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肩膀——朱载堉篇 看传统文化如何开启现代科技文化(转载)[已扎口]

楼主:焦风之南 时间:2020-09-09 23:34:28 点击:163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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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约瑟把朱载堉称之为“文艺复兴式的圣人”,这一说法肯定了朱载堉的成就与影响力,却以与中国不相关的比喻方式割裂与淡化了朱载堉对于西方的意义。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朱载堉是)开启了西方近现代艺术的东方圣人”。
  1997年,江泽民 访美,在哈佛大学作演讲时,盛赞中国历史上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三位科学家,张衡、祖冲之和朱载堉。江泽民 口中“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结合朱载堉所生活的年代,从他的“贡献”得到好处的,显然是欧洲的文森佐·伽利莱、斯台文、梅森、法奥哈伯、巴赫等一众伪善的文明饿狼。
  回顾华夏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秦汉之后的诸多朝代之中,似乎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皇亲贵戚经世致用的能力,能与明朝相比。
  文治武功,主导编纂《永乐大典》,建立第一支近代军队的朱棣;不爱王位,痴迷于植物研究、著有《救荒本草》的藩王朱橚;发明折叠床、被称为木匠皇帝的朱由校;改良第一支近代牙刷的模范皇帝朱佑樘;山河沦陷,愤懑隐世,以“八大山人”著称的画家朱耷……
  如果在这些特立独行的大明皇家贵胄之中选一位作为代表,朱载堉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

  两位老师

  出身于皇亲王候之家,朱载堉深受家学濡养,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他的父亲朱厚烷,一位是明代大儒何瑭,也是他岳父的外祖父。
  郑恭王朱厚烷能书善文,精通音律乐谱,著有《操缦谱藁》。朱厚烷虽贵为皇亲贵戚,却时刻不忘忧国之心。眼见明世宗迷信神仙丹药,朱厚烷以《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及《演连珠》十章,以土木神仙之事规谏皇帝,用语直切,惹恼世宗,朱祐橏因王位之争又趁机构陷,朱厚烷含冤被囚,直到隆庆元年才恢复爵位。
  朱载堉自幼深受父亲影响,喜欢音乐、数学,聪明过人。10岁的时候,朱载堉就开始攻读《尚书 盘庚》等经典了。
  《河南通志》记载,朱载堉“儿时即悟先学。稍长,无师授,辄能累粟定黄钟,演为象法、算经、审律、制器、音协节和,妙有神解。”
  朱载堉15岁时,家道败落,父亲蒙怨削爵被囚,自己的世子身份也被剥夺。这件事对他影响巨大,朱载堉早年的“筑土室于宫门之外”及后来的“辞退王爵”,都是他直道而行以及家境剧变后看淡名利的体现。
  朱厚烷对朱载堉的影响体现在家学传承、言传身教以及音律方面的指导,而对朱载堉完成人格塑造与精神指引的,则是大儒何瑭。

  

  何瑭是明代伟大的政治家、学者、教育家。何瑭七岁的时候,看到家中的佛像,厌恶不能忍,一定要毁掉扔到外面的垃圾堆才肯罢休。十九岁时读到许衡、薛瑄著作的时候,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可见其为学用心之深。嘉靖年间,主管浙江教育,主张追求本质、注重务实的治学理念,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他主管浙江教育期间,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由于在浙江的出色政绩,何瑭不久就晋升为南京太常少卿。与著名学者湛若水一起推行传统太学教育,受到全国学者的推崇。何瑭后又陆续担任工部、户部、礼部侍郎,最后在南京右都御史的职位辞官归隐,在家乡开馆办学。著有《阴阳律吕》、《儒学管见》、《柏斋集》等作品。
  何瑭生活的时代,王守仁名扬天下,何瑭却看不上王守仁的那一套学说。他认为陆九渊与杨简的学问误入了佛教禅宗之流,满口仁义,而不以实事为务。陆、杨弟子未学得子游、子夏十分之一的儒家之学,而议论之能却比颜回和曾子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根基浅薄,以逞口舌为能,这正是误导知识分子为害国家的歪门邪说。心学的兴盛与东林党的清议,是明朝士林败坏的重要原因,何瑭不幸一言成谶。
  在《送湛若水序》中,何瑭自谓“甘泉以存心为主,予以格物致知为先。非存心固无以为格致之本。物格知至,则心之体用益备”。当时江南一带的学者多追随王阳明的良知之说,何瑭上承横渠先生,以躬行为本,而不以讲学彰望。论及敦厚务实,却远在当时讲学诸家之上。
  作为熟理实务的政治家,何瑭有《均徭》、《均粮》、《论兵》多篇政论,究心世务,皆能深中时弊,更不是那些只会空谈历史,迂阔无能者所能相比的。虽其文体朴质,不斤斤于格律法度之间,而有体有用,不支不蔓,与那些雕章绘句的学问完全不同。
  一个特立独行、睥睨万物的伟大天才,必定产生于伟大的时代,必定传承于伟大的灵魂。
  在与朱载堉相遇之后,何瑭把他的律数之学,全部倾注给了这位声遏云天的未来之星。

