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悔过”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48:00 点击:96811 回复: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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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89年(征和四年)汉武帝《轮台诏》: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其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 <易>之卦得<大过> ,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

  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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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0:52
  李晓鹏撰文考证,汉武帝晚年悔过根本就是宋儒司马光之流的捏造,轮台诏并非所谓的“罪己诏”。

  重现伟大中华史:把被儒家文官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_李晓鹏1982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55a7ff30102wjz1.html?type=-1
  • 老浅008: 举报  2017-02-09 15:59:30  评论

    评论 llk11:楼主,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看,他的确是现在权贵集团一边的。从资治通鉴的整篇看,也是站在整个官僚集团的。但是就此认定一个特定的事件的真伪还是应该慎重。
  • llk11: 举报  2017-02-09 16:21:25  评论

    评论 老浅008:谢谢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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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2:42
  重现伟大中华史:把被儒家文官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2016-07-11
  (1)

  大家下午好,感谢各位来捧场,参加我的新书出版座谈会。毛佩琦教授也到了,今天的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我先做一个主题演讲,请毛教授和各位嘉宾多指正。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把儒家文官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一、从汉武帝“晚年悔过”事件的真伪说开去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这本书里面,重点对明史发表了一些新的看法。考证指出,清朝官修《明史》是被投降满清的文官集团,特别是东林党人,带着很强的偏见去写的,里面有很多歪曲历史真相甚至颠倒黑白的内容。但是对于明史之前的中国史,我这本书里说的东西是比较少的。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长文,感觉到我的这些观点,其实在《明史》之前的中国史中,也有很多被儒家文官集团故意歪曲颠倒的地方。这篇文章是辛德勇写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常权威的正史《资治通鉴》中的很多内容进行了考证。指出《资治通鉴》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一个非常客观的正史,而是一本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书。
  这篇文章主要考证了“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的真伪。

  汉武帝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在西汉王朝前六十年休养生息、发展国力的基础上,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他又恩威并施,同时采取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来使西域诸国臣服。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这些成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当时的匈奴,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对中原文明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汉武帝给予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和征服西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他也因此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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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3:05
  (2)

  但是呢,也流传一种说法:到了汉武帝晚年,他对自己的这些行为开始反思,甚至有点后悔了。他觉得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他就开反悔自己之前的战略决策。
  这种说法的权威来源,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边关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描述是这么一段描述: r> 征和四年三月,从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武帝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句话说的很重:“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就是把自己当皇帝以来,前三四十年做的事情全盘否定;“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我非常非常后悔,自己扇自己耳光。
  《通鉴》里面还说,有一些儒家学者跟他建言说方士神仙信不得。汉武帝也完全接受他们的建议,所把所有的方士神仙全部都赶走。
  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汉武帝还为此写了一个诏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又被称为《轮台悔过诏》。
  • llk11: 举报  2017-02-11 18:08:54  评论

    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取舍史料的倾向,他自己也承认。他写过一篇文章《史剡》说,“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我看以前的历史,有一些东西,与其让后人知道,不如把它消灭了算了。就是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公开声称,他认为历史上有些事最好别让后人知道。
  • llk11: 举报  2017-02-11 18:10:08  评论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治史的时候,确实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价值的取舍。为了阐明他所相信的儒家正统,他认为可以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出于这样的目的,司马光把野史中的汉武帝晚年悔过写进了《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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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3:46
  (3)
  在这个诏书里面——根据后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汉武帝系统地反思了自己一系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悔过和自责。
  田余庆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论轮台诏》一文,就是说在汉武帝去世前两年,大幅度地转变了政治取向,由横赋暴敛、穷兵黩武,转向“守文”,澄清了纷乱的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这样,在武帝死后,西汉王朝才有了“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使西汉的统治,又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田先生的意思,反过来理解,就是说:如果汉武帝还走原来那条穷兵黩武的道路,可能西汉王朝马上就要崩溃了、就要灭亡了。正是因为有了晚年悔过,有了这个“轮台诏”,使这个国家又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复兴。国家才又存在了一百年。而田先生的这个论点,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资治通鉴》上的记载。
  如果《资治通鉴》上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对汉武帝一生的功绩,就会产生很强烈的疑问?汉武帝去北击匈奴,这么大一件事,可能就是过错大于功劳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为了满足自己开疆拓土的虚荣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这不是暴君是什么?
  • 许克劳2015: 举报  2017-02-10 06:46:02  评论

    匈奴若不除,元灭宋惨剧会提前发生。匈奴当时的军事力量睥睨天下。在匈奴败亡后分两只,南匈奴归顺汉朝,北匈奴被打飞后西迁,成为突厥前身,突厥又建奥斯曼帝国,灭罗马,建立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前身)。
  • llk11: 举报  2017-02-10 06:52:08  评论

    评论 许克劳2015:顶赞。有些想问题,就是躺在前人的树荫下想当然,完全不想假如没有这树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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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4:28
  (4)
  但《资治通鉴》上的记载,也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一个皇帝,特别是像汉武帝这样强势的皇帝,竟然会公开用“向时愚惑”,甚至“所为狂悖”这种词句来自己骂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算他意识到了错误,悄悄的纠正过来就可以了,或者找几个替罪羊,把执行他之前的战略扩张政策的大臣拿下,政治路线自然就转变过来了,何必用这么严厉的词语咒骂自己呢?这种做法本身有点违背常理,让人觉得可信度不是很高。
  而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他说自己“向时愚惑,所为狂悖”,正好发生在他去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很多历史文献都有记录,《汉书》里面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真实可靠。那么,武帝的想法就转变得太突然了。如果他真的在深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又非常听儒家学者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带着一大批方士神仙去泰山封禅,宣告自己的伟大功绩,搞这么大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泰山封禅回来,就幡然悔悟,自己骂自己,这个转变速度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
  前面这两条,都是基于常理的推测,对史料提出质疑,还不能算是证据,不能证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是假的。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些证据,我认为是比较有力的。首先,汉武帝自己骂自己的这段话,在《汉书》里面都没有记载。是在西汉灭亡一千年以后的《资治通鉴》里面才出现。
  • 老衲大海: 举报  2017-02-11 10:07:09  评论

    评论 llk11: 找替罪羊的是崇祯。 其次,大汉的时候,或者说大宋之前,中国的政治生态更像封建社会,世家大族的实力很强的。你试着梳理一下从汉朝直至宋朝的历史,王朝更替大部分是大将造反。 所以,你这个替罪羊不好找。
  • llk11: 举报  2017-02-11 10:13:44  评论

    评论 老衲大海:汉武斩杀了多少豪强?世家大族是厉害,但至少对汉武帝来说,还是控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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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5:11
  (5)
  《资治通鉴》里边能在《汉书》里边找到根据,说汉武帝有“晚年悔过”之举的,只有一个“轮台诏”。
  《轮台诏》的原文,在汉书里面有记录。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轮台诏》以及它发布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轮台之悔”,并不能成为汉武帝系统地反思自己的政策的一个证明。
  《轮台诏》的发布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桑弘羊等几个大臣,上疏请求汉武帝下令派人到西域的轮台那个地方去驻军囤田,说这个地方是西域的战略要地,占领这个地方有助于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汉武帝接到上疏以后,就下了一个诏书——也就是“轮台诏”,说了一大堆话,总的意思是:轮台这个地方非常偏远,前一段时间我们对西域用兵,特别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征西域,仗没打好,损失惨重,劳民伤财,士兵大量死伤。我感到非常的悲痛,觉得目前还是应该让士兵和人民都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轮台驻军这个事儿就不要干了。(《轮台诏》原文见附录)
  所谓的“轮台悔过诏”,其实就这么一个东西。
  从“轮台诏”发布的前因后果来看,实际上汉武帝只是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在说事。他完全没有说自己北击匈奴的整个战略是错的。
  这里面武帝有关对军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的原话是:
  “贰师败军(贰师将军李广利败了),士卒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他重点是说轮台驻军这个事儿。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诏书的后面,他还补充说了一下,虽然轮台不驻军了,但还是要“毋乏武备”——不要让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而被削弱。整个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郡国二千石以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都给我上书说一下,以后我们怎么干才能够积蓄更多的马匹,怎么能够巩固边防。
  从这个文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轮台诏》的意思就是:前两年我们打仗没打好,花的钱太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两年,把工作重点从对外征伐转变为改善内政和补充兵马钱粮,现在就不要跑到轮台那么远的地方去驻军囤田了。这属于短期的战术调整,而并不是否定之前的国家战略。
  ——至于所谓“向时愚惑,所为狂悖”这种话,并没有出现在《轮台诏》或者其它任何汉朝官方记录中,只能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现在有一些文献直接说武帝在《轮台诏》中骂自己“所为狂悖”则是完全以讹传讹、牛头不对马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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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6:03
  (6)

  除了《轮台诏》的文本解读以外,说汉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不存在,还有几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武帝死后,他留给儿子的顾问班子,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都是对外进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武帝的儿子八岁登基,受武帝顾命掌握大权的主要是四个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霍光是大将军,是征讨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的弟弟。汉武帝信任他,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霍去病。
  桑弘羊是武帝的财政大臣,他以善于为皇帝理财而名垂千古。武帝对外战争,主要就依靠桑弘羊建立了一套征税系统来保障军费后勤。国家垄断盐铁专营和对商人征收重税来扩大财政收入,都是桑弘羊搞出来的。
  上官桀是职业军人,官拜左将军,曾经与李广利一起统率汉军,北拒匈奴,西征西域,拓疆守土,战功显赫。
  金日磾是匈奴人,是对投降汉朝的匈奴休屠王的儿子。投降以后一直是武帝的贴身侍卫。
  我们看武帝留下这个人才班子,三个武将加一个军事后勤专家,这四个人都不是儒家文官,也不是主张修身养性的黄老学派代表人物。这个班子的搭配说明,武帝希望在他死后,前几十年这种对外扩张政策能够得以延续。
  如果汉武帝在他去世之前三四年已经对自己之前的政策感到后悔,那么他一定会对核心决策层进行调整。他死后留下的这个顾命大臣班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肯定会有一些儒生,有一些向他提议进行战略休养生息的官员,但是没有。这是武帝没有“晚年悔过”的第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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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6:39
  (7)

  第二个证据就是《盐铁论》。
  《盐铁论》是汉武帝去世之后四年,由霍光和桑弘羊组织的一次讨论国家盐铁专卖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很幸运的完整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会议记录中,桑弘羊等中央官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对汉武帝时代的政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讨论。如果汉武帝在晚年有过系统的“悔过”,主张与民休息,认为自己穷兵黩武导致劳民伤财等等,那么当时的学者,一定会引用武帝的言论,说先帝晚年的时候曾经后悔过云云,来证明盐铁专卖和征收商业税的不合理。肯定会有这些说法。
  但是,在《盐铁论》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大家基本都是在说,要恢复“文帝之政”。简单说就是反对武帝当时的政策,回到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时候的政策路线上去。
  而桑弘羊,则主张继续维持政府在盐铁方面的管理。他说:“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也就是说,武帝刚死,你们这帮人就要改变先帝的这个政治路线,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的辩论记录也可以说明:争论的双方都很清楚,汉武帝晚年并没有改变其一贯的政治路线,没有任何显著的“悔过”的举动和言辞。如果有,不可能不在《盐铁论》中反映出来。

  此外还有第三个侧面证据。在轮台诏之前,实际上汉武帝有多次类似的战略收缩的先例。比如说元朔三年,“罢沧海郡,罢西南夷”——听了一些儒生的建言,停止了很多地方的军事征发的事宜。但是过了一年以后,马上又派卫青率大兵攻击匈奴。
  这样的先例说明,武帝很清楚在制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需要一张一驰的节奏切换——打了一段时间的大仗之后,就休养生息,让人民有机会休息,士卒有机会训练;等国家又积蓄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再大举向外扩张;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休息一下,恢复国力……这种从战争到休息的节奏的切换,显然不能算是对整个战略的反思。

  通过这些证据,我认为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所谓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事儿,应该是虚假的。在历史上不存在武帝晚年悔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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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7:22
  (8)

  那么关于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资治通鉴》是从哪儿来的呢?
  根据考证,它应该是来自一本叫做《汉武故事》的野史。这本野史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很多史料当中有抄录它的内容。它里面有关武帝晚年悔过的内容就跟《资治通鉴》里面的表达,是非常一致的。而这本《汉武故事》的野史呢,大量地记载了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类似于一本神鬼小说。它的可信度非常低。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这么重要的史学著作,怎么会去引用这样一个看起来这么不靠谱的、讲妖魔鬼怪故事的《汉武故事》这个书呢?儒家不是讲究“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吗?
  这里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轮台之悔”,或者是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很明显的体现出了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取向,叫做“重文轻武,丑化皇帝”。
  儒家文官集团这些人在打仗方面是不行的,总体而言大大弱于职业武官。特别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文官集团掌权,武将被边缘化,被剥夺了统兵的权力。北宋的军队对外基本上一打就全军覆没,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儒家文官集团主导整个国家权力,军事上就是不行,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跟汉武帝时代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是,儒家文官集团必须要论证北宋这种局面的合理性。如果历史书上说,中原政权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打赢了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打输了是一件丧权辱国的事情,那么儒家文官集团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要被动摇。北宋的局面就说明你文官当权不行,还是要武将来,要加强皇权。这样,武将的权力必然上升,皇帝的权力也必然上升。
  北宋是儒家士大夫的乐园,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当然不会允许这种宣传论调出现。
  • 云起山坡: 举报  2017-02-13 20:57:11  评论

    评论 llk11:流明
  • llk11: 举报  2017-02-13 21:55:51  评论

    评论 云起山坡: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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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8:06
  (9)

