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度量衡这么重要呢?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3:57:10 点击:10981 回复: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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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度量衡?和我们有关系吗?度量衡是怎么来的呢?

  要是没有度量衡会怎么样,大家能想象的到吗?度量衡涉及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更是与科技发展相关联,真是不去了解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

  现在的“科学”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还和度量衡有关系呀!让我们来了解中国的度量衡是怎么产生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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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4:42
  中国古代度量衡与音乐、天文的关系


  “度量衡”的产生

  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呢?

  一般来说,计量长短叫度,计量容积叫量,计量轻重叫衡,统称为度量衡。

  “度量衡”在中国是如何产生的呢?

  人类对数的认识比对量的认识要早得多。在早期人类群体仅以野生植物和鸟兽鱼蚌作食物的时代,人们已感受到气温对肌体的侵蚀,而有了季节的认识和随季节迁徙的习惯,同时用数来观察和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

  我们的祖先由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但学会了计数,而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地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量”,并且创造了诸如“结绳记事”、“布手知尺”、“手捧成升”、“迈步定亩”、“滴水计时”等计数和计量的方法。

  用数和单位来表示事物的物理量就叫做“计量”。

  汉字中的“量词”就是这么来的哦!通常用来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叫做量词。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有“量词”,比如,中文里有很多量词,常见的如“只”、“个”,其中有几十个量词在英语里没有对应词。

  这些量词使得中文在描述事物时显得丰富多采,增强了语言的修辞和表达力!

  中国古代,计量的称谓是“度量衡”。“度量衡”和关于年月、时日的时间计量、关于寒暑冷热的温度计量一样,是人类最早了解和应用的几个物理量。

  “度量衡”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出于《尚书·舜典》中“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我们这里说的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

  对度量衡的需求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

  最初依靠自己的眼睛和手、脚等器官来判别东西的数量和长短。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举足为跬、倍跬为步;迈步定亩、手捧为升。

  也有用自然或人造的物质来作为度量单位的,如“斤”原来是指斧子,所以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这样的说法,作为重量单位的“斤”,原来的意思是一把斧子的重量。

  这就是《易系辞传》说的:“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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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5:05
  测量标准——近取诸身

  古代最初的测量标准,“近取诸身”,就近取之于身体。

  所以,度量衡单位最初都与人体相关,《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身为度,称以出”,出现了最早的法定单位。如:“布手知尺,布指知寸”、“一手之盛谓之掬,两手谓之溢”。

  《孔丛子》则说:“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

  《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

  与尺比较接近的是咫。咫是妇女手伸展后从拇指到中指的距离,因而稍短于尺。后来咫尺连用,表示距离短,如“近在咫尺”。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 高约一丈左右,故有“丈夫”之称,“布手知尺”,即以中等人身高姆指至食指之间的距离当作一尺。

  《大戴礼记》说:“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为寻(八尺),斯不远之则也。”意思就是;中指中节上一横纹谓之一寸;拇指同中指一叉相距谓之一尺;两臂伸长刚得八尺,谓之一寻。

  中国古代的寸,以中指中间一节为准。直到现在,中医还在使用这个标准。

  人体有差异,中医因此而说:“同身尺寸”。中医所谓“寸”,根据每个人体格、年龄、性别等等的差异会有所不同。

  现在说人体时,身长某尺,或者说从某穴位到某穴位间隔几寸,说的就是相对尺寸。相对尺寸在中医针灸中有特殊意义,定穴位、定寸关尺三脉位置,方法叫指寸法,有时还有以中指长度还是宽度的争议,现在还有作用。

  商代遗址出土的三支骨、牙尺,长度约合16厘米,正是中等身高人姆指至食指间一拃的长度,即与中等身材的人大拇指和食指伸开后的指端距离相当。尺上的分寸刻划采用十进位,它和青铜器一样,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和技术水平。

  最初的尺指男人伸展的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大约是20厘米,所以周代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19.91厘米。以后,尺大致 都要加长一点,到战国时,一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左右,但是当时各国也不完全一致,如出土的战国楚尺长22.7厘米。前边提到的邹忌是战国时齐国 人,按一尺为23厘米算,他的身高在1.84米以上,这即使在今天,也算高个子了。

  很显然,古代的尺要短于今天的尺。

  商代的尺子是以人体的身高为标准的,丈夫一词 就源于此 ,陶寺出土了测量日影的杆,就是一人高,即八尺。

  陶寺中期王墓中发现的IIM22:43彩色漆杆,漆杆全长171.8厘米,根据其彩色刻度,证明就是测日影的圭表,更加证实了“支、丈”同源,支就是立杆,丈是杆的长度。商代一尺大概16.9厘米,而陶寺出土的漆杆基本上是一丈,正好是成年男子的身高,丈夫一词应源于此。(上古时期人们用自己的影子测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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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5:28
  西方度量衡由来

  不仅中国如此,据说西方也是近取诸身,就近取之于身体。

  例如:

  英语中的英尺,是某国王的脚的长度。据说,英国在十二世纪初仍以英王亨利一世鼻尖至指尖的距离定为一码。

  德国以十六位最先走出教堂的人脚长的十六分之一定为一个长度单位Foot(脚),故有人翻译为脚尺。西方许多国家都曾用这种方法来定一尺,但由于各人脚的长度不同,因此以脚作为长度标准的各国,尺的长短也各异。

  英尺,是一只脚的长度(foot)。

  一英里(mile),是凯撒大帝时罗马士兵走两千步的距离。

  人体有差异,究竟以哪个人的手、脚为准,是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定。

  埃及的Cubit,是以法老小臂肘部到中指尖的距离为准,所以叫肘尺(腕尺)。西方人所谓的“肘尺”,中国古代称之为“寻”,正所谓“舒肘为寻”。

  西方人所谓噚(fathom),则是古希腊美男子库里修斯双手伸开时两手中指尖之间的距离。此所谓“噚”,中国则称之为“仞”。

  英寸(inch )的标准,则是十世纪英王埃德加的拇指靠近手掌一节的长度。

  据说:公元九世纪,英皇亨利一世,组织大臣们讨论码(yard)的标准。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问题,臣子们竟然久议不决。无奈,亨利一世只好独裁:“一码就是我鼻尖到食指尖的距离。”

  和英国一样,中国唐朝,是以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双步(左右脚各迈一步)为长度标准,称之为“步”,三百步为一里,一步的五分之—为一尺。

  这种随意取样的标准,后来被抽样统计的平均数值取代。

  十六世纪,德国人在一个教堂门口找了十六个男子,将他们左脚的长度相加,再除以十六,以其平均长度作为英尺标准,这个标准沿用至今。

  最可注意的是:十四世纪,英皇爱德华二世,以三粒大麦粒排成一行的长度为英寸标准。这个方法,和中国的“累黍”之法相仿。不过,爱德华二世比中国乐律学家晚了四千多年。

  目前所知,世界上曾有十几种不同的脚尺,只是它们这类方法定长度标准,既不科学,复现性也很差,同时缺乏表示的“量词”。

  汉字的“量词”来自于对表示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有计数和计量概念,才能有“量词”。这里我们发现西方的尺度标准和中国相类似,但是,英语里很多时候不需要添加量词,这就很有问题了。

  既然已经确定度量衡标准,就应该会计数和计量,也就会在语言中留下表示计数和计量单位的“量词”,有制定度量衡标准的标准,却无相应的“量词”,这只能说明当时的西方并没有计数和计量的概念,也就是说,度量衡标准和计数、计量不配套,来自于外界赋予。

  这就是为什么外国人学中文,最头大的有一项就是量词,它们不能理解中文的“量词”为何如此表示,实际上,这是早期的计数和计量在汉字汉语中的残留,用于表示事物的物理量是多少。

  而英语中的“量词”,比如aflock of,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量词。aflock of只是一个词组,可以通过词组表示量词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英语里其实没有量词这一词类,在汉语里所说的“一头牛”、“一匹马”、“一只笔”、“一本书”,在英语里并没有区别:“a cow”、“a horse”、“a pen”、“a book”,都是冠词后面加上可数名词。

  很多试图举例证明英文有“量词”的用法,但是,真正有量词意义的只有相对应的汉字意义而已。

  西方的尺度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和中国古代相类似,似乎两者并没有理由相似,之所以西方的度量衡复现性差,是因为制定标准有问题,西方的度量衡产生是个故事,而并非真实历史。

  因为想要制定一个比较恒定的度量衡标准的标准,并非易事,在中国度量衡还与天文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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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5:48
  天文与“度量衡”

  说到计时,大家立刻会想到它的单位:时、分、秒。很多人以为“小时”之类的时间来自于西方,这其实是误解,之所以这么说,时间的由来是与天文息息相关。

  《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人们很熟悉的“寸金难买寸光阴”俗语,就可以知道光阴与尺寸的关系了。

  在中国古代确实曾用尺寸来计算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已用立竿测影的方法来判断时间的早晚。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逐渐制造了专门的测影工具——景(影)表(亦称圭表)。

  圭表是由一条南北水平放置的圭和置于圭的南端且与之互相垂直的表所组成,圭面上刻尺度,当太阳照射在表竿上,日影投在圭面,就可以根据圭面上的尺度把影的长短记录下来。

  圭表又称土圭或日晷,在《周礼》中已有记载,使用的年代不迟于春秋。它由水平放置的带有周向分度的圆盘和直立的带有铅垂刻度的圭组成,在正午时通过观测圭表投影的长度可以确定季节的变化规律。

  《周髀算经》上说:“夏至之晷,一尺六寸。”古人也常用正午表影校准漏刻(铜壶滴漏),即所谓“昼参诸日中之景”。

  当正午的圭表投影在一年中最长时,日出位置在最南,白昼最短,是为冬至;而当正午的圭表投影最短时,日出最北,白昼最长,则为夏至;春秋二分则影长居中,日出正东,昼夜等分。

  在白昼观测圭表投影确定季节,在夜晚观测星空确定天象,这一天象通常用太阳所在的位置表示,这样就建立了季节和天象的一一对应关系。

  《六经图·毛诗》中的“公刘相阴阳图”

  图 《六经图》中的“公刘相阴阳图”

  《六经图·毛诗》:“以土圭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谓立表处太南近日也;日东则景夕多风,谓日跌景乃中立表处太东近日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谓立表处太北逺日也;日西则景朝多隂,谓日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太西逺日也。”

  古人通过观测日影长短以及近南北方向,就已经可以知道南北极处附近的环境了,如“日南则景短多暑,谓立表处太南近日也”、“日北则景长多寒,谓立表处太北逺日也”,何以需要通过直接去南北极才能知此事呢?!

  在今天,我们也可同样通过二十四节气的“二分二至”的日出日落日影方位,地、日、月三者所处位置的关系得到同样的结论!

  《考工记》中在营建城邑确定方位时用了以表测影的方法。具体做法如《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影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这一段话是说:周代匠人在建立国都的时候,用悬(县)挂准绳的方法来平整土地和垂直立表(槷),以定表为中心划圆(规),用来观察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日影(景)。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参考北极星位置,用这样的方法来确定日出(朝)和日入(夕)的方位。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6:51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7:55
  另外,在《六经图·毛诗》中,还载有一幅中国古代“楚丘揆日景图”。

  图 《六经图》中的“楚丘揆日景图”

  


  《六经图·毛诗》:“营室谓之定在东壁之西,月令十月之昏星也,于定星之昏正四方星中之时,以此时而作楚丘之宫庙,又度以日影,而营表其位正,其东西南北而作楚丘之宫室。”

  对于“揆”字,借用《汉书·律历志》提到“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可以清楚知道其意是准、平、正之意,建造宫室必须要做到,也就离不开测量工具。

  “景”是圭表投影,“景之长短”是圭表投影的长度变化,用来确定节气。

  这其中还提到了“中星(天)观测法”,在《六经图》里多次画出“中星观测图”,这是中国古代很重要的天文观测方法之一。

  图中的“八尺之臬(niè)”即八尺高的表,西南角为“夕入之日”,与此相反的东北角为“日入之影,识此以定东”;东南角为“初出之日”,与此相反的西北角为“日出之影,识此以定西”;北部正中为“初昏时从表北望定星,令表端与定星相直以定南”;南部正中为“初昏时从表之南望北极,令表端与极星相直以定北”。

  此图中有“八尺之臬(niè)”,而在《六经图·玑衡图》和《七经图·玑衡图》中关于“璇玑玉衡”的“璇玑”直径和“玉衡”长度都为“八尺”,应该都是八尺高表。“八尺”约为一人高,也即“一寻”。

  由此可见,古代天文观测的对象有日、月、五星和北斗,采用的观测方法是圭表测影。对于月亮和五星的观测,可以在晴朗的夜空中直接目测,而对于太阳运行位置的观测不能直接进行,需要通过对月亮运行位置进行计算后才能得到。

  古籍中记载的观测天文地理的方法:利用观测日影、南中星和北极星来测定四方,影响了“度量衡”的产生。

  因此也就有另外一种说法“以乐应天”,音律与天文历法的关系,以黄钟律管作为“度量衡”尺度为衡量标准!

  《易经·豫卦》:“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礼记·乐记》称:“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

  《淮南子》:“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文历法与音律是一脉相通的,是一种共生共存的状态,天地之道,也就是音律的原理。音律之所以是十二律,是因为要用12律去配合一年中的12个月,每个月份都有对应不同的律吕,所以音律的起源来自于对自然认知的进步,是踏入文明的门槛后人类对天地气象的观察与理解。

  这里就与古代的“同律度量衡”有关了。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8:25
  “五量”——度量衡

  传说黄帝“设五量”,“少昊同度量,调律吕”。

  如《大戴礼记·五帝德》篇中说:“黄帝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

  《世本》说:“少昊氏,同度量,调律吕。”

  《虞书·舜典》记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这说明少昊、舜时就重视统一度量衡。

  那么,何为五量呢?

  王肃注释说:“五量:权衡、升斛、尺丈、里步、十百。”

  《管子·水地》对“水”作结说“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而“准也者,五量之宗也。”

  “度量衡”最早见于文字记载是出于《尚书·虞书·舜典》就记有:舜“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我们这里说的度量衡,度是关于长短的量——长度;量是关于多少的量——容量;衡是关于轻重的量——重量(质量)。这是用来计算物体的长短、容积、轻重的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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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8:47
  黄钟、累黍与度量衡

  “度量衡”名称源自《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阐明其意,随后历代都沿用这个名称。如果把度量衡这个名词分开,就有度、量、衡三个量。

  据史书称,黄帝设立了度、量、衡、里、亩五个量;舜召集四方君长把各部族的年月四季时辰、音律和度量衡协同起来;夏禹治水使用规矩准绳为测量工具,并以自己的身长和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的标准。

  音律起源于上古时期人们用管子吹奏与鸟相近的声音,吸引和捕捉鸟类。后来,就用管定律。

  《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黄帝命令乐官寻找管壁厚薄均匀的竹子,用来做音律管,又以音频稳定、声音优美的一种鸟的叫声定为基本律,当律管吹出来的声音与这种鸟的叫声相合时,就把这一基音定为黄钟之律,即古代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这个管子也叫黄钟管。

  以此为基准,只要管子的口径不变,频率和管长就有确定的关系;管子长,声音就低。然而,如果管子尺寸没有一个稳定的标准,就难以得到可靠的音准。因为声音是看不见,抓不住,只能凭耳朵听,所以古人说:“音失之甚易,求之甚难”。

  然而,在古代受技术条件限制,不可能利用仪器设备来测定音频并将它记录下来,只能凭着有经验的乐师和音律学家用耳朵来分辨。当人们认识到能发出准确音高的黄钟律管,它的长度和内径是一定的,便用累黍的方法把律管的长度、管径固定下来,并且与度量衡三者相互校正。

  因此就如《汉书·律历志》所说: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度量衡三者的标准都可溯源于黄钟。

  《汉书·律历志》:“度,本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

  即以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定为九寸,并选用中等大小的黍子,横排九十粒为黄钟律管 之长,一百粒恰合一尺,律管的容积为容量单位一龠,合龠为合,十合为升,一龠之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使度量衡三者都建立在物理量的自然基准上,这种用数理统计和音频原理定长度单位的方法,是十分先进的。

  所以,我们看到汉代的黄钟律管之长度为9寸;其容积为1龠;1龠中容1200粒黍,这些黍的重量为12铢,即半两。因而在一支律管上,就包含了汉代之度、量、衡三者的基本单元。律管就可以成为最基本的标准器。

  按秬(ju)黍(shu)说(秬黍是谷物的一种),以黍量黄钟律管,其长90黍,即9寸;可容1200黍,即1龠(yue);其重为12铢,即半两。以此而论,律由黍谷而来,这叫“造律以黍”。

  根据《汉书·律历志上》,这支标准律管如果以大小适中且相等的黍子进行测量,其长度应该等于九十粒黍子并列的长度,官内应该正好容纳黍子一千二百粒。

  由此制定出的度量衡标准恰好符合“黄钟律管”的形制,所以,确定音律的“黄钟律”对于制定“度量衡”异常重要!

  因此,度量衡是以能吹奏出黄钟宫音的律管起源的。

  黄钟律管的长度,即度制的起源;

  黄钟律管的容积,即量制的起源;

  黄钟律管的重量,即衡制的起源。

  用发出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作为长度基准,其本质上与今天给一米定义——光在真空中在1/299792458秒的时间间隔内行程的长度——其作用是相同的。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对于测定“黄钟宫音”如此重要的原因了,由于律、度、量、衡这四者都取决于黄钟律管的音长,并且与天文历法结合起来,古代制定天文历法也就必须要懂音律了,这就是律历的来历!

  这种用在一定条件下恒定的声速来定义的长度,虽然其稳定性和准确性比不上现代计量科学用光波波长定义的长度,然而在数千年前的古代中国即用声来定度,用律管来校正度量衡,却是极其伟大的成就!

  注意,古人不但用各种方法来定度量衡这三个量,同时也将度量衡三者统一到黄钟律管这一件器物上来,也就是说用一根黄钟律管就可以作为度量衡三者的标准了。

  度量衡中最重要的是“长度”,容积、重量都是以长度为基准测量出来的,所以,以何为度就是个大问题,这是度量衡标准的标准,一切度量衡标准都是以此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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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09:29
  复现性好——自然物(累黍法)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也曾采用“布手知尺”,即以中等人身高姆指至食指之间的距离当作一尺。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完全不同。秦国商鞅通过“平斗桶、权衡、丈尺”制定并颁布了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并亲自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发至全国各地。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就是其中的一件。

  秦国还对一些单位进行了调整,如对亩的面积作了新的规定,《说文解字》说:“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 秦兼并六国后,以此商鞅制定并使用一百多年的标准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汉袭秦制,但这些标准只有实物,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记载。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进行了“托古改制”,这给他的故友同僚、著名文学家、天文学家和律历学家刘歆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在王莽的支持下,他征集了当时学识渊博、通晓天文、乐律的学者百余人,考察历代度量衡制度,经过研究,形成了累黍之法。

  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5年,累黍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但它继承了秦时统一度量衡的成果,把其标准以文字形式传承了下来。

  东汉、三国和两晋时期一直沿用了这样的度量衡标准,但由于战乱度量衡标准日趋混乱。为了“欲多取于民”,各代往往采用长尺、大斗、重秤,以获取更多的赋税。至隋统一北方时,尺度标准增长了25%,容量标准增长了200%,权衡标准增长了180%,可见当时北方外族统治者对汉族百姓盘剥之重。

  《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一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

  《淮南子》:“十二粟而当一分。”

  《易纬通挂验》:“十马尾为一分。”

  《说文》:“十发为程,十程为分。”

  说法各异,然而都难以和当时的长度单位相合,唯《汉书·律历志》记载,横排一百粒黍为一尺之长。专家曾做过试验,用山西、北京等地产浅黄和深褐色黍子横排一百粒,约合23厘米,正是秦、汉一尺之长。

  这种用数理统计法来求得平均值,也是合乎科学的。

  隋朝建立后,以北周的标准为基础,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标准。尚在南朝传承的秦汉旧制退出历史舞台,刘歆所创立的累黍法标准也完全失传。

  但是,在1500多年以后,明代的著名的律学家、音乐家,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根据文献记载,以山西省长治羊头山附近所产,中等大小的秬黍为样本,成功地还原了累黍法,并通过实物证实了其准确性。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建了十二平均律。此理论被广泛应用包括钢琴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上,故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满清康熙皇帝也曾亲自累黍定尺。由于清尺长、汉尺短,就把横排黍改为纵排黍,一百粒长32厘米,恰好正合清营造尺一尺之长,这是巧合吗?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对尺度标准的准确性上做了很多尝试,才会有了“累黍法”。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0:17
  春秋战国“度量衡制度”的混乱

  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诏书:“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 ,书同文字”,统一了度量衡。


  在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

  青铜器铭文里,有“金十寽”、“丝三寽”、“金十匀”等记载。“金”即铜,“寽”和“匀”是重量单位,说明当时已有计算重量的手段。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阳后,实力衰微,周天子名存而实亡,各诸侯国竭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再受周王室的控制。随着铁器工具的使用,生产力迅速提高,出现了“布缕之征”、“粟米之征”。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诸侯国先后确立,由于政权的不统一,也必然造成度量衡的混乱和不统一,形成各国的度量衡量值不统一,度量衡单位的大小和名称不一致。如楚国的1升合今220毫升,秦国的1升则合今200毫升,韩国的1升合今170毫升。

  据文献记载,秦、齐、魏等国都曾先后提出要在其统治的地区内推行统一的度量衡。

  但是仅秦国成效显著,而齐国则由于政权腐败等各种原因,不但没有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却正是由于度量衡的混乱,最后姜姓齐国被田氏取代了。

  《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与他的臣相晏婴谈话,晏婴说,你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太重了,人民怨声载道。而田氏对民众则私下采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深得民心。

  晏婴建议齐景公应废除田氏私自订立的“家量”,以限制田氏的势力。景公置若罔闻。此后,田氏家族终于在公元前481年夺取了齐国的政权。楚国的白公胜和石乞也采用类似田氏的办法。

  齐国的大夫田桓子极力收揽人心,在灾荒严重,路有饿殍时,常常出贷用大斗,收回用小斗,于是民众从公室逃往田氏的门下。田桓子死后,其子田乞继为齐相,田乞死,子田常(即田成子)代立为相。

  齐简公(公元前484—前481年)时,田成子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继续施行“大斗出贷,小斗收之”,以争取民众,壮大力量。到公元前481年,用武装夺取了姜姓政权。在这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一直利用度量衡作手段,最后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田氏立国后,旋即以其“家量”取代了姜姓齐国的“公量”。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齐国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与晋国大夫叔向私下谈论两国的政局,晏婴说: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昭公三年》)”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齐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芑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齐国以“家量”取代“公量”的历史背景,并且具体历数了齐国容量单位制度分公量和家量。

  公量:四升=一豆,四豆=一区,四区=一釜,十釜=一钟;

  陈氏家量大于公量,即四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釜,十釜=一钟。

  出土的齐国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从铭文中可以知道这三个量器是齐国的家量。

  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的称谓,“子禾子釜”当是田和立为诸侯之前所铸造的量器,时间在公元前404年~前385年之间。实测器的容量1釜合今20500毫升,那么“公量”一釜当合16400毫升。

  “家量”比“公量”的量值增大了20%。由于家量把从豆到釜的四进位改成了五进位,这种量制便于计算,也有利于向十进位过渡。公元前386年,田太公(田和)终于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从而正式把“家量”改为齐国的量制,这前后经历了160多年。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1:15
  春秋战国“度量衡制度”的混乱

  众所周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诏书:“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 ,书同文字”,统一了度量衡。


  在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

  青铜器铭文里,有“金十寽”、“丝三寽”、“金十匀”等记载。“金”即铜,“寽”和“匀”是重量单位,说明当时已有计算重量的手段。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周平王被迫迁都洛阳后,实力衰微,周天子名存而实亡,各诸侯国竭力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不再受周王室的控制。随着铁器工具的使用,生产力迅速提高,出现了“布缕之征”、“粟米之征”。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

  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诸侯国先后确立,由于政权的不统一,也必然造成度量衡的混乱和不统一,形成各国的度量衡量值不统一,度量衡单位的大小和名称不一致。如楚国的1升合今220毫升,秦国的1升则合今200毫升,韩国的1升合今170毫升。

  据文献记载,秦、齐、魏等国都曾先后提出要在其统治的地区内推行统一的度量衡。

  但是仅秦国成效显著,而齐国则由于政权腐败等各种原因,不但没有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却正是由于度量衡的混乱,最后姜姓齐国被田氏取代了。

  《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一次,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与他的臣相晏婴谈话,晏婴说,你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太重了,人民怨声载道。而田氏对民众则私下采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深得民心。

  晏婴建议齐景公应废除田氏私自订立的“家量”,以限制田氏的势力。景公置若罔闻。此后,田氏家族终于在公元前481年夺取了齐国的政权。楚国的白公胜和石乞也采用类似田氏的办法。

  齐国的大夫田桓子极力收揽人心,在灾荒严重,路有饿殍时,常常出贷用大斗,收回用小斗,于是民众从公室逃往田氏的门下。田桓子死后,其子田乞继为齐相,田乞死,子田常(即田成子)代立为相。

  齐简公(公元前484—前481年)时,田成子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继续施行“大斗出贷,小斗收之”,以争取民众,壮大力量。到公元前481年,用武装夺取了姜姓政权。在这长达六、七十年的时间里,田氏家族一直利用度量衡作手段,最后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田氏立国后,旋即以其“家量”取代了姜姓齐国的“公量”。


  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齐国派晏婴出使晋国,晏婴与晋国大夫叔向私下谈论两国的政局,晏婴说: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左传·昭公三年》)”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

  “夫田成氏甚得齐民。其于民也,上之请爵禄行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区釜以出贷,小斗斛区釜以收之。……齐尝大饥,道旁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父子相牵而趋田成氏者,不闻不生。故周齐之民,相与歌之曰:讴乎其芑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齐国以“家量”取代“公量”的历史背景,并且具体历数了齐国容量单位制度分公量和家量。

  公量:四升=一豆,四豆=一区,四区=一釜,十釜=一钟;

  陈氏家量大于公量,即四升=一豆,五豆=一区,五区=一釜,十釜=一钟。

  出土的齐国量器“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从铭文中可以知道这三个量器是齐国的家量。

  子禾子是田和为大夫时的称谓,“子禾子釜”当是田和立为诸侯之前所铸造的量器,时间在公元前404年~前385年之间。实测器的容量1釜合今20500毫升,那么“公量”一釜当合16400毫升。

  “家量”比“公量”的量值增大了20%。由于家量把从豆到釜的四进位改成了五进位,这种量制便于计算,也有利于向十进位过渡。公元前386年,田太公(田和)终于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从而正式把“家量”改为齐国的量制,这前后经历了160多年。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1:36
  楚国的白公胜曾经采用了同样的办法,《淮南子·人间训》中说:“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其家无管籥之信、关键之固,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以此争取民心,聚集力量。

  《淮南子·人间训》是说白公胜“卑身下士,不敢骄贤”,家里的仓库不用加锁。“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内(纳)”,争取民心,积聚力量。

  可见在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内常常有“家量”和“公量”同时并用,各国之间制度的混乱和不统一就更不足为奇了。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国时期在一国之内,度量衡还可以有家量、公量之分,大斗、小称之用,士大夫阶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另设度量衡与诸侯王相抗衡。

  周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已是名存实亡了。各诸侯国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对外进行吞并战争,对内实行改革,以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形成了一个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各诸侯国之间的度量衡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青铜器刻铭所见,秦国的重量单位是铢、两、斤、钧、石,魏国用镒、釿,东周用寽、■,中山国用石、刀等。容量单位虽多用升、斗,单位量值也不统一。

  秦国的一升约合今200毫升,赵国合175毫升、韩国合169毫升,楚国合225毫升。然而,在战国后期,随着各国经济交往的频繁,又有着逐步走向统一的趋势。


  从春秋战国时期留存的实物来看,各国的度量衡无论从单位名称、器物形制、单位量值、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

  杨宽先生曾从许多种文献中摘录到各国计量俸禄的单位如:

  卫国用“盆”,齐、魏等国用“钟”,楚国用“担”;

  如容量单位除较为普遍使用的十进位的升斗斛制外,齐国则用豆、区(□□)、釜、钟制,魏国用益,燕国用、觳〔hu壶〕。

  重量单位也很不统一,除铢、两、斤、石制外,魏国用釿〔jin斤〕、镒,东周用寽、冢,中山国用刀、石。

  进位制也很复杂,除24铢为两,16两为斤,120斤为石外,东周的冢似以100进位为一寽,而中山国的刀,似以800进位为一石。

  各国器物刻铭的重量单位虽然差异较大,但《国语》、《管子》、《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涉及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重量单位则多用斤、镒。

  很可能各国虽保留着一些旧的单位制,但是为了便于交往,各国之间又有一个可供换算和比较统一的单位和量值标准,可见战国后期度量衡有着由混乱逐步走向统一的发展趋势,这也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1:52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周朝对度量衡器具的管理比较严格,据《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可见,当时已规定每年二月和八月要检查两次度量衡。

  统一的国家必然建立统一的度量衡,管仲认为度量衡的统一是最重要的规范。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各行其是,管仲希望在诸侯间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在第四次辅佐齐桓公同各诸侯结盟时,曾下令:“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由于齐国的结盟多为小诸侯,齐国度量衡未能推广到更大范围。

  齐国也是战国时期实力强盛的东方大国。

  近代出土的齐国度量衡器较多,其中有代表性的量器有: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这三件器物上都刻有铭文,以子禾子铜釜所刻铭文最详,大意是说:关口上使用的量器要以仓廪的量器作为校测的标准,如果有人加大或减少它的容量,就要依法惩处。这段刻铭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度量衡管理条例,它记述了当时标准的校定和对违犯者处置的刑罚。

  此外,楚、韩、赵、魏、燕、中山等国也有一些度量衡器和刻有记述其重量、容量的各种器物,这些实物都能不同程度地反映各国度量衡制度的某个侧面。

  在改革度量衡法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秦国的商鞅。

  公元前344年,商鞅辅助秦孝公第二次变法,对度量衡进行了统一,“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平斗桶、权衡、丈尺”(注《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一版,第2232页。),同年,齐国派遣由卿大夫等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到秦国,商讨两国度量衡统一事项,说明当时统治者已看到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

  秦自商鞅变法以后,推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制造了专门用来征收粮食税的禾石铜权;并且为了推行赋税制、俸禄制,消除政治、经济的割据,在“开阡陌封疆”的同时,改革和扩大田亩制、推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过程中,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规定“举足为跬,倍跬为步”、“步过六尺者罚”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统一秦国的度量衡标准器。

