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武则天——女皇之路(连载完毕)

煮酒论史 451183 4198

萧让,我不得不指出一条,武则天在内政和对外方面都做得不好:

在对内方面,武则天的主要过失在于过度崇佛大造佛寺、启用酷吏大兴冤狱,恶化了政治风气,当时几乎官吏既害怕告密又纷纷告密,争做小人。另外她对自己的儿子丝毫没有骨肉亲情,非杀即贬。

在对外方面,武则天几乎将唐高宗时代的拓边大将杀个干干净净,像黑齿常之、程务挺这样的良将都被杀戮,以致于唐朝在对西域和契丹的战争中屡屡大败。在对契丹之战中,武则天连连丧师,恼羞成怒,居然替契丹首领改名……

武则天——女皇之路

文:萧让 沉醉唐风:http://www.tanghistory.com

目录

前言:谁主沉浮

一、并州女子

(则天二字的来历-武士彟在武德贞观两朝的地位变迁及原因-杨氏是否出生士族)

二、宫怨

(才人的职责-狮子骢事件-李君羡与推背图之谜)

三、缁衣女尼

(感业寺之谜-弘的出生-太子忠的匆忙立嗣)

四、血影*泪痕

(后宫情报网的建立-安定公主之死-冲击后位)

五、舅甥之间

(贞观永徽故事-太宗立储-高阳公主谋反案)

六、正位中宫

(高宗的反击-皇后的废立)

七、长孙失势

(人彘事件真伪-政坛清洗-武氏兄弟之死)

八、天后临朝

(由二圣临朝到天后称号-上官仪事件-北门学士智囊团-上书建言十二事的背后-前贤后愚的高宗)

九、挡我者死

(李义府之逐与许敬宗之死-肉搏战-弘、贤、高宗之死)

十、逆天强者

(与裴炎、程务挺合谋废中宗-徐敬业之变-宰相之死-宗室连反)

十一、武周革命

(告密风起-酷吏滥刑-大云经及圣母代唐)

十二、女主天下

(女皇的统治风格与用人之道-神道设教-威权独任-科举与自荐)

十三、金轮垂照

(武周政局面面观-文化繁盛-边疆告急-制度大坏与经济大上)

十四、亢龙有悔

(从李昭德到狄仁杰-中宗还京-武李盟誓)

十五、逝水东流

(二张之祸-神龙宫变-上阳白发人)

尾声:无字碑歌

(评价问题)


> 遥想盛唐,多少繁华。这不仅在于国力的强盛、文化的灿烂,更表现为精神风貌的昂扬自信,以及人物的俊逸与风流。绝代君王如太宗武皇,名将良相如李靖李泌,天才诗人如李白杜甫,高僧大儒如玄奘韩愈……他们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与那个云蒸霞蔚的时代一起,沉淀为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永远的珍藏与骄傲。人生意气唐时代。当我们为美伦美奂的大唐盛世赞叹不已的时候,也不禁会沉思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由谁创造?兴衰由谁主宰?

古中国的先哲们把这归因于“天道”,冥冥中自有一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见证着尘世间一切生死荣枯。“天命当兴”、“气数已尽”,这样沉重宿命的话语,一直回荡在华夏历史数千年的时空之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便曾对着乌江的滔滔逝水,发出过“天亡我也,非战之罪”的慨叹。纵然英雄盖世,无奈形势比人强的苍凉与悲壮,弥漫着一页页的青史黄卷。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都不缺另一种声音,那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越呼声,那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狂放自信。于是,有人匍匐在天命的脚下,为不可揣度的天意而惶惧颤栗;有人更改名字称号以顺应天命,期望能由此带来非分的功名和富贵;但也有这么一些人,他们自己创造预言,编织谶纬,一把扯过天命来为自己服务。不同的性格,构筑起不同的人生,也为历史的发展,平添了无数莫测的变化。是的,历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都不能超越他所在的大环境,但的确有这么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自己的命运,甚至他人的命运。他们不能战胜“命”,但却能把握“运”,他们不能超越时代,但他们成功地超越了自我。

武则天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尽可以分析说是唐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宽容让她有了出位的条件,或者说是高宗身体不好才给了她机会,或者干脆说是长期受压抑的庶族地主要夺取政权,所以把她推到了前台,但无可否认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应归结于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她的从政之路血腥残忍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留下的评价也是毁誉不一,但不管你是崇拜她还是唾弃她,都无法不正视她的存在。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在她前面,有不少掌握实权的皇后太后,但都没有这样的胆量改换旗号正式称帝,在她身后,也有无数效颦者跃跃欲试,但即使是在妇女地位较高的唐代,也再没有人能问鼎成功。这段历史一直让我很感兴趣,初中时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唐朝的打油诗,其中有这么几句:“则天回首紫微暗,独坐金殿称风流。当世多少奇男子,对此莫敢不低头。”有时候真的很好奇,想知道这个在千百年后依然让很多人感觉尴尬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又是怎么样的。她的身边,有祖父被她杀害却终身为她尽忠的上官婉儿,心向李唐但还是为武周劳心竭力的狄仁杰,倍受疼爱、老公却被她活活饿死的太平公主,这些人是怎样看她,对她又怀有怎样的情感呢?这真是很有趣的事。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给了你一个简单的框架,同时又留给你无限想象的空间吧!

然而隔了一千多年的风烟在来检视这个青史中的女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现实政治服务,向来是中国官方史学的基本特点,但对于武则天来说,事情甚至更为复杂。首先在于太宗高宗时期的史官许敬宗,其修史一向让人评价不高,比如太宗曾经赐《威凤赋》给长孙无忌,他写成给尉迟敬德,因为敬德是他的儿女亲家,长孙无忌却是他的政敌。因此许敬宗刚一去世,便出现了要求删改实录中不实之处的呼声,并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本人的赞同并付诸实行。(此次改史,也牵涉到高宗后期帝后权力之争,容后再述。)因此,如今我们看到的太宗后期及高宗时代的政争,面目已经十分模糊,对于武则天的崛起过程,也就充满了各种猜测。

其二、武则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为不易,与儒家伦理传统道理相悖,为宣扬自己的“君权神授”和“王者不死”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传说故事,无论是她的名字,还是出生甚至死后立碑,都流传着各种说法,甚至可以说她的一生都笼罩在神话和传说之中。

其三、封建史家对于她的描述很可能是不公平的。比如《资治通鉴》里面就充斥着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流传甚广的武则天怕猫的故事,说她残酷迫害王皇后和萧淑妃,萧淑妃临死之前大声诅咒来世必化为猫,武则天为鼠,生生扼其喉。据说武则天被这样狠毒的诅咒吓怕,自此宫中永不养猫。然而同样是《通鉴》,又记载了长寿元年武则天如何调教猫和鹦鹉和平相处,并在大臣面前显摆,结果猫当场把鹦鹉给吃了,让她十分尴尬。(“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大量妖魔化的记载,形形色色的传说,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她?

其四、建国之后,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仍然是变化无常的。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武则天成为儒法斗争推动历史发展中进步的法家的代表,其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郭沫若连续发表文章,全面肯定武则天,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井引用武则天自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郭沫若还提出了无字碑是武则天自己所立的说法,据说是武则天的遗愿,表明是非功过任由后人评述。可是从现存的记载来看,从未提到过武则天的遗愿包括立无字碑这项。文革过去,随着“红都女皇”的倒台,关于武则天的口水战又再度升温。再加上当今女权运动的影响,她的身分除了女皇,僭主,法家代表之外,又多了一重妇女解放的色彩。

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千余年来,武则天的形象便象这无字碑一般任由人们涂抹评说,似乎再没有哪一个帝王惹了如此多的是非。隔着厚厚的油彩,要分辨她的本来面目,基本上已经是件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仍想试一试,尽量从现存的各种真假难分的记载和传说之中,追寻这个非凡的女子……

第二章、宫怨

按照大唐的后宫制度,有贵、淑、德、贤四妃为正一品,昭仪为首的昭容、充容等九嫔为正二品,名额均有限定,一旦满员再受宠也只能排队等待升迁。武媚受封为才人正五品,位在四妃、九嫔、九婕妤、九美人之下,属中等偏下。跟一般人想象中帝王的嫔妾就是每天扮靓等待皇帝临幸不同,这些嫔妾都是有一定职务在身的,在制度上称为“内官”。才人的职责为“掌叙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主要就是负责安排帝王宴饮、音乐和休息,以及宫中女子蚕丝纺织等,因此常有机会得见天颜。且唐代承北朝雄健之风,君王外出游玩,往往有才人骑射随行伴驾。杜甫在《哀江头》中描写昔日玄宗游玩曲江时便道:“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充分展现出宫内才人伴驾骑射的高超箭术和勃勃英姿。诗人卢纶也有“台殿云凉风日微,君王初赐六宫衣。楼船罢泛归犹早,行道才人斗射飞。”之句,可见才人不仅需要有音乐细胞和组织能力,也需具备一定的骑射功夫呢。——题外话一句,女子尚且如此,也难怪文武兼修出将入相在唐代蔚为风气了。总括而言,武媚在贞观宫廷大约就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混个脸熟没问题,但要在一大群莺莺燕燕中脱颖而出引起皇帝的注意并不容易,武媚在太宗生前一直不得志,但也有不少伴驾露面的机会,否则也不能结识太子李治,但也因此普天下皆知新皇后曾侍奉过先帝,搞到高宗立后诏书不得不大费周章,乃至公开撒谎,那是后话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绝望的角色。作为才人,要有文才,懂音乐,会骑马射箭,伴君王笙歌宴乐,她还有天赋的惊人的美貌,必然也就有同等程度的野心和渴望。既然要负责帝王安寝,难以想象她从来没有得到过临幸,或者这就是赐号“武媚”的由来,但对于太宗来说,大约也就是随手掐下一朵花又随手扔掉,不曾有丝毫的怜惜和留恋,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唐代原本是个个性张扬的年代,一介布衣可以大大咧咧地直接上书皇帝要官做,自称五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君王如若错过他日必定后悔吐血。长期在等待压抑状态下的武媚想做点什么事来吸引太宗皇帝注意,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著名的狮子骢事件。

这个故事是由年老的女皇自己讲出来的。当时已是大周朝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宰相吉顼与河内王武懿宗在女皇面前争执,声色俱厉。武懿宗,就是那个率数十万大军却在契丹人面前望风而逃,反而残杀河北老百姓冒功领赏,甚至奏请武皇将河北百姓从贼者尽数族灭的家伙。吉顼对武懿宗十分不客气,让女皇大为不悦,觉得自己在场诸武尚且被大臣如此轻辱,分明是不尊重自己的权威,某日借吉顼奏事发怒:“太宗有马名狮子骢,无人能制。朕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楇,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楇楇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 吉顼惶惧流汗,拜伏求生,最后被贬外放。

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故事,明代李贽便认为这是女皇的权谋,“恐借此吓人尔!”李大才子的结论也未免过于武断,一点技术含量的分析都米有>_< 武则天当时已经是天下至尊,要威胁人也用不着编故事,更犯不着把她曾侍奉先帝的尴尬经历拉出来,且这番说辞和她一向的对人处事也是一致的。前番也曾提及唐代才人本有伴驾骑射的机会,如果以宋明时代女子的孱弱无依来想象大唐,便免不了有错判了。

对于这件事的解读,人们的看法也并不统一。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认为,这表示在贞观朝,武曌在人格上已经显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在性情上,有暴烈、攻击及敌视不顺从她的人与物的倾向;在能力上,对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有极大的自信和果断;在动机上,喜欢表现自我,有很强的自尊心;在价值观上,不重视事物是否珍贵,以能满足自我为最大的价值所在(参见雷家骥先生所著《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一书)。其强势性格必然和“性本刚烈”的太宗发生抵触,性格不合是导致武则天在贞观朝不得宠的原因。这是现在比较普遍的观点了。但也有人认为,“太宗壮朕之志”表明太宗对驯狮子骢事件是持欣赏态度的,唐代对于女子的审美和价值取向都跟现在不太一样,写《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的徐惠也不见得温柔可人到哪里去。武则天之所以不得宠,不是因为性格因素,而是当时太嫩了,“脸蛋100分,脑袋59分。和脑袋100分,脸蛋90分的徐惠比自然落了下风。此后十几年历练才成就了她的‘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至于我么,我一向是骑墙派,呵呵,这次也不例外。 雷家骥先生的书也曾看过,主要论点是武则天童年和少女时期常遭人忽视虐待,由此滋养了暴力倾向和攻击性人格,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要求别人的完全屈从和臣服。雷先生并以此论及武后日后的杀子杀媳,认为这是家庭暴力的表现,要求儿子的绝对顺从,因而反抗欲较强的弘和贤被杀,反抗欲较弱的显和旦能够保留性命。这说法蛮有趣的。

我并不反对用精神分析法解析历史人物,比如说李治有恋母情结就很让我信服,具体到武则天的个案,我认同雷先生所说的武则天有很强的支配欲和控制欲,对待事物以满足自我为最大价值所在,要不怎么做了女皇仍然事无巨细连太学生请假都要管。我一向认为不甘居人下的性格正是她越走越远的原因,才会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实权在手的皇太后,而一定要登基为帝的完全掌控,而挡我者死则是实现其目标的具体手段。但我并不认为她的童年或者少女时代有多悲惨,杨氏并不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人,何况又是嫡母身份。如果说短短两年间武氏兄弟对她们母女的不尊重就可以导致武则天的暴力攻击性人格,卫青岂不是早就成了杀人狂魔了?此外,对她这番话的解读也不能不考虑到本有故作惊人之语以赚取眼球的意图,如同现在BBS上的文章要增加点击率总得取个耸动的标题一样。如果一定要用外因来解释,我倒认为她从一个让人伺候的官宦小姐变成伺候别人的嫔妾,落差太大,可能会让她心理不平衡吧。

“太宗壮朕之志”,这番说话果然引起了太宗的注意,然而以铁血手段登位的太宗,一直试图以逆取顺守来消弭内心的隐痛,而贞观后期的诸子之争,无疑使过去那段噩梦般的经历再度重现,在这一心态的驱使下,就连李治的软弱都成了优点,“晋王仁厚,必能保全兄弟”,从而立他为太子,又会怎样看待武则天这样莽撞而大胆的宣言呢?不错,徐惠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用词也很犀利,然而背后仍然是仁君爱民这样的儒家传统道德,和武则天“得不到的便毁掉,一切事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价值”的实用主义观念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太宗真心地欣赏前者,而对于后者,他只是惊讶地赞叹了她的勇气和胆量,便没了下文。毕竟,对于一个曾经亲身上过战场、从尸山血海中一路走过来的帝王来说,勇气和胆量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

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当时武媚身上仍有很不成熟的一面,至少,她应该想到爱马成痴的太宗不会受落如此强横的驯马方法^_^ 这个轻率而莽撞的形象,和《新唐书》中描写的“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仍有很大差距。多年以后,她才明白:男人无论是出色还是平庸,都不会喜欢太过强势的女子。你可以意志坚定,却不能太过咄咄逼人。可以出建议献计谋,却永远要让他觉得做最终决定的是他。你可以展现你的才华和头脑,让他感到和你谈话很有趣,却永远不要忘记在适当的时候装装傻,表示自己的角色一直都是解语花和贤内助。她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带来的羞辱和痛楚,一遍又一遍地检讨得失磨砺着自己,在这段痛苦和难捱的日子中,她的智慧和经验也在相应增长。仁慈的上苍再给了她第二次机会,她再次见到了作为新皇帝的李治,她容貌已过盛年,而智慧却正值巅峰。那时,她已无敌于天下。

不过,关于武媚的失宠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唐三代后,女主武王当有天下”的传说。严格说来,应该是三个传说才对。头一个是李淳风星谏,太宗因此疏远武媚,疑杀李君羡,第二个是民间流行武媚娘曲,第三个则是推背图的来历了。这三个故事发生时间本不相同,后世却都搅合在一起,再与武则天是否曾被打入冷宫降为侍女,以及她出家的原因联系起来,也就越发的扑朔迷离了。

一条一条地梳理,关于武则天出家的原因,史籍明载为“循例出家”,并非武则天担心太宗猜忌自请出家。根据大唐制度,先朝嫔妾不得久留于嗣皇帝宫中,高祖李渊死后无子嫔妃便是照此办理,现今出土的文物碑记等也证实了这一点,应无疑问。

而武则天是否曾由宫妃降为侍女呢?就我看到的现存的各种史料,无论正史,还是唐代笔记、乃至唐传奇等野史,都从未提及此事。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也没有提到这个他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那么武则天“以先帝才人而归高宗”是如何变成“以先帝宫人而归高宗”的呢?答案就出在高宗李治的立后诏书上。

众所周知,李治与武则天的结合为子纳父妾,与礼不合,虽然唐宫这类事情很多,但要公开立后如何昭告天下还是颇费思量。当时的李治,无论是声望还是权威都比不上后来纳儿媳时的李隆基,胆子也要小得多,总觉得好像应该圆圆场怎么解释一下^_^最后的诏书是这样的: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後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文*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诏书先表明他们是在太宗生前即已两情相悦,接着说明太宗是知情的,并且表示了理解和祝福,当时就把武则天赐给他了。自然,没有做父亲的把嫔妾送给儿子的道理,但又不便否认武则天常侍左右的事实,于是将武则天的身份由宫妃换为宫女,比附为当年汉宣帝为太子选宫人王政君侍寝一事。诏书写得十分直接,但又有点多此一举,特别是最后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很有点欲盖弥彰的味道,还不如根本不提为好。而同期的废后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也属指鹿为马,毫无根据(男人一旦变心来真可怕),当时便惹了无数议论,只是皇帝决心已下,说归你说,做归我做,来个充耳不闻罢了。武则天从侍女到女皇的传奇,实际上是指她二次入宫后由王皇后的侍女开始做起的历程。而后世把这些都作为“女主武王”传说的一部分,不断地加工完善,也就越变越离奇了。

至于推背图,倒真是由这个传说演化而来的,可称之为改良衍生版。在这个故事中,没有李淳风夜观星象/发现秘记的细节,而是由李淳风独立推算出来女主代唐的劫难,且由此预见到此后世界历史的发展态势,他推算地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袁天罡担心他泄露天机太多而遭天谴,推了他一下后背,才猛然醒觉,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当下二人将此推衍成果写成科研报告上呈给唐皇,太宗不解,问询,淳风答对,于是唐李问对之玄幻版热辣出炉。这份报告和答对,便是流传至今号称中国版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推背图了。

唐代严禁图谶之说及相关书籍,推背图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乱世之际。《唐书*艺文志》中载有李淳风多部作品,但并无推背图,反而《宋书*艺文志》中有首见推背图,然作者佚名。值得注意的是宋书同篇文里同样列有李淳风的各类著述,独缺推背图。可见所谓李淳风所著,无非后人伪作托名而已。加之历代不断有人民群众加工再创作,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总结。时隔千年,当初宋人看到的宋之后卦象“无一应验”的推背图原始版本早已湮灭无痕,如今我们看到的是连清人的黄袍马褂都画得分毫不差的乾隆版,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推背图是颇值得研究的话题,但已与历史无关了。

顺便八一下,大约也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袁天罡和李淳风成了同事,后来更演变成好友甚至师兄弟,然而历史上的袁天罡只是一位民间术士,从未任过官职,唐人对他的传说也集中在相面上。而李淳风却高居太史令,为主历法类官职的顶点,曾奉旨编写过《晋书》,主持撰写《麟德历》,时称精密,一直使用到开元时僧一行撰《大衍历》,和袁天罡相比,地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李淳风著述颇丰,尤精于天文和数学,在他的主持下对中国古代算术著作进行了统一的批注和整理,如《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等,从此之后算术成为官学,而李淳风整理的这些数学著作,也就成为科举考试中明算科的考试指定书籍,是为十部算经了。

而民间流行武媚娘歌的说法,则首见于唐人笔记《朝野佥载》中:“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大帝崩,则天临朝,改号大周。”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永徽后,也就是说即使此事属实,也是在高宗当政之后的事,而非贞观之时。[1]《新唐书*后妃传》中有如下记载,

太史迦叶志忠表上《桑条歌》十二篇,言后当受命,曰:“昔高祖时,天下歌《桃李》;太宗时,歌《秦王破阵》;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条韦》,盖后妃之德专蚕桑,共宗庙事也。”乃赐志忠第一区,彩七百段。太常少卿郑愔因之被乐府。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离释《桑条》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谏议大夫。

这里描述中宗当政时韦后专权,有臣下希旨上表拍马屁,将民间采桑的民歌《桑条歌》十二篇重新谱词进献,并颁行天下。其中也提到《武媚娘歌》的流行是在天后时。如同我们知道的,《秦王破阵乐》并不是“太白现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武媚娘歌》也并非“女主武王”的秘记,而是一首隋代即有的情歌小曲,至于是真的流行过还是后人附会,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显然这和疑杀五娘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故事。

至于李君羡之死倒是有载入唐书的,以旧唐书为例,就有两处提到。一处是《李淳风传》: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一处是《李君羡传》: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主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封为武连郡公)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勾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

其他的版本里还有太宗将武姓宫人集中起来,命淳风指认的情节,但即使仅就旧唐书中的这两例,也颇有抵触之处。前者谣言是来自内府秘记,后者则为李淳风占星所得。在前一个故事中,太宗只听了李淳风一套"天命难违"的话,就再也不追究了。于是我们便从这故事中看到了李淳风术数的高明和李世民的知天命而行仁政。但若果真如此,李君羡又怎会被杀?难道那时太宗就不怕违背天意了吗?而以太宗的审慎,如果真的想消灭潜在的威胁,又怎会只除掉一个李君羡就能放心?回想在玄武门事变中,他可是连建成元吉的孩子都一并除去了的。对此,清代的学者赵翼一针见血地说:“唐太宗何果于除宫外之功臣,而昧于除宫内之侍妾也?此不过作传者欲神其术而附会之!”更有人如此诘难:如是真有此事,长孙无忌在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时候,为什么不把这个预言提出来作为阻止策立武氏的最有力的论证呢?同理,如果这个谣言真的给武则天带来那么多麻烦的话,她再次入宫之后就应该想法子堵住李淳风的嘴,免得他再说些什么于己不利的预言,但李淳风在高宗朝却是官运亨通,主持颁行《麟德历》就是在这个时候,唯一的解释就是当时根本不存在这个预言。

再:唐书中李君羡传是和刘兰、张亮等合为一卷,都是属于私通狂人信妖言意图谋反而诛,可见当时对此管束甚严,并非孤例。而“天授中,家属诣阙诉冤,武后亦欲自诧,诏复其官爵,以礼改葬。”这句话,尤其可圈可点,真是遗憾刘兰的家属没有想到这样美妙的故事,既可以帮助死者恢复名誉,又可以侧面宣扬武则天的君权神授、王者不死了。按《旧唐书》所记载的李淳风故事,本事见于《感定录》,今存《太平广记》卷二一五,《旧唐书》原封不动地把小说家言搬进《李淳风传》,如同把民间传说中武则天怕猫的故事采集入史,未免失之于滥。封建史家难以接受武则天的称帝和嗜杀,只能无可奈何地将其归于“天命”了,而人们愿意相信这些故事,大约也是出于传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心态吧!

