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行！－－汉唐皇陵与博物馆出土文物的古往今来

这次西安之行如期按计划，但千算万算没想到我会生病。因为前期从9月中旬出差去上海，十几天工作回了北京就休息1天，弄得有点儿劳累，结果，28号到西安晚上就开始上火，还带有点感冒。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一般我要是鼻腔痛就肯定自己上火了。结果从28号到西安开始，各类去火药、感冒药就没停，成天一大把一大把的吃，等10月4号我回北京，病也好了。但关键是，人上火了嘴里没味儿，吃啥也不香。西安大好的各类小吃，弄得啥味也没品出来......失败啊.......

1号左右最严重的时候，不仅鼻窦炎弄得火烧火燎的，耳朵里还因为上火弄得跟高原反映一样，听不清声音，都在虚无缥缈间。那时候世界好清净啊，开着租来的“皇冠”车，感觉隔音那叫一个棒！

这次的西安行走过很多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但鉴于有些地方是大家在贴子里、抖音中看得不能再看的、讲的不能再讲，也有些知名的景点是各路大神都挖得不能再挖的，所以，在本贴之中，为了藏拙，陕西历史博物馆以及秦始皇陵我将不会再讲解。

但其中有些文物，我会后边讲到皇陵之时有所提及，希望大家见谅......

一、西安碑林

我是做设计工作的，平时总是面对着不同的需求，客户无论是给钱多还是给钱少，都希望他得到的是“艺术”品。但这种所谓的“艺术”到底是什么？

在我的理解中，所谓的“艺术”就是一种表现“精致”的结果，精美、极致。而中国文化中的“文字”对于其它文明而言，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交流工具、认知工具、传播工具，它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深深的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文字”作为最初的本质内涵与功能而出现，那么这种最为基础的表现可以博物馆中看到仅仅延续至商周时期。

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与初期的金文、大篆之中，它的字画与笔顺更力求的的简洁、识别功能。而在西周末期及之后，我们从遗留下来的青铜铭刻、竹简木牍中已然发现，它在向功能普及过程中，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明显。它的起转横折、它的顿挫瞥捺，无一不在向观看者宣告，中国文字的“艺术”时代已经来临！

而当时间再次过渡至秦之后，中国人第一次将“文字”的功能与“大一统”的伟业结合了起来。它不再只是一个书写的符号与认知的载体，它同时成为一个王朝、一个文明能否延续与生存的标志。

“书同文”不只是三个字。它背后所蕴含的内容已经让我们将文字的功能升华至与国运相的同的地位。而，在“书同文”之后，我们对于这几千年的变化才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碑林”是一个以文字为主线的博物馆。林林总总数百上千座石碑、铭刻都以不同时期的文字来表述，远有千年所题、近有百年所述。一个个石质载体将文字留于其上。让我们在观看之后不由想到“不朽”二字。

但何为“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同样是一个石质的丰碑，它上面所书的“中国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让我们每个人所熟知。同样，在碑林之中那些毅力千年的石碑也让我们想起“不朽”二字。可何为“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人孔颖达对何为“德、功、言”的解释则为：

“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从这些矗立在碑林之中的各色石碑，从其中的文字与文章中来看“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那么文字就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载体，它更成为了不朽的化身。

无论《石台孝经》中所秉承的千年孝道文化、还是在颜真卿所书《家庙碑》中的颜氏风骨、更不论《圣教序》碑中王羲之的飘逸灵动，同样一种文字，在不同的人手中，表述出不同的文章。

接下来，就开始我的碑林之旅........

碑林博物馆在原西安明城墙之内，位于明城墙的正门－－永宁门东侧400米之外。

所以作为旅游来讲，碑林与明城墙可以安排在一起游览：碑林大约2-3个小时（当然了，如果喜欢其中的碑刻和书法，4个小时也是有的），之后出来从永宁门登上西安老城墙。租辆自行车，骑行一圈老城墙大概在1.5-2个小时，所以它们俩个结合在一起游览刚好不过。

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雍在唐尚书省西隅附近建立京兆府学；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将文庙和府学的一部分迁至西安碑林现址；

北宋元祐二年（1087），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因看到保存在唐尚书省之西隅的石经“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遂将石经及其他唐宋碑刻徙至“府学之北墉”；

北宋崇宁二年（1103），虞策知永兴军时将府学彻底迁至“府城之东南隅”即西安碑林现址，并进行了修建和改造。至此，府学、文庙与碑林同在一地，即今西安碑林所在地。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西安碑林如果从过去的用途来讲：南面是西安孔庙及代表府学的古建筑群，包括原属于孔庙的照壁、牌坊、泮池、棂星门、华表、戟门等这此明清时期保存至今的建筑。