  流传至今的商鞅铜方升就是商鞅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见证。方升一侧刻“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另一侧刻“临”字,与柄相对的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有秦代加刻的秦始皇廿六年诏书。方升据自铭容积为16.2立方寸,是先后发给“临”和“重泉”两地使用的标准量器。实测方升长、宽、高便可以计算出战国一尺长约合今23.2厘米、一升容200毫升。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贯彻、推行统一的度量衡是颇见成效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在各诸侯国度量衡基本统一的前提下,将秦国实行已久的度量衡制度用法令推行至全国。为了尽快地实现统一的目的,秦始皇用皇权的威力,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诏书是秦始皇首创的一种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统一度量衡诏书共四十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目前出土的大批秦权、秦量上都用各种方式铸、刻或戳印上这四十字诏书,可见其决心之大,涉及面之广,几乎做到家喻户晓。

  近年来出土的秦权、秦量很多,分布的范围也很广,北至吉林省的奈曼旗(燕国故地),南到江苏省的盱眙县(楚国故地),东达山东省的邹县(齐国故地),西抵甘肃省的秦安县(秦国故地)。目前在国内搜集到的秦权、秦量就有六、七十件,分别为陶、铁、铜质。铁权上多镶嵌镌刻着诏书的铜版,以避免字体锈蚀。陶量则多半是用烧制好的陶戳将诏书全文打印在陶坯上,这种方法很像后来印刷术上的活字版。

  1964年在西安出土了一枚秦国铜权,自铭为“禾石”,经考证,秦一石为120斤,实测权重30750克,折算每斤重250.3克。(32)从而可以确切地了解到战国(秦)度量衡三个基本单位的量值。商鞅为秦国制定的度量衡制度被后世所沿用,也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不仅促进了度量衡的发展,也为古代社会的度量衡制度奠定了基础。

  汉初大小亩并行,汉武帝将一亩步数统一为二百四十步,此后至清末未有变化。王安石同样认识到度量衡统一的重要性,在《九变而赏罚可言》中说:“修五礼,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3:26
  度量衡——长度(中国古尺)

  “度量衡”名称源自《尚书·舜典》“同律度量衡”,《汉书·律历志》阐明其意,随后历代都沿用这个名称。如果把度量衡这个名词分开,就有度、量、衡三个量。

  这种分开来的各个单一量的名称,系由汉代刘歆的条奏所言“审度”、“嘉量”、“衡权”而确定。

  “嘉量”出自《周礼·考工记·桌氏》“嘉量既成,以观四国”。

  “审”的意思就是“定”,所谓审度是指用“度”来确定物体的长短。“嘉”的本义是“善”,所谓嘉量是指以量器来量物体的多少时,必须像水平那样作为标准。

  “权”的意思是“重”,“衡”的作用是用“权”来平衡物体的轻重,衡权也就是指权和物形成平衡。

  中国古代度量长度的尺,常见的单位有尺,寸。(尺是古今都有的,但内含的量(实际长度)却不一样。)

  后来出现了寸以下的长度单位,它们是:分(十分之一寸),厘(十分之一分),毫(十分之一厘),秒(宋以后又叫“丝”,十分之一毫),忽(十分之一秒),微(十分之一忽)。

  用尺作单位的换算,十尺等于一丈,十丈等于一引,一尺等于十寸,一寸等于十分,一分等于十厘。

  1.尺是中国市制长度单位,亦称“市尺”。一尺等于十寸。西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今三尺等于一米。

  2.生活离不开尺,建屋量地,造物制衣等。

  据《吕氏春秋·季夏纪·古乐篇》记载,中国古人按乐律的音频为“黄钟”的乐器长度来确定尺的长度,所以古尺又称乐尺、律尺、黄钟尺。是度量横制定的基础。后来,历代尺度因时代不同又各有所差异。

  黄钟尺,是中国古代测量长度的标准尺。

  古代用黍百粒排列起来,取其长度作为一尺的标准,叫做“黍尺”。横排的称“横黍尺”,纵排的称“纵黍尺”。旧制营造尺就是纵黍尺。横黍尺一尺等于纵黍尺八寸一分。泛指较小的度量单位。 清 龚自珍 《己亥杂诗》之二十:“五都黍尺无人校,抢攘廛间一饱难。”

  图 中国古代日常用尺三大体系

  


  古代工匠手里的“一尺”“二尺”“三尺”“五尺”“丈尺(折尺)”都是以木径尺的一尺为单位。历代木径尺31.66cm,历代五尺158.3cm,清代营造尺32cm,清代五尺160cm。

  至于35cm的那是清代裁衣尺(布锦尺),不是木径尺。

  清代之前裁衣尺35.5cm左右,清代规范调整为35cm。裁衣尺是衣工专用尺,古代衣工先用木径尺丈量人的身高肩宽臂长,再用长于木径尺的裁衣尺下料裁剪,正好加出缝头余料。所以说裁缝同时用两种尺子。

  《中国度量衡史》记载:木径尺自鲁班一变之后,一直沿用至今,二千多年来未曾发生变化。

  即木径尺是中国古代所有工匠使用的基本刻度尺,中国米尺。

  关于鲁班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历代《鲁班经》记载:木径尺一尺四寸四分为門尺。

  市尺是官家为了避免市场交友过程中,比如卖家用木径尺而与买家拿布锦尺,因尺度长度问题发生纠纷,所折中取度发明的尺子,所以成为官尺。即官尺就是“市尺”,清代市尺33cm,民国至新中国市尺33.3cm,且历代度量衡尺度调整,都是调整了官尺,而不是调整了木径尺。

  早期古代没有卷尺,明代出现卷尺,因为只有准绳,准绳之柔性绳索有微小误差,所以工匠们又发明的五尺长的尺子(五十寸)“木径尺五尺”和可以折叠的“木径尺丈尺”。与其同时出现的还有“市尺五尺”和卖布的用的“布帛尺五尺”。即三尺、五尺也各有三种。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4:08
  中国古代的尺子与尺度

  中国古代度量长度的尺。最早见于商代。传世商尺约合今16~17厘米。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骨尺和牙尺,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测长工具。尺面分、寸刻线都应用了十进位制,分别长16.95、15.78、15.8厘米,可作为商代一尺实际长度之参考。

  东周铜尺,1931年河南洛阳金村古墓出土的铜尺与“商鞅量尺”互为佐证,全长23.1厘米,尺面无刻度,只在一侧刻十寸,第一寸处刻十一格,与实测商鞅铜方升所推算每尺长23.2厘米相接近。

  汉承秦制,汉尺出土约60余支,长度一般在23~23.7厘米之间。西汉尺以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银铁尺为最精,长23.2厘米,正、背面各等分十寸,其中一边第三寸内为三等分,第五寸内为五等分,第七寸内为七等分,第九寸内为九等分。

  西汉尺今出土有 8支,实测其长度均在23~23.6厘米之间,平均每尺长23.2厘米。新莽尺根据各方面材料综合分析,每尺长约23.1厘米。

  流传至今的东汉尺甚多,仅出土的就有40余支,形制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鸟兽纹铜尺,②几何纹铜尺,③以圆圈为尺星的骨、牙尺。实测东汉尺长度误差不大,除去因稍残而减短的几支外,其余均在23~24厘米之间,平均长23.4厘米。

  东汉尺形制以几何纹、鸟兽纹为代表,以纹饰分割寸格。此外还有鎏金铜尺、彩绘骨尺、龙凤纹铜尺、竹尺、木尺等,其中竹、木尺多出于新疆、甘肃、广西等地。

  现在人考证,秦汉时用的尺大约有23厘米,这样算,“元龙百尺楼”不过是23米左右,夸张得也不过分。

  汉以后铜质尺明显减少,多被骨、木质尺代替。这期间尺的形制单一,不饰各种花纹,当是民间实用的器具,较之前代更多地注意到了分、寸刻线分度的准确。尺长略有增长,约在24~24.5厘米之间。

  魏、晋时期每尺长度增至24.5厘米。南北朝度量衡比较混乱,南朝基本上仍沿用秦汉旧制,单位量值略有增长,每尺长约25厘米,北朝每尺长29厘米。这期间尺的形制都比较简朴,多以线纹为分、寸刻度,以圆圈为尺星,很少刻有其他纹饰。

  南北朝留存的尺甚少。根据李淳风《十五等尺》记载,可知南朝每尺约在24.5~25厘米之间;北朝尺度有较大的增长,后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不等。以所见南北朝时期实物互为佐证,可知南朝尺确短于北朝,尺长约25厘米,南朝后期则增长至30厘米以上。

  尺寸用十进制。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4:40
  度量衡的大小制最明显地表现在尺度上。

  东汉张衡制浑天仪之后,天文学上用的量天尺,标准持续1300余年,约合今24.5厘米。一般叫隋大尺,隋讨论决定统一全国后应用。

  开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命令后,调音律、测圭影、称量药物常常感到不便,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又重制斛斗称度,下令恢复古制。至今仍藏于日本的一件隋代铜升,周缘有铭文:“大业三年五月十八日太府寺造司农司校。”容积为199.1立方厘米,是这一改制的证据。

  然而当时因官民早已习用大制,“虽有此举,竟不能复古”(《古今图书集成》),大业改制并未能推广,而医药、天文、乐律学家们考虑到科学的承传性和改大制后换算上的不方便,于是仍用古制,从而形成了各自发展的两个系统,即度量衡的大、小制。

  隋文帝统一度量衡时,下令用南朝小尺测日影,而用北朝的大尺作为官民日常用尺,形成了大、小两制双水分流之势。

  隋代采用南朝已增长的度量衡量值作为统一的基础,尺长在29.5厘米。

  隋统一度量衡尺长29.5厘米,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唐朝沿用了隋制,此后,宋、元、明、清各代也都用隋唐大制,单位量值略有增减。

  隋唐度器隋代以北朝旧制统一度量衡。唐承隋制,每尺长约30厘米。唐朝宫廷常以镂刻十分精美的各种牙尺和木画紫檀尺赠送给王公大臣和各国使节,流传至今的以日本正仓院所藏红、绿、白拨镂牙尺为代表。一般铜、 铁尺也都刻有各式花纹。民间日常所用木、竹尺,十分简陋,仅有刻寸的分度线,不用圆圈为尺星,与魏晋尺形制明显有别。

  唐朝留存至今的各种尺近50支,以刻花铜尺和拨镂牙尺为主。刻花尺(包括木质和铁质)多为民间日常用尺,拨镂牙尺则是朝廷在中和节之时馈赠给大臣和各国使臣的礼品,工艺精湛,色彩艳丽。拨镂牙尺今日本藏有 6支。唐尺长度多在29~30厘米之间。

  宋代沿袭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主要用来征收布帛之用,故又称为三司布帛尺,每尺长约31.6厘米。

  宋明清各代的度器近年来出土的宋尺约10余支,尺度相差甚多,经各家考证,均以31厘米为暂定之一尺标准。


  明清尺度大抵相同,明朝嘉靖牙尺长32厘米。

  明代,据明世子朱载堉《律吕精义》所记,明尺分为三种:

  ①钞尺,即裁衣尺,与宝钞纸外齐(长34厘米);

  ②曲尺,即营造尺,与宝钞墨边外齐(长32厘米);

  ③宝源局铜尺,即量地尺,比宝钞墨边长,比宝钞纸边短,当衣尺之九寸六分(长32.6厘米)。传世的嘉靖牙尺,所刻线纹精密,每尺长32厘米,当是明朝官定的标准尺度。


  清代用尺有三个标准,营造用尺与买卖用尺及布匹用尺各不相同。清高宗钦定权度尺长32.05厘米。

  清代,营造尺长32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康熙御制”铭残牙尺,每寸合 3.2厘米,与紫金山天文台铜景表尺上的清营造尺长度完全一致。

  清代的裁衣尺合1.1111营造尺,等于 35.5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清牙雕裁衣尺,正面等分10寸,背面刻山水、人物、树木、屋宇,刻工极精。


  现在市场上用的尺是一米的三分之一,即33.33厘米。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5:02
  度量衡的大小制与天文

  度量衡的大小制

  因为所有的计量单位都是以长度单位做基础,由它推导出容量和重量。长度的变化,也就会导致其他计量单位的变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变化尤其明显。

  魏晋时期的度量衡魏晋时期的度量衡制,史籍记载很少,未见有新的规定,其间使用的度量衡器,多仍新莽旧制。仅从《晋书·律历志》中略知魏时杜夔所用调律之尺比莽尺长了四分七厘,尺长当合今制24.2厘米。近年来考古发掘所得三国时的尺数支,尺度在23.8—24.2厘米之间,与东汉后期尺度相差无几。

  西晋初亦承魏制,至“武帝泰始九年(273年),中书监荀勗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晋书·律历志》)。荀勗以他聪慧的听力校乐定律,重造古尺,使其与莽制相合。唐朝李淳风在考校隋以前尺度时,以荀勗尺为古尺,与刘歆铜斛(即新莽铜嘉量)尺同列为第一等尺。

  然而荀勗尺并未成为晋朝法定的尺度,民间行用之器仍依新莽以后增讹之制,荀勗新尺唯作调音律之用。可见以律定尺是行之有效的。

  东晋以后,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朝,南北朝各地区、各时期量值相差悬殊。

  北朝度量衡恣意增大,南朝则尽量保持不变,因此出现了“南人适北,视升为斗”的现象。这期间出土的度量衡器甚少,迄今只见北魏尺一支,长31厘米,南朝尺二支,长25厘米,权十一件,由于这些权多作秤砣使用,无法推算出每斤的单位量值。在河南省出土的两枚铁权,形制与秦汉铜权相仿,自身重595和516克,大于秦汉一倍有余。

  以尺度论,据李淳风所列十五等尺(载《隋书·律历志》)中之宋氏尺长24.5厘米,并为齐、梁、陈所沿用。

  北朝常用尺度则迅速增长,十五等尺中所列共四等:即后魏前尺长27.8、中尺27.9、后尺29.5厘米,至东魏,尺长已达30厘米,并被北齐、后周所沿用。其间一百多年尺度增长了6厘米。量衡之制南、北增长率也不同。

  按《隋书·律历志》所称,以刘徽考校魏(三国)斛大于莽斛2.7%,折合今制每升约合205毫升。“梁、陈依古”,当为200毫升,“齐以古升一斗五升为一斗”,每升合300毫升。北朝量制增长速度较尺度更为迅猛,北魏时每升“于古二而为一”(《左传·定公八年》孔颖达疏),约合400毫升。

  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建立隋朝时,容量单位每升已增至600毫升(《隋书·律历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衡制:“梁陈依古称”(每斤约250克),“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约合今375克)。北朝增长速度亦远远超过齐、梁、陈,按《左传》孔颖达疏:“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每斤当合500克。

  今河南省博物馆藏北魏铁权两枚,重515.5、593克,估计皆为一斤权,单位量值超过孔氏所考证的重量,至隋统一度量衡时,已高达“以古称三斤为一斤”(《隋书·律历志》)了。北魏至隋每斤的增长率已超过战国至清末两千多年总增长率,每斤竟高达750克。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8:17
  隋文帝统一度量衡

  隋文帝于公元581年取代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又于589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共272年分裂和混乱的局面。隋文帝统一天下,所定制度有沿有革,度量衡方面是在北朝旧制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

  据《隋书·律历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开皇官尺以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为一尺,以古斗(莽制)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据此推得隋单位量值为:一尺约合29.5厘米,一升约600毫升,一斤约750克,比北朝时又有所增长。

  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这个大的变革只是因势利导,并没有引起民间大的波动。

  隋初赋役减轻,南北统一后社会经济也趋于繁荣。至今未见确切纪年的隋代度量衡器,唯有根据《隋书·律历志》加以论证,而《隋书·律历志》中仅对尺度的记载较详细,量、衡仅粗略地提到“以古三而为一”。

  如果拟一升为600毫升,似有可能,因为后来明、清两代已增长至900—1000毫升。如果一斤也是秦、汉的三倍,则高达750克,为历代每斤单位量值的最高极限。据记载,唐承隋制,而目前考证,唐一斤在670克左右,未见有超过700克的,有人考证河北易县姥姥台出土的一铁权是隋代的,权重也仅690克。

  据《隋书·律历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开皇官尺以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为一尺,以古斗(莽制)三升为一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据此推得隋单位量值为:一尺约合29.5厘米,一升约600毫升,一斤约750克,比北朝时又有所增长。


  度量衡的大小制表现在尺度上。

  开皇颁布统一度量衡的命令后,调音律、测圭影、称量药物常常感到不便,至隋炀帝大业年间又重制斛斗称度,下令恢复古制。至今仍藏于日本的一件隋代铜升,周缘有铭文:“大业三年五月十八日太府寺造司农司校。”容积为199.1立方厘米,是这一改制的证据。

  然而当时因官民早已习用大制,“虽有此举,竟不能复古”(《古今图书集成》),大业改制并未能推广,而医药、天文、乐律学家们考虑到传承性和改大制后换算上的不方便,于是仍用古制,从而形成了各自发展的两个系统,即度量衡的大、小制。

  据《隋书·律历志》记载,东汉时张衡所造的浑天仪,因中原动荡,经三国、两晋沉没于北方,东晋武帝平长安,虽得旧器,却已损坏。南北朝时,宋文帝令太史令钱乐之重造浑天仪,因当时已难于考证秦汉之准确尺度,便以当时民间常用尺为标准,重造了浑天仪,此后天文用尺不再受民间常用尺量值不断增长的影响,而形成独自发展的系统。

  据考证,唐朝僧一行测子午线,宋朝司天监制影表尺,元朝郭守敬设计的登封观象台所用天文尺,以及明代铜圭表尺,都沿用了这一尺度,保证了一千多年间天文测量数值准确不变。

  《宋史·高宗本记》绍兴二年十月丙辰:“颁度量权衡于诸路,禁私造者。”

  尺度的增长也直接影响到制造音律管的标准,汉以后许多乐律学家都对汉尺进行考证,以求得到准确的黄钟律,律尺也形成了独立的系统。

  此外,医药和皇室制造冠冕,都有继承和沿革的问题,不可能随着当时急剧增长的量值而增长,因此度量衡的大小制也未能改变。唐代度量衡基本沿用隋制,并且将隋以来的大小制按典章制度作了规定。

  据《唐六典》记载:“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锺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

  也就是说,唐朝的小制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三小升为一大升,三小斤为一大斤。官民日常用大制,而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之制悉用小制。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9:01
  量天尺的尺度(天文尺)

  什么是量天尺?

  古人是用什么方法来测影定时的?古代是如何根据季节变化来制定历法的?古代的量天尺与日常用尺同长吗?它随着日常用尺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吗?

  大约在原始社会,先民们已用立竿测影的方法来判断时间的早晚。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逐渐制造了专门的测影工具——景(影)表(亦称圭表)。

  圭表是由一条南北水平放置的圭和置于圭的南端且与之互相垂直的表所组成,圭面上刻尺度,当太阳照射在表竿上,日影投在圭面,就可以根据圭面上的尺度把影的长短记录下来。《周髀算经》上说:“夏至之晷,一尺六寸。”

  古人也常用正午表影校准漏刻(铜壶滴漏),即所谓“昼参诸日中之景”。

  《史记·司马穰〔rang瓤〕苴〔ju居〕列传》中有这样一段故事:齐景公封田穰苴为将军,出兵抵抗燕、晋联军的入侵,穰苴提议请景公的宠臣庄贾为监军,并约定第二天的“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以便准时赴约。

  这里的“表”和“漏”即圭表和刻漏,立表以视日影,放水于漏中以知时刻。

  日影的长短还可以用来测定不同的季节。《汉书·律历志》记有:“历数三生也,乃立仪表以校日景,景长则日远。”只要反复测量,并记录每次影在圭上的尺寸,就可以得知一年中哪一天日影最长,哪一天最短,最长的一天即是冬至而最短的一天是夏至。冬至、夏至确定之后,就能得到回归年的长度,并可以预报季节、制定历法了。


  古代常用尺度来测量时间的关系,如铜壶滴漏、定时蜡等都分别在“浮舟”和蜡面上刻着相应的长度,表示时间的间隔。

  此外,日晷、圭表仪上也都标识着不同的尺度,用来观察日影的长短和方位,以便计算时间和划分季节,尤其是圭表仪上的刻度,常常与历史上许多时代的尺度采用了同一个标准,因此,历代天文学家每次制定一种新的历法之前,首先要考证前代的尺度的长短,以保证测量的连续性和重复性。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9:17
  圭表仪与圭表尺

  早在远古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发现物体在阳光下会投下清晰的影子,而日影又会随着太阳的东出西落而转变方向,因而用日影来判别太阳的方位,既简单又方便。考古发掘证明,石器时代的洞穴,氏族社会的房屋、墓地等都有一定的方位,这说明尚处在原始社会的人类,对如何测定方向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先民们对确定季节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后便开始了对天体的探索和测量。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觉太阳虽然每天东出西落,但随着寒暑的变化,出落的方位和正午的高度却有所不同。

  观察日影的变化,最简单的方法是以自身或同伴的身高作为标准,站在一定的位置上反复多次地测量,逐步掌握日影变化的规律,从而粗略地划分出时间的早晚和季节的变化。因为成年人身体的高度相差不会太多,代代相传的测量结果也就形成了一定的标准。

  大约到了商代已采用一根与人体高度相仿的木竿作为测量的标杆。《考工记》中有“人长八尺”和“置臬以悬视以影”,注曰“树八尺之臬”的记载(此处的“臬”即标杆)。

  《周髀算经》也说:“周髀(‘髀’指标杆)高八尺”。

  那什么是圭表呢?

  圭表就是古代的测影仪,它除了有一根直立的标杆外,还有一根与杆呈南北水平而固定的长尺。标杆放置在圭的南端,与圭相互垂直,当太阳照射在标杆上时,日影便会投影在圭面上。每日、每月、每年重复测量日影的变化,便可以知道一年之中哪一天正午的日影最长,哪一天正午的日影最短。日影最长的一天称冬至,日影最短的一天称夏至。准确地测得冬至和夏至的时刻,就能得到回归年的长度和预报季节、制定历法了。为了保证观察和测量的准确性,人们又在圭表面刻上尺度,这样便给标定和记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

  《周礼》中记有:“日至之影,尺有五寸”。《周髀算经》中的“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就是以圭面日影长度作为比较日影变化的标准的。

  历代天文历算学家在制造天文仪器或测影、改历之前,首先一定要考察前代尺度是否有变迁,以保证天文测量的连续性和一贯性。这就是天文测量与尺度有着密切关系的原因所在。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19:41
  量天尺与历代日常用尺

  影表尺(量天尺)

  在圭表上所刻尺度是用来测量日影的,所以古代又称它为影表尺、天文尺,元代以后又称为“量天尺”。据文献记载,早期的量天尺尺度与民间日常用尺是同一标准。

  亦称“表尺”、“天文尺”、“量天尺”。中国古代用来测定投在圭表上日影长短的一种专用尺。其前身则为《周礼》提及的土圭,即一种石或玉制短尺。

  《尚书》中有“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协,前人解释为“合”、“同”。整个句子可以理解为:无论制定历法、调试音律,都采用同一个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那么先秦直至汉魏,天文用尺与日常用尺是否确实同长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出土文物中找到答案。战国至秦汉日常用尺长23.1厘米,这一点已被大量历史资料和出土文物所证实。而天文用尺究竟多长呢?这个问题只有从这期间的圭表仪上才能得到确证。圭表仪一般为较大型的地上文物,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很难保存至今。

  1965年,江苏仪征小龟山一座东汉墓中出土了一支袖珍式的铜圭表仪。据推测,墓主生前可能从事与天文测量有关的工作。此次发现的铜圭表仪,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圭表仪,堪称重大发现。

  出土时,“表”(即标杆)卧入正面匣槽内,圭与匣的底面平,一端有轴,测量时可将标杆竖立起来。圭面刻有尺度,共15寸,每寸刻10分,全长34.5厘米,折合每尺长23厘米。

  此圭表仪的出土,成为天文用尺与日常用尺同长的有力实证。然而这一现象在魏晋以后却发生了变化。


  天文用尺与日常用尺双水分流之势,可溯源至西晋,究其原因是两千多年来,我国民间用尺之尺度并非始终恒定不变。

  古代度量衡主要用于缴纳赋税和商品交换,如果增大单位量值,往往可以从中获利,因此一旦政权混乱、管理制度松懈,度量衡也会随之发生混乱,而总的趋势又往往向着不断增长的方向发展。

  据考证,东汉末年,民间用尺之尺度已略有增长,又经过三国时期战争的动乱,致使秦汉以来已沿用了数百年的尺度发生了变化。

  东汉以后,每逢改朝换代,校乐律、定历法必求古器。张衡所造浑天仪传到魏晋后,因中原覆败而沉没于北方,宋武帝刘裕平长安,虽得旧器却已残损。

  西晋初,政权初步得到统一,朝廷立即开始整饬礼仪制度,首当其冲的就是天文、乐律制度。泰始九年(公元273年),晋武帝令“中书监”荀勖考校宫廷乐律。荀勖多方寻求,搜集到各种尚存于西晋的古乐律管、天文用仪等共9种。在他的精心考校下,发现当朝日常用尺(24.2厘米)比“古尺”(即王莽时尺,23.1厘米)长了四分有余。尺度增长了,导致定律的黄钟律管随之加长,乐律也随之改变。

  荀勖在宫廷乐师们的辅助下,终于确定了“古尺”的长度。这一考订首先得到晋武帝的赞许,也被大多数朝廷官员认可,决定改用荀勖考订的“古尺”作为定黄钟律管和测量日影的标准尺度。

  然而,尽管荀勖考订的“古尺”十分精准,“荀勖尺”却并未因此而取代西晋时已增长了的官民日常用尺的长度,因为民间早已习用大尺,要去改变民间的习惯十分困难,必要性也不大。

  从此,定乐律、测圭影用的“古尺”与官民日常用尺开始分离,使用了长短不同的两种尺度。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0:14
  由此可知,秦汉时量天尺与民间日常用尺同长,东汉末年至西晋,民间用尺已较古尺有所增长,每尺长24厘米,中书监荀勖为考校古律而求古尺,得到新莽尺的长度(合今23.1厘米)。

  随后数学家祖冲之又考证了荀勖的律尺,并认为荀勖尺确实合乎古制,从此测日影、定历法都用古尺。可见在西晋量天尺与日常用尺实际上已开始有了差别。

  西晋末,经历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战火频仍,百姓流离。匈奴贵族刘渊反晋攻陷洛阳后,认为洛阳不宜作为其刘氏“汉国”的都城,也不想让司马氏重在此地恢复统治,于是尽抢宫人、珍宝,烧毁全部宫庙、官府,使“晋之宗庙鞠(通‘鞫’)为茂草”,故西晋宫中保存的前代文物一并皆化为灰烬。

  以至于,一尺的长度从24厘米最后增长至30厘米,容量、权衡更甚,竟达“三倍于古”,造成南朝与北朝度量衡极不统一。故民间有“南人适北,视升为斗”之说,这正是此间度量衡极度混乱的生动反映。

  李淳风著《隋书·律历志》时,将隋代以前历代尺度,按尺之长短分成十五等(史称“十五等尺”),把刘曜(十六国时赵国国君,公元318~329年在位)、钱乐之(南朝刘宋太史令)作浑天仪及刘宋民间用尺同列为第十二等。

  说明西晋以后律历用尺与官民日常用尺又用同一种尺度了。

  对此“十五等尺”作了些说明:

  东汉时,张衡所造浑天仪,传到魏晋以后,因时局动乱,中原地区屡遭战争焚毁而致使天文仪器失落,只能依当时日常用尺为律历尺了。

  尽管刘宋末期,祖冲之根据王莽嘉量铭文,推算出莽尺长约23.1厘米,与“荀勖尺”同长,却仍因多年来官民已习惯用钱乐之浑天仪尺(24.2厘米)已成事实,也就无人再提恢复“古尺”作为律历尺了。

  南北朝留存的尺甚少。根据李淳风《十五等尺》记载,可知南朝每尺约在24.5~25厘米之间;北朝尺度有较大的增长,后魏前尺27.8厘米、中尺28厘米、后尺29.9厘米不等。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0:29
  千年不变的量天尺

  秦朝统一度量衡以后,汉朝沿袭秦朝的度量衡制度,但是,随着时间发展,战乱等,民间的度量衡逐渐增大,在隋唐时期分为了大小制的区别,以及天文、音律、民间、官方等不同的系统。

  汉有天下,大大整顿了度量衡制,设官专掌其事。据《汉书》载:“衡者……,职在行、鸿胪掌之。”权轻重亦是铢、两、斤、钧、石。铢的确定与周秦同,都是用北方黑黍作标准,衡的造法亦是从1200粒中等黑黍的重量为十二铢(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 ,四钧为一石。

  秦汉时量天尺与民间日常用尺同长,东汉末年至西晋,民间用尺已较古尺有所增长,每尺长24厘米,中书监荀勖为考校古律而求古尺,得到新莽尺的长度(合今23.1厘米)。随后数学家祖冲之又考证了荀勖的律尺,并认为荀勖尺确实合乎古制,从此测日影、定历法都用古尺。可见在西晋量天尺与日常用尺实际上已开始有了差别。

  东汉以后,每逢改朝换代,校乐律、定历法必求古器。张衡所造浑天仪传到魏晋后,因中原覆败而沉没于北方,宋武帝刘裕平长安,虽得旧器却已残损。

  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年),宋文帝诏太史令钱乐之重造浑天仪,求古尺不得,便以当时民间常用尺为标准(尺长24.5厘米),于是量天尺与日常用尺的长度在南朝又取得了一致,但在北方,度量衡三者的量值仍在继续增长。

  隋文帝于公元581年取代了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又于589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共272年分裂和混乱的局面。隋文帝统一天下,所定制度有沿有革,度量衡方面是在北朝旧制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

  “隋承周制”,隋文帝建立隋朝,虽然实行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澄清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北方混乱局面,但基本制度还是承袭周制。

  《隋书·律历志》中仅对尺度的记载较详细,量、衡仅粗略地提到“以古三而为一”。由于隋朝定制时,单位量值增长幅度过大,给确定律管之长、测定日影、称量药物等在与古制的换算上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元康中,裴以为医方人命之急,而称(秤)两与古不同,危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权衡”(《晋书·律历志》)。

  统一的王朝建立后,统一度量衡成为首当其冲的头等大事。南北朝度量衡的不统一是现实的存在,隋朝是继北周后建立起来的,为顾及北方度量衡量值增长的既成事实,官民习用大制多不愿改变,但又考虑到汉魏以来礼乐制度更不可随意改变,即使在北朝时期,宫廷内也不时开展对律历制度和律历尺的讨论。

  以北方大制统一了南北方日常用度量衡后,律历尺是否也随北方大制而改变,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朝廷官员们一致提出,汉以后,由于尺度的增讹,每逢改朝换代管理天文、乐律的官员们,在制定律历尺时,常常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证古尺。

  律历尺不可随意改变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自钱乐之重造浑天仪,把天文尺定为24.2厘米以来,数百年来相传已成定规,怎么可能突然增至30厘米呢?

