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 北洋. 民国的历史碎片

文昌 44841 111

学历史的人 ,首要之务是找到历史的真相,但真相已隐藏在时空的草丛中,加上写史的人,社团出自各自的目的,已把历史“随意打扮成服从的小姑娘”。我想,只有找到那些历史碎片,并把它们串起来,或许能从中还原真相……

现在开一个“晚清. 北洋. 民国的历史碎片”贴,要找到这个时期的重要碎片,要历时数年。

读史,使人明智,测未来。

手頭上是有圖片,可惜的是空間已滿不能上圖

  • 仁山木头 2021-07-18 10:35

    写史的人,社团出自各自的目的,已把历史“随意打扮成服从的小姑娘”

日俄战争时期大清的态度────

大清外务部通电各国:

东三省疆土权利,两国无论胜负,仍归中国自主,两国均不得占据。

两天后,日本政府信誓旦旦地照会杨枢:

日本政府于战事结局,毫无占领大清国土地之意。贵国疆域中所屯兵队,除与战事实有关系外,必不敢有损害大清国主权之事。请转告贵国政府查照。

随后,清廷即公布了甚为详细的《局外中立条规》,按国际战争的中立规则,作出了对交战国不偏不倚的相关规定。

该条规先是对内制订了严格的“国民守则”,如——

本国民人不得干预战事暨往充兵役

不得将船只租、卖于战 […]

不得将船只租、卖于战国,或代为装载军火

不得以款项借与战国

不得为战国探报军情

对外则划定了十分具体的交战区,即在奉天境内,“西至海岸起,东至鸭绿江岸止,南自海岸起,北行至五十里止,为指定战地。其中之金州、复州、

熊岳三城及安东县街为指定战地”。

也就是说,除此四城之外,其他城区是不得进入交火的。而且,该条规还对交战国做出了明确的行为限制,如——

粮食柴草一切日用之物,须该国军队自行备办携带

不得招募华民匪类充当军队

须将日期及在何处开战,预先知照华官出示晓谕,俾人民知避,免遭兵祸。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该条规明确地写上:“两国开战后,凡战地县内村屯城镇人民财产,不免冲突,倘有损失,照公法应由战败之国认赔。如有无故杀伤人民、烧毁房屋、抢掠财物,何国所行之事,应由何国认赔。”

在军事上,清廷也做了一番布置,即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派武卫左军驻防于从朝阳至古北口一线,严防日俄两国越界交战。

────日俄战争期间,从大清发布的文件和采取的措施来看,并不是某些史书上所述的大清软弱无力。而在此战之前,是联俄抗日,还联日抗俄?大清已进行选边站队的激辩,最终大清选择了中立立场,这在现在的人看来,也是明智的。

  • 仁山木头 2021-07-18 10:40

    日俄战争期间,从大清发布的文件和采取的措施来看,并不是某些史书上所述的大清软弱无力

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的政绩────

警察局是他办起来的;

女子教育是他首创的;

提倡义务教育他是第一个;

联名上奏废除科举考试;

开办全国最早的电话局;

首次进行地方选举;

任命詹天佑为工程师设计京张铁路……

袁世凯重视对女子的教育,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就是从他这里开始的。袁世凯说:“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之根源,是培植人才之基础。”

据统计,袁世凯在直隶兴办了数千所学校,有7391所小学、30所中学、20所大学(包括天津大学,山东大学)、12所大专、13所师大、121所女子学堂以及技校、医大、军校,如今许多学校都可以在袁世凯这里找到源头。他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

袁世凯在直督任上时,还加强军事教育,成立北洋参谋学堂、武备学堂、测绘学堂,吴佩孚就毕业于测绘学堂。此外,他又开设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并开设军事留学预备班,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被送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的。

楼主!能不能不弄晕读者!

把逻辑弄清就可,其它留给读者思考,动手。

一句话,筒单点!

愚蠢,日俄战争就跟借自己眠床给外人结婚,弄出一楪血,最后还搞出人命来!

