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塔与散文的推倒重建

作家立场 2945 20

巴比伦塔与散文的推倒重建

——驳周伦佑的《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

(说明:这是我三年前写的文章,现在我对在场主义的看法巳有了很大的修正。

学术争鸣可以各言殊音,但对崇高学魂与风骨的求索,我相信会是异口同声。

故将此旧作帖上,立此存照。)

的灾难”这样的评价外,在其他方面几乎一无所获。是的,这是一篇宣言大于内容,哲学遮蔽了文学,游戏多于论证,作秀压倒了学术,表面看起来引经据典、深奥华丽,实则是虚幻缥缈、似是而非,观点了无新意的文章。而这,正是这一路诗人理论家的理论文章的共同特点。

周伦佑先生宣称自已“反对四平八稳的立论,也不屑于写那种混世的文字。思想性、原创性、建构性和严密的学术论证(学理性),是我对自己的写作要求”。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究竟推倒了什么?又重建了什么?

《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要推倒的主要有三个散文观念:一是推倒“先秦散文说”;二是推倒“古文”即等同于“古代散文”说;三是推倒“广义散文”说。由于第一、第二个问题有重叠之处,我们仅就第一、第三个问题展开评析,以此来看看周伦佑是如何“推倒”,又是如何“重建”的。

在该文的第二章,周伦佑考察了中国散文的知识谱系。在第三章,便集中推倒“先秦散文”。在周伦佑看来,“先秦散文”是一个蒙骗了亿万读者千百年的子虚乌有的散文概念,是历代的文人学者杜撰出来的:

“先秦散文”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三个误会之上的。这三个误会又都归结为一个错误,这就是:把不讲究对偶、排比、声律,而全由散行、散句行文的,作为一种书写语体的“散体文”,误当成作为一种文学门类和写作文体的散文。

在这里,周伦佑对中国散文文统的知识谱系的梳理看似很专业,很学理化,但若细加探究,则不难发现他的梳理实则实是漏洞百出,根本就站不住脚。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犯了“以今律古”的大忌。即是说,他预先有一个“自己的”散文观念,有一把后现代主义的散文尺子,而后再用这把尺子去丈量“先秦散文”,这样,他自然便获得了一个类乎哥伦布那样的惊人发现:先秦散文——“一个子虚乌有”的伪概念!殊不知,在这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错误:即在发生“汉语文章”的中国散文萌芽时期,文史哲并沒有分家,那时也没有专门从事散文创作的散文家。其时的散文和其他学科紧密联系着,实用文章和非实用文章,文学散文和非文学散文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这便是“先秦散文”在它所处时代的“历史真实”。周伦佑在立论时根本就不去考虑这种“历史真实”,也没有意识到对一种文体的研究,对它的肯定或否定必须顾及这一文体的发生、发展及成熟的过程。也就是说,今人研究古代的散文,既不能受制于古代的某个文体观念,也不宜“以今律古”,完全无视“汉语文章”发生的实际情况和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传统。须知:先秦的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两大源头,它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宽阔、宏大和坚实的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后来的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和中国现代艺术散文;同样有了这个基础,散文才谈得上向它的艺术顶峰攀登。而现在,周伦佑只是通过对“文”、“文章”、“古文”、“骈俪文”、“散体”、“散体文”等几个概念略加解释,再加上一把后现代的尺子,一堆“非非主义”的主观臆断,就想推倒千百年来广大读者广泛认同并引以为傲的“先秦散文”,这不仅是一种“削足适履”的不智做法,也反映出他思维上的混乱和不成熟。

其次,我们说“推倒论”思维上的不成熟,是因为“推倒论”的提出者没有意识到散文这种文体的优点和缺点正在于它的广阔的包容性。的确,散文不是文学的高山峡谷,它只是文学的平原。它没有小说的巍峨,诗歌的尖锐,戏剧的紧张,但它有上述文体所不及的优雅、从容与沉稳。它无所不容,无所不包,大至天地宇宙,小至花鸟虫鱼。散文的这种包容性,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它的面目,影响它的艺术纯度;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包容性,使散文得以在吸纳其他文体的优质营养的同时,又融合、重组、催生出一些新的文类,并给小说、诗歌等注进新的活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散文是一切“文类之母”。这是散文不同于其他文类的特性,也是散文的骄傲。散文如果抽掉了哲学、历史、传记、神话等方面的内涵,散文也就失去了它的丰饶性和富足性,失去了它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存在价值。从这一角度来说,推倒“先秦散文”,无异于自毁散文的长城。