  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大小尺并用;官民日常用大尺,测圭影、定乐律以及与皇家礼仪有关所用度量衡则用南朝小制,而大小制之间又有简单的换算比例,即大尺为小制的一尺二寸,容量、权衡皆为一与三之比,即大制是小制量值的3倍,这样,既延续了华夏正统,又随习俗而用了大制。

  这就是中国度量衡历史上著名的“大小制”形成的过程和结果。正因为大小制并用,既有其合理性,又有着极简单的换算关系而被接受,并在官民之中迅速推行。此后的唐、宋、元、明历朝度量衡都沿用了这一制度,说明它是行之有效的。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0:38
  量天尺长度

  秦汉时尺长约合今23厘米。南朝太史令钱乐之依照当朝尺长(合今24.5厘米)更铸张衡浑天仪。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下令统一度量衡,用北朝大尺(长30厘米)作为官民日常用尺,用南朝小尺测日影以冬至和夏至,形成了大、小两制双水分流之势。

  隋统一度量衡尺长29.5厘米,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秤三斤为一斤。唐朝沿用了隋制,此后,宋、元、明、清各代也都用隋唐大制,单位量值略有增减。

  顾炎武《日知录》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这个大的变革只是因势利导,并没有引起民间大的波动。

  唐朝立国之后,更将度量衡大小制载入《唐六典》,明确指出,小制只限于测日影、调乐律及与皇家礼仪制度有关的度量衡,而“官民悉用大者”。其后的历代,日常用尺单位量值略有增讹,唯经《唐六典》确立大小制之后,天文尺一直严格延续刘宋以来的小尺,不再受民间日常用尺变动的影响。

  从此唐朝僧一行(张遂)测量子午线,宋朝司天监测日影所用的圭表尺,元朝郭守敬造观星台所标的量天尺,都采用了隋唐小制。


  元代衡大略采用宋制,但也是相当混乱的。据《三通考辑要》载:“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策论同制度,略曰‘方今数已宣天下,历已职于太史,乐已总于太常,声已协于协律,其所以稍有未定、虽定而未齐一者,度量衡而已矣。臣居山东,今见山东数郡,或隔一镇或间一河,其度之长短、量之多少、衡之轻重已皆不相同矣。’”

  郭守敬建造的测景台,台前有石圭三十六方组成“量天尺”,尺度用唐朝小尺,每尺合24.5厘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建筑。

  1975年,我国天文史学家伊世同先生,从元代制造的铜圭残件上发现了当时量天尺的刻度,并考定了尺值,每尺长24.5厘米,与钱乐之浑天仪尺度正好相符。

  1975年10月,天文史家从明初所制铜圭而上发现了用于计量影长的残存刻度十余处(量天尺的刻度),经考证测量,判明明代影表尺尺值为24.525厘米,与隋唐小尺同。也与钱乐之浑天仪尺度相符。

  清代的营造尺长32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康熙御制”铭残牙尺,每寸合 3.2厘米,与紫金山天文台铜景表尺上的清营造尺长度完全一致。清代的裁衣尺合1.1111营造尺,等于 35.5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清牙雕裁衣尺,正面等分10寸,背面刻山水、人物、树木、屋宇,刻工极精。

  所以,依据考证,从唐代僧人一行测量子午线,宋代圭表仪上所用的尺度,元代郭守敬制造观星台测影尺,以及近年所发现的明代圭表仪上的尺度,仅以极微小的误差一直延续下来,一尺约为24.5厘米。

  直至清朝,才因历法制度的改变而改用了工部营造尺。

  故“量天尺”从南朝刘宋延续至明朝,历时长达1200多年,使尺度始终保持在一个数量值允许误差范围之内,也为今后研究历代尺度变迁,留下了一个可靠的可比数值。

  量天尺在我国古代测日影、定历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中,单位量值保持不变,从而保证了天文测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在中外度量衡史上是个奇迹。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1:01
  “度量衡”——测量工具

  西周是一个礼仪制度十分严格的时代,即一器之设,一物之用,莫不合王制,而许多制度的订立又都离不开度量衡,有了度量衡才能立信于民。

  《礼记·明堂位》说:“周公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礼记·大传》又说:“圣人南面听天下,立权度量。”西周设置了掌管度量衡的各级官吏,如内宰、大行人、合方氏等,他们共同的任务是保证诸侯国度量衡的统一。

  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尧曾命鲧治水,但鲧未能成功,以后舜又命令鲧的儿子禹继续完成治水工程。禹总结出其父治水失败的原因在于单纯地“堕高湮库”,筑堤堵流,于是决定采用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做法,因地制宜,灵活处理水土之间的关系。


  左准绳、右规矩

  禹获测量工具

  《史记·夏本记》中称赞禹:“卑宫室,致费于沟淢……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洲,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

  禹疏浚水道,引水入海,首先要考察水势,寻找水的源头和上下游流经地域,这一切都离不开测量。规矩准绳就是最古老的测量工具。

  《淮南子》中对禹治水也有以下的记述:禹命他的大臣太章、竖亥以步作为单位来测量距离,还用规矩、准绳作为测量工具,用规画圆,用矩作方,用准定平,用绳量长短。

  “矩”即后来称之为曲尺,又叫鲁班尺,用一把曲尺可以测量高、深、广、远。“绳”实际上是一种尺度。大禹治水,“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亲自率领氏族村民去勘探地势,测量高山、河流,树干立标,把测量数据一一记录下来,制订出“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治水方案。

  《拾遗记》:“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着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晋代《拾遗记》中还记载了禹因神助而得测量工具的故事:禹为开凿龙门,走进一个深数十里的岩洞,当“幽暗不可复行”时,出现形如豕的野兽,口衔夜明珠在前引路,走到豁然开朗处,只见九河神女华胥之子、蛇身人面的伏羲端坐在那里,交给禹一支“长一尺二寸”的“玉简”,“使量度天地,禹即持此简,以平定水土”。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1:29
  准绳规矩测量大地

  《史记·夏本纪》云: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都是说一切均以勘测为主,用准定平直,“绳”测长短,“规”画圆,“矩”画方。“矩”还可以用来定山川之高下,大地之远近,那么一根矩尺是怎样来测量大地的呢?

  《周髀算经》开篇中假设了周公跟商高的一段问答。周公问商高,大意是说:天没有台阶,人不可能登上去,地这么广大,不可能一点点去测量,那么测量的结果是怎样得出来呢?商高说:“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夫矩之于数,其裁制万物唯所为耳。”,“偃”是仰卧,指股在下,勾直立以测高,“覆”是指倒立,将矩倒立就可以测深了。“卧”是平放,指测水平方向宽远的方法。

  只要探索出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就可以摸索出对一些不可直接测量物进行测量的办法了。所以商高说:运用“矩”通过测算就可以把握万物数量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无所不为了。

  故赵君卿在《周髀算经注》中说:“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使东注海,无浸溺之患,此勾股之繇生也。”据他推断,运用矩尺的勾股原理测量距离、水平和高程,早在大禹治水时已经萌生了。

  《尚书·益稷》说:“(禹)予乘四载,随山刊木。”《史记·夏本记》也说:“(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其中“刊”和“表”在此都有刻划的意思,都是说治水过程中,在各个测量点竖立起刻划了一定数度的标杆,这种在高山河流处设置各种高程标志,有如今天大地测量技术中采用的标杆方法。

  我们虽然已无法知道当时测影所用的尺度,但流传于后世的《夏时》、《夏小正》都应该包含了夏代所积累的天文、物候等科学知识。夏代农业、手工业分工,出现了世代相传的专业生产者。

  我们还可以看到“准”、“绳”、“规”、“矩”在《汉书·律历志》有如下说法:

  《汉书·律历志》:“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圜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者,所以规圜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圜方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辅弼执玉,以冀天子。”


  准绳规矩与法律的由来

  由“准”、“绳”、“规”、“矩”逐渐产生了法律。

  《管子·法法》:“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

  “而正方圆;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以治国。”(《管子·法法》)

  《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势解》又说:“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侈靡篇》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

  商鞅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比喻法律的公正性。

  《管子·明法》:“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作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所以,“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而“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法律要“惩其未犯,防其未然”(长孙无忌《唐律疏议》)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1:49
  身为度,称以出

  禹制定度量衡标准

  禹治理了水患,人民得到安居,他在部落联盟中的威望也日益增高。舜死后,禹成了继承人,并建立了夏王朝。从此治水时建立起来的度量衡便成为夏朝法定的制度了。

  《史记·夏本记》有:禹“身为度,称以出”,这些都说明了大禹治水不但经过丈量,而且在丈量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统一的长度和重量标准,这个标准制定者就是大禹。

  《夏书》中关于度量衡的记载:“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禾钧,王府则有”。“典”“则”都是法度,石和钧是度量衡单位。由于赋税制度的需要,夏代也需要度量衡器具。

  度量衡器具的使用范围已打破了各个氏族的界限而由夏王朝统一颁发和管理。农业生产与季节有密切的关系,夏代已设立了“掌天地四时之官”,即天官,而且在东南西北各方还分设了地方上的天官。立杆测影是最简单、最古老的测影定时的方法,天文官对日影的测量是连续性的,因此各地区、各个时代所用来测量的标杆上的刻度也应该有统一的标准。

  测量离不开数和量,因此必须有记数和计量的办法。治水这样大规模的测量必定要有统一的计量标准,这个标准是怎样建立的呢?《史记》给出了答案:“(禹)身为度,称以出。”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以禹的身长和体重定出长度、重量的单位。有了单位和标准,并把它复制到木棍、矩尺和准绳上,测量长度时就可以直接读数和计算了。治水工程即使在不同地区也就可以复现和传递这个量了。

  王嘉在他所撰志怪小说《拾遗记》中说:禹因得到神的帮助而获得丈量工具,他在开凿龙门而进入一个深数十里的岩洞时,“幽暗不可复行”,出来一头如豕(猪)的怪兽,口衔明珠在前面引路,至一开豁明亮处,只见九河神女华胥之子,蛇身人面的伏羲端坐在前。伏羲交给禹一支长一尺二寸的玉简,使量度天地。禹即用此简评定水土。大禹治水的传说尽管带有许多神话色彩,但它总还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反映。无论是伏羲的玉简,还是《史记》所说的禹身为度,都说明了治水是离不开度量衡的。

  《淮南子·地形训》中还有一则记载:“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五步。”大规模地治理水患,必须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作初步地勘察。太章、竖亥,善行人。禹派遣二人去四方勘测,“步”便成为测量大地最原始的单位。

  《考工记》说:“野度以步。”这种以步为丈量土地的单位甚至延续了几千年。怎样才算一步呢?《孔丛子》说“跬,一举足也,倍跬为步。”即一条腿跨出的距离称“跬”,再把另一条腿胯出的距离称“步”。这些都说明了大禹治水是用各种测量方法最后达到治水的目的。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2:06
  准绳规矩与手工业

  《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传说奚仲是黄帝的后代,夏禹时被封为车正,善造车,他所制造的车,方圆曲直皆合规矩,尺寸大小皆合比例,既能“引重致远”,又灵活耐用,手工业的发展对测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古代技术培训主要采取“父子世以相教”,管仲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将工匠集中起来,相互观摩讨论,教授经验技巧,推动工匠培训从家传制度向艺徒制度转变。

  《管子·小匡》说:“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宾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制断器,尚完利。”管仲已注意到工匠的专注精神,同样在《管子·小匡》中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这种集中式的职业训练方法后来被沿袭下来。

  汉武帝在推广新田器和新耕作法时,命大司农选取有技巧的工匠制造新田器,组织大规模培训,令全国县令、三老、力田、乡里老农到京师学习新田器使用方法和耕种养苗法。为了改进兵器质量,宋代王安石令军器监“凡利器以法式授徒”,继《军器法式》后,又编撰了《弓式》《陶说》等法式,既是制造产品的标准,又是教科书。

  好老师是培训的前提,我国很早建立工师制度。管仲认为,工师除了组织培训外,还负有考查工匠手艺、辨别产品质量等职责。“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一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好的工师应能在规定周期内完成培训任务,《均工律》说:“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

  宋代王安石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集合各地的优秀工匠到京城,交流经验,提高技术,从中发现优秀人才。《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记载了熙宁六年十二月两名工匠因为技术精巧而被赋予重任:“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技皆精巧,诏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

  古代训练工徒考核极为严格,一般以所制产品而评定优劣、采取奖惩,对不能完成培训和达不到质量要求的工徒,惩罚甚至连带到保举人和工师。“能先期成业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而上内史”。

  宋代形成更为严格的训练与考察制度,用法式考察学徒。“庀其工徒,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视将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2:20
  营造宫室建筑

  在《考工记》中在营建城邑确定方位时用了以表测影的方法。具体做法如《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影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这一段话是说:周代匠人在建立国都的时候,用悬(县)挂准绳的方法来平整土地和垂直立表(槷),以定表为中心划圆(规),用来观察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日影(景)。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参考北极星位置,用这样的方法来确定日出(朝)和日入(夕)的方位。

  《考工记·匠人》中记有:“匠人建国,水地以悬”。在盘龙城的发掘中发现有的水沟切面呈■状的契形,有很结实的夯土,底部几乎呈水平,根本不能流水,故有人推测,这是泥水匠用水测平的方法。建造这样大型的宫殿,柱础的水平度已成为必需要考虑的技术条件了。可见在商代,度量衡不仅限于长度的测量,而是已扩展到对水平度的测量了。

  《周礼》的篇头上往往都有如下五句话:“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民为极”。意思是说,周族总家长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划分田野为井邑。

  《礼记·王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这种土地划分的形式又可称为“井田制”,并且逐渐形成了各级单位面积的名称、进位关系,组成了一个系统的专门计算田亩的计量单位制。

  例如:

  一夫耕种土地一百亩(约合今28.8亩),九夫耕种九个一百亩,九百亩称为一井,面积约一里见方,九个井为一成,面积是十里见方。从耕种一井的九夫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这种计算土地面积单位的名称就叫夫、井、成、同,都是九进位。西周的土地制度决定了此时丈量土地已经是比较准确地用丈尺来测量了。

  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掘了商代宫殿遗址。盘龙城是商代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小小的方国首领的城堡,总面积约在6000平方米左右。现在已发现的上层宫殿基址共三座,它们前后平行,方向同城垣一致。第一层基址保存较好,根据柱穴及墙基的残迹,可以看出该建筑物四周有回廊,中间是四室的大型宫殿。四室中有二室较大,长各为9.4米,两端二室略窄,长各为7.55米,进深同为6—6.4米。

  从盘龙城宫殿遗址可以看出,整个宫殿的布局是经过一定规划的。《考工记·匠人》中说:“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说明殷人不但掌握了一定的营造技术,而且在建造宫殿时还必须符合一定的规格要求。

  西周时,天子与诸侯国,诸侯国与士大夫的城墙和宫室的大小都有严格规定,决不允许僭越,为了保证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周天子在一段时间里就要到各地去巡察。

  《考工记》中说:“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诗经》中还有描写周人早期修筑城墙和兴建宫室的情况:“其绳则直,宿版以载,……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

  当时筑墙的方法是,先在墙基放线以定直度,再用绳子把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木板捆束住,填上土,一板一板向上打,五板叠起来的高度叫一堵,五堵之长叫一雉。

  雉这个单位似乎早已不用了,可是这种筑墙的方法却一直为我国北方农村所沿用,“堵”作为一种民间习用的单位也流传了数千年。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2:41
  营造宫室建筑

  在《考工记》中在营建城邑确定方位时用了以表测影的方法。具体做法如《周礼·考工记·匠人》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影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这一段话是说:周代匠人在建立国都的时候,用悬(县)挂准绳的方法来平整土地和垂直立表(槷),以定表为中心划圆(规),用来观察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日影(景)。白天参照正午的日影,夜晚参考北极星位置,用这样的方法来确定日出(朝)和日入(夕)的方位。

  《考工记·匠人》中记有:“匠人建国,水地以悬”。在盘龙城的发掘中发现有的水沟切面呈■状的契形,有很结实的夯土,底部几乎呈水平,根本不能流水,故有人推测,这是泥水匠用水测平的方法。建造这样大型的宫殿,柱础的水平度已成为必需要考虑的技术条件了。可见在商代,度量衡不仅限于长度的测量,而是已扩展到对水平度的测量了。

  《周礼》的篇头上往往都有如下五句话:“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民为极”。意思是说,周族总家长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是划分田野为井邑。

  《礼记·王制》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这种土地划分的形式又可称为“井田制”,并且逐渐形成了各级单位面积的名称、进位关系,组成了一个系统的专门计算田亩的计量单位制。

  例如:

  一夫耕种土地一百亩(约合今28.8亩),九夫耕种九个一百亩,九百亩称为一井,面积约一里见方,九个井为一成,面积是十里见方。从耕种一井的九夫以此类推,一直到九千夫,九万夫,这种计算土地面积单位的名称就叫夫、井、成、同,都是九进位。西周的土地制度决定了此时丈量土地已经是比较准确地用丈尺来测量了。

  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掘了商代宫殿遗址。盘龙城是商代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小小的方国首领的城堡,总面积约在6000平方米左右。现在已发现的上层宫殿基址共三座,它们前后平行,方向同城垣一致。第一层基址保存较好,根据柱穴及墙基的残迹,可以看出该建筑物四周有回廊,中间是四室的大型宫殿。四室中有二室较大,长各为9.4米,两端二室略窄,长各为7.55米,进深同为6—6.4米。

  从盘龙城宫殿遗址可以看出,整个宫殿的布局是经过一定规划的。《考工记·匠人》中说:“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说明殷人不但掌握了一定的营造技术,而且在建造宫殿时还必须符合一定的规格要求。

  西周时,天子与诸侯国,诸侯国与士大夫的城墙和宫室的大小都有严格规定,决不允许僭越,为了保证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周天子在一段时间里就要到各地去巡察。

  《考工记》中说:“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诗经》中还有描写周人早期修筑城墙和兴建宫室的情况:“其绳则直,宿版以载,……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

  当时筑墙的方法是,先在墙基放线以定直度,再用绳子把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木板捆束住,填上土,一板一板向上打,五板叠起来的高度叫一堵,五堵之长叫一雉。

  雉这个单位似乎早已不用了,可是这种筑墙的方法却一直为我国北方农村所沿用,“堵”作为一种民间习用的单位也流传了数千年。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4:42
  测量土地与封地

  周代早在公刘时代已实行“彻田为粮”。田虽有公田、私田之分,但耕种时则由一井农民在土地上“通力而作”,收获时则勿论公私都“计亩而分”。所谓计亩而分,就是把总产量依公私田亩数量的比例加以分配,这种方式,对统治阶级来说,可以防止农民耕作公田不出力的弊病,对农民来说,又可以避免把劳动时间过多地被强迫使用在公田上。这种“计亩而分”的赋税制,不仅要计算田亩,更要计算每年的收获量才能进行。

  《周礼》中记载:“凡葛征,征草贡之材于泽民,以当邦赋之政令,以权度受之”。大意是说:天子向诸侯征收贡赋,设有专门官吏,用天子颁发的度量衡器具去收纳各种实物,而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往往发给他们相应的度量衡器,于是这些度量衡器便成了权力的象征,一旦掌握了它,便有权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征收赋税。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度量衡大小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 ,书同文字”,颁发统一度量衡诏书,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商代牙尺为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奠定了基础。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确立郡、县二级制,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秦制“大率(县)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银雀山汉初竹简《库法》:“大县百里(越大越容易囊括废地),中县七十里,小县五十里。大县两万家,中县一万五千家,小县万家(近5760家农村人口,以及随着产量生产力的提高和非农人口的增加,而繁荣起来的小都3000家人口和4个县鄙各500家人口)”。

  都,在战国以后专指点而不指面,但是周朝的都,既指点也指面。《说文》中的注解称“地方千里,乡为百县,县有四郡(都)”,正方形边长一千周里,有100个正方形边长一百周里的大都。郡音形同君,是国家级别的,五十周里的小都离战国的国家,面积差太远了。汉朝一个郡一般有20个县,王国一般有4到8个县。

  《周礼·地官·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所以总面积2个正方形边长一百周里的子爵领,可用的只有正方形边长五十周里的一个小都,也就是战国的都、汉初的万户小县。总面积3个正方形边长一百周里的伯爵领,可用的只有正方形边长一百周里的一个大都,也就是战国的都、汉初的2万户大县。

  西汉公元前后,6300万人口,公元2年共103个郡、王国等郡级政区,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拆分了很多2万户大县,保留少数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万户方五十周里的小县,5人1户,1000个1万户小县就是5000万人口。再加上少数人口大县和边疆山区一些地广人稀的县。

  原本方百里,四分之三到一半土地是不能用的,比如男爵是1个百里1个都邑,有1个大县。子爵是2个百里2个都邑,有2个大县。伯爵是3个百里4个都邑,3个大县4个小县。侯爵是4个百里5个都邑,4个大县4个小县。公爵是5个百里10个都邑,20个小县。但是从西周到春秋到战国到汉朝,人口也翻了4倍,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极大增加,所以4个都邑组成一个理论值23040家的2万户大县,也指4个小县的纯农业人口的产出。


  如果没有精确的测量工具是无法建造宫室,甚至是何以建立封疆裂土的封建封地呢?而想要精确建造宫室就需要精密化的营造尺。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5:22
  营造尺的尺度

  营造时对计量算法要求精密化,所以有营造尺。营造尺每朝每代都有,只是具体的叫法不同和单位不一。清康乾年间为了统一尺度,由工部重新规定,叫工部营造尺,简称部尺

  古建筑尺寸规范:

  1、面阔确定:按门尺吉字定明间面阔尺寸;次间按明间面阔的8/10定尺寸;

  2、进深确定:小式建筑不超五檩四步,七檩房则增加前后廊来处理;大式建筑按斗拱攒数定进深;

  3、柱高柱径确定:柱高为明间面阔的8/10。

  《鲁班经》《中国度量衡》等古籍记载曲尺一尺四寸四分为门尺,其间分八门,每门一寸八分,分为财、病、离、義、官、劫、害、福。

  木径尺和门尺统称为鲁班尺,木径尺又称曲尺、压白尺、清代正式命名为“营造尺”。

  丁兰尺(子思尺为曲尺一尺二寸八分,其间分十寸)是古人丁兰创作,不是鲁班尺,它是属于阴尺。

  中国工匠在使用米尺之前都使用营造尺,营造尺使用范围广泛,适用于风水学,考古学及中国所有传统行业工匠使用。讲为中国工匠解析古代工匠艺术,提供尺度参考依据。


  与鲁班尺相关的说明:

  1、中国传统行业工匠不使用英寸,古代工匠使用营造尺。

  2、丁兰尺是古人丁兰创作,不是鲁班尺(学术概念问题)。

  3、历代《鲁班经》记载:曲尺(木径尺、营造尺)一尺四寸四分为门尺,木径尺和门尺统称鲁班尺。

  4、《中国度量衡史》记载历代营造尺长度虽有调整,但木工使用木径尺,自鲁班一变之后再未改变过,一直沿用至今。

  5、现在市面上的鲁班尺卷尺,其42.9cm版门尺为隋朝传承。

  6、山西历代匠家传承木径尺合米尺31.66cm,门尺45.6cm。

  7、清乾隆时期加大营造尺(木径尺)为32cm,门尺46.08cm。

  8、解放以来,中国卷尺一直未发行过“中国传承营造尺”。

  9、挽救濒临失传的中国营造尺。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5:39
  鲁班尺、营造尺、门光尺

  清人李斗著有《工段营造录》一书,原载《扬州画舫录》。书中讲到曲尺及压白尺法说:区者绳圣,三白九萦,工作大用,日时尺寸,上合天星,是为压白之法。书中只讲了寸白,且认为压白尺法作为匠者应掌握的一项重要丙容,被喻为“绳墨”。由上可见,压白尺法在明清之际是很流行的。

  清工段营造录所载曲尺与八字尺文如下:

  “門制:上楣下閡,左右為棖,雙日闔,單日扇,有上中下三戶門,及州縣寺觀,庶人房門之別。開門自外正大門而入次二重,宜屈曲,步數宜單,每步四尺五寸,自屋簷滴水起量至立門處止。門尺有曲尺、八字尺二法。單扇棋盤門:大邊以門訣之吉尺寸定長,抹頭、門心板、穿帶、插間梁、拴杆、檻框、餘塞板腰枋,門枕、連檻、橫栓、門簪、走馬板、引條諸件隨之。古者外門內戶文選注:大門為門,中門為閹,說文雲:半門曰戶;玉篇雲:一屏曰房櫳廂個,巷廄藩溷,眥有耳門,不免間作奇巧,如圓圭、六角、八角、如意寸,每寸准曲尺一寸八分,眥謂門尺,長亦維均,八字:財、病、難、義、官、劫、害、本也。曲尺十分為寸: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十白也。又古裝門路用九天元女尺,其長九寸有奇,匠者繩墨,三白九紫,工作大用日時尺寸,上合天星是為壓白之法。”


  门尺

  工匠要了解工匠的语言。在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中,对同样的构件,不同的工种可能有不同的叫法。木匠的命名方式比较规范,大多数构件的名称与其位置相联系,如前檐柱、后檐柱。画匠则不同:两斗拱间有一个垫平板,板上画了三个火焰宝珠,所以叫“灶火盆”,这是“象形”的命名方法。

  木匠们都有一种叫做“门尺”的尺子,用于丈量门的尺寸,是他们的重要谋生工具之一。门尺上不同的字对应着门的不同使用对象。门尺就是安门的规矩,“冬不开北门,秋不立西门,夏不开南门,春不立东门”,以免影响财气。工具方面的讲究为这一行注入了很多风俗与文化。类似地,没有对老资料中的苏州码、木匠画线中的借线方法等知识进行过学习,是很难在这一行更进一步的。

  “门尺”即是以鲁班先师为代表的古代工匠,为校正“门窗口径吉凶”而创作出的标尺工具。是古代工匠文化的代表作之一,体现古人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也属于精工细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主义的工匠精神。


  中国人讲“门风”,就是无形之中提及到了“门尺”的作用。“门风”是指某一家、某一族或某一流派,时代相传的德行风气。匠家解释其为“门之风水”,人每天要经过无数的门。古人认为“门之风水”的优劣,长期的磁场环境效应,会影响到入驻之人的行为和命理风水,由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讲影响一户人家的门风。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6:05
  门 光 尺

  与堪舆术有关的建筑尺度.在民间广为流行的除了压白尺外还有门光尺.门光尺是古代木工师傅用来量度裁定门户尺度的一种用尺。古人认为按此尺丈量确定的门户,将会光庭灿祖,故名.门光尺一尺均分作八寸,每寸上写有表明吉凶意义的文字及其相应的徽纬用语,所以又叫作“八字尺”还称为“门尺”,“门公尺”。

  《 鲁班营造正式》 和《 鲁班经》 中又称为“鲁班尺”、“鲁班真尺”,有的书中则称为“鲁班周尺”。《 鲁班营造正式》和《鲁班经》中关于鲁班尺有如下记载,并附鲁班真尺图。

  《鲁班营造正式》所载:八字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其尺问有八寸,一寸准曲尺一寸八分;内有财、病、离、义、官、劫、害、吉也。凡人造门,用依尺法也。

  对于八字的吉凶涵义书中有“鲁班尺八首”逐一作了解释。有的书中把“吉”换作“本”字,

  《鲁班寸白集》 说:

  财者财帛荣昌,病者灾病难免,

  离者主人分张,义者主产孝子,

  官者主生贵子,劫者主祸妨蔴,

  害者主被盗侵,本者主家兴崇。

  由上可见,财病离义官劫害吉(本)八字中,财、义、官、吉四字为吉,病离劫害四字为凶。· 然而,吉字寸的使用并非吉字恒为吉,凶字恒为凶,还要看安门的对象如何,如义字门安在都门和廊门上均被认为是凶兆,官字亦不宜安于庶民百姓家的大门,而病字安于厕门反而又逢凶化吉。对此,《鲁班经》又说:

  惟本门与财门相接最吉,义门惟寺观学舍义聚之所可装,官门惟官府可装,其余民俗只装本门与财门。

  门公尺使用说明:

  1、财禄(木)门,用于民户人家。

  2、长病(土)门,用于医疗、药堂。

  3、生离(土)门,用于流动行当。

  4、义顺(水)门,用于学堂、民户。

  5、官禄(金)门,用于官府衙门。

  6、劫道(火)门,用于牲畜、圈门。

  7、六害(火)门,用于司狱圈门。

  8、福本(金)门,用于店铺、民户。


  安门位置宜忌:

  1、财字:最喜落在门上。

  2、病字:最宜落在厕所门,起压制凶神不抬头的作用。

  3、离字:忌于大门或卧室门。

  4、义字:喜落在门上,忌廊门,最喜厨房门。

  5、官字:忌在大门,防官讼,是非之事,喜在房门,则生贵子。

  6、劫字:最忌临大门。

  7、害字:忌在卧室门。

  8、福字:最宜开大门。

  门公尺的应用要领:进户门的尺寸最好是:喜庆、权禄、进财、横财。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6:25
  鲁班尺门尺标尺种类:

  1、42.9cm版为河南版隋朝传承门尺,经研究其为假鲁班尺。

  (42.9厘米的門尺泛滥原因都在卷尺厂商方面。此种卷尺是90年代出现的,当时改革开放,国营量具厂多数已经倒闭,私营企业刚刚兴起,缺少文化史料查阅权限和资源,且当时不像现在网络资源共享。厂商以营利为目的,私造了这一版,美其名曰“现代鲁班尺”并大批量投放市场,当时也曾轰动一时,后河南商丘虞城县(今 中国卷尺城)各大小卷尺作坊厂商不断大批量仿制所致。)

  2、45.6cm版门尺为匠家传承鲁班真尺。

  3、46.08cm门尺为清代乾隆时期,清代乾隆宫廷版,为移神换将门尺(运用九星中三星移位)

  4、50.4cm门尺是清代布锦尺乘1.44得来的,属清代布锦尺,不属于鲁班尺,本不应用于门尺标尺的,极少数地方仍在用。


  清代的营造尺长32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康熙御制”铭残牙尺,每寸合 3.2厘米,与紫金山天文台铜景表尺上的清营造尺长度完全一致。清代的裁衣尺合1.1111营造尺,等于 35.55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清牙雕裁衣尺,正面等分10寸,背面刻山水、人物、树木、屋宇,刻工极精。


  “鲁班尺乃有曲尺一尺四寸四分”,告诉我们了八寸门光尺与十寸曲尺(长同营造尺)之间的换算关系。以明清营造尺长32 厘米计算则有:

  鲁班尺(门光尺)=1.44 营造尺

  门光尺=1.44×32 =46.08 厘米

  门光寸=1.8 营造寸=1.8×3.2=5.76 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一把门尺,长46 厘米,与46 . 08 厘米的推算值相差无几,可资验证古籍之记载。该尺宽5.5 厘米,厚1.35 厘米,尺的两个大面均划分为八格,二面格中分别写有:

  正面:

  财木星 病土星 离土星 义水星

  官金星 劫火星 害金星 吉金星

  背面:

  贵人星 天灾星 天祸星 天财星

  官禄星 独孤星 天贼星 宰相星



  依据《中国度量衡史》《鲁班经》等史学文献记载考证,木径尺和门尺统称为鲁班尺。历代营造尺长度虽有调整,但木工使用木径尺,在鲁班一变之后再未改变过,一直沿用至今。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7:59
  木匠中有很多的线形符号,如中线号,运用于每个柱子和枋子;废线号,一竖画一个圈;需要线,一竖上打一个叉。只有真正的大木匠(掌线师傅)才有资格掌管划线工序,他们通过墨线符号向操作人员传达每个木构件的尺寸要求和作法说明,这些墨线和线形符号就是大木匠最直接的语言。每个符号都有其特定的含义。

  图 木匠使用的墨线线形符号

  


  线形符号图例(部分)

  关于线形符号,有这样一条口诀:“一记二掸三截四升”。

  记线--在墨线上划一道斜道,表示这是一条线,通常不做标记。

  掸线--又称断肩线,在墨线上划二条斜道,表示从这里断肩,多用于各种榫的两侧。

  截线--在墨线上划三条斜道,表示截断,用于构件的端头。

  升线(侧脚)--在墨线上划四条斜道,用于表示柱子的掰升,仅用于外檐柱上,顶端与中线重合,下面逐渐分开,弹在柱子中线里侧。

  由于角柱在两个方向均有掰升,所以四个方向均要表明升线。大木安装时,升线要垂直水平面(柱础),使柱子向内倾斜。

  图 大木作制作的基本流程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8:46
  从“度”到容积、重量

  秦国统一以前,各个诸侯王国的单位是不一样的。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才在全国统一了度量衡。

  中国古代度量衡制是以长度作为基本量,由它推导出容积和重量。所以,长度变化影响容积和重量,中国历史上因此出现度量衡大小制的现象。

  汉兴以后,刘邦即令张苍根据秦制“定度量衡程式”,使汉代的度量衡制度很快地建立起来。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秦汉时期度量衡制度是:

  度制:分、寸、尺、丈、引。进位完全采用十进位制,即1引=10丈=100尺=1000寸=10000分。

  量制:龠、合、升、斗、斛。除二龠为一合外,其它也都采用十进制,即1斛=10斗=100升=1000合=2000龠。

  衡制:铢、两、斤、钧、石。1石=4钧,1钧=30斤,1斤=16两,1两=24铢。


  两汉未闻有定制之举,在度量衡方面也没有颁布新的制度,其单位与进位完全与秦制相同。秦世享国不久,虽立其制,不传其书。《汉书·律历志》所记“审度、嘉量、权衡”各章,既是汉代度量衡制度的实录,同时也是秦代度量衡制度的补记。

  迄今所见两汉度量衡器甚多,实测汉尺八十余支,得知战国至东汉末年尺度变化甚小,在23—24厘米之间。量器五十余件,其中包括撮、龠、合、升、斗、斛六种不同单位的量器,每升约合今200毫升。权衡器五十余件,西汉至新莽每斤在250克左右,东汉略有下降,每斤约在220克左右。

  继秦而起的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皆如秦制,度量衡也沿用秦制,并且在民间得到推广。“汉承秦制”是指从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一直到汉宣帝,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继承和发展了秦朝的各项制度。

  因为所有的计量单位都是以长度单位做基础,长度的变化,也就会导致其他计量单位的变化,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度量衡变化尤其明显。

  清人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说:“古度量衡短小且轻,今度量衡长大且重,又何也?