  通过“轮台之悔”这件事情,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文官们就可以昭告天下:汉武帝对匈奴的一系列打击,是过大于功的,本质上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中国的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使国力衰退,等等。武帝本人,晚年都非常后悔,自己骂自己狂悖、愚蠢。就像田先生所说的,如果武帝不反悔的话,西汉可能马上就要完蛋了。
  把这个故事加进来之后,那么,再来看北宋,在对外战争当中,少数民族来打我,我就不应该反击,打输了也没什么丢人的,说明我们不像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嘛,对不对?敌人一打过来,我们就签条约,割地赔款,这个才是正确的。这种做法跟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样,儒家文官集团的执政合法性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整个国家民族的价值取向就被颠倒过来了——对外战争、开疆拓土的皇帝和将军们变成了罪人,割地赔款的文官大臣们变成了英雄。
  于是,我们就面临两种观点。西汉能够存在两百年,到底是靠汉武帝去打击匈奴打出来的,还是靠他反省自己打击匈奴,搞休养生息休养出来的?
  这是两条政治路线。
  如果是前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的两百年国运是靠打击匈奴打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就应该走富国强兵、积极防御的道路。对于给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敌人,就是应该严厉打击,对于敢于用暴力来跟我们对话的敌人,就是坚决的以暴制暴,先用暴力把你打服了,我们再来谈和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和平。
  如果后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在武帝死后还能维持一百年,全靠武帝晚年悔过。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北宋这种积贫积弱的这种国策来生存,对外妥协,依靠金钱外交来谋求生存空间。
  我个人的看法很明确,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是假的,《资治通鉴》的这种价值观是通过伪造历史来传达的,不可接受。
  北宋的文官集团执行的后一种方略,结果怎么样?《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北宋灭亡于1127年。《资治通鉴》成书后40年,北宋就灭亡了。而且国家是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中原人民被屠杀的非常惨烈。
  武帝死后,汉朝有“昭宣中兴”,汉军横扫匈奴,把西域全部纳入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西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个王朝,武帝在位的五十年,以及武帝死后的五十年,都是中原政权非常强盛、国家经济繁荣的好时光。西汉和北宋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武帝积极进取的国家战略才是正确的,北宋苟且偷生的战略是错误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他晚年从来没有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后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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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8: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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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0:23
  (10)

  二、司马光为什么对色情小说感兴趣?

  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取舍史料的倾向,他自己也承认。他写过一篇文章《史剡》说,“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我看以前的历史,有一些东西,与其让后人知道,不如把它消灭了算了。就是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公开声称,他认为历史上有些事最好别让后人知道。

  编写《资治通鉴》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历史上的那些记录,有违反我儒家正统道义的,一定要把它斧正。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治史的时候,确实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价值的取舍。为了阐明他所相信的儒家正统,他认为可以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出于这样的目的,司马光把野史中的汉武帝晚年悔过写进了《资治通鉴》。除了虚构武帝“晚年悔过”事件,《资治通鉴》为了贯彻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路线,在其它地方,也有很多明显虚构的故事。这些故事真伪的考证,就不如我们对“轮台之悔”的考证这么有力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一个是所谓的“杨贵妃洗儿”事件。就是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之前,安禄山在河北地区执掌兵权的时候,曾经到长安晋见过唐明皇李隆基,还见到过杨贵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资治通鉴》里边多了一段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事情:
  杨贵妃非常喜欢安禄山,认安禄山当了自己的干儿子。认了干儿子之后,还把安禄山召到宫廷里边来。安禄山说我们少数民族有风俗,认干儿子要给他洗澡的。杨贵妃就吩咐人用大毯子,把安禄山这个大胖子裹起来,扔到池子里,杨贵妃亲自给他洗澡。唐明皇李隆基还看着,还挺高兴,一点都不觉得怀疑。
  这个事情太荒唐,很多认可《资治通鉴》权威性的人也是很反对的。清朝就有人指出:“《通鉴》载此事,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野史,恐非实录。”“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不载,而通鉴乃采《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此种小说乃存巷俚言,乃据以污唐家宫闱也。”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0:49
  (11)

  这个事情,司马光为什么要把它写进去?他引用的那个什么《天宝遗事》、《禄山事迹》,其实就是类似于色情小说,专门写宫闱野史的东西。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这么严肃的历史著作,怎么把这些正史上没有记载的,而且听起来非常荒谬的事情,堂而皇之的写进去呢?
  这说明什么?说明司马光确实有很强的主观价值取向。就是丑化皇帝、丑化宫闱。皇帝就是好色,就是昏君,皇帝要不得。通过丑化皇帝,凸显出来儒家文官集团是坚持正统的、坚持道义的。皇帝的话是不能听的。
  儒家文官集团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是要把皇帝的形象不断地加以丑化。把安禄山叛变,“安史之乱”的责任都归结为皇帝好色、昏庸。出了事情,就是因为女人是祸水、皇帝是昏君,而官僚集团没有责任。从而树立儒家文官集团在道义上的伟光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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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1:10
  (12)

  《资治通鉴》上第二个不靠谱的记载是汉成帝宠赵飞燕姐弟的事情。这里边司马光就引用了一句话,就是披香博士淖方成说过的,“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所谓“红颜祸水”这个词就是从这来的。但这句话也是《汉书》等权威记录里面没有的。那么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实际上也是出于一本野史叫做《赵飞燕外传》。
  这个《赵飞燕外传》就是后世文人瞎编的黄色小说。这里边记录的汉成帝怎么死的,记录过程污秽不堪,说皇帝生病的时候,还在吃赵飞燕姐妹给他的春药,吃了春药之后天天跟赵飞燕姐妹混一块,结果就是精尽人亡然后就死掉了。精液流了好几个时辰才死的。这里边的描写很污秽,而且完全违背生理学常识,它就是一本黄色小说。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在他的《资治通鉴》里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些东西呢?就是我说的,要丑化皇帝,丑化皇权,以达到强化儒家官僚集团的正统地位的正确性的这么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司马光不惜把黄色小说当正史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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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1:40
  (13)

  三、儒家文官的崛起与道统观念的强化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里边,一上来就分析了儒家文官集团崛起的过程。它是一个从军事集团的附庸到一个独立的权力集团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首先是从战争发展起来的。原始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组织军队进行战争,而建立起君权。军权来自于君权——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军队的权力,皇帝的前身就是军事领袖而不是政府领袖。
  在战争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以后,就需要一些行政官僚来处理日常事务,这个时候行政权力是屈从于军事权力的。所以文官集团才必须要对皇帝完全地服从。
  但是,国家大一统之后,军事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内政的重要性逐渐上升。文官集团、官僚集团,或者叫行政官僚集团,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寻找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就开始从儒家的思想里面寻找建立他们的道统。
  西汉的董仲舒最先提出儒家天道的概念,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这个时候,董仲舒所谓的天道,还是一种授予天子执政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意思。道统和法统是合而为一的,道统必须遵从法统,儒家正统必须屈从于皇帝的权威。汉武帝因为欣赏董仲舒,下诏问了董仲舒几次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个事情就被后来的儒家史学吹上天,说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胡说八道。汉朝内部决策以法家思想为主,兼用道家和儒家,对外则是思想文化自由,百家争鸣随便说,没有废黜过任何一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汉武帝的核心决策班子里面根本没有儒家学者,董仲舒不过被武帝派到地方上去当小官,连中央政府的职位都没给他。
  • 独尊儒术为一统: 举报  2017-02-08 20:12:22  评论

    我忍不住笑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明是新文化运动造的谣,什么后世儒家吹上天? 洋奴杂种倒会倒打一耙了。
  • 独尊儒术为一统: 举报  2017-02-08 20:27:20  评论

    古代崇佛信道的皇帝和平民百姓多的是,而且佛教道教都是儒家的孙子辈,请问哪来的“独尊儒术”?既然独尊儒术,那还搞什么《盐铁论》?又有什么理学心学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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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2:03
  (14)

  儒家文官集团真正掌权要到唐朝中后期,武则天改革以后。科举制度加强了文官集团的权力,他们就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独立于皇权、独立于军权的一个意识形态体系。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道学。以韩愈的《原道》这篇文章为代表,提出了从周公到孔子,再到唐代儒家的这么一个“天道传承体系”。
  这个天道传承体系是独立于法统的,跟换了谁当皇帝是没有关系的。儒家文官集团,就是尊重这个道统。道统从法统分离了出来。
  到了北宋,就完全建立了一个儒家士大夫乐园,从带兵打仗的统帅到皇帝的侍卫,基本都由文官担任。没有通过儒家经典考试的武将没权力了、皇帝想杀儒家士大夫也被禁止了。宋神宗想要杀一个弃城逃跑的败军之将(文官),宰相蔡确明确告诉他不行,神宗毫无办法。
  这个时候,道学就进一步加强,文官集团就认为我只需要服从我的道统就可以了,不需要听你的法统。为了这个强调儒家道统,司马光就编撰了《资治通鉴》,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按照儒家的道统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
  在司马光所解释的中国历史中,皇帝基本都是昏庸的,如果不昏庸他就比较暴虐。皇帝的主要优点就是对文官们言听计从,只有这样的皇帝才被认为是圣贤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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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2:33
  (15)
  军事战争的重要性被系统的贬低了,武将的角色也不是很好,太监当然就更坏了,皇帝宠爱的后妃一般都是红颜祸水,农民起义等干革命的肯定就是反贼。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著名人物都成了反派角色。只有谁正确呢?就是儒家文官集团,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就是《资治通鉴》它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官集团的崛起,我在第一卷书里面说了,首先要充分肯定它的正面意义——它促进了政府治理的理性化科举制度让底层人民能够有一条参与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的一个渠道,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但是呢,在文官集团一派独大的这种地位奠定以后,它又开始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反动,变得腐败堕落、贪婪无耻。垄断国家的权力,对上架空皇权,削弱武将的权力,也就间接的削弱国家的战争能力。对下,跟大地主大商人等豪强阶层勾结,形成国家的权贵集团,欺压老百姓,导致官逼民反。
  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两宋积贫积弱,军队被彻底削弱了,对外打仗一触即溃,对内严酷地剥削老百姓,税赋高的不得了,食盐专卖的收入是唐朝和明朝的十倍,农民起义连年不断。
  老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但是文官集团,过着非常舒服的日子,在他们记录的历史里边,把两宋描写成一个经济繁荣的超级盛世,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真正过得舒服的,只是这个社会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整个国家民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状态。
  • lanjun916: 举报  2017-02-21 08:46:10  评论

    明东林党,就是明末儒家明显的例证,造成国不了生,还全赖皇帝。这个传统来自于南宋,朱煮等人建立的书院体系上结构大臣,下收笼天下士子,结成同党,地方勾结地主和商人,敛财。国破家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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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2:59
  (16)
  我在书中对比了两宋和明朝:宋朝不杀士大夫——不管他贪污了多少钱、激起了多大的人民反抗、丢掉了多少国土,都不会被判处死刑,因此被认为是仁政;而明朝总是不断的用死刑来对待贪污腐败的、激起农民起义的和打仗失败的官员,所以被文官集团描写为黑暗专制的恐怖帝国。
  但实际上,宋朝对老百姓极其残酷,凌迟这种酷刑正式进入国家刑法典就是在北宋,给犯人在脸上刺字的刑罚从汉朝就被取消了,到了北宋又复活了。贩卖私盐二十斤就是死刑。相反,明朝就没有刺字的刑罚,凌迟处死虽然也有,但是没有写入刑法典,必须皇帝特批,官僚集团不能判处任何人凌迟处死,而对于贩卖私盐这种事,明朝则规定,普通人生活无着,在肩挑背扛的范围内贩卖私盐,不算犯法。
  两宋对文官士大夫非常仁慈宽松,对老百姓非常残酷;明朝对文官士大夫严加管束,而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的比宋朝好得多。
  最后,大家都知道的是,宋朝这个儒家士大夫的乐园,彻底的亡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文明第一次完整地被北方更加落后的游牧民族彻底地征服了。使中华文明出现了很大的倒退,给中原人民带来了非常惨重的灾难,被屠杀的人民数量以千万计。儒家文官集团宣传的道统,以及他们精心编纂的《资治通鉴》,最后就搞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资治通鉴》是一本重要的历史著作,司马光做了大量的历史整理的工作,这些功绩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它并不是一本客观的历史著作。它是儒家士大夫掌握历史话语权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一部扭曲历史真相的历史著作,它的目标是宣传和塑造儒家道统意识形态,而不是尽最大努力真实的去记录历史。

  • 五棕子: 举报  2017-02-22 09:54:22  评论

    有如刮骨
  • 3441929021: 举报  2018-02-28 01:39:42  评论

    2018.2.28 1点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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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3:30
  (17)
  四、东林党人对明朝历史的扭曲和丑化

  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算是对我《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但是,我讲《资治通鉴》它某些方面是不太靠谱的,实际上要论证这个观点,找出《资治通鉴》的根本性错误还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非常困难?因为元朝取代南宋以后,出现了一次中原文明完整地被北方少数民族消灭事件,导致大量的文献资料被损毁。留下来的主要就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官方正史和《资治通鉴》,宋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要想再找别的史料来证明《资治通鉴》中有大量的虚假东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像我们辨析“轮台之悔”,这个论证应该说是比较有力的。因为有那么多史料去证明它。正好《盐铁论》还非常完整地保留下来,算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比如关于赵飞燕姐妹和杨贵妃这个故事,我们只能说它太不合常理了,而且正史又没有记载,根据《资治通鉴》在“轮台之悔”事件上的表现,我认为他们应该是伪的。
  但是,这个论证的史料支撑是不够的。你说它是从《赵飞燕外传》里面抄过来的,但是也许万一人家司马光看见实录上也有这个记载呢?对不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毕竟实录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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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4:13
  (18)