第三,周伦佑先生所推崇的“散文精神的自由向度”,恰恰正是“先秦散文”本身所具备的。比如《逍遥游》、《愚公移山》、《苞丁解牛》,那种超迈的想象力,那种在或逍遥,或笨拙,或犀利的文体内流动着的文学与哲学的和谐交融,以及它所存在的那个广阔的精神历史空间,其本质就是生命和诗的。面对这些来自大时代的高古旷远的作品,任何一个治学严肃、注重学理的人都不会对其视而不见,更不会认为它们是“怪胎”,是杜撰出来的“散文”,非要将他们一脚踢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周伦佑先生的所谓“先秦散文”蒙骗了几亿中国人千百年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这个伪命题的提出,从动机来看完全是一种哗众取宠,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从学理来看,则是千疮百孔、自相矛盾;从效果来看,则有如唐•吉诃德的大战风车——他越是显得勇敢,显得无畏,越是却让人感到他的渺小、可怜和可笑。至于他的推倒“广义散文”说,同样是唐•吉诃德式的大战风车的“杰作”。

二、指鹿为马的“广义散文”

稍微了解中国现代散文史的人都知道,散文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便出现了一次大的“裂变”。即从传统的“杂文学”剥离出来,散文概念开始由“广”(广义散文)而趋于“狭”(狹义散文)。这期间,刘半农的“文学散文”,周作人的“美文”,王统照的“纯散文”,胡梦华的“絮语散文”等的倡导和身体力行功不可没。20世纪30年代,随着杂文的繁荣和报告文学的勃兴,散文又由“狭”转向“广”。在50年代末的“笔谈散文”中,论者所指的“散文”基本上都是指以记叙、抒情、议论为主的“狭义散文”。而进入90 年代初期,刘锡庆更是高举“艺术散文”,力主“清理”散文门户,“净化”散文文体,将报告文学、杂文、传记文学(上述三种早已从散文家族剥离出去)、书信、随笔小品通通赶出散文家族。从上述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世纪的散文发展历程中,“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尽管时有缠绕,很难截然分开,但随着学科分工的明细和散文的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以记叙、抒情和议论为主体的艺术散文才是当代散文的主脉。当然,也还有不少人认为,“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的关系有如诗人徐迟所说的“塔身、塔基”与“塔顶、塔尖”的关系。它们可以共存并促进当代散文的发展。

不知是无知或是故意忽略,《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的作者在其洋洋洒洒的论述中,竟然没有涉及到上述的文学史事实。在第四章“推倒‘广义散文’说”中,周伦佑以诗人的激情和夸张的语言写道:

推倒“先秦散文”说只是廓清了中国散文的历史天空,散文的现实仍是迷茫。我们的视野仍被厚重的阴霾遮蔽着,使我们很难窥见散文的真面目。

读着这样的文字和描述,我禁不住哑然失笑,并又一次联想起了那位可爱亦复可笑的唐•吉诃德先生。你看,为了达到“推倒”以往散文理论的目的,周伦佑硬是人为地设立了一个“广义散文”的靶子,而后进而论述:“人们在读散文、写散文、谈散文时,都知道自己所说的‘散文’是什么,但到了学者、评论家的笔下,散文马上变成了报告文学、杂文、特写、随笔游记、文论、书评••••••等在内的四不像的东西了”。这完完全全是在指鹿为马,是不负责任、信口雌黄地向现当代的散文研究者身上栽赃。因为诚如上述,早在“五四”时期,研究散文的学者就对“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分得很清楚。后来,随着杂文、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的壮大,它们也陆续脱离了散文并另立门户。所以,现代以来除了老舍、贾平凹等作家仍秉承“广义散文”的理念外,一般的散文研究者心目中的正宗散文都是富于文学审美性的艺术散文,而决不是周伦佑所指控的那种“广义散文”。

