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资本地理——解码大国兴衰(连载更新)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8-27 21:56:00 点击:8231 回复: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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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资本地理——解码大国兴衰(连载更新)

空荡的原野

【前语】

假如外星人在几万年前路过地球,摄下地球写真发回他们的WWW星球,他们应该能够早于我们的真实历史进程就已经知晓人类政治的格局与变迁了。想必在他们的论坛上也有过,和正在进行这种讨论,这种讨论的出发点也许主要有三——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知识学。经济地理是历史宿命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和知识学则是自由、革命之摇篮,有了它们所生产的人类的自觉意识,历史才能超越宿命,超越史前史而真正开演。
本文不是单纯的地理决定论和地缘政治论,或者两者的综论,毋宁是从政治经济学视野出发,解构经济地理也解构地缘政治论。
本文也不是地理视域下的生产力决定论,反而强调经济的政治性,把资本认识为历史的地理密码。

草原戈壁视野开阔,草野瀚海上的故事相对粗犷,大草原也天然地成为历史风暴的发源地,我们的解码工作就从欧亚大陆上最广大的草原与荒漠开始吧。
  
  【一.失我敕勒川——匈奴称霸的契机与必然】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北朝民歌
  
  阴山-河套草原水草丰美,敕勒川就在阴山脚下。东流的黄河在它的中段突然向北拐向阴山脚下,给阴山南路带来额外的水资源,更加之东西向的阴山山脉阻挡住了南下的寒流,同时截留了夏季云雨,使阴山以南的气候、植物资源明显优于其它北方草原。这块草原上,生物承载密度大,畜牧生产力高,它的人口密度也大,而更高的人口密度加速了民族整合。在对高原东西两翼那些游牧部族的竞争中,河套草原上的匈奴人天然地取得了领先。阴山-河套草原以北是蒙古高原主体区域,为夹杂着山系和贫瘠草场的广大戈壁地貌,西部有巴丹吉林沙漠,东部有绵延的燕山山地,南面有毛乌素沙漠和陕北、晋北高原,四个方向上都有天然屏障护卫着她的安全。在匈奴生息的这个地理大区内,阴山、黄河、贺兰山和分散的中小型沙漠有利于迂回作战,即使山南草原被夺走,阴山北路的草原和它背靠的虽然牧草贫瘠但广阔非常的蒙古高原也可以作为游牧部族的强力依托,让游牧部族随时有机会夺回山南草原(反过来看山北草原与山南草原的关系也一样)。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这块大草原即使地处东北亚战略核心区,依然有很高的安全性供养一个大型部族休养生息,待时崛起,这正是在前战国时代中,一个称作匈奴的部族之所以发展壮大的地理因果。可以大胆猜想,战国前,林胡和楼烦两个部族应该在晋北、陕北等山地活动偏多,而匈奴部族更单纯地以草原为家园,马背上自由游荡的生活,和偏少的生产劳作让他们有理由认为这是只有骄子才有的“天赋”权利。然而到了战国时代,这种单纯的地理逻辑不再生效,在特定的意义上,形势恰恰是被天之骄子们的强势生态所打破的。
  
  在解析匈奴崛起之前,有必要先审视一遍匈奴周边的情况。在阴山正北方向,蒙古高原广阔、寒冷,草原贫瘠,在高原北部与西伯利亚之间尚有比较适宜游牧的漠北草原带,不过生产力也显得薄弱。至少在匈奴崛起之际,北方的情况尚无须多谈。
  
  从匈奴人的阴山西顾,越过巴丹吉林沙漠,是位于青藏高原北界的祁连山脉和焉支山(胭脂山)。高山冰川滋润下的祁连山草原和河西走廊水草丰茂,月氏部族就在这里生息繁衍。走廊的西南方向,青藏高原携印度洋板块的冲力从地平线强势隆起,与东北方向上的蒙古高原“地板”错裂开,正是这一地质事件才形成了河西走廊。令青藏高原的隆起的地质力量是最高量级的,青藏地板边缘的地质构造来不及做出破碎、挤压、断裂等一系列慢性反应,就直接以最“经济”的方式呈半弧形隆起了,并印度洋板块的冲力是连续性的,不再给冲力的正方向——青藏高原北缘的地质分割以反复、重置的机会(高原东西两翼的地质应力关系就比较复杂,地貌也不规则)。两大高原的边缘部分被挤压形成的山脉也准确地沿着两大高原的边界,即它们碰撞的切面耸峙而起,青藏高原边缘上耸起祁连山脉,蒙古高原边缘隆起体量较小,海拔也较低的龙首山脉。祁连山脉自然阻隔了河西走廊与藏北草原的联系,内陆本就稀薄的云系也尽为高耸的祁连山脉阻截,留下珍贵降雨,而北方蒙古高原南端只能变成广漠的巴丹吉林沙漠及腾格里沙漠,做了祁连草原东北方向上的空间屏障。这样我们看出,祁连草原地理太过封闭,游牧条件虽好,部族规模却被两大高原和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严格限定在狭长地带。祁连草原有向外的通道却狭窄、漫长,即使这里的部族走出去征服外界部族,被征服的地区也会迅速(以与路程成反比的速度)脱离它的控制,分裂出去,而祁连草原本身的规模又使她的社会难以抵御十万大军(史载,秦汉时游牧于此的月氏部控弦10万),并且,部族和部族政权在狭长的走廊地貌里也难以逃避强敌。春秋时代前,草原部族还不能形成10万人的军团,但到战国时期,统一了阴山及河套地区的匈奴已经能够集结至少20万骑兵,统一后的秦、汉帝国的大军也即将在河西走廊出现。如此,早在强敌临境之前,祁连草原上的游牧部族可能已经“养成”了一种“爱好和平”的性格意识,当然,这种战略大局观上的“性格意识”不会降低祁连草原游牧骑兵的战术水平和战斗力。原本生息于此,后被匈奴驱赶,西迁至中亚的“大月氏”部族就委婉地向大汉朝,同时也向史家表明了他们还继承着这种“和平”态度,拒绝与大汉朝合击匈奴,放弃了复仇,也放弃成为草原雄主的机会。月氏人当会早已明白,易为外来部族征服却几乎没有条件向外扩展的祁连旧地不是一个可以长久托付的家园吧,那么就不存在“复国”的问题,来到中亚后建立的“大月氏”国还比旧国更安全,更理想。纵贯历史,祁连草原找不到一次记录来炫耀它的雄心,当然,当地部族走出谷地之后又另当别论。对任一个地理上的境外部族来说,月氏无罪,丰饶的草原却是她“怀璧其罪”,何况对于失掉了像心上明珠一般的河套草原的匈奴。祁连草原绝难向外进行大规模扩张,那么与之相仿佛的道理,不论匈奴或是哪一外来部族,以纳贡的方式统治这个孤僻草原都不可行,她随时可以推翻“总督”的权力控制去争取独立,那么匈奴对待月氏的政策就不可能是同化,必然要驱逐她的主体部族了。除了中亚,上好草原上世代游牧的月氏部又有何方可以逃去呢?月氏,或者被月氏整合过的原祁连草原上的牧民们(可能有后期游牧至此的乌孙),在到达中亚之后能够长期以国家形态存在,也似乎在证明,祁连的孤僻地理必然会培育一种紧密的族系基因,以及培育了语言、文化上的稳定性。迁出河西走廊的月氏部族如何在中亚复杂的政治地理中获得竞争优势,又在乌孙与匈奴的打击下辗转迁徙,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再看阴山-河套草原的东北方向。沿蒙古高原边缘分布着两大草原——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它们背靠大兴安岭,而大兴安岭东麓和东南麓则有科尔沁草原、上辽河(西拉木伦河)草原。但除了科尔沁-上辽河草原还算一体,几个草原并不连续,之间较广大区域被大兴安岭和断续的戈壁地貌阻隔,这使得几个草原上的部族整合起来有一定难度。这四大草原的气候都偏冷,生物承载能力均不及河套草原,也使人口密度显得稀落,而人口密度低又决定了部族分布间距更大,这也追加了部族整合的难度。但也因为这四大草原既宏观地地处偏远的大陆东北角,又相邻不远,加上几个草原上的部族可能有着同与大兴安岭有关的族源联系、语言因缘,于战国之际,在这四大草原上已经形成了东胡部族联盟,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的势力强过匈奴。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草原地处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之间,不难与西来的草原部族发生整合,但战国前,大草原上大规模的整合过程刚刚开始不久,距离因素还是把这个整合的机会更多地给予了东胡。然而,东胡部族主体在西拉木伦河-科尔沁草原上,他们进入和控制锡林郭勒草原的一部分已经不易——需要穿越大兴安岭与燕山山地之间的狭窄走廊。从控制蒙古高原的意义上看,东胡的地缘基础不及匈奴更有利——东西走向的阴山不仅决定了降雨带与阴山山脉一样呈东西平行,黄河的流向在河套地区随之完全由西向东,也加深了水资源的东西向分布,从而,阴山-河套草原整体地也呈东西向展开,那么它与正北方向上的蒙古高原自然接壤更广。阴山横亘在草原北翼,看似会对山北草原产生割裂效果,但在阴山与狼山之间的缺口,在阴山东路,都有大片草原地带连接阴山南北两路,阴山的存在不仅没有割裂草原整体,它还成为了一个体量超大的战略堡垒,可供退守的山麓草场、林地让草原部族更加安全和机动。同时,山北草原上比较丰茂的草场基本上平行于阴山分布,阴山就对山北草原形成了完全控制之势,而与山北草原绵绵相连的蒙古高原也自然地进入了阴山-河套草原的控制范围。战国之际,高原主体区域已经自然地被游牧阴山脚下的匈奴先入为主。
  
  作为蒙古高原南路唯一的一块大型草原,作为东北亚草原大区向南的突出部,河套地区势必成为南北农、牧两种政权之间强烈冲突的焦点区域。从战国时代起,中原帝国秦、赵两大诸侯国不断抗击或打击游牧部族集团,把疆界向北推进并以长城巩固边陲形势,这使得匈奴不得不重视它北方生产力相对薄弱的蒙古高原核心区域及漠北草原,深度经营这广大区域激发了匈奴的政治能力和“资本”能力,反倒成就了匈奴成长为高原之主宰的机缘。假如没有中原政权的压力和推力,高原上未必会出现统一大势,即使统一,高原的雄主地位也未必就在匈奴之手,东胡至少有同等的机会——虽然地缘位置略差,但从世居旧地来看,漠北之地与东胡还要稍近,东胡人也更加耐寒,在至少在战国时代,东胡的势力已经穿越了大兴安岭到达锡林郭勒乃至呼伦贝尔。在匈奴与东胡两个部族集团势均力敌的对抗中,匈奴最后获胜,不仅与匈奴有更大、更贫瘠的战略纵深有关,还应当与其更丰富的战争经验有关,与他们长途奔袭作战的能力更强有关——当始皇令蒙恬统帅30万秦军北伐并驻留下来,屯田、筑长城,与匈奴直接对峙,匈奴的战争能力势必在这段历史中得以再度加强。这就是匈奴崛起的契机,而在政治经济地理的视野下,“契机”就是被给定的必然。
  
  在同南方农耕大国的关系上,东胡与匈奴的情况大不类同。东胡从燕国手中失去的辽宁之地(国史一般称辽东,与现代命名不相符,现在的辽东仅指辽河以东地区)本不属游牧地带,对于东胡来说它甚至还是一个累赘之地,因为半农耕,半渔猎的辽宁地区会吸收东胡部族的外展能量(后文再做详解)。对东胡贵族资本来说,把辽宁之地作为一块可以经常去打秋风的好地方更为恰当,就像匈奴也不会长期占据不宜游牧又被大国宣示主权的农耕地带一样——除非实施这种占领的成本足够低。辽宁地区的东西两翼也有山区,但辽东的连绵山区比较突兀地与辽河平原相接,辽西南部也呈现这种地貌条件,那些相对更峭拔的山地只能支持极小规模的游猎部落,他们对农耕区不构成实质威胁。当燕国强盛,东胡兴起,辽西北部、燕山北部的山地部族也很快被两大强国拆散,整合,消失在历史记忆中了。与辽宁地区不同,河套地区本来不属农耕区,先秦时代,陕北、晋北的林胡、楼烦等部族一直把农耕区与河套隔离开。随着秦、赵把长城向北推进,林胡、楼烦失去根基,或被秦、赵吸收,或被阴山脚下的游牧部族整合(有理由理解为匈奴部族初步壮大的契机),才开始了农耕区与游牧区直接碰撞的时代。战国前,陕北、晋北山地的林胡、楼烦游牧部族势必针对南面的农耕区开展“劫掠经济”,而山地部族又不可能大规模整合,被农耕政权驱逐就自然成为这些部族的宿命,而这种宿命发生的年代必然是当农耕经济大发展,顺便给游牧部族带来更多掠夺利益的时代。这即是战国时代。
  
  随着秦、汉强盛,东胡还可以安逸于东边一方,匈奴却再不可能。失掉河套地带,整个阴山-河套这个匈奴部族的根基地区也就丧失了它一半的实力,而它去整合高原上诸部落的资本就不止丧失一半,而必须理解为从量到质的差别了。匈奴对周边其它部族的实力优势不那么明显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势力随时可以来讨伐它,劫掠它,或干脆吞并它,东胡和汉朝还有至少数量上的军事优势,控弦10万的月氏部汗王每晨醒来,眼睛恐怕比以往睁开得更圆了。匈奴的地盘变成了蒙古高原南部呈东西分布的一系列草场,它对高原核心区及漠北地区的控制优势突然有了一个乾坤扭转的面貌——北方部族可以随机南下劫掠匈奴,东胡和月氏也可以从容进入北部高原,稍稍迂回就可以直接打击匈奴现在的心脏——阴山北路。作为失掉河套的后果之一,更显麻烦的是,匈奴占领区内的部落分布变得均匀化,而阴山牧场可做天然王庭——“草原安理会”首先凭借的是它的经济地位,现在也不再显明了。相应地,头曼汗王的部族领袖地位也面临危机——前此时期,匈奴部族领袖的产生还延行部落公推制,而一个内争的,或处在瓦解边缘的匈奴会更加脆弱。
  
  匈奴必须在自身瓦解或被吞并之前做出动作,而面对三大强敌,它的战略布置就不能出错——匈奴只有在与汉庭的战争中取得优势,才可以至少保住河套地区从而巩固“国家”基础。但对抗大汉朝,以匈奴本身的骑兵部队显得不足,它的后方也必须是稳固的,所以它要首先整合整个大草原,这又有三件事需要做——第一是匈奴部族内部的整合,蓄积力量。第二就是向西赶走河西草原上的月氏部族。第三,完胜东胡并最好对这个大部族进行高度整合,以为匈奴提大量供兵员和后勤。游牧部族不可能放弃它的“掠夺经济”,这就像即使有一个联合国安理会也不能制止美帝的经济掠夺一样,背后的推力都是资本收益。现在,匈奴贵族不需要动员,他们不想在某个早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部族的奴隶。只是现在,匈奴部族的联合权力还不够集中。既然失去了阴山南路,阴山牧场作为国家地位独大的天然核心地位动摇,就必须有一个更强力的王庭来统一诸部、诸王,而这个王庭最好选在北方高原腹地,即可以控制漠北诸部,也令东胡、月氏、大汉朝不易捕捉它的权力中央和主力部队。这些就是匈奴必选的战略,在强大的,也恰到好处的外部压力下,整个匈奴部族和它的王庭、大汗几乎把它们都做到了最好。自然条件和偶然事件都已经不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这就是最高的战略设计所能够做到的,而匈奴不需要战略家和战略设计就已经做到了。只是,任何战略的“构想”和实施都控制不了它自己背后的资本驱动力,也不可能认清这种驱力的本性,那么,任何完美的战略都必有其局限。匈奴战略家——后文将证明,这个战略家不是某个人物,只能是整个匈奴——也不免“理想化”自己的宏图,而按照这个宏图,不可控的资本几乎是匈奴唯一的软肋,也是任何战略家、政治家和地缘学说必然忽视的盲点。至于资本如何不可控,对于战略它又如何出错,且请待下文。
  
  上述条件足以在河套地区促发耕、牧两大文明区的大规模直接交锋,但秦、汉与匈奴的斗争史诗,及斗争之所以发生的必然性还要追溯另一个地理渊源——只相隔一个陕北高原,关中平原与河套草原隐约相望,而它们还分别是那个千年时代里生产力最高的农耕区和游牧区。地理生产力决定了两个地区分别成为了农耕区、游牧区的政治核心,问题是,它们之间相距太近!匈奴的王庭可以去阴山北路寻找它版图的核心,但作为游牧部族,匈奴或它的替代者绝不会主动退离阴山南路丰饶的草场。即使河套地方不产米粮,即使游牧部族竟然可以放弃“劫掠经济”,它对关中地区的威胁也太大了,那么除非中原王朝可以放弃八百里秦川,就不会容忍来自河套的威胁。后文我们再谈秦政权统一六国的必然性,以及秦、汉两朝非不得已,甚至不会把都城迁出关中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因由,那么何谈放弃秦川?现在的问题是,两大王朝之间的对撞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轨道,开始“进行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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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yrtfhdfht 时间:2010-08-27 22:04:00
  
  我倒是对唐古拉山很感兴趣
  
  现在属于俄罗斯吧?
  