  所以,要想理清楚在元之前的历史,有多少被篡改了、有多少是不符合历史的,非常困难。我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虽然说的是梳理整个中国古代史,但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的篇幅都用在了写明史上。就是因为只有明朝的史料保留下来的还比较充分。最重要的是《明实录》得到了完整的保存。此外像朱元璋编写的《逆臣录》、还有杨士奇、申时行、陈洪谟等朝廷大臣人的个人回忆录,还有各种宫廷档案和地方墓志铭等等,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是能够看得到的。
  这些第一手或者接近于第一手的史料的留存,为我们考证明史在多大程度被扭曲了,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材料。所以我就是把明史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深入地去挖掘它。
  通过对现在保存下来的明朝史料的系统挖掘,我们不难发现,代表明朝晚期的道学文官集团的东林党人在投降满清以后,编撰的《明史》也符合《资治通鉴》的一贯表现——就是极力地丑化皇帝,把明朝亡国的责任一股脑推给皇帝,把文官集团描写成充满理想主义的白莲花。
  受官修《明史》和以东林党后裔为主的“浙东史学派”的影响,明朝的十多个皇帝,在今天很多人心目当中,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好色、昏庸、心理变态……没一个好东西。附带着,东林党人还大力的丑化后妃、丑化太监、丑化武将,还要丑化文官当中为天下国家负责任的人物,歌颂那些为文官集团谋福利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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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4:40
  (19)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有关朱元璋的文字狱的传说,基本都是靠不住的。比如说,说朱元璋杀掉杭州教授徐一夔,仅仅是因为徐一夔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光”这些文字,就是犯了朱元璋当过和尚的忌讳。
  但是,我们发现,在朱元璋死后,这个徐一夔还活着,还给人写过墓志铭,杭州地方志里还记载着他还当过官。这些一手的资料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关于朱元璋因为文字狱杀徐一夔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假的。
  还有,《明史》中关于明宪宗朱见深和万贵妃的故事,说万贵妃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来,在后宫里边只要是后妃怀孕的,全部就给打胎,生出来的也要杀死。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朱佑樘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宫中太监张敏冒死秘密抚养。等万贵妃发现以后,张敏就自杀了。
  明宪宗朱见深,竟然重新这样一个万恶的女人,当然也就是昏君。
  但是,通过对《明实录》的考证,我们发现,实际上明孝宗朱佑樘,不仅不是什么太监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相反,他就是由万贵妃亲自抚养成人的。因为在内阁给皇帝的奏章里面,明确地说:朱佑樘蒙贵妃“躬亲抚育”,虽然不是贵妃亲自生的,贵妃对待他却好像亲儿子一般,真是一个难得的贤妃,我们大臣们无不交口称赞。
  而那个所谓把朱佑樘秘密养大成人之后,然后又自杀的这个太监张敏,在《明史》上记录张敏死后三年,在《明实录》里面还有他跟明宪宗的对话记录。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也是子虚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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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5:02
  (20)

  还有像对太监的污蔑。关于明朝“四大权阉”之一的太监汪直,《明史》对他极尽丑化之能事,说他如何迫害大臣。但是,在实录里面我们可以找出汪直所写的那些奏章,他收拾大臣是有原因的,核心就是为了协助皇帝反腐败。那些大臣们犯下了什么罪行——为了兼并别人的土地打死人,贪污了多少钱等等——所有的事情都是上报皇帝,由皇帝批示,然后处理的。他没有权力来判决官员。
  而且汪直在对外战争中,在对女真的战争当中,对蒙古的战争当中,都立下了非常卓越的功勋。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和反腐英雄,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毫不为过。
  此外,还有像名臣严嵩,《明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它视之为大奸臣,但是严嵩执政的二十三年,正好是明王朝跟东南沿海的倭寇进行激烈斗争的二十三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严嵩起用了包括胡宗宪还有唐献之在内的一系列的优秀的人才。为评定东南沿海倭寇立下了重大的功勋。但是文官集团一定要把他写成奸臣,就是因为他不反对皇帝诛杀失职的官员,比如北京城被蒙古围攻,皇帝追究责任要杀掉兵部尚书,严嵩就不去阻拦,文官集团因此对严嵩恨之入骨。
  对于武将,像戚继光这种名将,文官们又编造谎言,说他进献春药和美女给首辅大臣张居正。张居正就是吃春药和好色过度而死的——张居正虽然也是文官,但大力推动改革得罪了腐败的文官集团,所以他们也把他一并丑化了。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5:51
  (21)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是不存在的。张居正去世的原因在他的私人书信往来中说的很清楚,是痔疮手术的术后感染导致的。当然没有抗生素等消毒药品,手术感染往往致命。张居正对自己病情恶化的描写,与现代医学总结的痔疮症状和术后感染的症状完全一致。
  还有像万历皇帝,《明史》里面说他“怠政”——天天在后宫里面窝着不干事。但是我们通过核对《明实录》里面的记载,发现他一直在不停的批阅各种奏章,不管是在治理黄河,还是巩固边防,还是组织救灾等等方面都在做事,甚至还下过奏章,要求找熟悉西方历法的人,进宫来重新编制历法,他并没有“怠政”。这中间还指挥打赢了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干了这么多大事的一位皇帝,竟然被文官们空口白牙的说成万事不管的大懒虫,这颠倒黑白的水平简直令人称奇。
  通过阅读各种奏章,可以发现,万历皇帝的怠政其实就是不理睬那些进行党争的文官奏章——他只批复办实事的奏章,而对于搞人事斗争的奏章全部置之不理。东林党人对此极为不满,所以编造了所谓“万历怠政”的谎言来对皇帝进行攻击。
  相反,那些在《明史》中被大力称颂的某些人物,我们发现,他们似乎并没有真的干出多少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比如说著名的所谓“三杨内阁”中的大贤臣杨士奇,就是找不出来他干了什么大大的利国利民的事。相反,在三杨内阁当政期间,明朝放弃了越南北部的中国领土,中断了郑和下西洋的行动,三杨还主持了三位皇帝死后的殉葬,杀掉一些无辜的后妃等等。除此以外,找不出来杨士奇干了什么好事,倒是他的儿子在老家兼并土地打死了几十个人是真的有。
  杨士奇之所以能够被《明史》认定为是一个大贤臣。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当好和事老、善于和稀泥,能够有效地阻挡皇权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和管理。出了问题,他在皇帝面前能够说好话,让官员们能够比较生活得自由自在,随便贪污、随便兼并土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官员,不管是杨士奇也好、徐阶也好,就被公认为大贤臣。
  而那些敢于对天下国家负责任的人,敢于得罪人,敢于整肃官僚集团,整肃权贵集团的人,就一律,或者是大部分被丑化成为奸臣。最典型的就是严嵩、张璁这些人。
  最后的结果,就是真正为国家民族做事情的人,包括皇帝、太监、武将、正直的大臣,都被系统的丑化了。
  丑化的效果,在东林党自己看起来,重要就是为了突出东林党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么一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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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6:32
  (22)

  如果这种丑化仅仅是利益之争,我们还可以不管。甚至说,我李晓鹏就没必要去花这些时间来干这些事。你说我一个经济学博士,累死累活写几十万字的明史,不是吃饱了撑得慌吗?
  但是,正是因为一两千年以来的这种“正史”,像《资治通鉴》、《明史》这种记录,儒家文官集团为了集团的利益,改变历史的真实,对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进行系统地丑化。实际上最终是达到了丑化整个中华文化、贬低整个中华文明的这么一个效果。使我们当代人,在了解中国历史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人,就生活在一群厚颜尤耻的、贪婪好色的、昏庸暴虐的专制皇帝的统治之下,没有任何的个人尊严。这两千年简直就是黑暗的两千年。
  整个中华文明,可能偶尔有一点点闪光点,有一些四大发明之类的东西,但是主流是一个黑暗的、昏庸的、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其中被丑化最严重的。就恰恰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和平时间最长、经济最繁荣的大明王朝这段时期。
  出现这种事情,我觉得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一定是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这个案子翻过来,还中华文明以它的本来的面目。

  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告诉新一代的中国人: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绝不是儒家文官集团永远正确的历史。它是一部由许多伟大的皇帝、伟大的太监、伟大的武将、伟大的文官和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共同努力,铸就的一部光辉灿烂的伟大历史。这里面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悲壮的失败,但判断正邪的标准绝不是儒家思想,更不可能是是否维护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是否让文官们的日子过的很舒服,只能是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国家繁荣富强。
  儒家文官集团,他们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事实证明他们滥用了这种权力。他们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也发挥过极为糟糕的反动的作用。中原政权仅有的两次完整的被北方少数民族消灭,都是儒家文官集团全面掌权的背景下发生的。南宋和明末后期,都是儒家文官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整体腐败无耻,为国家的豪强权贵阶层的利益服务,为此不惜杀害岳飞、毛文龙这样忠心报国的武将,危害国家国防能力;不惜把并不沉重的税收转嫁到身无分文的底层农民身上,自己这个阶层腰缠万贯也不愿意多交一分钱税收,诱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在内外交困中灭亡,而是是亡于外部武器水平低的过、人数少得多的少数民族,给中原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中华文明制造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彻底的反省!

  • 守望7310: 举报  2017-04-20 18:37:35  评论

    南宋和明末后期,都是儒家文官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整体腐败无耻,为国家的豪强权贵阶层的利益服务,为此不惜杀害岳飞、毛文龙这样忠心报国的武将,危害国家国防能力;不惜把并不沉重的税收转嫁到身无分文的底层农民身上,自己这个阶层腰缠万贯也不愿意多交一分钱税收,诱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 llk11: 举报  2017-04-21 07:32:03  评论

    评论 守望7310:谢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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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6:58
  (23)

  五、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往前看

  我做的这些工作,它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不是为了翻案而翻案。我个人并不是研究历史的,我是一个经济学博士。有人总结说,我这本书就是“一个经济学博士,为了研究政治问题,写了一本历史书”。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这个写的目的,最重要的还是有政治上的目的,为促进国家的强大,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
  我们学习西方,学习了一百多年。这个很好。西方有先进的东西就是要学习。但是学习完了之后,如果我们要超越西方,要比西方做得更好,必须要有创新,有新的东西,有自己的东西。这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我们自己历史的重新整理和反思,建立我们独立的史观。从整理自己的历史中,找到中华民族独立的灵魂。
  研究历史是往后看,但不是为了复古,不是说我们再来搞个皇帝来管理中国。往后看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往前看。
  我并不认为研究历史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充其量只是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如果说我们中华文明真的要复兴,绝对不是说靠吹,说我们历史上多么伟大。但是如果有人想刻意贬低我们的历史,说我们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强盛伟大的,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基因就是黑暗专制没有创造力的,我就坚决不能同意。
  如果中华复兴有一个客观的标志,应该是科技复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些科学家能够整出来可以颠覆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一套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出来,中华文明就真的复兴了。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光指望科学家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在文化上、在政治上、在经济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重新反思历史,重建中国文化自信,就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在新时代反思中国的历史,是为了从当中找到一些可以指导未来的普遍规律,而不是简单地以前那些制度变革。
  • 鱼头最肥1: 举报  2017-02-11 21:56:57  评论

    又见翻案,楼猪竟然美化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竟然美化万恶的旧社会。
  • 霖冰烈: 举报  2017-02-14 16:35:09  评论

    评论 鱼头最肥1:跟今天相比旧社会是万恶,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下它反倒是最先进的!共产主义好吧,但是穿越者王莽实行了15年共产主义至少是社会主义就众叛亲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闭着眼睛喊政治正确的口号跟瞎子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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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7:46
  (24)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有包办婚姻。很多人认为是反动。我也认为它肯定是不对。但是我认为在古代社会,这个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古代人的寿命很短,平均寿命30多岁。你看现在咱们中国这个剩男剩女问题很严重。如果古代社会都像咱们一样自由恋爱,大家都到了30岁还不结婚。那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了。没办法传递后代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就应该十五六岁赶紧结婚,剩下十多年的寿命用来把孩子抚养成人,没时间给你恋爱、东挑西选。抓紧结婚生儿育女,形成人口优势,对外要战争,对内要生产。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压抑人的婚姻自主选择。
  我讲这个话,是不是说今天我们也应该搞搞包办婚姻?显然我们推不出这个结论来。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均寿命都七十多岁了,你慢慢恋爱,三十四岁结婚都可以。人口太多了,你不结婚不生孩子,也不影响大局。历史的合理性,只有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再说出什么东西来?就还是要注重中华文明的家庭伦理的价值,要重视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如果你到深一点的层面去讨论它,我认为从中也是可以找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 专治彪: 举报  2017-02-11 08:53:22  评论

    说得好,脱离历史实际条件说事儿都是耍流氓。
  • llk11: 举报  2017-02-11 09:23:20  评论

    评论 专治彪:事实上,针对现下剩男剩女的问题,父母之命不失为一个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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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8:27
  (25)

  还有,比如说,中国古代的严刑峻法的这种传统。很多人把中国古代法系,认为是一个没人权、没法制的黑暗法系,整个是一团糟。
  中国古代确实是严刑峻法,但是我在第二卷书里面,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个国家法律的严峻程度,应该跟什么相关呢?应该跟破案率相关。如果说破案的技术很高明,破案率很高,那么,刑法就应该轻一点。只要你犯罪了,你都能被抓住。刑法就轻一点,量刑适当。如果说破案的技术非常低,被抓住的概率也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严刑峻法——不一定抓住你,但是抓住你你就会死得很惨。这样才能起到对社会犯罪的威慑作用。
  中国古代的严刑峻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破案技术很落后,没有指纹技术没有DNA检验,主要就是依赖口供;没有全国身份信息联网,抓捕逃犯也非常困难。所以必须允许一定的刑讯逼供,必须要严刑峻法,才能有效的震慑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法治体系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是很大的。更同时期的西方法制体系比起来,我们要先进发达的多。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说,为古代的严刑峻法辩护,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恢复古代的那种严刑峻法呢?用凌迟、砍头、五马分尸来震慑犯罪?当然不是。因为时代变了,今天我们的刑事破案技术,刑事破案率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强调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罪刑相适应。也能够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古代严刑峻法的合理性,能够得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就是可以抵御西方那些极端的轻刑思想。从基础的理论层面来证明,应该对那些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以保护那些守法的人,保护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
  西方刑罚思想片面的强调轻刑、片面地强调程序、片面的强调保护罪犯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像挪威那种,拿着机枪打死八十几个人的犯罪分子,只判了十几年,还可以住在五星级酒店一样的监狱里面,享受非常爽的生活。这种事情,我们认为就是不应该出现的。谁要是认为西方就是比我们先进,我们的法律思想就是落后,他们把杀八十个人的罪犯当大爷养着就是先进的,我们就不同意。通过正确的反思中国历史,我们就是可以理直气壮的抵制这些错误的做法和思想,更好的维护我们的社会稳定,保障普通遵纪守法的普通人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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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09:00
  (26)

  所以说,我们今天重新反思明史、反思中国历史,是找出什么结论?找出的结论不是说我们要恢复皇权。而是有一些新的启示是西方思想不能够给我们的。比如说,中国历史的经验表明: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官僚体系。只有把这个控制社会最重要资源的官僚体系的运作规律梳理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这一条,西方的历史中就没有,而它直到今天也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白了这一条,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说,当前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并不是所谓的搞市场化改革推进的是否彻底,并不是说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中国经济越发达。我们先不说这个观点对不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官僚集团的清廉高效?