  学术成就

  科技与艺术,是人类文明之火的传承与发展。
  从8000年前的贾湖骨笛,石峁遗址出土的骨制口簧,商代的铜饶,春秋战国的编钟,唐代的琵琶,再到朱载堉作品的舞谱著作,无不显示出华夏礼乐文明一脉相承的悠久历史。

  

  

  

  

  音乐成就

  律学也称音律学或乐律学,是研究声音高低比率和法则的一门学问。
  在朱载堉发明“十二平均律”之前,中国人在音乐上主要采用两种律制:三分损益律与纯律。
  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管子 地员篇》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吕氏春秋 音律》

  

  三分损益律是在中国音乐史上应用最广泛、理论发展最完备的律制。它将“宫”音定为基本音,将宫音的弦长分为三份,去其一份为之损,添之一份为之益。几次损益之后,商、角、徵、羽几个音节也就产生了。至迟到春秋中期,“三分损益率”就已形成。与“三分损益率”并行于世的律制,还有纯律。
  纯律,是用纯五度(弦长之比为2:3)和大三度(弦长之比为4:5)确定音阶中各音高度的一种律制。纯律的最大优点是因为各音的频率之比都是简单的分数,因而声音最为纯和,提琴族无品弦乐器使用纯律调音。但纯律转调不方便,转为远关系调时容易失准,而且不能演奏具有较多升降记号的调性。
  三分损益律与纯律的出现与应用,为包括编钟和传统管弦等乐器提供了理论与经验基础,为传统礼乐文化贡献了浩如烟海的名曲佳作,留下了高山流水这样脍炙人口的故事。但这些传统律制都无法实现旋宫转调的灵活应用。按照三分损益律与纯律的定律方法,得到的音程大小不一。若要把它们应用到固定音高的乐器上,并得到十二个高度不同的调,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些具有固定音高的乐器只能适用于相同音程音阶的演奏。演奏者如有变调的需求,则需要更换乐器才能实现。
  自先秦以来,实现旋宫转调,探索平均律,一直是音乐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从汉代的京房开始,南朝的何承天、隋代的刘焯、五代的王朴、宋代的蔡元定,在长达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追求完美的中国先贤们在这条路上留下了他们探索的足迹。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朱载堉扬弃了“三分损益”生律方法,提出了“新法密律—十二平均率”全新的律学理论与计算方法,为困扰人类千年的律学难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对此,朱载堉自己评价说,“是以新法不用三分损益,不拘隔八相生,然而相生有序,循环无端,十二律吕一以贯之。此盖二千余年之所未有,自我圣朝始也,学者宜尽心焉。”
  高级调律师杜保虎认为,“没有十二平均律,音乐就不能称之为音乐,因为任何一种调律法所调出的音,都没有十二平均律调出的音更为自由、灵动、和谐与美妙。”
  “十二平均律”解决了中国音乐人两千年制律“往而不返”,不能“循环往复”的难题,但它不仅仅是一个音乐问题,还牵涉到数学问题与运算工具。
  在数学运算方面朱载堉运用了开平方与开立方的运算方法,在运算工具方面,朱载堉创制了81档的巨大算盘。

  