不过,贞观时期武则天在宫中的经历虽然没有传说中这么曲折动人如八点档连续剧,也绝对说不上美妙。从14岁到26岁,眼看着如花的青春就这么慢慢逝去,那种绝望而黯淡的心情,实不足为外人道。事实上,如果不是她幸运地遇见了一个人,她的一生,很可能如历史上那些不曾留下名字的众多后宫佳丽一样,默默地终老于宫中或者尼寺。这个人就是新近被立为太子的皇九子李治,和武媚生死荣枯紧密相连纠缠一生的人。

注:[1] 《武媚娘歌》在隋代即有出现。《旧唐书李纲传》:

隋开皇末,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白勇曰:“令则身任宫卿,乃于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居其侧,至今致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辞气凛然,左右皆为之失色。

第三章 缁衣女尼

高宗李治,是唐代一个颇为神秘的帝王。千百年来,他的身影隐没在他伟大的父亲和伟大的妻子之间,面目已经变得甚为模糊。

唐高宗是个昏庸无能、优柔寡断而又惧内的君王,他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传统史家如是说。

唐高宗是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最大,社会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医药法制方面成就斐然,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唐本草》,而唐律至今仍是中华法系的最高代表。封建史家对他评价不佳,是因为他信任妻子超过大臣,并且差点做出传位给妻子这种惊世骇俗之举。——新派历史学家如是说。

的确,细查史书便可以感知,直到永淳二年,武则天还一直只是一个能把握命运的人,而不是命运本身。掌握军队的各高级将领几乎全是由高宗一手提拔起来忠于李唐的人:裴行俭、王方翼、刘仁轨……其中很多甚至是武则天的政敌,在此情况下很难说武则天能够有效而全面地左右整个政局。然而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高宗拥有这样的力量而竟然从不曾动用。也许,在他的眼中,她一直都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政敌,除此之外难以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然而,即使是新派历史学家也难以找到强有力的证据,证明高宗英武果断而不惧内。 “仁弱”,这个性格软弱的同义词,是被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用来形容李治的同一个词。因为他的仁弱,太宗为此忧心忡忡。因为他的仁弱,长孙无忌认为易于控制而坚持立他为太子。因为他的仁弱,臣下为大唐的江山会否易姓而担忧不已。至于惧内,那更是一件非理性的事情。一个人完全可以既聪明能干又惧内,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且隋唐上承北朝遗风,高官显宦惧内之事代代不绝,如隋文帝杨坚那般阴狠刻薄、对大臣轻则杖打重则灭族的帝王,也对老婆大人独孤皇后怕得厉害,搞了个“二圣”出来,李治惧内,那又有什么奇怪!

可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李治的性格。

李治的性格,极其矛盾难解。一方面,他为人仁厚,向有长者之称,在唐代帝王之中,他赏赐给臣下的东西是最多的。但另一方面,杀掉于自己有大恩的亲舅舅,赐死毫无过错的发妻,囚禁迫害亲生子女,命令样样都是他亲手签署的,手段又是何等冷酷!在这一刻,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在你面前流泪,表现出对你的深刻依恋和浓浓的恋旧之情,但下一刻就给你送来赐你自尽的诏书,这样的“真情流露”,又是何等的廉价!治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无常形,犹疑不定,反复无常。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性格,我们今天看到的则天女皇,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始至终手握着最高权力的他,就像一个掌控着核按钮的幼儿,尽管他无心发动也一直表现柔顺,却也无法不让人神经紧张。不错,武媚对他有绝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然而这种影响来自于情感或是惯性,而非来自于制度。这需要武媚有更超卓的智慧和手腕,但头脑清醒如武媚,必会看到这种不稳定的控制所潜伏的危机。如果李治完全的蠢笨易糊弄比如中宗,那么武媚也不必为了断绝一切可能性而采用极端手段了。韦后专权又杀了多少人?并不是因为她比武媚更善良的缘故。可是如果他更英武果断一点,武媚也就根本没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媚也可以说是他一手培养锻炼出来的。李治,的确是武媚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

李治初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是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时年九岁的他哭得十分伤心,引起太宗的怜爱,从此对他分外关注。他稍稍长大,温柔的晋阳公主总会拉着他的手一直送他出门。那时候的李治,感觉就像个温柔多情的白雪少年,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他身体一直很柔弱,人据说挺聪明,“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所谓“岐嶷”,是指聪明到特异,从他的学习能力和领悟能力来看,大致可以相信他的聪明,至于有没有到特异的程度就难说了。文章和书法都还不错,不喜欢儒学(这点一直让封建史家很不满意),而喜欢柔媚而艳丽的诗文词赋。李唐皇族颇有音乐天赋,李治也不例外,自己制作《上元舞》,新谱了多章《琴歌》《白雪》等,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标准的乖宝宝。然而,越是小白兔乖乖,内心深处往往越深埋着叛逆的种子,——他爱上了父亲的女人。

探究李治的心态,个人以为颇有恋母情结之嫌,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反父的俄狄浦斯情结。据说过早失去母爱而又对此有深刻印象的男孩,可能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位母亲式的可以照顾他、安慰他的女子,即“恋母”。而所谓“反父”,当然不是如俄狄浦斯那样极端到杀掉父亲,而是一种复杂的对父亲既尊崇又反叛的态度,长期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而渴望去超越和突破。这表现在李治对于“父亲的女人”异乎寻常的兴趣上。除了武媚,李治还有一位徐婕妤,是太宗贤妃徐惠的亲妹妹,太宗去世后,徐惠哀慕成疾拒绝医治,其妹入宫来照顾她,徐惠死后,其妹便成为高宗的婕妤。据说,这位徐婕妤也是一位才女,人称“女中班、马”。我心里阴暗地揣测这大概也是高宗某种隐秘情怀的流露,笑。其余如登基后罢演歌颂太宗功业的《秦王破阵乐》达数十年,以及对亲征高丽的非理性热情,似都与此不无关联,颇让人怀疑是否高宗力图走出父亲阴影的外在表现。[1]乱伦的刺激,禁忌的突破,对父权的挑战,几种奇异的感觉混杂在一起,自有一种邪魅的吸引,何况武媚本身也是位才貌双全而善解人意的女子。

如果没有那张“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不曾偷”的诏书,普天下没有人知道,原来太子李治和才人武媚早在太宗皇帝身前就已经发生感情。“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常得在太宗身边侍从应是确有其事,说妃嫔来往他连看也不看就可以当笑话听了。不过从这些话推测,一般认为贞观二十年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与武媚同在太宗身边侍疾,两人由此开始接触的。那一年,李治19岁,武媚23岁。

当时李治已有太子妃王氏,出身极为显赫,为著名的五大姓中的太原王氏。王氏自己也是一位出名的美人,同安长公主以其美貌推荐给太宗,太宗对这个儿媳颇为满意,曾称她和李治是一对“佳儿佳妇”。但王氏似乎并不得宠,一直未曾生育。(对于父亲意志的潜意识背离,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体现?笑。)得宠的是另一位萧良娣,即后来的萧淑妃。萧氏出身齐梁皇族后裔兰陵萧氏,也是士族高门。贞观末年正是萧良娣宠幸最盛之时,一子二女都在这一时期诞生。然而,这仍然不能代替李治和武媚偷情的刺激。在曾经精明一世而今却孱弱无力的父皇身边,与他的嫔妾玩这种危险的游戏,自有一种隐秘的快感吧。用“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有时偷得着有时偷不着”来形容李治的心态,是最恰当不过了。

至于武媚,大多认为她扮演的是诱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投入,只是因为在老子那里寻不到出路,才转到到儿子身上寻找机会。考虑到武媚是相当理性的女子,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个人以为其中未必没有感情的成分。对于一个自负才貌却长期遭受冷落的宫妃而言,突然遭遇尊贵的皇太子的垂青,想必会大起知己之感的吧!何况从晋阳公主对李治的依恋来看,他应该不是个讨女人厌的男人。“我爱你的人,也爱(更爱?)你的权。”这种情况也是很普遍的呢。爱情本来便不是一种很纯粹的情感,和占有欲、性欲等密不可分,就算再加一点杂质,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段叫人难以启齿却又心跳不已的恋情,就在华丽而森严的长安宫廷里悄然生根、发芽。至于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就见仁见智了。有人认为他们还是处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阶段,因为李治胆子很小;也有人认为他们早已突破了那个尺度,因为武媚胆子很大,笑。我个人是倾向于他们之间的确有点什么的,抛开李治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不谈,他在这件事上胆子从来就没小过。何况诏书上那句“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实在是很惹人遐思^_^ 这样一直持续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去世,武媚面临着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依据大唐制度,她得被送出宫削发为尼。

按照旧史的说法,李治对情人没有丝毫爱怜和实质性的帮助,任其像垃圾一样被送到感业寺做比丘尼,直到后来太宗忌日行香,泪眼婆娑的武媚终于再次打动了他的心,于是重拾旧日欢好,但仍然无意带她入宫。幸亏当时的王皇后嫉愤萧淑妃有宠,听到高宗和武氏在感业寺互泣之事后认为有机可乘,暗中令武氏将头发留起来,并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以夺萧淑妃之宠,武氏这才再度入宫。可是遍查唐史,我们发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不到感业寺的其他记载和具体位置,李唐皇室也似乎再没有去那里祭拜过先祖。如我们所知,李唐因尊老子为先祖,高祖李渊一度接受傅弈的建议欲废佛寺,后因玄武门事变而终止。李世民虽未如此极端,但也大力整肃佛门,淘汰僧尼,因此初唐的佛寺是有数的,而在当时京都长安,有案可查的尼寺也就27所而已。——但其中却并无感业寺。按理说感业寺既然是尽度太宗嫔妃为尼,规模必定不小,这么神秘难寻着实有点奇怪,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后来改了名字。那么为何会改名?感业寺究竟在哪里?武媚是否真的出过家?问号一个接着一个。

好做翻案文章的台湾学者李树桐先生即认为,武氏必不曾入寺削发为尼,而是移居宫外别纳,被高宗金屋藏娇,蓄发如旧,等到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将太宗葬于昭凌,丧事告一段落以后,高宗和武氏认为外人的耳目已可避过,最晚在这年的年底,高宗便令武氏重入后宫,立为昭仪。武氏入寺削发为尼的故事,不过是许敬宗为讨好高宗和武后而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已。他提出了几点理由,一是感业寺地址不明,武则天登基时未见感业寺尼众支持造势,也从未有过对寺内僧尼恩怨赏罚的记载,可见武则天事实上与感业寺无关。二是太宗时宫中流行高髻,由削发长到梳高髻需要一两年时间,“阴令长发”实难置信。三是据载高宗时放出宫人均为年老色衰者,武则天当时只有26岁,当不在放出之列,且高宗为太子时既已“见而悦之”,自不舍得让她削发为尼了。

李树桐向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一观点也流传甚广,剑桥隋唐史都记了一笔,但他显然把高宗放宫人和出先帝嫔妃给弄混了,很多人因此和他有过商榷,但他提出的感业寺和蓄发问题仍是引起了人们的思索。除了对感业寺位置众说纷纭之外,对于武氏出宫的说法也有两种,一种持传统观点认为她确曾出家削发,一种则认为她只是入寺暂住,受李治关照而未削发,过着托名出家实际却是天子外室的生活。

感业寺的具体位置,唐代史料和笔记中均难寻踪影,宋代已无定论。较早的北宋宋敏求在《长安志》中有提到,指太宗去世后将崇德坊二寺道德尼寺和济度尼寺迁址,而将道德尼寺原址改为崇圣宫,作为太宗别庙。济度尼寺原址改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因此感业寺便为崇德坊灵宝寺,即未搬迁前的济度尼寺,与太宗别庙相邻,在长安城朱雀街西崇德坊西南一隅(见附图)。而南宋程大昌则以为武氏出家的尼寺当是搬迁到安业坊后改名为灵宝寺的济度尼寺,而非崇德坊原址,因寺在安业坊,故又称安业寺。程大昌的说法为清人徐松著《唐两京城坊考》沿用,胡三省也以此为通鉴做注。然考其缘由实为程大昌误解了宋敏求的那句“以其所为灵宝寺”所致。[2] 然而宋敏求之说亦未见所本,因此仍有学者提出质疑,又有德业寺说,和今感业寺小学之说。德业寺为皇家内道场,内有尼众数百人,为其后武昭仪埋葬其暴卒长女安定公主的尼寺。而感业寺小学旧址一说,则认为当在唐宫禁苑之内,据大明宫约有十公里左右,比传统的安业寺说法,都要近得多了。

个人认为近来的一些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大多以推断为主,缺乏文献实证。如武氏真有随太宗嫔妃出家,当在崇德坊灵宝寺,与太宗别庙崇圣宫相互呼应,于情于理都比较可信,而安业寺说指特意搬迁远离太宗别庙,似乎于理不合。武氏再度入宫之后,十分忌讳曾为太宗嫔御之事,立后诏书里也自称先帝宫人,丝毫不提曾经入寺为尼,因此不愿再与感业寺有任何联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武氏出家是否有受到李治的特别关照呢?我们首先看看帝王能否干涉出先帝嫔妃一事,答案是肯定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便载有一例:高祖李渊去世后,他的嫔妃薛婕妤为著名才子薛道衡之女,家学渊源才学出众,太宗皇帝便将她留在宫中教导年幼的皇子,李治曾从其学。然而李治留下武氏的原因没有那么冠冕堂皇,如要避人耳目的话,皇宫内院反而不如宫外合适。毕竟,他以仁孝出名,刚登位便收容父妾难免遭人物议,送出宫反而是个不错的选择。李治为人不能算胆小,但他性格中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优柔寡断,做事拖泥带水。以他的性格要能干脆利落地和武氏一刀两断倒是奇怪了。且从地图上来看,崇德坊和皇宫相距甚远,要连过宫城、皇城,因此二人见面并不方便,也只能在一些特殊的日子如太宗忌日吧(这倒是和旧史所载相符合)。如果说不多的几次见面已经能让李治情难自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她入宫,那么当时正在热恋中的李治反能做到绝情断义,对情人的遭遇不理不睬就难以讲通了。一面让武氏随例入寺以全己令誉,一面暗中关照蓄发如旧,等风头过去再召入宫,这样不清不楚首鼠两端的折衷做法,倒是最符合李治的一向作风。不是没有真情,但也不乏自私的盘算和顾虑,这便是我理解的李武之情了。若干年后,他的孙子李隆基跟儿媳杨玉环遭遇激情,也采用了这个办法,让杨氏出家为道士再曲线入宫,也是有样学样,不让爷爷专美于前了^_^

武媚虽不甘心,但当时的她也只能任人摆布,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在感业寺住下,名为带发修行,实为大唐天子之别宅妇,身分既属尴尬,前途也暧昧不清,唯一能指望的,便是一个男子脆弱易断的爱情了。然而新君嗣位,要处理要学习的事情太多太多,李治自己也表现得颇为热心,太宗晚年三日一视朝,李治却是日日上朝,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每日引刺史十人入内,“问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可以想见新君初即位踌躇满志的意态,做事也算有板有眼,并非如旧史所言那般无能,对政事毫无兴趣,一心只想塞给别人处理。对于新角色的新鲜感和责任感,冲淡了与情人分离的相思,复召武氏入宫之事一拖再拖,反正他是皇帝,身边从来不会缺女人,这段时间里又纳了徐婕妤等美人,闲时到感业寺感受一下别样风情,日子过得倒是滋润得很。

但对于武媚来说,情况就不是那么回事了。红颜易老春易逝,她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按照古人的看法,已经算是大龄了。没有任何名分,没有任何保障,不尴不尬不僧不俗地住在尼寺里,而对方是拥有三千后宫佳丽的皇帝,传入她耳中的是他昨日纳了谁,今日又纳了谁的消息,都是比她更年轻也许更美貌的女子。而她不能过问,更不敢有任何抱怨,如果他不来了怎么办?她将何以自处,别人又会怎样看她?那悠长而寂寞的下半生,她将怎样度过?“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此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这首哀婉缠绵的《如意娘》,多少可以反映她当时的心境。年华已经老去,前途仍不明朗,那渺茫无期的承诺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李治未去感业寺的日子里,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倚门而望的缁衣女子,一定有无数次,为这样莫测的未来而颤栗。

探究武媚当时的心情,说她不着急是绝不可能,然而患得患失之下毕竟不敢催逼太紧,怕引起对方反感,得不偿失,因此只能采取这样委婉曲折的方式反映自己的心事。《如意娘》是相思也是情挑,诗中那个为情爱颠倒迷失的女子形象(我想你想到患色盲,把红灯都看成绿灯^_^),是那么楚楚动人,我见犹怜。可见当时出现在李治面前的武媚,并不是强悍刚烈的强势女子,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腕伸郎膝前,何处不可怜”的温柔意态。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深情柔婉,而又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压力的女子,李治无疑是非常满意的,比之少女的青春和美色另具一种吸引。当时太宗去世已经很久,李治也完全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按估计舆论应该反映不会太大,他开始认真考虑把她引入宫中的事情了。第一步,当然要征得皇后的同意。[3]

武则天是如何再次入宫的,旧史上已有不同说法。有指王皇后阴令武则天长发径直引入宫中的(《唐会要》),有指王皇后建议高宗召入(《资治通鉴》),而两唐书的《武后本纪》则直指是高宗自行召入(“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根据大唐制度,皇后虽是六宫之主,大事仍需皇帝亲自下诏,后来武则天虽贵为皇后,处死已贬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仍需向李治促旨便是明证。刘晓庆版电视剧说王皇后向武则天寻衅,诬陷她偷东西欲杖毙皇帝宠妃,那纯属绝不可能的艺术虚构了。武则天身份特殊,王皇后绝不敢不奏明皇帝就径直引入宫中有亏皇帝圣德,第一种可能性应该不大。而皇后为皇帝选妃之事,倒是早已有之,长孙皇后就做过,然而彼时长孙后位稳固,此举不过为了显示自己的大度和贤德,和王皇后的情况仍然有所不同。对付了萧淑妃,来了武昭仪,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如是为了荐美邀宠,那么推荐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侍女或是亲身姐妹这样知根知底的人物,哪有满世界乱找枪手的?就算王皇后年轻识浅,她身边的智囊团也不会这么由着她胡来的。检验李治的后宫状况,萧淑妃以贞观末年最为得宠,永徽初年李治已是广泛撒网,萧淑妃对皇后的威胁,并不比先前更为严重。而以皇后的强硬背景,以及嫡妻无罪不可轻黜的法律保障,王皇后又何必突然在这个时候急着对付萧淑妃呢?史载,王皇后“性简重,不曲事上下”,就是她生性庄重,不善于讨好上面(指皇帝李治)和笼络下面(应指一众宫女宦官了),这样的性格,与其说她会把武则天藏起来阴令长发包装好了,然后硬塞给李治作birthday cake,给丈夫一个surprise讨取欢心,还不如说李治突然把住在尼寺的女朋友带到她面前,让她大大的surprise来得可信。

由上所述,个人觉得两唐书武后本纪的说法当更接近真实,武氏实为高宗自己召入,搞那么多花巧,无非为了掩饰李治自己积极主动子纳父妾的事实罢了。毕竟,《高宗实录》是李治亲自审定,武则天再度修改,李唐后人最终定稿的。对于李唐皇族来说,李治才是他们的父亲,武氏才是他们的母亲,又有谁会在意那个和李家没有丝毫关系的王庶人的毁誉呢?这就是弱者的悲哀,只有任人涂抹的份儿,没有丝毫辩白的机会。而当时面对着丈夫和丈夫的新欢(旧爱?)的王皇后,其实也是没有什么选择余地的。她是皇后,因此必须大度。既然已经无子,那么就不能再嫉妒。收留下这个新侍女的滋味,大概也就只有她自己知道,恐怕未必是幸灾乐祸地就等着看萧淑妃的笑话吧!然而就算心有戒备,她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恭谦有礼的侍女,日后将会改变她的整个人生。