  自古利权皆自上操之,官吏之征银帛粟米也,未有不求赢者,数千年递赢之至於如此,此亦不得不然之势也。”

  王国维《观堂集林·记现存历代尺度》云:“尝考尺度之制,由短而长,殆成定例。而其增长率之甚,莫剧于东晋后魏之间,三百年间几增十分之三,求其原因,实由魏晋以后,以绢、布为调……官吏惧其短耗,又欲多取于民,故尺度代有增益,北朝尤甚。”

  其中,“欲多取于民”确是度量衡量值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魏晋时期的度量衡魏晋时期的度量衡制,史籍记载很少,未见有新的规定,其间使用的度量衡器,多仍新莽旧制。仅从《晋书·律历志》中略知魏时杜夔所用调律之尺比莽尺长了四分七厘,尺长当合今制24.2厘米。

  近年来考古发掘所得三国时的尺数支,尺度在23.8—24.2厘米之间,与东汉后期尺度相差无几。

  西晋初亦承魏制,至“武帝泰始九年(273年),中书监荀勗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晋书·律历志·审度》)。

  荀勗以他聪慧的听力校乐定律,重造古尺,使其与莽制相合。唐朝李淳风在考校隋以前尺度时,以荀勗尺为古尺,与刘歆铜斛(即新莽铜嘉量)尺同列为第一等尺。

  然而荀勗尺并未成为晋朝法定的尺度,民间行用之器仍依新莽以后增讹之制,荀勗新尺唯作调音律之用。可见以律定尺是行之有效的。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29:20
  东晋以后,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朝,南北朝各地区、各时期量值相差悬殊。

  以尺度论,据李淳风所列十五等尺(载《隋书·律历志》)中之宋氏尺长24.5厘米,并为齐、梁、陈所沿用。

  北朝常用尺度则迅速增长,十五等尺中所列共四等:即后魏前尺长27.8、中尺27.9、后尺29.5厘米,至东魏,尺长已达30厘米,并被北齐、后周所沿用。其间一百多年尺度增长了6厘米。量衡之制南、北增长率也不同。

  按《隋书·律历志》所称,以刘徽考校魏(三国)斛大于莽斛2.7%,折合今制每升约合205毫升。“梁、陈依古”,当为200毫升,“齐以古升一斗五升为一斗”,每升合300毫升。北朝量制增长速度较尺度更为迅猛,北魏时每升“于古二而为一”(《左传·定公八年》孔颖达疏),约合400毫升。

  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建立隋朝时,容量单位每升已增至600毫升(《隋书·律历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衡制:“梁陈依古称”(每斤约250克),“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约合今375克)。北朝增长速度亦远远超过齐、梁、陈,按《左传》孔颖达疏:“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每斤当合500克。

  今河南省博物馆藏北魏铁权两枚,重515.5、593克,估计皆为一斤权,单位量值超过孔氏所考证的重量,至隋统一度量衡时,已高达“以古称三斤为一斤”(《隋书·律历志》)了。北魏至隋每斤的增长率已超过战国至清末两千多年总增长率,每斤竟高达750克。

  北朝度量衡恣意增大,南朝则尽量保持不变,因此出现了“南人适北,视升为斗”的现象。这期间出土的度量衡器甚少,迄今只见北魏尺一支,长31厘米,南朝尺二支,长25厘米,权十一件,由于这些权多作秤砣使用,无法推算出每斤的单位量值。在河南省出土的两枚铁权,形制与秦汉铜权相仿,自身重595和516克,大于秦汉一倍有余。


  《六典》还明确规定累黍之制仅用于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及冠冕之制,而内外官则均用大者。尽管《唐六典》所记汉唐之制只是一个约略的比例,还不能以此为根据得出隋唐之实际量值,但它确已成为考证这一时期度量衡制的重要文献。

  唐尺所见甚多,容量却至今未见有任何更确实的资料或实物可作进一步考证,只能根据《隋书·律历志》“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和《唐六典》“以古斗三斗为一斗”的粗略记述,以秦汉每升均为200毫升为标准,推算唐一升约合600毫升。

  唐朝长度、容量单位均沿用前朝,唯在重量单位有所改进。秦汉以来,长度和容量皆为十进制,唯重量是非十进制。唐初铸“开元通宝”钱,表示开辟新纪元及通行宝货的意思。据《唐会要》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累)。”二铢四累恰合一两的1/10,即10枚“开元通宝”重一两。

  后世人感到10钱为一两比二铢四累为一两更便于计算,于是约定俗成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单位“钱”。宋时又将十进位的分、厘代替了钱以下的累、黍,这样,重量单位除了仍用16两为一斤,120斤为一石以外,其他单位都采用了十进位制。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4:35:35
  步

  我们学过《劝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古人把一举足叫一跬,两跬叫一步。用步主要量地路长度。三百步为一里。“周以八尺为步”。

  “秦以六尺为步”,有人研究其实相等。

  汉代一步约140厘米。唐代则以五尺为一步。三百步合1500尺即150丈。

  秦汉时候的一里1800等于尺,而尺才等于23厘米,一里也不过约416米。后代如清营造尺一步五尺,一里约合今500米。


  面积

  由长度到面积。《汉书_食货志上》说:“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

  从这一记载可知,井方一里,为九夫耕种的九百亩耕地,每一边的边长为一里三百步。汉代一亩为一百平方步。九百亩为一井。古代井田制就是这样的量度出来的。后来还有大亩之说,大亩是二百四十平方步。

  容积

  现代体积容积的计算用长度单位即可。古代农业为主且要收交国税。就用斗量。斗本义就是量器,《庄子》中说:“棓斗折衡,使民不争。”意思是把斗器与衡器都破坏,人民就不争大小多少了。

  古代容积以斗为基本单位:十斗为一斛(也作桶、甬)也说一石,一斗为十升,一升为十合,一合为十龠。汉代的一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0毫升。还有一种说法,一合等于十勺,一勺等于十撮,一撮字面义就是一捏儿。

  东汉时一合等于二龠,一龠等于五撮,一撮等于四圭。一圭相当于0.5毫升。

  相对而言,斗是小量器。筲是斗的五分之一,更小。所以《论语》中孔子说“斗筲之人”就是不值得和他计较的那种小人物。所以斗室就是小房间,斗食就是俸禄很低的下层小吏。

作者:QQ领航者 时间:2019-05-06 14:50:21
  你说的是过去,现在是不对称加息,定向降准,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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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5:10:15
  郑和宝船

  据《明史》记载,郑和奉永乐大帝之命,率领大小船舶200 余艘,官兵27800 余人,其中大型宝船62艘,最大者长44丈,宽18丈,设有九桅十二帆,最远航线达6000海里以上,绘制了最早有航路的航海图。郑和船队,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组织之严密,是15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

  郑和下西洋用船叫“大号宝船”。在《明史·郑和传》中记载得很明白:“造大舶,修四十四者六十二”。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大船长达四十四丈,宽十八丈,明代营造尺一丈相当于现在3.2米,也就是说当时郑和的大船约长达140.8米,堪称“明代航母”,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造出这么大的船,据说同时代“哥伦布”去美州乘的是三条排水量近百吨帆船,在当时的欧洲已是大船了,但与大号宝船相比,只能算是小小船。

  不过,根据中国的传教士记载的资料显示“哥伦布”出现的很晚,《职方外纪》、《坤舆图说》里都尚无“哥伦布”,即便相类似的人物却也没有说是哪个国家的,其内容也互相矛盾。

  有关郑和宝船尺度,对宝船的尺寸最通行的记载是清代官修的《明史·郑和传》,其中说永乐三年六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船队中有“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的宝船62艘之多。

  但《明史》并不是这段记载的源头。在更早的文献里,马欢《瀛涯胜览》(定稿于 1451 年)、顾起元《客座赘语》(成书于 1617 年)与谈迁《国榷》(成书于 1653 年)中都留下了一段相同的文字:“宝船六十三只: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在明末罗懋登所著《西洋记》中详细地记载了郑和船队中各种船型的尺度,其中,宝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这正是《明史》中宝船尺寸的来历。

  上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郑鹤声先生在静海寺厨房的墙壁上拓下的静海寺残碑碑文中,多次提到官军驾乘船只中最大的是“二千料海船”。

  南京市博物馆在南京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抢救性考古发掘了明代太监洪保墓,这位太监曾是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副使。让专家们兴奋的是,虽然古墓遭到盗劫,但里面发现了非常完整的墓志,上面刻满了铭文,介绍到了郑和下西洋 。

  图 大明洪保墓出土碑文寿藏铭拓片

  


  铭文中提到:“永乐纪元,授内承运库副使,蒙赐前名。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经过研读,南京市博物馆研究员王志高发现,短短几句话,不仅有船号的记录,还有船的载重量。

  王志高说,洪保作为郑和船队的二把手,应该乘坐的就是郑和宝船了。而这艘宝船叫“大福号”,能容下“五千料”。料在古代是一种容量单位。五千料,相当于现在排水量2500多吨。“不得不说,这在古代是一个造船神话。”

  “五千料巨舶”中的“料”字在古代是船舶计量单位,一石粮食或者两端截面方一尺、长七尺的木材为一料。5000料,至少是2500吨,相比于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哥伦布的座船整整大上一倍。

  在这份宝贵文献出土后,先后有数十名国外史学家前来中国求证,知道鉴证其真伪后,众皆哑口无言。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5:12:01
  “料”是一种容积单位。

  自宋至明,中国船常用“料”为其大小的单位,文献里常可见到“200料”,“2000料”等等。另外船的载重也常用“石”为衡量单位。据台湾海大教授苏明阳研究计算;按元人赡思的《河防通议》①资料详细分析,船料是一只船可以载人、物之容积。

  一料是十立方尺(宋或明尺)。而一“料”容积之载重,则依货物之比重而定。一料是十立方尺(宋或明尺)。

  而一“料”容积之载重,则依货物之比重而定。船料可由船长、船宽及舱深的乘积估计求得。一般来说,有1料=1石=92。5斤的比例(《中国古代海军史》149页),不过并不准确,研究者有不同的估算法,估算结果也不同。

  图 山东博物馆展出的明代漕船

  

  明代 1 石的容积是 100~103.5 公升,可载米75~80公斤。因此,“五千料巨舶”的有效容积就是 500000 公升(500 立方米),有效载重约 400 吨。然而,这个有效装载容积和古船总体积或排水量的比值却不得而知。要求得船的大小,只能用相对粗糙的类比法来分析。

  明代造船专著《龙江船厂志》中明确记载了多种小型战舰的尺度。其中的四百料战船,推算出的排水量在 120~150 吨左右。如果船型相同或近似,船料之比就近似为体积之比,也就近似为排水量之比。

  《龙江船厂志》与《南船记》②是相当详细,而且可信的明代造船书籍,其中也有郑和宝船数据;再根据南京龙江船厂原址考古出土之11米舵杆(应该是当时最大船只的遗物)推算,以日本出土的明代中国船为比例合理估计一下,宝船应该是6000料,与明朝之最大“封舟”近似。其船长约为70米,排水量约为2000吨,载重量约为其半1000吨。这些宝船尺度、排水量等都只能是大约值。(资料来源《郑和研究通讯》)。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5:12:13
  图 中国科技馆中的宝船模型和解说

  


  据说,当时的西方,最大船只排水量不过1500吨,十五世纪威尼斯拥有一艘一千五百吨的船,船员1200人,但只能在地中海沿岸航行,而郑和船队利用指南针和“过洋牵星”技术开辟了最早的横越印度洋航线,并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

  图 按同比例制作的郑和宝船模型和哥伦布旗舰圣玛利亚号模型

  


  哥伦布的座驾——圣玛利亚号,也不过区区35米长,放在大明郑和44丈4尺(135米)长、18丈(56米)宽的无敌大宝船面前,只不过是个漂浮的玩具而已

  西方总是说中国人不可能造出这么大的船只来,但是,目前关于郑和的所有史料,如《明史·郑和传》、《郑和家谱》、《瀛崖胜览》、《客座赘语》、《龙江船厂志》等的记载都惊人一致,即“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是九桅十二帆的大船。而怀疑者却举不出史料来反驳这一记载。

  认为明朝造不出这样的大船是没有理由的,不要把古人当成傻瓜,以为还生活在原始社会,没有古代的科技文化发展延续到今天,也不会有今天的更为先进的技术!没有过去,哪有现在呢!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5:17:12
  欧洲人连陆上来中国的路也找不到,‘坤舆万国全图’不可能是由欧洲人绘制。航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既然欧洲人连找中国的路都这么困难,何谈其他!还说什么制造船舶,给中国人送“科技”,“哥伦布”的故事都很晚才出现!

  图 欧洲 寻求路上科学之路的失败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5:44:22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骨尺和牙尺,是目前中国所见最早的测长工具。尺面分、寸刻线都应用了十进位制,分别长16.95、15.78、15.8厘米,可作为商代一尺实际长度之参考。

  图 【妇好墓出土玉矩尺形器】

  


  汉承秦制,汉尺出土约60余支,长度一般在23~23.7厘米之间。西汉尺以满城汉墓出土的错银铁尺为最精,长23.2厘米,正、背面各等分十寸,其中一边第三寸内为三等分,第五寸内为五等分,第七寸内为七等分,第九寸内为九等分。

  图 满城汉墓错金铁尺

  

作者:yletpkki 时间:2019-05-06 16:22:27
  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分别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从出土文物看,在八九年前的贾湖文化已经有了高度成熟的测量技术了。贾湖骨笛,从纯粹乐器的角度说,它能吹奏出七声音阶,没有精准的测算计量,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笛子的。而更有研究者发现,贾湖骨笛是原始圭尺,是测量节气日影所刻而得,反映的是律与历天与地的关系,那就更不得了了。
  贾湖骨笛,八九千年前,
  河姆渡榫卯,七千年前
  红山文化的方圆祭坛,五千三百多年前
  凌家滩玉器,五千三百多年前
  大地湾宫殿遗址,五千多年前
  良渚宫城遗址和水坝遗址,良渚玉琮,四千六百年前
  石峁古城面积400万平米,石砌的城墙、复杂的城门设计,四千三百年前
  陶寺遗址观象台,能通过观测日出确定不同节气,四千三百年前
  大禹治水,四千年前
  所有这些,没有精准成熟的测量技术,如何能做到?
  有了度量衡,还有一个统一标准的问题。丘光明《中国古代度量衡》认为,这统一度量衡在大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否则,难以指挥大规模的测量活动,而大禹治水,几乎跨越了整个黄河长江流域,没有统一标准,谁知道该挖多深的沟呢?而《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声为律,身为度,”这也可以作证。这也侧面说明,夏朝是统一国家的开始。《尚书•虞书•舜典》说: 舜“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禹治水的时候,是受命于舜的,说是舜统一度量衡的,也说得通。
  《国语•周语下》说: “《夏书》有之曰, 关石和钧, 王府则有。”《礼记•明堂位》说:“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商代的记载没有,但有出土的骨尺牙尺,可以想象,统一的度量衡也是存在的。
  西周的分封制把周的文化以及制度带到黄河长江流域,随着诸侯势力的壮大以及周王室的削弱,礼崩乐坏之下,各诸侯国的货币固然不一样,度量衡制度也开始有了差异,有些诸侯国像齐国,一国之内也有差异,齐国大夫田氏为了争取民心,采取了“大斗出、小斗进”的做法,这样,齐国的“斗”就有两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很自然地采取了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的措施。与之前的统一不一样的是,秦政府还做了大规模而有效的宣传,把统一文字度量衡的诏令刻在量器上,刻在衡器上,通告全国,使到统一的标准深入人心,虽然秦的统一只有短短十五年,可是这统一的度量衡标准遗址延续到两汉以后,出土的汉代方斗折算出来的“尺”的长度和“升”的容量与商鞅方升的数据是一致的,可见秦制度量衡的影响之深远。
  在古人眼里,“律度量衡”是有一致的有联系的。一定口径的律管发出一定音高(比如黄钟)所需的长度是一定的(九寸),以此为据,黄钟律管的长度九十等分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得出长度计量标准,为了便于人们掌握这个长度标准,古人还找到了一种谷物“秬黍”,它通体浑圆而规整,一黍刚好是一分,十黍就是一寸,现在人们还可以通过实物验证,十黍长度刚好2.3厘米左右,与战国秦汉的一寸吻合,可见这参照物的可靠。黄钟律管的容积为一龠,两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由此得出容积计量标准;黄钟律管所容的“秬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两者,两黄钟律之重也)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二十四铢而成两者,二十四气之象也。)。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由此而得出重量的计量标准。就这样,“律度量衡”就有机地统一联系起来了。《尚书•虞书》记载“舜•••同律度量衡”,就是说,在夏朝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这种联系制度了。
  以黄钟为首的十二律管按照一定的要求插在地下,通过“吹灰候气”还可以准确提示十二月份。
  所有这些,体现了古人对天地万物的了解至深至细,天地人合一可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空话大话。
  这些,地中海沿岸是怎么样的?



  商代以前古代测量简史
  
  贾湖骨笛与天文观测的关系
  
  商周秦汉的部分度量衡文物
  度
  
  量
  
  
  衡
  
  秦文物中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
  
  度量衡的统一并不是一阵风工程,它还需要长期的系统的检测、校正和监督。看看秦代法律关于度量衡检测校正的规定以及对失误的处罚:

  《秦律•工律》关于度量衡器校正的规定:
  “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羸〉(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壶〈壹〉。有工者勿为正。(假)试即正。”
  译文:“县和工室由有关官府校正其衡器的权、斗桶和升,至少每年应校正一次。本身有校正工匠的,则不必代为校正。这些器物在领用时就要加以校正。”

  《秦律•效律》关于度量衡误差的处罚:
  “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啬夫一甲;不盈十六两到八两,赀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赀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赀一盾。

  斗不正,半升以上,赀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赀一盾。半石不正,八两以上;钧不正,四两以上;斤不正,三朱(铢)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参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黄金衡羸(累)不正,半朱(铢)以上,赀各一盾。”

  译文:“衡石不准确,误差在十六两以上,罚该官府啬夫一甲;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罚一盾。桶不准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一甲;不满二升而一升以上,罚一盾。

  斗不准确,误差在半升以上,罚一甲;不满半升而在三分之一升以上,罚一盾。半石不准确,误差在八两以上;钧不准确,误差在四两以上,斤不准确,误差在三铢以上;半斗不准确,误差在三分之一以上;参不准确,误差在六分之一升以上;称黄金所用天平法码不准确,误差在半铢以上,均罚一盾。”
  古代测量的一个高峰是新莽卡尺。 现存新莽卡尺三把,两把是传世品,藏北京,一把是出土文物,在扬州。清代晚清一些着录如吴大澄《权衡度量实验考》和容庚所编《秦汉金文录》,共收录了五件卡尺拓本,可惜原物在解放前就已流散失传了。
  从这些资料看,新莽时期的卡尺已经是很普遍的存在了,而从先秦车马器以及秦代的青铜武器的精度看,青铜卡尺很可能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只是没有出土实物为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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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7:06:57
  度量衡——量器(容积)

  量以载道,计以行远,可以说,计量一直都在伴随着人们的生活。在古代,人们已经制造出了商鞅方尺、日晷、罗盘等计量仪器对容量、时间和方向进行计量。

  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器具逐渐完备。

  例如:齐国的量器有豆、区、釜、钟,并且有法定的进位关系: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

  “豆”原是盛肉或盛酒的用具。

  《考工记·梓人》:“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由于豆有一定的量,就逐渐用它作为量器的一个单位,后来演化为“斗”。“釜”是烹饪用的锅,适合于一家人的食量,所谓“因人食而制嘉量”,釜也逐渐成为量器的专用名词了。

  中国古代容积单位因为与谷物的度量有关,因而出现很早,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钟、釜、斛、斗、升的容积单位体系。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1钟等于10釜;釜与斛的换算关系不明;1斛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

  量器是封建社会计量农产品多少的主要器具,因此容量的计量产生最早,它的单位名称也最为复杂。

  在《左传》、《周礼》、《仪礼》、《尔雅》等经典著作中都有关于容量单位的记载,其专用名称有升、斗、斛、豆、区、釜、钟以及溢、掬等,同长度一样,周代以前容量单位也是用人的身体计量,以一手所能盛的叫作溢,两手合盛的叫作掬。

  掬是最初的基本的容量单位,《小尔雅·广量》说“掬四谓之豆”,《左传·昭公三年》说“四升为豆”,这两种说法是相通的,就是说掬也就是升。

  周代以前容量单位同长度一样,以人的身体计量,以一手所能盛的叫作溢,两手合盛的叫作掬,掬是最初的基本容量单位。

  《小尔雅·广量》记载“掬四谓之豆”,《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四升为豆”,这两种说法相通,掬等同于升。

  升的本义为“登”、“进”的意思,两手所盛是基本的容数量,然后从这个数登进,按四进有豆、区、釜,按十进有斗、斛,所以升(亦即掬)是容量的基本单位。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标准,将容积单位规定为斛、斗、升三种,1斛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经实物测量,秦代的1升约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

  后来《汉书·律历志》对容量单位做了系统的整理,命名为龠、合、升、斗、斛五量,一合等于二龠,合以下都是十进。

  汉代度量衡标准经刘歆修订后,容积单位有斛、斗、升、合、龠五种,其换算关系为:1斛等于10斗;1斗等于10升;1升等于10合,1合等于2龠。这时的1升也相当于今天200毫升左右。

  后来《汉书·律历志》对容量单位作了系统的整理,命名为龠、合、升、斗、斛五量,一合等于二龠,合以上都是十进(宋以后一斛为五斗),升是容量的基本单位,斗和斛则为实用单位。

  至于《说苑·辨物》云“十龠为一合”,说法有所不同,可资参考。附带提一下石,石本来是重量单位,为一百二十斤,但自秦汉开始,石也作为容量单位,与斛相等。

  关于容量的小单位,《孙子算经》卷上说:“六粟为一圭,十圭为抄,十抄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这样,六粟为一圭(一说,十粟为一圭),其余圭、抄、撮、勺以及合、升、斗、斛八个单位,都是十进,这种计算方法,自汉代以后一直都在采用。

  隋唐时期,升有大小之分,小升仍相当于今天的200毫升左右,大升相当于今天的600毫升左右。宋代时,容积单位与换算关系发生变化,将之前1斛10斗的换算关系改为1斛5斗,同时在斛之上增加了石这一容量单位,1石等于2斛,实际上相当于用石取代了原来容量单位中的斛。

  宋代以后,容积单位及换算关系没有再发生变化。

  自南北朝以来容量单位量值不断增长,至隋、唐已三倍于古,斛所盛谷物太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此外,古史所记斛与石两个单位往往混用,宋代改制将十斗为一斛(或称一石),改为五斗为一斛,十斗(二斛)为一石;并且明确规定“凡岁赋,谷以石计”(《宋史·食货志》)。

  秦汉之斛多为圆柱形。唐宋斛大,若仍为圆柱形,则上口大而不易平准,故改为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农田余话》卷上:“今之官斛规制,起于宋相贾似道,前元至元间,中丞崔或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时,至今不改”。)

  宋代改制使古度量衡益臻完善。此后元、明、清各代相沿。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7:07:39
  中国古代容积的标准量器

  钟,古代量器,春秋时齐国以十釜为“钟”(标准不一)。

  釜,古代量器,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齐国。

  鼓,古代量器,四钧为石,四石为鼓。

  升,古代量器,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

  斗、斛,古代两种量器,十斗曰斛。

  官斛

  这个“斛”字,念作hú,音壶。

  斛,是我国旧量器名,亦是容量单位,一斛本为十斗,南宋末改为五斗。官斛就是官府用的标准量器。

  有个成语“渴尘万斛”,形容十分想念的意思。

  官斛为古代朝廷发下来的标准量器,故曰“官斛”。斛、斗、升是古代用来计量粮食的量具。官府向纳户征收田粮、佃户向田主缴纳租米,均用斛、斗、升来计量。一斛为五斗,约合现在的70斤左右。

  官斛容量本为十斗,南宋末改为五斗,直至清代。陶渊明说的“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也就是一斛。过去漕粮运到京城,要检查数量,就是用这种官斛来称量,叫做“起米过斛”。

  过斛时,斛头要用拉长声的腔调报数,叫做“唱斛”。过去在漕运码头上,有“唱斛之声相闻,米浪之景时见”之说,指的就是起米过斛与扬晒漕粮的情景。

  图 商周秦汉的部分度量衡文物——秦量、商鞅方升

  


  量器战国量器战国时最具代表性的量器有:秦商鞅铜方升,器壁刻铭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以尺度计算容积,堪称为度量衡标准器之鼻祖(见商鞅量)。

  1857年山东胶县灵山卫出土了3件齐国量器,即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左关铜。铜釜铭文严格规定了量器的管理制度以及违反者所受的处罚,与两件右里铜量相佐证,可推知齐国容量单位1升约合205.8毫升,1釜合20580毫升。

  战国时的量器基本已定型,大容量的器具如釜(斛)多带双耳(柄),升、斗多有单柄,便于使用。

  秦量器多为椭圆形带有单柄,器壁上都刻、印(戳式印纹)统一度量衡诏书(见秦诏版),单位容量为每升合200毫升(见秦量)。

  汉量器以新莽所造标准器为代表,流传至今的除新莽嘉量外,还有始建国铜斗、铜升、铜龠、铜撮等,每器皆制作精美,刻铭详尽。

  东汉量器以大司农颁发的为标准,有大司农平斛、铜斗、铜合等。这类器物上都有一凸出来的方框,框内可镶“检封”,单位量值每升约200毫升。

  明清量器有明成化兵子铜斗,容9600毫升;清户部样铁方升,容1043毫升。


  特殊小量器

  汉代量制在上举的大石小石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小量器,如只容1.2毫升的小铜勺等,这些量器既非大小量器的几分之一的畸零之数,更非所谓汉小石1.2万毫升的万分之一。典型的1.2毫升的实物是东汉时的二分铜量,此器形似小勺,长柄,柄上刻一分容黍粟六十四枚。一分是个容量单位,“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陶宏景《别录》),一分之量正可容六十黍。此铜量实为二分之量,实测容水1.2毫升,容黍128枚(和《别录》所云甚近)。

  专家推断这种小铜量多为量药物之用。其来源有可能是古黄钟(用24.63厘米的九寸为黄钟之长)一龠之量12毫升的十分之一(古黄钟一龠容黍一千二百粒)。秦汉时随着尺子变短(23.1厘米),黄钟一龠虽已缩小至十毫升,但量药物有习惯性,仍保持用旧的与12毫升有关的量器未变。

  如果此种假设前提能够成立,则东汉时容六毫升的小铜量两件可视为量药物的二分之量的五倍,都与以23.1厘米为尺的九寸作黄钟之长,其小量器容10.20毫升的铜龠、铜合、分属两个不同的量器系统。

  推而广之,西汉容7.2毫升的小铜量为六倍于二分之量;容0.4毫升的小铜量似为二分之量的三分之一,可能也都是量药物的专用器具。西汉还有一个18毫升的小铜量,容量略小于一合,也属特殊用途的小量器。

  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上造以下到官佐等,食“盐廿二分升二”。专家认为,按秦汉每升容量合200毫升折算,“二十二分升二”当今18毫升,与此器容量相合。据此,这个小铜量就是量盐的特殊用具了。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7:08:45
  度量衡——重量与容积

  重量以斤为单位。一石等于四钧,一钧三十斤,一斤十六两,一两等于二十四铢。后来发展为一两十钱,一钱十厘,一厘十毫。汉代还制造了标准斤,用黄金方寸为一斤,黄金方寸就是后来说的“寸金”。汉代一斤约相对于248克,一铢才0.65克。春秋战国时说黄金百斤,实质是青铜二十多千克。汉代以后的黄金才是黄金。

  一百个小黄米,算一铢(还有10、96、144等说法);600个小黄米即六铢合一锱。所以说铢两,就是微小;说斤斤计较,比锱铢必较要大方多了,大几百倍。杜牧《阿房宫赋》:“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当然“半斤八两”就是“铢两悉称”的意思了。千钧一发,就是把12万古代斤合今约近三吨的重物放在一根头发上,还不是危险之极?