  梁羽生小说的场地
  
  
  
  
作者:风云涌 时间:2010-08-27 22:12:25
  楼主配上地形图才好,就像地缘看世界那个帖子一样,图是讲解地理必不可少的工具
作者:黑金時代封号一年 时间:2010-08-27 22:23:52
  据美国情报机构最新透露,中国已成功研制出史上最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
  这种武器经过30年的试验,其强大威力已经得到充分证实,除了大规模杀伤性之外,此武器还会造成严重的,持久的后遗症,最终让一个国家亡国灭种。
  这种武器投放到美国之后,会使白人每年减少100万,相当于每年投放5颗广岛原子弹。从而使美国白人急剧下降,最后被移民占领,导致国家消亡。
  这种武器还会使美国白人急剧老龄化,届时美国将会成为一个老态胧肿,丧失活力的国家,举全国之力治疗这种后遗症,再也无力维护全球霸权。
  美国中情局获知这种武器叫寄生尾。
  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若中国对其使用该武器,可能使美国回到地理大发现之前的状态。
  日本政府声称,如果被中国使用此武器,大和民族将从地球消失,他人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日本全境。
  韩国政府表示,如果中国对其使用该武器,韩国将在200年内消失。
  欧盟表示,若中国对其使用此武器,欧盟可能面对从1840年以来对中国的首次战败。
  台湾当局表示,若使用此武器对台统战,台湾将无条件投降。
  我国政府随后郑重声明:绝对不首先对外使用寄生尾。
作者:陷阵之士 时间:2010-08-27 23:34:54
  中央王朝占领产马之地后,游牧民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8-28 16:54:53
  谢谢 风云涌的建议,附图说明
  
  匈奴崛起形式

作者:民间观察 时间:2010-08-28 17:03:52
  插入
作者:庖丁三世 时间:2010-08-28 17:06:06
  强帖要顶
作者:shumchong 时间:2010-08-28 17:31:42
  嘿嘿,匈奴历史要仔细看看。。。。
作者:orangekyo 时间:2010-08-28 19:06:26
  作者:hyrtfhdfht 回复日期:2010-08-27 22:04:00
  
    
    我倒是对唐古拉山很感兴趣
    
    现在属于俄罗斯吧?
    
    梁羽生小说的场地
  =========================================
  麻烦您雪雪地里拔
  要么度娘下也行啊
  长江的发源地怎么就成俄罗斯的呢....
作者:orangekyo 时间:2010-08-28 19:07:26
  麻烦您雪雪地里拔
  =====================
  打错字 应该是学学地理吧....
作者:baikaly 时间:2010-08-28 22:20:13
  mark 政治的资本地理——解码大国兴衰
作者:出什么事伙计 时间:2010-08-28 23:09:19
  玛瑞克
作者:lizuy 时间:2010-08-29 00:30:55
  顶一下
作者:臭江边的俊男 时间:2010-08-29 02:43:49
  好文章
作者:farawang 时间:2010-08-29 02:51:27
  俺也来雪雪地里
  先mark下
作者:jstxwgh 时间:2010-08-29 09:05:35
  mark
作者:charm200 时间:2010-08-29 09:42:15
  mark
作者:charm200 时间:2010-08-29 09:50:42
  mark
作者:小楼的天空 时间:2010-08-29 09:52:25
  3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9-28 21:56:56
  更新慢了,请见谅!
  由于前汉时代草原史料稀缺,不得不让自己“全心”进入古人的立场去看问题,消耗了时间,结果反而有了意外收获!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9-28 21:59:05
  【头曼兵推1——地缘纵深,积极防御,体制改革】
  
  …………………………………………………
  匈奴崛起大事记:
  前214-213年,秦始皇遣10万大军(一说30万),以蒙恬为将,太子扶苏为监军,夺河套。
  前210年夏,秦始皇在南巡途中去世。胡亥及李斯、赵高秘不发丧,直到年尾。
  前210年-209年春夏前的某一时段,匈奴遣单于长子冒顿去月氏,为“质子”,冒顿到达后,匈奴随即对月氏发起突袭,未果,冒顿逃回匈奴。
  前209年初(一月?),秦二世登基,杀太子扶苏及兄弟姊妹22人,杀蒙恬。同年秋,匈奴单于头曼被其长子冒顿射杀,冒顿自立单于。同一个秋天,陈涉、吴广在大泽乡起义。
  前209年-前206年,匈奴突袭东胡,东胡被击溃,余部藏入鲜卑山、乌桓山。
  前205年,匈奴再攻月氏,月氏被强力打击。(但直到匈奴第三位单于——老上单于时期才大举西迁。)
  其后,匈奴向南收楼烦、河南白羊部(黄河南),北征浑庾、屈射、丁零等族部,再攻取河套地区。
  前206-202年,楚汉战争
  前201年(汉高祖六年),汉庭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基础设置韩国,以马邑为都,令韩王信(另一位韩信,非大破项羽者)据守。
  前200年,匈奴攻晋阳、马邑,韩王信投降,汉高祖刘邦率30万汉军亲征边境,刘邦一部被匈奴大军围困在白登山,七日后匈奴网开一面放走刘邦及被围汉军,汉匈各自撤军。
  
  《史记•匈奴列传》曰:
  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在臣不听从者。冒顿自立为单于。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
  
  我们都知道楚汉战争中“四面楚歌”的故事,但是,当兵家韩信还在淮阴老家游荡的时候,北方大草原上已经有“五面楚歌”的故事了,不过结果不同,被围困的一方找到了突围之道,其一系列谋略可谓步步惊心,还在“三十六计”之上。
  
  大秦对垒匈奴,即使蒙恬的秦军只有10万,也占据了绝对的兵力优势,因为匈奴军人绝大多数都是牧人骑兵,不是常备军,而在沟壑纵横的陕北,大秦军队以优势的步兵兵力可以随处扼守,压迫匈奴骑军,等待匈奴骑军自行撤退之后再步步为营,向北推进。在河套地区,以黄河结合城池、堡垒,也可以大大限制匈奴的骑兵优势。当然,大秦也必须迁移来足够的人口才能完成城池、堡垒的建设工程并长期安守。那么,为什么在自大汉朝开国到武帝之前的70年里,汉军不学习秦军,再把匈奴赶走呢?这不能用秦军与汉军的“战斗力”对比来解释(马镫应该是在“秦汉之际”发明的,虽然还难以考证到具体,但匈奴军只可能由此而更强,没有变弱的道理),而是涉及另一个问题——
  
  匈奴敢于同后来的大汉朝决战,却不敢同大秦决战,因为当时,它的东、西方向各有强敌。月氏有控弦骑兵10万或稍有余,东胡则是北方三大草原“帝国”里最强的,虽然它的控弦骑兵数据找不到明确记载,但从史籍舆论对东胡-匈奴-月氏三国的实力评估来看,或者从后来匈奴统一大草原后以40万(号称)骑兵攻击晋北并围困刘邦的事件来看(当时匈奴军的主要来源包括:匈奴、东胡、漠北诸部、白羊河南部、楼烦余部、少量月氏——月氏主体尚未迁徙中亚或投降),东胡骑兵集结起来应该至少接近15万或略超。
  
  假如匈奴选择与大秦决战,匈奴不仅投入的兵力有限,还不可能速胜,甚至根本无望取胜,因为大秦的预备兵员与匈奴相比可谓“无限”。秦军灭六国的余威尚在,秦始皇的决心,或表现出来的决心也是人人看得见的。东胡和月氏当然也看得见,所以,一旦匈奴与大秦决战,它的后方势必招来东胡和月氏大军,即使他们只是劫掠匈奴,匈奴也损失不起。即使这时匈奴已经进入并稳固蒙古高原腹地,它的战略防御空间也只可供抵御一支侵略大军之用,加上兵力不足,匈奴决不可以选择两面或三面作战。何况,东胡、月氏应该都对匈奴有“领土”要求,而匈奴的战略迂回空间若再有损失,就连抵御一方大军也要捉襟见肘——匈奴与东胡、月氏之间皆以不宜游牧的戈壁“弃地”为自然界限,匈奴一旦被某一“敌国”长期越过“弃地”,自身境内的战略纵深就不完整了。
  
  自然,作为匈奴实体基础的诸部落和匈奴的最高权力机关“贵人会议”也各自“看得清”形势,难以把思想统一到“与大秦决战,夺回山南草原”这个目标中来,从而诸部不会愿意卖力。那么,即使头曼单于拿出比“三十六计”出色十倍的计谋,外加一架穿越者赠送的红衣大炮,也难以组织部众向大秦发动有效的决战战役。(也所以,最高的谋略在“政治”范畴上发生,而政治是资本的“养子”。)
  
  那么大秦为什么适时收兵呢?大秦把匈奴赶到阴山以北就不再追击,给匈奴留下生存空间,也就给东胡、月氏制造了麻烦,毕竟以大秦的实力还无可能统一大草原。另一方面,对于农耕国家来说,占据一片草原获得的经济收益恐怕还不及军费开支大,还会加重中央政权与地主资本的矛盾,和与农民的矛盾,大秦朝恐怕已经负担不起因追加这种矛盾将产生的后果了。可能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秦始皇不想在北方再造一个“暴秦”——如果秦军取得阴山北线草原,不免需要设置一个独立的外王或一个藩镇,才可能机动地、自主地在这个耕牧分界区域与蒙古高原及近边的骑兵政权保持战略平衡,而这个藩镇拥有战马和骑兵之利,也拥有屯田之利,可能还拥有一支中央政权赠送的大军,那么它会不会像大秦朝的前身——西秦那样进一步做大,威胁中央政权呢?——秦始皇又为什么要派太子做监军呢?
  
  大秦不再压迫,匈奴可以在阴山北线草原安顿下来了么?不能。正由于阴山的阻挡,来自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的寒流不时在阴山北线停滞,有时留下大雪或暴风雪。对于牧人来说,他们承担不起牛羊啃食不到黄草的后果,甚至牧人自己在暴风雪中也要面临生命危险。一旦匈奴现在的主要草原——阴山北线草原降下暴风雪,匈奴的国力、兵员和军事集结能力都将大幅度下降,东胡、月氏大军就会在随后的某一天赶到。月氏所在的河西走廊地处更深的内陆,云系不够丰富且含水量少,走廊也不在寒流南下、东行(西风带)的主要路线上,加上祁连山会把降雪主要留在山峰和山麓,走廊里形成暴风雪的几率比匈奴的山北草原小很多。东胡所在的上辽河草原处在大兴安岭和燕山的护佑之下,降雪被山脉更多地留在了山脉以西的锡林郭勒,即使在早春,太平洋暖湿气流也会沿东北平原自由北上,留给上辽河地区的降雪量也不多。那么,暴风雪把危机带给了失去山南草原的匈奴,却把由此衍生的胜机留给东胡和月氏。如果算上漠北草原诸部,匈奴的地平线上已经四面楚歌,再算上数年一遇,至少十年一度的高量级暴风雪,匈奴可谓“五面楚歌”了。(在后来与大汉朝对峙的时代,匈奴旧地也时常遭遇雪灾,史籍已有记载。这种气候规律也符合当代气候记录。)
  
  这种艰难的“地缘”状况迫使匈奴必须进入蒙古高原腹地。借高原腹地,匈奴的某些部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躲避雪灾(高原地势不易留住暴风雪),高原也变成了匈奴广阔的战略纵深,匈奴军可以同可能到来的侵略军从容周旋。匈奴把自身划分成了三大军分区,即王庭、左部、右部,由左右贤王分别统治左右辖区。这样,在凶险的国际环境下,从防御的立场看,一旦匈奴军情不利,外来的侵略大军将很难寻找到匈奴的绝对主力进行决战。并且,划分为大军分区之后,匈奴可以更快速地完成军事集结,尤其当外来侵略军高速突进匈奴腹地之后,匈奴也可以比较安全地分头完成军力集结。
  
  《史记》白话版曰——“......匈奴设置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称贤明为“屠耆”,因此常常任命太子为左屠耆王。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大则有一万人马,小的则有几千人马,总共有二十四个首领,称号为“万骑”。各位大臣全都世袭官位。呼衍氏、兰氏,以及后来的须卜氏,这三个姓是其中的显贵家族。左方各王、将驻守东方,面对上谷以束之地,东接秽貉、朝鲜;右方各王、将驻守西方,面对上郡以西之地,舆月氏、氐和羌接壤;而单于王庭直对代郡和云中郡:他们各有领地,随水草而迁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大,左右骨都侯辅佐政事。二十四位首领也各自设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类官员……”
  
  防御与进攻之间存在那种制约性、平衡性、反馈性的辩证关系,改善防御条件的最有效方式是进攻。匈奴“三足鼎立”的军力配属不仅在边境线和边境外取得了进攻效果,也主动布置了国境内的地缘防御,有利于对敌方进攻大军开展迂回战术,而迂回战术也不仅仅是一种防御战,也是一种进攻战,或曰一种积极的防御战。在国境线上和国境外,左右两部各自对外敌构成经常性的军事压制,即方便向南方大秦劫掠,也可分别适时劫掠东胡、月氏,而这种劫掠的时机往往不会同时出现,那么,一支左贤王部队就同时监视、干扰、打击着两大敌国(右贤王也一样),而中路的王庭部队随时可以变成左部、右部的预备队。经常性的劫掠不仅是一个经济行为,或资本的经营行为,劫掠本身就是对敌国的一种时间-空间上的双重压制。单就针对大秦,匈奴分开布置的中左右三路相互呼应,全线对南方的大秦(大汉)保持压力,共同限制了大秦(大汉)的边境军力配属,抵消了大秦的一部分国力优势,尤其劫掠大秦边境线上的农耕社区可以打击大秦的边防基础,也限制了大秦的正面攻势——劫掠是集团性资本的政治军事行为,政治和军事也就是资本的企业化整合。
  
  大草原上,单纯的防御无异于“战略自杀”。冷兵器时代的草原战争中,乏险可守,进攻一方无需粮草运输,除了干肉、马奶,一匹伤马或几只猎物也足够“补给”一百个战士一天之用,进攻者还可以用“以战养战”的方式加强补给。那么,小于1:2的兵力对比很难让防守一方阻挡住进攻大军,哪怕拖住敌军,除非敌军是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兵力小于1:2时,弱军的选择应当是放弃正面防守,打运动战。但是,防御一方又不能完全放弃身后部落的安全,所以弱军主动进攻到敌军国土反而是更好的选择,敌国再强大,也要保卫它主体部落的安全,王庭到在其次。算上匈奴可供藏避、周旋、迂回的戈壁贫瘠草原,匈奴与东胡各自的主体“草原”面积恐怕要接近3:1(没有准确的地图可参考),显然匈奴诸部落、主力部队更容易逃避敌方大军——这一因素应该是东胡迟迟没有主动选择与匈奴决战的关键原因之一。
  
  从匈奴的军政体制中,可以看出明显的部落联盟制基础,起码要看做高度自治的“分封制”。极有可能,王族部落“挛鞮部”和“尊贵部落”呼延部等大型部落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一体制拆分掉了,以二十四分之一的规模和级别存在,这种均等化的拆分操作在某些层面会解除大型部落的某些权力,尤其减小它们对单于庭,对王权进行干涉的能量。那么,“二十四长制”对匈奴国家的联盟性质有所削弱,均等化的二十四个军事部落的权力看起来都处在单于的集权权力之下了。对于匈奴王庭,这种改革既可以提高集权性,也可以提高政权稳定性,还可以增加边地部落、外围部落对王庭的凝聚力,对于处在混乱甚至解体边缘的匈奴来说,这种改制相当必要。如果说“二十四长制”是匈奴国家政制的纬线,那么贵族联姻、贵族辅政就是匈奴政制经纬的经线。仅仅拆分大部落可能使王庭和王权失掉家族部落根基(在山南丰饶草原游牧时,较高的草原生产力可以让部落有较高的聚集性,这种聚集构成的区域优势可能奠定了匈奴大联盟的基础,或者,几个大型部落本身就有着小型部落联盟性质),那么利用王族与四大家族联姻,辅以“贵人会议”和贵族辅政制度,就为国家政制增加了一道经线。
  
