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各城镇化速度,农村人口还得就业在农村?也谈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已扎口]

楼主:大家好是最好1 时间:2017-05-14 13:59:44 点击:23706 回复: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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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中国城镇化率只有10%,新中国成立之后快速发展,至1960年达到了19.8%,几乎增长了一倍。
  可惜的是,1960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镇化率没有上升,而是经历了波动,1963年降低到16%,之后缓慢增长,到1978年中国城镇化率水平达到17.9%,尚未达到1960年的水平。
  1978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率逐渐增长,至2015年达到56%。
  对应的各年份人口数量,1949年-5.4亿,1960年-6.6亿,1978年-9.6亿,1992年-11.7亿,1992年-11.7亿,2015年-13.6亿。
  计算相应年份城镇化人口数量,1949年-0.55亿,1960年-1.32亿,1978年-1.72亿,1992年-3.2亿,2015年-7.6亿。
  相应的,中国非城镇化人口数量,1949年-4.9亿,1960年-5.3亿,1978年-7.9亿,1992年-8.5亿,2015年,6亿。
  谈一下我的感受。
  如果一个村子,总土地面积不变,人口逐渐增多,人均土地会越来越少。而农业的特点,一块土地耕作的人多是没有太大作用的,精耕细作的作用越来越边际化。因此,在人口增加过程中,农村人的就业是低质量的,增加的粮食能够养活增加的人口已经很了不起。除此以外,这种低质量的就业很可能拉国家发展速度的后腿。
  令我不解的是,1960-1978年,长达18年的间,中国城镇化率速度几乎停滞,这个期间,中国非城镇化人口由5.3亿增加到7.9亿,净增2.6亿,净增长率达50%,增长速度很快。
  这是我静心思考的结果,请大家理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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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大家好是最好1 时间:2017-05-14 14:07:08
  我1994年考上大学,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之前有两个前辈,大概是中专、大专文凭。
  全村400多人,建国后1949-1978年间以各种方式到城里去的,一共大约10个人的样子,其余的,跟随祖祖辈辈务农。
  方圆十里八乡,情况类似。本人是鲁北平原人。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4:10:30  评论

    之前考上的两个前辈,也是80年代考上的,对了,比我年长几岁的一个姐姐1个考了技校,是大概90年代初的事了。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4:48:49  评论

    评论 大家好是最好1:非城镇化人口持续增长,但是他们生在农村,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就知道种田、生存。这样的就业,也算是有效就业吗?试想一下,如果这样处理的话,中国将永远没有失业。如果你失业了,你接受这种就业方式,那你就去农村嘛,给你分一点土地去耕种,就业解决。同样情况如果在国外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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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大家好是最好1 时间:2017-05-14 15:08:03
  生在农村,没有招工机会、没考上学,就只能在家务家,又不计算失业率,这是有问题的。
  从好的方面说,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与民国相比,起码他们有一份土地耕种,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流离失所。但是,土地就那么多,作物产出的增长幅度与人多田少、精耕细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所以,这是被动就业,是低效就业。
  在过去,有的国企也是这样,虽然产量没有增高多少,但是工人子弟长大了,也得安排工作呀,一个车间,差不多的工作量,40个人是干,50个人也可以嘛,甚至,再增加到55个人又怕什么呢?没有人失业,但是,谁真正受益了呢?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5:12:38  评论

    本人1970年中期出生,曾在某油田长期工作。该油田1970年中期发现,1980年代后期达到产量顶峰,之后逐步递减。然而,会战的老工人还没有退休,新一代的石油子弟很快就长起来了,那时我们的石油中专、技校十分红火,人们宁可上中专不上大学,上完中专就回油田当干部。然而,油田产量一再递减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5:14:19  评论

    评论 大家好是最好1:然而,油田产量一再递减,终于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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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大家好是最好1 时间:2017-05-14 15:42:13
  生在农村,没有招工机会、没考上学,就只能在家务家,又不计算失业率,这是有问题的。
  从好的方面说,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与民国相比,起码他们有一份土地耕种,不至于饿死,不至于流离失所。但是,土地就那么多,作物产出的增长幅度与人多田少、精耕细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所以,这是被动就业,是低质量就业。
  在过去,有的国企也是这样,虽然产量没有增高多少,但是工人子弟长大了,也得安排工作呀,一个车间,差不多的工作量,40个人是干,50个人也可以嘛,甚至,再增加到55个人又怕什么呢?没有人失业,但是,谁真正受益了呢?
  90年代之前的农家子弟考学之难,大家应该知道,80-90年代,由于工人子弟的成长,在农村招工也很少了。
  而同期的工人子弟,除了考上大学的之外,主要的出路也是在父辈的厂矿工作。这种眼界的狭隘、就业范围的狭窄简直是恶性循环。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16:43:54  评论

    评论 大家好是最好1:毛时代你们那里进城工作的肯定不只十个人,只有一种情况,你们村就在郊区!或者油田旁边,如果是油田旁边,油田补偿就够你们吃的了,根本不用进城!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7:26:30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200:我是鲁北平原的,我跟随我的伯父来到另外一个油田。我详细问过长辈(其实谁在外边工作我基本也知道),确认整好是10个人。1949-1976年,我们村出去了10个人,包括我的伯父和二伯。整个村子不算大,一共400多人,27年啊,10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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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草原情怀2015 时间:2017-05-14 16:23:51
  加快城镇化是必须的,但就业形势不乐观。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16:46:28  评论

    评论 草原情怀2015:需要建设更多的工业,建立航天,发动机这类大产业。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7:30:38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200:恕我直言,凭直觉我觉得你这个人的学历肯定不高。首先,航天实在是个小产业,非常之小。第二,不要总把眼光盯着你觉得高大上的东西。国家如同一个人,发展要全面,不要以为大脑重要、骨头重要,别的心肝肺脾肾,脂肪、血液等等,都有它的重要性。举个例子说,旅游、饮食才是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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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16:45:56
  毛时代农村的公社化就是城市化,只是进城被打断了,当然全面做到需要时间。

  另外1960年大跃进时期的城市化是因为苏联援助,同时是超出能力的城市化。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17:16:03  评论

    评论 前方是旅途1 :我个人认为没有减速,现在在认定上并不公平,华西村不是今天才像城市的!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7:36:33  评论

    评论 前方是旅途1:我知道你们对毛时代的认识几乎是白玉无暇的地步,但是,事实就是事实,1976年的时候,中国人穷这是事实啊。为什么穷,当然,你可以找很多正当的理由去解释,但那个时代的发展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快。所以,在这个事实上,你再去为存款余额辩护、为大学生数量辩护,在我看来,是不客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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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酒的传说2017 时间:2017-05-14 18:11:23
  1952年全国城镇从业人员2486万人;

  1978年全国城镇从业人员9514万人;

  1949年全国城镇从业人员?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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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18:24:25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9:55:23  评论

    分析一下你的数据表。第一,1956年农林牧渔产值达到610亿,之后下降,至1963年才重新达到这一水平。第二,1956-1977,20年农林牧渔产值才翻倍,不要忘了,期间农业从业人口从2亿增加到3亿增加了50%。第三,1978-2008期间,中国是稳步发展,再没有负数。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20:21:33  评论

    评论 大家好是最好1 :注意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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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18:31:07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8:48:59  评论

    城市化率的统计和我的资料完全一致啊。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19:10:59  评论

    评论 大家好是最好1:城市化率一样,但是这个数据应该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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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18:42:28
  楼主当地的中小水库是哪年修建的,还是依靠黄河防护工程?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9:10:52  评论

    我邻近没有中小型水库,我小时候吃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靠近渤海,咸水居多。最早吃河水,后来打一口实验井(不知道实验什么),有很大一股味,但是吃了很多年,后来又吃河水、自己的井水。我父亲一辈冬天里经常去“挑河”,但我周围没有水库,我是没到过水库。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19:12:29  评论

    黄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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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酒的传说2017 时间:2017-05-14 18:45:12
  中国历年职工人数和平均工资统计(1949-2004)


  年份 职工人数(万人) 合计 国有 城镇集体

  1952 1603 1580 23

  1976 8673 6860 1813

  1977 9112 7196 1916

  1978 9499 7451 2048

  1979 9967 7693 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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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大家好是最好1 时间:2017-05-14 18:57:32

  
  • 孙百里: 举报  2017-05-14 19:09:17  评论

    评论 大家好是最好1:1960-1962,粮食不足逼使刚成为工人的回农村种地瓜青菜增加吃的。1964前后,苏联核战威胁,边境陈兵百万,广积粮深挖洞,城市会成为核弹的毁灭目标,疏散两千万青年到农村山区应对核战争,工厂疏散到无公路的山区,在核战威胁结束前,城市城镇没有发展的必要。
  • 铁三角铁骑3: 举报  2017-05-14 21:25:45  评论

    评论 孙百里:你的发明好,把1969年的苏联核威胁发明到了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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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道9 时间:2017-05-14 19:01:26
  城镇人口增长并不少,不过农村基数大,生孩子也更多吧了,离土离乡同样如此,但分散到一个个村里就不起眼了,事实是升学,招工,参军这三大渠道一直就没断过,光是参军一项,每年离土的人数就不在少数。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19:13:35  评论

    没错,我估计他们村怎么也得有两三个吧?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9:21:16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200:我帖子里讲的是最终在外边参加了工作,成为非农业人口的人。以我们家为例,我父亲有三兄弟先后光荣入伍,但是只有我伯伯是汽车兵,有技术,最终去了胜利油田,我父亲和我叔复员成为普通农民。前面说了,升学几乎没有(太难了),主要是招工,入伍的绝大多数又复员回来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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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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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19:51:58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19:58:40  评论

    总体上看,你的数据和我的数据工不冲突啊。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20:02:33  评论

    还是和你讲那个道理。中国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后快速增加,计算相应年份城镇化人口数量,1960年-1.32亿,1978年-1.72亿相应的,中国非城镇化人口数量,农村人口1960年-5.3亿,1978年-7.9亿。这不就是说农村人口急剧增加吗?这些人在有限的土地上耕作,生活水平能提高?你们所说的机械化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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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百里 时间:2017-05-14 20:19:40
  人均粮食增加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虽然提的有点慢。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20:27:32  评论

    评论 孙百里:人均粮食增加确实不够多,但是够吃了。尤其是定量搞的很平均,挺好的,关键是那时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4 20:37:47  评论

    1952年,人均285斤,1972年还有276斤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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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ochest126 时间:2017-05-14 20:57:28
  城镇化,能否给国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 i77566363: 举报  2017-05-15 02:39:29  评论

    评论 rochest126:估计很难,我的老家两个乡一合并就成了镇。这就完成了城镇化了,又有什么用?
  • rochest126: 举报  2017-05-15 03:59:11  评论

    评论 i77566363 :这个是方法的问题,得靠实践去改善。我猜测,人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生活,所以也就无从找到好的方法去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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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_15435476579 时间:2017-05-14 21:19:12
  工农兵大学生很多,但改开后不承认,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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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铁三角铁骑3 时间:2017-05-14 21:24:01
  @_15435476579 2017-05-14 21:19:12
  工农兵大学生很多,但改开后不承认,白卷英雄张铁生就是工农兵大学生
  -----------------------------
  多什么多?工农兵大学生也就是几十万人而已。这可是文革十年。。。
  • _15435476579: 举报  2017-05-14 21:27:16  评论

    1970至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人。而且当时中专比大学吃香,那时重视技术人才
  • 铁三角铁骑3: 举报  2017-05-14 21:31:31  评论

    评论 _15435476579:10年才培养了82万不合格的大学毕业生,这你还不觉得羞耻?那时重视的是政治不是技术。大部分两弹一星元勋都成为了发动技术权威。钱伟长,钱三强都下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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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步行街2016 时间:2017-05-14 21:33:37
  同意楼主意见!中国就是一个长期人口过剩、人口堆积的国家!
  幸亏有了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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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21:57:13

  
  
作者:酒的传说2017 时间:2017-05-14 21:57:55
  宣传上说,改革开放是1978年。其实,真正的农村改革始于农村包产到户,发生在1982年初,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78年为千分之18.25,1992年为千分之18.24,即改开前便开始了计划生育。而城市企业改革,则发生在1985年初,因此,要谈改革,必须要把改革开始的准确时间搞清楚,不是一个三中全会就改开了,那时的小岗村按手印还是非法的。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07:22:43  评论

    评论 酒的传说2017:不能说非法,只是不被传统认可。实际上他们并不会因为手印而被治罪,所谓冒着生命危险基本是夸大的宣传。这实际上是邓路和华路的对抗而已,而危险属于华方。或者公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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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22:03:03

  
  
作者:酒的传说2017 时间:2017-05-14 22:10:47
  楼主把城市化代表工业化,是在混淆。1958~1961年是大跃进时期,是一个特殊时期,那时苏联援助的156项目要搞上去,就必须招大量的工人,后来由于苏联援助没有了,资金困难,减员在所难免,先前进再后退,是必然的,你们不是老是说“冒进”吗?怎么现在又说后来的速度慢了?难道要继续冒进?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22:18:34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22:31:43

  
  • _15435476579: 举报  2017-05-14 22:35:54  评论

    看过天涯一个帖子,文革是中国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全面教育的分水岭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4 22:42:32  评论

    评论 _15435476579:显然,看数据很清楚,只是被称为文革乱搞,盲目扩大。汉奸根本不按正常人的思维解读这些数据,而官方则在诋毁文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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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22:35:39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4 22:39:19

  
作者:顽主2016 时间:2017-05-15 04:42:27
  最大的错误就是没在农村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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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8:11:04
  当年的农村之苦,令人发指,尤其是山区边缘地区,可以说大部分城市人,毕业生是不大愿意去的,是半命令半哄着去的。

  他们当然可以在大城市打下一小片比农村好得多的生活,只是为了今天,他们必须牺牲。

  当年知青下乡是因为除了这些之外,还要防止他们闹事,尤其是联动西纠这类红二代。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8:37:13


  向阳湖位于咸宁市郊,原属咸宁地区咸宁市(县),现属咸安区。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部创办咸宁“五七”干校,6000余名文化部高级领导干部,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艺术家、文博专家、学者及家属下放鄂南的向阳湖,经历了为期3年左右的劳动锻炼。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汇集于咸宁的一隅,人数之多,密度之高,总览古今中外的文化史都是罕见的。
  下放向阳湖的知名人士主要有:1、文化部领导:当时的副部长有李琦、赵辛初、徐光霄,后来担任副部长的有周巍峙(曾担任代部长)、司徒慧敏、吴雪、仲秋元和顾问马彦祥等;2、作家:沈从文、冯雪峰、冰心、楼适夷、张天翼、孟超、陈白尘、萧乾、郭小川、李季、臧克家、张光年、严文井、韦君宜、牛汉、绿原等;3、评论家:侯金镜、冯牧、许觉民、阎纲等;4、翻译家:金人、孙用、纳训、赵少侯、刘辽逸、文洁若、许磊然、陈羽纶、孙绳武、蒋路等;5、画家:邵宇、邹雅、刘继卣、冯忠莲、李平凡、秦岭云、卢光照、许麟庐、张世简、林锴、张立辰、张广、徐希、范曾等;6、书法家:李长路、刘炳森、谢冰岩、佟韦、王景芬等;7、出版家:陈翰伯、王子野、金灿然、史枚、陈原、王益、王仿子、丁树奇、范用、宋木文、刘杲、薛德震、陈早春、杨德炎等;8、文博专家:吴仲超、唐兰、单士元、王冶秋、龙潜、刘九庵、耿宝昌、徐邦达、史树青、王世襄、罗哲文、谢辰生、吕济民、杨伯达、胡继高等;9、学者:宋云彬、杨伯峻、马非百、赵守俨、陈迩冬、王利器、顾学颉、傅振伦、程代熙、林辰、周汝昌、周绍良、金冲及、王士菁、傅璇琮等;10、编辑家:郑效洵、张惠卿、李侃、江秉祥、崔道怡、何启治等;11、电影工作者,如唐瑜、洪臧、季洪、丁达明、胡健、韩生义、石梅音、王君壮、楼青兰、刘建中、康玉洁、徐真,以及后来成为影星的陈宝国等;12、图书发行家,如汪轶千、郑士德、杜克等;还有书籍装帧艺术家(如曹辛之、张慈中)和曲艺家(如傅雪漪、黄非),等等。以上是据不完全统计,还有不少文化人一专多能,既是作家又是翻译家,既是评论家又是编辑家,既是文博专家又是书画家,即是出版者又是学者。他们当中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的为数不少,中国文联全委、作协全委亦不乏其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共有50余人,其中下放向阳湖的占了四分之一;中央文史馆馆员有30多人,“向阳湖人”占了三分之一。
  80年代有一篇写“将军县”红安的报告文学轰动一时,叫《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而咸宁向阳湖则可以说是“六千文化人同一片土地”。?当年,咸宁干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驻校军代表全面领导。下设五个大队,二十六个连队。具体分布是:第一大队,文化部办公厅、政治部、政研室、电影局、艺术局、出版局、文物局、计财司、联络司、教育司、群文司等;第二大队,含北京图书馆(现改名国家图书馆)、文物出版社、文博研究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三家简称“革历博”);第三大队,含新华书店总店及北京发行所和储运公司、中国印刷公司、中印器材公司、人民出版社及农村读物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荣宝斋)、版本图书馆,以及红旗越剧团和勇进评剧团等;第四大队,含中国作协、中国文联、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等;第五大队,含中国电影公司及器材公司、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科学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科学研究所及洗印厂和幻灯厂、中国电影资料馆等。这些单位大都是“连窝端”下放咸宁干校,可以说,在北京,重要的文化机构里基本上都有当年的“向阳湖人”。在极左的特殊时代背景下,文化人集中向阳湖这一点,是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据统计,当年全国中央一级机关开办的“五七”干校共有106所,各省开办的有1497所。如江西中央办公厅干校、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上海奉贤干校、湖北沙洋干校等等,都不如咸宁干校的文化人这么多,知名度这么高。因此,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不幸咸宁幸”。
  咸宁干校总部设在甘棠“四五二高地”(海拔45.2米),即现在的向阳湖奶牛良种场。当年的向阳湖区,还包括现在的张公、宝塔,校部负责人有李晓祥、徐光霄、杨岩、聂鸣九、常萍等。先遣队下来的时间是1969年4月12日。1969年9月26日,第一批大队人马离京下放咸宁,12月19日,来了第二批;1970年5月18日,又下放第三批。建校之初,在咸宁高中(现在的咸宁师专)设有中转站和子弟学校。此外,还在武昌金口、乌龙泉两地(当时均归咸宁地区管辖)设有家属连;驻扎在汀泗桥的十三连(人民出版社)烧石灰窑,在双溪的二十六连(新华书店储运公司)挖煤。“干校”劳动主要是围湖造田,搞粮、油、肉、蛋“四自给”;同时搞学习与批判,有一段开展深挖“五一六”运动。一年之后,一批老弱病残约百余人转到鄂西北的丹江分校,即现在的文字605厂。干校初期是北京军区驻校军宣队主管,1970年6月2日,改由湖北军区军宣队接替。从1970年秋季起,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干校学员陆续调回北京,至1973年,大部分人离校。1974年12月底,咸宁干校解散,合并于文化部另一所干校——原河北省静海的团泊洼(现属天津)。

  直到1979年,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国务院于2月17日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干校才成为历史名词。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8:40:56


  施能民:“文革”下放农村的经历 
  2008-12-11 
  施能民(清华大学1958届电机系) 
  一九八一年六月,回顾“文革”这段历史经历,特别是下放农村三年的经历,酸甜苦辣,感受颇深,久久不能忘怀。作为一名教师在逆境中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双手为贫困的山区农村,为农民兄弟做点有益的事,感到无比欣慰。改变山区农村落后面貌需要知识,知识分子为农村服务责无旁贷! 
  下放农村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席卷全国,福州大学也在其中。一九六九年开始了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政治大审查,把大部分的教师和干部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做个自食其力的人。我因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被第一批下放到福建偏远的山区漳平县象湖公社禄前大队,从此踏上了又一段艰辛坎坷的人生历程。记得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我校第一批三十多位下放漳平县的教师和干部携妻带子和全部家当乘火车到漳平车站。以后又换乘汽车到各人被分配的公社。我因儿子刚刚出生的缘故只身一人下放。和我一起下放到象湖公社的还有政治教研室的肖老师和电机系孙老师的两家人。第二天中午抵达公社的办公大院,同时到达的还有厦门和龙岩的下放干部,社员闻讯后好奇地纷纷跑来观看,我们就像在动物园里被围观一样,心中很不是滋味。下午我在禄前生产大队陈队长带领下经过了三个小时翻越了两座大山最终到达禄前村一幢用黄土夯实的土屋住下。分配给我的是一间十几平米的昏暗的房间,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到远处山泉挑,三餐饭借用房东烧柴的炉灶,全部的文化娱乐就是收听半导体收音机。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参加生产队评劳动工分。一般的社员都得到二十分,妇女劳力也有十六、七分,而我只得八分。 
  办小学,为孩子教书,给社员扫盲 
  经过了一段劳动,有一天生产大队长找我商量说:“老施,按照你的劳动本事恐怕只能喝米汤了。我们大队方圆二十里没有一座小学,许多孩子因此而失学,听说你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又是老师,字典里的字你都认识,天文地理你都精通,这样吧,你负责教我们的孩子念书,晚上给社员“扫盲”,大队里如逢有奔丧喜庆请你给我们看风水,我则安排社员轮流给你派饭,行吗?”我回答:“教书“扫盲”我行,看风水我一窍不通,但我有个要求:凡适龄女孩也都要来上学。”队长拍板说行。于是生产大队部的大院成了教室,一个特殊组班的临时小学就这样开张了。白天我面对一大群天真活泼的孩子分时段给他(她)们上课,晚上给下工的社员讲解发生在当天的国内外大事和“扫盲”。你别说经过了几个月下来的教书还初见成效。一位干部在批评犯事的社员时说:“你们不要没有所谓,我要把你们统统拉上岗位(批判上纲上线之意)”,一次大队伙房里的水缸不知谁把它灌得太满了,水溢出流了满地,炊事员见到大声嚷嚷:“谁把我的伙房弄得五湖四海!”,在欢送我调去公社工作时一位社员动情地说:“老施啊,你走了我们非常悲惨(伤心意)啊!我们非常不甘心啊!(舍不得之意)。”听到社员已经能不太准确地应用文化课上学来的词汇,我心里真是高兴! 
  搞广播网,建水电站 
  一天公社党委张书记巡视禄前大队,特地来听我上课和“扫盲”,在称赞之余与我谈心说:“我看过你的政治档案相当可怕,观察你下放这些日子的表现顶不错的,不像档案里所写的。这样吧,我们公社幅员广阔山峦重叠没有通讯工具,你能不能把公社的有线广播网架设起来,让每个生产队、生产大队都能听到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和公社下达的通知”我说:“行,我是学电气自动化的,这是我的本行,保证完成任务。”接着张书记又说:“我们公社仅有一座二十多千瓦的小水电站,全公社社员收获的稻米和地瓜要按村排队的顺序轮流来公社水电站碾米和加工,每天你都看到男女老少挑着稻谷的长队,从家里出发翻山越岭来这里加工。夜晚没有电,家家户户都是点着松明火把生活很不方便,你能不能有计划地在公社范围内有水源的地方设计和建设几座小水电站改善社员的生活。”我回答说:“不行啊,水电站四分之三是水工结构、土木建筑和测量的问题,而我是学电的只懂得发电机和发电以后输配电问题。”书记说:“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上级领导指令我负责八万多人口的生计,而你一位大学老师难道连一个‘电’字都管不了吗?”书记的质问触动了我,山区社员的艰辛生活一幕幕地在我脑海中浮现,于是我表态说:“让我试试,我边学边干尽最大的努力把公社小水电站建设起来。”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08:54:45  评论