在关键时刻,日本注大清公使林权助起到重要作用────

戊戌政事变当日,梁启超贸然闯入日本使馆,林权助凭借汉学功底,与梁启超进行过一番笔谈之后,决定帮助来客和康有为逃出大清,而且他还联络各国公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逼迫清廷向列国作出保证:不能废除光绪帝。正因这个当年不到30岁的日本外交官的插手,两位维新领袖的命和大清皇帝的位才保了下来。

1908年7月,大清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慈禧太后虽然否决了内阁总理制,但形式上的立宪制仍在继续进行着,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以西方三权分立为立政基础,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第一次产生了新鲜的政治生态,第一次提出限制皇权、承认民权的概念。清政府同时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君主立宪制正式进入了筹备阶段。

后世的史书,一直诟病清末的预备立宪是假立宪,其实,扪心想一下,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预备”的渐进式,不是最稳妥的办法吗?即使想一下子立宪,也是完全、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呢。

但中国人也太急躁了 ,所以,当清廷1908年宣布预备立宪期为九年的时候,认为立宪能救国强国的知识分子、士绅阶层却再也忍不住了,认为时间太长,认为清政府根本就不想立宪,于是,许多人投入了革命派的阵营中去,革命的风暴已经到来……

历史犹如过眼云烟,争论是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 仁山木头 2021-07-18 10:48

    第一次提出限制皇权、承认民权的概念

日俄战争时期,大清民众为日本涌捐“恤兵费”,为各国之首────

战端既开,亟须钱财!2月13日,日本大藏省(即财政部)即开始募集战争经费。

2月16日在上海出版的《俄事警闻》日报上,有如下披露:

日本国民助饷之计划。十二日电,日本新闻记者及商务中人,将于十三日会议,近日大藏省财政支绌之事筹划所以增刊之策。

十三日电,日政府现已允日民筹助兵饷,驻英美中国高丽之日领事,现在收取其款云。

十四日电,今日东京及横滨之新闻记者及商务中人,已决计筹助政府兵饷,不论此番战事历时既久,亦终必筹助之云。

《俄事警闻》是蔡元培等人组建的“对俄同志会”的机关报,于1903年12月15日在上海创办。“对俄同志会”实为“抗俄同志会” 是一批从日本回国的热血青年的同人政团。

4天之后,即2月20日,该报即刊出了一则标明为“投函”的启事,号召“中国同人”于第二天为“同洲同种”的日本募捐,因为“我政府”宣布中立让投稿人感到“可耻”,故要“义不容辞”地给为我国“出死力”的日本军人及其家属募集抚恤金。

在樱井忠温监修的《国防大事典》上,人们可以读到日本国民与外国民间给日本政府捐款的详细数额——

日本国民:捐现金133万余元,捐物品价值9.5万余元,向前线寄出的“恤兵费”228万余元;

清国人:118891元;

英国人:18337元;

韩国人:17149元;

米(美)国人:5326元;

独(德)国人:2634元;

仏(法)国人:1186元;

墺(奥地利)国人:602元;

瑞西(瑞士)人:525元;

和兰(荷兰)人:438元;

伊国(意大利)人:125元;

露(俄)国人:23元;

土国(土耳其)人:9元。

大清民间捐款数额位居各国捐款之首位,而且是其他11国捐款总和(46354元)的2 倍以上。────从捐款数额就可以看出,虽然中日经过甲午战争,但大清人对日本的好感优于俄。

日俄战争的第一枪并不是在东北打响的,而是在朝鲜半岛及其海域。

平壤旧时的七星门,是个不大的城门,门洞只容一辆马车或三四个人并肩而行,城门外,西面是深沟,东面是高墙,是个易守难攻的关隘。城外,有香火不断的箕子庙。

俄骑兵小分队大摇大摆地走近了七星门。

严阵以待的日军,在俄军抵近只有约200米时,突然猛烈开炮开枪射击!