  有政治经纬线的配合,王庭可以比较安全地让左部、右部从王庭分立出去,与王庭达成三足鼎立的效果。“军政一体”的“分立”权力除了让匈奴的军事指挥体系更具效率,也适应匈奴的广大地理,方便游牧资本的生产管理和利益分配,而且,三个权力还能相互牵制,达到遏制宫廷政变,遏制地方政权可能出现的独立或叛离倾向。那么,匈奴的几种改革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构成了相互支撑的体系。
  
  延续了几百年的匈奴政治-军事体制在何时确立?太史公节约用竹,让我们不得不猜谜。假如它出现在之后的冒顿单于时期,将给我们的解码工作带来更方便的“事实性”支持,将更符合我们本文将要做出的结论性论述(原因请见后文<鸣镝风云>),但我们还是保守为妙,我们假设它是在头曼单于时期,或更早时期出现的,或者延续下来的,也已经足够支持我们的见解了——
  
  首先按照匈奴的地缘战略态势——王庭与左部、右部这种分立体制直接回应着来自地缘视线的军事威胁,而以“二十四长制”和四大家族体制为经纬向国内增强统治力和凝聚力也全面地与匈奴“五面楚歌”的外部环境相因应……那么我们的解码工作为什么不首先考虑物质生产需要呢?因为匈奴当时的主要生产问题是部族生存问题,即人口再生产问题,也即部族资本的安全性问题。同时,匈奴贵族资本能否成功地再生产它自身,即保持它的政治-经济垄断利益——才是根本性的“生产”问题,这又取决于匈奴这个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能够继续存在。
  
  当然,匈奴体制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内容可能早在匈奴拥有山南草原时期已经存在了。当年匈奴对秦、赵及后来对大秦的掠夺性战争中,匈奴军如果采取大规模作战,它所获得的“收益-成本率”就太低了,不如在耕-牧边境线上全面展开劫掠部队,而这种展开要求军事分权,和临机应变。另者,阴山主体山脉的东、西各有连接阴山南北的通道,而由于阴山主体山脉呈东西向展开,长约四五百里,加之阴山对南北两块草原的隔离效应,使匈奴社会很早就适应了分权体制——但如果没有四大家族做经线,这种分权将很容易导致匈奴分裂,反过来说,正是匈奴社会被阴山割裂而形成的草原“生产地理”成就了、生产了匈奴的政治体制(政制),使这个政制比其它草原地区更早熟。
  
  战略、战术必须有体制配合,有体制背后的政治配合,有政治背后的资本秩序(经济)配合,才能生效。对匈奴来讲,头曼的这一系列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但头曼的主动改革却主要是被动地因应了资本地理的变迁,它与匈奴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尚有矛盾,也就为随即将要发生的政变埋下了伏笔……
  
  匈奴本是草原三强中的实力老大,坐镇中路,资本利益首先指向利润率最高的南方农耕区,还未来得及向左右的东胡、月氏做战略“投资”,毕竟这两个“国家”的生产率比拥有山南草原的匈奴要低,如果统一它们,算上兵力损耗等军费开支,恐怕五十年后也未必能收回成本。但现在,匈奴这个中路老大衰落了,草原上的“资本”平衡——这种比军事平衡更本质的平衡——被秦始皇派遣的大军打破了,草原大国间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9-28 22:00:58
  【头曼兵推2——无中生有,超级鸡肋,千里盗梦】
  
  从秦二世杀扶苏、蒙恬,秦军戍边人逃归家乡(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匈奴人向南侵蚀(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到当年秋天头曼单于即被长子冒顿弑杀,在这一短暂时段里,头曼单于也没有机会对河套地区采取大型战略攻势,而是渐渐地,可能以各部落为单位,或以少量兵力向南蚕食一部分土地(直到冒顿基本统一大草原之后,才南下全取河套,与汉朝以旧塞为界)。更早的时候,蒙恬率秦军向北推进,匈奴丢失了山南草原之后的那几年里(前214-前209),头曼单于一味退守,不与大秦力战。那么在东胡看来,头曼单于拒绝与秦军大规模作战或显示出匈奴对东胡保持着高度警惕。
  
  史说东胡强盛,当指人口和牛羊数量(游猎国家的GNP指标)。东胡可以凭借强势国力压迫匈奴,与匈奴打国力,打持久战,打劫掠战,这种选择更容易为东胡政权和贵族资本接受。也许东胡在等待,等待匈奴去全力攻击月氏之际,东胡再来取渔人之利;也许也在等待匈奴与大秦朝的一场大战,等到两败俱伤,东胡也可以渔翁得利……
  
  与近代战争不同的是,那个时代广阔的东北亚草原上,主要由于信息不畅,从而外交也不畅,当草原大决战爆发,被攻击者很难寻求与第三国结盟,更勿谈有效结盟。尽管如此,较弱的匈奴与最弱的月氏还是试图建立盟约——匈奴遣长子入月氏为人质。这或者显示出匈奴面临窘迫的战略态势,勉励而为之。如果匈奴遣长子为人质去月氏这一事件发生得还要稍晚,即发生在前210年夏-前209年的春夏,那么极有可能,匈奴在得知秦始皇驾崩的消息之后(或者当咸阳政治出现异常。因为匈奴势必严密监视大秦政治,包括秦始皇的健康),迅速做出反应,先谋求后方安稳,以图南下收复山南草原,或者为与东胡可能爆发的大战做准备。
  
  匈奴单于以长子为质子、匈奴对山南草原旧地的渴求、匈奴需要加强对东胡这一主要敌国的防御,以及此前自匈奴丢失河套之后并没有对月氏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几个因素应当有理由令月氏政权相信匈奴的诚意了吧?如果东胡有情报机构,东胡也有理由相信匈奴与月氏结盟有效,从而放弃此时可能已经启动的大规模攻伐匈奴的战略准备(如果匈奴担心东胡的情报机构太笨拙,可以故意放出消息告知东胡——我们已经与月氏结盟了,我们的主力和注意力都在东线)。那么,当长子冒顿到达月氏之际,东北亚的国际战略形式就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变故——匈奴可以趁月氏不备,全取月氏,而此时匈奴的东线至少比平时更加安全。对匈奴来讲,全取月氏无疑是更好的战略结果,不仅能稳固西边后方,还能得到丰饶的祁连草原上的生产力,并使这里成为匈奴更加稳靠的大后方。那么首先作为匈奴单于,其次才是父亲的头曼有充足的“理由”在此战机绝佳之际下定决心,选择突袭月氏。匈奴的突袭部队能胜则胜,如果战局陷入胶着,匈奴可以随时撤退大军,转向东线防御东胡。或者,匈奴突袭月氏的部队只以集结的右部牧人骑兵为主,加上部分王庭直属部队(王庭直属常备军和部落军本来就是左贤王部、右贤王部的预备队)。
  
  头曼单于选择突袭月氏还有一个关键理由:如果头曼长期(自失掉河套之后的数年中)没能做出军事成绩,为匈奴夺取一个“牛羊蕃息之地”,或至少是做出积极努力,而是长期任由匈奴诸部暴露在“五面楚歌”的危险境地,那么他的权威和王位也将受到重大影响(如果“人质”事件发生稍晚,即当大秦政治出现大变故的时候,头曼单于还无所行动,那么这种社会不满情绪会更严重)。既然大秦强势,那么驱动匈奴军政权力向西攻取月氏,就是匈奴贵族资本、“部落资本”最乐于看到的,也是匈奴上层舆论、智囊舆论的倾向性所在,他们早就在等待中了。头曼单于也应该懂得,他的军事动作和相关策谋最好以此为基础进行设计。当然,头曼作为大单于也可以用向西“佯动”与匈奴资本的单纯动机,也与匈奴的“权力论坛”周旋,因为简单地强攻月氏并不可行,勿论月氏正枕戈待旦防备匈奴,东胡也不可能任由匈奴在统一月氏后做大,还获得一个水草丰饶的大后方,那么一旦匈奴强攻月氏遇挫,东胡势必强力攻略匈奴后方——除非,匈奴突袭月氏,迅速完成战役。
  
  其实,头曼单于的理由还要更大,因为他的长子非常安全——不论匈奴能否大胜月氏,月氏都不会杀死冒顿——作为情绪化的个人的月氏王可能杀死冒顿,但作为政权的“月氏”则不会。因为,如果匈奴的突袭进展顺利,月氏就需要用冒顿的生命为条件争取最后的利益(贵族的人身安全、地位,甚至族人的地位);如果匈奴进攻不利,月氏也会放走冒顿,因为在损失不大的情况下,月氏没有必要增加与匈奴这个强邻的仇怨,而如果头曼真想“借刀杀子”的话,放归冒顿也能让匈奴王庭增加一个内乱因素——那么其实冒顿是相当安全的。
  
  如果头曼真想“废长立幼”的话,头曼和幼子之母,及这位阏氏所从出的家族,以及能够从“废长立幼”事件中获益的匈奴的某些政治势力都有太多办法,随时可以做到。假如冒顿知晓父王的计谋,在他逃回匈奴之后也可能不将计谋说破。如果在这个计谋的最深处,匈奴的刀锋还主要指向东胡的话,就更不能说破。那么,“废长立幼,借刀杀人”一说就可能不过是两个沉默者身后的市井传言,甚至也可能是头曼为保护长子的生命而故意放给月氏的流言信息,或者就是汉朝文坛照猫画虎编创的故事。
  
  二次大战时,德国首先闪击东方的波兰,麻痹西边的英法,也获取了对苏联的防御纵深,使德国在强攻西线英法联军时不致于被苏联闪击得手,夺取德国的战争根本——首都柏林或国土西部的莱茵河工业区。但2200多年前的匈奴则不敢“声东击西”,那样会把东胡唤醒,加紧进入与匈奴决战的状态。那么,匈奴就直接“击西”,但是用“遣子入质”的方法,无中生有,制造战机。即使匈奴没能让月氏太多地放松警惕(无史料记载),也至少麻痹了东胡,保证了后方安稳。
  
  当这个与月氏的约盟行为被匈奴发动的突袭战打破,并且匈奴一无所获,匈奴的战略局面看起来变得更糟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由于匈奴与月氏关系破裂,还变得更紧张——这一事实性存在,处在另一方向上的东胡资本会更坚定地去选择它的既定战略——“渔人策略”、观望策略和讹诈策略,把战争打成持久战、消耗战、压迫战。那么匈奴东边的危险反而减小了,而月氏强取匈奴的机会本来就太小,与月氏加深的矛盾并不能给匈奴带来什么战略性的危害。反而,由于东胡多少因此放松警惕,匈奴一旦选择突袭东胡,胜算也大些。那么,这时我们回头再看匈奴突袭月氏这一事件,就可以明白,冒顿的理由是绝对充分的——匈奴必将因此赢得更大的国际安全形式,而无论如何他的长子都是一个非常之安全的“棋子”。
  
  对于失掉国家地缘根基的,处在“四面楚歌”之国际环境下的匈奴而言,它的大单于和王庭“参谋部”必定会做好“军事推演”工作,这种工作一定是大单于日思夜想的主要内容,甚至是他梦境的主要内容。作为险象环绕的“国家”之首脑,无论头曼单于还是之后的冒顿单于,他们势必在东北亚各国首脑中更多地使用策略,势必要走出一些令敌国“出其不意”的“好棋”。匈奴政治势必更多警醒,这种政治智慧的提升,包括单于的谋略水平和“军事推演”能力都正是地缘条件的衍生物,是“地缘学说”自己生产的死敌。政治,就是资本为自己生产的执行性智能。
  
  我们的解码工作必须坚持一个原则性前提——我们要尽可能相信——历史排斥“偶然说”,历史棋局上,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权力)会走出“大昏招”,也没有哪一个历史政治人物会昏聩到让肥皂剧“捣眼”眼前一亮的程度——因为,权力的背后是利益集团的集团性资本,它不会允许一个明显地比“资本的见识”昏庸的政治大脑(元首、议会、执政势力)长期存在,这是“宫廷政治斗争”的原动力。
  
  从大秦手中“渗透”回来的那部分山南草原并不稳靠,大秦的强势威慑(乃至赵国和李牧的威慑)还不能完全从匈奴的社会心理中抹去。“国家”(至少曾经)没有能力守住山南家园——这一事实不能不深刻地影响匈奴人的潜意识,虽然“必须回乡,并巩固家乡”的认知和舆论还不能从意识中抹去。那么,匈奴选择向其它方向出击,并统一大草原就不仅是一个战略设计,而是匈奴人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这种接近本能领域的自然力——的所作所为。战略,归根结底是由自然生产力决定的。
  
  匈奴的决策者把河套当成“鸡肋”,但最好地利用了这个“鸡肋”,不仅继承了河套时代的政治遗产进行了“体制改革”,以及下文将要论及的——借匈奴人对“河套政治”的依赖心理发动了政变,还骗过东胡的战略视线(可能还有月氏的),为在山北草原立足未闻的匈奴(及其“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为其后对东胡发动的闪击战赢得了战机。危险、警醒的人更有机会穿越知识设置的屏障,走向本能、潜意识,走向客观性认知,东胡王作为一个“安逸国家”的领导人,作为“局外人”却很难进入匈奴人的“潜意识”和本能领地,也就很难在设身处地的前提下做出“正确的”知识演绎,和战略兵推。
  
  甚或,匈奴从遣冒顿为质子去月氏开始,就已经开演了一个严谨的连环计——首先与月氏缔结合约,稳固后方,抗衡东胡。然后突然修改这个看起来最正确的战略,借月氏大意之机,也借东胡由此出现的对局势的错误认知,争取全取月氏。取胜月氏当然更好,无奈退兵也能制造一个假象给东胡看,让东胡继续坚定其“观望主义”(绥靖主义)立场。如果不能全取月氏,也不与月氏打胶着战,把与月氏盟约破裂这个事件作为一个信息悄悄植入远在八千里之外的东胡政治大脑,和东胡社会的潜意识认知,麻痹东胡,松动了东胡的战略防御,再发动闪击战击破东胡。甚至可能,为掩盖这个连续性战略,两任单于任由舆论编造了一个“借刀杀子”的故事。那么,无论上一次战略动作成功与否,都会变成下一次动作的逻辑后续。与二战时德国的闪电战比较,匈奴的闪击战术做的更隐蔽,逻辑谋略也更深。然而在政治层面上,所谓“谋略”也要理解为——不过是政治-经济实体做出了最恰当选择。“谋略”原本出于潜意识的、本能的、野性的敏锐(狼和狼群都有“谋略”),而知识用知识语言把这种敏锐转化为一种称作“谋略”的事物。“谋略”离不开逻辑和知识,但对“谋略”的知识性转译也容易出错,更容易被常识化,给敏锐的潜意识,或者给更复杂的逻辑演绎者留下破绽。
  
  我们的解码工作刚刚开始,历史和历史人物彰示的深刻内容及其精确性已经不得不让人“赞叹、惊悚”!(至少我这些天来很“惊悚”)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9-28 22:28:39
  一句话写错:
  那么,无论上一次战略动作成功与否,都会变成下一次动作的逻辑后续
  应为——
  那么,无论上一次战略动作成功与否,都会变成下一次动作的逻辑前奏
作者:虚拟人与社会 时间:2010-09-28 23:50:44
  期待看到更新!
  作者认为:匈奴从遣冒顿为质子去月氏开始,就已经开演了一个严谨的连环计——首先与月氏缔结合约,稳固后方,抗衡东胡。然后突然修改这个看起来最正确的战略,借月氏大意之机,也借东胡由此出现的对局势的错误认知,争取全取月氏。取胜月氏当然更好,无奈退兵也能制造一个假象给东胡看,让东胡继续坚定其“观望主义”(绥靖主义)立场。如果不能全取月氏,也不与月氏打胶着战,把与月氏盟约破裂这个事件作为一个信息悄悄植入远在八千里之外的东胡政治大脑,和东胡社会的潜意识认知,麻痹东胡,松动了东胡的战略防御,再发动闪击战击破东胡。甚至可能,为掩盖这个连续性战略,两任单于任由舆论编造了一个“借刀杀子”的故事。
  ——这点证据不足。
  我认为:匈奴、月氏、东胡三者实力那时相差不大,若正面宣战,胜败难说,所以采取突袭是最为有利选择。这三家中匈奴更为激进,其它两家相对保守。匈奴先是突袭月氏,不成。后麻痹东胡,突袭成功。认为突袭月氏时候就想到麻痹并能突袭东胡成功,太过神奇。
  不过“无论上一次战略动作成功与否,都会变成下一次动作的逻辑前奏”,这句话很有道理,这大概是那些屡败屡战、最终取得成功者的注解吧。
  
  期待你诠释资本地理!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9-29 20:28:14
  作者:虚拟人与社会
   .....这点证据不足。
  
