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院面对我的错案是推拖敷衍、搪塞忽悠，至今“不被受理”! [2楼]

《2》我的申诉理由

一、 小金库的账单根本就不属于证件之类的东西

我被放出来之后，就开始着手申诉活动。我的申诉理由首要一条，认为“毁证件罪”定性不准，小金库的账单根本就不是什么证件。销毁的东西不是证件，犯罪对象不确定，你何以能定个“毁灭证件罪”？我查阅了大量的法律书籍中有关“证件”的解释，并没有发现有明确的规定会计账单是属于证件之类。其中最具权威的是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它的2004年第2版第389面作出了这样的解释：“‘证件'是指国家机关制作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或者有关事实的凭证，主要包括证件、证书。”小金库用以记账的本子和报销的白纸条、单据等不属于国家机关制作颁发的，是很随意的东西，它与户口、身份证之类相隔很远。小金库的账单可以被认为是属于会计凭证，但它绝对不可以被认为是“证件”。

硚口区法院是以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第167条作为判罪的依据。当时的刑法是我国的第一部刑法，文字很简练，第167条中没有明文规定小金库的账单是属于证件。硚口区法院按照刑法中规定的类推法：第一步类推小金库账单等同于财务部门正规的会计凭证；第二步把会计凭证类推等同于证件；第三步就得出结论：小金库的账单就等于是“证件”。进而认定销毁了小金库的账单就是犯了“毁灭证件罪”。硚口区法院事实上采用了类推法，但他们却并没有按刑法第79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因此，硚口区法院仅以刑法第167条给我们定的“毁灭证件罪”，定性不准，适用法律错误；“毁灭证件罪”和后来新增的“销毁会计资料罪”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罪名，他们指鹿为马，张冠李戴，无罪判成了有罪，是一起早就应该纠正的错案。

比如说，从前有个农民在自家的苞谷地里打死一只猴子，有人就类推猴子与人可能有共同的祖先，就判农民犯有杀人罪，这就是很不妥当，因为犯罪对象搞错了。你若判农民犯有“捕杀珍希濒危动物罪”那还说得过去，不过这也是后来才新增的罪名，但刑法不溯及既往。就拿我们那个单位来说吧，它有三种资料：一是国家机关制作颁发的税务登记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等，二是财务部门经管的会计资料，三是行管部门经管的小金库账单。销毁第一种证件之类可能会触犯刑法，销毁第二种不触犯刑法，销毁第三种更不是触犯刑法的行为。如果你类推小金库的账单是属于证件之类，那么由此类推，任何一张有文字数字的纸块都可以被视作是证件，遍地都是，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丢弃撕毁纸块的行为，你能都判作“毁灭证件罪”吗？

二、当年的“会计法”认定我们没有犯罪

1985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26条：“单位行政领导人、会计人员和其他人员伪造、变造、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的两层意思讲得很明确：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是违法的，但不是犯罪，应给予行政处分；而利用这一手段实施了刑法规定的犯罪（例如贪污、偸税等），则为情节严重，应追究刑事责任。硚口区检察院（86）硚检四字第26号起诉书对于被告人犯有毁灭证件罪的指控，对象不符，缺乏法律依据，混淆了违反财经制度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因此从当时的会计法来看，销毁了小金库的账单根本就不是什么犯罪行为，充其量受到行政处分而已。

1987年2月24日和1988年1月5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武汉市的"长江日报"在它的头版的左下方，先后刊登了硚口区和江岸区的小金库的两条小新闻。硚口区是集体所有制小企业，江岸区是政府部门，而对武汉市汉口两个城区小金库的当事人的处理来看，其结果是天埌之别：硚口区动用司法机关对当事人批捕、起诉、判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等；江岸区则是“通报批评”和“对此事分别作了处理”。硚口区的法律天平明显失衡，整人整得太过分了；江岸区的处理则符合党纪国法的要求。人治和法治，硚口和江岸犹如两重天。

三、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修订后的刑法，对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的行为没有规定为是犯罪

“刑法释义”第178面解释：“当时主要是考虑，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财务会计报告不是犯罪的目的，一般是行为人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后，掩盖犯罪事实、毁灭犯罪证据的行为，或是进行某种犯罪的手段”。这一解释明确告诉我们，1997年前后那段历史时期内，销毁会计资料的这种举动不是犯罪行为。

从1999年12月25日起，我国的刑法确定了第162条之一的新增的犯罪名，把销毁会计资料作为是一种罪名明文规定下来，但该条中也并没有把小金库的账单明文列入为犯罪客体之中，因为它不是“依法应当保存”的正规的会计资料。由此可知，按罪刑法定的原则，即使是在1999年以后发生的销毁小金库账单的行为，也不一定就会被认定是犯了罪。然而，早在1986年，硚口区法院就把销毁小金库账单的行为定为是犯了“毁灭证件罪”，那不是太离谱，太超前，太荒唐了吗？

四、“有关部门”查封、搜查我的办公室是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

我们的这一案子硚口区检察院分别于1986年5月10日和7月10日立案。在检察院立案前的4月3日，硚口区纪委和区工业局对它的一个下属企业单位的办公室实施查封和搜查是一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时文革已结束了10年，国家已走上了法制的轨道，制定了宪法在内的多个法规，反复强调要尊重要人权，不能乱查乱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来，纪委的工作也是有章可循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试行）》第三十四条：“（二）不准使用拘留、传唤、搜查、侦查、跟踪等司法手段”。

《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若干规定（试行）》中也有明确的章法：“收集证据必须二人以上”“对可作为书证的私人日记、信件等原始材料的收集只能采取动员的办法，不得强行收集。涉及个人阴私的有关党组织应为其保密。”“纪检部门不能动用法律手段直接收集证据。”

党纪国法是尊重人权的，保护个人的隐私权，绝不容许象“文革”那样无法无天乱查乱搜瞎整人。是谁有那么大的权力批准你“有关部门”对我的办公室强行查封和搜查？你有什么权力限制我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内？我从另外的通道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内取自己的东西是盗窃吗？如果是盗窃，你为什么不按刑法第167条给我定个“盗窃证件罪”呢？“有关部门”非法查封手段在先，才导致了我们“翻墙入室”的犯上行为在后，犯上不等于犯法，更不是什么犯罪！硚口区法院以所谓“翻墙入室，尤其严重”为由，对我们定罪判刑是站不住脚的。我们清理一下小金库和私人日记本等物，是为了应对上级的检查，也是为了维护个人的隐私权不受侵犯，于情于理于法都是正常的和正当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情节严重的犯罪。真正违法乱纪的是硚口区纪委的有关人员，按当时刑法第144条规定的非法搜查的罪名，他们是可以对号入座的。硚口区法院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分不清罪与非罪，弄不明此罪与彼罪，犯了罪的没有追究，不构成犯罪的却硬要冠以“毁灭证件”的莫须有的罪名。官官相护，请问当局的公平公正在哪里？正义又在何方？