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院面对我的错案是推拖敷衍、搪塞忽悠，至今“不被受理”! [14楼]

七、我曾经向中纪委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可惜没有回声

1992年11月18日，我向北京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先生发出了一封长达八千余字的控告申诉信，向中纪委反映了硚口区当局对我制造的错案和拒不纠错的情况。现就其中提到的两个“不如”摘抄如下：

“硚口区看守所内的人权问题。”

“1986年7月14日，我被关进了硚口公安分局看守所第20监号内，时值武汉的炎热盛夏，这间十多平方的小监号，竟然关了十五、六人（滥抓捕造成人满为患），而房内的水池和便池占了近2平方。晚上睡在地板上连腿都伸不直，挤得浑身冒汗（人们称之为烤锅贴）也只好忍受着。十几人吃喝拉撒都在这个小监号内，而且每天还要在房内做工：清晨将两块门板、几个大筐子、一桶浆糊等弄进来，每人每天要粘一千多个火柴盒，到下午五点钟将这些东西弄出去。洗的衣物只能挂在室内的墙壁和窗户上阴干，大多数人身上都长了疮，室内气味难闻，卫生条件之差是可想而知的。最让人忍受不了的是，这间小天地完全由牢霸统治着，牢霸手下有几名打手，他们这些20岁上下的年轻人，多是几进宫的流氓斗殴、盗抢等的刑事犯，监号中其他的人，特别是新关进去的人，都成了他们任意凌辱和毒打的奴隶。（不堪忍受法西斯专政，生不如死自杀身亡者有之。）我也未逃脱被毒打的厄运。遭受几次毒打后，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严重的内伤得不到及时的治疗，长期又见不到阳光，饿肚子营养不良，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不久就染上了肺结核病。

1987年1月15日上午，在硚口看守所第20监号内，我正在做工，终因支持不住而突然大吐血，昏死倒在地板上，被及时送入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被提前释放，以后只好在家养病。……每当因伤病折磨得我彻夜难眠之时，我就想起了那半年被关押的经历。我也想到了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残酷，但那个看守所里不曾有‘犯人整犯人’’的镜头，而且一个星期还有几次放风的机会，可以出来见阳光、晒衣物。四十年后的硚口看守所，是没有放风这种待遇的。”

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得出的第一个“不如”：共产党的看守所还不如国民党的看守所！

我的亲身经历的第二个“不如”摘抄如下：

“我的多次申诉都由上级机关推诿到了原办案单位，可想而知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清朝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人家向上逐级申诉，是由上级逐一受理重新进行再审，最后竟由中央朝廷（刑部）直接受理审案，几经挫折终于平反昭雪。由此可知，从我的错案得不到纠正这一案例来看，白皮书（指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中的所谓被告人有上诉权和申诉权只不过是虚有其词罢了，连清朝廷的刑律都不如！”

我向中纪委发出的这封控申信，尉健行先生未作出什么批示，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说有这样 。当时的中纪委控告申诉室将我的控申信转到了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1993年1月5日原件退还给了我，不了了之。

当年我也同时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寄发了同样内容的控申信，也是没有下文。虽然没有什么回声和反应，倒也相安无事。我的这些措词严厉的抨击当局的“反动”言论，如果是在70年代或者稍前，必定会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或“现行反革命”，可见现今社会的民主法制还是大有进步。人民要民主，国家要法治，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历史进入到了21世纪，当局的换届已有好几次了，我的申诉仍然没有什么成效。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了吴官正同志，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物，于是我在2007年1月25日向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写了一封十几页的申诉信，全面地陈述了我的错案过程。我在信中说：“吴官正同志七十年代在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工作，我那时由部队退伍后也在葛店化工厂当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之机我上了四年大学，毕业后分到硚口区政府工作，那时吴官正同志已是武汉市长；市长任期内深受武汉人民爱戴，现在离开武汉也有20多年了，依然还十分关注武汉的改革发展及社会民意的状况。我作为以往吴市长的下级和一个市民，非常盼望吴官正同志在中纪委的现任期内过问一下我的申诉案。”十七大后，吴官正同志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岗位，我给他的申诉信至今也是没有任何着落。

八、路漫漫，其修远兮，我的申诉还将继续下去

20多年来，我不断地向区级以上司法机关申诉，其中也包括向武汉市及湖北省等的信访局、人大内务司法委，以至于直接向省市委主要负责人投诉，都被置之不理，音讯全无。媒体上宣扬的泰州市信访局的张云泉帮申诉人到江苏省高院打赢官司的事迹令人感动。英模的精神感动中国，也感动世界，电视画面上好多善良的人们都是泪流满面。但感动归感动，现实还是现实。时势造英雄，英雄不创造历史，英雄毕竟是极少数。一些部门和“公朴”们的麻木不仁、推诿和不作为却令人感到失望和无奈，以人为本背后的人心的淡莫使法律显得苍白无力！

2006年3月15日，我再次（第一次是1988年9月3日）向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处发了申诉书，该院仍然是将申诉书转到了硚口区检察院。硚口区检察院控申科这一次作了认真负责的审查，但他们仍旧不肯立案。他们于2006年5月26日拟定了（2006）硚检控申002号《刑事申诉不立案复查通知书》，也只是写了几句官话套话敷衍应付了事。这份“通知”他们并没有及时告之于我。事隔8个月后，于2007年1月6日，在硚口区检察院此“通知”才由黄朝炯检察官交给我。他们对我的几条申诉理由未能作出任何实质性的反驳和解释。明明是适用法律错误，他们却硬要昧着良心讲是“运用法律正确”！当然他们没敢说我“申诉无理，要进一步认识自己的罪行”之类的话，比起硚口区法院1988年的那个“复查通知”来看，倒也大进了一步！我的这一错案原本就是在硚口区纪委的掌控下炮制形成的，指望硚口区法院、检察院纠正自己定的错案是很不现实的，他们不能得罪他们的顶头上司—硚口区委，平反纠错势必会给某些部门脸上抹黑而蒙羞，他们有很多的顾虑，感到有些为难，也许他们在等待有朝一日“皇帝”大赦天下的那一天的到来才肯顺应潮流平反一些冤假错案！

既然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不愿受理我的申诉，而硚口区检察院又不肯立案复查，于是我在2007年11月20日和2008年7月23日两度再次（第一次是1989年4月6日）向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处发了书面申诉书。《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我请求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能直接受理我的申诉，立案复查，提起再审，对这一个跨世纪的久拖不决的难点申诉案能尽快有一个公正的了断。可是一年多过去了，仍然是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答复。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和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作为硚口区法院的“上级人民检察院”，长期以来多次拒不受理我的申诉也是没有任何一点道理的，眼睁睁地看着硚口区法院(86)硚法刑一字第200号的错误判决存在了20多年，他们的推诿和不作为却没有受到任何人的一丁点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