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谱“靠谱”吗?——“记忆失真”背后的族姓重整

文昌 4138 13

族谱是我国重要民间遗存,一部翔实的族谱,有时能起到“证经补史”的作用。这几年在海南陆续接触了若干族谱,更常看到的却是族谱传承与信史考据各不相关,甚至相互矛盾;不同姓氏、支系的族谱,可信性往往大异。

既然《二十四史》中也不乏“为尊者讳”的失真记载,各种地方志桀错之处亦屡见不鲜,族谱这些或大或少的瑕疵,也就可以理解了。

海南中古史中,陈仲达位置太重要,不得不深挖。虚构陈仲达获铁劵的先人,倒并未说他是宋末降将,因为“不事二朝”是古人崇尚的儒家气节;今人思想解放无顾忌,陈仲达作为降将升职,大概是今本才出现的。

【题图】文城镇北郊瓦灶村,农耕文明的最后一抹美丽风光。2012年。

【续前文《陈仲达获世祖赐“铁券”之疑》】

陈仲达“铁劵”故事是谁编造的?为什么要编造?

这涉及明清移民一系列深层社会现象,“编造”背后,是移住者群体胼手胝足、争取生存发展的真实场景。作为一个显例,其反映的人性及社会多面性,也代表了方志及族谱中其他诸般“编造”的共性,是一般史料甚少涉及的。还关联到“东路”(旧志指南渡江以东低平地带)临高人明清持续数百年向汉语闽南方言人群的文化融合,值得认真探讨。

铁劵之载,很可能始自明万历至清康熙中期,文昌某些修谱士人之手。

考虑到康熙四十五年成书的《琼州府志》未载“铁劵”事,而乾隆府志已载,则铁劵事初刊志书为时任知县马日炳于康熙五十七年撰成付梓的《文昌县志》,几可断定。

该版《文昌县志》统计,此前县志凡五修,然都未能付梓,各有修撰名录存留于卷首。查历代修撰班子,嘉靖本没有陈姓参与,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陈瑚琏,参与了崇祯本的修撰;康熙贡生陈学昭、生员陈洪材、陈美先三人,参与了康熙二十七年县令何斌本的修撰;贡生陈洪材、生员陈美先二人,再参与了马日炳付梓版本的修撰[ 康熙《文昌县志》,1-8页。页码无版别者默认为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

最后这两位一再参与修志,前后跨度达三十年,可谓本土文化老资格了。将抄本族谱中关于“铁劵”的内容提供给县志主纂者并获得认可入录的,最可能便是这两位,其次可能是崇祯举人陈瑚琏。

不过嘉靖版有本土文化名人叶懋(右苍)作纂修主力,该版未载铁劵事,陈瑚琏要加进去恐亦不易。康熙版经明清改朝换代数十年大乱,久远事迹不易鉴定,而陈洪材等二人资历又如此深厚,要运作加入,就容易得多。

为先人虚构当朝官职或荣衔,风险极大,必受严惩,所以古人不敢尝试。但虚构前朝官职、乃至隔朝官职荣衔就完全不同,通常没人查对,也没什么人管,只要编得像样、地方志主纂接纳就是胜利。这回,是把皇帝铁劵也虚构上去了。

陈姓是广东(包括未建省前的海南)第一大姓,民间向有“广东陈、天下李”之说。据1990年代出版的第一轮现代县市志统计,陈姓是文昌县和琼山县的第一位人口大姓,文昌尤为压倒性第一,现代族谱编印规模宏大。

不过据史料,明代大部分时段文昌陈氏在科举上都不出色。按张朔人先生统计,明代海南举人共586人,以琼山县最多,占246人,其次为文昌县,57人[ 《明代海南文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212页]。查得明初至万历后期为止,文昌陈姓举人仅得两名(嘉靖癸卯科的陈表、万历甲午科的陈王前),而同一时段琼山陈姓举人却多达35名,还有几名进士。