  还有什么启示?比如说,要警惕政府的“文官化”倾向。


  这个“文官化倾向”是什么呢?就是决策者脱离基层实践。一些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直接仅仅是因为他是某个领导的秘书,或者在官场里面人际关系混得很好,那么就可以让他当上中央大员呼风唤雨。就像明朝“非翰林不能入阁”,不是进士别想在北京当大官,真正一线做实事的人晋升渠道被堵死了,年轻人考中了进士都想着在中央政府里面混,跟中央大员拉上关系就可以被提拔重用,而不是到基层去踏踏实实做出成绩来。如果我们现在也搞这样的风气,那国家就真的要完蛋了。
  文官集团,或者官僚集团,不是说你当了官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关键看这个人是以官僚集团利益为重,还是以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如果一个官员不贪污不腐败不以权谋私,当然不能说它是文官“集团”的成员。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09:10:52
  (27)

  我们把儒家文官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之后,就可以更好把历史研究清楚。然后就可以更好的回答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比如:
  明朝灭亡之前,那种东南豪强利益集团,打着保护弱势群体,打着给人民减税的旗号,来维护他自身利益。当时明朝的税收,什么辽饷、练饷之类的,如果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一点也不重,甚至可以说很轻。但有钱有权的豪强官僚集团却把税赋转移到底层老百姓头上,然后对上说民不聊生,必须给富商地主们减税。如果今天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够不重复明朝和其他历史王朝覆灭的这个历史教训?
  此外,从历史的教训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必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够保障和平。妥协投降,经济往来都不能保障和平。贸易这个东西是很好的,贸易可以促进和平,但是贸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作为保障,才能够维护国家的长久和平。仅仅靠对外来的一味地妥协,像宋朝,割地赔款,指望获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像明末的时候,东林党为了自己东南豪强的利益,拒绝国家征税,削弱国家军事实力,结果明朝灭亡了,东林党记录的历史里面,却大力鼓吹,说是当时要是跟满清和谈就好了,满清就不会侵略明朝,国家就不会灭亡了。说来说去,还是认为宋朝的方针政策好。
  这种论调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我在书里面也通过史料的考证,反驳了这种论调:当时满清对明朝的和谈根本就是一种战略欺骗,它消灭明朝的大战略只跟它有没有实力消灭明朝有关,而跟明朝方面愿不愿意和谈无关。当一个国家政权没有力量抵抗外敌入侵的时候,和谈不过是一厢情愿。
  东林党在明朝亡国以后鼓吹“和谈救国论”,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兵部尚书不小心把和谈的秘密信件泄露出来导致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说法。本质上是为了推卸掉他们的腐败无耻导致亡国的责任。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为了保障和平,靠出卖国家利益搞和谈是没有出路的,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必须具备集中国家资源、形成坚强的国家意志的能力,谁敢对我们使用暴力,我们就坚决以暴制暴,先用加倍的暴力奉还回去,再来谈和平和宽容。这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唯一可靠保障。
  以上这些,才是我们回顾历史所真正希望达到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盲目学习西方,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得实,从中发现可以指导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些结论,这才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真实的目的。
  我的讲座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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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晓鹏,经济学博士,著有《这个国家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和《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1卷、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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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M901 时间:2017-02-08 12:18:33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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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狗一般的天蝎 时间:2017-02-08 12:31:49
  顶
  
作者:无脚羊 时间:2017-02-08 12:44:52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写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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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传奇飓风 时间:2017-02-08 12:49:39
  汉武帝肯定有问题,过去的皇帝聪明点的都是无税收区不战,无人口不战,都滑头的很,不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收益的战争不能随便打和持久打,汉武帝打匈奴违背这一规律,把文景之治的老底子打光了。不过也不是没有作用,为后世稳定北方边界立下威名,但对这个时期的治下的百姓来说是灾难。
  • 征服整个宇宙: 举报  2017-02-08 14:38:58  评论

    这样讲前三十年的百姓过的不都是这样的日子吗?他们反对了吗?你代表了?历史的合理性,只有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
  • 挥尘坐谈: 举报  2017-02-09 15:21:55  评论

    有时候你生在哪个时代就得打仗的,要是不打,以后死的人得更多,现在中国北方的地区,在以前,只有能打仗才能生存的,如果打不过,就能再往北方或者西北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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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独尊儒术为一统 时间:2017-02-08 13:05:53

  马列洋奴也爱发明历史呀。


  • zealotdk: 举报  2017-02-08 17:53:25  评论

    轮台诏在《汉书》中确实没有被称为罪己诏,而是称为悔过诏,两者性质并不相同。最后一句“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最早出自《资治通鉴》而非《汉书》。【后续】
  • zealotdk: 举报  2017-02-08 17:59:51  评论

    【接前】《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德高望重,但是别忘了他也是个强力的政治人物,编写历史大作的时候夹杂自己的私货或者说政治理念是很有可能的。儒家的大臣们为了政治目的借古喻今的事是经常干的,有时候不免添油加醋,比如所谓尧舜的“垂拱之治”不就是让皇帝闪一边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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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高人為鋒 时间:2017-02-08 13:12:29
  这种文章才是真的有个性,会反思,而不是像有些名嘴那样挖历史真相
  
作者:征服整个宇宙 时间:2017-02-08 14:40:4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句话现在不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下血淋淋的写照!外资我们都不敢放开用,马总桶控制了媒体,等等
  
作者:南天飘 时间:2017-02-08 14:56:31
  .
作者:雪印堂主人 时间:2017-02-08 15:25:45
  在亚马逊上下单《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两卷~~支持作者
  • llk11: 举报  2017-02-08 15:33:12  评论

    顶赞
  • tom1399: 举报  2018-12-18 15:00:09  评论

    在京东上下单《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两卷,以及《重现伟大中华史》~~支持作者 ,以及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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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来五块钱的五分 时间:2017-02-08 16:44:25
  @llk11 2017-02-08 08: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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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图是什么图?感觉好美,尤其是妹子!发型和服装都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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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故都旧梦 时间:2017-02-08 19:11:26
  腐儒复兴,中国衰亡!
作者:风之子02 时间:2017-02-08 21:38:21
  好,一些观点很新颖,很有道理。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15:15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易中天

  撰写《汉武的帝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轮台罪己”。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而且评价甚高。因为以帝王之尊,汉武之雄,居然能下诏罪己,做自我批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问:汉武帝下诏了吗?
  下了。时间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详,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垦戍边,被武帝否决。所以这份诏书又叫《轮台诏》。
  那么,《轮台诏》罪己了吗?
  没有。此诏中最严重的话,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不是自我批评。
  因此,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并不称此诏为“罪己诏”,而称之为“哀痛之诏”或“悔悟之诏”。其实就连这两个说法,都是受班固的影响。《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这份诏书时,班固是这样表述的: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下即诏书全文)

  这就是“悔悟之诏”的来历。
  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

  (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哀痛之诏”的来历。
  也就是说,班固也没有称之为“罪己之诏”。
  那么,“罪己”的说法有依据吗?
  有。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当然是罪己了。如果《轮台诏》里有这段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诏”。
  可惜不是。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既非轮台,亦非诏书,怎么能称为“轮台罪己诏”呢?
  何况就连这段话,也来历不明。遍查《汉书》,并无记载,仅见于《资治通鉴》。那么请问,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一个宋代的人,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
  请博览群书者有以教我。
  如无根据,则恭请学界同仁,齐心协力纠正“轮台罪己诏”的错误说法,以免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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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23:46
  明明是毛 顶住斯大林再三反对的压力坚决打过长江去,这里却有人说是毛 在苏联人推动下才下决心打过长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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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24:32
  毛 顶住斯大林压力打过长江去:
  (1)
  斯大林,于1948年12月转给毛泽东一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步朝鲜 后尘建立偏安政权。  

  但怀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民心所向且坐拥百万雄师的时候是不可能就此止步的,他于12月30日写就并以“新年献词”形式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以回应那些“国际上有的朋友”[225]企图接替马歇尔调停的暗示。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226]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227]

  关于是否过江问题,毛泽东对斯大林“先斩后奏”,明确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228]

  毛泽东写的这篇新年献词直言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并不是要偏安一隅,也不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人民共和国!

  这一目标不仅使马歇尔,同样也使斯大林坐不住了。斯大林亲自从幕后走向前台,在美国在南方无力“推盘”后,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对北方毛泽东施加高频压力,以继续推动马歇尔未竟的“事业”。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25:11
  (2)
  1月14日,斯大林出席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访苏问题。政治局同意斯大林推迟毛泽东访苏的意见。斯大林在会上口授了一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仍以菲利波夫为化名,表示中共应该接受和谈建议,使中共以和平的面目出现。当天毛泽东复电斯大林说:“我们与贵方在基本方针(破坏同国民党的和谈,把革命战争继续到底)上是完全一致的”。[232]为此,中共还发表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八项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这里说的“和谈”内含与斯大林完全不同:斯大林的意思是要真谈,毛泽东的意思是不能真谈。所以毛泽东提出的是国民党既不可能接受也不可能做到的条件。1月15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实际上强加)复电毛泽东,说他从毛泽东上封电报中“看得很清楚,我们之间已经就南京方面和平建议问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认为是彻底解决了”。[233]斯大林知道毛泽东的底线后,最终放弃了直接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想法。1月18日,苏联政府复照南京政府,指出中国国家统一事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这种统一只能通过中国内部的力量,首先是双方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直接谈判来取得。[234]

  第二天(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上下面指示: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等,应完全拒绝之。[235]

  毛泽东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任何外国”,当然包括苏联在内。如果说蒋介石对马歇尔“调停”中的分裂中国的企图是在本能抵制的话,这份文献则说明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调停”则有着高度警觉。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26:08
  (3)
  尽管苏联没有直接出面“调停”,但实际上仍没有放弃马歇尔的“工作”。1月21日国民党政府决定南迁广州,斯大林命令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党政府南下,在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一路“调停”下,月底“罗申同刚刚上台的代总统李宗仁达成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三项条件,实际上支持李宗仁‘划江而治’搞‘南北朝’的企图”[236]。

  在摆平国民党方面后,斯大林又派苏联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到达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了解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底牌。
  米高扬在西柏坡给毛泽东留下不好的印象,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247]在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的3月下旬,毛泽东说,国际上有的朋友,对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半信半疑,劝我们就此止步,和蒋介石以长江为界,搞“南北朝”。
  3月底,斯大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仍以菲利波夫的化名就苏联得到的“美国利用核打击制定的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方案’的绝密计划”复电科瓦廖夫并通过他转述中共,表示:苏联“不怕原子弹”,“但历史上是有一些不正常的人的,我们准备反击”。[249]这其实是婉转对毛泽东施压,即中共如果打过江南可能要——尽管苏联表示不怕——引发世界大战。

  4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已彻底扫清长江北岸的残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横渡长江的战役已经迫在眉睫。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夕,斯大林又给毛泽东发来长电,再次“提醒毛泽东注意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军事干涉”。[250]斯大林强调,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蒋介石的战争即将结束。斯大林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害怕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同中国接壤的国家边界,以及在蒋介石仍然占领一些岛屿上会出现革命形势。所以西方国家为了保卫这些岛屿和亚洲,会采取一切措施。例如,进行封锁,甚至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斯大林指出,英美军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方进军的主力部队后方登陆的危险性增长了。因此,斯大林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急于认真准备向南方推进,逼近同邻国的边界;第二,从南方进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中,抽出两个精锐军团,把它们部署在港口地区,加以补充,并使之处于战略状态,以防御敌军采取行动;第三,暂时不要缩减解放军部队。
  其实,斯大林早在1948年初已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正确的”。1948年2月,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中,在回答南斯拉夫领导人爱德华·卡德尔提出希腊“游击队在数个月内成功的希望如何”问题时,斯大林就以中国为例鼓励他们说:

