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用3500大洋在北京买个个有32间房的四合院,如是现在能办到吗?

楼主:李大大5P 时间:2018-11-20 12:38:47 点击:1563 回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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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曦小荷

  这个问题有点关公战秦琼。因为标的物变化了。现在还有几间四合院在北京呢?现在北京的四合院都是文化遗产保留物了。而北京的房地产的景气程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勘称一等一。


  如果按照3500大洋当今的交易市值,一定买不到四合院。一块大洋,我们不能按收藏价值来看,有些大洋的收藏价值非常高,如果按一般意义上的大洋对应现在的收藏价值来看基本是在300元到1000元人民币之间。所以这已经不是大洋的货币属性。因此以这个为标准来衡量能否购买四合院没有意义。更何况如今都是高楼大厦。地皮价值有多高,不言而喻。我有幸听人讲过,在1919年前后的时代,一个一个月能赚1000个大洋人后代的讲解。一个大洋可以买一套长袍马褂,也就是当时普通小白领的工作服。他的太爷爷一个月赚1000个大洋,相当于1000套工作服。我们现在一个小白领的工作服,应该也在800到1000元吧?那么也就是100万元左右。当然这也是很牵强附会。


  按照这个换算,那么这个人的祖先,一年赚1200万,不吃不喝,也是勉强买到北京的高层楼房100平米的普通住房,五环以内。何况是鲁迅先生的300元每月工资。所以如果按这个换算就出现笑话了。能购买得起四合院的人,也许只有每个月大洋在10000以上的人才可以,而且是紧紧巴巴的买1000多平米的普通五环内的住房。在当时的中国的北平这样的人估计屈指可数。或是军政大员或是富商巨贾。即使是梅兰芳先生估计也是勉为其难!那么我们再研究这个问题,就失去了根本和意义了。


  那么当时整个世界的财富来买如今的北京房地产,估计也只能买北京地图一个角落了。这个情况也存在日圆、美圆、英镑等等货币的购买力纵向比较上。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的标杆人物,比现在百家讲坛多少人都要有名气得多,现在能上百家讲谈的有几个买不起北京的住房呢?现在的演艺明星有几个买不起北京住房?


  又有几个人的名气和地位能比得过鲁迅先生呢?如果按这个思路来看,鲁迅先生生在当代可以买得起北京的住房。就如同孔子如果生在当代,也一样是品学兼优的大才子。


  就算买不起,单位和政府也要奖励和奉送几套!老百姓认这个理,就如同奖励袁隆平先生、屠呦呦先生、老舍、巴金先生、邓稼先等先生,人民群众心悦诚服、喜闻乐见。


  报纸、平面媒体总报道这个这个人的豪宅,那个人的豪宅,再豪能抵得过我们的文豪吗?屋子会变粪土,七十年后就是堆渣,把眼光放长远些,所有的国土都是大家的,都是国家的,就是我们的智慧和生命也是祖国的。要把这腔热血奉献给这片热土,你才会得到真正的永生。正如鲁迅先生在人民心中建立的丰碑。钱能买得来房子,买不来智慧和人心。真正的价值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一味强调消费不值得肯定,创造和消费要平衡,社会发展才和谐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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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曦小荷一家之言,多有不妥,但都是本着善良之意来和大家探讨,小荷真心实意和您探讨,祝您快乐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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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走街串巷收古董 时间:2018-11-20 12: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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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趣的马甲: 举报  2018-11-20 13:39:30  评论