但明代最后的27年,文昌陈姓开始跃升,涌现陈是集、陈晔、陈是行、陈瑚琏等四名举子,陈是集还是进士;而琼山陈姓这一时段却再没举人。明代文昌的科举大户为林姓与邢姓,他们各有九位举人,且分别拥有两位与一位进士[ 这两自然段的统计材料,均据万历《琼州府志》卷十之“乡举”及康熙《琼州府志》卷七之“乡举”]。

从逻辑上看:直到万历后期,文昌陈姓要么是人丁尚薄,远不如后来的宗枝繁茂;要么就是教育水平偏低,中举比例远低于当时文昌县的人均数字。二者必居其一。而琼山陈氏则实力雄厚,始终处于科举第一梯队。这就是史实。

族谱传承或传说,与信史考据常常各不相关甚至相互矛盾,不足为奇;不同姓氏、支系的族谱,可信性也往往大异。虚构陈仲达获铁劵的先人,倒并未说他是宋末降将,因为“不事二朝”是古人崇尚的儒家气节;今人思想解放无顾忌,官大就行,陈仲达作为降将升职,大概是今本才出现的。

通常认为有明清古谱相承的谱牒,较天马行空的新编谱为可信,但古谱也有虚构的一面。族谱不少古远故事更多地反映了修谱者的价值取向,其中屡屡“霸屏”的王侯将相,有些确是血缘先祖,另一些则更像是精神上的先祖,即图腾。信史考据下的陈仲达与族谱中的陈仲达不尽一致,也是正常的。

明中期,是岭南社会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南下移住民大族豪强开始兴起。《琼台志》在卷七“风俗”项下,开列近二十个故家大族,所谓“名门故家,不可胜记。宗衮宗盟,愈绵愈繁;世婚世姻,联瓜联葛”[ 《琼台志》,148页]。到万历《琼州府志》的“风俗”不再载此段,在各县风情下提到琼山的“俗淳民朴,士专诗书,人守法度”,文昌的“故家遗族,门第相矜”,定安的“人性警捷,善于言辞,粉饰太盛,颇伤于文”等等[ 万历《琼州府志》,118-119页],这些点评可说是谨慎而准确。

▲万历《琼州府志》(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中的文昌舆图。该志成书前,文昌陈氏科举一直成绩平平。

对宗族历史而言,这些论述仅是点到即止,相关宗祠、族谱传承及传说,明清方志基本上未予论述,至于各姓族南来之初、成功之前的艰难困苦,史料更鲜有涉及了。

海南族谱往往将“渡琼始祖”摆在重要位置,多半说先祖是来做官的。不同姓氏的大量人群,又往往同指族源为福建莆田县“甘蔗园”或“猪屎(氏)巷”等个别地名,有人又说“猪屎巷”乃“珠玑巷”的讹称。

这少数几个村落,如何能制造出巨量人口,别的县别的村落,后人莫非都不懂得来了?显然有问题。

稍加索引,便不难发现莆田“历代状元数以十计,在二十五史中立传者数以百计,历代进士和现代高级知识分子数以千计”,自宋代以来就是文化高地,比闽南其他州县名头响亮得多。至于“甘蔗园”,海南著名文史专家周伟民、唐玲玲夫妇确认,“曾经到福建相关县调查过,根本没有甘蔗园村的存在!”[ 《海南翁贝语族群史论集》,杜华主编,海南出版社2015年12月版,85页]。

古代福建是否确有甘蔗园村,不是本题重心,即使有,也不可能偌大人群专门移民海南,而其他州县就都不来了。很显然,族谱这些言之凿凿的记载,不过是代代跟风传说而已。往好处理解,这反映了人们对华夏传统文化高地的仰慕,往实在里说,恐怕下文引述的分析更为重要。

岭南最大的传说南下族源地,非“南雄珠玑巷”莫属。据近人黄佛颐考据,珠三角各县共40余个姓氏的明清族谱,均称先人源自珠玑巷,其中不乏分布广泛的大姓。一条正常只能居住数十户的古巷,怎能产生如许巨量人口?不少有识之士对此深怀疑窦。