  朱载堉的代表作《律吕精义》中记载了“十二平均律”的记算方法与计算数据:
  度本起于黄钟之长,则黄钟之长即度法一尺。命平方一尽为黄钟之率。东西十寸为句,自乘得百寸为句幂;南北十寸为股,自乘得百寸为股幂:相并共得二百寸为弦幂。乃设弦幂为实,开平方法除之,得弦一尺四寸一分四厘二毫一丝三忽五微六纤二三七三〇九五〇四八八〇一六八九为方之斜,即圆之径,亦即蕤宾倍律之率。以句十寸乘之,得平方积一百四十二分十十三厘五十六毫二十三丝七十三忽〇九五〇四八八〇一六八九为实,开平方法除之,得一尺一寸八分九厘二毫〇七忽一微一纤五〇〇二七二一〇六六七一七五,即南吕倍律之率。仍以句十寸乘之,又以股十寸乘之,得立方积一千一百八十九寸二百〇七分一百一十五厘〇〇二毫七百二十一丝〇六十六忽七一七五为实,开立方法除之,得一尺〇五分九厘四毫六丝三忽〇九纤四三五九二九五二六四五六一八二五,即应钟倍律之率。盖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此自然真理,犹贞后元生,坤尽复来也。是故各律皆以黄钟正数十寸乘之为实,皆以应钟倍数十寸〇五分九厘四毫六丝三忽〇九纤四三五九二九五二六四五六一八二五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也。安有往而不返之理哉!旧法往而不返者,盖由三分损益算术不精所致也。是故新法不用三分损益,别造密率。

  用现代数学语言表述,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计算思路如下:
  由于八度弦长比为2:1,要将八度等分为12份,需要求等比数列的公比x=2^(1/12)
  先将纯八度开平方,得到蕤宾=1.4142135623730995048801689
  再将蕤宾继续开平方,得到南吕=1.1892071150027210667175
  再将南吕开立方,得半音应钟倍率=1.059463094359295264561825
  ……

  

  至此,在中国历代音乐家、算学家努力探索的基础之上,借助当时最强大的运算工具,朱载堉以超越常人的聪明才智,最终破解了十二平均律这一千古难题,为人类的音乐事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可惜的是,延续了十几个世纪“三分损益率”在当时的中国有广泛的应用基础与强大的使用惯性,掌管乐舞的机构与从业者并无推广新律制的动力与热情,而朱载堉身后的大明已风雨飘摇。当满清窃取神州,华夏文明被全面毁禁降维,至满清灭亡,华夏文明艺术再也没能回到朱载堉时代的高度。
  在朱载堉之后,人们只要利用他的方法,甚至直接使用他的数据结果,就可以制造出所期待的任何一种符合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如钢琴,而不用顾忌所取黄钟宫音的绝对高度。

  

  创立十二平均律理论的同时,朱载堉还发现了以管定律与以弦定律的差异,提出了“异径管律”理论与方法。在《律吕精义》一书中,朱载堉指出,各音律以半音进入较高的次一音律时,管不仅缩短长度,同时要缩小围径,在规定各律管长度的同时,也必须规定律管内径的大小。根据这一理论,朱载堉成功制造出符合其理论的律管。直到1890年,比利时声学家马容根据朱载堉记录的数据进行实验,结果证实了“异径管律”的正确与准确。
  《乐律全书》中记载了朱载堉对各种乐器的研究与制造,他以符合现代工艺流程的方式制作了铜质的金属律管,对制模、焙干、烧铸、钻孔、抛光与截断诸多技术问题一一进行解释与交代,显示了其科学严谨的态度与工作方法。
  此外,朱载堉还在音乐“考古”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他恢复“旋宫古法”的伟大实践,他在《乐学新说》中说:“借今乐明古乐不亦可乎?……用旋宫法拟造新谱,使后世为乐律之学者观之,深信古乐见存,未尝失传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无古今之异而音岂有古今之异哉?用古之词章,配今之腔调,使人易晓而悟乐之理如此其妙也。”
  通过”旋宫实践”,朱载堉自制乐器、作曲、改编、演奏并进行教学、教唱。创作了《旋宫谱六十调指法》、《旋宫琴谱》等大量的古风作品。这也再次证明了,一个伟大的文明,必定是可返可溯的真文明,必定是有着悠久历史与传承的文明。而朱载堉与现代无异的旋宫教学法,有力驳斥了中国古代知识传承全凭经验、口传心授的谬论。证明了在口传心授之外,至少存在通过图文书面教材传承的方法。

  

  处理笙的调律问题,是朱载堉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所制造改进的笙,西传欧洲之后,成为现代手风琴的前身。
  除此之外,他亲自创作了许多乐曲,还搜集整理当时流行的民间乐曲,这些作品记录在《瑟谱》等作品中。

  舞蹈成就

  在舞蹈上,绘制了大量舞谱及舞蹈图像,包括《人舞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灵星祠雅乐天下太平字舞缀兆之图》、《二俏缀兆图》、《灵星小舞谱》,记录了大量当时流传于民间的歌舞。

  