    鲁迅的弟媳是日本人
  • 倾城之天下无霜: 举报  2018-11-20 16:54:52  评论

    脱离时代和物价讲购买力都是在唰流氓,1919年的3500大洋是什么概念?哪个时候买条性命也就1银元,稍贵一点2-3银元,3500购买一个团了,请问在今天给你35亿能买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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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走街串巷收古董 时间:2018-11-20 12:39:48
  @李大大5P :本土豪赏1根鹅毛(10赏金)聊表敬意,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我也要打赏
作者:米格9999 时间:2018-11-20 12:40:40
  哈哈哈,1932年,一日元你能在东京过一日!现在能吗?
作者:xucheng899 时间:2018-11-20 12:45:18
  鲁迅时代,北京人口只有几十万。现在是2000多万。能比吗?
作者:快乐兔子S 时间:2018-11-20 12:51:43
  最主要原因是,经济非常不发达,大家工资水平都很低,而教授都很高;另外,当时北京四九城的人口不足百万,那像现在近3000万。。。
作者:时人不知余心乐 时间:2018-11-20 12:59:27
  听评书掉眼泪替古人耽忧,你居然担心鲁迅的收入够不够买房了,(估计是你的钱不够买房)
  鲁迅是笔名,他老人家出了多少版的书籍啊,不拿稿费吗?给多少杂志社写过评论啊,他的月薪仅仅是他教书的钱!
作者:咬人的流氓兔 时间:2018-11-20 15:15:59
  民国初年的时候,北京普通巡警警员的薪水是每月6块大洋,算是中等偏上收入;上海先施百货公司给最基层售货员的工资是每月2块大洋,在上海繁华之地虽然过得很拮据,但也能维持生活;至于普通老百姓,鲁迅写的《祝福》里鲁四老爷给祥林嫂开的工钱是每月500文铜钱,从字里行间来看,这个待遇似乎还不错,而当时1块银元可兑换1200---1300文。这么算下来,3500大洋也算一笔巨款了,能拿得出这笔钱的非富即贵,至少普通老百姓是不敢想象的。
楼主李大大5P 时间:2018-11-20 15:19:19
  鲁迅有钱,在上海吃饭都是外卖:有名酒店叫餐送家里,四菜一汤,鲁迅对钱很在乎,鲁迅日记许多都是关于钱:收入、开支等等就像记账本。
楼主李大大5P 时间:2018-11-20 15:21:21
  鲁迅很有投资眼光,如现在鲁迅的四合院还在,鲁迅后人岂不大发特发,都是亿万富翁了。
作者:ty_明朝35 时间:2018-11-20 15:24:47
  鲁迅据说也是卖掉了旧房子,再添了钱才买房的
楼主李大大5P 时间:2018-11-20 15:54:29
  鲁迅与周作人为何绝交,真的是因为大先生看了不该看的吗

  唐风宋月

  百家号17-12-0609:19
  说起上世纪的中国文坛,就不得不提到周氏三兄弟。大先生周树人,笔名“鲁迅”,被誉为民族魂;二先生周作人才华横溢,可惜曾出任过汪伪政权的伪职,背负了失节汉奸的骂名;三先生周建人相较两个兄长而言名气最弱,却在建国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高教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俗话说“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鲁迅是长兄,对两个弟弟,尤其是周作人的提携、援引可谓不遗余力。可惜的是未见“断金”,却见“断交”。



  事情原委究竟如何呢?两小无猜的鲁迅兄弟二人为什么会绝交?为什么会老死不相往来?学界普遍观点,鲁迅兄弟失和的导火索是鲁迅“偷窥”弟妇羽太信子“洗澡”。至于“偷窥”究竟发生在何时,却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确切日期。但至少可以肯定,事情是发生在鲁迅与周作人同在北京八道湾居住的时候。

  为此,有学者特意分别查阅了《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发现1923年7月13日这一天,鲁迅两兄弟同一天都洗澡了:鲁迅记为“晚浴”, 而周作人则记为“入浴”。 由此,引发大胆猜测:在7月13号这天晚上,周作人是第一个洗完的,他的太太羽太信子接着洗。就在这个时候,大先生不知澡房有人,也没有敲门,就直接推门而入,接下来的场面就是各种尴尬了。



  这大概就是兄弟二人误解的开始了,鲁迅对自己的无心之失心底十分懊恼,故于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八道湾的住宅房主名是鲁迅,但从后来周作人对此处房产的归属权划分上来看,周作人肯定在购房时是出资的。一直以来,鲁迅都是和周作人夫妇一道用餐的。突然分开吃了,事情就引起了周作人的怀疑。只是这种尴尬的事情,好说不好听,因此羽太信子在开始也是刻意隐瞒的。只是她的言辞闪烁,更令周作人心下起疑,于是愈发的追问起其中原由。羽太信子无奈,只得吞吞吐吐道出了实情。大先生如果只当事情没有发生过,仍然与弟弟、弟妇一同用餐,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后续事情的发生了。但他突然分开吃了,周作人就误会兄长撞到妻子洗澡并非无心之失了。至于许广平所说鲁迅是被羽太信子赶出来的,则纯粹是经不起推敲的猜测。那个时候许广平还只是个仰慕大先生的在校生,不可能知道鲁迅的家事。于是,五天后,也就是7月19日,鲁迅收到了周作人递给他的绝交信。



  周作人的“绝交信”中,有一句话很是耐人寻味——“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

  “谁”字显然不是单指鲁迅,而是指他们当事者二人。周作人的真实意思,只是想让大哥以后不要再到后院里来了,免得见面尴尬。而鲁迅看到弟弟的信后,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毕竟兄弟手足情深,“邀欲问之,不至。”结果吃了闭门羹,大概鲁迅以为向来兄友弟恭的亲情一旦因为一个外邦女子化为乌有,心中也是恼怒异常,一气之下干脆搬出了八道湾。

  鲁迅自己负气搬走,越发坐实了周作人的怀疑,这也为他们兄弟彻底的断绝往来埋下了伏笔。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拿自己的东西,兄弟二人先是相互诟骂不止,继而拳脚相向。

  从此,鲁迅与周作人形同路人。



  事情发展至不可收拾,公允地讲,兄弟二人都有不是的地方。所以造成这种后果,应该要从兄弟二人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来作分析。鲁迅的发妻是朱安,大先生对待婚姻的态度自有公论。与兄长不同,周作人虽然留学日本多年,提倡新思想,但却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骨子里十分守旧。他与胡适一样都坚守婚约,从未以婚恋自由为口号,做出抛妻弃子的事情。尽管羽太信子长得不是很漂亮。可周作人与其相濡以沫数十年不离不弃,一生爱得无怨无悔。周作人对兄长最大的不满就是鲁迅对朱安的冷漠薄情,他后来自作主张把鲁迅八道湾的房产,划归朱安名下,就足以说明问题。周作人一生都不承认许广平是他的嫂子,如果能从许广平的文字里找到公允评价他的文字岂非是咄咄怪事?