而这对于武媚而言,同样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她终于结束了地下夫人的身份,正式成为李治后宫中的一员。再一次踏入长安宫廷的武媚,心里想必是百感交集的吧。十四年,整整十四年!走过千里万里,她终于又回到这里。十四年前,她还只有十四岁,还拥有大把的青春和少女的憧憬,“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语言犹在耳,只是现在听起来更像是讽刺而已。而今华年已逝,起点甚至更低,只是一个卑微的侍女。但这已是她花费了无数的辛苦,无数的心机,才能换来的呀!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曾让任何机会从她指尖溜走,因为,她已经输不起。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谓能奉己”,“始,下辞降体事后,后喜,数誉於帝”,“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想见武媚初入宫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她那低眉顺眼甘心服小的姿态,就连王皇后也深为满意,忍不住为她说好话,一众宫女和宦官自然更是众口一词地赞誉有加。这种姿态是否为了成就日后废后的大事,个人以为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至少在她初入宫时,这是为了能在宫中立住脚的必要举措。皇后毕竟是六宫之主,得罪了她有什么好处?而广结善缘,处处多栽花少栽刺,正可以看出她内心的凄惶,作为一个曾侍奉过先帝身份尴尬的普通侍女,她可不愿意再被人像垃圾一样踢到哪个寺庙哪个角落里去,这种“懂事”和“本分”下面的凄凉和无助,又岂是别人想象得到呢!不过,对于下人的笼络也为她打下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日后组建后宫情报网时事半功倍,不仅在争宠上,在和丈夫儿子争权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后话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了。在隋末唐初的那段风云岁月,武士彟便是依靠善观时通变迎奉攀附的长才而发迹的,他对李渊刻意巴结所营建起来的良好私人关系,是他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原因之一,有时候就连李渊都忍不住说他谄媚太过了。可是就算最拙劣的奉承话也比最高明的批评听着顺耳舒心,何况是历经沧桑练达世故又有相当文学才华的武媚。这方面,她无疑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但更巧妙更具有女性的细心和慰贴。和她相比,皇后不过是个不愔世事的贵族小姐罢了,很快就给武媚的几句好话摆布得服服帖帖,“后喜,数誉於帝”,这样被人卖了还要帮忙数钱的单纯和无权计,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后位,看在武媚眼中,自是有一番想法的。

那段时光,大概也是李治最幸福的时候。武媚对于王皇后尚且“下辞降体”,对于这个掌握着她命运的大唐天子更是加倍的小心翼翼,全心全意地迎合奉顺了。那时的武媚,没有了太宗在世时的顾忌和避嫌,不象在感业寺时的咫尺天涯,而是全身心都属于他,释放出所有的温柔和体贴。“屈身忍辱,奉顺上意”,“帝谓能奉己”,如果说贞观时期的偷情还带着青春期少男对于成熟女性的朦胧的好奇,感业寺的相会还带着挑战禁忌的渎神的刺激,那么这个时候的李治,则是整个人都被她打动和征服,她那以人生经验为底蕴的懂分寸知进退的世故和智慧,显然是王皇后萧淑妃这样一帆风顺的娇娇女所不具备的,更让敏感而依赖性强的李治找到了久违的温柔和依靠。而她在文学、音乐和书法等各方面所表现出的才华,也让李治为之倾倒,诗词唱和琴瑟和鸣成为他们愉快的闺中游戏。这样身兼成熟女性的妩媚和慈母般温存的女子,正是李治梦想中的极品。热恋变成迷恋,从贞观二十年到永徽三年,长达六年相思累计起来的情感,让皇帝对旧情人的眷爱很快到了非卿不欢的程度。如同柏杨先生所说:“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年轻男子,一旦落到一个经过长夜痛哭、企图心强烈、年龄又已成熟的美女之手,就像一只苍蝇落到蜘蛛网上,除了粉身碎骨外,很难逃生。”她的温柔很快将他淹至没顶,她那似乎能洞悉他心思的微笑,是他一生的劫。

幸运之神终于开始向她微笑,武媚迅速自众多佳丽中脱颖而出,占尽皇帝的宠爱,她怀孕了。大喜过望的李治自然不肯让她再委委屈屈地做侍女,立即将她提升为昭仪,贵为九嫔之首。这样的升迁速度,已经不能用坐直升飞机来形容,简直是坐火箭了。已然失宠的萧淑妃固然是嫉妒得眼睛发绿,就连一向将她视为自己人的王皇后也不由得心惊。只是怀孕已经这个样子,要生下的是男孩那还了得?无子始终是皇后的致命伤,于是听从舅舅中书令柳奭之言,收养后宫宫人刘氏之子陈王忠,外朝联络长孙无忌请立忠为皇太子。这年李治不过25岁,照说没必要这么早立太子,可是为了给长孙无忌面子,更是为了报答皇后收留武媚的缘故,皇帝仍然照准了,并以德高望重的老臣于志宁为太子少师。事实上陈王忠于永徽三年七月被立为皇太子,当年年底武昭仪便诞下一子,起名为弘,证明皇后的担心绝非无因。

从南北朝起,激烈的社会动荡让世人有种浮生如梦的感觉,一直流传着类似末世论的“终世之说”,余风流于初唐。民间因有佛教的弥勒崇拜,传说未来佛弥勒将会化身为人普度众生。后来武则天称帝就利用了这一传说,自称是弥勒化身金轮普照,自己上尊号大周金轮圣神皇帝。而道教则有“老君当治”“李弘当出”的谶语,指太上老君将转世为人主化名李弘,假李弘之名起事造反的也曾发生过多起。因此不少学者相信,李治和武则天的长子取名为李弘自有深意,暗含着对这个孩子的无限期望。[4]然而,王皇后已经先下手为强地立了忠为皇太子,再多的期望也只能蕴藏在心间,打好基础再说。事实上初入宫整整三年,武昭仪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忙着讨好丈夫,为他不停的生儿育女而已。继李弘之后,武昭仪又接连生下长女安定公主和次子贤。

龙蛇之蛰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经过三年时间的经营,此时的武媚,已经不再是那个担心随时会被人踢出局的小侍女了。她不仅成功地立住了脚跟,且成为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天子宠妃,所获得的宠爱和信任,后宫之中已再无有一人可以与她比肩。身份的不同必然带来心境的转变,明慧如她,野心如她,又岂甘心终老于妾室之位?在武昭仪平静而温柔的微笑里,一场即将震动整个后宫乃至朝廷的风暴,正在不动声色地酝酿中……

注:[1] 高宗罢《破阵乐》事见《新唐书*礼乐》:

初,朝会常奏《破阵舞》,高宗即位,不忍观之,乃不设。后幸九成宫,置酒,韦万石曰:“《破阵乐》舞,所以宣扬祖宗盛烈,以示后世,自陛下即位,寝而不作者久矣。礼,天子亲总干戚,以舞先祖之乐。今《破阵乐》久废,群下无所称述,非所以发孝思也。”帝复令奏之,舞毕,叹曰:“不见此乐垂三十年,追思王业勤劳若此,朕安可忘武功邪!”群臣皆称万岁。

[2] 宋敏求《长安志》 :“(崇圣寺)有东西二门。西门,本济度尼寺,隋秦孝王俊舍宅所立。东门本道德尼寺,隋时立,至贞观二十三年徙济度寺于安业坊之修善寺,以其所为灵宝寺。尽度太宗嫔御为尼以处之。徙道德寺额于嘉祥坊之太原寺,以其所为崇圣宫,以为太宗别庙,仪凤二年并为崇圣僧寺。”

[3]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武则天何时入宫,有说李治服孝期满(27个月)接她入宫,也有怀孕入宫说,及李弘诞于感业寺之说。个人认为第三种绝不可能,因感业寺离皇宫太远,不便照应。第二种倒是有可能,但还是偏向第一种。但这些说法都属推测,没有文献引证,还是模糊处理吧。

[4] 见唐长孺《史籍与道经中所见的李弘》及王永平《论武周朝政治与道教的继续发展》

第四章 血影*泪痕

不知不觉光阴如风,三年时间,大唐后宫已然风云变幻。曾是天子宠妃的萧淑妃随着武媚的二度入宫而完全失宠,对于一个嫔妃来说,这是最悲哀的一点,生死荣辱都不过系于天子的心念之间。在帝王掉头而去弃而不顾的时候,所有的风光和荣宠都随之远去,无论过往曾经多么恩爱又或为他生育了多少子女,也起不了一星半点的作用。不是没有试过反击。史籍上便记述了萧淑妃怎样和昔日情敌王皇后携手合作共同诽谤武昭仪,但高宗不听云云。妃嫔间争宠互相诋毁原是稀松平常,但历史永远是胜利者书写的,就像玄武门之变前兄弟互相攻击原本平常,但建成太子并非无能之辈一样,历史上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是否就是那么愚蠢和善妒,而武昭仪是否只是笑而不顾皇帝便自动出马裁决,那大可以打个问号。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萧淑妃怎样获罪遭贬的纪录,武昭仪是如何说服皇帝对这位昔日宠爱备至、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由冷落而厌弃,打入冷宫最后处死的,也就成了永远解不开的谜团。总之,萧淑妃已经给打倒了,现在武昭仪只需要对付王皇后一个人了。

这倒不是因为王皇后分薄了皇帝的宠爱,事实上这个可怜的皇后虽然一向形象良好,有“佳儿佳妇”之誉,却似乎从未得到过丈夫的青睐。但凭着家世和傲人的背景,她仍然正位中宫,母仪天下。而她的能力和地位,至少在武昭仪看来,是并不匹配的。母仪天下?她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如何母仪天下?在做王皇后的侍女期间,武媚曾经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位皇后,待人处事的能力跟自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道说仅仅凭着与生具来的血统,就可以成为大唐最尊贵的女人么?智慧、能力、对男人的细心体贴,这些需要后天学习靠自己努力掌握的东西,她样样都不如自己,她甚至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女人。除了天生的血统和美貌,她还有什么?何德何能,也配居皇后之位?难道说人的命运可以由出生就决定了吗?又不是种马。对于这样的想法,你可以认为是武媚野心勃勃太不安分,然而设身处地的以她的角度看问题,她的确有理由愤怒和不甘心。如果你十年寒窗苦读,吃尽无数苦头最后一门门全优地毕业,却发现由于血统这种自己完全无法控制的东西,就抹杀了你的全部努力和竞争机会,你也会感到如武媚一般的不服气。只是大多数人只会停留在口头上抱怨几句,于是他们的人生,也就在满腹牢骚中原地踏步,这种不甘只能让自己生活得更为痛苦,而武媚却不同,她会去行动,她会去挑战。

然而,李治虽然对她万般宠爱,却并没有废后的意思。在中古时代,人的一生的确很大程度上一出生就决定了(就算到了现在,也未必不是这样,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后天的努力只能帮助你在一定范围内升迁,却永远突破不了那一重极限。有人生来就是主人,有人生来就是奴才,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这一信念,如同太阳有太阳的位置,月亮有月亮的位置,臣子就该忠诚于君王,女人就该服从于丈夫。这些观念,构筑起了天地人世间的人伦秩序,也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而在权力顶端的君王,皇后是他唯一的嫡妻,立后不仅意味着两大家族两股势力的联合,也意味着政治利益的分配,其间牵涉的非爱情因素太多太多。何况,娶一个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做正妻,纳喜欢的女人做宠妾,原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惯常做法。

王皇后就是当时人们眼中上得了台面的女人。在唐朝,士族的力量仍然强大,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翻翻宰相世系表就可以看到,其中很多均是出生世家大族,那些家谱可以上推几百年的士族高第,便是连李唐皇室也不放在眼里的。经过隋末的大乱,以往煊赫无比的贵姓高门虽然大多未能免于贫贱,然而他们的门第对于新进的贵族们来说依旧有着十分巨大的吸引力,娶贵姓女是时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唐传奇中那些善有善报飞黄腾达的书生,最后都会以娶世家大族如范阳卢氏女为妻作为结束,仿佛不是这样就不足以表示他是真的发迹,被上流社会完全接纳认同。这种心态,我们可以从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颇以娶了弘农扬氏女为妻而洋洋自得中看出来。然而,唐朝也是科举制正式成型的时代。以士族高第为核心的精英政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却也为寒门庶族提供了进身之阶,对于特别优秀的人才,甚至还有意识地加以延揽和破格提用,从而给他们以参与感和归宿感。从马周白衣入仕的传奇,从太宗皇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豪语,我们可以看到那种大时代新旧兼容士庶合流的变迁。而李唐皇室南北混一胡汉兼容的风格,也让他们对于传统封建伦理不甚看重,对于妇女的束缚也没有后世那么严重。在施政方针上,唐代体现出对于前朝的继承和发扬,但也明确提出应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而调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对于各项调整和革新,完全没有后世那种“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诚惶诚恐,阻力也要小得多。新旧在更替,南北在交融,尊重传统的同时不乏创新,唐代特殊的时代氛围,是武媚的上位之路困难重重但最终仍能成功的大背景。这个宽容而博大的时代,有着沧海一般的魄力,既拥有无数的秩序维护者,以及他们的坚贞和保守,又容纳了无数的叛逆者,以及他们的破坏和革新。围绕着皇后之位展开的惊心动魄的争斗,实际上就是一场新与旧、对现有秩序的维护与突破之间的争斗。

在初唐仍为世所重的士族高第,以五姓七望为第一等,即“清河崔、范阳卢、赵郡李、荥阳郑、太原王”五姓, 也是太宗高宗专门下诏禁止彼此通婚以高门第的主要针对对象。王皇后即出身于太原王氏。[1] 其父母两家都与李唐皇室有姻缘关系,她与李治的婚姻,就是从祖母唐高祖之妹同安长公主牵的红线。据说太宗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临死前曾对褚遂良说过:“佳儿佳妇,悉托付汝!”她也因此有了一重护身符。舅舅柳奭当时在朝内任中书令,按照唐代三省尚书执行,中书决策,门下封驳的制度,作为中书省行政长官的中书令,已是宰相级别的高官了。柳奭跟太尉长孙无忌交情很好,权势颇盛。此外,宰相之中的老臣于志宁为皇太子忠的老师,韩瑗为长孙无忌姻亲。因此当时朝中的宰辅重臣几乎一面倒地支持王皇后,并不是因为王皇后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士族高第,美貌守礼”正是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对象。之后褚遂良反对废后的说辞便是:“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另一位宰相来济的谏词:“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必择礼教名家,幽娴淑令,富四海之望,称神祉之意。”这里不约而同提到皇后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出身于名门世家。

因此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虽然没有爱意,但也存在一丝敬意,这是对于传统势力和主流价值观的尊敬,也是感性对于理性的屈服。换句话说,高宗对于王皇后的尊敬,实际上是对一手安排这场婚姻的父皇的尊敬,对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的尊重,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荣光,是李治一面心不在焉地赞扬,内心深处却常常感觉窒息渴望摆脱的阴影。而他的屈服,也正是一个登基未久又缺乏自信的年轻君主,对挟顾命之威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屈服,也是君权对于相权的屈服。要扳倒王皇后,走上层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既然如此,武昭仪便把目光投到了下层。

和重门第的上层人物不同,下层的宫女和宦官对于王皇后和武昭仪的评价则刚好掉了个儿。倒不是王皇后专门对下人刻薄,但像她这样的人物,一出生就是人人艳羡的名门闺秀,出阁则是太子妃,然后又升为皇后,可谓一帆风顺到极点,从未有过底层生活的经历。在她的眼里,那些宫女宦官和她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甚至根本不是人。唐律有云:“奴婢贱人,律比畜产”,低贱如牛马,卑微如尘土,这便是奴仆在唐人眼中的位置。象王皇后这样做惯主子的人,虽然生性善良,也不禁认为自己被人服侍是天经地义的事,对身边人有种熟视无睹的漠然,不可能去主动关心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2]

武媚就不同了,她原本做的五品才人便是半宫妃半侍女的角色,之后更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侍女,再度进宫之初,她谨慎小心,对人人都赔笑脸,因此下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她也深深知道,这些人虽然没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却是重要的消息来源,因此对于王皇后身边的人必然倾心接纳,赏赐起来毫不吝啬,配以她谦虚诚恳的态度,的确非常打动人心。她本来便是天子宠妃,出于跟红顶白的心态也是人人巴结的对象,如此很快便组建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皇后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入她的耳中。而这一切,不谙人情世故的王皇后全然未曾察觉。这位高高在上的六宫之主,此刻已如生活在水晶鱼缸里一般,完全暴露在武昭仪的视野之中。那双美丽而冷酷的眼睛,正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的猎物,只待对方一个疏忽一个破绽便将发动雷霆一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多年以后,尝到了甜头的武媚在感觉大臣不让自己放心的时候,同样想到了借助下层的力量,于是大开告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然而治国毕竟不同于宫廷政争,后者只需要打倒对手即可,而她在严密监控大臣的同时又需要借助他们来治国,酷吏政治既为她整肃政敌巩固君权扫清了障碍,也造成人心疑惧无法达到君臣共治,从而导致了武周政权的最终败亡,不能全归因于她是女子所以知识分子不愿意帮她,这是后话了。

然而后宫情报网传来的消息一直不能让武昭仪满意。王皇后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个性,既让她显得缺乏吸引力,却也让她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即使从修改过多次之后的史书看来,她的最大罪过,也不过就是出于嫉妒而说了武昭仪几句坏话,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迫害举动。对于武昭仪等宠妃,以及她们所生的子女,也常来看望,维持着基本的礼仪和皇后应尽的义务。单一的人生,单一的性格,没有特殊的长处,却也没有致命的短处,正是那种典型的旧式女子,让长辈感觉柔顺放心,让丈夫感觉无话可说,也让情敌找不准要害。李治对她说不上喜欢,但也说不上厌憎,以他优柔寡断的性格,要让他为了抛弃这么一个鸡肋而跟所有当朝重臣闹翻,那一百年也未必等到机会。

如果是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形可能也就死心了,反正自己现在过得还不错,何苦费那么大劲折腾?可是武媚不同,她有她的考虑。皇后的位置,带来的不仅仅是尊荣和嫡妻的保障,她的儿子就会成为嫡长子,有资格被立为太子,日后继承大统,成为大唐帝国的主人,而不会像那些可怜的皇子沦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久前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军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和太宗爱子吴王恪的无辜惨死,不是不让人惊心的。何况,君王的宠爱又有多可靠呢?感业寺的经历是她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萧淑妃的前车之鉴也让她看到了李治的另外一面,一旦恩爱不再可以有多冷漠决绝。她今日可以这样对付萧淑妃,明日未必不会有新宠这样对付她,如果只满足于眼下的一时风光,萧淑妃的今天很可能就是她的明天。事实证明,李治专情但不专一,他最依恋的是武媚,但身边女人从来就没有断过,不管后来是二圣并尊还是天后临朝,这一点都不曾改变。而世人眼中面首多多的武媚,至少李治在世之时还很收敛,从未找过情人,当然这未必是出于爱情了。她和李治因缘际会已近十年之久,但回顾过往经历,并不能让武媚感觉放心。贞观后期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和才人武媚暗通款曲的时候(浪漫点说叫共坠爱河^_^), 也正是萧淑妃最受宠幸三年之中连生三胎的时候。登基之后,虽然不忘旧情一直都有去感业寺,但后宫美女也源源不断地进献。即使是她再度入宫之后,短时间内直升昭仪,风头似乎一时无两,李治也并没有停止东张西望的眼睛。这位新宠便是武昭仪自己的亲姐姐韩国夫人,皇帝对她的亲密关注,已经到了人们纷纷传说武昭仪的次子李贤其实是韩国夫人所生的地步。而武媚此时孤立无援,与王、萧的争斗还不知鹿死谁手,因此对皇帝同她姐姐的私情,不敢置啄。这也许正是史书所称‘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实际含义吧!风光无限下的危机,花团锦簇背后的悲凉,李治的恩宠既让她滋生了夺后的欲望,而他游移的情感又让她深深地感觉君王恩爱之脆弱易断。既然进取和保守都有风险,还不如放手一搏,杀出一片新天地,为自己争取正室的名分,为儿子争取嫡子的地位。强烈进取的进攻性人格,和内心无时或已的不安全感,终于让她下定了决心。目标既定,那便不惜一切代价去完成,没有机会,那就争取机会。神阻杀神,佛阻杀佛。蛰伏三年之后,她终于出手了!

永徽五年六月,王皇后舅舅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强大的外朝势力由此出现缺口。永徽六年六月,王皇后以厌胜事发,母亲柳氏被禁止入宫,柳奭被贬外放,此时的王皇后已经完全成了待宰羔羊。同年九月,直言进谏反对废后的顾命老臣褚遂良被贬出京。十月,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氏为后。这年年底,王、萧二人被处死,亲戚并流岭外。次年正月,武皇后之子李弘被立为太子。短短一两年间,一连串的举措疾如闪电惊雷,不仅整个后宫彻底改观,也震动了大唐朝廷。出手稳、准、狠,对手未及反应便已人头落地,大唐未来五十年的走向,也在这一连串宫廷政争中初现端倪。而这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千载以来仍众说纷纭的安定公主暴卒事件。

据说武昭仪的长女安定公主刚出生不久,便在王皇后探望之后离奇暴毙,武昭仪的盈盈泪水,让愤怒的高宗不假思索地认定王皇后便是杀婴的凶手,事情虽无由证明,王皇后却也无法自解,最后不了了之。但高宗对王皇后的印象从此一落千丈,不久柳奭便在皇帝凌厉的目光下窘迫难安地自请罢相了。然而在局外人的眼中,此事殊不合理,作为一国之母的王皇后有什么理由去杀一个宠妃的女儿呢?就算真的是妒火攻心,那对象也应该是皇子弘。因此,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真正凶手实际上正是小公主的亲身母亲武昭仪,因为没有这样嫁祸于人的举动,她很难向皇后的位置再迈进一步。但《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加之虎毒不食子,故近人颇有不相信者,认为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是正常死亡,只是被武昭仪所利用而已。不过,最为劲爆的说法还是近来才有的——这位小公主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司马光编出来的!论者认为,武氏长子弘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初,次子贤生于永徽五年年尾,而小公主是中间出生的,那么一年之中怎么生得出三个孩子来呢?

