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宁愿被低估？(转载)

为了一句话而等待几个月，甚至几年，十几年，这听起来像是小说中的情节。而在两个恩怨交加一路走来的东亚国家里，无数对各自国家的命运充满责任感的公民，用这么长的时间等待一句话，是比任何小说都精彩的故事。
　　
　　日本人和中国人终于结束了长期的等待，从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口中听到了这句话，“中国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在这一刻，中国接过了1968年以来日本一直握在手中的接力棒，成为以名义GDP计算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则“被第三”，日中关系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到来了。
　　
　　我正在东京出差，与日本政界、经济界、媒体界、学界、大学生等各群体交流这一话题。问“中国GDP赶超日本了，心情如何？”
　　
　　情理之中，日本人的心情和看待方式很心平气和。我们在乎的并非是其GDP被中国超过，而在于第二季度GDP只增0.1%的严峻现状，远远低于有关人士之前的预测。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近几年里，我们早就做好了心理和思想双重准备。根据今年2月两国各自发布的数据，2009年日本GDP为5.07万亿美元，暂时“保二”成功，但中国GDP升至4.90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的96%，一年内超越已成定局。在这一数据出来之前，一贯悲观的日本舆论界没有完全预料到“保二”的成功，潜意识里已经预先把“被第三”当成了既成事实。于是，各大报纸如《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在发表元旦社论时，已经纷纷围绕“被第三”做足了文章。
　　
　　作为有幸观察到中国实际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日本人，毫无疑问，我比留在国内的同胞更加适应这一天的到来。2003年我刚到北京的时候，中国的GDP仅排世界第七名，位居美日德法英意之后。七年来，我亲眼看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GDP逐步超过四个欧洲国家，现在超日本也是理所当然，不算什么大事。
　　
　　中国农业银行的一篇论文说“超越英国、法国、日本只能称为量变，只有超越美国才能称为质变，因为它将对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面对着大海西边这个人口十倍于自己，过去在世界第一位置上至少坐过一千年的大国，日本没有与之争夺排名位置的必要。做好自己的事，世界第三经济大国也可以让人满意了。
　　
　　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超过日本这件事发生在现在，而非更早的时候？中国公布的GDP是一个充满争议和谜团的数字，它是怎么算出来的，体制外的人并不能完全理解。比如说，中国实行GDP核算分别独立进行的政策，除中央数据外，各省市还公布自己计算的GDP数值，而这些数值加起来总是大于全国的数值。
　　
　　2009年中央公布的GDP增速是8.7%，而与此同时，全国有多达28个省份宣布自己的增速高于8.7%，有两个省的增速竟高达16%以上，低于8.7%的只有3个省份而已。因此，一直都有经济学家据此主张“中国的GDP增速被瞒报了”。另一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论证出恰恰相反的结论，即中国GDP是被虚报的。无论如何，在中国公布的GDP数字背后肯定隐藏着许多东西，公布数字的大小受到政府的影响是一定的。
　　
　　另外，计算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并非只有GDP一种标准。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国内生产总值，其计算方法具有一定的西方色彩，只有在实施西方经济制度和货币制度的国家里才可称为权威。对于其制度和西方有差异的国家，GDP很容易产生巨大的误差。苏联在其历史上从来没有统计过GDP——日本1968年的“世界第二”是把苏联排除以后的排名——只是公布它生产了多少物品，统计“工农业总产值”，并据此宣称它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在1985年前和苏联一样只公布“工农业总产值”，但在其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工业国，“产量世界第一”的产品多达210种的今天，却放弃了这种朴素的统计方式，令人深思。
　　对中国来说，GDP统计的最不合理之处在于著名的“币值低估”问题，即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名义上相等的货币在中国有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的购买力。如果进行修正，按购买力评价统计GDP的话，中国2001年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了，超越美国也不会为期太远。可是，这种比较合理的方式同样没有被中国采用，中国的经济实力仍然和它的货币汇率一样被严重低估。
　　
　　这一点在中国还真不是问题。在邓小平先生所主张的“韬光养晦”政策已经深入人心的当今，“故意被低估”的思想广泛地体现在政府主导的各个领域里，甚至成为一种“潜规则”。应该说，在经济方面，适度的“被低估”对中国确实是有益的。正是由于“被低估”，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更多的投资、技术和发展机遇，并在2001年以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条件实现了入世。如果WTO的成员国们能估计到中国企业在入世后的扩张速度，这些优惠条件就很难争取到了。通过牺牲面子，中国得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果实，值得钦佩。
　　
　　外交政策是“韬光养晦”的另一个核心。自从90年代初在国际上受到孤立以来，中国一直采用非常谨慎的外交政策，不结盟，不引人注目，不轻易批评别国，不主动申请国际义务。这种低调的政策在90年代主导了中国外交，面对美国单级主导下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国坚持用“政治上正确”的外交声明和谈话，而不是非常明确的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虽然这种置身事外的处理方式降低了中国的话语权，但却在国际上为中国赢得了中立者、和平者、甚至“美国霸权受害者”的形象，获得了一定的同情。虽然现在的中国比90年代开明得多，影响力也强得多，但90年代时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关系却比现在融洽得多。这不能不说有“被低估”的功劳。
　　
　　有趣的是，“韬光养晦”政策理顺了外交政策，却在中国国内遇到了挑战。在“公民意识”崛起的大背景下，公众对外交政策和关系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最终形成了“全民围观外交部”的局面。在外交上，国民最需要的是存在感和安全感，不可能像外交官一样思考。“被低估”是由资深官员策划的低调政策，与社会转型期陷入浮躁的国民心态实在难以相容，结果外交部动不动就被指责为“抗议部”、“对外交出主权部”。
　　
　　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划定了与邻国之间的边境线，保障了未来的和平，但对“韬光养晦”充满不信任感的国民却把这一贡献当成了罪过。在某些愤怒的公民们看来，中国的每一名外交官，在任何时候都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反应迟缓、语义含糊、套话连篇，因此谈判肯定会在外国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一败涂地，最终丧权辱国。于是，各种荒唐的“真相”在新出现的互联网上到处传播，今天被印度敲诈若干土地，明天又让越南骗走了某某山头，有一条谣言甚至说，俄罗斯在边境谈判中夺取了相当于三个日本大的一片国土…… 这些荒谬谣言的产生和传播，恐怕与“被低估”不无关系。
　　
　　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今天，由中国主动造成的，世界对中国的普遍低估应该改变了。现在世界上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节能减排、国际金融危机、阿富汗战争、非洲的发展等等，如果没有中国的深入参与就难以解决。特别是对东亚国家来说极为棘手的朝鲜半岛问题，除了中国以外，别的国家已经很难做出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了。中国有必要行动起来，通过为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来获取各国的由衷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