  好,请稍等。或许,你是正确的。我也曾怀疑中国人是否能够胜利,我建议他们同蒋介石达成临时协议。他们形式上同意我们的建议,而实际上继续干自己的——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之后,他们公开提出问题:我们将继续战斗,人民支持我们。我们对他们讲,好吧,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显然,他们那里基础非常好。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253]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在1948年初斯大林就已认识到毛泽东“他们是正确的,而我们是不正确的”,那为什么都到了1949年4月份,斯大林还在马歇尔不厌其烦地劝阻蒋介石不要出关的努力失败并因此扶持搞分裂的李宗仁接替蒋介石后,还要不厌其烦地阻止毛泽东过江南下呢?结论只能是斯大林在对待中国解放战争态度上的错误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为了苏联战略利益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27:37
  (4)
  这里又出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在中共早期就扼杀其“统一全中国”的雄心,这也是由于斯大林压根就没有料到中国这些被斯大林称之为“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254]和 “牛皮大王”的中国人[255]有能力取得全国性的胜利。不要说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到了1948年初,斯大林还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它在1946年1月建国之初仅有约12000名党员[256]——领导的游击队放在同一水平看待。在上面同一次会谈中,他对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反问说:“看看在中国发生的战争呢,那里没有我们的一卒一兵,难道阿尔巴尼亚人不如中国人?”[257]当时参加谈话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注意到“斯大林所说的,中国人,而不是苏联同志”[258]。直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还相信莫洛托夫的评价,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一位“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259]。既然如此,中共在斯大林眼皮下从一个不起眼的“丑小鸭”,终长成为一个“白天鹅”并让斯大林——尤其是在1953年朝鲜战争胜利之后——为自己的无知而尴尬,也就不足为奇了。铁托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门缝里看人”的大党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与中国人有同样的感受。他回忆说:“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最喜欢称我们为‘游击队’,就是不称我们为军队。”[260]

  现在我们还是将目光拉回到1949年来。对于斯大林的这些“建议”,毛泽东洞若观火,不仅没有理睬,而且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气概,于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联名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261]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声明说: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262]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此,马歇尔、斯大林合演的将中国南北肢解的“东方马歇尔计划”终成南柯一梦。为此,毛泽东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263]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更是对斯大林与马歇尔合伙上演的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冷眼蔑视。1964年郭沫若在对这首诗评论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264]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28:20
  (5)
  北面是百万雄师豪迈过江,南面是李宗仁“小朝廷”向隅而泣。南京失守后,5月5日,李宗仁写信给杜鲁门以家奴的口气乞求说:

  中国的形势现在确实已进入非常严峻的时期,已在中国所有阶层引起普遍的忧虑。我认为,这也是阁下严重关切之事。如果不采取加强中国政府地位的任何措施以使其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潮流的渗透,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撤离长江流域——国民政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但整个中国会置于共产党控制之下,远东的所有国家也将很快落入共产党和共产党情报局的铁幕之后——这是后果极其严重的一种结局。[265]

  美国人的朋友历来是打不败的对手。李宗仁的乞怜并不能换来美国人的同情。就在李宗仁派代表团在美国游说的同时,曾极力支持李宗仁的司徒雷登却翻脸向马歇尔建议,“鉴于国民党政府行将失败,甚至可能灭亡”,美国政府就考虑与共产党政权“予以法律上承认的可行条件。诸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利益、条约义务,等等”。[266]这时的司徒雷登似乎忘记了李宗仁的存在,坚持驻守南京并与中共代表黄华商谈相互外交承认的途径,并极乐意接受黄华传达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口信”[267]以及希望他访问燕京大学的邀请。他致电马歇尔说:此行将是迈向相互谅解的一步,并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反苏分子。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同最高一级的中国共产党人非正式会谈。机不可失。它将表明美国对中国动荡的政治潮流的坦率态度,并有可能对未来中美关系产生有益的影响。[268]

  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就这样为美国忽悠而起,在其无用后又被迅速抛弃,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蒋家王朝被赶到台湾岛后,中国基本实现了统一。

  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与19世纪60年代林肯统一国家南北的意义一样,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由这种发展产生强大国力,不仅仅基于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更是这种制度基于中国的统一。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若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269]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毛 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 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270]

  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同样,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文明并因此保留较久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

  与亚洲的历史进程正好相反,自从公元843年欧洲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将欧洲一分为三之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欧洲的破碎性又导致欧洲大陆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此,我们中国人应为我们曾拥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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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42:02
  这是网上一篇文章,据说是一本出版物的内容。
  
  证据估计就是鼓鼓的口袋
  
  老人家吃剩的好东西都带走,部下的其他人则非常亲民。
  
  真的是这样子吗?人们不禁会问:
  第一,以老人家的智慧眼光,会想不到“普通战士在前方流血自己身为领袖连半只烧鸡都放不下”会是怎样的影响?身边的周朱等人会怎么看他与?还会死心塌地的服膺于他老人家的领导吗?
  第二,一般人为视察领导照相,应该是在领导来的时候,而不是在领导吃完晚饭往回走的时候。那老人家口袋里鼓鼓的东西是带来的而不是带走的,老人家来的时候,口袋里装的不是后来吃剩的半只烧鸡,那没办法装,这是正常的逻辑。

  接着同一篇文章还有这张图
  
  这是第二年视察同一个部队的图,我在网上找到同一张但是清晰很多的照片,发现老人家的口袋也是鼓鼓的,难道口袋里也有半只烧鸡?同样的故事第二年又演了一遍?。。。不知该文章为何不用这清晰的图。
  
  朱老总的口袋也是鼓鼓的,难道也是烧鸡?
  事实上老人家穿这中山装口袋鼓鼓的时候不少,难道也是装烧鸡?
  
  很明显,老人家口袋里也装有东西了,装的是什么呢?想了一想,老人家喜好吸烟,当年包装的卷烟少,根据地那么困难,就更少了老人家抽的是烟丝,用烟纸卷起来再抽的那种。口袋里装的,就是这烟丝。当时抽烟的人不少,自己抽烟见到客人分人一根烟是一种正常的礼仪。

  这是现在的烟丝,当年估计用的是布袋装的。
  
  烟丝和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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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47:46
  总有人说前三十年穷,不知道那时是为了农业国的初始工业化时的原始积累,看看日本初始工业化时是怎么做的:
  
  1913年9月20日(民国二年),日本横须贺海军造船厂,正在进行舾装的“比睿号”战列舰,1914年8月4日服役。该舰为金刚级战列舰2号舰,由英国维克斯造船厂提供全套图纸和主要设备,舰长214.6米,标准排水量27500吨,航速27.5节。装备4座双联装14英寸(356mm)45倍径主炮(英国维克斯提供)。日本早期工业化以英国为师,1902年英日结盟后,日本从英国获取了大量工业技术支持,极大提升了日本制造业能力。以海军军备竞赛为牵引,日本在重工业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是对日本国民的重税盘剥。

  【日本政府甚至还鼓动女人到中国、南洋(东南亚)卖淫。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公布“娼妓解放令”,竭力鼓吹日本妓女出国赚取外汇,卖淫所得成为仅次于外贸的日本第二大外汇收入来源。据1911年统计,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2万人。这些日本妓女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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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8 22: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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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籍贯看道德 时间:2017-02-08 22:58:37
  就算诏书是假的,但战事减少封车千秋为富民侯总不可能是假的。

  没有必要再打了,开疆拓土已到极限,漠南无王庭威胁也基本解除了。

  再打就是暴秦。就这就很危险,两三代人的事,一代人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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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理之仆 时间:2017-02-09 08:13:25
  春秋笔法的具体意思?——360问答

  春秋笔法就是孔子所创立的笔法,孔子写《春秋》是为了骂他看不惯的人的,结果写着写着发现很多自己的亲人,自己尊敬的人,自己认为的“贤人”也有很多不咋样的德行。那怎么办呢?

  那就用春秋笔法,削减那些人的事情,曲解那些人的事情,其实就是说谎啦,然后把这种行为叫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这种在历史上说谎,有一个专名词,叫做“曲笔”。“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相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

  后来别人将这种有所削减有所曲折的笔法就叫做春秋笔法。
作者:真理之仆 时间:2017-02-09 08:14:45
  揭穿儒家带来汉朝盛世的惊天谎言(转)

  这些日子批判误国的儒生们,对方很愤怒,经常理直气壮,好啊,理直气壮

  尤其有一个原因是汉朝的强盛,是儒家的功劳,说的时候,昂首挺胸,语气铁定,大有老子说的就是天理的气魄,始是真的如此么,呵呵

  大家来看看盐铁会议把,看看那个时候的儒生是如何把中国带向盛世的,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

  还有,真正把汉朝带向富强的具体决策的提出者和实施者是儒家的人么?

  呵呵,绝对不是,绝对不是,看完这篇文章,我就可以揭穿儒家谎言,儒家的诈骗偷窃行为,2000年的谎言,就要终结了,提示一下,行武帝身边真正的能臣干吏,是法家还是儒家的?

  很不幸会让那些豪言壮语声称汉朝盛世是儒家功劳的人失望

  在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的斗争从来是很激烈的。公元前八十一年(即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皇位的第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就是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所进行的一场大论战。桓宽的《盐铁论》一书,是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的。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没有出场,他用孔老二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桑弘羊是一位来出的法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匈奴侵略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经过几年准备,他伙同党羽杜延年,以问民间疾苦为名,把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召开了盐铁会议,实行突然袭击,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上,桑弘羊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以勇敢的反潮流精神,舌战群儒,力排众议,把贤良、文学们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尽管《盐铁论》的作者倾向儒家是很鲜明的,很多篇都把贤良、文学强词夺理、复古倒退的言论放在最后,但仍然没有掩盖住法家思想的光辉。几千年来,法家一直受到反动派的攻击和污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恶毒咒骂法家是“罚家”。读一读《盐铁论》,认真总结西汉中期这场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和批判林彪尊孔反法、分裂倒退、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

  一

  盐铁会议一开始,那些贤良、文学们立刻气势光光,赤膊上阵。他们集中攻击的目标,就是汉武帝时盐、铁等业的官营政策,从表面上看,攻的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怀有险恶的政治用心。因为实行盐铁官营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一项重要措施,打掉了它,就打掉了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制一系列内外政策的一个物质基础。

  贤良、文学们叫嚷说,盐铁官营,违背古代“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盐铁论·错币》)的原则。这样做,“与民争利”(《本议》),闹得国富民穷,是“民间”一大“疾苦”。同时,“末盛则本亏”(《本议》),破坏了农业生产,伤了国家的元气。你看,他们振振有词,俨然是一群忧国忧民的正人君子。

  什么“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这不过是从孔老二反动思想武库里捡来的破烂。当年的孔丘就口口声声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实,孔老二狂热鼓吹君子之“义”,就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统治的反动精神,代表着一小撮没落奴隶主贵族最狭隘的私利;他拼命攻击小人之“利”,则是为了反对新兴势力的政治经济利益。这就是儒家的“义”、“利”观的反动实质。贤良、文学们打着“义”的幌子来反对“利”,其目的是反对汉武帝的盐铁官营政策,妄图改变法家的政治路线。桑弘羊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阐明自己反孔尊法的政治立场,理直气壮地说盐铁官营“有益于国”(《非鞅》),并举出大量历史事实,热情赞扬法家的变法革新,提出商鞅“内立法度”,“外设百倍之利”,(《非鞅》),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终于统一了六国。而孔孟之流大谈仁义,“危不能安,乱不能治”(《殊路》),终究挽救不了奴隶制度的灭亡。从而对贤良、文学们所鼓吹的“义”、“利”观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贤良、文学们果真是要义不要利吗?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对于那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孔孟之徒从来是贪得无套的。不是“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吗?孔老二在这方面,称得上是个黑样板。在陈蔡被围、饿扁了肚子的时候,学生弄来一点酒肉,孔老二不容分说,抢过猪肉就啃,抓起酒杯就灌。虽然他反对搞商业,但周游列国的经费却仍然要靠当大商人的学生子贡掏腰包,而且是多多益善。他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们,也正如桑弘羊所揭露的,是一帮“洁言污行”、“鸡谦狼吞”的巧伪人。汉代的那些儒生,没有一个不是削尖了脑袋想升官发财的。在暂时捞不到油水时,他们对别人得利眼红得要命,却装着不屑一顾。一旦有利可图,他们就象饿狼那样,张开血盆大口,恨不得把什么都吞下去。这就是贤良、文学们要义不要利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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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理之仆 时间:2017-02-09 08:15:32
  贤良、文学们还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攻击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大讲什么老百姓买不起铁器、吃不起盐,穿破衣的寒、吃粗糠的苦,似乎他们真的要为劳动人民谋福利了。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废除了盐铁官营,究竟对谁有好处呢?汉文帝的时候,私人可以铸钱、冶铁、煮盐,结果是吴王刘濞把持了海滨,大官邓通霸占了西山。这些人役使大批贪苦农民,使用大量奴隶劳动,大发横财,有的甚至“富埒天子”(埒音劣)、“财过王者。”(《汉书·食货志》)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私门成党”,“逆节之心作”,(《禁耕》)大搞分裂割据活动,一再发动和参与叛乱,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祸根。显然,贤良、文学们为之争利的“民”,根本不是广大劳动人民,而是这些地方诸侯王、大工商奴隶主,是一小撮妄图分裂割据的反动势力。而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正是为了同这些反动势力争利,在当时客观上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桑弘羊痛斥贤良、文学们说:先生们,依了你们,得利的只能是横行霸道的地方势力,而国家就什么也干不成。你们的议论,专门是为了损害中央而为地方分裂势力服务的。(《取下》)这个批判,击中了贤良、文学们的要害。他们叫嚣的“罢盐铁,退权利”(《水旱》),就是要罢掉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退给他们分裂之权、割据之权。这些要求,不过是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翻版。只是时代变了,随着斗争的发展,地主阶级内一部分人满足于既得利益,变成了大地主阶级保守派,开始和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勾结起来,狼狈为奸。桑弘羊同贤良、文学们进行的斗争,就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残余和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斗争。他所悍卫的,是汉武帝时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法家路线,是历史的进步,国家的统一。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在攻击进步势力的革新措施时,往往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林彪一伙也扯起这面破旗,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国富’民穷”,实质上他们和贤良、文学一样,根本不代表劳动人民,而是代表被革命阶级打倒的一小撮复辟势力。