  后边《冒顿兵推》里会提供更多逻辑支持:)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9-29 20:30:37
  【鸣镝风云,1级解码——资本在行动】
  
  按:
  对于我们要做的分析解码工作,我们使用的语法工具总显得简单、刻板,很难处理一些逻辑纠缠,除非使用太多的连接词“然而,即使,但是,或者……”。所以在部分章节中,我们将对“同一个”历史事件进行二级叙述、三级叙述,争取把事物的矛盾性充分展演开来,当然它们的内容绝不会自相矛盾,也不会重复。这不是对历史画卷的机械拆分,反而从联画、组画形式,可以对历史进行超越日常语文逻辑的重组织、再认识,方便我们完成从历史的文学叙事、史籍的知识叙事到历史真相的转换与还原——资本总企图以它的意识形态,以人文知识去掩饰潜意识真相和本能的利益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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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史记》和普遍的历史记述,头曼单于宠幸一位阏氏,阏氏生子,头曼为了废长立幼,遣长子冒顿入月氏部为人质,再随即攻击月氏以达到“借刀杀子、突袭月氏”之双重目的,或者只有第一个目的。今天我们可以明确判知的是,头曼单于遣长子为人质去月氏的行为,“等于”与月氏缔结一项和平条约,至于借刀杀人,以及对月氏突然袭击都可能是之后的临机决定。我们有理由对语言性的历史记载保留适当谨慎的态度,但不论哪种情形为真,都能让人感觉到匈奴之战略布置的紧迫性,或者说匈奴资本运作的急迫性。现在,单于的长子从月氏“逃”了回来,据说头曼单于因为这个长子机警地从月氏战场逃归,而认为他勇武,有胆识,不图再予加害,还令他执掌一个万人队,而且这支部队就布置在单于庭,肯定算一支卫戍部队——这样的安排让局外人、历史书都难以理解。然后就有了一个真实故事,这个故事不仅经典,而且经典到了极致——
  
  长子冒顿怨恨父王,预图强行夺权。他请巧匠制作了一种叫做“鸣镝”的响箭(或者冒顿自己设计也未可知),并立军令:“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一次射猎中,冒顿以鸣镝射击鸟兽,没有跟进射击的兵士被斩杀。第二次,冒顿的箭射向自己的坐骑宝马,不听射者,即斩。第三次,冒顿的响箭射向了他自己的妻(或者妾),不敢射者又被斩杀。第四次,鸣镝射向了老单于的宝马,这一次无人敢不听令。终于在一次围猎中,“冒顿”的响箭指向了他的父汗...... 反抗势力被镇压,据说冒顿的幼弟及其母即头曼的那位阏氏亦未能幸免。于是,冒顿单于成为匈奴史上第二个有记载的大单于,也是匈奴第一个父位子承的世袭单于。这一事件发生在西元前209年秋,而秦王朝二世登基在同一年的年初。(按照《史记》做的白话叙述)
  
  伴随匈奴立国,匈奴国土就已经在扩张了,不论和平整合,还是军事统治,北方蒙古高原腹地进入匈奴控制范围之后,势必影响到匈奴大联盟政治的结构性,要求必须强化中央集权。待秦朝大军占据河套,山南的匈奴部落北迁,大型部落不得不在较贫瘠的草场条件里分散游牧,部落之间在草场分配问题上的矛盾也势必增加了,这种问题带着它的紧迫性要求“国家”重置它的权力资本,它也要求追加王庭的集权性。那么无论“体制改革”发生在头曼单于时期,或是更早,它都要与王庭集权相伴产生,它们的究极原因都是地理生产力分布的结构性变迁。然而,头曼时期的结构性改革也不再能达到匈奴原有的集权水平和战略空间优势了——据有山南山北全部阴山草原时期,凸起的大阴山为草原构造了“立体地缘”,为匈奴提供了“绝对”可靠的战略堡垒和地缘纵深,几个大部族为匈奴大联盟的集权权力提供了“绝对”依靠。
  
  即使匈奴军政体制的出现还早于头曼时期,匈奴进入山北草原之后的资本地理变迁也会引起进一步的权力变迁,即使不是变革。那么不论头曼时代的改革,还是更早的权力变迁,都首先是一种适应性的,反应性的产物,新的权力机制必然要重新分配权力,之后才能生效,而这种权力的重新分配要求必须有一种更强力的权力来执行它。另一方面,头曼时期已经具有的形式上的中央集权也必须附带有一种更高的权威性、威权性,才能成熟,才能生效。再从地缘视角看,王庭到达山北草原后,所有的改革都是从原有的政治结构性出发的,而原有的政治结构性有一个共同前提——一座矗立在匈奴核心区位的大阴山作为一个潜意识世界里的权力象征,三大家族(后有须卜氏)作为大联盟的核心基础,以及一个王庭和一个大单于,这种集权式的结构性根深蒂固地,潜移默化于匈奴的政治和政制之中。山北“头曼时期”的种种改革都是沿着这种中央集权路线沿革下来而“产生”的。那么,从提高集权性,提升权力实效程度的角度看,冒顿政变正是把头曼单于时期开始的“体制改革”进行到底,但政变的后果中包含的内容和价值还要更多,更深刻。
  
  冒顿篡权上台,所篡之权不仅是父汗的王位,因为公推制还未彻底消亡。可以基本确认的是,大单于的继承还须由部族最高议会——“贵人会议”批准,同时,王位世袭制如果已经存在(史说头曼预图“废长立幼”),其所继承的应该主要还只是挛鞮家族(部落)内部的权位,然后,顺便继承挛鞮家族在匈奴大联盟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冒顿夺位也从基础上否定了部落联盟的民主制度,这一事件也就意味着“匈奴国家”不再是一种雏形了。
  
  表面看,只有将民主权力集中到独裁者手中,匈奴作为部落大联盟的权力才被真实地集中起来,从而有利于匈奴的政治军事一体化。但更深刻的一层意义是——本来,各部落的自治权力以议席的形式体现在整个匈奴大联盟的民主会议上,现在这些议席被冒顿以暴力废止,那么各部落(可能也有次级部落联盟)的现政权就也等于被废止,即各部落内部的民主政治被废止,各部落内部的政治权力就直接归部落内部的资本所有了,虽然这些财产资本、政治资本基本上已经掌握在部落贵族之手,差不多也就是由“匈奴最高议会”的议员代理的。现在,不论是不是属于贵族的财产,私有财产都获得了与财产数量相应的政治股份,而在政变前,虽然财产实际上已归属私人,但部落政权、部落政治文化还以部落民主制度为名义,为依托。所以,飞镝射去,弑杀的首先是各部落的传统公社民主制度,和财产公有制残留的心理图腾、权力图腾,虽然它们已经奄奄一息,其次弑杀的是部落联盟体制,再后才是头曼老单于,最后才是父王。
  
  设置二十四长制,设置贵族辅政,它们都还只是一次政治资本配股,这些“权力股”还没有在法律、威权上得到充分保障和维护,也还没能体现为现实的红利,这种政治股份在原始公社遗风和旧的贵族体系的掣肘下也没有能力实现为与权力配股相应的红利,它们必遭反抗(新生的权力资本与旧的贵族资本其实是高度重合的,但大贵族的资本要吃掉小的贵族资本,旧的权力资本在体制“改革”为它们重新“配股”的过程中也一定会产生重重矛盾)。政治资本必然去追求资本的实现,既要求兑现为财产资本,也要求获得各种各样的现实利益,也必然追求权力资本的扩张与再生产——权力资本的扩张除了通过个人升迁、开疆拓土获得新领地来实现,还通过加深统治力来加深权力,使权力绝对化。同时,权力资本要求世袭其权力,即权力再生产。政治资本的这两种合乎资本之本性的“合理”追求,与实物资本要求向奴隶制转化、确立的动机,两者相互谋和、磨合,必然加速制度“改革”进程。
  
  事件残酷,但不使用恐怖手段就无以建立超越“习惯法”的威权,就不能提高部落大联盟的整合程度,这不仅是对旧权力势力、公社社民(尤其大联盟的外围部落社会很可能保持着高程度的原始公社状态)的武力恐吓,还使冒顿单于有力量,有可能彻底重组部族权力结构,草原上游牧各方的部落被削夺了联盟性质上的完整独立权,现在都统合在权力-资本的金字塔结构之下了。在王庭威权的配合下,二十四个军事部落的军权更紧固地掌握在军事首领之手,政权、资本也更明确地集中在贵族手中。威权的出现是彻底解除部落内部民主遗风的“必要”步骤,世界历史中,冒顿单于的暴力立国模式并非孤立发生,反而非常典型,至少两个鲜明的例子——中国夏王朝和欧洲法兰克王国的建立也以类似的方式演绎——大禹杀东夷部落首领防风氏以立威,禹死后,禹的儿子启再杀按照禅让制原则产生的继承人伯益,世袭制诞生。可以猜想,治水是这一事件的先发背景,中原农耕区治水是需要大量青壮男性参与的比较复杂、严谨、庞大的系统工程,命令体制必须生效,所需要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核心应当已经建立,并在治水工程进行过程中得到强化。即使没有外来强敌干扰,“水患治理指挥部”也会同样类似于军事集权核心,或者工程组织就是以军队建制为基础的,而水患就是强大的“外敌”,让诸部落、诸部族主动要求加深凝聚力。法兰克王国的建立可作另一个例证——法兰克人的部落军队进占高卢时,有军士抢走兰斯教堂的一个广口瓶,主教派人要求归还。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克洛维只能说:在分配战利品时,他如果抽签得到瓶子,才能奉还。克洛维应约提出了对这个瓶子的要求,但有兵士反对,以致要打碎瓶子,声言除了抽签所得战利品,克洛维无权得到那个瓶子。虽然克洛维还是把瓶子归还了教堂,事件却已经显露了法兰克部族内部的权力民主状况。其后克洛维借口那个兵士的武器保管不善,用战斧当场劈杀了他。这一事件的背景是,作为侵略者,或迁徙中的部族,法兰克人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当地人,部族面临强大的环境压力,需要加强集权权力。这两个例子中虽然缺少弑父情节,暴力夺权这个条件却是必不可少的,其余立国程序也不免类同。从军事机器转化为国家,应该是最为普遍的社会历史“发展”模式。
  
  通过王族与几大家族(发源于部落)联姻,匈奴从根本上加固了这种王侯与军事首长一体化的“军事分封制”。这种体制努力把权力和利益分配明晰化,使部落中既有的实践权力(主要出于部落间掠夺战争的需要,由部落民主机制配属给军事首长的权力)明确地向权力资本转化,成为在王权之“贵族关系网”保护下的资本。这一程序可能在头曼单于时代已经进行或初步完成了,但这些权力,包括私有制本身,都还不够确凿,既有的习惯法只有转变为强权法,才能稳固下来,随即还要产生王权主义的成文法。另一方面,在“大人会议”那种联盟关系下,部落首领与王庭的关系与同一时期中原诸侯与周王朝的关系极为类似,而这时期,各部落资本的目标不同,部落内部的利益分配秩序也不确定,即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处在“股权缺失”状态。即使头曼单于后来对高原腹地的经营卓有成效(没有搜索到记载),但山南河套是在他“手中”丢掉的,袭取月氏的军事行动也以“失败”告一段落,他在部落联盟中的集权权力势必降低了,他的威权指数不足以支持由他本人把“改革”进行到底。
  
  资本目标,权力冲动,加之匈奴“五面楚歌”的危困形势,种种问题集中在一起,要求找到和通过一种特殊的大事件才可能改变大局,也往往需要在改变问题的性质之后才有可能去解决问题。所以,除非像中原政治那样由某一个诸侯再打一遍江山,由军事暴力推出一位权威比周王更高的“皇帝”——秦始皇,也就只有“冒顿弑君弑父”这样极端的大事件,才可能同时性地制造乱局,再梳理乱局(以新的问题性和新的政治-经济建构去解构、转换旧问题,从而可以用新手段解决旧问题),而这种大事件也只有当匈奴社会处于崩溃边缘的时刻才允许“被发生”。冒顿单于应时事之需,去“发明”的威权就等同于法制(的效果),就是进行权力重塑、资本重塑所能够依靠的力量。军事政变让少壮派和军事首领也自动获得了在各自部落中的威权权力,在没有“明文法”的草原,实力和威权就是法律事实。也很可能,在法律产生之前,只有军令体制才具备法律雏形,而军令体制正被冒顿狠狠地握在手掌。(甚至把——将草原法律体系从习俗中“确立”出来这一“功绩”归于军令体制,这种理解也颇具合理性。)
  
  冒顿的个人勇武不足以挑战王权,王庭配给他的万人队也不可能高度服从他个人指挥,一个万人队在匈奴的王权争夺战中也几无胜算。听镝齐射的军令极大地放大了“冒顿”个人的“武力等级”,使王庭之地的其它权力势力除非联合,就不敢向他挑战,而这种最令人震慑的事件之后,他的万人队也更加听命于他个人,于是他完成了双向的权力加固。没有此英雄出世,便会有彼英雄取而代之。勿论还有部落民主制度的遗风存在,即便在冒顿之后的草原时代,长子继承制也并不稳定,幼子继承、兄终弟及也在权力世袭传统之内,就连世袭制本身也从未完全确立过,根深蒂固过。甚至,如果头曼单于没有儿孙兄弟或他们都大不成器,挛鞮家族中的其它贵族,以致四大家族中的某一强人都有可能取得单于大位,只要他“才”能服众,匈奴后世几百年里已经证实了这种草原法则。其实,只有“强者为王”才是究极的草原法则,和所有部落社会的传统,这是由“国际”资本关系——侵略性,或曰自由竞争性所决定的。冒顿从月氏逃回匈奴,之所以还没有被完全排除出“王位继承候选人”之列,恐怕也不是头曼单于一人所能决定的,背后应有某一王庭势力和某些部族势力在策划,角逐,妥协——不同的国内资本集团谋求保护既得利益,也谋求垄断化经营。或者就是,头曼老单于担忧权力落在外家之手,才保留了冒顿在继承问题上的资格权,并让他统帅一支王庭 “卫戍营”。
  
  在利益驱动下,在冒顿的恐怖主义军事强权护卫下,受益的贵族和军事统领必然去对各自治下的人民加强统治,体制“改革”会迅速地、自动地完成。由于多了来自王庭的强权任命,部落首领在部落中的权力更大,更稳固,更确凿了,王庭支持他们以世袭制继承其部落权力,而王庭的政变事件就是给部落民众看的范例、典制、法律和意识形态摹本。在贵族权力、利益明晰化的同时,军功制度并未被削弱,即使部落首领与部落军事首领不为同一人,军事首领在其部落中也有了更大的权力和权益配额,而士卒仍旧可以获得他直接劫掠到的财物和人口(为私有奴隶)。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把既得利益法制化,扩大化,这需要拉拢民间武力、暴力、既有权力,于是把与贵族本身的权益无关的某些权益顺手让渡给“政变”时代还握有武力的每一个男性——增加的男权与增长的贵族权益至少在这一事件中互为同盟,这样,已经在私有制早期逐渐积累了更多现实权力的男权也得以稳固,得以追加,进入资本体系并由资本体制法定化。
  
  随后的一个问题是,必须有成功的军事掠夺这个前提,才有财物、奴隶可分配,军功体系才能够高效率运行——头曼、冒顿接递完成的第一次体制“改革”已经让匈奴资本明确地露出它的掠夺本性和战争本性。从埃及到美洲,“金字塔”很可能只是统治者要求的象征物,一种意识形态建筑,一种资本权力模型。现在,草原上也铸成了权力资本的金字塔,但它不是静止的,它在生长,它的稳定性寄托在向外扩张之上,因为它产生在生产力落后的草原和半荒漠区域,本地生产力无法支持资本获得与金字塔倾角相对应的剩余价值(成反比),也就不足以支持资本金字塔获得结构稳定(相对的稳定性)。无论世界何方,资本体制在“国际资本”的竞争压力中演化着,而伴随着这种资本制度的扩张性基因,第一批大型国家在地球上诞生了。自然,这第一批大国在诞生时间上间隔很大,侵略性等级也不同,这正是由于“地理资本”有着不同的条件——匈奴所在的东北亚草原荒漠地带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人口密度低而区域广阔,“国家”形态也出现更晚,它的侵略性就会后发,掠夺风暴就要刮向先发的“文明”地区,打击文明地区的“金字塔”。对于“文明地区”,更麻烦的是,蒙古高原一旦失去由几个大国相互竞争构成的政治-军事平衡状态,脆弱的生产力和自由广袤的地理就很容易让它的社会再度回到原始公社状态,并迅速进入部落资本形态,或半部落资本形态(也可能不经原始公社这一环节),那么,这种“第一批”类型的国家就还要兴起,从大草原上挥出的“上帝之鞭”就不止一次要让“文明”战栗。(这种拒绝静止的草原“金字塔”更像“风暴”,后文我们将使用“草原风暴”这个概念,它也有着与“金字塔”相类似的资本属性。)
  