也许由于在现代特别是当代散文研究者那里找不到所需要的论据,抑或为了证明自己的博学,周伦佑批判“广义散文”的材料,基本上都取自古代。比如从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从方苞编的《古文约选》,从《文心雕龙》以及“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那里去寻找论据。经过了一番掉书袋式的“谱系”考察后,周伦佑终于证据在手,理直气壮了,他大声质问:“在‘广义散文’的框架之内,评价杂文的标准能用于评价报告文学吗?评价小品文的标准能用于评价人物传记吗?评价思想随笔的标准能用于评价游记吗?”当然不能。于是周伦佑进而得出结论:“这样一个缺乏基本言说尺度”和界定标准的‘广义散文’概念,竟然占据和垄断中国散文学术界近百年。这是中国学人缺乏思想、缺乏学术批判力的又一明证。”然而我们要说的是:周伦佑先生的这一切指控都是毫无根据,是无效的。第一,他所列举的“广义散文”的论据,除了郁达夫之外,其他都是古代的。要批判现当代散文学者的“广义散文”观念,不到现当代散文学者的论著中寻找例子,而是乞求于古人,这是典型的文不对题,无的放失。第二,对于现当代学者关于散文概念的大量论述和界说,他或者没有看过或者根本就不屑一顾,然而他却敢于在那里批评他们概念不分,标准混乱,指责他们统统犯了“幼稚病”,“缺乏思想,缺乏学术批判力。”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然而面对这样的“思想性、原创性”和“学术论证”,我们除了想起那位唐•吉诃德先生,我们还能说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三、没有论证的“散文性”及其他

在横扫了“先秦散文”、“广义散文”之后,周伦佑先生心目中的散文救世主——“散文性”终于隆重出场了。按周伦佑的“发现与说出”,这个“散文性”包括了非主题性、非完整性、非结构性和非体制性四性。在确立了“四性”之后,周伦佑便大言不惭地宣称:“这是两千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新文学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周伦佑和一切自我膨胀、目空一切的诗人的思维一样,他们永远自我感觉良好,永远是老子天下第一。他们可以不管历史,不管别人是否已经“发现与说出”了问题。总而言之,一切都是从“我”开始,在他们眼前一切都是“白板”一片。比如他提出的“散文性”四性,其实早有不少当代散文研究者都论述过。远的姑且不说,在笔者于2004年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一书的第55页,就曾这样阐述:“散文不似小说那样有人物,情节可以依傍,也不像诗歌那样以跳跃的节奏、奇特的意象组合来打动读者。散文是以自然的形态呈现生活的‘片断’,以‘零散’的方式对抗现实世界的集中性和完整性,以‘边缘’的姿态表达对社会和历史的减否。”这里所谈的,其实就是散文的“非完整性”。至于散文的“随意性”、“散漫性”、“发散性”,在笔者的其他论著,以及其他学者的论著中也随处可见,只是没有像周伦佑那样釆用了“非主题”(非立意)“非结构性”(非构思)一类的字眼,也没有打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至于“非体制性”的问题,则是林贤治、祝勇等的专利,也不是周伦佑的独创。总之,周伦佑的“散文性”四性,根本就不具备他自诩的“发现与说出”的原创性。同时,还须指出的一点是:周伦佑如此看重这个“散文性”,给它加诸了如此重要的使命,但他竟然只是随随便便在毎个“性”的下面写几百字就了事,没有任何论据,没有任何论证,真是不知他的“学术价值”,他的“论证的深度”,他的“理论体系建构”从何而来?又从何说起?

不独如此。“散文性”之后的“散文精神的自由向度”同样了无新意。如果周伦佑先生多读一点书并诚实一点,他应该看到,早在2001年,林贤治便在《书屋》杂志发表了《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观察》一文。以后,他又在《文艺争鸣》杂志,在贾平凹主编的《散文研究》上发表了《论散文精神》等文。这些文章的主旨都是指向散文的自由精神。此外,笔者在2003年第3期的《文艺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思与诗:关于散文精神性的探询》一文,在专著《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诗学建构》中,还设了专节讨论散文精神与自由表达的关系。然而上述关于散文自由精神的论著以及其他这方面的讨论,却统统被周伦佑视为“无物”。因为如果承认了这些论著的存在,那么他的“思想性,原创性和建构性”也就不击自溃、土崩瓦解了。也正因此,周伦佑敢于说“我历来认为中国学界无人。”他想在散文界搞一场革命,却不知道此前散文界的人们在想什么,干什么,或者已经做出了什么。这样,他犹如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当然觉得“中国学界无人”,当然想怎样“立论”、“立法”都行。但这一切,在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看来不是十分荒唐怪异吗?