著名经济史专家叶显恩先生《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化与社会变迁》一书,总结前人论述再经大量调查研究,对“珠玑巷”族源说给出科学解释。这对如何理解海南族谱屡见不鲜的“甘蔗园”现象、“先前阔”[ 见鲁迅《阿Q正传》。“先前阔”是旧社会民间普遍存在的最后一道“精神胜利法”]现象,或许是他山之石。

多数南下族群当年远非一帆风顺,看不见诗与远方,更多的是压力、无奈乃至苟且。好地已被先住民占据,他们只能在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勉力垦殖,忍受土著豪强压迫,不得不部分乃至完全投靠土著,以求安身立命。窘迫无奈改名换姓“化而为黎”之事,所在多有。在一两代人胼手胝足的拼搏之后,往往连“入住权”都未能获得,辛苦开垦的熟地常遭强权掠夺,更遑论后代争取读书应试资格了。

在这种情况下,抱团取暖、勉力自卫成为要务,远追史上名公巨卿,攀附望郡大姓大族,证明自己先祖的官方“高大上”身份,成为生存发展的必须。

这是叶先生的若干分析与论述:

(这些族谱及附列的宋代官府文书——引者注,下同)其言凿凿……似彰彰可考,毋庸置疑。但我们对这些族谱记载加以仔细考察,发现其讹舛纰漏之处甚多。内中收录的所谓宋代行文,既非当时之式样,且把明清时期的省、府等地方建制载于其中……该书所辑的有关诗文,其作者也是明、清两朝之人,对珠玑巷南迁史事同样据之传闻,各参己见,所说也自当互异了……

其实,关于迁自同一地方的传说,并非广东所仅有……(近人陈乐素教授)认为战乱流徙他乡者,总忘不了故乡。把珠玑巷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者的故乡,其意义已不仅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且含有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的意味。这种各大族源自珠玑巷的传说,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助的作用。这里的确道出了其中的一些奥妙……一些土著单姓弱族,出于攀附这些名宗大族的动机,也假冒认同,以求庇护,当亦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从族谱所载的珠玑巷移民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一类文件的措辞可以判断这一传说盛行于明代……各族姓源自珠玑巷的传说,有助于消融以祖籍意识为基础的团体壁垒,促进彼此间的认同意识,起整合移住者群体的作用。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点从祖籍和神明信仰转移到珠玑巷的传说,我们未曾发现移住者以祖籍地缘为基础的团体间有大规模冲突纠纷的记载。

(移住者)自明代中叶起在科举仕宦上取得成功,因此反客为主,不是他们土著化,而是土著归附他们,认同珠玑巷的移民。至于他们之所以将所谓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一类文件载诸族谱,且历代口碑相传,是由于他们在还没有站住脚之时,担心当地“势恶”制造事端,导致日后产生“入住权”的纠纷……将所谓“路引”和官府公牍载入族谱,正是为了争得入住权的合法化。

嘉靖年间,(身为内阁首辅的)夏言上疏“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虽未见明旨钦允,但民间已冲破“庶人无庙”的规矩。珠江三角洲自此时始,建寺庙以敬宗收族[ 叶显恩:《明清珠江三角洲商业化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第20、26-27、84页]。

历史上丛林法则从未缺席,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不同。被派南下(或南渡)为官之家,处境当然不错,但这仅是个例;当北宋末、南宋末丧乱之世,最终流落海南的别说平头百姓,就是官员士族,拖家带口也多是凄惶之身了。

▲文城镇,江畔民国老街。

海南与珠三角具体环境不尽相同,但人性趋利避害则颇相似。到《琼台志》所谓“宗衮宗盟,愈绵愈繁”的那些移驻者群体,已经是获得主动权之后,“反客为主,不是他们土著化,而是土著归附他们”——认同他们的姓,认同源自“甘蔗园”了。其中,明前中期“东路”(南渡江以东的琼山、文昌)平地黎(临高人)的整体加速汉化,连语言都归于统一,使得“故家遗族”大旗下的重组壮大,尤为迅速。陈姓科举成绩一直平平、晚明“翘尾”现象,或许就是表现之一。