  注意,铢、锱、钱,这些表示重量的词语为什么都用金字旁。

  因为黄金是其标准,更因为早期造倾向用金属,往往按其重量定名字,如秦钱半两,汉武帝造三铢钱,五铢钱,五铢钱就是重量五铢的外圆内方的铜钱。刘禹锡诗句有:“业复五铢钱”,是借代,是说刘备恢复汉家江山。其实在曹魏时代倒是另造了五铢钱的。

  二两银子,既是重量单位,又是货币单位。沿用既久,现代在黄金市场,还有以两为单位的,而且是旧制十六两。历史书上讲折银多少万两,切不可按现代标准理解成多少千斤。也因为金价至高,所以衡量要至精,一两十钱,一钱十厘,一厘十毫,一毫十丝。

  需要说明这个石字,也可以照本字读。它在汉代既是重量单位,又是容积单位。按容积,汉代1石米=17.55公斤,1石谷子=13.5公斤,1石大麦=12公斤。而按重量,一石就是120斤,约合今30千克。汉代官职常说的二千石是什么意思?指按月发工资,俸禄每月一百二十斛的官职如太守一级正职就是。大古代石还有大石小石,小石为六斗。


  “石”。

  《汉书·律历志》说:“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石”本来是重量单位,一石一百二十斤,古时粮食论斗,是容量单位,因为十斗粮食的重量大致相当于一石,所以粮食也论石,一石等于十斗。“石”被挪用来表示容积,成了容量单位。后来又因为一石粮食恰好是一个人所能挑担的重量,所以一石又叫一担。

  中国古代常用的计量单位有龠、合、升、斗、斛等,“石”与“斛”,是古代同一级别计量单位的不同叫法。10斗为1斛(石).据《汉书·律历志》(卷21)记载,汉时“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这么说来,一石为当时的120斤,昭仪的4200斛,则相当于50万4000汉斤.但各个朝代“斤”的具体重量并不相同,与现代的“斤”也不一致。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辩证一》(卷3)中有记录,“今人(宋朝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吗,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

  ”石“这个概念,古时就有,即表重量又表体积。但主要还是以表体积为主,因为古时的”石“主要用于粮食的计量。而粮食,又是一个国家存亡的重中之重(民以食为天),在我国古时,粮食是以体积来换算的。比如鲁讯《多收了三五斗》中就有记载,粮食计量的用具为”斛“,而”斛“就是一种体积计量器具。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6 17:13:45
  “一石米”相当于现代“多少市斤”?

  而历朝历代,1斛=1石=10斗=100升。因此,要回答“一石米”到现代“多少市斤”的换算,则需要将单位容积的粮食换算成重量。但这其中,有诸多的不便:

  1,不同的粮食密度不同,体积算重量的值肯定也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古时以体积计算粮食而不以重量)

  2,就算是相同种类的粮食,由于其含水量的不同,最终也一定导致其密度不同。

  3,历朝历代对于”升“,”斗“的容积定义,也是不同的。


  为解决如上问题:

  1,因现代没有权威的数据证明一公斤粮食应该是多少升,因此,在换算时,将以一升(公制)大米重1市斤半(0.75千克)作为大米的密度标准,这其中肯定是有偏差的,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依据物理学知识实际测量一下。

  2,将例举各朝各代的”升“的容积定义,并将其换算成市斤。


  具体如下:

  1,秦汉:汉在度量衡上沿袭秦制,因此,此处以汉石论。

  汉时1升=现今的200毫升

  如此算来,汉代1石大米=100汉升=20000毫升=20升*0.75公斤 = 15公斤=30市斤大米。


  2,隋唐:唐沿袭隋制,因此,此处只论隋制。

  隋1斗=3汉斗,因此,隋1石大米=汉3石大米=90市斤大米。(参考:《隋书·律历上》有记载“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


  3,宋:

  宋1斗=3.35汉斗,因此,宋1石大米=汉3.35石大米=100.5市斤(参考:沈括《梦溪笔谈》“汉三斗三升五合当宋之一斗”


  4,元:

  1宋石=7元斗,即1元斗 = 1/7宋石,1元石大米=10/7宋石 = 128.57市斤大米。(参考:《元史》“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元七斗。”)


  5,明:

  1明升=1022.5毫升,即1明石大米=102250毫升=102.25升=153.375市斤大米。(参考:明铁斛(五斗)容积为5,112.6毫升。)


  6,清:

  1清升 = 1043毫升,即1清石大米 = 104300毫升 = 104.3升 = 156.45市斤大米。(参考《清会典》记载计算,现存户部铁方升容小米1,043毫升。)

  (来源于网络)


  需要注意的是:

  容量不等于重量,是两个不同的词。容量一定时,不同密度的物体,会不同的重量。就像油,与水,油密度比水小,相同是1000ml下,水会比油重。容量与体积有关,重量与体积和密度有关。

  计量单位升和克无法直接换算。

  因为升是容积单位,克是重量单位。

  只有在确定了某种物质以后,才可以在知道“比重”或者说“密度”之后,可以换算。

作者:道理一直都在 时间:2019-05-06 17:20:08
  人类是宇宙的尺度?
作者:yletpkki 时间:2019-05-06 21:06:43
  先秦时期,楚国用黄金作为货币,黄金贵重,差之毫厘都是难以接受的损失,在这个社会需求的背景下,楚人以其智慧发明了天平。
  天平秤最重要的是部件是砝码,砝码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数值的精准。楚人发明的天平秤,砝码以数枚为一组,采用铢、两、斤递进的衡制,并出现官府监制、颁发的标准环权。
  考古人员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的楚墓中发现了大量的天平和砝码。其中,湖南出土最多,仅上世纪50至60年代在长沙、常德、衡阳等地近2000座楚墓中,就有100多座墓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天平和砝码。可见天平在当时使用之广泛。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关于天平的法律。1975年,考古人员在荆州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在一个竹笥中发现了天平衡杆以及铜砝码,特别令人惊喜的是衡杆上有一段墨书文字,其中说:“十取择,轻重衡。及弗用,劾论罚:徭里家,十日正。”文字的大意是说,天平上有十个轻重不等的砝码,供称量时选择使用,如果有人不用这种统一的衡制,就会受到严厉处罚,不论贫富贵贱,一律服徭役十天。
  1945年,长沙市郊出土过10枚一套的砝码,其中第九枚上刻有“均益”二字。最小的一枚,重0.69克,而从第一枚到第十枚,每枚间的重量都是以倍数增长的。其中刻“均益”的第九枚重124.4克,第十枚重251.3克。
  用这样的一套天平砝码,可以称量轻到1铢,重到2镒的物品。用这种天平砝码,轻可以区分1铢到2铢之别,重可以称量现已出土的绝大部分金银币。可见当时楚国衡器的制造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
  在楚人发明的天平衡杆上,专家注意到,从提钮到两端的秤盘丝线系点距离相等,以力平衡原理来看,就是“等臂”。所以,专家又将其称为“等臂天平”。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使用的分析天平、台式天平都是利用力的平衡原理制作的。所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先生认为:“追根溯源,应肇始于楚人的发明创造。”
  楚国使用天平,有现实需要,有专项法律,有众多的天平砝码出土,还出土了铸造砝码的陶范。而天平达到的质量也足以让人放心使用。
  东方有的好东西,西方肯定也有,而且“更早”。“历史学家在古埃及壁画和古巴比伦的石刻上,发现了天平的图案;在古希腊荷马史诗里,也找到了有关天平的记载。”

  不知他们有什么东西要天平这么精准的一起去称?(资料说古埃及(指波斯征服前)并未形成真正的货币体系,靠的是以物换物;古巴比伦也是没有货币的,更不用说黄金货币了)他们的天平文物在哪里?砝码出土了多少?
  
  资料说,“古埃及人”除了法老,死后都要接受天平的“审判”,死者的心脏(法老的除外)被放在天平上,与代表公正、真理的玛特女神的羽毛作对比。接着阿努比斯调整天平的铅垂,智慧之神图特记录下裁决的结果。

  如果天平两边平衡,就证明死者是清白的,他就可以进入来世,得到永生。否则,守在一
  旁的、有着鳄鱼头,狮子、河马身体的恶魔阿米特,将会把死者连同他的心脏一起吃掉,使其“第二次死亡”。
  在古埃及,“天平”审判是评判死者能否进入来世的重要依据。只有通过天平审判的人才能够进入来世,如果未能通过天平审判,就无法复活了。
  这样一个一个现实世界没用死后才用得到的所谓“天平”,真的在埃及出现过吗?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1:11:40
  古代的度量衡单位


  度量衡(dù liàng héng )——计量单位、名称

  计量长短叫度,计量容积叫量,计量轻重叫衡,统称为度量衡。

  “度”是计量长短,“量”是计量对某物质的容量,“衡”是计量轻重。所谓“长可度,容可量,质可衡”。

  关于度量衡单位的定义有如下说法:

  1、度量衡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用于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物体的统称。

  度——计量长短的用的器具称为度,

  量——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称为量,

  衡——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


  2、度量衡是指用于计量物体长短、容积和轻重的物体的计量单位的统称。

  「度」:计量长短用的器具称为度,是长度单位的名称。

  「量」: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称为量,是容量单位的名称。

  「衡」: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衡,是重量单位的名称。


  3、度量衡是测量长度、容积、重量的标准。

  度 测量长度的标准

  量 测量容积的标准

  衡 测量重量的标准


  4、度量衡是计量长短、容积、轻重的计量统称。

  度是计量长短,

  量是计量容积,

  衡是计量轻重。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1:12:27
  长度、容量、重量单位

  长度单位

  长度单位在上古的时候就产生了。

  在度量衡的单位中,以度的换算规则最为简便,周代以前的长度单位名称经过《汉书·律历志》的整理,保留了寸、尺、丈三个,并在寸位以下加“分”位,丈位以上加“引”位,都是十进制换算,这就是五度。

  据《汉书·律历志》里记载,有“分、寸、尺、丈、引”五个,都是十进制,这就是五度。

  《孙子算经》里记载有“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一秒,十秒为一毫,十毫为一厘,十厘为一分”的“分、厘、毫、秒、忽”五个算术上专用的小数名称和长度小单位名称。

  这些小单位一般都是算数学者使用,所谓“度长短者,不失毫厘”,就是表示算数学者在测量时应该精确至微小数的意思。

  宋代,把“秒”改为了“丝”。清末时把长度小单位定到了“毫”。

  所以,时间单位里的“分”、“秒”早已出现,之所以用“分”、“秒”作为时间单位是因为都属于长度单位,来自于“度”!


  图 古“尺”字

  

  尺是中国传统测量长度单位的工具,也是一个长度单位,约起源于中国殷代,是世界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长度工具和长度制度。我们生活中建屋量地,造物制衣,都离不开他。历朝历代对长度的制度不一,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尺制,我们按照古籍营造器物时,一定要参照时代尺制,特别是一些法器制作,多是用周尺制。

  照行业区分又各有不同,比如裁缝用三元尺,箍桶业用鲁班尺,营造业用营造尺和鲁班尺等等长度各不相同。

  除了官制尺制,还有工部尺,木工尺,鸳鸯尺,鲁班尺,玄女尺,紫白尺,阴阳尺,丁兰尺,律尺 等等。


  长度 (注:30公厘折合1英尺)

  时代每尺折合公厘(cm)备注

  商16殷墟出土骨尺(台湾故宫博物院藏)(16.93)

  殷墟出土牙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15.78)

  战国及秦23.2洛阳金村出土铜尺(23.1)

  据商鞅方升推算(上海博物馆馆刊第1期151-152页)

  西汉23.2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王妻窦绾出土错金铁尺(23.2)

  1957年甘肃酒泉汉墓出土铜尺(23.1)

  新莽23.1据新莽嘉量(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推算

  东汉23.41956长沙雷家嘴东汉墓出土铜尺(23.39)

  东汉晚期23.61959年掖县东汉晚期墓出土铜尺(23.6)

  1954年合肥东汉晚期墓出土铜尺(23.75)

  魏(三国)24.21972年甘肃嘉峪关三国魏墓出土骨尺二件(23.8)

  魏正始五年东莞官弩机望山尺二寸(24.26)

  魏景元四年,刘徽注《九章·商功》:王莽铜斛于今尺为「深九寸五分五厘」(24.18)

  西晋24.21965年北京八宝山西晋王凌妻华芳墓出土骨尺(24.2)

  1956年河南洛阳旧唐屯村西晋墓出土骨尺(24.3)

  东晋24.5《隋书·律历志》:「晋后尺实比晋前尺一尺六分二厘」(24.48)

  刘宋24.6据《隋书·律历志》

  南朝梁24.7据《隋书·律历志》

  前赵24.2据《隋书·律历志》

  北魏28据《隋书·律历志》

  东魏北齐30.2据《隋书·律历志》

  北周29.6据《隋书·律历志》

  隋29.6据《隋书·律历志》

  唐30日本正仓院所藏唐尺26支,长度从29.4到31.7厘米,平均29.75厘米

  1976年西安郭家滩78号唐墓出土尺(30.09)

  宋31.21921年巨鹿故城出土北宋木矩尺(30.91)

  1964年南京孝陵卫宋墓出土木尺(31.4)

  (1)营造尺31.81956年山东梁山洪武年间沉船中出土骨尺(31.8)

  嘉靖牙尺(32)

  (2)量地尺32.7明朱载靖《律学新说》所绘宝源局量地铜尺

  (3)裁衣尺341965年上海上塘湾明墓出土木尺(34.5)

  (1)营造尺32康熙牙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32)

  (2)量地尺34.5康熙户部尺(34.86)

  (3)裁衣尺35.5清牙尺(35.3)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1:12:55
  容量单位

  容量单位产生的最早。

  在《左传》、《周礼》、《仪礼》、《尔雅》等典籍中都有记载,专用名称有“升、斗、斛、豆、区、釜、钟、溢、掬”等。

  《小尔雅·广量》里“掬四谓之豆”,《左传·昭公三年》里“四升为豆”,也就是说按四进制有“豆、区、釜”,按十进制有“斗、斛”。

  《汉书·律历志》对容量单位的记载为“龠、合、升、斗、斛”五量,一合等于二龠,合以下都是十进(宋以后一斛为五斗)。

  “升”是容量的基本单位,“斗、斛”是实用单位。

  《孙子算经》记载“六粟为一圭,十圭为抄,十抄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

  自汉代以后,一直都在采用“圭、抄、撮、勺、合、升、斗、斛”这八个容量单位(十进制)。


  古代容量用语

  丝:微量单位,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者也。”(《芙蕖》)

  粟:一粟是指一粒米大的容积。“量之所起,起于粟。”(《孙子•刀圭》)

  撮:古制以六十四黍为圭,四圭为撮,今制以一升的千分之一为撮。“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汉书•律历志》)

  龠:两龠为一合。

  合:十分之一升。“十合为一升,十升为斗。”(《汉书•律历志》)

  勺:勺的容量为一升。“梓人为饮器,勺一升。”(《周礼•考工记梓人》)

  豆:四升。“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左传•昭公十三年》)

  觳:一斗二升。“鬲(古器皿)实五觳。“(《考工记•陶人》)

  斗:十升。“玉斗一双,欲与亚父。”(《鸿门宴》)

  釜:六斗四豆。“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左传•昭公十三年》)

  石:十斗。“玉斗一双,欲与亚父。”(《鸿门宴》)

  斛:十斗,南宋末年为5斗。“知新置甲护秋稼五百斛。”(《范县署中寄舍地墨第四书》)

  区:四豆。“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左传•昭公十三年》)

  钟:六斛四斗。“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鱼我所欲也》)

  庾:十六斗。“粟五十庾。”(《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角:饮器容量,它的容量各代不一,不能明确指出。“我那相识,眼见的不来了,你与我们打两角酒来。”(《警世通言》)

  秉:一秉等于一百六十斗。“冉子之粟五秉。”(《论语•雍也》)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1:13:52
  重量单位

  “累黍”与重量单位

  重量单位在古时比较复杂,说法也不一。

  衡——很早以来,铢、两、斤、钧、石五者都用作重量的单位,但古时对重量单位的说法复杂不一。

  《孙子算经》卷上“称之所起,起于黍,十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

  但在《说苑·辨物》一书中又是另一种说法,其中提到“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铢”。

  另外《说文·金部》“锱,六铢也。”

  《淮南子·铨言》高秀注“六两曰锱。”

  《玉篇~金部》“镒,二十两。”

  《集韵·质韵》“二十四两为镒。”

  如此之多的文献对于重量单位的说词各不相同,然而“黍”、“粟”、“累”、“圭”等名词都是借用粟黍和圭璧的名称,实际上早已不加使用。“锱”、“镒”及“锾”、“釿”等则是借用了钱币的名称,也逐渐退出了重量单位领域。

  历史上启用重量单位的词汇众多,各家说法不同,直到《汉书·律历志》把铢、两、斤、钧、石这五个单位命名为五权之后,名称就统一起来了,直到唐朝都未曾变动。

  最初的一铢又是怎样确立的呢?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当时是以中等颗粒的黑黍粒,以十黍为累,十累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也就是说当初确定“两”是以北方所产黑色黍谷等粒度的100粒重为一铢,2400粒为一两,这是先秦时代的情况。

  自《汉书·律历志》把“铢、两、斤、钧、石”这五个重量单位命名为“五权”之后,名称开始一致起来,至唐代都没有改变。其进位方法为:“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1:14:07
  重量单位进制

  衡的进位方法颇有讲究,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两以下的小单位则以南朝梁国陶弘景《名医别传》为准“分剂之名,古与今异,古无分之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

  唐朝长度、容量单位均沿用前朝,唯在重量单位有所改进。秦汉以来,长度和容量皆为十进制,唯重量是非十进制。唐初铸“开元通宝”钱,表示开辟新纪元及通行宝货的意思。据《唐会要》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累)。”二铢四累恰合一两的1/10,即10枚“开元通宝”重一两。后世人感到10钱为一两比二铢四累为一两更便于计算,于是约定俗成地出现了一个新的单位“钱”。

  宋时又将十进位的分、厘代替了钱以下的累、黍,这样,重量单位除了仍用16两为一斤,120斤为一石以外,其他单位都采用了十进位制。

  宋代权衡的改制后,重量单位的名称从大到小依次为“石、钧、斤、两、钱、分、厘、毫、丝、忽”。


  例如:

  《孙子算经》卷上:“称之所起,起于黍。十黍为一絫(“累”的古字),十絫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

  《说苑·辨物》:“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铢。”

  《说文·金部》:“锱,六铢也。”

  《淮南子·铨言》高诱注:“六两曰锱。”

  《玉篇·金部》;“镒。二十两。”

  《集韵·质韵》:“二十四两为镒。”等等。

  “黍”、“粟”、“絫”、“圭”等,都是借用粟黍和圭璧的名称,实际上早已不用。

  “锱”、“镒”及“锾”、“釿”等都是借用钱币的名称,也早就不用,所以各家说法有种种不同。

  自《汉书·律历志》把铢、两、斤、钧、石这五个单位命名为五权之后,名称就比较一致起来,直至唐代都没有改变。其进位方法颇值一提: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关于使用两以下的钱、分、厘、毫、丝、忽等小单位,南朝梁·陶弘景《名医别录》曾说:“分剂之名,古与今异,古无分之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唐·苏敬注云:“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

  可见自唐代起已把本作为货币的“钱”当作重量单位,并且“积十钱为一两”,但那时分的进位还没有确定为钱的十分之一。

  再说分、厘、毫、丝、忽等,原是小数名称,后从长度借用为重量单位名称,自宋代开始定为钱的十退小单位。

  宋代权衡的改制废弃了铢、絫、黍等名称,其重量单位名称自大到小依次为石、钧、斤、两、钱、分、厘、毫、丝、忽,其进位方法已如前述。

  宋制衡量一直沿用至元明清,很少改易。但有一点须指出,宋元明清之医方,凡言“分”者,是分厘之“分”,而晋唐时一分则为两钱半,二者不同。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1:26:51
  古代的度量衡单位与量词

  量词是表示计量单位的词。作为计量手段,“一寸”、“两斤”、“三厘米”、“五磅”这样的表述在各国语言中都是并非都存在,因为计量需要制定度量衡标准,才能有度量衡单位,进而有度量衡单位进制。

  “一根”、“一条”这样的“单位”至少在西方语言中貌似并不存在,它的设定对象通常是自然形成的个体,西方往往会在数词后直接加上设定对象,顶多有“复数”之分,如“two cups”,但中文在“杯子”前面会加上量词“只”或“个”,所以古代它们无法定量,也没有度量衡。

  根据语法功能和计量单位不同,可以把量词分为动量词和物量词。动量词主要是计算动作的次数。如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次、回、趟”等。这一类词在《诗经》中用的不多,如“握”、“匊”。同时也表示容量单位。

  在《左传》、《周礼》、《仪礼》、《尔雅》等经典著作中都有关于容量单位的记载,其专用名称有升、斗、斛、豆、区、釜、钟以及溢、掬等,同长度一样,周代以前容量单位也是用人的身体计量,以一手所能盛的叫作溢,两手合盛的叫作掬。

  掬是最初的基本的容量单位,《小尔雅·广量》说“掬四谓之豆”,《左传·昭公三年》说“四升为豆”,这两种说法是相通的,就是说掬也就是升。

  周代以前容量单位同长度一样,以人的身体计量,以一手所能盛的叫作溢,两手合盛的叫作掬,掬是最初的基本容量单位。

  《小尔雅·广量》记载“掬四谓之豆”,《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四升为豆”,这两种说法相通,掬等同于升。

  升的本义为“登”、“进”的意思,两手所盛是基本的容数量,然后从这个数登进,按四进有豆、区、釜,按十进有斗、斛,所以升(亦即掬)是容量的基本单位。

  物量词是表示人和事物的单位,“是计算事物的数量的。”《诗经》中的量词多属物量词,如“葛屦五两,冠緌双止。”(《南山》),“显父饯之,清酒百壶。”(《韩奕》)中的“两”、“壶”,这些都是物量词。

  “两”还是重量单位,很早以来,铢、两、斤、钧、石五者都用作重量的单位,但古时对重量单位的说法复杂不一。

  《孙子算经》卷上“称之所起,起于黍,十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

  历史上启用重量单位的词汇众多,各家说法不同,直到《汉书·律历志》把铢、两、斤、钧、石这五个单位命名为五权之后,名称就统一起来了,直到唐朝都未曾变动。

  衡的进位方法颇有讲究,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两以下的小单位则以南朝梁国陶弘景《名医别传》为准“分剂之名,古与今异,古无分之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1:27:09
  量词又可分为专用量词和借用量词。专用量词指专门或主要作为计量单位使用的词,如表示长度单位的“寻”、“尺”,“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诗·鲁颂·閟宫》)。

  “布指知寸,布手知尺” 。“布手知尺”,即以中等人身高姆指至食指之间的距离当作一尺。“一人高为一丈。”故有“丈夫”之谓。

  《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

  与尺比较接近的是咫。咫是妇女手伸展后从拇指到中指的距离,因而稍短于尺。后来咫尺连用,表示距离短,如“近在咫尺”。

  何谓“一寻”呢?

  “寻”本义:(八尺为寻)中国古代的一种长度单位,八尺为寻。

  《大戴礼记·主言》说:“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为寻(八尺),斯不远之则也。”意思就是;中指中节上一横纹谓之一寸;拇指同中指一叉相距谓之一尺;两臂伸长刚得八尺,谓之一寻。

  《说文》:“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方言一》:“寻,长也。周官之法,度广为寻。”。

  蹄间三寻。——《史记·张仪传》。索隐:“七尺曰寻。按,程氏瑶田云,度广曰寻,度深曰仞。皆伸两臂为度。度广则身平臂直,而适得八尺;度深则身侧臂曲,而仅得七尺。其说精巧,寻仞皆以两臂度之,故仞亦或言八尺,寻亦或言七尺也。”

  古人测影之表,一般长八尺,即所谓一寻,《周髀算经》中所载“周髀长八尺”,“陈子曰:「古时天子治周,此数望之从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周髀即为八尺之表。

  所以,中文里很多量词来自于度量衡单位。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13:48
  借用量词是指在一定的语言组合中,由其他词类转用过来作计量单位使用的临时量词,如名词“卣”“爵”本是酒器,“簋”是食器。《诗经》中把这些器具用作计量,,“厘尔圭瓒,秬鬯一卣。”(《江汉》);“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宾之初筵》);“于粲洒扫,陈馈八簋。”(《伐木》)。

  从表示的数目上可以分为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个体量词是表示单个概念的量词,如“生刍一束”(《白驹》)中的“束”,“不盈一匊”(《采绿》)中的“匊”;而集体量词是“称量成组或成群的事物”。

  在《诗经》中,“乘”字共出现30 次,其中作为量词使用的一般用来称量马,“古代一车四马,因以乘为四的代称。”“乘”作为集体量词所表示的数量是“四”,如“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六月》)。“朋”也有集体量词的用法,“上古以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所以“朋”作为集体量词所表示的量是“二”。

  《诗经》中还有一个集体量词“群”。“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无羊》)宋代朱熹《诗集传》中的注释为“羊以三百为群,其群不可数也”,说明“群”是一个表示数目较大的集体量词。由此可见,在上古汉语中,量词虽不如后世那样丰富,但量词已初步位于各类词之中了。  

  除了用“乘”来称量马,一般来说,马还用“匹”来形容,比如“一匹马”,马的量词为何要用“匹”呢?

  马匹,指马的总称。古文里被称为骐骥,如《诗经·小雅·车攻》中“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上古时期,“匹”作为一个计量单位,仅用于计量布帛等纺织品,如“匹练”指一匹白绢,“匹帛”和“匹段”泛指纺织品。四丈为一匹。

  用“匹”来计量马最早见于《尚书文侯之命》:“马四匹。”可见,用“匹”来计量马的历史十分悠久。

  《周易》也出现过“马匹”一词:“月几望,马匹亡。”这里“匹”是马的配偶之意。

  匹字,本身是量布的量词,最早的马鞍,就是一大块布搭在马背上,所以称呼马的时候,称为匹。

  图 商代至唐代的一些铜的,玉的,陶的,漆(木)器的马匹形象

  


  东汉时期的解释。

  如良马和君子都需要由具备慧眼之人“相”过之后才能确定,可见良马可以和君子匹敌,故称“马匹”;再如因马在深夜奔驰,能看到眼前四丈的距离。

  故称“一匹”;还有死马的价格是一匹帛,所以称“一匹马”。

  此外,春秋时期,诸侯之间馈赠的礼物通常都是“乘马”和“束帛”,“乘马”是四匹马,“束帛”是捆为一束的五匹帛,帛的计量单位是一匹四丈,正好与乘马的数量相等,随着时间的发展,因此就用匹来计量马了。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14:01
  中文里的量词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度量衡单位,以此要求西方语言,严格来说,这些语言里并不能称之为“量词”,只是用词组的形式表达相当于中文“量词”的效果。

  这说明它们古代很晚才有度量衡,也就使得度量衡单位很晚出现了。

  那么下面这些据说是西方的“度量衡单位”的定义就非常可疑了,与中国度量衡单位非常相似。

  埃及的Cubit,是以法老小臂肘部到中指尖的距离为准,所以叫肘尺(腕尺)。西方人所谓的“肘尺”,中国古代称之为“寻”,正所谓“舒肘为寻”。

  西方人所谓噚(fathom),则是古希腊美男子库里修斯双手伸开时两手中指尖之间的距离。此所谓“噚”,中国则称之为“仞”。

  英寸(inch )的标准,则是十世纪英王埃德加的拇指靠近手掌一节的长度。

  据说:公元九世纪,英皇亨利一世,组织大臣们讨论码(yard)的标准。没想到这么简单的问题,臣子们竟然久议不决。无奈,亨利一世只好独裁:“一码就是我鼻尖到食指尖的距离。”

  和英国一样,中国唐朝,是以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双步(左右脚各迈一步)为长度标准,称之为“步”,三百步为一里,一步的五分之—为一尺。

  而我们根据中国古代对度量衡单位的定义,以上这些西方度量衡单位在没有确定度量衡标准前是不可能存在的,更不可能和中国相似,除非就是用的中国度量衡单位来命名的。

  还有度量衡单位进制问题,西方数字没有“十进位值制”,在没有“位值制”的情况下,如何规划大数值度量衡单位,以便进行单位换算呢?!这些问题都是西方解答不了的,西方只有在“米制”单位出现以后,才能有可能有度量衡单位,而不可能在此之前。

  而这些中文量词的出现,还会使得文章更加形象生动,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使修辞效果更为明显,选用不同的量词表示相似的意思,避免了用词的重复、呆板,所以,古诗文里“量词”和被它修饰的名词意象叠加,产生丰富意境、增加诗情画意的效果。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15:25
  秦汉时期的度量衡进制

  秦统一后发至各地的度量衡器单位量值亦皆与战国时秦国保持一致,即1 尺=23 厘米,1 升=200 毫升,1 斤=250 克。这一单位量值从商鞅到东汉末年,几乎延用了四、五百年。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秦汉时期度量衡制度是:

  度制:分、寸、尺、丈、引。进位完全采用十进位制,即1 引=10 丈=100尺=1000 寸=10000 分。

  量制:龠、合、升、斗、斛。除二龠为一合外,其它也都采用十进制。

  即1 斛=10 斗=100 升=1000 合=2000 龠。

  衡制:铢、两、斤、钧、石。1 石=4 钧,1 钧=30 斤,1 斤=16 两,1 两=24 铢。

  两汉未闻有定制之举,在度量衡方面也没有颁布新的制度,其单位与进位完全与秦制相同。秦世享国不久,虽立其制,不传其书。

  《汉书·律历志》所记“审度、嘉量、权衡”各章,既是汉代度量衡制度的实录,同时也是秦代度量衡制度的补记。

  迄今所见两汉度量衡器甚多,实测汉尺八十余支,得知战国至东汉末年尺度变化甚小,在23—24 厘米之间。

  量器五十余件,其中包括撮、龠、合、升、斗、斛六种不同单位的量器,每升约合今200 毫升。

  权衡器五十余件,西汉至新莽每斤在250 克左右,东汉略有下降,每斤约在220 克左右。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15:36
  度量衡单位制的改进

  随着度量衡使用范围日趋广泛和对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唐宋时期在度量衡单位制和器具的制造上也有所改进。

  北宋初创,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后周灭亡的教训,再次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掌握兵权的同时,也注意到统一全国度量衡。《宋史·律历志》载:“太祖受禅,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