  强秦的10万(有说30万)屯边大军和来自东胡集团的军事压力,以及主要还有暴风雪这个悬在穹庐半空的“风刀雪箭”,共同挤压着匈奴,为匈奴的政治进程做着催促和计时,匈奴不形成拳头,就变成散沙再变成齑粉,任外部族宰割。假如山南草原还在,在东北亚的战略地图上,匈奴还可以有一个绝对的战略核心,松散的联盟体制就可以抵御东胡,让匈奴诸部安定下去,顺便搞些“劫掠经济”。正是由于失去地缘核心,荒凉大地上更零散的诸部落才有机会在巨大的外来压力下迅速生长出一个强力的“政治核心”。冒顿单于的强硬立场就是大阴山的替身,是匈奴旧时政治神话体系中的一个符号转换。一般来说,国家版图越大,越需要中央集权;地方势力越平均,中央与地方在实力总量的对比中优势越不明显,也越需要中央集权。匈奴上层贵族、中心部落贵族和王庭政治权贵是最支持加强中央集权的资本势力,他们的资本与国家存、亡这两种结局共命运。所以,冒顿选择在王庭发动政变最有把握,假如冒顿带走万人队,再从外部攻击王庭,则胜算很小。草原上,战争失败就往往意味着自由牧民将变成异族资本的奴隶,也可能是“部族”奴隶——要被征收贡赋,为异国资本去做无偿生产。但被东北亚“各国”公认为势力强盛的东胡的贵族们会接受匈奴各部落投降么?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它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和平整编”的结果很不可靠,它往往需要在更宏观的地理大区域内还有强大的竞争者来促使此两个部族的和平整合(如果大秦挥师向北统一大草原的话,匈奴与东胡就可能和平整合)。就像史实所展示的,匈奴在战胜东胡之后将东胡部族变成了“部族奴隶”,也进行了大规模人口掠夺。所以,冒顿上台既是资本的民主——它们需要牛羊、金银和奴隶,也是各部落和牧民的妥协性“民主”——他们需要改善部族的生存条件,赢得一片丰饶草原即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更适宜牛羊蕃息),最关键的,他们要拒绝逼向他们的那个被异族奴役的命运,而选票就是当血腥不伦的王位争夺战发生之时——他们眼中坚定的冷漠。
  
  从冒顿时代才整合白羊河南部、楼烦部这一事件推演,也不支持由老单于完成改革——这种猜测,因为从前面的论述结论看,如此彻底“改革”后的匈奴将具有极大的侵略性,而临近匈奴核心活动的白羊部、楼烦部没有被匈奴整合掉,就很难理解了,这时期的白羊部、楼烦部已经被赵、秦连续打击,被长城驱逐,部族应当相当衰落了。匈奴的王权可能主要依靠大家族的传统地位在核心部落中世袭,进而作为核心部落对整个大联盟的权力继承,而这个核心部落应该有着体量上的绝对优势。匈奴“改革”的一部分内容可能继承自早期匈奴政体,但最多也只能把地方部落、大家族的贵族成员吸收到王庭权力中来,王庭及主体部落对其它地方部落的关系可能还必须建立在威慑加统治那种强权关系之下,联盟不够平等,权益分配恐怕得看具体现实形势,由联盟会议(之后还包括王庭和单于)临机分配。随着核心部落失去阴山南路草原而衰落,中央权威下降,这种对部落的震慑型关系势必不再可靠,需要加固。
  
  部落与部族是两个概念,需要做明确区别。部落应指较高程度的聚居社会,部落成员彼此在一定程度上相熟,大部分成员相互都有社会交往。有部落社会及社会文化做支撑,有亲族关系做纽带,尤其每个家庭的兴衰紧密地与部落兴衰联系在一起,战士逃跑或投降会是一种耻辱。从原始公社时代到奴隶制时代,部落战士都可以直接分配到战利品,并且战士在军事首领的统一指挥下,相互熟知,这些条件能够支持部落军队的战斗力。以多个部落为基础建立的部落联盟(部族)却不以平民之间普遍的社会交往来维系,虽然也往往有可相互追溯的血亲关系,但血缘关系较疏远,各部落都是独立经济体。部族作为部落联盟,它主要依赖部落首长之间的联系和盟约,部落联盟并不稳固,整体上看,部落联盟的战争能力、凝聚力就不稳定。而像匈奴这样的大联盟,其组成成份很可能包括小型部族(小型部落联盟),好在,匈奴的四大家族联姻的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应该够弥补这种不稳定。虽然如此,内忧外患的匈奴社会还是急求一种强力的政权形式来巩固联盟。与之对照,这种不稳定的、松散的联盟状态在东胡大联盟中虽然没有明显的外在表现,其潜伏的危机和自相掣肘的问题恐怕更为严重——因为大兴安岭造成的地理分割“效应”,在比较孤立的各草原上,地方家族的亲和力、资本一体化程度一定高于王庭与地方资本的关联度,地理分割还使东胡联盟缺少有效的方法来弥补自身的不稳定性,或者说离散性,即使由王庭派出王族去其它草原充当统治者,也容易被当地资本和联姻政治所同化,或者被在适当的时候驱逐(如战争状态)。匈奴境内,缺少有效隔离王庭势力,或抵御王庭大军的自然屏障,也缺少可供退守的山区,部落或小型部族就缺少谋求独立的条件——勿论蒙古高原腹地,就算阴山周边也没有足以阻滞骑兵军团的自然条件,山南、山北草原之间有两条宽敞的通道联系(白羊河南部也属匈奴族系,但它处在沟壑纵横的陕北,所以尚能独立)。如果这一对比的内容属实,那么它足以对匈奴-东胡之兴衰产生决定性影响。
  
  失去山南草原之后,匈奴诸部落的资本包括政治资本已经在自动寻找一种“合理”的权力模式,那就只能是高度集权,而且,这种地缘政治构架还有一个可供模仿的前身——匈奴联盟失去河套之前的空间权力配置构架,资本只需大体恢复那个曾经与它相符合的权力构造即可,并不需要另外的资本驱动力也会自动走上“改革“之路。冒顿的政变只不过让这种旧的权力-利益构架更清晰,明确了既存的权与利的资本关系,让权力去顺应资本的要求,完成权力与资本的彻底勾结,这对整个匈奴资本来讲算得上是最为经济的“改革”方式了。那么,冒顿的政变就可以理解为是由国境内的地缘资本的政治所导演的,冒顿的集权主义也就是资本要求去形成的地缘政治,而其它可能形式的境内地缘政治都只会在资本运作面前失败。无论境内境外,一种新的地缘政治面貌能否形成,要看在经过一轮资本竞争之后有没有新的资本地缘关系出现,地缘资本势力之间要怎样达成新的垄断,或联合垄断,怎样消解自由竞争与无序竞争。(垄断才是资本的本质,而不是所谓的自由竞争,否则资本主义也不需要去发明“反垄断法”了。“反垄断”也可以理解为联合垄断的一种妥协形式。)内外地缘势力的变动重塑着部族内部或国家内部的资本,反过来说,资本借地缘政治的变动来塑造自己,再生产自己。区域内地理资本对区域外资本关系的因应和反叛(“国际”地缘政治)推动着区域内政治的演替,但资本还会进入任何新的政治,新的政治本来就是各方资本之间的竞争与妥协,垄断与联合垄断的新阶段。
  
  匈奴原本就有一个政治大核心——阴山草原和草原上的主体部族,主体部族可能同时就是后来的四大家族(或其中的三个,后加入须卜氏),不需要再经过境内的征服战争(资本竞争)去达成政治统一。匈奴社会及其资本也都努力争取在国家崩溃之前找到新的聚合力量,简单地加固旧秩序显然不可行,因为资本在那种旧政治路线上已经竭尽全力,这种尴尬状况表现为头曼老单于的“懦弱和无为”(表现为这种舆论)。旧政治手段用尽,似乎只有恐怖主义这种手段可勉力一试了,也只有一个新人物拿起恐怖武器去冒险。恐怖主义和它的政治信息要以强烈的力度传播到匈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才会有效;它必须是发生在著名地方的著名人物身上的著名事件,才不会在社会舆论中淹没;它必须具有突发性和意外性从而引起高度关注和造成瞬时恐慌。弑杀老单于这个社会之王对全社会所制造的震慑效果无疑最大,它宣示了弑杀者的威权比被弑杀的威权更具威权。弑父,即弑杀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权威,对每一社会“个人”造成的恐怖效应比弑君更严重,它宣示的威权意志更彻底,无此,政变还只是一次政变而已,而且必然是一次失败的政变而已。无论冒顿是不是出于对父王的怨恨,或仅仅出于怨恨发动政变,他都必须服从匈奴贵族资本的要求去操作政变,而只要冒顿顺应资本,也顺应权力资本,那么除非发生天降飞碟之类的纯粹意外事件,他的政变其实不会有任何风险,甚至,意外事件也往往可以给政变,给新政治创造契机。
  
  冒顿的时间不多,甚至非常之少——训练万人队不需要太多时间,因为军令体制只能在快速的反射性刺激中以威权建立,但建立了威权而不去应用它,威权就会降低。几年后,面对弑君这种超级难题,兵将的手上会有更多犹豫,这种“条件反射”记忆需要不断在使用中,或在战争中延迟和维续。另一方面,冒顿的兵权并不稳定,随时可能被头曼老单于或那位幼子的亲族势力、盟友势力调离王庭。
  
  匈奴“五面楚歌”,所以东胡乐于等待,而匈奴社会的心态难免激躁,这种心态与情绪是任何高级动物处在危机环境里都会产生的本能反应,它势必成为促发匈奴政变的发动机。另一个催发政变的“客观”因素可能是——前210年秦始皇在南巡途中驾崩,这一大事件不可能不影响匈奴的政治导向和舆论导向(由于被秘不发丧,这个消息当在前209年初到达匈奴),重回河套这个大问题对每个匈奴人都似乎变得切近了,然而头曼单于还是没有选择做出大的军事动作去全取河套(新单于冒顿在统一大草原后才完全取回河套,以旧界与汉庭对峙),只是开始逐渐向阴山南路和河套地带渗透。农耕大国的乱局不大可能持续很久;渗透来的那部分河套草场并不可靠,可能随时再次丢掉;秦始皇驾崩的消息到达匈奴已经半年多,半年时间也恰好够让匈奴的社会心理从对秦始皇的恐惧和神化态度中解脱出来……以及,即将到来的冬天里可能降下的雪灾……此时此刻,匈奴社会的情绪导向和舆论导向(思潮)应该恰值高峰,也从导向力明确地变成一种民主政治意见,而这种舆论导向、政治民主都正可以被政变者利用。或者说,对匈奴的这种社会情绪及思潮来讲,没有所谓政变,只有这种情绪及其背后的资本驱力的价值实现——作为“国家”,整个匈奴都急于取得一块让牛羊蕃息的草原。冒顿有理由确信——他听到了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他:是发动政变的时间了。
  
  假令冒顿不立即夺权,在丧失了这次秦始皇赠送的大好时机之后,头曼的权威恐怕等不到幼子长大成人,就要丢失了,在“贵人会议”传统下,头曼再去传位给长子冒顿的可行性恐怕也要因此减低,而无论将来还是现在,直接让位给长子冒顿又不能达到让匈奴追加它的集权权力那种效果。对大秦发动战争夺回山南草原,乃至命长子领军出征,倒是可以巩固头曼或冒顿的地位,保证王位继承权,但显然不是明智之举,算不上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对正确的方向发动正确的战争,勿论后方还有东胡、月氏、楼烦和漠北诸部,单就对抗大秦而言,匈奴自身也不具备(由资本驱动力和高度集权才能达成的)那般军事实力,而失败的军事行动对头曼要达到的(王位世袭)这一目标显然不利。
  
  父位子承,这个头曼的目标其实还是一个多重性质的问题:一是能否保住挛鞮家族在匈奴大联盟中的独大地位,而父位子承即使有先例,有传统,也很可能局限在挛鞮大家族内部,而在“部落大联盟的王位继承”这个问题上尚无先例。二是能否做到父位子承,保住这个家庭的既得权力。因为为了大家族利益,挛鞮大族中难不会推举出另一位“英雄”去代表家族,领得王位。三是,所有匈奴贵族的权力继承是否有一个经典范例可循,对于贵族既得利益来说,至少在贵族权力尚未稳定的时期不要出现一个相反的范例,尤其不要出现在王位继承这个事件上,那会威胁到他们既得利益之根本。
  
  那么还能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或者更好的方式让头曼与冒顿完成权力交接,同时提升中央集权,也让匈奴的资本既得利益满意么?从社会化视角看,王权是法律体系出现之前的法律。王位私家继承制是保证私有制和财产继承权的“影子法律”,也用以保障以王族为核心的整个贵族集团的既得利益,同时减少内讧,消解资本间的无序竞争。所以,弑君弑父也是私有制和奴隶制在特定条件下维续和强化自身的技术性手段。如果去掉“父王”的威严面具,弑君弑父不过是“父传子位”的一种特殊方式,而维护“父传子位”又不过是贵族资本的“护法运动”。
  
  匈奴可以“模仿”法兰克的政变模式么?法兰克部族处在异族“包围”之下,缺少周旋空间使他们团结得更为紧密,可以视为同一个部落,一个军令体制应该足够达到集权目标。冒顿与克洛维都首先在军队实行了恐怖统治,加深了军令体制,但匈奴还要震慑几大家族、几大部落,让作为集体权力的部落权力、家族权力放弃它们在王庭中的权力股份(但不影响贵族个人参股,甚至不影响各大家族以绝对化的父系权力重新参股),必须有更恐怖的恐怖手段,又不致伤及作为匈奴立国之基础的大部落、大家族在整个“匈奴国”的核心地位与利益。另一方面,法兰克人已经占据了它的高卢殖民地,阶级矛盾被部分转移到对当地社会的殖民剥削中去了,而匈奴还没有这种条件,匈奴的政变必须比法兰克的政变更强硬,更多恐怖主义特色,才可能震慑牧民反抗。冒顿可以像夏启那样政变么?禹不仅留给启一个成功的家族名誉遗产,禹借故杀防风氏也替启立下一定的威权,所以启若弑禹只会降低启的权威。在匈奴,这种操作显然因为头曼老单于威望大减而不可行。
  
  前此百年,尤其在最近几十年内的东北亚地图上,一系列历史大事件发生的太紧凑了,“国际”舞台上,东胡、匈奴、秦汉、月氏都来不及做充分的准备和调整。作为老单于长子的冒顿,和他弑君之举动都首先是匈奴的区域内资本所做的最为方便、快捷的应激性选择。同时,这种应激反应势必本质地同主要资本的利益取向谋和,或干脆就是不谋而合,那么它作为历史事件就拒绝了“偶然性”的干扰。大草原上发生的这一大事件势必成为一个去除了杂多演绎性的经典故事——中的经典故事。“历史偶然性”不过是我们有限的知识为自圆其说而做出的妥协手法,“意识形态”和它现有的资本立场尚不允许生产和传播某些知识,资本的知识生产所建立的知识体制甚至改变了知识的客观性标准(比如披着“自由主义”外套的美式知识就能够以宏大的知识体系为基础,为语境做到自圆其说,达成互文性,抢注被互文性所标定的客观性)。
  
  我们要做的历史理解至少应该做到——尽可能谢绝各种“巧合说”。对普通牧民来讲,当面临被掠为异族奴隶的危险时,让他们让渡一部分权利给贵族和军事头目,以增强部落的统一性,和整个匈奴部族的内聚力和“国力”,就是合情合理的选择——还因为他们只能二选一;失去河套草原的匈奴贵族需要从战争中恢复或掠夺回它的资本,乃至扩张其资本,于是产生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匈奴,这也不须诧异;它“恰巧”由一个军官兼“高等贵族”发动政变而产生,还是不须惊诧;而这位独裁者及其新兴军事贵族的权力要求巩固,这种政治要求也只能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才能实现,否则,新的中央集权权力和军事贵族建立在恐怖主义基础上的军政权力就会在匈奴社会中失去合理性、合法性,威权和恐怖主义也会失去它的军事基础,政变也就将面临失败。
  
  那么对现在的匈奴,无论邻国会不会来挑战,大战都即将爆发,不迷信的人们可能也有理由要相信——习惯与狼共舞的,直觉敏锐的匈奴士卒的梦境里已经风云涌现了(后文将证明,这种文学性表述在历史的神秘深处也与那种事实性相关、相生)。那么,我们把冒顿政变的故事暂时搁置一下,待从战场归来,再回头审视这场戏剧般经典的“冒顿政变”,看它还可能向我们演示、透露什么样的历史密码吧。
  
作者:虚拟人与社会 时间:2010-09-29 23:03:50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
  ===========================================================================
  这段很有意思,冒顿为何先让宝马再让美妈,偏偏为了弃地而大怒、杀人后攻击?
  匈奴为了击败东湖,故意示弱,因此先让宝马再让美妈。但存在一个问题,东湖到底是否相信冒顿为人软弱而放松警惕。毕竟,上次匈奴派作为太子的冒顿质于月氏,想使月氏放松警惕,没有成功。这个问题纠结在冒顿心头。他用人格类比法,通过观察群臣的反应解决这个问题。
  东湖先要宝马,群臣认为无理,且认为冒顿有血性也不会同意,所以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 群臣都认为冒顿有血性,自然东湖也不会认为冒顿为人软弱。
  东湖再要美妈,群臣认为奇耻大辱,且认为冒顿再软弱也不会同意,所以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群臣都不认为冒顿会如此软弱,自然东湖也会怀疑冒顿是否会真的软弱。
  东湖三要弃地,群臣这时相信冒顿只想偏于一隅,苟且偷生,况且也真算是弃地,所以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群臣相信冒顿软弱,自然东湖也认为冒顿可欺。
  人格类比的前提是,大部分人碰到同一件事的反应是相似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了不得的功夫,比如有些炒股高手,但他看见很多人都沮丧的时候就入场,当很多人都情绪高涨的时候就退场,这也是人格类比的应用。
  
  P.S:空兄,看了你的宏大叙事,怦然心动,忍不住说些小趣,勿怪:)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09-29 23:19:27
  呵呵,怎们可能怪呢:)
  你说的这个思路有意思,不过可能会造逻辑中断吧——冒顿能弑君弑父,强取王位,东胡王应该没理由认为他软弱吧?恐怕要认为冒顿还没有成熟的战机,而这个冒顿够隐忍.....
  