明清演替,族姓强弱分化并未结束,谁竖的大旗更辉煌,谁就扩张得更顺利。单弱者不断衰微乃至消失,不得不依附豪强。宗族祠堂日益普及,纂修族谱、攀附大姓之风也就愈演愈烈。官府日益通过豪绅治理乡野,“乾隆劝耕”之后人口增加,使生存空间之争激化,族间争斗屡见不鲜。农村“封建宗族势力”强大,阻碍社会变革,成为普遍现象,以至新中国初期不得不大力予以压制……

沧桑巨变,百年沉浮曲折之后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伟大复兴。对于过往族谱的种种“攀附”“编造”,今天既不必盲从,也应从正面解读,予以尊重。扬弃其中某些过时观念之后,族谱仍然体现历代先人对华夏主流文化的缅怀、认同、信守与弘扬,他们训诫子孙要敬畏先贤,不忘先祖来处。

在这种语境下,历代传说的“珠玑巷”“甘蔗园”尽管有违史实,但也已反过来成为诗与远方,成为我们民族有价值遗产的一部分。

江畔民国老街,你确定民国时期的江畔是这样乌黑发亮的?或者说是绿油油的?

  • 多港峒客 楼主: 2021-07-20 10:07

    哈哈,2012年拍摄就是这样,民国时我还没出生呢。

现在的族谱根本失去了历史价值和历史份量了。即我所知,现在所谓族谱包括家谱纯粹就只是氏族历代男丁的花名册而已。只是顺历史年代排序的各年代人丁的生卒而已。

翻开族谱或是家谱只是能找到你需要的祖上的出生地(有的甚至连出生地也并不具)和生卒年月日罢了。

至于县志府志,我从未有机会接触,不敢妄言。

《文昌县志》是官方的,是有权威的!陈仲达获赠铁券在文昌县志上有记载,那就是真的有这事。楼主认为是假的,依据是巜琼州府志》上没有记载,这理由不充分,是无中生有!巜文昌县志》是官方,巜琼州府志》也是官方。巜文昌县志》对一县大大小小事务记载更会详细,巜琼州府志》记载是全琼州,范围大有遗漏也是可能的!

路 [lù] ,宋元时代行政区域名,始于宋代。宋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省,元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府。<百度资料>!

文昌东路,文昌原来县治所在地!那解释就非常清楚了!而不是楼主所指南渡江以东,这又是楼主的无中生有。

论坛常充斥一些对海南历史的无知之流。紫贝,什么的黎语木棉花,东路又是古临高语,简直是笑掉大牙,无中生有!文昌全境,镇名,村名,如东阁,南阳,龙楼,文昌,坑尾,东郊等等都是与汉文化有关,与陈仲达有关!陈仲达,我认为是海南话的缔造者,汉文字圈的关键人物!战功海南第一,老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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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多港峒客一直追着陈仲达大公是否获得元帝的铁劵的问题来啃,是为那般?当年元祖烦恼琼州海峡天堑,故而诏安了仲达大公,同时得到的是一支有作战能力的水师,这支水师在征战交趾时发挥了重要角色。所以,不能把仲达大公当成一般的降将。一块铁劵而已,元帝一时高兴就赐给仲达大公表示一下皇恩浩荡,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为了收买人心吗?一人一块铁,又不是黄金做的,很简单的事!

  • 多港峒客 楼主: 2021-09-26 09:31

    王先生:不为哪般,个人没有好恶,挖掘历史真相而已。说陈仲达是降将,太委屈他了。他在海南历史上的地位更加了不起!将来本峒客或许会披露更多。不过信不信由你,我只负责言之成理有根有据,不负责说服他人哦。

南下,不可能光从一个地方来。。。。。。

从同一个村出来的可能性确实很小,但是大方向正确就可以了,从福建迁移或者福建是一个中转站,什么甘蔗园这些细节很重要吗?甘蔗园只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念想。现代又有多少东西能经的起推敲的?代表人明明快长大已经说得很经典,不要管我做了什么,重要的是你做了什么,他的道德是用来约束别人而不是约束自己的,只要把你画黑,糊弄糊弄就过去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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