以性情凶残、骁勇善战著称于世的哥萨克骑兵们突遭袭击,纷纷跳下战马,各自寻找掩体,与日军展开了枪炮对攻。

日俄战争的陆地之战,就这样提前在朝鲜半岛上打响了。这一天,比日军进入大清境内与俄陆军交战早了两个多月。

民国成立后,身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像一只山林中的老虎突然置身市井闹市一样困惑和悚然。袁世凯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世凯问留美博士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顾维钧的回答是,“共和”意味着“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困惑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袁世凯的担忧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他们能理解这些道理吗?袁世凯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会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至于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呢!顾维钧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世凯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后来的顾维钧由此认为,袁世凯并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优越,而且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100年后再读这段对话,袁世凯错了吗?……

我们的权威史书,说到日俄列强在华用兵一节,多数要用类似这样两句话来表述:一句是“当地人民流离失所”;一句是“无辜百姓惨遭杀害”。当地官方讲起异国占领时期,更是自动生成了“义愤填膺模式”。不过,在辽宁大地三度寻访日俄战场的时候,听到了另一种讲述。

至于那些头脑灵活的大清商贩,更是瞅准了一切可以赚钱的机会,从两个异国军队那儿挣钱。前面所说的日军强渡鸭绿江后,立马有很多“满洲商人”不顾人身安全,纷纷赶到安东和凤凰城做起了买卖,就很能说明问题。日军占领了海城以后,也曾报怨,因急需过冬的烧柴,本来海城一带的烧柴为每百市斤4元90钱,但因战线拉长,里程增加,烧柴涨到了每百市斤5元40钱。

对战区的中国人借机发战争财一事,清廷派来东三省巡视的两位大员并不讳言。烽烟散尽后,农工商部尚书爱新觉罗·载振秘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奉旨联袂而来,他俩就在考察报告中如实写道:

日俄之役,俄人市牛马草豆者惟吉林是资,力田之家,获利颇厚。

力田之家,即勤于耕作之家。

美国人马士等在其《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中,专门对日俄战争时期的大清商人的作为有过评说,称他们唯利是图的做法让“中国政府束手无策”:

中国商人们对于这个意外赢利机会的热衷,不亚于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外商们。凡是有机可乘的人,都是不分厚薄地以供应品供给双方。────双方都怕“当地人民流离失所”,因为他们都需要苦力搞运输,挖战壕,抬伤员等,而且双方都给“劳务费”。东北大清人在日俄战争发战争之财是当时的主基调

  • 仁山木头 2021-07-18 11:17

    双方都怕“当地人民流离失所”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被一致推举为总理。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纲领。会员有汪精卫、宋教仁等人。

在此之前,1894年11月,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该会的政治纲领即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主张除文字宣传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后来徐锡麟、秋瑾、章太炎等加入进来,队伍不断壮大。明白这些,也自然明白后来这些人暗杀清政府官员、举行暴动的原因之所在。1905年,在东京的光复会部分会员加入了同盟会,不过因为政见不同,又有不少人逐渐退了出来。

不光是光复会与同盟会政见不同,立宪派也是这样,梁启超紧紧咬住同盟会十六字纲领不放,引证《明史》,说建州女真即明朝的建州卫,满族早已是中国臣民,可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提法本身就不正确,所以梁启超拒绝加入革命派的队伍。────100年后读这段历史,梁启超说对了。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论学识和见识,梁启超第一,胡适第二,康有为第三

孙文的最初成名——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这么个民主的先锋和斗士——纯属偶然 ,也是偶然中的必然。由于孙文有国外的暂住证,经常奔走于欧美,清廷通缉他时,一面派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进行追踪,设法逮捕;一面通报清廷的各驻外公使密切注意,相机缉拿。

1896年10月1日,孙文抵达伦敦,考察欧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寻求救国真理,受到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一家的热情接待,并被安排在康德黎寓所附近的葛兰旅馆里住了下来。原以为天高皇帝远,他就放松了警惕,而他却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清廷派出的密探密切关注着。