荒唐怪异的还不止这些。比如在文章第七章,周伦佑认为中国散文应该借鉴“后现代散文”的表现手法。可他所举的一些例子,比如博尔赫斯等的作品,更多时候被认为是小说。而所谓的“片断写作”、“时空折叠”、“迷宫玄思”,等等,一般来说都是指后现代小说的写作特征,这样的“文体变构”在我看来不仅远离了散文的本体,而且有可能损害散文本体的纯洁性、优雅性和古典性。至于他以后现代的审美标尺梳理出来的以屈原的《楚辞:渔父》到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再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散文文统,尽管开辟了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另一条理路,应该说有一定的识见和学术价值,但正如北师大的教授黄开发所说:“这个文统的谱系太细弱了,细若游丝。从屈原《楚辞•渔父》到司马迁到陶渊明,几代单传”。很显然,如果中国的传统散文只有如此“细若游丝”的一脉,那么中华民族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中华民族的子民也不会以拥有如此博大深厚的散文传统而自豪。可见,周伦佑的“另辟溪径”的用意并不是要弘扬中国的散文传统,而是扼杀和消解中国的散文传统。

四、“推倒批评学”的文体修辞

末了,再简单谈谈“推倒批评学”(姑且用此概念)的文体修辞。因“推倒”是周伦佑及其同仁的批评话语中具有关键意义的中心词,故而称之为“推倒批评学”。

“推倒批评学”的文体修辞是他们那种偏执的主观主义、自恋自大、目空一切、推及一点,不及其余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这种文体修辞的特点是豪情满怀、独断绝对、膨胀泛滥、夸大其词和故作深沉。为了炫奇弄巧、显示自已的不凡才情,或为了更好地征服那些心智不够成熟的读者,“推倒批评学”还喜欢运用夸张、比喻、排比甚至意象化等修辞手法,以此显示他们的批评与一般批评的不同,同时也借这种具有某种隐喻性和华丽性的批评语言来刺激读者,吊起读者的胃口。关于“推倒批评学”的这一文体修辞特征,我们在《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的引文中已略有见识,现再引一段:

“散文性”概念的提出,••••••不仅将彻底改写散文史,也将彻底改写中国三千年文学史和文化史!使命的承担使我们深感自已责任重大,创造奇迹的时刻到了,我们无法选择,也不能回避!

一个毫无新意且没有仼何论证的“散文性”,居然可以“彻底改写散文史” 和“三千年文学史和文化史”,这样的文学史“改写”也太容易,同时也太耸人听闻了吧!而更搞笑的是,面对如此弱智的问题,周先生还要装酷玩深沉,大谈“使命的承担使我们深感自巳责任重大,” 而且认为“创造奇迹的时刻到了”。这样的思维方式与文体修辞,与周星驰的无厘头有何区别?

周伦佑的文章包括所有“汉诗”的崇拜者和沉迷者,最喜欢谈“汉语”和“汉诗写作”。但他们不知道,汉语的最高境界是简洁准确,自然朴素,含蓄内敛。汉语拒绝虚张声势,大而无当,自相矛盾,拉虎皮作大旗。汉语排斥芜杂、繁琐、累赘和混乱。汉语更不因你堆砌了一大堆诸如“在场”、“说出”、“存在”、“介入”、“真相”之类的西方哲学名词概念而显得崇高和让人尊敬。事实上,这些夸张矫情的豪言壮语,既无益于当代的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也使作者立论的居心变得十分可疑,降低了文章的学术品位。这正好应验了那句老话:他推倒了许多,最后把自己也打倒了。

五、结语

客观来说,我个人对周伦佑和“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同仁没有任何恶意。不仅如此,在阅读他们的文章之前,我还是充满期待的。因为与小说、诗歌相比,散文的确是平静、老迈了一些。散文需要论争,需要变革,需要更多的批判精神和先锋姿态。在这样的前提下,不论是开启一个散文流派,还是重建散文的法则,在我看来都是必要且有意义的。但是,周伦佑的《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却不是这么回事。他的立足点并不是为了 提振推动当代散文,而是为了在散文界搞一场地震。他的论证看起来很“学术”,却没有学术的真诚和学理性;他野心勃勃地想“推倒”后“重建”,但事实上他没有推倒要推倒的,也没有建立所要建立的。他们的野心、无知和无畏,使我在文章行将结束时又一次想起了巴比伦塔。据说,巴比伦塔的故事经过历代的演绎和想象,已变成了一个富于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它既代表了人类的狂妄自大,又暗示一种混乱的状态,或一场新的混乱的开始。此外,还有昙花一现、半途而废的意思。那么,出现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散文界的这场“推倒”或“重建”的“地震”,究竟是以哪一种结局收场?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历史会给出公正的回答。我们将拭目以待。