  《冒顿兵推》已经写完了,脑壳累够呛,等改完错别字,争取明天献与老哥
作者:usddgs 时间:2010-09-30 02:33:31
  mark
作者:帅得被追几条街 时间:2010-10-01 10:18:51
  好贴先顶后看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10-28 19:32:56
  更新有慢了,有个问题需要重新考量一下
作者:砖家爱吃糖 时间:2010-10-28 21:02:42
  3
作者:lpc0220 时间:2010-10-28 21:03:37
  回复 空荡的原野 真的吗
作者:幻梦的世界 时间:2010-10-29 21:47:57
  
  你真真的是个学者啊,研究的太透了。
  真是百年不遇的好帖子,不得不顶!
  
  
作者:幻梦的世界 时间:2010-10-29 21:51:11
  好期待你的下一篇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11-29 18:10:41
  近期思考杂多,更新请待,SORRY!
  
  咱也插播实事分析——
  
  『国际观察』 [时事聚焦]苍茫黄海流,韩国使人愁——半岛博弈六谈点击:302 回复:6 作者:空荡的原野 发表日期:2010-11-29 0:12:00
  
   苍茫黄海流,韩国使人愁——半岛博弈六谈
    
    一.韩国右翼大资本的小阴谋,美帝的大阴谋
    
    朝鲜权力交接在即,韩国拉美国来黄海军演,以及之前的高密度演习,意图在于从外部给朝鲜政权以压力,破坏金氏权力之威望,破坏朝鲜高层权力结构之正常接替,促使朝鲜上层争权乃至政变。那么,朝鲜最高权力的强硬态度是再自然不过的反应,同时也反证朝鲜没有主动出击的战略意图。
    
    韩国政权及大资本的利益取向是:由韩方主导统一半岛,预图模仿西德统一东德之模式。这种走向最为符合韩国大资本利益,因而其当政的右翼政权极力促成这一走向(整合经济羸弱的朝鲜,韩国经济可能一时受累,但韩国大资本并不会损失,反而有机会扩张)。由此,韩方右翼政府不断寻找机会刺激、破坏朝鲜政权高层,期望浑水摸鱼,其一系列军演动作也就不难理解了。假如半岛进程如是,北朝鲜的全部物质资源将被韩国资本廉价或无偿收购、霸占、支配,北方人民将不得不为南韩资本打工,廉价出卖劳动力、血汗或出卖肉体,其将给北朝鲜制造的社会破裂,及北朝鲜人被割裂的身心疼痛将比形式上的国土“分裂”严重得多。另一面,韩国大资本的盛宴上,韩国平民亦将不满于经济走弱,缺少德国那样的经济基础,由韩方主导的统一能为半岛民众带来的整体性的经济利益未见得比各自发展,再平等、平顺统一为妙。政治和文化上,对于那些不可能影响小半个地球之政治经济格局的中小国家,所谓国家不过是政权形式而已,于人民和民族并无多少现实意义和理想价值。这样看,现存的半岛政治地缘不过是政权割裂而已,即使维持现状,朝鲜半岛也不失为同一个国家。
    
    几次摩擦事件映照出来的是李明博政权预图为朝鲜政治系统制造麻烦,待朝鲜内乱,某个一时得势又权力不稳的政变者将会主动接洽韩国政权,韩国可以顺势进占朝鲜。如此,韩国大资本得到巨大利益,而美国将获取巨大的战略利益——朝鲜军力将被韩军整编,美帝在东北亚有了一支可供驱策的大军。美帝驱策半岛军力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半岛政权有一个敌人——只能是中国。因此,那时不论半岛政权、半岛资本有无与中国对立的需要,美帝都将以驻军和军事基地按住半岛的命门,不断寻找、制造各种机会给东北亚搅局,遏制中国、日本、俄罗斯。
    
    假如不是意外,那么天安舰事件很有可能正是一个阴谋,再考虑到韩国政治的不成熟性,更有可能是美国的阴谋。那么,朝鲜坚决回击的200发炮弹不仅是对美韩大资本的反击,也是打向朝鲜境内的,要打击朝鲜境内那些不安分的军政高层。金氏唯有显示其坚决、果断和武力,才能收拢朝鲜民众之心,包括政治异己之心, 代亦可由此迅速抓权,实现权力交接。
    
    二.朝鲜改革——迹象与难度
    
    假如金少子掌权,基本可以判定朝鲜将走上改革道路,类似中国走过的那种“特色改革”。这一估判出于几个信息——
    1,虽然以失败告一段落,但朝鲜去年强硬的货币改革明确显示了政府意图。也基于这一信息,有理由认为金氏核心意图削夺中高层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利益,试图依靠广大民众去实施有利于朝鲜百姓的改革。
    2,金少子的留学背景。其留学方向是瑞士这个在金融、政治上都非常独特的国家,而不是中、俄,当然也不可能是欧美日韩。
    3,朝鲜在世界政治格局中越加孤立的意识形态地位。
    4,朝鲜境内虽有一时改善,但长期看来难以解除的民生压力。
    5,可借鉴的中国改革经验,可引进充裕的中、韩、日技术、资金。
    6,朝鲜在东北亚经济地缘上的优势。
    7,如果朝鲜走向这一改革道路,也从金氏自保的本能立场出发,朝鲜的改革必选择渐进,改革明显“功成”之日即金氏主动下野之时。
    
    比之中国路线,朝鲜准备启动的改革还可能偏左一点,那可能将是一场比较平稳的改革,让朝鲜民众更平等地获取改革利益。同时,朝鲜的政治强度和军事实力也不会“因此”削弱。
    
    朝鲜的窘境并非社会主义之误。在国际政治经济的一时大势下,这种改革也算一个不错的结果。从先军政治直接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或者是,或者就是一种更纯粹的社会主义,比如,以国民平均入股的方式完成国企改制也是改革可以选择的路线,目标无非提高生产效率。若此,朝鲜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将可能成功地配套进行,改革成就和改革速度将超过中国模式。在这种路线上,政改亦有道可循(可参阅本人的《制度设计——建立两种新型党组织,达成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集权政治》)。如果中国可以低价转让各种中级技术,并为朝鲜改革提供教育和意识形态支持,朝鲜的改革将更有机会。
    
    但朝鲜成功改革的前提是——来自国际环境的军政压力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而不致于当朝鲜改革实施之际,被外来势力干涉而发生内乱。外来干涉不仅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更可能是舆论和意识形态的。大家可以追想几个国家“颜色革命”的发生过程,尤其注意其政变的发起者是不是都在政变之后获得了巨大利益。再稍微复杂一点看,即使“颜色政变”不果,强硬的当政者是不是也自动走上了与“颜色政变”相类的道路呢?政变总非好事,它意味着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同时也作为既得权力集团集体地夺得政权,他们势必互相勾结,互相开腚,腐败将急速蔓延,而改革将被这个庞大的中上层利益群体遏制住——不仅出于利益的既得性,更关键的是,改革需要一个更大的权力来执行改革,而集体型权力,或曰中上层民主型权力不具有改革所需要的“超级权力”。
    
    基本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个人,金氏不属雷锋、张思德系列。但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朝鲜中上层权力即使现在多数表现得很雷锋,在取缔了“领袖”权力之后,他们将演变成权贵一族。不是朝鲜要独裁,要家传权力,而是外力使然。恰相反,金氏已经在谋求隐退,而美帝和各国JY、既得利益者、柿由主义意识形态还需要一个“反面榜样”以“证明”和支撑全球化自由资本主义体制,那么美帝就不希望朝鲜发展、改革,尤其以社会主义原则去改革了。
    
    从更大的视角看,五十余年来西方对朝鲜、古巴实施的制裁、围堵、妖化,也正意在摧毁她们的经济基础,从而催生其政治内乱,为韩美“统一”朝鲜做准备,或者自由主义为统一古巴做准备。这种高压方式无疑会决定朝鲜政治走向,迫使朝鲜走向专权、独裁、权力世袭,因为这种政治结构是最有可能在外在压力下保持朝鲜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方式。也所以,朝鲜政治的不良性状,和朝鲜人民的物质生活压力都根本地来自美帝和韩国。朝鲜的政治民主进程、改革进程一直被美韩狠狠地掐S在襁褓中。
    
    现在,美韩以连续军演催促朝鲜发生内乱,一方面使朝鲜政治上层内争,不使金长子掌权,这也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朝鲜已经发出明确信息,意图谋求其永久安全保障,朝鲜背后的意图已被美韩猜知,即朝鲜试图从军事财政中脱身,以启动经济改革。此时,美韩反而加强其强硬军事立场,意图拖住朝鲜财政,从而使朝鲜不能启动经济改革进程,或者更慢地改革,或者妥协地改革(向朝鲜社会的中上层权力妥协)。而为了达此目的,美韩不惜不断挑衅世界和平,更不惜把朝鲜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民主权益、人权条件拿做筹码,并不断地追加这些筹码。
    
    三.韩国之囧——没有战略家
    
    从深一层的战略利益来看,韩国的利益应该建立在东北亚和平之上,跟随中国一道发展,日本亦类同。但日韩的政治认知主要还在美国霸权笼罩与导向之下,美军基地对日韩的政治风向也有巨大导向性影响。日韩资本,从而其政治,都对社会主义还有着资本立场上的对抗意识,此外日韩社会还被追加了欧美意识形态的强势影响,其政治意识的主调还在跟随美国政治。在这般窘境之下,日韩政治及舆论极度缺乏自主认知,难以摆脱被美帝当枪使的宿命。当然,日本的战略智慧要强于韩国。
    
    说到国际政治场面上的博弈智慧,地缘位置条件及其已经成就过的历史遗产具有决定性影响。历史上,朝鲜半岛在国际地缘关系中长期处在被动地位,极少有能对自身的国家命运做自主选择的机会,而没有自主机会也就意味着她不需要战略家。反过来,这种地缘政治状况深刻影响了这个民族的心态和集体行为取向——顽强和情绪化是半岛民众和文化之不得已的选择,和无意识的选择,经常也只有“性格”立场才有可能强化其政治立场,强固其国家政治,以能在国际博弈中争取到更多的“立场地位”。作为加强其国家政治地位的手段,这种手段成就了民族心态,之后心态被称为“性格”。个性顽强和集体主义保护过半岛,也给半岛带来了麻烦,这次军演斗争的无厘头风格就应有半岛历史地缘的遗传因素在其中。不一样的是,美国喜欢让知识决定命运,而韩国很有性格地坚持让自己的性格决定的命运。(安踏品牌打入韩国市场之时千万不可更改广告词——“我愿意,我喜欢”)。
    
    朝鲜处在半岛北部,地缘条件比南部半岛复杂一些,加之50年代以来窘迫的国际政治处境,使朝鲜有机会提升其战略智慧——战略智慧和战略家都是知识生产的产物,而生产出于需求。韩国三面环海,但几千年中,东北亚还谈不上有海上博弈,韩国所在地又不过是大陆政治之边缘一角罢了。即使在仅有的海上“博弈”中,半岛的对手也只有日本,而且日本始终比半岛更需要大海,日本的海上影响力也就始终强于半岛。韩国只在北方有陆地边境,这一模糊的边境在历史中既不经常存在,也谈不上有自然屏障可供做地缘演绎。近五十多年处在美帝的压制和代理之下,韩国之政治、军事智慧更没有机会发育,比如在移交美韩联军的军事指挥权问题上,韩国就表现得很囧。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半岛居民可以推想,如果美帝占领半岛全境,中苏则势必遣大军陈兵边境,三大强国在半岛的角逐力度只会更强。那么就有理由把朝鲜现战争理解为——美帝坚定地、主动地“选择”了半岛作为反对中国和苏联的东方前哨,注意,这里使用“选择”这个词语,而且美帝之目标同时指向中国和苏联。而且当其时,中国国力十分薄弱,美帝假如一定要选择一个主要目标的话,其的首要目标应该是指向苏联的。再与东西德对照看,统一之后的德国有整个欧洲做依托,无此,德国将一如波兰之窘境(即使有了欧洲为其依托,德国还要在经济上反哺欧洲)。波兰则处在被弃置的地缘位置上,两边不靠谱,韩国政治的意愿似乎很想成为东北亚的波兰,而且比波兰还麻烦的是,东北亚再无其它政权可供韩国去联合,去依托。整个东北亚,如果说朝鲜半岛有谁可以依托的话,就只能是中国。美、俄、日任何一方都有资本出卖朝鲜半岛,越是远方的“朋友”越有本钱出卖半岛利益——哪个最远呢?企图以“远交近攻”为战略,其结局已经在上一次半岛战争中体现过了,欧洲的波兰也屡次验证了同样的逻辑。所谓“远交近攻”是实力相近的政权之间玩弄的把戏,波兰学不来,韩国或朝鲜半岛更学不来。
    
    半岛几无纵深可言,邻国或远方大国的一次突击即可占据半岛全境,这样的地缘条件决定了半岛只能以中国为依托。在半岛遭受全面攻击的情况下,半岛政权也只有中国东北可供其流亡,或可再振旗鼓。,重整河山。然而历史进程显示的是,美帝利用韩国给中、俄制造麻烦,韩国则利用美帝给自己制造麻烦。缺少德国那样雄厚的立国基础,半岛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更难独自支撑,此时,半岛越强则自身越危险,因为越有可能为远方强国所利用。以半岛政治之不成熟,维持现状算得上不错的结果,东北亚人民得益,半岛上两方人民得益,其前提是,韩国不要找茬,要让朝鲜国人民有机会改革政治经济。
    
    四.天安舰——或为五角大楼的靶子
    
    天安舰即使发现了潜艇也不敢首先开火,无论那是朝鲜潜艇还是美帝潜艇——即使天安舰指挥官请示韩国正统和美军司令。同理,即使美帝的潜艇人员认为那是朝鲜的军舰,美帝的潜艇也不敢向朝鲜的军舰开火,除非已经请示了美韩联军司令,且美国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然而这些条件都不存在,那么有理由基本判断,首先开火的是美帝潜艇,或者如俄罗斯军方人士猜测的那样,是美军反潜直升机。但这是一次联合军演,没有真正的目标船舰可供打靶。从逻辑的观点看,天安舰应为美帝的手笔——美军在明确知道这是韩军舰艇的情况下攻击了天安舰,开火击沉它。至于为什么美军潜艇也沉没了,天安舰是否还击,以及美军反潜直升机干了什么(据称俄军监听到美军反潜直升机人员喊到:May gad…...shit),这些谜团则非逻辑推演所能探究了,基于言论自由原则,好莱坞也不会被允许拍摄这种大片。
    