李弘的生年原本没有多少疑问,《唐大诏令》中的《孝敬皇帝哀册文》中起笔便已述明:“维上元二年(675年)夏四月己亥,皇太子宏薨於合璧宫之绮云殿,年二十四,五月戊申,诏追号谥为孝敬皇帝。八月庚寅,转迁葬於恭陵。”据此算来当生于永徽三年,新旧唐书均与之相符。通鉴则有显庆元年(656年)“立皇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生四年矣。”似可推为永徽四年,然通鉴这里只是笼统而言,比之官方讣文准确性自然不足。永徽三年七月李忠被立为皇太子,李弘生于这之后,这一点确定无疑,因而后人即使有所争议,也是集中在永徽三年末至永徽四年初之间。而近有学者宁志新独持异议,认为小公主纯属子虚乌有,他引用《全唐文》里高宗为李弘所做悼词有“年才一岁,立为代王”之句,认为这是高宗亲笔所写,必定最为可靠。这倒也罢了,李弘封为代王的时间,《旧唐书*孝敬皇帝传》和《唐会要》均作永徽四年,与李弘生于永徽三年说相符。而宁志新先生独取两唐书《高宗本纪》中的说法,为永徽六年正月,认为本纪来自于实录,比列传更为可靠。于是,李弘生于永徽五年论堂皇出场,唐代官方为李弘去世专门发布的正式讣告可以无视,而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也就变成了司马光头脑中的幻想产物了。

其实,本纪出错之事并不少见,史官日后整理记事,怎么也不可能有当时的官方诏令来得准确。何况各类史籍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有关于小公主的大量记载,单是直言武后杀女的便还有欧阳修所著的《新唐书》,难道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同样的幻觉?不要说宋人,唐人苏冕所著《唐会要》里也记载了小公主暴亡之事,不知道宁先生作何解释?[3]最为可笑的是,就连他认为的“最可靠”的高宗本纪,下文也白纸黑字地记述了怎么为小公主追封,怎么迁葬,宁先生怎么就选择性失明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也算登峰造极了。依据一己所好随意剪裁史料,官方专门发布的讣告不如他东拉西扯的推论可靠,大笔一挥,整个人便凭空从历史上消失了,如此做法,岂是治史者应有的行为?

大量史实证明,武昭仪确有一女暴卒,并导致了高宗的情感天平倾斜。综合各种史籍来看,弘当生于永徽三年末,贤的出生日期则明确记载为永徽五年十二月,武昭仪随高宗谒昭陵途中突然小产,因其未足月而生,对这个儿子又特别冷酷,因此有人认为李贤为韩国夫人所生的传言是真的。小公主出生于二者之间,具体年月不详,约为永徽四年末至五年初,出生后不久便暴亡,高宗疑心为王皇后所杀,时间应在永徽五年(654年)六月前,因为年纪尚小,还没有来得及封号。十年之后,当时已被尊为“二圣”的武后想起了早夭的长女,追封她为安定公主,谥曰思,于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所用礼仪尊贵如亲王之制。(《旧唐书*高宗本纪》)不知是否天意,也就是在这一年里,她生下了次女太平公主,视如掌上明珠,成为她最疼爱的子女。

小公主暴亡一事旧唐书并未专门纪录,仅在《则天本纪》之后的史臣评论中略提了一笔,“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引为她的罪状之一。

《唐会要》的记录简略平实:“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

较为详细的是《新唐书》,记述如下:

昭仪生女,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又惊问左右,皆曰:「后适来。」昭仪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杀吾女,往与妃相谗媢,今又尔邪!」由是昭仪得入其訾,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而通鉴的记载最为详细,但也因细节过于栩栩如生,难免启人疑窦,不知这等隐秘之事史臣何以察觉?

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观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诉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那么武昭仪是否有杀女夺嫡呢?我们来看看正反两方面的意见吧!

认为武氏并未杀女的多是近现代学者,按他们的看法,旧唐书并未记载此事经过,因此指为一大疑点。 且按照旧史的记载,武昭仪便必须比任何人都更早发现皇后来访一事,并且立即做好相应安排,神不知鬼不觉地在皇后走后杀害小公主,然后溜出去做出不知情刚从外面回来的样子,这一系列行动很难保证不被宫女发觉,而武媚一向行事谨慎,如此冒险与她向来的作风不符。日人原百代因此推测,当时婴儿死亡率偏高,可能奶妈把木炭烧得太足,导致小公主一氧化碳中毒而死(即碳气中毒),或者王皇后没有带过孩子,不小心把棉被盖在小公主的脸上离开,无意中把小公主给闷死了。

这些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以次来反驳旧史上的记载个人以为仍嫌不足。旧唐书因成书仓促,前期史料常有照抄唐朝实录和国史,几可视为唐代官方喉舌的代表,这一点已为历代治史者所公认。而高宗实录,曾有被武后亲自出面监修的纪录,后虽经反复,但为尊者讳的现象仍不少见,如不载太宗纳弟妇事,不载杨玉环原为玄宗儿媳等,而这些新唐书和通鉴均秉笔直书,因作者为宋人不必再为前朝避讳之缘故,故不能以旧唐书未详载经过而否认其事。且旧唐书虽然不曾在正文中专门记录,但史臣评传中仍有“武后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兒,菹醢碎椒涂之骨,其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妒妇之恆态也。”表明了五代人对此事的看法。

那么武昭仪有没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知道皇后来访并做出安排呢?皇后来访并非邻居串门,以当时武昭仪在后宫遍布的眼线提前侦知并非难事,而整件事发生在武昭仪自己的寝宫,她要安排宫女们守在哪里不可走动那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可以说,如果她在自己地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她也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了。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参考日后的上官仪事件。高宗密召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如此机要隐秘之事,也逃不过武媚编织严密的情报网,立刻在第一时间内得知,并且立即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去联络外朝官员如何在事发后进谏阻止诏书生效,而是马上赶到现场,说服高宗改变心意,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昭仪的信息掌控程度和应变能力无可怀疑是极其高效的,这还完全是突发事件的紧急应变,如果小公主之死是她处心积虑已久的策划(皇后显然不是第一次来探望小公主),要做到这些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武昭仪作风稳健是不错,但并不等于说她不敢冒险。早在太宗病重之际敢于与太子私通,足可证明她有在人生陷入瓶颈之际,为寻求出路不惜放手一搏的决心和勇气。而彼时她面临的风险甚至更大,能掌握的东西更少,任何一点不慎都足以让她粉身碎骨,但她依然做了,只为了多年之后她可能会有一个渺茫的机会。这种性格,我们还可以从她父亲武士彟身上找到。武士彟向来是以敦厚谦恭的长者著称,曾经因为顾忌自己名望不够而坚辞工部尚书的职位,可见其为人的谨慎小心,然而在隋末风云之际,他同样可以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将万贯家财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都投入一场凶险莫测的政治投机中。作为武士彟的女儿,武媚无疑继承了他这一特点,并且走得更远。

因此,无论是从动机、性格、还是作案条件和能力,认定武昭仪是小公主之死的最大疑凶,并不过分。诚如胡戟先生所言:“许多人怀疑武则天手杀女儿的可信程度,一个母亲如何下得去手杀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如果对武则天可以象常人一样论理,那么她就不成其为武则天了。 当时的情势之下,武则天除非施展宫廷阴谋,脚踩自己女儿幼小的尸体,否则是很难朝皇后位置进一步的。……既然没有退路,她决不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于是下毒手嫁祸于人的做法,也就是在最不合情理的情理之中了。”学者勾利军更从她对太平公主的溺爱和对萧妃二女的迫害分析(我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也别想有好日子过),认为这是出自爱与恨之双向移情,走了两个极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宣泄。从小公主的追封与迁葬来看,“追封安定公主,谥曰思,其卤簿鼓吹及供葬所须,并如亲王之制”,谥曰思,从字面上看,当指她一直对早夭的长女念念不忘,而根据谥法,“追悔前过曰思”(《唐会要*谥法》),也让人联想寄托追悔之情的究竟是谁。安定公主的迁葬明显逾制,以平阳公主的赫赫战功,葬礼动用鼓吹也引起了一番争辩,这个出生不久即夭亡的小公主能得如此厚葬,让人看到生为母亲的武昭仪内心的哀伤和悲凉。后来武后临朝称制,大杀李唐宗室,唯有唐高祖之女千金公主为武后“献药”薛怀义得到赏识,被武后收为义女,改封安定公主,证明她对长女的思念,从来就没有一刻停止过。

这么一对比,感觉正方的论据的确比反方更有说服力。然而勾先生后面的分析,个人以为画蛇添足之嫌。因武媚向有迁怒于人的习惯,如她不喜欢常乐公主,便将其女周王李显之妃(也就是她的儿媳)活活饿死,难道这也跟安定公主的早亡有关么?因长女早逝而特别珍爱次女,似乎也是人之常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密室杀人,如无旁证,何以证实?

新唐书和通鉴的相关描写应该是出自唐人笔记,以弥补正史中缺少的这一环了。以野史入史作为正史的补充原也是常见的做法,但放在这里就显得太戏剧化,应是史官根据民间流言加上自己的推断而作,而不会真有人亲眼见到那一幕。也就是说,虽然种种矛头都指向武昭仪杀女夺嫡,但并没有目击证人亲眼看见。那么,有没有可能小公主的确是自然死亡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微乎其微而已。

如原百代所说,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小公主会否被奶妈或者王皇后不小心闷死?当然,既然没人亲眼见到,那就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但要说是很可能,那就大有疑问。诚然当时婴儿死亡率很高,但那是由于医疗卫生条件不好,随便一个伤风感冒就可能不治而亡。但一个健康的婴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原百代所说的碳气中毒)或者不小心闷死的死亡率高不高,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单就此事而言,个人以为说小公主睡得太香,不小心被口水呛死,其可能性是和以上两种死法的几率差不多的。此外,小公主的出生和死亡时间都是个谜,不知原氏据何而言认为此事必然发生在冬天需要生木炭取暖。而事情竟然发生得如此之巧,正好在武昭仪苦寻机会不得的时候,王皇后就遇到这样说不清的事情,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你相信世间有奇迹,或者就是这类事了吧!而我个人是认为,武昭仪确有杀女夺嫡,有机会能充分利用到尽,那不过是汉武帝之母王夫人的档次,没有机会自己能创造机会,这才是武则天的手段,也是她能成为空前绝后的一代女皇的原因。

事情以高宗李治对于王皇后的印象彻底破裂而终结,从此之后,冷淡变成了厌憎,李治的心底,这个发妻再也没有丝毫的位置。他虽然不能处罚她,但冷漠而凌厉的目光,却令得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坐立不安,不得已在永徽五年六月自请罢相。[4]丧失了外戚援助又被丈夫彻底遗弃的王皇后,此时已如生活在冰窟般奇寒彻骨。武昭仪的苦肉计终于达到了目的,亲生女儿的死亡为她带来了一个上位的机会。仅仅是机会。

一个卑微者想要走向高贵需要付出多少?商人的女儿,先帝的侍妾,随便哪一样,都是她无从弥补的致命的缺陷。然而她仍然成功了,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她这一生似乎都在创造奇迹,最后她自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以女子之身而在男权之上的中古社会中登基称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她所付出的代价,世间有几个人付得起?“杀敌一万,自损三千。”血肉相搏的战场,没有人可以全身而退。而铲除敌手的第一刀,她是望自己身上刺下的。这一刀,也刺破了世间一切规则和定理。士庶的界限,伦理的约束,都在这样不惜伤亡不计代价惨烈到近乎偏执的决心面前,灰飞烟灭。她终于突破了宿命的限定。

一直觉得,武则天一生中的真正转折点,不是由感业寺二度入宫,而正是以安定公主之死为开端的皇后争夺战。如果没有这次事件,以她的出身和背景,很可能一直和后位无缘,甚至入不了两唐书的《后妃传》。那么她在历史上的记载,很可能就是《高宗诸子传》中短短的一句话:“武昭仪生弘、贤、显、旦”。由于官方史书为尊者讳的传统,我们可能根本不会知道她原来还做过太宗的才人,更不用提感业寺那段往事,那么她传奇的前半生也就永远湮灭在苍茫的时空中了。她其实并不是没有选择。长期受母仪天下需要贤惠不妒洗脑教育的王皇后,本身又没有什么手段和能力,并不见得会拿她怎么样。李治去世后,因为育有子嗣,依据大唐律令她大概也会随着外放到某地做刺史的儿子到封地,如同她的表姐燕德妃一样,以太妃的身份,度过平静而寂寞的下半生。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依靠丈夫的宠爱,儿子的孝顺,多少女人这样度过了一生。而舍弃这样的安宁,断然出击,将自己的夺嫡之谋暴露于人前,无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将已经拥有的一切投入到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豪赌中。只因忍功了得的皇后们或者可以容忍君王的心被别的女人占据,却没有人能容忍一个妄图侵占夺取自己地位的人活下来。人彘的惨案不是因为戚妃的专宠,而是因为她的夺嫡了。同时,对后位的挑战也就等于对拥护王皇后的元老集团的挑战,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接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从此之后,她将注定只能在刀尖上跳舞,休想再有一刻的安稳。

胜则正位中宫,败则粉身碎骨。作为凡夫俗子的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理解她何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要有怎样强烈的自信,怎样旺盛的企图心,怎样冷静到冷酷的决绝,才有胆量拥抱这样的人生!这是……疯狂。“所以我们成不了伟人,因为我们都不够疯狂。”平凡如我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地安慰自己,一面默念着平平淡淡才是真,一面怀着复杂的心情,议论着、艳羡着、鄙夷着、唾骂着,看着那个一千多年前的女子,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等傲慢地转身,弃绝一切尘世间平凡的温暖和快乐,头也不回地走向高处不胜寒的荣耀与凄清。属于燕子的道路有一千条,属于鹰的道路却只有一条,于是,注定了我们只能是看客,而她却是主角。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谈论她是否事后有过后悔有否痛哭过长夜,似乎显得有点多余而矫情。人心肉造,她当然会痛苦,但不会因此而改变决定,不会因此而停下脚步,她的意志强大到足以战胜她的情感,这也是超人与凡人的分界吧。我们只能从日后史书上的零星记载中,约略窥知这位女皇的内心世界:——深宫里那抹淡淡的血痕,原来从未随时光而消逝。金庸认为,中国成功的政治领袖,第一个条件就是“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第二个条件是“决断明快”。第三是极强的权力欲。随着安定公主之死,成为政治家的武则天,终于修练到功德圆满。

精密的计算,准而狠的出手,就算老辣的政坛高手也难于抵挡,何况未经风浪的王皇后?永徽五年六月,随着王皇后舅父柳奭迫于压力自请罢相,武昭仪感到时机已至,遂在争取到李治的支持之后,向皇后宝座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终于在永徽六年十月得以正位中宫,而有唐一代的历史,也随之而改变。

注:[1] 当时有以“娶四姓女”为时尚,即“崔范郑王”,一说为“崔范郑李”。

[2]通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母魏国夫人柳氏及舅中书令柳奭入见六宫,又不为礼。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

[3] 唐德宗时,苏冕撰成《会要》40卷,记唐初至代宗时故事。宣宗时,崔铉等人撰《续会要》40卷,记德宗至武宗时故事。宋人王溥合并二书,并采择唐宣宗以后故事加以续补,撰成《唐会要》。

[4] 通鉴永徽三年事

第五章 舅甥之间

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影响深远,因此历代史家多有论述,大致有以下几个观点:

1)美色所惑说

2)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

3)士族与庶族之争

4)君权与相权之争

千百年来流传的多是第一种说法,即“女祸论”,指高宗昏庸无能,为武昭仪美色所惑,完全是她摆布的旗子,在其操纵下杀了对大唐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等人,从而种下亡国祸根。世易时移,如今当然没人再用这样带有明显歧视性的词语,代之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说”,讲一个胆小没用的男人,为了给爱人一个正室的名分,如何在爱情力量的激励之下,鼓起了堂吉诃德挑战大风车似的勇气,把于他有大恩的叔叔伯伯们一口气宰了个精光,从而成全了他和爱人的一段倾国姻缘。呵呵,明明是老鼠吃大米,偏说成是老鼠爱大米,大约也是国人善良心态的一种体现吧^_^ 然而对于一个君王来说,政治利益才是其首先考虑的问题,李治若真对顾命大臣们信任有加,倚之为国之栋梁,大可采用折衷的办法,如后来唐明皇便是让武惠妃享有皇后的待遇却无皇后的名分,岂会为了一个宠妃而自毁长城?考虑到长孙家与李唐皇室姻缘交错,渊源极深,高宗两位同父同母的姐妹长乐公主与新城公主均联姻长孙家族,而竟采取贬嫡、杀戮乃至祸连九族这样的极端手法,着实令人深思。所谓因武媚姿色惑人而被其操纵,不过皮相之论,不足深究。

而“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一说,则是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指李唐皇室承宇文泰开创之关中本位制,制度上以府兵制为支柱,人事上以关陇集团为轴心,其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存在。故太宗晚年为国本计,大力扶持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胄,打压山东寒族,杀刘洎、推倒魏征碑、贬逐李勣等,均为其执行关中本位制确保传位顺利的一系列具体手段。故此以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李义府为刘洎引荐)为代表的山东庶族地主,便拥护同为山东庶族出身的武氏为后,而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关陇贵族,则拥护同样出生士族的王皇后,双方遂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最终以关陇集团的全面败北而告终。而武后掌权之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辞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至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富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其身而告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

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勣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勣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也是鉴于这一点吧,在此基础上又推出了士族与庶族之说,长孙无忌自然是士族高门的代表,而武氏则是庶族寒门的保护神,被历史的大潮流推倒了前台。在文革时期,这一说法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内涵,士族是腐朽的、落后的、阻碍历史发展的,庶族是新兴势力,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更由此衍生出所谓儒法斗争的概念,长孙无忌是反动儒家的代表,武则天就是进步的法家女皇帝了,映射的是谁,当然不言而喻了,联想到当时的政治背景,法家女皇帝这一标签真是太恶心了,以至于文革之后,很多备受迫害的学者专家气愤不过,纷纷撰文论证“武则天及其宫廷奸党才是腐朽的士族势力的代表”,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客观的来说,武后临朝称制之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的确有打压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的一面,其理如同隋杨篡周之后急于摆脱旧日关陇同僚而开科举,然而,这仅仅局限于支持李唐的士族势力。她本人对士族并不反感,甚至还相当看重,她为爱女太平公主择婿薛绍,听说薛绍的嫂嫂萧氏出身寒微,竟说“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打算下令薛绍的哥哥休妻,直到别人提醒萧氏其实出身兰陵萧氏,国之旧姻,才告罢休。具体而微到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更不可以武断地说成是士族与庶族之争了。

因此,这场立后废后之争,实为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大权旁落的年轻皇帝与威名震主的顾命重臣的权力之战。斗争的主角,既非狐媚惑主急于上位的武昭仪与忠于先帝遗诏誓保王皇后的辅弼重臣的忠奸之争,也非山东庶族军方代表李勣对阵关陇贵胄文官领袖长孙无忌,而是当今大唐皇帝李治,如何对待权倾朝野的三朝老臣长孙无忌,他的舅舅,他的恩人。

曾跟人笑说李治大概是唐代最被低估的皇帝,李渊的问题在于有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儿子(网友可卿语),李治的问题是不仅有个儒家圣王的老爸,还有个空前绝后的太太,任何人给这么两位一前一后一挤兑,也都会变得什么也不是。印象深刻的是李治曾登安福门观百戏,之后对侍臣说:“我听闻吐蕃人喜欢打球,这也是好的习俗,曾经一度观之。昨日登楼便有一群吐蕃人打球,故意要使朕见到。这些吐蕃人以为朕喜爱打球,所以就驰骋表现。如果以此思量,帝王的一举一动影响深远,岂能太随意轻率,所以朕已经焚毁此球以此作为自诫。”[1]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治秀,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文里这位不愿被吐蕃人看成SB球迷的唐朝皇帝都变成了他父亲唐太宗^_^ 这类事例还有很多。虽说高宗的确对武则天的崛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成王败寇到这个地步,也难怪他郁闷。说来高宗朝的文治武功颇为显赫,而且大部分是显庆之后长孙失势而武后尚未独掌握朝政之际高宗自己取得的,其治国能力较历代守成之君不遑多让。太宗晚年,曾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监国,对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表示满意,只是担心他的性格容易被人操纵,知子莫若父,太宗对于李治的评估的确是很准的。不过,永徽年间他被长孙无忌逐步架空应该说并不完全是他性格的问题,权力交接过程中羽翼未丰的年轻君主被顾命大臣压制之事历代均不少见,而李治的情况,尤为特殊,因太宗一开始并没有把他视为太子人选,很长时间内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强硬班底,他的太子之位,是当年承乾与李泰争位两败俱伤之后才得来的。而长孙无忌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极其关键,可以说没有无忌的力挺,便不会有李治的登基。事情要从贞观后期的太子废立之事讲起:

封建制度下太子当立嫡立长,长孙皇后为太宗育下三位嫡子——太子承乾,魏王李泰,及晋王李治。承乾为人聪颖,多次监国期间也挺受太宗赞许,不幸腿有了毛病,慢慢的走路都有些困难。太宗是个完美主义者,他自己本非嫡长子出身,对立嫡以长的制度并不太看重,情感的天平便渐渐向被誉为“聪敏绝伦”、“文辞美丽”的魏王李泰倾斜,承乾因此忧惧不安,颇有些自暴自弃的举动,加之李泰不住挑拨,约在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前后,太宗便产生了更换太子的念头。[2]与此同时,太宗对李泰的恩赏越来越重,屡有逾制之举,许开文学馆,每月赏赐超过皇太子等。随着太宗的心思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流露,李泰身边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如驸马房遗爱、柴令武等,细心的朋友会发觉,这些人正是日后高阳公主谋反一案中的主角^_^ 对于泰的夺嫡之谋,反对最厉害的便是魏征和褚遂良,二人均多次劝谏太宗不可对泰有逾制的封赏,一般理解为这是两位大臣的忠直,然内里却另有乾坤——坚持嫡长子制的魏征一直是太子承乾最有力的支持者,而褚遂良则日后和长孙无忌一起合力将晋王治推上了太子宝座。当时大臣分为两派,拥护承乾的有魏征、侯君集、于志宁、杜正伦等,拥护李泰的有刘洎、岑文本、马周、崔仁师等。贞观十七年魏征去世,承乾感到自己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冒险举事失败,太子党全军覆没,侯君集被杀,杜正伦被贬,此二人均为魏征所荐,太宗于是怀疑魏征“阿党”。褚遂良因敢于向太宗进谏,且许多问题上见解与魏征相同,很受魏征器重,曾将“前后诤谏言辞”抄示褚遂良。但魏征死后,太子案发,政治形势已然大变,已投靠长孙无忌的褚遂良便将此事告发了。此时诸事并发,盛怒之下的太宗下令中止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叔玉的婚约,并推倒了魏征的碑,为封建时代一段十分罕见的君臣之情画上了一个并不完满的休止符。