  周作人是曾经失节出任过伪职,他固执迂腐却也不失正直。与鲁迅绝交,如果不是因为二人对待婚姻态度不同的缘故,那么,只能怪鲁迅没有敲门,或者是洗澡的房间设计有问题了。
  
  
  
  
  
楼主李大大5P 时间:2018-11-20 16:06:28
  周作人 编辑
  周作人(1885年1月16日~1967年5月6日)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楼主李大大5P 时间:2018-11-20 16:13:57
  他是鲁迅的弟弟,被称为民国第一散文家,也是第一大汉奸
  原创|发布:2017-11-14 14:59:45 更新:2017-11-14 14:59:45 阅读 67386赞 661
  现在的人一提起周作人,都知道他是鲁迅的弟弟,而且还是个大汉奸,在民国文化人汉奸中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也因此长期以来都销声匿迹,跟哥哥鲁迅的待遇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现在的人一提起周作人,都知道他是鲁迅的弟弟,而且还是个大汉奸,在民国文化人汉奸中是名气最大的一个,也因此长期以来都销声匿迹,跟哥哥鲁迅的待遇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直到改革开放后,周作人的名字才重新被人们提起,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在文坛深处,还有这样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散文,冲淡平和,返璞归真,在鲁迅“匕首、投枪”式的散文之后,他的这种不带一丝火气的散文更加受得了人们的追捧。

  在他的散文中,人们第一次领略到了世间万物的美好,一棵树,一只虫,一杯茶,一片瓦,都是那么的充满灵性,让人心灵纯净。他的散文,虽然题材、文字、结构都平平无奇,但却处处透着一股清新淡雅、玄妙通达的人生韵味,因此也被一些人誉为“民国第一散文家”。

  其实,除了“文化汉奸”的标签,周作人身上还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的贡献丝毫不在哥哥鲁迅之下,曾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过《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等有着巨大反响的文章,其中,《人的文学》被誉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郑振铎后来总结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地,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鲁迅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是为纪念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人写的,向来被认为代表了鲁迅嫉恶如仇、不畏强权的一面。其实,在这次惨案中,周作人的表现更在鲁迅之上。



  早在惨案发生之前,周作人就跟其他教师联名发表了《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和《反对章士钊宣言》,还坚持去女师大给学生上课,以声援学生。“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又接连发表数篇文章,将矛头直指惨案的制造者,并为在惨案中牺牲的学生亲笔写下挽联:“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

  可惜的是,代表正义的力量在周作人身上并没有保持多久,就在日本人的长枪大炮之下土崩瓦解了。

  在卢沟桥事变之前,郑振铎离开北平时,曾专门找过他,劝他早日离开,到抗战的大后方继续教书。但周作人却拒绝了,并对中国的抗战事业表示了悲观的态度:“和日本作战是不可取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要撤离北平,为了保护搬不走的大量设施,北大校长蒋梦麟安排了四位教授留校,分别为周作人、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尤其是周作人,因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便重点委托他跟日本人交涉,尽量保护北大的教学设施。周作人也做到了。

  留守北大的周作人,起初并不想跟日本人合作,毕竟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没有人会乐意当汉奸。日本人多次邀请他担任沦陷区大学的教授,都被他一一婉拒,对日本人的各种约稿、宴会,也都视而不见。有一次,日本宪兵队想把北大的理学院当作宪兵队总部,周作人极力反对,专门找到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强烈请求他劝阻日军的行为,最终让理学院得以保全。



  他的转变发生在1939年1月1日。那天,他正在家里跟来拜年的学生沈启无聊天,佣人进来说外面有两个年轻人想见见他,周作人以为是来拜年的,就让他们进来了。

  两人进来后,周作人站了起来,突然,一个人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冲着他就开了一枪。周作人应声倒地。弟子沈启无刚站起来,也中了一枪。

  两个年轻人走后,家人赶紧把周作人和沈启无送去医院。幸运的是,打周作人的那一枪恰好打在衣服的纽扣上,只受了点轻伤,当天就回家了,沈启无伤势较重,留在医院治疗。

  关于这次枪击案,有人说是日本特务干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但都没有证据,成了当时的一大悬案。直到二战结束后,有人在美国发表文章,说自己当时是一名普通学生,因愤慨于周作人的亲日行为,而选择了刺杀。