    这符合逻辑,尤其符合美帝的逻辑。美帝不能明目张胆地破坏东北亚和平,自身麻烦缠身的美国也无力发兵来东北亚发动一场局部战争,美帝的手段就只能在暗中进行了。却又不可能经常进行,那么美帝就一次性开个头,剩下的事情就交给韩国政权去办了——韩国政权将自动演绎完成这一事件的一系列后续,不断地向朝鲜找茬,而缺少战略素质的韩国政权要干什么,能干什么,美帝可以很清楚地猜算到,从而美帝可以不必现身就完成对朝鲜的政治颠覆,还有机会半推半就地出现在黄海,来与不来,看美帝的战术安排了。这样,美帝即可以坐山观虎,也为其追加在东北亚的武力威胁找到口实。而李明博即使知晓了美帝的诡计,也不敢公布真相,他无法消化韩国民众的反美情绪,也消化不了美帝撤军的后果。美军也不敢公布真相,美帝在北约、日本及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都将遭到排斥和遭遇危机。然而误炸始终是一个不错的解释——误炸似乎成了美帝经常使用的一种讹诈手法,也包括针对盟友。
    
    五.美帝——恐怖主义托拉斯
    
    有人会反对“阴谋论”,但一个简单的逻辑——美帝的五角大楼在某一年度连一个阴谋也没有实施,他们会不会有失业的危机感呢?或者站在办公室里诚恳地讨论对美国选民的歉疚呢?美国总统四年一换,但美国军方的权力结构始终稳定,军方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相当独立。可以说,美国总统不过是华尔街、五角大楼的傀儡,而美帝有权利获得一个比较可靠的定义——寄生在军事武力之上的金融资本帝国,和寄生在金融资本掠夺之上的军工托拉斯。
    
    美国是个大公司,而且极具黑社会性质,因为它主要生产军火和军事相关产业,用以恐吓地球公民,而今天美国本土主要保留的其它产业都尽可能与军事、军工、军事管理相关。高科技机构和大学是军工产业链的基础组分,舆论和意识形态生产是美帝特色的政治工程,好莱坞则是美帝政治部辖属的文义宣传队,颇具美国特色地雇佣了很多大屁股女人,而美国就业人员中的绝大多数已非劳动者,却是军人、警察、特务、金融投机分子、股票持有人、啫利经纪人、演员、和谐的美利坚传媒界人士,及他们的秘书、大屁股女秘书,以及负责给这些美国员工治病的医生护士。当然,此外还有失业者、黑人、西语移民等等非主流。越来越像一个巨型恐怖主义组织的这个巨型托拉斯何去何从?嗜血的怪兽不会自动减食减肥,它没那个觉悟。然而毛 说: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只会欺诈弱者手无寸铁者,它人道地推崇“零伤亡”,当然其人道主义只针对美军,的军官干部阶层。
    
    挑拨分化,牵制,遏制是美帝长期的大陆战略,而美帝的核武库、军事基地、航母编队无疑是美帝的变态爱国主义之心理基础。配合其流氓战略,美帝也经常使用一种技术性痞子手段——时时准备使出先手。上一次朝鲜战争中,美帝抓住机会登陆半岛,从而令中苏难以选择来明确支持北方。这次美帝把航母开进黄海,也是同一种痞子风格的战术逻辑之再演绎——美帝精打细算之后打赌中国缺少应对之策,将很难找回面子,那么航母的功能除了针对朝鲜,也在于给美元体系打一针鸡血。美元地位是美国资本的命脉,煊赫的航母意在告知各国跟定美国,不得离开赌场,也不得怀疑美元的信用。在美国设置的这个世界经济赌局里,航母是美国这个唯一大庄家手下的打手——认清美帝的本质和品质,这是对付它的认识论基础。
    
    六.对策
    
    对策1,加强集权
    或者中国也可以干脆保持静默,虽然这样面子上显得难过,但功业从不体现在一招之际。外来压力也以转化成内修的动力——一个国家借适度强度的外来压力下,往往可以突破内政的种种困境。利好的是,中国和朝鲜都处在首脑交接期,虽则朝鲜可能因此发生内部不稳和动荡,但总体看,权力核心比之平时更坚硬一些。如果能接班人能在乱局中站稳根基,抓取更大的集权权力,可为下一步的国内改革奠定权力基础,比如打压部分既得利益集团,以为政治改革扫清障碍和“鸡肋”。改革,必须有一个超越平庸法律的,也超越权力-利益集团的更大的权力,才能重整秩序。所以,少批评“独裁”吧,个人独裁比集体专制要好得多!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的右右们还不能理解,可以参照台岛政治史。(我正在写匈奴崛起那段历史,有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可以借古识今——匈奴之崛起是如何以政治改革为先导的,而匈奴的政治改革又如何以借来国际政治压力为动力的。又,美韩的骚扰策略与2100年前的东胡所采用的政策是多么相似…...)
    
    朝鲜真正的麻烦还未到来,当金氏权力交接在形式上完成之际,美韩会有更多挑衅动作,以期促发朝鲜政局动荡、政变。那么朝鲜应做好充分准备,加强集权政治,并只能在强力集权之下伺机启动政治经济改革。
    
    对策2,请韩国买单
    朝鲜身后有两位大哥,两国对朝鲜之责任有显互相推脱。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中国在付出高昂代价之后从朝鲜撤兵,此国力使然,也把部分安全责任转交给苏联。其后至今,朝鲜既亲中也亲俄,三家关系都出于现实限制,和相互关系之限制,中国也就无法对朝鲜支持过多,但今后可以考虑以与时俱进的方式支持朝鲜,比如重点支援朝鲜的粮食生产和民生产业,优良的粮食种子、农业技术都是可以无偿供应的,产能“过剩”的出口企业也可以直接搬到朝鲜境内,朝鲜的内需即可消化这些产能,并不影响中国的商业竞争力。
    此外,当朝鲜启动其改革之际,可以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起码中俄可以购买,韩国境内也很可能允许发行。当然,若干年半岛统一之后要由现在的韩国资本买单,因为不论韩国是不是愿意担保和买单,现在的韩国资产已经在事实上做担保了,这将是既成事实,也叫强行摊派,那么销量应该不错——前提是,如果韩国的确愿意半岛统一的话。既然韩国挑起系列事端,给整个东北亚找麻烦,而从根本上论,朝鲜民生之艰正在于韩国联合了美帝军力才令朝鲜走上先军政治路线,从而给朝鲜人民套上经济枷锁,那么韩国当然要买单。通过韩剧大家都已经知道,买单在韩国尤其是一种很有范的行为。
    
    这些年,韩国的统一冲动与大韩意识形态冲动相叠加。前文已述,这种大意识反而主要基于被动、局促的地缘政治条件,那么由韩国主导的半岛统一无论是和统还是武统,都将产生一个缺乏战略远见的新朝鲜,被美帝利用还是它难以脱离的窘迫命运,而半岛局促的地缘军事条件又注定它失败的命运。所以,无论对韩国、朝鲜、半岛还是整个东北亚,半岛维持现状都可能是一个不错的格局,而最好的格局是美帝撤离半岛,半岛南北则由两个非激进的政府各自参与到东北亚和整个欧亚大陆的复兴进程中来。这种格局并无不可能——中国环渤海经济带的崛起将很容易带动半岛北方的经济发展,高铁经朝鲜联系韩国,接递到日本,半岛经济将从双向被带引而得到发展。同时,东北亚的和平主调一旦确立,中、日、半岛之间的领土争端将很容易化解,因为从大历史的视线看——钓鱼岛、独岛不过是两块大一点的石头罢了(当然是中国的石头)。
    
    经济,本义在于经世济民,而帝国主义经济、大金融资本的“经济”则一再走向反对和平,反对人类的邪恶路上。两次世界大战都导源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因此决不可忽视美帝的战争企图。虽则,韩国资本不足以独自兴风作浪,但资本的本性还须人们提高警惕,没有智能只有利益追求的资本,加上缺少战略能力的权力政治机制,再加上美帝野心家,此几种因素足以有理由提醒半岛人民、东北亚人民提升警戒。单对韩国境内的国民意识而言,一旦朝鲜半岛战火再起,韩美军北上夺取朝鲜的机会很小,反而,朝鲜军、中国军队或两者联军进取汉城的机会高得多——不信此论者,都是李承晚。
    
    (2010-11-28匆述)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11-29 18:11:51
  钓鱼岛、独岛不过是两块大一点的石头罢了(当然是中国的石头)
    ——改为——
    钓鱼岛、独岛不过是两块大一点的石头罢了(前者当然是中国的石头)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0-12-12 03:40:59
  插播越南高铁问题
  
  越南冷面对高铁,形势看,中国不得不走老挝、柬埔寨。越南之失策有五:
  
  1,作为沿海国家,越南的历史优势在港口,现在如不加入高铁,将被内陆赶超。越南不是失去一次机会,还在区域竞争中给了竞争对手一次机会,一得一失,国运急衰。悔悟还来得及。
  2,与超大体量的邻国为难,妄图远交近攻,实为下下策。中国顺利崛起势必带动东南亚发展,越南可免费搭车、乘凉。一旦中国被遏制,越南不仅经济步履维艰,还经也可能被院方强国选为炮灰。
  3,其实,若越南主动选择与中经济紧密一体,不仅将获得巨大经济利益,海上“争端”亦可化解于无形,化解于经济范畴。海上竞争之目标中,军事(和军事政治)大于经济,而当越南成为经济圈之地理核心之后,军事(和军事政治)竞争将失去价值与意义,而经济利益也会在中国和经济圈的反哺中得到数倍、数百倍的报偿。
  4,据有东南亚地理核心的区位优势,越南最应积极融入大经济圈,一旦越南加入高铁计划,其所得经济利益经也可能是整个东南亚、东北亚各国中最大的,极有可能成为整个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区域。经济成就自然带动越南的政治影响力,而海上的利益竞争将在经济圈各国的共同影响内,中国亦会主动维护整个经济圈。
作者:夜色礼服 时间:2010-12-15 09:46:38
  分析的好
作者:色猫英雄传 时间:2010-12-15 22:36:38
  楼主写的不错,慢慢看。
作者:马尔小科 时间:2010-12-15 22:42:12
  楼主加油啊,努力更新
作者:伊明名 时间:2010-12-15 22:51:08
  楼主,你说的哪玩仍,哪个国家信纳,
作者:g26j05l69 时间:2010-12-16 14:26:04
  楼猪,该吃药了。
作者:大青龙男 时间:2010-12-17 08:29:47
  亚洲共荣。
作者:大青龙男 时间:2010-12-17 08:35:35
  由中国主导。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1-02-10 04:35:14
  谢谢各位,因为最近主要在思考其它课题,这个帖子慢了,申请谅解!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1-02-10 04:39:45
  【冒顿兵推1——秦始皇的遗产】
  
  时代之政治真相只有极少数局中博弈者能够拟测,而其余各种政治认知、舆论几乎都是博弈者的牌与牌面,叫牌和千牌。前209年前后,东北亚战略演绎恐怕只被几个人洞悉:一方是匈奴新老单于冒顿,一个是东胡王,一个是月氏王,当然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位秦始皇先生。秦二世也在前209年登基,但作为一个为一己私立而崛起的政变者,也作为最强国的新君主,其利益基本都在大秦境内,匆忙之间不可能对整个东北亚之博弈大局有充分洞察。赵高等权臣以及慰聊、张良诸策士的战场也不得不首先局限在大秦境内。“向内”还是“向外”——这种博弈方向上的差异,使得历史上那些疆土辽大之国往往在国际博弈中失去准备,遂失去主动。而大国政权(政府)的博弈场向内,又源于更高的统治难度和更多可分配的境内利益。也所以,农耕大国认识到“攘外必先安内”,而游牧或商业国家要向境外掠夺更多财富以供境内分配,缓释境内矛盾——为安内而外掠。大国的这种战略局促,和似乎成了历史模板一般的“大国灭于小国”之通例,全球普适,不能不引导我们思考资本分布与国家的平衡性关系,以及,资本的结构力在多大意义上影响或决定着“国家成其为国家”这个问题的本质。但这种“本质性”问题现在还只适合作为提示,我们还是先回到国家间博弈这个层面——
  
  要理清匈奴-东胡之战的线索,我们首先要理解——前209年这个特别的秋天之前,为什么东胡与匈奴不曾决战,甚至连小规模的战役也不曾发生(不曾有记载。“弃地”的存在也说明“两国”长期保持了和平状态)。
  
  在秦始皇派遣蒙恬大军驱逐匈奴之前,据有山南草原的匈奴大联盟应该刚刚形成,它连近边的楼烦余部,及同属一个族系的白羊河南部这两个小部族还没有整合,又何能去整合东边的强国?等到被秦军压迫到阴山北,匈奴必须首先进入蒙古高原腹地,以完成战略防御体系的构建工作,而当匈奴完成这个必须的“作业”,东胡也已经强盛起来——上辽河草原以它相对周边地区的绝对的生产力优势和人口优势甚至把势力范围扩展到呼伦贝尔,但这种联盟的性质必定会因地缘条件而松散一些。(战国时代,燕国遣秦开为将北击东胡,把东胡势力限制在上辽河草原及以北地区,这对东胡的打击不小,东胡也才有充足的理由和驱动力向生产力更低的北方地区扩张。)
  
  史载,蒙恬秦军的攻势“如鸷鸟之追群雀”——这显得太过轻易,应该理解为匈奴根本没有做基本的抵抗。除了陕北、河套不利骑兵兵团作战,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匈奴对东胡的顾忌。可以猜知,匈奴军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战略撤退,没有令东胡找到战机。东胡如果强攻匈奴,危难之际的整个匈奴社会将同仇敌忾,对东胡背水一战,而大秦将乐于旁观。此后,匈奴的主力和注意力也势必在东胡方向,针对性的军事备战很充分,整个匈奴社会也以东胡为首要假想敌,战争不需要动员令。从战略地理看,东胡不易捕捉到匈奴主力部队,匈奴主力军力也已经针对境内地缘条件划分成三个军分区,东胡一击不成,匈奴主力部队和大部落就可能退到高原腹地、阴山山麓和狼山、贺兰山区。那么不论东胡发动推进战,还是闪击战,这种决战动作都很容易演变成胶着战、消耗战,大秦和月氏都会赶来扮演渔翁、黄雀,或者大秦也扮演国际警察。
  
  已经完成统一大业的南方农耕政权不会允许大草原也统一为一家,那样看起来对自己威胁太大。对大秦来说,草原三分比二元更好,其政权体量小些更能持久地被大秦平衡、制约,或它们相互平衡、制约,两强局面则很容易通过一次“不可测”的草原决战统一为一家。但草原三国并非鼎足而立,却沿着大秦边界呈一线排列,那么,大秦的强盛就成为草原政治平衡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大秦的强大阻遏了草原势力向南的“劫掠经济”,草原资本之间的劫掠、统一问题反而更紧迫地被推上了草原政治议程,和资本谋求垄断的日程,因为草原不能统一也就缺少力量再向南方大国去劫掠。那么,大秦就必须强化对草原统一大事的干预能力。大秦修筑了从京城咸阳直通陕北的“秦直道”,它不仅可以对前线防御进行有效增援,还可以提高信息传播速度,从而迅速从中央发出大军去干预草原上的统一事件。当然,大秦的军事反应能力不能按照现代通讯条件来计算,一旦草原大决战爆发,秦军边境将领也未必拥有自主出击的绝对权力,恐怕要先请示大秦中央,而大秦边将和大秦中央对草原战局的判断也很可能出现失误。所以,大秦对“草原统一大事件”的限制作用颇有局限性,即是说,草原统一还是有机会——通过闪击战来实现。
  
  也许有读者会怀疑大秦对北方草原的战略意识,以及意识背后更深刻的意志,乃至古代国家、政权是否真的各有缜密、复杂的战略考量。从逻辑上推论,本文坚持相信古代政治具备充分的战略视线,但国家及其领袖的战略思维不可能昭示在朝堂之上,更不可能广泛地为文学化的史学知识所窥觊、追踪。尽管如此,关于匈奴统一草原之大事,太史公还是敏锐地记写到:“是时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
  
  大秦的战略是禁止草原统一,做为草原三国中最弱的一方,月氏的战略又当如何呢?在高度戒备匈奴的基础上,月氏也有成为草原雄主的机会——如果匈奴与东胡爆发大战,月氏不会在两强刚刚开战之际就袭取匈奴后方,因为如果匈奴在两面夹击之下迅速亡国,东胡的兵力将因此得到更多保留,东胡更有条件顺势消灭或驱逐月氏了。鉴于此,月氏必须等到东胡、匈奴两强陷入胶着战,或两败俱伤的情况下介入,这样月氏将有机会与东胡瓜分匈奴(月氏不可能越过匈奴领地去瓜分到东胡的遗产,月氏与匈奴也做不到相互信任去形成联军),东北亚大草原将进入东胡、月氏两强并立的局面,其后,月氏与东胡统一大草原的概率看起来将各占其半,这已经不是东胡乐于接受的结果了
  