停婚仆碑标志着拥护太子的大臣集体失势,其后太子之师于志宁虽因为人正直、才学出众再度起用,但一直不敢再涉入政治漩涡中,一般都是随大流唯唯诺诺而已。永徽六年的皇后之争中,他持中立的态度,但因为是太子忠的老师,所以还是受牵连被贬官。说来于志宁也够倒霉的,谁让他品行和才学名闻天下,要给太子找老师第一个都会想到他,于是连当了两位倒霉蛋太子的老师,再怎么置身事外也跑不掉^_^ 而那么多文武重臣都卷入这场谋反案,也大大动摇了太宗的自信,以往君臣一体的良好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他开始用疑忌的眼光看待大臣们,信任越来越集中到长孙无忌这样多年知己兼姻亲的身上。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长孙无忌向太宗hard sell 李治得以成功。

承乾被废之后,太宗本有意立爱子泰为太子,公开为爱子在朝堂上吹嘘,转述李泰欲百年后杀子传位晋王治的承诺,不想褚遂良当面揭穿,——哪有自己已经据有天下之后,竟会杀子传弟的?这样说只能证明魏王的心底险恶和虚伪而已。以太宗的政治经验,原本不难看破这一点,只因惑于一点爱子的私心而已。加之承乾谋反案发后说的一番话,一直在太宗头脑中盘旋:“臣贵为太子,更何所求?但为泰所图,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之事。今若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太宗想想此话也有理,派人一查,的确查出李泰确有不少不轨举动。而此时李泰夺嫡心切,难免破绽百出,想到唯一威胁自己争储位的只有幼弟李治,于是跑去威胁李治,此事为太宗获之。冷静下来的太宗终于意识到立泰的不妥,认为李泰心性险恶不能兼容兄弟,也难以得到朝中关拢重臣的支持,别无选择之下唯有立治为太子。然而才华横溢的泰一直是太宗最为钟爱的儿子,陷入理智与情感中的太宗矛盾万分,通鉴有载:

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 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

立储之事,至此尘埃落定。单独留下来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便是太宗心目中的托孤重臣人选,房玄龄先于太宗去世,褚遂良党附长孙无忌,最值得注意的两个人,便是长孙无忌与李勣。

1)长孙无忌

在两仪殿中,太宗的一个举动十分不同寻常——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可见长孙无忌在立晋王治为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从这些言词里,我们可以察觉到无忌的一言九鼎,隐隐然已有领袖群伦的架势。之后太宗不满李治的仁弱,担心他控制不了局势,忍不住在长孙无忌面前抱怨,认为不如吴王恪,当即被长孙顶了回去。(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公劝我立雉权,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奈何!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 无忌固争,以为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无忌曰:“太子仁厚,真守文良主;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愿陛下熟思之。”上乃止。)

虽说太宗只是说说而已,不大可能废嫡立庶,将夺嫡的争权之战的对象范围从局限于嫡子之中,扩大到所有生子之中,带来政治局面的大动荡,否则也不会只和长孙无忌密语,长孙无忌却因此留上了心。某日太宗因小过欲杀侍臣,长孙无忌教导李治犯颜直谏,言辞激烈,太宗转怒为喜,收回成命,对李治刮目相看,从此再也不提更换太子一事了。凡此种种,说没有长孙无忌,李治绝不可能当上皇帝,决不为过。当然,长孙无忌也是有私心的,虽说泰和治都是他的亲外甥,但泰的身边已有一群支持者,多与无忌政见不合,且泰自恃太宗的宠爱,对这个舅舅并不是十分尊敬,相比之下柔弱的李治要容易控制得多。而这点私心,太宗也有所察觉,在抱怨李治不如吴王英武而长孙表示反对的时候,太宗便说了一句重话:“你这么反对,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亲外甥吗?”(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然而无忌作为太宗的多年至交,始终是贞观群臣中最得太宗信任的人物。

2)李勣

这几位在场重臣之中,以李勣的出现,最为突然,这是这位长期驻守并州长达十六年的大将首次进入政治中枢。李勣成名甚早,早在高祖时代在军中的威望便可与李靖比肩。然而太宗继位后,他却一直留守在并州,从未做过京官参与过朝中大事。贞观十五年征拜兵部尚书,但也未曾赴京。并州为李唐龙兴之地,紧靠突厥及薛彦陀,确实非常重要,但贞观十七年前,李勣明显不如李靖侯君集那般受太宗器重。这时征调入京,一般认为是李靖已老,侯君集被诛杀,太宗不能不倚重李勣了,但大多忽略了一点,李治在为晋王时遥领并州大都督,正是李勣的顶头上司。李勣的另一重身份,便是李治并州大都督府的长史。故此,太宗在贞观十七年后对李勣大加恩宠,不仅在于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颇具影响力,也是考虑到他与李治的这一重渊源,期望他日后能为儿子保驾护航。旧唐书载:“(贞观)十七年,高宗为皇太子,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谓曰:「我兒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将这一重关系说得很明白,李勣至此方得拜相,同中书门下三品意同宰相的规定至此而始。然而,李勣虽然进入了中央,但地位远远不能和长孙无忌相比。他长期游离在决策圈之外,和长孙无忌又素无交情,颇觉势单力孤,因此贞观十九年太宗征高丽,他是最积极的响应者,也有借此立功扩大影响力之意。

另一方面,李泰虽然失势,但毕竟是太宗自己处置的,支持魏王的官员受牵连不是很多。像马周、刘洎等等,均被太宗派去辅佐李治,李治的东宫班底,便是由这样一支矛盾重重的队伍组成。而在永徽六年立后事中大显身手的许敬宗,也在此时进入东宫,位居太子右庶子。他既非承乾党,也非魏王党,倒是李治自有的班底之一了。太宗征高丽时命太子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可见颇得李治信任。然而李治刚刚继位,许敬宗便被人弹劾贬官,排挤出政治中枢。人人都知许敬宗因拥护武昭仪为后而东山再起,却忽略了他原本是高宗旧臣这一点,此处特加以阐明。了解了这些之后,再看永徽六年这场立后之争,或许会有新的看法吧!

贞观末年诸子争储,承乾和魏王各结要臣,文武官员也“各有附托,自为朋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迫使太宗最后不得不另选李治以折衷调和。然而李治柔弱的性格,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贞观十七年正式册立李治为皇太子之后,太宗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拔除国内国外的不稳定因素,以确保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概括起来有三方面:

1) 以武力扫除敌国,让李治能够面对一个相对单纯的国际环境。

2) 整肃清理国内不服李治的势力和可能对李治不利的大臣,确保政局的稳定。

3) 选好辅政大臣,保障政权的顺利交接。

国际方面,贞观后期的对外战事明显比初期频繁得多,且多以武力快速解决,显得越来越缺乏耐心,颇有欲在生前尽量解决所有争端之意。亲征高句丽也是在这种“不遗子孙后患”的心态下发动的。此役虽未达到一战灭国的效果,唐军并未因此停下征伐的步履。仅仅在高句丽战事结束后的第二年,便以李勣扫平漠北强国薛彦陀,理由是在唐和高句丽开战时该国颇有些不老实。一战灭国之后,太宗更乘势巡幸北荒,敲山震虎地将铁勒回纥诸部落安抚+恐吓一番,漠北悉平。西南,自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之后,双方关系尚属融洽,贞观末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更助唐使王玄策破中天竺。西北,以阿史那社尔开西域,针对西突厥汗国发动以吞并整个西域为目标的昆丘道行军,唐军杀焉耆王,俘虏龟兹王,“绑架”于阗王入侍,招抚西突厥各部,在碎叶以东的天山南北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唐王朝从此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地位。贞观二十二年,即太宗去世前一年,首置安西四镇,以安定西域,守护陇右,捍卫关中。

经过一轮胡萝卜加大棒式的又打又拉,对境外势力的优化组合了一番,唐帝国的国际环境大大改善。而国内政局的稳定,也是太宗十分关心的问题。按太宗的本意,是希望魏王派和晋王派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立晋王为太子也有避免大臣结党相互倾轧之意,继马周、刘洎被派去辅佐东宫之后,原魏王党的岑文本又被升为中书令,可见其用心。然而太宗深心之中,始终更为信任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旧部,且对于曾经卷入承乾与李泰之争的大臣心有成见,这就为长孙一派打压异己提供了机会。晋王治被立为太子之后,原来拥护魏王泰的大臣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压,决非偶然。先是崔仁师“忤旨”被贬,贞观十九年太宗征辽,留太子监国,崔仁师与韦挺(也是魏王党)共知海运,又别知河南水运,这是个苦差事,结果两人皆以“失期”被免官。太宗回师之后将其重新起用,“甚承恩遇”,“参知机务,被遇尤渥”,但褚遂良“颇忌嫉之”,终又以“罔上”之罪被贬外放。原魏王派的岑文本升为中书令之后不喜反忧,叹自己非勋非旧而得高官,责重位高,惶恐不安,应是感受到了这种山雨欲来的莫名压力。或者是因为心理负担太重,岑文本越发兢兢业业,疲累过度,不幸英年早逝。马周为太宗一手提拔,淡泊谦冲,很会做人。唯有一向任侠使气的刘洎依然故我,锋芒毕露,终被卷入党争之中而遭横死,成为政治斗争下的牺牲品。

刘洎“性疏峻敢言”,为贞观后期最出名的谏臣,不仅对太宗多有规劝,同僚之中若有过失也同样率直敢言。曾上书猛烈抨击身在高位的懿戚元勋引荐官员多存私心,处事理案有徇私曲情之嫌,“勋亲在位,品非其任,功势相倾。……久妨贤路,殊为不可。”这种性格是否受人待见,问问你自己是否喜欢BBS上老拍你砖头的就知道了^_^ 纳谏是帝王的职业道德,普通人没有这个思想觉悟的还真有点吃不消。不过,刘洎的确也有不知轻重,政治敏感度不够的毛病。他和岑文本同时被提拔为侍中和中书令,分掌门下和中书省,但却没有岑文本那份惧月满则亏的智慧。太宗征辽,命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监国,临行前对他深至叮咛,托以社稷安危,要他小心行事。刘洎贸然答道:“陛下不必担心,大臣如果有过错的,臣立刻就杀了他!”太宗震惊于他的狂放,当即对他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这几乎是警告了,而刘洎反误解这是太宗对自己的信任,口出狂语,进一步加深了太宗的疑忌。

贞观十九年,太宗自辽东回师,途中病倒,刘洎与马周入谒,出来在门口遇到褚遂良。刘洎哭着说:“圣体患痈,极可忧惧。”褚遂良歪曲原话,添油加醋地向太宗告状,说刘洎认为太宗病倒没关系,正好可以以伊尹、霍光等权臣自命,辅佐少主而铲除异己。重病中的太宗十分恼怒,疾愈后亲自审问刘洎,刘洎据实以答,当时在场的马周也为他作证。然而褚遂良执证不已,太宗于两派之间,始终更为相信褚遂良,于是赐洎自尽。太宗一般不轻易杀大臣,犯罪该杀的也十分慎重,此次居然偏听偏信,置马周的旁证于不顾,当是承乾事件的后遗症,以及征辽临行前刘洎给他的印象十分不好之故。刘洎自尽之前,向狱吏要纸笔欲上奏遭到拒绝,刘洎死后太宗才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察觉到了什么,却又无法挽回,只能把狱吏下狱惩办一通。刘洎之死,虽与长孙无忌及诸遂良对于非我族类的排挤不无关系,但主要还是太宗对原魏王派官员不信任的心态作祟,是太宗执政生涯中的一个污点。

经过一轮有意无意的清洗和排挤,原魏王派官员已所剩无几。后马周病故,高士廉、房玄龄、李靖等重臣也相继去世,原本熠熠生辉号称明星阵容的贞观政坛逐渐黯淡了光彩,太宗本人的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心境更是进入了沉沉暮年。在继承人差强人意的情况之下,辅政大臣的人选也就变得越发重要。故旧凋零,社稷乏人,原本因避嫌而坚辞宰相之位的长孙无忌越来越受重用,地位稳步上升,在每次重大危机中,他除了表态支持皇帝的决定,几乎都隐身幕后,沉默以对。在波诡云谲、暗潮涌动的贞观后期宫廷里,他的沉静和稳健,使得太宗对他越发看重,视之为宁定人心的中流砥柱,因此在为李治挑选辅政班子的时候,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选。这是太宗对于这位多年的好友兼姻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可堪大任的人物已不多了吧!

综合各种资料看来,太宗心目中托孤重臣的名单一早已经确定,即以长孙无忌为主,以诸遂良为臂助,以李勣为制衡。能被列入顾命大臣的人选,自然必深得太宗信任,然而作为精擅权谋的封建帝王,太宗对于任何人也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毫无保留,仍然留有一重顾忌和防范。作为下一代领导班子中的核心人物,长孙无忌既是太宗多年知己又是其妻兄,作风稳健,也不缺乏决断,玄武门事变力劝太宗夺嫡,贞观年间辅政多年经验丰富政绩斐然,显示其政治眼光和能力均非泛泛。虽有私心,但对外甥李治的关爱仍是有目共睹的,决非作伪。其关陇贵胄的背景,一言九鼎的声望,是太宗能找到的最合适的托孤人选。太宗对于他的担心主要有两重,其一是对他军事能力的怀疑。贞观末年,太宗品鉴群臣,对于无忌的评价是:“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 长孙无忌长于内政,却不善军事,加之个性“倨傲”,和武将关系疏远,多有不合。(题外话一句,这种疏远,不排除有无忌刻意为之的成分,“善避嫌疑”这四字评语也不是白来的,他也因此才能最终争取到顾命大臣的权力。)随太宗亲征高句丽,大约使这一缺点暴露得更为明显,因此必须有一位军事强人来协助他处理国际事务。其二是对外戚专权的担心。贞观末年,无忌的专权之势已然隐隐流露,太宗对其私心也有所察觉(详见上文君臣二人论及李恪之事)。太宗本人熟通历史,很清楚中国历史上主幼国疑之际循环出现的外戚权势过大的现象,隋文帝杨坚即是以外戚身份掌国辅政最后篡夺了北周的江山。特别是在继承人李治性格“仁弱”的情况下,太宗不能不没有这层顾虑,于是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方法。贞观二十三年,继长乐公主下嫁长孙冲之后,再以嫡亲女儿新城公主下嫁长孙诠,巩固两家联姻,动之以情。此外,以与长孙无忌关系疏远的李勣执掌军事,分之以权。如此既有协助,又有制衡,李勣被列入执政人选,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至于李勣其人,向来不愿卷入政治漩涡中,这可以说是历经瓦岗时代、李唐开国之后饱经世故的生存智慧,也可以说是恪守为臣本分,“军人不参与内斗”的职业道德。李勣在当时的名声很好,为故主李密收葬,被窦建德俘虏之后,不顾其礼遇想方设法回归李唐的麾下,这些都为他赢得了忠义的美誉,被高祖赞为“纯臣”。玄武门事变中他婉拒了太宗要他协助的请求,当时太宗虽不免悻悻,然情形易位之后倒又觉得军人不参与政治的可贵,省了不少心。李勣文武双全,在军中威望很高,又是李治的旧属,是太宗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军事大总管。不过,太宗对于武将的防范,又比文臣更为严厉。毕竟,国家的权力基础说穿了就是暴力机关,文臣尽管再大权在握,要达到造反的程度却难。而贞观诸将至此大多凋零,李勣是当时老臣中唯一有掌握全权兵力之资格、能力和威信的人,他所处的地位才是老臣中最危险的。因此,太宗并未将他作为临终托孤的对象,而是将他置于长孙无忌之下,以文臣主导,以武将辅佐,一方面不至于直接挑战威胁到长孙的地位,也就不会引起长孙无忌的敌意而引发内耗,造成类似刘洎之死那样的不愉快,另一方面也是避免手握军权的人物权势过甚,那便无人能治了。

而另一位辅政大臣诸遂良,无论能力、声望、还是背景,都不足与长孙无忌与李勣相比,太宗主要是看中了他的忠直和耿介。长孙无忌太聪明,李勣太圆滑,都不喜欢进谏,规劝李治接受群臣监督、不要行差踏错的任务便落到了诸遂良的头上。此外,长孙无忌身为首辅大臣位高权重,难免遭人嫉妒和政敌攻击,王皇后个性柔弱,诸遂良也负起了保护外朝内宫的这两位当家人的责任。太宗所拣选的三位辅政人物,大致就是宰辅、良将及谏臣了。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幸京城郊外的翠微宫时病情急剧恶化,自感已不能回京,于是突贬李勣为叠州都督。李勣接旨,连家都不回便动身前往。数日之后,太宗病危,急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入内,托以身后之事,并对太子说,“只要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你不必为国家担忧!”随后又单独对褚遂良说:“太宗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你辅政之后,不可让挑拨离间之徒陷害无忌。若出现此事,非复我臣。”命褚遂良草拟遗诏之后,太宗病逝,时为五月二十六日事。柔弱的太子只知道趴在舅父的身上哭泣,长孙无忌拭去眼泪,请他立刻接管朝廷,安抚内外,李治竟不能答。无忌忍不住道:“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乃密不发丧,急招禁军飞骑护送太子由翠微宫回京,将诸事安排停当之后方公布太宗驾崩的消息,六月一日,高宗继位,四日即招李勣回京,加特进二品,旋即拜相。

有说太宗生前贬嫡李勣的一个原因,是李治于他无恩,这么来一下,必能“致其死力”。两唐书中均有类似记载:

帝疾,谓太子曰:“尔于勣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仆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叠州都督。

唯《资治通鉴》记载为太宗密嘱李治,若李勣徘徊顾望当杀之: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以当时的情况而论,太宗担心李勣不服年少的太子,向太子这样嘱托是极有可能的,但说话时应只有他父子俩。事后高宗可能会将这番话告诉李勣以示推心置腹,但不可能说出后面那半截“如不愿则杀之”的话,所以新旧唐书都只记载了前面的说辞。而通鉴的说法,可能是高宗说出了这话之后,旁人或者后人根据当时的情况而有了这样的传言,司马光觉得有理而采集入史。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会知道将李勣调离京城的确事出有因。当时太宗在郊外病危,太子、长孙无忌等均随侍在侧,不在京城。既已确定无忌辅政,而李勣与他关系平平,又手握重兵,那么将李勣暂时调离政治中枢就很有必要,如此方能确保政权交接的顺利完成。这和太宗发丧独不准李泰前来奔丧是同一个原因。李治继位后对李泰不薄,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非常时期减少不稳定因素吧。

一朝天子一朝臣,高宗继位,加封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这是集三省权力于一身了。而以李勣为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两位重臣都非常懂得避嫌,长孙无忌坚辞知尚书事,李勣则坚辞尚书左仆射。此外,太子少师于志宁为侍中掌管门下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兼礼部尚书。新一代的领导班子,大致就是这样。

李治继位之后,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权力交接时的正常现象。东突厥车鼻可汗,及负责招降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接连反叛,名将高侃(我偶像高适的爷爷啦,一定要提一笔^_^)生擒车鼻可汗,押送至京师,于是东突厥汗国所有部众,皆为大唐封内之臣,以其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阿史那贺鲁的叛军也被唐军击败,边陲安定。国内则表现为对第三代领导班子的不信任。先是有人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问也不问当即初斩。接着褚遂良和许敬宗双双被人弹劾,褚遂良被告以低价强行购买他人土地,就是仗势欺人搞土地兼并了,许敬宗的罪名是将女儿嫁给南蛮首领冯盎之子,收取大量彩礼,被告贪财害礼,“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这理由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嫌人家找的姑爷是少数民族,其实对方好歹也是个小王子的说,要现在不知道多少人宁愿倒贴也要嫁出国去,咳咳,时代不一样^_^ 调查结果二人罪名均告成立,双双被贬外放。不过褚遂良很快就官复原职(顾命大臣到底不一样),许敬宗虽然后来也被召回京师,却只能去弘文馆继续写他编不完的历史书,被排挤出决策圈之外。既然政治中枢已无异己存在,自然同心协力,年轻天子初登大宝,自信心严重不足,也表现得相当合作,对于两位辅弼大臣十分尊重,所奏无有不准,“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就是说克制自己,听从二人的教导,史家用词真是精妙无匹,值得人再三回味^_^

不过,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确实执政经验丰富,很有治国能力,政治修明,加之天公作美,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号为永徽之治。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唐律疏议的颁行,其二是五经正义的统一。很多人都知道,唐律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西有罗马法,东有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核心,唐律一方面是后世各朝修订法律的楷模和蓝本,之后历代修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都未超出唐律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对东亚诸国,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古代法制产生过巨大影响。而我们所称的唐律,正是于永徽年间制定并颁行的唐律疏议。永徽初年,长孙无忌在《武德律》、《贞观律》的基础上,正式完成了基本法典《永徽律》及“律疏”的制定。二者溶为一体,称为《永徽律疏》,经皇帝批准,颁行天下。此后,唐朝其他皇帝再未做过较大的修订。因此,《永徽律疏》就成为唐律的代表,后世称为《唐律疏议》,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封建法律的最高成就。唐律体例完善,结构严谨,用刑持平,某些方面比如对变相贪污受贿罪的认定和量刑甚至到今天仍有借鉴作用,是大唐王朝留给今人的一份极为珍贵的瑰宝。

而五经正义的修订则是延续太宗朝未完的事业,两汉经学大盛,然派别众多,各存门户之见。至大唐太宗皇帝尊祟儒学,对经学亦极留意,认为经籍文字多有讹误,为害后学非轻,遂于贞观四年,命颜师古考定五经,定为五经定本。其后,太宗又以经书章句繁杂,复诏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名为五经正义,至贞观之末仍末完成。高宗永徽二年,诏令学士复以考正,于是长孙无忌诸人便就原书加以增补,作为定本,于永徽四年诏颁全国,定为国学,规定科举取士皆以正义为标准,就是相当于现在公务员考试有了统一标准教材^_^ 要想当官出人头地,就必须熟悉五经正义了,这是继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把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直接和文人的仕途联系起来,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一步加强。而另一方面,自《五经正义》修定后,诸经文字由此划一,学术思想的定于一尊,也有助于政治上的统一及稳定。