    尤其是差的农村积累差,国家又没有资金支持所有农村的电力建设,所以,一般是自己想办法,可是有人力,有一些资金,但是没有专业技术人员,农民连资料都看不懂,于是只能求助下放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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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8:43:34
  接到这两项任务后我去到县城,一头扎进县水电科的资料室翻阅有关水电站的书籍、资料和图纸,又到了县广播站借阅收音和播音扩大器的图纸和采购制作中要用的电子真空管和电子元器件,经过自已动手把具有收音和播音的扩大器制作成功了,接着指导社员砍树做成布线用的一根根木桩。当我第一次爬上四、五米高广播木桩上固定电线时,由于害怕加上不会使用爬杆的金属脚钩,一下子从杆上滑落下来,前胸被没抛光的树杈划破了好几道口子鲜血直流,公社书记见到后交代:以后这活让手脚灵活的农村小青年干。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从公社到各大队、生产队的广播网络架好了。当荒僻的座座山村响起来了“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的讲话时,我的心飞到了北京同时汹涌着胜利的喜悦。 
  至于水电站的设计和建设则颇费时间和功夫。我首先选择了一个水流量小装机容量只有十五千瓦的地点建座小小水电站,设计时我把档水坝、围堰、沟渠和压力水池的安全系数往大里选,画好的图纸我亲自送到县里找水电科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请教和审核。从县里水电科借来的水平测量仪我反复地练习测量直到熟练地操作使用。而最伤脑筋的是“文革”期间物资匮乏采购不到电站所需的各种器材。社员也焦急,大伙儿群策群力,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从压力水池到水轮机间需要用大口径铸铁管联结,当时买不到,社员想方设法用砍下来七米多长直径近一米的松木,把圆芯中的木质人工掏空做成松木压力水管。经过一年的齐心努力第一座十五千瓦的小小水电站建成了。发电的那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团团围在电站旁,一声令下:“开闸送电!”整个山村电光闪亮象开在茂密的丛林中的朵朵鲜花,人们欢呼雀跃燃放鞭炮,人人高举着自家酿造的米酒干杯痛饮,社员们忘情地把我一次次地抱起抛向空中。 
  有了第一座小水电站设计和施工的经验,接着我又陆续设计和指导施工了五座小型水电站,其中最大的一座达到装机容量六千千瓦。还帮助没有水源的三个大队安装了柴油机—发电机组解决用电问题,使山区得到了更多的光明。 
  在建设水电站过程我经历了一次危险遭遇:一次我在荒山上测量引水渠道时,因为没有路在杂草丛中行进,加上下雨路滑一不小心从半山腰跌落到几十米的山谷下,幸好滚落的山坡沿途撞到各种杂草矮树层层阻挡,结果只落下左手骨折和腰部损伤、疼痛得昏迷过去。幸亏跟随我测量的公社通讯员赶紧叫来在出事附近的社员及时地把我抬到公社卫生所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思想品德的考验 
  建设水电站除了要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外,还要经受着一次次思想品德的考验:因为施工中许多漫长的水渠土石方挖掘是承包给各工程队施工的。沿途挖掘的土石方数量是根据我施工前绘制的地形和地质图为依据的。挖掘的土石方数量和挖掘的土石结构含量的百分比施工单价差别是很大的。每项工程进展中必然会遇到包工头用钱来行贿,要你把土石方量增加一些和把土质的改为石质的。这时你如果稍有私心杂念和不为贫下中农着想,你就会被拖下水走向经济犯罪的深渊。由于受多年党的教育和人民的培养,我一次次地顶住这卑劣的诱惑。因为我是拿国家工资的,所有的设计、现场指导施工、四处采购物资都没收社员一分钱,所以每每水电站建成时,生产大队干部为了表示感激,常常要无偿地送给我许多好木材。我都一一谢绝了。因此赢得了干部和社员的爱戴,他们把我看成是自已的亲人和可信赖的朋友。 
  没有实现的一个农民愿望 
  至今我还有一件愧对山区农民企求的愿望:那是下放第一年的十月底我和社员一起上山去收获地瓜,山区因平地少,于是把地瓜都播种在远近的各个山头。收获季节全村男女老少除留下几位看守村子的老人和婴儿外全体出动,白天大家奋力挖掘地瓜,夜晚妇女还要辛苦地用手工在简陋木制带金属小孔的搓板上把块状的地瓜搓切成一条条地瓜丝,并把它们铺展在竹蓬上,待白天太阳出来时让阳光曝晒凉干,尔后装进一个个麻袋中。而男的社员则享有特权一家家团团挤睡在凉晒的竹蓬下避风挡雨。第二天天一亮又重复着前一天的劳动程序。收获完一个山头全村又转战到另一个山头。一般要持续十多天到一个月,非常辛苦,于是有社员问我:“施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发明制造一种轻便的、自动的切削地瓜的机器,帮我们摆脱这繁重的劳作?”这问题可把我难住了。我知道解决这问题的难点:一是切丝机的动力能源,二是要用质好物轻的材料。虽然自已花费了不少的努力但一直没能解决。相信在利用太阳能和新材料技术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一定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难题。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09:20:08  评论

    作者为了追求安全系数,采用了超量的设计方案,所有这些劳动都是依靠当地农民同志的义务付出,这是当时运作工程项目的通用方式。所以当年的施工质量是比较高的。只有可能是设计参数达不到特殊的数值。不会有施工质量问题,而且,当时的施工队应该是各村的建筑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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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8:52:11
  第一次为高中生上课 
  当我正迷恋在水电站的建设中,象湖公社中学高中部有一门“工业基础知识”课程缺教师叫我代课,以后又因学校的教音乐的女教师分娩请产假,因我唱歌有一点天赋又叫我兼任音乐代课老师。在我阔别了两年多的大学讲台后难得地第一次踏上了中学讲台。可是好景不长,本来音乐课规定的教材是教样板戏,有一天公社放映电影,有一段新 有一段新闻纪录片中播放了南京军区文工团演唱的柬埔寨西哈努克国王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怀念中国”。在当年文化艺术极端匮乏的年代能听到这样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我如获至宝无比兴奋,第二天我就在音乐课中教唱,没过多久公社中学的围墙内外到处飘荡着这首“怀念中国”的美妙旋律。不幸的是一天被公社的军代表听到了,立即派人把我叫了去训斥:“施能民,你怎么能利用学校课堂教唱这种靡靡之音,你知道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封建帝王吗?你怎么擅自教唱他写的歌曲!”我辩解说:“毛主席说过西哈努克是好人,还亲自款待他。 而且这首歌是新闻电影中南京部队文工团唱的”。因为我是被下放来接受改造的对象,当然胳膊拎不过大腿,第2天我就被勒令撤掉了音乐代课老师职务。最近在纪念周恩来总理一百一十周年诞辰音乐会上,再次听到由亚非拉友人一起齐唱这首“怀念中国”令我感慨万千!听过我讲授“工业基础知识”课的学生中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成了国家干部、教师和企业家。 
  重返象湖 
  今年春节我特地回访了昔日下放的地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昔日落后贫穷的山区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真是今非昔比。以前从城关到象湖公社每天只有一班开往永春县的长途车经过, 而今每天有多趟班车往返还能抵达象湖镇最偏远的长塔乡;公社(镇)到各生产大队(乡)都修了公路;昔日我短暂代课的村庄已建了一所正规小学,男女儿童人人享受着义务教育的权利和幸福;原先架设的公社有线广播网全被拆除,高山的村庄矗立着一排排锅状电视天线,不少农民手中拥有手机;昔日建的六座小水电站有三座仅用水轮机加工粮食、有三座较大装机容量的已并入闽西电网,强大的电流通过一条条架空输电线把电能送到家家户户;昔日仅有两位医生、三位护士的公社卫生站今日已被一座宽大明亮的医院所代替;昔日仅有一家供销社供应生产和生活用品, 而今在象湖镇的街道两旁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排列在橱窗内;昔日的荒山野岭成了台湾企业家投资建立的林果生产基地,茂密的树枝上挂满了台湾品种的甜美水果……。

  在这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看到了前进中付出的沉重代价:昔日我参予建设水电站的一条条清澈溪流,而今都因为建起了座座土造纸厂,利用当地丰富的芦苇资源生产出五花八门的香纸销往东南亚各地。清澈的溪水不见了,流淌着的是污黑发臭的脏水,鱼儿和翠绿的水草全部不见了。当地政府和老百姓已经认识这问题的严重性,正在着手关停这些造纸厂。


  这就是当年下放知识分子,所谓第二次迫害知识分子的说法的来源,第一次是文革初期老红卫兵联动西纠收拾黑五类。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8:58:35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省直属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走资派”等有各种问题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通讯《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报道了黑龙江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并发表毛泽东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人民日报》编者按中肯定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并要求各地加以推广。此后,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办起“五七干校”,把大批干部送到农村劳动。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强调办“五七干校”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1973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将“五七干校”工作列入党委议事日程,组织好干部轮训,形成制度。办“五七干校”的做法延续到1978年。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五七干校”陆续停办。



  文化大革命以来遭受冲击而停止工作的许多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需要安置,成立革委会后搞精简机构又产生了大批需要安置的编外干部。另外,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出现的数不清的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也无法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这些情况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五七干校”于是便应运而生。迫使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做法,反映了毛泽东轻视知识分子、轻视脑力劳动的错误认识。干部下放劳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农民的认识和了解,但总的来说,长时间被迫在农村进行体力劳动,脱离自己所擅长的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荒废了大好时光,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浪费是极其巨大的。在极左思潮控制下,许多部门的“五七干校”,实际上变成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的场所。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05:36
  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中,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本着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对大、中、小学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予以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在中央文件下达后,在条件具备的省、市,都相继开始了有组织、有步骤的动员。

      1967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通知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1968年6月开始分配。同时提出:(1)毕业生分配工作,必须打破只能分配当干部,不能当工人、农民的上制度。(2)毕业生分配,要坚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针。1966年、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要先当普通农民、普通工人。根据国家需要,分配当中小学教师和担任医疗工作的毕业生,也要一面工作,一面劳动。(3)1967年毕业生,不论分配到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其工资暂按原定标准发给。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出《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到农场去的毕业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但非现役军人。按照中央的精神,绝大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都被分配到解放军农场或国营农场去锻炼。

  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要比大学毕业生的复杂得多了。北京市1966-1968届的中学毕业生共约39.5万人;其中1966届10.5万人;1967届13.5万人;1968届15.5万人。到1968年上半年,已经安置1966、1967届毕业生7.5万人。其中1967年去东北、内蒙、云南插场、插队的4000人,分配到三线工厂的6000人;1968年组织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5000人,分配在北京中央和市属企业当工人的15000人,服兵役10000人,家在郊区县已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25000人。随着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也大大加快。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刊登了甘肃省会宁县下放城镇居民的消息。从7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全县688户城镇居民中已有191户、995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说: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官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编者按接着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口号,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人民日报》传达的这一毛泽东最新指示,立即在全国掀起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各地不顾具体条件,很快将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场。辽宁省在1968年底就动员了30万人下乡,江西省也在1968年底动员10多万毕业生上山下乡。北京市因为工矿企业缺人,曾将一批“老三届”毕业生(主要是六八届毕业生)留城就业,动员下乡工作因此受到影响。问题反映到中央,受到周恩来的批评。结果,六九届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动员下乡。对于那些仍在犹豫观望的“老三届”学生,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在群众大会上明确地警告说:“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征兵,等也是白等!”北京市的近40万中学毕业生,到1969年上半年绝大部分安置分配完毕。

  少数仍怀有革命激情的学生自觉自愿地报名下乡了,大多数并不自觉自愿的学生在各种压力下也被迫离开了家。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为代价,为开发、振兴农村落后地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国家的来说,这一运动造成了后来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人才断层,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长远的困难。

      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毕业生陆续离开了学校,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部队里,开始投入了新的生活。大批毕业生的离校,直接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消亡。尽管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遗存,红卫兵组织依然存在于中等学校中,但这时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红卫兵的造反特色。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13:59


  1969年5月初,《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天津、沈阳、、南京、郑州、南昌、长春、杭州、合肥、西安、长沙、武汉、广州 、成都等大中城市,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都超过‘文化大革命’前10年下乡知识青年的几倍、几十倍。全国在近半年期间,共有数百万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奔赴祖国内地和边疆的广大农村。如今,我国每一个农村公社,每一个农场、牧场、林场,都有了在那里安家落户的知识分子。这是我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伟大创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到1969年底,全国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即达267万之多,使1967年以来下乡的知识青年总数达到467万之多,这还不包括人数更多的回乡知识青年。[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带动了对城市人口的清理、下放工作。江苏省革委会于1969年2月13日发出通知,规定以下人员必须下乡:1、城镇的初中、高中(包括半工半读学校和其他中等学校)、大学毕业生及社会青年;2、长期脱离劳动和其他应该下乡的城镇居民;3、原各级机关和企事业系统需要下放的人员;4、需要可能下放的企、事业单位。又规定,城镇的“地、富、反、右”分子,根据党的政策,凡应该遣送下乡的,按以下办法办理:原籍是农村的,遣送回原籍交当地贫下中农监督劳动;原籍是沿海公社、国防要地的,应严加控制或变更安置地点;世居城镇的遣送本省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

  “黑五类”分子去农村时,要将他们档案转去,使贫下中农了解他们的罪行。



  建国之初中国有近六亿多人口,知识分子只有五百万。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是什么?

  他们的出身大多是地主资本家小业主,也就是旧中国比较有经济实力读书的,占人口极少数的那部分家庭,他们与旧中国上层阶级是高度重合的群体。物质资料的严重分配失衡可以通过革命的方式矫正,而知识层面同样的失衡,却是难以切割重分配的。广大的农村地区大多数人口的教育资源是严重不足的甚至是没有的,教育资源集中于知识分子聚居的工作生活条件较好的城镇。

  有什么办法能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分流出去,去改善遍地文盲的偏远农村地区的文化水平吗?

  事实上是没人愿意去的,尤其是在当时国家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国家不可能保障下放到农村去的知识分子体面的基本的生活工作条件。很多人同情流放农村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却从未考虑那就是大多数那个年代农民的现实常态。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投入到与大多数人口一样的生活工作环境,为什么被视为不人道的迫害呢?


  这些占人口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共产革命意义上的敌人,而且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公认的宝贵财富。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理所当然的要求较好的生活工作条件,在城市享受生活。当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在国家的组织保障下,去边远地区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从事一些国家重大项目。然而去很多不大具备基本生活工作条件的农村地区去默默无闻的从事农村教育工作,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即便如此,很多在城市就业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已经相对不错的生活工作条件也是有怨言的,资源匮乏发展落后的大环境下比较平均的待遇分配模式,他们所能获得的待遇与知识分子的心理预期和要求必然存在落差。争待遇不满牢骚抵触情绪的产生也很自然。在当时的环境下,共产党当局对此有疑虑就不可避免,由于很多知识分子缺乏奉献精神,不肯吃苦服从国家需要调遣,在当时共产党的思想教育体系里,把部分知识阶层视为非进步的甚至敌对的分子,也顺理成章。

  在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产生了必须要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需要,反右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人们固有的思想意识了,知识分子必然产生被冤枉不公正的心理感受,而且是群体性的相互同情不满,乃至在非知识分子的观念里对他们的遭遇也是叹惋同情的,有些人必然会倔强的反抗这种压制,更加推动了运动的激化和扩大化。

  全国划为右派的人数有五十五万人,据说经历文革活到文革结束的有十余万人。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跳开那个时代看待同情他们的遭遇,憎恶当时的不人道对待方式也可以理解。

  不同于土改的大量镇压土地所有者,不同于所有制改造剥夺私营工商业者的产业,对知识分子的镇压迫害的合法性合理性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对象和性质却有相通之处。

  过去这么多年,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肯定的解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的逻辑与后革命时代的逻辑的不同。就像今天大多数人无法接受合法奋斗的新富阶层的财富的再剥夺,也无法再接受对知识精英的贬斥强制流放,也没有丝毫社会需要。然而启动了惨烈社会革命的那个时代,这些政策举动也同样不具备合理性和现实需要吗?这种彻底的社会革命看似荒谬的破坏损失还是浴火重生?想理顺这个逻辑是很困难的,也是社会普通的直线思维逻辑所难以接受的。



  还有更困难的是,结束革命时代进入后革命时代,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转换工作重心的过渡时期,又必须否定一些革命的合法性,才能建立后续工作的合法性。这个矛盾就更加突出,不能公正的解释前后三十年的是非功过。

  反右乃至之后的文革压制了知识分子的心理固有的有别于广大非知识阶层的特权意识,使得知识阶层可以比较容易接受下放到广大知识匮乏的艰苦农村地区去落脚,对改善那里的知识短缺状况应该是有作用的。

  与张艺谋阴暗批判文革的电影《归来》对照的是,他拍过的另一部文革背景影片《我的父亲母亲》。年轻的右派被下放农村,几十年后父亲去世时,他教过的山里孩子出人头地成群结队的赶回来为恩师送别。这种场景是改开后十年里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大量的农村孩子在基础教育设施贫乏的广大偏远农村地区脱颖而出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背景就是大量的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在反右文革运动当中被下放到那里耕耘农村教育。随着政策的变化,这些人后来陆续回城,许多创造了高考升学奇迹的农村中学的教学水准普遍一落千丈。

  尽管如此,知识的火种已经在全国生根发芽自我再造,改开后中国已经可以全覆盖的普及适龄学童基础教育。

  与全世界没有经历中国这样社会彻底大革命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唯一解决了文盲问题的大国。这对于中国后来的持续大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虽然难以量化展示,然而进行国际比较是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他没有经历革命的国家的发展进程的根本性差异的。

  文革是一场大革命,是书写历史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感同身受的一场大革命,对这场大革命的不断批判,无所不用其极的诋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宏观历史角度思考这场大革命的伟大现实意义,应该在中国人的话语体系里占据一席之地。
我要评论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23:47
  福州新闻网记者每个星期天晚上,福州大学机械楼北楼总有悦耳动听的歌声传出,这是福州大学至诚学院电气工程系合唱团在排练。这个由福州大学退休教授施能民一手组建的合唱团在校内外小有名气。

  可谁能想到,20多年前身患癌症时,施能民被医生断言最多只能再活3个月。可如今20年过去了,乐观的施能民不仅活着,而且活得很精彩。

  老教授带着学生去KTV练歌

  “手叉腰,后仰。”施能民口令一下,合唱团的学生便开始做唱歌准备工作。

  “转身,给前面的同学‘按摩’。” 施能民变换口令后,走下讲台捶面前一个学生的背。他的举动引来学生哈哈大笑。这是几天前,记者在福大一间教室看到的情景。

  准备工作完成后,施能民让学生起立,做发声练习。他一边指挥,一边领唱,还不时走到学生中示范纠正。

  施能民出生于1936年,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到福州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他便加入学校合唱团。现在,他还是福州榕树合唱团和福大教师合唱团成员,多次到国内外参加演出。

  一直笑呵呵的施能民,其实身患癌症多年。20多年前,他突然被查出患有胃癌晚期,当时医生断言他最多活3个月。但是,乐观的施能民还是积极配合治疗。如今的他,虽然身子显得单薄,但是精神矍铄。

  在施能民和其他一些热心退休教师的倡议下,如今福大100多位退休教授都和各自任教过的学院结对子,通过开讲座等方式,帮助在校大学生树立目标,更好地度过大学生活。

  施能民说,现在他的愿望是把这支合唱团带好。“我的胃、脾全都切了,胰腺也切了一半,但是人生是有价值的,多做些快乐的事情,生活可有意思了。”

  (福州晚报记者 陈坚 实习生 高低 文/摄)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27:34
  我与癌症斗争17年
  施能民
  (1958级)
  今年是我考入清华大学50周年的日子。在校学习的五年中,清华给予我丰厚的知识和养成天天进行体育锻炼的好习惯。留校任教两年又给了我为人师表的严格培养。在清华这片教书育人的沃土上,我从一株嫩弱的幼苗,逐渐成长为树木。回首往事令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最难忘的是教过我的教师,他们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师德高尚、教学严谨,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精心的播种,都是一次思想的升华。他们在传播科学知识的同时,教会我怎样做人,帮助我树立了正确的人生目标。他们不愧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的培养教育,使我不仅能在风和日丽的春风里茁壮成长,也能在暴风骤雨的艰难岁月中挺直腰杆、跋涉前进!
  1960年我调入福州大学任教至今。在1987年得了腮腺癌,接着动了手术切除了脑后的恶性肿瘤。可是手术后我整个脸容完全破了相:嘴巴歪了、两只眼睛变成了大小眼、右耳朵短了一大截、后腮塌陷了一个大坑,体质急剧下降。我面对着要不要再上讲台、能不能继续为培育人这神圣的职业再尽义务的问题经过多次的化疗和深度放射治疗以及长时间针灸疗法,经过不到半年的疗养,我不顾容貌的丑陋和体力衰弱毅然走上了讲台。我以加倍地用功备课和对授课内容的深刻理解以及多年从事科研、生产实践积累的生动实例,一次次地把课讲好。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和教研室老师、系领导的肯定。
  正当我满怀信心与癌症作总斗争,沿着人民教师道路向前行进时,突然又一场更大的灾祸降临我的头上。1989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感到胃部疼痛难忍,紧接着鲜血像喷泉一样从口中喷出,顷刻间坠入昏迷,不省人事。救护车把我送到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进行抢救和诊断。经过胃镜探查,发现我已经是晚期胃癌病症,恶性病变肿瘤已有鸭蛋一样大小。于是医生们断然把我的胃、脾和1/2胰腺全部切除,主治医生还是毫不隐晦地告诉我的亲人和来探望的学校领导说:“这位教授最多能再活三个月。如果病人想吃什么,你们就尽量满足他的要求吧。”
  面对这死刑的宣判,我又将如何去面对?因为手术,我的体重从原来的108斤猛降至75斤,白血球降到三四百,血色素降到3克,面无血色像一张枯黄的蜡纸,化疗后头发几乎掉尽、饮食呕吐恶心、睡觉失眠,来探望的亲戚几乎都不认识了。由于没有了胃、脾和一半胰腺的消化器官,我身体的消化功能和吸收功能大大降低。每天摄入的食物90%被泻掉了。卫生纸必须大捆大捆地带在身上,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发生腹泻。饮食每天五餐都是流质食物,非节假日爱人上班,家里没人给我做饭,我只好口袋里放着面包,肚子饿了随时拿出来掰一小块放嘴里细嚼慢咽下去。
  以后的日子我该怎么办?生命的道路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了结一生?望着亲人们一双双饱含泪水的眼睛,还有那一批批轮流到病床前探视的学生们殷切的期盼,想想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欢愉幸福的生活……不!我绝不能就这样倒下,我要站立起来作最后一次拼搏。我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采取中西医疗法双管齐下,坚持忍受化疗的痛苦折磨,把一个个漫长疗程做完做透。遵照医生的建议开始适当的健身锻炼:开始时是爱人搀扶着我像婴儿初学走路,尔后慢慢地学会练打太极拳,傍晚迎着落日的余晖沿着闽江岸畔缓缓散步,刮风的日子拿着自己制作的风筝到广场放飞,好天气时到学校毗邻的金牛山十步台阶一歇息地慢慢攀登,每天观看中央电视台重要新闻,让自己的身心融入时代前进的洪流,忘却身上疾病的痛苦和精神的沉重负担,疲倦地聆听优雅的音乐陶冶孤独哀伤的心灵。
  经过一段时间积极的疗养,我的身体体质有了初步好转,我开始参加一些身心力所能及的有益的活动:给刚入学的新生座谈如何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给应届大学毕业生座谈如何正确地选择就业,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走进社会后应如何面对人生的种种考验;旁听年轻教师的试讲,向他们提出诚恳的建议;应邀出席校系有关教学和科研专题的讨论;在福州大学校刊上发表文章向校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参加福州大学教师“晚霞”合唱团和福州市“榕树”合唱团的歌咏活动,到社区、到侨乡、到福建省革命老区慰问演出和参加省市节目庆典演出;参加中学同学会和清华大学福建校友会的联谊活动,回忆金色的青少年时代往事、交流健身和预防疾病的方法,每年七月还到福州海滨为北大—清华划艇比赛加油喝彩……
  这些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使我的心胸开阔、精神振奋,增强了我与疾病斗争的体质和精神力量,使我第二次奇迹般地闯过了鬼门关。活过了3个月,活过了17年。如今我的体重已恢复到100斤,白血球和血色素也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每天能坚持慢跑2000米或两小时的散步。我的成功病例成为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医治晚期胃癌患者成活时间最长的病例之一。这奇迹的出现首先应归功于党组织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归功于我们优越的社会制度,归功于清华大学给予我良好的素质和教育教我坚持体育锻炼的好习惯,归功于我爱人的精心护理、关心体贴和创造良好的、洁净的家庭卫生环境。
  而今我已近七十古来稀的年龄,又面临着血液“三高”(高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新的考验。但我仍满怀信心地为实现清华校训:“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继续奋勇向前!我深深地热爱清华,祝清华明天更美好!
  (选自《清华校友通讯》复48期)
  (作者简介:施能民,男。1953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毕业后在福州大学物理系任教,后在国防部门从事科研工作。)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2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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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能民:飞翔吧!共和国战鹰!
  2009-11-10|浏览 1213次
  施能民(1958电机系)



  今年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六十周年,十月一日国庆那天,北京天安门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当一队队人民解放军各兵种的队列整齐雄壮地走过天安门、当一列列我国自制的现代化武器装备闪亮地驶过天安门、当一行行性能超强的共和国战鹰在天安门的上空掠过,划下了一道道绚丽彩虹,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和平的人民为之欢呼!为之振奋!让那些仇视和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敌人发抖去吧!