  ——但且慢,东胡有传统强势和比月氏更广大、坚实的后方,月氏对匈奴降部的整合效果显然也将不及东胡,即使月氏占据匈奴山北草原和蒙古高原大部分区域,它在这里的统治也不易稳定(月氏部族规模较小,处在狭长走廊里的月氏政权也很难在走廊之外建立稳定的“殖民地”),那么只要东胡保存足够的实力,并且不让月氏“和平整合”大部分匈奴部落,即不让月氏把匈奴更多的战争能力转化为月氏自己的,那么东北亚草原早晚将归于东胡,月氏也只能远徙中亚了。
  
  既然这种“两强分立”局面是在东胡不能速胜匈奴的情况出现之后才发生的,而东胡再去吞并八千里外的月氏还需时日,那么大秦也有可能一时恢复力量,腾手或坚定,或勉励地出动边军干预草原,而大秦又必须首先打击东胡,才能有效遏制草原统一。那么下一级逻辑就是——东胡必须以大秦的衰弱或内乱为前提,而当大秦的内乱已成定局时,东胡发起统一战争才有较大把握成功。(也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匈奴头曼单于遣子入月氏为人质这一事件最有可能发生在秦始皇死后,即前210年下半年到前209年年初,此时匈奴必须警醒地面对来自东胡的危险。)
  
  一旦匈奴与东胡展开决战,如果月氏急于从背后攻击匈奴,在两面夹击之下,匈奴政权或匈奴东部主力部队也很有可能向东胡投降,却难能向与主战场相距遥远的月氏投降。匈奴如果备有向月氏做有条件投降的策略,就必须赶在东胡捕获匈奴主体部落之前,即匈奴部民需要先行转移,但这既影响匈奴生产,也将影响匈奴军与东胡的决战意志,而草原战役最忌这种心理退缩。那么在东胡兵势大盛的前提下,匈奴与月氏联合迅速击退东胡的几率也不高,月氏给匈奴开出的招降条件也未必比东胡优惠很多,月氏的祁连草原也没有条件一时收容败走的匈奴主体部落还保障匈奴人不鸠占鹊巢……种种问题都不利匈奴向月氏投降,那么若当东胡强攻取得明显优势,也当大秦衰弱,匈奴、月氏将逐次退离东北亚历史舞台。
  
  如果在匈奴与东胡的决战中,东胡军取得优势,但又不能速胜,则月氏就有了机会——月氏可以等待匈奴来向自己投降,而东胡军的推进越缓慢,匈奴向月氏投降的可能性越高,月氏也就无须选择从背后掩击匈奴并与东胡瓜分匈奴——这个下策了。这样,在得到匈奴降军之后,月氏将可能拥有对抗乃或战胜东胡的实力。为使这种局面容易出现,两国间就不能有太大的仇恨的心理鸿沟,这也可能是早时当月氏被匈奴背信弃义地突袭,而月氏不杀冒顿这个人质——的原因之一。
  
  除了收降匈奴,月氏成为草原雄主的第二种机会在于——东胡与匈奴两败俱伤,且胜者在军力上也大伤,如此,月氏可以充当“黄雀”。那么除非出现极佳战机,或非不得已,东胡与匈奴两强其实不敢展开你死我活的大决战。如果匈奴选择主动主机东胡,匈奴应当选择“驱散战术”,虽然这种战术未必能使东胡迅速亡国,但匈奴可以保存军力,然而也因此,即使东胡集结的兵力不足以同匈奴侵略军决战,它也敢于迎战匈奴大军(反而匈奴侵略军不敢以主力相搏),也必须迎战(被驱散的东胡将无力争雄,却会给予匈奴对各草原政权实施各个击破的时间)。反过来看,如果东胡主动以大军出击匈奴,它对匈奴却难能采用“驱散战术”,除了同样的原因,也因为匈奴已经“三王分立”,三个军分区可以迂回配合,比较安全的地理条件也方便部落避走,一旦军情大不利,还可以向月氏做有限投降,或临时投降(月氏不敢全面取缔匈奴王族的权力,因为失去政权的匈奴旧部更容易被东胡大军整合)。
  
  月氏必须在上述两个战略方案中择选其一,或等待其一,即无论如何,月氏都在等待东胡取得对匈奴的战争优势,再来分享东胡的胜果,而月氏绝不可以等待匈奴去东胡的领土上统一东胡,或驱散东胡政权(以一次决战)。那么对东胡来说,可把月氏可视作一个东胡防御布局中的战略盟友,当然这个盟友的战略反应速度不够可靠,不能视作棋盘上的一个实子(如果东胡的战略大脑可以坚持理性运作,厘清实子与变量的话)。东胡从它进攻的角度看,只要南方农耕大国不干预草原统一,或干预不利,同时,东胡强攻匈奴能够快速取得明显优势,就有极大的把握顺利统一东北亚大草原了,而一旦东胡陷入与匈奴的胶着战,它达成统一大草原这个战略目标的机会就下降到50%以下了,假如南方农耕势力迅速恢复干预能力,那么东胡的机会还要降低很多。那么,东胡的战略立场就比较清晰了——等待大秦失去干预能力,同时也等待匈奴自身出现问题,或压迫匈奴使其出现问题,或者匈奴与月氏首先爆发大战——东胡再发动强攻或闪击战,迅速占据战场优势。并且如果月氏理智的话,这时就必须进取匈奴后方,客观上起到“协助”东胡的效果,东胡的攻势还会因此而更加顺利,而北方丁零等部政权也很可能以东胡盟友的面貌出现在战场,以待在“东胡大汗”统治下获得相对较高的政治地位。
  
  然而,东北亚各方政权还必须考虑另一个棋子,它虚虚实实,又仿似鸡肋——那就是河套。前209年秋,大秦的内乱局面已经显明,匈奴有了全取河套的机会,并有可能在较长时期内占据它,再寻机击破月氏或东胡,最坏不过大秦再度强盛,匈奴重新回到目前这种战略战况。河套若在匈奴之手,东胡对匈奴将缺少办法——首先,雪灾对匈奴的威胁将减小,匈奴主体部族可以避雪山南。其次,山南河套地形复杂,更有利匈奴军迂回作战,让东胡很难凭借兵力优势强取匈奴政权。另外,匈奴能从大秦手中取得的山南地还包括陕北高原的一部分(或者匈奴也干脆统一这里的白羊河南部),陕北虽无大山之险,沟壑纵横的地貌却比山区更有利于迂回作战,将会令东胡大军失去战术优势,更难消灭化整为零或分队抵抗的匈奴骑军——就像白羊部以陕北地势为条件一直能够在强大的匈奴面前保持独立那样。在陕北与河套地区作战,大秦军队以优势的步兵兵力结合城池、堡垒,步步为营,才对匈奴骑兵部队稍占优势,大秦也必须迁移来足够的人口才能完成城池、堡垒的建设工程并长期安守,但以东胡的战争能力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此外,中小型沙漠、阴山主体(大青山)山麓也可以帮助匈奴部落据守一时。那么,如果匈奴据有了山南之地,增加了打胶着战的条件,则东胡的战略优势将荡然无存,还不得不担忧自身的战略软肋了——东胡不可能没有的软肋。
  
  然而,全取河套还只能算是匈奴的一个临时性战略。如果东北亚大形式的发展步调不太异常,匈奴可以在大秦内乱的几年的时间里占据河套,但匈奴必须在这几年中击破月氏或东胡,进而统一大草原,再以整个北方草原势力为势力资本来与南方农耕大国定夺山南河套的真正归属——这才是山南河套这个超级鸡肋的战略价值与逻辑环节所在。但是,匈奴与东胡都不会太早对这个出乎意料的大秦乱局做出准备,也就低估了山南河套这个鸡肋将在匈奴手中可以起到的超级价值——在两国此前的战略兵推里,河套主要是一个匈奴人心理上或取或弃的“鸡肋”。按照正常推演(战略必须以最“正常”的可能为条件去做基本推演),大秦在秦始皇驾崩之后应该只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甚或没有过渡期,因为大秦的强势兴起证明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有着合理的秩序基础,以秦始皇的雄才大略也不难把政权交接做得顺风顺水。那么,秦始皇在世时,匈奴、东胡两国的战略推演之主要方向,和战略部署的主要条件都只能以最有可能发生的国际大事件(事件组合)为方向,为寄托,即,当大秦出现短暂的衰弱状态之时,东胡与匈奴都要加强防御性战备,也积极寻找对手的明确软肋去争取一战胜之。现在,秦始皇之死给大秦制造的削弱,在程度上明显超出各方预估,东胡、匈奴原来的兵事推演要都需要重新起步,新增加的两个关键变量就是——1,大秦的干涉概率约等于零。2,匈奴可以把重回河套操作成事实,再与东胡打实力战。
  
  从农牧之争这一大局看,在北方草原诸帮统一为一个草原大帝国之前,由西秦来先手统一农耕六国——这才是秦始皇的最大功绩。当然,正如始皇的其它功绩一样,他这一功绩之身的身后另有其“政治经济地理”方面的必然性。而作为这一“抢先工程”的后续,大秦借尚可借得军事余力,也借始皇个人虚大的威权能够支撑起这桩对匈奴的“压缩”工程,并在其后几年中一时稳定着东北亚大局,否则,始皇的功绩就要大打折扣了。秦始皇在他距离皇陵入口尚有五年距离的时候启动对匈奴的战略压制工程,既是因为农耕大国境内大事已定,恐怕也是感到历史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虽然根本地出于“被劫掠”地位这种防御上的被动性,大秦对北方的反向压制性策略还是让草原的资本能量辗转蓄积起来,这股能量也必然在始皇走进他的豪华陵墓,及其所引发的大秦国威、国力骤衰的局面下爆发出来。正是秦始皇之死引起了东北亚四大“国家”的一系列军事动作(静观蓄势、枕戈待旦也是真实的军事动作),也或多或少都在军事部署上做出些显得匆忙的改变,继而暴露了东北亚国际战略“平衡”下暗藏的漏洞,直接引发了匈奴-东胡之间的大决战——其当量或与在其后发生的草原统一战争中全部士兵、战马所消耗的生理能量之总和相当(呵呵,未必不可以有一种“经济物理学”,也看如何为其算法建模了),而其爆发性则要求体现为——短暂时间内即基本结束的草原统一战争——这种宏观视野下的“闪电战”。
  
  大国间决战尚未发生,南方农耕地带还出现了一个强秦,三大草原帝国各自的资本运营都以向境内盘剥和相互进行边境掠夺为其全部,其政治、军事体制也势必与这种资本运营相配合。月氏尚有乌孙和西域,东胡尚有长白山区和幽州之地可供贵族资本去做有限的掠夺,东胡资本甚至把掠夺之手明确地伸向了困难时期的匈奴。而匈奴呢,失掉山南草原之后突然有了人口压力,草场这种土地资本突然变得紧张,资本向部族内部进行盘剥也就没有了空间,而刚刚受到重创的匈奴南下掠夺的动作也有所收敛。这时的匈奴,要么任由境内阶级矛盾彻底激化,要么等待部落间矛盾激化,即部分贵族去掠夺其它贵族或小奴隶主,要么形成更具侵略性的资本向外掠夺、征服。冒顿的暴力统治既让阶级关系更明确,收买了统治阶级,也在强化私有化的同时必然地强化了父权、夫权,从而减弱了贵族奴隶主阶级与牧民阶级甚至与奴隶阶级的矛盾(连下层男性也参与分赃了)。同时,发动对外战争也(将)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同时还形成了驱力强劲的“侵略资本”。于是,境内外的多面性的矛盾找到了一个统一的问题形式,也才可能有(资本式的)答案可言——冒顿从政变路线中为“匈奴国家”找到的统一性必然以匈奴既得利益集团(贵族)的资本取向为导向,否则就不叫政变,而是内战或者牧民起义了(这两种情况恐怕需要更强力的外来压力才能引发)。那么,(秦始皇的)秦军占据河套打破的首先是一个草原帝国的资本体系,包括其针对农耕地区的掠夺经济这个向外的资本方向,然后必然地,客观地,秦始皇也帮助匈奴完成了政治“改革”这种体制重建,而重建后的匈奴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匈奴,这就意味着,秦始皇也打破了三大草原帝国间基于资本模式的宏观的“和平条约”,再然后意味着破坏了它们之间的宏观战略平衡,而这种平衡一旦失去,各自的战略地理就从失掉的整体性完全暴露了它们的弱点,那么哪一“国家”更具侵略性和战争动员能力(资本的侵略性),谁就将据有战略优势。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战略家首先必须作为政治家才有机会在战略演绎中取胜。
  
  对于前209年的匈奴,内乱或者雪灾——只要其中一个条件出现,匈奴就将陷入困境,东胡将不会放过强攻-速胜的机会,那么匈奴的困境其实就是绝境,所以我们不必怀疑匈奴单于能不能“创造”出高明的策谋,无论其策谋在我们后人看来怎样波诡云谲,它们都可以看做是地缘军政条件必然生产出来的“知识产品”。当大秦初现乱象,草原三强都开始了新的军事运作,头曼单于闪击月氏的战略动作积极、迅速而果断,调慢了东胡的决战时间表,为匈奴赢得了宝贵时间。当大秦出现乱象,只要是匈奴人,就自然会把热切目光锁定在山南河套旧地,毋庸置疑,头曼或冒顿也必须首先考虑山南草原方向,还必须考虑到全体匈奴人的这个“客观”意志,那么在两位单于的推演中,不可能不发现一个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当匈奴人重回山南旧地之时,东胡军没有理由不从背后乘机掩击匈奴,乃至乘势统一匈奴。当然,如果此时大秦较快地恢复强势,匈奴到未必无路可走,大秦反而需要联合匈奴去打击独大起来的东胡,不过,即使逃过一险,匈奴也只能充当大秦的傀儡,从此难逃衰落的命运了。也所以,东胡不会在大秦恢复强势之前不做出针对匈奴的战略动作,那么匈奴“可以”重回山南草原——不过是“可以”罢了,除非有两种情况之一出现——1,有什么特别条件能帮助匈奴阻滞东胡这只身后的“大黄雀”。2,匈奴寻找战机先发制人,大破东胡。
  
  任一个邦国的战略大脑都不可能是摆设,匈奴不可以把自身的命运寄托在敌国战略大脑“昏聩”或大意的基础上——这是匈奴领袖必须具备的“常识”视角,那么匈奴恐怕太难找到和利用东胡这个强邻可能留给自己的机会。所以,既要进取山南也要保护后方的匈奴只能寻找或者制造某种“客观”条件来阻滞东胡的“黄雀”战术了——只要这种“客观性”条件的确可能存在,匈奴的战略大脑,以至东胡的战略大脑就一定能发现它,而它就是匈奴人最担忧的那个事物,所以也是匈奴首脑必然会发现的因素——大雪。
  
  雪在自然生态之内,地理-地缘也必须做为生态性来看待。
  
  ………………………………………………
  阅读劳累眼睛,请各位听首曲子吧。
  《角斗士》http://www.56.com/u11/v_Mzg2NDk4MzY.html
  
  “匈奴崛起”应该很适合拍成大片,这样的曲子适合场面中抵抗侵略的东胡勇士。比之战略家的视野和野心,更宏大的是当迎接命运时候,每一真正战士身上绽开的悲悯和雄心。
楼主空荡的原野 时间:2011-02-10 15:23:49
  第一段打字没复查,修正下:
  一方是匈奴新老单于冒顿——一方是匈奴新老单于头曼和冒顿
  私立——私利
  慰聊——尉缭
作者:sunwk01201 时间:2012-03-23 13:38:19
  楼主的文章如果发到煮酒,点击量应该比这个多很多。
作者:士大夫读书人 时间:2012-03-23 19:29:40
  mark之
作者:左点点2012 时间:2012-08-22 21:53:14
  马克
作者:inowyou 时间:2012-10-14 13:42:22
  好贴 静待佳作续
作者:左道孤男 时间:2012-10-14 14:13:22
  好贴留名之~~~~~~~
作者:薛薜荔 时间:2012-10-14 15:27:43
  楼主真乃大神也!怎么不更了?
  
作者:生活即禅2012 时间:2013-02-19 13:04:27
  主观猜测多于广阔草原上各个部落之间根本就没多少信息流通事实的反应,又哪来的那么多战术谋略。
作者:drwangqq 时间:2013-02-19 14:32:58
  mark
作者:大泽乡人二 时间:2013-02-20 08:29:46
  地理好贴
  
作者:gychy 时间:2013-04-06 14:41:09
  顶一个
作者:握紧你的泪 时间:2014-10-17 14:01:49
  恩。。。。。
作者:tragic123 时间:2015-03-20 09:13:09
  好
作者:tragic123 时间:2015-03-20 11:56:52
  涯叔,谢谢了。好帖子好楼主,原来不允许被过多宣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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