由此可见,永徽之治的出现长孙无忌当居首功,他在立法、行政、文教各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都是无以伦比的。而李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继承了父亲善于纳谏、赏罚分明的作风,对于吏治,特别是地方吏治,尤为看重,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贞观末期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弊端。登基伊始便下令禁绝各州县贡奉,召集各地朝集使,称:“朕初即位,如有政令让百姓生活感到不便的但说无妨,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回去写奏折呈上。”之后每天召集刺史十人入阁,询问当地民生状况及政令执行情况。另外还值得一赞的是李治的勤政,永徽年间日日上朝,想想年复一年天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还真要点毅力和干劲。可是,渐渐地,李治发现,尽管他勤政如故,自己能做出的决定却似乎越来越少——权力已经不知不觉地转移到了长孙无忌的手上。

人们或有这样的疑惑,封建专制制度下不是君主绝对集权吗?怎么还会发生大权旁落这种事?这话也对也不对,诚然名义上所有决定都由皇帝下达,然而拟定各项政策的主要还是大臣,宰相为百僚之首,“总百官,治万事”,其职权范围涵盖甚广。唐代的中央集权,比秦汉又有加强,由独相制变成了群相制,军国政事要全体宰相商议通过后上奏,皇帝要做的往往只剩下是批准与否,倒是和现代西方的议会制颇有相似之处。而首席宰相,唐代称为“秉笔宰相”,辅弼天子,实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单以用人而言,宰相有权升迁黜免三品以下官员(当然要报经皇帝批准),考虑到宰相自己也不过三品官,一、二品官多只示尊荣而无实权,就可以知道宰相的权力有多大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之后,接下来提拔的仍然是反对废后的韩瑗和来济,因为名单本来就是由宰相提交的,皇帝也就是画圈和不画圈的份儿。如果不同意,宰相又提交另外两个估计皇帝可以接受的人选而已。也有皇帝自己选官的,称为“诏选”,但并不常见。马周白衣入仕的故事之所以出名,也是因为太过稀少的缘故。具体国策基本也是由中书省拟定,集体讨论通过后转交门下省审议复核,再上呈皇帝批准,转交尚书省执行,即所谓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不太强势的君主会感觉十分被动,因经中书门下呈上来的奏章基本已代表全体大臣的意见,如要反对会感到很大压力,犹如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动用最后否决权,使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尴尬地站在整个官僚机器的对立面。

不仅如此,皇帝的命令也同样需要政事堂宰相商决附署,中书省草拟诏书,门下审议通过后才能生效。唐代政治较为开明,屡屡有皇帝诏令被驳回之事,门下省官员甚至直接在诏令上涂改而奏还,称为“涂归”。敢于封驳的官员被视为“劲节”而广泛受到时人的称赞,唐代颇有些干这种事出名的人物,要升官这也是政绩之一,而不敢封驳的则被视为碌碌无为迎奉阿旨的庸人。后来武后废中宗,软禁睿宗,正一门心思想当皇帝,知道诏旨在中书门下会遇到麻烦,索性绕过去直接下旨,引发大臣不满,宰相刘祎之即道:“不经凤阁鸾台(中书门下),何名为敕?”你这圣旨都没有经过中书门下审阅,算什么圣旨?可见当日之规矩流程,不经中书门下的诏旨极为少见。李治初登大位,经验和信心都不足,还在继续扮演小白兔乖乖的角色,好外甥+好学生=好皇帝^_^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既为检校中书令,执掌中书省,同时又知门下省事,集两省大权于一身,而他还是天子舅父,顾命大臣,权势之盛,可想而知,用“炙手可热势绝伦”来形容,绝不过分。从上文他做了那么多贡献就可以看出,他揽的事儿着实不少。在贞观时期一直谨言慎行,永徽初年也颇知收敛的长孙无忌,在天子言听计从,政敌束手敛声的情况下,也渐渐抛开了居安思危的顾忌,行事慢慢张扬起来。某日宴会朝贵酒酣耳热之际环顾同僚:“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越公杨素)”群僚或回答不知,或说超过越公。“自揣诚不羡越公,”无忌听后徐徐道:“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2] 其志满意得、富贵傲人的骄态,跃然纸上,隐隐已有侵凌主上之威。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长孙无忌出身高门贵族,政治嗅觉很高,贞观年间一直以立身谨慎出名,多次辞去高位,从不敢以外戚骄人,对于敏感话题多是侧身回避,因此才能得到太宗的最终信任,称他为“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然而对于年少的新任天子,却难免有轻视之心,仍是难改舅父看待小外甥的心态,就算开始还有些警觉性,也慢慢被仕途上的一帆风顺所磨灭,却没有想到光亮越强,阴影越浓。长幼虽关人伦,君臣自有名分,李治虽是他的晚辈,虽亏欠了他许多人情,但仍然是皇帝,真真正正的天下第一人。永徽三年末,在争位斗争中失败的李泰在郁郁寡欢中死于均州,行事越来越没有顾忌的长孙无忌乘机借高阳公主唆使房遗爱与房遗直争夺爵位一案大做文章,将魏王旧党,不满当权者及自己政敌一网打尽,最后处死两名王爷,两名公主,三位驸马,大批皇亲国戚牵连被贬,结案之惨烈,举世皆惊。这就是初唐轰动一时的高阳公主谋反案。

说起高阳公主,那可真是大名鼎鼎。唐朝公主本有一部分人行为不检,但象她这么五毒俱全的还真不多见,骄横跋扈,淫恶纵欲,欺凌家人,干预朝政,外加其蠢无比,前面四条都不算新鲜,第五条都占到才叫“人间极品”,惹得身边倒霉男子个个沾之即亡,其效率之高,堪比鹤顶红。高阳公主,唐太宗的庶出女儿,下嫁房玄龄次子房遗爱,婚后不久就私通和尚辨机。完全可以理解,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精神生活空虚的贵妇,遇上一个精神需求圆满,生理需求饥渴的高僧,正好天雷勾动地火,损有余以补不足。高阳公主前后赏赐给辨机的财物,据说数以亿计(这数字看起来很吓人,折合一下也就几十万贯,够销金客骑鹤下扬州的干活)。然而这样的露水姻缘,不管有多么热烈,最终也是难有任何结果的。更糟糕的是,最后还被人揭发,太宗大怒,腰斩辨机,也斩断了与高阳的父女之情。这段孽缘经过通俗小说和宫廷肥皂剧的重新改造,变成一段《天龙八部》里叶二娘VS玄慈方丈式的苦恋,这倒也罢了,见识过了小绵羊版武则天和小白兔版李世民,我们已经对任何极端扭曲人物性格的作品免疫,不过居然把高阳塑造成倾国倾城人见人爱的万人迷,连被她迫害攻击的房遗直和莫名其妙陪她掉了脑袋的吴王恪都成为她的裙下之臣,就真是有点让人受不了。正应了一条规律:“恶俗而缺乏想象力的作者,表现女猪脚有魅力的唯一方式,就是为她安排面首若干。”可怜的吴王恪,一早远离长安去了他的封地遥远的安州,最后死得不明不白不说,居然还被编排成甘冒乱伦之名爱上高阳这种女人,实在忍不住让人同情。

太宗嫌有高阳这样的女儿丢了他的脸,高阳也恼恨太宗杀了她的和尚情郎,不过太宗在世的时候,她是拿这个老爹一点办法也没有的,高宗登基之后,她才重新活跃起来,大概是看着高宗好欺负,一心想借着打倒高宗来报复太宗。正巧她老公房遗爱因与魏王李泰交往过密,高宗上台之后也是属于失势的一派,这下两夫妻倒是有了共同语言,常和同样不满现状的皇亲国戚如魏王旧党巴陵公主驸马柴令武,坐事被贬的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自认为比李治更有资格做皇位的荆王元景等等开小会,说些大逆不道毁谤朝政的话,玩些“假如大变忽起,我辈当XXXX”之类的架空小说接龙。这样口没遮拦按律已是死罪,在小圈子里几个人议论一下倒也罢了,偏高阳公主还在不断惹事,对象是她一直看不顺眼的大伯房遗直。房遗直以房玄龄长子的身份继承了爵位,什么都要最好的高阳公主于是对他百般刁难攻击,从太宗时代起就开始告恶状,希望把他整倒让自己老公承袭爵位,次次告状,次次落空,反正她是公主,诬告大不了挨顿骂,久而久之,几乎成为这个无聊少妇乐此不疲的游戏。房遗直的一再忍耐不能收到任何效果,在高阳公主再一次诬告他“无礼”的时候(按后果的严重程度,这个“无礼”大致可以翻译成强奸未遂罪),房遗直终于忍无可忍,你可以质疑他的道德观,但不可以质疑他的审美观,高阳还是比较适合没见过市面的出家人,呵呵,说笑了。其实是担心这对无法无天的小夫妻总有一天会捅出什么篓子连累整个房家了,索性把房遗爱和高阳公主聚众谋反一事揭发了出来。高阳告房遗直谋反不过空口白话,房遗直告高阳却是有凭有据,——公主不仅口出怨言,更曾派人占星卜筮窥视宫省。既是谋反大案,犯案的又是金枝玉叶,事情立刻呈报给了长孙无忌。

此时魏王李泰已幽死于均州,房遗爱本来便是李泰的心腹,为助他夺嫡上下奔走颇为卖力,如今胜负已分,竟然还不知趣地意欲重演夺嫡故事,不由得勾起长孙无忌的新仇旧恨,除坐实这对夫妻的谋反之罪以外,更将此事严重化和扩大化,将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陆续罗织进来,一网打尽。头一波打击对象主要针对魏王旧党和不满李治作皇帝的人,其中当世名将丹阳公主驸马薛万彻,巴陵公主及驸马柴令武夫妇为李泰心腹,荆王元景一直觊觎李治皇位,昔日争位失败的太宗庶子吴王恪也被牵涉进来。此案审理结果,房遗爱、柴令武、薛万彻三位驸马均被处斩,元景、李恪二王及高阳、巴陵二公主赐自尽。纵然是金枝玉叶,一旦得罪长孙,下场竟会如此凄惨!就算不相干的旁人,也感觉不寒而栗。

其中吴王李恪之死,最是引得后人同情,他也确实没有参与房遗爱夫妇愚蠢的密谋,但长孙无忌这样处置,也是事出有因。吴王恪并非没有野心的人,并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奉异母兄弟李治为主。当日承乾谋反、李泰被黜之后,颇受太宗宠爱的他也曾下过功夫希望太宗能立他为太子,终因自己的庶子身份以及长孙无忌的反对而未果。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之后封他为安州都督,让他远离政治中心的长安,临行之际特地告诫他:“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燕王旦不服,阴图不轨,霍光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可不戒!”以昭帝比李治,以霍光诛燕王旦影射不服君上的后果,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了,如果吴王真的安分守己,太宗也不会说出如此重话了。李治以先帝少子身份继承皇位,大把人自负自己英明神武更有资格主宰天下,吴王因太宗曾亲口表示过立储意向,更居司空高位,无形中成为反对力量的代表,所谓“地亲望重,中外所向”,即是指此。这样的社会不安定因素,身为当权者的长孙无忌自然要将其除掉,以“绝众望”,安天下。吴王既因长孙无忌的反对而夺嫡梦破,复遭陷害横死,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临死大骂:“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据说李治曾以荆王吴王为他的叔父和兄弟,希望能免其一死,但为臣下劝阻,不得不杀(“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其实此二人均为他皇位的实际威胁者,犯事处死李治未必不暗爽在心间,而他希望宽宥的理由也十分牵强,既以亲戚身份为二王求情,那么置高阳、巴陵二公主于何地?以我心里阴暗的揣测,倒像是为求仁君之名而诿过于臣下,颇有作态之嫌。

如果说长孙无忌对这些人的处置还有维护政局稳定的考虑,那之后的进一步株连就纯属为报私怨了:现任宰相侍中宇文节,李唐宗室名将江夏王李道宗,九江公主驸马执失思力,皆坐与房遗爱交通,流放岭南,其家属也没为官奴。之后更废恪母弟蜀王愔为庶人,软禁于巴州;房遗直贬春州铜陵尉,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李唐宗室之中,以江夏王李道宗与河间王李孝恭军功最甚,李道宗为人也很谦和,只因与长孙无忌不和,贞观末期自请改任散官,一意隐退,但还是逃不过被罗织立案的命运,病死于流放途中。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为长孙无忌的这种做法开拖,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排除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酷烈毒辣,其专权朋党、滥用刑法之甚,实为大唐开国以来之仅见,被人视为伊尹、霍光一类的权臣,不能为无因。旧史之中对长孙无忌颇多维护,但对其“猜忌大臣,拟皆夷戮”的作为,也有尖锐的指责:“道宗军谋武勇,好学下贤,于群从之中,称一时之杰。无忌、遂良衔不协之素,致千载之冤。永徽中,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善泳者溺于水,玩火者多自焚。长孙无忌一生精擅权谋,辣手执政,他日后的悲凉结局,又何尝不是今日种下的前因所致呢!

永徽四年二月结束的这次大案,让天下人都见识到了长孙的煊赫权势和铁血手段。若干名王贵人生命的消逝铸就了他名字的霸气与威严。在鲜血和白骨的映衬下,长孙无忌的声势,赫然已如日中天。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高阳公主一案,标志着长孙的权势达到了极盛,却也让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李治,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来自舅父的震主之威。时过境迁之后,他或许会后悔今日的张扬,政敌们在惶惧之下越发的抱拢成团,更引起了李治的疑忌之心。踌躇满志的长孙无忌再也想不到,一向温顺听话的小外甥,心头的阴云正在越聚越浓,只待一个女子的纤纤素手挑动,便将化为惊雷密雨,泼天富贵,顷刻被雨打风吹尽。盈亏之间,祸福一发,又岂是凡夫俗子能够勘破的呢?

注:[1]通鉴永徽三年事

[2] 旧唐书载承乾“好声色”“漫游无度”,甚至把他学父亲纳谏也说成是做样子,黄永年先生认为这是李治继位后史官给他泼的污水,借此说明李治继位的合理性。贞观十年,太宗特命李泰置文学馆,听自招引学士,胡三省以为这是太宗有意为李泰图东宫张本,已有易储之心。

[3]《隋唐嘉话》

第六章 正位中宫

初唐政坛人才济济,群星璀璨,素来为人所称道,然而长孙无忌作为凌烟阁第一功臣,所得评价一向不高。对他的指责主要有他身为人臣,两度干预君王立储,且都主张废长立幼;贞观时期建树不多,排挤大臣,又不敢向太宗进谏;永徽时专权用事,诛杀异己等等。有人甚至说他毫无才华,只是靠裙带关系才位居凌烟阁首位,一旦掌权又视君上为傀儡,如果不是出了个武则天,他很可能篡权夺位。加之现代影视文学作品的推波助澜,这位凌烟阁第一功臣,几乎给妖魔化成了白脸奸臣。

平心而论,长孙无忌确有好弄权有私心的一面,但怎么也不至于如此不堪。无论是玄武门事变还是太宗立储,主要还是太宗自己在决定,说来立储事之所以会闹出如此大的风波,也是太宗偏爱李泰而引起。各种明里暗里的支持,滋长了泰的野心,也让他对一些元老大臣不放在眼中,彼此有过多次冲突。魏征就对李泰很不感冒,虽说和魏征自己立嫡以长的政见有关,但泰和不少极受太宗看重的贞观重臣的关系不睦是不争的事实,太宗不能不考虑这些。李治虽不理想,但已是当时条件下最为合适的继承人了。长孙无忌拥戴李治自然是因为李治性格柔顺,跟他更为亲近,不似李泰那么傲慢疏远,但李泰的这种做法本来也就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体现。

至于长孙无忌在贞观时的作为,更有必要一辨。长孙无忌的确很少向太宗进谏,但也要看到,凡是参与过玄武门事变的核心人物,几乎没有向太宗犯颜直谏的,比如房玄龄宇文士及,而以直谏出名的大多是原东宫人马,如魏征王珪等。长孙无忌是太宗心腹,参知机密甚多,自不敢再象魏征等人那么直言无隐,犯主逆鳞。但不劝谏并不等于就没有建树,不过彼此分工不同而已。现在有些人把贞观之治的光环聚焦于魏征之上,甚至以是否接受魏征的谏言作为人君是否失德的标准,以是否向君王进谏判断大臣是否有建树,着实有点奇怪。宰相的三个职权:议政,执行政事,监督执行情况,魏征做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个人以为长孙无忌、房杜,乃至李靖李勣起到的实际作用,恐怕比魏征还要大一些。就长孙无忌而言,仅仅一部《唐律》就足以震古烁今了。他并不是那种名誉编撰者,而是从头至尾都参与了法律的修订,以及各种庭议和辩驳,如《贞观律》、《永徽留司格》、《散颁格》的修订。此外,贞观之治的成功不仅在于法律的完备,也在于礼仪的修明,即所谓“礼”“刑”兼备。长孙无忌在这方面也很有优势,《大唐礼仪》就是他编纂的,其实中国法律(指古代)礼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所谓“以礼率律”。唐律在礼法结合方面是历代最为完美的,这和长孙无忌的努力和学识分不开,所以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绝对是不容抹杀的。长孙无忌的才华,还可以从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中体现出来,绝非只靠攀龙附凤即能获享高位之辈。

长孙无忌的确有弄权专断,诛杀异己的一面,不过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决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为了李治的统治稳定着想。说他会成为王莽第二,夺取李唐江山,那是太过了。他从来没有试图掌控军队威胁幼主的举动,提拔的人物虽然有偏私之嫌,大多与自己政见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备口碑颇好,说他是权臣不错,但权臣却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汉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张居正,均属这类并非十全十美却力能回天的能臣+权臣。不过,高阳公主一案中他对于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确有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后他即将为此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只因狠辣太过,势必万众瞩目。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长孙无忌的光芒,已经刺疼了年轻君主的眼睛。一个微妙的信息是,就在此案结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评点过当世三大名将,称李勣、李道宗作战,不会大胜也不会大败,而薛万彻作战,不是大胜就是大败。然而道宗和万彻,无论是谨慎小心还是轻率鲁莽,都死于这场大狱。当世三大名将,已仅仅剩下李勣一人。他会否有物伤其类之心?会否因与长孙关系疏远而担心过己身的安危?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值得注意的不仅是皇帝的授职,更有李勣的接受,这与永徽初年他为了避免和长孙无忌冲突而坚决推迟左仆射的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君上的恩宠犹不只此,之后又特命再度为他画像,并亲自作序,先追忆一番李勣为东宫旧属时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记得自己的责任,“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后又对他大加褒奖,“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昔日凌烟阁画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长孙无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称李勣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置长孙无忌这位国舅兼托孤大臣于何地?如果无忌还能保持他在贞观时期的洞察力,应该会留意到这个危险的讯号,然而他没有。仍然沉浸在政敌人头落地胜利喜悦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换。

李治对于政事的不满越来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会议上他抱怨官员们不给他意见,“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长安城外郭修葺,一个小官雍州参军薛景宣进言道:“汉惠帝修长安城,没过几天就死了,现在又修城墙,一定大不吉利。”这人真是很会说话,不是红口白牙地咒皇帝死么?几个大臣都上书要求惩办他大不敬之罪,按律当诛。李治认为:“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于是赦免了他。其实薛景宣的话本无道理可言,李治执意饶恕这只大嘴乌鸦也不愿意断绝言路的心态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国古代政治体制,臣下提意见建议往往有两条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后或者直接处理掉或者作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种则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权相对较重而君权相对较轻时,臣下跟宰相接触多而和皇帝接触少,国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时处理,而多由宰相独对时向皇帝提出提议,此时缺乏参考意见的皇帝是很难对这些提案提出反驳意见的,所以以照准为绝大多数,一些试图垄断朝政的权臣,甚至是很不愿意臣下接触皇帝向皇帝提意见的,比如玄宗时代的李林甫。而相权轻而君权重时,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汉武帝时九卿“受事宫中”就是比较显著的例子(这里的“事”是文书之意,南朝有中书通事舍人,就是负责传递诏书的,“受事宫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从宫中下达的诏书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状态诏书拟就后下给宰相,由宰相指挥相关部门,这种情况也称“事从中下”),至于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决,这就是相权极轻的表现了,实际上这时也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了。

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对政治设施实际负责的唐高宗,却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来找自己,或者面陈或者上“封事”议论朝政,这其中的意味是很丰富的,可以理解为对君权过轻的一种不满,也可理解为对长孙无忌的施政有不满,因为臣下议论事情,虽然往往是采取对皇帝进行劝谏的形式,但除非是针对宫闱私事的批评,否则实际受到伤害的总会是长孙无忌,因为作决定的实际是长孙。就以景宣议论修长安城来说,虽然是犯了皇帝的忌讳,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何尝没有触怒长孙为首的政府呢,因为作出修长安城决定的只会是长孙和他手下的官员。景宣批评政府修长安城的举措忽视了皇帝的健康,虽然话说得比较难听,其动机我想高宗还是很领情的,这也是政府要求惩处他而高宗给予庇护的原因吧。他宁肯忍受一些既不精辟也不睿智的说辞,也不愿意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寂寞无垠的空间里,沉默而浩瀚,最后无声无息地消逝于虚空。

群臣意见往往清一色一面倒,朝廷上几成一言堂,高宗在政事上的挥洒空间日益局限,后宫生活也同样不如意,永徽五年,发生了小公主暴亡一事,王皇后母舅柳奭惶惧自请辞相,李治于是想把心爱的女人武昭仪立为皇后。这并不容易,王皇后出生世家大族,又是太宗亲自选择的儿媳,而武昭仪出身寒微,加之曾事先帝,身份尴尬,但如果能得到神通广大的国舅的同意,他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于是,在和武昭仪商议之后,他们精心准备了一番,双双来到长孙无忌的府第。