  北宋初,统一的战争还在继续,太祖“定西蜀、平岭南,复江表,泉、浙纳土,并、汾归命。”同时,又命“凡四方斗、斛不中式者,皆去之”。“建隆元年八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止私造。及平荆湖,即颁量、衡于其境。”“宋既平四方,凡新邦悉颁度量于其境,其伪俗尺度踰于法制,去之。乾德中(公元965年)又禁民间造者。”可见太祖建国之初,对度量衡的统一是很重视的。每平定一地,都要下诏,颁发权衡度量,以保证全国赋税的统一。

  北宋初期,官府虽然发布了度量衡制度和统一的命令,但所规定的标准器则并不准确,在执行中产生许多弊端和争讼。

  宋太祖在位17年,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奠定了北宋局部统一的基础。977年,宋太宗即位,又于淳化三年(公元990年)再次下诏,重申统一度量衡。“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并且命有司监内藏库负责办理。

  内藏库崇使刘承珪对历代度量衡作了系统的考证和研究,并检查了太府寺旧藏砝码,发现其中从“一钱至十斤共五十余种,轻重无准”。指出外府每年所受贡赋;金银、布帛均要求自毫厘计之,而内库所用的砝码则自钱始,因而造成混乱。

  太府寺的权衡器又多失准,使用中产生许多弊端和争讼,“上以权衡为奸,下则因此受害而破产者甚众”(《宋史·律历志》)。

  刘承珪经过反复校验,创制了两种小型精密的戥〔deng等〕子,作为国家级的标准器,所制戥子分两种规格:

  一种采用秦汉古制,即两、铢、累、黍非十进位制,最大称量是一两,分度值为一累;

  另一种则采用自唐以来改革后以十进制的钱、分、厘毫制,其最大称量为一钱半,分度值为一厘。

  两种戥秤互相参校,可以得到两、钱、分、厘和铢、累、黍等单位的标准量值,又用一两戥秤称淳化年间(990—994 年)制造的铜钱,选每枚重二铢四累(合一钱)者,积二千四百枚合十五斤的标准。

  根据所制称量分别为一钱半、一两的两种戥秤和最大称量为15斤的标准秤,重新铸造了一批成套的砝码作为衡重标准器,置于太府寺内府、外府,并颁于四方大都,通行于全国各地。

  又规定在使用100斤的大秤时,必须悬以丝绳,称重量时“确立以视,不可得而抑按”。自从建立了这一套权衡标准器之后,“奸弊无所指,中外以为便”(《宋史·律历志》)。

  刘承珪创制的戥秤,称量比一般杆秤精确,深受行市、商贾欢迎,成为此后称量金银、药物等贵重物品的专用工具而沿用了近千年。


  宋代度量衡单位进制

  秦汉以来,长度和容量皆为十进位制,唯重量非十进位。

  唐初制造“开元通宝”,规定每枚重二铢四累,十枚重一两,后来感到十钱为一两比二十四铢为一两更便于计算,于是就改用十钱为一两。

  宋代又将十进位的分、厘代替了钱以下的累、黍。这样,重量单位除仍用十六两为一斤外,其它单位也都采用了十进位制。唐“开元通宝”使用了两、三百年,唐代以后还流通了一千多年,对于稳定单位量值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代容量单位也有进步。

  自南北朝以来容量单位量值不断增长,至隋、唐已三倍于古,斛所盛谷物太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此外,古史所记斛与石两个单位往往混用,宋代改制将十斗为一斛(或称一石),改为五斗为一斛,十斗(二斛)为一石;并且明确规定“凡岁赋,谷以石计”(《宋史·食货志》)。

  秦汉之斛多为圆柱形。唐宋斛大,若仍为圆柱形,则上口大而不易平准,故改为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农田余话》卷上:“今之官斛规制,起于宋相贾似道,前元至元间,中丞崔或上言其式,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遂行于时,至今不改”。)

  宋代改制使古度量衡益臻完善。此后元、明、清各代相沿。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16:42
  魏晋至明清时期的度量衡

  魏(220——265年)、晋(265——420年)、南北朝(420——589年)(386——581年)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度量衡管理比较混乱。

  魏晋时期,度量衡基本沿用秦汉旧制,单位量值略有增长。从《晋书·律历志》中可知,魏尺比新莽尺长了4分7厘,每尺长约合24.2厘米。

  南北朝时期,单位量值增长速度为历朝之冠,而且制度混乱,各时期、各地区量值相差悬殊。

  以尺度论,南朝的宋、齐、梁、陈基本沿用魏晋制度,每尺长24.5厘米;北朝则不断增长。

  如后魏的前尺长27.8厘米、中尺27.9厘米、后尺29.5厘米;

  至东魏,尺长已达30厘米。量、衡制度在南、北朝的增长率也不同。

  容量,南朝增长到1升为200—300毫升,北朝则增长到1升为400—600毫升;

  衡重,南朝增长到1斤约为250—375克,北朝增长到1斤为500—750克(注见《隋书?律历志》(第二册),中华书局1973年8月第一版,第402-412页。)。

  南北朝的二百年间,度量衡单位量值的增长率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总增长率的一半以上。由于度量衡单位量值的变化,给天文学家和乐律大师带来了不便,他们在测晷影、制浑仪和造律管时,必须对前代的尺寸变化进行考证和换算,致使天文尺和乐律尺逐渐从常用尺中分离出来,免受常用尺变化的牵扯。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新的衡器——秤得到应用。考析中外衡器的发展过程,一般都是先有天平,而后逐渐演变为秤。

  中国出现天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到了三国时代(220——280年),天平中间的提纽渐渐从中间移至一端,并在衡杆上刻斤、两数,形成提系杆的雏形。已出土的一些北魏、北齐的铁秤砣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杆秤已经得到广泛应用。

  隋朝(581——618年)统一国家后,一直沿用北周的度量衡制度。隋炀帝时,虽改用小制,但仅用于调律定乐,民间仍用大制。隋代时间短暂,度量衡制度无大的变化。

  唐(618——907年)、宋(960——1279年)两代的社会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继承隋代的度量衡制度。这一时期,度量衡管理方面的特点,

  一是:管理比较严格,对违反者的处罚严厉。唐初颁布的《唐律疏议》规定,全国度量衡事务由太府寺掌管,每年八月校正斛、斗、秤、度,加盖印署之后方准使用。凡不按规定进行校正和制造、使用不合格的度量衡器具者,都要受到惩处。

  如“有校勘不平者,杖七十。监校官司不觉,减杖罪一等,合杖六十,知情者同罪”;“即用秤、斗、斛、度,出入官物,增减不平,计所增减,以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其在市用斛、斗、秤、度虽平,谓校勘而不经官司印者笞四十”。

  二是:唐代在度量衡单位和技术上作了一些改进,把过去24铢为1两改为10钱为1两。当时大小两制并用,单位量值相对稳定。大制1尺为小制1尺2寸,1大斗为3小斗,1大斤为3小斤。官民日常用大制,调钟律、测晷影、合汤药剂及冠冕之制则用小制。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17:06
  宋代在度量衡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

  例如:

  将宋以前的10斗为1斛改为5斗为1斛,10斗为1石;规定“凡岁赋,谷以石计”(注《宋史?食货志》(第十三册),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一版,第4205页。)。

  宋代将十进位的分、厘代替秦汉时钱以下的累、黍,使重量单位除16两为1斤外,其它都用十进制;并将斛改为小口大底,以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注(明)陈继儒:《宝颜堂秘籍?农田余话》(卷上)文明书局1922年石印本,广集第四。)。

  宋时创制了两种小型精密戥秤,可以称出两、钱、分、厘(十进制)和两、铢、累、黍(非十进制)的准确量值,同时铸造了一批成套砝码作为衡重标准器,发给各地使用。


  元朝(1206——1368年)的量器的单位量值比宋朝增大43%。《元史》记载:“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元七斗。”元代出土的许多秤砣上都注有几种文字,如“元贞元年大都路造”的斤半铜秤砣,背面铸汉文“三十六斤秤”和八思巴文“斤半锤”字样,其它几面分别铸回鹘文和波斯文。据分析,这是因为元代商业发达,市场繁荣,杆秤使用方便,又易于制造之故。


  明(1368——1644年)、清(1616——1911年)时期,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但商品经济有一定发展,故对度量衡的管理有所加强,技术上也有所改进。

  从洪武元年(1399年)到嘉靖四十五年(1522年),总共颁布了17次有关度量衡的法令。当时对度量衡标准器的制造和管理比较重视。

  洪武年间(1399——1402年),规定由工部铸造铁斛、斗、升,交户部作为征收粮食之用,命兵马司和管市司每三日校验1次街市上的斛、斗、秤、尺,又命司农司按标准样式制造铁斗、铁升转发各地,逐级复制校验烙印后颁发使用。官府还经常将标准的斛、斗、秤、尺悬挂于集市,供官民校勘。

  清代对度量衡标准的制造和管理也很重视。清世祖进北京第三年(一六四六年),即“颁定斛式,合工部制铁斛”。圣祖康熙主编《律吕正义》,删定《数理精蕴》时,对制定度量衡标准作了详细论述。他还亲自累黍定尺,即以100粒黍子纵向排列得出的长度为营造尺;又以一定的尺寸定容量,制成漕斛,再用1立方寸金属的重量作为质量标准(称为库平)。由营造尺、漕斛、库平组成的度量衡制,简称“营造尺库平制”。

  清政府还制发了度量衡标准器,制定了惩处办法。如规定“私自改铸部颁权度者,应受笞刑一百;因私铸权量而得利益者,按坐赃论罪;代铸之工匠亦受笞刑八十;监督官吏知情不举者,与犯者同罪,但死罪减一等;私用未经官府校勘烙印之度量衡器,虽大小轻重与法定制度相等,亦受笞刑四十”(注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78-279页。)。

  明、清时代,虽然官府制定了度量衡制度,管理亦比较严格,但未得到彻底执行。因为历代统治阶层都以度量衡作为工具剥削百姓,他们不可能认真执行度量衡制度。清代官吏张熙给乾隆的奏本中说:“……度量权衡之制并经制定,而官司用之,入则重,出则轻,以为家肥,更甚者转以为国制,行之在上……”可见,度量衡制度未能贯彻实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度量衡制度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国际公制在中国的推行 明清两代采用营造、库平度量衡制。清乾隆帝接受西方科学技术,在钦定《数理精蕴》中对度量衡详加考订,并用万国权度原器与营造尺、库平两进行校验。营造尺相当于米制32厘米,库平两约合37.3克。

  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廷拟订划一度量衡制和推行章程。商请国际权度局制造铂铱合金原器和镍钢合金副原器,次年制成运回中国。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公布度量衡法,规定采用“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并暂设辅制“市用制”作为过渡,即1公尺为3市尺,1公升为1市升,1公斤为2市斤。

  改革后的市制适应民众习惯,又与公制换算简便,逐渐为民众接受,1949年后,市用制通行全国。1984年,国务院发布命令,采用以国际单位制为基础,同时选用一些非国际单位制单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简称法定单位)。自1991年1月1日起,法定单位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计量单位。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23:15
  “科学”是西方的吗?传教士真的“带来”西方科学知识吗?!我们所知道的科学究竟是怎么出现的呢?

  下面会讲到,在后面在讲“度量衡标准器制造”的时候,还会提到要用到物理化学、数学、冶炼、天文律学等等哦,小小的“嘉量”标准器制造并不简单呢!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23:47
  “引进”西方度量衡时的换算问题

  度量衡与社会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在适应着经济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清朝时,度量衡器具也成为商品,并出现了戥秤行业。

  据记载,乾隆年间长江戥秤行业规定:“新开店者,要隔十家之外方许开设,违者公罚”(《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195页)。戥秤业如此兴盛,除了与白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有密切的关系外,也从某种程度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兴盛。

  清朝的度量衡管理制度大体沿袭明朝遗制。开国之初,清顺治帝立即下令颁发度量衡制度,命工部监造器具以保证国库收入。顺治五年(1648年),颁定斛式,由户部较准斛样制成后发给坐粮所收粮。十一年、十五年(1654、1658年)又先后定各关市秤尺、砝码,并令各关量船称货务必秤准尺足,私自增减者依罪处之。清康熙帝继位当年,即定制度、颁发新砝码。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下令停止使用满族政府原在东北地区使用的金斗和关东斗,以保证全国度量衡统一。康熙帝钦定《律吕正义》,自视累黍布算以定营造尺,从而斗升之容积、砝码之轻重皆以营造尺寸法来制定。这个度量衡标准悉本黄钟六律之说,用累黍确定标准尺度。

  清康熙帝主持编写了《律吕正义》,还删定了西人传教士南怀士编纂的《数理精蕴》,这两本书中都详细记载了关于度量衡标准的规定,康熙帝亲自累黍定尺,以一百粒纵向排列的黍子所得之长定为营造尺度,又以一定的尺寸确立量器的容积,用铁铸成漕斛,用一立方寸金属的重量作为质量的标准,由此再定出各种量值砝码的尺寸,作为称量国库收支的标准器,因此称库平。

  其中,传教士南怀仁《数理精蕴》还列有度量衡表,用各种金属比重来定尺寸之准、轻重之率。

  根据我们对度量衡的了解,可知,中国在制造度量衡标准器时,就已经知道了比重、密度的概念,并且以金属比重、纯水重量来确定度量衡标准,即“权水轻重法”

  清代学者戴震著《考工记图》,认为制造栗氏量时已运用了水的比重来求得量器的体积,从而保证栗氏量所用青铜为一定的重量,以作为重量标准。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注《汉书·食华志》(第四册),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一版,第1149页。);《后汉书·礼仪志》记载:“权水轻重,水一升,冬重十三两。”(注《后汉书·礼仪志》(第十一册),中华书局1965年5月第一版,第3125页。)

  这表明中国在公元前二百年,已能运用金属比重和固定温度、固定容量的水作为重量的单位。

  北宋时,这一概念被具体运用,据《宋会要》记载,当时的乐律学家李照发明了一种“乐秤”,此秤即以“一合之水重一两,一升之水重一升(斤),一斗之水重一秤”。

  明清一斤的标准值基本上为600克,清末时“黄金比重法”被放弃,又重新改用一立方纯水之重为权衡比率,即“权水轻重法”,并制作了标准器。但现代测量发现,清末的一斤并不足600克,为接近值598.8克。

  根据以上可知,满清采用的“黄金比重法”是倒退,而不采用汉代乃至宋明以纯水比重作为度量衡标准,清末时才放弃改回一立方纯水之重为权衡比率,如此反复,说明对中国古代度量衡发展非常不了解。

  更不可能是传教士南怀仁的西方“科学知识”,南怀仁所写的《数理精蕴》有关度量衡的知识都只能来自于中国,必须要正本清源,还华夏文明公道!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24:03
  营造尺库平制

  由营造尺、漕斛和库平两组成的度量衡制简称为营造库平制,从而建立起度量衡三者互相校定的关系:量器的尺寸可以作为长度的标准,一定重量的某种金属的立方体也可以反求出营造尺的长度。营造库平制是清政府为提高度量衡三个量的精确度和科学性,继承秦汉以来以度审容,以量定衡重的科学方法,继续探求以自然物为基准的成果。

  清代整理衡制的计划,在顺治年间就开始了,到康熙年间才完成。清代衡器分砝码、秤戥三种,存储在户部的叫作库平。权的材质有黄铜、红铜、锌、铅、生铁、熟铁等砝码有正副两套,一百两砝码每副自一分至一百两共28件;一千两砝码每副自一分至五百两共32件;一件六百两砝码,每副四圆,每小秤十斤至五十斤,小盘秤自三斤至十六斤;大戥自五十两至一百两;小戥自十两至三十两。

  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政府议定的衡器有五种:计有库天平、商用天平、杆秤、戥秤、磅秤等。当时议定各秤的使用期限为:官用秤二年一换,商用秤十年一换。但由于国政废弛,财政困难,直至清亡也未实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命令农工商部和度支部重订度量衡制度,以康熙四十三年造铁斗的尺寸为准,又与法国米制互为参证,定出一营造尺合米尺32厘米;量器以漕斛为准,每升合米制1035毫升;衡重采用一立方寸纯水在摄氏四度时的重量作为一两的值量标准,合米制37.301克。清政府并向万国权度局定制营造尺和库平两铂铱合金原器和镍钢合金副原器各一支(个),作为当时国家级的实物基准器。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各国度量衡制纷纷传入,当时并用为交易结算的单位。清朝末年,统治阶级腐败无能,不但无法抵制各国杂乱的度量衡制的干扰,也无力统一全国度量衡,造成了度量衡极度混乱。尽管如此,中国近代度量衡随着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西方度量衡传入而带来有利于借鉴的条件,度量衡技术得以继续发展。由于累黍法的重复性差,金属的纯度各异,所制定的标准精度低,不能满足需要,故实际上度量衡三者仍采用实物标准。


  从1875年,法国根据《米制公约》把维护千克和米定义原器的责任转交给国际组织以后,经过演变发展,现在被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认可,称为“国际单位制”。

  随着清王朝的被推翻,度量衡的改革也进入一个新时期。从国际形势来看,自1795 年法国政府颁布以米制为标准之后,世界上采用米制的国家日益增多,至1875 年3 月1 日,法国政府召集了“米制外交会议”,二十多个国家派出了政府代表与科学家出席会议,正式签署了“米制公约”。

  国内形势是,鸦片战争后,我国度量衡无一定准则,制度混乱。民国初立,是彻底改革的极好时机,工商部经反复讨论,均认为适应世界潮流,直接采用米制,既可统一全国混乱的制度,又可消除对外贸易的障碍,并拟在十年内将米制推行全国。后因考虑到公尺过长,公斤过重,完全废除营造尺库平制而直接采用米制,恐与我国数千年之民情习俗相背离而不易被接受,故仿效美、英等国的办法,本国度量衡制与米制兼用。确定营造尺库平制和米制两制并行。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24:22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度量衡

  1840年鸦片战争后,满清的闭关自守政策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打破了,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度量衡的发展受到阻碍。帝国主义列强的度量衡制度随着它们的入侵纷纷传入中国。

  1.海关度量衡制的产生。

  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入后,中国设海关的行政权逐渐落于外人之手。在1858年订立“天津条约”后,各国在通商章程中大都规定以他们的度量衡标准作为折算的依据。这就是后来命名的所谓海关度量衡制,所用的度量衡器具叫做“关平”、“关尺”。

  当时同中国订约通商国家的度量衡制度主要有3个系统:英、美、丹麦、比利时等国属英制系统;法、意等国属法制(即米制)系统;德、奥等国属德制系统。后来,德、奥、比利时改用法制。由于英国人控制中国海关大权,所以当时的海关度量衡单位的量值折算主要以英制为标准。

  2.营造尺库平的改进。

  清朝末年,清政府仍采用营造尺库平制。为了统一度量衡制度,商请国际权度局(今译国际计量局)制造铂铱合金原器、镍钢合金副原器及精密校验仪器。国际权度局制成原器和副原器并进行校准后发给证书,中国即以此作为国家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当时的农工商部设立度量衡局,负责办理推行工作。

  清末重订的度量衡制度,吸取了当时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成功经验,更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是在原来营造尺库平制基础上的一大改进。当时拟定的标准器是:

  度——仍以营造尺为标准,其长度同米制的长度单位比较,等于32厘米。米制的1米等于营造尺3尺1寸2分5厘。

  量——仍以漕斛为标准。仓场衙门保存有乾隆十年铸造校准的仓斛,其口小底大,容易取准。

  衡——仍以库平两为标准,即以营造尺1立方寸纯水的重量作标准,库平1两等于37.301克。

  3.推行米制。

  十九世纪,许多国家都相继采用米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也决定采用米制(当时称为万国公制),并计划在十年内将米制推行于全国。为照顾人民的习惯,米制与营造尺库平制并用。1915年1月,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公布了《权度法》,规定:

  一、权度以万国权度公会所制定铂铱公尺、公斤原器为标准。

  二、权度分为二种:甲、营造尺库平制。乙、万国权度通制。(注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21页。)营造尺库平制是过渡时期的辅制;米制是比较的标准。

  北洋政府还制定了一些法规,作为各地统一度量衡工作的依据。但是它的目的没有实现,大多数地区的推行工作开始不久就偃旗息鼓,由度量衡混乱引起的纠纷依然经常发生。

  中华民国初年,着手改革度量衡的时候,许多人都希望顺应世界潮流,直接采用国际标准,但鉴于中国传统衡器使用过久,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加上民众的保守性和社会的惰性一时不容易改变,于是就采用双重标准。全部制度分为甲乙两种,甲种即中国旧制,乙种为国际公制,于中华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一月六日公布实施。

  以上就是中国度量衡发展的过程,最后因为满清导致中国的度量衡体系遭到放弃,改用“米制”,直到取代了中国自己的度量衡体系。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24:37
  也就是说,明朝时,据说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引进”了西方科技,但是,在天文计算、制图等方面,却没有相应的度量衡换算问题,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众所周知,满清陷入半殖民半封建以后,引入了西方的度量衡,后来采用米制,却依然有度量衡混乱问题,但是为什么明朝的时候却没有这种度量衡换算混乱的问题?!

  要知道,历朝历代因为各种原因,度量衡尺度不断增大,以至于在隋唐时出现了度量衡大小制问题,就是为了解决天文、乐律、医药、服饰等的度量衡换算问题,而这些都有着相应的传承沿革,必须保持这些尺度能够与古制相符以便换算。

  但是,徐光启、利玛窦等人在进行天文历法制定时,却没有度量衡换算问题,《坤舆万国全图》的绘制时也不需要度量衡换算,西方传教士写了那么多“西方科技书籍”,却都没有遇到度量衡换算的事情!

  真正在中国与西方进行度量衡换算的历史事件却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侵入后,出现的海关度量衡制以及“米制”!

  为什么在据说明代“引入”传教士带来西方科技时,发表的那些科技著作通通都不需要相关的度量衡换算,要知道海关度量衡制还有3个系统呢!

  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它们也不是同一个国家,西方当时也没有统一度量衡,甚至在满清的海关度量衡制时都没有统一,明朝的时候又怎么可能统一?!

  不统一度量衡的话,在据说“引进”的西方科技著作里的度量衡系统就不可能统一,那么度量衡就会产生混乱才对!

  为何明代“引进”西方“科技”时,没有遇到度量衡混乱的情况,最早的中西方度量衡换算问题应该出现在明代,而非满清。

  明朝没有相应的历史记录,如果有的话,满清在遇到海关度量衡制的时候,不就很容易解决了吗?!

  传教士们在写“西方科技书籍”时用的谁的度量衡呢?

  “米制”单位是1795 年法国政府才颁布为标准的,世界上采用米制的国家日益增多,至1875 年3 月1 日,法国政府召集了“米制外交会议”,二十多个国家派出了政府代表与科学家出席会议,正式签署了“米制公约”。

  那么至少在1795年之前,西方是没有度量衡标准的,明朝时的传教士所在西方国家是没有度量衡制的,而“米制”单位也同样是基于已确定的地球子午线距离来确定1米的长度的,这在没有制定度量衡标准之前是不可能知道的!

  否则,中国不会以“黄钟律”定度量衡,把律、度、量、衡统一在同一自然物上,互相参校,这就是“同律度量衡”,而这一点西方很晚才明白,也就不够得出明代西方传教士在没有度量衡的情况下,给中国“送”科技这一说法了!

  只能是相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学习各种科技文化知识,编纂了这些书籍,谎称为西方的,然后传入西方给它们带来中国的科技文化知识,这才是符合常理的发展推断。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27:00
  度量衡——权衡(轻重)

  图 商周秦汉的部分度量衡文物——权衡

  


  “权”的意思是“重”,“衡”的作用是用“权”来平衡物体的轻重,衡权也就是指权和物形成平衡。

  中国古衡器,中国古代秤重量的衡器。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晚于尺度和量器。甲骨文中尚未见有重量单位,西周铜器上有重量单位、爰、匀,至今还没有找出它们之间的进位关系。

  衡器,是利用胡克定律或力的杠杆平衡原理测定物体质量的。衡器主要由承重系统(如秤盘)、传力转换系统(如杠杆传力系统)和示值系统(如刻度盘)3部分组成。

  衡器(weighing machine),是计量器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人们称计量为'度量衡'。

  所谓度,是指用尺(如古时的骨尺、牙尺及以后渐次问世的竹尺、木尺、皮尺、钢尺等)测量物体的长短;

  所谓量,是指用容器(如古时的合、升、斗、斛及以后使用的量桶、量杯等)测量物体的体积;

  所谓衡,则是指测量物体重量。衡,应始于原始社会末期,据史料记载距今已有4000多年,当时出现了物品交换,但计量方法则是靠眼看手摸;而作为计量重量的器具 --衡器,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夏朝。

  衡器是怎样产生的?衡器的制作主要在权上,以权衡之。

  《尚书•舜典》有“同律度量衡之语。”

  《孔传》载:“律者,候气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起于律。”这就是说权衡之制也是起于黄钟之律。

  中国的度量衡制始于公元前2500年的“黄钟”律。据记载,“度本于黄钟之长,量本于黄钟之仑,权衡本于黄钟之重”。

  夏代,中国始用权衡作为称重器具。权相当于砝码,衡指杠杆。杠杆正中有一小孔用作支点,在杆的两端各悬有挂钩,一边挂被称物,一边挂权。每一副权衡都有一组权。权的重量逐一递增,以称不同重量。汉代出现木质杆秤,此后一直沿用了2000多年。

  权衡取其平,平者乃公道之谓也。权,俗称秤砣、秤锤、秤权,是悬挂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铜、铁、陶、瓷、石的秤砣和后世的砝码。

  《汉书》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也就是称重量的器物,名曰衡器,衡为杆,权为砣。“权衡”这个词就是这般引申出来的。苏轼说得明白不过了:“人之所以为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识多寡,手知轻重,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必会之于度量与权衡。”管子论刑论言道:“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犹如掂掇天下大事的一杆秤。

  春秋战国时期已掌握了杠杆原理,战国中期在楚中一带已广泛使用天平和砝码称量黄金,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计量标准不一,较为混乱,直到秦统一天下后,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实行商鞅变法(公元前221年),才统一了度量衡标准;宋朝时期出现了准确度达到1厘(40mg)的戥秤,标志着当时的衡器已具有相当可观技术水准。

  衡器是在商品的交换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人类最早使用的衡器是原始天平。

  据说约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就已使用等臂天平秤。它是在简易杠杆中点设一支点,在杠杆一端的盘(钩)上放置被测物,在另一端的盘上逐个放置形状、质量一样的物体,当这种装置平衡时,就意味着两边的质量相等,并可从左端物体的个数推定右端被测物的质量。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27:11
  权衡器

  战国权器形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环形权,另一种呈半球形顶端有鼻钮,其中以秦国高奴禾石铜权、三晋司马禾石铜权、楚国木衡、铜环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实测推算,每斤重均在250克左右。

  秦权

  秦统一中国后,衡制仍因前代。秦始皇在“书同文,车同轨”的改革中,也统一了度量衡。

  近代曾发现过秦始皇统一权衡的实物: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山东潍坊收藏家黄介祺于琅琊台西南古城址拾得秦始皇百二十斤(一石)铁权一个,权上嵌铜诏版,权重清衡819两又5铢。这种嵌有诏版的铁权,必是秦统一度量衡以后的权度。

  后来,秦权虽然多次出土,但嵌有为统一而发布诏令——诏版的却不多。

  如1973年5月在文登县苘山公社新权村出土一件秦嵌铜诏版铁权,底径24.7、高20.5厘米,重32.5公斤,半球形,平底,顶部为半环形钮,权的侧面嵌铜诏版,诏版为长方形,上面阴刻有秦始皇诏书文字,竖行,九行,计40字,笔划方折,大小错落,大部分文字清晰。全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者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嵌嶷者,皆明壹之。”这件重30多公斤的秦铁权是目前所知最重的权。

  所见秦权有三、四十件,以铜质权占绝大多数,每一件上都铸刻有40字诏书,分别出土于辽宁、吉林、河北、山东、江苏等地,量值基本统一,每斤重约250克。


  汉权

  西汉以官累权为代表,权上多标明自身重量。西汉权单位量值统一,每斤约重250克。新莽铜权均为环形,出土的铜权多刻有始建国元年(公元9)正月癸酉朔日制,有的还刻自身的重量,折合每斤在240~250克之间。

  东汉绝大多数为铁质权,每斤在200~270克之间,单位量值很不统一,已大大超出一般允许误差的范围。单位量值的混乱(即权的重量已不再都是斤的整倍数),当是东汉多数权已从砝码变化为秤砣的标志。


  北朝权

  仍以铁权为主,器形分两类,一类似秦汉权为半球形,上有鼻钮,另一类更接近现代的秤砣,形态有瓜式、葫芦式等,体积小,重量无规律可循。


  宋明清权

  宋代出土了两枚大型铜砝码,一枚自铭铜则重一百斤,合今64000克,另一枚自铭铜砣重一百斤,合今62500克。

  明朝万历戥子是杆秤之精品,每秤有3个提钮,度值为分、钱、两。称量准确,使用方便。明朝已有全套砝码积装在一长方形盒内,铜盒本身也是一枚有标定重量的砝码,制作精巧。砝码每斤重约合今580克。

  清朝铜砝码亦多用积装式,以库平两为标准,每斤约合596克。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29:07
  权、衡与天平、杆秤

  权为我国古代衡器之一,用以秤重。铜权,铜权,相当于现在的秤砣。权,即秤锤,又叫秤铊,与衡(秤杆)相佐,也就是称重量之用,名曰衡器。

  据考: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随着人类私有制和商品交易的产生与发展,就开始有权衡理念和雏形实物,成为最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工具。进入封建社会时期,为了征收赋税,称量财物,支付黄金白银及铸造钱币等,更是需要各种权衡器。

  权,是最早中国古代度量衡中的衡器,是称重量的器物,俗称“秤砣”,是悬挂秤杆之上可以移动的砝码。衡为杆,权为砣。权衡这个词就是这般引申出来的。是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工具。

  从现有出土和传世的各种权来看,我国现存最早的权是战国时期流传较广的秦权和楚权。

  春秋中晚期,楚国已制造了小型衡器——木衡铜环权。目前所见的一套完整的环权系楚国遗物,全套共十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一铢重0.69克,一两15.5克,一斤251.3克,十枚相加约500克,为楚制二斤。

  这种精小的衡器是用来称量楚国“市”上流通的黄金货币“郢爱”的工具。1978年河北易县燕下都战国墓出土了一批金饰件,正面有精美的奔鹿和武士头像,背面都有记重刻铭,如:四两、十六朱(铢)、四分一(铢)等。现代经精密天平作过校量,证明当时称量已相当精确,以所测八件平均值折算,每铢合0.66克,每两合15.5克,每斤248克。

