当然要灭亡了。
所以，宋朝只要外交软弱，无论“联蒙抗金”，还是“联金抗蒙”，最终都要灭亡。袁南生一副好像很懂军事战略的样子，说如果不是宋朝“联蒙抗金”，南宋至少赢得30年的准备时间。南宋用30年准备什么？准备更多的城下之盟，给蒙古、金国更多的财物布帛吗？还是多了30年的“西湖歌舞”？你没看到吗？南宋的统治集团都“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天天寻欢作乐，有励精图治的样子吗？
如果不是愤青主战，南宋灭亡的更快。
三、明朝亡国与“汉奸”现象离不开
袁南生列举了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有四次机会可以不灭亡，“可惜”他都没抓住。我们看看，是哪四次机会？到底是不是机会？
第一次说是，努尔哈赤及其后嗣皇太极一直希望明廷封其为王，以号令东北各少数民族。但是明朝不予承认，满朝文武也没人公开说出来承认后金（清）政权实体的存在。
看到这里，估计除了汉奸，所有中国人都笑了。承认了（清）政权实体的存在，那不是为虎添翼吗？那么努尔哈赤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统一女真族各部落，其他各部落更快地被其吞并，谁敢不服？！那么明朝灭亡的岂不是更快些？袁南生这外交形势分析得，没法说了！
这第二次，本来由袁崇焕镇守山海关，努尔哈赤进攻无数次都铩羽而归。最后一次，努尔哈赤十三万铁骑进攻山海关，被袁崇焕两万守军加上几门红衣大炮轰得人仰马翻，努尔哈赤身受重伤，狼狈回逃，十余年才恢复元气。结果，皇太极继位后，依然攻不下，只好用离间计，假装袁崇焕与皇太极私通的信件落入明朝之手，借崇祯之手杀掉对手。此后，镇守山海关由吴三桂这个汉奸接手，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逼崇祯上吊。这明明是汉奸的错误，怎么扯上愤青了呢？
第三次是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有大臣提议南迁都城，就像南宋赵构一样。即使南迁，崇祯有赵构的时运吗？一定能偏安一隅吗？这时候明朝的时期比南宋的差多了。南宋虽然南迁，但将领士兵、人民百姓因靖康耻，同仇敌忾，并不贪生怕死；看看崇祯，一迁都，军心动摇涣散，兵败如山倒，早不去经营新都城，现在想起迁都不晚了吗？再者，南宋时的金国有现在的后金（清）政权实力雄厚吗？而且现在还多了个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往哪迁都呀？不如直接退到台湾，赶走荷兰殖民者。
主张是否迁都，并不是判定愤青和汉奸的标准。如果主张迁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就是愤青；如果主张迁都是为了私人利益，就是汉奸。明朝大臣李明睿主张迁都，就是愤青；哪些考虑自己官位不保而反对南迁的，就是汉奸。秦桧在南宋朝廷内属于主和派，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议和政策。第二次拜相期间，他极力贬斥抗金将士，阻止恢复；同时结纳私党，斥逐异己，屡兴大狱，就是汉奸。
可见，愤青并不是袁南生说的思想激进、情绪化，反而是汉奸才是。岳飞“壮怀激烈”、“怒发冲冠”，是不是很情绪化？但没有岳飞，你袁南生敢说南宋还会多苟延残喘150年吗？
第四次与李自成议和。李自成能取代明朝，却“给崇祯写信，要求割让西北一带给他，西北实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报告工作；朝廷拨付100万银两慰问金给他，他替朝廷打击敌对势力，包括虎视眈眈的东北清军”。不知道袁南生怎么就认准李自成此举“不具备政治家眼光”了，恰恰李自成太具备政治家战略眼光了，才有割据西北的要求。因为李自成速胜，根基并不稳，所以要脚跟站稳。另外，如果迅速灭掉明朝政权，势必面对已经发展两代君主的关外满清势力。此时，明朝已经苟延残喘，清军虎视眈眈。李自成正好利用二股势力相斗，自己稳固根据地，待两虎相斗两败俱伤之时，再进行统一。这怎么叫“不具备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了？
正因为李自成仓促进了北京，面对强大的满清势力，才败北的。汉奸还特别会伪装，崇祯皇帝“死后仅3个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那些人不是愤青，恰恰是汉奸。袁南生把他们归类归错了。
在这里，我要提醒袁南生，主战的不一定是愤青；主和的也不一定是汉奸。主军事的不一定是愤青，也有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将领；主外交的，也不一定都是汉奸。别乱贴标签。愤青和汉奸的区别就在于言行举止是否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还是个人利益。都标榜爱国，就看谁的行为，谁是真爱国，谁是假爱国。
宋代流传的清流心态，恰恰是汉奸产生的土壤。脱离实际、不接地气、利益短视。自负与自卑往往相互转化，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心态，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立马变成了崇洋媚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汉奸心理。
千万别拿顾维钧说事儿！如果没有五四运动，没有愤青上街游行，顾维钧就签了《巴黎和约》了。徐世昌大总统都下令签署了，你顾维钧还不签吗？况且，还轮不上你顾维钧签署，陆征祥是中国使团团长，大总统下令前，他早就想签了。你也千万别说，签署《巴黎和约》是中国的必要妥协。因为一点必要也没有。
一个不懂军事的人，去搞外交能搞出什么来！崇祯真是坚决重用袁崇焕、主战，满清能进的来吗？袁崇焕不死，去对抗李自成，谁说李自成一定能打赢袁崇焕，攻克北京城？原则性的核心利益是没有谈判的必要的。满清并不是要和明朝和平相处，它是时刻要吞并明朝，明朝与他和谈、和平共处，不是与虎谋皮吗？
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表示实属无奈；袁世凯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时，表示这是无奈之举，否则有亡国之忧。汪精卫与日本“合作”，也是口口声声为天下苍生免遭涂炭。一个个理由都冠冕堂皇。你们这些外交败类有资格代表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吗？
别说汪精卫的“武器不如人，经济不如人，军事不如人”的理由，作为求和的根据。共产党、毛 领导的人民军队手里有什么东西比得上别人，不是照样打出一个新中国来吗？也别说今天我国经济军事实力比不上美国，就要妥协退让。五十年代我们也比不上美国，不照样打他？俄罗斯现在无论军事、经济都比不上美国，俄罗斯的飞机在美国军舰头顶上模拟攻击了一回又一回，美国干瞪眼。也没看见拉夫罗夫对美国多软弱。
作为外交官，应该善于利用国内民意。软骨头是做不了外交官的。懦弱无能怕事、逆来顺受做外交，只能给国家利益带来损失。毛 说，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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