  当我看到我们共和国战鹰威武地翱翔在天安门上空时,我不禁淌下了激动的热泪,此时我的思绪把我带到了永不忘怀悲愤的童年:

  我出生在1936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的年代。日本鬼子常常出动飞机轰炸他们还没有占领的地方。记得我在福建永安县(当时抗战省会)上小学时,只要一听到空袭警报响,老师便立即带领我们跑到学校旁边的一座小山中,一个人工挖掘的近百米长的防空洞。山洞低矮又狭窄,洞里没有照明,每次进洞都是老师点燃松明火把在前面引路,我们小朋友一个一个手拉手紧跟老师鱼贯地进入。先赶到的班级躲在里边,晚到的班级躲在靠外边。山洞里非常潮湿,山洞的四壁不断地往下滴水。那年代穷,大多数同学都是打赤脚,长时间站在水中,脚心透凉地冰冷。要是遇到冬天躲在洞里更是冻得难受。洞里的地面都是碎石又尖又利,黑暗中进洞我们的脚板常被碎石划破得鲜血淋漓。洞里没有通风设备,几百号人拥挤在洞内,有时空袭时间长达二、三小时,空气稀薄加上洞里没有任何座椅,小孩子长时间地站立,常常出现体弱的同学昏厥过去。为了预防暴露,在洞中老师命令我们不许说话,让人无限地窒息苦闷。于是在洞中我不禁向苍天发问:为什么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这些天真活泼孩子在教室里好好地念书和在阳光下愉快地歌唱?

  记得1943年8月的一天,空袭报警过后放学回家,一到家门口令我惊呆了!我家的房屋全部倒塌了,废墟中斜立着一枚未爆炸的燃烧炸弹,我母亲跑快了一步才幸免未被炸死。此后我们全家在临时搭建的草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还是那年的十月,我们全家五口人一起徒步走到我姐姐就读的永安县第一中学去观看篮球比赛。走到半途中日本鬼子的飞机成群结队地从头上飞过,我们赶紧躲到路边的草地里,妈妈焦急地召唤我们赶紧把雨伞打开遮挡保护身体。不久传来一阵阵炸弹爆炸声。球赛看不成了,在返家的路上看到的是一幢幢正在燃烧的房屋,道路上躺着被炸死的一具具同胞的尸体,墙头上还溅涂着同胞的鲜血。从此我发誓长大后我一定要成为一名飞行员,驾驶飞机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绝不让他们这样残忍地杀害我们无辜的同胞。

  不觉间进入抗日战争后期,我突然发现日本鬼子的飞机来永安空袭次数少了,一天傍晚放学回来,途经我父亲工作的单位的操场,正在进行热闹地篮球比赛。我凑近一看:一边是父亲和他的同事;另一边是一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比赛结束后我好奇地问我父亲:“他们是谁?”父亲告诉我:“他们是美国来支援我们抗日的美国航空队飞行员。”怪不得日本鬼子飞机来少了。

  解放后我就读于福州市美华中学。当时人民空军刚刚建立,而且全部都投入了抗美援朝的战争。福州和其他沿海的城市在对空领域都是没有设防的城市。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灭亡,经常派飞机来对我东南沿海城市进行骚扰轰炸。我上学的英华中学地处仓山区燕台山山顶,从校园里可以俯瞰福州整个台江地区和奔流的闽江。蒋匪飞机来空袭时,我因为好奇,没有躲到防空洞而是趴在靠江边的阴沟里观看敌人飞机在天上盘旋。有一次看到敌机轰炸福州最繁华的中亭街;又一次看到敌机轰炸闽江码头货运仓库。只见炸弹下去后一阵震耳的爆炸声,接着是冲天的火光。于是我暗下决心,高考时我一定要报考北京航空学院,将来要为祖国设计制造出最先进的飞机,打败美帝、解放台湾。1953年高考我被清华大学优先录取,没有实现进入北京航空学院的夙愿。

  1953年我到清华大学新生报到的第二天,学校组织我们新生到清华园附近的颐和园参观游览。当时北京只有一个机场坐落在北京西郊颐和园附近的西苑机场。我们整队走出校门欢愉地走在宽敞的林荫路上,忽然我听到飞机轰鸣声,顷刻间我条件反射地跳到路边的沟道里卧倒,同行的北京同学以为我发神经病,高声呼喊:“施能民,你是不是患神经病了?!”我说:“敌机来轰炸了,快躲起来!”北京同学哈哈大笑回答:“这里是北京,又不是你们福建前线。”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狼狈地从沟里起来。心想那一天我的故乡福建也能像北京一样安全太平就好了。

  1959年夏天,我启程返回阔别了六年的故乡探亲,第一次乘坐刚开通的福建省第一条铁路——鹰厦铁路。望着列车车窗外的蓝天,不时有人民空军的飞机从头顶掠过,田野里到处是一片金黄,农民兄弟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沿途座座的工厂正鸣奏着马达欢快的乐章,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害怕敌人的飞机来轰炸扫射。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32:11

  一晃间我已经在地球村上生活了七十三周年。忆往昔,悲凉的惨景仍历历在目。看今朝,令人欢欣鼓舞。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更加强盛了!我们中华民族已无愧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祖国母亲不再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我们的少年儿童不用再惊恐地躲到阴暗潮湿的防空洞中。我们各族人民可以在社会主义灿烂阳光下愉快地劳动创造。这一切归功于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归功于强大人民解放军的捍卫。归功于我们共和国的战鹰在蓝天上翱翔描绘下的道道彩虹。飞翔吧!共和国的战鹰!愿你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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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对共产党歌功颂德,可是,根据老人家在民国的遭遇,他的歌功颂德有没有毛病,还那么肉麻么?今天他的经历在伊拉克,在叙利亚正在发生着,他有啥理由不真诚歌颂,肉麻点算啥?算啥?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36:06
  福州大学图书馆新闻中心
  嘉锡讲坛第375期:理想与信念
  时间:2014-9-17 9:54:10点击数:1191
  讲座主题:理想与信念
  主讲嘉宾:施能民教授
  时 间:2014年9月18日 19:00
  地 点:福州大学旗山校区图书馆明德厅
  主办单位:福州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承办单位:福州大学图书馆、福州大学导读中心
  主讲嘉宾简介:
  施能民教授,现任福州大学老教授协会副秘书长。
  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业自动化专业,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评为“优秀人民教师”,在福州大学多次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培养的弟子超过三千。
  在福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科研处从事国防科研工作六年,曾荣立三等功两次,通令嘉奖一次。
  先后指导过十九项科研课题和新发表科技论文五十多篇,是福建省老科协电气自动化组专家、中国自动化学会计算机仿真学会教育委员,先后担任新大陆集团、香港上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和福建省力得自动化设备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2007年被授予福州大学”关心下一代先进教育工作者”。
  曾多次代表我国到国外参加合唱比赛,并多次获得金奖,2010年12月参加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的世界中、老年合唱比赛,荣获金奖。

  施能民教授从正值抗日战争的孩提时代谈起,回顾了他亲眼目睹祖国的大好河山步步沦陷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人生经历,同时讲述了他受到人民政府的补助支援完成学业的过程,无不向在座的同学们充分展示了一个中国贫苦孩子对祖国、对党的热爱深植心底的情怀。这也是文革期间,任教清华大学的施教授在受到各种不平遭遇后却毫无怨言的原因。随后,施教授说到自己被下放到边远的山区农村的经历,虽然条件艰苦,但是他在这一时期仍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教书育人,来为山区修建水电站。施教授表示,当时全凭内心的一个信念:用自己的技术本领保卫祖国,才帮助他度过了那些艰苦的岁月,才使得荒辟寂静的山村有了电灯照明,有了朗朗的读书声和歌声。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39:34
  “文革“中的开门办学
  作者:■施能民


  1966 年爆发了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 大、中、小学几乎瘫痪停课,全国掀 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机关 干部和大学教师纷纷被下放到“五 七”干校和农村。
  1969 年毛主席发出“五七”最 高指示:“我这里说得是理工科大 学还是要办的。学制要缩短,教育 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 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了“。有了这条最高指示,1970 年 全国各高等院校开始办起了”试点 班’。从这办学的名称就不难看出, 这是一次革命性办学试点,要求彻 底背叛“文革”前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式。但是当时谁都没有经验, 只能试着一点一点办。
  我们福州大学电机系电气自 动化专业该从何处入手呢?福州市当时有个无线电三厂生 产制造可控硅(即晶闸管)电子元 器件,我们教研室有教师参加该厂 的技术指导工作,于是我们的“试 点班”就围绕可控硅生产制造和应 用办起来。其他系也都找到对应专 业工厂的产品办“试点班”。学员由 全省各企业和单位推荐,一律免考 全部录取。为贯彻”学制要缩短”的 最高指示,学制减为二年。由于学 生学习程度未经考核,各个学生学 习程度相差太大给教学增添了困难。
  随着国民经济生产发展的需 要,以及广大青年迫切要求学习的 诉求,1972 年全国各大院校开始 招收工农兵学员。生源仍由各工厂 企业、人民公社和部队推荐,由学 校负责面试(没有安排笔试),学员 质量总算有了一点把关。被录取的 工农兵学员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学习深造机会,学习用功,绝 大多数人学习有成。
  为了贯彻“教育要革命”和”教 育要与生产相结合”的最高指示, 福州大学选择走”开门办学“这条 路子。各系各专业各自找专业对口 的工厂,把原来的基础课和专业课 教研室全部拆散,混合地组成一个 个教学小分队带领学生下到工厂 开门办学。
  我们电机系电气自动化专业 选择了全国第二大生产牛皮纸、自 动化程度较高的青州造纸厂作为 开门办学对象。生产车间是我们的 课堂,我们师生住在工厂特地为我 们腾出的仓库里。当时没有高教部 统编的教材,因此基础课便选用文 革前的大学教科书,专业课则以生 产车间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图纸,结 合文革前高教部出版的自动控制 教科书,以及当前出版和发表的有 关科技文章作教材。为了厂校互 惠、互补,我们组织有关的工人和 我们学生一起听课,请车间老工人 为我们的学生现场教学。毕业班学 生的毕业论文课题,则选择厂方向 我们提出的工厂生产技术改造项 目。在青州造纸厂四年开门办学期 间,先后完成了造纸复卷机张力自 动调节系统、造纸车间450 伏 3000 安可控硅直流稳压电源以及 动力车间锅炉送煤自动传输系统。 技改课题也是毕业论文课题的总 体方案, 由厂方技术部门负责人、 专业课教师和毕业班学生共同讨 论制订。各具体功能环节的设计由 教师指导学生承担。学生参与自己 设计部分的产品制造的全过程,直 至系统投产。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学 生在理论学习和生产实践上都得 到了很好锻炼。为了上述技术改造 项目的完成,我们在青州造纸厂开 门办学延续了四年。辛勤的工作换 来丰收的果实,造纸复卷机张力自 动调节系统项目荣获轻工部造纸 技术改造三等奖、可控硅450 伏 3000 安直流稳压电源项目荣获三 明地区科技一等奖。
  下厂开门办学我们也不忘对 学生德、智、体的教育任务,劳动下 班组织各种体育运动和竞赛,工休 时还经常组织师生和工人高唱革 命歌曲。每逢周末晚上我们和工人 一起围坐在工厂露天广场看革命 样板戏和新闻简报电影。
  开门办学的后两年我们是在 福建省商业厅车队度过的。当时 我们教学小分队承接了国务院商 业部下达的研制柴油机汽车高压 油泵测试台的任务。为了项目实 际调研, 我们教研室老师带领两 届电气自动化工农兵学员奋战在 福建省商业厅车队,最终完成了 拥有我国自己知识产权的柴油机 高压油泵测试台。荣获福建省第 一届科学大会科技三等奖。我们 把研制成功后的成果带回学校, 转化为福州大学电控厂的主打产 品。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为国家 节省了大量外汇。福大电控厂因 此有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生产该 综合电子和自动控制的产品,也 成为福州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学生生产实习的基地。
  回顾“文革”中这段开门办学 的历程,它记载了中国知识分子在 国家危难时刻仍不忘自己肩负教 育培养人才的重任,他们不畏艰险 开创性地摸索在新形势下办学,在 这历史画卷中福州大学以自己无 愧的贡献,写下了光彩浓墨的一 笔,人们将会永远地记住它。
我要评论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50:07
  【文革时期下放至象湖公社干部】 
  “文革”时期(1968-1973)省地市一批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我镇接受劳动锻炼,他们来到我镇后兴办起象湖中学高中部,勘测设计、参加建设小水电,对我镇建设卓有贡献。他们是:孙济家(原省科委,下放到象湖村),施能民(福州大学教授,我镇小水电技术人员,象湖村),张众长、张凤珍(福州商检局,杨美村),王保忠(今移居香港,小水电技术人员),丰原油(龙岩市第一医院,长塔村),郑映(省体委,长塔村),黄群秀、黄海涛(母子,下地村,黄海涛现为龙岩市电业局副局长),林齐华(福州阀门厂),林振声(厦门市禾山中学退休教师,长塔村)。
  【文革时期象湖公社兴建的小水电】
  “经济要发展,电力要先行”。建国后五十多年来,象湖电力事业走过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创业之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象湖公社着力发展农村小水电建设,实行小型为主,群众集资,国家适当补助的办法建设乡村微小电站,共建成17座小电站,装机总容量220千瓦。
  按建成先后顺序,这些电站是:象湖水电站(10千瓦,1965.4建成,下略“水电站”)、半华(10千瓦,1967.1建成,1977年扩建为26千瓦)、杨美(12千瓦,1967.4)、下德安(10千瓦,1970.8)、深洋(5千瓦,1971.2)、下地(10千瓦,1971.8)、下洋(12千瓦,1971.12)、吉宅(5千瓦,1972.1)、长塔(10千瓦,1972.10)、宽和(5千瓦,1972.12)、上德安(20千瓦,1973.5)、大科山(5千瓦,1973.10)、小科山(5千瓦,1973.10)、长塔知青场(24千瓦,1973.10)、小坂(5千瓦,1973.11)、五保林(5千瓦,1973.12)、产坂(40千瓦,1974年)。
  这些小水电站具有投资省、工期短、收效快和管理方便等优点,特别是大电网近期内供电难以到达偏远山区,更显示出它的应有作用,极大地改变了原先冷落荒凉的文明外贫乏状况,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但由于这些星罗棋布在深山幽谷里的微小电站,弱小、分散、孤立,管理人员文化低,技术差,又长期用“自动化”或“半自动化”运行(即只开、关机,没守护),天长日久,往往机组带病运行,勉强负荷,以致每况日下,造成池漏圳崩、机损站废,至1990年全镇电力联网,我镇这些小电站全部报废。


  。。。。。。。个人感想,无论如何,虽然这些老知识分子受到伤害,但是,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应该对这段历史充满深深地感激之情,而不是怨恨和愤怒。

  其实从这位老同志的各种文章来看,对共党的歌颂是真诚的,但是对于各种下放,反右也还是不满的,不过他还行,不那么怨毒。

  一个农村孩子,一个贫民子弟如果对这事看法还是负面的,这个人啊就是无比的愚蠢和无知了!

  只能说今天的教育已经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了!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09:54:14  评论

    回到大家所谈的,这算不算国家工业和城市反哺农村?小水电和教育,施能民们的廉价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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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51:50
  童年的抗日情怀 1953届 福建师大附中 施能民
  我出生在1936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苦难年代。时光如白驹过隙流逝匆匆,转眼间童年时光已然成为一种珍贵的念想与回忆,儿时的欢乐与苦涩也如陈年酒酿般越发香醇耐人寻味。耄耋之年的我回首过去那段抗日历程,仍如滚滚洪流涌在心头。爆炸、坑洞、压迫、血浴,所有的场景都打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那段时光说是一种经历,更可谓是一种触动,它影响着我的成长,更堆积出我童年不灭的抗日情怀。
  一次轰炸
  当年姐姐就读于永安中学,有一次赶上永安中学举行篮球比赛,我们一家人便早早的赶去学校。至今还记得我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兴高采烈的唱着跳着,可是就在距离球场不足百米的地方,忽然传来刺耳恐怖的飞机轰鸣声。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下意识的躲在路边的草丛里。年幼的我透过草丛,看到了远处天空一排排的飞机,紧接着就是密集的轰炸。妈妈把我捂在怀里,我就那么闭着眼,耳边是不断的轰炸声和机枪的嗒嗒声。敌机飞走后我睁开眼,几分钟前还是充满朝气的城市,此刻已是一片废墟,浓浓的烟雾下横七竖八的同胞的尸体和鲜血显得格外刺眼。我就立在那里不敢靠近,看着一个婴儿抱着母亲尸体,我听不到他的哭声,却永远记得他惶恐的表情。这一切在我心中燃起对日本鬼子的无比仇恨和向他们复仇的决心。
  躲空袭
  那年代我们国家贫穷、国防工业落后,不要说飞机造不出来,就连机枪也造不出来。因此没能提供足够的飞机组成一支强大的空军与敌人对抗。日本鬼子则利用他占领的我沿海机场肆意轰炸我城市和村庄。当年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我所就读的小学在校园旁边的小山挖凿了一个简陋的窄小的防空洞。连基本的照明也没有,更没有空调,洞里只有少量的座椅,绝大多数人是站着。洞里空气稀薄,洞底是山体挖凿落下的碎石子,又尖又利。每当空袭警报响起,老师就会点燃一支松明火把带领我们钻进山洞,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大家就挤在那里,不许说话,互相看不见。夏天洞里闷热不堪,冬天寒冷无比,常常发生体弱的同学昏厥过去,老师只能把昏厥的同学紧紧地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唤醒他。最无法忍受的是冬天,年幼的我们光脚踩着尖利的碎石、浸泡在冰凉的水中,那穿心的疼痛让我们幼小的心灵烙下没齿难忘又一笔仇恨。
  一次特别的篮球赛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经过父亲工作单位的篮球场,看到一群高鼻子、白皮肤和蓝眼睛的汉子。一个个穿着米黄色的军装、头戴鸭嘴帽在练习投篮为即将开赛热身。球赛的另一方是福建省银行的篮球队。我兴致勃勃地看完全场比赛,结果是我们的银行球队输了。我心里非常不高兴。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问父亲今天下午篮球赛来的那些外国人是谁?父亲告诉我说:他们是美国陈纳德航空队又叫飞虎队,他们不远万里带着飞机来到我们国家,支援我们打击日本鬼子的飞机。真令人肃然起敬!突然间我想到,怪不得这段时间日本鬼子的飞机来空袭的次数少了许多。从此以后再遇到这两球队篮球赛,我会特别起劲地为美国友人加油!同时在我的心中暗暗立志长大了要当飞行员的志愿,杀败日本鬼子的飞机,为死难的同胞复仇!
  一次歌咏比赛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福建省政府文教部门举办了一次中小学抗日歌曲合唱比赛。我所在的福利小学组织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合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首歌曲。不知什么缘故,教音乐课的女老师选我担任合唱指挥。我站在舞台中间,每当我挥动着老师交给我的指挥棒,那就像是一次次砍向日本鬼子的大刀。我们每个小演员都情绪激昂,唱出了我们向日本鬼子复仇的决心,因此我们荣获了音乐会儿童组第一名。从此歌唱在我心中播下了种子,或许是一个少年保家卫国的热情播下了种子。直到今天已耄耋之年的我,仍然活跃在福州大学教授合唱团,每年都会在迎新晚会和国庆晚会上为学生们表演。
作者:丰血2 时间:2017-05-15 09:54:21
  五小工业体系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09:57:10  评论

    评论 丰血2:五小是另外一个层次,是农村就地有条件的工业化的问题,施能民们是在农村暂时缺少高端人才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手段解决暂时的困难,因为小水电是必然要被大联网代替的,而且设计人员不驻寨,是要回城的。归根结底还是要人才留在农村,然后一些有条件的农村进而就地城市化!!!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10:14:03  评论

    五小和社队企业,加上部分知青就此就在合适的农村,类似华西村这类的地区,就是当地的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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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09:58:28
  1970年的四五计划中,中央政府要求各省区发展小煤矿、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和小机械厂,并决定中央财政拨出专项资金80亿元用于发展地方五小工业。
  五小工业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工业经济的结构,扩大中小企业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使中小企业能按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的原则,进行合理分工。中小企业可以为大企业起到补充作用;更重要的是小企业能更好的利用当地资源,不仅增强了地方经济实力,使县域经济面貌得以改善,从单一的农业经济转向农业生产为主,兼顾工业,适度提高农业外收入水平。
  • 不错的风啊: 举报  2017-05-16 12:38:03  评论

    我的家乡在70年代的时候就有小锻造厂,小铆焊厂,小化肥厂,小扎花厂等等,改开若干年后这些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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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0:01:46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日期:1978.04.04

