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还有一个贴子，语气措词算是给毛泽东留面子了：
http://bbs.tianya.cn/post-no05-269706-1.shtml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长征组歌》唱红了大江南北，其中马国光演唱的《入云南》中“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 用兵真如神......”几句，更是唱得铿锵有力，回肠荡气，令人过耳不忘，于是，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神话就这样伴随着毛 的光辉，在全世界广泛传颂。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取消了原红军指挥机构“三人团”。顽固为自己辩护的博古、李德坐了冷板凳。张闻天因其与苏联的关系出任中共新“总负责”，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毛泽东重新在政治局获得了一个席位。
长征一开始，中央红军有一个预定的目标，就是到湘西去与贺龙任弼时的红二军团会合，然而这一企图很容易就被国民党的智囊猜中，湘江一战，红军钻进了国民党军预设的圈套中，八万六千多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湘西去不成了，到了贵州的黎平，中央开会决定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进军，要“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苏维埃新区”（选自《中共党史资料第8册》。在黎平会议决定改变行动方向前，12月16日18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 、红军总司令朱德，建议根据目前黔敌“极不团结，缺乏战斗力”的情况，“我主力略事休息整顿后，重新布置经施秉以南向镇南关、绥口阳、綦江、纳溪、毕节，而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 这与毛泽东改变战略方向的意见似乎如出一辙，略有不同的是，林聂的建议只是向“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而毛泽东是去建立根据地，有不想再走的意思。可到了遵义一看，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况且国民党四十万中央军地方军已从四面合围拢来，根本不允许红军有立足的余地。因此，虽然遵义会议使毛泽东重新成为领导层的一员，但却否定了毛泽东在黎平会议上力主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会议决定红军转移，在“宜宾泸州间渡过长江”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这个决定当时是由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川籍将领提议的，其原因是他们对这一带很熟悉，又低估川军的装备和战斗力，仍然带有很浓厚的左倾冒险主义残余色彩。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决定自己进入政治局常委已很满意，并不想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再坚持己见。
然而，国民党川军蜂拥而至。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等人，一是怕红军来了赤化全川，更怕尾随红军追击的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进入四川，抢占他们的地盘，重演贵州军阀王家烈被架空解除兵权的惨剧，所以拼命也要把中央红军挡在四川境外。红军才开到距离赤水县城不足十公里的土坪镇，就遭到国民党川军的顽强阻击。北上赤水途中 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三、红五和干部团在土城伏击川军时打了败仗，据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利在《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第175页披露，这一仗红军的伤亡高达4000多人，最后是红一军团回头打退了川军才稳住了阵脚。在敌人越打越多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动脱离战斗的。于是，向西一渡赤水。此时中央并没有立即放弃北渡长江的打算，林彪率一军团在前面开路走的急，可后面的红军拖拖拉拉越走越慢，最后在扎西索性不走了，反而要林彪回头：“ 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因此我一、三军团今6号前进地点应向扎西靠近。" 得，一军团白走了那么多路、白打了那么多仗，把林彪气的够呛。
在云南北部的扎西，红军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毛泽东很自然的乘土城战役失败的机会提出不去与四方面军汇合了，把他以前黎平会议时的类似战略又拿了出来，提出立即转兵东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二月十一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中央红军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重打天险娄山关，二攻遵义城。二次攻打遵义城时，在一三军团的自动配合下打了遵义大捷(彭德怀语)。毛泽东于是又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
既然是要“赤化贵州”，那么消灭王家烈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林彪要求在打鼓新场消灭王家烈部的建议在毛的干预下没有打成，这个建议是否可行不好说，但至少比毛泽东五天后决定打鲁班场要高明的多。首先， 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比鲁班场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3个师力量弱，工事也薄弱，更容易消灭。毛泽东当时反对的理由据说是怕其它敌人来增援打鼓新场，把红军沾住，但打鲁班场，敌人的各路大军离红军更近，为什么不怕被敌人沾住呢？打鼓新场的敌人比鲁班场相对更孤立，远离大部分敌人，而援救它的不过是少量滇军。现在有人辩解说毛泽东打鲁班场主要是为了把敌人往西调动。但是，从地理位置看，打鼓新场的位置在鲁班场更西的位置，进攻打鼓新场比鲁班场更有利于把敌人西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老毛要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打仗都不如林彪的建议高明。老蒋当时要周浑元死守不攻，把红军粘住等国军大部队的到来，毛泽东实际上正中老蒋下怀。这一仗打一晚就付出近2000人代价也没有攻克敌人的任何阵地，说明当时红军确实无能力攻破国民党中央军的堡垒，其实红军很多基层指挥员（主要是一军团）一开始就对这一仗没有信心，根本没有全力攻，否则伤亡还要大。好在老毛很快明白过来，放弃了进攻，于是红军不得不放弃战斗再回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三度赤水时，红军不再掩饰自己的行军，故意摆出北渡长江要进入四川的架势，当敌人各路部队都赶向四川时。红军于是再度调头，避实击虚，立即回头，四度赤水，向贵阳前进。（插曲，老毛那时为了阻止多数人赞成林彪的主张去打鼓新场，提出了辞职，想拿不把，不过众人不买账，冒见没人理会他的威胁，晚上又提着灯笼去找周恩来。周支持了毛泽东。最后，毛泽东认为打仗还是不能太民主,于是提议恢复由"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行动的模式,但组成人员由“博、李、周”变成了"毛、周、王"。）
关键的改变是红军四渡赤水河后。“四渡赤水”后红军仍然没有摆脱危险，毛泽东仍然不知道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此时彭德怀建议向云南方向前进,甚至"入滇",调动敌人以后再回“黔北,赤化贵州”。关于“开展局面”的问题，杨尚回忆录有记载：“ 4月13日，我们致电朱总司令转中革军委，‘建议野战军以迅速渡过北盘江，袭取平彝（今富源）、盘县，求得在滇黔边与孙渡战”。目前我军‘应抓紧取得时间才有空间。我们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中革军委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命令部队立刻在北盘江架设浮桥。 毛泽东不仅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索性把它变成了一个战略行动,不提回“黔北，赤化贵州”了,直接到“云南东北地区，争取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
4月24日，红军分三路，一军团经曲靖，三军团经平彝，军委纵队经益肠营进入云南。4月25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下达与滇军“决战“的命令；“我们现在争取了有利地位，使我们现在争取了一个新的有利地区，即云南东北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内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的可能。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转移。但严重的任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面。”“我一、三、五军团必须乘蒋军主力正朝云南东北而滇敌大部距我较远的眼前数日时机，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之先头部（其较强约4个团），以暂时顿挫滇敌的猛进，然后迅速进入另一机动地域，消灭周、吴前进的一部，只有如此作战的胜利，才能解决开展局面的问题”。此时，毛泽东决战的主要目标是先打滇敌，然后是“消灭周、吴前进的一部”，毛泽东认为“如此作战的胜利”，就可以“解决开展局面的问题。”“便利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显然，此时毛泽东的战略是在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是为了在此“开展新局面”，与彭杨“开展在黔边的‘新局面’”中的‘新局面’是一个意思，实际就是想建立根据地，只是信心没有那么足了。毛泽东此时根本没有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的意图。现在的党史和军史说毛泽东到云南只是为了北上过金沙江前的虚晃一枪，是为了迷惑敌人的战术行为，完全是一种篡改历史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