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透》到李维恭内心深处的毒瘤

做特务工作的人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人性，尤其是对其中那些阴暗、阴险、凶恶、甚至罪恶的部分，了解甚多，知之甚深。不似不谙世事的人那样，将世间万物包括人类本身，都想象得那么美好，如此的天真、如此的浪漫。在这里，光明是少有的稀缺品！

而李维恭，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特务标本。

特务工作的性质，其实也就是做好目标人物的工作，投其所好，谋得信任，以便于打入其内部，进行更深层次的“潜伏”。有时，也就要求这些人为了完成任务，也为着求得自保，必须将一切风险与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也是国共两党在情报工作的本质区别之一。

周恩来总理在创建党的情报保卫工人时就明确规定，不搞针对国民党高官的暗杀、不搞“美人计”、保卫工作不得针对党内。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主要是基于信仰、在真理的感召下进行的。例如打入“西北王”胡宗南身边担任其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在建国前也就同周有四个小时的直接接触，却在敌营坚持了十二年，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闲棋冷子”的巨大战略作用。

四、闲话国民党的保密局

此前的军统，此时的保密局是作为抗战胜利后，在由美国顾问团设计改组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十多个“特业单位”之一，首任局长是戴笠坠机身亡后，在原军统广东派、湖南派、江淅派“三巨头”角逐中胜出，地方小县城科员出身、戴笠的“大管家”、为蒋较为熟悉与放心的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

这时的蒋记国防部长是人称“小诸葛”的白健生，他其实并没有多少实权。在作为“一般单位”的六个司之外，还同时设有新闻局、预备干部局、保安局和史政局等“特业单位”（部门）。如，蒋败退台湾后曾担任其副参谋总长，因为我党提供机密情报而被蒋以“共谍案”枪杀的吴石中将，就担任过史政局长，同案有朱*等四人牺牲。而小蒋也曾是主管后备军官训练的预备干部局长，深受其信任，为官清廉，领导“嘉兴起义”从而破坏了老蒋在江南编练百万新军计划的贾亦斌，就是小蒋负责该局局务的主要助手。

此时的国民党军的军权，实际是由担任参谋总长（后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总司令兼台湾省 、国民党副总裁）的陈诚运营。当时的国民党参谋总部设有五个厅，其中三厅是作战厅，在淮海战役前后担任厅长的就是一直被杜聿明怀疑是“共谍”的郭汝瑰。而二厅则是由军统“二老板”出身、此时国防部次长郑介民兼任厅长的军事情报厅。

保密局是在抗战末期一度膨胀到十万人的军统体系，在“留强汰弱”原则指导下的大改组中形成的。

其中的武装特务组织，“忠义救国军”被改编为周化龙领导的十余个交通警察总队，在江中“七战七捷”中被击毙的熊向东，就是其中的一个总队长。接受过美国顾问训练、拥有先进美式装备以爆破为主体的技术力量，后来被集中改编为杜长城的技术总队。当时军统大量的各地安保力量被纳入地方政府、要地警备司令部的稽查处和军队的二处。而曾任蒋侍从室六组组长、军统“三老板”唐纵则去了内政部，出任次长并兼警政署长，主管全国警政业务，任内遇到过一系列令其大“伤脑筋”的事情。

同时，军统的核心主干改组成保密局，这也是组建该反共特务机构的主要支柱。由此建立起以省站为基点的组织体系，规模大约在八千人左右。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人凤的保密局曾经先后破坏了我党的不少地下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北平地下电台案、川东地下党案和蔡孝乾案，成为继戴笠之后，党的隐蔽战线最凶恶的敌人。

戴笠鸡鹅巷时期的老牌特务，除了在接收变成“劫收”大发“肃奸财”并“请长假”的那些人以外，大都外放，作了外勤省站的站长。如17岁就在上海参加特务处、28岁就成为军统八大处长之一的少将总务处长、助毛顺利上位的沈醉，就被毛人凤贬为保密局云南站长。为此，毛还特地将云南站由原来的80人的乙种站提高编制等级，改设为120人的甲种站。

素质低劣的人占据要津意味着什么？

话又说回来。在单位工作过的人，大多都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单位中有点实权，如管人事的、管财物的一些人，对于领导和自己的事，肯定会竭尽全力去办、去办好。而对普通职工那些符合政策规定的事情，则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能推就推、能拖就拖，不给好处是不会去办、至少不会痛痛快快去办、去办好的。

作为人，这种人是没有人性的；作为党员，是缺乏党性的。

因为，他们将公权力视为已有并以之谋取个人私利，将国家政策规定束之高阁，不落实到普通人身上。现在许多社会矛盾的源头其实也就起于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这些素质低劣、不合格的人占据要津之后的肆意妄为、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