  版次:1

  专栏:社论

  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

  社队企业是我国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是随着人民公社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远在人民公社化初期,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英明领袖华主席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扶持社队企业这个新生事物极为关怀。最近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促进农村副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使副业和企业的收入在社队总收入中的比重有一个大的提高,以促进农业高速度的发展。早在一九七四年,华

  主席在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里,对社队企业的发展就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支持,指出“这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对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具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在一九七五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主席对发展社队企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进一步发展社队企业指明了方向。近一年来,华主席又多次作了重要指示,提醒各地要把社队企业搞起来,促进社队企业的健康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华主席的这些指示,把这项工作真正作为一件大事来办。

  近几年来,社队企业发展很快。打倒“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社队企业更是蒸蒸日上。现在,全国广大农村已经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社队办了企业,去年全国社队企业的总产值,比一九七六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以上,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社队企业发展很不平衡,工作中问题不少,还远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新跃进形势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使社队企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要以比过去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要高速度,就要搞社会主义大农业,就要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就要用现代技术装备农业。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设备和技术力量。资金从哪里来?靠农业本身的积累为数很少,主要只能靠发展农村副业和社队企业的积累来解决。党中央提出,农业机械化要坚持“三主”方针,即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业机械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没有强大的社队企业,“三主”方针就会落空。今天本报发表的江苏无锡县的调查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无锡县用社队企业的积累,向农业投资九千六百多万元,使他们能够大规模地改造农业生产的条件,建立社队的支农工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

  发展社队企业,公社、大队两级直接所有的东西多了,有了充分的物质力量,就能有计划地帮助穷队,加快穷队向富队转化,就能为所有制过渡创造物质基础。社队企业越发展,转队工资占社员分配的比重就愈大,社员的收入也就愈多。去年无锡县社员平均收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社队企业。而单一的农业,不可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显著改善社员的生活。

  发展社队企业,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为实现城乡结合、工农结合展示了光辉的前景。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结合的方针,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开辟了道路“。社队企业就是实行这种工农互相结合的好形式。社队企业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广大社员既能种田,又能做工,逐步缩小工农差别。社队企业在为农业服务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条件,开展城乡协作,为大工业服务,既积累了资金,有利于农业,又支援了工业建设。城市工业有计划地向农村扩散产品,把一部分任务交给社队企业去承担,就可以节省国家投资,不增加职工指标,少建厂房、设备和少支付工资,使生产做到多快好省。工厂还可以腾出手来,向“高、精、尖”进军。社队企业还能承担城市需要的一些缺门、短线产品,人民生活需要的各种小商品,成为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有力助手和重要补充。社队企业发展起来了,农村里小工厂星罗棋布,城市则避免了无限制扩大和臃肿,做到工业合理布局。目前,在我国一些社队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了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工能农的一代新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预言:“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伟大理想的雏型。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0:03:08
  “四人帮”全面搞乱我们的国民经济,对社队企业的破坏干扰也很大。他们忽而污蔑社队企业是“资本主义的黑窝子”,叫嚷“非农即砍”;忽而鼓吹“三自”(即自由挂钩、自找门路、自由发展)和“三高”(即高工分、高奖励、高补贴),妄图把社队企业引入资本主义邪路。在“四人帮”煽起的这股妖风的影响下,有一些社队企业滋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背离了首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大方向,造成经营管理混乱,给一小撮坏人以可乘之机,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挖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墙脚。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必须联系实际,继续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政策和社队企业的罪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要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一批两打”运动,打击歪风邪气,端正社队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

  英明领袖华主席曾经指示:“发展社队企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主要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有条件时,也要为大工业、为出口服务。要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和采矿业等,但是必须注意不要和大工业争原料,不要破坏国家资源。“我们要遵照华主席阐明的这个方针,对现有的社队企业进行一次认真的整顿。首先要整顿好企业的领导班子。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企业就有了团结战斗的核心,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才能得到贯彻执行。不首先抓好这一条,一切就无从谈起。社队企业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它的生产活动应当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进行。现在,社队企业的产、供、销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纳入国家计划,使这些企业生产不稳定,脱产人员过多,成本增大,助长资本主义倾向。这种状况应当迅速改变。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它们的产、供、销,要纳入县以上的地方计划,使社队企业做到生产有安排,原料有来源,产品有销路,发挥他们的正当积极性,避免盲目性。

  办好社队企业,关键在党的领导。有些地区的领导同志,对社队企业认识上有片面性,把农业和工业对立起来,认为“粮食不过纲,社队企业顾不上“。“办了工业,冲击农业。”这是形而上学观点。事实恰好相反,农业要大上,就要发展社队企业。搞单一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困难重重。现在有的地方不是正陷在这样的困境里么?还有人指责说:“办了社队企业,拉走了农业劳力。”其实,这是一个劳动力的管理问题。无锡县委合理安排劳动力,首先满足农业生产需要,保证了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劳动力。可见只要安排得当,这个矛盾是完全可以妥善解决的。

  社队企业的发展和巩固,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实现。我们要把建设社队企业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结合起来,把整顿社队企业和农村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只要各级党委热情支持,积极领导,社队企业这个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一定能够变成更加壮丽的现实。


  。。。。。。。。
  哈哈,四人帮阻碍社队企业,哈哈!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10:12:24  评论

    毛主席支持社队企业,提出社队企业,四人不可能反对毛主席,所以,四人一定是支持社队企业的,当然,严格规范和管理社队企业五小企业还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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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有天 时间:2017-05-15 10:06:44
  城市化,是农民工的巨大 成就,然则农民工如果不能享受城市化服务,这就成了剥削

  改开后,有多少农民工享受到了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有多少农民工转换成了城市户口?

  而在60年代,这意味着粮食。有多大的城市化,就要从农村转移多少的粮食,正是60年城市化过快,矮子蛮横的从河南、四川、安徽等产粮省调粮,从而这3省农村出现大量的饥饿现象。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0:08:59
  那段时间,国家几乎没给上海投资,上海给国家的利税却占全国六分之一,对于其他地方发展经济,提供了大量人才物资等帮助。

  如农机工业,我厂是农机制造厂,不批判“人多地少没有必要机械化,精耕细作不能机械化”、“先机械化再合作化”、“包产到户”我国就没法建立农机工业。又如小化肥厂,一直受到攻击,不批判就不能建设小化肥工业,而文革使得我国小化肥工业的产量占化肥工业总产的三分之二。十年中我国的农机和化肥工业和石油工业一样地以超高速度增长。


  谁最先提倡社队企业?是毛主席,是大跃进最先起家的。是谁在六十年代初把社队企业一扫而光?是刘少奇、是邓小平!刘少奇还专门到自己家乡湖南宁乡把社队企业不由分说全搞垮了。是谁把社队企业恢复起来的?是毛主席,是文化大革命专门批判了刘邓的破坏才重新大搞起来的,中央还发了专门文件。刚复时,邓集团也在大批“小生产方式”声中大肆摧毁社队企业。后来由于许多地方的社队企业站住了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就据为自己的功劳,倒过来诬蔑文化大革命把社队企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来割,根本不提对刘邓破坏社队企业的大批判,不提中央文件提倡社队企业。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10:10:17  评论

    应当承认,60年代减少社队企业是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并无力量支持,到了70年代,国家有条件了,才可以支持社队企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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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0:57:36

  把“一批两打”和普及大寨县运动结合起来
  本报评论员 (1978.01.12) 《人民日报》
  湖南省湘潭地区在农村开展“一批两打”,即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其他一些地区,也有类似的作法。他们的经验证明,“一批两打”是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实际,揭批“四人帮”的好形式,也是当前最现实最生动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样做,就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农业学大寨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同学大庆、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更深入地开展起来”。要在实践中解决这个结合问题,首先要在认识上解决这个结合问题。我们要看到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同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的联系。“四人帮”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必然要反对和破坏农业学大寨。“三反一砍”,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是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最大障碍。深入揭批“四人帮”,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中心。只有紧紧抓住这个中心,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狠狠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学大寨才能学到根本上,普及大寨县运动才能深入开展起来。
  许多事实说明,农村中的阶级敌人、资本主义势力,乃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几年来,在“四人帮”的支持和包庇下,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阶级敌人嚣张,资本主义泛滥,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中的一些分子,就是重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计划,破坏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正如贫下中农所说:“‘四人帮’乱中夺权,阶级敌人乱中破坏,资本主义乱中捞钱,贫下中农乱中受害。”联系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揭批“四人帮”,就要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这是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卫集体经济和贫下中农劳动成果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一批”同“两打”不可分割。深揭狠批“四人帮”,批臭批倒他们那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才能挖掉一切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总后台;同样,只有搞好“两打”,才能铲除“四人帮”复辟资本主义 的社会基础。因此,这场斗争就不仅是抓几个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分子,取得经济上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现实的阶级斗争,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看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好地坚持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对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开展“一批两打”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党的政策,狠狠打击一小撮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阶级敌人和贪污盗窃情节严重的坏分子,教育和挽救一些犯了错误、愿意悔改的人。要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和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倾向,端正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
  目前,广大农村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深入开展。但是,运动发展还不平衡。有的地方揭批“四人帮”联系实际还不够,资本主义活动还没有刹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对“四人帮”的极右路线及其在农村的影响认识不足。象湘潭这样的同“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的地区,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尚且这样猖狂,那些受“四人帮”干扰、破坏严重的地方,“四人帮”黑手伸到了的地方,就更可想而知了。各级领导同志都应当象湘潭地委那样,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不失时机地开展“一批两打”,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掀起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新高潮,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1:00:52


  “双打运动”是在1978年。
  “双打运动”指的是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双打”运动。1978年《人民日报》为配合“双打运动”让评伦员于1978年4月7日发表了《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双打”运动》。

  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双打”运动
  本报评论员 (1978.04.07) 《人民日报》 
  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工交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结合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有领导、有步骤地兴起了一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双打”运动。这是一场打击“四人帮”社会基础的革命斗争。实践证明,凡是认真开展了“双打”运动的地方和单位,在“四人帮”支持和包庇下作恶多端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被揭露出来,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受到进一步的打击和摧毁,社会主义正气升上来,资本主义邪气降下去,广大职工扬眉吐气,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高涨。  
  “双打”运动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场伟大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网罗牛鬼蛇神和资本主义势力,大乱无产阶级天下,大挖社会主义墙脚。他们上下呼应,内外勾结,城乡串通,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罪恶活动,侵吞国家和集体的财富。大量事实说明,“四人帮”是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和总后台,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是“四人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是同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里相当数量的人物,就是一些“双面虎”,既是资产阶级帮派的骨干分子,又是民愤很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结合揭批“四人帮”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双打”运动,是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深入批判“四人帮”,夺取全胜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双打”运动也是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斗争。不把那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国家计划,严重损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娄阿鼠”式的人物挖出来,不依法处理一批大量侵吞公共财产、为非作歹的“东霸天”、“西霸天”,我们的脚下就要常闹“地震”,无产阶级专政就不牢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就会落空。华主席指出:“实践证明,认真开展这样一场打击‘四人帮’社会基础的革命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学习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提高对这场伟大斗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要象当年搞土改,搞镇反,搞三反五反,搞“四清”那样,大张旗鼓地把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要开展这场斗争,必须象大庆那样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掀起群众性的检举揭发高潮。这是这场斗争真正开展起来的重要标志,也是运动成败的关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是很猖狂很狡猾的,他们城乡勾结,内外勾结,上下勾结,左右串通。他们会订立各种攻守同盟,采取种种办法消赃灭迹。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我们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城乡结合,大打人民战争,一切狡猾的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任他千变万化,也逃不脱人民群众的“火眼金睛”。 
  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损公肥私的行为,都必须揭露,但重点是打击极少数有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和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认罪态度很坏、民愤很大的大贪污犯、大盗窃犯、大投机倒把犯。要选取重大典型案例,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威慑和瓦解敌人,鼓舞群众斗志。对犯有一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着重教育,不使重犯;经济上要坚决退赔,也要合情合理,但决不能让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而逍遥法外。对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只要不是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就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人民群众中的小拿小摸和资本主义活动,要坚持正面教育。要对广大职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总之,要象大庆那样,立足于争取绝大多数,转化绝大多数,教育绝大多数,团结绝大多数,尽可能多地挽救和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
  党委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各级党委的一、二把手,既要挂帅,又要亲征。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第一线,带领广大群众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住典型指导运动。对于那些重点单位,或领导不力的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派出工作组,发动群众打开局面。 
  让我们团结起来,努力作战,夺取“双打”运动的彻底胜利,大大推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和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1:10:38
  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规模超过了第一次,共有5000多名代表参加。出席会议的5000名代表中,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地区、各县和部分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的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大庆油田的代表,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学、教育单位的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其他有关方面的代表列席了会议。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热烈祝
  贺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社论写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这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样,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社论提出:"这次大会是总结经验的大会。一年来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前进。原有的三百多个学大寨先进县进一步巩固提高,今年又有一百多个县跨入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陈永贵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报告的主题还是普及大
  寨县。与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不同的是,"四人帮"被打倒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也就与揭批"四人帮"联系了起来。陈永贵在报告中提出,要批判"四人帮"在学大寨问题上的"三反一砍"罪行。"三反"是说"四人帮"在学大寨运动中,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一砍"是说,"四人帮"妄图砍倒大寨红旗。陈永贵说,这"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而且说,"四人帮"用"三反一砍"干扰破坏学大寨运动,罪行累累。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1:13:23
  【(1976.12.24)】【《人民日报》】【陈永贵文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同志们:
  在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重要时刻,华国锋主席亲自提议,党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我们这次会议,将会极大地推动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把普及大寨县运动的声势造得比去年更大,干劲鼓得比去年更足。几天来,同志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重温了华国锋同志去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学习了中央有关文件,还阅读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证材料。大家热烈赞颂英明领袖华主席,愤怒揭发批判“四人帮”,交流了一年来普及大寨县和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讨论了今后的任务。大家心情舒畅,斗志昂扬,对于加快普及大寨县,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充满胜利的信心。
  现在,我讲几个问题。
  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今年十月,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迎来了两件大喜事。一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是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全国各族人民万分高兴,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热烈庆祝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今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九月九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同我们永别了。在这以前,我们还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无限悲痛,同时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当时我们确实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现实危险。王张江姚“四人帮”,长期以来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加快了步伐,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是一伙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当中有些人的政治历史也是有严重问题的。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上了台,对内就要在全国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就要大搞卖国投降。虽然可以断定他们是短命的,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一定会 组织起来把他们打倒;但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内战,中国革命就会出现一个曲折。
  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忠实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英明果断,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场斗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我们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对于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养和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无限信任,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华国锋同志对党忠诚,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具有领导全党、统帅全军的才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为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又有了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又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一步为亿万人民所掌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我国人民充满胜利的信心,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我们要更加振奋革命精神,迎接这一新高潮的到来。
  二、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
  一年来,围绕坚持农业学大寨还是反对农业学大寨的问题,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的大搏斗。
  去年九月,经中央批准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前一段是在昔阳开的。会还没有开,江青就抢先窜到大寨。她到大寨干什么呢?一是反大寨,二是骂《创业》,三是搞所谓评《水浒》。她要把大寨红旗砍掉。她疯狂反对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要把大庆红旗砍掉。她胡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毛主席”,妄图制造混乱,阴谋分裂党中央。
  九月十五日,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开幕式上,本来没有安排江青讲话,她却搞突然袭击,讲了一通。她明知各省第一书记不参加会议是中央决定的,却又指责第一书记不来开会是不重视农业。她还要大会印发她那个评《水浒》的稿子,放她那个评《水浒》的录音,妄图借机发难,改变会议方向,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指向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向党中央反映,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严厉批评江青的讲话:“放屁,文不对题”。并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主席还要中央领导同志打电话告诉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大会不放她的录音,也不发她的讲话稿子,并告诉王谦同志,山西也不要放。给了江青当头一棒,粉碎了她的阴谋。
  十月十五日,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通篇贯穿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受到全体代表的热烈拥护,都说“这样干,有劲头,有奔头。”“四人帮”却恨得要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是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报告刚完,江青就跳出来,恶狠狠地对着华国锋同志和我说:“这个报告说轻一点是修正的!”给扣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这次会议很满意,华国锋同志的报告送给毛主席,当晚就批准了,并以中央二十一号文件发到全党。
  在这个报告精神鼓舞下,全党动员起来,广大干部和群众干劲冲天,迅速出现了声势浩大的普及大寨县的高潮,带动了各条战线,全国朝气蓬勃,形势一片大好。这时,“四人帮”迫不及待,一齐出马,疯狂反对,妄图把普及大寨县运动一棍子打下去。王洪文亲自打电话要这次会议的全部记录,要整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姚文元不准《红旗》杂志刊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他说,“不登了”,“我是不想登那个”;目录都列上了,被他一笔勾销。他还反对宣传大寨、大庆,授意人民日报社:“不要什么都登大寨的”,“对大庆的宣传要慎重”。“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还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张春桥全盘否定华国锋同志的报告,下令上海不要贯彻,“要稳住”。“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也猖狂反对贯彻会议精神,开大会他不准,开小会他破坏。当时上海市委的某些人秉承“四人帮”的黑旨意,提出了“四个不准”:一不准提“建设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叫嚷“省委是不是关键,还有中央呢?!”二不准搞整党整风,污蔑整党整风是“形而上学”。三不准派工作队,污蔑派工作队是“资反路线”、“桃园经验”。四不准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污蔑是“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甚至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话来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还恶毒地攻击华国锋同志的报告,胡说“主席圈阅的,不等于都同意,还要看,让他表演表演”。真是反动透顶!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1:14:25
  今年二月,华国锋同志在批邓打招呼会上的讲话,是政治局讨论通过,毛主席批示同意的。这个讲话明确指出,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要层层揪代理人。“四人帮”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另搞一套,到处插手,要层层揪,要揪“一层人”,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毛主席指示“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他们却煽动、串连一些人,成立战斗队,叫喊“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到处冲击,把党政机关搞瘫痪,致使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复辟,牛鬼蛇神一齐跳了出来,猖狂向党进攻。
  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有些地方对贯彻中央一九七五年二十一号文件发生了怀疑和动摇,有的地方撤回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在今年四月要发一个电话通知,肯定中央二十一号文件,肯定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党整风、派工作队下乡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张春桥气势汹汹地说:“谁知道基本路线教育正确不正确!”“反动路线把工作队赶了下去,不让人家回机关造反行吗!”“现在不能再按中央二十一号文件的部署办了。”由于“四人帮”的百般阻挠,通知没有能够发出。
  今年五、六月间,国务院指示农林部召开北方“三夏”生产现场会和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我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的批示,重申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二十一号文件,强调要支持各级党委的工作,抓革命,促生产。这一下又捅到他们的痛处。“四人帮”在上海和苏州市的代理人攻击我不能代表党中央,污蔑那次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只知道大干流汗,不知道路线”。
  九月二日,毛主席病情加重,江青却第二次窜到大寨,在那里游山玩水,骑马逗鹿。她一下车就反大寨,恶狠狠地说,“我是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来的”,胡说大寨“政治上落后了”,“听修正主义的”。她要把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一刀砍掉,另树“样板”。树谁呀?树她自己。
  “四人帮”干扰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大寨、昔阳面对“四人帮”的反革命围剿,进行了坚决斗争,又一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顶住妖风,排除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前进。原来的三百多个学大寨先进县进一步巩固提高,今年又有一百多个县跨入了学大寨的先进行列。很多省坚持认真学大寨,大规模地开展了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学大寨的先进县成批涌现。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山东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增长了五十五亿斤,今年又比去年增长了五十亿斤。即使“四人帮”干扰很严重的地方,也有很多县坚决顶住了干扰,坚持贯彻中央二十一号文件,坚定不移地学大寨,取得了新的成绩。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学大寨运动和农业生产遭到很大损失。在他们直接插手的一些地方,恶果更为严重。云、贵、川、闽、浙、赣六省,几年来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受害最深的温州地区,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阶级敌人嚣张,贫下中农受罪。在那里,坚持搞集体的干部被打成“走资派”,煽动搞单干的人倒被封为“革命派”。温州这个事例说明,如果“四人帮”上台,在全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国家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殃。
  “四人帮”垮台了,他们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阴谋也被彻底粉碎了。
  但是,肃清他们的毒害和影响,还要花很大的气力。我们一定要抓住“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把“三反一砍”批深批透。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华国锋同志去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
  三、继续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华国锋同志在去年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述了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意义,并且指出:“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今年发表的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使我们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提高了对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华主席的指示,坚决把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继续深入进行下去。
  当前,在农村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放手发动亿万农民,打一场大揭大批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深入进行这场斗争,就是最现实、最深刻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这一仗打好了,就能大大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就能大大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步伐。各级领导,一定要站在斗争的前列,带领广大群众,紧密联系农村的实际,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滔天罪行;彻底揭发批判他们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彻底揭发批判他们大搞“三反一砍”,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滔天罪行。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1:15:25
  “四人帮”代表地富反坏的利益,代表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反动立场上,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他们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到处扣帽子、打棍子。谁学大寨,就给谁扣上“不抓阶级斗争”的大帽子;谁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给谁扣上“矛头向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大帽子;谁搞整党整风,就给谁扣上“复辟”、“倒退”的大帽子;谁派工作队下乡,就给谁扣上“搞资反路线”的大帽子;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就给谁扣上“支持走资派,压制革命”的大帽子;谁大干社会主义,就给谁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真是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相当一部分地方,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把阶级阵线搞乱了,把党的组织搞乱了;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团结,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开历史倒车,把被打倒的阶级敌人重新扶上台,使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四人帮”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动不动就乱扣“唯生产力论”的大帽子,说明他们根本不懂马列。这次会议,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进一步识破了“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形而上学猖獗,把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绝对地对立起来,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是抓革命促生产,还是搞“唯生产力论”,就是看你把发展生产力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还是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也就是看你走什么道路。我们所要批判的就是那种不抓阶级斗争,不问政治,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绝不是批判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四人帮”散布的各种修正主义谬论,砸烂他们强加在人们头上的精神枷锁,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分清什么是唯物论、辩证法,什么是唯心论、形而上学。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走农业学大寨的道路。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抓好整党整风。对广大党员、干部普遍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更好地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要解决好路线、干劲、作风和团结问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清除“四人帮”的影响。对极少数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而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坚决斗争。在一些地方,要教育党员、干部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在基层整党中,对一部分社队存在的坏人、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的问题,要区别不同性质,认真加以解决。整党整风,重点是思想整顿,在确有必要的地方,也要进行组织整顿,保证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贫下中农手里。
  各级干部都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社、队三级干部每年要分别达到一百天、二百天、三百天。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按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积极培养、选拔新生力量。要办好“五·七”干校。要关心和支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充分发挥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大寨人说得好:“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坚决打击;对少数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要坚决纠正;对打着为集体的招牌搞资本主义的活动,要坚决批判,端正方向道路,不断地巩固和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认真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要使基层干部保持相对稳定。对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坚决镇压。
  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在县委的一元化领导下,采取党内外结合、城乡结合、点面结合的办法,有领导、有步骤地展开。要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工作队不要包办代替,要依靠公社党委和基层党支部,依靠贫下中农。要全面规划,每年抓好三分之一,长期坚持下去,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把每个县都建设成为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斗堡垒。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1:16:22
  四、必须使我国农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当前大好形势下,必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有一个更大更快的发展。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带全局性的问题。
  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学大寨的先进县,农业生产连续十五年丰收,保证了八亿人口有吃有穿,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是严重的,农业的发展速度还很不适应“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要求,很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要在大揭大批“四人帮”斗争的推动下,坚决完成党中央提出的战斗任务:一九八○年把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粮棉油猪和各项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各业的生产超《纲要》、超计划。
  要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提高科学种田水平。特别要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办好,保证农业高产稳产。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发展还很不平衡,少数地方至今山河依旧,面貌未改,靠天吃饭。这种状况绝不允许继续存在。我们要实行群众运动和专业队伍相结合,大打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要发扬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横下心来常年大干,长期大干,干出个山河大变、面貌一新来。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防止强迫命令。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一九八○年,切实做到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有一亩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
  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这几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钢铁工业受到损害,影响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我们一定要争取时间,战胜各种困难,坚决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要学习河北、山东、广西、江苏、湖南、安徽等省的经验,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大力发展“五小”工业,大搞农业机械制造,多生产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维修配件和塑料薄膜。在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国家要大力帮助各省、自治区尽快把地方小钢铁和支农工业发展起来,保证完成毛主席提出的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
  要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制度。早在人民公社化初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壮大公社、大队两级经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队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七五年,全国已有百分之九十的公社、百分之六十的大队共办了八十多万个企业。但是,有的地方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公社、大队两级经济还相当薄弱。我们要按照华主席关于发展社队企业一封信的指示,满腔热情地支持社队企业这一新生事物。要切实加强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逐步把产、供、销纳入国家各级计划,促进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发展,为逐步过渡创造条件。
  要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加强经营管理,实行经济核算,认真搞好分配工作。现在,有些地方非生产人员过多,非生产性开支过大,铺张浪费严重,还有一些地方不留或少留积累,这些都不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不利于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认真加以解决。“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要切实帮助穷社、穷队改变面貌。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认真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在社队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国家要从财力、物力、技术装备等方面给以必要的支持。
  要认真办好国营农、林、牧场和水产企业。这些企业潜力大,商品率高,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必须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和示范作用。
  搞好城乡商品交换,是关系巩固工农联盟的大问题。我们既要及时组织工业品下乡,支援农业生产,又要教育干部和社员坚决完成国家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计划,保证完成国家收购任务,支援工业,支援城市,多为城市和工矿区提供工业原料和副食品。
  粉碎“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经过全党动员,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使我国农业有一个更大更快的发展。农业的大发展,必将带动和推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新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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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1:17:20
  五、书记亲自动手 全党大办农业
  一个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就要到来了。各级党委一定要象过去领导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样,切实加强领导,做到书记亲自动手,全党大办农业。
  省委要认真抓好农业,抓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从中央到地方,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各部门,各行业,都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做好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明年普及大寨县的规划,要在这次会上定下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明年为普及大寨县作贡献的方案,都要在明年一、二月份报告中央。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做好血吸虫病等地方病的防治,搞好计划生育。
  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已经建成的大寨县,要继续巩固提高,其他县,都要为尽早建成大寨县而努力奋斗。要按照华主席提出的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分析本县的现有状况,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制定出建设大寨县的规划和逐年的实施计划,认真实行,定期检查评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从现在起,在各县规划的基础上,着手制订一个到一九八五年的农业发展规划。
  中央各有关部门和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机关,都要实行三三制,每年抽调三分之一的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实行“三同”,参加普及大寨县的工作。人民解放军应当发扬做群众工作的传统,继续参加普及大寨县运动。
  普及大寨县运动是七亿农民深入社会主义革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军。在这个运动中,新事物不断涌现,大量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省委、地委书记,要亲身参加运动,蹲点调查研究,钻进去,占有第一手材料,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中央准备明年夏收前后,召集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的书记,开一次蹲点汇报会。我们应该坚决实践毛主席的教导:“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发奋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将会推动我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推动各项建设事业大发展。周恩来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同志们,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是会遇到困难和曲折的。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怕困难。只要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让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讯)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11:26:13  评论