  说明战国时各国都有相应的小型权衡器来称量金、银之类的贵重物品。当时不仅广泛使用衡器,而且有了相当完备的杠杆理论。

  战国时代的著作《墨子·经说下》:“衡,加重于其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长、重者下,短、轻者上。”

  图 先秦的楚国的天平,及另一种杆秤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支战国时期的铜衡杆,正中有拱肩提纽和穿线孔,一面显出贯通上、下的十等分刻线,全长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每等分为一寸。形式既不同于天平衡杆,也有异于秤杆,很可能是界乎天平与杆秤之间的一种衡器,暂定名为“不等臂天平”。

  用这种衡杆称物,可以把被称物与权放在提纽两边不同位置的刻线上,即把衡杆的某一臂加长,这样,用同一个砝码就可以称出大于它一倍或几倍的重量。经过逐步发展,缩短重臂,加长力臂,就形成了秦汉以后的杆秤。

  春秋中晚期,楚国就开始使用木衡铜环权,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权衡器的权威地位更加明显,铸造和使用更加普遍。

  《秦律·效律》对衡器的误差范围曾作了详细的规定。经实测秦代的铜质权一般不超出秦律所规定的误差范围,而铁石权(120斤)却大大超过允差范围。东汉以后大量值的权已很少见,且权和权之间值量已没有明显的递增关系,据分析,这时期权已多作杆秤的秤砣了。

  出土的战国环权以及大量秦权,多用作等臂天平的砝码。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楚国王铜衡杆,与东周铜尺同长,铜衡上有十等分的刻度,可能是称重时作为在不同部位悬挂权和重物的标志,一般认为王铜衡杆是从等臂天平过渡到杆秤时出现的一种衡器。

  北宋景德年间刘承曾重新校定国库内的标准砝码,并创造了使用方便、精度较高的戥秤,在中国衡器制造上也是一个创举。

  元朝疆土辽阔,商业发达,目前所见元代铜权达 200余枚,权上大多铸年号和地名,有的还铸或刻汉、蒙、八思巴及波斯等文字。流传至今的明代衡器多为称银两用的盒式砝码,平均每斤合593g。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33:38
  “公平”、“公正”的概念是怎么来的?突然就能有这个概念吗?中国的度量衡真的没有产生这种思想吗?谁说“公平”、“公正”的观念是西方的,真是胡说八道!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图 赵晓军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的“公平”观念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34:02
  权衡与赋税、度量衡制度

  权,又同后来的赋税制度相关联。从现有出土和传世的各种权来看,我国最早的权是战国时期流传较广的秦权和楚权。秦权为馒头状,顶纽系球形,也伴有觚棱形;秦代为统一全国衡制而由官府颁发。包括战国时的秦权和秦统一后加刻诏书重新颁发的战国秦权。

  秦权多为铜质,少数为铁制,偶为陶制。有1斤、5斤、8斤、16斤、20斤、24斤、30斤和1石权8种。各权都带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有的后来加刻二世元年(前209年)诏书;秦二世时制作的,同时并刻两诏;个别权上刻有“美阳”(今陕西扶风)、“平阳”(今山东邹县)等地名。

  除传世秦权外,陕西咸阳、西安、临潼、宝鸡,甘肃秦安,山东文登,江苏盱眙,山西左云,河北围场,内蒙古赤峰和敖汉旗等,均有出土。西安高窑村出土的战国末期秦国高奴铜石权,重量单位为“禾石”,供称粮草用;传世小型“咸阳亭半两”权,与“称钱衡”配套使用。战国中期司马成公权,铭文记载了造权的有关人员和权的重量、称量标准。

  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了度量衡,并颁布了诏书,铸造在度量衡器上抑或制成诏版镶嵌在度量衡器上,作为官定的标准器。诏忆有四十个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到了二世又下了六十个字诏书:“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毋疑。”这就是秦两诏权。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也是秦王朝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楚权则多作圜形,铸有半圆形环纽,常由十个组成一套,供在天平上使用。建国以来,湖南清理发掘的近2000座楚墓,其中101座出土有天平和砝码,谓之称钱天平,使用时要以钱权作砝码,这种砝码刻有标明重“四朱”或若干两。人们用天平、砝码作陪葬品,可见当时与黄金流通有关,因为黄金昂贵,在交换中要求重量准确,楚墓中有较多的天平、砝码出土,是楚国当时曾普遍使用黄金的间接证明。

  汉至隋700余年,基本上行用“称钱衡”,即称钱天平和砝码钱权,长期成为我国古代基本的货币制度,按照当时钱令规定,凡敢剔轻择重,不以“称钱天平”称重计量收付钱币者,要严加惩处,罚于本里正强制劳役十日。

  唐宋元明清各朝都有度量衡管理制度,并明令规定不准私造。

  周代,每年仲春仲秋,气温变化较小时,“同度量平权衡”。秦代“法度量”,一年一校,国家颁发标准衡器,每年严加鉴验,以保重量,在领取或借用时,当面校准,不准有丝毫差池。权就是校秤砣,亦即标准秤砣。

  唐代专设监校官,衡器经校验后加盖钤印方准使用。明代由其司马领市司负责校正衡器。

  古代县衙集公检法于一身,总揽大权,“权”有衡量天下,规范事物,保持公平,而且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在政治学上称为“权力”。 有的县衙的官员们将石秤砣高悬于大梁,警示官员们在履行权力时,要掌握办案的轻重,做到断案是非分明,体现公正。二来告诫身边官员要用好手中权力,善用权力。

  所以,有“权衡”,才能知“轻重”,方能“权衡”轻重利弊,衡量事物,不偏不倚!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35:24
  只要有度量衡,有市场交易,就会有“公平交易”的概念,中国很早就有市场了,倒是西方的“古希腊”那点人口够大宗货物贸易吗?!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36:01
  公平交易——度量衡

  为何舜帝在春分颁定度量衡的标准?

  每年的春分、秋分两日,是校正齐一度量衡各种准器的时日。周代《礼记月令》明定春分、秋分这两日“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斛)”的做法。《论语.尧曰》说到帝尧时代重视“谨权量,审法度”。

  中国历代也都是秉持春、秋分日“阴阳相半、昼夜均”的均平精神,明令校正齐一度量衡准。

  《礼记正义》曰:“谓度量钧衡之等,人之所用,当须平均。人君於昼夜分等之时,而平正此当平之物。”

  其实,昼夜等分之时还有秋分,哪又为何不在秋分颁定呢?

  因为“春为生,秋为成。”

  在《淮南子·汜论训》中道:“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必得和之精。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

  所以,公平与平衡,皆源自于天道生旺气数使然。由此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一个细节上都会体现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因而,学习传统文化,必须系统的整体研习,否则极有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在衡制方面,应该说是西汉东汉,两汉同制,新莽将斤重减轻,不过是一个短时问的历史插曲(东汉220克的权可能是新莽之制遗存下来,用于小以出之的场合)。

  管仲提出度量衡准确和富贵众强、贫贱卑辱无关,《管子·明法解》说:“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贫贱卑辱,不为损短。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为了维护度量衡的准确,商鞅借鉴齐国量制,制成流芳千古的度量衡瑰宝--商鞅铜方升,并亲自督造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具,发到全国各地,定期检定。

  《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势解》又说:“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长短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

  《侈靡篇》还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商鞅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比喻法律的公正性。为了维护度量衡的统一,专门颁发了律令。这又是法律的由来。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2:39:05
作者:静如山岳 时间:2019-05-07 12:57:14
  顶一个,楼主,我拿你的这个贴当学习资料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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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3:33:40
  市场交易对度量衡的影响

  度量衡是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市场公平交易的基础。

  度量衡一经制度化,必然具有很强的法制性。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和准确,一靠技术,二靠政权力量和法制管理。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市场交易,同时很重视公平交易。执政者颁布各种长度、容量、重量的准器,称作度量衡,作为市场交场的准据。而这些准器还要经常校正,以确保其准确度。这些度量衡制度由来已久,影响中华文化又深又远,不仅仅是在器物的表面,同时还深入文化的内涵,譬如成语典故、日常用词,都受到濡染、影响。

  “市”出现于原始社会中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

  《易经·系辞》中有:“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的说法。不过当时的交换仅处在以物易物的初级阶段,直至传说中尧舜时期也不过是“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淮南子·齐俗训》)。相传夏朝时王亥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由于当时商品交换还没有成为重要的经济形式,货币也还没有出现,人们对交换物品的轻重多少一般不甚计较。

  据《周礼》记载中所说:凡建国营都,总要建立市,用度量衡来管理“市”上交易的官吏叫司市,他的职责是把丈尺、豆区等度量标准呈示出来,统一货物的辐广、匹长。“司市”还掌管市上的治教、政刑、量度、禁令等事务。凡是运送货物的商人,都要凭玺节出入官市。

  “市”上对不合格的货物的禁令十分严格,关于百姓、商人、贾者、作工者也各有规定。“质人”除负责确定市上的各种货物价格外,还负责考察各种量度之器:“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而罚之”。

  这样丰富的商品经济、严格的市场监督和度量衡的管理制度,足以说明西周时期度量衡器在民间的广泛使用。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4:06:50
  秦汉

  秦汉时期,人们的商品交换活动基本上是在“市”内进行的。“市”是政府在城市里设置的商业区域,和居民的住宅区"闾里"严格分开。大城市里,由于人口很多,往往设置有多个市。如汉时的长安就有九市,有东市和西市之分。

  市区规划整齐,四周都有垣墙,称为“阛”(huan),与“闾里”相隔。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店铺、货摊、作坊只能在市里,买卖也必须在市内进行。

  市门称为“闠”,由官府派监门市卒看守,按时开闭:“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

  市中的店铺、货摊称为“肆”,商肆均按货物的种类集中排列成行,称之为“列”、“列肆”。市内储藏货物的仓库称为“廛”(chan),按《礼记·王制》郑玄注解作“市场邸舍”。

  1975年冬天,在湖北省云梦县火车站西北的睡地虎发现了12座秦代古墓,其中,在11号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秦代竹简,经过整理统计,共计1155枚秦代竹简,残片80枚。

  经过整理,这批竹简整理出了大约4万字,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大部分是与法律有关的,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内容。其中,《编年纪》主要记录了秦国的政治措施以及有名的战争;《日书》则记载了不同节气的活动,反映了秦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为吏之道》则是一本秦代官员的行为标准;而最重要的则是《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等一系列法律文书。

  图 《国家宝藏》睡虎地秦简_动态图

  


  经过整理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秦律十八种》,包括《田律》《金布律》《置吏律》等十八种法律,内容涉及刑法及行政、经济、民事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这是《云梦秦简》的主要部分。

  2、《效律》,这是有关官府物资账目检核制度的法律规定。

  3、《秦律杂抄》,这是对法律和单行法规的摘抄,其中有法律法规名称的计有《除吏律》《捕盗律》等11种,其他都没有名称,摘抄的内容也相当广泛。

  4、《法律问答》,这是官吏对法律法规的解释和补充说明,以及有关诉讼程序的说明等,其中引用了不少过去的判例作为解答的依据。

  5、《封诊式》,这是有关案件调查、检验、审讯等程序的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其中收录了不少有关侦查和勘验的案例。

  6、《为吏之道》,其中记述了对官吏的各种要求,以及任用考核官吏的标准等,是官吏必须遵守的准则。

  7、《语书》,这是当时南郡的郡守颁发给本郡各县、道,告诫官民奉公守法的文告。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4:08:10
  《秦律十八种》包括《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置吏律》《效》《军爵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等。

  图 云梦睡虎地秦简

  


  《效律》部分特别对度量衡器的误差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它是贯彻统一度量衡政策的法律保证。

  《效律》竹简,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一,共61简,位于墓主腹部,简长27厘米,宽0.6 厘米。标题写在第一支简的背面。规定了对核验县和都官物资账目作了详细规定,律中对兵器、铠甲、皮革等军备物资的管理尤为严格,也对度量衡的制式、误差作了明确规定。

  效律是关于核验官府物资财产的法律。效律详细规定了核验县和都官物资账目的一系列制度。对於在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物品如兵器、铠甲及皮革等,规定尤为详尽。特别是对於度量衡器,律文明确规定了误差的限度,这是贯彻统一度量衡政策的法律保证,对巩固国家经济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可见效律除〈秦律十八种〉外,同墓另有出土更完整之〈效律〉。此外,〈二年律令〉中亦包含〈效律〉之部分条文,可将三者进行比对研究。

  《效律》共有六十支简,和《语书》、《秦律杂抄》、《为吏之道》三种简书一起发现于人骨腹下。《效律》和《秦律杂抄》可能是同一个人书写的。但是两篇的简长有差异。

  《效律》:“衡石不正,十六兩以上,貲官嗇夫一甲;不盈十六兩到八兩,貲一盾。甬(桶)不正,二升以上,貲一甲;不盈二升到一升,貲一盾。”

  【译文】

  衡石不准确,误差在十六两以上,罚该官府啬夫一甲;不满十六两而在八两以上,罚一盾。桶不准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一甲;不满二升而一升以上,罚一盾。


  《效律》:“斗不正,半升以上,貲一甲;不盈半升到少半升,貲一盾。半石不正,八兩以上;鈞不正,四兩以上;斤不正,三朱(銖)以上;半斗不正,少半升以上;參不正,六分升一以上;升不正,廿分升一以上;黃金衡羸(纍)不正,半朱(銖)以上,貲各一盾。”

  【译文】

  斗不准确,误差在半升以上,罚一甲;不满半升而在三分之一升以上,罚一盾。半石不准确,误差在八两以上;钧不准确,误差在四两以上,斤不准确,误差在三铢以上;半斗不准确,误差在三分之一以上;参不准确,误差在六分之一升以上;称黄金所用天平法码不准确,误差在半铢以上,均罚一盾。

  我们看到《效律》中规定:衡石不准确,误差在十六两以上,罚该官府啬夫盔甲一副;不满十六两在八两以上,罚盾牌一副。桶(斛)不正确,误差在二升以上罚铠甲一副,不满二升而在一升以上,罚盾牌一副。称黄金的天平、砝码不准确,误差在半铢以上,罚盾牌一副等等。大量出土文物经过实测,秦权、秦量单位量值都比较统一,绝大部分误差未超过《效律》所允许的范围。

  这些证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时沿用了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时所制定的标准,如战国时秦国制造的商鞅铜方升、高奴禾石铜权上均有加刻的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书,而秦统一后发至各地的度量衡器单位量值亦皆与战国时秦国保持一致,即1尺=23厘米,1升=200毫升,1斤=250克。这一单位量值从商鞅到东汉末年,几乎延用了四、五百年。


  秦除了在《效律》中严格规定度量衡器具的误差范围以外,还规定了器具定期检定的制度。如在西安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器壁上有多次刻铭。

  第一次铭文:“三年,漆工巸、丞诎造,工隶臣■,禾石,高奴。”是战国时所铸。

  第二次铭文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后,虽仍沿用秦国旧制,但是器具则需要经过检定,加刻四十字诏书后才能继续使用。

  第三次刻铭是秦二世时加刻的。二世继位后,表示继承始皇遗志,在器物上再加刻二世诏书,表彰始皇帝统一度量衡的功绩并要求制造器具应合乎标准。

  从铜权的三次刻铭可以看到它的承传关系和秦度量衡制度的严格性。此外,文献中也有关于度量衡检定制度的记载。

  《吕氏春秋》:“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均衡石,角斗桶,正权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均石、齐斗甬(斛)”指明每年在仲春、仲秋之月检定度量衡器,以便减少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的检定误差。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4:33:06
  唐代

  从字义上来分析,“坊”与“市”是两个概念。

  坊,又叫里,或称坊里,是古代城市最基本的单位,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组织的基本单元。唐人苏鄂在《苏氏演义》中指出:“坊者,方也。言人所在里为方,方者,正也。”

  “市”则为商品交换的场所。

  在先秦称为“里”,“闾”或“闾里”,从北魏开始出现“坊”的称呼,从隋朝开始正式将“坊”固定化。里坊居住呈现阶层分区居住和职业分区居住两个特点。坊市制度,既是政府管理城市居民的制度,又是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方式之一。

  坊市制至迟在西周时便开始萌芽,“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春秋战国时期,坊(里)市制度逐渐形成,“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坊市制主要表现为将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严格分开,并用法律和制度对交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严加控制。

  一般而言,“坊”是居民区,“市”则是交易活动场所。坊市是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经出现便成为城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从《墨子·七患》“城者,所以自守也”可知,防御是城的最基本职能,故城墙是冷兵器时代城所必须具备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等因素,城逐渐发展成为除防御功能之外还有经济等功能的城市。

  “城”与“市”是产生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两个不同的事物,其职能不尽相同:《说文》“城,以盛民地”;“市,买卖之所也”。

  坊市制或市坊制,是我国古代政府对城区规划和市场管理的制度。坊市制从西周一直维持至唐代。唐代是我国古代坊市制发展和转型的重要时期。

  从西周至唐代,一直是作为居住区的坊(里)与作为商业区的市分设,一般是市内不住居民,坊内不设店肆。自城中有了市区之后,居民居住与商品流通缺一不可,城市由此诞生。

  市区内的活动受到官府的严格规定,正如《易·系辞下》所言,“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城市成了商品交换与商品生产集中之地,其经济功能日益凸显。

  到汉代坊市制进一步完善,坊市布局比较规则齐整,汉代长安城内“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

  魏晋以降坊市制度进一步巩固发展,北魏时期,洛阳就已形成了棋盘式的格局,“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这种带有较强封闭性的制度于唐代达到了顶峰。

  图 唐长安城坊市示意图

  


  作为历代坊市制度发展的顶峰,唐代将城市居民按坊居住并进行管理,形成了统一的城市格局。

  《唐六典》记载:“皇城之南,东西十坊,南北九坊;皇城之东、西各十二坊,两市居四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可见,作为都城长安城,市坊布局相当规整,而地方的市坊建造也很普遍,如苏州有六十坊,益洲有金马坊、书台坊、锦浦坊、花林坊,扬州城有常乐坊、道化坊、临湾坊、道仁坊等,敦煌、吐鲁番出土文字证明唐代敦煌、西州也有坊市。

  ​唐代市坊的内部构造更加完善,坊内的十字街道分别称为东街、南街、西街、北街,由此划分出的四个区域内再设小十字街,形成了十六个区块,也分别有专称,如此整齐的规划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统治者居高临下便于控制;另一个是整齐的布局使逃亡的罪犯无处藏身,官司机构、居民宅第与市场不相混杂,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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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4:35:05
  宋代

  宋朝廷对度量衡的管理比较系统,基本上继承了唐制。

  据《杂令》规定:容量“十钥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重量以“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两,十六两为斤”。尺度以“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

  如果违反上述规定,依律“杖七十”;如监校司失职,“杖六十”。凡私作度量衡不符合规定,而又在市场上使用者,按情节依法治罪,笞五十或准盗论;即使符合规定,“而不经官司印者,笞四十”。


  明代

  明经济发达,市场交易繁荣,为保护正常的贸易秩序,《大明律》户律特设市廛一门共五条,对贸易市场进行规范。

  市廛,本指交易之所,即市场。唐宋律中没有关于市廛的专门条款,仅有斛斗秤度和市司评物价等条目,明律则将其单列为一门,并增列了私充牙行埠头、把持行市、器用布绢不如等条款。以这些条款保证市场交易公平合理。

  明律还对交易市场上的度量衡、物价、商品质量等作了具体规定。譬如市场上使用的度量衡必须经过官方校勘后方可使用,“凡私自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为防止假冒度量衡在市场出现,令各地兵马司每二日一次校勘市场上的斛斗秤尺。


  清代

  清代城乡市场进一步发展,相互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在全国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市场网络。清代的市场管理法规基本上是承袭了明朝的旧制,可以说明清的市场管理法规基本一样。明清的市廛律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清朝的市廛律在前朝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对牙行的规范上。

  清律对市场交易中的度量衡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制度基本上沿袭前制。清律规定严禁私造度量衡器具,“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減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官吏、工匠)杖七十。”

  市场上使用的度量衡器具必须经过官府校验,合格方许使用,如果“提調官失於較勘者,減(原置官吏、工匠罪)一等。知情與同罪。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雖平,而不經官司較勘印烙者,(即系私造),笞四十。”、

  清律同时还对官吏在度量衡上违反法律有关规定的行为制定了处罚措施,“若倉庫官吏,私自增減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納以所增,出以所減)者,杖一百。以所增減物計贓,重(於杖一百)者坐贓論。因而得(所增減之)物入己者,以監守自盜論(並贓不分首從,查律科斷)。工匠杖八十。監臨官知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三等。罪止杖一百。”

  另外,清朝关于市场管理的法规除清律中的市廛条外,清廷还通过颁行大量的“例”来规范市场,例的效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律。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5:14:55
  市场交易的监管、法律法规


  古代市场的名字

  《易·系辞》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图 考古发现“仰韶文化”,2眼水井引起关注,专家还发现了千年酒曲

  

  原始市场有:市井。

  “市”在古代也称作“市井”。这是因为最初的交易都是在井边进行的。《史记‘正义》写道:“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卖,因成市,故日‘市井’。”

  图 水井,是定居的一个标志,发展为“市井”

  


  水井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稳定以后才发明的。它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是当时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水井的出现,又对人们的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古时在尚未修建正式市场之前,常是“因井为市”的。

  这样作有两点好处,一是解决商人、牲畜用水之便,二是可以洗涤商品。《风俗通》云:“于井上洗涤,令香洁。”后来,陕西省城镇附近,均设有井让商人饮马之用。古时的这一遗风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解放前,仍能在乡镇中见到。“市井”一词也一直沿用至今。

  “朝”的正式市场中,每日的交易活动分三次举行:“朝市”在早晨,“大市”在午后,“夕市”在傍晚。参加夕市贸易的,都是小商小贩。市场设有门。进入市门交易,叫“市入”,市入之时,有小吏执鞭守于门口,以维护市入秩序。

  市场的各个贸易地点,叫作“肆”。同一市场中,按照不同的经营品种,设若干个肆。市内设有存储货物的屋舍,叫“廛” ,也就是后世的栈房。

  “廛”都是官府建造的,所以商人存入商品必须纳税,叫“廛布”(布,货币)(睡虎地秦简中就有提到“布币”)。贸易时用的券契,叫“质剂”。其中长券叫“质”,用来购买牛马等商品。短券叫“剂”,用以购置兵器及珍异之物。大市使用“质”,小市则用“剂”。

  市场官员发表的命令,叫“市令”。商人必须遵守市令,否则会遭到处罚。处罚的方式之一是罚款,叫“罚市”。市场既是商品交易的处所,也是政府处决罪犯的刑场。刽子手杀死罪犯后,将其尸体横陈示众,叫作“弃市”。(后面讲到唐长安东西市的时候会解释的。)

  市场是“市井小人”的活动场所,又是刑场,所以政府不准达官贵人随便进入市场。进入者要遭受处罚。

  《周礼·地官》写道:“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别尊卑”。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5:32:50
  “市”

  《说文》“城,以盛民地”;“市,买卖之所也”。从西周至唐代,一直是作为居住区的坊(里)与作为商业区的市分设,一般是市内不住居民,坊内不设店肆。

  现在所说的市,一般指城市,是一个整体的地域。但古代的“市”,真的就是市,市场的“市”。在一座古代城池中,有住宅区曰“里”;有商业区曰“市”。

  秦、汉时代,城池中的住宅区与商业区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里、市的四面都是墙,有一个总门可以出入,派人看守着,里面的住户或者商户不得擅自在墙上开“门”。

  一座城池里面,一般都要有一个“市”,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在此举行,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农贸大市场之类。在超大城市中,如长安、洛阳等,还不止一个“市”。

  西汉时,全国有六大商业城市,而以国都长安为首。它依靠水陆商路的便利与全国其它著名商市,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联系,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商业网。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可以想见,长安城更是财富集中,物质殷阗。

  秦汉时期,首都长安至少有九个“市”,《三辅黄图》中说“长安市有九,各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同时,也提到当时的住宅区,“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

  图 汉长安城示意图

  

  长安的商业区,主要分布在九市。其中有名可考的有七市,即西市、柳市、东市、孝里市、直市(因物价无二,故以“直市”为名)、交门市、交道亭市。

  九市平面皆为方形。各方266步。诸市都建有围墙,叫“阗”,其门称为“A”。

  市内有十字形通道,叫作“隧”。隧两侧是“列肆”,也叫“市列”,即陈列商品的建筑物。肆分别成行,井然有序。列肆的后面,挨着市墙,建有堆放货物的店,叫做“邸舍”,就是周朝的“廛”。

  商人们只要是在市中营业的,都要登记入册,叫作“市籍”。取得市籍的人,得向官府缴纳“市租”。市的管理机构设在“旗亭” (也叫“市楼”)上。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5:41:10
  市场中的三百六十行

  人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么“三百六十行”的来历是什么?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三个字:“肆”、“列”、“隧”。

  秦汉时,城池里面分为“市”和“里”两部分,后者为居民区,前者为商业区。在“市”内,商人的货物不能乱七八糟摆放,而是按照合并同类项的原则进行陈列。卖布的跟卖布的排在一起,卖肉的跟卖肉的排在一起,远远望去,这一排都是卖肉的,那一排都是卖布的,鳞次栉比,非常整齐。

  古人把这一排排的货物称为“肆”、“列”,或者“市列”。

  汉朝以后至唐,常常以“列”解释“肆”,以“行”解释“列”。各列肆间的人行道,被称为“隧”,班固的《两都赋》中说,“九市开场,货别隧分”。懵懵懂懂中,似乎隧道的“隧”也有了来历。

  隋唐时期,城池中仍有“市”、“里”之分,只是“里”改称为“坊”。对于市场的管理,仍然沿袭秦汉惯例,在“市”中设置官职进行管理,并根据相关规章制度按部就班运作。

  到了唐代,商人的“列”、“肆”已逐渐改称为“行”。长安东西市中,有铁行、肉行、大衣行、鞭辔行、秤行、绢行、药行、金银行等。此时,以手工业为主的各种小作坊逐渐兴起,它们有组织地按类别聚集于坊间,亦称为“行”。这里的“行”,性质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北宋学者宋敏求在《河南志》中讲,隋唐时代东都洛阳的丰都市场内有“一百二十行,合三千余肆”,“行”已经代表了今天所理解的“行业”。

  隋唐时代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的市场内部设置,已经有了邸店行肆的区别。“邸”相当于仓房或者货栈,店就是店面,行肆则是摆摊的,一个个的摊位。后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购货者常常寄居“邸店”中,货栈兼职住处。久而久之,专业的旅店出现了。

  北宋早期,“里”“市”的区分犹在。一直到北宋早期,“里”、“市”的区分犹在。

  东北方的辽国还当成新兴事物向其学习呢!《辽史》中载,“太宗得燕,置南京(现在的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 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 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

  北宋中后期,情形大变。《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首先是交易不再限于“市”,居民区的街面上也随处可见小商小贩。

  图 北宋东京平面图

  

  《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卷三《诸色杂卖》中载,“每日入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燠、香药果子,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

  其次,居民区内出现了很多店铺。

  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载:“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景灵东宫。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旧宋门。自大内西廊南去,即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圆药铺,至浚仪桥大街。西宫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大辽驿也),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

  其三,交易时间不再被严格限定,只要有人愿买,有人在卖即可。

  还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夜市一般至晚三更而止。早市一般始于五更。

  卷三《天晓诸人入市》中载:“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凌晨即营业,可见时间之灵活。

  宋朝,“市”和“里”已经解体,居民区和商业区不再像以前那样严格分区,居民区里有商业活动,商业区里也有了居民,商品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聚集在一起排列组合了。

  出现了组织同业行会,用一个共同的组织把大家有效地联合起来。行会的地位、分量由此加重,并通过各种形式,如衣着、行话等来形成自己的标志,强化自己的存在。《东京梦华录》卷五“民俗”中说:“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


  通行的“三百六十行”之说

  行业组织最初是为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而存在。

  唐末五代时,有一种役外之役叫做“行户袛应”,即官方需要什么物品或者需要什么服务,都直接找行会,要求行会免费提供。行会按照官方的需求一一分派到每个个体头上。

  但时间长了,行会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比如协调内部纷争,平衡各方利益;抱团取暖,一起跟政府谈判,讲条件;跟对手谈判,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垄断,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

  元代学者赵素在《为政九要》中讲,“司县到任,体察奸细,盗贼阴私谋害不明公事,密问三姑六婆,茶坊、酒肆、妓馆、 食店、柜坊、马牙、解库、银铺、旅店,各立行老,察知物色名目,多必得情,密切告报,无不知也。” 新任官员密问三姑六婆等人不一定重要,重要的是后面的“行老”,毕竟他们有组织有力量,官员不敢小觑,要了解他们的想法,这样才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

  元代剧作《白兔记》中有句台词:“左右的,与我扯起招军旗,叫街坊上民庶,三百六十行做买卖的,愿投军者,旗下报名。”通过戏剧传播,“三百六十行”之说广为流传。

  同时代的关汉卿在《金线池》中则有“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的说法。

  明朝钱塘名士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第二十五卷中也说,“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

  无论三百六十行,还是一百二十行,都是个统称,行业种类有的兴起,有的消失,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

  而能有“三百六十行”之说,也说明行业种类很多,生活所需处处离不了他们,不得不说,西方的“古希腊”能举出这么多行业来吗?

  总是说西方是“商业航海民族”,但是它们的商业贸易体现在哪里呢?“古希腊”那小小的地方,怕是不能够养活“三百六十行”吧,能有“三十六行”都算多的啦!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22:42
  集市

  集市贸易在华夏有着悠久的历史。据《易·系辞》记载,神农时代,“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大概就是华夏最古老的集市。

  另外,集市的形式很多,名称也不一样。《五杂俎》记载:“岭南之市谓之虚,言满时少,虚时多也。西蜀谓之亥。亥者,痎也。痎者,疟也,言间一作也。山东人谓之集。”所以旧时有“趁虚”、“赶市”等种种说法。

  据《五杂俎》载,岭南人叫“虚”(墟),西蜀人叫“亥”,山东人叫“集”,而江浙人则称为“市镇”,不一而足;至于特殊的集市,名称就更多了,如庙市(也叫庙会)、香市、花市、药市、灯市等等。

  古代集市主要卖什么呢?