皇帝驾临太尉兼国舅的府第,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武昭仪也陪随同至,就比较稀罕了。七窍玲珑心的长孙无忌一见这架势,心里也就明白了八分,当下不动声色地将天子及其宠妃迎入府中,盛宴以待。皇帝看来心情很好,一见面就破格提升长孙无忌宠姬所生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罗绸缎满十车,即使对于宰辅重臣,这样的重赏也是极为罕见的。按照大唐铨叙之法,散官分为九品三十阶,以科举出身的,进士只能由从九品上起叙,明经由从八品上起叙,以门荫出身而有国公封爵的也不过从正六品上起叙。朝散大夫计阶为从五品下,按大唐制度已属通贵之官,授官便必须奏取进止,按每年量多少起叙。而今次授官的三个儿子,不过是无忌宠姬所生的庶出儿子,如此殊恩,笼络之意已是相当明显。于是宾主尽欢,其乐融融。酒酣耳热之际,皇帝微微一叹:唉,可惜王皇后无子。折腾了半天,至此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希望国舅能顺从自己的意思,同意废王皇后而立武氏。无忌心里雪也似的明亮,却诈作不知,话锋一转,随口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如此几次三番,直到所有的人都清楚明白地知道他在装傻为止。话到这个地步,已经没了继续说服下去的必要,于是“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悻悻然回宫。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可以想见的。“王皇后无子”,这是李治唯一能搬上台面的废后理由,因为皇后杀一个未有公主封爵的嫔御之女,根本够不上废后的标准,何况此案还未证实,反而无子关系着大唐的国运。可是这个能搬上台面的理由,却不是个能说服人的好理由,尤其对于无忌来说。一方面,王皇后的养子太子忠正是由无忌拥立为太子的,且当年之所以如此匆忙立储,正是针对武氏入宫后不久怀孕即升昭仪的举措,因此先天便有一重抵触。另一方面,以武氏的出身和背景的确大有问题,寒门小户不说,还是先帝的侍妾,在深宫中呆着也就罢了,要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这怎么可以?让天下人耻笑皇帝乱伦么?在他看来,武氏能做上昭仪已经很够意思了,她实在应该安分一点。说来可笑,长孙无忌多次干预帝王立储,每每因主张废长立幼而被人指为不合礼法,存有私心,当他头一次为了维护封建礼法力主立嫡以长的时候,却因此而身遭横祸,家破人亡。历史之吊诡,也正在于此了。

李治很郁闷。“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收了别人的重礼,却不帮忙办事,香饵吞进去,鱼钩吐出来,难怪别人会有意见,何况这人还是皇帝。以堂堂帝王之尊,亲自跑到臣子的府第行贿,本来已是上下倒错尊卑易位,现在居然还被拒绝了,这真是……太太太不给面子了!如果说高阳公主谋反一案的处理让他看到帝王权柄的下移以及长孙无忌的咄咄逼人,那么这次就是直接地感受到长孙对自己意愿的冷淡和对帝王权威的轻视,原本对舅父已有疑忌之心的李治,此刻愤怒更是如火如荼地燃烧起来,毕竟,他还是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又怎会没有一点点脾气。自他十六岁被立为太子开始,他就一直处在父皇严厉而挑剔的目光之下,好不容易熬出头当上皇帝可以喘口气了,却又时时刻刻处在舅父为首的顾命大臣监督下,不得不小心翼翼避免行差踏错。这样尊而重之的结果,换来的是对方日益专权妄为,虽身为帝王,却如身受重缚,动辄为人所制,无法挥洒自如,既不能按自己的心意打理朝政,也不能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成为正妻,人生至此,实属无味。

然而求诸朝堂,大臣们都意见一致铁板一块,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臣,处理事情四平八稳没有什么失策的地方,想干预也找不到借口。后宫之中,如王皇后萧淑妃之辈也不可能给他什么帮助和支持,初唐宦官势力可以忽略不计。朝臣、外戚、后宫……思想一圈,能借重的只有她——武昭仪,苍茫的天地间,她是他唯一的同谋。

向长孙无忌行贿试探,武昭仪第一次冲击皇后宝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她并不是承受不起失败的人,但长孙无忌的态度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夺取后位的这条路将会行进地异常艰难。她将面对目前掌控朝政的所有重臣的反对,一旦失败,已经亮出野心的她下场将极为凄惨。王皇后一旦熬过这场劫难,他年太子忠登基为帝,王皇后便将升格为太后,如何对付她这个情敌,是可以料想的。不错,是她先下的手,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惨痛。但现在再来后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既然跨出了这一步,就不能再回头,而李治则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对象了。在命运的赌桌面前,这是她唯一可以带上阵的资本。

纷繁复杂的局面蓦然间变得异常简单而清晰,为了达到彼此的目标,他们需要对付同一个人——长孙无忌。联系彼此的不再只是男女情欲,更关系着自身的生死浮沉,他们不再只是皇帝和宠妃的关系,而是政治伙伴,以及同盟者。两人齐心合力,共同对付阻碍他们前程和梦想的元老集团。

得到高宗全力支持的武昭仪信心倍增,这年三月,她刚刚完成了一本书,名为《内训》,教导女子如何服从丈夫,幽娴贞静,俨然已以皇后自处。只因这类女子教育书籍,传统都是由皇后著述,作为母仪天下的懿德佐证,武昭仪此举,无疑已是僭越。而以她曾事二夫的经历,公然教导女子应该如何持节守贞,更是有些滑稽。好比一个经常作弊的学生,却堂而皇之写起学生手册,并要求别人遵守,被人指为“以身作贼”,那也不算冤枉。不过这正是武昭仪一向的风格,你有你说,我有我做。她是规则的制定者,却非遵行者,似乎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必要为这个明显的矛盾而伤脑筋。一如一切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们制定规则,却又超脱于规则,仰天一笑打个哈哈,世俗礼法岂为我辈而设!轻轻松松一句话搞定。人言可畏,在一些人眼里,公众的声音是足可压死人的大山,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却不过是个气球罢了,轻轻吹口气便会飘远,甚至不必用针刺破。遥想当日踌躇满志地捧着《内训》的武昭仪,想必也是嘴角噙着一丝讥讽的微笑,傲慢的、挑衅的、不屑的冷对着大众的瞠目结舌或是冷嘲热讽。不过如此。

如此稍事休息,永徽六年六月,武昭仪再度发难,目标直指已行同禁锢的王皇后。这位可怜的皇后,再度被身边人告发,指她与其母魏国夫人行“厌胜之术”。厌胜,指因憎嫌某人而作图画形象,对其刺心钉眼,以此诅咒此人受苦或横死。也可用于媚道,以博取尊长的喜好或男子的爱恋。施此术者,以谋杀论减二等,但若对象是尊长或皇帝,则罪当处斩,列于十恶重罪之五的不道(即背违正道,阴行不轨),属不赦之罪。这次手脚做得可能过于明显,就连撰写唐实录的史官也认为是武昭仪诬陷,目的在于进一步打击王皇后,民间更是议论纷纷。[1]但皇帝的处理却异常果决,禁止魏国夫人入宫,复贬王皇后舅父柳奭为遂州刺史,中途又以“漏泄禁中语”之罪,再贬为更为遥远的荣州刺史。此外,以旧制“贵、淑、德、贤”四妃名额已满,欲别置“宸妃”之号,以武昭仪为之。以此事观之,似乎高宗此时尚未有立即废后之心,武氏也并未试图直接跃居后座,当是有意试探群臣的意向。

“宸”,为北极星之所在,后引申为帝王之所居,乃至帝王本身。以“宸”为特设封号,彰显其地位的尊贵与超然,隐隐有傲视群伦之意,当是出自素来醉心于文字魔力的武昭仪之请,作为封后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不料此议一出,立即受到两省宰相的反对,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先后上表以不合制度为由谏止,“妃嫔有数,今立别号,不可”。韩瑗和来济俱是王皇后舅父柳奭罢中书令后新提拔起来的,韩瑗与长孙无忌有姻亲之谊,彼此同气连枝,自不待言;来济却非关陇贵戚,素性忠直,贞观末期从未卷入太宗诸子之争,只在事后规劝太宗对承乾从轻发落以全父子之情,此番进谏,当是出于太宗朝忠谏的遗风以及对大唐礼仪制度的维护了。既有重臣施压,封妃原本也不是武昭仪的终极目标,不欲在此多事纠缠,进号宸妃一事,于是就此罢议,但这两位不识时务的大臣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武昭仪的心里。

私下打探长孙无忌的态度和进号宸妃之议,是武昭仪谋夺后位的两次序曲和试探,两次群臣都毫不含糊地亮出了反对牌,不能不悻悻然收手。纵有万丈雄心,却遭遇群臣一致的冷面以对,一时颇有进退维谷之感。既已付出了那么多,势必要个结果,然而旧时代留下的势力看来是如此强大,坚冰重重,何从突破?这时,一次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终于让李治下定决心将皇后废立提上了议事日程。

起因是长孙无忌看某人不顺眼,按老规矩想把他贬出京,虽说长孙无忌贬斥大臣常有排除异己之讥,但他跟这个人过不去却绝对是有道理的。此人便是中书舍人李义府,《新唐书*奸臣传》中排行第二,说来也是初唐有名的白脸奸臣了。只是跟电视剧中凡奸臣往往形容猥琐不同,李义府眉清目秀,温文尔雅,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因他是靠刘洎引荐才得以入仕,又显然对这位恩人深怀感激,恋恋不舍。人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刚正豪放的刘洎,怎么会和阴柔狠辣的李义府扯上关系,于是就纷纷传说他们是同性恋伙伴。咳咳,都是美貌惹的祸^_^ [2]李义府文采风流,与来济同以文章翰墨扬名,时号“来李”。当我们读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这样柔媚清丽的诗句,纵然厌恶其为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文学才华。看来做奸臣,也是要有几分真本事的,否则也不过只能做摇旗呐喊的小喽罗而已。《旧唐书》虽承认他“才思精密”,却又忍不住诸多不满,只得道“所谓猩猩能言,鄙哉!”这是因人废文了。和他清秀的外表一致,李义府跟人说话也极其谦恭有礼,脸上永远带着三分迷人的笑意,但你若以为他面和必然心善,那就赶紧攒钱给自己买棺材吧,因为李义府最擅长的便是温柔一笑就出刀,让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阴狠的事情干得多了,时人赠他一个美号“笑中刀”,又号“李猫”。初唐时选官讲究德才兼备,李义府风评太恶,和他同时扬名的来济都已经做到了中书令,他还只是个中书舍人,兼修国史,跟许敬宗是同僚。长孙无忌掌政之后,李义府因为受马周、刘洎推荐入仕,算来属于魏王党的外围,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因此之故,李义府一向极为留心朝中动态,探知长孙无忌有意将他贬出长安,到偏远的剑南做壁州司马,顿时慌了手脚。好友王德俭替他出主意说:“武昭仪甚承恩宠,皇上本有意立她为后,只是担心宰相阻挠,你若能挺身而出,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说不定可以转祸为福。”李义府深以为然,反正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一旦出京便将难有翻身之日。当下飞速写好,趁王德俭在宫中当值之日,深夜叩阁,直达天听,恳请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深夜之中,当然没有朝臣阻碍,表章立即送到李治手里。正为立后事得不到群臣支持而烦恼的李治,见了真是大喜过望,立即传召李义府,并赐珠一斗,留任原职。长孙无忌贬他出京的诏书都已经在中书拟好,正要转送门下省,皇帝留任的圣旨已经到了,诏书顿时发不出去,徒唤奈何。隔日,武昭仪亲自派人登门慰问。不久更将他升职为中书侍郎,为仅次于中书令的副长官。对于李义府而言,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一子落下,满盘皆活。李义府的人生,就此得到转机,也打破了李治的重重顾忌,武昭仪更是大受鼓舞,他们终于知道,原来朝中还有支持他们敢于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的人。李义府是第一个提出废后事宜的人,也是第一个鲜明表态支持武昭仪的朝官,他职位的不降反升,无疑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让所有在现行体制下郁郁不得志的官僚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也为他们指明了上位的途径。这是李治第一次违犯长孙无忌的意愿提拔长孙要贬斥的官吏,虽然诏书未曾送达门下,上呈李治处理,从而避免了一场面对面驳回重议的尴尬,但宦海浮沉的老手们都能感觉得出这对君臣已有了裂痕,皇帝不再对长孙无忌言听计从了。李义府的升迁,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荡起了层层涟漪,首先波及的便是许敬宗。那位给李义府出主意让他深夜递表的狗头军师王德俭,正是许敬宗的亲外甥。我甚至怀疑,也许本来是老于世故的许敬宗察觉到了这一点,却不想轻举妄动,于是让李义府去投石问路了。

许敬宗的仕途比李义府还惨,早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才名满天下的他就已经入选秦府十八学士了,三十年过去居然还在原地踏步,继续编写永远写不完的国史,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这下总算看到机会,忙不迭地表忠心支持立武昭仪为后,四处奔走宣言:“田舍翁多收了几斗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当今天子!”其实这话说得十分不雅,居然把堂堂九五之尊的大唐皇帝比作喜新厌旧的老农民,真是岂有此理。许敬宗也算饱读诗书,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么个不伦不类的破比喻,但只要是赞成易后,李治听了也觉顺耳,当下又升他为礼部尚书。这样明显的暗示,就算是瞎子也明白皇帝的心意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力挺武昭仪的队伍,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是最早的一批,皆成为武昭仪的心腹,可以说是为她打江山的第一批功臣,后来被武后视为有“翊赞之功”,武周朝多次重赏加封,并惠及子孙,足见感念之深。受后宫之战的启发,武昭仪将这一批人物网罗麾下,组织成严密的情报网,触角于是从内宫延伸到外朝,连成一片,互为表里,便于及时掌握信息并做出反应。武昭仪坐镇宫中,总揽全局,随时留意最新进展并报知李治。这个情报网的严密与高效,是其最后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在这些支持者中,许敬宗最为资深,又是李治东宫旧属,深受信任,当下便受命去完成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再去登门拜访长孙无忌,望他通融赞成废后。

从这里来看,李治对于舅父始终是心存忌惮的,然而关陇贵族的骄傲,两朝重臣的身份,以及一直以来的一帆风顺,长孙无忌仍然不愿意松口。李治花心思收买几个中下级官吏改变不了这一点。皇帝亲自登门都一无所获,许敬宗能得到什么?一通好骂。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出马,同样不给面子。皇帝肝火渐渐升起,恼恨舅父太以过分,长孙无忌也没有想通一向温顺的小外甥怎么会不听话到了这个程度。皇帝的坚持,国舅的固执,君臣矛盾越演越烈,逐渐从幕后搬到了台前。皇帝欲立武昭仪为后,已是尽人皆知,而长孙无忌的反对,也是明明白白,一个是“春秋鼎盛,声溢震方”的年轻天子,一个是受命辅弼权倾朝野的托孤重臣,满朝文武各自眼尖尖站好队,只待风暴来临之际能够找到方向。君臣对决眼见得已如箭在弦势不可免,最后摊牌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长安政坛的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那种大变将临的疑惧和不安,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长安令裴行俭忍不住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认为如立武昭仪为后,国家祸患必由此而始。武昭仪的情报网迅速做出反应,先是袁公瑜打听到这一消息,立刻密告武昭仪的母亲杨氏,又飞速传到了李治耳中。李治暂时拿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莫可奈何,一口鸟气全出在了裴行俭头上,立即下旨将其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西州都督府地处西域边陲,这是皇帝再次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任免官吏,裴行俭也是第一个因为反对立武昭仪为后而遭贬的京官,不料这一去就造就了大唐一代名将的产生。裴行俭文武双全,纵横西域,从未败过,代表着大唐文人用兵的最高水准,并为大唐培养了王方翼、程务挺等诸多名将,他的名字,便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也因为他是最早被逐出京城的反对派吧,这也让他幸运地避过了君臣交锋最激烈的对决,从而逃过了之后接二连三血腥的大清洗。后来被贬出京的人士,无不杀身殒命,家破人亡。裴行俭这个最初的失意者,却成为最后的幸运儿,塞翁失马,祸福相倚,古中国的这一智慧哲理,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又一次的得以印证。李治一旨贬黜裴行俭,再也按捺不住,遂于永徽六年九月,正式提出了易后之议,最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了,政坛的飓风也随之而刮起!

为了方便起见,这里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政局及核心人物。大唐实行群相制,易后前夕共有宰相七名,分别为:

1、 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北魏皇族后人,父亲为隋代著名外交家长孙晟,母亲也出自高门大阀渤海高氏,关陇门阀领袖。与太宗相知莫逆,一手将李治捧上皇位。李治登基之后,长孙无忌因兼具顾命大臣吉国舅双重身份,权倾朝野,唯与军方关系一向疏远,且为当时三大名将李道宗、薛万彻之死负有直接责任。执政多年,缔造了永徽之治的繁荣局面,却也树下政敌无数。

2、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初唐名将,军方领袖。起自山东寒门,少年时即已名扬天下,即《说唐》中的徐茂公是也。李勣向有“纯臣”之名,玄武门事件中恪守军人职业道德,拒不介入皇室内斗。贞观末期随着李靖的隐退、侯君集谋反被诛,李勣俨然已成为大唐首席将领。更因原为李治东宫旧属,太宗对其着意栽培,既是弥补长孙无忌不善军事的弱点,也是作为一种分权和制衡。高宗登基后,李勣为避免与长孙无忌直接抵触,坚拒尚书省左仆射之位,远离政治漩涡,高阳公主谋反案后,李治以之接替吴王恪拜为司空作为拉拢,推重之心,溢于言表。

3、 尚书省长官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

出身鲜卑贵族,其先祖于谨,与李唐皇室祖先李虎同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家世十分显赫。本人文章德行冠于天下,高祖时便对他甚加礼遇,贞观时为太子承乾之师,因屡屡直言诤谏触怒太子,遣刺客刺杀于志宁。当时于志宁正在守丧,其孝行与品格竟连刺客也为之感动,下不了手,于志宁这才逃过一劫。因此太子谋反案发后,原东宫旧属均获罪被贬,唯有于志宁仍然深被信任,又被派去做李治的老师。于志宁是个老实人,真正的至诚君子,持身谨慎,一直力图远离政治是非,然德高望重,世所同钦,永徽时除继续担任宰相之外,更再拜为太子忠的老师。

4、 尚书省长官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褚遂良

先祖为南朝衣冠,父亲褚亮为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贞观时渐受重用,官至中书令,与长孙无忌一同受命辅政,颇有权势。褚遂良于贞观后期即已投效无忌,合力将李治推上皇位,其间也少不了有些小动作,对于拥护承乾及李泰的大臣有所打压,刘洎之死即与他有关。

5、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

旧隋名将来护儿之子,江都政变时炀帝被弑,来氏家族阖家殉难,来济成为唯一遗孤。来济并非关陇贵族集团成员,而是以原李治东宫旧属的身份被起用,直言敢谏,文名传于天下。

6、 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崔敦礼

出身山东著姓、四大望族之首的博陵崔氏(即“博陵崔、范阳卢、荥阳郑、太原王”),崔敦礼高祖时便已入仕,精善辞令,长于外交,王皇后舅父柳奭罢相后接替为中书令,当时年事已高,屡次请求退休,处于半隐退状态。

7、 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

关陇贵胄,与长孙无忌及李唐皇室均有间接婚姻关系,新近提拔为门下省最高长官。

虽然从家世和背景来看,这些人多出生于高门士族,但和长孙无忌真正说得上同气连枝的,主要也就是褚遂良和韩瑗二人,只是因无忌同时兼具外戚与顾命大臣的身份,无形中成为众人领袖罢了。

这日朝罢,按规矩宰相在退朝之后当齐集门下省之政事堂商议国事,是为政事堂体制。忽闻皇帝宣召宰相入内殿议事,然而宰相七人,仅有四人被宣召,即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尚书省左右仆射于志宁及褚遂良,而近期提拔的韩瑗、来济及崔敦礼三人均未获召见。事有蹊跷,人人心中俱有所感:“今日之召,多为中宫。”——该来的终于来了!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然而事情到了眼前,仍不免让人感到紧张。“长孙太尉当先言之。”有人提议。

褚遂良考虑了一下,道:“太尉贵为国舅,如触怒皇上岂非让皇上蒙上不敬尊长之名?不可。”

又有人提议说:“英公李勣素为皇上所重,当先言之。”

褚遂良称:“司空为国之元勋,不可让皇上负上降罪功臣之名。遂良躬奉遗诏。若不尽其愚诚。何以下见先帝。”表示自己将以顾命大臣的身份,首先劝阻皇帝了。[3]

这样的交谈,无疑是在事先串联以求达到共同劝阻皇帝废立的共识,要求英公李勣首先进言,则是明着试探李勣的态度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勣当即决定称疾不入,避免在关键场合公开表态。他既不愿意帮助群相给皇帝施压,也不愿意当众和同僚翻脸,回避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其余三人步入内殿,皇帝沉默良久,顾望长孙无忌道:“莫大之罪,绝嗣为重。皇后无嗣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

褚遂良即答道:“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

孝道的大帽子压下来,谈话顿时无法继续。不欢而散。

李治不甘心,第二日,旧事重提。这回褚遂良干脆把武昭仪的背景全部抖了出来:“陛下必别立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使万世之后,何以称传此事?”

武氏原为先帝侍妾,高宗以之为妃,已是子夺父妾,行同乱伦。这个事实虽然尽人皆知,却绝少有人敢当面说出来。而今到了废立皇后的生死关头,褚遂良突然不顾一切地说了出来,大出高宗的意外。

光天化日之下,自己的隐私突然被赤裸裸地形诸口舌,公诸于众,“昭仪经事先帝,众所共知,陛下岂可蔽天下耳目!”一字字如箭刺心,凌厉尖刻,惟其说的是事实,更让当事人觉得情何以堪。

褚遂良犹未住口,续道:“陛下倘亏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败乱之端,自此始也。”

此次以孝道责备皇帝,已经不像昨日那样仅仅是遗弃王皇后,有负先帝嘱托,而是直斥皇帝子夺父妾,乱伦通奸,给先帝戴绿帽子了。纵然他是顾命大臣的身份,说出这话也可说是大胆已极了。

皇帝一口气还没喘过来,褚遂良已经先把朝笏放到地上:“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倘得不负先帝,则甘从鼎镬。”臣得罪陛下,罪该万死,可是只要能不负先帝,死也甘心。说罢频频叩头出血。题外话一句,褚遂良对于太宗倒可以说是竭尽忠诚,相当依恋的,太宗曾谓:“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然而李治此刻听来,只觉愤慨,怎么你对老爸就是小鸟依人,对我就是老树盘根?难道他是皇帝,我不是皇帝?骂得那样痛快,皇帝还没有发作,他倒先寻死觅活起来,一腔怒火,哪里还按捺得住!当下命令殿前武士将褚遂良拖出殿外。

刺目的鲜血,盛怒的皇帝,气氛紧张得如绷紧的弦,快要断裂开来,突闻珠帘之后一个尖利的女声响起:“何不扑杀此獠!”