    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11:26:36  评论

    1980年,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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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1:33:39
  陈永贵还算可以,算硬的了,一直顶到自己下台坚持大寨路线,最终没有成功,也算尽力了!!

  郭沫若作为被右派大肆批判的软骨头要求自己去世后葬在大寨,用一个知识份子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大寨,这个农村典型的绝对支持!!这是极度硬骨头的表现!!

  他有足够的资格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1年11月15日,一纸调令让阔别大寨村支书岗位11年已经被撤掉党中央委员职务的郭凤莲回到了她最热爱的那个工作岗位。她开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1]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义深刻的格言不断地敲打着郭凤莲的神经。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们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触到了卡拉OK。郭凤莲还拿着麦克风唱了一曲她曾在虎头山的田间地头唱过无数遍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长了见识的郭凤莲踌躇满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要让大寨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元”村。
作者:银龙网络 时间:2017-05-15 11:38:33
  @大家好是最好1 2017-05-14 14:07:08
  我1994年考上大学,是村里第一个本科生,之前有两个前辈,大概是中专、大专文凭。
  全村400多人,建国后1949-1978年间以各种方式到城里去的,一共大约10个人的样子,其余的,跟随祖祖辈辈务农。
  方圆十里八乡,情况类似。本人是鲁北平原人。
  -----------------------------

  老乡,德州还是滨州?



  国家、种族、个人都进入到了不可逆转的逆淘汰时代!

  人种方面,黑种人和东南亚矮黑人种生育率最高,部分印度人也属此类!

  <漂亮><健壮><聪明>的人机遇多,他们多有好的事业和充实的生活,把抚养后代当负担,生育率低.而较差的人着眼于家庭的壮大(当作事业)和养老,故生育率高.尤其病弱和有遗传疾患的靠多生孩子来增加安全系数.这些就形成了逆淘汰,长期下去会导致人类丑陋的病弱的愚笨的越来越多.

  计划生育中也存在这个现象!计划生育是个好政策,优生优育.但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劣者多生!优者少生!
  优者少生:
  生活在城镇里有较好工作的人是一胎化最彻底的执行者,因为他们怕开除!他们找工作时需要文凭所以智商较高,需要体检,体质至少是合格;中国各领域的精英多在这个群体.其素质和收入让他们具备优育的条件.
  劣者多生:
  农村的病弱和有遗传疾患的家庭.是超生最普遍的群体,他们连孩子生活都难以保障,更谈不上优育了.为什么在医学知识普及的今天,遗传病的发病率却逐年增高,就是这些家庭不可为而多为之!

  有一个可怕的几何翻倍效应.假如说优者劣者各占总人口2%的话,优者正常生育率少一半,劣者高一倍的话。那第一代劣者占2%,第二代占4%,第三代8%,第四代就16%.第五代32%......!

  其他国不限制生育,
  就中国自己如此,
  那最后倒霉的是中国。
  等于给别人腾空间。

  外国人口压力大,会选择渗透中国!
  将来人口爆炸到一定程度,
  世界性大饥荒必然发生,
  外国人会以难民等形式强行进入中国,
  最后以联姻等方式成了中国人。
  现在进口越南新娘就是例子。
  东南亚人<个矮><肤黑><早衰>。
  会降低中国的人口质量。

  应该全世界都计划生育,尤其东南亚印度非洲等低质量人种国家!
  国内同样如此。少数民族和病弱人群必须一同计划生育。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2:13:24
  郭凤莲,
  1980年07月至1982年07月待分配。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来自昔阳县委组织部的通知中说: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郭凤莲哭了,哭了一顿之后说,“服从党的调动”。从此,她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17年的大寨。

  1980年11月,中共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文件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郭凤莲被调离后第二年,大寨村才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一部分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走了集体制。直到1983年大寨村才下放了自留地,比起其他地方晚了两年。

  1977年当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任期五年。

  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2年07月至1987年04月晋中果树研究所副所长。
  1987年04月至1991年11月昔阳县公路段党支部书记。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12:18:33  评论

    郭凤莲被撤消所有职务,审查三年后调离大寨,去晋中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作家文摘》1994年的一篇文章说,痛感冷暖的郭凤莲那时很能喝酒,而另一个变化则是开始看书。不久郭凤莲被调往昔阳县公路段,任段党支部书记。这是郭凤莲人生中最暗淡的一段。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12:19:45  评论

    1980年4月,郭凤莲不能再担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然后便是“待分配”二年——不仅是留党察看一年,还被当作“三种人”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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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2:25:58
  她一度被排入搞“打砸抢”三种人的队列。她的孩子首先受到了歧视,读小学的大儿子甚至被人骂成“狗崽子”。就连她生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也被要求坐月子也要“思想领先”。
  那时候,陈永贵来看她,给她带来一包书,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人坐月子,思想可不能坐月子。”郭凤莲一听很是吃惊,只怕思想真的坐了“月子”。坐月子期间,她硬是啃完了《毛泽东选集》和《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孩子还没满月,她把孩子留给姥姥看,扛着锄头上虎头山劳动了。结果,大儿子受同学欺负,被灌醉扔到水沟里差点死掉。得知消息的她急忙给他做人工呼吸,等孩子醒来叫了一声“妈”时,她咕咚瘫坐在床上。
  饶是这样努力,当年9月,郭凤莲还是被“清理”出了大寨,调到晋中果树研究所任副所长。

  从那时起,她染上了喝酒的习惯,以前陪中央领导吃饭,都是喝的葡萄酒,而这会儿她才感受到白酒的功能。从昔阳去到三百里外的榆次晋中果树研究所,郭凤莲除了带背包外,还带了十几瓶昔阳本地产的白酒。常常几杯下肚她就醉了,一醉就趴在桌子上哭。
  关键时刻,还是丈夫贾富元暖了她的心。贾富元人老实,脾气好,郭凤莲说:“他是我的忠实老伴。”
  贾富元给郭凤莲买了许多书,不光是果树科技方面的专业书,还有不少世界名著:《堂吉诃德》、《复活》、《人间喜剧》、《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书籍对郭凤莲来说如同洞开人世的窗口。堂吉诃德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性格矛盾和那种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主观主义的毛病,给了她很大的震动,她不禁想起了过去荒唐的“大批促大干”及其后果;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两人的沉沦与复活,以及作者所赋予的哲学思考,促使她去寻找过去所失落的,重新去获取人生的价值……
  几年的反思,令她对人生对社会开始有了全新认识。更为难得的,有了丈夫的照顾,心情开始好转。她找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平日上班下班,做家务,照顾孩子。大寨的道路成了过去时。
  然而,大寨的转变却显得格外艰难。郭凤莲被调离后第二年,大寨村才开始试行生产责任制,但是由于一部分党员群众的反对,1982年又走了集体制。直到1983年大寨村才下放了自留地,比起其他地方晚了两年。此时,大寨村没有了排成长队来参观学习的人群,只有寂寞的风吹过曾经火热的虎头山和梯田。郭凤莲这个名字,也从人们的视野中长久地消失了。
  与此同时,大寨村换了4任支书。虽然日子要比六、七十年代宽裕一些,但不论人们怎样努力,都无法再使自己勇立潮头。大寨人怀念光辉岁月中的郭凤莲,希望她能够重新带领大寨人走出新的精彩。

  说给丈夫的金色之梦

  1991年12月7日,领导给郭凤莲拿了一张免职书,说你的职务免了,任命书不在我手上,到上面领任命书吧。郭凤莲到了县里。县委书记说,我把你送回大寨去。郭凤莲说,我不急,我想15日走,家里有事需要处理一下。
  她需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她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家里人一致反对。姥姥说,你做大寨党支部书记那些年,从来没管过孩子。郭凤莲也觉得很亏欠孩子。好不容易从大寨出去了,聚少离多的日子没有了,一家人能够经常在一起,日子过得很平静,家里面很温暖。姥姥还说,你干好了还行,干不好怎么办?
  直到晚上丈夫从县里回来。知妻莫若夫。贾富元知道像她这样的人没法过温馨的日子。对她说,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你是干部我也是干部,咱们得服从组织调动,组织说郭凤莲你要回去,就责无旁贷。
  1991年12月15日是个平常的日子,郭凤莲重返大寨挑起党支部书记的重担。
  大寨的街道原本虽窄,却很整洁,这一点凡去过的中外参观者都有评价。可到郭凤莲回来时,竟变成尿盆满街摆,垃圾随处倒了。郭凤莲发现村民的思想普遍处于一种迷惘之中,人们见了她有诉不完的委屈,淌不完的泪,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寨精神也不敢肯定是对还是错,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好多还不理解,悲观失望大于希望。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2:28:39
  张:在大寨最辉煌的时候,您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然而,历史跟您和大寨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开始人们从谈农业必谈大寨,转而在政治风云突变后开始批“左”必批大寨,那个时候,您在干什么。
  郭:一切听从党的号召,我背上铺盖卷儿去晋中果树研究所报到去了。
  张:您觉得委屈吗?失落吗?
  郭:确实委屈,在一间低矮、狭小的房子里,我开始了4年零11个月的漫长反省。远处的高音喇叭里传来关于农业“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政策宣传。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在变,都在变。
  张:您反省出什么了?
  郭:过去是全国学大寨,现在需要的是大寨学全国。如果再跟不上全国的发展步调,俺大寨人的脸往哪儿搁!
  张:就这么简单?那个时候应该是您一生中最失落的时候吧,您是在那个时候被留党查看的吧?(根据有关报道,郭凤莲曾被留党查看)。
  郭:没有被留党察看。
  张:您有没有被当成三种人接受审查的经历?
  郭:这个嘛,我那时候自己把握着自己。
  张:那时您是怎样的心情呢?你对大寨还没有伤透心吗?
  郭:伤心?怎么可能。那个时候我感觉是全党内政局发生了变化,现实发生了变化。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党组织考验我的时候来了。
  张:回顾那段历史,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郭:人怎能与历史叫劲呢?
  张:您当初的这个经历,从大寨的铁姑娘到大寨的党支部书记,一直到接受审查,一直到恢复您大寨书记的职务,一直到现在的大寨集团董事长,您的经历是一波三折的,在这当中您动摇过吗?
  郭:从来没有动摇过。
  张:为什么?
  郭:因为我始终相信党,我相信组织,我相信组织会给我做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一,我没杀人;第二,我没偷人家抢人家的;第三,我没多吃、多占、多拿,我没掏取别人的利益来为我自己。在这一点上,我感觉任何时候都是能够接受组织的考验。我是公公正正做人走过来,时间是可以检验的,那么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十年,经过了大是大非的考验之后,我认为我在这个队伍里还是很纯洁的共产党员。
  建设新大寨
  张:参观后我觉得大寨确实在发展。尤其市场经济了,我看到92年的时候在您的带领下大寨盖了很多房子,而且取得了很多成绩,这些都是和你的功劳是分不开的。那您对大寨发展的希望目标是什么呢?
  郭:我希望大寨是发展的。
  张: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目标呢?
  郭:我想在2005年十五计划期间,大寨变成一个全新的大寨。大寨的生活,大寨的经济收入,大寨人的意识都要让它变化。
  张:听说您用大寨的品牌,把大寨附近的许多企业和村庄都联合起来,甚至还联合了阳泉以外地区的企业。
  郭:是的,党中央毛主席给了我们金饭碗,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条件小,我们绝对不能用它来讨饭,我们要用它来整合资源,搞品牌联盟,应该是多渠道、多思路的去搞,应该跨地区、跨村庄的,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我们的村庄有利的事,无论他有多远,也应该连起手来干。通过这次去莫斯科,我感到莫斯科也不远嘛。我们都是山西人,这条路子成功了,以后的路子越走越快,各有各的长处。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5 12:39:43  评论

    郭被收拾,一看就是两点,第一,不承认错误,第二,坚定支持大寨路线没有丝毫改变的意思,第三,就是她和大寨人民结合比较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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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2:56:26

  郭凤莲依稀记得,1980年春天的一天,她带着大寨的社员在田里挖排水沟。从山坡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让郭凤莲到县里参加会。她什么也没有说,就放下农具上了车。郭凤莲虽觉得有点迷惑,但她作为一个农民还得干活,大寨还有很多事等着她做。她没想到有太大的问题。到了县里以后,县委组织部长和书记说,郭凤莲同志,现在向你宣布调令,撤销你大寨党支部书记一职,新的任命是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但没说让她干什么。郭凤莲当时一听就傻了,他们不让她回去,在县里听候安排。当时她爱人在县武装部,也没有房子,她在爱人的办公室拉了个帘子,两个孩子住外面,她和爱人住里面。

  第二天县里安排她回大寨,回去时已经把她所有文件档案材料全部拿走了。当时省里专门给了一个保险柜,里面存有郭沫若给她的信,叶剑英的诗,邓颖超给她的书信,还有有国家领导人给大寨写诗书字画。但遗憾的是这些东西到今天也没找出来。郭凤莲曾多次向上反映,也无结果。当时郭凤莲最不理解的是,大寨是大家的大寨,是全国人民的大寨,大寨也不是她一个人干的,是陈永贵和老一辈乡亲们一起干的,为什么所有压力都要让她一个人承受,为什么所有责难都落在她的头上?

  当时郭凤莲三十五六岁。处理她的问题时,她一直闲在那儿。这时候中央出了81号文件,明确指出,“农业学大寨”过程中出现一些“左”的做法。山西的责任由山西省委来承担,昔阳县的责任由陈永贵来承担。郭凤莲认为,不管哪一个承担,其实没有什么根本上的意义。郭凤莲说,在当时学大寨过程中,有些做法没有把握好,出现生搬硬套的现象,但这不是大寨的问题,不是我郭凤莲的责任,郭凤莲有什么权利让全国人民学啊。郭凤莲的确感到委屈。

  上面先处理郭凤莲,后处理陈永贵。处理陈永贵是1981年,1981年中央任命陈永贵为北京东郊农场的农业顾问。从一个副总理到一个农场顾问这是多大的落差啊!这样陈永贵也回不了大寨了。

  郭凤莲可以回大寨。县里成立了大寨工作组,要查大寨五十年代的账,六十年代的账。郭凤莲说,我越来越搞不清楚。她对工作组说,你们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你们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我不回去。后来她说,我还是不放心。毕竟她最熟悉大寨。郭凤莲那时候刚刚学会骑自行车,晃晃悠悠地骑着一辆二八车,脑子里一片木然,骑向大寨。昔阳县城离大寨有四公里多,昏然中她把自行车骑到了路中间,突然开过来一个拉煤的车,把她撞飞了。司机下来,就骂她是疯子。哪有在路中间骑车的?腿脚受伤的郭凤莲忍着疼痛和泪水走回了大寨。以后她再也没骑过自行车。

  账查完后,郭凤莲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做钉子,一做就是两年。她觉得日子根本没法过。那时候她儿子九岁,有一天儿子回到昔阳县里。抱回一堆照片,郭凤莲问他从哪儿拣的?儿子说,都扔在路边垃圾堆里,我看里面有你和我爷爷的照片(她儿子叫陈永贵爷爷)就拣回来了。儿子说,我不知道你跟爷爷,还有我姨(宋丽英)犯了什么罪。郭凤莲跟儿子说,我们什么罪都没犯,你不要管这些东西。郭凤莲流泪了,她知道这事给儿子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压抑的气氛里。儿子抱回来那些照片都成了历史照片了,当时差点毁了,现在都留在自己家里。

  郭凤莲记得,最早一次喝酒是把她放到榆次县的一个厂子里,离昔阳县七八十里地。厂院有一华里长,很空。郭凤莲回不了家,逢年过节除了她还有两个人,一个做饭的老头,还有一个类似五保户的老人。郭凤莲常年在那儿,她住在最边上的房间,晚上连打水都不敢去。这个厂子的书记不错,逢年过节把她拉去到自己家里吃饭,也给她送一点酒。郭凤莲说我一喝酒就哭,情绪特别压抑,喝一杯酒就醉,喝的全是苦酒啊。作为一个女人,郭凤莲承受不住这些压力,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苦难都压在她的身上。喝酒解不了愁,喝酒使她更加烦恼。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十一年。

  这十一年中,她被调了七八个地方,都是昔阳县边上的郊区县,后来在工路局修马路。郭凤莲心里一直牵挂着大寨,一直想着大寨的变化。但她说自己内心并不想回去。郭凤莲又回到大寨其实是万不得已的。1984年有个中央领导来大寨,问,郭凤莲同志呢?怎么郭凤莲同志不在?省委赶快派人把她接回去,其实她什么话也不能说。以前只有村里死人了,上坟了才叫她回去。这十一年郭凤莲心里一直牵挂着大寨,她也逐渐地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变化。但是在这十一年间,大寨的集体经济走得一直不好,不好的时候大家想着变。

  外地的变化很大,大寨却是死水一潭。当年的妇女主任宋丽英向领导说,最好让郭凤莲回来。但上面在郭凤莲回来的问题上还是有意见和看法。1985年,全国的劳模会在北京开。当时山西省有十一个劳模参加,以前北京聚会总有郭凤莲,大家都有感情,劳模们想到了郭凤莲,说郭凤莲怎么无声无息?后来十一个劳模开完会后,便到山西去看郭凤莲,先到大寨,大寨没有,他们就返回到郭凤莲的所在的公路段上看她。鼓励郭凤莲,说你还是应该出来,你是全国劳模。山西劳模集体给山西省委不断地反映情况,说应该让郭凤莲出来工作,不能让她永远地被隔离起来。

  1991年11月底,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到大寨开会,他通知郭凤莲来一趟。郭凤莲就去了,等了一个上午。等王茂林开完会后,才跟王茂林见了一面。见面的情景特别简单,郭凤莲说,王书记我来了。王茂林说,凤莲同志,你很忙?郭凤莲说,不太忙,我现在在昔阳县的公路段工作。王茂林说,我让你来,是为了见见你,也为了大寨。现在大家想征求你的意见,看看大寨怎么搞,从省里到中央都很重视大寨,大寨不能落后,应该搞起来。