  贤良、文学们本来是一些“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相刺》)的寄生虫,但在盐铁会议上竟然哼哼卿卿,大讲起“养桑麻,尽地力”(《水旱》)来,岂不是荒唐可笑!儒法两家谁真正重视农业生产,本是一清二楚的。商鞅奖励耕战,十分重视农业。秦始皇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汉武帝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法家的路线,在注重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盐铁官营、打击工商奴隶主,解决了国家“用度不足”的问题:“佐助边费”,“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坚持和发挥了法家“崇本抑末”的思想,批驳了贤良、文学只有废除盐铁官营,才能“广利农业”的谬论,指出治理国家应该“开本末之途(《本议》)使农、工、商都得到发展。没有手工业,农业工具就会缺乏;没有商业,物资就不能流通。农业工具缺乏,粮食就不能增产;物资不流通,财政就会发生困难。所以,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垄断工商,掌握物价,这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贤良、文学们企图用“广利农业”的口号反对盐铁官司营,目的是逼迫西汉中央政府放弃官营工商业阵地,让工商奴隶主重新把持盐铁业,更加猛烈地兼并土地,破坏农业,从经济上挖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墙脚。

  盐铁会议上,儒法两家围绕着国内政策的争论,主要表现在统一和分裂的问题上面。从秦始皇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来,这个争论一直存在。唐朝柳宗元作的《封建论》,就是对这个争论的一个出色的历史总结。汉武帝继承了秦始皇的事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对于地方豪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镇压。当时的所谓“杨可告缗”(缗音民),使中等以上的工商奴隶主大批破产。从他们那里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史记·平准书》)。通过一系列的斗争,严重削弱了地方豪强进行叛乱的物质基础。新兴地主阶级从秦始皇开始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才基本上得到巩固。在两千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的国家保持了统一的局面。在这方面,汉武帝和桑弘羊作出了一定贡献。叛徒、卖国贼林彪步贤良、文学们的后尘,妄图破坏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完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只能被人民所唾弃,被历史所埋葬。

  本人总结:桑弘羊的盐铁政策,是为了国家的军功和经济血脉体系的强大,是战胜匈奴必不可少的后盾和基础,在这方面,儒家无所作为,甚至起到的反作用!!!

  二

  在历史上,凡是对内搞分裂、搞割据的反动势力,对外大都是投降主义者。盐铁会议上的那些贤良、文学们也正是这样。他们在汉武帝抗击匈奴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贤良、文学们祭起了孔老二的亡灵,打起“贵以德而贱用兵”(《本议》)的旗号,攻击抗匈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本议》),根本不应该打,全怪几个“好事之臣”在汉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战祸。这是十足的投降主义的谬论!

  对于任何战争,首先要分清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匈奴是西汉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它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当时几十个小邦,俨然是北方一霸。由于西汉社会制度比匈奴进步,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先进农业国,匈奴更是垂涎三尺,把西汉看作是一块肥肉。他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当时匈奴和西汉的矛盾,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和西汉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是落后的奴隶制度和新兴的封建制度之间的矛盾。因此,汉代对匈奴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汉武帝坚持了抗战的立场,起用了奴隶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这样杰出的大奖,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匈奴侵略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西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动员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是赢得胜利的一项基本条件。特别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实行,对于保证反侵略战争的国防费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用“废道德”来责难和否定这场进步、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道德”,就是甘当汉奸的投降主义“道德”。桑弘羊反驳了贤良、文学们不区分战争性质的谬论,指出:抗匈战争的目的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并不是想扩大地盘而兴师动众,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结和》),打击侵略者。这就勇敢地捍卫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抗战路线。

  为了反对抗击匈奴的正义战争,贤良、文学们不惜用各种卑鄙的伎俩,制造反动舆论。他们鼓吹“抗战亡国”和“领土无用”的谬论,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他们还拼命泻染战争恐怖、劳民伤财。什么“大军之后,累世不复”、“田地日荒,城郭空虚”(《未通》)呀,什么“老母垂泣,室妇悲恨”(《备胡》)呀,把一场正义战争描绘得凄凄惨惨。于是,他们便抛出了罢兵休战,“两主好合”,拆除防御工事,使用大量金钱与匈奴讲和的投降主张。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贤良、文学们如此不择手段地恶毒攻击抗匈战争,其要害就在于他们所代表的反动政治势力,妄图投降匈奴侵略者,以实现分裂、割据的迷梦。在阶级实质上,他们要建立的正是匈奴奴隶主侵略势力和汉族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动政治同盟。从西汉开国直到盐铁会议的一百多年中,这种内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颠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威胁,始终存在着。汉初韩王信、代王陈希(音希、燕王卢绾,先后与匈奴勾结,充当了可耻的汗奸。景帝时七国之乱,又有吴王、楚王赵王和匈奴阴谋勾结。汉武帝抗击匈奴,地方豪强势力就“颇有异心”(《西域》)。汉武帝刚一去世,这伙反动势力的代表贤良、交学们就在盐铁会议上大打出手,猖狂进攻。它说明了抗战和投降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在激烈地进行着。这段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搞分裂倒退的人,由于不得人心和极端虚弱,总是要寻找后台老板,借助侵略势力,破坏国家统一,充当汉奸走狗。林彪一伙为了实现“克己复礼”的迷梦,充当了苏修新沙皇的代理人,不正是这样干的吗?

  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批驳了贤良、文学们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正确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指出匈奴“贪侵”成性,“百约百叛”,一贯背信弃义,一有机会就发动侵略战争。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决不可存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战争打败它,不能用仁义道德感化它。桑弘羊阐明了反侵略的备战思想,说事先不作准备,临时就不可能应付突然事变。因此,必须坚持屯边政策,“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和亲》),“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则制于人”(《险固》)。只要坚持进行这场正义战争,“以义伐不义”,就会象“秋霜而振落叶”那样,彻底打败侵略者。这就狠狠地回敬了那些妄图投降叛变、破坏国家统一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

  个人总结:最近经常儒生跳出来理直气壮的高喊是汉武帝重用儒家才打败了匈奴,那个理直气壮,闹得我都虚,不过知道真相心虚的应该是儒生,当时他们提出的决策是坚决反对用兵,而用道德教化的,请问我们拿着四书五经在山里的狼面前诵经五百遍,他是不是保证不吃你?

  打败匈奴,儒家的功劳?恐怕当时真听了儒生的,我们汉族早就不存在了……
  • 乱世中的舞者: 举报  2017-02-22 11:07:53  评论

    请问层主,你这个资料是什么书里的?
  • 乱世中的舞者: 举报  2017-02-22 12:00:42  评论

    从本书的一些关于林彪的评价来看,成书应该在文革71年林彪坠机之后,批林批孔时期的应景之作。经过四十年的灌输和强调,我们都以为当年的批评都是些献媚、极端、疯狂的诳语,今而思之才知道为当局诓骗良久,至少作者才是博览群书,站在人民立场上客观讨论历史的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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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理之仆 时间:2017-02-09 08:16:26
  三

  盐铁论会议上儒法两家的论战,反映了两种历史观的鲜明对立。这是宣扬历史倒退和倡导进步革新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

  贤良、文学们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们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天下变,道亦不变”,是他们不可动摇的信条。他们鼓吹“百世不易之道”(《刑德》),主张“法三王”,就是要把夏、商、周的奴隶制度当作万古不变的社会模式。在他们眼里,人类不能发展,社会不能变化,历史永远停止在一点上,当国王只能当夏禹、商汤、周文王那样的国王。他们竭力吹棒“周公之时,士无贤不沮,皆可与言至治”(《利议》),拼命要求“复往古之道”(《利议》),就是要复辟古代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谁因循守旧,顽固不化,谁就是老天爷的骄子,人间的圣贤,谁就能够“昌”。如果有谁要搞变革,那只会越变越坏、越变越糟,一代不如一代,就是“不通大道”,罪大恶极,就要“亡”。坚持这种反动的历史观,贤良、文学们就从吴起、韩非,一直骂到杜周、张汤,对法家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特别是对我国历史上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和著名法家商鞅,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桑弘羊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代表,尖锐地批判了这种反动的历史观。他认为,“异时各有所施”(《大论》,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面对现实,从形势需要出发。舜、禹和商汤、周文时的兴盛,都是根据当时的条件采取不同政策造成的。因此,要“因时而行”,随意时代的变化而实行变革。他高度评价了法家的历史功绩,认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非鞅》)。他特别热情地赞颂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坚决实行地主阶级专政和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认为对于孔丘那一套反动思想及搞反革命复辟活动的孔孟之徒,“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利议》),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颂古非今,鼓吹“今不如昔”,是历史上一切反动势力攻击革命和进步事业的一个共同特点。从思想根源上说,都出自主张倒退、反对变革的反动历史观。反动派诬蔑现实,就要美化过去,伪造历史。贤良、文学们把汉武帝以来巩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的胜利局面,说得一塌糊涂。而把早已腐配了的奴隶制度描绘得尽善尽美,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赋税么?微乎其微;劳役么?不过几百里,连及衣服都不用换,就可以回家了;剥削、压榨么?奴隶主们是“上取有量”,从不乱来的。在这种制度下,“上不苟扰,下不烦劳”,据说,“为善于下,福应于天”,连气候都是风调雨顺。“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而有三年之蓄”,真是“国无夭伤,岁无荒年”,好一个极乐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哪里会有过这种奴隶制社会?把一小撮奴隶主的天堂,美化成什么“全民”的天堂,这不过是一切孔孟之徒为了复辟旧制度时惯用的手段罢了!桑弘羊看穿了贤良、文学们“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遵道》),他们伪造历史的反动目的,就是为了推翻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外政策。

  这伙开历史倒车的孔孟之徒,还打出了“回到古代去”的破旗。他们滔滔不绝,说什么一切都应该象古代那样,穿衣要穿粗麻布衣;做饭把粮食放在火上烤一烤就行,连稗子也吃;住房搭草棚、挖土洞能挡风雨就可以;欢乐时敲敲木头、打打石头就算音乐,等等,不一而足。

  贤良、文学们真是想回到古代去过这种生活吗?完全是欺人之谈虎色变按照儒家的经典,“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衣食住行都有一套自讲究,哪里肯过那种原始的简仆生活?桑弘羊指出,贤良、文学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一伙“内贪外矜”、“情貌不相副”的君子,钻墙洞的盗贼。在这个问题上,桑弘羊的眼睛也是很亮的,他揭露了孔孟之徒在思想品质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虚伪。

  桑弘羊还进一步指出,贤良、文学们的这一套反动历史观,不但虚伪已极,而且腐配透顶,“不合于世务”。为了彻底驳倒这些“祖述仲尼”、“诵死人之语”的孔孟之徒,桑弘羊把他们的老祖宗孔老二拉出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他说:你们所崇拜的大圣人孔丘,在鲁国吃不开;在齐国被驱逐;卫国根本不用他;匡城的老百姓把他包围起来,要杀他;困于陈蔡,断炊绝粮。孔老二这个家伙,“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大论》)这就是说,孔丘其人,明知行不通,还鼓吹开倒车,真是顽固反动;到处碰壁,还追名逐利,真是贪得无厌;不问情况,不看对象,还乱跑乱说,真是愚蠢可笑;四处挨骂,走投无路,还想苟活下去,真是卑鄙无耻。这“强”、“贪”、“愚”、“耻”四个字,活画出儒家祖师爷孔老二的没落阶级本性和反动世界观。桑弘羊对孔老二的痛斥,是继杰出的奴隶革命英雄柳下跖之后,新兴地主阶级对孔老二一次痛快淋漓的批判。今天读起来,仍能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

  本人总结:说到守旧,儒家弟子跳出来痛骂,不知道儒家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止于至善这样求新的言语和思想么?俺真得好怕,是不是批错了,说的一套做的一套。现实中儒生阵阵的事要复古的,按他们说的为准还是做的为准?

  以他们所作所为为准,同时证明,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毛 深刻指出:一切顽固党“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盐铁会议上的贤良、文学和今天的林彪都是这样的顽固党,他们的眼睛是长在后脑勺上面的,只是向后看,不可能向前看的。然而,一切妄图搞复辟、开倒车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必然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

  桑弘羊全力辅佐汉武帝制定和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统一铸币、均输、平准(见均输、平准论)和屯田戍边等一系列重大的财政经济政策,对汉武帝一代文治武功作出了重要贡献。桑弘羊,典型的法家派,重耕战。

  《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为晁错所写,晁错师从法家,一切以务实为准

  卫青,霍去病,当了兵就是兵家的人了。于儒和干?君子动口不动手,人家动手打了匈奴,怎么成为儒家的君子?不明白。

  耕作的百姓,真正的是耕战,移民实边,战时为兵,耕时为农,儒家与此八竿子打不着阿,他们不干这些活。

  综上所述,从实践的角度来分析,汉朝盛世和击败匈奴的伟业,是劳动人民和法家思想指导的功劳,与儒家无关。

  几千年没有领奖,没有要求个名分,还被儒家的贼偷来炫耀,汉朝的劳动人民和法家臣子,你们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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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理之仆 时间:2017-02-09 08:20:08
  以法治国,被大多数人不理解,

  以德服人,是黑社会、封建大家庭制的的重要组织原则。

  公平正义,依法治国,权力和义务的统一,高薪养廉,按劳分配,是西方文明的侵略。

  烧香上供,走后门,敲诈勒索,威权政治,被捧为国学。

  用礼培养出来了奴才,奴才还有道德可讲吗,小的逢迎拍马,大的作威作福,女的卖身为妾,屌丝卖身为荣,读经两千年,读出个人人相欺尔虞我诈,读出个鲁迅笔下的猥琐民族性格,这才一百来年,又走回去了?