  在中国舞蹈史上,朱载堉的贡献是尤为重要的。他创造兼有文字说明、歌词、音乐与舞姿动作场记图的舞谱。这些舞谱分为图谱和字谱。他规定舞谱的“四纲”、“八目”,编为总舞谱。在总舞谱中,以一纲配八目,即一纲中有八个舞蹈动作。四纲配八目就有32个基本动作。而在舞蹈的呈现过程中,任一纲可以配一目,次序可以任意编排。这样,在理论上,四纲八目就会有967680个动作变化,而实际上,这些都是32个基本动作的排列组合。通过32张基本动作图,配以舞蹈图谱与节奏曲谱,就可以根据需要编排舞蹈。

  

  与前文的音乐教学一样,朱戴堉也恢复与继承了古代乐舞,还主张把舞蹈列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创立“舞学”一词,并提出了舞学十项大纲:一、舞蹈学校;二、舞人;三、舞名;四、舞器;五、舞佾;六、舞表;七、舞声;八、舞容;九、舞衣;十、舞谱。

  

  在《乐律全书》中,朱载堉为舞蹈图谱作了600多幅人物白描木刻画,勾勒出各种舞蹈姿态,正背、侧面、俯仰、屈伸、进退、跪拜,形态逼真、线条匀称、动感十足,无一不是心血之作。

  历算数学等成就

  历学方面,万历九年他完成了《律历融通》这部历学著作;之后,又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两部新历。
  朱载堉发明了累黍定尺法,精确地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他还精确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值,其精确度几乎与现在国际通用值相同。

  

  数学方面,他在世界上最早解答了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末项和项数,如何求解其他各项的方法;最早找到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方法,一些演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为了解决繁重的数学演算,他开风气之先,在《算学新说》中首创的除开平方法,自创81档的巨型算盘以珠算进行开方。
  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偏角的科学家是宋人沈括,但沈括并没有留下偏斜角度与地理位置的数据记录。朱载堉采用郭守敬发明的桌影测定法。正午时以桌影定南北,置指南针于平面之上,指针方向与南北方向夹角即为磁偏角。朱载堉在1567-1581年间测得的北京磁偏角数据为南北偏东4度18分。从这一数据来看,没有精深的天文学知识与运算能力,是难以取得这一成果的。
  测水银密度,不过是朱载堉的一个科研副产品。他在测定黄钟律管容积的时候,用黍粒会有较大的误差,为求精确,他采用水银作为测量媒介。与现代相比,他测量的密度,在0度时误差为+0.2672克/厘米³ ,20度时,误差为+0.3165克/厘米³ ,平均误差为0.2912克/厘米³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相当精确的数字。而且这件事本身透露出来的信息相当丰富,比如朱载堉实验所使用的衡具、量具、温度计,我们所知道的是,朱载堉有一部叫《嘉量算经》的作品,专门论述量具的制造,按他的务实作风,想必这些实验器具多为其亲手所造。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朱载堉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一项是脱离生产生活的纯粹理论,而是始终与生活艺术实践密切关联,这体现了他继承于何瑭“敦本务实”的“实学”理念,诠释了时人对他的评价“笃学有至性”。
  朱载堉所取得的成就,与大明一朝重视教育,鼓励创新的两百多年努力是分不开的,上自天子,下及平民,整个国家基本普及了基础教育。而有明一代的繁荣富庶,为大量知识分子专心投入技术研究与发明创造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以至于有人认为,明朝的灭亡,是明朝知识分子过剩而导致的自由思想泛滥。但这也恰恰证明了明朝的繁荣富庶与教育普及的程度与高度,只是当时的大明帝国未能有效引导与利用技术与文化的力量,这是华夏文明史上的惨痛教训,世世代代应引以为戒。


  欺世盗名的文明饿狼

  

  围绕“十二平均律”,现代历史会告诉你文森佐·伽利莱、斯台文、梅森、法奥哈伯、巴赫等一连串西方“大师巨匠”的名字,现代历史会告诉你,“十二平均律”在它产生的时代、它产生的国度、它产生的民族都没有得到推广与应用,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伟人们自己“独立发现”并推广应用了“十二平均律”,所以,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开启了近现代文明的西方“伟人”。
  从中国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是几千年以来的礼乐传统,是不断演进的丝弦、竹木、金石乐器,是在历史与传说中创作流传的曲目与名家,是历代科学家改进音律的连续探索,是制器、调音、算法、历法、衡具、量具等的不断积累完善。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是一道中国人解答了两千年的难题。
  而此时的欧洲,并不存在“十二平均律”解题的动机与基础。
  以手风琴为例,1777年,中国乐器笙由意大利传教士阿莫依特传入欧洲,随即便在欧洲开始出现了一些手风琴的前身乐器,经德国人德里克·布斯曼和奥地利人西里勒斯·德米安的多次改进后,德国人德瓦尔特才于19世纪50年代完成手风琴的定型。