  说到这儿就到中午吃饭的时间,王茂林说,跟我们一起吃饭?郭凤莲说,不了。她又回去了。据说,王茂林想启用郭凤莲时,也遇到不同的意见。

  1991年12月7号,公路局的书记给郭凤莲拿了一张免职书,说你的职务免了,任命书不在我手上,到上面领任命书吧。郭凤莲到了县里。县委书记说,我把你送回大寨去。郭凤莲说,我不急,我想15号走,家里有事需要处理一下。
作者:季昌明 时间:2017-05-15 13:04:07
  你的理性思考也太片面狭窄了。建议你去找温铁军教授著作学习下。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3:09:31
  1926年(民国十五年)农历二月,我出生在同心县豫旺城正南之张家塬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那时正是蒋介石背叛孙中山(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特殊时期,祖国大地到处军阀混战,硝烟弥漫,干戈不息,家乡灾害频发,土匪出没无常到处抢劫,老百姓夜不能寝,昼不敢务农,穷得连肚子都吃不饱,更谈不上有什么值钱的财物,土匪抢不到值钱东西就将牲畜抢走,土匪走后,人们才从山沟里回来,就这样土匪来了人跑了,土匪走了又回来,老百姓颠沛流离,饥寒交迫,四处逃难过日子。
  我们家是1928年最后一次跑土匪出去再没回到张家塬村,那一次逃到三岔(现属甘肃镇原县)。逃荒人的生活更苦,更残,缺吃少穿,经常挨饿受冻,大人为苦日子发愁,娃娃哭着要吃的,那种日子真是一言难尽……
  那时我三四岁,记得在一个冬天的早上,太阳刚出来,我和邻居的孩子晒太阳,看着别人家的小孩拿着糜子面馍馍吃,我又冻又饿实在忍不住,将人家孩子的馍馍咬了一口,那孩子哭了,我也害怕了,赶紧跑了回去,母亲(张氏)见状问明了原因,泪水盈眶,默默地看着我,用手抚摸我的头。她凄怆而疼爱我的那种表情至今难以忘却。
  母亲是个非常贤惠善良的软心肠人,也是历经贫困,饱经沧桑、非常世故、明达事理的人,她见到穷人很同情,在逃荒要饭非常困难的时期,还收养了两个要饭的女孩做女儿,大女儿原姓孙,小女儿原姓黄,她们都比我大几岁,我以大姐二姐称之,以后大姐嫁给预旺户家塬户启智,只生了一个儿子,现已九十高龄,身体健康,四世同堂,过的很幸福。二姐嫁给邢家,也是贫苦家庭,原住黑王岔(现在的解放新庄),解放后土改中在何家渠分得土地就定居在那里,儿孙满堂,都过着很幸福,但她早已去世。
  可敬的母亲,可怜的母亲,善良了一辈子,受苦受累一辈子。没有享受到幸福生活,1964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与世长辞。
  我五岁时全家从三岔回到汪家塬,因我们原籍就是汪家塬,老坟窝子就是我们陈家的祖坟(现在坟地平没)。由于社会动荡,家庭贫穷,爷爷陈有贵离开汪家塬给有钱人家当长工拉骆驼,其间奶奶因病去世。那时大爹陈福堂,父亲陈寿堂都不满十岁,也给别人家放牲口受苦度日。
  爷爷为人忠诚厚道,帐项精通,以后为掌柜的负责驼队运送货物。驼队往返吴忠平凉等地,经常住下马关马鸭子店房,马鸭子儿子病故,爷爷招取了马鸭子儿媳张氏为妻,并承诺养老送终。马鸭子老俩口去世后,爷爷和二房奶奶回到张家塬。奶奶是个善良慈祥的人,对大爹和父亲如同亲生,供他俩念书,教他们劳作,给他们成家。后来大爹学阴阳先回到汪家塬。当时社会治安混乱,民族相互仇杀,大爹在黑暗混乱的年代不幸被土匪残害,尸体都没有找回。爷爷贫困一生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在我们家从张家塬逃荒之前他就离开了人世。奶奶在逃荒中受了不少罪,后来回到汪家源,于1951年病逝。我们家从三岔回到汪家塬不久,由于土匪骚扰,国民党抓兵要款我们又逃到陈家细沟。租种刘汉真爷爷刘世士的土地。每年的收成除了交租子和国民党的公粮,所剩无几连全家人的口粮都不够。比在三岔逃荒时好了点,但还是少吃缺穿。我放牲口常年光着脚,脚掌有钢钱厚的死皮,即使从刺堆里走过也感觉不到扎疼,到了冬天脚上裂口子经常流血疼痛难挨。小时候没穿过棉衣,冻得实在受不了时就在热炕上暖和暖和。那时的主粮就是黄米、糜子面饭和糜子面做的馍馍,逢年过节时才能见到白面。吃白面真是稀罕,至于白米就没听说过。我放牲口时家里只给一点白面馍馍,到山里吃的时候咬点白面馍馍再咬一口糜子面馍馍(甜馍馍)和着吃。吃肉更是稀罕,并不是不愿吃肉,而是没钱买。记得有时候父亲从预旺集市上用几毛钱买一个或半个刮过肉的羊骨头架子,炖些萝卜片子也算是尝到了肉味。
  还是在陈细沟,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积攒的一点白糖用纸包着,因穷的没有箱箱柜柜便放在窑内墙上的小土洞里。有一天不知做什么用,母亲叫我去取,我看见馋的就想吃,正在打开纸包时母亲来了,她不但没有打骂我,还让我尝到从来都没有尝过的甘甜。在那个世道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和我一样。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3:11:02
  1937年,我们家再次回到汪家塬,住在惠家岗岗。当时张有智老先生创办的私立学校也设在惠家岗岗。老师的报酬由学生交学粮,以后他将学校又搬到新院里(今已塌没)。我十一岁时才开始在这里上学念书。
  那时候,娃娃念书不分年级,也没有统一的课本,有的念《三字经》,有的念《百家姓》,也有念《七言杂字》和《五言杂字》的。老师也就以不同的书本一个人一个人的教书认字,每天早晨先背前一天下午教认的书,中午放学前分段向老师再背所念过的书,就这样老师一点也不嫌麻烦,非常耐心认真地教大家念书认字、写毛笔子。那时汪家塬虽然人家不多,但群众热心教育重视孩子念书,自发地出工在上庄里箍了四孔土窑。大哥陈文登曾经也参加箍窑劳动。从此,汪家塬有了公共校址(现在三队祁家住的小院就是汪家塬的原校址),这时又请来了张子九老先生(甘肃镇原人)。老师的薪酬还是由学生交学粮。当时已有了国语课本,但学生念的书还是不统一。我除了念过上面几本外还念过一部自然书(1—8册)。我念书认真、勤奋好学,暑假中放牲口也要把书背到山里去温习。由于社会的原因,我不但没有上过初中、高中,连完小的门都没有进过,我的文化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和工作实践得来的。
  (三)童工二年
  1940年(民国29年)农历五月二十四日汪家塬遭受特大冰雹,夏、秋庄稼颗粒未收,人无吃粮,畜无饲草,家门三哥陈文选(陈振华的父亲)去马大山打野草被土匪捆绑活埋抢走两头毛驴,几个月后才发现尸体。这个事对我们家震撼很大,我在家也难上学念书,这时正逢国民党在宁夏的统治者马鸿逵向地方要职业学生(实际上是给他的工厂招童工)。那年我还不满14周岁,家里让我去当所谓的职业学生。我从预旺不知走了几天才到同心,又步行到中宁坐羊皮伐子(那时叫排子)通过青铜峡漂流到仁存渡口上岸后又步行到银川马鸿逵的毛纺厂,才知道我们是工厂的工人,厂址在银川北门外旧满城。在工厂受的罪确实一言难尽,吃的两顿饭都是发霉的大米、水煮茄子和白菜,就这还是吃不饱。住的宿舍是大房子通间麦草铺,盖的是工厂自己织的粗毛毯,还不是一人盖一条,而是几个人盖一条,根据毛毯的大小,有七八个人盖一条的,也有四五个人盖一条的。冬天没有火炉,晚上冻得无法入睡。我们童工用脚踏车手工纺毛线,每天都有任务,纺不够就要挨打,质量达不到标准也要挨打。有一次,车间班长一个耳光把我小便都打到裤裆里,至今难以忘记。想家想亲人经常偷着哭鼻子,几年没见过家里人。1942年春节前,工厂放了假,我和年纪大的张兆玉,(他在三十年后成了我的儿女亲家,解放后是环县老区多年的基层党支部书记,于2007年7月23日农历6月初10病逝,终年84岁)、郭维孝等经过吴忠、石沟驿、韦洲、下马关步行了五六天后才回到家,春节后再没去工厂。之后我又在汪家塬、五里墩、最后在折腰沟学校念书。老师是王丕烈老先生,老先生教书非常认真耐心,他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奋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是非常受人们尊敬的一位人民教师,真是桃李满天下!2001年汪家塬建校70周年校庆也是王丕烈老先生诞辰100周年。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3:12:40
  我在折腰沟念书时有了统一课本,国语和算术,学生也分年级,我已经是4年级学生了,准备下半年去预旺念高小,那时候上高小的学生多半是十七、八岁。但在马鸿逵的残酷统治下规定年满十八岁就够壮丁年龄,一家有两个够壮丁年龄的就要征兵一名。
  (四)军营生活
  1944年夏天(民国三十三年),那时我正好18岁,和大哥陈文登都在壮丁年龄之内,所以给我家派了一名兵。国民党时期有钱可以雇人替自己当兵,但我们家当时经济条件很差,没钱雇兵,于是我就去当了兵。那一次马鸿逵在预旺地区征兵五六十名。我们从预旺走时那种场面实在让人难忘,送亲人的男女老幼嚎声不断,哭声不止,带兵的根本不让我们和亲人说几句话。许多人跟在队伍后面送了几里路还不返回,我们只好含泪而别。到银川先在东教场新兵训练营训练了一段时间,便分配到各部队。分配的那天,马鸿逵挺着大肚子来挑选新兵,他说:“同心的尕娃好!”这就把同心的新兵多半挑到了骑兵团和特务营,三岳父杜启荣被挑到特务营,宁夏解放后才回来。把我们念过书、有点文化的100多人通过测试后分给幼年营成立了学生队。幼年营房在谢家寨,那时候谢家寨和陈家寨除了马鸿逵的营房和几个村庄外没有任何建筑物。我们虽说是学生队,但和马鸿逵其他部队一样,每天除了上操训练和劳动时能出营房门外,其余时间根本不让出营房的大门。同时,营房大门口有哨兵昼夜值班站岗。住的宿舍也是麦草铺,冬天又没有火炉,晚上冻得睡不倒,脚指头经常冻得没有感觉。卫生条件极差,衣服脏了没钱买肥皂,又没热水只能用冷水洗洗,不但洗不净,更容易生虱子,衣服和被子上面的虱子经常乱爬。再加上地面潮湿,身上就生起疥疮,又痛又痒经常流血流浓,实在难以忍受,就这样仍要出操训练。训练中的一个项目是单扛,马鸿逵部下连排长必须具备四套单杠动作,我只练会了屈身向上、转回和倒立三套,第四套是打车轮,我一直没有练会。另外拔四个字慢步时就是我们挨打的时候,拔慢步就是一只脚落地面,另一只脚举平大腿面,按口令往下作。班长或教官如果给哪一个人纠正动作,其他人都得一只脚落地,另一只脚抬平大腿站着,谁要是站不住稍动一下,班长(吴忠人,姓马)或教官就从背后一脚踢倒在地,接着就是拳打脚踢,直到打得对方口鼻流血、眼冒金星。每天两顿饭还是发霉的大米,水煮的白菜。开饭号一响就听见有人说:“发霉的大米白菜汤,不吃肚子饿的心发慌。”马鸿逵把当兵的根本不当人,没有人身自由,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对逃兵捉住就枪毙,预旺白家阳洼姓马的小伙子1944年和我一同当兵分到部队,1945年逃跑被抓去枪毙了。
  我们在幼年营学生队的几个月真是度日如年。元旦前夕,我们学生队集体拨给官兵子弟学校成立了第四大队。分队长一个姓马一个姓鲍,大队长叫张锋。校址就在现在宁夏医学院的后面,学校隔墙是贺兰中学,东侧是马鸿逵的四大厅八大处。这个学校是马鸿逵培养军官的学校,马鸿逵的孙子马家华、马家举也在这个学校第一大队。校长由马鸿逵亲自兼任,有时来学校除了看孙子,还给学生们讲话,要我们好好学习,还说你们毕业后到部队最小也是个尕排长。主管副校长叫马英才河州人(甘肃临夏),此人爱好游泳,1945年给学校建游泳池,我们全体学员到黄河畔的洪城(今金水园旅游区)和贺兰山下背岌岌根,每次背30公斤,还要自己挖,每次都是早出晚归。官兵子弟学校的生活比部队好些,每天两顿饭虽然定量基本上还能吃饱。住的宿舍虽然是大房子,但每人一张木床,被褥、床单以及生活用具也都是发的。我们除了学习文化课,再就是国民党的军事课,主要是《步兵操典》和《野外勤务》等等。和其他学校一样也有节假日,星期六下午放假,星期天下午就要回校,也有暑假和寒假。1945年暑假我还回过一趟家。学校纪律要求特别严格,有一次星期天晚上马鸿逵的孙子马家举没有回校,星期一早上出操结束后,四个大队的学生集中在操场,由当天值勤的大队长用军棍体罚,打的马家举直喊阿爸阿妈,那天早上正好我和另一名同学在大门口值勤站岗。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也裁减军队,马鸿逵裁减的全是老弱病残者。由于裁军用不了那么多的军官,1946年我们毕业后将一部分人分到地方教育界,哪个县的就分回那个县。我们同心分回来的有张汉元(解放后任副县长)、杨占奎、纪玉明等十几人。我和计永乐、马世忠分到预旺当时的高级小学,马世忠以后调到五里墩,又调到郭家岔小学。计永乐分到预旺后就接替了原校长马秉骥(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校长职务。计永乐的爷爷计汉武是国民党时期地方绅士,上级政府给的收羊毛款被计永乐拿去离开学校到平凉作了生意,据说解放前夕因婚姻问题被人暗害。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3:14:04
  我在预旺高小任教一年后,于1947年调到汪家塬小学(我的母校)是第一任公派教师,那时候汪家塬人家不多,包括油坊塘、上小沟有二十多个学生除了教语文、算术外,我还给娃娃教唱歌。当时给学生教唱的歌子我还记得几句,一首是“用自己的煤开自己的矿,用自己的铁打成自己的枪,看我们从自己的土地赶走那外来的野强盗”,还有另外一首我只记得最后的一句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教员的工资不给现钱,每月只给100多斤小麦,还要到县城去领,每次我们都是骑着毛驴去县城领月薪——小麦,将所领的小麦卖掉有时候还不够来县城的一趟花费。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继续在汪家塬小学任教,学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还是我买回红、黄老布由母亲和大嫂(拓氏)用手工缝制的。可惜那面国旗没能保存下来。解放初期预旺地区和其他地方一样,土匪经常出没,到处抢老百姓。农历九月的一天下午,付俊义(粮食局退休干部)跑到学校报信说土匪已经到了河家渠在田家畔抢人。我立即放学让学生回家送信、跑土匪。恰好那天预旺逢集,剿匪解放军也到了预旺,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哥陈文登带剿匪骑兵上汪家塬,另一路到河家渠从两面夹击,把土匪拦截在田家畔与汪家源的大沟底下剿灭,结果除抓住几个外,还有几个钻进了水洞。解放军不熟悉地形,一个解放军战士爬在洞口观察时,被土匪从洞内击中牺牲在洞口。天黑后解放军撤离。后半夜无人时三个土匪搀扶着一个被打伤的土匪到汪家塬李家堡堡。那时大哥大嫂住在李家堡子,土匪进到院里反销了门,吃饱喝足,还抢走我们家的一头毛驴驮着被打伤的土匪走了。第二天,发现这几个土匪深夜经过新庄滩向西逃窜。到1950年土匪还经常到处抢劫骚扰,弄的人心惶惶,学生实在无法上学,经区上同意暂时停学(区长是李生有,区文书姓董陕西人)并安排我暂时到乡上工作。刚解放乡政府设在林家堡子,第一任乡长是寇文忠,以后是郭维成,但乡政府还是不固定,乡上工作人员随身带着公章,到哪里办公哪里就是乡政府。区公所建立后预旺是六区,区公所设在沟滩杨家大堡子,共设四个乡,预旺是一乡,秋家渠二乡,马家高庄是三乡、张家塬是四乡,乡政府固定在折腰沟,乡文书是张国栋。有一次区上董文书和我们一同下乡到杜家滩、油房坊,又到汪家塬,在新堡子我家吃饭时其他人都吃了,唯有董文书一人没有吃我家的饭,可能是他意识到,土改时我家要划地主成份。
  (六)干校——党培养我的摇篮
  1951年10月份预旺区公所介绍我和刘占荣、李正西到原宁夏干部学校(宁夏党校的前身)学习。我和刘占荣分到37队(宣教队),队长姓李,是部队上下来的,不多说话,性格温和,对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很关心,同学们也很喜欢他。全校几百人有学经济管理的,有学商业的,有学宣传教育和行政工作的,在干校的一年,我们主要学习的课程是《中国革命读本》、《解放战争》课本和《社会发展史》等。解放初期,干校地址在银川老城玉皇阁北街,条件比较差,每天上午全校几百人自带小板凳集中在破旧的大教室。学员认真听讲、记笔记,下午分小组讨论,对当天讲过的内容进一步加深理解。星期天休假,晚上以小组召开生活检讨会(就这一周你有什么缺点先自我批评,然后别人再提出批评意见)。住宿虽是大房子麦草铺,但冬天一个组十几个人住的两间房就有两个干碳火炉子昼夜不封很暖和。学校分回、汉灶每星期都要吃两次肉,饭也不定量,大都是白米,白面。记得1952年第一次吃黄米饭时,南方同学没有见过黄米,把黄米饭认成了鸡蛋炒米饭,惹的大家好笑。
  全国土地改革是1952年,1951年先搞土改试点。同心在预旺六区搞试点,我们三人去干校学习走的那天在王涝坝川碰见土改大队去预旺搞土改。如果再迟走几天,将土改成份定下来,也可能就不让我去干校学习了。这也是运气和机遇吧。在土改试点中,我家被划为地主成份,父亲、母亲、大哥、大嫂都被定为地主阶级分子。父亲还被判了四年刑,1954年提前释放。土改中本应给家里留一头耕畜,因为我在干校学习,给予照顾留了两头耕畜。其余耕畜和羊只以及农具粮食全部分给了贫、雇农。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但有些人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是抱着歧视的态度。家庭成份高的阴影笼罩了我三代人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定成分是根据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来源和状况而定的。我们家过去爷爷是拉长工出身,父亲前半生是逃荒受苦度日,生活和经济条件一直很贫寒,正好快解放时生活条件好了点,同时又租来老区环县毛井施老大的100只绵羊(三年要给羊主多还一倍就是200只,实际上和高利贷的性质一样),有200多亩土地。雇用了羊把式和长工。尤其是父亲和大哥当过伪保长,这可能是土改中我们家被定为地主成份的主要依据和原因吧。在干校填写自愿书和简历表的时候,我将1946年至1949年当教员在乡上工作没有填入档案,将参加工作时间填成去干校的时间。上世纪80年代,我多次向组织反映,并写过材料,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更正,没能按离休对待,1990年办了退休手续。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遗憾事。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3:15:55
  1952年干校毕业回到同心被分到三区(新庄集)区委会工作,任宣传干事。当时区公所设在新庄集关口湾,1955年区公所改为区政府,区委书记是宋世林(土改试点中是汪家塬村土改试点工作组长),区长卜宗夏新庄集李家窑人,调到预旺后又调来魏祥(红城水人)任区长。1954年区政府迁到新庄集,原文书李文铭调走,组织部通知我做区文书工作。那时对干部学习非常重视,每天早上七点半到九点这一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常年坚持雷打不动。解放初期干部先是供给制,生活费由国家支付外,每月的月薪三万多元折现在的人民币是三块多钱(那时候一千元是新人民币的一角钱。1949年解放后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钞票叫人民币,当时人民币的票面有100元、500元、1000元、5000元、一万元、五万元,最大的票面是十万元)。1955年执行新人民币政策,一元新人民币能兑换一万元,一千元也就是现在的一角钱。1953年又改为包干制,每月可拿到28万元(即28块钱)。一直到1954年行政干部才分期分批改为薪金制,我是1955年第二批改为薪金制,套改为行政24级,1956年提到行政23级,同心是11类地区,包括8%的地区补贴月工资为60.48元,以后每次干部提级就以23级扛住,23年后的1979年才提级调资。1957年县上决定调我去韦州地区董家井小学当教员,也可能就是家庭成份不好的原因吧!但区领导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当时区委书记是老干部武光华)没同意,留我继续做区文书工作。在新庄集区、公社工作了整八年。新庄集原有四个乡。1959年下半年公社化后,乡改为管理区,耍艺山从中宁划归同心县后,由新庄集第五管理区管理。全社东西从马段头山到大罗山东面离韦州不远的金庄子,南北从南关口到土坡。东、西、南、北都在百里以上,交通非常不便,一管理区在火龙沟,二管理区在新庄集,三管理区在徐冰水,四管理区在马段头,五管理区在耍艺山。干部下乡都要步行四、五十里路才能到管理区。公社所在地新庄集离县城也在百里以上。在这八年中,土坡、红寺堡、王户台、金庄子、大小罗山坡、西山坡里所有大小村庄、山山沟沟都有我的足迹。
  1959年5月由于玉科(县检察院检察长调到新庄集区党委书记)张学春(区组织干部)二人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5月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刚入党不久,还没转公社之前,区上打报告提拔我当副区长(当时新庄集区长是王振忠),组织部杨廷文(预旺人)通过电话答复我刚入党再考验一段时间。公社化后实行一元化领导,党委、行政一个办公室,组织部任命我为新庄集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干部实行劳动锻炼,每期一年。我和李文玉、孙彦清、刘全玺、周治龙等是1960年第二批下放到耍艺山大队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正是低标准时期,农村都以生产队实行集体食堂,生产队每天都要派出几十名妇女到山上拾地软、采集牛板筋刺花和能食用的其它野生植物。我们下放干部虽有粮票也不能在食堂多喝一碗地软子面糊糊,就这样和社员一样每天挨着饿肚子参加集体劳动。就在那样的苦条件下,我们还是坚持了一年的劳动锻炼。一年内我们挨了饿,受了苦,但我们体验了民情。
  在新庄集难忘的一件事是1958年农历五月二十日在石头坡剿灭土匪锁少义。当时锁少义伙同锁成英去灵武劳改农场劫狱时被发现,他们逃奔在骆驼脖巷遭到追捕又逃窜到罗山。时任剿匪总指挥是县兵役局唐局长,他命令我们新庄集干部、民兵负责大、小罗山西北一带,四区韦州、五区下马关的机关干部和民兵从韦州、下马关向石头坡逼进。大约到中午土匪锁少义被围困在石头坡子沟底下,被民兵击毙。锁成英也是锁家岔人,1952年和我一同从干校毕业分到罗山林管所搞林管工作,1958年叛变革命当了土匪,当天也被民兵击毙在小罗山去施家塘沟内。两名土匪都被击毙,但我们的损失也不小。下马关税务所的徐所长牺牲、耍艺山断头子村在石头坡套圈放羊的社员王某给民兵用手指土匪藏身地点时被锁少义在暗中看见击中牺牲。吴忠回族自治州供销社电影队从同心出发去下马关放电影,刚到石头坡东面坡底下,被追急的土匪锁少义为了抢拉大车的骡子逃跑,将放映员打死一名,打伤一名。冯维杰衣领上风纪扣也被土匪枪子打掉了(老冯和我同龄离休也还健在)。下午我们返回时刚从石头坡上到熊家塘山畔,县公安局局长马得义带领县公安干警几十人从县城出发步行赶来,刚从沈家井沟上到山畔发现有人,因不知情况就开枪,我们立即隐蔽,领队命令不让还击。不见行动,他们也停止射击,并派人联络才知道是场误会。
  我从新庄集劳动锻炼结束后,1961年元月调到城关公社党委办公室。书记孙鸿录老干部(陕北人)不久调到县上。又调来马彦录为书记,社长马良英,副社长金翔元(陕西人),还是低标准时期,干部仍按社员标准在城关一大队集体食堂喝拌汤糊糊,县林业部门一名青年干部在食堂多喝了一碗面糊糊,社教运动中被开除团籍。1962年下半年食堂下放,又恢复了机关食堂。那时候县级机关都在老城,过去把同心城叫半个城,只有东西一条街,每逢一、四、七集日,这个古老的小城镇更是热闹非凡。老城的旧建筑物只有清真大寺,小东寺、西寺、南寺和中寺,随着搬迁除清真大寺属文物保护单位,其他几处清真寺也都搬到新城。现在的同心城是国民党时期的飞机场。1958年同心中学最早搬迁到新城。1961年以后县级机关单位陆续搬迁到新城,老城的群众也随着搬迁,老城现已平没。
  1963年7月我又被调到窑山公社党委办公室,当时由副书记康学炳主持工作,副社长是苏自德。窑山是1961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从城关分出的新公社(马高庄、田老庄、张家塬、羊路、纪家、下流水都是这次运动后分出的新公社),分公社时城关社教工作组的两位组长提议,(一位姓路,是宁夏日报社的一位领导,另一位万树恩,原同中校长),经公社党委同意报请县委批示,决定将社址设在窑山顶。那里海拔近2000多米,山顶上面只有一个生产队,气候寒冷,条件极差。我到窑山时社址已迁到石塘岭。1963年下半年又开始整社,结束后张学英留任窑山公社党委书记,马风玉任社长。那时候这个公社在全县来说,地理条件、经济条件最差,群众生活也特别贫困。除了1964年同预公路改道通过石塘岭外,全社交通非常不便。干部下乡不是爬山就是过沟。特别是从公社到深沟大队40里,要过石塘岭沟、孙家台沟、深沟、沟东三道大沟,最深的是石塘岭去套唐这道沟一上一下要步行一小时。在窑山工作过的同志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节病,同志们说:“下乡拿铁棍,上山过沟当拐棍。”全社11个生产大队,40多个生产队5000多口人,公社包括领导只有8名干部,书记、社长也经常下乡在基层,县上有啥通知或电话会议精神,都要经办公室整理写成材料送给领导签阅后用蜡纸刻印,或复写再上报下发,这些工作都由我一个人所做,不知不觉在窑山就是16年。那时候的干部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想着如何把工作做好,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下乡在社员家吃饭,每顿饭交半斤粮票两角钱,除了工作还 和社员一同参加集体劳动,年终鉴定干部劳动态度是主要内容之一。干部下乡有时晚上就睡在集体饲养圈或集体羊圈窑的土炕上,没铺盖生产队长拿件破羊皮袄给干部护身取暖。这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们经常以红军长征、革命战争艰苦年代相比,进行自励,努力工作。
  窑山是纯回民地区,由于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时间较长,了解和熟悉回民的风俗习惯,还学会用烫瓶洗手洗脸。我处处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以群众了解我、信任我、喜欢我,不论到哪里群众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关心我的生活。他们和我开玩笑说:“老陈是个没伊玛呢的穆斯林。”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5 13:17:56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为整领导,也就是所谓的走资派(书记张学英,社长马风玉),便先从我开刀,他们说我是国民党官兵子弟学校出来的伪军官,公社领导为什么重用?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多次到公社造反,要求党委开除我的党籍,撤消党委委员和办公室主任。明知不符合组织程序和原则,但在那动乱年代,为顾全大局,党委领导和我沟通后便违心的答应他们的要求,把我暂时从办公室调出没答应开除党籍。我虽然还是党委委员,公社召开会议造反派不让我参加,但会议情况我随时都知道。有一次民兵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人点我的名,为了表现自己的造反精神,煽动群众要批斗我,会后参加会议的民兵队干杨英祥、马占俊等及时告知了我。公社大多干部和村上的群众都很关心我,知道我受到委屈前来看我、鼓励我、安慰我,还说不要怕:如果有人找你麻烦,我们群众决不答应。解放军杨生礼排长(以后是自治区武警总队总队长)带领支左部队来窑山支左,通过调查了解,什么问题都没有,倒是个别干部被批斗的站在那里直发抖,这就叫害人如害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公社成立了三结合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张学英、马风玉又结合为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我又继续接任革委会办公室工作。
  在窑山值得回忆的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是1964年整社运动中揭发出隐藏几十年的杀害红军案。1936年长征结束后红军西征北上到同心,一部分路经窑山套塘买家套子时,掉队的三名年轻红军被买天才骗到他家指示家人把枪抢去,并将三名红军杀害在买家套子去李家山的大沟里。解放后买天才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手段骗取政府信任,五十年代又骗取劳动模范并去北京参加劳模大会,少数民族中央领导亲自接见,毛主席还给买天才奖了一件呢子大衣。对这些群众看在眼里,气恨在心里。有知情群众特别是他家门兄弟买天福过去曾多次反映,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得不到处理,直到1964年整社运动中才彻底查清此案,人心大快。县上决定在买家庄子召开批斗大会,买天才当场被逮捕,准备送往县上依法判刑,用架子车送到公社(石塘岭)时已经不醒人事。套塘大队丁支书、生产队队长和知道此地点的老年人将三名红军遗骨找来在买家套子召开了追悼会,会上有好多回族老人都伤心的落了泪。后将三名红军遗骨埋在了买家套子。
  1968年6月份,县上组织参观团去大寨参观,我也有幸去了。参观团由纳县长、彭学福负责带队。大寨是山西省西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是中央当时树立的农业标兵。全国开展农业学大寨,每天都有上万人到大寨参观学习,我们到的那天有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以后调到中央当了副总理)、副支书郭凤莲、大队长贾城让接见参观团。四天时间我们参观了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寨梯田、支农水池、胜天洞、狼窝掌弓形坝、军民渠等农田设施,还参观了大寨党支部教育后代的教育沟和村口的乐人树。据讲解员介绍这棵大柳树解放前是地主老财吊打穷人的苦人树,解放后改为乐人树。我和李宗道、王玉花、李正西等老乡在大寨村口合影留念。参观大寨结束后去北京,正是文化大革命,全国各地学生串连、群众旅游,北京城内非常拥挤,住宿很紧张,我们住的浴池,早晨八点就得离开,只能晚上去住宿。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四天时间重点去了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并在天安门前留影。
  1975年县上派我护送戎满贵同志(窑山武装干部在县城参加全县兰球队运动会时因车祸失去右脚)和李新民同志(水电局工人因工伤失去左手),去北京安装假肢,这是我第二次去北京,他俩都是第一次去北京,总想多看看首都的美景和名胜古迹。尤其是戎满贵同志拄着拐杖,行走很不方便,我满足他俩的愿望,陪他俩去故宫、颐和园、游玩天安门广场等。戎满贵同志上下公共汽车、逛商店、上下楼梯我都不敢离开半步,处处都要搀扶照顾。我们三人还在天安门广场合影留念。在北京等待假肢工厂的检查、化验、做模型等了15天,我始终对他俩精心照顾。那时候,火车票很紧张,我在火车站排队从头天下午一直排到第二天早上才买到回银川的火车票。戎满贵同志很重感情,对我一贯热情尊重,以后调到邮电局工作。
  1977年我从基层调到县工商局仍搞办公室工作兼任行政股长。那时候工商局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打击“投机倒把”,工商局的前身就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中央(1970)5号文件还重申“