  “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穀粜千锺,薪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魨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麹盐豉千荅,鮐{此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锺,子贷金钱千贯”(《史记·货殖列传》《汉书·货殖传》)

  古代在大的市集上可能会提供酒、醋、酱、饮料、皮革和牲畜、粮食、薪柴、船只、漆器、木器(不涂漆)、奴隶、铜器、酒曲豆豉、漆、粗细布匹、丝绸、活鱼、干货、皮草、毛毯、竹竿、畜力车、蔬果、丹砂、筋角以及贷款。

  集市交易的日期因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高低而各不相同。

  江南的“市镇” 很多是常市,“一月之中,靡无市焉”,岭南的“虚”除少数“逐日市”外,一般都是“有常期”的,“虚期”或五日或三日,有的每旬四次。据《五杂俎》解释,“虚”乃取“有人则满,无人则虚,满时少,虚时多”之意。西蜀的“亥市”则按十二地支计算,逢“亥”日为集市日。

  有的集市,五日一集,轮回辗转,间或有十天四集的。由于各地对集市的称谓不同,所以对于上市交易的活动,有的称为“趁墟”,有的称为“赶市”,也有的称为“赶集”。唐朝著名诗人柳宗元有两句诗“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古代农民赶集的情景。

  广东的“四市”是有名的专业化集市。据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载,“药市”在罗浮冲虚观左旁,也叫做“洞天药市”;“香市”,在东莞的寥步,凡各种生、熟“莞香”,都集中在这里出售;“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止素馨,无别花”,就像洛阳只称牡丹为花一样;“珠市”,在廉州城西卖桥畔(今合浦)。

  还有各地流行的庙市(也叫庙会)、香市等。庙市一般是一年一度,为期约三五天。

  古代的庙市(也称庙会)有点像今天的商品交易会,多在农闲时举行。庙市一般是一年一度,为期约三五天,但也有一年数次,甚至每月举行的庙会。尤其在宋代,庙市更是盛极一时。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当大相国寺开放集市时,从大三门至内殿两廊,各种商品陈列得琳琅满目。还有临时搭盖的铺棚,进行交易。

  而明代北京的城隍庙市,出售的商品不仅有古今图书典籍,商周彝鼎、秦汉匜镜、唐宋书画以及云南、广东、江浙等地的珠宝、象牙、玉石、珍错、绫绵等出售,而且还有来自外国的猩猩毯、多罗绒、西洋布等等,可视为国际性贸易的雏形。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26:18
  香市一般在春季汛期进行,也是一种大规模的集市贸易。

  古代杭州西湖的“香市”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型集市。据《陶庵梦忆》记载,杭州西湖的香市每年“起于花朝(夏历二月十五日,或说二月十二日),尽于端午(五月初五)”,不但时间长,规模也大。在这期间,昭庆寺“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

  图 繁华的古代商业市场

  


  古代专门集市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季节性的,一种是非季节性的。

  季节性的专门集市,大多出售的是节令商品,如《成都古今记》载:“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宝市(即用多种宝物装饰的器物),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非季节性的专门集市,则大多销售的是生活必需品,如菜市、渔市、米市、茶市、马市等。

  在我国古代还有一种“学市”、又称“槐市”,据说是汉朝王莽建议创立的,槐市“列槐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每月初一和十五)会,且各持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与买卖,雍容揖让,论义槐下。”

  灯市

  最引人入胜的要数古时候的灯市。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元宵之夜张灯的习惯,自汉代以来就有,明初“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的灯市从正月初八开始,正月十三达到高潮,到正月十七才罢。

  所谓“灯市”即白天集市,晚上观灯。每当入夜之际,华灯张放,五彩缤纷。更有鼓吹、杂耍、弦索等助兴,临朐人冯琦的《观灯篇》形象地描绘了灯市壮丽的景观,其中有“十二楼台天不夜,三千世界春如海”之句,可见盛况之一斑。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节等,为我国人民重要的传统喜庆节日之一。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关于元宵节张挂彩灯的具体起源成因,历来也是众说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起源于汉代帝王说、道教说等几种。譬如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曾云:“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

  图 明代《上元灯彩图》花灯

  

  上图中一位孩童挑着一盏形似牡丹花的花灯在闹市上走过,花灯造型优美,十分逼真,当时的制灯技艺之高超可见一斑。

  图 明代《上元灯彩图》中的戴眼镜老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售卖古玩奇石的摊位前,有两位老者戴着眼镜:一位正在玩赏眼前的古玩,另一位正在擦拭镜片。古代多用水晶,还有玳瑁,都可以做镜片,而且出土的文物不要太多。当时人们所戴的眼镜应该就是由水晶或者玳瑁制作的镜片。

  【感兴趣的话,请看《眼镜、望远镜和显微镜等光学仪器都是中国发明的!》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884776-1.shtml

  图 明代《上元灯彩图》局部

  


  另外,“市场”这个词为日语、朝语、越语所吸收,分别为(市场),(市场,si tsa(?)),thi tru’ó’ng(市场)。 俄语中表示“集市”的词叫。这个词借自波兰语的rynek。波兰语的rynek跟英语ring、德语Ring(圈、环)在词源上是同一个词根,其发音上的相近,至今仍看得很明显。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26:57
  图 明代《上元灯彩图》局部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27:13
  古代市场管理

  关于市场管理,在《夏书》中有记载:“关石和钧,王府则有”,石,钧都是度量衡规制,夏墟考古中也发现有陶、骨等制成的规格等级很严的量器和少量青铜制成的量器。这表明在夏时期就已经对市场交易中的衡量物有明确规定,规范了市场交易行为。

  《周礼·地官·司市》中记载,西周有大市、朝市、夕市三种。中间的大市日中进行交易,东边的朝市早晨进行交易,西边的夕市傍晚交易,以贩夫贩妇为主。另外,市还有规制限制,市中的“肆”(即店铺)要按规制排列。各市有自己的交易场所,不得弄混。

  据《周礼》,当时市场已设有主管量度等工具的“司市”,以处理交易时发生的度量上的纠纷。具体由“质人”执行:“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

  《周礼·地官·贾师》称西周时专设管理物价的“贾师”,辨别物品质量确定“恒贾”(以后历代都有类似地机构和法令)。民间买卖奴隶、牛马合兵器、珍异之物,要通过“质人”成立“质”,“剂”。

  “质人”就是市场管理人员。买卖奴隶、牛马使用较长的契券,称“质”;买卖兵器、珍异之物使用较短的契券,称“剂”。“质”、“剂”皆由官方制作,说明官方已经对市场交易进行干预。

  按照《周礼》的记载,西周时期官府对于民间买卖进行严密的控制,除了市场管理制度外,还强调商品的质量、价格等方面的诚实、合法性。

  从上述有关市的制度、管理来看,西周对市的管理是相当完善的,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后世的市场管理产生了很大影响。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27:35
  秦汉

  秦汉市场都有政府派遣的官吏对其进行管理控制,市场内设有官署,“以守商贾货贿买卖之事”。汉时主管市场的官员是市令或市长,设有助手市丞,也称之为市啬夫、市掾。

  另外还有把守市门维持治安的市卒。这些官员的职责就是管理市场内的经营活动,检验商品,评定物价,征收市税,维护交易秩序,按时开闭市门,以及管理商贾、工匠等的市籍。经常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在向官府登记后,就列入市籍,必须如实申报财产和收入,按章纳税,否则即是违法,要受法律惩罚。

  《汉书·何武传》载:“武帝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无市籍经商亦属违法,要受法律处罚。

  在市内出售的物品如果售价在一钱以上,就必须标明价格。云梦秦简《秦律·金布律》载:“有买及买(卖)也,各婴其贾(价),一物不能名一钱者,勿婴。”。

  如果是较大的交易,需要订立契约,必须经过市吏检查,加盖官印,以为凭证。百姓在市内买物品时,货款必须投入特制的储钱罐--“扑满”里,以便官吏统计商贩的收入,按比率纳税。每个市都有专用的“衡器”,如斛斗、尺子等。

  秦汉市内的货物价格由市场官吏每月评定一次,称之为“月平”。这是继承了西周的制度。王莽代汉时,改为在每季度的“中月”评定,《汉书·食货志》载:“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价),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它所。”东汉时恢复“月平”制度。

  西汉竹衡杆上墨书文字记,如果使用不合标准的称钱衡器,主人就要到乡官“里正”受处罚,服徭役十天。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34:01
  唐代

  图 唐长安城图

  

  唐时管理市场的在两京--洛阳和长安是两京诸市署,“两京诸市署,各令一人,从六品上,丞各二人,正八品上。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新唐书·百官志》),直属太府寺管理。

  另外尚书省的金部司也过问有关事宜,《新唐书》卷46《百官志》载:“(金部司)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两京市、互市、何市、宫市交易之事。”各地方官市也设有官吏管理。

  唐律《杂律》篇就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作了具体规定。唐代的市和前朝一样,定时开闭,《唐六典》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不按规定开闭市门,均要受法律处罚。

  各市都设有“市门监”专司市门开闭和稽查出入人等。唐律还规定市内出售的物品要按类放置,并要标明,“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唐六典·两京诸市署》)。

  唐律规定:“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其误掠杀伤人者,从过失法。”,“诸在城内街巷及人众者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杀伤畜产者,偿所减价)。”

  图 唐长安路上骑马开车

  

  在城市,禁止在街巷及人多之处无故快速驾车驰马,不得向城内官私住宅或道路射箭,不得在这些地方故意制造惊恐,引起骚乱,违者分别处笞、杖刑。

  唐代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由市司直接评定,“以三贾均市。(即上中下三贾)”。市司根据当时实际交易的物价来确定价格。如果市司在评定物价的过程中作弊营利,要受到处罚,“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论;入己者,以盗论。……疏议曰:谓公私市易,若官司遣评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计所加减之价,坐赃论。‘入己者’,谓因评物价,令有贵贱,而没财物入己者,以盗论,并依真盗除、免、倍赃之法。”


  唐代政府对“市”也有一套专门的管理制度。

  首先,将商品分门别类设立专门的行,既便于市场管理又有利于市人交易。据《长安志》记载,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而西市则“市内唐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糅货卖之所”。西市被称为“金市”,市各占两坊且“向街门户,悉令闭塞”。

  其中有大衣行、鞦辔行、油靛店、窦家店、秤行、绢行、麩行、酒肆、帛肆、凶肆、衣肆、食店张家楼、卖药人、药行、卖饮子药家、饼团子店、柜坊(为商人存放钱币)、烧炭曝布商、首饰店、珠宝店、卖钱贯者等。

  不仅长安等大都市,即便地方州县内亦有米行、绢行、铁行等各行的划分,这里的“行”就是同类货物售卖专区。其次,加强对度量器物的管理,有利于维护交易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唐律疏议·杂律》对买卖行为的规定相当具体,如买卖的标的必须符合国家质量要求,“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计赃重者。计利准盗窃论。贩卖者,亦如之。市及州。县官司知情,各与同罪,不觉者,减二等。”

  律疏对其作出了详细解释并规定“行滥之物没官,短狭之物还主”。严格禁止欺行霸市,主张买卖自由、交易合法,“诸买卖不和,而较固取者,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后代的立法依然有此内容。

  唐律将订立合同(契约)正式写入法律中,规定“诸买卖奴婢、马、牛、驼、骡、驴,已过价,不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卖者,减一等。立券之后,有归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欺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即壹买己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唐律疏议·杂律》)

  《疏议》曰:“若立券之后,有旧病,而买时不知,立券后始知者,三日内听悔。三日外无疾病,故相欺罔而欲悔者,市如法,违者笞四十;若有病欺,不受悔者,亦笞四十。”

  之所以特别规定奴婢和大牲畜的买卖契约,是因为怕奴婢或牲畜带有旧病,所以规定如果三日发现旧病者,准许悔约。

  如果买卖双方已成交,而市司(市场管理官吏)不及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所谓市券,就是官颁契约。土地房屋和其他财产也应有契约,除依民间习惯外,法律上也有规定,如田地买卖应有“文牒”,文牒也就是契约。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38:01
  唐长安城生活风貌

  唐长安城方圆达84平方公里,规模宏伟,形制规整,北贯渭水,西绕沣河,东临灞河、浐河,南望终南山。它沿袭了北魏洛阳城、北齐邺都南城的形制,三层城郭内外有别,城中功能区分严密。

  长安龙首原为最高点,从军事安全、风水角度出发,他选择龙首原设置宫城。其南为皇城,为官署、社稷所在。再南为外郭城,市里杂居。

  宫城主体为太极宫,内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等宫殿,是皇帝办理朝政、起居的所在。太极宫西为掖庭宫,是宫女休息的场所。太极宫东为东宫,供太子起居。

  唐太宗时又在太极宫东面加修大明宫,内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延英殿与麟德殿等宫殿,成为唐高宗以后办理朝政、休息的场所,称东内。

  太极宫就称西内了。宫城北边有禁苑,跨渭水两岸,广种林木,遍布亭台楼阁。宫城南边隔横街就是皇城了,是中央百官的衙署。

  图 唐长安城采用“坊市制”结构

  


  皇城之南是外郭城,又称罗城,官员私宅、寺院、作坊、市场、民宅星罗棋布,南北十一条街,东西十四条街,总共有一百〇一坊,由于外郭城的东南隅划入曲江池,实际上只有一百零九坊。坊墙墙基宽三米,每坊开四门。

  坊里规划有十字街、曲巷、府第等。长安城全城有中轴线,以宫城南门承天门、皇城南门朱雀门、外郭城南门明德门为中轴线,全城左右对称布局。

  朱雀门到明德门的大道最宽,称天街,街以东为成年县,以西为长安县,东、西市分立两皇城之南,再南均是里坊民宅,以近宫城、皇城的里坊最为繁华,也是达官贵人们追逐的地段。

  隋唐两代开凿了四条水渠,引水入长安。

  永安渠:从城南交水引入西市,北入禁苑,注入渭水。

  清明渠:从永安渠之东引泬水入兴庆宫,北入皇城,注入太极宫的水池;另一支入大明宫龙首池,从西苑注入渭水。

  漕渠:从城西分橘水自金光门入城,注入西市。

  这四条渠水解决了大问题。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40:48
  长安东西市与“买东西”


  “买东西”啦!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北朝民歌《木兰诗》),我们一起来买东西,那么“东市”、“西市”在哪里呢?

  《三辅黄图》里提到:“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市楼皆重屋。”

  《长安志》列举有:四市、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不够九个。

  据现代考古,长安九市应当是:东市、西市、南市、北市、柳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其中,东市、西市、南市、北市、在汉长安城内,合称四市;其余五市在市郊,如柳市在长安城西昆明池南,直市在渭桥北,交门市也在渭桥北,孝里市在雍门之东,交道亭市在便桥东。

  图 唐长安城、经济的繁荣图

  

  唐代元稹《估客乐》:“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经游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

  唐代京都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在唐代京都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两大市场,“东市”在今西安交通大学一带,“西市”在今劳动南路一带。

  图 唐长安地图

  

  “东市”主要服务于达官贵人等上层社会,而“西市”不仅是大众平民市场,更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的“胡商”最多。唐代“西市”占地1600多亩,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有220多个行业,固定商铺4万多家,被誉为“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中心。

  唐长安东西两市除所处位置上的不同之外,主要的区别:

  1、经营商品的种类略有不同

  东市和西市同是长安城工商业市场,但是由于其市场位置的不同,所经营的商品种类也略有区别。

  东市由于靠近三大内(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南内兴庆宫)、周围坊里多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第宅,故市中“四方珍奇,皆所积集”(《长安志·东市》),市场经营的商品,多上等奢侈品,以满足皇室贵族和达官显贵的需要。

  西市则距三内较远,周围多平民百姓住宅,市场经营的商品,多是衣、烛、饼、药等日常生活品。

  2、东西市内部的街道布局

  在东西两市的四周,每面各开二门,两市各有八门。每门各与市内主干大街相通。市门有门吏管理。如同长安城内宫门、城门、坊门一样,早晚要随街鼓声而定时启闭。

  两市内的基本布局是,中央各设市局与平准局,为市场的管理机构。所有店铺都临街开设于各方的四周,每方中小的曲巷,也都有临路开设的店铺。这样临街设店,四面立邸,既便于交通和货物进出装卸,又便于招搅顾客,进行贸易。


  唐代长安市的“西市署”与“平准署”

  唐朝长安在外郭城的设置两个商业集中的地方。一个是东市,另一个是西市。东西两市也就变成了长安城的商业中心。两个市场各自占据两坊土地,四周有墙,每面墙都有两个门,两两相对的市门之间,有街道直通。大街的旁边,有众多曲巷。街巷互相通连,往来非常便利。

  唐朝的政府在两个市场中设立“市局”和“平准局”。“市局”又称之“市署”,“署令”为从六品的官员,它掌握“百族交易之事”。“市局”隶属于太府寺,是两市最高的管理机构。而“平准局”又称为“平准署”。“平准局”的官员叫“平准令”,为从七品官员。其职责是“掌供官市易之事”。

  西市署:主要进行市场建设、交易时间、物价、货品质量、度量衡、禁止非法交易、奴婢牛马交易、市场治安等八个方面管理。

  图 大唐西市博物馆

  


  每天,长安城正午时分和日落前都会分别想起鼓声和钲声,人们就知道西市开始营业和收市了,因为根据当时官府的规定,《唐会要》卷八十六中说,“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

  西市署还会定期对商人实用的度量衡进行校准,校准合格才能使用,以避免商人的缺斤少量。另外还规定,摆摊的地方要远离官衙30米,距离民房1.5米以上,由监事负责督管,如果占道经营,会被鞭打,以及要求把占道的地方回复原样。


  平准署:主要负责采购官府所需之物、出售官府罚没之物以及平衡市场价格

  西市有同样也有常平仓,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同时,他们对物品的优劣进行分类,然后来确定价格,以避免以次充好的事件出现。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6:43:48
  集市内较为出名的店铺

  据《长安志》记载,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见于文献记载的,东市有铁行、笔行、肉行、善卜者、卖胡琴者、赁驴人、造琵琶者、货锦绣彩帛者、印刷业、毕罗店、酒肆、饭馆、凶肆(出售丧葬用品)等。

  东市也是一座小小的城中城,有着城墙和城门。城门有门吏把守着,要等晨鼓敲了,城门才打开。

  图 唐长安城内坊巷模拟图

  

  东市里面有横横竖竖四条,把东市分成了“井”字形的九个部分,其中中间的三块,从北到南分别设有常平仓、市署和平准署,常平仓是国家的粮仓,平日里屯着粮食,粮价上涨了就放粮,粮价下跌了就储粮,以保证粮价平稳,老百姓能吃得上饭。而市署和平准署则是市场和物价的管理部门。

  东市因为靠近达官贵人的宅院,所以这里卖的高端奢侈品也比较多,如果要说是热闹好玩,那还得去西市。

  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西市的店铺和行业,见之于文献记载的,远较东市为多。如其中有大衣行、鞦辔行、油靛店、经营法烛的窦家店、秤行、绢行、麩行、酒肆、帛肆、凶肆、衣肆、食店张家楼、卖药人、药行、卖饮子药家、饼团子店、柜坊(为商人存放钱币)、烧炭曝布商、首饰店、珠宝店、卖钱贯者等等。

  西市的格局和东市差不多,只是街道没有东市那么宽阔,但是这里的商行和货物却要比东市丰富,吃穿用,行行都有,要尝美食,有酒肆、茶楼、饭馆、饼团子铺、果子行、鱼行,要穿新衣,有绢行、帛肆、绸行、大衣行、帽行,要装点形容,有首饰行、珠宝行,日用杂物,有秤行、油靛行、炭行、灯烛行、磨行,求医问药,有药行、饮子行,一句话,西市,啥都有!

  在这些店铺中,经营规模较大且为出名的是饮食业。有故事说,德宗一次临时召见吴凑,命为京兆尹(都城最高行政长官),要他立即上任。吴凑赶紧骑快马请客,待客人到府,酒筵已经摆好。客人惊奇地问:“酒筵怎么准备得这样快?”府吏回答说:“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唐国史补》卷中)。

  西市有一卖饮子药家,虽百文仅售一服,所用也不过数味寻常之药,但由于各种疾病,饮者即愈,故店家虽“日夜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太平广记》卷二一九)。

  甚至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也可以去西市找找看。比如段成式在他专门记录各种奇闻怪谈的《酉阳杂俎》中说到一种叫“狼巾”的东西,就是狼的筋,想买怎么办?就去西市啊!去胡商那里瞅瞅,说不定就有呢。

  因为长安的商贸太兴盛,东市和西市都感觉不够用了,于是,长安中还有过中市、南市和新市。中市位于东西两市之间,是进行马牛驴等牲畜交易的专门市场。南市和新市则位置比较偏僻。后来,这三个市都废弃了,逛街,大家还是习惯性认准东市西市。


  西市也作刑场

  历史上的西市不单单发挥着经贸区的作用,同时也有其他用场,比如作为刑场。唐代著名酷吏,也就是撰写《罗织经》的来俊臣就是被斩首于西市。

  在午时三刻钟(差十五分钟到正午)时开刀问斩,此时阳气最盛,阴气即时消散,此罪大恶极之犯,应该“连鬼都不得做”,以示严惩。

  图 古代行斩刑图

  

  古代行斩刑是分时辰开斩的,亦即是斩刑有轻重。一般斩刑是正午开刀,让其有鬼做;重犯或十恶不赦之犯,必选午时三刻开刀,不让其做鬼。皇城的午门阳气也最盛,不计时间,所以皇帝令推出午门斩首者,也无鬼做。

  古代处决犯人,一般选在街头、闹市区。

  《唐六典·刑部》中规定,“凡决大辟罪皆于市”。北京有条歇后语,叫“鹤年堂讨刀伤药——死到临头”,就是因为鹤年堂药店在清代京城有名的刑场菜市口附近。汉律中规定的枭首、腰斩、弃市三种死罪,也都要选择在如清朝菜市口这样的地方执行。

  枭首,即砍头,头砍下来后要悬挂在木杆上头“公示”,这是秦朝处决死囚的常用手段,即所谓“枭首示众”,后来也有将头颅悬挂于城门楼上的。

  至于“弃市”之刑名,则直接因为行刑地点位于“市”,犯人在街市上处死后,不准收尸,原地“晒尸”一定时间,供公众观看。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7:10:09
  邸店

  图 《盛世江南图》局部

  

  其中,《长安志》中记载,东市“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积集”,西市“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

  所谓“邸”也叫“邸店”。根据《唐律疏议》解释,“剧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

  “邸店”的作用主要几方面:

  一,为了远方而来的商人住宿。唐朝疆域广阔,贸易往来频繁很多长途贩运的大商人来到长安,都喜欢住进这样的“邸店”。

  二,为了过往客商存放货物。

  三,最后一个作用,则是帮助客商卖出货物再买进货物。

  唐朝政府规定了两市四面立邸,为这些全国各地的商人活动提供了方便。


  鬼市

  在唐朝时官方规定,一旦入夜,任何人不得在街上行走,违令者定罪发落。这一规定在史书中称为“宵禁”。

  唐朝实施了“宵禁”制度,所谓的“宵禁”,指的是每天晚上二更以后,即晚上的9点后,将禁止行人再随意在大街上走动,老百姓必须要回家闭门熄火睡觉,直到第二天的五更,也就是从凌晨的三点开始,才可以再次出门活动。

  而且,为了便于管理和安全,长安城还被隔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方格,这些小方格被称为“坊”,到了宵禁的时刻,不但老百姓不能出门,这些“坊”还会被锁起来,防止老百姓自由走动。

  图 唐代长安“鬼市”

  

  关于“鬼市”,古代的记载有不少,据《辇下风时记》记载:“长安务本坊西市是鬼市,或风雨曛晦,皆闻其喧聚之声。秋冬夜多闻卖干柴,云是枯柴精也”。

  鬼市的几种解释

  (1). 唐 代 西域 海西国 的一种无人售货的集市名。《新唐书·西域传下·拂菻》:“西海有市,贸易不相见,置直物旁,名鬼市。”

  (2).亦称“ 鬼市子 ”。指夜市。

  唐代郑熊《番禺杂记》载,“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鸣而散,人从之多得异物”

  宋代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潘楼东街巷》:“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清代俞樾 《茶香室三钞·鬼市子》:“按今京师有所谓黑市者,殆即 宋 时鬼市子乎!”

  清朝的《岭南杂记》也记载过:“海边时有鬼市,半夜而合,鸡鸣而散,人与交易,多得异物。”

  不过,也有把“鬼市”解释成“海市蜃楼”现象的,但是并不是很符合。


  (3).鬼怪群聚之处。 唐·无名氏《辇下岁时记·鬼市辇》:“俗说 务本坊 西门是鬼市,或风雨曛晦,皆闻其喧聚之声。”

  明代谢肇淛《五杂俎》又载,“务本坊西门有鬼市,冬夜尝闻卖干柴声。”


  (4).指阴间集市。

  《水经注》:狼茺之民,冥夜为市。以鼻嗅金,即知美恶。疑即此种。

  范正敏《遁斋闲览·人事》:“寺僧云,一岁之中凡数次如此,人谓之鬼市,阴冥之事,盖有非人意所能测者。”


  鬼市淘宝,鬼市之所以神秘,其诡异之处有三:

  一是鬼市半夜而合,鷄鸣而散,来无影去无踪;

  二是鬼市里卖什么的都有,不分门别类,亦不整齐规章,出摊儿的谁来得早,谁先占地;

  三则是鬼市里的奇珍异宝鱼目混珠,既有来路不正,也有奇货可居,买卖交易不问出处。

  这就是人们好奇鬼市,喜欢在这里淘宝的原因。


  逛鬼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能问物件的来源。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规矩,买卖双方议价,旁人不得插话,否则就会令人嗤之以鼻。

  为了避免旁人插话,鬼市有一套自己的“黑话”,在这里很少听到平常所说的数字,而是用一些别的音替代。“捏、夹、早、长、拐;挠、挑、康、汪、海。”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1、2、3、4、5、6、7、8、9、10。

  民国的北京“鬼市”主要集中在天桥、西小市、东小市、高粱桥、朝阳门外等,曾兴盛一时。


  夜市

  另外,随着唐朝商业的发展,原本经营的规定时间逐渐被打破。时间限制逐渐不能够约束商业的活动,于是出现了夜市。

  中唐诗人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与王建并世齐名的诗人张籍《送南客》诗云:“夜市连铜柱,巢居属象州。”“夜市”一词在中唐诗作中一再出现,证明在唐朝中期的通都大邑已经出现了夜市。

  唐朝商业以都城长安最为繁盛。从唐朝中期起,商业越出两市,渗入坊间,逐渐冲破了地域的限制。如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一种抓饭),胜兴坊有推小车卖蒸饼的,辅兴坊有卖胡麻饼的,水昌坊有茶肆,等等。坊间的店铺还逐渐冲破了时间的限制。务本坊西门率先出现了“鬼市”,即夜市。夜市发展很快。

  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唐会要》卷86市)然而夜市仍在发展,以至崇仁坊“尽夜喧呼,灯火不绝。”(《长安志》卷8)朝廷只得听之任之。夜市的发展使禁夜制度无形中受到破坏。晚唐诗人薛逢就生动地写道:“洛阳风俗不禁街,骑马夜归香满怀。”

  以上资料足以证明,唐朝中期,都城长安不但出现了夜市,而且具有相当的规模。

  据《旧唐书》记载天宝十年,正月十五夜间,杨家五宅同时夜游,与广宁公主的骑从争着进入西市门,最终发生冲突。虽然后来唐文宗李昂禁止夜市,但是夜市不仅没能被禁止,还发展到了里坊。

  “长安坊中,有夜栏街铺设祠乐者,达明未已”(《唐语林》卷二《政事下》),游乐活动通宵达旦。

  各地夜市中,酒肆娼楼是生意最兴隆的行业。长安“两坊市间行不事家业、黥刺身上、屠宰猪狗、酗酒斗打,及僦枸关节、下脱钱物、樗蒱(注:古代色子赌博游戏)赌钱人等”(《唐会要》卷六七《京兆尹》),可以想象当年有多繁华。

  所以,到了宋朝,官府则全面废除了“宵禁”,当时的都城开封,成了一座不夜城。

  

  图 宋朝夜市

  方德元所著《金陵记》中也记载了南京夜市的繁盛:盛金钱于腰间,微行夜中买酒,呼秦女,置宴。

  杜荀鹤《送人游吴》描写苏州夜市为:“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描述广州夜市景象为:“蛮声喧夜市” 。

  到了南宋,夜市承继唐朝,更进一步,可谓盛况空前,不再是单纯的商品交易场所,集娱乐、餐饮、贸易于一身,尤其是娱乐最为活跃。皇城杭州,夜市接早市,通宵达旦,一年四季,天天如此。几近疯狂。此时夜市可说是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元朝时期,夜市被禁止,不仅如此,还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等等。关闭集市,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中国商业出现大倒退,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明朝时,夜市不仅恢复了,而且达到了繁华的境地。

  翟宋吉有一首诗,描绘出杭州夜市一幅繁华景象:

  销金小伞揭高标,江藉青梅满担挑;

  依旧承平风景在,街头吹彻卖场箫。

  《西湖游览志余》有盛赞临安夜市秩序良好的语句:“篝灯交易,识别钱真伪,纤毫莫欺。”。


  

  图 古代街道夜景古代夜景夜景街道夜市

楼主长安今何在 时间:2019-05-07 17:14:10
  买“东西”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出自北朝民歌《木兰诗》,由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归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

  意思是说,花木兰去城东的市场买了骏马,去城西的市场买了骑马的鞍子,去城南的市场买了套马的笼头,去城北的市场买了赶马的鞭子。

  文学上来说,这句话应用的“互文”的手法。

  “互文”即古代诗文的相邻句子中所用的词语互相补充,结合起来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是古汉语中一种特殊的修辞。

  虽然如此,但是提到的“买东西”一说是怎么来的呢?

  一说,买东西的“东西”

  商人将东都洛阳的物品贩到西都镐京去卖,回头时再把西都镐京的物品贩到东都洛阳去卖,即是说买东都的物品卖到西都,交易西都的物品再卖到东都,自此,“买东卖西”、“买卖东西”便成为“交易”的通称。买东西、卖东西之说由此而来。

  二是,“买东买西”——购物的说辞

  东西这在古代来说是两个明显的方位词,但是随着商业与方位的联系,也就有了与之相联系的词语。

  说是在汉唐时期,因为对商业有着明显的限制,从事商业的人,会有专门经商的地方。

  在城市中,商业区一般会在皇宫的背后区域,并且,东西分离,每个地方的所卖之物都有着限定。

  图 唐长安全景图

  

  由于古长安东西两市是当时最重要的国际性交易市场和时尚娱乐中心。两市商贸繁荣,人们购物多去这两处,时而买东,时而买西,久而久之,“买东西”一词也就成了人们购物的说辞。

  三是,“东西”一词来历与五行有关

  “买东西”这一语言现象,传说是基于我国古代的五行观念衍生的。“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古人发现,上述五类物质经过混合加工,可以构成世间许多新的物质来,因而就产生了以这五类物质作为宇宙间万物的基础这一观念。据此,人们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归纳于这五类物质之中,而这五类物质由此成了具体事物抽象化的代名词。

  说为什么会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古人尚五行之风,东西南北中分别对应木金火水土。而中部是皇室的地方。而南北的水火代表的可能是火灾与水灾。而东西的木金在中国所代表的木材与矿物,在他们看来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就有了东西的由来。

  又有说,在古代“南北”所对的“水火”以及“中”所对的“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没有买卖的必要。古人以面南背北为上,即南北为通路,东西两侧置放物件,指点物件的时候自然指着东、西两面,故以东西来作为物品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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