  然而,正是这次枪击事件,让周作人彻底改变了立场。枪击案发生10天后,他就担任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不久又接受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1940年12月,周作人被汪伪政府任命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周作人又率代表团访日,慰问在侵华中受伤的日军伤病员。回国后,周作人又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将华北很多地方的大学、中学、小学的课本进行了修改,将日语成为各学校的必修课。1942年9月,伪“华北作家协会”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正式成立,周作人担任了伪“作协 ”。

  就这样,周作人从一个进步文人,彻底沦落成了一个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文坛头号大汉奸。

  其实,周作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对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也都有不同的理解,他曾总结说:“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但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

  然而,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当汉奸的借口,在自己的民族受到侵略时,任何为侵略者服务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最强烈的谴责!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入狱。很多人都为他求情,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发表声明,说周作人留守北大是他的安排,并且确实有保护学校设施的功劳。但是,周作人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是板上钉钉的,“汉奸”的罪名也是不容置疑的,最终周作人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蒋下野,李宗仁继任总统,为了和谈,李宗仁下令释放一批政治犯,周作人也在其中。就这样,只坐了短短的两年多牢,周作人就重新获得了自由。

  建国后,周作人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但所有文章均不得署名。就在哥哥鲁迅被捧上神坛广外传颂的时候,周作人却躲在书房里无人问津,默默地做着枯燥的翻译工作,连名字都不能出现。

  1965年4月26日,已是80岁高龄的周作人在遗嘱中写道:“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今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楼主李大大5P 时间:2018-11-20 16:22:03
  一言难尽 周作人

  咩咩爱历史

  百家号17-11-2709:46

  一 言 难 尽 周 作 人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人物,恐怕很少有人像周作人那样的说不清,道不明。新文化运动时,他和其兄鲁迅,都是大潮中的中坚人物。后来,他们兄弟失和,成为陌路。日军占领北平后,他竟然出任伪职,沦为文化汉奸。然而,也就是在此期间,他又尽其所能地保护李大钊的儿女,并将他们送出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正是因为他有着如此谜一般的经历,几十年来,众多的文化人从未放弃对他的研究和破解。

  五 四 弄 潮

  周作人以小品散文见长,文章风格清涩幽默,所汇聚的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永日集》、《谈虎集》、《看云集》等。他对神话、童话和民俗学的研究独有造诣。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由主张“人的文学”到呼唤思想革命,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著名的文学家苏雪林说:“与其说周作人先生是个文学家,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他和鲁迅在五四时期,“同称为‘思想界权威’”。他的小品文创作,其成果在新文学运动中是“第一位”的。“他给予青年的影响之大和胡适之、陈独秀不相上下。”

  陈独秀来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时,《新青年》也随之在北大落户,成为北大文科的同仁刊物。周作人是以翻译家的身份,活跃在《新青年》时期的文坛上。他批评林纾这类翻译家,“用汉文一般样式,”把外文作品,变成“随意乱改的胡涂文,”这种“抱定老本领旧思想”的译作,无非是“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斑马文章,孔孟道德”。 他主张:“应当竭力保存原作的风气习惯语言条理,最好是逐字译,不得已也应逐句译,宁可‘中不象中,西不象西’,不必改头换面。”他之所以如此推崇“直译”法,就是要输入与中国传统迥异的新思维、新语法、新词汇,以弥补中国语言的贫乏和不足。他的译作得到《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赞誉,钱玄同说:“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他不单是文学家和翻译家,作为思想家还和鲁迅一样,深刻了解民族病态的劣根性,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他大声呼唤:

  “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

  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们要切开民族昏愦的痛疽。

  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风狂。”

  此时,新旧思想之争日趋白热化,《新青年》一月出一刊,已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陈独秀倡议再创一更贴近现实政治的刊物。1918年11月27日,周作人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下午至学长室(陈独秀办公室,作者注)议创办《每周评论》,12月14日出版,每月助刊资3元。”

  《每周评论》创刊伊始,他便发表《人的文学》、《论黑幕》和《平民文学》等。陈独秀读过这些文章后,很感振奋,立即写信说:“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这之后,他的文章频频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改变着文坛的创作走向,用胡适的话说,周作人用“最平实伟大的宣言”,概括了中国新文化理念的“两个中心思想”,即“话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继《人的文学》后,他又发表《思想革命》等,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他主张新文化运动要有破有立,那就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在五四那一代青年学生中,周作人享有极高的威信。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当年都是北大文科学生,他们本不太来往,是周作人把他们召唤到一起。他们常常聚集一起,并和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等发起组织“新潮社”,此乃五四时期最具号召性的学生社团之一。此时的北大校园内,并蒂绽放两朵奇葩,一为老师辈的《新青年》,另一为学生辈的《新潮》。新潮社郑重地聘他为社员,后又被推为主任编辑,青年学生已把他奉为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傅斯年在《新潮》发表文章,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列为“文学革命的宣言书”。