  除了国营商业和有证商贩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还规定“



  除了当地主管部门许可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到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所以也就不准私人经商、贩卖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不允许农民在市场出售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和粮、油,更不允许私人在街头卖小吃、摆小摊。那时候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
我要评论
作者:后沙没光 时间:2017-05-15 14:28:09
  楼主说的我很认同。我也是农村来的
  但是,我认为城市化不是出路。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有很大的行政因素。城市已经不是工业化的载体了,工厂大多在县郊和村镇。现在的城市基本提供一些行政功能和教育,金融餐饮等服务业,其实本质上是在吸工农业的血。房地产里面除了建筑业基本都是巧取豪夺和庞氏骗局。至于有些高科技园区,即便上海北京在区域经济里面的比例也不大
  是的,外国也一样,但是好多欧美城市已经开始衰败了。底特律只是个开始。现在的中国大多数城市依靠工农劳动者的辛苦劳作似乎蒸蒸日上,但是吸血者比例一旦过大,底层劳动者无法供养(底层劳动者也在拼命改变自己的命运),社会大倒退必然发生。西方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
  所以,西方化不是出路,给劳动者真正的地位才是出路。以前的人民公社化就是在探索,但是当时的民众素质不足以支撑。我们必将回头搞社会主义,谁也抗拒不了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5 17:54:01  评论

    评论 后沙没光:你的看法很肤浅落后,不过是古代重农抑商的当代版,重工农抑三产。
  • 后沙没光: 举报  2017-05-15 18:13:11  评论

    评论 大家好是最好1:不健康的三产没必要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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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只猪 时间:2017-05-15 21:34:22
  楼主也是既得利益集团啊!!
  是石油子弟,又有书读。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6 00:28:45  评论

    评论 五只猪:石油子弟,是托伯父的光。有书读是因为我从农村乍来到城市,啥也不懂,只知道学习,90年代中期,那时的大学还是相当难考
  • 大家好是最好1: 举报  2017-05-16 00:32:38  评论

    评论 五只猪:说实话,内地老油田很惨的,我读研离开了,2008走的时候,中级工程师全部年收入20000元人民币,真叫可怜。国企,没油了,按1000万吨配的人员,年产300万吨也不能裁员,大家就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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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07:47:57
  楼主对于全面解决有啥方案,时间表又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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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u78543703 时间:2017-05-16 08:34:06
  人类的发展路线真说不好,有时候弯路也是直路。
  比如欧洲,正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打烂打残了欧洲,欧洲人才体会到和平的珍贵,所以才抛开仇恨,形成欧盟。
  我国正是因为以阶级斗争为刚结果导致60、70年这一段时间内经济发展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所以才导致改成以经济发展为主,之后几十年奋起直追直到现在。
  所以有种假设是不成立的,比如没有WG会更好之类的假设。。。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6 08:36:43  评论

    评论 lu78543703:被洗脑了。
  • lu78543703: 举报  2017-05-16 08:45:33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200:你也被洗脑了,这年头本来就是抱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很正常,再也回不到以前一言堂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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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09:48:04
  计算原则:
  统计学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1+1必然=2(陈景润是外星人非我辈能及).那么根据这个最简单的统计方法,当年实际总人口数必然=去年实际总人口数+今年自然人口增长数(即图1所示净增数)。只有在户口人数=前一年人口总数+该户籍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认为该年统计结果是科学的,是可以作为基准年的。 我们把1953年普查年为基准年。原因:普查结果显示户籍人口总数58796万=实际人口总数58796万(详见图1),故以该年为基准年。
  计算过程:
  为了准确论证三年人口自然增长数、非正常死亡数,我们要在过程中首先推导出1958年实际人口总数作为基准年。并推断出1959—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用1958年基准数+(1959—1961)3年自然增长数得出1961年不包含非正常死亡的实际人口数。最后再用这个1961年不包含非正常死亡实际人口数—1961年实际存活人口数(实际存活,即不是1984年年鉴所示65959万人,后面会分析计算),得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
  1958年实际人口数=1953年基准年总人数58796万+6354万(1954—1958年自然增长数详见图1)=65150万人。
  注意(一):1984统计年鉴所示,1958年户口数为65994万人,比实际人口数65150万人,多出844万人。
  1959—1961人口自然增长数=按正常年份3年自然增长人口3660万(详见注解1)—(1959—1961)3年少出生人数)2000万(详见注解2)=1660万人。
  1961年不包含非正常死亡实际人口数=1958年基准年65150万人+(1959—1961)3年人口自然增长数1660万。人=66810万人。也就是说在考虑(1959—1961)3年没有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下,得出1961年人口总数为66810万。
  (1959—1961)3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961年实际存活人口总数66703万人(详见注解3)—1961年不包含非正常死亡实际人口66810万人=—107万人。
  注解1:正常年份3年自然增长人口3660万的计算结果。
  由于我们是要推断的1959—1961年三年人口自然增长数,而年鉴所示这三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和人口总户数出现严重偏差,前后矛盾。故,我们选择弃用这不实的3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取建国1950年起—1958年9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的平均值,来作为这3年按正常年份人口自然增长数的平均值。1958年以前的人口自然增长数是所有计算非正常死亡人数人士所采用的数据,我们采用也是科学的。
  (1959—1961)3年按正常年份计算人口自然增长数=9年人口自然增长总数(10985、5万人/9年)1220万人/年*3年(1959—1961)=3660万人。
  注解2:(1959—1961)3年人口少出生数2000万(即按正常年份该生的没有生,原因详见第三部分 )
  计算方法。1958年前正常年份3年出生人数=(取1950年起—1958年9年出生数年平均值18691、7/9年)2076万人/年*3年=6230万人。
  (1959—1961)3年出生人数:1650万+1391万+1189万=4230万人。(出生人数低的原因分析详见第三部分 )
  (1959—1961)3年比正常年份少出生人数=6230万—4230万=2000万人
  我们认为这2000万人不属于非正常死亡人数。如果有人说要算进去,少生的不是人啊?那我只问你一句,堕胎的算不算非正常死亡,如果算,那中国现在每年230万非正常死亡人数再加上每年堕胎的是多少非正常死亡?如果堕胎的都不算,那么没有发芽的为什么算? 况且这2000万还不仅仅是没有发芽的原因。更多是生育年龄人数严重不足造成的(具体详见第三部分)。
  故此我们认为(1959—1961)3年期间人口自然增长数应该减去这按正常年份该出生而未出生的2000万人。
  注解3、年鉴所示1961年户口数65859万人的的错误,及应有人口总数66703万人的得来。
  我们通过3年前后户籍人口和历年自然增长人数叠加的异常变化来论证。
  1、在注意(一)中,我们已经得出1958年户口总人数,比实际总人数多出844万人的结论。这844万人是什么原因多出来的呢? 这是由于当时我国在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迁徙自由。人民的迁徙是自由的,不受户口的限制。刚刚开始施行户口管理制度,又由于当时统计工具的原始和信息的不畅造成的。就是户口统计出现1人两个户口的现象(即使是电脑联网的今天,双重户口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在全国多出来了844万人。这个迹象从宪法开始实施年已经出现,并且逐年严重。这是客观存在的,年鉴所示是真实的反应。也可以这样说:这844万人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另外相同的844万人的影子。但是,这个影子在户籍人口总数上显示出来了。最混乱的就是四川,后面我们会论证。这种迁徙自由造成的户籍管理的混乱,直接导致了我国政府1956年、1957年不到两年的时间,连续颁发4个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文件。并于1958年1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不要以为那几年政府只顾浮夸,啥事不做,该做的、该施行的还是在施行当中)。这种限制和管制,促使当时的地方政府开始进行实际的户口人数统计。统计的结果发现,有844万人有户口,但是人已经不在了。这个时期,如果户籍制度连网就好了,一清二楚。但是当时根本没有这些工具。电话都奇缺最多发个电报不错了。于是,很多地方政府在取消这844万人户口的时候,把这844万人给作为已亡故人数进行登记(这就是后来很多人大嘴一张:我们这死绝了很多户。实际上人家全家迁走了,在允许人口自由迁徙的情况下,他不知道,所以认为死绝了)。也就是说:注销的是844万人的影子,统计的死亡人数却包含了这844万人。这一正一反,显示在统计年鉴上就是户口数少了844万人,死亡人数多了844万人。(有的人说我说多了双重户口人数,实际上你细心的话,计算到1959年,户口总人数比实际人数更是多出来了1380万左右的人口。这也说明我们采用的是符合实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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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09:49:06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得出:在地方政府的统计户口过程中,他们不仅注销了迁移的这部分人的原籍户口,并且作为死亡人数上报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在全国户口统计汇集后,户籍总人数减少844万人的情况下,又多出了844万人的死亡人数。我们应该为年鉴所示1961年户口人数加上这844万人,就是65859万+844万=66703万人。这个才应该是1961年实际生存总人数。
  1961年实际生存总人数66703万—1961年不包含非正常死亡总人数66810万=107万人。这是科学的计算结果。
  2、我们再看图1所示,1962—1965年户口总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的变化。
  我们假定年鉴所示1961年人口总数65859万人,为当时存活的人口总数。也就是实际人口总数。1962年—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叠加值为:5802万人。以1961年人口总数为基准65859万人+5802万人=1964年实际人口71661万人。图1所示,1964户籍人口总数为70499万人。
  我们用这个数70499万人—71661万人=1162万人!也就是说户口人数在1961年后,反而比实际人口总数少了1162万人!有人说,那你也不能论证这里面有844万人是那3年的人。844万和1162万明显不符合。那我们再来看这1962—1964年3年的出生数据,其中1963年出生2959万人,我们在把这个数字放到1963—1973年10年间来看,会发现这个数字明显高出其它年份约250万。也就是说1963年的人口出生数应该减去250万左右才是真实的。1162万—250万=912万。在当时将近七亿人口的大国,912万这个数字和844万是基本吻合的。这一正一反,反应在当时的户籍统计上也是很科学的。如果在1964年截至,户口人口总数和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叠加值一直到1970年都维持在1162万人的差距,甚至到1982年也维持在1000万人左右的差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844万人确实死了。事实上这个数字在维持到1969年后就维持不下去了,从该年开始就逐年开始增加户口人数了。
  3、我们在把视线回到图1所示的1982年户籍人口总数上来,数字是101654万人。我们以1949年为基准年,得出的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叠加值是101278万人。在10亿人口统计的范围内,这两个数字是惊人的一致。可以说相当于GPS定位了。我们再来看图1,我不用列数字了,列的多可能观者会头晕眼花,我们只看图1所示,在1968年以后,户籍人口总数小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叠加值的差距再慢慢缩小,直到1976年基本持平。 这说明在这些年中,逐渐的把原来作为死亡人数的844万人给慢慢的还原了。当然会有误差。但基本可以认定是属实的。1968年开始的户籍人数和1961年开始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逐年趋于一致,一直到1976年基本吻合。再次给我们论证了1959年开始施行的户口制度调整,至少多报了844万人的死亡数。
  4、我们还可以从图1进行一个假定推论。
  就是假定图1所示1959年67207万人是正确的,1960年死亡和出生人数都是正确的,那么1960年户口人数应该=1959年67207万+1960年自然增长数(—306万)=66901万。而图1所示1960年户籍人口数为66207万人,66901万—66207万=694万人不见了!也就是说图1户口人数比按图1所示1960年自然增长数为基础计算的实际人数少了694万人!
  而实际上我们假定1959年自然增长数678万人的情况下,可以推断出1959年真实人口数为:65830万人。图1所示1959年为虚假的户籍数:67207万人。这些都反应了当时户口人数和实际人数的严重不符。
  注意(二):图1虚假的1959户口人口总数67207万—真实的1959年人口总数65830万=1378万人.
  我们可以认为这1378万人是不存在的,另外1378万人的影子。但是很多人把这1378万人作为实际人数来计算死亡数了。
  我们再假定图1所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数—306万是正确的。得出:
  1960年真实户口人数=1959年真实人口总数65830万人+1960年自然增长数(—306万)=65524万人。
  图1所示1960年人口总数为66207万人。
  66207万人—65524万人=683万人!
  我们在假定图1所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数正确的情况下,得出的1960年实际人口总数比图1所示户口人数少了683万人!
  我们在假定图1所示户口总人数完全正确的情况下,得出的1960年实际人口总数比图1所示户口总人数多了694万!。
  683万+694万=1377万。这和注意(二)所得虚假户口总数1378万 可以说毫厘不差!
  实际上我们即使认为只有一半的人口,在这一年因为户口统计重复注销而被作为死亡人数来处理的话,就是图1所示1960年死亡人数1696万人—690万人=1006万人! 得出的1960年实际死亡人数略微高于正常年份。
  而1960年是公认的最困难的一年。当然,不含刚过去的十年,因为刚过去的黄金十年总理每年都说今年最困难的一年。1960年真实的死亡人数应该在1006万人左右,就是比建国后正常年份均值高出100万左右。这也验证了我们计算的正确性。
  这反应在当时也是符合实际的,考虑到当时的统计工具和信息交流,当时一个公社基本上只有一个警察同志,不像现在,一抓一大把。这位同志要同时做很多事情,又没有电脑,当户口统计开始的时候,只能看这户人还在不在,不在的有的就直接按死亡上报了。反应在四川是最明显的,四川当时的政府,绝对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大多数的户籍迁移时,他们没有及时的注销户口,而在国家施行管制的时候,他们又简单的直接作为了已亡故来处理。这种工作态度,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图1年鉴只是按照记录做了统计,而没有解释统计的原因。并由此引发了非正常死亡多少人的大讨论。也无可厚非。但是他们注定要被后人定义为:不负责任、流于其表、难以自圆其说、漏洞百出的统计。
  5、我们为什么选用1958年作为基准年,因为该年为公认的正常年份,1959—1961三年为年鉴所示异常年份,故我们在上述4中得出的690万人左右被死亡不作为我们的统计数据,而以比较明确的1958年作为原始数据。
  综合以上5点,我们得出了1959—1961三年间,由于户籍统计,取消844万的户口,这844万人被作为死亡人数来统计了。而这844万人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应该为年鉴所示的1961年户口人数65859万人加上844万,得出当年实际人口总数:66703万人。
  年鉴所示1961年应有人口总数66703万人 —1961年不包含非正常死亡实际人口66810万人=(1959—1961)3年非正常死亡人数—107万人。
  第二部分:1959—1961三年前后出生数和死亡数基本可信的论证。得出年鉴所示户口总人数和实际人口之间的差异,是户籍人口的错误原因导致的。
  1959年以前,被学者们公认为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和动乱的年代,人民安居乐业。
  1958年开始虽然大刮浮夸风,但怎么也刮不到生孩子和死亡人数上去。关于生孩子,当时不存在计划生育的说法,不存在强制堕胎,喝药给瓶、上调给绳的计划生育,生几个都不罚款,多干多得,只要你干劲足,再加上避孕措施几乎没有,所以,该统计反应的生育状况基本属实。而死亡人数呢?同样的,当时不存在火化(现在火化农村瞒报死亡的很多)、不存在几万块一平方的墓地,人去世了,请一班人吹吹打打就埋了,也不存在瞒报的诱因。有些只能是条件所致,漏报的,但不影响从全部年份来统计。纵观该年鉴所示三年(不包含三年)前后的出生和死亡人数,也是基本相符的,科学的。
  1961年之后,也是基本相符的,除了1963年比较异常,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一点。其它基本都是相符的。有人说1962年后的出生数虚报了,所以户口数才比实际人数低,我想看看后来80年代初几年的生育高峰及导致的强制计划生育,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毛泽东不控制人口增长的不分昼夜的批判,1982年那几年那些事,那些人,恨不得把毛泽东拉出来晒太阳。你就知道虚报没虚报了。回头想想生活困难了几年,突然好转了,该生的都抓紧时间生了,所以不存在大量虚报的情况。
  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1976年后出生数明显下降怎么回事?我们都知道,从那时候起,部分地区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了,一对夫妻提倡只生一个孩子,不超过2个孩子。但是当时并没有强制计划生育,所以不存在瞒报严重的情况,生了还给户口分地呢!没户口的没有地,谁瞒报!但是70年代末的家庭普遍都是2个3个孩子了,不像60年代都是五六个。我们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出生数是符合这个政策的。1962—1972年,10年间的出生数都高居不下,除了1963年显示异常外,其它都是一致的,而死亡数则基本稳定。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09:50:59
  我们可以认为三年前后的各个年份,出生数和死亡数是科学的。在此基础上得出的人口自然增长数也是科学的。而1955年起因户口统计制度原因造成的户籍人口总数由远远高于人口自然增加值数,到1962年开始的户籍人口总数远远小于人口增加值数,再到1976年达到一致。这20年间人口户籍总数和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叠加值开头和结尾的高度一致,也充分证明了,历年人口出生数的统计是科学的。中间显示的死亡异常变化的不科学的只能是户籍人口数。就是户籍制度的施行,带来的严重异常变化。
  综上,我们在第一部分计算过程中,参考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和出生数,是可信的,是科学的。事实上其它计算三年时期非正常死亡或直接说饿死人几千万的学者,也都采用的这些数据。只不过他们采用的是表面的数据。
  第三部分:1959年—1961年三年间人口出生数明显低下的可信度,婴儿存活率极高的可信度,及成因分析。
  先谈第一个问题,导致1959年—1961年三年间人口出生数明显低下的原因有二:战争+饥荒。
  第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38年—1942年最艰苦的几年抗日战争。
  有人会说,你这不是扯淡吗?出生少,关抗战屌事?生不出孩子怪地不壮?不然,实则关系重大。
  其实抗战导致1959—1961年人口出生数严重下降这个观点,北京大学孔庆东教授很早就提出了,只不过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认为风马牛不相及。主观断定完全是生活条件低下导致的人口出生数严重下降。实际上生育年龄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个比较专业,数据不再列举,列的数据越多,观者越迷糊,我们力求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本文目的就是力求用简洁的语言,最明了的理论,客观论证。),对出生数的影响才是最大的。能生育的人没有,该生的怎么出来?
  1938年至1942年这几年是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这是公认的,有史可查的。正面战场大血拼,死的都是青壮年,敌后战场日军大扫荡+三光政策,亡的大多也是壮青年,当然还有很多老人和孩子。至于抗战的艰苦和悲壮,在这里我就不写了,太伤感情。只对着岛国的方向大骂一声:小日本,我操你姥姥的祖宗十八代!
  所有史料表明,这一时期的育龄青壮年大量殉国!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是极端负增长的。这一时期上千万青壮年的殉国直接导致婴儿出生率极其低下,并且残酷的战争,导致出生的婴儿大量死亡。而这一时期存活的婴儿,成长起来后,在20年后的1958年—1961年间,就是我国当时生育队伍的主力军。这个应该没有任何异议。事实上,正是这一时期上千万青壮年的壮烈殉国,导致该时期大量育龄青年的缺失,进而影响这时期婴儿出生数严重下降。婴儿出生数严重下降的同时,生下来的这一时期婴儿存活率也极低,这直接导致20年后生育大军明显萎缩。我们从图1年鉴的1958年可以看出,1958年出生数已经比1957年开始大量降低,减少了260万!这也验证了这个观点。孕龄青年的极具下降,导致了从1958年开始的生育下降260万,以致后来的出生数极度下降。
  我们也可以通过年鉴所示,三年前后的出生状况,结合抗战时期的育龄青年来论证这个结论。
  1938年以前,抗战未进入白热化,正面战场的血拼还不是那么明显,延安窑洞里论持久战刚刚完成,伪满洲国也算太平。再往前看,1937年的日军还窝在东三省没有入关。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几十万大军围着井冈山转圈圈。国内大部分地区,除了我憋被大量杀头,军阀之间经常打个群架外,基本上是无太大的动荡和战争,这保证了大量青壮年的存在,和婴儿成活率的提高。图2民国四十年人口变化,也显示,这一时期不太平,人口还略微增长。说明,婴儿存活率还是相当高的,婴儿存活后生存能力就强了。而抗战期间,这批婴儿轮不上他们扛枪
  (也有扛枪的,例如王二小,所以至今都被传诵。)都是大哥哥们杀鬼子。于是,在抗战期间存活率也相应高。我们再结合建国后的1949—1957年人口出生数看,说明1929—1938保存下来的育龄青年是很给力的。
  1942年后呢?1943年起抗战基本上限于对峙状态,1944年,小日本基本不怎么蹦跶了,王师虽然还在观望,我憋已经开始收复城市了,蒋公美其名曰我憋下山摘桃子。这一时期,抗战基本没有大规模血拼了,鬼子龟缩在兔子窝里,被我憋收拾。正面战场没有了大规模的血拼,直到小日本举手投降,蒋公不允许我憋摘桃子,要吃独食,开始解放战争。解放战争也是很惨烈的,但是远远不可与抗战同日而语。这期间,我憋通过和王师的三次大决战,把王师赶到了宝岛上。这几年,战争都是有目的的,就是王师北上,我憋南攻。老百姓虽然也颇受其苦,但是除了王师抓抓壮丁外,基本上也就相安无事了。这保证了不因战争大量的伤及平民,也保证了这一时期的青壮年的人口数,图2也显示这一时期人口是略微增加的。也说明这一时期婴儿存活率比较高。正是1942年以后开始大量存活的婴儿,以及生存的青壮年的逐年努力,保证了20年后的1962年—1970年的生育主力队伍。至于1970年以后的生育大军,那都是我憋的功劳,和王师无关了。
  附图2 民国年间人口变化表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10:01:33
  我的观点和楼上这位稍有不同,就是,当年,也就是从建国初期到1958年,新中国的死亡率被缩小了,这是因为当时统计比较困难的结果,因为当时全国都在大生产,人员来往极其频繁,这点从当时,全国最大的矿难就可以看出来,就全国来说,人员流动极其频繁,因此,人口统计也就无比困难,人口统计准确,户口控制严密就是三年之后的事情!所以,死亡率统计不够准确,实际上没有那么低,导致低估了1959年的死亡率,也就是说,在建国前十年,死亡率应该是1.5%左右,而不是1.2%以下!