  我敢说现在捧孔老二臭脚的文痞,他们四书五经的功底,连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零头都没有!!

  重用儒生后,首先就是要杀功臣武将。这样才能便于奴化(控制)。

  为了皇室的家天下政权的千秋万代生存,抑武尚奴(文,即儒)是维护国家安定的战略就提上了日程。等到阶级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的时候,就人亡政息。

  等到新的战争中胜者脱颖而出的时候,重用奴才的培养和教育者——儒,就又被提上了日程。
  
  真【民国范】 苏鲁地区地主初夜权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86736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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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理之仆 时间:2017-02-09 08:34:34
  
  陈毅说当掉裤子也要搞原子弹 金庸尖锐批评 看陈毅是怎么回答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761988-1.shtml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08:47:03
  【安徽大学马俊亚: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的大地主阶层有较多的质疑。文学作品中“没有见利忘义、贪恋钱财;没有霸占民女、贪恋女色”的地主形象,备受某些学者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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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08:4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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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08:48:17
  转:
  你以为“万恶的旧社会”是说着玩的?
  新凤霞的二伯父走的路数跟杜丽云杜近芳的养父杜菊初一样呀……都是开着妓院,买来女孩子有根骨的学戏,没根骨的直接进堂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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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08:49:13
  总有人说毛 经济是短板,那些人只要看完这三本书、甚至是任何一本,估计就不会再有这种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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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独尊儒术为一统 时间:2017-02-09 09:03:41
  又开始新一轮的造神运动了。

  百度资料“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

  可见罪己诏只不过皇帝的一种范文,来源于《尚书》里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马列洋奴为什么不全洗干净了呢?

  为汉武帝下罪己诏洗白是影射谁?又是影射什么政治事件呢?

  而汉武帝之所以下罪己诏,是因为老来丧子之痛,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偏偏有人要打造成伟光正的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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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道中年 时间:2017-02-09 09:24:52
  事实很难说,历史真相更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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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09:5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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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0:01:56
  @独尊儒术为一统 2017-02-09 09:03:41
  又开始新一轮的运动了。
  百度资料“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
  可见罪己诏只不过皇帝的一种范文,来源于《尚书》里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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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来人家皇帝在诏书里谦虚一句,就成了“罪己”了。。。怪不得有八十九位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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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oyuer 时间:2017-02-09 11:17:17
  顶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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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资料员2014 时间:2017-02-09 12:02:24
  @独尊儒术为一统 2017-02-09 09:03:41
  又开始新一轮的运动了。
  百度资料“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
  可见罪己诏只不过皇帝的一种范文,来源于《尚书》里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马列洋奴为什么不全洗干净了呢?
  为汉武帝下罪己诏洗白是影射谁?又是影射什么政治事件呢?
  而汉武帝之所以下罪己诏,是因为老来丧子之痛,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偏偏有人要打造成伟光正的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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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搜一下李晓鹏的资料,是“马列洋奴”吗??别看走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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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2:18:57
  顶
作者:姚村兄弟 时间:2017-02-09 13:54:48
  只看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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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天边的鸟1972 时间:2017-02-09 14:55:15
  不错,读史要有自己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并且,评价标准不能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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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6:18:54
  @独尊儒术为一统: 黑名单 举报 2017-02-09 12:59:11 评论
  所谓打败十七国联军,是得到一寸土地,还是一分钱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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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7:54:32

  作者:三两三正好 时间:2017-02-09 16:38:13


  下面,通过一个知识分子对文革的回忆性文章,我们就可以了解改造人的思想是多么艰难。这个人就是杨绛,她的作品就是《丙午丁未年纪事》和有名的《干校六记》。

  《丙午丁未年纪事》写了杨绛从1966年8月到1970年下干校之间的经历。1966年8月,杨绛成为“牛鬼蛇神”之一,被革命人民称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后她的生活内容主要是劳动,受批斗,一边做检讨一边学习。她的专职是扫女厕所,这就是劳动。受批斗的时间很短,对此杨绛这样写道:“革命群众忙于打派仗,已不大理会我们。我们只要识趣,不招他们就没事。”“我们‘牛鬼蛇神’劳动完毕,无非写交代,做检讨,或学习。”关于学习的内容,杨绛在这篇文章中只谈到了一次,“如果不需要写交代或做检查,可以专心学习马列经典,也不妨传阅小报,我抽屉里还藏着自己爱读的书。”

  “1967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

  《干校六记》从1969年11月钱钟书下干校写起,1970年7月杨绛也去了干校,之前,是在单位“接受‘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再教育’。全体人员先是集中在办公室里,六、七人至九、十人一间,每天清晨练操,上下午和晚饭后共三个单元分班学习。过了些时候,年老体弱的可以回家住,学习时间渐渐减为上下午两个单元。我们俩都搬回家去住……”。下干校后,学员们先参加劳动,“一九七一年早春,……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


  下面,我们首先要谈一个问题,那就是杨绛是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她的思想中,是个人主义为主,还是集体主义为主。

  《丙午丁未年纪事》第二部分“颠倒过来”。“派给我的劳动任务很轻,只需收拾小小两间女厕,这原是文学所小刘的工作。她是临时工,领最低的工资——每月十五元。我是妇女里工资最高的。革命群众叫我干小刘的活儿,小刘却负起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这就叫‘颠倒过来’。 我心上慨叹:这回我至少可以不‘脱离实际’,而能‘为人民服务’了。”在另一处,作者又把扫厕所称作“最低贱的事”。

  我们暂不论这场思想改造的方式如何。我们只从这种叙述里来思考思考,作者的思想中是不是有一些腐朽的东西。她所谓的“颠倒过来”,显然是指原本她从事的是高贵的工作,而小刘从事的是“最低贱的工作”,原本她比小刘地位高,现在小刘却比她的地位高了。这种把职业进行贵贱之分的思想不是腐朽的吗?这不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吗?一个有集体主义观念的人,怎么可能会把人看得贵贱有别呢?现在她成扫厕所的了,就感到丢了面子,没有原来风光了。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8:04:46
  作者:@caihengbin123 时间:2017-02-09 17:44:04
  一、关于张志新死时描述的两点疑惑
  我在文革期间当了五年兵,看押了五年的犯人,以本人的亲身经历对张志新死后那批文人宣传的所谓事实提出疑问:
  第一:张在监狱中曾被轮奸。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在那个年代,不论是什么犯人,一般都是集体关押,除了极个别的重刑犯是单独关押的,但纪律十分严格,不论是任何人的提审,都要经过严格的交接手续。做为警卫部队的哨兵一般只会一个哨位只有一个哨兵,而带班员(一般都是正副班长)或游动哨几乎十分钟就会来一次,还不时的有管教干部(警察)随时都可能出现,并且那时的军人是十分注重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如果当上几年兵入不了党,在退伍时都会在自己的老乡面前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因此绝大多数军人是不可能去集体干这种事。至于说是警察干的也近于荒唐,首先在军人的眼皮底下不可能做得到,再说那个年代的警察基本上与军队性质差不多,而且军警本身就属于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相互监督,即使有个别思想肮脏的人,在那个人人想立功授奖的年代中,想在这两个部门中找到与自己的同伙,无疑近乎天方夜潭!在我当兵五年的经历中仅听说过(还不是亲眼所见)以前有某个警察,被一女犯主动拉下水,犯了错误(而且根本就没有性交)。
  第二,张在行刑前被割断喉管。有头脑的人应当想一下,这也是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的,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不想让她喊出口号来(且不去深究是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这确实是当时对待死刑犯(特别是政治死刑犯)的一种措施,我在当兵五年中曾执行过多次警戒任务,且都是非常近距离的看到那些死刑犯们如何上路的。为了防止上述情况的出现,只要用吊背绊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有这样的举动,只需要将其绊在背后的手臂向下稍压一下,犯人就会连呼吸都困难,更不要说喊口号了。试问有必要割断她的喉管来防止她呼喊口号吗?如果真这样做了,那么死刑犯执行枪诀之后的照片如何上报?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8:06:29
  作者:@caihengbin123 时间:2017-02-09 17:44:59
  有人说张志新当时已经精神失常,我比较欢迎这种推测,因为既然精神失常,那么她就不是勇于直言的革命斗士,她的言论就是病症,是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
  从任何角度论证,张志新的死都算不上“迫害、屠杀”,用张志新的个案否定文革毫无说服力。1979年中共辽宁省委追授张志新为“革命烈士”也是非常荒谬。张志新无非是右派上台后为了否定文革故意编造的贞节牌坊罢了。
  张志新作为一名共C党员应该置生死于度外。对党员来说,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这是每一名共C党员在入党宣誓时都要说的话。张志新的死完全是共C党内部的事情,张志新死得其所,无怨无悔。轮得着反共分子、台毒分子们替张志新鸣冤叫屈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公开宣传张志新一案是胡耀邦批准的。《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并没有“割喉管”的说法。后来流传的所谓“割喉管”的说法完全是谎言。更有甚者,海外的反共组织、台毒组织为了进一步诬蔑文革,起初说是张志新一个人被割喉管,后来发展到三十多人,三百多人,无名无姓,后来又说什么张志新被人强奸,完全凭空捏造。反共台毒组织最拿手的就是编造谎言,招摇撞骗,混淆视听,用这些“伪历史”来吓唬台湾人民,好像台湾回归了,台湾人民就会面临被中共割喉管的危险。这种东西在国外看多了自然见怪不怪了。
  文革中有没有犯罪现象?当然有。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文革。因为犯罪分子有可能支持文革,也有可能不支持文革。有些人本来就是文革的镇压对象,他们犯罪当然不能把责任推到文革头上。就像现在很多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违法乱纪的事情,你是不是也可以收集起来将改革全盘否定呢?显然不客观。
  文革时期不准反对毛澤東也很正常,因为毛澤東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谁反对毛澤東谁就会受到老百姓的制裁。这些全是老百姓自发的行为,毛澤東从未下达过“谁反对我你们就必须打倒谁”这样的指示。根本找不到。
  民云分子常说:任何民主都不能脱离法律约束。而《毛澤東语录》在文革期间就是法律,这是几乎所有人都要受到约束的法律,人民就在这样的法律的约束下进行文革。法律总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不服气不行,文革期间的统治阶级是无产阶级,《毛澤東语录》就是无产阶级的法。遇罗克、张志新反对《毛澤東语录》就是违法。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8:08:31
  作者:caihengbin123 时间:2017-02-09 17:53:07