  周作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理论,自然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所要取缔的“新思想”。1922年冬,北洋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取缔新思想”案,《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被上了黑名单,他们还责成警视厅“定期禁书”,被查禁的书中,除《胡适文存》、《独秀文存》外,还有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迷惘了,他的美丽的“启蒙救国”梦,难道真的是一枕黄粱,难道“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必然’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好象是僵尸的再现”!在《不讨好的思想革命》中,他是这样谈到中国思想启蒙者的命运:

  “(他们)是个孤独的行人,……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惊动了熟睡的人们,吃一阵臭打。……因为中国现在政治不统一,你想去动他一动,便要预备被那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南南北北的人齐起作对,变成名教罪人……。”

  兄 弟 失 和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他们原本也是“兄弟怡怡”,其情融融。新文化运动中,周氏兄弟活跃在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的佳话。正当他们互勉共进,增辉新文化时,兄弟俩却突然失和决裂。据他们的母亲说,周氏兄弟幼年时,绍兴长庆寺龙师父曾给他们取了法名,鲁迅叫长庚,周作人叫启明,长庚、启明都是天上的星星,一为黄昏天出,一为五更天出,两颗星永远不相见。如果以此附会,不免宿命迷信,但是,要以此比喻他们失和的事实,恰是最为形象的说法。

  据他们的日记所提供的信息,直至1923年上半年,他们之间还是“兄弟怡怡”,一起在八道湾生活,共同指导北大春光社的文学青年,多次与中外友人聚会……可是,到了7月14日,《鲁迅日记》却突然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7月1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后来又被他“用剪刀剪去了”。次日,周作人再也耐不住性子,给鲁迅写了一封信: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一周后,鲁迅默默地离开朝夕相处的八道湾。他们都尽量抑制着情绪。次年6月11日,这种难耐的沉默,终由无可名状的愤怨而爆发。周作人甚至拿起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挡住,才没酿成流血事件。鲁迅在当日日记说: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有明白无遗的辩说。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自此,他们兄弟失和便罩上神秘的面纱。人们只能从他们最亲近的人口中,揣度出事件端由之大概。他们的母亲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指鲁迅,作者注)对二太太(周作人妻,作者注)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三弟周建人也说,大哥二哥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他们朋友几乎都认为,兄弟失和“主要是经济问题。”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则说:

  “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风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原是手足之情,而今似若参商。周作人由怨恨而对鲁迅开始情绪化的评说。他对人说,鲁迅是个虚无主义者,“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尽管他没有明言,但是,稍有思想的人一忖度,和如此倔强、多疑、动气的人相处,是难免不会发生冲突的。依从这样的逻辑推理,他也就将自己的原因择的干干净净,这恰是他的精明技巧之处。

  当然,他对乃兄也不是全无亲情之念。鲁迅逝世时,他正在北大上课,当即悲痛地告诉学生,鲁迅去世,下一节课暂时告缺。他以这样的方式,婉转地表示对乃兄的悼念。后来,他在《宇宙风》上发表《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称自己所知道的鲁迅的事迹“已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

  他以平实、客观的态度,介绍鲁迅早年的平谈无奇的事迹,而对晚年则尽量回避,“即不知为不知也”。建国后,他完成好几部研究鲁迅的专著,如:《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等,这数十万言的文字,正显现他对乃兄的怀念之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这些文章已算对得起鲁迅。


  自 诩 苏 武

  1937年7月29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北大和清华宣布南迁。大批文化学术界名流,纷纷踏上南下的旅程。郑振铎曾劝周作人离平南下,他却说中国没有力量和日本作战,仗是打不起来的。南方友人也都驰书敦促,他均以“家累重”、“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由,决意在北平“苦住”。

  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闻讯后便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认为周作人是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是可以“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特出一头地者”。如果他“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为了答复郭沫若等的好意,11月1日,《宇宙风》以“知堂在北平”的标题,发表周作人的一封信,信中有言:

  “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亦无从一一解释也。”

  已经无需解释,中国文人既然多了个苏武,那么,所有关心周作人的朋友,都可放心大胆地松口气了。然而事情的真相远远不是这样。次年2月9日,周作人竟然长袍马褂,出席日本军部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几乎所有有良知的文化人莫不瞠目结舌、嗤之以鼻。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通电谴责:周作人“不惜葬送过去之清名,公然附和倭寇,出卖人格”。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致信周作人,痛斥他“背叛民族,屈膝事敌”,“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爱护。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日伪的任命为北大图书馆馆长。3月28日,又被委任为文学院筹备员。他终于下水,而且越涉越深,以至走向深渊。正当他官运亨通时,其后台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去世,教育督办遂成为空缺。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已属意周作人。