后部则以七间碑刻陈列室及两侧的石刻艺术馆为主，形成了碑林的主体展示空间。

碑林坐北面南。与西安城墙仅有一路之隔。面对老城墙的一侧的是被称为“大照壁”的一座影壁墙。这座影壁是代替正门使用的，又叫塞门。而碑林的前身则是西安孔庙，它也被称为“万仞宫”。

照壁上书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孔庙”，是由清末著名书画家刘晖书写。

最初进出孔庙的大门位于照壁两侧：西侧的大门称为“礼门”，东侧的大门称为“仪路”门。

下图是拍摄于1955年的陕西省博物馆。全景较完整地展现了孔庙建筑布局 。拍摄者为陕西省博物馆早期摄影师俞邵逸先生。俞先生解放前为富家子弟， 酷爱摄影，参加工作后拍摄了大量高质量的资料照片。

这张照片是从碑林博物馆的西南方向向东北方向拍摄的，当时碑林博物馆的正门就是这座位于西南角的礼门。

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礼门保持了古朴大气的风貌， 门楣之上还镶嵌着“ 禮门”二字， 大门右侧悬挂着“ 陕西省博物馆” 牌匾， 大门之外是一座简易的售票厅， 方便游人购票游览。

礼门是孔庙的西门， 与之对应的孔庙东门称之为“ 儀路”。19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碑林博物馆到坊的游客改从东门进人参观。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仪路门。

礼门、义路两门的名称来自《孟子》“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意思是说，义好比是大路，礼好比是大门。只有有学问、有修养的君子才能从这条大路行走，由这个大门进出。

礼门和仪路门曾扩建，“ 禮门”、“ 儀路” 被移除， 换上了横题“ 陕西省博物馆”的额头。

1991年新建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成立开馆， 原陕西省博物馆一分为二， 石质文物以外的其他历史文物移交新馆，老馆则成为一座收藏、陈列和研究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艺术品的专题博物馆。

与引同时，“ 陕西省博物馆” 也便改为了“ 西安碑林博物馆”。

2005年，碑林博物馆进行了大门改造， 成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样式

从仪路门进入之后就一个小型的广场，同时这里也是“大照壁”的背面。

这里原本安放着一座体量高大的画坊。它被称为“太和元气坊”

可惜我这次来西安正赶上画坊维修，四周都已经被高大的围档遮盖住了。只能在围档外的喷绘画面上欣赏它原有的风采了。

太和元气坊，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是当时的皇族朱惟柪捐资400多两黄金修建的，取“合会大利，利贞万物”之意。

按照当时的礼制规定，进入孔庙应先经过“太和元气坊”，但因为“太和元气坊”的南面是城墙，不便人们出入，所以清代时便给西安孔庙加了围墙

太和元气坊现今可见到的最早照片就是关野贞先生拍摄的 。

关野贞（1867-1935），日本新潟县人，著名古建筑学家，曾于1902 年、1906 年、1910年数度来华，考察中国古建筑、汉画像石、石窟寺及文化史迹。

1906年关野贞来到陕西， 他对西安文庙和碑林的考察尤为细致， 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并绘制了平面图、碑石的位置，出版《XX(屏蔽字）文化史迹》一书。当时，摄影技术初创不久，照相机体积庞大，操作繁琐，用的还是玻璃底版，因此拍摄费用也极大。

根据照片拍摄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关野贞的拍摄机位在太和元气坊的东南角， 拍摄时间估计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四五点钟， 强烈的侧光效果使得牌坊建筑雄伟高大，局部细节纤毫毕现， 周遭的婆娑树影更烘托出肃穆、庄严的氛围。

在牌坊的正中书写“ 太和元氣”四个大字，这正是这座牌坊名称的由来。

自明代开始， 各地孔庙多建有太和元气坊， 西安府孔庙的太和元气坊为木质彩绘三门坊。

经过几十年的国内动荡， 或许疏于管理， 到了1951年碑林整修时， 太和元气坊已经破败不堪。

俞邵逸先生1954年拍摄的陕西省博物馆已经修葺一新， 太和元气坊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但此次翻修却与原画坊有了很大的改变。

首先是整体南移， 根据则是：日本人关野贞拍摄时位于太和元气坊的东南角， 拍摄了全景照片， 照片没有很大的透视变形， 证明拍摄时使用了普通的广角镜头， 而现在即使使用超广角镜头也很难在同样的位置拍摄到全景照片；另外，就是太和元气坊和泮池的距离，翻修前二者距离很近。

太和元气坊另一个变化是增加了高度： 从关野贞拍摄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太和元气坊坐落在一个长方形的平台之上。20世纪50年代翻修之后， 这个平台大幅抬升，南侧台基高度为55厘米。

而在此次翻修中最大的遗憾，则是去掉了原本位于画坊之上的“ 太和元氣” 字样， 代之以花纹图案，使这座牌坊的名称如今只成为了一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