  【六十年代的二奶小三,怎么宣扬成了英雄?】
  张志新在平反昭雪时,有人提出她生活作风问题不宜定为英雄。那个年代,一个只顾自己快活,道德缺失,撇下儿女背叛丈夫,肢解家庭的人,却说自己忧国忧民,视死如归,冒死谏言,几分可信?犹如现在君子台下抱小姐,台上讲反腐,你信吗?
  张志新,女,1930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天津人。父张玉藻,母郝玉芝。其夫曾真,其女曾林林,其子曾彤彤。目前,张志新两个儿女均定居美国。
  其实,根据陈禹山在2003年3月在洛杉矶华人电台上讲,张志新总共生育5个子女。其中三个属于私生子,一个已经死亡。
  1930年12月5日,张志新出生于天津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家境优渥。她们的父亲张玉藻,有很高的音乐素养,是大学音乐教师。母亲郝玉芝曾就读于济南女子师范学校,也从事过教育工作。张氏三姐妹是大姐志新、二妹志惠、三妹志勤。张氏三姐妹都会拉小提琴,在天津音乐界曾是颇有名气的三朵花。张志新和妹妹常随父亲出演音乐会,每次都少不了她们的弦乐重奏。父亲张玉藻,据说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不是国民党党员不太清楚。但他带领张志新和妹妹参加过蒋介石当选总统的庆祝活动,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天津刚解放时,张志新思想还很幼稚,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对国民党还心存幻想。有个材料提到,看到很多同学上街游行,欢迎共产党,欢迎解放军。张志新曾经冷冷说,这些同学太盲目了。
  1950年7月,张志新在天津女一中高中毕业了,她又开始活跃了起来。那年夏天市郊发生水灾,她参加了市里为此募捐举办的音乐舞蹈会。暑假又随父亲到解放军205师火线剧社,参加演出半个月,然后被保送到天津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天津,漂亮活泼的张志新,成为多名教师和同学追逐的对象。情窦初开的张志新,禁不住花言巧语的诱惑,上当受骗偷尝了苦涩的禁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张志新“投笔从戎”,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学校批准她的要求,并送其到河北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51年1月,被军事干部学校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学习“部队急需”的俄语。人民大学前身为延安公学,建国初号称“超级党校”,地位甚至胜过北大、清华。50年代初的俄语地位相当于今天的英语,而且由于教育还不普及的关系,就紧俏这一点来说,俄语比今天的英语还大有过之。在北京,才貌双全的张志新,再次成为年轻小伙们追逐的热点对象。
  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以后,张志新身为一名志愿军“保送生”,部队“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却被“提前毕业,留校工作”,幸运地分配到该校俄语系资料室了。那时,朝鲜战争还正打的如火如荼,张志新不仅已经在千百里外的人民大学“留校工作”了,而且还和时任人民大学哲学系团委书记的曾真“从彼此相识,发展到共坠爱河。”,在大后方温暖的被窝里“抗美援朝”起来了。1955年国庆,张志新和曾真在人大结婚。
  1955年12月,张志新参加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张志新,可以说是事业上“春风得意马蹄疾”,平步青云,一帆风顺。生活上为人妻为人母,做个贤妻良母,也应该是幸福美满的。“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借工作的便利,风韵犹存的张志新和多名男士关系暧昧。并且在1956年7月和其中一个大学教师生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被该大学教师收养。1973年该女孩下放陕西插队,1981年回到北京当工人,现在已经退休在家。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也自然隐约知道了一点内情。顾及颜面,主动要求调离北京。
  1957年,两人一同调赴沈阳,均为中共辽宁省委机关干部。张志新历任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干事,中共沈阳市委党校教员,中共辽宁省委文化部、宣传部文艺处干事。
  张志新与曾真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曾林林,1957年出生;儿子曾彤彤,1966年出生。两姐弟间居然差到9岁,这也是很少见的。其实,在这8、9年期间,张志新还生育了两个孩子。
  换了一个环境,张志新本应检点收敛一下,开始新的生活。张志新却旧病重发,在私生活上继续搞活开放。虽然张志新已为人母,却也是风姿绰约的美少妇!不仅与京、津旧相好藕断丝连,在沈阳又有新发展,有过之而无不及。张志新在沈阳和一位“文艺界人士”多次幽会,并与1963年12月生下另一个女孩。该女孩生下后,这位“文艺界人士”将这个女孩送到住在乡下的母亲那里。但由于乡下卫生条件不好,该女孩1969年死于伤寒。
  同时,张志新又与和一位“党校教员”发展恋爱关系,并于1965年生下一个男孩。由于该“党校教员”的妻子没有生育能力,他们便收养了该男孩,谎称是从乡下抱来的。该男孩198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现在定居深圳,为一IT公司的老板。
  但是,张志新的偷情生活,自以为天衣无缝,其实早已成为人们街头巷尾、饭前茶余,私下议论的热门话题。
  有关张志新婚外情的事和婚外生育的事,正是当年把张志新捧上神坛的那个记者陈禹山(现居美国)曝光的。逃往美国的刘雁子当年也曾采访过该案,也证实了陈禹山的话。
  1979年秋,张志新的妹妹张志勤在北京追问陈禹山:为什么辽宁有些人说我姐姐张志新有“作风问题”,并生育多个孩子,这是否是真的?当时陈禹山对此回避不答。陈禹山当时为什么对此避而未答?如果没有,可以直接否定掉,但他没有这样做,其中必定有隐情,这个隐情就是真情。其实当时关于张志新的报道中,已有披露张志新写给丈夫和女儿的遗言:“……十几年我对你没疼没爱,犯过的错误已结束了。彻底把我忘却,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犯过的什么错误?为什么十几年对自己的丈夫“没疼没爱” ?她一再说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与其说是自己遭罪牵连家庭的意思,不如说是一种夫妻感情上的内疚。但当时张志新已经被某些人指定为揭批文革的英雄人物了。陈禹山觉得说出真情有损英雄的圣女形象,对英雄的私人生活不应过多暴露。
  时隔20年,陈禹山在大陆,捞足了宣传张志新好处。定居美国后,陈禹山又想在美国人哪儿从张志新身上捞到一点好处。他回忆说,当时辽宁一些人传言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其实是有依据的,张志新确有“第三者”,并还有其他两个孩子生活在世上。陈禹山在调看张志新案卷时见到了张志新本人自白:她确实和当时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并承认“发生性关系”五次和生有孩子。整个案卷中,所有指控张志新的“反革命言论罪”,她没有一处承认有错,但是她唯独坦率承认了自己有“婚外恋”。并说是在重看焦裕禄故事之后,良心发现有愧,和焦裕禄相比,她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对这一伦理道德过失,她愿坦荡认错。陈说,当时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的丈夫曾真,了解到曾真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状态,加上张天性喜爱文艺,与情趣相投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当时的社会没有强调计划生育,人们对计划生育的知识知之甚少,张志新多次怀孕生下孩子,还是可以理解的。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8:28:29
  作者:caihengbin123 时间:2017-02-09 17:57:42
  苏铁山: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1976年9月,伟大的人民领袖,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历史巨人毛泽东 告别了他深爱着的人民。毛泽东逝世后,在中华的大地上,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时代的历史逆流,便开始了它的疯狂。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份血写的报告》所歪曲的“张志新案”以及其后一系列歪曲“张志新案”的文字,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登场的。
  两个案子的对比
  “张志新案”是1979年轰动全国的大案,陈禹山们通过他们1979年6月5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一份血写的报告》,将张志新描写成因反对江青、林彪;因非议“文化大革命”;因主张为彭德怀平反;因反对整老干部而在1975年被冤杀的“英雄”。在陈禹山的笔下,张志新成为了“圣女”——美丽、善良、勇敢、正义、多才多艺。
  现将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写到的张志新的主要言论抄录如下:
  张志新是在1969年9月24日被捕入狱的。被捕前,在盘锦五七干校早已被列为“专政对象”,在数不清的批斗会上,她这样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
  “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在那(里)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了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单调了吗?因此,我对江青就有很多想法。”
  “林彪说, 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了,这样下去,局面是不堪设想的。”“(我)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的论断,很反感,顶峰不是到头了吗?”“林彪是促进(党内)‘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我对林×××没有什么信赖。”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对那些事都想不通,好多人打倒了,是否都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要当敌人来打,(我)思想上就是不通。老干部总是给党做了些好事,做了些工作”。
  对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被定为“反党”,她认为应当平反;关于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案件的处理,她指出这是不公正的;……
  她在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有人问她:“你担忧什么?”张志新坦率地说:“现在毛 身边那几个人可靠吗?江青、叶群这些人……”。
  陈禹山们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告诉人们,张志新就是因为上述的一些言论而被“‘王张江姚’及其在辽宁的死党”冤杀了。
  然而,同是在1975年,机缘巧合,历史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的平反,这个被平反的人是苏铁山。
  在这里,我将2005年3月交给本人所在的党支部,全国工商联机关党委和全国工商联党组并在支部会上全文照读的《真实人生——我的党性自我分析》(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求党员写“党性自我分析”)一文的部分内容抄录如下:
  ……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舆论准备时期和发动初期,整个中国社会学习毛 著作的高潮不断,对毛泽东思想的歌颂和评价也越来越高。开始出现了“顶峰论”等不符合实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不适当“拔高”的说法,和除了毛 著作外不让读其它书的不适当做法。在当时,尽管自己对毛 有很深的感情,学习毛 著作也十分认真,但由于自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础知识,因此也就不能接受一些过分的“拔高”的说法和做法。
  在1965年和1966年间,自己广泛阅读的作法在部队受到了基层领导和同志们多次不点名的批评和当面的劝说,基本意思均为应专心学习毛 著作,不要看其它的书。尽管自己当时对毛 很尊敬,但为了维护自己广泛读书的权利,曾多次说过:“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毛泽东思想不是人类文明的全部,在人类历史上还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也创造了很多光辉的思想,我们也应该将这些光辉的思想继承下来”;“毛 很伟大,但也和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一样,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时,自己说:“顶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时,自己说:“唯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当有的同志谈到:“毛泽东思想是一把金钥匙,你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毛泽东思想解决”时,自己则说:“毛泽东思想很光辉,但自己的问题很多,毛泽东思想只是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金钥匙上的关键的一个齿,这把金钥匙上的其它的齿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其它光辉思想构成的”……等等。自己的上述言论在1966年曾被由兵种、学院和基层部队所组成的三级工作组整理成“苏铁山反动言论的综合材料”,并据此将我定为“思想反动分子”,于1966年10月(20岁)关入陕西马兰监狱。在1966年处理我的前后,我从未认错,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完全不符合“认罪服法”、“认错服教”的要求。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政治形势迅速变化。1975年(29岁)我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随后即在北京安排了工作,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组织上重新修改了对我的平反结论,肯定了我1966年前后的那些言论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并说我当时年龄很轻,敢于提出并一直坚持那些正确的观点是十分可贵的。
  以上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言论,并引用《一份血写的报告》中记述的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言论,是想说明我当年的言论和张志新的言论从“质量”和“严重程度”上看应该说是相差不大。然而我的“命运”和张志新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尽管我和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因“言论”被关入监狱,但我却在1975年被解放军的“军兵种”领导机关宣布平反,而张志新却在1975年被辽宁省法院“改判死刑”,并经省委常委会议一致通过同意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了死刑。
  如此阴阳两界,天上地下的生死差距同样发生在1975年;同样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样的“政治气候”和“舆论氛围”;同样都是“大机关”、“大单位”层层经手几十人的处理过程,即不存在“天高皇帝远”可以任意胡来的可能,怎么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差距?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对于如此的“矛盾”,我们认为只存在两种可能。一个是本该被判“重刑”的苏铁山却被一些人包庇平反了。另一个是陈禹山们所描写的“张志新案”有意掩盖了导致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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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09 18:50:53
  作者:caihengbin123 时间:2017-02-09 17:58:08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有人说胜者为王败者贼。
  然而历史的波涛,时间的潮水,同样能够冲掉历史真相上面的污泥和沙尘。将真实的历史展现在天地之间。
  张志新被判死刑的真正原因
  我们在对“张志新案”进行重新了解时,发现陈禹山们在编写《一份血写的报告》时有意掩盖了如下重要的事实:
  1、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多次书写张贴大量直接针对毛泽东 的反动标语,包括“打倒毛泽东”、“绞死毛泽东”、“油炸毛泽东”、“千刀万剐毛泽东”等等。
  2、张志新在公开场合及开会时多次高呼上述内容的口号。
  3、张志新在她自己的“毛选四卷”上书写了大量的攻击、漫骂毛泽东 的言论。
  4、张志新还有攻击、漫骂周恩来总理的言论。
  5、1973年11月16日张志新与其他犯人参加“批林批孔”大会,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等口号。
  6、1975年第二次判处张志新死刑时,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据查,当时判处张志新死刑的依据是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公安工作六条》。 《公安工作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 ……,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
  7、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报批过程是否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据查,当时判死刑的审批程序为,基层法院判死刑须层层上报至辽宁省高级法院,辽宁省高院判死刑,须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上报最高法院前,按当时的规定必须经省委常委讨论同意,然后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据了解,1975年判张志新死刑的审批过程符合当时的“法律程序”。
  所以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她反对林彪、“王张江姚”(林彪1971年已死,辽宁省在文革中没有因反对“王张江姚”被判死刑的),不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张志新的那些言论(请对照我当年的言论),也不是因为张志新坚持《一份血写的报告》中引用的她的那些观点(本人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一份血写的报告》有意遗漏的,张志新用谩骂的语言“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 ”,因此触犯了《公安工作六条》,这才是判张志新死刑的真正原因。
  当时对张志新的判决是否有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第十二条规定:“……本法实施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做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年判处张志新死刑的法律工作者不愿给张志新“平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据我们所知,当年参与判处张志新死刑的至少几十个人,却没有发现一个人出来表示“忏悔”。
  所以,我们认为《一份血写的报告》不是一份认真、严肃的按照时间顺序、逻辑过程、因果关系、事实真相形成的“案情报告”,而是政治目的明确的“文艺作品”。
作者:QQ图腾1 时间:2017-02-10 07:24:50
  史书这东西看看就好,不可能有多客观,儒家修史有很强的目的性,追求的也不是客观。资治通鉴是给宋朝皇帝看的,北宋国力不济,周围都是虎狼,劝皇帝保守为上,就这个目的,谁想到后代好几百年都还拿它说事呢。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10:03:23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11:02:59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11:48:35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18:20:37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20:18:35
作者:ylopqqa 时间:2017-02-10 21:01:31
  顶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21:55:22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21:56:21
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21: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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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llk11 时间:2017-02-10 22: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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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醋大叔2015 时间:2017-02-10 22:02:22
  支持楼主。
  以前我就对一些史料产生过疑惑。
  譬如轮台罪己诏,譬如太史公笔下的武帝和他爷爷,再譬如中唐以后对武则天的记载。
  80多了还跟两18.9的小年轻玩3P,说出来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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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y_ROCK293 时间:2017-02-11 02:58:48
  MARK ,好文
作者:tenxin 时间:2017-02-11 06:42:35
  mark
作者:专治彪 时间:2017-02-11 08:35:21
  中国的天行健进取精神,武烈鹰扬之气,为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从先秦到两汉到盛唐,人人尚武。
  宋儒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等于被阉割了。
  儒教适合享乐,清风明月翠竹酒诗这一套,确实风雅。文化输出很强,相当于今天美国的生活方式对外国的吸引力。
  但是里面的核心内容,除了阶级服从外,都是相当于今天白左种族平等内残外忍圣母横行那一套,灭国取死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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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资料员2014 时间:2017-02-11 09:27:33
  @专治彪 2017-02-11 08:35:21
  中国的天行健进取精神,武烈鹰扬之气,为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从先秦到两汉到盛唐,人人尚武。
  宋儒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等于被阉割了。
  儒教适合享乐,清风明月翠竹酒诗这一套,确实风雅。文化输出很强,相当于今天美国的生活方式对外国的吸引力。
  但是里面的核心内容,除了阶级服从外,都是相当于今天白左种族平等内残外忍圣母横行那一套,灭国取死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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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李晓鹏这货色和暗示的黑史观吧,鼓吹历史倒退邪说,等着毛这只救世主出现是吧??

  无耻剽窃别人的分析,还作这样的卑劣扭曲,简直和当年日本人利用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一样卑劣。
  • 专治彪: 举报  2017-02-11 10:18:50  评论

    有真知灼见可以说,这种垃圾回复就不要浪费别人时间了。
  • 信息资料员2014: 举报  2017-02-11 10:51:21  评论

    评论 专治彪:李晓鹏那本书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是剽窃杜车别的分析的,还借此忽悠许苏民先生。中国社会就是从宋朝这个节点社会各项指标才开始爆发的,杜车别强调造纸术印刷术普及思想爆发和科举制,我在别处看到分析海外国际贸易兴起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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