10月11曰,孙文照例从旅馆出来徒步到康德黎家去。途中,三个中国人故作友好姿态向孙文攀认同乡,并且邀请他去他们的寓所好好地唠唠家常。就这样,孙文被三个人连哄带扯地给弄进了清政府驻英国伦敦的公使馆,准备用特制的大木箱把孙文押解回国,接受朝廷审判后处死。

在被关押期间,孙文注意到了一个在清使馆工作的英国仆人,趁别人不在的时候,他就百般劝说并请求这个英国人给老师康德黎带封信,并答应给他二十英镑,事成后再有重谢。英国人答应了。

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未经英国政府的许可,外国使馆是不能任意抓捕人的。康德黎为了营救孙文,联系了伦敦报界,一时间,伦敦的各大报纸上充斥了各种触目惊心的标题:“绑架”“身陷伦敦”“中国公使绑架事件”“清使的非常行动”等。在媒体的炒作下,孙文成了一孙文成了一宗“轰动国际的绑架案的主角”,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同情。

搞新闻这件事,你搞得越大,成功的希望也就越大。

在舆论和公众压力下,英国外交部开始出面与清使馆交涉。10月23日上午,清使馆迫于各种压力不得已释放被非法囚禁了12天的孙文。

当孙文从使馆出来时,他已经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追求民主、为自由而战的圣斗士。英国伦敦各大小报纸对此都给予了热情洋溢的报导,外国许多媒体也纷纷对这件事进行报导和转载。

香港出版的《德臣西报》认为,孙文是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

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为新中国而呐喊的孙逸仙博士”的述评文章称“孙先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才能”。

香港出版的《德臣西报》认为,孙文是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

美国《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为新中国而呐喊的孙逸仙博士”的述评文章称“孙先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才能”。

日本媒体也报道了这件事……

海外华侨纷纷捐款,赞助和支持孙文的革命大业。

武昌首义真相────以前读方面的书籍,都认为武昌首义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其实不是的, 原来几个兵也是准备革命的。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大会在武昌召开,成立了起义领导机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被推为临时总司令,共进会骨干孙武为参谋长,并拟定了起义计划,决定趁重镇武汉空虚之际,在10月6日举行起义。同时准备请老同盟会的黄兴、宋教仁或谭人凤来鄂做起义指挥,主持大计。

28日,湖南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10天。而此时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也未能赶到武汉,因此起义指挥部决定延至10月16日这天由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就在起义军按照预定计划有条不紊地展开行动的时候,一个意外打乱了全盘计划。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并抓捕了彭楚藩、刘复基等6名革命人士,起义计划全部泄漏。

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收缴子弹,按图索骥,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军心惶惶,人人自危,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准备起义的人员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情况万分危急。

10日晚七点,驻武昌的新军工程第八营,副班长金兆龙、熊秉坤等几个共进会员焦躁不安地坐在一起,他们认为,照这样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身边仅存的二十发子弹,是金兆龙作为副班长在收缴子弹时偷偷藏下的。

就在这时,排长陶启胜跨进营房点名,他一眼就看到抱着枪坐在一起的这几个人,张口训斥道:“大晚上的,你们几个抱着枪,想造反吗?找死啊!”

陶排长想不到的是,这几个兵都是革命党人,金兆龙正焦躁不安、苦思良策而无果,排长这一句训人的话让他怒从心头起,瞪着眼睛就过来了:老子就是想造反,你能怎么着?

两人扭打在一起。

其他几个革命党身份的士兵一看,副班长都动手了,还等什么。这个上手一枪托砸在排长的脑袋上,另外一个索性“咣”地一枪,把这位忠于职守的排长给彻底交待了。

这一枪,动了大清的根基,中华大地进入另一个历史轨道……

新华门的由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有人曾劝他下令将清皇室迁出紫禁城,移到热河或者奉天去。袁世凯担心此举对清廷压力过大,导致激烈矛盾冲突,拒绝此建议,只是将中华民国总统府的办公地址,选在了紫禁城旁边的中南海,并在临长安街的一侧开了个口,做了一个大门,取名为新华门。这样,进入到中南海大总统府,就避开了紫禁城旁的西苑门,从新华门直接进入。