缺了开头一段,现补上:

一、很荒唐很有趣的“散文地震”

闲来读《圣经》,有一则经文引起了我的兴趣。经文说的是“创世纪”时期的故事:居住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巴比伦人有一天异想天开,他们想建造一座通天塔,以此传扬他们的名声,使后世的人记住他们的丰功伟绩。殊不知,巴比伦人的狂妄自大触怒了上帝耶和华。为了惩罚这些狂妄无知而又野心勃勃的巴比伦人,耶和华变乱了造塔的人的言语,使他们各说各的话,彼此无法交流感情和信息,于是,混乱的局面出现了,巴比伦塔建不下去了,最后终于倒塌了。

无独有偶。新近经友人推荐,我读到了四川诗人周伦佑发表于《红岩》2008年第3期上的《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读着这篇近五万字的长文,的确颇有读《圣经》建造“巴比塔”时的感觉,可以说是很荒唐很有趣。周伦佑先生早年在诗坛搞“非非主义”,引起了诗坛的大地震。如今,诗坛江河日下,风光不再,除了“梨花诗”尚能引起网友恶搞的兴趣外,似乎人们现在很少读,甚至淡忘当下的中国诗了。而散文这边厢,从上个世纪90年代崛起,至今仍一路走红,仍然是最受时下读者欢迎的文体。也许是受到了“散文热”的吸引,曾把诗歌搞得一团糟的诗人们,现在荷尔蒙激情又被调动起来,他们跃跃欲试,豪情万丈,正准备在散文领地搞一场像诗歌那样的暴动或地震,而震源就是这篇《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在文中,周伦佑这样宣称:

一个时代文化的沉沦,往往是依靠一二个人的努力而得以挽救的;一种文化的衰败,也可经由一二人之手二使其复兴或恢复生机。

在这一刻,在眉州,我是被召唤来为中国散文立论和立法的。

如果你读了本文,觉得我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我的论证有道理,并因此而改变了你对散文的看法,••••••。如是,则我可以豪迈地宣言:“一个真正的散文时代将在十万只雄鸡高唱的洪亮钟声中喷薄而出。

周伦佑先生自比“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和“五四”时期的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诸贤,他要扭转中国散文理论的混乱局面,廓清中国散文的天空,为中国散文立论立法,使命不可谓不崇高神圣,口气不可谓不大,然而,读完这篇像巴比伦塔一样芜杂、混乱、涣散和累赘的长文,我们除了得出“虚幻的臆断与无知的狂妄”这样的结论,或者套用伍尔夫评《尤利西斯》的断语:“无限的大胆,可怕的灾难”这样的评价外,在其他方面几乎一无所获。是的,这是一篇宣言大于内容,哲学遮蔽了文学,游戏多于论证,作秀压倒了学术,表面看起来引经据典、深奥华丽,实则是虚幻缥缈、似是而非,观点了无新意的文章。而这,正是这一路诗人理论家的理论文章的共同特点。

一直很想看老师这篇文学争鸣的评论文章,有幸在这里看到。拜读!

文采与理论并俱!支持陈老师。

对一篇散文来说,读与评都需要心平气和,文学争鸣对散文来说不是坏事,散文就需要这样的批评,只有这样我们的散文才会不断的进步!

看到老师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很想想去了解下巴比伦塔,看下《圣经》想说了解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老师这篇文章。不过的确,散文的争议应该是好事,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引来争议,有争议才有更多人去关注了解,这也从一方面促进了散文的流传。不过我想,没有一样东西是可以完全推倒的,它的存在总有它的理由和价值,看来要先去阅读了解下才可以来看老师的这篇文章。

啊,之前的疑惑在这里找到了部分的答案。怪不得周先生的有的没的说得我有点云里雾里。大概与他本身的观点没有梳理好有关吧。不过老师那时的语气有点激动呢。期待看到老师对“在场主义”或“什么是散文”的新思考、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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