  

  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笙与竽略有差别,都是有近三千年历史的管簧乐器。《尚书·益稷》:“笙镛以间”,《诗·小雅·鹿鸣》:“吹笙鼓簧”。这么一种上古乐器,竟然成为18世纪的欧洲乐器的始祖。由此不难推断,近代的欧洲既缺少礼乐传统,更缺少相应的器具、技术、曲目,缺少物质与文化基础。在这种情况之下,研究“十二平均律”的动机是什么?研究“十二平均律”的基础又在哪里?
  当1584年传教士利玛窦到达中国内地之后,中国先进的科技文化是其觊觎的首要目标,而以“向中国传授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为包装的文明窃贼们更需要“科技文化知识”的包装。此时名满天下、著作等身的朱载堉无疑是这些伪君子们的重点目标,朱载堉的著作也会被第一时间送回欧洲。这也是当“十二平均律”传回欧洲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一群饿狼争食一块肥肉的场景。至于欧洲历史学家为他们“伟大”发明家杜撰的那些历史时刻,每一个标点都值得怀疑。
  发现之路漫长而充满曲折,当技术成果出现之后,却可以马上变现为繁荣的成果。凝聚着数千年中国先贤的努力,浸透着朱载堉一生心血的艺术种子就这样播种到西方这块文明荒芜的土地上,长出的是却是充满殖民色彩与商业恶臭的艺术之花,虽然繁荣,却看不到天地的影子,看不到礼乐传统的影子,看不到华夏独有的艺术神韵。


  非其鬼而祭之的现代教育

  对于现行世界秩序的设计者而言,巴赫、贝多芬等是华夏文明截流断源的理想工具,斩断中国历史、文明与祖宗传承的理想工具。在经过“现代化”包装的世界,中国人不再需要朱载堉,不再需要郭守敬,不再需要孔孟老庄,不再需要历史传承。“现代化”之前的历史被终结了,似乎有了牛顿、巴赫、门捷列夫、法拉第等人,就有了关于文明的一切。
  然而,这些人类史上被强行灌输,被定义的伪神并不如造神者设想的那么坚不可催。当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质疑伪神伪史的根基之时,这些伪神的塑像便立刻陷入了“科学”的危机之中,人类文明的源头与转移过程一天天清晰起来。
  当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时候,他说的只是科学与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却只字未提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科学与技术的真正源头。
  古人有语,“根深柢固,叶茂枝荣”。当蛮夷、满清和买办合流,共同斩断华夏民族的根柢之后,华夏文明的衰落与殖民文化的繁荣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也是四百年来华夏民族悲惨命运的根源所在。
  横渠先生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先生清楚道统的意义,因为没有历史与传承,失去文明与文明滋养的族群就找不到自己的根,就会限入永世流浪的地狱。
  当我们只知道巴赫与贝多芬,而不去纪念与传承何瑭、朱载堉等华夏先贤的时候,我们自己主动斩了自己的文明之根,告别天地本源,告别众生立身之本,忘记圣王先贤,也必然不会有未来。
  以朱载堉为代表的明代科学家的意义,并不是历史遗恨者们口中“开启了诸多可能性”,而是尽己所能,在他们的时代把这一切“可能性”都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历史,有多少朱载堉与王文素这样建功千秋却不被后人熟知的科学巨匠,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又去了哪里?结合近代欧洲文明的暴发史,答案不言自明。幸运的是,今天的我们仍能传承朱载堉与王文素的学问;不幸的是,法拉第与瓦特等人所站立的华夏肩膀,我们也许永世不能溯源得见。
  今天,当人民领袖说民族复兴、文化自信的时候。他说得是要让华夏文明这个参天巨树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让真实的历史,接续真实的现实,而生机重启的关键在于接续传统之根,接续往圣先贤,在于推倒那些欺世盗名的科技伪神、文化伪神,在于为华夏圣哲先贤正名,让他们的丰功伟绩,成为炎黄子孙的榜样,成为继承者不断攀登文明巅峰的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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