  1940年12月20日,北平《实报》报道,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议决,“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当日,周作人喜滋滋地接受《东亚快报》及其他日伪媒体的采访。这位当代苏武还腆着颜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日方发动,经过考虑答应了。”

  当时,《新民报》记者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各总督办素描》中,是这样描述周作人:“每日起床很早,(读书写作后)上午10时就到教育总署办公。”老而为吏的他,倒还是个循规蹈矩、勤勤恳恳的公务员。他出席各种教育会议、讲义班、训练班,逢会必讲“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共荣圈”造舆论。他甚至往日本慰问负伤的侵华日军伤病员,并稍有捐赠。1942年5月,还作为汪精卫的随员,参加伪“满洲帝国”十周年庆典,并“谒见”伪满傀儡皇帝溥仪。


  他的爱岗敬职的行为,深得汪伪政权头面人物的赞许,每次来南京,“立法院长”陈公博、“考试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长”梁鸿志等,都要亲自接见,以示关怀。汪精卫甚至设家宴予以款待。而他对汪精卫更是奉迎谨恭,大肆吹捧。是年,有人编《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他即为之作序,吹嘘汪精卫“挺身犯难,忍辱负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止生命,且及声名”,“盖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止无不可也”。

  这年12月8日,汪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新国民运动”,以对青少年实行奴化教育,并且成立“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周作人任副统监,并在统监部成立大会上作训词。更为滑稽可悲的是,在检阅青少年团训练的分列式上,他竟头戴日本军帽,身着日本军装,只差佩枪挂刀,军不军,民不民,活脱脱的一副汉奸丑角的嘴脸。

  八年抗战,日本战败。1945年8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日均放送发表战事终了。下午1时顷往综研所访坂本与李、陈、黄诸君。雨中回家。”雨中行走,心事迷惘。他明白接踵而至的后路,所以,他给在重庆的傅斯年去信,以备往后的追诉。他还让人带口信,表示去晋察冀解放区的意愿,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无果而终。12月6日,周作人被逮捕。次年12月19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畏 友 守 常

  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他初倡新村运动时,便得到李大钊等的支持。他们还共同发起“工读互助团”。他回忆说,《新青年》同人相当不少,除二三人时常见面外,别的都不容易找。只有作为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在上班时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他没有架子,令人可亲,平日所谈的也只是些平常的闲话。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大钊的“雅儒”,谦谦君子,与之相处感到亲切,故而称之为“畏友守常(即李大钊,作者注)”。他的日记多处记有李大钊和新村运动,如“守常函介李君来,属为绍介往新村”。“访守常,以新村绍介函交徐彦之君”等。

  1927年的中国政治,先是波谲云诡,后是血雨腥风。4月7日,李大钊等为奉系军阀逮捕,接着便处死刑。李大钊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的印象,在他的脑海中已成为不灭的定格。可是,当时的《顺天时报》却发表文章说,李大钊“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友人已殁,还横遭非议,他义愤至极,发表《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维护李大钊的英名,指出,李大钊是“以身殉主义”,本“没有什么悔恨”可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此时,更令他忧惧的则是南方的“清党运动”,最初,他想持所谓不偏不倚的立场,不介入国共两党的争斗之中。可是,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的鲜血,使他从泪眼模糊中惊醒,况且,这些被杀戮的青年中,有许多是他所熟悉的学生,他再也不愿保持沉默和中立,在《偶感之三》中写道:

  “燕大出身的顾陈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江浙一带为国民党出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刘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

  这凝重的文字,所体现的是对学子的殷殷关怀,而在《怎么说才好》中,他的忧惧已化为愤怒,他在文章中写道: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乱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将来中国灭亡之根即在于此,决不是别的帝国主义等的关系…。”

  他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国民党在“清党”中的狂捕滥杀,这是他一生弯弯曲曲的思想旅程中,最为炫目的亮点。

  李大钊死后,他不怕戴“红帽子”,与北大教授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等人参与后事的处理。李大钊被捕时,其长子李葆华已是共青团员,也在追捕之列,周作人将其藏在自己家达一个多月。后来,他又和沈尹默等筹划,让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以避风头。李葆华对此记忆终生,他说:

  “周作人先生的确是在张作霖的白色恐怖下让我住在他家里,掩护了我一个多月,他又与沈尹默送我到日本学习。他是很热情的。”

  他在任伪教育督办时期,还多次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39年,冀北暴动失败后,李大钊的次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幼子李光华来到北平。他十分清楚他们的政治身份,仍然悉心照顾,全力掩护。1940年,李星华和李光华在他的帮助下,离开北平前往延安。

  李大钊死后家境窘困,其遗属要求变卖其所遗书籍。他受李家之托,为此奔波,先后与胡适、蒋梦麟、钱玄同等相商,极力帮助李之遗属度过难关。1932年,李大钊的族侄李乐光在清华任助教时,秘密搜集李大钊遗作,编为《李大钊全集》。李乐光被捕后,李大钊的文稿由李星华交与周作人,希望能够早日出版。