  我前面的观点实际上除了提供药品,进行各种巡回治疗,实际上农村卫生问题解决方式并不多,这才有了文革毛主席的626指示,医疗教育下乡。

  指望解放军和为数不多的大中小城市下乡并不能很好的解决农村医疗短缺的问题!所以除了饮食稍微好转之外,和平带来的寿命大幅度增长并不能持续,也不能大幅度无原则增长,只有在卫生上根本解决困难才会导致人均寿命稳步提升,死亡率大幅度下降。

  把1959年的死亡率估计为1%是错误的,更是故意的!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10:04:13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由民政部与国家统计局合编的《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记载了有关的统计数据:  



  1959-1961年饥荒情况(人)  



  年 营养性疾病 卖儿送女 非正常死亡  

  1959 302万 518 17853  

  1960 474万 10688 374890  

  1961 3039万 666000 647010  

  合计 1039753  



  按照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说的国家统计局“是最权威的部门”的说法,这个数字的发布机构就更权威了,因为它是最权威的国家统计局外加一个不最但也很权威的民政部!  





  二、 一个本来应该引起正视的数据  



  据我的理解,“灾情报告”应是国家有关部门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及时地收集各地自然灾害情况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书面汇总资料。只要没有人为的恶意篡改,一般来说,可信度比较大,误差相对小。  

  从表中三个非正常死亡数据来看,1959年为17853人,数据的精确度为个位,后两年为十位。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数据都是由基层的报表数字逐级上报汇总得出来的。虽然,其中也有可能会因为人为的瞒报或工作差错造成的漏报漏计等原因而出现一定的误差,但是,由于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实地”之上,因此,相对于那些推测估计的数据,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所以,在研究当时人口变化情况时,这个数据不但是一个应该引起正视的数据,而且是必须予以正视的数据。  

  即使这个数据的可信度低到了毫无价值的程度,仍然应该引起我们的正视,也必须予以正视。因为,至少它说明了一点,当时的政府,着手进行了这项调查统计,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不敢统计,更不是某些人咒骂的“无耻到没有做明确的统计”。  





  三、一个被冷落得几近于“冷冻”了的数据  



  这个数据早已于1996年随着《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公之于世,至今已有15年的时间。可是,却一直处于禁锢“深宫”人不识的状态。不但我们普通百姓不了解它,连那些专门研究中国三年饿死几千万人的中外学者好像也不了解它。当然,他们不是不了解,而是企图掩盖它。  

  我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百度搜索“三年大饥荒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虽然得到2720个结果,但全部是已“三年大饥荒”出现的,没有一个结果显示出“1039753人”。  

  百度搜索“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 只显示出122结果。  

  再扩大范围,百度“三年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 ,显示出的结果是137个。  

  再扩大范围,百度“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 ”,显示出的结果是142个。  

  这就是说,在浩如烟海的互联网上,十六年了,只有最多142篇帖子里提到过它!各位不妨试一试,看能不能通过别的方式搜索到更多的结果。  



  与它的被冷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饿死3000万”、“饿死几千万”的火暴场景。百度搜索出来的结果以十万百万计!  

  百度“三年饿死3600万”,结果4.75万个。  

  百度“三年大饥荒饿死3600万”,结果 10.7万个。  

  百度“饿死3000万”,结果67.5万个。  

  百度“饿死3600万”,结果 66.3万个。  

  百度“饿死三千万 ”,结果 85.1万个。  

  百度“饿死几千万”,结果 181万个。  

  百度“饿死1000多万 ”,结果174万个。  

  • 真相历史20200: 举报  2017-05-16 10:06:58  评论

    呵呵,这事也确实有意思,我们这些人,左派,一再转帖这个数据,对立面也不反驳就是瞪眼三千万几千万的,我建议,谁说就用谁家族的人来填死人坑!!用它们家族世世代代来填!!
  • 斯文痞子101: 举报  2017-05-17 22:58:35  评论

    评论 真相历史20200:大数据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爸爸的哥哥饿死了!我们村一个爷爷辈的他家饿死三个,我妈的娘家,一个村男人和男孩子饿死的剩一个,还被他妈改嫁带走了。女的我不清楚因为女的可以改嫁离开。后来没办法又移去我姥爷他们三家!现在也不过九家人。我若说瞎话出门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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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疯狂世界杯跋 时间:2017-05-16 10:19:13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10:23:29
  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
  ——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
  孙景泽
  (本文原文是一篇学术研究论文,使用了较多的数学语言和推导,篇幅也较长。为了便于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本文的观点,写了这篇压缩稿。)
  本文提要
  一、 由于我国工业发展和生产大跃进,1956年­至1959年期间出现了从农村到城市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出现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这些重报、虚报的户籍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被注销。
  由于遇上经济困难,我国在1960年9月至1964年期间进行了城市人口大精简工作,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在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口漏报了户籍。上述漏报户籍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1970年至1979年补报了户籍。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年至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六十年代初户籍人口非正常大幅度减少的根本原因。这一减少与人口死亡无关。
  二、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统计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其中695万是由人口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由于1960年漏报出生人口420万,所以1960年实际人口比1959年至少增加115万。
  三、1983年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通过汇总全国户籍登记得到的真实数据,没有经过人为的修改和伪造。数据中的所有人口数字都是户籍数字,所出现的所有矛盾都只是表面上的,都可以用本文的方法加以合理的解释。六十年代初我国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包含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死亡率之中。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因出生人数漏报应当下调,具体下调幅度有待进一步研究。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10:24:56
  2 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矛盾
  我们首先利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我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这一期间人口非正常变动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这个数在本文的研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即
  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户籍人口数-上一年岁末户籍人口数)-(当年户籍出生人数-当年户籍死亡人数)。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非正常增加,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非正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们把1954—1982年期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按绝对值)超过100万的所有年度列表如下:

  表1


  岁末人口数
  (万人)
  自然增长率
  (‰)
  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万人)

  1957
  64653
  23.23
  344

  1958
  65994
  17.24
  215

  1959
  67207
  10.19
  534

  1960
  66207
  -4.57
  -695

  1961
  65859
  3.78
  -598

  1962
  67295
  26.99
  -361

  1963
  69172
  33.33
  -397

  1964
  70499
  27.64
  -603

  1970
  82992
  25.83
  207

  1971
  85299
  23.33
  344

  1973
  89211
  20.89
  192

  1975
  92420
  15.69
  123

  1976
  93717
  12.66
  119

  1977
  94974
  12.06
  119

  1978
  96259
  12.00
  138

  1979
  97542
  11.61
  158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期间大多数年度的人口数,都出现了数量很大的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出现的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

  §3 一个被忽视的关键因素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在我国,每一个户籍登记的基层单位,每年都要依据户籍登记的资料,统计出本辖区当年出生人数、死亡人数、迁出本地区人数和迁入本地区人数,并根据公式
  当年岁末人口数=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当年出生人口数
  -当年死亡人口数)+(当年迁入人口数-当年迁出人口数)
  计算出本辖区当年岁末人口数,然后将以上数据在规定的时间内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统计部门汇总全国所有地区的以上资料,并计算出每个年度全国岁末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所以要根据这些数据研究我国六十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问题,就必须从“户籍登记”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入手。
  实际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真实生存的人口总数。户籍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通过户籍登记的方法汇总而得到的人口总数。
  在理想的情况下,户籍人口数等于实际人口数。但是在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例1. 假定1960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关闭,其来自农村的职工一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1961年1月初返回原籍,并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显然,这一万人在1960年底(12月31日24时)是没有户籍的,他们不会被计入到1960年底的我国户籍人口总数中。这样我国1960年底的户籍人口总数就会因此减少一万人,从而导致这一年我国人口非正常减少一万人!
  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确认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1.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显示的人口非正常减少,是指“户籍登记的人口数”非正常减少,正像例1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减少可能只是“户籍”上的“数字”减少,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2. 国内户籍迁移可以对户籍人口数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外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例1说明了这一基本假定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忽视了国内户籍迁移可以对户籍人口数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关键因素,这些研究难以反映那一时期我国真实的人口变动情况。

  §4 国内迁移、出生与死亡漏报对人口非正常变化的影响
  按照我国法规规定,户籍登记与人口数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我们首先讨论由迁移登记产生的人口非正常变化。
  例2. 假定王×1963年从某市迁出并注销户口,返回农村原籍;他没有立即办理户口迁入手续,而是直到1970年才办理这一手续。
  这种情况称为迁移漏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63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1970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
  例3. 假定张×在原籍有户籍,1957年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在原籍没有注销户口的情况下又在迁移后的地方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即他在两个地方同时都有户籍)。到1960年,这两个户籍之一被注销。
  这种情况称为迁移重报。容易知道,这一事件导致我国户籍人口1957年底非正常增加1人,1960年底非正常减少1人。
  例4. 假定赵×为了某种需要,在1957年伪造了户口(即对根本不存在的人登记了户口),在1960年伪造的户口被注销。
  这种情况称为迁移虚报。这种情况产生的作用与迁移重报完全一样。
  我们再讨论户籍登记的另外两项内容——出生登记和死亡登记。
  例5. 假定某人1962年死亡,没有在当年注销户口,到了1968年才注销户口。
  这种情况称为死亡漏报。
  例6. 假定某人1962年出生,没有在当年以出生登记户籍,到了1964年才以出生登记户籍。
  这种情况称为出生漏报。
  我们可以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下列重要结论:
  基本结论: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
  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所出现的我国六十年代初人口非正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然而,这些数据中出现的那些“难以解释的矛盾”都可以用户籍迁移中的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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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10:25:43
  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的理论分析
  我们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出1954年—1982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1954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之代数和。(因为1954年我国进行了首次人口普查,这一年的数据可以作为标准。)

  表2


  岁末户籍人口数
  (万人)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万人)
  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万人)

  1954
  60266
  24.79

  0

  1955
  61465
  20.32
  -38
  -38

  1956
  62828
  20.5
  89
  51

  1957
  64653
  23.23
  344
  395

  1958
  65994
  17.24
  215
  610

  1959
  67207
  10.19
  534
  1144

  1960
  66207
  -4.57
  -695
  449

  1961
  65859
  3.78
  -598
  -149

  1962
  67295
  26.99
  -361
  -510

  1963
  69172
  33.33
  -397
  -907

  1964
  70499
  27.64
  -603
  -1510

  1965
  72538
  28.38
  9
  -1501

  1966
  74542
  26.22
  76
  -1425

  1967
  76368
  25.53
  -100
  -1525

  1968
  78534
  27.38
  45
  -1480

  1969
  80671
  26.08
  61
  -1419

  1970
  82992
  25.83
  207
  -1212

  1971
  85299
  23.33
  344
  -868

  1972
  87177
  22.16
  -33
  -901

  1973
  89211
  20.89
  192
  -709

  1974
  90859
  17.48
  74
  -635

  1975
  92420
  15.69
  123
  -512

  1976
  93717
  12.66
  119
  -393

  1977
  94974
  12.06
  119
  -274

  1978
  96259
  12.00
  138
  -136

  1979
  97542
  11.61
  158
  22

  1980
  98705
  11.87
  -2
  20

  1981
  100072
  14.55
  -79
  -59

  1982
  101541
  14.49
  8
  -51








  按照上表,我们把1954年至1982年期间每年年底的人口非正常变化累计数
  绘制成如下的图:



  图1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表2和图1(解读方法用了较多的数学推导,从略),可以得到以下推断(以下推断中的数据均以1954年底为0基准)。
  推断1. 1955年—1959年期间(主要是1957年—1959年),我国有1144万人在迁移中重报、虚报了户籍;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1964年期间我国有1510万人在迁移中漏报了户籍。
  推断2和推断3所叙述的情况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2654万人。
  推断4. 1965—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推断3中漏报户籍的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申报了户籍。
  这样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对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问题做了一个回答。这里,我们完全没有涉及产生这些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简要论述我国这一时期产生人口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纯理论的角度做出的结论高度吻合。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10:26:39
  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人口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探析
  在本节中,我们以我国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简要论述了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非正常变动的社会原因。需要指出,全面完整地论证这一问题,是需要一部长篇专著才能完成的。在目前这一篇幅不长的文章中,我们只能给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简要的叙述。
  1.1956—1959年期间人口非正常增加的原因
  1956年—1960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一只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户籍迁移大军。根据我国《1983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1956—1959年市镇和农村人口的变化情况。
  表3 1956—1959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
  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56
  9185
  30.44
  266
  900
  634

  1957
  9949
  36.01
  345
  764
  419

  1958
  10721
  24.33
  251
  772
  521

  1959
  12371
  18.51
  214
  1650
  1436




  表4 1956——1959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农村岁末户籍人口数
  人口自然增长率(‰)
  人口自然
  增长数
  户籍人口增长数
  户籍迁移人数

  1956
  53643
  19.4
  1036
  463
  -573

  1957
  54704
  21.74
  1178
  1061
  -117

  1958
  55273
  15.91
  875
  569
  -306

  1959
  54836
  9.17
  505
  -437
  -942




  在表3和表4中,人口自然增长数是指用人口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人口数,户籍人口增长数是指当年岁末人口数与上一年岁末人口数之差,户籍迁移人数=人口户籍增长数-人口自然增长数,这也就是当年市镇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人数,正数为迁入,负数为迁出。由此得到这四年市镇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情况,见表5,最后一列的含义我们下面即将说明。
  表5 1956——1959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
  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1956
  634
  -573
  61

  1957
  419
  -117
  302

  1958
  521
  -306
  215

  1959
  1436
  -942
  494

  合计
  3010
  -1938
  1072




  由表3可知,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表5第二列的合计数)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历史事实是相符的。
  另一方面由表5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的人数合计为1938万人。这个数字与上面所述的同期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数3010万人之间出现了1072万人的差。这个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即这些人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其中有些人是虚报户籍)。(表5最后一列是每年产生的这类人口的数字。)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虚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全国这一期间产生的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1072万人。这与§5推断1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1144万人,是高度相符的。
  这样我们知道,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使得1956—1959年期间共产生迁移重报、虚报人口1144万人。这就论证了§5推断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表4中1959年农村户籍人口增长数出现了负数(-437万),该表最后一列的数字也全部是负数。这是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引起的,这绝不表明这些人已经“非正常死亡”了。但是一些文献在研究我国那一时期人口非正常变动时,却把类似这样的数据解释为多少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2.1960年—1964年期间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在1960年出现重大困难,中共中央做出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
  下表是1961—1963年我国市镇和农村人口迁移情况,这个表是用与表5同样的方法得到的。
  表6 1961—1963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市镇户籍迁移人数
  农村户籍迁移人数


  1961
  -498
  -110
  -608

  1962
  -1379
  1018
  -361

  1963
  -448
  40
  -408

  合计
  -2325
  948
  -1377




  由表6可知,在1961—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这个差额说明了:有1377万人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1961—1963年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这五年中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是可信的了。这样我们就论证了§5推断3。
  由本节上面的讨论知道,1956—1959年出现的迁移重报、虚报户籍人口产生于1956—1959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1960到1964年大规模的精简市镇人口工作中,精简的重点恰恰就是1956—1959年这些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双重户籍现象在1964年就被基本消除了。这就论证了§5推断2。
  1960—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过程(漏报户籍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和在一起,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数大量非正常减少!
作者:真相历史20200 时间:2017-05-16 10:27:24
  3.1970—1979年期间户籍人口非正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甚至可能人还留在市镇。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精简到农村的人员也希望返回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1979年)这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这样在1960年到1964年户籍大迁移期间漏报了户籍的那1510万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1965——1979年,主要是1970年到1979年期间或者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是主要的,大多数的),或者在农村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这些人的人数为1532万(即表2中所列出的这些年度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之代数和),这个数字与§5推断4中的1510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1960—1964年期间确实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这样我们论证了§5推断4。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由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的非正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7 1960年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的进一步分析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60年我国人口(实质上是户籍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000万。通过计算可知,这一年的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为-695万人,这一部分数字是由户籍迁移登记中的原因产生的,另一部分(-305万人)则是由户籍的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在研究我国1960年户籍人口净减1000万的原因时,必须把这一数字分解成以上两部分,才能得到接近于历史真相的结论。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下这两个数字。

  1.关于人口非正常变化数-695万人产生的原因

  根据本文§4的基本结论,这部分人口(实际上是户籍人口)减少只能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引起的,它不可能是由于死亡漏报引起的。

  从人口迁移的角度讲,1960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第一,1960年1月我国开始了新的大跃进,又有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市镇。第二,由于经济遇到重大困难,1960年9月起,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人口又开始从城市迁移到农村。由于以上原因,这一年我国户籍迁移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给出这个问题详细的研究,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这里我们只能给出一个轮廓性的叙述。

  我们知道,在1956—1959年期间,在市镇和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中产生的大量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072万人),由于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落实,这些人中许多人的双重户籍或虚假户籍在1960年被注销。这些人的人数是695万的一部分。
  由于我国经济遇到困难,从1960年9月起,开始启动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合计约有1000万左右的人以各种形式由市镇下放和精简到农村。这些人中有许多人的户籍迁出市镇,但是没有在当年办理农村户籍迁入手续(我们特别注意到,上述下放和精简工作是在9月份之后开始的,当他们被确定下放和精简,并办理市镇户口迁出手续后,时间已经接近年底,所以他们在当年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是很自然地事情,可以参见本文例1)。这些人的数目也是695万的一部分。
  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和其他与户籍迁移有关的原因联合作用,造成了我国1960年户籍人口非正常减少695万人。
  2. 关于1960年户籍人口出生率应当调整的问题
  在扣除了人口非正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数只有305万。这一数字是由人口出生和死亡登记产生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明显的出生漏报的现象。
  按照2000年的数据,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出生于1960年的人数1468万人,出生于1959年的人数为1306万人,这两个数字之差为162万。由此可以合理的推出1960年实际出生人数比1959年应该多162万。
  按照《1983年统计年鉴》的数据,1959年出生1650万人,如按照1960年实际出生的人数比1959年多162万调整1960年的出生人数,则1960年出生的人数应当为1812万,与《1983年统计年鉴》计算出的1392万比较,漏报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关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死亡率,我们认为应当向下调整(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讨论)。这样,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增加的数量,就应当大于115万。
作者:追月九霄 时间:2017-05-16 10:32:29
  @真相历史20200 2017-05-16 10:27:24
  3.1970—1979年期间户籍人口非正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甚至可能人还留在市镇。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精简到农村的人员也希望返回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1979年)这漫长的时间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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