五四事件中的文昌人郭钦光之死────事件发生后一个叫作罗家伦的瘦小的学生悄然退场,潜回到北大的宿舍里睡觉。若干年后罗家伦给出的理由是“实在疲倦极了”。前一天夜里,罗家伦亲笔写下了慷慨激昂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当天深夜,获悉有三十二名学生被收监后,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文章的名字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概念。

1931年,罗家伦在回顾这一场事件的前因后果时,曾经口述过一篇文章,由马星野整理,一直到1978年才在台湾正式发表,这篇题为《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所以第二天北京各大学亦先后复课了,到了十点钟,全部被捕同学从警察所送回学校来,大家都列队在门口迎接,当时那种痛哭流涕的情形,真是有家人父子于乱离巨劫以后相遇时之同样感觉。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用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之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从描述中推测,郭钦光死于肺结核咯血。

“民族国家”的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方,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才形成的,中国人的国家概念形成得较晚,梁启超先生在1899年的时候,才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前中国人对于国家的概念,认为只是某家某姓的王朝,对于国土、边界,历来没有太多的感觉,非常模糊、笼统,特别是对于没开发或是开发得非常少的地区、人口稀少地区、气候恶劣的高寒地区,认为价值不大。孙中山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该纲领关键在前八个字,意思非常清楚:把满族人赶走,恢复中华锦绣江山。更有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事,那就是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前八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直接来源于朱元璋起兵时的《喻中原檄》,原文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鞑虏又称鞑子,是历史上汉人对北方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满族等的的称呼。民国后放弃该口号转为“五族共和”。

中华民国国歌────1921年1月1日,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发布总统令,正式公布《卿云歌》为中华民国国歌。此前,围绕着国歌的定夺,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部于1912年2月发布征集国歌的广告,众议院议员汪荣宝(衮甫)的《卿云歌》入选。其歌词是:

卿云灿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卿云歌》相传是《尚书·大传》中虞舜所唱,即所谓“卿云聚,俊土聚,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灿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汪荣宝的《卿云歌》后两句是他个人加上的。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平开幕,按照各国惯例,开幕典礼应奏国歌。大典将近,内务部急忙转请教育部将《卿云歌》交由侨居法国的比利时作曲家约翰哈士东作曲,并在第一届国会开幕时演奏。随后,这首歌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所以既未正式公布为国歌,也未流传开。音乐界称此歌为第一次《卿云歌》。

而袁世凯时代曾采用以荫昌作词的国歌,词为:

中国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河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

等到徐世昌上台,确定国歌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国务院特地在教育部成立了“国歌研究会”,采纳了邓萃英的建议,将原汪荣宝创作的《卿云歌》末两句删去(歌词是:“卿云灿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作为新国歌,公推萧友梅、杨仲子、王露、吴瞿安等四位音乐家分别作曲,最后确定以刚从德国留学归国的古琴名家萧友梅的曲谱为国歌曲调,并请萧分别制定钢琴伴奏乐谱三种。

徐世昌辞去总统大位────午宴结束,徐世昌招呼众人到隔壁稍事休息,声明还有几句话要说。待众人到了休息室,徐世昌缓缓说道:“四年前承蒙国人推举,老朽出任总统,惟才疏力浅,数载几无成就,愧对天下。如今更是昏聩体衰,无力报效国家,适值旧国会即将恢复,老朽决定趁此隐退。”当天下午三时半,徐世昌离开总统府,携家眷登上前门车站一列备用专车,全体阁员及政要到站送行。徐世昌微笑与众人一一告别。在此之后,徐世昌回到天津过着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主持编撰了《退耕堂政书》、《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东三省政略》等书,又专门组织设立了“徐东海编书处” 历时数年,编《清儒学案》二百零八卷,创作诗词五千余首,楹联一万余对。在此之前,徐世昌曾著有《欧战后之中国》一书。1939年6月6日,徐世昌于天津病逝,享年八十五岁,是北洋系人物中相当高寿的。────像徐世昌这样的大才,几百年才会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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