  1939年4月,北新书局终于出版《守常文集》,遗憾的是,所出仅是原书稿的一半。周作人在《从四月六日谈起》一文中,是这样提到这部书稿,“遗文散见于各杂志报章,后经其族侄搜集,编为四卷,历兵火盗贼之劫,未曾毁,将来或许有出版的希望亦未可知云。”原书稿的后半部分,周作人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交予北京图书馆,《守常文集》才以四卷本出版,其悉心保存遗作功不可没。


  寿 则 多 辱

  1949年1月,周作人被保释出狱,旧友胡适托人劝他去香港或台湾,可得教授职位。他婉谢说,我当年苦居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上海,难道以白俄自居,还是自称政治垃圾?可见,他对蒋政府是持排斥和厌恶的态度。出狱的那天,他喜忧交杂,随感而发,吟诗一首:

  “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

  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他为此诗注释曰:“桥者老虎桥,溪者溪口,菰蒲者蒋也,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持此心态,他之不去台湾,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

  他可不是“公薪”作家,享受不到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的唯一途径便是写作。1949后,他为《亦报》写了许多文章,然而,所作皆为布帛菽粟而作,终缺其文之神采,而他也似感勉力而作,江郎才尽。困窘之中,朋友劝他写写鲁迅,最初,他写“鲁迅在东京”系列文章,共是三十五篇小文,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一气写成百多篇文章,都是回忆鲁迅的生活和创作。兄弟失和后,绝口不提鲁迅,可是,命运竟会如此的捉弄他,晚年竟要以写鲁迅来赚钱糊口。他直言不讳地说,由于他和鲁迅的特殊关系,所掌握的鲁迅的“过去的事实”,是他“写文章的资本”,换句话说,是他赚稿酬的生财之道。他甚至为生活所累,将秘而不宣的日记也拿来兜售,这种尴尬和无奈,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可悲可悯之处。

  应该说,他的稿酬是颇丰的,每月总有三百万元左右(合五、六十年代三百元左右,作者注)的进账,可是,他的日记所记却是:“本月收入虽亦不少,而窘迫殊甚”,之所以“窘迫殊甚”,除却家口过重,则是夫人不善理财所致。无奈之下,他只得不断“上书”,文化主管部门对他的来信予以重视,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把他的译稿,全部买下来,每月先付二百万元生活费,其余部分在书出版后结算。他开始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同时还有稿酬及其它收入,总不该再说“窘迫殊甚”了,可他还是叫穷不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王士菁回忆说:

  “他总是‘缺钱用’,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就令人觉

  得奇怪了:他的钱用到那里去了呢?”


  除“穷”而外,每到秋季,他都要发作如他所:“干草热或花粉热”的病,症状类似感冒,不断地打嚏流鼻涕,秋分后“也就自然中止了”。这种不算大病的“病”的骚扰,毕竟是季节性的,间歇似的,而他所居住的八道湾,早已失却往日的恬净,所搬进的市民家庭,必然带来市俗的纠纷和争闹,已经搅得这个读书人的心境,再也无法安宁。

  更令他头痛的是,风风雨雨几十年的老夫老妻,竟至晚年失和吵闹,真乃生命之大不幸。由1960年、1961年日记可见,所记多是:“几不可与语,”“临老打架,”“上午大不快,”“下午又复不快”等。“穷、病、闹”如三座大山,将他压的喘不过气来,以至他多次想到“死”,以了却这无止境的痛苦,渴求“了解古人所谓长眠之乐矣。”

  人之无可无不可的活着,他视之为“默杀”。他从香港友人处得知,海外对他有种种评价时,很是感慨,他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1951年,在他六十六岁生日时,他在日记中写道:

  “诞生为苦难之源,为自己计,自以为少遇见此日为佳耳。……庄子述尧时封人之曰,寿则多辱。若是(我以为这是对的)则亦是不幸也。但我现今目的只在为人与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愿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出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也。”

  “为人与为工作”,“再多译出几部书来”,正是这种达观的生命态度,支撑着他在“寿则多辱”的境遇中,依然笔耕不辍,译出多卷本的希腊、俄罗斯、乌克兰、日本等国的文学名著,并且编选《明清笑话集》等。1961年3月28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寿则多辱,良为知言,俗言豹死留皮,前日已照得一相,据云较生时为佳,此所以当豹皮耳,一笑。”

  他终究走不出生命的阴影,而五年后的那场“革命”,却真的使他在劫难逃,陷于灭顶之灾。有人曾亲眼目睹,他在无知蛮横的年青人的看管下,所经历的生活之惨状:

  “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

  1967年5月6日下午,他终于走完自己的路,与世永决的容颜是那般地安详,仿佛沉睡般的宁静,真如他二年前遗嘱所言:“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销声灭迹,最是理想也”。时年八十二岁。
楼主李大大5P 时间:2018-11-20 16:23:04
  抗战时期
  留平教授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受校长的委托看守校产。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6]
  神秘枪击案
  1939年元旦,自称是他的学生并自称姓李的客人求见周作人,突然开枪将他击倒,子弹射中铜扣而受轻伤。凶手逃逸后未被捉获。有关枪击案的杀手是谁一直众说纷纭。周作人始终坚持是日本军方的阴谋,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战后有人在美国撰文,自称当年是学生,不满周的亲日行止而下手。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1938年9月起,至燕京大学(美国基督教背景)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客座教授职称。行刺后日本宪兵进驻周作人家,在客观上加速了其“落水”的进程。 [7]
  出任汪精卫政权职务
  经过枪击案的身心冲击,周作人在1939年1月接下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1940年11月8日,汪精卫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肺癌病逝,1940年12月19日,汪精卫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31次会议通过“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941年元旦正式上任。
  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
  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
  建国前后
  1945年12月,抗战结束后在北平以汉奸罪名被蒋介石主政的国民政府逮捕,并押解南京受审,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周作人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
  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10年有期徒刑。
  洪炎秋《我所认识的周作人》(1967年7月发表)一文写到“理学院仍设景山东街前北京大学理学院原址,文学院因为沙滩红楼被日本宪兵队所占据,乃在马神庙北大图书馆边新盖三层大楼一座供用;这两个学院在沦陷期间,不但丝毫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多少增加了一些设备,所以周作人胜利后在法案受审时,供称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当汉奸,是蒋梦麟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这桩事有蒋前任校长去函法院证实,而新任校长胡适之也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所以法院宽大为怀,只判了他十年的有期
  徒刑。” [8]
  郑振铎说“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了他不好的影响”。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总统,在国共和谈的空气中,下令释放政治犯,周作人在1949年1月26日被放出监狱,坐火车到学生尤炳圻在上海的家暂住。
  他曾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1946年回台湾,1948年起在台湾大学教书)表示有意到台湾,在北京大学修过周作人先生2学期2学分近代散文的洪炎秋在《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中回忆:“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
  他不到台湾与傅斯年在1949年1月20日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不无关系。
  胡适从上海要到美国前,曾托王古鲁游说他离开中国,他反托王古鲁劝胡适不要离开中国(见《知堂回想录》)。
  1949年8月14日,他从上海回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治下的北平定居。
  郭宇一《毛泽东与周作人文》中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六千多字的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但“毛是否真的看到周作人的这封信,真的是否作了这样的批示,学界目前尚有争论”,但毛泽东很早就与周作人来往却是事实,同文引1920年4月7日《周作人日记》:“毛泽东君来访。”君常用于老师称呼学生。(毛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旁听了许多课程,并造访了多位老师,《胡适日记》1920年1月15日有记载“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周作人的学生在台湾的有许世瑛(许寿裳大儿)、张我军(板桥人)、郑骞、洪炎秋(彰化人)等,作家张深切在北京曾和周作人来往。
  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作人搬回北京八道湾的老房子,专心翻译和写作,以稿费维持生计。
  上书毛
  周作人在1951年给毛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1951年2月24日给毛泽东书面报告说:“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的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毛泽东批了:“照办。” [9]
  周作人晚年
  周作人晚年
  翻译
  周作人从1952年8月起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按月交稿。
  反右运动中,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儿子周丰一被划为右派,停发工资,让他的经济负担大增,只好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在康生和周扬的过问下,稿费从1960年1月起,调高到每月400元人民币。
  1964年9月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其稿费又减半至每月200元人民币,当时他的爱人羽太信子已去世。
  文革之后
  1966年5月,文革开始。
  1966年6月起,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再给周作人预付稿费。
  1966年8月2日,他被红卫兵查封了家,并遭到皮带、棍子抽打。其后周作人两次写了短文让儿媳张菼芳交给当地派出所,以求服用安眠药安乐死,都无音信。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
作者:泰勒瓦风土 时间:2018-11-20 16:41:45
  5000年前还要便宜
作者:有道而无为 时间:2018-11-20 16:43:02
  哇哦,迅哥有钱人啊
作者:新模范军 时间:2018-11-20 17:12:20
  一个大洋大概相当于1976年以前的一块人民币吧?
作者:gghfjdksl 时间:2018-11-20 17:23:20
  那个时候的人有现在的人有钱吗?那个时候是战乱时期,房产的价值有现在社会稳定的时期高吗?那个时候北京人口只有几十万,你只需要和几十万人竞争,能有现在和几千万人竞争激烈吗?最后一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治安能有现在好吗?
作者:赣鄱春秋 时间:2018-11-20 18:27:03
  惨,文人何必参与政治,
作者:可乐浪子 时间:2018-11-20 19:50:58
  现在有32间四合院怕是天价吧,估计都是领导们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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