赫然竟是武昭仪!

她当时也不过就是个普通嫔妃罢了,竟然敢隐身帘后旁听君臣议政,不仅偷听,而且公然发作出声要求惩办顾命大臣!群臣震惊过度,一时反倒说不出话来。

平心而论,武氏这一生很少有这么失态的时候,当是褚遂良先鄙薄她出身寒门,接着揭露她曾事二夫的隐私,让她太以难堪,激怒之下终于不克自制吧。

原本紧张得让人喘不起来的局势,被武昭仪这么横插一脚,顿时变得说不出的诡异和尴尬。长孙无忌毕竟久经风浪,当下道:“褚遂良曾受先帝遗命辅政,不可加罪。”

此次激烈程度比昨日尤甚,先是褚遂良指责皇帝乱伦,天颜震怒喝令拉出,顾命大臣血染金殿,武昭仪帘外发难,君臣针锋相对,态势逐步升级,亲眼目睹这一场龙争虎斗互不相让直至最后彗星撞地球一幕的两朝老臣于志宁,吓得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举朝惊骇。与长孙无忌荣枯与共的韩瑗当即入奏:“皇后是陛下在籓府时先帝所娶,今无愆过,欲行废黜,四海之士,谁不惕然?且国家屡有废立,非长久之术。愿陛下为社稷大计,无以臣愚,不垂采察。”[4]这是重弹太宗亲为择妇的老调,加以废立为取乱之道,可是皇帝要的就是四海之士惕然心惊的效果,重塑天子威严,哪里肯听?次日韩瑗再度切谏,感情更加悲切,说到激动之处,潸然泪下,悲不自胜。皇帝大怒,促令引出。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以皇后母仪万国,左右善恶,事关重大为由,援引妲己倾覆殷商,褒姒毁灭周室为例,直斥武昭仪必为亡国祸水,不堪为后。与关陇集团素无瓜葛的中书令来济也上表声援,纵论古今,大谈家世背景之重要,汉成帝以出身微贱的赵飞燕为后,如何使得皇统亡绝,社稷倾沦云云,总之以出身背景两皆尴尬的武昭仪为后就是不行。

这些话虽已重复过多次,高宗早已听得耳朵生茧,再不新鲜,可是立后之事竟然牵动那么多宰相,态度又都是如此坚决,高宗不能不有所顾忌。如今七名宰相除了李勣尚未正式表态之外,无一持赞成态度,激烈反对的倒是大有人在。而他们多出生士族,无论家世背景,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广泛的影响力。而武昭仪虽然新近也招揽了一批支持者,但都是中下层官吏,资历最老的也不过就是有“无行文人”之称的许敬宗而已,他的礼部尚书还是刚提上去的。要依靠这些人力拼整个宰相集团,显然不现实。他们的富贵都是高宗给的,而高宗自己的皇位都是长孙无忌给帮忙捂热的,只此一端,高下立见。高宗烦闷之下,轻车登门,密访李勣。“朕欲立武昭仪为后,然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皇帝吐出一肚子苦水,是倾诉也是试探,“现在只能停止。”李勣微笑,笑容中有心照不宣的默契,以他一贯含蓄的口吻回答:“此为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5]作为军方代表的李勣这样一说,无疑是暗示高宗自可随心所欲,不必有太多顾忌。对于高宗来说,这句话真如同久旱之后的甘露,精神为之一振,扰攘多时的皇后废立之事,至此一锤定音。——“上意遂决。”

对于李勣这一举动,历来颇多猜测,有认为他因太宗临终前的贬官举动暗含杀机感觉寒心,故此在大唐社稷面临危机之际采取了袖手旁观冷漠以对的做法,然而细细考究便可知此说颇为牵强,大有事后诸葛亮之嫌。毕竟,武氏当时不过是个宠妃罢了,后来能走那么远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开天辟地以来什么时候出过女皇帝呢?而当时有震主之威权势侵凌天子的,并不是曲意承欢的武昭仪,恰恰正是直言厉色反对废后的托孤大臣们。如果李治自己是有才能的,那么很显然他借皇后废立事件开始巧妙地摆脱被老臣控制的情况,意欲有所作为,难道不好么?如果他本人昏庸无能,那么被权臣挟制和被内宠玩弄又有什么不同呢?这至少是个改变的机会吧!王皇后本人并不是一个贤能出众的聪明女人,况且没有子息,何足为惜。

值得注意的是,受命保护王皇后和长孙无忌的,是褚遂良而不是李勣。从太宗的临终安排倒是可以看出他是以长孙为辅政,以李勣为制衡了。李勣是否另有遗命在身,这里暂且不论,但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和褚遂良不同。而终高宗之世,李勣这个军政大保镖的任务,也算功德完满,这不仅表现在皇后废立事件中,给予李治以军方的承诺和支持,也表现在日后李义府触怒高宗时,李勣作为唯一监审的朝中重臣,判处李义府以长流岭外的无期徒刑,累及家属,虽遇大赦而不得放还,最后愤激而死。这也难怪日后武后临朝称制,何以会激起李勣之孙徐敬业的反抗,而武后又何以会罪及英公尸骨了。

除了以上为公的原因,从个人上来讲,不过问皇家是非向来是李勣坚守的原则,玄武门事件即持中立态度。而他跟长孙无忌的关系,素来疏远,真要说起来,长孙一手炮制了名将李道宗和薛万彻之死,跟这二位有袍泽之谊的李勣未必不怀有戒心,又怎么能期待他会像一直和长孙合作愉快的褚遂良那般支持长孙无忌呢!

总之,不管他是为公也好,为私也好,作为军方领袖人物的他这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说话,给了李治以万金不易的承诺,暗示长孙决不会得到军方的支持。只要军队不掌握在权臣手中,那就好办。得此一诺,李治始能放手施为,不致担心长孙无忌情急之下效霍光行废帝之事,当即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拿顾命大臣开刀了!

永徽六年十月,高宗终于下旨:“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所谓“谋行鸩毒”云云,无非欲加之罪,只是因王皇后历经劫难而未倒,在此添上最后一根稻草,而萧淑妃如何会获罪,却完全找不到迹象。唯一的解释是武昭仪忌惮她曾经受宠,又有子嗣,视之为潜在对手,务必除去,至于背后做了什么手脚令李治对淑妃如此厌恶,那就不得而知了。这道诏旨一下,足见胜负已分,大局已定,许敬宗遂联络百官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于是高宗再度下诏:“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待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这道诏书也是出于许敬宗的手笔,与其说是措辞如何巧妙,用典如何精致,毋宁说是一通挟嫌含怨的回应之词,字字句句,皆是针对众宰相反对武后的言辞。既鄙薄武氏出身寒微,便开篇即声称她为名门闺秀勋贵之后,既指责她曾事二夫不堪为后,便回应这是先帝自己的安排,亲自送给儿子做礼物的。这类册后诏书原本吹捧虚饰的居多,但似这般从头到尾撒谎到底,竟赫然昭告天下的,也算史无前例了。不过昭仪的性格,向来不惧人言,若是真一剑刺去她可能还害怕一下,若只是出言议论,她当你是空气。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因此册后典礼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异常隆重,让天下都看到新皇后的煊赫声势和今日风光。这种心态,李治完全可以理解,他深心之中又何尝不想穿着正式的皇帝冠冕,册立自己所爱的女人为皇后,好好地向一众反对立后的老臣示威一番?立后诏书一下,随即大赦天下,普天同庆,恭贺道喜的人络绎不绝,而武昭仪这时却出乎意料地上了一道表章,称:“陛下前以妾为宸妃,韩瑗、来济面折庭争,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乞加褒赏。”皇帝以表章出示韩瑗和来济。

武昭仪何以会在立后大殿前夕上此表章,其用意颇可玩味。有指她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之下,故示大度,表示自己确有母仪天下的胸襟和雅量,其实不然。若武昭仪果有此心,她应该要求的是宽恕二人谏阻立后之举,却无端端的把庭争宸妃的往事提出来,“此既事之极难,岂非深情为国!”(“ 既然这件事情那么困难,他们也算忠心为国了,当赏。”)尤其语含讥讽。当日韩瑗与来济以不合制度为由,迫使武昭仪做宸妃一事搁浅,而今立后的诏书也堂而皇之的昭告天下,岂非一大讽刺! 更是一种危险的提醒和暗示,表示不要以为事情已经过了就会这么算了,这一点一滴,件件桩桩,都深刻地铭记在心,并没有被忘记。难怪韩瑗来济看了表章之后不喜反忧,频频要求辞职,皇帝不许。至此,历时两年之久的废立皇后之争,终以朝臣的全面败北而告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回顾这场没有硝烟却意义深远的战争,深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朝臣们(可称为既得利益的保守势力吧!)是太过自信,也太轻视对手了。明知道王皇后已经因为小公主之死而失宠,王皇后舅父柳奭也因此罢相贬黜,仍然没有一点点警觉意识,严重低估了武昭仪的野心和能耐,从而在整个过程中一直处于被动应变的状态,没有做好充分的应战准备。其次,长孙无忌掌政多年,虽然权倾朝野,却也树敌无数,对其专权垄断心怀不满的大有人在,只是被掩盖在一片喝彩声中罢了。而无忌因为仕途的一帆风顺,逐渐冲昏了头脑,对此缺乏清醒的认知,尤其对于皇帝转变态度与自己渐行渐远无所察觉,对手握军权的李勣的立场和态度,也自始至终在状况外,直至最后决战时刻,仍然蒙在鼓里(由此也可见李勣的世故与老练),铸就了最后惨败的主因。军队既不在手,何以威慑他人?只搬孝道这类的大道理,那是只能招人烦,不能让人怕的。道理大不如拳头硬,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昔日西汉权臣霍光便是靠了军队的支持,就算毒杀许皇后,汉宣帝也只能忍气吞声,长孙无忌若有军队之助,何至于如此束手无策?不过,这也从一方面反映长孙无忌虽有私心,但对李治由始至终并无加害之意,更无篡夺李唐江山之心了,否则掌政多年,在军队上安插收买几个亲信并非难事,然而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

而武氏再度入宫之后,能在短短数年间,由侍女而宠妃,最后夺嫡成功,正位中宫,除了她本身的聪明机智,以及李治对她确有真感情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李治本身跟顾命大臣们便有嫌隙,一直希望能找机会摆脱他们的控制。否则即使李治对她宠爱有加,也很难无视那么多重臣的激烈反对,将她捧上皇后的宝座。我们对照日后玄宗对于宠妃武惠妃立后之请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玄宗对于武惠妃是有真情的,后来明知道是她害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对她的怀念依然不曾稍减,让她死后还圆了自己的皇后梦。然而在武惠妃生前,面对着活色生香的妃子,玄宗也并没有让她戴上皇后的凤冠,起因也无非就是重臣反对而已。最后君臣各退一步,武惠妃享受皇后的实际待遇,却始终没有皇后的名分。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为讨好宠妃杀子杀女都很常见,——那不过是他们寻欢作乐的副产品,但为此而杀大臣却不多见,杀宰相一级重臣的更是寥寥可数,反而为了讨好大臣而宁愿娶丑女为妃为后的比比皆是,网络上流传的晚清诸妃照片可以为证^_^ 何况李治针对的不仅仅是某一个朝臣,而是整个宰相团体,立后事件不久,除李勣外,其余六名宰相全部大换血,可见其波及范围和影响力度。

因此,这场立后风波的真正主角正是李治本人,有计划地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团发动的政治事件,目的在于收回帝王的权柄,只是因为政事上无隙可乘,于是转而从后宫寻求突破。而武昭仪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出谋划策和牵线搭桥,因天子深居九重之内,是不好动辄亲自出面拉拢官员的。不过也应该看到,在立后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李勣,并非短期内利诱以金帛功名便能打动,考虑到李勣事后依然谨守臣节,远离决策圈子,并未借机邀功,为自己谋取任何政治上的利益,因此很难说他是为了自身利益而与武昭仪合作了。然而武昭仪的表现,仍是令人赞叹的。在李治的支持下,利用行贿、重赏和贬黜等手段,以拉拢和收编的方式,迅速组织起自己的翊赞班子,在内宫外朝均密布眼线,随时监控政敌的一举一动,甚至亲自监听君相的密谈,充分展现了她强烈的企图心和控制欲,以及灵活机动的斗争战术。她的果敢和才智,令李治对她叹服之余也更为倚重,已不再只是亲密爱人,更兼具了政治伙伴这一身份。而在立后斗争中收编的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也逐渐成为她的心腹,为她日后进一步干预朝政建立自己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永徽六年十一月一日,高宗李治正式册立三十一岁的武昭仪为皇后。是日,百官朝新皇后于肃仪门,开百官朝皇后之先例。司空李勣与立后斗争中持中立态度的老臣于志宁,各奉玺绶与册文于武皇后,标志着她正式成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在这万众瞩目荣耀之极的时刻,她在想什么呢?她是否会想起从十四岁入宫起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回首当年,几番感慨,几多悲凉?她是否在总结这次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中的成败得失,并为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而倍感欣慰?或者,低回凝眸间,她也会想起早夭的长女?那一抹大红朝服也掩不去的淡淡的血痕,是她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和遗憾。这些都有可能,不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她已经在盘算下一步计划了吧,如何把长子弘扶上太子的宝座,令自己的后位更加稳固。沉溺在往事中顾影自怜或沾沾自喜,并非武皇后的风格,她的目光,永远是向前看的。事情也总是这样的,为了保证现有的,便必须拥有更多的。填不了的欲望,停不下的脚步,目标永远在前方。为什么不呢?欲望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王尔德曾经说过:“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另一种是得到了,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为不幸。”当踌躇满志的武皇后为儿子的将来谋筹规划的时候,她不会想到,日后她的弘儿将成为她争夺最高权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而此刻,终于排除万难让武昭仪带上凤冠成为皇后的李治,也不会想到,这个自己生命中最爱的女人,才是李唐王朝的真正终结者,李唐皇族最可怕的敌人。同样,时光倒流十多年,当长孙无忌最终说服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时候,又岂会想到跟自己最贴心最温顺无害的小外甥,今日会变得如此疏远如此陌生呢?时光在走,改变所有,至亲至爱,终成对手。在危险而残酷的权力的祭坛上,所有的热爱与依恋,终究会化为阵阵轻烟,随风湮灭。

立后大典,肃穆而堂皇。成为皇后,是古中国每个女人梦想中荣耀的极致,却非武则天人生道路上的巅峰。接过李勣呈上来的皇后的玉玺,如此晶莹而温美,折射出它所代表的无上荣光。从宫妃到皇后,这决定命运的关键一步,她终究是走过来了。轻迂一口气,她极目远眺,看夕阳将血倾泻在长安城巍峨的宫墙上,华丽而森然,有种令人震怖的美。现在她是这里的主人。

注:[1] 通鉴的记载即是来自于实录,民间传言可见刘肃所作《大唐新语》。

[2] 《全唐文*劾李义府疏》:昔事马周,分桃见宠;後交刘洎,割袖承恩。

[3]《唐会要*忠谏》

[4]《旧唐书*韩瑗传》

[5] 通鉴谓李勣自行入见,今从唐书。

(第六章完,第七章:长孙失势)

萧MM真的好勤奋, 佩服! 期待下文.

楼主文笔流畅,史实生动,确实好文!

期待后续篇章!

放假出去旅游了吗?

快来填坑啊!

楼主美仑美奂的文字与所述云蒸霞蔚的时代,正可谓相得益彰,互相辉映。

不知会否讲她的嵩山封禅?好象当年陪李治去泰山封禅时就很想秀一回了.

第七章 长孙失势

永徽六年十一月,惊心动魄的立后之战终于以武昭仪被册立为皇后而徐徐落下帷幕,然而由此引发的政坛震动不过刚刚开始。新皇后颇有“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并未被胜利的喜悦冲昏头脑,而是迅速进入了下一阶段的备战状态:其一、她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以巩固后位。其二、长孙无忌等反对立她为后的元老重臣需要铲除,以永绝后患。

读史之际,常常会惊叹武后旺盛的精力,似乎永远也不知道疲倦。我写一部长篇连续写几章都觉得累了,想休息,她刚经过历时两年殚精竭虑的立后之战,竟然没有一点点想放长假的意思,立刻就精神饱满地投入到下一个project中去,让人由衷的佩服之余不禁疑惑:这个女子,究竟是否活生生的血肉之躯?或者,她骨子里就是如此的渴望战斗,追逐和征服本身即能给她带来刺激和快乐,如同我们总是眷恋和平与安逸?

也有学者认为,武后的勤力实际上和她潜存于心的自卑感有关,高傲倔强的外表下深藏的不安全感,终其一生也未曾消弭。一般来说,通过非正常渠道登上高位的人,对于到手的一切有种难以置信的不真实感,相对而言总是更为谨慎小心,行事也更为周密毒辣。出身的寒微,曾事二夫的经历,让她受尽士族大家的奚落和白眼,想要出人头地争一口气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武后超强的权力欲即是由此催化而成,因为“自卑感总是造成紧张,所以争取优越感的补偿行动必然会同时出现。”(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具体到后宫女子,由于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又毫无选择余地,只能在一个远比大多数男性和民间女子更为局促的环境中竞争,她们的进退、荣辱、以至于生死,全都系于天子的一念之间,也由不得她们不战战兢兢,时时刻刻如履薄冰了。对于武则天来说,既然她选择了跟整个元老集团开战的夺嫡之路,要面对的敌人甚至比一般的后宫女子更多,也实在容不得她偷懒懈怠。事实上,她还没有来得及为儿子争储位发动攻势,手下探子就为她带来了一个令她既惊且怒的消息:——李治竟然背着她去探望被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了。

《资治通鉴》中如此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事件: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这里谈到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不久,李治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了被他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跑去一看发现她们住的环境很不好,不禁起了恻隐之心,王皇后抓住机会,恳求李治念在昔日夫妻一场的份上,让她们能够再见天日,即使为奴为婢,也心甘情愿。李治来了句:“朕立刻就会处置。”此事为武后知悉,大为震怒,炮制出惨绝人寰的人彘惨案,将二妃杖打、断肢、酒泡,死后再斩首。不过她自己也被萧淑妃临时前的诅咒吓得不轻,终身不敢养猫。

新唐书的描述和通鉴差不多,只是少了死后斩首这个环节,但多了断肢之后将手足反接这一项:

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酿甕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死,殊其尸。初,诏旨到,后再拜曰:「陛下万年!昭仪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骂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后为猫,使武氏为鼠,吾当扼其喉以报。」后闻,诏六宫毋畜猫。

旧唐书记述比较简略,但过程相似,只是认为数日而亡不是斩首,而是缢杀,即绞死:

永徽六年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萧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妪骨醉!」数日而卒。

对于这次事件,市面上流行的说法是武后自立后以来,颇有些得意忘形,露出本相,对高宗不再象以往那么谦恭体贴,让李治重新感念起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温柔可人,所以旧情重燃。要么就是武后尝到了干预朝政的甜头,欲罢不能,整天忙于朝政,冷落了李治这个家庭妇男,寂寞难耐之下跑去偷腥,最后当然是在母老虎的一声怒吼下吓得连忙把爪子缩回来,想偷抓的坛坛罐罐反而摔了个粉碎,前面半截象极《苹果日报》的本港新闻,后面半截则似足副刊中登载的灵异故事^_^

其实,算来武氏于十一月被立为皇后,处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就是年底的事,通鉴列为十一月事,那么也就是距武氏立后尚不足一个月,皇后位置都没有暖热,易太子、铲除老臣等要紧事情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她怎么敢得罪李治?此外,长孙无忌以权倾朝野的国舅之尊,稀里糊涂地败在这个小女子的手上,也就是没有把李治监管好,不曾察觉到皇帝已和自己渐行渐远,前车之鉴,她又怎能不惕然心惊呢?何况长孙无忌有掌政垂三十年的雄厚资本,而李治却是她的唯一靠山,哪有这么快便得罪米饭班主之理?事实上,武后这一生,从来不曾远离李治半步,宁肯放任太子监国势力逐渐坐大,自己随着李治全国各地到处游山玩水,寸步不离地做足跟得太太。只因唯有掌握了皇帝才能拥有一切,孰轻孰重,她是分得很清的。在她的严密监控之下,李治再怎么偷鸡摸狗,也只能勾搭一下武后的姐姐、侄女之类的,虽说仍然让人心中不舒服,至少不会带来政治上的威胁。要说她会因为勤于政事而冷落李治,简直是笑话,如果有可能,她恨不得能把李治打包装箱,塞到手袋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免得有人横插一脚,不过就算是这样,李治大概也会拉开提包拉链,向外东张西望的^_^ 毕竟,这不是为了一个男人争风吃醋的问题,皇帝即是权力之源,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个道理。然而,现在李治去探望的并不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按:韩国夫人尚在武氏为昭仪的时候便跟李治打得火热,武后碍于是自己的姐姐,且不构成政治威胁,故一直容忍,前文已有所述),而是她的敌人刚刚被打倒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仅仅据她荣升皇后不足一月就出现了这种事,怎么不让她既惊且怒呢!

(本节未完待续)

To 平子1954:平子兄好,很高兴看见自己欣赏的写手在这里出现呀^_^

to 委座:嵩山封禅是大事,一定会提到的。

ps.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好文当顶^^就是不敢多发言,怕文字太多了影响坑友们阅读萧让女士的正文^^

严重好文,支持!

另:萧让MM,我给你寄的书收到没有啊,我都寄了快三个月啦。

更多好贴,尽在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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